两德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3 18:14:08
两德范文篇1
人的道德品质是在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完成的，青少年学生是成长中的个体，可塑性很强，教师无论是道德上还是知识上对于青少年都具有启蒙作用。虽然人类终身都受教育，但不可否认，一个人青少年阶段受到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作为教师必须切实认识到师德的启蒙意义，以高尚的品德给学生指引正确的人生道路。
教师的道德具有示范作用。我们常讲“教育无小事，事事是教育”，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都有重要的道德影响力。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不仅仅讲授道德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以自己高尚的人格为学生提供一种道德的楷模，从而起到道德的示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热爱学生就是热爱教育事业。教育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活动，其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学生内因的作用，是教育取得成果的关键。师爱正是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动力。“疼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而热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因为教师对学生的爱，“在性质上是一种只讲付出不计回报的、无私的、广泛的且没有血缘关系的爱，在原则上是一种严慈相济的爱，是神圣的爱。这种爱是教师教育学生的感情基础，学生一旦体会到这种感情，就会‘亲其师’，从而‘信其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实现了其根本功能。”
师爱犹如春雨，不论滋润什么样性格的学生的心田，都会产生巨大的效应——使学生看到自身的价值，产生向上的力量，进而自励进取。正因为如此，学生渴望爱的抚育，有时甚至超过对知识的追求。学生得到教师的爱，自然而然地会激发出对教师的爱，反馈回去，形成爱的双向交流。心理学家称之为“动情效应”。这种效应会产生良好的后果，学生的表现是自觉尊重教师的劳动，十分愿意接近老师，希望与教师合作，把教师看成是父母亲般的亲人。他们愿意向老师反映内心世界，袒露自己的思想，真诚倾诉心里的秘密。关于这方面，相信老师们都有切身的体会。
师爱是师德的灵魂，是教师职业道德的核心和精髓。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不仅能够提高教育质量，也会促进学生成材，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人格形成、职业选择和人生道路的转变；是教师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的有效保证，是教育方针的基本要求，是教师爱岗敬业、热爱学生的体现，是教师教学中出自崇高的目的，充满科学精神，普遍、持久而又深厚的教育之爱。我们每个教师出于赖以为职业的爱，更因为我们肩付着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肩负着振兴中华的重任；是一种最理智的爱。理智在于，教师接触的学生及家长为数众多，芸芸众生，情况各异，必须区别对待；又在于学生的年龄有低、中、高之分，人格与智力有好、中、差之别，而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有情绪好坏、逆顺境之异。因此，教师必须具有超人的理智，做到对好学生不溺爱，对差学生不操之过急，而能循循善诱。师爱的理智，还表现在对学生严格要求上。爱而不严，不是真正的爱。师爱有别于母爱，正是在于它突破了溺爱的圈子，严格要求和精心施教有机地结合。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借新春之际，让我们共同以蓬勃的朝气，昂扬的锐气和浩然的正气去开拓龙津中学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两德范文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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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道德具有示范作用。我们常讲“教育无小事，事事是教育”，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都有重要的道德影响力。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不仅仅讲授道德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以自己高尚的人格为学生提供一种道德的楷模，从而起到道德的示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热爱学生就是热爱教育事业。教育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活动，其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学生内因的作用，是教育取得成果的关键。师爱正是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动力。“疼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而热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因为教师对学生的爱，“在性质上是一种只讲付出不计回报的、无私的、广泛的且没有血缘关系的爱，在原则上是一种严慈相济的爱，是神圣的爱。这种爱是教师教育学生的感情基础，学生一旦体会到这种感情，就会‘亲其师’，从而‘信其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实现了其根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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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德范文篇3
人的道德品质是在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完成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青少年学生是成长中的个体，可塑性很强，教师无论是道德上还是知识上对于青少年都具有启蒙作用。虽然人类终身都受教育，但不可否认，一个人青少年阶段受到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作为教师必须切实认识到师德的启蒙意义，以高尚的品德给学生指引正确的人生道路。
教师的道德具有示范作用。我们常讲“教育无小事，事事是教育”，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都有重要的道德影响力。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不仅仅讲授道德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以自己高尚的人格为学生提供一种道德的楷模，从而起到道德的示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热爱学生就是热爱教育事业。教育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活动，其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学生内因的作用，是教育取得成果的关键。师爱正是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动力。“疼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而热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因为教师对学生的爱，“在性质上是一种只讲付出不计回报的、无私的、广泛的且没有血缘关系的爱，在原则上是一种严慈相济的爱，是神圣的爱。这种爱是教师教育学生的感情基础，学生一旦体会到这种感情，就会‘亲其师’，从而‘信其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实现了其根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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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德范文篇4
1．地理环境资源的差异
资源分布在东西两德之间存在着差异。东德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心位置，国土面积仅为西德的1/3，境内自然资源贫乏，"全德出铁量仅占1.3%，煤占2%，钢占7%"。（3）相对而言，"全德78%的矿山、84%的冶金铸造产品出自西部地区"。（4）由于地理形势的影响和相对缺乏工业原料，造成东德强烈依赖于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一旦与东西方的经济联系被切断，其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必然会受到影响。而事实是，东德作为苏联的卫星国，不仅拒绝了欧洲复兴计划的援助，而且不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互相协调一致，也不能参加整个欧洲经济整顿和重建传统贸易关系的工作。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虽有效地阻止了劳动力的外流，却也隔绝了与西方的联系。这对东德的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消极、长远的。
从历史发展看，东西部一直存在着工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方面的差距。紧邻法国的西部地区是工业发展最早，也最为先进的地区。二战前德国的重工业、原材料工业大多集中在西部?quot;1936年德国西部地区在全国整个工业产值中占61%，其中，原料和基础材料生产占66%，基础设备生产占61%"。（5）东部则寥寥无几。战后西德又承袭了战前德国的绝大部分工业设施，"德国分裂后，英、美、法占领区的工业产值占1944年的63%，而基础材料占63%，消费品工业占60%"。（6）包括鲁尔和萨尔两大工业区。相比较，西德拥有的原有工业基础雄厚，使经济的重建置于高水平起点上。
2．人力资源的差异
战后的西德满目疮痍，然而德国一贯重视教育而培养出来的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却没有因战争而耗尽，这些人才成为战后西德复兴必不可少的"非物质资本"。为迅速恢复经济，西德企业极重视将受到专业培训的人才安排到工业领导岗位上，而且银行也以专家担任业务领导作为进行贷款的先决条件。各种人才进入企业后，给各企业带来了革新和诸种专业知识，使资本能适应技术进步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并已此推动企业的发展。因此历届西德政府均着眼于科技投资和发展教育。
而东德，从建国之初，就不断有公民往西边跑，这多半与不习惯、不认同新的社会制度、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生活方式有关，加上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促使一些有产者的逃亡。另外，也与西方的渗透、影响、诱惑和"放血政策"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由于人民不满足于东德的现状，而向往西德的消费文化水平。因此，到1961年柏林墙建立之前从东德跑到西德的总人数有260万之多。大量人口的涌入，使西德劳动力资源特别丰富，并改善了劳动力分布不均的状况，提高了竞争能力，最重要的是许多具有专业知识及管理人才的难民涌入和参加重建。"例如，1954-1961年，从东德前往西德居民中，约有6000名医生和药剂师，8000名司法人员，750名教授，34000名教师和工程师。"（7）实际上，东德以巨大的代价为西德培养了建设人才，使西德减少了对生产"人力"所需的投资，也解决了短期内无法培养出来的人才问题。这使本来就劳动力奇缺的东德元气大伤。为了赶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东德不断扩大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从西德进口尖端技术。这就需要设法换取硬通货，从而导致了经济上依赖资本主义世界。
二、战胜国对战争结局的处置
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美、英法四个占领国为彻底摧毁德国战争潜力而对德国实行"非工业化政策"。通过拆迁德国工业设备作为对盟国的战争赔偿，将德国经济改造成农业经济。然而，西方盟国很快意识到"一个强大的欧洲，一个虚弱的德国"这一原则在经济上是错误的，并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的时期内，德国在欧洲市场上的强大地位并不是体现于它对欧洲经济的主宰，而是反映欧洲各国之间紧密的经济关系，对许多国家来说，德国在正常的年代里，既是最重要的供货国家，也是最重要的接受货国?quot;。（8）"人为的遏制德国的工业将非常有害于欧洲复兴计划。"（9）随着冷战的加剧，西方盟国也感到需要一个强大的西德作为盟友。因此1947年8月美英两国制定了"修正的工业计划"，"允许两国占领区的工业能力达到1938年的70%~75%"。1948年5月，又停止向苏联提供了拆迁的西德工厂设备。到1948年时，西德的设备资产总额仍以超过1936年水平的11%左右。这是西德得以迅速重建的物质基础。
反观东德，在盟国制订索取赔偿计划之前，苏联就开始拆迁了1200家工厂。"至1948年初为止，总计拆除了1900家工厂，其中1700家完整的工厂。由于拆迁和战争影响而造成的损失，使生产能力下降了40%"（10）除工业外，受拆迁之害最深的是交通业，几乎所有的复线铁路均拆除一条线路，"以致于铁路网点总计减少了135000公里"。（11）苏战区的经济损失惨重。而且，工业设备尤其是精密机械在拆迁过程中损失严重，到苏联重新组装后，往往难以达到原有的生产水平。从1946年6月起，苏联政府开始采用将赔偿企业就地收归苏联所有的办法，213家较大的工厂改组成苏联的股份公司，这些企业约占苏战区工业生产能力的1/3。此外，苏联还要求无偿使用德国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战俘。"据个别估计，苏联占领当局在1945年-1953年拆除和取走产品的总价值为300亿美元，事实上的赔偿额为苏联原来要求的三倍。"（12）这就影响了东德经济重建的物质条件。
三、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
首先，从国外援助看，考虑到东西方的对抗和西德的战略位置，西方盟国认为要想抵制苏联，必须有一个经济强大的西德作为盟国。而战后初期，西德经济复兴面临巨大困难，需要外援来加强经济的"造血功能"。当时西德所受外援主要来自西方盟国占领区政府的救济金拨款和马歇尔计划。它对西德来说尤如雪中送炭。通过马歇尔计划，西部免费得到了新设备、原材料和食品。同时，马歇尔计划还通过设立"马克对等基金"来扩大其能量，即把马歇尔计划援助款项进口的原料和货物，出售给西德消费者，所得款项再由国家通过重建银行，供给紧张部门用于投资。到1956年，西德利用这笔基金进行的投资达100亿马克，几乎遍及一切经济部门，从而大大缓解了资金缺乏的状况，有力改善支付平衡。东德则受苏联的影响，视马歇尔计划为美国资本主义统治扩张到全欧洲的一项战略，而把这一援助拒之门外，这就缺乏恢复和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支援?quot;有人估计，联邦德国由于从1949年参加马歇尔计划，人均获得140马克的补助，而民主德国由于赔款，人均负债2500马克"。（13）
其次，朝鲜战争的爆发给西德经济重建带来了特殊机遇。1950年，由于生产军需物品的需要，西方盟国取消或削弱了对西德某些工业部门，如造船、钢铁等生产的限制，西德工业生产及其对外贸易因此大受刺激。据统计，1950年第四季度工业生产水平比1949年同期增长了1/3，就业人数从1360万增至1420万。1951年下半年外贸第一次出现顺差，半年的出口额几乎可以平衡全年的进口额。这就使西德迅速积累资本，扩大市场占有额，为经济起飞作好准备。
四、两德的经济模式差异
1．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在总结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和纳粹时期的专制主义这两个极端的失败教训后，德国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其基本观点是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保证这种制度的执行，并采取措施缓和竞争引起的社会矛盾，防止产生专制、国家计划化、经济管制以及卡特尔化所带来的私人垄断。经过民众的多数投票，西德选择了这条发展经济的特殊途径。但战后经济崩溃、通货膨胀、黑市猖獗，又盛行"卷烟经济",在这些条件下是不能推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必须采取一些有力措施来为实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创造条件。
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币制改革。在占领当局的主持和准备之下，1948年6月19日正式宣布实行货币改革，6月20日兑换货币，6月21日起帝国马克正式作废，德国马克开始生效，并规定：每个西占区居民可用60帝国马克兑换到40德国马克，到8月份可再得到20德国马克，每个企业职工可以得到60德国马克；工资、薪金、养老金、房租等以1:1的比例进行调换。新币发行后，最初几周就把100亿德国马克中的61亿兑换出去了，一下子把价值数千亿帝国马克的证券、储蓄金、银行往来帐、抵押金、各种债券、股票一笔勾销了。这使德国看起来似乎一贫如洗，实际上这次货币改革对几近瘫痪的社会经济动了一次大手术，是使经济走向复兴的第一步。虽然又出现了抢购物品的现象，但随着商品的不断增加，人们收入的稳定，抢购现象逐渐消失，物质生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人的精神开始重新振奋。
但是，如果单有货币改革而没有相应的措施紧紧跟上，效果也不会这么显著。货币改革后，是放弃经济管制还是继续进行经济管制，需要迅速作出决策。占领当局认为取消对经济的管制，有可能危及新货币，因为放开控制必然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只有在新货币运行一段时间，形势较稳定时，放开控制才是可取的。但当时任西占区经济管理局局长的艾哈德则坚持迅速、彻底地放开控制。他认为，多年来的黑市腐蚀了企业主、消费者、政府官员，实际上已难以对经济进行有效的控制，只有最大可能的使市场自由化，减少经济管制，使价格自由波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整个国家的生产能量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从纳粹党实行的统制经济，到战后占领当局实行的配给制和价格管制，都是背在德国身上的经济包袱，对未来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如果不能抛弃它，经济复兴的可能微乎其微。事实证明艾哈德的大胆措施是行之有效的。从1948年7月开始，相继废除了90%的价格规定，大部分的日常必需品可以自由购买。取消配给制和价格管制后，食品和消费价格开始上涨，鸡蛋在一个月内涨了两倍，其他商品开始出现短缺。但艾哈德认为，降低物价、防止通货膨胀的有效办法不是恢复控制，而是刺激生产，提供更多的商品。他采取降低进口关税，吸引外国商品进入德国市场，以促使国内企业在竞争中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接着，他又为国内制造商提供生产皮鞋、服装所需的原料，鼓励他们增加生产，供给市场。到1950年中期，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从冬季的最高峰降下来。与货币改革，放开控制同时采取的第三项措施是减免税收，刺激投资和生产。艾哈德坚信：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刺激，它是一股动力，能推动经济发展。因此，他?quot;免税图自强"为口号，颁布以减税为标志的新税法，重点降低所得税和财产税税率。由于盟国管制委员会接管德国时，实行了一项严厉的新所得税计划，税率很高，所以，降低税率会使德国居民、工商业者有更多的钱用于消费、储蓄、投资。对于能促进和加强经济的工商业建设项目，政府将不征收存款税和利润收益税，还可以用投资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国家则通过贷款和补贴援助私人投资。这些税收优惠条件刺激了企业家们将利润源源不断地循环投入生产过程。而加速折旧和建立免于征税的折旧基金，也促进了企业自筹资金进行投资。大规模资本积累和固定资本投资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条件。以建筑业为例，由于战争的损坏和难民的涌入，造成住房奇缺，国家为鼓励私人建房，规定一切用于建房的投资都免税，还鼓励工人把储蓄存入住房银行，这部分存款不仅可以免缴所得税，还可以得到少许利息，这就大大加快了住房建设。
在实施上述几项措施的过程中，并非是一帆风顺，而是常常风潮迭起。阿登纳的后任者勃兰特、施密特以及科尔均继续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保持了经济持续增长，为两德统一提供了坚定的基础。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一致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保持了国家政策的稳定性、明确性和一贯性，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这在当代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制度史上是少有的现象。
2．民主德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战后，由德国共产党和社会强制合并建立的统一社会党在实践的经济政策方面没有经验，它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以苏联为样板，建立了计划体制，即由中央进行全面干预经济。首先建立起一整套各级计划机构，其最高领导为计划部。1950年11月改名为"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其职责是统一计划和指导经济，进行生产和分配。由统一社会党提出符合莫斯科路线的任务，通过计划委员会制定计划，提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宏观经济比例，用数字确切说明发展过程，再由各个生产单位严格完成计划。但问题是，计划越是由中央干预，干预越具体，制定计划的过程就越长，结果计划执行时，计划数据已失去了它的实际效益了。由于各部门和各地方发挥的作用不同，若不互相协调各自的计划，就容易造成物资不平衡。最矛盾的莫过于最基层的计划机构，为了完成确定的计划指标，其采取的部分措施是破坏中央计划机构的意图的。工厂领导往往只求完成计划而不计后果，即使设备负荷过重，或者不能充分维修机器设备也在所不惜，并尽量避免采用新工艺，开发新产品，因为这可能威胁计划的完成。他们不象市场经济，有着销售利益，或面对迫切需要更新更好的产品销售部门而进行革新。生产厂家只关心数量而牺牲质量，更忽视产品的服务。这导致了设备利用率低，库存积压，生产成本特别高。自从50年代中期以来，迅猛增加的库存，特别是由于一味追求高产而造成的商品积压，更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在国民经济总的估算方面的经济失误。最大的缺点是造成劳动力浪费，这对于就业人口增长停滞的国家经济是难以承受的。这种失算也反映了苏联类型的计划和管理体制结构庞大，极为不灵活。
为了改善不平衡的经济结构，推进重工业基础建设，从1951年到1955年东德建立起基础原料工业工厂以及生产资料工业工厂，投资大量资金，兴建起远洋舰队，并开采本国褐煤矿，以提高电力生产。相对而言，农业、消费品工业、住宅建设、交通设施及设备的现代化方面投入的资金较少。这一投资政策不仅反映了东德优先发展重工业，也表面它以严格的斯大林主义为根据，建设和扩大一切工业部门。这对一个工业化了的国家可能是正确的，但对一个发展中的国民经济而言，则意味着很大程度上拒绝专业化、工业大规模生产以及背离国际分工。由此造成的增长率下降，进一步扩大了原来接受苏联做法(农业集体化、干预生产的计划、强制劳动)而带来的损失以及缺点。因为在缺乏有效的物质刺激，特别是不能满足消费者物质需要的前提下，要想保证达到所期望的劳动生产率，就只能推行斯大林主义对劳动和工作量的监督体制。但强加的监督体制加上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而引起的普遍不满，导致了1953年6月17日柏林和其他较大城市工业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
1956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则强调用最新技术改造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以确保技术革新。并对工农业产量、劳动生产率提出了具体指标。由于一些东欧国家出现了人民反对政府的现象，1958年东德效仿苏联对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体制进行改组，把日常领导的重心从部门转移到地方，这次改组虽然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但由于仓促行事，出现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没有能触动高度集中管理体制本身，因而未能解决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不高的弊端，以及调动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东德工业生产率仍在增长。1956年为7。4%。1957年为11。1%，1958年为12。4%。(14)受这些统计数据的鼓励。1958年7月，统一社会党"五大"提出了到1961年在人均占有重要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联邦德国的口号。1959年11月政府宣布停止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另行实施赶超联邦德国的1959年-1965年"七年计划"，预定在计划实行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为每年7%。以此来响应苏联的"赶超美国"的口号，从时间上和苏联的第一个七年计划协调一致。然而，实际情况同预期相反，由于主客观原因，东德国民经济从1959年后持续下降"1959年国民收入增长率约为11%，1960年降为6%，1961年为4%，1962年为2%"。(15)1962年夏，东德政府被迫放弃七年计划。这正是苏联老大哥乱指挥和民主德国盲目跟从的后果。
在1961年，柏林墙建成后，东德领导人意识到：中央全面的计划对一个不发达的国民经济而言是不切实际的。于是，从1963年开始经济改革，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在坚持国家计划的基础上，广泛利用经济杠杆，推行经济核算制，实行工业品价格改革，改革国家投资拨款制，推行以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为主的企业投资制。改革初期经历了一个"红色经济奇迹"，到80年代东德排在世界工业国的第10位。但是指令性经济仍存在着大量突出的矛盾。集中力量发展电子、电气、科学仪器和机器制造等尖端工业，却忽视了动力等基础工业和轻工业，造成国民经济失调，供应品的短缺；谨小慎微的管理政策以及8.75小时的工作日导致工人生产主动性的下降。同时，由于引进了一些市场经济机制，企业自主权扩大，许多企业利用价格等经济杠杆体系不完备，在质量和技术规格上弄虚作假以谋取高额盈利。因而出现了经济的盲目状态和重复生产，特别是财政基金和物资基金的比例失调，原材料、交通和建筑业的发展滞后于加工业的发展，使不平衡现象显著。这些本应通过宏观调控来解决，但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下，1971年5月昂纳克上台后，否定了市场经济机制的措施，停止执行"新经济体制"，重新加强中央集权的体制。到80年代内部管理体制的矛盾又开始尖锐，于是建立了以联合企业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但依旧没有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反而更加集中化了。
总的说来，民主德国的经济是持续稳步增长的，保持了平均4%的较高速度。但是，越到后来，困难越大。1989年的前10个月，增长率已降到2%，而且，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已日益削弱，整个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同联邦德国比较，各个方面的差距都拉大了。到8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的产品已很难打入西方市场。但是，以昂克纳为首的国家领导人还是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只能完善，不能改革。80年代，当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后，东欧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紧随其后进行改革,而民主德国领导人则以强调符合自己特点的建设方法为由，来拒绝模仿苏联，并认为民主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是引人注目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民主德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东德经济上落后于西德的原因之一就是领导人的思想太僵化了，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没有对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革。东德的经济管理体制是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始终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框。即使是"新经济体制"也是以计划经济为主。所以，40年来，东德的经济管理体制只在如何实行计划管理方面作了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进行了某些完善，却没有根本性的变革，整个经济体制还是比较僵化的，对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起着阻碍。对于这点，东德的领导人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于两个德国存在的特殊性，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相结合才是造成战后两德经济发展差异的真正历史原因。但从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自然资源、战争损失程度、赔偿数额及外援支持等方面的外在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逐渐降低的，管理体制所焕发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对经济发展才是最有影响力的。因为是战败国，两德按照东西方大国所期望或能接受的社会模式，分别被纳入东西方对抗与争霸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之中。西德不得不走"西方化"的道路，其制度、国家结构、政策体系都带有美、英、法等国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民主德国也同样走上"苏联模式"的道路。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德国人是没有选择自由的。然而，在这种政治文化模式的运行过程中，对于具体问题，特别是有关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政策设计时，不应该忘记自己的传统性和民族性。显然，西德政府和人民更早地看到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点。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立足点是要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婆婆式管理的计划经济之间找出一条不同与凯恩斯主义的中间道路，也就是设法解决"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矛盾，从而在绝对自由与集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英美的资本主义，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它是适应德国国情，也是成功的。
相反，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在具有的运转不灵、浪费太大、效率较差的弊病已为人们所公认。实际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都证明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行工业化和工业化的初期是有效的，是能动员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以较高速度实现工业化的。但它不能适应科学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质变的需要。不改革僵化的计划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就没有前途。在这一点上，东德领导人昂纳克的思想的确太僵化。民主德国的建设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它并没有满足人民群众在各方面的需求，否则为何稍微放松控制，东德的人民群众就潮涌般向西方奔跑呢？一个失去了人民支持的国家必然会遭到失败。
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就是经济，衡量国力和对世界影响力的真正标准也是经济实力和财力资源。因此，在逐渐完善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单单使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命令左右经济，或听从别国的指挥制定经济政策是不可行的。从长远来说，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是不可避免的，要想保持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强盛，就应该主动融入世界发展的主导趋势，主动创造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机遇。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面临的即是机遇，也是挑战，而首要的任务并不是从数字上赶超发达国家，应该先满足人们温饱、住房等方面的物质需求。因为这种简单，明了的主张比任何意识形态，比任何哲学都更容易赢得人民的支持和依赖，更重要的是要走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
注释：
(1)姚先国，（德）H缪尔德斯：《两德统一中的经济问题》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45页
(2)姚先国，（德）H缪尔德斯：《两德统一中的经济问题》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48页
(3)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422页
(4)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435页
(5)《德国统计手册》慕尼黑1949年版，第273页，转引自肖辉英：《西德50年代经济奇迹探析》《世界历史》1998年第5期，第41页
(6)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1页
(7)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7页
(8)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7页
(9)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6页
(10)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3页
(11)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4页
(12)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5页
(13)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59页
两德范文篇5
大家晚上好！
最近读了一些书，有关道德的书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下面两个故事：“四知”和“慎独”。这两个故事虽然发生在遥远的古代，但是对我们当今的生活和工作还是有非常深刻的借鉴意义。
“四知”讲的东汉名士杨震拒受金的故事。身为命官的杨震调任东莱太守的时候，路过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是他在荆州刺史任内荐举的官员，听得杨震到来，晚上悄悄去拜访，并带重金作为礼物。王密送这样的重礼，一是对杨震过去的举荐之恩表示感谢，二是想请这位老上司以后能够多加关照。杨震受了吗？没有！杨震当场拒绝了这份厚礼。杨震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以为杨震假装客气，便道：幕夜无知者。杨震立即生气了，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十分羞愧，只得带着礼物，狼狈而回。于是，汉杨震拒金的故事成了千古美谈。
“慎独”是儒家创造出来的自我修身方法。笔者最早从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里读到这个词的。他说：“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他也可能最诚恳、坦白和愉快。因为他无私心，在党内没有要隐藏的事情，‘事无不可对人言’，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忧愁。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在这里，刘少奇同志把“慎独”作为共产党员应该具有的一种美德提了出来。读起刘少奇同志当年写的这些话仍然倍感亲切，想来极有教育意义。
为什么今天要说到“四知”与“慎独”呢？因为，从今天我们企业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还大有强调这两个词的必要。知道“四知”，就能在面对诱惑时心存敬畏。当面对诱惑之时，如能记着自己的身份，如能想到自己的组织，我想面对诱惑的人是能够在正邪之间、是非之间做出取舍的。之所以有人铤而走险，是因为他们心存侥幸，总有昌邑县令王密“幕夜无知者”的想法。
牢记“慎独”，就能自觉主动的拒腐防变。诚如少奇同志所言“事无不可对人言”，“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那么我们的干部将会更加得到人民的拥护，我们的党的事业将会更加蒸蒸日上。“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因而，注重员工的思想政治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是反腐倡廉建设的第一道工序。所以，我们要人人慎独，时时慎独。
两德范文篇6
人的道德品质是在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完成的，青少年学生是成长中的个体，可塑性很强，教师无论是道德上还是知识上对于青少年都具有启蒙作用。虽然人类终身都受教育，但不可否认，一个人青少年阶段受到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作为教师必须切实认识到师德的启蒙意义，以高尚的品德给学生指引正确的人生道路。
教师的道德具有示范作用。我们常讲“教育无小事，事事是教育”，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都有重要的道德影响力。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不仅仅讲授道德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以自己高尚的人格为学生提供一种道德的楷模，从而起到道德的示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热爱学生就是热爱教育事业。教育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活动，其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学生内因的作用，是教育取得成果的关键。师爱正是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动力。“疼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而热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因为教师对学生的爱，“在性质上是一种只讲付出不计回报的、无私的、广泛的且没有血缘关系的爱，在原则上是一种严慈相济的爱，是神圣的爱。这种爱是教师教育学生的感情基础，学生一旦体会到这种感情，就会‘亲其师’，从而‘信其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实现了其根本功能。”
师爱犹如春雨，不论滋润什么样性格的学生的心田，都会产生巨大的效应——使学生看到自身的价值，产生向上的力量，进而自励进取。正因为如此，学生渴望爱的抚育，有时甚至超过对知识的追求。学生得到教师的爱，自然而然地会激发出对教师的爱，反馈回去，形成爱的双向交流。心理学家称之为“动情效应”。这种效应会产生良好的后果，学生的表现是自觉尊重教师的劳动，十分愿意接近老师，希望与教师合作，把教师看成是父母亲般的亲人。他们愿意向老师反映内心世界，袒露自己的思想，真诚倾诉心里的秘密。关于这方面，相信老师们都有切身的体会。
两德范文篇7
人的道德品质是在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完成的，青少年学生是成长中的个体，可塑性很强，教师无论是道德上还是知识上对于青少年都具有启蒙作用。虽然人类终身都受教育，但不可否认，一个人青少年阶段受到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作为教师必须切实认识到师德的启蒙意义，以高尚的品德给学生指引正确的人生道路。
教师的道德具有示范作用。我们常讲“教育无小事，事事是教育”，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都有重要的道德影响力。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不仅仅讲授道德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以自己高尚的人格为学生提供一种道德的楷模，从而起到道德的示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热爱学生就是热爱教育事业。教育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活动，其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学生内因的作用，是教育取得成果的关键。师爱正是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动力。“疼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而热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因为教师对学生的爱，“在性质上是一种只讲付出不计回报的、无私的、广泛的且没有血缘关系的爱，在原则上是一种严慈相济的爱，是神圣的爱。这种爱是教师教育学生的感情基础，学生一旦体会到这种感情，就会‘亲其师’，从而‘信其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实现了其根本功能。”
师爱犹如春雨，不论滋润什么样性格的学生的心田，都会产生巨大的效应——使学生看到自身的价值，产生向上的力量，进而自励进取。正因为如此，学生渴望爱的抚育，有时甚至超过对知识的追求。学生得到教师的爱，自然而然地会激发出对教师的爱，反馈回去，形成爱的双向交流。心理学家称之为“动情效应”。这种效应会产生良好的后果，学生的表现是自觉尊重教师的劳动，十分愿意接近老师，希望与教师合作，把教师看成是父母亲般的亲人。他们愿意向老师反映内心世界，袒露自己的思想，真诚倾诉心里的秘密。关于这方面，相信老师们都有切身的体会。
师爱是师德的灵魂，是教师职业道德的核心和精髓。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不仅能够提高教育质量，也会促进学生成材，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人格形成、职业选择和人生道路的转变;是教师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的有效保证，是教育方针的基本要求，是教师爱岗敬业、热爱学生的体现，是教师教学中出自崇高的目的，充满科学精神，普遍、持久而又深厚的教育之爱。我们每个教师出于赖以为职业的爱，更因为我们肩付着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肩负着振兴中华的重任;是一种最理智的爱。理智在于，教师接触的学生及家长为数众多，芸芸众生，情况各异，必须区别对待;又在于学生的年龄有低、中、高之分，人格与智力有好、中、差之别，而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有情绪好坏、逆顺境之异。因此，教师必须具有超人的理智，做到对好学生不溺爱，对差学生不操之过急，而能循循善诱。师爱的理智，还表现在对学生严格要求上。爱而不严，不是真正的爱。师爱有别于母爱，正是在于它突破了溺爱的圈子，严格要求和精心施教有机地结合。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借新春之际，让我们共同以蓬勃的朝气，昂扬的锐气和浩然的正气去开拓龙津中学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两德范文篇8
秋风送爽，瓜果飘香，在这个火红的时节里，我们23名选调生带着一腔热情来到了两位共产主义革命家的故乡——四川仪陇。在这里，让我们对革命老区，对伟大的革命战士及精神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2006年9月7日，在仪陇县委组织部的组织安排下，23名到仪陇工作的选调生参观了纪念园及张思德生平事迹陈列室，进一步加深了对两位革命英雄及其革命精神的认识，并在铜像前庄严的宣誓：“作为一名选调生，我要服务人民，扎根仪陇，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同时，在县委组织部领导及基层干部的带领下，我们看望了生活在农村的贫困户，了解了革命老区群众生活的困难和艰辛；最后参观了新县城建设、两路一桥等重点建设工程，感受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激发建设仪陇的热情。
通过对革命英雄战士生平事迹的学习，让我们进一步深刻的认识了和张思德两位革命英雄及其两种不同的革命精神：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矢志不移的信仰坚定，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光辉的业绩，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同志经历了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几个历史阶段，无私地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与崇敬。同志称赞同志是“人民的光荣”。
两德范文篇9
秋风送爽，瓜果飘香，在这个火红的时节里，我们23名选调生带着一腔热情来到了两位共产主义革命家的故乡——四川仪陇。在这里，让我们对革命老区，对伟大的革命战士及精神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2006年9月7日，在仪陇县委组织部的组织安排下，23名到仪陇工作的选调生参观了纪念园及张思德生平事迹陈列室，进一步加深了对两位革命英雄及其革命精神的认识，并在铜像前庄严的宣誓：“作为一名选调生，我要服务人民，扎根仪陇，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同时，在县委组织部领导及基层干部的带领下，我们看望了生活在农村的贫困户，了解了革命老区群众生活的困难和艰辛；最后参观了新县城建设、两路一桥等重点建设工程，感受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激发建设仪陇的热情。
通过对革命英雄战士生平事迹的学习，让我们进一步深刻的认识了和张思德两位革命英雄及其两种不同的革命精神：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矢志不移的信仰坚定，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光辉的业绩，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同志经历了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几个历史阶段，无私地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与崇敬。同志称赞同志是“人民的光荣”。
两德范文篇10
【摘要题】世界当代史研究
【关键词】昂纳克/民主德国/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正文】
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开始解冻。由于担心两德交往威胁到自身的安全与稳定，统一社会党政府竭力削弱两国在民族、文化以及历史等方面的联系，企图通过德国国家与民族分裂的永久化来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然而，这一政策最终加速了民主德国的消亡。本文主要对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影响进行分析探讨。
一
建国初期，民主德国一度积极争取实现德国的快速统一，但德国的分裂实际上却是进一步扩大。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使东西方以及两德之间的分裂现状被稳定下来，西方国家还视之为德国分裂的最终完成[1](P.198)。此后，民主德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国家地位也不断提高，而且还努力争取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其主权国家地位，以实现在维持分裂现状基础上的两德的和平共处。但是，联邦德国坚决反对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还试图通过扩大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来扩大对民主德国的外交包围。1967年初，独立自主意识较强的罗马尼亚率先和联邦德国建交，东欧其它国家也对和联邦德国发展关系持积极态度。
联邦德国取得在东欧的外交突破后，民主德国迅速采取了拉开两德距离的措施，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初现端倪。如：1967年2月2日，民主德国将“全德问题秘书处”改名为“西德问题秘书处”；2月21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籍法出台；4月，民主德国教会被勒令与联邦德国教会分开举行会议。统一社会党在4月17日到22日召开的“七大”上明确宣布：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统治下的联邦德国与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统一难以想象；民主德国和现在的联邦德国政府建立邦联在目前也是不可能的；联邦德国统治力量阻碍了两德建立正常的关系[2](P.71—74)。
在联邦德国的勃兰特政府实行新东方政策后，民主德国的安全和稳定面临着更大的威胁和挑战。1969年10月28日，社会和自由联合组阁。在政府声明中，勃兰特开始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称呼民主德国，并提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20年后，我们必须阻止德意志民族继续互相分离地生活下去，我们要尝试通过一种正常的并存关系达到一种合作关系。”[3](P.329)但勃兰特认为，俾斯麦统一德国以前，在共同的种族、语言、艺术、习俗基础上，共存共荣的德意志族群意识得以产生。二战后德国的分裂和两个德国的差异，没有改变文化的整体性，共同的文化使两德人民仍维持着强烈的共属感[4](第181,182页)；因而，两个德国互不为外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特殊关系。随着东方集团形势的稳定和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开始积极推动东西方缓和，对联邦德国新政府及其和解政策的态度十分积极。虽然美国担心联邦德国的东方政策会脱离控制，但为了避免难以应付的苏联的挑战在欧洲出现，又因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它也欢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在这种形势下，东西方缓和在欧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由于无法抵挡东西方缓和趋势及苏联的压力，民主德国不得不参与了缓和进程，然而在谈判条件、谈判内容以及谈判方式上又不断设置障碍。在苏联东欧盟国倾向于与勃兰特政府进行无条件谈判后，乌布利希及统一社会党政府决定依靠自身力量来维护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1970年12月，统一社会党中委会确立了与帝国主义联邦德国完全划分界限的政策[5](P.261)。由于势单力薄，民主德国无法阻止东西方的缓和趋势，乌布利希被迫辞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在坚持民主德国的利益问题上，接任的昂纳克与乌布利希毫无差别，两人的不同是前者更为现实和灵活，愿意与苏联合作。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初，两德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两国进入条约关系时代。但是，民主德国并没有取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更不用说让其放弃德国统一目标，反而面临着如何在新环境下继续保持政权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昂纳克对联邦德国的威胁也是明晰于心的，他指出：“联邦德国有些颇有影响的势力，他们决不甘心民主德国的存在和我们的社会主义”，“这些势力所使用的手段是利用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共同的历史文化以及两德民众中存在的亲戚关系，以改变民主德国存在的现状”[6](第340页)。尽管昂纳克生长于联邦德国的萨尔地区，但他极力否定两德存在于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他指出，“关于民族问题，历史已经有了定论……”[6](第334页)，即战后联邦德国继续存在资产阶级民族，而民主德国正在形成社会主义民族。昂纳克更强调的是民主德国国家及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为此，他采取了范围广泛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对内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认同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对外促进和苏东盟国的经济政治联合，其目的是尽量划分两德的界限和继续冲淡因长期隔绝而疏离的民族感情，从而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
二
分离政策，即德语“abgrenzungpolitik”。abgrenzung字面含义是“确定界限”[7](第7页)。为了防范与联邦德国交往给民主德国造成的生存威胁，民主德国有意突出和扩大两德在各方面的不同，以在两国差异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德国独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实质上，民主德国的目的是实现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永远分裂，即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因而，本文将民主德国的“abgrenzungpolitik”意译为“分离政策”。在两德关系方面，统一社会党政府一方面充分利用两德合作的好处，一方面尽量削弱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公民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为此还采取了阻止两德人员来往、限制两德经济关系、强调民主德国主权地位以及塑造独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等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限制两德人员往来：在《基础条约》签署后，两德人员来往更加频繁，从1969到1980年，访问民主德国的联邦德国人数增长了158％[8](P.69)。随着民间交往和交流的增多，两德人民了解增多、情谊加深，民众的联系也使民族联系得以保持，联邦德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也更为民主德国人民所了解，而这些都是主张两族论和反对德国统一的民主德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此外，民主德国也需要对两德人员来往的经济后果进行干预，因为联邦德国公民的大量涌入会使货物供应更加紧张，并会扰乱货币秩序。虽然保持两德人道联系得到了有关条约的法律保障，但在实施过程中，民主德国可以采取种种合法措施来施加限制，其主要手段是：（1）通过申请程序对人员进行选择性的限制。在前往联邦德国之前，民主德国公民需要向国内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得到批准的多为退休者或政治可靠者，在涉及国家机密部门工作的人员被禁止前往联邦德国。联邦德国公民申请前来民主德国的程序也比较复杂，如必须提供一份有关“特殊家庭事务”的探亲证明，并要得到民主德国亲属的认证。通过申请程序，民主德国官员可以拒绝不受欢迎的联邦德国公民入境。（2）通过提高入境货币兑换额限制来访的联邦德国公民数量。在《基础条约》签订后的1973年，访问民主德国的联邦德国人数从1972年的1540381人猛增至2278989人。为了限制联邦德国人入境的大幅度增长，1973年11月5日，民主德国将原定每天10联邦马克的入境兑换额提高到20联邦马克，并取消原来的退休者入境不需兑换的规定，这使1974年来访的联邦德国人数降至1919141人[9](P.94,95)。
限制两德经贸关系深入发展：从1949年起，两德的经贸合作就一直存在，从70年代起两德的经济关系发展更加快速，如1970年两国贸易额是45亿联邦马克，1979年增长到99亿，1982年则达到141亿[10](第252页)。尽管民主德国从两德经济关系特别是联邦德国的优惠政策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但民主德国并不愿过多地依赖联邦德国，如80年代中后期民主德国的经济形势恶化，统一社会党政府仍有意减少对无息透支贷款的使用，1984—1986年使用额不足最高额的1/3，而1981年使用量是80％，1983年是71％。民主德国领导人还限制两德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直到1987年民主德国还限制和联邦德国建立合资企业。为了避免形成对联邦德国经济的依赖，民主德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一体化最积极的提倡者。此外，民主德国还努力提高自身的经济竞争力。
建立民主德国独立的国家身份：20世纪5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就试图获得与联邦德国平等的国际地位。在法理上，民主德国认为德意志国家随着希特勒政权的溃败而灭亡，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是在德意志领土上建立的两个新国家；因而，两德都拥有德意志国家的部分继承权，两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民主德国也需要通过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来巩固其国家地位。两德建交后，统一社会党政府仍然努力争取获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因此，民主德国极力否认德国问题的存在[11](P.97,98)，主张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发展两德关系，反对联邦德国统一全德的要求。民主德国还彻底删除了法律文件中的德国统一目标，如1974年新宪法和1976年的统一社会党新党纲都去掉了对德国统一问题的规定。此外，民主德国还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的主权国家地位，与《基础条约》内容相违的是，民主德国在联邦德国设立的是驻外大使馆，隶属外交部，还极力强调其单独的国籍，反对联邦德国坚持一个德国国籍和在第三国援助民主德国公民。
塑造民主德国独立的民族身份：建国初，国家的分裂没有动摇德意志人的一个民族信念，民主德国一度积极争夺德意志民族的正统继承权，积极争取德国的统一，强调自己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保卫者，指责联邦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出卖民族利益。依据自身情况，民主德国哲学家阿尔弗莱德·科森还从阶级结构角度论证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族在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存在、民主德国是民族利益的“惟一代表”以及民族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社会[12](P.25)。20世纪60年代，面对联邦德国大联合政府的外交攻势，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有所调整，开始采取一些扩大民族分裂的防守措施。为了反对勃兰特通过加强民族联系来实现德国统一的意图，民主德国开始否定一个民族理论，1970年1月15日，乌布利希在记者招待会中以两德不再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来要求建立国际法中的两德关系，以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民族来拒绝两德统一[13](第175页)。在1971年7月的统一社会党“八大”上，新上台的昂纳克对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作出了更大的调整，提出在民主德国正在形成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和在联邦德国继续存在资产阶级民族的“两个民族理论”[14](第600,601页)。然而，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联系难以很快地人为消除，为了取得群众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昂纳克也不得不对其两个民族理论加以调整。1974年，在统一社会党中委会第13次会议上，昂纳克指出：民主德国公民的国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族是社会主义民族、民族性是德意志。
为了将两个民族理论变成现实，民主德国极力消除公民的德意志民族意识。统一社会党政府推行了“去德意志化”政策，如将大多数机构组织名称中的“德国”改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连民主德国的国歌也因歌词内容有“德国，统一的祖国”而被禁止演唱，改为以演奏或哼曲的方式表达。此外，民主德国试图建立独立的民主德国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昂纳克上台后，他采取了加强执政党的领导、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改善政府与宗教团体之间关系等等政策，目的是通过加强政治控制和改善社会、经济状况的措施来增强群众对政权的认同感，从而接受政府的民族政策。昂纳克还利用民主德国在各方面的成就来促成公民对独立的国家、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如：以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成就来增强公民的国家认同感；以民主德国在苏东集团的经济成就和地位来形成公民的民族自豪感；以民主德国超过联邦德国的历史进步性来强调公民对民主德国独立身份的认同感。因体育竞赛方面的成绩显著，民主德国还利用体育成就来提高公民的国家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15](P.539—545)此外，民主德国还努力强化公民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认同，积极推动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联系的发展。80年代，民主德国的学者们还提出了德意志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试图在德意志、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民主德国民族身份。
三
面对联邦德国的实力优势和外交攻势，统一社会党政府推行了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最初，昂纳克的这一政策确实使民主德国成功地经受住两德交往带来的挑战。然而，1990年德国快速统一显示，这一政策并没有最终解决民主德国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反而加速了其消亡。
在昂纳克执政早期，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有效地维护了政权的稳定和发展。在两德交往开始后，民主德国一直对联邦德国保持高度的警惕，在与联邦德国开展合作的同时，还推行了限制两德交往和扩大两德差距的政策。两手政策使民主德国经受住了两德关系正常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在1989年前，民主德国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动乱，也没有出现难以控制的移民潮，反而还从两德关系中获得了许多利益特别是经济好处，如仅1985年，民主德国就从联邦德国政府和过境的联邦德国公民那里获取了9.28亿马克的收入[4](第197页)。此外，在两德关系正常化后，联邦德国放弃了坚持惟一代表权的“哈尔斯坦主义”，从而使民主德国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而且，两德关系的改善也有利于维护两国之间以及欧洲的和平局面。可见，两德交往不仅没有直接危害民主德国政权的稳定，还促进了民主德国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是，昂纳克成功的基础却是德意志民族分裂的扩大，民族分离主义政策使两德人民之间的民族隔阂进一步加深。从20世纪60年代起，民主德国政府就有意识地强化公民的对独立的“社会主义民族”的认同，新的国籍法是在政治上确立民主德国公民不同的民族身份，两族论和社会主义文化概念是要塑造独立的社会主义民族身份。尽管两德不同的发展道路不会导致巨大的民族差异很快产生，民主德国最终也没有建立一种统一而清晰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感，但统一社会党政府有意识地强调两德的差异和所谓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感，确实也能对民族意识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然而，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德国长达40余年的分裂局面在1990年结束。民主德国的消亡和德国的快速统一显示，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是统一社会党政府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在世界日益走向相互依存的情况下，民主德国无法切断两个德意志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建立独立的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十分担心两德人民直接接触增加的“不良影响”，从而千方百计加以限制，但联邦德国往往利用经济手段迫使民主德国放松对人员交往的限制。如为了续签1975年到期的无息透支贷款协定，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的放宽入境兑换额的要求让步。而两德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等使新的民族意识难以在民主德国形成。70年代初，民主德国官方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最初并没有获得民主德国人民的普遍认同，有的人还发出“难道我不是德意志民族”的质问，一些民主德国群众不愿意在1972年的奥运会上将两个德国的运动员分为两个代表团[12](P.96)。因为否定德意志民族属性不为群众接受，1974年昂纳克承认民主德国人的民族性是德意志，从而放弃了在民族问题上彻底的“去德意志化”。为了不再纠缠于复杂的民族问题，昂纳克还强调“历史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但是，分裂国家的民族问题并不因一方的否认而得到解决，两德交流与合作也使分裂的德意志民族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80年代中后期，为了通过历史联系和民族自豪感来保持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革潮流下的稳定以及顶住苏联的改革压力，统一社会党政府在外交上更重视联邦德国的援助和两德的友好关系，在内政上开始重新评价历史[12](P.131)，而两德纪念共同的历史人物马丁·路德等使民主德国出现了重新关注民族问题的情况[16](P.90)。因而，尽管民主德国公民的民族认同存在模糊、复杂化和多样化等问题，但统一社会党政府也未能建立独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所以，尽管分裂达40多年，但两个德国的人民在文化、语言、宗教乃至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共同的历史渊源是无法改变的。两个德国的统一何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够实现，这也正是一个重要原因[17](第17页)。
其次，统一社会党政府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极大地削弱了统一社会党的执政基础。由于高估了联邦德国的威胁和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统一社会党政府推行了民族分离主义政策，这使其失去了德意志民族主义力量的忠心耿耿的支持。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政策是将民主德国在民族问题上的话语权拱手相让，从而使联邦德国真正成为德意志民族的“惟一代表”。直到1989年动乱前夕，民主德国在民族问题上还是延续70年代以来的政策。1989年夏，由于难以控制的移民潮不断涌现，昂纳克被迫下台，继任的克伦茨政府不得不逐渐放宽旅游限制，并于11月9日宣布出国旅行和移居国外可以经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柏林（西）之间的所有边境站出境[18](第156—161页)，这意味着开放了柏林墙。在柏林墙开放和倒塌后，两德人民的德意志民族情绪高涨并使事态的发展变化很快超出了统一社会党政府的控制。统一社会党不得不快速调整民族政策，放弃“两个民族理论”，提出了分阶段实现两德统一的方案。然而，由于无法化解社会危机，民主德国政府无法改变在民族统一问题上的被动局面。在民主德国深陷危机而不能自拔之时，联邦德国的科尔政府极力在民主德国群众面前塑造其德意志保护人形象，并很快就夺取了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主导权。克伦茨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德国统一社会党内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把民族问题视为已经结束，撒手不管，而没有保留一种左的民主解决的前景，这是民主德国近期历史的最大错误之一。”[18](第106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分离政策使民主德国成功地克服了被迫开放国门后的挑战，但这种实为割裂民族联系的政策必然以失败告终，因为人为割断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以及血缘等维系的民族情结是不可能的，而正是民族情感成为德国民族和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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