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带范文10篇

连带范文篇1

（一）连带责任的概念与连带债务的区别

连带责任，作为民事责任的一种，通常认为是指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有牵连关系的两个以上的当事人均须对全部债务承担清偿的民事责任。连带责任可见于各国的法律规定中，对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市场交易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提到连带责任，往往和连带债务要相提并论，所谓连带债务，是指债务人一方当事人为多个且多个债务人之间有连带关系的债务。从法律发展的历史看，从古罗马法时代，一直到德国普通法时代，对连带责任和连带债务是不作区分的。真正对连带责任和连带债务作出区分的是日耳曼法学家基尔克。即使现在仍有部分学者认为连带责任和连带债务本质是一致的。司法实践中，有时候区分连带责任和连带债务对实际判案结果不产生质的影响，更是往往将连带责任和连带债务混为一谈。连带债务和连带责任的区别在于，连带债务更着重债的概念，涉及到债权人以及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连带责任，则更关注违反义务或者法律规定后承担的责任，应划入民事责任的范畴。

（二）连带责任的性质

连带责任究竟是什么样的责任，一直是存有争论的，历史上，曾经对连带责任是复数之债还是单一债务争论不停。目前占优势的理论是复数之债。如果用单一之债来解释连带责任的性质的话，相对更为简洁明了，单一之债使得任何一个债务人的履行行为，都可以使得债务得以彻底消灭，因为没有第二个债务存在。但是单一之债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无法解释债权人对债务人权利的独立性。这也就是连带责任中，复数之债之说渐渐取代单一之债之说的原因。

（三）连带责任的分类

连带责任的分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类，有的学者从连带责任产生的原因来分类，也有学者将连带责任划分为责任人之间的连带身份、责任人之间的连带意思、责任人之间的连带意思和连带事实四大类型，也有学者指出，可通过剖析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行为等构成要素，对连带责任作出分析。笔者认为，不同的连带责任对于债务人之间承担责任的最终结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相反从连带责任产生的不同原因，反而能看出连带责任的区别，并将其归类。连带责任根据产生的原因，可以分为违反约定义务产生的连带责任和违反法定义务产生的连带责任。违反约定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有：连带债务、不可分债务，并存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共同保证以及共有等。违反法定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有：夫妻、监护关系中承担的连带责任、中的连带责任、共同侵权、违反合同法、公司法、票据法承担的连带责任等。

（四）连带责任的效力

连带责任的效力，通常包括两种效力，内部效力和外部效力。外部效力是指债权人与有连带关系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内部效力是指有连带关系的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我国《民法通则》第87条规定：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该规定很明确了表述了连带责任的两个效力，对外效力和对内效力。连带责任的外部效力主要体现为债权人的请求权，债权人可以同时也可以先后要求所有的或者部分的债务人清偿全部或者部分债务，一旦连带债务被部分债务人全部清偿，则所有的债务人对于债权人的债务均全部归于消灭。从此可以看出，债权人在行使请求权时候，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其完全可以按照最有利于自身的途径实现其债权。连带责任的外部效力还体现在某一债务人一人所发生的事项对于其他债务人是否产生效力。由于连带债务中，各个债务人的责任其实是相互独立的，因此连带债务人中一人所发生之事项，理论上讲应该对其他债务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但此非绝对，连带责任人一人所发生之事项对其他债务人亦有发生效力之例外。只对责任人之一生效而不及于其他人的事项看以称为相对效力事项；而对于责任人之一生效而及于其他人的事项则可以称为绝对效力事项。

连带责任的内部效力简而言之就是连带责任人的内部求偿权的问题。当代各国的立法，一般均认可连带责任人在承担了超出其比例的责任后，可以向其他债务人求偿。但对于求偿权的法理依据，很多学者存有不同的意见。法学界有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公平原则以及连带责任所固有等学说。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求偿权存在于连带债务之本身，非因一债务人之清偿或其他行为而债权人满足时，始行发生，乃与此债务关系之发生同时附条件而发生，故因发生相对效力之事项，一债务人由连带关系脱离，或一债务人之债务虽因债务承担移转他人，他债务人之求偿权不因而生有变更。即他债务人对于原债务人，求偿权不因此而蒙受任何不利益。在法民，通说谓连带债务人间有合伙关系之成立。依德民之解释，认为连带债务人间有一种基于共同利益之关系，各债务人相互有协力于对债权人为履行之义务。即各债务人有依自己义务之履行，而使他债务人不再超出其负担部分为履行之义务。笔者认为史尚宽先生的观点对求偿权的解释比较合理。

二、连带责任和其他责任的区别

（一）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

所谓补充责任，是指在应为承担责任人的财产不足以给付时候，应对不足部分承担补充的民事责任。连带责任往往基于债务之间有着共同的身份，或者有着共同的行为，产生的原因一般是相同的，补充责任产生的原因往往和债务产生的原因不存在直接的关系，一般只有间接关系。主责任人和补充责任人在主观故意上存有区别，补充责任中主责任人往往有直接过错，而补充责任人则往往是放纵了这种过错或者是有疏忽行为，可以说是对主责任人的过错的产生具有过错，但并非就等同于主责任人的过错。

（二）不真正连带责任

不真正连带责任，在各国的法律中，几乎没有什么规定，其主要是作为一种法学理论，当然也少部分大陆法系的判例也认可不真正连带责任。著名学者史尚宽认为：不真正连带债务，谓数债务人基于不同之发生原因，对于债权人负以同一给付为标的之数个债务，依一债务人之完全履行，他债务因目的之达到而消灭之法律关系。不真正连带责任从字面上看，其表现形式有点类似连带责任，但本质非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实际上由于广义的请求权竞合产生，他和连带责任的主要区别在于：（1）连带责任通常是由于同一原因产生，不真正连带责任往往是由于不同的原因而产生，由于请求权的竞合导致了不真正连带责任。（2）连带责任的目的是为了债权人对于同一债权的实现，不真正连带责任实际上承担的系不同的法律责任，只是因为法律规定的责任内容同一而已。（3）连带责任往往各当事人之间具有主观的意思联络，而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形成是偶然发生、或者是随机发生的。（4）连带责任如果有部分债务人承担了全部责任以后，可以向其他的债务人进行求偿，债务人之间存有一定的责任比例或者说责任份额。而不真正连带责任中，债务人的责任往往是独立的，往往不能内部求偿。

（三）不可分责任

与连带责任一个相近的概念就是不可分责任，不可分责任有时被称为共同责任，或者叫不可分的共同责任，通常是指多数债务人基于某种法律关系就同一不可分的给付之债而债权人承担责任。不可分责任和连带责任有较多的共同点，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他们最基本的不同在于两种责任形态各自产生的法律关系因素不同，连带责任更多的考虑的是主体上的因素，比如说当事人之间是否有共同侵权行为，而共同责任更强调的是客体或者责任本身是否被分割。

（四）连带责任和垫付责任

所谓垫付责任，指的是当债务人因客观原因无力承担责任时，由与该债务人有特定关系的其他人承担责任的一种法律制度。在我国法律对垫付责任一个典型规定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1条第2款规定：行为人致人损害时年满十八周岁的，应当由本人承担民事责任；没有经济收入的，由扶养人垫付，垫付有困难的，也可以判决或者调解延期给付。此外已经废止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1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机动车驾驶员暂时无力赔偿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负责垫付。但是，机动车驾驶员在执行职务中发生交通事故，负有交通事故责任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在赔偿损失后，可以向驾驶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费用。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垫付人对债务的产生并没有过错，之所以让其承担责任，就是垫付人和真正的责任人之间存有某中特定的关系，民法通则意见规定的垫付责任系垫付人和行为人之间是一种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而已经废止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垫付人和责任人系存有管理或者说是隶属关系，或者是垫付人和机动车之间存有运营利益。垫付责任一般应该适用在人身损害赔偿中，目的是为了保护受害人在人身遭到侵害的情况下，在经济上能得到充分的赔偿，尽管这种制度出发点不错,但却有悖法治精神。这种制度是我国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的制度，也是会终将消失的一种制度。目前新的道路事故处理条例废除了垫付责任，可以期待，随着未来的民法典颁布，我国终将彻底取消垫付责任。

连带范文篇2

遵循80／20的管理原则，即关键在少数，优秀的服务是优秀的服务员提供的，优秀的服务员是由优秀的管理者带出来的。一个团队的成败80%取决于管理者，20%的管理者肩负着80%的责任。

2、执行办法：

为加强管理者责任心，提高管理者的执行力，减少漏洞，结合目前企业的现状，地点切入，实行“层级递减型”管理连带责任制。

3、实施方案：

3、1实行管理者三级连带制：即以受处罚的人为基点，向上追溯两级管理责任，直接上级或间接上级。部门经理内部检查时一般以直接责任人为基点，酒店店总内部检查时一般以班组第一责任人为基点，管理公司检查时以部门第一责任人为基点，如个别现象、个人行为、投诉等特殊情况可以从直接责任人为基点。

3、2管理责任连带比例:100%:40%:20%

100%时处罚当事人，40%是处罚直接上级，20%是处罚间接上级。

即当员工处罚100元时，直接上级连带40元，间接上级连带20元。

3、3连带责任范围及标准

3、3、1适用于除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之外的全体管理者及质检人员。（经理级以上人员、质检督导部开出的不合格产生的罚款才进行连带）

3、3、2发现问题的开单人不再负责连带责任（推菜和投诉除外），涉及到罚款的除对直接责任人100%，直接上级连带40%，间接上级连带20%。

3、3、3管理公司领导发现问题开具不合格产生的罚单：从部门第一负责人开始处罚100%，直接上级连带40%，间接上级连带20%，管理公司质检督查和归口负责人连带20%。

3、3、4管理公司经理和店总发现的问题开具不合格产生的罚单：除对责任部门进行三级连带出发外，对员工处罚的当值质检负20%的连带责任；对管理者出发的当值质检主管（经理）要负20%的连带责任。（个别现象直接对当事人处罚，相关管理者负连带责任；两例以上视为普遍想象，直接对责任部门第一负责人进行处罚，相关管理者负连带责任）

3、3、5凡管理公司人员在酒店兼职的，日常检查按酒店部门负责人检查和连带，当公司统一检查时，应行使管理公司职责进行检查，并负管理公司连带责任。

3、3、6酒店内日常检查时店总不负连带责任，外部检查连带至店总时，均按20%处罚（菜品和投诉除外）

3、4卫生方面：（卫生不合格指同一责任区域一处严重不达标或三处轻微不达标，具体执行办法根据各店的具体情况自行制定上报公司总经理审批）

3、4、1各级管理者每天进行卫生检查：店总至少一天一次，经理级至少一天两次，主管级至少一天四次（环卫班负责人至少每餐六次），在卫生质量检查表上记录并签字，每处卫生不合格罚款5元，对直接责任人处罚100%，直接上级连带40%，间接上级连带20%。少检漏检者按“落实指示指令不到位”处罚，（经理级以上检查直接对班组负责人处罚，相关管理者负连带责任）。

3、4、2质检在各部门正常检查后检查，每出不合格罚款5元，直接上级连带40%，间接上级连带20%，当值之间主管（经理）要付20%的连带责任，并在卫生之间表上记录并签字。

3、4、3店总每周组织卫生大检查，每处不合格对班组第一负责人罚款10元，直接上级连带40%，间接上级连带20%，当值质检主管（经理）要负20%的连带责任，并填些卫生质量检查表。

3、4、4管理公司检查时，每处不合格对部门第一负责人罚款10元，直接上级连带40%。间接上级连带20%，酒店当值质检主管（经理）和店总要负20%的连带责任，并填写卫生质量检查表。

3、5物资方面：

3、5、1质检检查，帐物不符时，对直接责任人按出入数折算金额处罚，直接上级连带40%，间接上级连带20%，并填写检查记录。

3、5、2店总或财务检查，帐物不符时，对班组第一负责人按出入数折算金额处罚，直接上级连带40%，间接上级连带20%，并填写检查记录。

3、5、3管理公司检查时，帐物不符，对部门第一负责人按出入数折算的金额处罚，直接上级连带40%，间接上级连带20%,质检主管、财务会计和店总负20%的连带责任。

3、5、4管理公司领导检查，帐物不符时，对部门第一负责人按出入数折算的金额处罚，直接上级连带40%，间接上级连带20%，质检主管、财务会计和店总应负20%的连带责任，管理公司财务稽核负责人和质检督导负责人连带20%。

3、5、5餐具损耗率为营业额的5‰，超出部分按折算的金额对部门第一负责人进行处罚，直接上级连带40%，间接上级连带20%；损耗率低于5‰，节约部分安折算的金额对部门第一负责人奖励，直接上级连带奖励40%，间接上级连带奖励20%.

3、6服务投诉方面：（客人任何不满意的语言或动作均视为服务不合格，进行处罚，其余情况按《投诉处理制度》和酒店相关制度正常检查和处罚。）

3、6、1质检检查时，服务不合格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直接上级连带40%，间接上级连带20%。

3、6、2店总检查时，服务不合格对部门第一负责人进行处罚，直接上级连带40%，间接上级连带20%.

3、6、3管理公司检查时，服务不合格对部门第一负责人进行处罚，直接上级40%，间接上级连带20%。

3、6、4投诉到部门负责人处，按《投诉处理制度》对直接责任人处罚，直接上级连带40%，间接上级连带20%。

3、6、5投诉到店总处，按《投诉处理制度》对直接责任人处罚，直接上级连带40%，间接上级连带20%，超过三级的按20%连带。

3、6、6投诉到管理公司经理或总经理处，对部门第一负责人进行处罚，店总连带40%，同时酒店内部按《投诉处理制度》对直接责任处罚，不再连带。

3、7菜品方面：

3、7、1菜品投诉到部门负责人处的，对直接责任人处罚，直接

上级连带40%，间接上级连带20%，菜检员连带20%。

3、7、2菜品投诉到店总处，对直接责任人处罚，直接上级连带40%，间接上级连带20%，菜检员连带40%，厨师长连带20%。

3、7、3菜品投诉到管理公司或总经理出处，对厨师长处罚，点总连带40%，同时酒店内部按《投诉处理制度》对直接责任人处罚，不再连带。

3、8考试方面:

考试不及格员工处理10元，主管级处理20元，经理级以上处理30元。且受处罚人的直接上级和间接上级负连带处罚。

3、9责任加倍：

1、二次不整改时，2、态度恶劣不接受处罚时，3、发生投诉不及时处理和上报时，4、明知故犯推卸责任时，5、工作岗位渎职时，6、重大安全事故时，7、未按制度处理时。

3、10统计分析

3、10、1每日10：00前由之间不负责对连带处罚不合格进行分析，形成日报表报驻点总经理，在人力资源部备档，并反馈至相关部门。

3、10、2每月16日于次月1日18：00前由人力资源部对不合格合罚款进行统计分类，分析原因形成汇总表，上报集团公司总经理和驻店总经理，并反馈相关部门。

3、10、3各部门于每月18日和下月3日12：00前把整改预防措施计划上交人力资源部，整理后反馈到相关部门。

3、10、4质检部负责检查落实情况，管理公司归口部门进行监督。

注：部门第一负责人一定是该部门最高领导，部门第一责任人指应负直接责任的最高领导，不一定是该部门最高领导，可能是班组负责人（代班、主管、楼面经理、助理经理或经理）也可能是

投诉处理制度

1、处理原则：客人永远是对的；让客人满意，让客人再来；宁让酒店吃亏，不让客人吃亏；宁让自己吃亏，不让酒店吃亏。

2、处理程序及要求：直接责任人在第一时间用最短的时间层级上报，管理者要敢于承担责任，敢于面对，敢于处理，决不拖延，决不逃脱，决不推卸。

2、1时间控制：员工两分钟内上报主管——主管接报后一分钟到达现场，处理不了两份中内上报经理——经理接报后一分钟到达现场，处理不了两分钟内上报店总——店总一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

2、2投诉客人的心理：a：受尊重的心理、b：手尊敬的心理、c：求发泄的心理、d:求补偿的心理。

1）共款消费一般倾向于a、b型，一定要经理以上的人员迅速到达现场道歉从菜敬酒，给客人面子满足心理，一般无需进一步赔偿。

2）上午消费一般倾向于b、d型，服务员一定要真诚迅速的道歉并上报主管，送果盘和适当的打折，即给客人面子有又使客人感到实惠比较容易满足客人的心理，一般无须敬酒（老客户除外）。

3）家庭消费和聚会宴请一般倾向于c、d型，一定要他们把话说完、发泄够，服务员和主管要真诚的聆听、少发言，采取打折或其他优惠的方式容易使客人接受。

2、3投诉的分类和处理方法：

2、3、1重大投诉：a、投诉的管理公司总经理处，而店总不知情的。b、客人点完菜，因不满意而离开酒店的。C、造成免单2000元以上的。d、重大投诉处理不当引起二次投诉的。

1）服务员应保持镇静首先向客人真诚的道歉，避免事态的扩大，稳定客人的情绪，在一分钟内上报相应的领导（主管、经理、店总）

2）各级管理者要在一分钟内到达现场，保持镇静，比避免围观，做出紧急处理，

3）酒店最高管理者必须在一分钟内到达现场，控制场面根据情况灵活处理，必要时上报管理公司总经理。

4）事后相关的管理者要登门看望客人和道歉，调查事实形成书面报告，召开专题会议指定预防措施。

5）书面材料要在质检部和人力资源部备挡，作为反面案例教材。

6）客人再来就餐时要为客人提供升级服务（经理级以上人员要亲自迎送、安排最优秀的服务员为其服务，安排还一点的房间，餐中管理者要重点关注并赠送果盘或菜品）

2、3、2严重投诉：a、造成免单2000元以下的，b、服务态度不好的,c、当着客人面偷吃客人东西造成投诉的，d、一般投诉处理不当引起二次投诉的。

1）服务员应保持镇静首先向客人表示真诚的道歉，避免事态的扩大，稳定客人的情绪，在两分钟之内上报直接上级，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2）主管在接到投诉报告后一分钟到达现场，迅速向员工了解情况，真诚的向客人在一次表示真诚的道歉，仔细聆听客人的意见，从谈话中迅速判断客人的心理，了解客人真正的心理目的和想得到的补偿，再权限范围内直接做出处理；超出权限时，要及时申请，来不及上报时根据情况可灵活处理，事后上报。

3）经理在接到投诉后1分钟到达现场，迅速了解情况，真诚的向客人在一次道歉，仔细聆听客人的倾诉，结合掌握的情况迅速分析客人的心理，尽快做出答复，超越权限及时上报，来不及上报时可灵活处理，事后作详细的报告；出力不了时须在两分钟内上报点总；处理时刻避重就轻，抓住队就点有利的环节，委婉的说服客人达成共识。

4）店总接到投诉后须在1分钟中内赶到现场，迅速了解情况，真诚的向客人表示道歉，仔细聆听客人的倾诉，结合掌握的情况迅速分析客人的心理，作出合理的答复，要让客人感到满意；店总不再酒店时可授权，由被授权人处理，事后详细汇报（尽量不打折不免单）。

5）部门负责人须亲自调查并写出书面材料，分析后作出预防措施计划，第二天再班前例会上进行讲评，杜截此类现象的再次发生。

6）书面材料须在质检部贺人力资源部备挡，作为

反面案例教材。

7）客人在来就餐时要为客人提供升级服务，（经理级人员亲自迎接，安排优秀服务员为其服务，安排好一点的房间，餐中管理者要重点的关注并赠送果盘）。

2、3、3一般投诉：因出现退菜，服务技能，环节和设备器具、潜在投诉未及时发现造成客人投诉。

1）服务员应保持镇静首先向客人真诚的表示道歉，避免事态的扩大，稳定客人的情绪，在两分钟之内上报直接上级，并及时才取补救措施。

2）主管在接到投诉后1分钟到达现场，迅速向员工了解情况，真诚的向客人真诚的道歉，仔细聆听客人的意见，从谈话中迅速判断客人心理，获得客人真正的目的和想得到的补偿，再权限范围内直接做出处理；超出权限时，要及时申请，来不及上报时根据情况可灵活处理，事后作详细汇报；处理不了时须在2分钟内上报经理；处理时要避重就轻，抓住对酒店有利的环节，委婉的说服客人达成共识。

3）经理接到投诉后须在1分钟内到达现场，迅速了解情况真诚的向客人道歉，仔细聆听客人倾诉，结合掌握的情况迅速分析客人的心里，尽快地做出答复，打折时不应超过88折，送菜时不应超过50元。

4）部门负责人责成主管调查事实写出书面材料几分析预防措施，第二天再班前例会上进行讲评，减少此类现象的发生。

5）书面材料须在质检部和人力资源部备挡，作为反面案例教材。

6）客人在来就餐时，要为客人提供升级服务（主管级人员亲自迎送，安排比较优秀的服务员为其服务，餐中管理者要重点关注）。

2、3、4潜在投诉：客人在言谈举止中流露出的任何不满，离开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都视为潜在投诉，要求听到看到的人员必须记录下来并上报。客人不满时只有4%提出来，96%的不愉快，可人不会向餐厅提出离来，而选择默默地离开，91%的不会再来。

1）要求服务员要留意客人的一举一动，发现客人潜在的不满，即使的上前道歉，才取补救措施（如微笑更甜一点，动作更轻一点，服务更细致一点），用优质的服务化解客人的不满；视不同的情况可上报主管进行适当的赠送果盘或小礼品（金额在10元以内）。

2）主管接到汇报后5分钟安排好，亲自送给客人，给客人以外的惊喜，既化解了客人潜在的不满有给客人提供了超值的服务。

3）对用心做事化解了客人潜在不满的员工，主管要在班会上分析表扬，并书写成书面材料上报人力资源部备案形成正面案例。

2、3、5管理责任和授权：

1）处理投诉时主管级有临时的九折权，经理级又临时的八八折权，驻店总经理和管理公司经理有临时的免单权，事后必须形成书面材料上报补批。

2）主管级应有处理潜在投诉和一般投诉的能力，经理级应有处理严重投诉的能力，驻店经理和管理公司经理应有处理重大投诉的能力，处理不了或处理不当的应服管理失职的责任。

3）管理者必须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分析并制定预防措施。

4）重大投诉的第二天经理级要登门拜访，严重投诉第二天主管级要登门拜访，一般投诉相关责任人要又电话拜访。

5）营销部和前厅部对投诉的客人建立特殊的档案，以便提供针对性地服务。并及时地走访。

3、处罚：

1）直接投诉到管理公司经理处的，直接对店总处以100——1000元的罚款，并通报批评。

2）重大投诉对当事人处以500——1000元的处罚，相关的责任人负连带责任（超过三级的均按20%连带），并通报批评。

3）严重的投诉对当事人处以300——500元的罚款，相关责任人富连带责任（超过三级的均按20%连带），并通报批评。

4）一般投诉对当事人处以50元的罚款，经理级一下人员负责连带责任，集团内通报批评。

5）发现投诉隐瞒不报者，对当事人处以1000元的罚款，相关管理者负责连带责任，集团内通报批评。

6）一月内受三次投诉或连续三个月受严重投诉的前厅员工除正常处罚外，予以辞退或开除。

7）免单金额超出罚款的有当事人赔偿。

4、食物中毒：

4、1鉴别：以区级以上医院证明为准，须有酒店相关管理人员在场。

4、2分类及处理的方法：

4、2、1客人食物中毒

1）一般是事后，要求接报人保持镇静，表示同情询问客人病情及相关的信息（吃饭的时间、房号、中毒的原因、客人的位置和电话），1分钟内上报办公室主任，2分钟内给予客人答复。

2）相关领导（经理、厨师长、办公室主任、店总）在第一时间内赶赴现场，看望客人并了解情况，稳定客人的情绪，给予客人合理的答复，重大的上报管理公司经理。

3）迅速成立以店总为首的调查小组，查明原因，是就点责任的主动承担责任，进行赔偿；不是酒店原因的，拿出证据，分析原因委婉的拒绝客人。

4）客人需住院的，主管级一上人员要轮流陪护，厨房负责病号饭的制作，店总每日要前往看望。客人康复后，店总要带领相关的人员要在此登门看望，以示重视，稳定客户。

5）客人未住院时，经理级以上管理者次日要登门看望，办公室主任协同相关管理者每日要去看望。

6）厨师长和店总个承担50%的医疗费。

7）造成客人住院的食物中毒，按重大投诉处理；未造成客人住院的食物中毒，按严重投诉处理；店总占处罚额的60%，厨师长处罚额的40%，集团内通报批评。

8）书面材料要在质检部和人力资源部备挡，作为反面案例教材。

9）营销部和前厅部对食物中毒客人建立特殊档案，以便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并及时走访。

4、2、2员工食物中毒：

1）员工食物中毒者同居室的人员陪送至医院，并及时上报办公室主任和店总。

2）办公室主任负责按轻重安排救诊、陪护及病号饭，店总和相关管理者要专门看望。

3）员工休息期间按工伤处理，医疗费由食堂管理第一责任人承担。

4）未造成住院的食物中毒，对食堂管理第一责任人按一般投诉处理，直接上级连带40%，间接上级连带20%。

5）造成住院的食物中毒，对食堂管理第一责任人按严重投诉处理

，直接上级连带40%，间接上级连带20%，店总负20%的连带责任。

6）造成5人以上住院的食物中毒，对店总按重大投诉进行处理，并追究相关管理者的责任，集团内通报批评。

不合格菜品退菜处理制度

1、前厅使用“退菜单”，服务员认真填写，注明原因，有主管以上人员或质检人员验证后签字生效。

2、厨房设立不合格菜品存放区，已备鉴定责任级别使用。

3、退菜责任鉴别分类：

3、1鉴别：一般情况有厨师长、前厅部经理和质检督导三防鉴定，特别情况有店总召集相关管理人员共同鉴定。

3、2分类：A、厨房责任B、前厅责任

3、2、1厨房责任：厨房部按退菜的严重程度分为A、B两级。

A级为责任事故:如菜品中有异物（头发、虫蝇、原料未择洗干净等），原料变质、不新鲜等。

处罚:责任人（班组）按菜品售价60%赔偿，当值菜检员连带赔偿金额的20%，主管连带赔偿金额的20%。（造成打折的包赔折扣部分）

B级为技术问题：如菜肴过咸或过淡、烹调过或不熟、数量不足、超时等。

处罚：责任人按售价的60%进行赔偿，当值菜检员连带赔偿金额的20%，主管连带赔偿金额的20%。（造成打折的包赔折扣部分）

C超时菜品责任分类：

1）上错菜、点错菜、压单、点面食不及时、望打叫起、蚕中加菜上传不及时造成的超时退菜由阿前厅部负责，按《前厅部责任》C类情况处理。

2）备料不足、制作慢、找不到单、叫起菜品未叫就制作、菜品质量不管关二次加工造成的超时退菜有厨房部负责，按B级退菜处理。超时未造成退菜的按《厨房内部制度》处理。

3）因电脑系统自身造成的退菜不追究前厅和厨房的责任。

3、2、2餐厅部责任：

A类情况：菜肴表面出现异物，上桌前未及时发现，对当值服务员每次处罚50元。

B类情况：凡在规定时间内菜品没有上齐，2分钟内当值服务员应立即电话催菜，催菜不及时每次处罚50元，主管负40%的连带责任。（造成打折的包赔折扣部分）

连带范文篇3

关键词:罪责自负;连带责任

信息成本是决定法律制度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在古代社会，收集信息的手段比较落后，加之我国的国土面积大，导致君主要投入极大的成本才能收集散落于全国各地的信息。为此，需要将零散的个体“打包”，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团体，在一个小团体中，各人之间需要相互监督，团体的负责人则要将团体内的信息反馈给上一级，并逐级反馈到中央，团体中一人犯了错，可能会牵连团体中的其他人。这样，连带责任便应运而生，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特点。

连带责任的产生降低了君主收集成本的信息，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整体把控。我国古代的连带责任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基于效用的连带责任和基于行为的连带责任。在此，我主要围绕基于效用的连带责任，并结合刑法学的相关理论进行粗浅探讨。所谓基于效用的连带责任，即某一制裁的效用范围及于与行为人有特定关系(如血缘关系)的其他人，最为典型的就是“族诛”。任何一种制裁对于特定行为人来说都是有上限和边界的，当这些边界依然无法有效限制行为人时，便需要扩大处罚对象，而这些对象需要与行为人有紧密的联系，如此方能对行为人产生更大的震慑作用。而人与人之间最为紧密的联系方式则体现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属、家族关系，这种家族连带可以使惩罚起到更大的激励效果。我认为，也可以运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来解释这种基于效用的连带责任对于犯罪人具有更大的震慑作用的原因。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其在内心都会做一种成本与收益的衡量。具体来说，当行为人认为实施犯罪的成本小于犯罪行为带来的收益时，行为人就会果断地选择犯罪。例如:当所有的杀人行为(无论杀人的个数、情节的轻重等)均适用二十年的有期徒刑的刑罚时，杀人者在实施杀人行为时基本会毫不犹豫。因为根据成本与收益的衡量可以发现，即使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最后面临的也只是自由受限而已，而且所有的杀人行为都无一例外地适用同一个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这不仅不会约束欲实行犯罪之人，相反会导致行为人在实施杀人行为时刻意地将手段残忍化、将危害性扩大化，从而换取其“杀人收益“的最大化。当行为人认为其杀人的成本大致等于其所能获得的收益时，行为人便会比较慎重地考虑是否实施犯罪行为。例如:根据我国《刑法》第232条之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本条之规定，行为人最终适用何种刑罚取决于情节轻重，与行为人的非难程度相当。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由于要受到与其行为危害性程度相当的惩罚，其在行为时必然会慎之又慎，而且会尽可能选择那些危害后果相对较小的行为(如用伤害行为代替杀人行为)，以此来保证其获得一定收益的同时，所付出的成本在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当行为人认为其杀人的成本远远高于其所能获得的收益时，行为人往往不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实施犯罪行为。例如:古代刑法中的“连坐”、“族诛”等制度，规定当行为人实施某些严重犯罪时，其几代以内的血亲也要受到同样的处罚。

这时，行为人所考虑的就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与自由，而是与他有亲密的血缘关系的亲人们的生命与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一时冲动、激愤，可能就会累及一个家族，那么他极有可能在这种背负了家族命运的压力之下，放弃原有的犯罪计划。因为在这种极大的成本投入之下，其所能获得的收益几乎微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由上述成本—收益分析得出的结论可知，在极高的犯罪成本压力之下，行为人往往会放弃实施犯罪行为而选择遵纪守法。可见，连带责任在古代社会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其以事前预防的方式对潜在的犯罪人施加巨大的精神压力，迫使其放弃犯罪。正是由于连带责任这种责任形式对于保护法益、维护社会秩序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连带责任至今也没有消灭。在民商法领域似乎随处可见某某某与某某某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甚至在广泛强调个人责任的现代刑法当中，似乎也飘荡着“连带责任”的影子。例如:在共同犯罪中，一人既遂全体既遂的原则，即共犯人当中有一个人的行为达到了某罪的犯罪既遂，则全体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在该罪的范围内成立犯罪既遂。若某一共犯人想要成立犯罪中止，则其不仅要自动放弃实施自己的犯罪行为，还要消除其在共同犯罪行为中的影响。这些在共同犯罪理论中的原则似乎都表明了现代刑法当中仍然保留了连带责任。然而，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带有连带责任性质的共同犯罪中的责任承担方式，与我国古代刑法中的连带责任有着本质区别。其中，最为主要的差别在于，行为人是否对结果的发生都贡献了因果力。

现代刑法的共同犯罪理论主要解决的是结果的归属问题，即犯罪的结果是否能够归属于行为人，进而确定归属于哪些行为人。其判断依据就在于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是否具有物理上或者心理上的因果力。例如:甲乙共谋杀丙，二人将丙骗至河边的小屋中，甲在门外望风，乙在屋内将丙杀害。本案中，乙实施的杀人行为与丙的死亡具有物理性的因果关系，甲的望风行为为甲的杀人行为提供了便利，并给予了其心理上的帮助，因此甲的望风行为与丙的死亡之间具有心理性的因果关系。故，可将丙的死亡结果归属于甲乙二人的行为，若无其他阻却事由，则甲乙二人均应对丙的死亡承担责任。但现代刑法并不要求甲乙的血亲也要对丙的死亡结果负责，因为其并未对丙的死亡贡献任何因果力，根据个人责任原则，不能让其承担刑事责任。而古代刑法则不问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是否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只问与犯罪人是否具有血缘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刑法坚持了个人责任原则，当且仅当能将犯罪结果归责于行为人时，行为人才需对结果承担责任;而古代刑法则只着眼于与行为人是否具有血亲关系，让无辜的人也要为犯罪人的行为受罚。综上所述，我认为我国古代刑法中的连带责任与现代刑法中所谓的带有连带性质的责任不可同日而语，两种“连带”并不是在同一个语境下所使用的。

现代刑法意义上的连带，仍然是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是一种违法性意义上的连带;而古代刑法中的连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让无辜人也承担刑事责任，则是一种有责性意义上的连带。虽然这种连带责任在我国古代社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责任方式是与现代法意义上的正义、自由、公平等理念具有根本性冲突的。现代刑法作为保障人权的最后手段，应当坚决禁止连带责任。因此，严格意义上说，或许在其他部门法领域仍然存在连带责任，但在坚持个人原则的现代刑法当中已没有连带责任的存在空间。

［参考文献］

［1］李晋．连带责任制度成因探讨［J］．法制与社会，2008(6):56．

连带范文篇4

(一)民商法学中连带责任的特点。在民商法中，连带责任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数通常为两人以上(含两人)，由于人员之间具有连带关系，如果其中一人需要承担责任，那么所有的责任人则应该与其共同承担责任。2．救济补偿。实际上，连带责任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不仅需要进行明文规定，还需要与当事人进行约定，从而保护权利人的根本利益，依法获取赔偿，即救济补偿。3．如果在所有的责任人中，有一位已经完成相关的债务时，那么其他的责任人则不必再继续履行法律责任。(二)民商法学中连带责任的要素。连带责任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民商事责任，其构成要素包括以下几点:(1)损害权利人的行为已成事实;(2)发生了违约、侵权等行为;(3)在主观意识方面，当事人存在过错;(4)已经发生的事实结果与具体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5)双方人员之间在债权债务方面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6)行为人数至少为两人;(7)如果依附的对象为某一物体，那么如果责任的客体为单一物体，其中的责任人则必须承担连带责任;(8)由当事人事先声明，或者法律预先规定，在连带责任中如果存在两个不成立的条件，则不需要追究连带责任［1］。

二、民商法学中连带责任的使适用范围

(一)关系中的连带责任。在民商法中规定，案件的人、被人在法律上具有连带责任，主要体现在二者的利益方面。如果在案件的过程中，人清楚被人将关系当做“保护伞”，从事与案件本文相悖、不法行为等，但却视而不见并不予以阻止，在这样的情况下，被人则需要依据民商法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如果人、被人均在案件中采取合法的行为，那么就不会产生连带责任。(二)共同承担中的连带责任。在共同承担中，其连带责任就是指建筑物、构造物或者其附属的设施，由于坠落、坍塌而严重威胁的他人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针对这样的情况，建筑物、构造物的所有人就需要依据民商法的具体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上述现象而造成的连带责任较为较为普遍。例如:某一行人在在建筑物下行走，突然被建筑物上掉落的附属物砸伤，且伤势较为严重，但是行人并不清楚是建筑物中哪一家掉落的东西将自己砸伤。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行人向当地的法院提前诉讼，并且经过调查以后同样没有找到具体的商家或者住户，那么法院则可以依据民商法的内容，要求该建筑物的共有人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行为能够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向建筑物的任何一位责任人提起诉讼，并进行索赔。(三)公司设立中的连带责任。在公司设立的关系中，当股份制的公司已经成立，但是公司的发起人并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将所有的资金缴纳完毕，那么就可以向相关部门提交公司中其他发起人的相关信息，从而与所有的股东共同承担创立公司缴纳资金的责任与义务。另外，如果在股份制的公司中，由于公司的发起在缴纳资金费用时，使用债券、财物等无法变现的方式进行抵押，则公司中其他的责任人也需要与发起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在股份制的公司中，公司的某一位股东利用法人的身份而逃避相关的责任，或者直接侵害了债权的权益时，则公司中的这位股东就需要承担连带责任［2］。(四)保证行为中的连带责任。在《担保法》、《合同法》的领域中，保证合同是发生连带责任的主要情形。随着经济市场的不断改革，借贷、融资的行为日渐频繁。但是，为了能够从根本上维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通常会对相应的权利设定担保，即将保证人引入到借贷、融资的活动中，避免在债务人拒绝履行合同，或者丧失履行合同的能力时，损害债权人的根本利益。对此，在保证行为中，需要明确保证人自身的连带责任，从而保护债权人的基本利益，如果债务人拒绝或者无法承担责任时，则需要追究保证人的连带责任。

三、结语

综上所述，民商法学中连带责任有其自身的特点及构成要素，为处理民商提供了法律保障。以此为基础，民商法学中的连带责任，已经广泛应用在了关系、共同承担、公司设立以及担保行为等范围中，极大的提高了案件处理的质量与数量。所以，为了能够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可以将连带责任应用在具体的案件中。

［参考文献］

［1］田敬川．民商法学中连带责任的分析与探究［J］．法制博览，2017(10):261．

连带范文篇5

关键词:民商法学;连带责任;思考

民商中连带责任制度不仅在维护交易双方合法权益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更是在打击违法乱纪，维护社会安定和谐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目前我国的大环境之中，连带责任制度虽有推行，但并没有对其具体的法律法规及不同分类做出详细解释，导致大部分人不能够清晰准确的明白连带责任的具体含义、特点及适用。

一、连带责任的含义

在我国民商法律中并没有陈述解释连带责任的具体含义，导致我们在处理相关法律事宜时对连带责任的滥用。连带责任，一般情况下是表示在法律事务中的当事人达到两个及以上，同时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那么这例法律事务中的责任人就会相应承担连带责任。例如，在两方共同经营一个项目时，其中一方项目合伙人成为了被告，那么与其一起经营项目的另一方则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并成为被告;或是项目经营中的主要责任人出现意外事故时，另一方经营合伙人则必须要承担这个项目所带来的连带责任。连带责任的产生及应用，不仅约束了项目经营合伙人的行为，更是增强了合伙人之间的共同体感受，使合作各方承担着共同的责任，无形之中建立了合伙人之间互相监督的关系，有效约束着合伙项目中责任人的行为。

二、履行连带责任的三大特点

民商法中的连带责任制度在施行时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分别是共同承担责任、连带责任具有补偿救济、主要责任人优先承担责任。［1］其中，“共同承担责任”表示，在项目经营共同体中，其主要责任人与其他责任人需要共同对项目负责，双方之间存在一定的连带责任关系;“连带责任具有补偿救济”则表明在发生民事责任纠纷时，连带责任人可以对主要责任人提出相应明示，以此来获得合理的补偿，保障相关责任人的权益;“主要责任人优先承担责任”是指在主要责任人已经履行责任时，债权人不得再对其相关责任人再次要求赔偿，这也是从侧面约束了债权人的行为，保护了责任人的权益。

三、连带责任施行现状

从目前我国民商法的使用情况中可以看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现存民商法中连带责任制度不足以满足人们处理经济问题时的需求。现存的连带制度规定仍然具有一定的可操控性，例如，连带责任在法律法规方面缺乏准确的定义，使项目共同体中的责任人对连带责任的认可度较低，在事故发生时无法有效执行连带责任制度的法律效力;另外，连带责任制度中责任与义务不够泾渭分明，使责任人对其应该承担的责任和需要履行的义务方面没有明确的认知，给维权工作增加了阻碍。

四、连带责任的具体分类

(一)按照连带责任产生的原因划分。根据连带责任产生的原因划分，连带责任可以分为法定连带责任和约定连带责任。由于连带责任的施行在有利于债权人的情况下，对责任人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负担，因此《民法通则》中表示，连带责任的承担必须项目共同体当事人的约定或相关法规，这就将相关责任人依照具体情况进行了区分。其中法定连带责任一般为当事人主观犯错，比如项目人或是第三方通过串通协作而损害被人利益，这种情况由于项目人和第三方主观犯错，则需要按照《民法通则》中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而约定连带责任的承担并不需要当事人完全具备主观犯错事实，而是以合作中的约定为主要判别标准，［2］如在商业贷款中保证人为贷款人提供了借贷合同担保，而贷款人并未履行还款约定，这时虽然保证人并没有进行主观犯错，但按照约定需要保证人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对贷款机构履行还款责任。(二)按照连带责任承担的责任内容划分。根据连带责任承担的责任内容不同，可以将连带责任分为违约连带责任和侵权连带责任。违约连带责任是指在项目共同体中合作双方共同违约，不遵守合同规定而产生的连带责任，这时就需要项目共同体承担相应的违约金并在造成的损失超过违约金的情况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侵权连带责任是指在项目共同体中合作双方共同侵权造成损失而产生的连带责任，这时需要项目共同体承担相应的赔偿损失的责任。(三)按照连带责任产生的合作效力划分。根据连带责任产生的合作效力不同，可以分为有效合同连带责任和无效合同连带责任。有效合同连带责任产生的基本前提是有具备效合同，在合同签订时项目共同体中各方当事人均具备民事主体资格，并且不存在主观犯错事实和主观违约事实，合同的内容及形式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而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一方或多方违约才产生了连带责任。无效合同连带责任产生的基本前提即是无效合同，主要是由于项目共同体中一方或多方当事人主观上有过错或是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此时合同的成立是无效的，但是合同无效不代表当事人不承担相应责任，因此，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连带责任被称之为无效合同连带责任。(四)按照连带责任的承担顺序划分。根据连带责任承担的顺序不同，可以分为一般连带责任和补充连带责任。一般连带责任中各个债务承担人没有主次之分，对于债务无条件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比如在合伙经营、半紧密型联营及关系中，债权人要求项目共同体中的任何一个债务人清偿全部债务，不需要进行主次、先后顺序的区别。而补充连带责任必须以主债务人不能够独自还清债务或不履行责任时，从债务人根据责任总额的比例和顺序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3］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民商法学为基础，分别通过对连带责任的含义、特点、现状、划分等五方面进行阐述，从而对我国民商法中连带责任这一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加深人民群众对连带责任的认知和了解，进一步推广和发展连带责任制度的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1］姜文娟．民商法学中的连带责任分析［J］．法制博览，2017(34):175+174．

［2］王静娴．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连带关系［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7，15(02):52-59．

连带范文篇6

【内容提要】共同危险行为是数人侵权的一个重要类型。共同危险行为人主观方面无意思联络，没有共同过错。共同危险行为的客观方面的关联不重行为的一体性，而重致害人的不能确知性。共同危险行为的因果关系为择一的因果关系。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在于法律对“无辜的受害人”与“无辜的被告人”利益的取舍和危险行为的关联性。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的是可以免责的连带责任。

【关键词】民法理论/共同危险行为/问题

传统民法理论把共同侵权行为分为三种形态：一是狭义共同侵权行为，又叫共同加害行为；二是准共同侵权行为，指数人实施的行为均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危险性，其中一人或部分人的行为致人损害而又不知谁为加害人的侵权行为，这种行为又称共同危险行为；三是视为共同侵权行为，即有教唆人、帮助人参加的共同侵权行为[1]。关于共同侵权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除此条之外，无其他规定。可见，我国民法对共同侵权行为的种类未作区分。根据王利明教授的观点，共同侵权行为分为狭义的共同侵权行为（共同过错）、共同危险行为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2]。这一观点，避免了传统民法理论分类的不周延，成为现今关于共同侵权行为分类的权威说法。

关于上述分类中的共同危险行为，我国学者不乏理论探索，在司法实践中也已开始承认和运用共同危险行为理论处理案件。然而，由于共同危险行为理论甚为复杂，学者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本文拟就上述几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主观方面

在共同危险行为中，虽然各行为人的行为都有造成损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其损害后果并非由行为人全体共同造成的，至于何人造成，不能得知。这样，共同危险行为的行为人就有致害人与非致害人之分。致害人与非致害人之间，主观方面如何，学者有不同见解，分歧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非致害人是否有过错；二是倘若非致害人亦有过错，致害人过错与非致害人过错之间有无意思联络。

1.关于非致害人是否有过错

有学者认为，非致害人主观上并不存在过失。过失的成立须以损害后果的发生为前提，没有损害的发生也就无所谓过失。而危险行为人中非致害人的行为尽管共同造成危险状态，但并未实际致害，这些行为人也就不存在过失[3]。

另一些学者认为，非致害人主观上存在过失。从主观上看，行为人没有致人损害的故意，在数人中，既没有共同的故意，也没有单独的故意，只存在疏于注意义务的共同过失。因为共同故意可以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单独故意构成一般侵权行为[3]。

笔者认为，认为非致害人并无过错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所谓过错，是一个主观和客观要素相结合的概念，它是指支配行为人从事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行为的故意和过失状态[2]。的确，过错的存在须表现为受行为人主观意志支配的外在行为，行为人的意志必须外在化时，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但是，损害事实的存在并非构成过错的必要条件。当然，行为人的过错大多致人遭受损害，从而有损害事实发生，但实践中行为人有过错却并未致人损害的例子并不罕见。例如，开枪打人未中，他人并无伤亡，却不能认为行为人主观上并无过错。倘若只有损害事实发生，行为人才有过错，则一般侵权行为损害事实要件的存在实无必要。因此，损害事实和过错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就共同危险行为而言，危险行为的存在本身即是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因为行为人致人损害的可能性的存在必然伴随着其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

就过错内容而言，共同危险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是否像有学者主张的那样，仅包括过失？笔者认为，危险状态能否形成和存在，并不因行为人主观上的过失与故意之不同而有所区别。诚然，在共同危险行为中，行为人的过错大多是过失状态，但也不可否认，在一方故意他方过失，甚至在行为人均有故意的情况下，行为人致人损害的可能性仍能并存。例如，二人素不相识，均于某日晚找甲复仇。二人同时向某甲开枪后，以为被人发觉仓皇逃走，某甲身中一弹，不知何人所为。二人虽因触犯刑律须承担刑事责任，但在民法上，仍构成共同危险行为。

2.关于行为人之间有无意思联络

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共同危险行为人之间须具备意思联络，否则不构成共同危险行为。德国著名学者拉伦茨（Larrenz），日本学者冈松参太郎、矶谷幸次郎、野田孝明[4]等持这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共同危险行为人之间，不以意思联络为必需，行为人之间，或有意思联络，或无意思联络。我国学者张瑞明先生持这种观点[5]。第三种观点认为，共同危险行为人主观上并无意思联络。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因为意思联络，即行为人主观上的关联，使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联结成一个整体，具有不可分性。而受害人所受损害，理当认为是行为人全体所致。或许有时直接致害人并不明确，但决不能认为此时致害人不明。就上述三种观点而言，第一种观点使得共同危险行为与共同侵权行为（狭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从而使二者的区别毫无实际意义；第二种观点认为共同危险行为人之间可以有意思联络，也可以无意思联络，显然不适当地扩大了共同危险行为的适用范围，从而有排挤共同侵权行为（狭义）适用范围之嫌。

应当指出的是，既然共同危险行为人之间不存在意思联络，那么，行为人之间有无共同过错？笔者认为，行为人的过错之间没有意思联络，只是个别的过错或者相同的过错，并不构成共同过错。共同侵权行为（狭义）之共同，即是指行为人之间具有共同过错而言。在共同危险行为中，行为人虽然都具有主观上的过错，有时甚至具有相同的过错，但因行为人主观上并无意思联络，他们之间的过错仍未联结在一起，不能称为“共同过错”。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共同”，不是行为人过错的共同，而应解释为行为人之间造成损害可能性的共同，即危险的共同。

二、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客观方面

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客观方面，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要构成共同危险行为，行为人的行为之间须具有客观的关联，且具备行为之一体性。但在国外及我国台湾省，共同危险行为是否必须具备行为之共同性，引发过诸多争论。其中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学说[4]。一种学说认为行为人的行为须具有共同的一体性，才能构成共同危险行为。这种学说在理论上称“行为之共同说”。持此说者以德国的拉伦茨（Larrenz）、日本的梅谦次郎、饭岛乔平等为代表。另一种学说认为构成共同危险行为，不须具有行为共同性的要件。行为人的行动，虽不在同时、同地发生，只要均具有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仍构成共同危险行为。这种学说在理论上称为“致害人的不能确知说”。持此说者以德国的埃赛尔（Esser）、日本的我妻荣、几代通等为代表。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学说的分歧主要在于，共同危险行为之客观方面是重在行为之共同性，还是重在致害人的不能确知性。如果重在行为之共同性，则行为人的行为须构成共同行为，否则不构成共同危险行为；如果重在致害人之不能确知性，则只需致害人不明，不须有共同行为，仍可构成共同危险行为。

从立法史来看，共同危险行为起源于罗马法。其原始的构想在于解决致害人不明时，扩张赔偿责任人的问题，以使无辜的受害人得到赔偿。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罗马市街道狭隘，住宅密集，屡见投下物、流下物造成损害。为了确保公众集会场所和交通道路的安全，乃创设了“流出投下物诉权”，规定在共同住宅（无论是自有、租赁、借住）内的居民，不知何人，有物体从窗户投下、坠落或有物流出，到达道路或者其他场所，造成行人或他人受损害，究竟投下物或流出物为何人所为，无法确知时，应科以共同住宅全体居民负连带责任[4]。可见，在罗马法中，成立“流出投下物诉权”，无须具备行为的共同性，而仅以实际致害人的不可确知性为要件。后世德国民法典第830条即源于罗马法“流出投下物诉权”，而日本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中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规定，则源于德国法。因此，可以说，共同危险行为创始之初，并不重在行为人行为的共同性，而重在解决致害人不明时受害人无法举证求偿的问题。

就国外学说判例的发展而言，“行为之共同说”主导了大陆法系国家共同危险行为理论界很长一段时间。但近些年来，法、德、日等国理论界均倾向于强调行为共同性的要件并不必要。许多学者认为，所谓“时间的、场所的关联”要件，不为必需。共同危险行为人之赔偿义务，是由于各人对于导致结果具有可能性，即他们均做出具体的危险状态，此即由于不能确知致害人所做的危险行为，而科以共同危险行为人责任的根据所在。所谓“时间的、场所的关联”的基准即救济范围限制，应该予以否定[4]。

综上所述，无论是其立法起源，还是其发展趋势，共同危险行为都是重在致害人的不能确知性。因此，笔者认为，共同危险行为的客观方面，无须表现为行为的共同性，而是只要受害人遭受损害，行为人均具有致害可能性。

那么，在共同危险行为中，行为人致人损害的危险在造成实际损害时是否都已实际存在呢？有学者认为是肯定的，并且都有造成实际损害的可能性[5]。笔者认为，既然共同危险行为不以行为的共同性为要件，则异地、异时、异质的危险行为也能构成共同危险行为。从这个角度看，在实际造成损害时，可能行为人的危险行为都已实际存在，也可能部分行为人的危险行为已经存在而其他行为人的危险行为尚未实际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强调共同危险行为重在加害人的不能确知性，难免有时会不当地扩大无辜被告人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社会公共的价值观、伦理观对“危险行为”的概念作出合理的界定，使不具有致害可能性的无辜被告人免除责任。例如火车车厢内有人丢出物体，致路人受伤；开架式图书馆闭馆时，发现当日有书被窃，不宜认定车厢内的所有乘客或所有当日进入图书倌的读者构成共同危险行为。

三、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因果关系

与共同危险行为有关的因果关系不外两种：一种是择一的因果关系，另一种是累积的因果关系。择一的因果关系，是指数个人的行为均有可能导致结果的发生，但究竟何人的行为与结果有因果关系，并不明确。累积的因果关系，是指数个人行为的结合导致了结果的发生，数个原因对结果的发生之作用比例不明。

笔者认为，对择一的因果关系，因其只有一个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有关，且行为人不明，这正是共同危险行为因果关系的特征。毫无疑问，共同危险行为之因果关系应当包括择一的因果关系。国内外学者对此亦无不同看法。而对累积的因果关系，数个行为人的行为之结合导致了结果的发生，这就表明，整个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都有因果联系。具体到共同侵权行为实践，数个行为人都是致害人，即致害人已经明确，虽然各致害人之致害比例不能确定，却不存在“致害人不明”的情形。因此，累积的因果关系不构成共同危险行为。至于在累积的因果关系中，致害人之间无主观的意思联络时，则是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一种情形。

四、共同危险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

在侵权行为法领域，一般地，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是以其主观上有共同过错为基础的。行为人主观上的共同过错，表明其实施侵权行为时有意思联络，行为人之间同心协力，其损害必较单一的行为较重，故应使数人就因数行为所生的损害，各负全部责任，即连带责任。

在共同危险行为，数行为人就损害事实承担连带责任，其基础为何？有学者认为，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在于他们具有共同过错[2][3]。如前所述，在共同危险行为中，虽然行为人都具有过错，但主观上并无意思联络，因此，共同危险行为的数个行为人之间并不存在共同过错。所以，认为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在于共同过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笔者认为，共同危险行为人就损害事实承担连带责任基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在于“无辜的受害人”与“无辜的被告人”利益的取舍。在共同危险行为中，一方面，因为致害人不明，若要由受害人举证证明致害人的致害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事实之因果关系，必然会因举证困难而使受害人不能请求致害人赔偿，这对无辜的受害人是十分不利的，有违民法的公平原则；另一方面，因为受害人的损害事实只是共同危险行为人中的一人或几个所致，而致害人并不明确，则不能由某人或某些人对受害人负责，更不能使全部行为人均被免除责任，只能由危险行为人全体对受害人负责，但此时又因受害人的损害事实并非由危险行为人全体所致，对非致害行为人即无辜的被告人难免过苛。这样，就产生了“无辜的受害人”与“无辜的被告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法律必须在二者之间进行细微考量，做出取舍。综合判断，非致害行为人的危险行为虽与受害人的损害事实无因果关系，但因其在造成危险行为方面仍有过错，为惩戒危险行为人，权衡轻重，法律仍应保护无辜受害人的利益，推定各危险行为均与受害人损害事实有因果关系，从而要求危险行为人全体对受害人负赔偿责任。

其次，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在于危险行为的客观关联性。法律在“无辜的受害人”与“无辜的被告人”之间做出利益取舍，只是说明了共同危险行为人何以均应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而共同危险行为人为什么应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呢？笔者认为，在共同危险行为中，行为人之间虽不具有主观的意思联络，并无共同过错和主观的关联性，从而行为人的行为也不因其主观的意思联络而联结成一个整体，但是，由于各危险行为人都有造成受害人损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而致害人又不明，那么各危险行为人的行为或因时间场所之共同，或因时间之连续，或因场所之毗邻都会联结成为一体，从而具有客观的关联性。危险行为的客观关联性，正是共同危险行为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基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将共同侵权行为（狭义）、共同危险行为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区分开。

从主观方面看，无论是共同侵权行为（狭义），还是共同危险行为，还是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其行为人均具有主观上的过错；所不同的是，在共同侵权行为（狭义）中，行为人之间主观上有意思联络，具有共同过错，而在共同危险行为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中，行为人之间主观上并无意思联络，只有个别的过错，而不具有共同过错。

从客观方面看，在共同侵权行为（狭义）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中，致害人是明确的，而在共同危险行为中，孰为致害人，并不确定。就客观行为的关联性而言，共同侵权行为（狭义）基于行为人主观上的共同过错和客观行为的共同性，共同危险行为基于各行为人造成损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和致害人的不可能确知性，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则基于各行为人的行为的相互作用与结合。

从因果关系看，对共同侵权行为（狭义）和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人的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都是认定的；而共同危险行为则属于推定的因果关系。由此衍生出，在共同侵权行为（狭义）和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中，不存在行为人之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欠缺因果关系而免责的问题；而对共同危险行为，行为人可以其行为与损害后果欠缺因果关系为由，主张免责。

从责任的承担看，三者有不同类型的责任，在共同侵权行为（狭义）中，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在共同危险行为中，各行为人承担可以免责的连带责任；而在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中，各行为人分别承担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孔祥俊.试论共同侵权行为［J］.法学研究，1991，（4）：50－52.

[2]王利明.民法·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54－352.

[3]杨立新，等.侵权损害赔偿［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239－242.

连带范文篇7

关键词：明星；连带责任；权利与义务

1明星与经营者的劳务合同

本文所考究的明星广告仅含商业广告，非商业广告不在讨论的范畴。一般而言，商业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的媒介和形式直接或间接的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所提供的服务的广告。基于此，本文中提及的“明星广告”是指，明星(在文艺、娱乐、体育行业和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行为涉及公众的兴趣和娱乐生活的“自愿的公众人物”)直接或间接地介绍商品或服务，由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向其支付费用的商业广告。明星广告涉及的法律关系为合同法律关系，主体是广告主或广告经营者与明星，标的是明星的介绍行为。

明星与其代言的广告商，无论是否有书面的协议，都属于劳务合同关系。明星广告因为与明星的形象、信誉、声望、公众的兴趣和信赖密切联系，与其他广告相比，更易被受众关注和认可。对广告主来说，明星广告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对于明星而言，在广告中摆几个姿势，说几句赞美语，除了赚来数额不菲的经济效益，还可以带来诸如“混个脸熟”等星级效应。从表象上看，明星广告对广告主和明星可谓双赢，以致明星广告铺天盖地，数不胜数。如在某电视台晚上黄金时间段，短短半个小时内，就有张国立代言的九芝堂“六味地黄丸”、倪萍代言的“21金维他”、徐帆代言的“花红药液”、斯琴高娃代言的“双汇鲜肉”等广告连续播出。可见，在现代生活中，明星广告的广度之大和数量之多。

广告商基于明星效应给予明星的劳务费用高者可以达到上千万，如此高的报酬，也应当尽相应的义务!

法理上权利与义务显然具有二重关系：一方面是一个人的权利与他人的义务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一个人的权利与他自己的义务的关系。

从“权利是权利主体必须且应该从义务主体那里得到的利益，义务是义务主体必须且应该给付给权利主体的利益”来看，权利与义务实为同一种利益，它对于获得者是权利，对于付出者则是义务。因此，一方有什么权利，他方便有什么义务；一方有什么义务，他方便有什么权利。一个人的权利与他的义务具有双重关系：一方面是他所享有的权利与他所负有的义务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他所行使的权利与他所履行的义务的关系。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与他所负有的义务，显然不是他自己能够自由选择的，而是社会分配给他的。不言而喻，社会分配给一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即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只有相等才是公平的、应该的；如果不相等，则不论权利多于义务还是义务多于权利，都是不公平的、不应该的。

明星艺人担任商家的形象代言人，或者担任商品代言人，在代言活动中明知是虚假的广告宣传仍然进行代言，其获得了高额的利益，而让购买商品的消费者遭受严重的财产损失及人身损害。消费者仅仅依购买合同向生产经营者求偿是不合理的、极其不公平的。权利义务应当对等，因此明星艺人要和企业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

2明星应对公众消费者担保法律义务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具有在文艺、娱乐、体育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行为涉及公共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兴趣；同时明星和大众传媒联系密切，其代言行为具有集中公众注意力，在受众中迅速形成强大的认同感与说服力，消费引导力。

对于明星代言广告，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的一项民调(4332人参加中显示)，如果自己喜欢的明星代言了某品牌，0.6％的人表示“无论是否需要都会追着买”，30.0％的人表示“在需要买这类产品时会优先考虑”。而另据央视《东方时空》的调查(3298人参加)，47.2％的人表示“在选购同类产品的时候，会优先选择名人代言的产品”。可见明星的代言有其极大公众影响力。

而明星代言是以其公众影响力，受大众的爱戴与信赖标识经营者的产品。明星的这一代言行为也与消费者形成默示的保证合同。明星有义务向消费者保证其无虚假代言，产品符合国家质量的标准，与广告代言词元出入。

有明星说代言行为属于表演，勿需对虚假代言承担连带法律责任。果真如此的话，明星代言广告将要加上“此广告纯属虚构”，我想请其代言产品的厂商、经营者估计是绝对不会同意。因为这样一来，本来是希望利用明星的“证言”向消费者传递“我一明星都使用了，你们还不相信么?”引导消费的效果绝对大打折扣，凭什么几分钟的广告需要花上几十万元，百万元呢!还不如找一演技好的，效果也不比“此广告纯属虚构”差。

明星此一代言行为客观上说属于一种“证言”，以其公众影响力，信赖来保证代言产品的效用。

在现代市场营销中，对于买方市场的受众(消费者)来说，都希望获得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但产品和服务是否高品质是需要考核的。由于考核需要费用(有时甚至是巨额的)，而且并非每个产品和服务都适合于事前考核，所以人们会选用另外一些间接的指标进行。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寄托了公众的信赖和爱戴，明星广告就成了受众(消费者)考核的重要指标。

公众是明星的支持者、扶持者和爱戴者，公众的支持、扶持和爱戴使“明星”成为明星，被纳入广告主和广告经营者的视野，获得代言广告的资格。公众的支持、扶持和爱戴，亦使明星获得巨额的代言广告报酬。简而言之，公众的支持、和爱戴是明星获取巨额经济利益的源泉和基础。且明星的行为涉及公共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兴趣，因此，公众对明星享有监督权和知情权(知情权指最大限度地从明星那儿获取真实信息的权利，对明星的行为享有最大限度知悉的权利)。

因此，从根本上说，明星广告代言费的有无及多少，来源取决于公众的支持和爱戴。公众的支持和爱戴使人成为明星，使明星获得巨额报酬。从经济学上的付出和所得平衡原则、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一致原则，明星在代言广告法律关系中，是否应该对公众有所回报，是否对公众承担一定的义务呢?无疑，答案是肯定的。

明星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明星来说责任是否过大呢?

连带范文篇8

关键词:产品代言；连带责任；产品侵权；共同侵权；过错责任原则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已经于2009年6月1日正式施行。该法第55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这一规定，社会各界反映比较热烈，形成尖锐的对立意见。这个规定实际上不能仅仅局限于食品代言连带责任，而是应当举一反三，适用于所有的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因而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本文试图从食品代言连带责任出发，全面论述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有关法律问题。

一、对《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食品代言连带责任的不同意见

对《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食品代言连带责任的对立意见，分为正方和反方两种意见。

坚决反对食品代言连带责任规定的，以冯小刚为代表。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表示：关于食品安全明星代言连带责任，很多演艺明星都有意见。如果明星要承担连带责任，那电视台是否负责？新闻媒体是否负责？国家质检等部门是否能负连带责任？为什么单单明星来负连带责任？这个规定是片面的、不公正的。如果要明星负责，那所有的质检部门应该负连带责任。[1]

坚决拥护这一规定的集中体现为网友的意见。很多网友在网上发表意见，认为食品代言连带责任的规定不错，甚至还以“决不饶恕”的说法表示自己的态度。他们认为，消费者就是因为崇拜、信任某个明星，而间接对其所代言的产品产生信任，而去购买商品。既然艺人的形象促使消费者实施了购买行为，那么艺人就没有理由说自己和产品质量没关系。名人偶像对大众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追随者利“粉丝”们相信他们的偶像，对比同类商品，他们更信赖名人代言的产品。这也是为什么名人代言的广告方式受到企业的青睐，名人们也由此赚得巨大的收入，甚至远远超过他们演艺事业的所得。每一个公民（包括名人在内）的权利与义务必须对等，名人明星代言产品在获取巨额代言费的同时，也必须为可能出现的虚假宣传、产品质量问题等误导消费者的行为承担责任。[2]

法学专家对此保持冷静，提出的意见比较稳妥。例如，姚辉教授认为，食品代言连带责任的承担，要看制造商与明星代言人之间是否存在共同故意。具体来说有两种情况。其一，制造商与明星代言人相互串通。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与明星代言人实则形成了明确的分工，二者的主观状态均属于直接故意。其二，制造商与明星代言人虽然没有相互串通，但明星代言人明知制造商生产了质量存在缺陷的产品而仍然为该产品进行代言。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的主观状态属直接故意，明星代言人的主观状态属间接故意。毫无疑问，上述两种情况都可认定他们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3]

法律已经规定食品代言连带责任并且有关法律已开始实施，这是客观现实，对其进行讨论发表不同意见是可以的，但质疑其权威性，甚至反对、阻止其施行，则是不可以的。笔者承认，《食品安全法》对这一责任规定确实过严，但是，法律规定的责任过严也有过严的好处。尽管很多学者也主张最好规定为“承担相应责任”，似乎这样更为缓和、更为稳妥，[4]但是法律已经明确规定的就是连带责任，在没有修改法律之前没有改变的余地。对此，笔者的看法如下。第一，规定为“相应责任”反而不好，因为不知道与什么相应、如何相应，在法律适用上更不好解释，也无法准确掌握，会出现各有各的理解的弊病。第二，明确规定食品代言连带责任，是很严格的责任，但依照连带责任的严格要求，食品代言连带责任必须符合侵权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因而并不会伤害没有构成连带责任的食品代言人，只有构成共同侵权的食品代言行为的代言人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样，更有利于划清侵权与非侵权的界限，保护正当的产品代言行为，制裁非法的产品代言行为。因此，笔者将积极评价《食品安全法》第55条，并建议将此规定推而广之，扩展为产品代言连带责任。

二、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法理基础

食品代言乃至于产品代言，代言人实际上就是给食品或者产品做广告。做广告的人对于推荐的食品或者产品有缺陷并造成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损害，究竟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长期以来并不是一个明确的问题。存在的问题确实如网友所言，产品代言人只管代言、只管收钱，对于代言的产品质量如何、是否存在缺陷、能否造成损害，一概不管，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样的后果是，代言人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不承担责任，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主体。这是不正确的，也是不正常的。《食品安全法》率先规定食品代言连带责任，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究竟是依据何种法律基础承担呢？笔者认为，应当明确以下几点。

（一）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并非基于合同责任而发生

产品代言行为确实产生于合同，但并非基于产品代言合同而发生产品代言连带责任。

诚然，产品代言是一种合同关系，是产品代言人与广告商以及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之间订立的广告代言合同。该合同对上述当事人的代言行为进行法律约束，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其并不能约束合同当事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合同的债权相对性原则的效力使然。即使债权相对性原则有所突破，[5]也无法突破到这样的程度。当代言的缺陷产品造成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时，该合同关系无法解决这样的赔偿要求。

当然，也可以考虑另一个合同关系，即产品代言人依附于买卖合同关系的产品经营者，依据产品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合同关系，解决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的索赔问题。制造或者销售具有不合理危险的产品，造成合同债权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害的，债权人主张违约责任，可以依据加害给付责任规则请求赔偿。加害给付亦称积极侵害债权，是德国学者创造的概念，指债务人履行给付不合债务本质，除发生债务不履行的损害之外，更发生履行利益之外的损害，债务人应当承担履行利益之外固有利益损害赔偿的违约责任制度。[6]在合同责任中，加害给付与实际违约是一种特殊关系，构成责任竞合，其基本区别，在于履行合同所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不符合约定，即瑕疵履行，并且因此而给债权人造成合同利益以外的固有利益损失，而不是一般的实际违约。因此，加害给付责任就是实际违约责任中的特殊责任，只不过由于加害给付责任所具有的涉及固有利益损失的特殊性，才作为单独的一个合同责任进行研究。产品代言人代言缺陷产品，如果明知产品有缺陷，仍然为产品生产者或者产品销售者进行宣传，造成损害，依据加害给付责任规则承担违约责任，似乎有道理。但问题在于：一方面是产品代言人本身并不是产品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无法依据该合同关系承担合同责任；另一方面，加害给付责任无法保护产品买卖合同当事人之外的产品使用人受到损害的权利。因此，以加害给付责任作为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法理基础也并不充分。

可见，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并不是基于合同而发生的民事责任。

（二）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法律基础是产品侵权责任

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应当依据产品侵权责任规则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基础。

产品侵权责任，是指由于存在缺陷的产品造成他人人身、财产的损害，而应由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侵权行为。[7]按照《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42条和第43条规定，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对于造成损害的产品使用人负有损害赔偿责任，受害人可以请求生产者承担责任，也可以请求销售者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销售者如果对于产品缺陷的产生没有过错，并且能够指明缺陷产品的来源或者生产者的，销售者在承担了赔偿责任之后，可以向缺陷产品生产者追偿；产品生产者承担了赔偿责任之后，如果能够证明销售者对于产品缺陷的产生有过错的，则可以向其追偿。可是，按照产品侵权责任的规则要求，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是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产品代言人既不是产品生产者，也不是产品销售者，完全按照产品侵权责任规则确定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理由好像也不充分。

学者在解释产品代言连带责任适用产品侵权责任规则的理由时提出，对于产品缺陷而导致的损害，代言行为相对于产品生产者的行为而言具有间接性，属于间接侵害行为。学者引用德国学者拉伦茨的观点，所谓间接侵害行为，是指行为自身引起高度抽象的危险，加上隔着远距离其他情事之介入，导致他人权利受侵；而直接侵害行为是指依照社会的见解，在一个行为外部历程中，于时空上直接地引发的侵害。直接侵害行为与间接侵害行为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引起了某种抽象的损害发生的危险，前者在损害的发生上具有直接的促成原因力。[8]

笔者并非完全赞同产品代言行为的间接侵害行为性质的说法，但产品代言行为须与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的行为相结合，才能够发生致人损害的后果，却是一个客观事实。在缺陷产品造成他人损害的事实中，产品代言行为依附于缺陷产品的生产经营行为，最起码是致他人损害的助成原因，并非没有直接的原因力。因此，适用产品侵权责任法律规则，才能够建立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法律基础，才是确定其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正因为产品代言行为对于缺陷产品造成损害的行为发生助成原因，那么，确定产品代言人承担产品侵权责任，就是有道理的，只是必须确定产品代言人究竟是依附于产品生产者，还是依附于产品销售者。这正是《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责任的含义所在，即产品代言行为必须与产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侵害行为相结合，才能够成立产品侵权责任，不存在单独的产品代言连带责任。

（三）小结

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之外，确定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并没有其他法律根据。因此，笔者赞同产品代言人连带责任采用产品侵权责任规则作为其法律基础，进而探究其归责原则、责任构成和责任形态等问题，以保证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法律，保护人民健康。

三、《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产品代言的侵权责任形态为连带责任的正确性

（一）对产品代言连带责任性质的不同主张

产品代言人承担侵权责任，究竟应当是承担何种侵权责任形态？对此，立法已经明确为连带责任，但在学理讨论上尚有以下几种不同见解。

1.相应责任说

有学者认为，代言明星若明知或应知食品广告虚假仍然为之代言，则与广告主形成了共同侵权中的共同加害行为之帮助行为。共同加害行为要求必须具备三个构成要件：主体须为两人或两人以上；行为须具有共同性即具备意思联络或者行为关联；损害结果须具有同一性。因此，要求代言虚假食品广告的明星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9]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讨论《食品安全法》的过程中，有些法律专家也认为应当规定为弹性的“相应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但是，立法者没有采纳这些意见。

笔者认为，相应责任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相应责任应当有多种责任形态可供选择。没有选择的相应责任，不是一种法律明确的责任形态。因此，规定为相应责任反而不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施行。而在事实上，既然承认产品代言责任的基础是共同侵权行为，那就应当是连带责任，而不是相应责任，这是不言自明的规则。公务员之家

2.按份责任说

有学者认为，产品代言应当承担按份责任，理由是共同侵权的成立应该以主观上的共同过错为要件，没有主观关联的行为人之间不成立共同侵权，各自承担份额责任。根据《食品安全法》草案的立法精神，代言人责任与生产经营者责任之间宜为按份责任关系。[10]

笔者认为，这种意见也不准确。在侵权责任法领域，数个当事人承担按份责任的基础，在于数个行为人的行为对于同一个损害的发生，都构成原因，都具有原因力，但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也不具有客观的关联共同，因而成立无过错联系的共同加害行为。简言之，承担按份责任，须不构成共同侵权，且须数人的行为造成同一个损害结果。在产品代言连带责任中，既然构成共同侵权，也就不存在承担按份责任的法律基础，承担按份责任也没有可靠的事实依据。

3.补充责任说

产品代言是否有存在承担补充责任的可能？对此，应当首先考虑承担补充责任的事实依据和法律基础。承担补充责任的客观基础，是不同的行为造成同一个损害事实，受害人同时产生两个损害赔偿请求权，依据公共政策的考量，准许受害人首先行使顺位在先的请求权，在其请求权不能实现或者不能完全实现时，再行使顺位在后的请求权，以补充直接加害人的赔偿不足。[11]在产品代言责任中，存在前一个客观事实，即损害是由产品生产者或者产品销售者的行为以及产品代言行为造成，且系同一个损害，受害人对于前者和后者都享有请求权。但是，法律并没有规定这种责任为补充责任，而是明定为连带责任。因此，确定产品代言责任为补充责任，则缺少法律基础。

4.不真正连带责任说

在产品代言连带责任中，如果笼统规定产品代言人与产品生产经营者承担，则有可能形成不真正连带责任。在产品侵权责任，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担的侵权责任就是不真正连带责任，尽管在承担风险责任的层面，只要产品存在缺陷，就可以请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侵权责任，但在最终责任层面，产品生产者承担最终责任须产品存在缺陷；而产品销售者承担最终责任则须有过错。如果产品代言人参与其中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将与产品生产者、产品销售者一起构成三个主体的不真正连带责任。这样选择，有违产品代言行为助成产品生产者或者助成产品销售者的客观事实，有违产品代言行为只能依附于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一方造成损害的客观事实，可见于此不存在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客观基础。因此，产品代言人不存在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可能性。

（二）产品代言连带责任是共同侵权连带责任

笔者赞同姚辉教授的主张。[12]依笔者所见，当一个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时候，必须首先具备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包括：第一，必须存在两个以上的侵权行为人，该人是其中之一；第二，每一个侵权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对于损害的发生都必须具有原因力；第三，各个共同加害人应当具有主观上或者客观上的关联共同。产品代言责任符合这样的要求。

首先，产品代言人与谁承担连带责任？是产品生产者或产品销售者。因此符合两个以上侵权行为人的要求。《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为食品生产经营者是对的，但产品代言人不能与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一起构成由三个主体承担的连带责任。

其次，产品代言行为对于损害的发生具有原因力。尽管产品代言行为不具有直接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但却是造成损害的助成原因，具有相当的原因力，与产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行为构成损害的共同原因，因而承担连带责任顺理成章。产品代言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是与产品生产者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是与产品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因为他们的行为对于损害的发生才具有共同原因力。

再次，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存在承担共同侵权的关联共同。在事实上，广告代言行为作为主观关联共同的共同侵权虽较为少见，但确实存在。产品代言人明知代言的产品存在致人损害的缺陷，却故意为其进行代言，希望或者放任损害结果发生的，构成主观关联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毫无问题。如果产品代言人并不明知而是应知，由于存在疏忽或者懈怠，可能构成客观关联共同，也可以成立共同侵权，当然也存在连带责任的基础。

（三）对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概念界定

综上所述，《食品安全法》将产品代言责任规定为连带责任确有道理，产品代言人承担的责任性质为产品侵权责任。产品代言行为应当依附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行为，产品代言人应当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据此，产品代言连带责任，是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缺陷产品，对消费者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依据产品侵权责任规则，应当与产品生产者或者产品销售者共同承担的侵权连带责任。

四、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归责原则与责任构成

（一）产品代言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确定产品代言连带责任适用何种归责原则，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既然产品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产品代言责任是附属于产品侵权责任的连带责任，因此也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于从事代言的名人来说不符合法律正义，而且会限制行为选择的自由，因此，采取过错责任原则似乎更为适宜。[13]

诚然，产品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但也并不是一律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例如，在产品侵权责任中确定销售者的最终责任，并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产品质量法》第42条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产品代言中，产品代言行为并非直接造成损害，因此，具有过错的产品代言行为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基于公平、正义的民法基本理念，应当确定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必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代言人有过错的，才能够与产品生产者或者产品销售者构成共同侵权，才承担连带责任。

产品代言人具有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当然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产品代言人只具有过失，且不是共同过失，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呢？笔者认为，客观关联共同并不排斥产品代言人的过失，并非要求其须与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具有共同故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法第185条规定共同侵权行为的立法理由认为：“查民律草案第950条理由谓数人共同为侵害行为，致加损害于他人时（即意思及结果均共同），各有赔偿其损害全部之责任。至造意人及帮助人，应视为共同加害人，始足以保护被害人之利益。其因数人之侵权行为，生共同之损害时（即结果共同）亦然。”这里采纳的立场主要是意思联络说，但作为特殊情况，行为关联共同者也认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前者为意思联络即主观上的关联共同，后者为客观上的关联共同，各行为既无意思联络，又无关联共同者，非共同侵权行为。[14]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1977年6月1日(66)院台参字第0578号令例变字第1号认为，民法上之共同侵权行为，与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构成要件并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权行为人间不以有意思联络为必要，数人因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苟各行为人之过失行为均为其所生损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谓行为关联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权行为。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78年台上字第1737号判决书重申了这一立场。[15]因此，构成客观上的关联共同，各个行为人具有各自的过错，造成同一个损害结果，均具有共同原因的，也认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产品代言人具有过失，其行为与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行为具有共同原因，造成同一个损害结果，就成立客观关联共同。

因此，在产品代言侵权责任中，尽管是产品侵权责任应当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对于产品代言人的责任确定，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产品代言人没有过错的，不承担连带责任。

（二）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

构成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其基本构成要件应当符合产品侵权责任的要求，同时应当具备下面各项要件。不具备这些要件的，就不构成产品代言连带责任。

1.行为主体为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

按照《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要求，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主体是“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其中包括三种主体，一是社会团体，二是其他组织，三是个人。很多学者在文章中断言该条规定的是“名人代言”，是不正确的。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主体并非只有名人，凡是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产品的上述三种主体，都能够成为产品代言连带责任主体。例如，前几年推荐假冒伪劣牙膏的所谓“牙防组”，就是作为侵权主体的其他组织。由此，冯小刚等提出关于电视台、新闻媒体、国家质检等部门为什么不承担连带责任[16]的指责，是不成立的。社会团体、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就包括这些主体，并非没有电视台、质监部门等。代言人只是其中之一，为产品代言服务的其他社会团体、其他组织以及个人，也都是产品代言连带责任主体。在本文中使用“产品代言人”的概念，就是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产品的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

2.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缺陷产品

按照《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构成产品代言连带责任，须具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的要件。这是对违法行为要件的要求。具体掌握上，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第一，代言的广告为虚假广告。一般认为，虚假广告就是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的广告，它的虚假性主要表现是消息虚假、品质虚假、功能虚假、价格虚假、证明材料虚假。[17]这样的界定过于宽泛，不符合产品代言连带责任构成要件的要求。结合《食品安全法》第55条的全部内容，特别是关于“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要求，所谓虚假广告，必须是产品宣传的虚假，并且该产品的虚假足以造成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其他消息虚假、功能虚假以及价格虚假，都不能构成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虚假广告，只有产品品质的虚假才能构成。同时，虚假广告中推荐的须为产品，推荐服务的广告不在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构成范围之内。

第二，在代言的产品中，须具备缺陷的要件。《食品安全法》第55条没有明确规定缺陷要件。那么，是不是推荐的食品或者其他产品就勿须具备缺陷的要件呢？依我所见，对于虚假广告所推荐的产品，尽管在条文中没有规定须具备缺陷要件，但在“虚假广告”的表述中，已经有了谴责性的要求，即广告本身为虚假，虚假就是产品质量有问题。按照产品侵权责任的要求，构成产品侵权责任须具备“缺陷”的要件。对此，《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42条和第43条在规定产品侵权责任的要件中，都规定了“产品存在缺陷”的要求，并且《产品质量法》第46条还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据此可以确定，在产品代言连带责任构成中的产品，须具备缺陷要件，即“产品存在缺陷”。广告推荐的产品如果不具备缺陷，也就不构成虚假广告，因而也就不存在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对于缺陷的掌握，应当按照设计缺陷、制造缺陷、警示说明缺陷[18]及跟踪观察缺陷[19]的要求掌握。

3.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在产品侵权责任中，损害是指使用缺陷产品所导致的死亡、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以及其他重大损失。[20]在通常理解中，产品代言连带责任中的损害，主要是指人身损害，例如三鹿奶粉事件造成的就是人身损害事实。但是，在《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中，并没有特别规定损害限于人身损害，而是表述为“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因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应当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不能仅仅理解为人身损害。这一规定，刚好与产品侵权责任对于损害事实的前述要求相吻合，因而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

应当如何理解消费者的概念呢？首先，消费者并非缺陷产品的购买者即买卖关系的债权人。如果仅仅将消费者理解为产品的购买人，就会使债权人之外的其他产品使用人的损害无法保护。其次，也不能理解为购买产品消费的人，因为消费是一个不够严格的概念，无法准确界定。再次，也不单指产品的使用人，因为不是产品使用人造成损害，也应当承担产品侵权责任。依照侵权法的规则，凡是被缺陷产品造成损害的人都是受害人。《食品安全法》第55条之所以规定为“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是因为缺陷食品造成损害的一般限于食品使用人，没有食用食品的人很难造成损害。但是，在其他产品损害的场合，就有可能造成没有消费、使用该产品的人的损害，例如产品爆炸伤及他人。

在这一要件中，还包括因果关系的要件，即产品代言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有学者认为，如果人们对名人代言产生很大程度的信赖，他的代言行为实际就对人们购买产品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在没有他们代言时，人们可能会选择其他产品，这样产品的销售会萎缩，由此造成的消费者的损害也会被限缩在一个很小大范围内。从此意义上说，代言行为是损害发生的原因之一。[21]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在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构成中，因果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产品生产者或者产品销售者生产或者销售缺陷产品的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应当适用相当因果关系学说和规则确定；第二方面，产品代言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一定的间接性，即由于代言行为导致消费者对该缺陷产品的信赖并且由此造成损害，是代言行为与缺陷产品的生产行为或者销售行为相结合，构成了一个组合起来的原因行为，对损害事实的发生产生了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联系。因此，看起来好像代言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具有实质的原因力，而在实际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原因力，产品代言行为相当于共同侵权行为的帮助行为。

4.产品代言的社会团体、其他组织或者个人须有过错

在产品代言连带责任中，故意或者过失应当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代言人与缺陷产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具有意思联络。所谓意思联络，是指数人对于违法行为有通谋或共同认识[22]产品代言人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通谋，或者对于造成损害有共同认识，代言人为普通的共同加害人，当然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比较罕见，但还是有可能的。这种故意是最为严重的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过错。

第二，明知代言的产品有缺陷有可能造成损害，行为人仍然予以代言，放任损害后果的发生。这样的主观心理状态尽管与前一种故意有所不同，但仍然是对明知的损害后果予以放任，属于间接故意。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情形可能比前一种为多见，但仍然不会很多。

第三，应当知道代言的产品有缺陷有可能会造成损害，基于疏忽或者懈怠而仍然予以代言。这是对于损害发生的过失心理状态。对于代言的缺陷产品造成损害具有过失的代言行为，也具有过错，符合过错责任原则的要求。

5.代言人的过错与缺陷产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之间须有共同关联性

要构成产品代言连带责任，产品代言人仅仅具有过错要件尚不足以确定成立连带责任，还须其过错与缺陷产品造成损害具有共同关联性。所谓共同关联性，即数人的行为共同构成违法行为的原因或条件，因而发生同一损害。共同关联性分为主观的共同关联性与客观的共同关联性。主观的共同关联性是指数人对于违法行为有通谋或共同认识，对于各行为所致损害，均应负连带责任。客观的共同关联性，为数人所为违法行为致生同一损害者，纵然行为人相互间无意思联络，仍应构成共同侵权行为。这种类型的共同加害行为，其共同关联性乃在于数人所为不法侵害他人权利之行为，在客观上为被害人因此所生损害的共同原因。[23]在前述产品代言人具备第一种和第二种过错形式即直接故意或者间接故意时，构成主观的共同关联性，成立主观的共同侵权责任；在第三种过错形式即过失时，构成客观的共同关联性，成立客观的共同侵权责任。

五、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具体承担

连带责任的基本规则，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87条规定的连带债务规则：“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为了进一步明确侵权连带责任的基本规则，并且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关于连带责任规则的误解，《权责任法》（二次审议稿）第15条和第16条规定：“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受害人有权要求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承担全部责任。”“连带责任人承担连带责任后，根据各自过错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超过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这两个条文规定的内容是完全正确的。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应同样如此。需要区别的是，任何连带责任，基于主观关联共同和客观关联共同的不同，在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则上也有所不同。故产品代言连带责任的具体规则应当包括如下几点。

（一）主观关联共同构成的连带责任规则

产品代言人具有故意，构成主观关联共同的共同侵权责任的，其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则如下。

首先，产品代言人应当承担风险责任，即作为连带责任之一，受害人有权请求其产品代言人自己或者与其他连带责任人一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即使受害人起诉产品代言人一人承担连带责任，其也必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其次，产品代言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最终责任，是按照份额分担的责任，即在全体连带责任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中，须确定产品代言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究竟是多少，最终承担的就是这个份额。对此，应当按照产品代言人的过错程度和代言行为对于损害发生的原因力进行比较，确定产品代言人应当承担的最终责任份额。产品代言人依照该份额对受害人最终负责。在美国侵权法上，这个责任份额称为比较责任。[24]公务员之家

再次，如果产品代言人承担的风险责任超过了其应当承担的最终责任份额，对其超出的部分，有权对没有承担最终责任或者承担最终责任不足的连带责任人请求追偿。

（二）客观关联共同构成的连带责任规则

产品代言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仅存在过失，并不存在故意的，不构成主观关联共同，而构成客观关联共同。尽管客观关联共同也成立产品侵权责任的共同侵权，但在承担连带责任时，在规则上应当有所区别。

美国侵权法认为，这种共同侵权连带责任是单向连带责任，即在连带责任人中，一部分连带责任人对全部损失应当连带负责，另一部分连带责任人只对自己责任份额单独负责的连带责任。其规则是：“如果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共同侵权行为构成一不可分损害的法律原因，每个被分配等于或者超过法律规定界限比例比较责任的被告负连带责任，每个被分配少于法律规定界限比例比较责任的被告负单独责任。”25这一规则的含义是，如果连带责任人之一应当承担的比较责任份额较高，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比例界限，就有理由对全部损害承担风险责任，对全部损失负责；但连带责任人之一应当承担的比较责任份额较低，少于法律规定的界限比例，则仅对自己的责任份额负责，不承担对全部损失的连带责任。

在德国，新近提出“整理衡量与单独衡量相结合”的作法，所谓单独衡量即单个致害人最多应须给付的数量就是通过其份额与被害人的份额进行比较所得出的数量。这种新的计算方式使用整体衡量决定被害人总共能够请求多少利益，单独衡量决定了单个致害人最多必须给付多少利益。[26]

借鉴这样的做法，确定客观关联共同的产品代言连带责任，应当是单向连带责任，即产品代言人只具有过失，其代言行为在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原因中只起次要的助成原因，最终责任份额不应当超过25%。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承担风险责任层面，受害人向产品代言人主张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则有失公平，因此，客观关联共同的产品代言连带责任规则应有以下改变。

首先，在受害人主张风险责任承担时，对于主要的产品侵权责任的连带责任人可以主张承担全部责任，对此不应当有所限制，即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作为主要的侵权人，应当对全部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其次，在受害人主张风险责任承担时，请求产品代言人承担连带责任，则应限于其应当承担的最终责任份额，超出自己责任份额部分的风险责任，法院不应支持，即美国侵权法所称“每个被分配少于法律规定界限比例比较责任的被告负单独责任”。

再次，主要的连带责任人承担了超出其最终责任份额的，对于没有承担责任的产品代言人有权进行追偿。追偿的限额是产品代言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即比较责任份额。

注释:

[1]、[16]《冯小刚不满食品代言法规：明星承担连带责任不公正》，中国新闻网2009年3月5日，

[2]《名人张嘴法律把门》，中国食品质量报网2009年4月9日，

[3]、[12]《法学专家提醒代言明星：承担连带责任源于共同侵权》，《检察日报》2009年3月30日第6版。

[4]、[9]李连颖：《食品广告代言连带责任是否过重》，新浪博客2009年4月26日，

[5]关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参见杨立新：《债法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5页。

[6]杨立新：《合同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4页。

[7]杨立新：《侵权行为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

[8]、[10]、[13]、[21]黄芬：《产品代言人的侵权责任思考》，载《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09年年会论文集（下册）》，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议文集2009年，第224页，第224页，第226页，第226页。

[11]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页。

[14]、[15]刘清景主编：《民法实务全览》（上），台湾地区学知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版，第370页、第372页。

[17]参见百度百科：“虚假广告”,

[18]参见美国法学会：《侵权法重述—纲要》，许传玺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

[19]杨立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97页。

[20]张新宝：《侵权责任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

[22]、[23]孙森焱：《新版民法债编总论》（上册），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277页、第276-278页。

[24]美国法学会：《侵权法重述—纲要》，许传玺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页。

连带范文篇9

摘要：《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在崇尚明星、讲究fans的明星时代。明星的号召力得到了极大地释放，消费者对明星行为的追风、模仿有时显得近乎痴迷，明星代言自然成了企业扩大产品影响力。争取市场份颤的首选手段，明星代言的产品非常广泛，从日用品到耐消费品。从食品到保健品，甚至药品等等，几乎涵盖了老百姓消费的所有商品，明星代言也已成为我国广告市场中不可或缺的广告因素，明星代言也不再是个人行为，俨然已成一个产业。当然，明星代言出现问题也是屡见不鲜，从肯德基的苏丹缸事件、郭德纲的藏密减肥茶到去年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人们已经丧失了对食品安全的基本信心，人们在对不法厂商声讨的同时，也在谴责培这些产品进行的代言的明星，最终上升到这次的对食品安全代言进行立法。

关键词：《食品安全法》；明星代言；连带责任

2009年_2月28日，《食品安全法》以“158票赞成、3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并将于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法律最终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名人不能只有收取高额代言费的权利，而逃避因未尽注意和审查义务而给消费者造成损害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种注意和审查义务主要表现在，名人、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如之前饱受诟病的“全国牙防组”)在食品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时，应审查并确认广告内容的真实合法，不含有虚假、夸大的内容，否则即成立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应依法对消费者使用食品后合法权益受到的损害。包括财产和人身损害，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从法律角度说。既然是连带责任，明星代言就有赔得倾家荡产之虞。因此该法一经公布，就有人提出对代言者来说责任过重。在日前召开的全国政协文艺组讨论中，“明星代言食品出事要追究连带责任”的规定还引发了两位著名导演冯小刚、张艺谋的一场观点PK。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食品安全法起草负责人李援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连带责任就是对食品广告的严格限制。“在审议过程中有不同的意见，是不是一定要给予一个这么严格的连带责任的限制?这是人命关天的。如果你觉得不能承担这个责任的话就可以不做这个广告”。

这一连带责任条款究竟体现了罚当其责。还是有点矫枉过正呢?本文笔者希望通过对《食品安全法》中关于明星代言的连带责任问题的小议，来探究这一条款是否矫枉过正。

《食品安全法》是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着手于具有舆论影响力的小众，以净化食品市场维护老百姓健康正常生活为目的而提出来的规章制度。本无可厚非。其他国家如美国、加拿大、韩国等都相应地具备针对明星代言产品的法规和制度，但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社会背景，以及不一样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故对于明星代言一作法也具有轻重缓急之分。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领土上，明星代言也亦如电视的兴起和普及一样深入人心。据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老百姓更倾向于欣赏并乐于接受明星代言的产品和广告，从认知结构的变化到转变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于是产品销量上升了，产品经销商便更变本加厉的投资明星，将大把的钞票砸向包装，而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产品却受之冷落。可是这似乎并不打紧，大家不仍旧趋之若鹜的去投奔明星投奔产品吗?如此恶性循环的捣腾终于捣出了三鹿奶粉。于是食品的危害终于波及到了代言的明星身上，这似乎也颇有“株连九族”的意味。

针对“明星代言虚假食品广告要承担连带责任”引发的争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食品安全法》起草相关负责人李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次明确回应，“食品安全。涉及人命关天，就是要从严”，“明星如果代言虚假食品广告，可能因此赂得倾家荡产”。李援指出，根据刚刚通过的《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明星代言必须承担“连带责任”，而且这个责任是很重的。所谓“连带责任”，就是指消费者若购买了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他可以选择向食品生产经营者要求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对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过这个食品的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要求全部或者部分赔偿。李援解释说：“面对消费者，形象代言人的连带责任和食品经营者是同等责任，同等责任意味着以你的所有的财产作为赔偿。“比如三鹿奶粉事件，三鹿企业把全部家当赔完了，涉及的广告公司、电视台等媒体，加上明星等责任人应根据事先合同约定分担余下的责任。”当然，李援也表示，《食品安全法》今年6月1日才实施，并不溯及既往。

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该法条出台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因为有些矫枉过正而不尽合理，而且缺乏实际操作性，在今后的实践中容易引起各类混乱情况。主要表现在：

(1)法条约束范围与对象不公平。

众所周知，一个食品代言广告的出台，是建立在一条完整链上的。这其中有广告主(食品生产经营者)、广告经营者(广告公司)、广告者(载体)、形象代言人。绝大部分情况下还有向商家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书的质量监督检验机构等，各个环节各司其职，各享其利。

那么，根据我国民法最基本的权利义务相对等原则与公平原则，如果真的出现问题，食品生产经营者与形象代言人当然是难辞其咎，但同样有过错的其他主体呢，没有他们的环环相扣，哪里又会有最终食品代言广告的出台?特别是食品的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如果没有他们的质检合格证书，恐怕很少会有人愿意代言该食品的。

(2)法条规范形式与内容不合理。

根据该法条，一旦出现问题，形象代言人将会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且无任何免责条款。

形象代盲人也许是社会知名人物。但也是普通人。在行使了一般的“查证”义务后，很难想象其会有如孙悟空般的火眼金睛。换言之，个人一旦成为特定食品的形象代盲人，就等于签了一纸绑有定时炸弹的卖身契。因为，即使个人在代言前尽了最大的审核查证义务，也不可能控制得了食品生产经营者在今后生产过程中，某批次出现质量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对已经行使了“查证”义务的形象代言人，依旧让其承担完全的连带责任，很显然是有失偏颇。是不合理的。

(3)实践中存在许多的模糊点，难以操作。

例如。虚假广告的界定问题，广告中形象代言人的定义与界定问题，如何认定是向消费者推荐食品的界定问题等等。实践中必将引发更多的争议。

(4)在实践中，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加以利用，引发新的混乱。

这是因为，该法条规定形象代言人承担的是一般连带责任，而不是补充连带责任，且无任何控制条件存在。这就造成了实践中可以避开生产厂商而直接起诉形象代盲人的情况产生。而我们知道，实践中的诉讼可能出于各种动机，如果有人甘愿承担微不足道的败诉风险和诉讼成本而进行该类诉讼，其目的不在于维权，那就完全违背了长远来看，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5)长远看，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连带范文篇10

本文所考究的明星广告仅含商业广告，非商业广告不在讨论的范畴。一般而言，商业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的媒介和形式直接或间接的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所提供的服务的广告。基于此，本文中提及的“明星广告”是指，明星(在文艺、娱乐、体育行业和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行为涉及公众的兴趣和娱乐生活的“自愿的公众人物”)直接或间接地介绍商品或服务，由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向其支付费用的商业广告。明星广告涉及的法律关系为合同法律关系，主体是广告主或广告经营者与明星，标的是明星的介绍行为。

明星与其代言的广告商，无论是否有书面的协议，都属于劳务合同关系。明星广告因为与明星的形象、信誉、声望、公众的兴趣和信赖密切联系，与其他广告相比，更易被受众关注和认可。对广告主来说，明星广告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对于明星而言，在广告中摆几个姿势，说几句赞美语，除了赚来数额不菲的经济效益，还可以带来诸如“混个脸熟”等星级效应。从表象上看，明星广告对广告主和明星可谓双赢，以致明星广告铺天盖地，数不胜数。如在某电视台晚上黄金时间段，短短半个小时内，就有张国立代言的九芝堂“六味地黄丸”、倪萍代言的“21金维他”、徐帆代言的“花红药液”、斯琴高娃代言的“双汇鲜肉”等广告连续播出。可见，在现代生活中，明星广告的广度之大和数量之多。

广告商基于明星效应给予明星的劳务费用高者可以达到上千万，如此高的报酬，也应当尽相应的义务!转贴于公务员之家（）

法理上权利与义务显然具有二重关系：一方面是一个人的权利与他人的义务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一个人的权利与他自己的义务的关系。

从“权利是权利主体必须且应该从义务主体那里得到的利益，义务是义务主体必须且应该给付给权利主体的利益”来看，权利与义务实为同一种利益，它对于获得者是权利，对于付出者则是义务。因此，一方有什么权利，他方便有什么义务；一方有什么义务，他方便有什么权利。一个人的权利与他的义务具有双重关系：一方面是他所享有的权利与他所负有的义务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他所行使的权利与他所履行的义务的关系。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与他所负有的义务，显然不是他自己能够自由选择的，而是社会分配给他的。不言而喻，社会分配给一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即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只有相等才是公平的、应该的；如果不相等，则不论权利多于义务还是义务多于权利，都是不公平的、不应该的。

明星艺人担任商家的形象代言人，或者担任商品代言人，在代言活动中明知是虚假的广告宣传仍然进行代言，其获得了高额的利益，而让购买商品的消费者遭受严重的财产损失及人身损害。消费者仅仅依购买合同向生产经营者求偿是不合理的、极其不公平的。权利义务应当对等，因此明星艺人要和企业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

2明星应对公众消费者担保法律义务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具有在文艺、娱乐、体育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行为涉及公共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兴趣；同时明星和大众传媒联系密切，其代言行为具有集中公众注意力，在受众中迅速形成强大的认同感与说服力，消费引导力。

对于明星代言广告，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的一项民调(4332人参加中显示)，如果自己喜欢的明星代言了某品牌，0.6％的人表示“无论是否需要都会追着买”，30.0％的人表示“在需要买这类产品时会优先考虑”。而另据央视《东方时空》的调查(3298人参加)，47.2％的人表示“在选购同类产品的时候，会优先选择名人代言的产品”。可见明星的代言有其极大公众影响力。

而明星代言是以其公众影响力，受大众的爱戴与信赖标识经营者的产品。明星的这一代言行为也与消费者形转贴于公务员之家（）成默示的保证合同。明星有义务向消费者保证其无虚假代言，产品符合国家质量的标准，与广告代言词元出入。

有明星说代言行为属于表演，勿需对虚假代言承担连带法律责任。果真如此的话，明星代言广告将要加上“此广告纯属虚构”，我想请其代言产品的厂商、经营者估计是绝对不会同意。因为这样一来，本来是希望利用明星的“证言”向消费者传递“我一明星都使用了，你们还不相信么?”引导消费的效果绝对大打折扣，凭什么几分钟的广告需要花上几十万元，百万元呢!还不如找一演技好的，效果也不比“此广告纯属虚构”差。

明星此一代言行为客观上说属于一种“证言”，以其公众影响力，信赖来保证代言产品的效用。

在现代市场营销中，对于买方市场的受众(消费者)来说，都希望获得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但产品和服务是否高品质是需要考核的。由于考核需要费用(有时甚至是巨额的)，而且并非每个产品和服务都适合于事前考核，所以人们会选用另外一些间接的指标进行。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寄托了公众的信赖和爱戴，明星广告就成了受众(消费者)考核的重要指标。

公众是明星的支持者、扶持者和爱戴者，公众的支持、扶持和爱戴使“明星”成为明星，被纳入广告主和广告经营者的视野，获得代言广告的资格。公众的支持、扶持和爱戴，亦使明星获得巨额的代言广告报酬。简而言之，公众的支持、和爱戴是明星获取巨额经济利益的源泉和基础。且明星的行为涉及公共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兴趣，因此，公众对明星享有监督权和知情权(知情权指最大限度地从明星那儿获取真实信息的权利，对明星的行为享有最大限度知悉的权利)。

因此，从根本上说，明星广告代言费的有无及多少，来源取决于公众的支持和爱戴。公众的支持和爱戴使人成为明星，使明星获得巨额报酬。从经济学上的付出和所得平衡原则、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一致原则，明星在代言广告法律关系中，是否应该对公众有所回报，是否对公众承担一定的义务呢?无疑，答案是肯定的。

明星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明星来说责任是否过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