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性范文10篇

抗性范文篇1

论文摘要：抗性淀粉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新概念，其功能特性引发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并成为国际上新兴的食品研究领域。论述了抗性淀粉的分类、制备、理化性质、生理功能及其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

Abstract：Resistantstarchwasanewlydevelopedconceptandhadbecomethefocusforstudyinthefieldsoffoodscienceandtechnology.Thepaperdescribedtheclassificationofresistantstarchanditspreparation，physicalandchemicalproperties，aswellasitspossiblephysiologicaleffectsinhumanbeingsandtheapplicationinfoodindustry.

Keywords：resistantstarch；classification；preparation；physiologicalfunction；application

抗性淀粉(ResistantStarch，RS)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概念。1998年世界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出版的《人类营养中的碳水化合物》一书中指出：“抗性淀粉的发现和研究进展，是近年来碳水化合物与健康关系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以前，由于在人体排泄物中未曾检测到淀粉成分的残留，人们一直认为淀粉可以被人体彻底消化吸收。1982年有报道说在进行膳食纤维定量分析时，发现有淀粉被包埋在不溶性膳食纤维中的现象。1983年，英国生理学家HansEnglyst等人首先将这部分淀粉定义为抗性淀粉[1]。由此，抗性淀粉的理化性质(如分子量、聚合度、空间结构等)、体内外消化情况、生理功能、制备和测定方法及其应用等，都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

1RS的分类与制备

1.1RS的分类

抗性淀粉不能被小肠中的淀粉酶水解，本身或其降解产物能原封不动地到达结肠并被其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继而发挥有益的生理作用，因此曾被看作是膳食纤维(DietaryFiber，DF)的组成成分之一[2]。目前被普遍接受的RS的定义是1992年FAO根据Englyst和“欧洲抗性淀粉研究协作网(EURES-TA)”的研究得出的：即健康者小肠中不吸收的淀粉及其降解产物。其实影响淀粉在小肠内消化吸收的因素很多，如食物淀粉的结构、其他膳食成分、制备方式等。最近的研究发现，人的年龄、生理状况及生活环境，也会造成淀粉消化能力的差异。在某一个体身上作用类似于RS，而在其他人体内可能不被看作RS，所以对RS的定义还需进一步研究[3]。至今抗性淀粉尚无化学上的精确分类，目前，大多数研究人员根据淀粉的来源和人体实验结果(抗酶解性)的不同，将RS分为4类[4，5]。

RS1(物理包埋淀粉，PhysicallyTrappedStarch)为生理上不接受的淀粉，是由于机械加工使淀粉颗粒发生物理屏蔽作用，被封闭在植物细胞壁上，不能为淀粉酶作用的淀粉颗粒。主要存在于轻度碾磨的谷类、种子、豆类等食品中。RS2(抗性淀粉颗粒或生淀粉，ResistantStarchGranules)是有一定粒度的淀粉。物理和化学分析认为，其结构的完整性和高密度性及特殊的构象或晶体结构，使其对淀粉酶具有高度的抗性。RS3(回生淀粉或老化淀粉，RetrogradedStarch)为变性或老化的淀粉，主要由糊化淀粉经冷却后形成。它是抗性淀粉的主要成分。RS3溶解于KOH溶液或DMSO(二甲基亚砜)后，能被淀粉酶水解，是一种物理变性淀粉。RS3是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RS，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RS3常存在于冷米饭、面包及一些油炸食品中[6]。RS4(化学改性淀粉ChemicallyModifiedStarch)主要指由植物基因改造或用化学方法改变淀粉分子结构所产生。如乙酰基淀粉、羟丙基淀粉、热变性淀粉以及淀粉磷酸酯、淀粉柠檬酸酯等。RS的分类仍在不断变化，但是RS1和RS2或RS1和RS3常共存于一种食物中，RS2～RS4均可由淀粉在食品生产或加工过程中转化形成，不同类别的RS可能对食品风味和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1.2RS的制备

近年来，国外对抗性淀粉的制备研究非常活跃，发展很快，并有许多制备抗性淀粉的专利。而我国对抗性淀粉的制备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对于RS形成机理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直链淀粉双螺旋叠加(即直链淀粉重结晶)形成抗性淀粉。RS的制备是一定浓度的淀粉乳经糊化后再经老化等的处理过程。

1.2.1压热处理法(湿热处理)将淀粉和水混合，经高温高压处理制备RS。对压热处理温度、时间和水分含量进行研究，在水分含量70%、150℃、60min条件下，可得到较高的抗性淀粉含量[7]。

1.2.2微波辐射法将淀粉和水混合后，进行微波辐射，处理一定时间后，冷却，烘干，粉碎。低水分淀粉样品接受微波辐射后，温度迅速升高，50min内可达到170℃，其χ-射线衍射类型没有变化，溶解度没有变化，表明原淀粉中的结晶区未完全破坏。高水分淀粉样品，升温缓慢，χ—射线衍射类型发生变化，而且溶解度明显减小，证明淀粉己回生，形成新的晶体[8]。

1.2.3螺杆挤压法挤压过程中的高温、高压和高剪切力使淀粉发生物理化学变化，一些糖苷键断裂，分子大小和分子量分布发生变化。挤压可以促进抗性淀粉的形成，但是产品中的抗性淀粉含量较低，一般难以超过6%。在挤压时添加柠檬酸，可以促进抗性淀粉的形成。

1.2.4脱支法在压热处理前，用酶进行脱支处理，可以得到更高的抗性淀粉含量。据报道，用酸(盐酸、硫酸等)处理淀粉，也有一定的脱支效果，但抗性淀粉产率不及酶法脱支高。

2RS的理化性质及生理功能

2.1RS的理化性质

抗性淀粉是具有较小的分子结构，以氢键连接的回生状的分散的线性多糖类物质。其基本性质与淀粉相似，为白色无异味的多孔性粉末。抗性淀粉RS3不溶于水，能溶于2mol·L-1KOH溶液和二甲亚砜(DMSO)；平均聚合度DPn在30～200之间；在100～165℃之间直链淀粉晶体熔融，产生吸热反应；χ-射线衍射类型为B型；耐热性高，在高温蒸煮后，几乎没有损失；持水性低，1g淀粉中仅为1.4～2.8g水，是所有膳食纤维中最低的；含热量低，热值一般不超过2.4～2.8千卡·g-1[9]。

2.2RS的生理功能

RS在小肠中抗消化，但可在结肠中被细菌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FattyAcids，SCFA)经过结肠壁吸收进入血液后，可提供能量。Be-hall等[10，11]研究认为，RS提供的能量平均为8.4kJ·g-1。RS含量高的食物，大约能量的12%是由结肠发酵产生的SCFA提供的。Heijnen等[12]研究发现，RS还可降低食物的热效应。所以认为RS是一种很有前途的减肥食品原料。

2.2.1对肠道的调节、保护作用研究表明[13]，RS在结肠内发酵产生气体(H2、CO2、CH4)和SCFA(乙酸、丙酸、丁酸、异戊酸等)，主要为丁酸和CO2。另有研究表明[14]，RS可作为微生物的碳源，有利于合成微生物蛋白，从而减少了不消化蛋白质腐败产生的酚类、胺类和吲哚等物质。未降解的RS可增加粪便通量，将肠道中的有毒物质稀释，减少排空时间，对于便秘、肛门和直肠疾病有良好的预防作用。同时，SCFA能有效降低肠道pH值，发挥酸化消毒作

用[15，16]。RS发酵产生的SCFA中丁酸含量很高，丁酸通过抑制肿瘤细胞分化并诱导其凋亡，抑制癌变的结肠黏膜细胞增殖，提高免疫监督调节作用，抑制诱变物(如亚硝胺、氢-过氧化物等)的潜在毒性而发挥抗癌作用[17，18]。

2.2.2控制餐后血糖升高和胰岛素分泌，防止糖尿病和脂肪堆积血糖生成指数(GI)反映了食物最初消化和葡萄糖吸收的应答关系。据最新研究表明，RS有较低的血糖生成指数，可降低人体饭后的血糖值，有利于糖尿病患者的病情控制[19]。FAO最新报告中认为RS是膳食纤维的一部分，能降低进食后血糖指数和胰岛素的分泌，可部分阻止高蔗糖饮食诱发的大鼠葡萄糖耐量异常的发生，对糖尿病具有预防作用[20]。用RS替代膳食中总碳水化合物的5.4%，可以显著提高餐后脂类的氧化，这说明RS可以降低脂肪的堆积[21]。

2.2.3促进锌、钙、镁离子的吸收动物实验证实，RS在结肠中的发酵产物SCFA，能降低肠道pH值，促进上皮细胞增殖，促使镁、钙变成可溶性的Mg2+、Ca2+，易通过上皮细胞而被吸收；王竹等[22]研究发现，RS不影响大鼠锌表观吸收率，却可通过调节血糖维持高糖饮食大鼠的锌营养状况。

2.2.4作为DF成分并提高其作用RS具有与水溶性膳食纤维类似的生理功能，但其降低肠道pH值、诱导肿瘤细胞凋亡、预防结(直)肠癌的作用大于DF[23]。如与小麦麸混合后，其对肠道的调节作用远远大于单一的麦麸[24]。此外，RS在控制体重，改善脂质构成，降低血浆胆固醇、甘油三酯，预防脂肪肝等方面也有显著作用。

3RS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

3.1RS可作为优良的膳食纤维营养强化剂

目前，国外已将RS作为食品配料或膳食纤维的强化剂，应用到面类食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抗性淀粉在面包中的应用。添加抗性淀粉的面包，不仅膳食纤维含量提高了，而且在气孔结构、体积和颜色等感官品质方面均好于添加其他传统膳食纤维的面包[25]。在面包中添加抗性淀粉将有益于人们的健康。抗性淀粉不仅可作为膳食纤维营养强化剂，也是一种良好的结构改良剂。RS应用于华夫饼干和烘烤糕点，可产生理想的脆性质构和很好的口感。饼干和糕点的糖油含量较高，水分含量相对较低，更显得添加RS的重要性。加之饼干加工对面粉筋力要求较低，也便于较大比例地添加RS，因此有利于制作以RS为主的多种保健饼干。如开发低脂低糖和低热量的饼干可改善脆性[26]。

3.2RS可提高食品的膨化系数

RS可提高挤压谷物和小吃食品的膨化系数，提高谷物的耐泡性。如添加燕麦纤维的产品硬度大，脆性小，总体品质较差。而含RS的燕麦食品膨化体积增大，而且RS比例越高膨化系数越高。这表明添加RS可改善挤压食品的膨化情况，减少其他纤维对食品膨化的负面影响。同时添加RS的膨化食品浸泡到牛奶等饮料中食用时，其质地虽变软但不会因吸水而崩溃，使谷物在浸泡中保持松脆。

3.3RS作为食品增稠剂，具有较好的黏度

抗性淀粉因具有良好的流变特性、稳定性及低持水性，可以作为食品增稠剂使用。将RS、天然糯性谷物淀粉及变性淀粉分别添加到调味汁中，于90℃蒸煮15min，结果显示添加RS的制品稠度较好。又因RS为不溶于水的物质。在黏稠不透明的饮料中可用RS来增加饮料的不透明度及悬浮度，它不会产生砂砾感，也不会掩盖饮料的风味[27]。此外，RS还可用于汤料、乳制品中，RS不仅是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益生菌繁殖的良好基质，还可以用为菌体保存剂。如添加RS的酸奶，乳酸杆菌的数量明显高于对照，饮用后菌体的存活率大为提高[28]。

4结束语

抗性淀粉具有良好的物理特性和很多独特的功能，是一种值得开发的新型保健食品添加剂，可作为食品的膳食功能成分，广泛应用于碳水化合物和脂肪食品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具有保健功能的营养因子或食品更加青睐，抗性淀粉作为低热、高膳食纤维含量的功能食品成分可为人们提供崭新的功能性产品。而且抗性淀粉的大规模生产对推动农副产品深加工和综合利用，促进农副产品增值，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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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性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道德困境道德难题规范缺失规范冲突角色冲突

现代社会出现了很多道德困境，这导致以解决道德难题为使命的应用伦理学的产生。一般而言，我们只要有了对特定的道德情境和与此相关的道德规范的理解和把握，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就可作出道德判断和选择。这里不存在道德困境。但如果我们在做出道德判断和选择时，对相关事实情境的理解有分歧，可依据的道德原则又相互冲突，或是道德范畴及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难以确证，就会陷入难以进行道德判断和选择的困境。这时道德难题就出现了。由此，我们可以依据道德难题产生的原因，把道德难题区分为三类：即相关事实不清而导致的事实性难题；道德规范缺失和冲突而导致的规范性难题；以及道德范畴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难以确证而导致的元伦理难题。规范性难题是应用伦理学研究和实践中碰到的最普遍的道德难题，主要表现为三类。

一、规范缺失性难题

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往往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传统的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似乎已无力引导我们走出困境。按忧那斯的说法，这是因为传统伦理学具有的如下几个特征。(1)在时间上具有当下性。它们都对活动的直接标准加以规定,并且活动的主体和对象是同时存在的。(2)在空间上具有相邻性。伦理地域被限定在这样一些范围内:伦理主体和对象作为邻居、朋友或敌人相处,或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弱者与强者以及所有人与人相互作用的角色相处。所有的德行对于这些相近的活动范围都适用。(3)伦理学知识注重此时此地,是一种适用于所有具有善良意志的人的知识。由于传统伦理学的上述特点，其确证和提供的道德规范适应的是传统社会的道德实践，但由于现代社会出现了处于传统伦理学视野之外的具有崭新性质的活动领域和利益关系，要调整这些活动和关系，必然面临传统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的某种空白而出现道德难题，即所谓规范缺失性道德难题。

代际正义就属于这类难题。代际正义是调整人类社会世代之间的利益关系的道德规范。我们可以把社会中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主要归纳为三种形式：家庭中的世代关系、同时存在的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和跨越时间的非同时存在的世代之间的关系。显然，就家庭中的世代关系而言，我们清楚对于长辈和后代应尽的道德义务。如父母子女之间的相互义务，对于未成年的子女来说，父母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对于成年的子女来说，对长辈有赡养尽孝的义务。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会受到道德或者法律的制裁，在这里没有规范缺失的问题。就同时存在的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也清楚无论对于上代还是后代都有应该履行的道德义务。如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义务教育制度的建立，都规定有代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在处理同时存在的世代之间的伦理关系时，也不存在规范缺失的问题。规范缺失性道德难题只出现在跨越时间的非同时存在的世代之间的关系之中。这个意义上的代际正义主要调整的是非同时存在的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后代人是指“和现在的世代没有重叠的那些世代”［1］，具体来说是“那些将生活在未来，但是直到现在最后一个活着的人死亡以后还没有出生的未来世代”［2］。AvnerDe-Shalit准确地概括出了这种世代之间关系的五个方面的特征［3］。（1）对这个世代关系中的世代之间的传递问题，人们必须考虑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现在的资源更符合未来的生产潜力要求，因此，从一个世代到另一个世代的物品传递意味着后者将获得比前者因此遭受到的损失更多的价值。（2）在这种世代关系之中，预测后代人的需要和偏好是困难的，即使能够预测，在与当代人的需要和偏好进行比较的时候，也是极为复杂的。（3）我们与后代人在经济上的交流完全是单向的。我们为后代人进行储蓄、或对他们施加经济压力，他们都不可能进行回应，或者是在经济学意义上对我们进行“惩罚”。（4）后代人的人口规模是未知的。在这种世代关系中，不同的人口规模将影响对各种物品的分配方式。反过来，不同的分配方式又对后代人口的数量和身份产生影响。（5）在这种世代关系中，许多当代人采取行动的结果是不可逆转的。例如，造成某种物种灭绝的行为。这种不可逆转性影响了我们对后代人义务的本质问题的思考。

可见，代际正义问题超出了传统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的有效边界，使我们调整这种关系时，面临无规范可以应用的道德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代际正义才“使各种伦理学理论受到了即使不是不可忍受也是很严厉的考验”［4］。除此之外，还有种际正义、基因伦理等问题，也都涉及规范缺失性的道德难题。

二、规范冲突性难题

规范冲突性难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冲突。道德冲突是人类道德生活中最为常见的道德困境。麦金太尔正是从道德冲突出发，来反思近代道德理论的困境的。麦金太尔认为希腊悲剧之所以为悲剧，不是因为当事人的过失，而是因为道德原则存在内在冲突。在具体的伦理困境中，当事人的道德处境与安提戈涅相似。他们不想违背道德义务，但是道德规范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行动方向。道德冲突是道德难题的主要内容，一般来说，道德冲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对抗性的道德冲突，即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其二是非对抗性的道德冲突，即同一价值体系内诸要素在特定情境里产生的冲突。

第一，对抗性的规范冲突。恩格尔哈特曾提出道德朋友和道德异乡人的概念，道德异乡人之间的冲突，就是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恩格尔哈特认为后现代的生命伦理学面对的是一个道德多元化的世界，深刻的道德分歧充斥着生命伦理学领域。处于不同道德体系、拥有不同道德传统的人们，对于人体改造等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由于不能共享道德原则或道德观，他们之间的道德争端就难以解决。对于这些持有不同道德前提的人，恩格尔哈特称之为道德异乡人，反之则称为道德朋友。恩格尔哈特的论述具有普遍意义，道德朋友与道德异乡人之分，不只存在于生命伦理领域，也存在于其他伦理生活领域。换言之，在当代社会，人们常常要在两种层次上过自己的道德生活，即与道德朋友们共享的生活和与道德异乡人共处的生活。后者的生活必然要发生对抗性的道德冲突。

在生态伦理学领域里，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冲突就是这种对抗性冲突的典型。这种对抗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生态系统整体的利益高于人类自身的利益，人的价值尺度低于并服从于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尺度，人的利益实现应以不破坏或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限度。与此相反，人类中心主义则主张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人的价值尺度是衡量一切存在的价值标准，只有当所有存在有利于人的存在和发展时，才是“善”的。其二，非人类中心主义肯定自然存在物与人一样具有内在价值，人与自然存在物是完全平等的，他们之间具有必然的伦理关系。与此相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只有人才有内在价值，自然存在物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不具有内在价值。只有人与人之间才存在伦理关系，人和自然存在物之间不存在伦理关系。其三，非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对待自然界的行为方式上，强调人类不仅要以自身的尺度行动，而且要以其他存在物的尺度行动。主张通过对自然界的肯定、顺应和服从来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与此相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人类对待自然界的行为方式上，强调无论是对自然界的否定或者肯定，都是以人的尺度为标准的。自然界整体的完善发展应以不损害人的内在价值和生存为度。显见，这种冲突是基于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具有根本性质的分歧和冲突，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决策的道德困境，就是所谓对抗性规范冲突导致的道德难题。

第二，在同一价值规范体系内，不同的道德原则规范在运用于同一情境时，彼此之间也会存在着矛盾与冲突的道德困境。套用上述恩格尔哈特的概念，这种冲突是可以发生在道德朋友之间的。

我们以不同的道德原则应用到安乐死的情境中所产生的冲突来予以说明。尽管关于安乐死的定义有了初步的共识，即安乐死是指使人生命感受上最小限度地承受痛苦和最大限度享受安详的一种死亡实施或死亡过程。但安乐死在法律和伦理上的争论似乎仍未平息，主要在于各种道德原则间的冲突。自主原则是为安乐死的正当性辩护的主要原则。人格利益的核心是人格尊严，即个人的自由自主。这意味着要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独立的决定去过自己的生活，而不受强迫或干预。同样，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身体，包括选择死亡。如果人们独立而理性地选择安乐死，那么，对人格的尊重将使得社会和他人有义务不干预甚至协助主动安乐死。正如德沃金所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说某人有权利作某件事的时候，我们的含义是，如果别人干预他做这件事，那么这种干预是错误的，或者至少表明，如果为了证明干涉的合理性，你必须提出一些特别的理由。”［5］但在安乐死的讨论中，自主原则却可能与其他的道德原则发生冲突。其一，它会与不伤害原则发生冲突。不伤害原则是由英国思想家米尔最早提出来的，并得到了许多人进一步发展的原则。他主张应当给予个人最广泛、最大可能的自由，但同时也承认，如果允许一个人随心所欲，自行其是，必将引起伤害。因此，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安乐死显然不只是私人的事，它涉及医生、病人、家属和社会等多重关系。患者可能与医护人员发生意愿上或实际利益上的冲突，也可能与家属发生意愿上或实际利益上的冲突，患者家属也可能与医护人员发生意愿上或实际利益上的冲突，而患者、患者家属、医护人员等又都可能与代表“社会公意”的“社会”这一抽象之关系主体发生某种意愿上或实际利益上的冲突。可见，安乐死的行为不是自我相关的，而是涉他的行为，都有可能因为伤害到了他人、家庭和社会的意愿和利益而不被允许。不伤害原则当然还包括不允许自我伤害。主动的安乐死也有可能是导致自我伤害的行为。因此，为了当事人自己的利益，可对其自主行为进行干涉，迫其促进自我利益或阻止其自我伤害。其二，除了具体的伤害，安乐死的行为也可能因为冒犯了他人而被限制。冒犯原则常常被用来作为反对安乐死的有力论证。因为安乐死确实有可能冒犯人们的职业使命感和宗教信仰。其三，它会和公正原则发生冲突。

需要实施安乐死的病人，常常要花费巨大的医疗资源来维持低质量的生存，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去抢救本没有救治可能性的濒亡患者，这会加重患者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减少医疗机构对其他患者的医疗护理，甚至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公平的。可见，社会公正原则的适用，往往是与自主原则相违背的。正是因为这些原则的彼此冲突，导致了安乐死的道德困境。

第三，同一道德原则应用于同一情境，也可能发生冲突。以基因改造中的自主原则为例。以前所出现的身体改造行为，如美体美容等，都是当事人的自觉自愿的行动。但基因改造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他人个性的举动，这就必然产生不同主体间自主权的冲突。例如父母有改造基因生产后代的权利，但这同时会限制后代自主选择的权利。

三、角色冲突

如果说，前述的规范冲突是在社会层面上说的，角色冲突则是在个体层面上说的。麦金泰尔在《道德困境》一文中指出，有关道德困境的哲学讨论引人注目。他认为，对一般人来说，这些境遇似乎确实成了问题。他提供了需要考虑的三个例子，其中第一个例子就是角色冲突的例子。它讲的是:一个道德上严肃的人(此人已承担或被分派发挥一个以上的社会角色的责任，有人会问我们每个人不就是这样吗)发现，履行一个社会角色的责任将阻止自己去履行另一个社会角色的责任。在应用伦理学领域里，角色冲突主要表现为职业角色和其他角色伦理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来源于以下三点区别。其一，职业道德的落脚点是职业全体，而角色道德的落脚点是社会个体。职业道德尽管看起来是直接约束每一个从业个体的，但实际上的目的在于维护职业整体的信誉与尊严。只有通过维护整个职业的利益，才能使每一个从业人员最终获益。这是职业道德与个体道德的根本区别，否则人们只要根据社会的规范体系来调整职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就足够了，职业道德就无必要了。而角色伦理约束个体的角色行为，根本目的就是通过这种约束，使个体能扮演好这个角色，从而维护角色个体的尊严和人格。其二，职业道德是以职业为存在前提的，是对职业本质的反映，它调整的是通过职业活动而产生的职业内部及外部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以它调整的范围是相对有限的。相反，角色道德的调整范围就要广泛得多。它以社会个体的存在为前提，调整着社会个体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各种关系，而不仅仅是职业关系，如在医生的角色伦理里，除了与职业道德相联系的职业角色规范外，还包括了非职业角色，如先赋角色的公民角色，这是一生下来就具有的；还有身份角色，如某一宗教的信徒、某一俱乐部的成员等等。其三，职业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一旦形成则会在很长时期内存续下去。除了该职业的职业操作规范外，该职业世代相续的内在精神对职业的存续与发展发挥着根本的作用。这种内在精神是职业道德的本源。所以，职业道德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其他角色伦理就不具有这么大的稳定性，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对同一个角色也许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如同是医生，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对这个角色要求就不同，所以角色伦理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但同时更具时代性。例如，救死扶伤一直以来就是医生的职业道德，但现代社会的医生却往往被要求对病人实施安乐死。

我们以医生的角色冲突为例。医生作为从事“专门职业”的人员，接受这种职业团体特殊的伦理规范的制约。忠诚于患者是医生职业伦理的核心。其一，忠诚包括了诚实的义务，但医患关系中的具体角色常常要求医生有善意的欺骗。因为有时如实地通知病情(特别是死亡预后的通知)会造成病患不安，破坏病患希望，减缓医疗效果和导致病人自杀等。况且某些病患(特别是重病且濒临死亡的病患)其实并不想知道关于自身状况的实情。其二，忠诚包括了为患者保密义务，但医患中的社会角色常常要求为了公共利益或其他利益而放弃保密。如果不相信医生会保密，病人就不愿意对医师提供资讯或让医师做完整的检验，而没有这些资讯，医生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及建议。实际上，保密是忠诚的具体化。但保密有时会与他人、社会的利益相冲突，如患者携带了艾滋病毒，此时，医生一方面要考虑到病人的利益和要求，为之保密，免其遭到歧视和排挤；另一方面，医生的职业终究与一般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不同，它提供的服务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对于从事医生、律师及牧师等职业的人来说，最根本的价值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因此，他在履行对患者的忠诚义务的同时，还要忠于公共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医生就有可能放弃对患者的保密义务，这两者就发生了冲突。其三，忠诚包括了医生信守承诺的义务，但医师有时会面对冲突的情形。如父母带小孩就医，医疗人员应对病人(小孩)负忠实义务亦应对契约的相对人(父母)负忠实义务，此二义务间有可能发生冲突。

上述规范性难题所导致的道德困境既出现在传统伦理学领域，也出现在应用伦理学领域，其中，规范缺失性难题和对抗性难题是应用伦理学关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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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性范文篇3

抗性淀粉不能被小肠中的淀粉酶水解，本身或其降解产物能原封不动地到达结肠并被其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继而发挥有益的生理作用，因此曾被看作是膳食纤维(DietaryFiber，DF)的组成成分之一[2]。目前被普遍接受的RS的定义是1992年FAO根据Englyst和“欧洲抗性淀粉研究协作网(EURES-TA)”的研究得出的：即健康者小肠中不吸收的淀粉及其降解产物。其实影响淀粉在小肠内消化吸收的因素很多，如食物淀粉的结构、其他膳食成分、制备方式等。最近的研究发现，人的年龄、生理状况及生活环境，也会造成淀粉消化能力的差异。在某一个体身上作用类似于RS，而在其他人体内可能不被看作RS，所以对RS的定义还需进一步研究[3]。至今抗性淀粉尚无化学上的精确分类，目前，大多数研究人员根据淀粉的来源和人体实验结果(抗酶解性)的不同，将RS分为4类[4，5]。

RS1(物理包埋淀粉，PhysicallyTrappedStarch)为生理上不接受的淀粉，是由于机械加工使淀粉颗粒发生物理屏蔽作用，被封闭在植物细胞壁上，不能为淀粉酶作用的淀粉颗粒。主要存在于轻度碾磨的谷类、种子、豆类等食品中。RS2(抗性淀粉颗粒或生淀粉，ResistantStarchGranules)是有一定粒度的淀粉。物理和化学分析认为，其结构的完整性和高密度性及特殊的构象或晶体结构，使其对淀粉酶具有高度的抗性。RS3(回生淀粉或老化淀粉，RetrogradedStarch)为变性或老化的淀粉，主要由糊化淀粉经冷却后形成。它是抗性淀粉的主要成分。RS3溶解于KOH溶液或DMSO(二甲基亚砜)后，能被淀粉酶水解，是一种物理变性淀粉。RS3是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RS，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RS3常存在于冷米饭、面包及一些油炸食品中[6]。RS4(化学改性淀粉ChemicallyModifiedStarch)主要指由植物基因改造或用化学方法改变淀粉分子结构所产生。如乙酰基淀粉、羟丙基淀粉、热变性淀粉以及淀粉磷酸酯、淀粉柠檬酸酯等。RS的分类仍在不断变化，但是RS1和RS2或RS1和RS3常共存于一种食物中，RS2～RS4均可由淀粉在食品生产或加工过程中转化形成，不同类别的RS可能对食品风味和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1.2RS的制备

近年来，国外对抗性淀粉的制备研究非常活跃，发展很快，并有许多制备抗性淀粉的专利。而我国对抗性淀粉的制备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对于RS形成机理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直链淀粉双螺旋叠加(即直链淀粉重结晶)形成抗性淀粉。RS的制备是一定浓度的淀粉乳经糊化后再经老化等的处理过程。

1.2.1压热处理法(湿热处理)将淀粉和水混合，经高温高压处理制备RS。对压热处理温度、时间和水分含量进行研究，在水分含量70%、150℃、60min条件下，可得到较高的抗性淀粉含量[7]。

1.2.2微波辐射法将淀粉和水混合后，进行微波辐射，处理一定时间后，冷却，烘干，粉碎。低水分淀粉样品接受微波辐射后，温度迅速升高，50min内可达到170℃，其χ-射线衍射类型没有变化，溶解度没有变化，表明原淀粉中的结晶区未完全破坏。高水分淀粉样品，升温缓慢，χ—射线衍射类型发生变化，而且溶解度明显减小，证明淀粉己回生，形成新的晶体[8]。

1.2.3螺杆挤压法挤压过程中的高温、高压和高剪切力使淀粉发生物理化学变化，一些糖苷键断裂，分子大小和分子量分布发生变化。挤压可以促进抗性淀粉的形成，但是产品中的抗性淀粉含量较低，一般难以超过6%。在挤压时添加柠檬酸，可以促进抗性淀粉的形成。

1.2.4脱支法在压热处理前，用酶进行脱支处理，可以得到更高的抗性淀粉含量。据报道，用酸(盐酸、硫酸等)处理淀粉，也有一定的脱支效果，但抗性淀粉产率不及酶法脱支高。

2RS的理化性质及生理功能

2.1RS的理化性质

抗性淀粉是具有较小的分子结构，以氢键连接的回生状的分散的线性多糖类物质。其基本性质与淀粉相似，为白色无异味的多孔性粉末。抗性淀粉RS3不溶于水，能溶于2mol·L-1KOH溶液和二甲亚砜(DMSO)；平均聚合度DPn在30～200之间；在100～165℃之间直链淀粉晶体熔融，产生吸热反应；χ-射线衍射类型为B型；耐热性高，在高温蒸煮后，几乎没有损失；持水性低，1g淀粉中仅为1.4～2.8g水，是所有膳食纤维中最低的；含热量低，热值一般不超过2.4～2.8千卡·g-1[9]。

2.2RS的生理功能

RS在小肠中抗消化，但可在结肠中被细菌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FattyAcids，SCFA)经过结肠壁吸收进入血液后，可提供能量。Be-hall等[10，11]研究认为，RS提供的能量平均为8.4kJ·g-1。RS含量高的食物，大约能量的12%是由结肠发酵产生的SCFA提供的。Heijnen等[12]研究发现，RS还可降低食物的热效应。所以认为RS是一种很有前途的减肥食品原料。

2.2.1对肠道的调节、保护作用研究表明[13]，RS在结肠内发酵产生气体(H2、CO2、CH4)和SCFA(乙酸、丙酸、丁酸、异戊酸等)，主要为丁酸和CO2。另有研究表明[14]，RS可作为微生物的碳源，有利于合成微生物蛋白，从而减少了不消化蛋白质腐败产生的酚类、胺类和吲哚等物质。未降解的RS可增加粪便通量，将肠道中的有毒物质稀释，减少排空时间，对于便秘、肛门和直肠疾病有良好的预防作用。同时，SCFA能有效降低肠道pH值，发挥酸化消毒作

用[15，16]。RS发酵产生的SCFA中丁酸含量很高，丁酸通过抑制肿瘤细胞分化并诱导其凋亡，抑制癌变的结肠黏膜细胞增殖，提高免疫监督调节作用，抑制诱变物(如亚硝胺、氢-过氧化物等)的潜在毒性而发挥抗癌作用[17，18]。

2.2.2控制餐后血糖升高和胰岛素分泌，防止糖尿病和脂肪堆积血糖生成指数(GI)反映了食物最初消化和葡萄糖吸收的应答关系。据最新研究表明，RS有较低的血糖生成指数，可降低人体饭后的血糖值，有利于糖尿病患者的病情控制[19]。FAO最新报告中认为RS是膳食纤维的一部分，能降低进食后血糖指数和胰岛素的分泌，可部分阻止高蔗糖饮食诱发的大鼠葡萄糖耐量异常的发生，对糖尿病具有预防作用[20]。用RS替代膳食中总碳水化合物的5.4%，可以显著提高餐后脂类的氧化，这说明RS可以降低脂肪的堆积[21]。

2.2.3促进锌、钙、镁离子的吸收动物实验证实，RS在结肠中的发酵产物SCFA，能降低肠道pH值，促进上皮细胞增殖，促使镁、钙变成可溶性的Mg2+、Ca2+，易通过上皮细胞而被吸收；王竹等[22]研究发现，RS不影响大鼠锌表观吸收率，却可通过调节血糖维持高糖饮食大鼠的锌营养状况。

2.2.4作为DF成分并提高其作用RS具有与水溶性膳食纤维类似的生理功能，但其降低肠道pH值、诱导肿瘤细胞凋亡、预防结(直)肠癌的作用大于DF[23]。如与小麦麸混合后，其对肠道的调节作用远远大于单一的麦麸[24]。此外，RS在控制体重，改善脂质构成，降低血浆胆固醇、甘油三酯，预防脂肪肝等方面也有显著作用。

3RS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

3.1RS可作为优良的膳食纤维营养强化剂

目前，国外已将RS作为食品配料或膳食纤维的强化剂，应用到面类食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抗性淀粉在面包中的应用。添加抗性淀粉的面包，不仅膳食纤维含量提高了，而且在气孔结构、体积和颜色等感官品质方面均好于添加其他传统膳食纤维的面包[25]。在面包中添加抗性淀粉将有益于人们的健康。抗性淀粉不仅可作为膳食纤维营养强化剂，也是一种良好的结构改良剂。RS应用于华夫饼干和烘烤糕点，可产生理想的脆性质构和很好的口感。饼干和糕点的糖油含量较高，水分含量相对较低，更显得添加RS的重要性。加之饼干加工对面粉筋力要求较低，也便于较大比例地添加RS，因此有利于制作以RS为主的多种保健饼干。如开发低脂低糖和低热量的饼干可改善脆性[26]。

3.2RS可提高食品的膨化系数

RS可提高挤压谷物和小吃食品的膨化系数，提高谷物的耐泡性。如添加燕麦纤维的产品硬度大，脆性小，总体品质较差。而含RS的燕麦食品膨化体积增大，而且RS比例越高膨化系数越高。这表明添加RS可改善挤压食品的膨化情况，减少其他纤维对食品膨化的负面影响。同时添加RS的膨化食品浸泡到牛奶等饮料中食用时，其质地虽变软但不会因吸水而崩溃，使谷物在浸泡中保持松脆。

3.3RS作为食品增稠剂，具有较好的黏度

抗性淀粉因具有良好的流变特性、稳定性及低持水性，可以作为食品增稠剂使用。将RS、天然糯性谷物淀粉及变性淀粉分别添加到调味汁中，于90℃蒸煮15min，结果显示添加RS的制品稠度较好。又因RS为不溶于水的物质。在黏稠不透明的饮料中可用RS来增加饮料的不透明度及悬浮度，它不会产生砂砾感，也不会掩盖饮料的风味[27]。此外，RS还可用于汤料、乳制品中，RS不仅是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益生菌繁殖的良好基质，还可以用为菌体保存剂。如添加RS的酸奶，乳酸杆菌的数量明显高于对照，饮用后菌体的存活率大为提高[28]。

4结束语

抗性淀粉具有良好的物理特性和很多独特的功能，是一种值得开发的新型保健食品添加剂，可作为食品的膳食功能成分，广泛应用于碳水化合物和脂肪食品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具有保健功能的营养因子或食品更加青睐，抗性淀粉作为低热、高膳食纤维含量的功能食品成分可为人们提供崭新的功能性产品。而且抗性淀粉的大规模生产对推动农副产品深加工和综合利用，促进农副产品增值，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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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性范文篇4

【论文摘要】：病虫害是造成水稻减产的主要因素之一，研究提高水稻对病虫害的抗性，是重要的课题。水稻又是单子叶禾本科的模式植物，玉米、水稻、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都是单子叶禾本科植物。水稻的研究必将在理论和实践上推动其它粮食作物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

水稻种植和经营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为世界近二分之一的人口提供食物。在世界可耕地面积日益减少，人口急剧膨胀的时代，研究开发高产优质水稻，解决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矛盾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病虫害是造成水稻减产的主要因素之一，研究提高水稻对病虫害的抗性，是重要的课题。水稻又是单子叶禾本科的模式植物，玉米、水稻、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都是单子叶禾本科植物。水稻的研究必将在理论和实践上推动其它粮食作物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

1．褐飞虱形态特征及生长环境

褐飞虱又称稻褐飞虱，食性单一，能在水稻和普通野生稻上取食和繁殖后代，是亚洲最严重的水稻害虫之一，为害严重时引起"飞虱火烧"，造成颗粒无收。

褐飞虱属同翅目，飞虱科。生长周期分卵、若虫和成虫三个时期。成虫有长翅型和短翅型两种，暗褐色或淡褐色。长翅型翅长超过腹部，雌虫体长4－5mm，体大色浅；雄虫体长3.6－4mm，体小色深。短翅型翅短于腹部，雌虫体肥大，长3.5－4mm；雄虫体瘦小，长2－2.5mm，腹末呈喇叭状。卵为香蕉形，长约0.8mm，常排列成串。若虫与成虫相似，共五龄，初孵时淡黄白色，后变为褐色，五龄若虫体长约3.2mm。稻褐飞虱有喜爱温湿的特性，它生长发育的最适宜温度为26－28℃，高于30℃或低于20℃时对成虫繁殖、若虫的孵化和生存率都有不利的影响，因此一般初夏不热、晚秋不凉时节最有利于褐飞虱的发生，相对湿度80%以上才适合褐飞虱的生长发育。

2．褐飞虱的防治与育种

现有的防治褐飞虱的方法主要有：

（1）农业防治。主要有选用高产抗虫良种；重视改善栽培措施；生产上合理布局；同时饲养和保护好褐飞虱的天敌。

（2）农药防治。由于农药潜在的危害性，主要选择高效低毒的农药来进行防治。

在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化学农药在害虫防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害虫很快演变生出抗药品种，使得杀虫剂失效，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化学防治来进行害虫治理[8]。通过加大用药量来缓解的同时，不仅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农药中毒增加，更重要的是由于化学农药作用方式的非特异性，造成了包括害虫天敌在内的非防治对象生物毁灭，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从而造成更为深入的隐患，而且容易诱导害虫的大面积爆发。国际水稻所（IRRI）的调查表明，1974－1979年间褐飞虱在菲律宾等地的大量为害，实际上是大量使用抗虫剂所诱导的，杀虫剂的大量使用造成了褐飞虱天敌的死亡和褐飞虱生育力的提高，从而引发了褐飞虱的突发。因此，褐飞虱生物控制的研究自80年代中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把栽培的、化学的和生物的方法综合起来的害虫综合防治（integratedpestmanagement,IPM）方法再度得到人们的认可。生物防治大体有三种策略：生物杀虫剂、生态防治和培育抗虫品种。

生物杀虫剂主要是苏云金芽孢杆菌杀虫制剂，早在30年代就开始使用，但是由于其作用时间短，生产成本高，至今未能完全取代化学农药，在世界农药市场生物杀虫剂的比例不足5%。生态防治仅能控制害虫不能成灾，但仍有部分农作物受害，而且生态防治受许多因素制约，不易控制。

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抗虫品种的培育上。传统的育种方法由于周期长，能够成功利用的遗传资源有限，对抗虫机制的了解不甚明确，害虫新生物型的发展导致抗虫性不稳定等原因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生物工程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大大加快了抗虫品种的改良和培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将不同来源的抗虫基因（包括来源于微生物、植物和动物的）转入需要改良的作物品种中，结合传统的育种方法稳定抗虫性，培育出抗虫品种；二是通过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和方法，鉴定出植物界中自身生理代谢过程应用的特异性抗虫基因，或者从相应的农作物野生品种中寻找抗虫基因，结合传统育种方法和分子生物学辅助育种技术培育优良抗虫品种，或者克隆该基因做进一步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3．筛选鉴定新的稳定的抗褐飞虱水稻

目前认为，利用抗褐飞虱基因，培育抗褐飞虱水稻品种在生产中应用是褐飞虱综合防治中最为经济有效的方法。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研究结果表明，栽种的水稻品种即使只带有中等水平的抗性基因，也足以将褐飞虱的群体控制在造成危害的水平以下。然而，褐飞虱对抗虫品种的适应能力很强，能产生为害原有抗虫品种的新致害性种群，使抗虫品种使用寿命缩短甚至遭淘汰。大量研究表明，抗褐飞虱基因的抗性效果是理想的，但是，这种抗性也会由于褐飞虱生物型的变异而丢失。70年代初，国际水稻所（IRRI）推广抗褐飞虱品种IR26，之后陆续育成IR36、IR56、IR64、IR72等抗虫品种，取得了显著的抗虫效果。但是，IR26在菲律宾、越南等地推广种植后仅2年就丧失了抗性。1975年推广的IR36，8年后也在棉兰老岛受到虫害。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的褐飞虱从生物型1变为生物型2，而在80年代中期以前，褐飞虱以生物型1为主，不为害带有抗虫基因Bph1的杂交水稻汕优6号、汕优63。然而，在80年代汕优6号对褐飞虱的抗性就已逐步丧失，1997年汕优63开始丧失对褐飞虱的抗性[12]。抗虫品种数量的不足和原有品种抗性的丧失已给褐飞虱种群的有效控制造成了严重障碍。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我国水稻主要栽培品种的抗褐飞虱性能弱，在杂交水稻品种中甚至存在超感虫性现象，另一方面，在水稻育种过程中导入并应用抗褐飞虱基因的研究仍然较少。据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多数的抗褐飞虱基因的鉴定是由外国科学家完成，并未得到我国育种家的认同；另外，携带抗褐飞虱基因的原始材料许多都是传统品种，加上缺乏可在育种中应用的分子标记，用起来不方便。所以，对于这些由外国科学家鉴定的优良的抗褐飞虱资源，我国应引入并进行系统的研究，转入我国育种家所熟知的品种之中，确定其抗虫效果，并发展可在育种中应用的可靠的分子标记，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培育抗虫品种是一项费时的综合工程，而抗虫品种鉴定又是该工程中的重要环节。有资料显示，研究和利用不同来源的水稻抗褐飞虱基因，是培育具有稳定抗性的水稻品种的重要基础。在研究中，我们认识到要进一步促进我国水稻的抗褐飞虱育种，有必要进一步拓宽抗褐飞虱基因的材料来源，并将抗虫原始材料研究和改良后，提供给水稻育种科学家。抗褐飞虱基因的多样化是实现水稻品种稳定和持久抗虫的重要基础。因此，找出水稻中具有高抗性的品种，利用其高抗基因培育新的稳定的高抗虫水稻品种就成为当前控制褐飞虱危害的最好方法。

4．讨论

事实上，现在的水稻抗虫性的筛选鉴定技术还不完善。常用植物功能损失指数或耐虫指数、植株存活率(被害率)快速筛选植物耐虫性品种，对根部受害虫为害的植株还可用根部抗拉力、根体积、根干重或根受害级别等指标来评价。但每一种耐虫性筛选方法均有自己的优缺点和适用作物、害虫的范围。要根据作物和害虫的种类采用不同的耐虫性筛选方法,如筛选水稻品种对稻飞虱的耐虫性，应在改进的苗期集团筛选法基础上进一步用植物功能损失指数、生理生化指标进行评价,但水稻成熟期测产是水稻品种耐虫性评价最可靠的方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植物耐虫性的筛选方法和技术将更加完善，同时也必将会有新的技术和方法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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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寒川一成、刘光杰、沈君辉，中国杂交稻的"超感虫性"研究概况[J].中国水稻科学，2003.

抗性范文篇5

对抗理念是从对专制统治的对抗到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对抗，对抗的本质也从反抗压迫，追求自由、平等到不受国家权力的干涉，以权利对抗权力，追求人权的信念。宪政，是指一种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和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宪政意味着从对抗到妥协，是一种对抗制度下的状态，而这种制度的孕育并成熟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之下的，这个背景，就是我们所说的宪政文化。宪政文化植根于各个国家独特的文化背景之下，受着不同因素的不同影响，使整个世界的宪政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是这种文化的发展背景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宪政文化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共性，我们发现对抗性就是这样的一种共性。笔者试从西方宪政发达国家的宪政的发展历史人手，并通过对西方和我国对抗性理念差异的分析，提出提高我国公民对抗性宪政意识的解决方案。

二、西方宪政发展史中的对抗意识

(一)英美法系

英国宪政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多元主体对抗性的历史。对抗性理念从最开始只存在于贵族到后来普及到民众，随着对抗性理念的增强和统一，反抗压迫，制衡强权的宪政的意识逐步蔓延，使得英国宪政的建立。它最早源于“国务需协商决定”的悠久历史传统。1066年前夕，已形成这样一条公认的准则：“国王未征求意见和得到同意不得行动。”可见英国从很早开始就存在着与国王对抗的理念。1215年英国《大宪章》是世界第一部具有宪政意义的文件，就是当时英国贵族成功迫使国王妥协的产物。近代，对抗性理念不但在当时的贵族阶层得到了体现，随后爆发了苏格兰人民起义，在人民的压力下，议会和军队组成的最高法庭处决了查理一世，标志着对抗专制统治的一大胜利。

美国是世界上成功实现宪政的国家之一。美国的对抗性的宪政文化，体现了一种多元主体性和普适性，无论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还是适用范围最小的规章，都体现出了一种对抗后妥协；无论是上至掌管国家立法的议会，还是下至普通的老百姓，都不轻言妥协和放弃，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而与对手抗衡，而这种对抗性的理念正是现代多元主义的立宪主义理论的思想根基。首先，美国宪法的诞生是一部从反抗殖民压迫到权力之间相互对抗的历史。其次，美国宪法基本原则与制度上，对抗性理念也得以体现。如三权分立和联邦制度。两种制度的精髓充分体现了对抗性的理念。再次，在美国宪法实施过程当中对抗性理念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使公民具有提起违宪审查的资格，任何受到法律损害的公民都有权提起违宪审查。正是由于防止政府权力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为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创造“良好”的理由，它赋予了公民对抗“恶法”的可能性，增强了公民对抗公权力侵害的反抗能力，极大地提高了公民的宪政意识，使宪法真正融人公民的生活，成为真正保护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公权力的法律。

(二)大陆法系的宪政对抗性理念

法国、德国等国家并没有系统的研究过宪政对抗性理论，但是从其宪法文化的发展以及成文的宪法典中，如法国的《人权宣言》和德国《德国基本法》强调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并保护之，是“所有国家权力之责任义务”，明确了公民基本权利的最高价值定位，并明文规定了公民具有抵抗暴力的权利。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宪法文化体现了的特点，形式也各有不同，但是都以宪法条文的形式确保公民对抗性权利能够得以实现。

通过对以上几个国家宪法发展和宪政文化的研究，我们发现：对抗国家公权力的权利被每个国家明示或者默认的方法纳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中。随着对抗性理念的逐步增强和统一推动了民众宪政意识的提高，促使民众积极的参与到宪政的建设之中，而正是有了这种大众的参与，宪政才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并成熟起来。

三、近代中国宪政之路堵何处

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推翻了满清统治之后，在1912年颁布了《中华民国I临时约法》。这是一个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文件。随后全国掀起了一轮新的立宪高潮，南方各省开始提出“联省自治”的主张。湖北、江苏、浙江、江西、贵等各省纷纷自行制定宪法，并选送代表制定联省宪法。这一时期，省宪运动虽然开展的相当热烈，但是实施不力，仍然是有宪法无宪政。

回顾这一百多年的宪政发展史，虽然宪政文化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宪政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宪政发展与民主、人权无关，统治者是为了宪法而制定宪法，是为了中国独立而实施宪法，宪法沦为一种工具。中国的宪政完全是照葫芦画瓢照搬西方的模式，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没有解决中国国情，了解民众真正的需要。这种缺乏大众基础的宪政是注定要失败的。

与西方宪政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并不只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更是传统文化带来的差异。西方人普遍认为人性基础是“性恶论”，作为西方的宪政思想精髓的权力制约的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上，即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邪恶”。正是因为人性是“恶”的，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更不例外，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恶性膨胀，民众不仅需要从对抗性的制度上更会从行动上去加以限制和约束统治者。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性基础则是“性善论”，它强调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并通过统治者自身的表率作用来影响人们。这是建立在对掌握权力的人充分信任的前提上的，它所注重的是掌握权力的人内在的道德自律，而不是外在法律的制约。民众也充分相信统治者，即使在受到侵害的时候，也坚信统治者总有一天能够改正错误。正如林语堂先生做过的一段精辟的分析：“中国人只知道政府是人民的父母，……是以吾们人民把‘便宜行事’的权利交托于政府，便予以无限的信任……吾们又赋予此辈无限的政治权力，亦从不计自卫吾人之权益。吾们只把他们当作圣贤君子看待。”这样，何谈对抗呢?中国的宪政文化的发展呈曲线型发展。在鸦片战争之后和军阀混战的两个历史阶段，中国曾出现了两个宪政发展高潮，除了和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有关，不可忽略的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宪政意识，即一种对抗性的理念。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深受西方的先进思想影响，主张人们反抗封建压迫和专制统治，力求在乱世中争取自由和人权，实现西方式的宪政之路。可是他们高涨的立宪意识和民众普遍的宪政意识的缺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普通大众知识贫乏，根本不懂什么所谓的宪法宪政，更加不明白只有以权利和政府权力对抗才能争取自由和权利，加之长期受到权力的奴隶的封建思想影响，更加不敢反抗，即使零星的力量和思想在镇压后，也变的唯唯诺诺。正是由于民众宪政意识的缺乏，立宪运动缺少了大众的参与，民众如同看戏般的注视着一部又一部所谓的根本大法“宪法”的颁布，然后又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在历史中，民主也好，宪政也好，不仅无法阻止战乱，反而成了战火不熄的借口，在民不聊生的社会中，规定宪法中的公民权利只能是欺骗。对抗的本能被长期压抑，即使在宪政文化发展时也没有得到承认，在任何一部成文宪法中也没有肯定对抗这一基本权利。对抗理念的缺乏导致宪政意识的缺乏，而宪政意识的缺乏，也使民众没有对抗的理念。于是我国近代的宪政之路终是未能通畅，我们始终还是权力的奴隶。

四、对抗性的宪政意识培养

受历史和传统文化造成了公民以国家权力本位和公民义务本位的精神底蕴，权利意识淡漠，许多公民把那些公正、廉洁的干部奉为“青天”和“父母官”，习惯对权力的依赖和服从，而不知道对权力的对抗和制约。宪政的精髓在于对权力的控制和对权利的保护，权利对抗权力的对抗性宪政意识的缺乏将阻碍我国的宪政之路的进程，如何提高公民基本权利的对抗性的宪政意识，成为当前紧迫的任务，针对中西的对抗性宪政意识差异造成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提高我国公民的对抗性宪政意识：

1．创造一个良好的推行宪政的政治环境。“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逐渐唤醒了公民的法律意识，十七大报告肯定依法治国的基本战略，并同时提出要加强民主建设，这些政策都为宪政的实施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环境。由于民众长期以来对权力盲目信奉和崇拜，对政府官员的信赖，目前我国的宪政意识培养还需要政府在其中采取主导地位，但宪政的实施，对抗性宪政意识的培养始终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削弱，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中，政府需要保持开明的政治姿态，一以贯之的走宪政之路，坚持依法行政，坚持控权意识的培养，并引导和培育公民参与宪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批判的民主和自由。只有这种政治环境创造好了，宪政才能具备基本的生存条件。

2．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宪政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它要求商品交换平等的进行，由此产生了自由、平等、财产权等权利观。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会形成社会成员强烈的权利意识，这不仅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尊重各自的权利，更要求国家承认和保护社会成员的权利。公民的权利意识的觉醒要求国家的统治方式发生转变，因为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必然会践踏公民的权利，所以市场经济形成的权利意识会唤醒人们自觉地用公民权利约束和限制国家权力，这样对抗性的宪政意识才有了普遍的社会心理基础。

3．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宪政发展初期对抗性意识影响宪法制度的制定，反过来，宪法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培养公民对抗性宪政意识的作用。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我们不能忽视制度的重要作用。首先，应该在宪法中明确赋予公民对抗权。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可以说，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公民对抗权的默认。但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我国宪政秩序的和谐与稳定，为行政法领域的抵抗权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为了公民能明确正当的行使对抗的权利，我们应该向西方各国学习，在宪法文本中肯定公民的对抗权。其次，对权利的保障始终离不开救济，一切有救济的权利才能真正得到实现。为了保障对抗性权利的实施，从而提高公民的宪政意识，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并结合我国的情况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赋予公民具有对抗不合理制度，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的诉权，让宪法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让宪法在维护基本权利上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是束之高阁的法律。这是培养对抗性宪政意识的关键之处。

抗性范文篇6

【论文摘要】：病虫害是造成水稻减产的主要因素之一，研究提高水稻对病虫害的抗性，是重要的课题。水稻又是单子叶禾本科的模式植物，玉米、水稻、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都是单子叶禾本科植物。水稻的研究必将在理论和实践上推动其它粮食作物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

水稻种植和经营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为世界近二分之一的人口提供食物。在世界可耕地面积日益减少，人口急剧膨胀的时代，研究开发高产优质水稻，解决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矛盾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病虫害是造成水稻减产的主要因素之一，研究提高水稻对病虫害的抗性，是重要的课题。水稻又是单子叶禾本科的模式植物，玉米、水稻、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都是单子叶禾本科植物。水稻的研究必将在理论和实践上推动其它粮食作物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

1．褐飞虱形态特征及生长环境

褐飞虱又称稻褐飞虱，食性单一，能在水稻和普通野生稻上取食和繁殖后代，是亚洲最严重的水稻害虫之一，为害严重时引起"飞虱火烧"，造成颗粒无收。

褐飞虱属同翅目，飞虱科。生长周期分卵、若虫和成虫三个时期。成虫有长翅型和短翅型两种，暗褐色或淡褐色。长翅型翅长超过腹部，雌虫体长4－5mm，体大色浅；雄虫体长3.6－4mm，体小色深。短翅型翅短于腹部，雌虫体肥大，长3.5－4mm；雄虫体瘦小，长2－2.5mm，腹末呈喇叭状。卵为香蕉形，长约0.8mm，常排列成串。若虫与成虫相似，共五龄，初孵时淡黄白色，后变为褐色，五龄若虫体长约3.2mm。稻褐飞虱有喜爱温湿的特性，它生长发育的最适宜温度为26－28℃，高于30℃或低于20℃时对成虫繁殖、若虫的孵化和生存率都有不利的影响，因此一般初夏不热、晚秋不凉时节最有利于褐飞虱的发生，相对湿度80%以上才适合褐飞虱的生长发育。

2．褐飞虱的防治与育种

现有的防治褐飞虱的方法主要有：

（1）农业防治。主要有选用高产抗虫良种；重视改善栽培措施；生产上合理布局；同时饲养和保护好褐飞虱的天敌。

（2）农药防治。由于农药潜在的危害性，主要选择高效低毒的农药来进行防治。

在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化学农药在害虫防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害虫很快演变生出抗药品种，使得杀虫剂失效，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化学防治来进行害虫治理[8]。通过加大用药量来缓解的同时，不仅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农药中毒增加，更重要的是由于化学农药作用方式的非特异性，造成了包括害虫天敌在内的非防治对象生物毁灭，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从而造成更为深入的隐患，而且容易诱导害虫的大面积爆发。国际水稻所（IRRI）的调查表明，1974－1979年间褐飞虱在菲律宾等地的大量为害，实际上是大量使用抗虫剂所诱导的，杀虫剂的大量使用造成了褐飞虱天敌的死亡和褐飞虱生育力的提高，从而引发了褐飞虱的突发。因此，褐飞虱生物控制的研究自80年代中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把栽培的、化学的和生物的方法综合起来的害虫综合防治（integratedpestmanagement,IPM）方法再度得到人们的认可。生物防治大体有三种策略：生物杀虫剂、生态防治和培育抗虫品种。

生物杀虫剂主要是苏云金芽孢杆菌杀虫制剂，早在30年代就开始使用，但是由于其作用时间短，生产成本高，至今未能完全取代化学农药，在世界农药市场生物杀虫剂的比例不足5%。生态防治仅能控制害虫不能成灾，但仍有部分农作物受害，而且生态防治受许多因素制约，不易控制。

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抗虫品种的培育上。传统的育种方法由于周期长，能够成功利用的遗传资源有限，对抗虫机制的了解不甚明确，害虫新生物型的发展导致抗虫性不稳定等原因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生物工程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大大加快了抗虫品种的改良和培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将不同来源的抗虫基因（包括来源于微生物、植物和动物的）转入需要改良的作物品种中，结合传统的育种方法稳定抗虫性，培育出抗虫品种；二是通过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和方法，鉴定出植物界中自身生理代谢过程应用的特异性抗虫基因，或者从相应的农作物野生品种中寻找抗虫基因，结合传统育种方法和分子生物学辅助育种技术培育优良抗虫品种，或者克隆该基因做进一步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3．筛选鉴定新的稳定的抗褐飞虱水稻

目前认为，利用抗褐飞虱基因，培育抗褐飞虱水稻品种在生产中应用是褐飞虱综合防治中最为经济有效的方法。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研究结果表明，栽种的水稻品种即使只带有中等水平的抗性基因，也足以将褐飞虱的群体控制在造成危害的水平以下。然而，褐飞虱对抗虫品种的适应能力很强，能产生为害原有抗虫品种的新致害性种群，使抗虫品种使用寿命缩短甚至遭淘汰。大量研究表明，抗褐飞虱基因的抗性效果是理想的，但是，这种抗性也会由于褐飞虱生物型的变异而丢失。70年代初，国际水稻所（IRRI）推广抗褐飞虱品种IR26，之后陆续育成IR36、IR56、IR64、IR72等抗虫品种，取得了显著的抗虫效果。但是，IR26在菲律宾、越南等地推广种植后仅2年就丧失了抗性。1975年推广的IR36，8年后也在棉兰老岛受到虫害。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的褐飞虱从生物型1变为生物型2，而在80年代中期以前，褐飞虱以生物型1为主，不为害带有抗虫基因Bph1的杂交水稻汕优6号、汕优63。然而，在80年代汕优6号对褐飞虱的抗性就已逐步丧失，1997年汕优63开始丧失对褐飞虱的抗性[12]。抗虫品种数量的不足和原有品种抗性的丧失已给褐飞虱种群的有效控制造成了严重障碍。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我国水稻主要栽培品种的抗褐飞虱性能弱，在杂交水稻品种中甚至存在超感虫性现象，另一方面，在水稻育种过程中导入并应用抗褐飞虱基因的研究仍然较少。据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多数的抗褐飞虱基因的鉴定是由外国科学家完成，并未得到我国育种家的认同；另外，携带抗褐飞虱基因的原始材料许多都是传统品种，加上缺乏可在育种中应用的分子标记，用起来不方便。所以，对于这些由外国科学家鉴定的优良的抗褐飞虱资源，我国应引入并进行系统的研究，转入我国育种家所熟知的品种之中，确定其抗虫效果，并发展可在育种中应用的可靠的分子标记，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培育抗虫品种是一项费时的综合工程，而抗虫品种鉴定又是该工程中的重要环节。有资料显示，研究和利用不同来源的水稻抗褐飞虱基因，是培育具有稳定抗性的水稻品种的重要基础。在研究中，我们认识到要进一步促进我国水稻的抗褐飞虱育种，有必要进一步拓宽抗褐飞虱基因的材料来源，并将抗虫原始材料研究和改良后，提供给水稻育种科学家。抗褐飞虱基因的多样化是实现水稻品种稳定和持久抗虫的重要基础。因此，找出水稻中具有高抗性的品种，利用其高抗基因培育新的稳定的高抗虫水稻品种就成为当前控制褐飞虱危害的最好方法。

4．讨论

事实上，现在的水稻抗虫性的筛选鉴定技术还不完善。常用植物功能损失指数或耐虫指数、植株存活率(被害率)快速筛选植物耐虫性品种，对根部受害虫为害的植株还可用根部抗拉力、根体积、根干重或根受害级别等指标来评价。但每一种耐虫性筛选方法均有自己的优缺点和适用作物、害虫的范围。要根据作物和害虫的种类采用不同的耐虫性筛选方法,如筛选水稻品种对稻飞虱的耐虫性，应在改进的苗期集团筛选法基础上进一步用植物功能损失指数、生理生化指标进行评价,但水稻成熟期测产是水稻品种耐虫性评价最可靠的方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植物耐虫性的筛选方法和技术将更加完善，同时也必将会有新的技术和方法产生。

参考文献

[1]刘光杰、付志红、沈君辉等，水稻品种对稻飞虱抗性鉴定方法的比较研究[J].中国水稻科学,2002.

[2]寒川一成、刘光杰、沈君辉，中国杂交稻的"超感虫性"研究概况[J].中国水稻科学，2003.

抗性范文篇7

本文第一章对文章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详细介绍比如网络的发展形势、对网络的攻击、路由器的保护以及数据包传输的恢复等等。

第二章中，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灵活的被动链接探测协议，这个协议可以侦查并定位出现在无线Adhoc网络的企图欺骗本地化程序以逃避侦查的对抗性节点和链接的转传封包故障。拟定的协定书是在目的和认证的基础上，停止通信路径的来源和中间路由器，否定来自中间路由器的认证，并建立了密码保护机制，这样，数据包传输的来源不是保证接受相应目的文件的传输，就是在网络连接的粒度种检测和定位到一个错误。该议定书的目的是以不依赖于一个监督实体或拜占庭协商一致协议的有效方式来对付最坏情况对抗性条件的，如拜占庭对抗行为，甚至更有针对性的攻击。协议书的两种情况，其中包括不同的密码保护机制，在轨道试验中实施并比较了其加密系统。这种比较通过最近发展的更为完善的鉴定性结构来证实了在高端密码上的大量节余。

本章主要提出了一种可以探测和定位推进信息包位置的弹性的被动连接的探测协议。这种协议是建立在终端确认，关于原路由器和中介路由器连接途径的时间设置和合适的密码保护机制的基础上的。这样可以确保信息包传送的来源在第三章中，我们提出的选入和放出拜占庭检测协议。该议定书中提出一种渐进的方式，从一个端到端的安全路径故障检测机制到当一个通道被视为是一个单一的虚拟链接时减少选入和放出。我们接着从上一章一项结合源认证标记的RPL-1议定书和在提出的故障反馈机制来考虑故障定位问题。本议定书逐步完善了使用机制，促进了更换源认证标记散列链要素，造成了重大的效率收益。我们把协议的业绩和其他协议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第四章所研究的是拜占庭式的应用检测。在本章中，我们涉及了拜占庭检测的两个应用，目的是提高网络的能力以从拜占庭故障中恢复。在第一个应用中，我们的目标是估计对抗性在网络上渗透的程度以及由于路由器和连接而造成的数字上的小误差。为了平衡其抵御拜占庭故障的性能，有一个回收程序可以按需要使用这个估计激活（或停用）安全机制。在研究第二个应用时，我们在故障指示共享中提出了消极的结果，这是有启发性的论点。在第二个应用中，我们提出了组织对抗者流通的协议，这种协议可用于实行程序回收，在分散的网络中，阻断路由器的交通被视作遵守转发封包协议的奖励。

我们在第五章中提出了SBF和TBF协议以确保无线Adhoc网络的流通，SBF是建立在数字信号基础上的密码保护机制的拜占庭大流量协议。数字信号是昂贵的计算加密操作，它能够被对抗者利用来以数字信号的形式出现来提供假数据包从而拒绝攻击受害者路由器的服务。SBF利用杂乱信号链的方式提高了数字信号保护机制，减轻了对抗者攻击拒绝服务的能力TBF是基于特斯拉广播认证的协议。特斯拉的优势是它的计算效率，斯拉达依靠拖延关键披露来获得这个效率，这个过程很容易受到上述拒绝服务攻击。利用杂乱信号链，TBF减轻了攻击特斯拉可能造成的影响。此外，TBF议定书通过拓展和增加成为实现拜占庭丰富财富的一个必要的步骤。

最后，第六章对本文的主要贡献和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归纳：

主要贡献：

1.我们要在简单的对称性密码的基础上提供有效的密码机制来确保建立在被动的网络连接探测基础上的基本信息包的错误推进定位步骤。密码安全故障定位步骤子集的原型已经出来了，并在评估之中。评估表明我们所提出的密码机制与以往类似的密码机制相比可以节省相当一部分的密码方面的资金投入。

2.我们提出一种运算法则，通过这种运算法则可以运用由推进信息包故障定位步骤所提供的故障信息来评估网络中对手的渗入程度。通过这些法则，可以来接受由一些错误的连结组成而输入的故障的知识和输出由对手所控制的低限制的网络因素（路由器和连接点）。这样的低限度可以被用来激活（或搁置）所需要的安全机制，并以此来平衡阴谋故障与反应的关系。

3.我们计划建立一系列协议，通过这种协议可以逐渐的阻断对手路由器之间的通讯。这些协议还可以被用来完成恢复工作。比如，在分散的（或者是无监督的）网络中，阻断非法路由器的运行可以看作是对推进信息包协议的一种实践。

4.最终，我们提出两个相对安全的协议来确保纠正从由非故障原路由器到其他通过非故障途径连接到原路由器的非故障路由器的传递。第一个条款下的密码保护机制是以数字信号为基础的。数字信号机制是一项很昂贵的操作机制，对手会利用此机制通过带有类似数字署名信息包的非故障路由器来实施拒绝服务的攻击。我们提出了运用计算机的高效杂乱信息链可以组织拒绝服务攻击的机制。

未来研究方向：

这一章里主要介绍了关于未来路线安全方面研究的一些建议。

1.本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意识到在网络攻击中对手的动态是不可琢磨的，在攻击中，为了能够破坏信息传递服务系统，他会从路由器到连接点之间下手。这种关于不定的网络对抗行为的威胁模式不仅仅在理论角度上来说很有趣，从本篇文章中我们所假设的网络实践的角度来看也是很有趣的，因为无线路由器的路线功能相对来说可以很容易的被修改来实施没有限度的攻击。但是，并不是在所有的网络技术里这都是正确的。例如，在固定的网络内部结构中，路线功能可以加在固件和硬件中。在一个固定的网络内部结构中，一个可以成功控制路由器的对手并不一定能够很随意的篡改这个路由器的路线功能。范围更为小的威胁模式可能更适合于这样的网络技术中。这样的威胁模式同时更适合于描绘由突发事故和人类的错误（比如：软件漏洞和错误的配置）所激发的错误条件。

抗性范文篇8

关键词：抗凝血灭鼠剂；抗性；治理对策

鼠类是重要的农业有害生物之一，还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安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家非常重视害鼠的治理工作，主要采用抗凝血灭鼠剂来防治鼠害，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布局的调整，丰富了害鼠的食物源和栖息地的多样性，导致一些地区农业鼠害和鼠传疾病呈现上升趋势，迫使人们反复使用抗凝血灭鼠剂灭鼠，药物的使用量也大幅增加，鼠类的耐药力显著提高，部分地区已出现抗性鼠及抗药性种群，鼠害控制与环境安全的矛盾突出。同时，由于害鼠对抗凝血灭鼠剂具有遗传性和交叉抗性，而研制新药的难度大、周期长，一旦害鼠对第二代抗凝血剂也产生了抗药性，鼠害防控工作将陷入困境。因此，为了长期有效地控制鼠害，必须及时开展杀鼠剂抗性的风险评估及治理对策研究。

1抗凝血灭鼠剂抗性发展状况

随着抗凝血灭鼠剂的广泛应用，一些地区出现了防治效果下降的现象，抗凝血剂的抗性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同一地区长期单一使用同一类抗凝血剂灭鼠，6年后（最快4年）害鼠即可产生抗性个体，10年可产生抗性种群[1]。目前，国内外一些害鼠已对抗凝血灭鼠剂产生了抗药性，抗性的鼠种及发生区域呈扩展趋势。

1.1国外鼠类抗药性发生简况

自Crabtree1950年首次报告杀鼠灵(Warfarin)用于灭鼠[2]以来，仅间隔8年Boyke等人就在英国的一家牧场发现了褐家鼠对杀鼠灵具有抗药性，抗性率达到90％[3]。1960年，在威尔士与英格兰交界处发现了抗药性褐家鼠种群，抗性种群的分布区每年以4.6公里的速度向外扩展。1962年在丹麦、1966年在荷兰，70年代在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继发现了抗杀鼠灵的褐家鼠[4]。西欧和北美在发现褐家鼠抗药性的同时，还报道了黄胸鼠和小家鼠的抗药性[5]。

1.2中国城镇家鼠抗药性发生情况

我国应用抗凝血灭鼠剂较迟，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生产茚满二酮类化合物敌鼠钠盐，抗凝血灭鼠剂的广泛应用始于80年代。90年代初期，在用药时间较长的上海、洛阳、沈阳等城市已有家鼠产生抗药性的报道，抗性率在4.0%一20.0%之间[6]。截止2001年，在开展褐家鼠抗性监测的17个省（市）中，北京、上海、广东、河南等8个省（市）监测到褐家鼠对杀鼠灵抗性，其中上海产生了抗药性种群[1]。但到了2008年，褐家鼠有抗性的省市增加到11个，令人担忧的是，上海褐家鼠对第二代抗凝血剂也产生了抗性，抗性率4.76%[7]。

在国内已开展黄胸鼠抗性监测的8个省市中，2001年就有7个对杀鼠灵产生抗药性[1]，2008年所有监测省市的黄胸鼠均对第一代抗凝血剂产生抗药性，湖南、上海的黄胸鼠甚至对第二代抗凝血剂也产生抗药性[7]，其中湖南黄胸鼠对杀鼠灵抗性率100%、溴敌隆抗性率70%[8]。截止2001年，国内有8个省市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对城市小家鼠的抗药性进行了监测，所有地区均发现了杀鼠灵抗药性，抗性率2.5%-16.67%[1]。

1.3中国农区害鼠抗药性发生动态

我国农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广应用第一代抗凝血灭鼠剂防治农牧害鼠，80年代中后期以来抗凝血剂成为主要防治药剂。由于持续多年使用第一代抗凝血灭鼠药，害鼠的耐药力显著提高，部分害鼠产生了抗药性。就广东省农田黄毛鼠而言，与1987年相比，1993年杀死80%的黄毛鼠所需的毒饵量增加150%，2005年增加500%。

目前，国内对农牧区害鼠如黄毛鼠、板齿鼠、黑线姬鼠、灰仓鼠、海南屋顶鼠、草原兔尾鼠、大足鼠、黑线仓鼠、长爪沙鼠、达乌尔黄鼠对抗凝血灭鼠剂的抗药性进行了初步监测。结果表明，北京的黑线姬鼠对杀鼠灵抗性率36.36%[9]，新疆草原兔尾鼠和灰仓鼠的抗性率分别为5.26%和10%7，内蒙长爪沙鼠抗性率10%[10]，在广东省的抗凝血剂高用量地区和部分中等用量地区，黄毛鼠对杀鼠灵产生了抗药性，抗性率3.33%-36.67%，但对第二代抗凝血剂仍然敏感[11]。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广州市花都区观察到部分黄毛鼠对杀鼠灵产生了显著的“行为抗性”：在无选择笼养条件下，有24.2%的黄毛鼠连续4-5天拒食杀鼠灵毒饵，在9天的攻毒期仅靠饮水和少量的毒米维持生命而存活（其中1只饿死）。

基于国内外的害鼠对抗凝血灭鼠剂产生了强耐受力、部分产生抗药性且抗性鼠种和发生区域持续扩展的现状，及时研究延缓杀鼠剂抗性及产生抗性后的应对策略成为当务之急。

2延缓杀鼠剂抗性的治理对策

2.1鼠害治理工作必须从生态安全和持续控害的理念出发，综合利用各种有效的防治方法，开展鼠害综合治理，改变目前依赖抗凝血剂灭鼠的状况。如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生态治理工作，减少鼠类孳生环境和食物源，抑制农业害鼠和病媒鼠类的种群发展。措施包括清除田间杂物、适时防除农田杂草、减少作物小面积插花种植、精耕细作、整治排灌系统；养殖场和农舍要注意环境卫生，及时清理生活垃圾，粮食和饲料尽量集中存放并构筑室内防鼠设施等。

2.2加大力度建设鼠情监测网络，完善鼠害预警机制，充分利用防治阈值指导鼠害防治工作。若防治适期的鼠密度不超过防治阈值，就没必要进行人为干扰，依靠自然控制作用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失。当预测到防治适期的鼠密度将超过防治阈值时，才有必要开展区域性化学灭鼠行动。

2.3为了长期有效地控制鼠害，应慎重使用第二代灭鼠剂。在害鼠对抗凝血剂的耐药力显著提高后，应该利用第一代抗凝血灭鼠剂的慢性毒力比急性毒力大10-23倍的特点，按常规浓度配制毒饵并采用间歇式饱和投放的方法来提高灭鼠效果，要防止鼠类过早出现拒食和抗药性现象。

2.4在鼠类对杀鼠剂的耐受力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可适当轮换使用第二代抗凝血剂灭鼠1-2次。第二代抗凝血剂可有效毒杀对第一代抗凝血剂产生高耐受力的害鼠，降低鼠类种群中高耐受力害鼠的比例，为可持续使用抗凝血剂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后，应继续使用第一代抗凝血灭鼠剂灭鼠。

2.5合理使用抗凝血增效剂和引诱剂，采用栖息地灭鼠技术、前饵技术和毒饵站技术提高毒饵的取食率和灭鼠效果。由于鼠类非常机警，近年来华南地区的害鼠对抗凝血灭鼠剂产生了明显的拒食现象，如黄毛鼠在无选择条件下对敌鼠钠盐毒饵的取食量比90年代初下降30%-50%，而致死剂量却提高5-10倍。可利用增效剂来降低杀鼠剂的使用浓度，对提高灭效、减轻“行为抗性”和维护生态安全有重要作用。

3鼠类对第一代抗凝血剂产生抗性后的治理对策

研究结果表明，在停止抗凝血剂淘汰的情况下,抗性鼠易患维生素K缺乏症，生存能力低，竞争不过敏感鼠。只有在抗凝血剂的选择压力下，抗性鼠才能胜过敏感鼠生存下来，但也抑制了其生育力[12]。只要停止使用这类抗凝血剂，鼠类抗药性问题可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因此，在发生抗凝血杀鼠剂抗药性的地区，为避免抗性进一步扩展，应采取如下治理策略：

1.系统调查主要害鼠的抗药性及其区域性发生动态，并作为我国农区鼠情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制订科学的防治对策提供依据。

2.暂停使用抗凝血灭鼠剂灭鼠，采用其它控制方法来降低鼠类密度，如生态治理、生物控鼠和不育控制措施等。在应急防控时也可使用有一定防治效果的其它灭鼠剂毒杀抗性鼠，但要由灭鼠专业队统一实施，确保人畜安全。有研究表明，停用抗凝血剂4年后，鼠类对抗凝血剂的抗药性就可能自然消失[13]。

3.在第一代抗凝血剂抗药性发生严重的地区，应及时改用第二代抗凝血剂如溴敌隆等灭鼠。1999年湛江市区出现黄胸鼠抗性种群，抗性率33.33％，2000年起改用第二代抗凝血灭鼠剂进行灭鼠，抗性率得到有效控制，2003年监测黄胸鼠仍对第一代抗凝血剂敏感[14,15]。

4.鼠类抗性消失后，化学灭鼠应继续使用第一代抗凝血剂，以充分利用有限的抗凝血剂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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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性范文篇9

何谓对抗性体育运动?目前体育运动界及体育运动理论界对此尚无明确界定。我们以为，所谓对抗性体育运动是指由运动员组成对峙的双方，从事着存在近间隔身体接触、较为剧烈的竞技性比赛活动。把握对抗性体育运动应当留意三点。首先，对抗性体育运动参与者一般分为“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在整个活动始终处于“对立”的、竞争的地位。参加这些运动的对立双方之目的在于从体能、气力或技能方面击败对方。因此，对抗性体育运动经常属于体能、气力与技能相结合的竞技性运动，某些对抗性体育运动比赛往往更突出运动员的气力能力，如摔跤、拳击等；其次，对抗性体育运动存在身体近间隔的接触，这是运动性质本身决定的；最后，对抗性体育运动具有高风险性。对抗性体育运动多为运动比较剧烈，双方对峙较激烈的活动，因此，对运动员双方来说风险比较高，比起其它运动更轻易造成伤害，而运动员的伤害又多来自于另一方的过错行为。常见的对抗性体育运动包括篮球、足球、摔跤、相扑、拳击比赛活动等。正由于这些运动具有激烈性、开放性、近间隔身体接触性、高风险性、对抗性、竞技性等特征，所以，在比赛或练习过程中必然存在人身安全危险，轻易造成人身伤害。然而，学生在从事上述运动过程中，对是否造成对方的人身伤害甚至死亡往往难以猜测，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这就为因从事对抗性体育运动造成的人身伤亡事故的法律责任的界定带来难点。基于题目范围的限制性，本文仅仅对校园对抗性体育运动伤害事故法律责任题目略作探讨。

2校园对抗性体育运动伤害事故法律责任分析

2．1校园对抗性体育运动伤害事故法律责任构成要件

校园对抗性体育运动伤害事故发生后，产生法律责任与否取决于其是否具备必要的主客观要件。由于校园对抗性体育运动伤害事故法律责任是基于人身伤亡产生的法律责任，因此，应属侵权性法律责任，而不涉及到违约责任，行为人因此应当承担的是损害赔偿责任。从民法学的视角看，校园对抗性体育伤害事故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如下：

2．1．1具有伤害事故的产生

伤害行为的发生是损害赔偿责任产生的条件条件。但是，在激烈对抗性体育运动项目中发生的伤害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也应作具体分析。假如致人伤亡动作本身为该项运动项目的规则所答应，这种伤害则不能以为具有民法上的非法性。如在足球比赛时，依据“公道冲撞规则”所实施而引起伤害的动作，一般不以为是侵权性伤害行为。然而，假如比赛中动作粗鲁，明显违反规则要求，具有伤害他人身体故意的或过失，基于此产生的伤害后果，则应当以为是侵权行为，视伤害程度，甚至可以按故意伤害罪论处，追究行为的刑事责任。

2．1．2伤害故事发生在对抗性体育运动中

本文所涉及的校园对抗性体育运动，不限于发生在学校校园内的体育运动，还包括由学校组织在校外进行的体育活动，因此，校园对抗性体育运动一般会涉及三方面的主体，即运动双方当事人以及作为运动组织者或运动场地提供者的校方。基于此类运动发生的伤害事故的责任者也可能涉及三方当事人。

2．1．3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主观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借体育运动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假如致人轻伤以上，则可构成故意伤害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故意伤害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学校或其他组织不能成为故意伤害罪的犯罪主体，但是可以成为民事责任的主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实践中，体育运动伤害行为以意外事件和过失为多。意外事件是行为人主观上不可预见、客观上无法避免的事情，也即不可避免、不可抗拒的事情，超出了行为人主观意志。另外作为受损一方事先也应当明白，作为对抗性体育运动本身既是没有违规操纵也存在着风险，因此应当免除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2．1．4伤害事故的产生与运动双方或学校的过失行为具有因果关系

行为人之行为与行为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是决定体育伤害事故责任承担的条件条件。值得留意的是，将哲学上的因果关系运用到法律关系中来，也应当考虑直接因果关系和间接因果关系。在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原则方面，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与行为结果存在着直接因果关系，也即行为的侵权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必然的联系，才是认定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条件，而间接偶然的联系只能作为行为人加重责任的判定依据。从民事责任的承担上不存在从重或加重处理的题目，因此，间接偶然的联系缺乏民事责任的基础。

2．2校园对抗性体育伤害事故责任主体的认定

分清责任主体是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条件。前已叙及，校园对抗性体育伤害事故区别于其他体育伤害事故的关键之一是，该事故一般涉及三方当事人，即对抗性体育运动双方及学校或相关教师。换言之，学校对抗性竞技体育运动可能发生在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其他组织或个人之间。据此，承担校园对抗性体育运动伤害事故的主体可能作为组织治理这些运动的学校、参加某项对抗性体育运动的双方运动员，如学生、教师或其他人。

首先，明确学校承担对体育运动伤害事故承担责任的条件条件是首先必须厘清学生来到学校后同学校所处的关系。《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七条规定：“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下称为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配合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治理和保护工作。”该规定昭示，学校非未成年的任何形式的监护人。“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既不是法定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也不是监护职责的转移关系，更不是委托教育治理关系”。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题目的意见》第23条“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的规定，学校可以接受监护人的委托，在委托期限内，承担部分或全部监护责任。然而，根据学校的性质，学校只能接受部分委托，而无法承担全部委托的责任，“无法按照监护人承担责任的原则来要求学校。”学校作为受委托部分监护职责的组织，只能适用未成年的中小学生，对已成年的大学生则另当别论。《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九条规定了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12种情形，学校应当承担责任。该规定的第1项、第2项、第4项、第6项、第7项、第8项以及第10项与体育运动有关。也就是说，学校开展体育运动时，假如具备上述7种情形之一而使学生受到人身伤害，学校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否则，可以排除学校承担法律责任的义务。

其次，在排除了学校对对抗性体育运动伤害事故承担法律责任的条件下，具体组织或领导体育活动的教师个人是否对其失职行为单独承担民事责任，还是与学校作为共同被告承担民事责任?就此题目实践中存在争议。有人以为教师不应与学校成为共同被告，理由是教师是履行职务行为，责任应完全由学校承担；也有人以为可以将教师列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笔者以为，教师能否作为共同被告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应当视具体情况确定。假如教师以个人名义参加成为对抗性体育运动中学生的相对人，在造成学生伤害时教师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错，则教师应当单独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假如为了举行对抗性体育运动所必要的设备存在安全隐患，而组织领导该次体育运动的教师无法知道体育器材存在安全隐患，则可免除教师的民事责任；反之，假如教师明知或应当知道该体育运动设施存在安全隐患，因疏忽大意没有遇见或过于自信能够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则该教师应当与学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最后，相对应的运动员双方在对抗性体育运动伤害事故的责任题目。运动员双方对运动伤害的事故的免责条件在于其对伤亡者的有无过错，这是一般性运动伤害事故之使然。

2．3对抗性体育运动伤害事故的回责原则

对抗性体育运动假如发生伤害事故则涉及到当事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题目，显而易见，同其他体育伤害事故一样，该民事责任应属于侵权的损害赔偿责任。根据我国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及我国民法理论概述，民事法律责任的回责原则主要有：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即以行为人的过错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要件，是我国民法关于民事责任承担的一般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则不以行为人的过错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要件，由法律规定而承担民事责任，是一种特殊的回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仅仅适用于法律规定的几种特殊侵权行为。公平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又称衡平责任，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对造成的损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有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情况下的基础上，责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简言之，即双方对造成损害都无过错，而法律又没有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作为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其回责原则应适用我国民法关于民事责任承担的一般规定。但是在回责原则的取舍方面，学理界和司法界均存在争议。一般以为，校园体育伤害事故应当使用过错责任原则，而不使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同时，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很多情况下属于意外事故，双方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按照民法的公平原理，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简言之，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认定，应当以过错责任为主要回责原则，同时辅以公平责任原则。也有学者以为三种回责原则均有适用的余地，还有人以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仅仅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笔者以为，三种原则都适用则对学校、对校园体育活动的运动者均过于严厉，不利于校园体育运动的开展。学校体育活动开展的目的在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一代人，是学校教育活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校体育活动一般是通过体育课、学校内部体育运动会或校际体育运动会等形式来进行的。无论何种方式开展体育活动，其宗旨都是为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校园体育运动中造成伤害事故时，追究法律责任的原则不应当过于严格。换言之，假如一味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则会束缚学校的手脚，从而，学校在体育课中会尽可能选择风险程度小的体育活动，使得学生在校运动强度和时间大大减少，无法满足青少年儿童成长过程所需要的运动量，其结果还是不利于学生自己的身心发展。当然，法律原则确定的本身也应当兼顾各个法律关系主体利益，尤其是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存在冲突时，法律则应当在各立意主体间寻找一个均衡点，而不能以牺牲一方的利益来左袒另一方的利益。因此，在校园对抗性体育伤害事故中，假如仅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则不利于维护受害者的利益。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兼顾公平责任原则即可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利益，也可以增强学校和另一方运动员的责任心。

值得留意的是，民法理论上的过错责任通常是指故意或过失。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学校作为教育教学组织，尤其是为了实施教学行为而组织学生从事某种活动如体育活动，其本身目的不可能存在故意伤害学生的行为。因此，确切地说，在校园体育伤害事故中，学校的过错责任实际上仅仅是因过失行为(包括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引起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

抗性范文篇10

论文关键词：对抗性理念；宪政；宪政意识

一、对抗性理念与宪政文化

对抗理念是从对专制统治的对抗到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对抗，对抗的本质也从反抗压迫，追求自由、平等到不受国家权力的干涉，以权利对抗权力，追求人权的信念。宪政，是指一种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和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宪政意味着从对抗到妥协，是一种对抗制度下的状态，而这种制度的孕育并成熟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之下的，这个背景，就是我们所说的宪政文化。宪政文化植根于各个国家独特的文化背景之下，受着不同因素的不同影响，使整个世界的宪政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是这种文化的发展背景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宪政文化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共性，我们发现对抗性就是这样的一种共性。笔者试从西方宪政发达国家的宪政的发展历史人手，并通过对西方和我国对抗性理念差异的分析，提出提高我国公民对抗性宪政意识的解决方案。

二、西方宪政发展史中的对抗意识

(一)英美法系

英国宪政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多元主体对抗性的历史。对抗性理念从最开始只存在于贵族到后来普及到民众，随着对抗性理念的增强和统一，反抗压迫，制衡强权的宪政的意识逐步蔓延，使得英国宪政的建立。它最早源于“国务需协商决定”的悠久历史传统。1066年前夕，已形成这样一条公认的准则：“国王未征求意见和得到同意不得行动。”可见英国从很早开始就存在着与国王对抗的理念。1215年英国《大宪章》是世界第一部具有宪政意义的文件，就是当时英国贵族成功迫使国王妥协的产物。近代，对抗性理念不但在当时的贵族阶层得到了体现，随后爆发了苏格兰人民起义，在人民的压力下，议会和军队组成的最高法庭处决了查理一世，标志着对抗专制统治的一大胜利。

美国是世界上成功实现宪政的国家之一。美国的对抗性的宪政文化，体现了一种多元主体性和普适性，无论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还是适用范围最小的规章，都体现出了一种对抗后妥协；无论是上至掌管国家立法的议会，还是下至普通的老百姓，都不轻言妥协和放弃，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而与对手抗衡，而这种对抗性的理念正是现代多元主义的立宪主义理论的思想根基。首先，美国宪法的诞生是一部从反抗殖民压迫到权力之间相互对抗的历史。其次，美国宪法基本原则与制度上，对抗性理念也得以体现。如三权分立和联邦制度。两种制度的精髓充分体现了对抗性的理念。再次，在美国宪法实施过程中对抗性理念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使公民具有提起违宪审查的资格，任何受到法律损害的公民都有权提起违宪审查。正是由于防止政府权力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为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创造“良好”的理由，它赋予了公民对抗“恶法”的可能性，增强了公民对抗公权力侵害的反抗能力，极大地提高了公民的宪政意识，使宪法真正融人公民的生活，成为真正保护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公权力的法律。

(二)大陆法系的宪政对抗性理念

法国、德国等国家并没有系统的研究过宪政对抗性理论，但是从其宪法文化的发展以及成文的宪法典中，如法国的《人权宣言》和德国《德国基本法》强调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并保护之，是“所有国家权力之责任义务”，明确了公民基本权利的最高价值定位，并明文规定了公民具有抵抗暴力的权利。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宪法文化体现了的特点，形式也各有不同，但是都以宪法条文的形式确保公民对抗性权利能够得以实现。

通过对以上几个国家宪法发展和宪政文化的研究，我们发现：对抗国家公权力的权利被每个国家明示或者默认的方法纳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中。随着对抗性理念的逐步增强和统一推动了民众宪政意识的提高，促使民众积极的参与到宪政的建设之中，而正是有了这种大众的参与，宪政才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并成熟起来。

三、近代中国宪政之路堵何处

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推翻了满清统治之后，在1912年颁布了《中华民国I临时约法》。这是一个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文件。随后全国掀起了一轮新的立宪高潮，南方各省开始提出“联省自治”的主张。湖北、江苏、浙江、江西、贵等各省纷纷自行制定宪法，并选送代表制定联省宪法。这一时期，省宪运动虽然开展的相当热烈，但是实施不力，仍然是有宪法无宪政。

回顾这一百多年的宪政发展史，虽然宪政文化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宪政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宪政发展与民主、人权无关，统治者是为了宪法而制定宪法，是为了中国独立而实施宪法，宪法沦为一种工具。中国的宪政完全是照葫芦画瓢照搬西方的模式，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没有解决中国国情，了解民众真正的需要。这种缺乏大众基础的宪政是注定要失败的。

与西方宪政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并不只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更是传统文化带来的差异。西方人普遍认为人性基础是“性恶论”，作为西方的宪政思想精髓的权力制约的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上，即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邪恶”。正是因为人性是“恶”的，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更不例外，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恶性膨胀，民众不仅需要从对抗性的制度上更会从行动上去加以限制和约束统治者。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性基础则是“性善论”，它强调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并通过统治者自身的表率作用来影响人们。这是建立在对掌握权力的人充分信任的前提上的，它所注重的是掌握权力的人内在的道德自律，而不是外在法律的制约。民众也充分相信统治者，即使在受到侵害的时候，也坚信统治者总有一天能够改正错误。正如林语堂先生做过的一段精辟的分析：“中国人只知道政府是人民的父母，……是以吾们人民把‘便宜行事’的权利交托于政府，便予以无限的信任……吾们又赋予此辈无限的政治权力，亦从不计自卫吾人之权益。吾们只把他们当作圣贤君子看待。”这样，何谈对抗呢?中国的宪政文化的发展呈曲线型发展。在鸦片战争之后和军阀混战的两个历史阶段，中国曾出现了两个宪政发展高潮，除了和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有关，不可忽略的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宪政意识，即一种对抗性的理念。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深受西方的先进思想影响，主张人们反抗封建压迫和专制统治，力求在乱世中争取自由和人权，实现西方式的宪政之路。可是他们高涨的立宪意识和民众普遍的宪政意识的缺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普通大众知识贫乏，根本不懂什么所谓的宪法宪政，更加不明白只有以权利和政府权力对抗才能争取自由和权利，加之长期受到权力的奴隶的封建思想影响，更加不敢反抗，即使零星的力量和思想在镇压后，也变的唯唯诺诺。正是由于民众宪政意识的缺乏，立宪运动缺少了大众的参与，民众如同看戏般的注视着一部又一部所谓的根本大法“宪法”的颁布，然后又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在历史中，民主也好，宪政也好，不仅无法阻止战乱，反而成了战火不熄的借口，在民不聊生的社会中，规定宪法中的公民权利只能是欺骗。对抗的本能被长期压抑，即使在宪政文化发展时也没有得到承认，在任何一部成文宪法中也没有肯定对抗这一基本权利。对抗理念的缺乏导致宪政意识的缺乏，而宪政意识的缺乏，也使民众没有对抗的理念。于是我国近代的宪政之路终是未能通畅，我们始终还是权力的奴隶。公务员之家

四、对抗性的宪政意识培养

受历史和传统文化造成了公民以国家权力本位和公民义务本位的精神底蕴，权利意识淡漠，许多公民把那些公正、廉洁的干部奉为“青天”和“父母官”，习惯对权力的依赖和服从，而不知道对权力的对抗和制约。宪政的精髓在于对权力的控制和对权利的保护，权利对抗权力的对抗性宪政意识的缺乏将阻碍我国的宪政之路的进程，如何提高公民基本权利的对抗性的宪政意识，成为当前紧迫的任务，针对中西的对抗性宪政意识差异造成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提高我国公民的对抗性宪政意识：

1．创造一个良好的推行宪政的政治环境。“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逐渐唤醒了公民的法律意识，十七大报告肯定依法治国的基本战略，并同时提出要加强民主建设，这些政策都为宪政的实施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环境。由于民众长期以来对权力盲目信奉和崇拜，对政府官员的信赖，目前我国的宪政意识培养还需要政府在其中采取主导地位，但宪政的实施，对抗性宪政意识的培养始终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削弱，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中，政府需要保持开明的政治姿态，一以贯之的走宪政之路，坚持依法行政，坚持控权意识的培养，并引导和培育公民参与宪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批判的民主和自由。只有这种政治环境创造好了，宪政才能具备基本的生存条件。

2．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宪政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它要求商品交换平等的进行，由此产生了自由、平等、财产权等权利观。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会形成社会成员强烈的权利意识，这不仅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尊重各自的权利，更要求国家承认和保护社会成员的权利。公民的权利意识的觉醒要求国家的统治方式发生转变，因为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必然会践踏公民的权利，所以市场经济形成的权利意识会唤醒人们自觉地用公民权利约束和限制国家权力，这样对抗性的宪政意识才有了普遍的社会心理基础。公务员之家

3．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宪政发展初期对抗性意识影响宪法制度的制定，反过来，宪法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培养公民对抗性宪政意识的作用。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我们不能忽视制度的重要作用。首先，应该在宪法中明确赋予公民对抗权。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可以说，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公民对抗权的默认。但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我国宪政秩序的和谐与稳定，为行政法领域的抵抗权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为了公民能明确正当的行使对抗的权利，我们应该向西方各国学习，在宪法文本中肯定公民的对抗权。其次，对权利的保障始终离不开救济，一切有救济的权利才能真正得到实现。为了保障对抗性权利的实施，从而提高公民的宪政意识，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并结合我国的情况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赋予公民具有对抗不合理制度，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的诉权，让宪法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让宪法在维护基本权利上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是束之高阁的法律。这是培养对抗性宪政意识的关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