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端范文10篇

开端范文篇1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思想萌芽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笔者将对思想萌芽的标准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思想的着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着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那么,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的萌芽究竟开端于何时呢?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同志认为,1922年6月到7月是思想萌芽的开端,其标志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陕西师大等七所高校合编的《思想概述》认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开始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思想萌芽的开端应是1922年的1月到4月。

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创刊,其发刊词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命题。这个命题,一方面给自己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3月,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在这里,既明确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同时更强调实施这些原则“当因时制宜”,既应当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这里明显的包含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萌芽。《先驱》发刊词和的文章所包含的上述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要性,初步认识到实施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1920年,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详细阐述了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其中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第一步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内容。1922年3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回到上海,带回了列宁的上述理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就运用这些理论分析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开端范文篇2

关键词：思想；萌芽；开端

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思想的萌芽时期也不例外。那么，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和终结又该怎样界定呢?笔者认为，这应该先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谈起。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思想萌芽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笔者将对思想萌芽的标准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思想的著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著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那么，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的萌芽究竟开端于何时呢?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同志认为，1922年6月到7月是思想萌芽的开端，其标志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陕西师大等七所高校合编的《思想概述》认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开始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思想萌芽的开端应是1922年的1月到4月。

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创刊，其发刊词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命题。这个命题，一方面给自己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3月，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在这里，既明确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同时更强调实施这些原则“当因时制宜”，既应当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这里明显的包含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萌芽。《先驱》发刊词和的文章所包含的上述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要性，初步认识到实施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1920年，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详细阐述了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其中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第一步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内容。1922年3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回到上海，带回了列宁的上述理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就运用这些理论分析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开端范文篇3

无论社会的巨轮如何前进，作为传统文化最源头方式之一的文学，尤其是作为最能表达人类灵魂的母族文学，始终在时代的推进与嬗变中保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不仅中国文学几千年来的情况如此，自中国文学中孕育诞生的世界华文文学近百年来的情况亦是如此。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一个重要的板块，新加坡华文文学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一样滥觞于1919年“五四”运动影响无远弗届的年代。不只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以白话文写作而又贯穿着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文学作品，迅速取代旧文学而占据了文学的主流地位。南洋得风气之先，很快也出现了白话文学作品，从而开创了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历史”，①即便是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学者作家，也认同新加坡华文文学是在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大师辈出的时代里，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摇篮。②语言文字是文化认同与族徽的最基本表征，本文尝试抹去历史的尘埃，梳理自1981年以来便存在着的新加坡伤痕文学的成因及分期。

“新加坡伤痕文学”的界定与正名中国在1970年代中后期“”垮台后涌现了不少环绕着十年动乱而书写的“伤痕文学”，而自1981年至2007年新加坡华文文学意义上的伤痕文学则有别于中国的伤痕文学。由新加坡资深作家和中生代作家执笔创作的新加坡伤痕文学作品，可从下列的内容思想和艺术表现特质来加以界定：在内容思想上，它们的悲情元素主要源自1980年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停办和1987年新加坡传统华校的消失，新加坡华社陷入前所未有的文化虚脱状态，华文知识分子因精神家园成为贫瘠荒原而涌起无限感伤并执笔为文。凡是在这个期间内容触及新加坡华文教育或文化式微问题的文学创作，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相声，无论它们的精神基调是悲凉的或激越的，都属于新加坡伤痕文学的范畴。这些包含着华文情结和文化乡愁的叙述母题的作品，都深深地烙上了作家的生活经验，带有浓厚的文化危机感、使命感和沧桑感；它们是作家受伤灵魂的慰藉，也是作家反思和批判的基点。纵然作家们有着满腔情感等待宣泄，但是，在表现手法上，为了避开政治敏感和照顾到现实生态，他们也不得不在作品中委婉陈词。诗人们在伤痕诗歌中充分应用现代派的抽象语言展现内心的荒凉，微型小说家们则在作品中实验象征主义和后现作形式，对这种新兴文体的表现手法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将新华文坛转变成一个曲笔的实验场，在为新华文学的文化情感增色添彩的同时，也把它提升到一个艺术高峰，使它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领域中独秀一方。“伤痕文学”这个名词与新华文学缝合在一起并出现在新华作家的视野内，最早可追溯至1992年，当时新加坡作家林高率先在《似梦非梦———读〈十梦录〉杂记》一文中指出：“教育与文化的演变，都是大家十分关心的，张挥也不例外，在他的笔下，却总带着深沉的忧伤，叫人反思。有人把他的这些作品叫做‘伤痕文学’。”

同一年，张挥也在《“鸟说人话，人说鸟话”的荒谬———读谢清的〈都是那鸟惹的祸〉》一文中说：“从80年代开始，不少小说作者以讽刺、魔幻、荒谬的手法进行创作，这些作品（当然也包括诗歌和散文），虽然不是什么划时代的巨作，却是颇具特色的变奏曲，是一种一点儿都不荒谬的‘伤痕文学’。”④1996年，新华女作家孙爱玲客观地比较了中国伤痕文学与新加坡伤痕文学的不同之处：如果说中国的当代文学史里，经这段时期，产生了所谓的伤痕文学，那么作为新加坡当代文学的作品，尤其是小说，也表现了社会体制改变底下，人物所受的创伤，所不同的是前者写的多数是作者的经历，后者是周遭人物的命运。⑤2001年，新加坡学者瑶岗（欧清池，又署风沙雁）建议把1980年代以来涌现于新加坡华文文坛的反映华族语文与文化危机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定名为“伤痕文学”；他从这些文学作品的共同主题中总结出一个创作上的规律，那就是作家们在反映语文和教育等敏感问题时顾忌难免，只好诉诸曲笔，这无形中为新华伤痕文学的荒诞写实的艺术特征提供了铺垫。⑥2002年9月，中国文艺评论家石鸣在一个检视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发展的座谈会上，点明了新加坡伤痕文学的深化原因：在1990年代新加坡微型小说创作的蓬勃期间，由于一些主流作家对文化的式微有着切身的感受，所以产生了强烈的再建文化的使命感，不仅自身投入其中，更期望使更多对文化式微无知无觉的人惊醒过来，所以在作品中以批判、反思的方式将文化伤口呈现出来，试图痛醒一些人，这就形成了那一时期的伤痕文学。⑦2002年12月，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了《伍木短诗选》，这本诗选中的一首诗《文化靠岸》的副题“读新加坡伤痕文学选集《点滴》Droplets”也点出了“伤痕文学”一词。2003年2月，中国学者刘海涛在新加坡召开的“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在瑶岗和石鸣的论述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新加坡伤痕文学”的称谓，认同前者把新加坡作家所创作的以“华文情结”和“文化乡愁”为叙述母题的充满伤感情怀的作品归类为“伤痕文学”，同时悲观地认为这个长久的叙述母题至今仍未停息。⑧2006年5月，新华资深作家黄孟文认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加坡华文文坛的“伤痕微型小说”与杂文扯上了关系，同时指出过去30年来“新加坡微型小说与伤痕文学、诗意、杂文、语言、文化、教学、寓言、讽刺、人生、禅、佛等有密切的关系”。⑨中国的伤痕文学不仅是一个文学名词，它还不可避免地内嵌着一定的政治意涵，而且在1978年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面世后，这个名称基本上已经确定。然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加坡的伤痕文学只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与政治无关的文学关键词。从1992年至2007年，经过15年的酝酿、发酵与沉淀，“新加坡伤痕文学”的称谓应该可以确定下来。据笔者所掌握的不完全统计数字显示，新加坡伤痕诗歌的数目高居榜首，共428首，伤痕散文241篇，伤痕微型小说174篇，伤痕小说37篇。笔者认为有必要梳理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并加以分期，以便对这个时期的新加坡伤痕文学作品有一个框架性的认识。新加坡伤痕文学的成因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的发轫与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变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新加坡华文教育在本土上的扎根与变革史，基本上也是中国海外华文教育变迁史的一个缩影。

中国文化评论家马相武认为，乡愁在无数作家那里成为回返母语文化的一个途径，乡愁是地理的，又是历史的，还是文化的、心理的、精神的，当然也是血缘的、生命的。⑩马相武的见解不只适合描述美国华文女作家的文化特质，也适合形容新加坡华文作家的文化心理。由于母语学习的水平江河日下，华族文化被边缘化，华族优良价值观被扭曲的危机感也就越明显。对于怀抱文化使命的华社族群来说，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是个人与整个社群不可推诿的天职；对于执笔从事文学创作的有识之士而言，面对文化断层的冲击却一筹莫展的挫折感就更加强烈了。

发扬优良传统价值观是华文文学作品中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而抒发前所未有的文化伤痛，则成了这个特定时空下新加坡华文作家们共同的创作母题。如果从教育改革与文化层面的角度来分析，新加坡华文文学在1980年之后呈现文化伤痕的成因可以归纳为下列几个：一、骤变的语文教育制度；二、华族子弟在母语学习上的自我放弃；三、华文作家们的文化自觉。

一、骤变的语文教育政策

新加坡之所以要破釜沉舟地以英文作为主要学习语和工作用语，纯粹是以国家的生存竞争力和经济前途以及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作为考量。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眼中，1955年创办、1980年停办的南洋大学曾是新加坡华族语言、文化和教育的象征；尽管对这座华人精神宫殿的关闭同样感慨万千，但他始终认为推行双语政策是前进的最佳策略。輯訛輥1999年9月18日，李光耀在新加坡举行的一项对话会上说，如果时光倒流，他希望能够更早地关闭南洋大学以统一教育语文源流，不过客观环境的局限并不容许他这么做。关闭南洋大学的理由是，新加坡需要一个共同的工作语言，而它必须是英语。輰訛輥总的来说，无论是南洋大学的停办，或是传统华文小学和华文中学的关闭或转型，背后的动机都在于提高国民的英文水平，从而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与他国争一日之长短，同时确保本国不同语言的族群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虽然1980年代初期宏观教育政策的改变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经济繁荣和族群的相互沟通，然而，语言教育制度的变革终究需要有适当的过渡和调适期。1980年南洋大学的骤然关闭，1987年开始华文小学的骤然消失，双语政策的重心顷刻间倒向英语，华社一下子失去心理平衡。早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政府便已开始迢遥的教育改革之路，果断采纳了一份英国殖民地政府在1956年公布的、肯定了母语教育的地位和双语教育的重要性的《新加坡立法议会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輱訛輥的建议，实施中学混合学校制度，让两种不同源流的中学生在同一所学校上课，希望华校学生能够掌握英文，而英校学生也能学会本族语言。这种独特的中学学校体制一直延续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继1956年之后的半个世纪内，新加坡内阁就教育改革问题公布了五份报告书：1963年8月发表《新加坡教育调查委员会报告书》輲訛輥、1979年2月10日发表由当时的副总理吴庆瑞领导的教育研究小组所提呈的《1978年教育部报告书》輳訛輥、1992年3月28日发表由当时的副总理王鼎昌领导的委员会所提呈的《新加坡华文教学的检讨与建议：华文教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輴訛輥、1999年1月20日发表由当时的副总理李显龙领导的委员会所提呈的《华文教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輵訛輥、2004年11月8日发表的《华文课程与教学法检讨委员会报告书》輶訛輥。从1978年的报告书开始，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已从整体的宏观思考转向以学生为本位的微观考量，对华文教学和华文学习的标准一降再降复降。輷訛輥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语文教育政策令许多华族子弟措手不及，有学者认为，新加坡“华社以及华教团体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决定的意义，和可能带来的冲击，所以没有充分做好应变的准备，以至于牺牲了受华文教育的一代人，他们逐渐被边缘化，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輮訛輦；而许多能够成功掌握英文教育的年轻一代却放弃进修华文的机会，视传统华族文化如糟粕。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曾发出这样的警讯：年轻一代华人不喜欢华文，不看华文书报，对本族文化没有兴趣，其实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一个影响到新加坡长期发展和盛衰的重大课题，不单单是华社或华文报馆的问题。輯訛輦随之而来的，是作品题材紧扣着这个课题的伤痕文学，如黄孟文的微型小说《最后一次扫墓》和张挥的微型小说《X就让他X吧！》。自1981年至2007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新加坡伤痕文学始终如影随形地跟着华文政策的一再放宽和华文水平的一再降低而发出乏力的呼唤和哀嚎。

二、华族子弟在母语学习上的自我放弃

继南洋大学停办之后，直接促成新加坡华教事业低迷和文化水平低落的导因，是一部分学生家长与学生的功利主义心理，他们偏重英文教育而漠视华文教育，进一步削弱了华族传统文化的地位。由于英语在新加坡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越来越多家长替子女选择进入英校就读。到了1986年，选择报读英文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达99%以上，而选择报读其他源流学校的学生只占0.7%。政府鉴于非英文源流学校的学生人数太少，决定分阶段统一四种不同语文源流的学校。从1987年开始，中小学一律以英文作为第一语文科，并以英语教导其他的文理工商学科，华文则成为华族学生必修的母语。然而，2004年的教育改革报告书却清楚地要求大部分学生在学习华文时，重点只需要放在有效的口语交际及阅读训练上。尽管笔者避免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来看待社会因为语言教育背景的不同而造成观点差异的问题，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受英文教育者所浮现的优越感，加上以英文教导的数理学科的炙手可热，导致华文教育迅速被边缘化。由于学生家长和学生的功利主义心理，学习母语的本能与意愿在他们的心中急速弱化甚或完全消退；家长们动辄以移民它国作为威胁，希望有关当局放宽对他们子女的华文科成绩的要求，从而加速了新加坡华文水平的每况愈下，华族文化的日益式微。新加坡大部分华人家庭在母语学习上选择自我放弃，与马来西亚大多数华人家庭在母语学习上积极进取的精神，輰訛輦形成了新马两国母语教育两道截然不同的风景线，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马来西亚华人虽然需学习三种语言（马来语、华语、英语），但他们的华文程度普遍上并不在只需学习两种语言（英语、华语）的新加坡华人之下。

语言文字是人类最本质的文化图腾，自有语言文字以来，不同地域的人类便视保有、使用及传承本族的语言文字为天职。一个鲜明的例子是，迁徙至中国南方的客家人流传着一句祖训：“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无论迁居何处，也无论飘泊何方，客家人始终不会忘记自己是正宗的中华民族的汉族人、正统的华夏炎黄子孙，由于他们的坚守，客家方言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大量古代中原汉语的本来面目。

另一个例子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秦国的本土文字为基础统一了中国的文字，“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但其他六国的一些子民却甘冒生命的危险，把以六国文字书写的书籍偷偷藏了起来，可见他们对自己的文字有着多么强烈的感情。輱訛輦这是古人珍视本族语言文字的两个例子，近例则有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许多华族人士，尽管置身于华教氛围有所欠缺的艰难环境，他们仍然或加强学习的力度，或尽一切努力偷偷地进行母语的学习，总而言之，母族语言与文字的学习是他们精神上的一大依归。輲訛輦因着对母语学习的不离不弃与自强不息，马来西亚的一些新生代华文作家更在世界华文文坛上大放异彩，让世人对这块虽不利于华文文学成长却能够产生如此成绩斐然的作家的土地刮目相看。华文教育程度的一再滑坡，令许多一辈子热爱华教的新加坡作家们悲痛不已。2004年1月12日，何（冯焕好）借一位学生的口吻悲戚地写道：“除了我国，再找不到任何国家的国民不愿学母语，不要讲母语的。”輳訛輦2006年7月2日，石君在一个公开座谈会上悲叹：“新加坡华人有人不读母语……我还没听说过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那么怨恨学习母语的。”輴訛輦何和石君两人皆默默献身华教事业数十年，在服务杏坛的同时也驰骋文坛；这两位女作家一前一后欲哭无泪的话语，不但不是无的放矢，而且肯定说出了大多数爱护本族教育与文化的国人的心声。2007年七八月间，对于学校里华文科的教学问题，报章上又掀起一股讨论热潮，1980年代创设的特选中学传承中华文化的氛围越来越稀薄，而新千禧年以来倡议的双文化精英政策也还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华族子弟学习母语的功利主义心理再一次被放大来审视。从事教育工作的陈丽芳认为不能为了民族和谐而轻言放弃母语，她在《对待语文岂可如此务实！》一文中悲痛地透露，一些曾经在中学时修读高级华文科的年轻人竟然如是表示：为了让各族人民和谐共处，以及为了让邻邦释疑，华人不一定要坚持用华语。反正华文程度已经江河日下，我们可以“顺应形势”让华族渐渐放弃母语（少数人讲得流利已经很够了，不需要写），循序渐进地以英语来统一各族的语文。輵訛輦另一位教育工作者邱大星在《学习华文为什么总提不起兴趣？》中感慨“年轻的一代，已经习惯了到处是英文，满口是英语的社会。所谓‘华人’的概念已经渐渐模糊，所谓的‘新加坡人’的概念倒是逐渐增强，那就是———满口英语的亚洲人”輶訛輦。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强调，要想保留住我们的母语、我们的根，不能光指望政府的恩赐，而是真心的热爱，不是口头的，也不是功利的。要有马来西亚的华文教师那种惨淡经营的执著精神。輷訛輦纵观过去20余年来新加坡华族家庭对待母语的心理趋向，我们不得不承认，少数尝试力挽狂澜的华文教育工作者是很难与功利主义的大趋势———即选择自我放弃的大部分华族家庭加以抗衡的。

三、华文作家们的文化自觉

置身于中西文化此消彼长的风雨飘摇时代里，新加坡华文作家的文化自觉经过时间的沉淀而铺垫成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的底蕴。这种文化自觉，让新华诗坛原本泾渭分明的现代派与写实派诗人不约而同地联袂以诗明志，让新华文坛原本处于静态写作的各体裁作家们突然有了腾动的情绪。1996年8月26日，新华诗人槐华所主编的新马诗选《半世纪的回眸———1938～1988热带诗选》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会议室举行首发式，新华诗人严思在讲话时指出，80年代初期至中期新马诗歌的丰收季节主要是来自文化消亡的切肤之痛：这时期的大量诗歌，都共同有两个突出的主题：一是对于南洋大学被解散，华文教育在新加坡的消亡已成了不可挽回的现实，现代派或现实主义派的诗人都感到切肤之痛。基于对民族教育的良知和对中华文化的坚持和执著，他们都情不自禁地提起了笔；大量的作品如河水滔滔般地宣泄着诗人的不平与愤慨，这是此时期诗歌作品很突出的特点。比如以《筷子的故事》、《茶如是说》为题的诗作，就是借中国独有的饮食器皿与土特产，借题发挥对自己文化的热爱与执著。1984年5月5日，梁钺奋笔疾书“我目之所睹，耳之所闻，心之所向，在在是沉痛与挫败，反映在诗里，不是愤怒，便是哀伤”輮訛輧的文化自觉。梁钺笔下的沉痛和挫败，显而易见是指文化上的沉痛和挫败。回溯1981年以来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梁钺写于1981年6月15日的诗《夜饮》，是新华文学史上最先发表的伤痕诗歌之一。在阅读《夜饮》的同时，我不期然地想起因不愿苟且官场而“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的魏晋诗人阮籍，以及因报国心切而“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忧患渐深的梁钺因犯文化乡愁而半夜难眠，他在“蒙头犹不成眠的午夜”起身钦酒浇愁，然后要在醉与不醉之际赶赴一场盛唐的文化之约。为什么要这么匆忙呢？因为“夜正荒芜”、“雾大风冷”，一切不利于文化发展的因素霎时间都拢聚在一起，若迟一点行动恐怕就来不及了。他的另一首诗《故园》抒情对象很明显是当时刚关闭不久、在诗人眼里原是“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的云南园（南洋大学的美称），美丽的云南园如今“扭曲容颜据说是为了生存”，“故园呵，这满地的相思子/是你带血的泪珠么？”“失去了你犹如失去/整部历史，日暮以后我将迷失/迷失成一片失去方向的落叶/任西风如刀，横劈/我踉踉跄跄的身子”輯訛輧。

2007年4月，当蔡欣在回顾20多年前他写《感怀》这首诗的心情时，仍然愁绪满腔。1983年至1985年，他被借调至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从事新加坡华文词汇规范化的工作。1984年，新加坡华校正式走入历史，身为华文老师的他当然感慨良深。在他看来，华校和华校生曾对新加坡的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然而当国家开始繁荣了，两者却何其吊诡地被判处极刑。某夜酒后，他心绪难平，遂写下《感怀》。充满文化审判意识的蔡欣在诗前序引《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当时的感觉的确如范蠡写给文种的信那么悲凉，诗歌第一小节“酒醒时/满城风声鹤唳，惊闻/另一个焚书的/故事/又将开始……”，则以秦始皇焚书坑儒暗喻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可悲下场。1985年6月，蔡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工作告一段落，欲回中学执教。他本来在中学教导华文与美术科，但由于美术科的教学媒介语言已经改用英语，教育部人事处通知他必须先到语言测试中心上半年的英语课，打造成convertedteacher（“变流教师”）后才能回中学教美术。当时的蔡欣心中愤愤不平：华文为何一蹶不振？受华文教育的华文教师们为何会沦落到任人摆布的地步？华人世界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他接着向同班的作曲家周炯训建议，两人合作，他写诗，周炯训谱曲，既自我激励，也为举世华人献一份心力，这就是蔡欣创作伤痕诗歌《让我斟一杯茅台》輰訛輧的原由。

开端范文篇4

一

过去，

我们的生活不如牛马。

收得的粮食，

落到领主家；

铁做的鸡笼，

保不住鸡的命；

池塘里的鸭，

被老黄狗当鸟打。

勐海地方，

处处荒凉，

宽阔的坝子长满野草，

道路上老虎豹子成群，

田地没有人耕种，

寨子像墓地一样阴冷。

穷人的命

像枯黄的茅草，

领主点着罪恶的火，

巴不得一下烧掉。

二

的光辉照到边疆，

各民族人民得到了解放，

我们的勐海也不再黯淡，

如同星辰一样发亮。

穷人分得了土地、茶园，

心里像寒冬时得到棉被一样温暖，

人们用劳动来建设祖国，

妇女也走出了竹楼。

党是我们的眼睛和方向，

村村都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

就像千万只孔雀，

展开金色的翅膀，

朝着社会主义飞翔。

神鬼被赶走了，

千年荒芜的茶园发出嫩芽，

盖起了高大的工厂，

坝子的新楼像盛开的荷花，

公路像新织的鱼网。

三

我们幸福的开端，

我们神圣的节日，

伟大的国庆来临了。

我们要在田野上铺一层黄金，

用丰收，用蛋大的谷粒来迎接。

开端范文篇5

即使在民主传统深厚的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民主概念也进行了持续二十余年的辩论，结果是理性主义、乌托邦和理想主义的民主概念，被经验的、描述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所取代，约瑟夫·熊彼特的概念被普遍接受。他说：“民主的方法是为作出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2亨廷顿将这种程序性定义表述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3遵循熊彼特的传统，民主政治涉及到两个维度，一是竞争，一是参与。用这个概念既可以评判现代民主，也可以考察古代民主。

笔者系心民主开端问题已经十余年，就材料、知识所及，略陈管见，难免贻笑大方。本文拟以熊彼特的严格概念为参照，将中国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置于世界民主思想和制度的时空坐标之中，本着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精神，作出假设：公元1844年以前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从农耕文明开始的中国历史，均为君主专制时代。中国这数千上万年的历史中，既无民主思想，更无民主政体，是民主史前期。4《易纬》“上者专制，下者顺从”5的表述，概括了中国的核心专制思想。所谓“原始民主”、“民主与人类历史相始终”之类，不过神话而已。中国民主思想是外源性的。1844年春，福建布政使徐继畬和美国新教传教士雅裨理在厦门进行了历史性对话，中国人始知以古希腊为母体的西方民主思想制度，始知通过竞争选民手中的选票取得合法性、创古今未有之局的美国共和政体和华盛顿。他5年数十易稿，1848年出版《瀛环志略》，推崇西方民主价值体系。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惠顿《万国公法》中译本出版，创造了“权利”、“民主”、“君主”等民主话语体系。上述两书分两步，完成西方民主思想的中国本土化，开创中国民主新思维。黑暗的皇家时代，出现公民时代的曙光。民主思想入中国，不过160年的短暂历史。

徐继畬和雅裨理的生平

徐继畬（XuJiyu,1795.12.4-1873.3.30），山西五台县人，字健男，号松龛，早年师从将《石头记》增补为《红楼梦》的高鹗作八股文。道光六年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浮沉宦海43年，任编修，转御使，直言敢谏，揭露贪官，指陈时弊。道光帝读其《政体宜崇简要疏》,“大感动，因召对前席，与谈时事，至为流涕”，次日擢浔州知府。6鸦片战争中任福建汀漳龙道员，奋勇抗英。道光帝叠加召见，倚之为长城，战后升任广东按察使，处理战争善后事宜；1843年调福建布政使。五口通商章程初定，以“久任福建道员，曾任广东臬司，历办夷务，素为该夷所信服”，成为钦派专员，专心经办厦门、福州两个开放口岸的通商通行事宜。7二十六年授广西巡抚，未赴任，调福建。闽浙总督刘韵珂以病乞假，继畬兼署总督。刘韵珂曾上奏：“是闽省夷务日形繁重，其得以无误并可数年相安者，徐继畬之力十居八九，臣实不敢掠人之美，以为已有也。”81848年版《瀛环志略》中，介绍了民主化浪潮风行欧洲、南北美洲许多国家的重大史实。1850年春道光帝逝世,咸丰帝登位,福州巨绅挑起神光寺事件,总督刘韵珂、巡抚徐继畬均不安于位。次年春被召回京，内贬为太仆寺少卿，即“副弼马温”。1852年上《三渐宜防止疏》，劝咸丰勿大兴土木，勿耽于女色，勿偏听偏信。咸丰上谕：“意深辞婉，置诸座右，时时省览，可当箴铭。”9未经考差，授四川乡试正考官。吏部追论继畬在闽抚任内军台犯官逃脱未报,请议处,罢官归里。其《瀛环志略》在中国因此不甚流行；日本则一再翻刻，普及到一般读书人之中，大有助于其明治维新。太平军北伐,命继畬督办上党防堵。事竣后主讲平遥超山书院以自给。其间研读《后汉书》，探索历代皇朝周期性盛衰的规律，有批语两千余条、十余万字。同治元年回民、捻军起义,又命督率官绅总办山西各府州团防。四年（1865）两宫皇太后命驱其入京，十月,以三品京堂候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五年总理衙门重印《瀛环志略》，“中外奉为指南”，六月补授太仆寺卿。10六年正月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即中国现代第一所高等学校的首任校长，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进入初创期。他与总署王大臣推出激进的同文馆改革计划,因倭仁等守旧派的阻挠而受挫,日歔欷不自得。11同年秋，美国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请著名画家普拉特制作了一幅斯图尔特的华盛顿画像的复制品,由驻华公使蒲安臣将这幅画像赠送徐继畬,并举行赠送仪式，蒲安臣热情洋溢致辞，最后说：“盖为我国之民所敬仰而深慕者,独有兄台一人而已！”徐继畬答辞称:“因思贵国中华盛顿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一如既往地赞美美国的制度创新，预言民主制度在时空上的适应性和生命力。12七年，为美国新教传教士、同文馆教习丁韪良编的中国第一部系统自然科学声光电化著作《格物入门》作序。八年二月（1869.3）以老病乞休,奉旨以二品顶戴致仕。同治十二年值继畬中举60周年,奉旨准其重赴鹿鸣宴,以惠耆年,并赏给头品顶戴。同年卒。美国学者称他为世界公民，而他意识到自己毕竟是大清的奴才，曾在给咸丰的奏稿中调侃：“奴才生平没有出息，不会赚钱，单爱坟前立的那个石头，刻上些兼满、蒙、西洋三体合成的那唐古忒的些字，甚是别致。”13

雅裨理(DavidAbeel,1804.6.12—1846.9.4)祖籍阿姆斯特丹，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新拔兰士威城。1823年毕业于该城皇后学院，立志献身传教,入新拔兰士威神学院就读。1826年毕业后到纽约雅典村任牧师，肺、心等病从此困扰终生。1828年到西印度圣约翰岛布道，次年回纽约。适有美国在华贸易商人奥利芬特得知广州有美国海员之友传道会的筹设，鼓励雅氏前往工作，捐助他一年生活费用。雅氏与裨治文牧师(ElijahC.Bridgman1801-1861)于1828年10月14日乘罗马号前赴广州，次年3月25日抵华，二人成为美国第一批来华教士。其时西方首位来中国大陆新教教士马礼逊（明末即有荷兰新教教士到台湾）正在澳门、广州，对两位美国教士至为热诚，并介绍华人教士梁发相助。雅氏身体欠佳，未及一年就转赴爪哇巴达维亚(雅加达)，获英国教士麦都思(Walter.HMedhurst1796-1857)接待，深受麦氏感动，并随麦氏学习华文及闽南方言。1831年6月到新加坡，与英国汤雅各牧师乘船，到曼谷传教，以派发宗教书册和医疗药物接触华人，及暹罗官员、亲王、僧正。1832年返新加坡，到马六甲，英华书院的教育、翻译、印刷成就，使雅氏深受鼓舞。雅氏因病于1833年5月离新加坡回美，途经英国、法国、瑞士等地，均到教会访问。1834年返纽约，成为首位自东方回国教士，深得各教会热烈欢迎，应邀前往各神学院、礼拜堂、妇女团体演说，言论轰动一时。雅氏1838年10月17日与应邀任澳门马礼逊教育协会学校校长的勃朗牧师(SamuelR.Bromn1810-1880)再度来华，次年2月到澳门。逢林则徐广州禁烟，雅氏与裨治文、伯驾、卫三畏等美国教士留在澳门，藉机学习华文。中英爆发战争，1842年2月7日，雅氏与美国圣公会的文惠廉(WillamJ.Boone1811-1864)乘船沿岸北上，24日抵达厦门鼓浪屿，曾到同安传道。6月文惠廉的妻子、麦拔莱夫妇、甘明医生(WillamH.Cumming)同到厦门。厦门官员宴请了这些外国教士。11月美国长老会的合文(JamesC.Hepburn1815-1911)也来厦门，后到日本，是日本假名拉丁化的首创人。雅氏1843年10月到漳州漫游。1844年1至2月，担任英国驻厦门领事记里布的翻译，与徐继畬认识并多次对话。同年5月又与徐氏促膝交谈。这年秋、冬，他两次到香港调息，又返厦门。11月到金门勘察。同年夏，获新泽西乐泽学院颁赠荣誉神学博士，表扬他在中国传教的成就。因病情恶化，于1844年12月9日离厦门。次年1月从香港启程，4月回美国，于1846年9月4日病逝于他的出生地。2004年是他诞辰200周年。14

厦门对话的历史记录

160年前，徐继畬在与英国驻厦门领事记里布谈判的场合，认识了“西土淹博之士”雅裨理，进行了历史性的厦门对话。自称“曾为史官”、有地理考证爱好、又因鸦片战争中西方和中国的强弱悬殊而深受刺激的徐继畬，与雅裨理这位西方学者、旅行家的连续对话真是天缘巧合，双方对此均很珍视。双方的原始记录，及事后不久的中英文出版物，又幸运地保留至今。

1997年，美国麻省大学龙夫威教授，带领笔者到雅裨理母校新拔兰士威神学院NewBrunswickTheologicalSeminary,在康斯菲劳德院长(Dr.NormanJ.Kansfield,President)和图书馆长布拉克女士(Mrs.MarshaJ.Blake)接待下，有幸获观雅裨理1843年至1844年的日记本原件，以及雅裨理带回美国的袖珍中文手写本《金刚经》等遗物。布拉克女士还应请寄来雅裨理日记复印件，并不辞辛劳做了部分誉清。雅裨理这些日记在匆忙中写成，文意不太连贯，却是这次历史性对话的原始记录。谨将有关部分识别、翻译如下：

“（1844年）1月27日为了交涉平常事件，一位钦派专员来到厦门,他的目标是确定外国漫游者的活动范围的界线，以防止他们侵犯内地。第一个计划是把外国人限制在厦门的几条街道内。这种待遇是不友好的。但在另一方面，英国领事提出了一个内地旅行日程，并拒绝听从更大的限制范围，他逐步扩大了他的范围。在交换了一两件文件，并经过亲自或由人的多次访问之后，他（指徐继畬）逐渐离开了此前已经展开的话题。

我们多次见到阁下。他是我见过的中国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人。在他询问了我们许多关于地理和各国情形的问题后，我们提出，带一本地图集来，尽我们所能地给他说明情况。对此他欣然同意。我们与他通过一两个小时，给予他世界上重要国家的概要观点，而且这些事实是我们竭尽全力想要提供给他的。

他已经在他的一本历书中，夹了一些自制的地图，这些是我们给出去的，在里边有基督教的伟大真理。他显然很看重这些。他询问耶稣诞生的国家。我们许诺，赠送他一些基督教书籍，并且在昨天为他打包了一件包裹，其中包括新约全书和我们的几本最好的书籍。

“1月29日在付出许多劳动和耐心之后，我们终于在厦门获得可以做小礼拜堂和医院的两座商行。大约一星期之前，甘明医生转移到这个地方开始他的业务。其中一所，好像量体裁衣一样合适。合文医生和我用一天的部分时间忙于各自的约会，昨天小礼拜堂开放，大约70人与我们一起礼拜真正的上帝。我们十分感激这一进步，并且谦恭地希望神圣的祝福会注意我们的努力。

“2月19日昨天（星期天），是中国的新年。今天，我们与满清官员进行新年聚会。当款项分批付出后，在协商好外国人的住处之前，钦派专员未能返回省城。他说，鼓浪屿不是一个问题。皇帝已经降旨，允许外国人逗留在那里，并将给予他们厦门及附近的任何地方。……

我们对钦派专员的访问，令人特别心满意足。他说他已经读了我送给他的基督教书籍，并请教某些事情的数据。他想弄清楚约翰是耶稣的教师，还是信徒——混淆了施洗约翰和心爱的信徒。他询问叛徒犹大为什么还和12使徒数在一起，为什么建筑物上必须贴上彼得拒绝他的（图案）。他谈起斯蒂芬、保罗、亚伯位罕，还询问关于犹地亚——耶路撒冷和拿撒勒。他表现出已经理解耶稣是上帝的化身。他的问题思路精确，许多意见迫近真理。他身边那位年轻人，是一位罕见的语言学家，他可以在瞬间理解任何意思，然后转译成官方口头语；我们的交谈是很鼓舞生气的。

“（2月）20日每逢假日，建筑物差不多连续两三次被喜悦的人们填满。在用一个上午与来到这里的人交谈后，我们访问了韩红（音），他是很友好往来的清朝官吏之一。他说专员正在忙碌地阅读我们给他的基督教书籍。也许是神圣的精神开启了他的眼睛，在他们看来感到非常惊奇。我希望能从他那里听到反驳的意见。他嘲笑那些谬论，对我演讲中指出的、他听到的关于自然的伟大真理，显示出信仰。我和他之间的交谈，令人极其满意。

“（2月）29日与钦派专员呆了近3个小时。在我赠送他一本地图集之后，他已经制作了六到八幅地图，并希望我给他说出各个不同国家的名字。我们的许多读音他们全不知晓。的确，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你在他们追踪我们的语言目标和他们真实摹仿的发音之间，几乎不能描绘一个共同之处。英格兰德变为“英格赖特利”——佛郎西是“泼兰赛”，——罗刹是“俄罗叟喝”。

“3月26日拜访了一位第一次在专员身边遇到的人，他已经阅读了我们的书籍。他说，这些书籍是违背中国法律的。

“5月13日钦派专员再一次有时间处理机密事务。我付出一下午时间给他进行地理知识教授。我和他一起专心探究。他制作的地图是很准确精密的佳作。在他视野中，十分看重的是世界的概要的观念——疆域、政治重要性、商业贸易，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相比其他平常国家，他对英吉利、米利坚、佛郎西的知识，予以最深切的特别关注。”15

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室，藏有徐继畬《瀛环志略》最初手稿——《瀛环考略》第一稿全套图文连封面100页（每页双面）。去台湾的方闻先生生前将此稿本复印，寄回家乡的五台县徐继畬纪念馆。第1页写道：

“道光癸卯冬，余以通商事久驻厦门，米利坚人雅裨理者，西土淹博之士，挟有海图册子，镂板极工，注小字细如毛发，惜不能辨其文也。暇日引与晤谈，四海地形，得其大致，就其图摹取二十馀幅，缀之以说，说多得之雅裨理。参以陈资斋《海国闻见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谷《海岛逸志》，泰西人高厚蒙求诸书，题曰《瀛环考略》，未得其详，故名之曰略也。中土之山经地志，代有撰述，其书充栋。至於方域之外，文士亦多卮言，然其说恢谲，其文瑰异，考之事实，或不尽然。泰西人工於泛海，数万里一苇可航，所至辄绘图而归，故其图颇为可据，非尽如博望之凿空也。方今圣泽覃敷，海外诸国鳞集仰流，帆樯萃集，其疆土之广狭，道里之远近，任边事者，势难已於咨询。此说虽略，聊以为嚆矢云尔。

甲辰秋七月山右徐继畬识”16

从这段题识判断，此稿完成于1844年。对美国独立战争后，推举统领（州长）、总统领（总统）的过程，继畬作了兴趣盎然的记载：

“兀兴腾既得米利坚之地，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分其地为二十六部。每部正统领一，副统领一，以四年为任满，集部众议之，众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八年之后，不准再留）。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别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匦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二十六部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居於京城，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部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部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自兀兴腾至今，开国六十馀年，总统领凡九人。今在位之总统领，勿尔吉尼阿部所推也。……

按，兀兴腾，异人也。起事勇於胜广，割据雄於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於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17

上述记载和评论，抓住了通行世界的民主政治程序的选票、竞争、参与、任期等本质特征，尽管他没有把“各以所推书姓名”的那张纸叫做选票。写了删，删了加的“几于天下为公”六字，智慧地实现了西方民主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的接轨。这就充分表明他成功地为中国引进西方民主思想的价值体系。

香港李志刚牧师注意到，《瀛环志略》仍旧保留上述按语，只是将“兀兴腾”改为“华盛顿”。徐继畬撰写《瀛环考略》之前，裨治文于1838年已出版《美利哥合省国志略》，1844年梁廷枬撰《合省国说》,两书均译称“华盛顿”。足见徐继畬撰写《瀛环志略》之时，论及美国民主政制及对华盛顿的赞词，实非参引他书，而是从雅裨理牧师直接传授。18

1832年5月裨治文在广州创刊并主编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出版长达20年，全部20卷保存在中外多家图书馆，是研究鸦片战争前后中外关系的重要文献。该刊于1844年5月号选登雅裨理从鼓浪屿寄出的1843年11月至1844年3月的日记。这段时间内，除2月29日的以外，关于与徐继畬及其部下接触的日记都刊登出来，经过增删，文意更加连贯，限于篇幅不再征引。

接替裨治文主编《中国丛报》的卫三畏(SamuelW.Williams1812-1884)，在1851年即该刊的最后一年发表评论,用25页篇幅,详细分析了《瀛环志略》的内容和意义。他赞扬徐书是“沿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并提出,徐继畬已经充当了中国现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宗师的历史性角色。卫三畏在评论中追记徐雅厦门对话时说：“他于1844年1月到达那里，通过水师提督、舰艇军官和其他官员，听到许多关于停留在那里的外国人的情况。也许他在这时，已经计划撰写他的著作，因为雅裨理牧师谈起他时曾说，‘他是我迄今见过的中国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人’；雅裨理在同时的日记中写道，他曾向徐继畬提供过地图和地理资料。同年5月，徐继畬再次来到厦门。雅裨理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和他面对面交谈，给了他更多地理和历史的知识。‘他是大方和友好的’，雅裨理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当我尽力而为之后，显然他已经获得相当可观的知识；然而，徐继畬如饥似渴想了解的是世界各个中央王国的真实状况，这远胜过他对天堂真理的追寻。’”卫三畏显然利用了雅裨理寄给《中国丛报》的日记底稿。19

卫三畏对徐继畬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此后若干年,他在修订关于中国的不朽报道、19世纪在美国有相当广泛的关心中国的读者的《中国总论》时,至少四次提起徐继畬。卫三畏书中说,徐是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官员中能够看到其结果很可能是持久的和严重的”“少数几个富有思想的人”之一。他“比他们在京城的上级能更好地领悟,‘西洋人’在五个开放口岸的出现,对(中国)输入了持久的势力”。卫三畏引证说,徐继畬是在厦门接待美国传教士雅裨理、文惠廉以及甘明博士的地方官员之一。徐“到他们的住处，在这里,他们就有机会回答他关于域外国土、风俗习惯的理性询问”。20

东方伽利略也是东方卢梭

中国的专制时代，是臣民被专制君王和孔丘、朱熹之流牵着鼻子走的时代，政治话语体系可以用“专制话语体系”来概括。尤其是12世纪之后，由宋元明清历代帝王推崇，朱熹的《四书集注》取代了《五经正义》的首要地位，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执中国思想界牛耳达六七百年，将中国带入东方中世纪。朱学的恶劣影响，至今未得到应有重视。早在明末耶稣会士东来，中西方发生实质性的文化交流初期，士大夫在长期专制重压下形成的不良心理，就为借鉴世界政治文明成果造成巨大障碍。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指出：“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并说：“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惟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2119世纪初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大陆和南洋。从1810年代，新教传教士在南洋和广州等地印的中文出版物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面介绍了英、美、法民主制度和“自主之理”，有如东风吹牛耳，未见中国有接受、响应之人（帮助他们翻译出版这些读物的梁亚发、梁进德父子可能是最早接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中国人，但有待史料证明）。这些传教士的苦恼在于，他们长期找不到明末徐光启那样的接受他们的学术以至宗教信仰的高层人物。因而鸦片战争前新教传教士的这些出版物在当时的实际影响究竟有多大？值得怀疑。在今天来说，充其量只有学术研究的价值，不过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序幕。魏源及其《海国图志》的思想局限性，周振鹤博士1996年《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纪念徐继畬诞辰二百周年》一文已经有详细论述。即使到21世纪的今天，情绪化地对待中外关系的“民族主义者”仍大有人在，他们将外国人称为“鬼子”、“夷狄”而毫无歉疚。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仍是稀世珍宝，臣民意识、奴才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亿万人之中。

在勇猛借鉴世界政治文明成果的恢宏气度方面，徐继畬不仅超越同时代士大夫，也超越时下许多人，是一个很另类的“异人”。笔者试图从徐继畬编辑的、1848年与《瀛环志略》同时刊刻于福州的其父徐润第《敦艮斋遗书》，破解徐继畬的奇异思想。

徐润第（XuRundi1761.10.8—1827.11.6）,少年颖悟，对朱熹启蒙读物《敬斋箴》产生怀疑。师从五台县令王秉韬，研读王阳明编《大学古本》。乾隆六十年中进士，与高鹗会试同年，又同官内阁中书，论文最相契。历任储济仓监督、湖北施南府同知等小官。专主良知，见诸躬行，宦游20年后，重操授徒旧业。道光七年秋，病逝于介休县富商侯家的私塾。继畬评价父亲“生平於儒先之书读之殆遍，旁涉道藏、内典、壬遁风角。中岁专心学易，前后近四十年，剡精造微，所读儒书皆以易象证之，一一吻合。”22继畬不能明言的还有，润第毕生打破朱熹《四书集注》，“处处背注”，“正言直指，无所避忌”；23兼容并包，智周无外，借鉴西方文化，熔气学、易学、心学于一炉，根本否定执牛耳达六七百年、用做八股取士标准、将中国带入东方中世纪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存理灭欲、奴化教育的朱熹理学，倡导心灵自由、独立独行、与天为徒。试以天论、人论、知论的三分架构介绍其学术。

润第的天论，是一元论的气本论。他学习耶稣会士传入的天文学，反对朱熹的理本论：“朱子不识天。天者，气也。气岂但实在山中，凡物之中莫不有气，即莫不有天。天之所以体物不遗也。……朱子岂即以苍苍在上者为天耶？由此观之，则孔子之以气言天也，明矣。自有明以前，推步多差。自西洋人来，而时宪之精，超绝千古，其言天者精也。天者，浑沦一气，其大无外。其中成形之大者，日、月、地三物而巳。”“六合之内，充塞流行，贯彻万物，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者，只有一气耳。”“太极图，空虚者也。故人不敢填实。伊川以道实之，朱子以理实之，盖谓道理实而无形，不空而空，不虚而虚，可以还太极之面貌耳。殊不知天地间无空虚，凡所谓太空、太虚者，皆气也，以其清和之极，既不可见，亦不可触，谓之空虚，非无物也。借令两间有针锋芥子许无气之处，久而久之，覆载亦有崩陷之虞矣。无物之空虚，所谓妄也。此说惟西洋之明天文者言之最凿。”24

润第的人论，是“人者天之心”、独立独行的人本论。他认为：“我性命於天，我即天也。”言外之意，贵为天子的皇帝，与常人一样，皆为宇宙的产物，与常人平等。“人者，天之心也。人即天也。我者，千万人中之一也。”“人以气为体，便是以天为体。视听者，气之灵也，即天之灵也。”“心者，气之所结也。五脏皆气之所结，而心尤气之灵者也。心之自然而恻隐羞恶者，性也。性之自然而喜怒哀乐者，理也。就其自然处言之，则曰天性、天理。”他针对朱熹的奴化教育，拈出“独”字加以阐发，主张“其量与天地同大”的独立人格：“独者，道心之本体也，惟精惟一，毫无染杂，故独；合天地万物为一体，更无一物足以对待，故独。……若第以‘独知’诂之，须防看小了规模，掂轻了分两。”他针对“明天理，灭人欲”的谬论，提出“人欲即是天理”。“形气之具而为人。孔子曰，仁者，人也，此以知形气之不恶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此以知人心之不恶也。孔子曰，我欲仁，子欲善，己欲达，已欲立；《书》曰，俾予从欲以治：此以知人欲之不恶也。……自（朱熹）《中庸·序文》以人心为形气之私，为人欲之私，而曰，人心每听命焉。‘听命’云者，使不得行也，置之不用也。而欲仁、欲善、欲立、欲达、欲治之义，仁者人也之义，仁人心也之义，践形养气之义，一时皆废矣。”25润第《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说：“世之人每思绝欲存理以为道，而卒苦於欲之不可绝。君子谓是为不知道也。夫妇一伦，所谓大欲所存者，第授之以节，而天则见焉（所谓衽席之上，天命流行也）。端造於此，欲之所在，正理之所在，从欲从理，不分两事。其於道也，有秩然者矣。世之人又欲抑气伸理以为道，而恒苦於气之不可抑。君子亦谓是为不知道也。夫妇一伦，所谓二气相与者，乃观其所感而神应妙焉。端造於此，气之所流，即理之所流，行气行理，止此一机。其於道也，有沛然者矣。”26

润第的知论，是抛弃儒家道统，敦艮背，争自由，以虚受人，兼容并包，智周无外的空灵法界。《遗书》第一页就开宗明义：八卦中的坎卦为人和人心的定位。人心是大体，肉体四肢是小体。坎卦是一阳居中，被二阴上下拘束，是不自由之象；爱自由是人的天性，经过奋斗，转到艮卦，一阳升到二阴之上，心灵就自由了，光明了：“天与人以大体，不能不予之小体以载之，而载大体者，反致累大体。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梏之，反覆，而心之存焉者，寡矣。是亦天之所无如何也。……大体之被累於小体也，以其陷於形器，如水为岸束，曲湾转折，不能自由。艮之为象，一阳止於二阴之上，以尊临卑，则向之拘束大体者，莫不俯而听令焉。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又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与由乎天，立由乎人。人事无穷，而此为先。……阴暗阳明，乾纯阳而坎得其中气，全乾之明属之矣，是谓明德。初、上两（阴）爻，气之拘也，物之蔽也，超乎两阴则明矣。……艮一阳止於二阴之上，其静如山，不但能明，且能常明而不迁，是为明明德。故艮之彖传曰，其道光明。”“背者，性地之真境也。其境《大学》以一言状之，曰明，又以一言赞之，曰至善……止於至善者，艮其背也。艮其背者，其道光明。”“人心本体，虚而已矣。唯虚故明，以其无蔽也；唯虚故灵，以其无障也。至虚之地，不但安不得欲，并‘理’字亦安不得。声色货利，凡情则尔，大贤以下，岂有是哉？意必固我，只是一‘理’字作祟耳。自伊川以太极为道，晦庵以太极为理，於是人心中空明法界，重安一层道理在内，而人乃苦矣。境遇与愿违，所安道理，硬要去使，使上则坏事，使不上则疚心，无适而可。吾人只奉一句，以虚受人可也。”他嘲笑株守朱学的“椒目之儒”，畅游于中外知识的海洋：“《易》者，五经之原也，三教之本也。不窥易理，庄老之书，西方之书，儒家之书，皆不可读，以其游谈无根，无天地法象之可据也。噫！脱气言理，蔽也久矣！”27润第用的“自由”一词，未见于宋元人注《四书五经》。《礼记·少仪》“请见不请退”，汉郑玄注：“去止不敢自由”。“自由”出现在1848年出版的《敦艮斋遗书》第一页，数十年后自由思想大行其道。二者有无联系？值得探讨。

润第继承陆九渊、陈白沙、王阳明的反理学传统。他的人生楷模，是不食专制皇粮、直斥宋儒为“奴儒”的傅山（1607—1684）：“白沙由静虚得手，实非朱子之学，然不敢显驳（朱熹）《补传》，第曰“何用窥陈编”而已。姚江乃显驳之，然集朱子晚年定论，不忘欲同之意。两夫子非骑两头马，诚以世之服朱已久，久则难变，姑为委曲接引之计耳。自后孙夏峯、汤文正师徒罔不皆然。惟颜习斋、李恕谷师徒，昌言驳之。然颜李之学，全然驳去心性之谈，而专尚六艺，主於事功。用其教者，卒归伯道，一转而为法术，再变而为诈力，其教不足称也。以上所说，皆不能脱道学习气，皆要嗣孔孟，皆要辟异端。若夫孔孟、异端之两忘，斩尽名根、化尽俗气，四面无倚，独立独行，与天为徒者，吾於傅青主先生见之而已矣。”28

润第去世后，时为翰林院庶吉士的继畬丁忧在籍27个月，编成《敦艮斋遗书》共17卷，约20万字。继畬精心建构了全书结构。润第思想历程是破朱学，立气学、易学、心学；继畬在表述父亲思想体系时，是先立后破，采用倒金字塔结构，如前所引，他将父亲心学的宗旨，放在第一卷第一页，对人心在宇宙中的地位做了定位，揭示出追求心灵“独立”、“自由”、“光明”是人生第一要义。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句的“题旨”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当人民被迫服从而服从时，他们做得对；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卢梭论证的不外两点：自然权利论，人民主权论。以前译作“天赋人权”。徐润第《敦艮斋遗书》的卷首，也有“自由”、“梏”、“天与”等关键词。这表明：一、东西方哲人关注着同样的人生大问题；二、徐继畬在他编辑的父亲这部遗著付梓时（迟至1848年），对以卢梭这篇名著为理论纲领的法、美民主革命的真谛，已经有了较深入的理解。29

《敦艮斋遗书》与《瀛环志略》，是互相辉映的双璧，甚至可以说，《敦艮斋遗书》是体，《瀛环志略》是用。《敦艮斋遗书》对朱学的否定，等于挖了中国古典政治思维的一大祖坟。如果不读《敦艮斋遗书》，就不能了解《瀛环志略》的政治哲学底蕴。继畬在福州同一书铺同时出版这两部著作，似有深意。润第的这部与朱熹的所谓“正学”较劲的著作出版，也有一定火候。乾隆末年出了空前贪污大案，国运由盛转衰，用做八股取士标准和奴化教育的朱学，被深入思想者视为罪魁祸首，话语权也随之削弱。1831年上书房总师傅汤金钊的序言，竟敢揭示此书的反朱学倾向：“广轩徐先生，博综群书，精研《周易》，著《敦艮斋遗书》十七卷，深有得於周子主静之传，溯其源於艮背，默契心融，旁推交通。谓孔、孟、《诗》、《书》言性言天，以气不以理，辨后儒分理气为二之非；谓主敬之说，或误会而操持太严，反失静之本体，明周子主静之善。之二说者，最有益於后学。”汤序冷落朱学表明，绝对专制主义政权及其意识形态，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30

徐润第、徐继畬父子，可算是19世纪中国卓而不群的独立自由思想家。继畬继承父亲上述学西方、反传统的思想，是他接纳西方民主思想的根本思想基础。早在1867年纽约时报就高度评价徐继畬是东方伽利略，说他是东方卢梭也决非过甚其辞。20世纪中国一位学者型书画家、有浓厚民主底色的无党派人士董寿平先生1995年致信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称：“兹因吾晋忻州地区五台徐继畬先生的学问事业，为世所称，一百年前首先接收宣传西方文化，并着重赞扬华盛顿及美国民主制度，著有《瀛环志略》一书，实为东亚赞扬民主的先驱者。在日本明治维新江户时代，即将徐公著作翻印，从而对日本明治维新传播了影响。我在日本，与该国政界人物谈起，无不赞扬。”

《万国公法》与民主话语体系的形成

在厦门对话之后20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惠顿《万国公法》(the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byHenryWheaton1785-1848)出版，在徐继畬引进西方民主价值体系之后，又构筑了民主的话语体系。

咸丰登基，起用对外强硬派，企图改变南京条约确定的中外关系格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又挨了痛打。即使内乱外患，连皇帝都被赶出北京，死于承德，仍是一片颂歌：“咸丰皇爷坐北京，五谷丰登贺太平。风调雨顺民安乐，各国进贡京都城。”31然而主政的两宫皇太后和辅政的恭亲王的共识则是：“庚申之变，创钜痛深”。于是改弦更张，有了同治中兴即自强运动。被称为“洋务内阁”的总理衙门即总署，推出一系列改革政策。

总署急于了解国与国之间的游戏规则，1863年文祥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推荐国际法著作。驻于上海由中国同事协助，翻译美国哈佛大学惠顿的《国际法原理》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字冠西，1827-1916），于是被调到北京。在恭亲王等督导下，此书由陈钦等删改，确定书名，总署资助了500两银，于次年铅印出版。书名页显示：“万国公法，同治三年岁在甲子孟冬月镌，京都崇实馆存板”。总署大臣董恂和丁氏友人、宁波张斯桂分别作序。从董恂序可知，此书面世于这年腊月即1865年春。可能是铅印本不适合宫廷的阅读和审美，随后又有木刻小字本和聚珍大字本出版。此书白纸聚珍版大字本，开本大方，镌刻刷印尤其精美。

在《万国公法》翻译过程中，总署就将此书作为外交指南并取得效果。1864年俾斯麦正与丹麦开战，普鲁士新任驻华公使李福斯于这年来到中国，发现大沽口有三艘丹麦商船，他当即命令把它们作为战利品捕获。总署利用领海概念和中普条约的有关条款抗议普鲁士将欧洲争端带到中国来。恭亲王拒绝接见普鲁士新任使节，责怪他以这种方式开始他的任期。事件最后成功解决，李福斯释放了三艘丹麦船，并赔偿1500英镑。32

对只知道惟一君主政体的中国君臣来说，《万国公法》的副作用，就是输入了民主宪政思想，并创造了在专制语言环境中颇有生命力的“权利”、“君主”、“民主”等民主话语体系。

惠顿原书分四卷十二章，551节，700多页。据曹廷杰《万国公法释义》稿本统计，丁译分四卷十二章二百三十一节，标目二百九十有五，79193字。“第一卷，释公法之义，明其本源，题其大旨”介绍欧美国际法学派时说：“海付达，日耳曼国名公师也。……海氏以公法分为二派：论世人自然之权，并各国所认他国人民通行之权利者，一也；论诸国交际之道，二也。今时所谓公法者，专指交际之道，可称之曰‘外公法’，以别于各国自治内法也。”33书中3次出现“人民权利”，77次出现“权利”，56次出现“主权”。惠顿原书“Humanrightsingeneral”，丁译为“世人自然之权”。丁韪良在后来的同类著作中说，他对权利等词的创造是颇费苦心的。中国古代，惟有帝王一人受命于天，是权力的主体，亿万臣民均为权力的客体。《荀子·劝学》说：“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盐铁论·水旱》说：“罢盐、铁，退权利”。34但这些“权利”的含义，与西方民主思想家揭示的人民的“自然权利”截然不同。《万国公法》传播的“人民权利”学说，为光绪年间的天赋人权论开了先河。

丁译从不同视角将全世界国家进行了分类。“治国之上权，谓之主权”，据此世界各国分为“自主之国”和“半主之国”两类。从政体划分，他又将世界各国分为“君主之国”和“民主之国”两类。“第二卷，论诸国自然之权”，丁将惠顿书中的“constitution”译为“国法”、“大法”。书中出现“国法”120次，“大法”4次。在第十二节丁氏特别注释：“所谓‘国法’者，即言其国系君主之，系民主之，并君权之有限、无限者，非同寻常之律法也。”第十三节称：“美国合邦之大法，保各邦永归民主，无外敌侵伐。”“第十四节，立君举官，他国不得与闻：若民主之国，则公举首领、官长，均由自主，一循国法，他国亦不得行权势于其间也。”“第三卷，论诸国平时往来之权”，“第四节，国乱通使：在君主之国，无论其权之有限、无限，通使之事大抵归国君定夺。在民主之国，或系首领执掌，或系国会执掌，或系首领、国会合行执掌。”第一卷第二章“第二十四节，美国系众邦合一”，介绍了美国三权分立的体制，分别标出“上国制法之权”、“首领行法之权”、“司法之权”，而原书有关内容只分两小节：第53节的书旁小标题是“LegislativePoweroftheUnion”,第54节的书旁小标题是“ExecutivePower”.丁氏将第54节中有关judicialpower司法之权的内容分析开来，另外醒目地提要为“司法之权”标示出来，这大约是他最早向中国客观上也向东亚、东南亚汉字国家介绍了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原书第55节书旁标题是“Treaty-makingPower”,丁氏标为“立约之权”。

此书出现“君主”35处。古代称帝王叫君王、君上，而不叫君主。查《辞源》“君主”条：“公主。《史记·六国年表·秦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伯）”。据现有资料，鸦片战争前后偶然有用君主指称帝王的。此书出现“民主”16次。丁韪良用“民主”这个词分别翻译惠顿原书中Republic、republican、democratic、democraticrepublic、elective等；今天则分别用共和、民主、选举来翻译这些词。从本质上说，这些英文词的意思是可以互换的。“民主”一词，《尚书》、《左传》等经籍中就有，如“商代夏作民主”，“天惟时求民主”等，但这个“民主”的意思是“民之主”。《万国公法》旧瓶装新酒，将其偷换成“人民当家作主”的含义。“民主”乃吾家之没有者，这样就被误认为吾家之本有者，真是接引得天衣无缝。这很有利于在中国这样有特殊民族心理的大国传播外源性的西方民主思想。以至今天仍有不少人将民主思想当作中国的一大发明。后来有人试用“庶建”取代“民主”一词，也没存活下来。

综上所述，《万国公法》用的“权利”、“君主”、“民主”，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熟词，却赋予全新的含义。

同文馆首批英文生之一张德彝，1866年在斌椿等带领下到欧洲游历，日记中已能用《万国公法》的新思维、新名词进行观察和思考：“五月十九日未正至酣博尔。地势不大，周三十余里，乃民主小邦，介诸大国之间。”“六月初八日……至美国乃官天下民主之国也，传贤不传子，每四年众举一人为统领，称‘伯理玺天德’。如人胜其任，公正廉明，仍领之，然至多者不过十二年而已。”“六月十六日……过韩挪尔界，乃小国也，属日尔曼二十七邦之一，亦系民主小国。”“六月二十日……今合众国丁韪良冠西先生所译之《万国公法》，于泰西各约俱备志之……夫阿美利坚……民主是邦，称为合众国……时下国富民强，几甲泰西，前后不越六十年而竟若是，盛衰兴废之间，在天耶，抑在人耶？”35

中国早期民主思想的路标

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主编的143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从商代甲骨文，考察到鸦片战争前的龚自珍，在这三千多年的时段内，均未发现民主思想的蛛丝马迹。书中对民本论与民主思想的区别，剖析得甚为透彻。最后一章的题目是“龚自珍与古典政治思维的终结”。那么，谁是中国民主新思维的开创者呢？本文的考证论述意在说明，徐继畬和雅裨理的厦门对话，构成中国民主思想的最早传播链。中国民主思想的第一座路标，应该设定在厦门对话和《瀛环志略》初稿写成的1844年；另一座重要路标，应该设定在《万国公法》出版的1864年。

这两部书在日本、在美国也产生广泛深远影响。1848年,美国为华盛顿纪念塔奠基,向世界征集纪念物。传教士帮助宁波府向美国赠送了一块高约1.3米、宽约1米的花岗岩石碑,用中文刻有徐书赞美华盛顿总统的两段按语。这块石碑至今嵌在该塔内西壁200多英尺的高度（碑文略）。

华盛顿纪念塔高555英尺，是美国首都最高的建筑物。哥伦比亚特区市政府规定，所有华府的建筑不得高于该纪念塔。徐继畬为中国引进西方民主思想的标志性言论，被安放在美国首都的标志性建筑中。台湾学者张其昀认为:“松龛先生当满清专制之时代,独能远识美国开国政治,符于孔子天下为公之遗意,创为推举之法,公器付之公论,实为中国首先倡导民主政治之人物。其后,国父（孙中山）革命,使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共和国,而溯其渊源,当以松龛先生之议论为称首。此则《瀛环志略》一书,最早亦最大之贡献也。”36

1998年6月29日美国第42任总统克林顿(PrecidentBillClinton)在北大演讲说：

“从我在华盛顿特区所住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邻近有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而是由福建巡抚徐继畬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将它勒石为碑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

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它直探我们作为人的内心愿望:拥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言论、异议、结社和信仰等自由。这些就是我们美国220年前赖以立国的核心理想。这些就是引导我们横跨美洲大陆登上世界舞台的理想。这些就是美国人今天仍然珍惜的理想。”37

克林顿热情的演讲再次表明，这个星球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肤色的人民的心灵沟通，并不很难。克林顿演讲中的碑文汉译英，采用了我在1997年华盛顿纪念徐继畬仪式上提供给双方人士的译法,说明参加仪式的美方人士参与了他的访华准备。美国严格保护这块汉字碑，我想拓一张拓片却未能如愿，但并不令人失望。应该坚信，如徐氏父子所言，人的天性是爱自由的。徐继畬的这些精思伟论，不但镌刻在石碑上，也镌刻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心坎中！

注释：

1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3同上，第4页。

4参见费正清著，薛绚译：《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

5《易纬·乾凿度》，转引自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29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6沈桂芬：《皇清诰授资政大夫例晋光禄大夫头品顶戴太仆寺卿前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翰林院编修松龛徐公墓志铭》。

7引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集第302页，《钦差大臣耆英奏为请派各口办事人员并请将咸龄留在苏省委用片道光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朱折)》，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又据白清才等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徐继畬集（三）》第3页，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徐继畬《奏报接印署理福建巡抚日期并谢恩折》：“至福州、厦门通商事务，臣系奉旨专派之员，尤当揆度机宜，禀商督臣妥协办理。”参照当时英文材料，可称他为“钦派专员”。五台县徐继畬纪念馆藏有他让书手抄录的五口开放初期的在关奏疏一册，徐继畬在封面题写了“通商通行事宜”六字。“通行”二字，指处理传教士传教漫游等与通商无关的事项，一般只说的“通商”概括不了这些后来引起重大麻烦的事务。

8引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集第752页，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军录)《闽浙总督刘韵珂奏为密陈闽省洋务繁重急须得人请敕鹿泽长来闽襄办折》。

9参见常赞春编：《山西献征》民国铅印本，《清史稿》咸丰帝本纪。

10沈桂芬：《皇清诰授资政大夫例晋光禄大夫头品顶戴太仆寺卿前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翰林院编修松龛徐公墓志铭》。

11关于徐继畬、同文馆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创问题，参加2002年山西省纪念徐继畬暨中国高等教育开创研讨会的中外学者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不久可集集出版。台湾已经有关于同文馆的两部专著。同文馆事件参见拙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有关学者的论述。

12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美关系史料·同治朝》第475—476页，台北1968年。

13引自笔者从五台县购得徐继畬手写朱色奏稿。

14对雅裨理的这段简短介绍，主要参考：李志刚：《从〈瀛环考略〉探究徐继畬与美国基督教士雅裨理牧师之交游》，见李志刚编：《基督教与近代中国论文集（二）》，台北，基督教宇宙光传播出版中心，1993年；卜沃文著、李华德译：《雅裨理的生平》，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3年。

15《雅裨理日记》1844年原件的复印件，美国新泽西州新拔兰士威神学院图书馆提供。

16徐继畬：《瀛环考略》手稿第1页，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室藏，复印件存于五台县徐继畬纪念馆；又见台湾文海出版社清本百种汇刊第40种，影印本。

17同上，第96—97页。

18李志刚：《从〈瀛环考略〉探究徐继畬与美国基督教士雅裨理牧师之交游》，见拙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第2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19《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1844.Vol.8;1851.Vol.20.

20龙夫威撰、任复兴译：《徐继畬与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见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第24—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1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第3页、第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2徐继畬《五台徐氏本支叙传》第36页，咸丰庚申版。

23《敦艮斋遗书》卷6页1上，卷16页20下。

24《敦艮斋遗书》卷4页12上，卷14页29上，卷9页9上。天论、人论、知论的三分法，参考李存山：《中国传统哲学是“天人之学”》，光明日报2003年9月23日。

25《敦艮斋遗书》卷6页20下，卷10页18下，卷14页19上，卷4页13上，卷13页21下，卷14，页1上。

26徐润第《敦艮斋时文·学庸》第53页，道光庚戌版。

27《敦艮斋遗书》卷1页1，卷1页4上，卷10页27上，卷8页13下。

28《敦艮斋遗书》卷6页32下。

29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第4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30《敦艮斋遗书》道光戊申版，汤金钊序。

31这段话是同治年间山西广泛传抄的关于轰动一时的《太谷案》即《*血计》的开场白，见于其时的两种手抄本。

32刘禾：《普遍性的历史建构，〈万国公法〉与十九世纪国际法的流通》，原载《视界》第1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

33惠顿著、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同治三年木刻大字本。同年的铅印本、木刻小字本北图分馆有藏本。又见上海书店2002年点校本。HenryWeaton: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Oxford:AttheClarendonPress,London:HumpheryMilford.1936国家图书馆藏。

34转引自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第214页，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12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35张德彝：《航海述奇》，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册，第540页、556页、565页、570页。

开端范文篇6

2.结构设计的阶段：结构设计的阶段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结构方案阶段，结构计算阶段和施工图设计阶段。方案阶段的内容为：根据建筑的重要性，建筑所在地的抗震设防烈度，工程地质勘查报告，建筑场地的类别及建筑的高度和层数来确定建筑的结构形式（例如，砖混结构，框架结构，框剪结构，剪力墙结构，筒体结构，混合结构等等以及由这些结构来组合而成的结构形式）。确定了结构的形式之后就要根据不同结构形式的特点和要求来布置结构的承重体系和受力构件。

结构计算阶段的内容为：

一：荷载的计算。荷载包括外部荷载（例如，风荷载，雪荷载，施工荷载，地下水的荷载，地震荷载，人防荷载等等）和内部荷载（例如，结构的自重荷载，使用荷载，装修荷载等等）上述荷载的计算要根据荷载规范的要求和规定采用不同的组合值系数和准永久值系数等来进行不同工况下的组合计算。

二：构件的试算。根据计算出的荷载值，构造措施要求，使用要求及各种计算手册上推荐的试算方法来初步确定构件的截面。

三：内力的计算，根据确定的构件截面和荷载值来进行内力的计算，包括弯矩，剪力，扭矩，轴心压力及拉力等等。

四：构件的计算。根据计算出的结构内力及规范对构件的要求和限制（比如，轴压比，剪跨比，跨高比，裂缝和挠度等等）来复核结构试算的构件是否符合规范规定和要求。如不满足要求则要调整构件的截面或布置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内容为：根据上述计算结果，来最终确定构件布置和构件配筋以及根据规范的要求来确定结构构件的构造措施。

3.各设计阶段的基本方法：根据方案阶段的主要内容，其基本方法就是根据各种结构形式的适用范围和特点来确定结构应该使用的最佳结构形式，这要看规范中对于各种结构形式的界定和工程的具体情况而定，关键是清楚各种结构形式的极限适用范围。还要考虑合理性和经济性。

在结构计算阶段，就是根据方案阶段确定的结构形式和体系，依据规范上规定的具体的计算方法来进行详细的结构计算，规范上的方法有多种，关键是结合工程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计算方法，以楼板为例，就有弹性计算法，塑性计算法及弹塑性计算法。所以选择符合工程实际的计算方法是合理的结构设计的前提，是十分重要的。

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就是根据结构计算的结果来用结构语言表达在图纸上。首先表达的东西要符合结构计算的要求，同时还要符合规范中的构造要求，最后还要考虑施工的可操作性。这就要求结构设计人员对规范要很好的理解和把握。另外还要对施工的工艺和流程有一定的了解。这样设计出的结构，才会是合理的结构。

4.规范、手册及标准图集在具体工作中的应用：结构设计的准则和依据就是各种规范和标准图集。在进行不同结构型式的设计时必须要紧扣不同的规范，但这些规范又都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在不同的工程中往往会使用多种规范，在一个工程确定了结构形式后，首先要根据《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来确定建筑的可靠度和重要性；然后再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确定建筑在抗震设防方面的规定和要求，在荷载的取值时要按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来确定，这是建筑总体需要运用的规范。在工程的具体设计方面，涉及到砌体部分的要遵循《砌体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涉及到混凝土部分的要遵循《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涉及到钢筋部分的要遵循《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和《钢筋机械连接通用技术规程》的规定；在基础部分的设计时需要遵循的是《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的规定。最后在结构绘图时则要符合《建筑结构制图标准》的要求。

在各种结构设计手册中，给出了该结构形式设计的原理，方法，一般规定和计算的算例以及用来直接选用的各种表格。这对于深刻理解和具体设计各种结构形式具有良好的指导作用。我们推荐最好能参照设计手册来手算典型的结构形式。

标准图集是依据规范来制定的国家和省市地方统一的设计标准和施工做法构造。不同的结构形式有不同的标准图集。设计中常用的有，结构绘图时采用：平法制图（03G101-1），砌体中的钢筋混凝土过梁采用：过梁（L03G303），砖混结构抗震构造详图采用：L03G313，钢筋混凝土结构抗震构造详图采用：L03G323，地沟及盖板采用：02J331.需要说明的是，在选用标准图集时一定要根据具体工程的实际情况来酌情选用，必要时应说明选用的页号和图集号，不可盲目采用。

总之，结构设计是个系统的，全面的工作。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功底，灵活创新的思维和严肃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设计人员要从一个个基本的构件算起，做到知其所以然，深刻理解规范和规程的含义，并密切配合其它专业来进行设计。在工作中应事无巨细，应善于反思和总结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

在结构计算阶段，就是根据方案阶段确定的结构形式和体系，依据规范上规定的具体的计算方法来进行详细的结构计算，规范上的方法有多种，关键是结合工程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计算方法，以楼板为例，就有弹性计算法，塑性计算法及弹塑性计算法。所以选择符合工程实际的计算方法是合理的结构设计的前提，是十分重要的。

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就是根据结构计算的结果来用结构语言表达在图纸上。首先表达的东西要符合结构计算的要求，同时还要符合规范中的构造要求，最后还要考虑施工的可操作性。这就要求结构设计人员对规范要很好的理解和把握。另外还要对施工的工艺和流程有一定的了解。这样设计出的结构，才会是合理的结构。

4.规范、手册及标准图集在具体工作中的应用：结构设计的准则和依据就是各种规范和标准图集。在进行不同结构型式的设计时必须要紧扣不同的规范，但这些规范又都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在不同的工程中往往会使用多种规范，在一个工程确定了结构形式后，首先要根据《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来确定建筑的可靠度和重要性；然后再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确定建筑在抗震设防方面的规定和要求，在荷载的取值时要按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来确定，这是建筑总体需要运用的规范。在工程的具体设计方面，涉及到砌体部分的要遵循《砌体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涉及到混凝土部分的要遵循《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涉及到钢筋部分的要遵循《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和《钢筋机械连接通用技术规程》的规定；在基础部分的设计时需要遵循的是《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的规定。最后在结构绘图时则要符合《建筑结构制图标准》的要求。

在各种结构设计手册中，给出了该结构形式设计的原理，方法，一般规定和计算的算例以及用来直接选用的各种表格。这对于深刻理解和具体设计各种结构形式具有良好的指导作用。我们推荐最好能参照设计手册来手算典型的结构形式。

开端范文篇7

［关键词］女子高等教育；女子教育；教育性别隔离；男女同校

Abstract:In1837,OberlinCollege,Ohio,inthemiddlewestoftheUnitedStates,firstenrolledfourwomenstudents,whichsignpostedtheopeningofthedoor

oftraditional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towomen.However,strictlyspeaking,inspiteofthebeginningofcoeducation,thehighereducationspherehadbeenregulatingsexualsegregatededucationalpracticeforalongtime.Women''''sinferiorpositionresultedfromreligioustraditionandthemisleadingofbiologicalbogyintheWesternSocietyarethemainbarrierstocoeducationin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Thegradualovershadowofthe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

andothereconomicandpoliticalfactorsprovidedarealisticconditionforwomentoentertraditional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toreceiveequalhighereducation.Thecurrentinhistoryisboundtoreturnwomeneveryequalsocialright

includingtherightinreceivingeducation.

Keywords:women''''shighereducation;women''''seducation;sexualsegregationineducation;coeducation

作为世界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尔林学院（OberlinCollege）1837年首次招收了四名女生。四年后，其中的三名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这是美国女性第一次与男性一样接受了大学颁发的学位，也是西方女子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9世纪末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向女性开放，男女同校制的高等教育模式不断扩展。妇女在奥柏尔林学院的成功让许多女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们坚信，男女同校必将在全世界实现。斯通（LucyStone）1856年在妇女权利大会上发表过这样极端的言论：“我们只需稍等时日，哈佛和耶鲁大学就会接收女生。当这些大学在等待观望之时，无数的女子学院象雨后春笋般出现，预示着公正的大学教育应该给予妇女。然而，这些女子学院是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的，它们最终都会消失的。”［1］斯通的这番预言似乎是错误的，因为哈佛和耶鲁大学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开始平等地招收女生，而且女子学院在她的演说之后的多年中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兴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斯通的话也不无道理。虽然哈佛和耶鲁之类的大学对男女同校制教育予以坚决反对，但从19世纪末开始，男女同校制高等教育还是成为了西方大学教育的主导形式。不过西方大学男女同校制教育的斗争历程确实是一段艰辛的历史。男性曾经是如此偏执地坚信女性不能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甚至认为女性进入大学领域会破坏他们深爱的大学。

一、早期西方大学性别隔离的原因

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在妇女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后的一百年中，各种反对妇女接受大学教育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其中对大学男女同校制的争论尤为突出。即使是在妇女内部，思想的矛盾也一直存在。尽管如此，到20世纪30年代，除个别精英或军事的高等院校外，先前只对男性开放的西方高等教育机构都陆续对女性开放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和男性一起接受大学教育的同时，也经历着由于各方的压力所致的怀疑和恐惧。从严格意义上说，高等教育即便开始实行男女同校，却仍然长期实行男女隔离的教育。在欧美国家，来自宗教及社会等各方面的舆论均反对妇女进入大学。

1.男尊女卑的宗教传统

基督教的宗教传统是阻止西方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块重要的绊脚石。在以基督教教义为主导的欧美国家，无论是法律的制定还是社会的生活方式，无不将妇女不公正地摆在屈从的地位。按照神的旨意，妇女的正确位置是在家庭生活中，只有男性才可以参与政治、经济及社会事务。男女分别属于不同的社会领域，这种观念也是大学教育男女隔离的主要渊源。在神权、父权、男权的统治之下，女性不得不屈从于所谓的“女性特质”的教条，那就是虔诚、服从、纯洁及持家［2］(P14)。

甚至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妇女的自由也受制于男权。作为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智力顾问的鲁索（Jean-JacquesRousseau）也曾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对妇女教育的计划必须和男性关联。妇女一辈子的责任是使男人赏心悦目、赢得男人的尊重和爱、培养自己的儿子、照顾自己的丈夫、给他们提供建议和咨询、使他们的生活快乐。因此，对年轻妇女的教育内容应该以上述的责任为出发点。”［3］虽然各种主客观的因素迫使男性作为主流的社会非常勉强地接受女子高等教育的观念，但是，其前提是这种教育仅仅满足特定的社会需求，而并非妇女应享有的权利。由于是勉强地接受，因此，不少教育家认定妇女不具备足够的智力和能力来完成与男性一样的课程。就算在最早实行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美国奥柏尔林学院的女生也只是修读所谓的“女性课程”，这种课程比男生修读的课程难度和要求都要低。女子被认为无法完成专门为培养男子逻辑思维能力的一些经典课程。她们学习的女性课程主要包括家政学及所谓的“女性科目”（finishingsubjects），例如，缝纫、绘画、法语及其它一些次要科目等。课程内容的不同也导致学校对女生的学业要求的不同。2.生物学的谬论

19世纪中期，人们利用科学特别是生物学来解释性别差异。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就极力推崇这种思维方式。他认为，人的身体是一个封闭的生物系统，身体某一部位的能量消耗必然会损耗其它部位的能量。他提出“功能专门化”对社会和生物进化是非常关键的。所谓“专门化”，也包括男女性别的专门化，即男女各自扮演着不同的同时也是不可改变的角色。因此，男女采用隔离的教育体系，不仅是神的旨意，更是生物学的表现。

最早对男女同校教育的强烈抨击来自医学界，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1873年，曾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过的爱德华•克拉克（EdwardH.Clark）出版了《教育中的性别：给女孩的一个公正机会》一书。他在书中陈述了自己对妇女教育的看法。基于“生物学决定论”的观点，爱德华•克拉克得出了自己的荒谬结论：由于妇女的大脑先天发育不足，而且无法像男性一样承受大学教育带来的对大脑活动的刺激和压力，因此，妇女教育的方式不应该与男性相同。更严重的是，他将紧张的大脑活动和潜在的生理组织紊乱联系在一起。据此，爱德华•克拉克提出：男女隔离的大学教育体制是完全必须的。他强烈反对男女同校的大学教育，将它视为“冒犯神和人性的罪行”［2］(P17)。爱德华•克拉克的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了妇女教育反对者引经据典的依据。在大学校园、妇女俱乐部、医学院里，到处都能听到由此书所引发的有关妇女教育的争辩。虽然到1873年时，美国密执安大学已经实行男女同校教育三年了，但该校园中几乎人人都在阅读《教育中的性别：给女孩一个公正机会》，此书曾在该校一天之内售出200本。在威斯康星大学，该校原来就反对男女同校教育，于是校董会就借此书来消除校内支持妇女教育的声势。生物学谬论在很多西方国家严重地阻碍了妇女顺利地进入大学接受平等教育。在德国，针对妇女是否应该进入大学学习的争论的一个主要焦点是妇女天生的智力和能力。在传统的伪科学理论中，妇女的脑容量要比男性的少。直到解剖学的应用将科学事实公布于众，这一谬论才得以破灭［5］(P2)。

二、西方大学性别隔离制度的打破

1837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尔林学院第一次招收了四名女生，标志着传统大学之门向妇女开放。但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男女同校教育，在具体的课程教学和方法上，该校还是实行男女隔离的做法，例如，专门针对女生采用“女子课程”。从女生形式上进入传统大学校门到真正的男女同校教育，经过了将近20年的漫长道路。美国的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显著进步是从南北战争开始的。战争使越来越多的妇女面临着自立的压力。到1872年，有97所大学和学院开始招收女生。然而，这些院校在教育质量和目的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并且多数都比只招男生的大学逊色。但应该看到，这些院校对促进男女接受平等教育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在美国，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尤其在东部地区，中产阶级不断崛起。城市化将大量的男性劳动力吸引到城市之中，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也对劳动力的文化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在深受基督教传统影响的国家中，公民能看懂《圣经》也是一种基本的社会需要。于是，大学教育在东部及中西部地区迅速发展，即使在相对保守的南部，大学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和大学教育的扩展实际上都为妇女进入大学领域创造了可能性。在美国的不同地区，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在东部，象哈佛、耶鲁大学等只供男性学习的大学一直态度十分坚决地将女性挡在校门之外。妇女只能在隶属于这些大学但实际上是靠外界捐赠，并采用完全不同教学方式的女子学院中接受大学教育。虽然这样的局面使得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进程缓慢，但在夹缝中求生存成为了东部地区男女同校大学教育发展的特点。在中西部地区，巨大的财政压力迫使男女同校大学教育成为了一种主流。由于南北战争和保守的传统，南部地区的大学教育自身发展就很缓慢，因此，男女隔离的大学教育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从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发展来看，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及一些黑人就读的大学最早采用了男女同校教育，而在受保守势力影响最大的弗吉尼亚州，州政府资助的弗吉尼亚大学直到1870年才开始男女同校教育。对早期的女性主义者来说，男女同校大学教育是一种人权的体现。然而，从某种程度而言，赋予妇女这种权利仅仅是因为男女分校花费太高。因此，最早实施男女同校教育的大学往往都是迫于经济的压力。

推进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对女教师的不断需求。普通教育的日益增长再加上提供给男性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大，女教师的需求随之显现。在寻求廉价劳动的同时，人们也要求政府制定法规以确保未来女教师能接受到相应的教育。此外，宗教复兴运动刺激了对传教士的需求。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各种女子学院以及向女性开放的其它学院抓住了这个契机，注意培养女学生，以使她们胜任这两种社会角色。虽然妇女可以继续接受中学后教育，并且在工作中体现她们的智力和职业价值，但必须看到，上述的两种社会角色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拓展了女性的社会领域，换言之，妇女仍然保留着屈从的基督教徒及子女养育者的身份。从20世纪开始，专业化成为了一种潮流。专业化要求更高的专业训练和教育，大学教育自然地承担了这一职责。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生院成立，社会地位较高的工作不再由家庭出身、世袭制度决定，而教育程度开始起主要决定作用。这促使大学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课程设置的改革及选修制的实行，女生的教育权利逐步得以保证，然而这些变化却引起了社会对大学和学院女权化的恐慌。男女同校大学教育就是在这样一种进步与徘徊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三、西方各国大学男女同校制进程

虽然许多早期女子学院已经为妇女提供了完全的大学教育，但是，实施男女同校制教育的院校都拒绝让妇女修读文科课程。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这类院校所提供的教育并非真正的大学教育。进入传统大学学习的女生经常遭到男同学的嘲笑，在校园中随处张贴着带有讽刺挖苦意味的漫画，学校的杂志和报纸上也会刊登怀有恶意的文章以打压在校的女生。虽然在同一个大学和学院接受教育，但妇女被隔离在学校的几乎所有重要组织和活动之外，包括俱乐部、食堂、乐团、荣誉社团等。除了男生对女生态度充满敌意，学校教职人员也经常忽视女学生的存在，老师在课内经常拒绝回答女学生的问题或者干脆禁止她们参与讨论。很多时候，甚至连校方的政策中也完全忽视女性或者将女性排除在外。作为针对这种情况的回应，女生效仿社会中女性主义者的做法，在校园中建立起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化。她们创建各种辩论社，发展女性文学，编写女性杂志和报纸，并且在学校的刊物上另辟“女性专版”，同时在校内建立女性联谊会。这些女性组织和活动在女生摆脱大学生活中性别不公的斗争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西方各国大学在实现男女同校制的进程中经历不尽相同，各自表现出了许多不同的问题：

1.美国

女生在传统大学中的出现，引发了大学课程的变革。在美国，尤其是在《莫里尔法案》颁布之后的最初几年，大学课程中就加入了两门女性课程。男女同校教育及对教师的需求促使许多大学创建了师范部，设立了家政课程。其中，衣阿华州立大学早在1871年就建立了此类课程。家政学在女子教育上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但是，许多教育界人士支持女性接受一定的、实用的家政训练。在大学中选修家政学的人数不断上升，充分说明该学科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女生在获得家政学的学位后，仍然可以在社会各个行业中找到稳定的职业。这一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尤其普遍。然而，应该看到，家政学系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妇女在其它学科学术上的进步。因为很多在其它学科已经取得了高学历的妇女，在大学谋职时往往就会被安排在家政系。据统计，到1911年时，美国60%的男女同校大学中的女教授都属于家政学系。教师培训和家政学这两个领域吸收了19世纪绝大多数美国大学的在校女生。1900年时，在男女同校的美国大学中，共有6.1万名女生，其中4.3万名属教育系，2000名属家政系。直到1900年以后，这一状况才发生改变，女生及大学女教师开始寻求其它感兴趣的课程。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积极参与进步教育运动，新的课程需求日渐显现，例如，儿童心理学、婚姻和家庭问题研究、社会工作及慈善事业研究等。男女同校大学教育也带来了其它方面的课程变革。各院系逐渐意识到，男女同校的大学教育中存在着一个令人头痛的趋势。在相同的专业中，男生和女生在选修课程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男性多数不愿选择人类学及语言学，而对科学特别是一些新兴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更感兴趣。然而，女性刚好相反，她们则更倾向于人类学和语言学（在女子进入大学教育领域之前，女性被认为没有能力完成这些学科的学习任务），以及社会学等。但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意识到，男女选择学科的不同是以不同的职业兴趣和就业可能为基础的，而不再基于过去人们所认为的先天能力的差异。由于当时妇女的主要就业领域是教学或社会工作，因此，人类学、语言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对她们的工作非常有利。但是，多数男性都打算进入商业以及其它一些人类学课程起不了很大作用的领域工作。于是，为了防止某些课程女性化的趋势，有些大学企图限制妇女入学，在所有学科中隔离男女生或者干脆废止男女同校制度。尽管如此，美国妇女的大学之路还是在继续前进，并在学术领域得到了发展。例如，1963年只有11%的博士学位授予妇女，但到1983年时已增加到33%。此外，大学中36%的副教授职位是由妇女担任的。

男女同校大学教育中另一种男女不平等表现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上。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大学不为女生提供住宿、医疗及体育设施，尽管学校具备这些设施。即便在某些大学女生可以使用某些体育设施，但一般都是在男生不使用的时候，例如用餐时间。直到1900年之后，美国东部的男女同校的大学才开始向女生提供宿舍及体育馆。

2.英国

英国的剑桥大学最早允许女生参加由该校主持的地方考试，此外，还为18岁以上的女生另设特别考试。男教师去剑桥大学的两所女子学院教课，这两所女子学院的学生也可去听男生的课程。在此期间，一些荣誉课程考试，例如为取得剑桥大学文学学士资格的荣誉考试（Tripos），也接受妇女参加并非正式地对她们进行评分。1881年时，校方正式允许女生参加剑桥大学文学学士资格荣誉考试并给予评分。但直到此时，女生和男生一起参加完全相同的考试却不被授予学位或其它任何头衔。剑桥大学原来的做法极大地打压了妇女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大学中的妇女充其量不过是访客。这种不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23年，此时剑桥大学才开始对女性授予学位，并正式允许她们有权利进入课堂听课。到1926年时，又允许妇女担任大学中的职务。1948年，妇女已经可以拥有剑桥大学校籍。虽然剑桥大学在为女生提供大学教育方面的态度极其保守和不公，然而，它在整个妇女解放运动中还是起了某些重要的作用。首先，剑桥大学在没有正式地招收女生入学之前，就已经在为妇女提供最高的学术培训，并使她们能将所学应用到教学之中。其次，剑桥大学的态度实际上代表了英国官方的态度，向剑桥大学要求获取学位权力的斗争可以说是妇女向政府要求获得选举权的演练。

牛津和剑桥大学这两所大学在英国社会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了它们大学的毕业生对国家事务的参与乃至决定作用。因此，女生长期被这两所大学排除在外，也直接导致妇女被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19世纪，追求大学教育的英国妇女及她们的支持者为争取获得学位进行了两次斗争，分别发生在1887年和1897年。这两次斗争最终确保了妇女从剑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资格荣誉考试。其中，第二次斗争导致了剑桥大学全校上下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公开辩论。学校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这场运动掀起的波澜不亚于以往的某些政治斗争。从格顿和纽纳姆这两所隶属大学的女子学院，到妇女被正式接纳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并获得学位，再到最终获得校籍，英国妇女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艰辛历程。

3.德国

德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显现出一个特殊的轨迹。由于所有德国大学都是公立的，因此，妇女入学问题很快就成为了德国所有大学的共同问题。有些德国教育界人士认为，解决问题的方式要么是全部开放，否则就一个也不开放。德国大学与国家密切关联的传统使得争论的焦点始终都在传统大学是否该招收女生入学从而男女同校的问题上。偶尔受美国女子学院的影响而创建女子学院的尝试也很快被证明是徒劳的。相比美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德国的女子高等教育只是局限在男女同校上。但是，必须看到，这种有限的女子教育发展空间却产生了积极的后果。美国多样性的女子高等教育为妇女较早地提供了大学教育的机会，但其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并且从某种角度来说，美国妇女的大学教育要比男性狭窄很多，尤其表现在精英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领域。与之相反，虽然德国妇女正式进入大学是1900年之后的事，但她们很快就获得了进入所有大学学习的机会，其中也包括具有世界名望的大学。而在美国，这类大学一直到20世纪以后的很多年才向妇女开放。

在19世纪的德国，妇女的地位低下，也没有选举权，因此，她们无法为自己争取包括平等的教育权在内的各种社会政治权利。人们认为，大学中有女生是一件可笑的事情。19世纪末，当妇女真的出现在大学校园中时，许多德国教授都觉得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声称：“我们的大学是属于男性的。”有些教授甚至不顾一切地直接将课堂中的女生赶出教室［4］(P1)。

当时并非只有教授觉得无法接受妇女进入大学，事实上，在学术界人士、政府官员以及女性主义者中，有关德国妇女能否进入大学的争论是十分激烈和持久的。但是，这种论战并没有改变妇女对大学教育的渴望。在妇女被正式允许进入大学之前的40年间，约有3000名女子申请入学。1865年，慕尼黑大学出现了第一位女生。到1909年时，妇女正式获得在所有德国大学学习的权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妇女已经在德国大学中建立了自己的团体。改革者将妇女接受大学教育视作改善妇女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应该看到，德国妇女进入大学学习也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成就。

女子高等教育在德国研究型大学中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柏林大学于1810年创建后，最能从中得益的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男性子弟。大学学位所带来的威望和社会地位吸引了更多来自不同背景的男生入学。还有许多外国学生涌入了德国大学，因此，当许多德国大学为过多的、背景复杂的，尤其是外国学生的入学而头痛时，有关妇女进入大学学习的争论使局面变得更为复杂。当时人们对妇女进入大学的一个最大顾虑是，大学教育对妇女而言可能是一种浪费，因为她们一旦结婚就会荒废学业。然而，当妇女真的将所接受的教育利用起来后，男性又开始恐慌妇女会把他们的就业机会抢走，特别是在医学和教学领域。

妇女在进入大学学习后，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不再是“妇女是否该学”，而是“妇女该学什么”。事实证明，首批进入大学的女生在学业上比男生优秀。虽然妇女已取得了法定的进入大学的权利，但她们的学习仅限于有限的领域，例如妇科医学、女校教学等。直到妇女进入大学数十年之后，女生才被获准和男性一样参加大学资格考试（Abitur）。更应该看到，允许妇女进入大学学习，对德国社会性别角色、教育伦理、教学形式等方面构成了挑战。女子高等教育的倡导者积极主张妇女打破传统的社会角色的束缚，以促进公平教育的发展。

德国妇女为争取获得大学教育的斗争萌芽于18世纪。当时有许多著作都论及该领域，其中最著名的是冯•希佩尔（TheodorvonHippel）的《论妇女修养的进步》一书。该书指出，妇女在德国大学中学习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期。施洛泽（DorotheaSchlozer）178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被公认为德国历史上最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女子。1865年，在德国中产阶级妇女中爆发了要求拓宽就业领域的运动。与此同时，少数妇女被允许进入大学旁听课程，不过不能注册成为正式学生。因此，多数大学也没有专门的校规明令禁止女生入校。但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早期，有些妇女要求旁听大学课程迫使大学对此事采取明确的官方立场，从而导致了1879年几乎所有德国大学都明令禁止女生。从19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数个德国妇女团体又重新将妇女进入大学的议题提起，并于1887年开始兴起了一场有组织的请愿运动，该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请愿运动强调了培养高层次的女教师以及培养女内科医生的重要性。虽然这一请愿一开始遭到了政府的拒绝，但它在整个德国社会引起了对女子高等教育问题的关心。因此，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许多德国大学又重新向妇女开放，允许她们旁听大学课程，甚至还特许授予旁听者“博士”头衔，这也是当时妇女能得到的唯一学位。据统计，从1754年到1908年，共有169名女生（包括外国人）获得各科博士学位，其中仅医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就有66人。从1900到1909年间，德国各州大学陆续对妇女开放。1900年，巴登—符腾堡州的大学首先接收女生入校，紧接着巴伐利亚州的大学也于1903年向女生开放。

德国社会就女子是否该接受大学教育的另一个争论源于是否该让妇女涉足公共事务领域。因为一旦妇女有权进入大学学习，她们就有资格参加国家职业资格考试，从而获得机会进入政府机关担任公务员，这也意味着妇女将有权完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德国的所有大学都是由政府出资的，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到1900年时，德国大学已经成为了通往德国上层社会的通行证。由于当时的妇女团体都没有参政权，多数参政的党派也因而对女子高等教育持反对态度。后来，妇女获准进入大学的真正原因正是德国社会开始推崇社团主义，妇女开始被认为是社会中的一个团体，因而被允许作为团体而非个人进入大学。

四、西方大学实施男女同校制教育的历史贡献

男女同校大学教育是否实现了人们的期望一直是许多西方教育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在男女同校大学教育开始之初，人们只关注到妇女终于可以跻身于原本只属于男性的领地，女性终于拥有了与男性一样的机会。然而，这个目标的实现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人们当时过于看重了形式上的男女同校，却忽视了男女同校教育的内涵以及妇女特有的要求。妇女研究表明，虽然在男女同校的大学中，妇女的学术成就也很突出，但她们始终处在次要的地位。这种次要的地位源自女性长期以来都是有限地接受教育。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女生才和男生一样享有几乎相同的大学教育。在学术领域，妇女似乎在女子学院或女性专业中更能体现自己的学术优越性。因此，男女同校大学教育不应该仅仅从数据统计来判断它的公平性，而应该从大学学术的发展出发重新思考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19世纪70～90年代入学的第一批女生后来成为了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者。她们治学严谨、目标明确、信念坚定。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她们向世人证明了妇女是能够接受大学教育的，不仅在学术上可以得到发展，而且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在医学、科学、教学及社会工作领域亦可获得很大的学术成就。她们中不少留在了大学教育领域，有些人成为了大学教授，有些人则成为了大学行政人员。尽管第一代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的女性经历了无数的磨难甚至屈辱，但也享受到了大学教育带给她们的个人满足及个人解放感。大学教育给予了妇女更宽广的人生选择。在男女同校的大学中，女生和男生双方都开始接受男女共存的教育环境，从而为社会接受男女共存的工作环境、发展男女合作的工作方式铺设了道路。

与此同时，女性自身首先对自己在社会和家庭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进行了重新的认识。多数女生将智力和专业事业视为她们的一种人生选择，而婚姻和家庭以及母亲的角色则是另一种人生选择。但在当时，想要事业和家庭两者兼得似乎还不可能。因此，女子高等教育的一个后果便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相比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同龄女性，她们选择不结婚、不要孩子的比例很高。这也成为了人们抨击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主要原因之一。

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成功最早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表现在妇女在大学和学院中的人数上。19世纪末，在美国，男女同校的院校数已经超过男女隔离的院校数。男女同校教育已经成为了美国大学教育的主导模式。到1920年时，大学女生人数已经占到全部学生人数的一半，其中80％的女生在男女同校的大学中学习。其次，表现在女大学生的智力成就上。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例，从1892年到1902年的十年间，该校46%的学士学位是由女生获得的。在其他院校中，情况也很类似。妇女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促使一些大学逐步放弃了对授予妇女学位及学术荣誉的限制。

在女子高等教育开端时期，妇女在传统大学校园中的出现意味着该校缺乏资金及社会威望。正如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校长范海斯（CharlesR.VanHise）所说的：导致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原因纯粹是经济的。因此，随着1900年后威斯康星、斯坦福和芝加哥等大学逐步获得政府更多的财政资助，它们曾试图缩减或限制男女同校的规模以期提高大学的威望。但应该看到，这种尝试显然是有悖大学教育发展的。

妇女在西方大学中被忽视，甚至被不公正对待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前半期。然而，女生在大学校园中的日常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男女学生的社会生活模式也逐渐变得宽松。随着越来越多的男大学生将女大学生作为择偶对象，女大学生也更青睐男女同校的大学模式。因此，妇女在大学校园中的出现不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妇女也越来越将大学教育视为一种有重要意义的人生经历。据统计，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妇女对大学教育的参与达到了高点。这一成果因受到了两次大战后社会及政治保守主义的影响而削弱。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妇女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才超过20世纪30年代的记录［2］(P14)。70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运动的高潮，使人们在大学教育领域更加关注妇女的智力和专业潜力。

然而，必须指出，社会对女子高等教育的反对并没有因为大学之门的敞开而消失。著名女诗人伍尔夫（VirginiaWoolf）就曾将人们对女性的潜在歧视和不公正对待描述为“和根一样深，却象海上的烟雾般不可及”［8］(P28)。一方面，妇女在进入大学之初所经历的不公正待遇为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发展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后遗症。另一方面，这也成为激励了女子高等教育的支持者更加不懈地努力和奋斗的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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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端范文篇8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儿童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相继颁布了《儿童权利宣言》（DeclarationoftheRightsoftheChild）、《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ontheRightsoftheChild）等一系列与开发儿童潜能、保障儿童权利有关的法律政策文件，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和质量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学前教育逐渐成为“任何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的先决条件”和“教育策略的主要目标之一”，［2］且在当今教育公平备受重视的大背景下，学前教育的公平和普及问题因其独特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而日益成为学前教育的新焦点。普及学前教育、保证每个幼儿都能享受到有效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的良好教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需求。很多国家都主张在学前教育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将提高处境不利儿童入园率作为普及学前教育的突破口。尤其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关注处境不利儿童的教育成为对学前教育公平和普及的最佳诠释与最有力行动。

（一）美国：以学前补偿教育的形式“反贫困”

在美国，公平是教育的一贯追求，教育公平也成为美国尊重人权、保护人权的重要手段。这同样体现在学前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近年来美国学前教育公共政策进一步加大了对处境不利儿童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平等和社会公平战争的领导者，反贫困运动（WaronPoverty）的发起者———约翰逊（Johnson，L.）总统就曾呼吁：“所有的美国儿童都不应该因为其出身而被宣判为失败。”［3］多部《提前开端法》（HeadStartAct）强调了学前教育对于早期鉴别与干预、扶助弱势群体与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1990年颁布的《儿童保育与发展固定拨款法》（ChildCareandDevel-opmentBlockGrantAct）的立法宗旨中也着重提出“促进各州和地方儿童保育服务的开展，特别是提高对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早期看护与教育的关注程度”。1993年颁布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Goals2000：EducateAmericaAct）明确规定，未来美国教育目标之首即“保障所有儿童都接受学前教育。”［4］2001年《不让一个儿童落后》（NoChildLeftBehind）法案就明确提出，联邦政府要转变在教育中的作用，不让一个儿童落伍，要着力改变少数族裔儿童、贫困家庭儿童以及残疾儿童等弱势儿童群体在受教育状况方面的不利处境。［5］除法律保障外，联邦政府还采取多种政策积极推动学前教育普及和公平的步伐。2009年，奥巴马（Obama，B.）总统上任伊始就加大对原有弱势儿童保育和教育项目的财政投入力度，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受惠面，不断推进高质量学前教育的普及。奥巴马认为，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的“普及学前教育”（UniversalPre-kindergarten）运动实施之后，学前教育的普及率有所上升，但面向非洲裔、拉丁美裔等处境不利儿童的教育质量仍然极差，［6］而处境不利的儿童是美国未来21世纪的劳动力主力军，他们接受学前教育的好坏直接影响美国未来国际竞争力，必须为这些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7］奥巴马政府倡行的《0-5岁教育计划》（ZerotoFivePlan）每年由联邦政府拨款100亿美元，资助各州普及学前教育，希望借助该计划使每个儿童不分贫富地在幼儿时期都能获得平等的教育。

（二）英国：通过弱势补偿促进消除儿童贫困和普及学前教育

在英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社会、经济与教育领域出现了重重危机，失业人口剧增、贫富差距扩大、未婚妈妈与单亲妈妈不断增加、青少年学业失败率呈上升趋势［8］、社会福利开支陡然增加、“从摇篮到坟墓”的老牌福利国家遭受严峻挑战，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新的教育政策措施。以布莱尔（Blair，T.）为首的新工党提出并采取了“第三条道路”，旗帜鲜明地反对社会排斥，力图建立“全纳型社会”，强调对弱者的保护，主张对此前长期受忽略的年轻人、长期失业者、单亲家庭、残疾人和老人等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援助，以此来缓和社会矛盾。［9］在“第三条道路”和“全纳社会”的改革理念下，英国政府已经发起了一系列致力于学前教育普及和公平的学前教育法律与动议，强调幼儿不能因为种族、文化或宗教、母语、家庭背景、特殊的教育需要、缺陷、性别或能力而遭到排斥或被置于不利地位，强调每一个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机会、过程的公平，［10］如《2002年教育法》（EducationLaw2002）、《2005年教育法》（E-ducationLaw2005）及《2006年儿童保育法》（ChildcareAct2006）、《每个儿童都重要》（EveryChildMatters）等法律和政策文本中均有对包括贫困儿童、少数民族儿童等处境不利儿童群体的规定，《拨款法》（AppropriationAct）中还有一项单列预算就是专门针对扶助弱势儿童，促进其受教育权利的实现。英国政府认为，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不仅可以为儿童今后生活的成功打下基础，也可以避免幼儿因处境不同而产生的巨大差别，应该将学前教育的服务对象首先定位于贫困地区儿童和处境不利儿童，提供高质量且可获得的学前教育，确保每个儿童获得最好的人生开端，缩小发展差距，确保教育起点的公平，主张学前教育应有效防止儿童贫困与儿童排斥现象的发生与严重化，促进消除儿童贫困、促进处境不利儿童群体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与发展权。［11］

（三）印度：给予处境不利儿童最优先的政策关怀与行动干预

在发展中国家，加强社会环境不利儿童的学前教育，提高这些儿童的入学机会的任务更加艰巨，但仍有一些国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印度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印度计划委员会（PlanningCommission）在其第六次计划框架中如是说：“所有的儿童在发展的关键几年中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12］这是政府首次将当时社会中占大多数的处境不利的贫困群体不曾奢望获得的学前教育纳入关注焦点，致力于为生活在贫民窟中的孩子提供适宜的成长环境。由此，教育政策逐渐向学前教育投入关注，并特别向处境不利儿童倾斜。印度政府在2005年出台了《国家儿童行动计划》（NationalPlanofActionforChildren），以确保所有的儿童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该计划所秉持的行动原则包括：解决由于性别、等级、种姓、民族、宗教和法律地位等歧视而产生的问题，从而保证平等；给那些处境最不利的、穷人中最贫困的以及获得最少服务的儿童以最优先的政策以及行动干预；认识到儿童的生长阶段和生活环境都是各不相同的，让所有的儿童能够有机会充分实现他们的权利，满足他们每一种情况下不同的需要。［13］从这些政府文件中能够体会到印度政府对于儿童尤其是处境不利儿童的关心和重视，以及在促进学前教育的公平与普及方面所做出的实际努力。

二、凸显学前教育公共属性，持续强化政府主导职责

政府作为一种社会公权力的代表，其公共职能就是为社会全体公民提供充足而优质的公共产品，为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平公正的公共服务，［14］其中，改进健康和教育状况作为政府的一项公共责任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签署的“千年发展目标”（TheMillenniumDevelopmentGoals）的支持。［15］而且儿童的早期发展和教育不仅是儿童的权利，也是一项有高回报的投资，投资回报率在78%-18％之间，远高于金融投资。［16］学前教育不仅对儿童个体发展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对社会的发展与国家竞争力的提升也具有重大意义。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海克曼（Heckman）所言，没有哪一项政策能够像学前教育一样，既由于具有远高于其他阶段教育的投资回报率而受到经济学家的青睐，又由于解决了公共的家庭需求而受到社会的认同。［17］基于对学前教育的这种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与定位，政府行为应成为学前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

（一）美国：以实际行动加强政府职责及其有效履行

美国联邦政府过去并不直接干预教育事务，但随着教育发展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并随着针对学前教育研究的逐渐深入和教育民主化要求的日渐迫切而不断强化，联邦开始关注教育、调控教育，并且在力度和广度上不断加大。联邦对学前教育的主导和干预也相应地不断加强，在学前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承担越来越多的实际职责。具体来看，美国联邦政府对学前教育发展的调控主要表现在通过出台学前教育相关立法来确定工作的重点，指明改革的方向，对学前教育发展做出规定和宏观战略部署，制定学前教育发展的长期规划与近期计划、发展目标，以强化政府在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的职责，如《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明确指出要依法设立专门的学前教育发展全国领导小组，以对全美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进行总体领导和全程监控。［18］《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明确规定了联邦政府“确保高质量的绩效责任体系、学术评价标准、教师培训与教育资源的竞争型分配”，“满足弱势群体儿童的教育需求”、“缩小学业成绩差距”，“确保各州、地方教育机构与学校能够促进所有儿童的学业进步”，以及“将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教育机构中”［19］等对学前教育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责与目标。同时联邦对学前教育的资助也大幅增加，并通过立法规定资助的范围、重点及分配形式，体现了政府在学前教育发展上的意志。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美国联邦政府对学前教育越来越重视和政府职责的逐渐强化与有效履行，正是在这样一种政策背景下，美国学前教育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二）英国：认可学前教育公平性价值并明确政府职责

英国政府近年来也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文本以明确学前教育对于个人、社会和整个国家发展的潜在价值，同时明确政府在学前教育发展中的责任。如《家长的选择，儿童最好的开端：儿童保育十年战略》（ChoiceforParents，theBestStartforChil-dren.TenYearStrategyforChildcare）中明确指出，“政府有责任帮助幼儿及其家长应对挑战，有责任确保所有幼儿都能有良好的开端，此举将对英国公民终身发展、家庭生活质量提高及国家经济繁荣产生重大影响”。［20］2007年成立的儿童、学校和家庭事务部（TheDepartmentforChildren，SchoolsandFamilies）出台的部门计划《儿童计划：塑造美好未来》（TheChildren''''sPlan：Buildingbrighterfutures）［21］也指出，“政府需要做出更多努力来支持家长和他们的家庭”。英国诸多法案和政策文本以及由此而采取的实际行动均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在学前教育发展中所肩负的重要责任，凸显了学前教育的公共价值。

（三）印度：逐步确立政府的学前教育职能定位

印度宪法和国家层面的发展计划与报告等文件中也多次强调儿童作为国家宝贵财富的重要性以及学前教育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意义，并由此凸显学前教育的公共性及政府主导性职责。印度宪法规定国家必须提供义务教育阶段以前的学前教育，而且认为儿童的发展和教育是并行的主题，［22］因此，印度联邦政府和各邦必须在早期儿童保育和教育服务的执行上承担各自的责任。早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教育委员会（TheEducationCommission）就认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它与以后入学和入学后的学习成绩的重要联系，建议国家应担负起涉及学前教育的所有监管和指导职责，建立示范性学校，培训教师并进行关于早期儿童教育科学研究的儿童项目准备委员会（CommitteeforPreparationofProgrammesforChildren，又称GangaSaranSinhaCommittee）于1968年首次建议政府应当在学前教育上加大投资力度。时至今日，印度政府不断出台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国家教育政策与计划，国家“五年计划”中所包括的学前教育发展目标表明了印度联邦政府对学前教育问题的不断重视及其职能定位的逐步确立。

三、国家举办学前教育项目，政府引领学前教育发展

美国“提前开端项目”、英国“确保开端项目”和印度“儿童综合发展服务项目”凭借其明确的基本定位、遍布全国的运作机构、职责明确的管理体制、充足且分配规范的经费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教师队伍，已成为三国推动其学前教育公平及普及事业的引擎和有效履行政府学前教育职责的依托方式，成为世界各国在学前教育领域努力的重要借鉴与参考。

（一）美国：提前开端项目保障处境不利儿童的学前教育权利

美国“提前开端项目”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由政府主导的学前教育项目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和历时最久的一个。该项目创立于1965年，主要致力于为3-5岁的低收入家庭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有效的教育补偿和集教育、健康、营养和社会等全方位的综合服务，保障处境不利儿童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并提高其入学准备能力，［23］倡导实现教育公平与改善贫困人群代际循环，是政府主导学前教育项目的一种模式和实验。该项目的举办机构统称提前开端中心，由联邦政府通过授权的方式充分利用地方现有的资源，以地方实体机构为中介和基础遍布全国。发展至今，美国在全国50个州有1591个“提前开端项目”和“早期提前开端项目”（EarlyHeadStart）授权的服务机构，［24］运作着49200个班级。［25］提前开端中心越来越成为美国学前教育机构中的重头戏。从管理体制看，提前开端项目由联邦政府直接负责，健康与人类服务部（U.S.DepartmentofHealthandHumanServices，简称HHS）下设的儿童与家庭管理处（U.S.DepartmentofHealthandHumanServices，简称ACF）所设立的提前开端办公室（HeadStartOffice）为项目的直接主管部门，负责为项目相关问题制定计划、提供建议并部署实施，并注重在项目的具体管理中加强与各级政府和其他多种部门的合作。从经费情况看，该项目的经费来源主要是联邦政府拨款（约占总额度的80%），也有地方政府的资金补充支持（约占20%），其具体的分配需依法律规范加以细化。近年来，联邦政府投入不断增多，拨款数额从1965年的9640万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近71亿美元，［26］2010年的预算更是超过了72亿美元。［27］从教师状况来看，提前开端项目教师的数量逐渐递增，2009年共有超过21万的教职员工和127万的志愿者参与到项目中，［28］其工资待遇也在法律保障下不断提高，而多套资格证书体系和以标准为导向的多种培训方式也保证了教职员工的资历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近60年来，“提前开端项目”已经为超过2700万［29］儿童提供了服务。既赢得了贫困家庭的好评，又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教育公平，堪称美国学前教育的“国家实验室”，并被誉为美国学前教育史上“最大众化和最成功的联邦项目之一”。［30］

（二）英国：确保开端项目为每个儿童创造良好的开端

英国“确保开端项目”是受美国“提前开端项目”影响，并与美国“提前开端项目”性质类似的全国性、大型学前教育项目，由英国政府倡导和启动实施于1998年的一项以家庭为切入口，以社区为依托，面向早期儿童及其父母的国家弱势儿童学前教育项目，它旨在通过综合的学前教育、儿童保育、家庭支持、医疗保健等综合的早期服务活动，为儿童及其父母创造更好的生活的“良好开端”。从基本定位看，确保开端项目强化学前教育的公共性价值，向3-4岁儿童提供免费服务；将服务对象首先定位于贫困地区儿童和处境不利儿童，通过提供全面、整合式优质服务促进儿童和家庭的共同发展，提高生活质量，确保每个儿童获得最好的人生开端；强调家庭的作用，关注家长的需要，并积极倡导家长及家庭的全面参与；关注社会和谐的需要，将减少儿童贫困和社会融合作为重要目标。从举办机构看，“确保开端项目”的主要组织机构是获得政府经费支持的“确保开端儿童中心”，2010年其数量增加到3500个，保证了英国国内的每一个社区都有一个“确保开端项目中心”，［31］为220万幼儿及其家庭提供综合性服务。［32］从管理体制看，由儿童、学校和家庭事务部及工作和养老金事务部（DepartmentforWorkandPensions）共同负责项目的计划、管理、提供专项拨款及实施，实行以地方当局为管理核心的跨部门管理。从经费情况看，政府投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通过专项拨款等方式为学前教育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后盾和有力的支持，拨款数额已从2002~2003年度的6.8亿英镑增加到2010~2011年度的19亿英镑。［33］从教师状况来看，确保开端项目的教师并没有一套专门针对项目的体系，而是作为英国的儿童工作者在确保开端儿童中心工作，因此其资格制度及培养制度等都与其他机构的儿童工作者一样具有认证严格、培训形式多样并享受国家拨款的特点，而且其薪资待遇高于其他保育机构的工作者。“确保开端项目”现已覆盖英国各地，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在内的所有地区的处境不利儿童及其家庭都已得到了该项目的援助。

（三）印度：儿童综合发展服务项目确保处境不利儿童的学前教育机会

开端范文篇9

论文摘要：对思想的萌芽时期，学术界基本上看法一致，但对思想萌芽的开端意见不一。关键是因为对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认识不同。仅以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程度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略显片面，还要结合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萌茅于1922年1月到4月。

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思想的萌芽时期也不例外。那么，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和终结又该怎样界定呢?笔者认为，这应该先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谈起。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思想萌芽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笔者将对思想萌芽的标准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思想的著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著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那么，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的萌芽究竟开端于何时呢?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同志认为，1922年6月到7月是思想萌芽的开端，其标志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陕西师大等七所高校合编的《思想概述》认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开始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思想萌芽的开端应是1922年的1月到4月。

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创刊，其发刊词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命题。这个命题，一方面给自己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3月，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在这里，既明确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同时更强调实施这些原则“当因时制宜”，既应当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这里明显的包含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萌芽。《先驱》发刊词和的文章所包含的上述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要性，初步认识到实施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1920年，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详细阐述了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其中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第一步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内容。1922年3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回到上海，带回了列宁的上述理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就运用这些理论分析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开端范文篇10

论文摘要：对思想的萌芽时期，学术界基本上看法一致，但对思想萌芽的开端意见不一。关键是因为对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认识不同。仅以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程度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略显片面，还要结合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萌茅于1922年1月到4月。

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思想的萌芽时期也不例外。那么，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和终结又该怎样界定呢?笔者认为，这应该先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谈起。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思想萌芽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笔者将对思想萌芽的标准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思想的著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著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那么，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的萌芽究竟开端于何时呢?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同志认为，1922年6月到7月是思想萌芽的开端，其标志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陕西师大等七所高校合编的《思想概述》认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开始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思想萌芽的开端应是1922年的1月到4月。

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创刊，其发刊词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命题。这个命题，一方面给自己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3月，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在这里，既明确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同时更强调实施这些原则“当因时制宜”，既应当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这里明显的包含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萌芽。《先驱》发刊词和的文章所包含的上述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要性，初步认识到实施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1920年，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详细阐述了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其中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第一步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内容。1922年3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回到上海，带回了列宁的上述理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就运用这些理论分析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