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立宪制范文10篇

君主立宪制范文篇1

但在秦亡之后，经过废封建、置郡县，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开始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当陈胜敢于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项羽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心，观察历史的人自当看见，这是一个在欧洲要晚上一千余年才可能发生的变化。贵族封建制下的”合法性”已经被彻底打破了，古老的神权政治和源远流长的血统被中断。当出身平民的刘邦一统天下时，汉帝国的政权面临两个上层建筑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一、既然血统与政统合而为一的局面已经结束，既然一个平民也可以凭借时势将具有神圣来历的第一家族取而代之。那么君临天下的合法性到底从何而来？天下将如何跪拜在草民刘邦的脚下、而有高山仰止之感。除了暴力与铁血，还有什么可以拿来为至高无上的权力加冕？平民出身的汉帝国必须解决一个悖论：我夺取天下是天经地义的，我的政权神圣无比，但是，GAMEISOVER，你们再也不能这样了。你们不能够学我，你们再来搞我就是大逆不道！换句话说，既要证明一个现有的非贵族政权的合法性，又要堵住后来人的蠢蠢欲动。

第二、在贵族封建制下的人主，受着分封制下诸侯与各级封君的制衡。强大的地方自治既是对君权的限制，又是惹起战端的祸根。所以秦始皇不喜欢，要废封建、置郡县，将地方官员釜底抽薪，使其成为一个庞大帝国行政体系中的寄生虫，或者叫螺丝钉。让他们的物质享受仅仅与他们的职位而不是与他们的独立人格相连。这样就变为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主义（emperorism，李慎之先生杜撰之名词）。然而始皇帝作为第一个独裁者，对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还没有拿捏的分寸，未免得意忘形，过犹不及。以致帝国早夭，天下沸腾。因此汉帝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重新树立合法性之后，又如何在一个非贵族的官僚体制中解决去君权的无限膨胀和肆无忌惮？

所有的问题加起来，只有一个。

就是亟需一种可以自圆其说、可以深入灵魂、可以又辩证又统一的大一统的意识形态。

董仲舒最终成为几乎所有春秋时期思想资源的集大成者，他像比尔盖茨一样以儒家为蓝本，运用化功大法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的精华熔为一炉。然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慢慢将经他之手神秘化、宗教化的儒家之道，变成了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大脑里的操作系统。董先生成功解决了上述技术难题，使一个皇权官僚体制历时两千年，弥久而更新，为金观涛先生所言”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打下了最为显要的地基。

既然是所谓”皇权专制主义”，什么样的改革可以使得这一皇权官僚政体摆脱秦朝的覆灭悲剧，而居然坐大，成为一个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梦寐以求而求不得的”千年王国”呢？

倘若仅仅在于专制加上以德治国，是不够的。在我们常常一言以蔽之的”专制主义”的批语下面，观察历史的人自当看见，绝对的专制在历史上，正如绝对的民主，都是不曾有过的。年少时我曾天真的以为，皇帝想杀谁就杀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后来看历史，远远不是那么回事。不然万历皇帝就不会在朝臣面前罢工二十年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说中国的传统是专制主义，不过相对于欧洲而言。董仲舒在皇权专制主义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两千年不变的前提下（”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三策·第二策》），殚精竭智，完成了儒家对于皇权官僚体制的君主立宪。

下面这句话就是这个君主立宪制的总纲：

”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玉杯》）

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学说的形而上根据，与作为政治社会哲学的儒家结合起来，就把儒家宗教化了。他回到儒家传统中”天”的概念，把这个”天”加以强调，来为新政体提供合法性的凭藉。”道之大原出于天”（《汉书·董仲舒传》）。董先生的这个”天”，在英文中有时译为”Heaven”（主宰之天），有时译为”nature”（自然之天）。前一种译法接近于人格化的上帝，后一种译法则接近于古典”自然法”的概念。人的行为根据，一定要在天的行为中去寻找。因为天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人是天的副本。”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成；人之德行，化天理而成；人之好恶，花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这个”天”，不但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创造者，而且为众生设立了一个君王。董仲舒通过”君权神授”论重新为一个平民政权加冕。”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化为后世所谓”奉天承运”的口头禅。”受命于天，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亦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但如果君王张扬跋扈，不能够”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犹如秦始皇呢？那么，董先生讲”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意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这即是《尚书》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是董仲舒对三代革命论的继续（”殷革夏命”《尚书·多士》）。

这就为刘邦起于大泽之中奠定了根基。但是天不能言，如何得知谁才是真命天子，是上天的选民呢？《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凡人能得到百姓的拥戴，便可视为受命于天。这等于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理论版。所以在肯定了合法性的来源之后，这个”儒家革命论”在汉以后，就为统治者不喜，因而不彰。直到晚清才又高涨起来。

君权神授论，使这一皇权官僚体制中的统治权变得至高无上，皇帝成为九五之尊，上天的儿子，和大祭司。从此君为臣纲，春秋时代那种宾主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已然不在。这些都是”屈民而伸君”的内容，也是董先生对上述第一个政治问题的解决方式。而下面我要强调的是董仲舒对第二个问题的应对，即”屈君而伸天”的立宪制。

其实君权神授论一方面树立了君王的绝对权威，一方面又在君王的脑门之上高悬了一个大象无形、大音无声的”天”。董仲舒企图通过将对于”天”的解释权即对于”宪法”或”自然法”的解释权牢牢抓在儒生职业集团的手中，以实现对君权的适当限制。让君王、官僚、百姓和上天这四者，形成一个”老虎、鸡、虫、棒”相互循环的政治食物链。这个”棒”是一根”天机棒”，既可以打老虎，又会被虫蛀。所谓民意即天意。另一方面，董仲舒的理论又为儒生集团夺得了意识形态的制高权。等于是为在皇权专制主义下失去了封邑与私有财产权的官僚集团打造了一个千年不变的”铁饭碗”。

董先生对作为”自然法”的”天”，进行了神秘主义的诠释。在下述几个方面构成了对于君权的事实上的限制：

第一、天人感应论。

第二、三统循环论

第三、灾异论

第四、三纲五常论

第五、两权分离论

汉家传统向来是霸王道杂之，所谓”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始皇帝用刑太甚，崇尚武功。董仲舒则重申孔子的以德治国，主张”重德远刑”，并以春秋决狱，来匡正律令严峻的弊病。但骨子里对法家和道家的理论却是多有吸纳的。法家有法治的倾向，主张人主”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好则好矣，但这个”法”乃是形而下的制定法，没有本体论的根基，又如何如能将九五之尊的上天之子钳制在内呢？法由人主而定，这个法既不是宗教法、又不是社会契约法。也就无法对”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汉顺帝）的无上威权构成任何掣肘。反过来，要是这个法真的对君王构成某种约束了，这个皇权专制主义的政体在合法性上反而有了逻辑的漏洞。所以这个法家之”法”是不能拿来立宪的，这方面首先要满足”屈民而伸君”的要求。所以董仲舒拿来规范人主的，就只能是形而上的自然法--”天”。

”天人感应论”一方面树立了君权神授的渊源，一面则假天之威，提出了对皇帝言行的要求。既然天人相应，君王便当顺应天命，为臣民的表率。行德政以使百姓归心，使上天降下祥瑞，来为合法性验明正身。皇帝必须时刻注意上天的喜怒哀乐，按上天的意志来行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诠释天意，对皇帝甚至提出了从礼仪到举止的一整套规范。这些规范一方面彰显出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和皇权的神圣性，譬如”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等等。早在汉初，叔孙通便主张新制汉仪。待礼成，繁文缛节，场面庄严，人人莫不振恐肃敬，皇帝撵出，全都俯首不敢仰视。原本讨厌儒生的刘邦这才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这一套针对皇权的外观设计，从此之后长盛不衰。但在另一方面，权力的程序性则构成了对于皇帝一举一动的制衡。譬如中国历朝对于胥吏下乡都有所限制，以防过多扰民。但对于皇帝就不能由形而下的法律来限制。这时关于皇帝出行的繁文缛节，在事实上构成了可以最大限度减少皇帝扰民的文化力量。比如后来明清故宫天安门外的那对华表，上面的蹲兽，名”犼”，每当君王外出不归，这两只犼就劝戒他回宫，因此又名曰”望君归”。这两座华表今天已成为了现代中国的政治象征物，而它们上面”犼”的设计，其实正代表了传统文化力量对于君王言行劝喻式的限制。

《春秋繁露·立元神》中还说，”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要皇帝们都达到董先生的要求，等于是叫他们挥刀自宫，恐怕各各都要逊位做太上皇去了。

我们看到，董仲舒对于皇权的全方位包装，不亚于小品中的巩汉林之于赵丽蓉的定位，并且巧妙地做到了寓抑于尊。

战国邹衍用”五德始终说”的历史循环论，来解释朝代的兴亡绝续。所谓每一个朝代都代表五行中的一德，如黄帝尚土德、夏尚木德、殷尚金德、周尚火德。五行相克，循环往复。董仲舒在此基础上将”五德”简化为”三统”，即：黑统、白统和赤统。夏朝是黑统，商朝是白统，而周朝则是赤统。也是循环往复。冯友兰先生曾以此为由，说”法西斯主义正黑统，资本主义正白统，共产主义正赤统”（《中国哲学简史》）。

三统循环，但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上天还是那个上天，只是更换了人。这既为后来的朝代更迭留下了余地，也为频繁的天命转移限制了条件。今后无论怎么变，皇权专制主义的政体及其合法性可以一劳永逸，董事长不管是谁，儒生集团都是管理层。换句话说，每一个朝代都是一届董事会，再好也要换届。这就为一朝一姓的绝对皇权加以了限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千载万代，其实都是操纵在儒家集团的手中。

董仲舒的目的，就是又要”尊君”。又要在一定的程度上”虚君”。

所谓”天人之征，古今之道”（《天人三策》）。董仲舒好谈”灾异”。喜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什么叫”灾异”呢？”天地之物，又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春秋繁露·必仁且知》）。

《春秋》之中记载了大量的天象变化和自然灾害。如”日蚀、星陨、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陨霜不杀草”等等。董仲舒将之神秘化，认为可以”以此见悖乱之徵”（《春秋繁露·二端》）。”灾异论”也是从天人感应和阴阳家理论中推演而出的。这是假天之威对于皇权的最大制衡。人间君王的政治过失必然使天生气、发怒，通过自然界的灾异发出警告，要人主改正错误。臣下亦可借灾异之徵，予以规劝。更重要的是灾异将会在民间造成恐慌和怀疑，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政权的合法性遭受打击。

董仲舒喜谈灾异，这也造就了汉朝的一种时尚，以至于后来发展为谶纬迷信之滥觞。虽然他本人曾因推演灾异而被交从吏议，分当处死，后被赦免。从此终身不敢再谈灾异。但自他之后，灾异论在民族文化中的影响根深蒂固，对皇权的绝对性带来了一定的打击。有多次的朝代更迭更是利用了这一传统。直至西元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还被许多中国人私下视为天命已变的征兆。

当代科学哲学中有一个”测不准原理”，它认为：探索历史的起源与因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蝴蝶的翅膀”的微微一次颤动，宇宙历史都可能因而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在另一个遥远的地方或许就有一场火山爆发。这与董仲舒”天人感应”相互影响的灾变论似乎有些暗合之意。肉食者的倒行逆施，与京师附近的大地震真的有或者没有丝毫关联吗？

无论如何，借此来”屈君”，果然是极有创意。

先前孔孟认为社会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董仲舒择其要者定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政）权、父（族）权、夫权，再加上一个神权，就是所讲的”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根极大的绳索”（毛选第一卷P33）。再将儒家张扬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常者，不变也。

这个”三纲五常”历来被视为皇权专制主义的根基。但是细细看来，在专制之外，它也一样有着虚君立宪的功用。虽然说是君为臣纲，但却是天下之道中的一维而已。在董仲舒开出的”三个中心五个基本点”中，并没有绝对的至高无上。在”三纲”里，尤其是这个”父为子纲”，引出一个”孝”字。所谓家国并举，忠孝相通。国是家的扩大，忠亦是孝的延伸。所以在逻辑上，”孝”倒是”忠”的前提。更何况皇帝亦是”天”的儿子，首先也要”事天以孝道”。这样，就在意识形态上造就了两元分离的局面。以孝来对抗忠，在历史上也成为了对皇权产生制衡的一个有力途径。比如儒家官僚们每逢大孝，按孔子的规矩丁忧三年的制度，就是私人义务对于国家义务的侵占和优先。

从”孝”字又引出宗法家族的势力范围。在两元分离的意识形态下，官僚集团虽然失去了封建制下的经济实力和地方自治。但在民间社会，却凭藉宗法家族的实力形成了与政治国家的对恃。在现代社会属于公共权力范围的事务，有相当大一部分留在了家族内部。没有让渡给皇帝。从这个角度说，皇帝亦不是真正至高无上的。皇权即使在最为强大的明朝，也不得不对于宗法家族势力范围的合法性予以承认。政治国家虽然不断在政权下移，但始终没有能够到达县城以下。以黄仁宇的观点说，这是因为”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便只有借助于宗法家族和儒家教化，实行事实上的有限度的地方自治。因此有人甚至说，中国古代就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国度。王安石变法，其实质是要扩张皇权，加强皇权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力度，他的失败，在董仲舒那里就已经注定了。

再说”五常”。康德有云：”有两样东西，我们越是思考，越是对此充满敬仰。那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律。”董仲舒的”五常”，也就是在天人感应的星空之下，把儒家的道德教条形而上化和宗教化了。”仁、义、礼、智、信”在孔孟那里，不过是世俗的道德，与头上的星空无关。在董仲舒手中，这才获得了本源，成为体现”天意”、”天志”的自然法。这个”五常”，其实是高于皇权的。虽然君为臣纲，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人主的发号施令，一样要受到”五常”的约束。否则，其统治的合法性一样要受到怀疑和削弱。并为儒生集团所不耻。换句话说，皇帝虽然可以想杀谁就杀谁，但却要为此承担极大的政治风险。

董仲舒将三纲并列，将”仁义礼智信”抬举为亘古不变的”道”。就是在”屈君而伸天”，而且将这个抽象的”天”阐释为具体的儒家教义。这就一方面把儒家意识形态化了，成为与天地同寿的国教。一方面为皇权划出了体制和逻辑上的禁区。甚至在抽象的意识形态上实现了”三权分立”，即政权（皇权）、族权（地方自治权）、和夫权（私法空间）。

观察历史的人自当看见，从汉朝到清末，两千年间，皇权对另外两种权力的侵蚀基本上保持原状，几乎没有扩张。比如宗族内的司法权，在欧洲，早在古罗马时代，《十二铜表法》就开始了国家权威对”家父权”的介入，一个人的公民的身份渐渐替代了他在家族内部的身份，到了查士丁尼时代，已经完成了家族成员各自的财产私有化。大量的个人权利和大量的财产从”家族审判”转移到了公共法庭的管辖之内。政府逐渐在私人事务中取得了在国家事务中那样的权威。这一过程，也就是”公法”与”私法”的观念形成的过程。而在中国，宗族内的财产权直到近代还是铁板一块，宗族内的司法权依然盛行。虽然在立法上迟至宋朝，才开始了对于家族内部司法权的干预，比如禁止血亲复仇和祠堂审判。但一直到清末，家族内的司法权其实一直在司法实践中都是得到政府宽容的。皇帝从来没有成功地把司法权从宗族手中完全拿过来。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和其他的”立宪”制度一样，在历史上有效防止了皇权专制主义在废封建兴郡县之后的无限扩张。事实上，秦始皇这样的君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在限制君权的同时，董仲舒致力于为丧失了封邑的儒家官僚们争地位。能够拿来争的砝码，无非就是知识。董先生要搞的，也就可以称之为”知识政治”。比如上述对于皇权及皇帝本人的包装，就是一套繁复的知识体系。这是一套可以为权力加冕的知识体系，是牢牢掌握在儒生职业集团手中的饭碗。以董仲舒本人为例，他遭公孙弘陷害，而为胶西王之相，后因惧获罪而辞官归家，从此一心著述。但是朝庭每逢大事，都仍然要派使者与廷尉张汤去其家中询问礼仪典制。”抑黜百家”之后，既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大一统，使儒家一举成为国教，同时等于保证了儒生们的就业特权和对帝国人事组织系统的垄断。汉朝”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的人事制度也是董仲舒发起的，为以后隋唐兴科举的先声。

将”屈君”和为儒生争地位完美结合的理论，就是董仲舒的”两权分离论”。两权者，所有权和管理权也。董仲舒的企图，就是要造就一种类似于现代股份公司中的”内部人控制”的局面。

用董仲舒的话说，就是”君臣离合”。君王取法于”天”，人臣取法于”地”。取法于天者，就要”高其位”而”藏其形”，意思是深藏不露、光说不练。取法于地者，则要”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意思是站在前台、总理大事。君臣各守其道，谓之”离”，君臣相互配合，谓之”合”。（《春秋繁露·离合根》）

董仲舒运用这个理论来解释《易》中的”负且乘，致寇至”一句。他说：”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天人三策》）意思就是说，如果董事长又兼CEO，两权不分，离合不当，就要遭受失败。

也就是要”专家治国”。要让儒生成为帝国的职业管理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让管理层来控制皇权，而不是让皇权来凌驾管理层。老实说，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做到了的。在大一统的皇权专制之下，权臣把持朝政、蒙蔽圣听、羽翼丰满，但并不企图取而代之。这种事实上的”虚君”是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政体的一大特色，几十年就要来一次。而在欧洲中世纪，是很少见的。所以有人甚至得出结论说，”皇上百分之八十都是冤大头”（吴思《潜规则》），而这还是专门针对皇权专制最集中的明朝而言。

主张君臣离合和专家治国，就有点当年莫尔法官拒绝英国国王听审的味道了。包括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其实也有这个目的。既让《春秋》所蕴含的”仁义礼智信”的自然法则高高超越于皇帝的制定法之上，又让对律法一窍不通的儒生们可以扬长避短，使司法向着儒家的知识方向专业化。也有点绕着圈子对皇帝说不的意思。

从皇权专制主义的角度说，两千年间，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要是夸张一点，可以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于是中国的《自由大宪章》。皇权专制主义政体之所以能在吾国赓续两千年之久，没有事实上对于皇权扩张的种种限制，是不可想象的。重申本文开端的一句话，”绝对的专制在历史上，正如绝对的民主，都是不曾有过的。”

董仲舒有把儒家宗教化的倾向，他的”屈君”一靠假天之威，二靠内部人控制。不论他的主观意图如何，这些理论的的确确堵住了皇权的过分扩张和残暴。从这个角度，我戏称为”君主立宪”制，显示一种褒扬。这个”宪”，就是作为自然法则的”天”，具体就是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教义。但董仲舒一样仅仅迷恋于阴阳五行、灾异推演这些形而下的怪力乱神，无法为一个缺乏终极关怀的世俗文化带来真正的宗教化。也就无法真的实现政教分离，和对于皇权更加有效更加制度化的钳制。失去私有财产权和封邑的帝国官僚们，在皇帝面前玩的一切权谋和理论上的花样，都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狡谲。不可能对专制主义有实质上的矫正。

君主立宪制范文篇2

但在秦亡之后，经过废封建、置郡县，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开始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当陈胜敢于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项羽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心，观察历史的人自当看见，这是一个在欧洲要晚上一千余年才可能发生的变化。贵族封建制下的”合法性”已经被彻底打破了，古老的神权政治和源远流长的血统被中断。当出身平民的刘邦一统天下时，汉帝国的政权面临两个上层建筑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一、既然血统与政统合而为一的局面已经结束，既然一个平民也可以凭借时势将具有神圣来历的第一家族取而代之。那么君临天下的合法性到底从何而来？天下将如何跪拜在草民刘邦的脚下、而有高山仰止之感。除了暴力与铁血，还有什么可以拿来为至高无上的权力加冕？平民出身的汉帝国必须解决一个悖论：我夺取天下是天经地义的，我的政权神圣无比，但是，GAMEISOVER，你们再也不能这样了。你们不能够学我，你们再来搞我就是大逆不道！换句话说，既要证明一个现有的非贵族政权的合法性，又要堵住后来人的蠢蠢欲动。

第二、在贵族封建制下的人主，受着分封制下诸侯与各级封君的制衡。强大的地方自治既是对君权的限制，又是惹起战端的祸根。所以秦始皇不喜欢，要废封建、置郡县，将地方官员釜底抽薪，使其成为一个庞大帝国行政体系中的寄生虫，或者叫螺丝钉。让他们的物质享受仅仅与他们的职位而不是与他们的独立人格相连。这样就变为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主义（emperorism，李慎之先生杜撰之名词）。然而始皇帝作为第一个独裁者，对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还没有拿捏的分寸，未免得意忘形，过犹不及。以致帝国早夭，天下沸腾。因此汉帝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重新树立合法性之后，又如何在一个非贵族的官僚体制中解决去君权的无限膨胀和肆无忌惮？

所有的问题加起来，只有一个。

就是亟需一种可以自圆其说、可以深入灵魂、可以又辩证又统一的大一统的意识形态。

董仲舒最终成为几乎所有春秋时期思想资源的集大成者，他像比尔盖茨一样以儒家为蓝本，运用化功大法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的精华熔为一炉。然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慢慢将经他之手神秘化、宗教化的儒家之道，变成了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大脑里的操作系统。董先生成功解决了上述技术难题，使一个皇权官僚体制历时两千年，弥久而更新，为金观涛先生所言”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打下了最为显要的地基。

既然是所谓”皇权专制主义”，什么样的改革可以使得这一皇权官僚政体摆脱秦朝的覆灭悲剧，而居然坐大，成为一个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梦寐以求而求不得的”千年王国”呢？

倘若仅仅在于专制加上以德治国，是不够的。在我们常常一言以蔽之的”专制主义”的批语下面，观察历史的人自当看见，绝对的专制在历史上，正如绝对的民主，都是不曾有过的。年少时我曾天真的以为，皇帝想杀谁就杀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后来看历史，远远不是那么回事。不然万历皇帝就不会在朝臣面前罢工二十年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说中国的传统是专制主义，不过相对于欧洲而言。董仲舒在皇权专制主义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两千年不变的前提下（”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三策·第二策》），殚精竭智，完成了儒家对于皇权官僚体制的君主立宪。

下面这句话就是这个君主立宪制的总纲：

”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玉杯》）

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学说的形而上根据，与作为政治社会哲学的儒家结合起来，就把儒家宗教化了。他回到儒家传统中”天”的概念，把这个”天”加以强调，来为新政体提供合法性的凭藉。”道之大原出于天”（《汉书·董仲舒传》）。董先生的这个”天”，在英文中有时译为”Heaven”（主宰之天），有时译为”nature”（自然之天）。前一种译法接近于人格化的上帝，后一种译法则接近于古典”自然法”的概念。人的行为根据，一定要在天的行为中去寻找。因为天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人是天的副本。”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成；人之德行，化天理而成；人之好恶，花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这个”天”，不但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创造者，而且为众生设立了一个君王。董仲舒通过”君权神授”论重新为一个平民政权加冕。”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化为后世所谓”奉天承运”的口头禅。”受命于天，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亦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但如果君王张扬跋扈，不能够”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犹如秦始皇呢？那么，董先生讲”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意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这即是《尚书》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是董仲舒对三代革命论的继续（”殷革夏命”《尚书·多士》）。

这就为刘邦起于大泽之中奠定了根基。但是天不能言，如何得知谁才是真命天子，是上天的选民呢？《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凡人能得到百姓的拥戴，便可视为受命于天。这等于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理论版。所以在肯定了合法性的来源之后，这个”儒家革命论”在汉以后，就为统治者不喜，因而不彰。直到晚清才又高涨起来。

君权神授论，使这一皇权官僚体制中的统治权变得至高无上，皇帝成为九五之尊，上天的儿子，和大祭司。从此君为臣纲，春秋时代那种宾主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已然不在。这些都是”屈民而伸君”的内容，也是董先生对上述第一个政治问题的解决方式。而下面我要强调的是董仲舒对第二个问题的应对，即”屈君而伸天”的立宪制。

其实君权神授论一方面树立了君王的绝对权威，一方面又在君王的脑门之上高悬了一个大象无形、大音无声的”天”。董仲舒企图通过将对于”天”的解释权即对于”宪法”或”自然法”的解释权牢牢抓在儒生职业集团的手中，以实现对君权的适当限制。让君王、官僚、百姓和上天这四者，形成一个”老虎、鸡、虫、棒”相互循环的政治食物链。这个”棒”是一根”天机棒”，既可以打老虎，又会被虫蛀。所谓民意即天意。另一方面，董仲舒的理论又为儒生集团夺得了意识形态的制高权。等于是为在皇权专制主义下失去了封邑与私有财产权的官僚集团打造了一个千年不变的”铁饭碗”。

董先生对作为”自然法”的”天”，进行了神秘主义的诠释。在下述几个方面构成了对于君权的事实上的限制：

第一、天人感应论。

第二、三统循环论

第三、灾异论

第四、三纲五常论

第五、两权分离论

汉家传统向来是霸王道杂之，所谓”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始皇帝用刑太甚，崇尚武功。董仲舒则重申孔子的以德治国，主张”重德远刑”，并以春秋决狱，来匡正律令严峻的弊病。但骨子里对法家和道家的理论却是多有吸纳的。法家有法治的倾向，主张人主”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好则好矣，但这个”法”乃是形而下的制定法，没有本体论的根基，又如何如能将九五之尊的上天之子钳制在内呢？法由人主而定，这个法既不是宗教法、又不是社会契约法。也就无法对”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汉顺帝）的无上威权构成任何掣肘。反过来，要是这个法真的对君王构成某种约束了，这个皇权专制主义的政体在合法性上反而有了逻辑的漏洞。所以这个法家之”法”是不能拿来立宪的，这方面首先要满足”屈民而伸君”的要求。所以董仲舒拿来规范人主的，就只能是形而上的自然法--”天”。

”天人感应论”一方面树立了君权神授的渊源，一面则假天之威，提出了对皇帝言行的要求。既然天人相应，君王便当顺应天命，为臣民的表率。行德政以使百姓归心，使上天降下祥瑞，来为合法性验明正身。皇帝必须时刻注意上天的喜怒哀乐，按上天的意志来行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诠释天意，对皇帝甚至提出了从礼仪到举止的一整套规范。这些规范一方面彰显出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和皇权的神圣性，譬如”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等等。早在汉初，叔孙通便主张新制汉仪。待礼成，繁文缛节，场面庄严，人人莫不振恐肃敬，皇帝撵出，全都俯首不敢仰视。原本讨厌儒生的刘邦这才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这一套针对皇权的外观设计，从此之后长盛不衰。但在另一方面，权力的程序性则构成了对于皇帝一举一动的制衡。譬如中国历朝对于胥吏下乡都有所限制，以防过多扰民。但对于皇帝就不能由形而下的法律来限制。这时关于皇帝出行的繁文缛节，在事实上构成了可以最大限度减少皇帝扰民的文化力量。比如后来明清故宫天安门外的那对华表，上面的蹲兽，名”犼”，每当君王外出不归，这两只犼就劝戒他回宫，因此又名曰”望君归”。这两座华表今天已成为了现代中国的政治象征物，而它们上面”犼”的设计，其实正代表了传统文化力量对于君王言行劝喻式的限制。

《春秋繁露·立元神》中还说，”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要皇帝们都达到董先生的要求，等于是叫他们挥刀自宫，恐怕各各都要逊位做太上皇去了。

我们看到，董仲舒对于皇权的全方位包装，不亚于小品中的巩汉林之于赵丽蓉的定位，并且巧妙地做到了寓抑于尊。

战国邹衍用”五德始终说”的历史循环论，来解释朝代的兴亡绝续。所谓每一个朝代都代表五行中的一德，如黄帝尚土德、夏尚木德、殷尚金德、周尚火德。五行相克，循环往复。董仲舒在此基础上将”五德”简化为”三统”，即：黑统、白统和赤统。夏朝是黑统，商朝是白统，而周朝则是赤统。也是循环往复。冯友兰先生曾以此为由，说”法西斯主义正黑统，资本主义正白统，共产主义正赤统”（《中国哲学简史》）。

三统循环，但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上天还是那个上天，只是更换了人。这既为后来的朝代更迭留下了余地，也为频繁的天命转移限制了条件。今后无论怎么变，皇权专制主义的政体及其合法性可以一劳永逸，董事长不管是谁，儒生集团都是管理层。换句话说，每一个朝代都是一届董事会，再好也要换届。这就为一朝一姓的绝对皇权加以了限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千载万代，其实都是操纵在儒家集团的手中。

董仲舒的目的，就是又要”尊君”。又要在一定的程度上”虚君”。

所谓”天人之征，古今之道”（《天人三策》）。董仲舒好谈”灾异”。喜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什么叫”灾异”呢？”天地之物，又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春秋繁露·必仁且知》）。

《春秋》之中记载了大量的天象变化和自然灾害。如”日蚀、星陨、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陨霜不杀草”等等。董仲舒将之神秘化，认为可以”以此见悖乱之徵”（《春秋繁露·二端》）。”灾异论”也是从天人感应和阴阳家理论中推演而出的。这是假天之威对于皇权的最大制衡。人间君王的政治过失必然使天生气、发怒，通过自然界的灾异发出警告，要人主改正错误。臣下亦可借灾异之徵，予以规劝。更重要的是灾异将会在民间造成恐慌和怀疑，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政权的合法性遭受打击。

董仲舒喜谈灾异，这也造就了汉朝的一种时尚，以至于后来发展为谶纬迷信之滥觞。虽然他本人曾因推演灾异而被交从吏议，分当处死，后被赦免。从此终身不敢再谈灾异。但自他之后，灾异论在民族文化中的影响根深蒂固，对皇权的绝对性带来了一定的打击。有多次的朝代更迭更是利用了这一传统。直至西元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还被许多中国人私下视为天命已变的征兆。

当代科学哲学中有一个”测不准原理”，它认为：探索历史的起源与因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蝴蝶的翅膀”的微微一次颤动，宇宙历史都可能因而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在另一个遥远的地方或许就有一场火山爆发。这与董仲舒”天人感应”相互影响的灾变论似乎有些暗合之意。肉食者的倒行逆施，与京师附近的大地震真的有或者没有丝毫关联吗？

无论如何，借此来”屈君”，果然是极有创意。

先前孔孟认为社会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董仲舒择其要者定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政）权、父（族）权、夫权，再加上一个神权，就是所讲的”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根极大的绳索”（毛选第一卷P33）。再将儒家张扬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常者，不变也。

这个”三纲五常”历来被视为皇权专制主义的根基。但是细细看来，在专制之外，它也一样有着虚君立宪的功用。虽然说是君为臣纲，但却是天下之道中的一维而已。在董仲舒开出的”三个中心五个基本点”中，并没有绝对的至高无上。在”三纲”里，尤其是这个”父为子纲”，引出一个”孝”字。所谓家国并举，忠孝相通。国是家的扩大，忠亦是孝的延伸。所以在逻辑上，”孝”倒是”忠”的前提。更何况皇帝亦是”天”的儿子，首先也要”事天以孝道”。这样，就在意识形态上造就了两元分离的局面。以孝来对抗忠，在历史上也成为了对皇权产生制衡的一个有力途径。比如儒家官僚们每逢大孝，按孔子的规矩丁忧三年的制度，就是私人义务对于国家义务的侵占和优先。

从”孝”字又引出宗法家族的势力范围。在两元分离的意识形态下，官僚集团虽然失去了封建制下的经济实力和地方自治。但在民间社会，却凭藉宗法家族的实力形成了与政治国家的对恃。在现代社会属于公共权力范围的事务，有相当大一部分留在了家族内部。没有让渡给皇帝。从这个角度说，皇帝亦不是真正至高无上的。皇权即使在最为强大的明朝，也不得不对于宗法家族势力范围的合法性予以承认。政治国家虽然不断在政权下移，但始终没有能够到达县城以下。以黄仁宇的观点说，这是因为”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便只有借助于宗法家族和儒家教化，实行事实上的有限度的地方自治。因此有人甚至说，中国古代就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国度。王安石变法，其实质是要扩张皇权，加强皇权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力度，他的失败，在董仲舒那里就已经注定了。

再说”五常”。康德有云：”有两样东西，我们越是思考，越是对此充满敬仰。那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律。”董仲舒的”五常”，也就是在天人感应的星空之下，把儒家的道德教条形而上化和宗教化了。”仁、义、礼、智、信”在孔孟那里，不过是世俗的道德，与头上的星空无关。在董仲舒手中，这才获得了本源，成为体现”天意”、”天志”的自然法。这个”五常”，其实是高于皇权的。虽然君为臣纲，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人主的发号施令，一样要受到”五常”的约束。否则，其统治的合法性一样要受到怀疑和削弱。并为儒生集团所不耻。换句话说，皇帝虽然可以想杀谁就杀谁，但却要为此承担极大的政治风险。

董仲舒将三纲并列，将”仁义礼智信”抬举为亘古不变的”道”。就是在”屈君而伸天”，而且将这个抽象的”天”阐释为具体的儒家教义。这就一方面把儒家意识形态化了，成为与天地同寿的国教。一方面为皇权划出了体制和逻辑上的禁区。甚至在抽象的意识形态上实现了”三权分立”，即政权（皇权）、族权（地方自治权）、和夫权（私法空间）。

观察历史的人自当看见，从汉朝到清末，两千年间，皇权对另外两种权力的侵蚀基本上保持原状，几乎没有扩张。比如宗族内的司法权，在欧洲，早在古罗马时代，《十二铜表法》就开始了国家权威对”家父权”的介入，一个人的公民的身份渐渐替代了他在家族内部的身份，到了查士丁尼时代，已经完成了家族成员各自的财产私有化。大量的个人权利和大量的财产从”家族审判”转移到了公共法庭的管辖之内。政府逐渐在私人事务中取得了在国家事务中那样的权威。这一过程，也就是”公法”与”私法”的观念形成的过程。而在中国，宗族内的财产权直到近代还是铁板一块，宗族内的司法权依然盛行。虽然在立法上迟至宋朝，才开始了对于家族内部司法权的干预，比如禁止血亲复仇和祠堂审判。但一直到清末，家族内的司法权其实一直在司法实践中都是得到政府宽容的。皇帝从来没有成功地把司法权从宗族手中完全拿过来。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和其他的”立宪”制度一样，在历史上有效防止了皇权专制主义在废封建兴郡县之后的无限扩张。事实上，秦始皇这样的君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在限制君权的同时，董仲舒致力于为丧失了封邑的儒家官僚们争地位。能够拿来争的砝码，无非就是知识。董先生要搞的，也就可以称之为”知识政治”。比如上述对于皇权及皇帝本人的包装，就是一套繁复的知识体系。这是一套可以为权力加冕的知识体系，是牢牢掌握在儒生职业集团手中的饭碗。以董仲舒本人为例，他遭公孙弘陷害，而为胶西王之相，后因惧获罪而辞官归家，从此一心著述。但是朝庭每逢大事，都仍然要派使者与廷尉张汤去其家中询问礼仪典制。”抑黜百家”之后，既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大一统，使儒家一举成为国教，同时等于保证了儒生们的就业特权和对帝国人事组织系统的垄断。汉朝”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的人事制度也是董仲舒发起的，为以后隋唐兴科举的先声。

将”屈君”和为儒生争地位完美结合的理论，就是董仲舒的”两权分离论”。两权者，所有权和管理权也。董仲舒的企图，就是要造就一种类似于现代股份公司中的”内部人控制”的局面。

用董仲舒的话说，就是”君臣离合”。君王取法于”天”，人臣取法于”地”。取法于天者，就要”高其位”而”藏其形”，意思是深藏不露、光说不练。取法于地者，则要”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意思是站在前台、总理大事。君臣各守其道，谓之”离”，君臣相互配合，谓之”合”。（《春秋繁露·离合根》）

董仲舒运用这个理论来解释《易》中的”负且乘，致寇至”一句。他说：”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天人三策》）意思就是说，如果董事长又兼CEO，两权不分，离合不当，就要遭受失败。

也就是要”专家治国”。要让儒生成为帝国的职业管理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让管理层来控制皇权，而不是让皇权来凌驾管理层。老实说，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做到了的。在大一统的皇权专制之下，权臣把持朝政、蒙蔽圣听、羽翼丰满，但并不企图取而代之。这种事实上的”虚君”是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政体的一大特色，几十年就要来一次。而在欧洲中世纪，是很少见的。所以有人甚至得出结论说，”皇上百分之八十都是冤大头”（吴思《潜规则》），而这还是专门针对皇权专制最集中的明朝而言。

主张君臣离合和专家治国，就有点当年莫尔法官拒绝英国国王听审的味道了。包括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其实也有这个目的。既让《春秋》所蕴含的”仁义礼智信”的自然法则高高超越于皇帝的制定法之上，又让对律法一窍不通的儒生们可以扬长避短，使司法向着儒家的知识方向专业化。也有点绕着圈子对皇帝说不的意思。

从皇权专制主义的角度说，两千年间，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要是夸张一点，可以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于是中国的《自由大宪章》。皇权专制主义政体之所以能在吾国赓续两千年之久，没有事实上对于皇权扩张的种种限制，是不可想象的。重申本文开端的一句话，”绝对的专制在历史上，正如绝对的民主，都是不曾有过的。”

董仲舒有把儒家宗教化的倾向，他的”屈君”一靠假天之威，二靠内部人控制。不论他的主观意图如何，这些理论的的确确堵住了皇权的过分扩张和残暴。从这个角度，我戏称为”君主立宪”制，显示一种褒扬。这个”宪”，就是作为自然法则的”天”，具体就是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教义。但董仲舒一样仅仅迷恋于阴阳五行、灾异推演这些形而下的怪力乱神，无法为一个缺乏终极关怀的世俗文化带来真正的宗教化。也就无法真的实现政教分离，和对于皇权更加有效更加制度化的钳制。失去私有财产权和封邑的帝国官僚们，在皇帝面前玩的一切权谋和理论上的花样，都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狡谲。不可能对专制主义有实质上的矫正。

君主立宪制范文篇3

关键词:英国王权;议会与王权的斗争;君主立宪制

一、英国王权的确立过程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整个西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频繁的遭到外族的入侵,“这个时候,人们会热烈希望出现一个平息天下的君主。任何一种具有绝对统治权特征之一的制度在这时出现,向社会提出安邦定国之计,社会就会群起支持,热烈拥护,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寻求避难一样。”[1]恩格斯曾说:“在这种普遍混乱的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2]英国王权就是在这种普遍混乱的状态中建立起来的。

1、封建王权的孕育: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大约在公元5—6世纪,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浪潮席卷了整个西欧。“这些新来的人来自日耳曼的三个较为强大的民族,即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3]日耳曼部落在战斗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国家,经过不断地兼并,到七世纪初形成了七国对峙的局面。伴随着诸王国争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同时,8世纪末丹麦人也开始发动了对不列颠的入侵。在反抗丹麦人的过程中,英格兰逐渐建立起了统一的王权。

2、封建王权的确立:诺曼王朝时期

1066年,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了大不列颠,建立了地跨海峡的盎格鲁—诺曼王国。为了政权的合法性,把强大的军事占领转化为牢固的政治统治秩序,威廉意识到,必须在被征服地区建立起强大的王权。为此,威廉将死于战乱或流亡异地的旧贵族领有地收归国王所有,同时没收了大部分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土地,然后按照封建制的模式,建立起直接的封君封臣关系。随后,通过“末日土地调查”和“索尔兹伯里誓约”使国王获得了对各级封臣的财产和人身支配权,增强了英王封建领有制特权。

二、王权与议会的斗争

君主立宪制又称议会君主制。这一政体确立的过程实则是资产阶级与王权展开角逐的过程,它最终导致了议会主权的确立和君主实权的丧失。

自诺曼征服以来,英王就一直保持对全体居民的直接权力和对地方的有效控制。特别是经历了中世纪的政府机构改革,王权得到极大的加强,国王在议会中占据主要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新贵族参政意识的增强,下院的独立意识逐渐加强,王权尽量限制议会,而议会则力图挣脱一切限制,议会与王权的斗争开始展开。

1、议会斗争阶段

伊丽莎白统治晚期,王权已有衰落趋势。詹姆士一世即位后,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和独立性的增强。但是詹姆斯一世却长期被财政问题所困扰,只有召开议会,要求批准增加新税。议员们无视国王的征税要求,着重讨论议会特权问题,批评国王的内外政策,詹姆斯一世两度解散议会。查理一世即位后,专制统治有增无减,屡次解散议会。议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1628年向国王提出《权利请愿书》。为了换取议会拨款,查理一世被迫签署该法令。1640年为筹集军费对付苏格兰人民起义,查理一世再次召开了长期关闭的议会。但议会没有满足国王的要求反而大肆抨击政府暴政,国王无奈立即解散议会。随着苏格兰军队的再次进攻,英格兰军队的节节败退,查理一世进退维谷重新召集“长期议会”。议会显示了空前的革命性,王权受到严重的削弱。查理一世不甘心失去权力,率领卫队闯入下院,首先用武力对付议会。国王与议会的斗争开始诉诸武力。

2、内战阶段

随着议会与王权矛盾尖锐化,最终导致内战的爆发。内战爆发后,议会里形成了三大派别: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贵族利益的长老派,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独立派,以及代表城乡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平等派。内战初期,长老派控制了议会军的领导权,他们态度暧昧,希望能在国王作出让步的情况下与其言和,致使战场上议会军处处被动,革命形势恶化。议会军广大官兵对长老派妥协的态度极为愤慨,较为激进的独立派和平等派开始与长老派展开了一系列斗争。1645年,议会通过《自抑法》改组军队,组建“新模范军”,克伦威尔拥有实际上的指挥权。通过纳斯比荒原战役打败了王党主力,取得了第一次内战的胜利。

第二次内战期间,长老派仍坚持同查理一世谈判,要他在接受条件后复位,士兵和下层人士对此强烈不满。通过“普莱德清洗”,克伦威尔控制了议会;在平等派的推动下,克伦威尔采取了断然措施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处决国王后,议会又通过决议,宣布废除上院,实行一院制。后来又废除君主制,正式宣布英国为共和国。

3、君主立宪制的确立阶段

共和国的建立是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与王权及其他政治派别斗争的产物。共和国建立后,克伦威尔自封为护国公实行军事独裁,居于统治地位的独立派开始扼杀革命的发展。克伦威尔死后,英国各种势力处于对抗状态。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围绕着王权的归属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渴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遏制人民的斗争和保护他们既得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国王达成了妥协——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复辟不仅仅意味着王权的复辟,还标志着议会的回归。王权逐渐受到议会的制约,议会高于王权的原则也逐渐得到了确立。公务员之家

纵观英国历史,特别是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英国社会在作出了种种探索和尝试后,最终选择了这种保留王权形式的资产阶级代议政体——君主立宪制。王权的保留说明“只有经过残酷的斗争和通过共和国的政府形式才能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4]尽管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王仍然是终身和世袭的国家元首,享有宪法赋予的法律上或形式上的巨大权力,但是这种政体下的国王是“统而不治”、“临朝不理政”。宪法在赋予权力的同时,对王权的行使也加以了种种限制。通过一系列法案的颁布,逐渐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国王仅仅拥有行政权,而且这种权力也越来越多的被内阁所代替。随着议会主权的确立和君主实权的丧失,最终促成了君主立宪制在英国的确立。

参考文献:

[1][法]基佐.欧洲文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52-5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53.

君主立宪制范文篇4

关键词:英国王权;议会与王权的斗争;君主立宪制

一、英国王权的确立过程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整个西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频繁的遭到外族的入侵,“这个时候,人们会热烈希望出现一个平息天下的君主。任何一种具有绝对统治权特征之一的制度在这时出现,向社会提出安邦定国之计,社会就会群起支持,热烈拥护,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寻求避难一样。”[1]恩格斯曾说:“在这种普遍混乱的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2]英国王权就是在这种普遍混乱的状态中建立起来的。

1、封建王权的孕育: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大约在公元5—6世纪,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浪潮席卷了整个西欧。“这些新来的人来自日耳曼的三个较为强大的民族,即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3]日耳曼部落在战斗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国家,经过不断地兼并,到七世纪初形成了七国对峙的局面。伴随着诸王国争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同时,8世纪末丹麦人也开始发动了对不列颠的入侵。在反抗丹麦人的过程中,英格兰逐渐建立起了统一的王权。

2、封建王权的确立:诺曼王朝时期

1066年,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了大不列颠,建立了地跨海峡的盎格鲁—诺曼王国。为了政权的合法性,把强大的军事占领转化为牢固的政治统治秩序,威廉意识到,必须在被征服地区建立起强大的王权。为此,威廉将死于战乱或流亡异地的旧贵族领有地收归国王所有,同时没收了大部分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土地,然后按照封建制的模式,建立起直接的封君封臣关系。随后,通过“末日土地调查”和“索尔兹伯里誓约”使国王获得了对各级封臣的财产和人身支配权,增强了英王封建领有制特权。

二、王权与议会的斗争

君主立宪制又称议会君主制。这一政体确立的过程实则是资产阶级与王权展开角逐的过程,它最终导致了议会主权的确立和君主实权的丧失。

自诺曼征服以来,英王就一直保持对全体居民的直接权力和对地方的有效控制。特别是经历了中世纪的政府机构改革,王权得到极大的加强,国王在议会中占据主要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新贵族参政意识的增强,下院的独立意识逐渐加强,王权尽量限制议会,而议会则力图挣脱一切限制,议会与王权的斗争开始展开。

1、议会斗争阶段

伊丽莎白统治晚期,王权已有衰落趋势。詹姆士一世即位后,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和独立性的增强。但是詹姆斯一世却长期被财政问题所困扰,只有召开议会,要求批准增加新税。议员们无视国王的征税要求,着重讨论议会特权问题,批评国王的内外政策,詹姆斯一世两度解散议会。查理一世即位后,专制统治有增无减,屡次解散议会。议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1628年向国王提出《权利请愿书》。为了换取议会拨款,查理一世被迫签署该法令。1640年为筹集军费对付苏格兰人民起义,查理一世再次召开了长期关闭的议会。但议会没有满足国王的要求反而大肆抨击政府暴政,国王无奈立即解散议会。随着苏格兰军队的再次进攻,英格兰军队的节节败退,查理一世进退维谷重新召集“长期议会”。议会显示了空前的革命性,王权受到严重的削弱。查理一世不甘心失去权力,率领卫队闯入下院,首先用武力对付议会。国王与议会的斗争开始诉诸武力。

2、内战阶段

随着议会与王权矛盾尖锐化,最终导致内战的爆发。内战爆发后,议会里形成了三大派别: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贵族利益的长老派,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独立派,以及代表城乡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平等派。内战初期,长老派控制了议会军的领导权,他们态度暧昧,希望能在国王作出让步的情况下与其言和,致使战场上议会军处处被动,革命形势恶化。议会军广大官兵对长老派妥协的态度极为愤慨,较为激进的独立派和平等派开始与长老派展开了一系列斗争。1645年,议会通过《自抑法》改组军队,组建“新模范军”,克伦威尔拥有实际上的指挥权。通过纳斯比荒原战役打败了王党主力,取得了第一次内战的胜利。

第二次内战期间,长老派仍坚持同查理一世谈判,要他在接受条件后复位,士兵和下层人士对此强烈不满。通过“普莱德清洗”,克伦威尔控制了议会;在平等派的推动下,克伦威尔采取了断然措施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处决国王后,议会又通过决议,宣布废除上院,实行一院制。后来又废除君主制,正式宣布英国为共和国。

3、君主立宪制的确立阶段

共和国的建立是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与王权及其他政治派别斗争的产物。共和国建立后,克伦威尔自封为护国公实行军事独裁,居于统治地位的独立派开始扼杀革命的发展。克伦威尔死后,英国各种势力处于对抗状态。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围绕着王权的归属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渴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遏制人民的斗争和保护他们既得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国王达成了妥协——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复辟不仅仅意味着王权的复辟,还标志着议会的回归。王权逐渐受到议会的制约,议会高于王权的原则也逐渐得到了确立。公务员之家

纵观英国历史,特别是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英国社会在作出了种种探索和尝试后,最终选择了这种保留王权形式的资产阶级代议政体——君主立宪制。王权的保留说明“只有经过残酷的斗争和通过共和国的政府形式才能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4]尽管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王仍然是终身和世袭的国家元首,享有宪法赋予的法律上或形式上的巨大权力,但是这种政体下的国王是“统而不治”、“临朝不理政”。宪法在赋予权力的同时,对王权的行使也加以了种种限制。通过一系列法案的颁布,逐渐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国王仅仅拥有行政权,而且这种权力也越来越多的被内阁所代替。随着议会主权的确立和君主实权的丧失,最终促成了君主立宪制在英国的确立。

参考文献:

[1][法]基佐.欧洲文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52-5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53.

君主立宪制范文篇5

但在秦亡之后，经过废封建、置郡县，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开始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当陈胜敢于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项羽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心，观察历史的人自当看见，这是一个在欧洲要晚上一千余年才可能发生的变化。贵族封建制下的”合法性”已经被彻底打破了，古老的神权政治和源远流长的血统被中断。当出身平民的刘邦一统天下时，汉帝国的政权面临两个上层建筑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一、既然血统与政统合而为一的局面已经结束，既然一个平民也可以凭借时势将具有神圣来历的第一家族取而代之。那么君临天下的合法性到底从何而来？天下将如何跪拜在草民刘邦的脚下、而有高山仰止之感。除了暴力与铁血，还有什么可以拿来为至高无上的权力加冕？平民出身的汉帝国必须解决一个悖论：我夺取天下是天经地义的，我的政权神圣无比，但是，GAMEISOVER，你们再也不能这样了。你们不能够学我，你们再来搞我就是大逆不道！换句话说，既要证明一个现有的非贵族政权的合法性，又要堵住后来人的蠢蠢欲动。

第二、在贵族封建制下的人主，受着分封制下诸侯与各级封君的制衡。强大的地方自治既是对君权的限制，又是惹起战端的祸根。所以秦始皇不喜欢，要废封建、置郡县，将地方官员釜底抽薪，使其成为一个庞大帝国行政体系中的寄生虫，或者叫螺丝钉。让他们的物质享受仅仅与他们的职位而不是与他们的独立人格相连。这样就变为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主义（emperorism，李慎之先生杜撰之名词）。然而始皇帝作为第一个独裁者，对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还没有拿捏的分寸，未免得意忘形，过犹不及。以致帝国早夭，天下沸腾。因此汉帝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重新树立合法性之后，又如何在一个非贵族的官僚体制中解决去君权的无限膨胀和肆无忌惮？

所有的问题加起来，只有一个。

就是亟需一种可以自圆其说、可以深入灵魂、可以又辩证又统一的大一统的意识形态。

董仲舒最终成为几乎所有春秋时期思想资源的集大成者，他像比尔盖茨一样以儒家为蓝本，运用化功大法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的精华熔为一炉。然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慢慢将经他之手神秘化、宗教化的儒家之道，变成了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大脑里的操作系统。董先生成功解决了上述技术难题，使一个皇权官僚体制历时两千年，弥久而更新，为金观涛先生所言”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打下了最为显要的地基。

既然是所谓”皇权专制主义”，什么样的改革可以使得这一皇权官僚政体摆脱秦朝的覆灭悲剧，而居然坐大，成为一个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梦寐以求而求不得的”千年王国”呢？

倘若仅仅在于专制加上以德治国，是不够的。在我们常常一言以蔽之的”专制主义”的批语下面，观察历史的人自当看见，绝对的专制在历史上，正如绝对的民主，都是不曾有过的。年少时我曾天真的以为，皇帝想杀谁就杀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后来看历史，远远不是那么回事。不然万历皇帝就不会在朝臣面前罢工二十年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说中国的传统是专制主义，不过相对于欧洲而言。董仲舒在皇权专制主义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两千年不变的前提下（”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三策·第二策》），殚精竭智，完成了儒家对于皇权官僚体制的君主立宪。

下面这句话就是这个君主立宪制的总纲：

”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玉杯》）

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学说的形而上根据，与作为政治社会哲学的儒家结合起来，就把儒家宗教化了。他回到儒家传统中”天”的概念，把这个”天”加以强调，来为新政体提供合法性的凭藉。”道之大原出于天”（《汉书·董仲舒传》）。董先生的这个”天”，在英文中有时译为”Heaven”（主宰之天），有时译为”nature”（自然之天）。前一种译法接近于人格化的上帝，后一种译法则接近于古典”自然法”的概念。人的行为根据，一定要在天的行为中去寻找。因为天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人是天的副本。”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成；人之德行，化天理而成；人之好恶，花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这个”天”，不但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创造者，而且为众生设立了一个君王。董仲舒通过”君权神授”论重新为一个平民政权加冕。”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化为后世所谓”奉天承运”的口头禅。”受命于天，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亦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但如果君王张扬跋扈，不能够”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犹如秦始皇呢？那么，董先生讲”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意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这即是《尚书》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是董仲舒对三代革命论的继续（”殷革夏命”《尚书·多士》）。

这就为刘邦起于大泽之中奠定了根基。但是天不能言，如何得知谁才是真命天子，是上天的选民呢？《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凡人能得到百姓的拥戴，便可视为受命于天。这等于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理论版。所以在肯定了合法性的来源之后，这个”儒家革命论”在汉以后，就为统治者不喜，因而不彰。直到晚清才又高涨起来。

君权神授论，使这一皇权官僚体制中的统治权变得至高无上，皇帝成为九五之尊，上天的儿子，和大祭司。从此君为臣纲，春秋时代那种宾主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已然不在。这些都是”屈民而伸君”的内容，也是董先生对上述第一个政治问题的解决方式。而下面我要强调的是董仲舒对第二个问题的应对，即”屈君而伸天”的立宪制。

其实君权神授论一方面树立了君王的绝对权威，一方面又在君王的脑门之上高悬了一个大象无形、大音无声的”天”。董仲舒企图通过将对于”天”的解释权即对于”宪法”或”自然法”的解释权牢牢抓在儒生职业集团的手中，以实现对君权的适当限制。让君王、官僚、百姓和上天这四者，形成一个”老虎、鸡、虫、棒”相互循环的政治食物链。这个”棒”是一根”天机棒”，既可以打老虎，又会被虫蛀。所谓民意即天意。另一方面，董仲舒的理论又为儒生集团夺得了意识形态的制高权。等于是为在皇权专制主义下失去了封邑与私有财产权的官僚集团打造了一个千年不变的”铁饭碗”。

董先生对作为”自然法”的”天”，进行了神秘主义的诠释。在下述几个方面构成了对于君权的事实上的限制：

第一、天人感应论。

第二、三统循环论

第三、灾异论

第四、三纲五常论

第五、两权分离论

汉家传统向来是霸王道杂之，所谓”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始皇帝用刑太甚，崇尚武功。董仲舒则重申孔子的以德治国，主张”重德远刑”，并以春秋决狱，来匡正律令严峻的弊病。但骨子里对法家和道家的理论却是多有吸纳的。法家有法治的倾向，主张人主”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好则好矣，但这个”法”乃是形而下的制定法，没有本体论的根基，又如何如能将九五之尊的上天之子钳制在内呢？法由人主而定，这个法既不是宗教法、又不是社会契约法。也就无法对”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汉顺帝）的无上威权构成任何掣肘。反过来，要是这个法真的对君王构成某种约束了，这个皇权专制主义的政体在合法性上反而有了逻辑的漏洞。所以这个法家之”法”是不能拿来立宪的，这方面首先要满足”屈民而伸君”的要求。所以董仲舒拿来规范人主的，就只能是形而上的自然法--”天”。

”天人感应论”一方面树立了君权神授的渊源，一面则假天之威，提出了对皇帝言行的要求。既然天人相应，君王便当顺应天命，为臣民的表率。行德政以使百姓归心，使上天降下祥瑞，来为合法性验明正身。皇帝必须时刻注意上天的喜怒哀乐，按上天的意志来行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诠释天意，对皇帝甚至提出了从礼仪到举止的一整套规范。这些规范一方面彰显出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和皇权的神圣性，譬如”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等等。早在汉初，叔孙通便主张新制汉仪。待礼成，繁文缛节，场面庄严，人人莫不振恐肃敬，皇帝撵出，全都俯首不敢仰视。原本讨厌儒生的刘邦这才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这一套针对皇权的外观设计，从此之后长盛不衰。但在另一方面，权力的程序性则构成了对于皇帝一举一动的制衡。譬如中国历朝对于胥吏下乡都有所限制，以防过多扰民。但对于皇帝就不能由形而下的法律来限制。这时关于皇帝出行的繁文缛节，在事实上构成了可以最大限度减少皇帝扰民的文化力量。比如后来明清故宫天安门外的那对华表，上面的蹲兽，名”犼”，每当君王外出不归，这两只犼就劝戒他回宫，因此又名曰”望君归”。这两座华表今天已成为了现代中国的政治象征物，而它们上面”犼”的设计，其实正代表了传统文化力量对于君王言行劝喻式的限制。

《春秋繁露·立元神》中还说，”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要皇帝们都达到董先生的要求，等于是叫他们挥刀自宫，恐怕各各都要逊位做太上皇去了。

我们看到，董仲舒对于皇权的全方位包装，不亚于小品中的巩汉林之于赵丽蓉的定位，并且巧妙地做到了寓抑于尊。

战国邹衍用”五德始终说”的历史循环论，来解释朝代的兴亡绝续。所谓每一个朝代都代表五行中的一德，如黄帝尚土德、夏尚木德、殷尚金德、周尚火德。五行相克，循环往复。董仲舒在此基础上将”五德”简化为”三统”，即：黑统、白统和赤统。夏朝是黑统，商朝是白统，而周朝则是赤统。也是循环往复。冯友兰先生曾以此为由，说”法西斯主义正黑统，资本主义正白统，共产主义正赤统”（《中国哲学简史》）。

三统循环，但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上天还是那个上天，只是更换了人。这既为后来的朝代更迭留下了余地，也为频繁的天命转移限制了条件。今后无论怎么变，皇权专制主义的政体及其合法性可以一劳永逸，董事长不管是谁，儒生集团都是管理层。换句话说，每一个朝代都是一届董事会，再好也要换届。这就为一朝一姓的绝对皇权加以了限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千载万代，其实都是操纵在儒家集团的手中。

董仲舒的目的，就是又要”尊君”。又要在一定的程度上”虚君”。

所谓”天人之征，古今之道”（《天人三策》）。董仲舒好谈”灾异”。喜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什么叫”灾异”呢？”天地之物，又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春秋繁露·必仁且知》）。

《春秋》之中记载了大量的天象变化和自然灾害。如”日蚀、星陨、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陨霜不杀草”等等。董仲舒将之神秘化，认为可以”以此见悖乱之徵”（《春秋繁露·二端》）。”灾异论”也是从天人感应和阴阳家理论中推演而出的。这是假天之威对于皇权的最大制衡。人间君王的政治过失必然使天生气、发怒，通过自然界的灾异发出警告，要人主改正错误。臣下亦可借灾异之徵，予以规劝。更重要的是灾异将会在民间造成恐慌和怀疑，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政权的合法性遭受打击。

董仲舒喜谈灾异，这也造就了汉朝的一种时尚，以至于后来发展为谶纬迷信之滥觞。虽然他本人曾因推演灾异而被交从吏议，分当处死，后被赦免。从此终身不敢再谈灾异。但自他之后，灾异论在民族文化中的影响根深蒂固，对皇权的绝对性带来了一定的打击。有多次的朝代更迭更是利用了这一传统。直至西元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还被许多中国人私下视为天命已变的征兆。

当代科学哲学中有一个”测不准原理”，它认为：探索历史的起源与因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蝴蝶的翅膀”的微微一次颤动，宇宙历史都可能因而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在另一个遥远的地方或许就有一场火山爆发。这与董仲舒”天人感应”相互影响的灾变论似乎有些暗合之意。肉食者的倒行逆施，与京师附近的大地震真的有或者没有丝毫关联吗？

无论如何，借此来”屈君”，果然是极有创意。

先前孔孟认为社会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董仲舒择其要者定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政）权、父（族）权、夫权，再加上一个神权，就是所讲的”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根极大的绳索”（毛选第一卷P33）。再将儒家张扬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常者，不变也。

这个”三纲五常”历来被视为皇权专制主义的根基。但是细细看来，在专制之外，它也一样有着虚君立宪的功用。虽然说是君为臣纲，但却是天下之道中的一维而已。在董仲舒开出的”三个中心五个基本点”中，并没有绝对的至高无上。在”三纲”里，尤其是这个”父为子纲”，引出一个”孝”字。所谓家国并举，忠孝相通。国是家的扩大，忠亦是孝的延伸。所以在逻辑上，”孝”倒是”忠”的前提。更何况皇帝亦是”天”的儿子，首先也要”事天以孝道”。这样，就在意识形态上造就了两元分离的局面。以孝来对抗忠，在历史上也成为了对皇权产生制衡的一个有力途径。比如儒家官僚们每逢大孝，按孔子的规矩丁忧三年的制度，就是私人义务对于国家义务的侵占和优先。

从”孝”字又引出宗法家族的势力范围。在两元分离的意识形态下，官僚集团虽然失去了封建制下的经济实力和地方自治。但在民间社会，却凭藉宗法家族的实力形成了与政治国家的对恃。在现代社会属于公共权力范围的事务，有相当大一部分留在了家族内部。没有让渡给皇帝。从这个角度说，皇帝亦不是真正至高无上的。皇权即使在最为强大的明朝，也不得不对于宗法家族势力范围的合法性予以承认。政治国家虽然不断在政权下移，但始终没有能够到达县城以下。以黄仁宇的观点说，这是因为”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便只有借助于宗法家族和儒家教化，实行事实上的有限度的地方自治。因此有人甚至说，中国古代就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国度。王安石变法，其实质是要扩张皇权，加强皇权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力度，他的失败，在董仲舒那里就已经注定了。

再说”五常”。康德有云：”有两样东西，我们越是思考，越是对此充满敬仰。那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律。”董仲舒的”五常”，也就是在天人感应的星空之下，把儒家的道德教条形而上化和宗教化了。”仁、义、礼、智、信”在孔孟那里，不过是世俗的道德，与头上的星空无关。在董仲舒手中，这才获得了本源，成为体现”天意”、”天志”的自然法。这个”五常”，其实是高于皇权的。虽然君为臣纲，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人主的发号施令，一样要受到”五常”的约束。否则，其统治的合法性一样要受到怀疑和削弱。并为儒生集团所不耻。换句话说，皇帝虽然可以想杀谁就杀谁，但却要为此承担极大的政治风险。

董仲舒将三纲并列，将”仁义礼智信”抬举为亘古不变的”道”。就是在”屈君而伸天”，而且将这个抽象的”天”阐释为具体的儒家教义。这就一方面把儒家意识形态化了，成为与天地同寿的国教。一方面为皇权划出了体制和逻辑上的禁区。甚至在抽象的意识形态上实现了”三权分立”，即政权（皇权）、族权（地方自治权）、和夫权（私法空间）。

观察历史的人自当看见，从汉朝到清末，两千年间，皇权对另外两种权力的侵蚀基本上保持原状，几乎没有扩张。比如宗族内的司法权，在欧洲，早在古罗马时代，《十二铜表法》就开始了国家权威对”家父权”的介入，一个人的公民的身份渐渐替代了他在家族内部的身份，到了查士丁尼时代，已经完成了家族成员各自的财产私有化。大量的个人权利和大量的财产从”家族审判”转移到了公共法庭的管辖之内。政府逐渐在私人事务中取得了在国家事务中那样的权威。这一过程，也就是”公法”与”私法”的观念形成的过程。而在中国，宗族内的财产权直到近代还是铁板一块，宗族内的司法权依然盛行。虽然在立法上迟至宋朝，才开始了对于家族内部司法权的干预，比如禁止血亲复仇和祠堂审判。但一直到清末，家族内的司法权其实一直在司法实践中都是得到政府宽容的。皇帝从来没有成功地把司法权从宗族手中完全拿过来。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和其他的”立宪”制度一样，在历史上有效防止了皇权专制主义在废封建兴郡县之后的无限扩张。事实上，秦始皇这样的君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在限制君权的同时，董仲舒致力于为丧失了封邑的儒家官僚们争地位。能够拿来争的砝码，无非就是知识。董先生要搞的，也就可以称之为”知识政治”。比如上述对于皇权及皇帝本人的包装，就是一套繁复的知识体系。这是一套可以为权力加冕的知识体系，是牢牢掌握在儒生职业集团手中的饭碗。以董仲舒本人为例，他遭公孙弘陷害，而为胶西王之相，后因惧获罪而辞官归家，从此一心著述。但是朝庭每逢大事，都仍然要派使者与廷尉张汤去其家中询问礼仪典制。”抑黜百家”之后，既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大一统，使儒家一举成为国教，同时等于保证了儒生们的就业特权和对帝国人事组织系统的垄断。汉朝”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的人事制度也是董仲舒发起的，为以后隋唐兴科举的先声。

将”屈君”和为儒生争地位完美结合的理论，就是董仲舒的”两权分离论”。两权者，所有权和管理权也。董仲舒的企图，就是要造就一种类似于现代股份公司中的”内部人控制”的局面。

用董仲舒的话说，就是”君臣离合”。君王取法于”天”，人臣取法于”地”。取法于天者，就要”高其位”而”藏其形”，意思是深藏不露、光说不练。取法于地者，则要”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意思是站在前台、总理大事。君臣各守其道，谓之”离”，君臣相互配合，谓之”合”。（《春秋繁露·离合根》）

董仲舒运用这个理论来解释《易》中的”负且乘，致寇至”一句。他说：”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天人三策》）意思就是说，如果董事长又兼CEO，两权不分，离合不当，就要遭受失败。

也就是要”专家治国”。要让儒生成为帝国的职业管理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让管理层来控制皇权，而不是让皇权来凌驾管理层。老实说，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做到了的。在大一统的皇权专制之下，权臣把持朝政、蒙蔽圣听、羽翼丰满，但并不企图取而代之。这种事实上的”虚君”是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政体的一大特色，几十年就要来一次。而在欧洲中世纪，是很少见的。所以有人甚至得出结论说，”皇上百分之八十都是冤大头”（吴思《潜规则》），而这还是专门针对皇权专制最集中的明朝而言。

主张君臣离合和专家治国，就有点当年莫尔法官拒绝英国国王听审的味道了。包括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其实也有这个目的。既让《春秋》所蕴含的”仁义礼智信”的自然法则高高超越于皇帝的制定法之上，又让对律法一窍不通的儒生们可以扬长避短，使司法向着儒家的知识方向专业化。也有点绕着圈子对皇帝说不的意思。

从皇权专制主义的角度说，两千年间，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要是夸张一点，可以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于是中国的《自由大宪章》。皇权专制主义政体之所以能在吾国赓续两千年之久，没有事实上对于皇权扩张的种种限制，是不可想象的。重申本文开端的一句话，”绝对的专制在历史上，正如绝对的民主，都是不曾有过的。”

君主立宪制范文篇6

高中历史教学应是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素养教学是高中基础年级历史教学的方向和目标。为突出核心素养，教育部构建“必修课程＋选择性必修课程＋选修课程”的课程体系：在通史学习的基础上进行专题研究；在具备基本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对史学理论常识进行进阶学习，以达到培养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最终目标。但是囿于各种因素，

当前高中基础年级历史教学面临“三新一旧”的困境，即新高考方案、新课程方案、新课程标准、旧课程。而旧课程是按专题史体例编写的，通史体系割裂。这就需要髙中基础年级历史教学用选修课程弥补必修课程，尝试构建通史体系、丰富完善专题体系。在基础年级的历史教学中，怎样落实核心素养？以下就笔者执教的“英国的制度创新”一课为例进行初探。“英国的制度创新”涉及近代英国资本主义政体形成的过程和特点，政体的内容较为抽象，学生很难理解。因此，在讲授这一课时，我将必修一的内容和选修课程“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中“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与完善”进行对接，特别注重补充必修一课本中没有的“议会改革：选举权的扩大”一目。将这些资料作为文本发到每位学生手中，并设计以下问题：通过自主阅读文本，编制英国制度创新的大事记，梳理英国宪政的发展历程。大事记的编制以时间为线、纵观整个英国制度创新的过程，有助于学生初步了解英国宪政形成历程，为英国宪政历程架构起恰当的时空观念，为进一步探讨英国宪政的特点奠定基础。在编制大事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问题：根据大事年表，概括英国君主立宪制形成过程中的三次权力转移；概括1832年议会改革以后英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这两个问题聚焦英国宪政形成过程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将学生的思维从概述英国宪政历程层面转向归纳英国宪政特点层面，明确英国君主立宪制下国家权力的归属和分配，理解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基本内涵。同时，在特定时空下审视英国宪政历程，可以发现其渐进性、创新性、民主化的特点和趋势，有助于历史解释这一核心素养的落实，并形成民主化法制化的价值观念。

从点和线的角度解读英国宪政历程后，再做第三层次设问：要求学生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论证钱乘旦有关“和平和渐进的改革成为英国历史发展的特色”的观点。这一设计的目的在于对本节知识的恰当运用，通过史料实证素养的落实。纵观本节课的教学设计和知识处理，在有效落实核心素养方面，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基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对教学内容的恰当整合是创设高效课堂的重要基础：一节课质量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对教学内容的有机整合。需要指出的是，整合不是简单的知识压缩，也不是任意增加课堂容量，而是着眼于学生的历史思维、历史视野、历史认知进行有序整合。过程中既要加强历史的横向整合，也要凸显历史的纵向联系。本节课着眼于学生的历史理解能力，从了解君主立宪形成过程的感性认知人手，逐步探究有关君主立宪制的抽象概念，符合高中学生的认知水平，有助于学生真正理解英国君主立宪制。第二，基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制订教学目标。高中历史课程关注学科核心素养，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史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五个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在制订教学目标时，应避免将核心素养的五个方面机械地分离；基于素养的目标设计也要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水平，使教学目标具有可操作性，能有较高的教学达成度。编制大事记可以帮助学生梳理英国君主立宪制形成的过程，构架起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时空观念；基于这一过程分析君主立宪制的特点，有助于历史理解的形成；结合所学及材料论证相关观点，强调史料实证意识，也是对本节课内容的迁移运用。三个目标逐层递进，可操作性较强。第三，核心素养目标的五个方面既不可分离也不可重复。一个单元一节课应该着重落实核心素养的一两个方面。每课教学目标应该突出核心素养，评价要及时跟进。课堂教学中要根据着重落实的素养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为学生形成历史认知、历史思维、历史视野、历史情感铺路搭桥。对于基础年级，我们还需谨记：知识是基础、能力是依托、素养是核心；素养目标是教学目标的核心，但也不能回避知识与技能，这样才能使学科素养有效落地。

作者:李锋 单位:山东省邹平市第一中学

君主立宪制范文篇7

关键词:英国王权;议会与王权的斗争;君主立宪制

一、英国王权的确立过程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整个西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频繁的遭到外族的入侵,“这个时候,人们会热烈希望出现一个平息天下的君主。任何一种具有绝对统治权特征之一的制度在这时出现,向社会提出安邦定国之计,社会就会群起支持,热烈拥护,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寻求避难一样。”[1]恩格斯曾说:“在这种普遍混乱的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2]英国王权就是在这种普遍混乱的状态中建立起来的。

1、封建王权的孕育: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大约在公元5—6世纪,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浪潮席卷了整个西欧。“这些新来的人来自日耳曼的三个较为强大的民族,即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3]日耳曼部落在战斗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国家,经过不断地兼并,到七世纪初形成了七国对峙的局面。伴随着诸王国争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同时,8世纪末丹麦人也开始发动了对不列颠的入侵。在反抗丹麦人的过程中,英格兰逐渐建立起了统一的王权。

2、封建王权的确立:诺曼王朝时期

1066年,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了大不列颠,建立了地跨海峡的盎格鲁—诺曼王国。为了政权的合法性,把强大的军事占领转化为牢固的政治统治秩序,威廉意识到,必须在被征服地区建立起强大的王权。为此,威廉将死于战乱或流亡异地的旧贵族领有地收归国王所有,同时没收了大部分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土地,然后按照封建制的模式,建立起直接的封君封臣关系。随后,通过“末日土地调查”和“索尔兹伯里誓约”使国王获得了对各级封臣的财产和人身支配权,增强了英王封建领有制特权。

二、王权与议会的斗争

君主立宪制又称议会君主制。这一政体确立的过程实则是资产阶级与王权展开角逐的过程,它最终导致了议会主权的确立和君主实权的丧失。

自诺曼征服以来,英王就一直保持对全体居民的直接权力和对地方的有效控制。特别是经历了中世纪的政府机构改革,王权得到极大的加强,国王在议会中占据主要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新贵族参政意识的增强,下院的独立意识逐渐加强,王权尽量限制议会,而议会则力图挣脱一切限制,议会与王权的斗争开始展开。

1、议会斗争阶段

伊丽莎白统治晚期,王权已有衰落趋势。詹姆士一世即位后,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和独立性的增强。但是詹姆斯一世却长期被财政问题所困扰,只有召开议会,要求批准增加新税。议员们无视国王的征税要求,着重讨论议会特权问题,批评国王的内外政策,詹姆斯一世两度解散议会。查理一世即位后,专制统治有增无减,屡次解散议会。议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1628年向国王提出《权利请愿书》。为了换取议会拨款,查理一世被迫签署该法令。1640年为筹集军费对付苏格兰人民起义,查理一世再次召开了长期关闭的议会。但议会没有满足国王的要求反而大肆抨击政府暴政,国王无奈立即解散议会。随着苏格兰军队的再次进攻,英格兰军队的节节败退,查理一世进退维谷重新召集“长期议会”。议会显示了空前的革命性,王权受到严重的削弱。查理一世不甘心失去权力,率领卫队闯入下院,首先用武力对付议会。国王与议会的斗争开始诉诸武力。

2、内战阶段

随着议会与王权矛盾尖锐化,最终导致内战的爆发。内战爆发后,议会里形成了三大派别: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贵族利益的长老派,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独立派,以及代表城乡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平等派。内战初期,长老派控制了议会军的领导权,他们态度暧昧,希望能在国王作出让步的情况下与其言和,致使战场上议会军处处被动,革命形势恶化。议会军广大官兵对长老派妥协的态度极为愤慨,较为激进的独立派和平等派开始与长老派展开了一系列斗争。1645年,议会通过《自抑法》改组军队,组建“新模范军”,克伦威尔拥有实际上的指挥权。通过纳斯比荒原战役打败了王党主力,取得了第一次内战的胜利。

第二次内战期间,长老派仍坚持同查理一世谈判,要他在接受条件后复位,士兵和下层人士对此强烈不满。通过“普莱德清洗”,克伦威尔控制了议会;在平等派的推动下,克伦威尔采取了断然措施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处决国王后,议会又通过决议,宣布废除上院,实行一院制。后来又废除君主制,正式宣布英国为共和国。

3、君主立宪制的确立阶段

共和国的建立是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与王权及其他政治派别斗争的产物。共和国建立后,克伦威尔自封为护国公实行军事独裁,居于统治地位的独立派开始扼杀革命的发展。克伦威尔死后,英国各种势力处于对抗状态。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围绕着王权的归属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渴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遏制人民的斗争和保护他们既得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国王达成了妥协——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复辟不仅仅意味着王权的复辟,还标志着议会的回归。王权逐渐受到议会的制约,议会高于王权的原则也逐渐得到了确立。

纵观英国历史,特别是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英国社会在作出了种种探索和尝试后,最终选择了这种保留王权形式的资产阶级代议政体——君主立宪制。王权的保留说明“只有经过残酷的斗争和通过共和国的政府形式才能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4]尽管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王仍然是终身和世袭的国家元首,享有宪法赋予的法律上或形式上的巨大权力,但是这种政体下的国王是“统而不治”、“临朝不理政”。宪法在赋予权力的同时,对王权的行使也加以了种种限制。通过一系列法案的颁布,逐渐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国王仅仅拥有行政权,而且这种权力也越来越多的被内阁所代替。随着议会主权的确立和君主实权的丧失,最终促成了君主立宪制在英国的确立。

参考文献:

[1][法]基佐.欧洲文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52-5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53.

君主立宪制范文篇8

1、西周的井田制和分封制

概念解析：井田制始兴于商朝，盛行于西周。其实质是奴隶社会的国有土地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井田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周王，周王把土地分赐给诸侯臣下，诸侯臣下只能世代享用，不得转让和自由买卖，并要交纳一定的贡赋。

分封制是西周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产生于商代，完善于西周。周王把一定的土地和人民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让他们建立诸侯国，拱卫王室。诸侯要服从周王的命令，按期向周王贡献财物，并随从作战。“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作用及影响：分封制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起着维系、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关系，保证奴隶制国家对奴隶和平民进行统治的作用，是西周奴隶制国家强盛的政治保证。井田制规定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是决定奴隶制经济形态存在、发展和西周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分封制和井田制相互影响，二者的存在成为西周奴隶制国家兴盛的支柱，促进了奴隶制经济的繁荣。

2、秦汉开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概念解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该制度由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两部分内容构成，专制主义指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控制一切军国大事.中央集权是指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对地方拥有统帅权，地方听从于中央。战国时的韩非提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理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践了这一理论。

基本内容：秦始皇通过创设皇帝制、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地方推行郡县制等，开创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制度的早期模式，保证了中央政令的贯彻。通过颁布“秦律”、统一度量衡、文字、货币、车轨等措施，既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汉进一步完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开创了刺史制度和察举制。刺史制度是汉武帝时开始实行的一套比秦朝更为严密的监察制度，主要监察地方上的高官和诸侯王。刺史的官阶低(低于郡守)，但权力大，代表中央。东汉时，刺史的监察权进一步加强，并逐步增加了地方行政权和军权，后成为州的最高长官。察举制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西汉的统治基础，汉武帝实行自下而上的选官制度。由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选拔德才兼备者举荐给朝廷，经考核合格者，授予官职。察举制的实行，使大官僚子弟垄断官位的局面有所改变，一般地主人仕的门径比过去宽广，皇帝可以在较大范围内选择称职的官吏。

作用：秦汉开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建立在封建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适应了封建地主阶级政治、经济的需要，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潮流，相对于分封制来说，是一个大的历史进步。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持社会安定，防止分裂割据，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也是汉王朝繁荣和鼎盛局面形成的制度保证。

3、隋唐制度的革新

概念解析：隋唐制度的革新，包含中央官制、选官制度、兵制及赋税制度等全方位的变革，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创新的典范。

基本内容：三省六部制：隋文帝时开始创立，唐太宗时进一步划分三省的职权。三省即中书、门下和尚书省。三省长官都称宰相。六部指吏、户、礼、兵、刑、工。

科举制：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始用分科考试方式选拔官员。隋场帝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形成。唐朝继承和完善科举制。唐太宗时增加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时增加科举取士人数，首创武举和殿试；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科举考试地位。

从府兵制到募兵制：府兵制始于西魏，隋文帝时加以改革，将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寓兵于农”、“兵农合一”。武则天时，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失去了赖以推行的经济基础，开元年间，府兵制崩溃。

募兵制，唐玄宗开元年间，为增加军事力量而实行募兵制。即由封建国家招募丁男当兵，供给粮食，免征赋役。

租庸调制：隋朝已开始部分推行以庸代役的制度，唐朝在隋的基础上，以轻摇薄赋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它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赋税制度，人丁是其征税的基本标准。租庸调制与以往赋税制度相比，其主要变化是以庸代役，也是最突出的特点。

作用及影响：隋唐从中央官制、选官制度、兵役制度一直到赋役制度，进行了革新和完善，从而奠定了唐朝鼎盛的基础。

三省六部制的建立，标志着隋唐时期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使中央各部门、各官吏之间，既互相牵制又相对独立，提高了工作效率，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和完备，是我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革，标志着封建政治制度的成熟。科举制在我国延续了1500多年，为庶族地主进人仕途开辟了道路，扩大了统治基础。将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制作为一种封建的选士任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选贤任能的公平竞争性。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同时，科举制也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唐朝学制完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府兵制实行“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制度，有利于农业生产，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户口和赋税收入，扩大了兵源，有益于国家的统一、富强和民族融合。募兵制的推行，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军队的建设。租庸调制的实行，保证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收人，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是唐王朝走向繁荣的基本因素。同时也反映出封建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开始放松。

4、元朝的行省制度

概念解析：行省制是元朝实行的一项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政治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关，行使宰相职权，并直接管理“腹里”(河北、山西、山东)。在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由中央委派官员管理。

地位及影响：元首创行省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从中央到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对秦汉以来郡县制度的发展，也是强化中央集权的一项新的举措，大大加强了中央对辽阔疆域的有效统治，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明清乃至今天行政区划的基础。

5、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含义：君主立宪制，亦称“有限君主制”。是资本主义国家一种政体。在这种政体下，君主是名义上的世袭国家元首，但权力受到宪法的限制，国家的权力中心在议会。君主的职责大多是礼仪性的，国家的象征地位更为突出。

形成发展：1689年《权利法案》的通过，为限制王权提供了法律保障，君主立宪制初步建立。随着议会的不断立法，议会的权力日益超过国王的权力，国王逐渐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随着近代政党的形成和议会作用的加强，英国逐步确立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制。在这种制度下，议会掌握立法权，内阁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责，国家的权力中心逐渐转移到内阁和首相手中。

影响：英国首创的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与旧势力妥协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管理国家的基本政权组织形式之一。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很大的灵活性，在不断的调节中，避免了激烈的社会革命，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断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实践证明，它适合英国的国情，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工业革命的发生和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6、美国共和制的确立

基本内容：美国的共和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重要政体，主要是通过1787年宪法确立的。其基本内容有：

其一，规定美国为联邦制国家。联邦由若干成员单位(邦、州、共和国等)组成的统一国家，联邦政府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大权。

其二，根据三权分立学说把美国的国家职权分为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门，分别由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执掌。

其三，确定美国实行资产阶级共和政体，规定总统和议员由选举产生。

作用及影响：美国1787年宪法的规定，强调了中央权力的核心作用，从法律上保障着国家的统一和行政完整。宪法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了美国国家职权的设置，有利于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和暴政的出现。宪法关于民选政府的规定，在形式上把主权在民的理论付诸实施，成为资产阶级国家体制的重要模式之一。1787年宪法体现了独立革命的重大成果，使联邦政府建立在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的基础上，给美国带来了长期稳定的政治局面。一系列治国原则的确立，使美国完成了广泛的政治改革，建立了相对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为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它所建立的分权制衡体制被历史证明是一种有效防止专制的机器，也被多数国家所仿效。

7、德国、日本的二元君主立宪制

含义：二元君主立宪制，是君主和议会分掌政权，君主任命内阁，内阁对君主负责(不是对议会负责)，君主拥有行政权，议会则行使立法权，但君主有否决权。

建立原因：二元君主立宪制，君主掌握着实权，控制着议会，这是由德日两国的国情决定的。德国过渡到资本主义，是封建统治者用“铁血政策”采取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完成统一后实现的，统一后建立起容克地主与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日本倒幕派以天皇的名义相号召，推翻幕府统治，建立起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权。新政权为巩固其统治，从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资本主义改革，并用法律的形式维护其改革的成果。由此可见，尽管德国、日本通过王朝战争或维新的办法步人资本主义，实现了国体的根本改变，但君主的权力并没有象英国的君主那样受到宪法的限制，相反，加强了专制统治。

影响：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加强了君主(或天皇)的权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政治局势的稳定，为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铺平了道路。19世纪末，德国成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大国，经济跃居世界第二，欧洲第一旧本成为亚洲强国，树立起富国强兵的典范，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并挤进帝国主义大国的行列。但都保留了浓厚的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使德国和日本都成为极富侵略性的国家。德日后来分别成为欧亚战争策源地，这与它们君主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不无关系。

8、苏俄的新经济政策

主要内容：农业方面，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工业方面，除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工、矿企业外，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资本家经营；商贸方面，从产品交换到允许自由贸易；分配形式上，废除平均主义配给制，实行按劳分配。

作用及影响：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恢复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其实质是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扩大生产、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实施的结果，一是消除了社会危机，二是促进了经济恢复，三是巩固了工农联盟。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的发展，运用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是列宁对小农占优势的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胆探索和尝试，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君主立宪制范文篇9

论文摘要：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和近百年的宪政探索史上，《钦定宪法大纲》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意义重大。大纲具备了宪法的基本内容，为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大纲初步确立了分权模式，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由不同的部门行使；大纲初步建构了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对传统的君权加以限制；大纲初步确立了权利义务观念，与西方宪政初步实现了形式上的对接。

《钦定宪法大纲》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一个重大成果，同时也是清末各方政治势力相斗争的产物。大纲从产生的第一天起，一直遭受着众多批评和指责。然而，《钦定宪法大纲》作为中国宪政实践的起点，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和近百年的宪政探索史上，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本文从宪政的角度对《钦定宪法大纲》的历史地位进行探析。

一、奠定了现代意义上法律体系的基础

“宪法”一词在我国古代就有，如《国语》中有“赏善罚奸，国之宪法”的说法，《墨子·尚同下》有“发宪布令于国之众…‘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的话，但是，在我国古代，“宪法”以及涉及“宪”字的词汇只指国家的典章和普通法律规范。近代意义的宪法概念和宪法是随西方法律文化与法律学说的传播而输入中国的。近代意义的宪法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紧密相连。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列强入侵，政局动荡，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内忧外患下的清政府不得不宣布实施新政。关于清末新政，学者有这样的描述：“是指2O世纪初年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所进行的各项改革的总称。这次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变革。这些变革基本上都是在体制内进行；第二阶段即预备立宪，是政治体制本身的变革，这是前一阶段各项体制内变革发展的必然趋势。”《钦定宪法大纲》就是此背景下的产物。

《钦定宪法大纲》作为制定宪法的依据，具备了宪法的基本内容。现代宪法的基本内容无非是关于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钦定宪法大纲》原则性地规定了君上大权和臣民的权利义务，明确了三权分立以及对臣民权利的保障，初具了宪法的模型。“夫宪法者，国家之要根本法也，为君出所共守，白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这表明皇帝的权力要由宪法得到确认，其行为必须符合宪法规定，这就确立了宪法的最高权威，使宪法本身在法理上的至高地位得以确立，同时意味着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宪法至高无上的观念也为人们所接受，《钦定宪法大纲》的制定颁布，是中国法律制度史上的里程碑，也是立宪史上首创的一章。

《钦定宪法大纲》的制定与清末的法制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清朝末年，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修律活动。首先是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的制定颁布，拉开了清末修律的序幕；同年，沈家本奏请朝廷，聘用日本法学家进行刑法、民法、诉讼法的编纂，自此，中国大规模的修律工作开始。1909年《大清商律草案》制定，1910年《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完成，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编纂完成，同年，《大清新刑律》正式公布。《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以及其他重要法律的修订完成，在中国法制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大纲和法典基本上构成一个全新的、基本符合近代法制规范的、以宪法为统率，包括宪法、民法、商法、刑法、诉讼法等在内的六大法典体系。六法体系的形成，是中国法制大陆法系化的典型标志，从此中国的法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明确分工，中国逐步走上了法典化的历程。尽管这些法典、法规未能得到有效的实施，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有诸法合体的局面，对后来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制定法律的基础和重要根据。上述诸法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民刑不分、诸法合一的法律体系，标志中华法系的终结和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尤其是大纲的颁布，确立了根本法的地位，为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

二、初步进行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划分

分权是宪政的基本要求。洛克是近代分权学说的首创者，其分权理论是为防止政府权力过大而侵害个人权利这一目的服务的。洛克把国家政治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联盟权。立法权是指“享有运用权利来指导如何运用国家力量保卫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而执行权是一种“经常存在”的“负责执行被制定和继续有效的法律”的权力；联盟权是指决定“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的一切人士和社会进行一切事务的权力”，洛克认为，立法权和执行权“往往是分立的”，不同的人执掌不同的权力，这在“一切有节制的君主国家和组织良好的政府中都是如此”。反之，如果立法权和执行权同时属于一个机关或一些人，就必然会给这些人造成方便条件，使他有可能攫取权力，从而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洛克分权理论实际上是两权分立，其最大特点是强调立法权与执行权的关系，不太重视执行权与联盟权的区分。因为在洛克看来，立法权属于议会，由资产阶级掌握，而执行权属于贵族，由君主掌握。洛克强调两权分立，相互牵制，其主要目的是要为“立宪君主制”提供理论基础，为建立有限政府提供制度保障。洛克的分权理论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分享政治上的统治权，以议会来限制君主的权力，这是洛克反对君主专制的一个有力的理论武器。洛克的权力分立理论对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奠定了基础。

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受洛克分权理论的影响，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其中，立法权归人民享有，由议会行使；行政权由国王掌握，解决国家需要迅速处理的事务，直接执行国家的意志，如决定媾和与宣战、维护公共安全、防御侵略等；司法权由法院行使，惩罚犯罪以及裁决私人纷争。孟德斯鸠在进行分权的同时，更加强调权力的制衡，他认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他主张不同权力间应当相互牵制，达到某种平衡。孟德斯鸠并不主张共和国，他认为共和国并不一定带来自由，在共和国里，“同一个机关，既是法律执行者，又享有立法者的全部权力。它可以用它的‘一般的意志’去蹂躏全国；因为它还有司法权，它又可以用它的‘个别的意志’去毁灭每一个公民。在那里，一切权力合而为一，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观，但人们却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孟德斯鸠虽然不看好共和国，但他的分权制衡理论在1787年的美国宪法中得到了完美体现，其分权理论成为思想界公认的宪法原则。

在西方宪政的历史上，权力的分立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对理想政府结构的追求，而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分别在不同政府机构中占有各自的地位，则反映了利益团体之间的妥协这一现实。早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的第一次官制改革中，就拟订了三权分立方案。“立宪之精意。即以国家统治之权，分配于立法、行政、司法之三机关”。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君上有统治国家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由此可以看出大纲所规范的分权模式：首先，关于立法权的行使。依据大纲的规定，议院议决法律，也即法律由议院制定，但议院制定法律的前提是法律议案必须由皇帝发交，而且在制定法律之后必须由皇帝批准颁布，否则的话，法律不得颁布实施。这表明立法权是由皇帝和议院来共同行使的，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是皇帝，而议院处于“协赞”的地位。其次，关于行政权的行使。大纲关于行政权的行使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机构，从大纲的有关条文可以看出，行政权主要由皇帝行使，皇帝通过命令的方式行使行政权，其范围涉及到“设官制禄”和“黜陟百司”以及军事、外交、戒严等，非常广泛。大臣行使部分的行政权，这种行使是皇帝意志的落实，因为大臣仅处于“辅弼”的地位。但大纲也同时规定，皇帝不能以命令改废法律。最后，关于司法权的行使。大纲明确规定，皇帝总揽司法权，但审判衙门、审判官负责对具体案件的审理，案件的审理必须以法律为依据，皇帝不能以诏令更改案件的判决。

从表面上看，这种划分是在皇权之下进行的划分，因为立法、司法、行政这三权之上还有皇权，三权还要受到皇权的“总揽”，甚至直接掌控。而且三权之间的限制几乎不存在，距真正三权分立的要求好像还非常遥远，但正是在这种简单的划分之下，漫无边际的传统皇权要受到诸多的限制和分割，如皇帝虽然“总揽司法权”，但皇帝不能以诏令更改；皇帝的行政权(“发命令及行使发命令之权”)不改废法律等。这些限制和分割明确写在了宪法性文件中，成为以后制定宪法的依据。这种分权的确立无疑是对专制时代无限君权的否定，体现了宪政分权思想。公务员之家:

君主立宪制范文篇10

[关键词]清末君主立宪运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立宪主义，国家优位

一、引言：历史的叙说以及叙说的立场

治史的人多认为，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之役，我国作为东方最大的一个后进国家，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遭遇全面的危机，从而首先兴起了以“中体西用论”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这一运动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的器械技术，实现强国之梦。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无情地惊醒了这场运动的梦幻，当时的菁英阶层转而认识到：要让国家富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器械之理，更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2]在这种情势之下，意识形态的话语符号自然也发生嬗变：引入机械、技术就被视为“末”，而引入西方政治的根本原理则被视为“本”。在维新派的极力劝说下，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皇帝毅然下诏“明定国是”，仿效当时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展开了把清王朝从上至下改编成君主立宪国家的变法运动，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运动。[3]但这个变法运动不久就失败了，当时保守派的西太后发动的军事政变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实质上并没有实行正式的立宪。中国人开始接触立宪主义，并关心宪法，正如梁启超的论文《立宪法议》（1901年）的发表所显示的那样，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亡命日本之后才开始的。[4]

上述这种对历史的重述，似乎已经陷入了“西洋的冲击-中国的回应”（Westertimpact-Chineseresponse）那种近代中国研究的传统模式之中。这种模式，曾被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柯恩（PaulA.Cohen）批判为忽视了近代中国自身内在的变革冲动。[5]

笔者虽然不否认近代中国在政治、法律的层面上深受西方的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柯恩方法批评的意义。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的确可以追究这样的一些问题：中国在接受“立宪主义”这一纯粹属于西方的理念和制度的最初过程-清末立宪运动的过程中，其本身已经形成了何种内在的变革力量？这些力量之间存在何种的张力关系？这种关系的动态结构又是否导致以及如何导致西方式的立宪主义理论在我国的变容？也就是说，我国立宪主义是否在它的起点上就走上一种“歧路”？如此众多且重大的问题，注定是无法在一篇短文中得到全面解决的。本文只能姑且带着上述的问题意识，通过有限的追寻，初步接近上述问题的核心。

应该承认，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由列强入侵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以及这种民族危机的意识愈发深重，以打倒清王朝，要求中国再生为近代立宪国家作为革命动机的武装斗争不断发生，开明的地主和资产阶级中，要求立宪改革的呼声高涨。在这其间，亲手镇压戊戌维新的清王朝的上层统治者，就不得不上谕，提出“新政”，恢复“戊戌维新”的一系列变法政策。并在1905年和1907年中，清王朝两次派大臣去日本和欧洲考察各国的宪政。其间，清王朝于1906年，颁布“预备立宪”的诏书，同时为了实施立宪政治，还开始改革官制，设立宪政研究会和法政学堂，改组宪政编查馆，到了1907年8月，钦令准备设立中央一级的“资政院”作为将来“国会的基础”，地方上各省的“咨议局”为地方议会做准备。在多方的呼吁以及革命气运的压力下，清王朝于1908年8月27日公布《钦定宪法大纲》，1911年11月3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作为“延命之策”，着手开始实行君主立宪。

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事实，但如果将以上清王朝的立宪活动理解为“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的话，我们还不能忽视还存在另一方面的、“自下而上的立宪运动”的线索。这主要表现为，以开明地主和资本家为代表的“立宪派”曾最初呼吁立宪改革，并呼应清王朝的“预备立宪”而组织相应的立宪团体，进行了三次“速开国会请愿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清末立宪运动的进程。特别是1909年11月，各省成立咨议局，大量的开明地主和资本家进出该局，不仅成为立宪派强固的政治地盘，而且由此形成了此后我国立宪主义最初的社会基盘。如果这样看的话，二十世纪初我国的立宪运动，其实可谓是由“自上而下的运动”和“自下而上的运动”这两股力量彼此协同、交错进行，为此也得以在比“戊戌维新”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展开的一场运动。

中国清末君主立宪运动的结局，虽然被1911年的辛亥革命所切断，但它既是中国君主立宪主义的终点，也是中国整个立宪主义的真正起点。下文就力图沿着“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和“自下而上立宪运动”这两条线索，着重探讨其不同的立宪主义构想。

二、“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中的立宪主义

（一）海外考察与君主立宪主义思想的形成

以“自上而下”作为推动立宪进路的清王朝统治者阶层，尽管之前断然地排斥伴随着“西方的冲击”而进入中国的政治思想，但当立宪运动开始之初，也不得不两次派遣大臣巡游日本、欧洲等国，考察它们的宪政实况并学习立宪理论。通过这样的渠道，他们将海外考察所得与其自身原有的政治利益和政治意志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传统绝对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君主立宪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可见诸分别被派遣去海外考察的载泽和达寿这两人所写的归朝奏折。

正像史家所熟知，载泽第一次被派遣去海外考察宪政时，是清王朝的贵族大臣。他会见了日本的伊藤博文首相，从伊藤那里听取了关于日本明治维新和帝国宪法的介绍，并得到了很多的“教示”，诸如：贵国是君主国，主权必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断不可旁落于臣民；臣民的自由权由法律规定，是政府所给予的，而非按照人民的意志的自由，云云。[6]返朝之后，载泽以日本明治宪法为例，阐明了君主立宪的意义在于“尊崇国体，强化君权”，并进一步指出立宪的三大利点，即皇位永定、减少外患、灭绝革命。其中，载泽力陈立宪的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因为行政上的责任乃由大臣负责，根据议会的弹劾，政府还可引咎辞职并成立新的内阁，这恰似中国传统王朝政治中“相位旦夕可移，君位万世不变”的运作原理。[7]载泽的这种立宪观尽管颇为粗陋，但由于其本人在政治上的独特身份以及成功的话语转换技术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在当时清王朝的统治阶层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真正更加体系化的也更加深刻的君主立宪主义正统理论，是形成于第二次海外派遣考察之时。当时被派到日本的学部右侍郎达寿，对此作出贡献。有关其人其说，我国法史学界长期没有详加考究。其实，达寿从1907年9月到1908年7月一直滞留在日本，在伊东巳代治的帮助下，得到了穗積八束、有贺长雄、太田峰三郎等著名学者的指导，回国后归纳整理了比较宪法、日本宪法史、议院法、涉及司法、行政、财政等六个方面的材料，凡五编十五册，[8]不仅对清末的君主立宪，而且对此后中国的立宪理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达寿回国复命的上奏文书中，[9]体现了他以下两个主张。

其一是国体论。他首先基于当时的日本国权主义宪法学家穗積八束所创立的所谓“国体和政体”的区分理论，指出：“国体”指的是国家统治权，因根植于历史之中而不发生轻变，但存在君主国体和民主国体两种类别；而政体则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其中亦有立宪和专制的区别。达寿以日本的情况为例，论述政体的转换和国体没有关系，即采行立宪的政体可以照样维持君主国体。他还介绍了从欧美宪法的发端到日本宪法的成立这一段历史，指出建立立宪制度乃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当今是国际竞争时代，也是帝国主义的时代，所谓立宪，无非是赋予国民纳税、服兵役的义务，同时也并赋予其参政权，这可以养成国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中的国家思想和国际竞争力，并成为帝国主义的推动力。达寿甚至介绍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指出立宪制是根据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所建立的基于“间接政治方式”的制度，日本虽然也是三权分立，但元首通过总揽大权，皇室超然于国家之上，因此采行立宪，清王朝就同样可安固，“国体”自然可得维持。

其二是钦定宪法论。达寿在日本学者的指导下已经学得：宪法的形式可分为钦定、协约和民定三种，相应于这三种，国家的统治形态也依次分为大权政治、议会政治和分权政治。他指出日本是大权政治，即君主位于权力的中心，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关分立，由君主进行统一。达寿从前述的国体维持论出发，论证了日本的钦定宪法在有关君主、臣民、政府、议会、军队五个方面上的优点。（1）有关君主权方面：与欧洲各国皇帝相比，只有日本的天皇拥有由宪法明确记载的十二项大权，中国应该加以参考；（2）有关臣民的权利方面：在日本，臣民的自由权利限定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加之行政处分的强制权和下达戒严令的非常大权也都得到宪法上的承认，为此臣民的所谓自由权利大多只是宪法上的装饰，或曰不过是安慰臣民期待的装饰品而已；（3）有关政府方面：表面上国务大臣的权限很大，但立宪君主制的微妙就在这里：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乃是宪法的原则，国务大臣不是对议会负责，因为天皇保有对其任免权，因此国务大臣实际上只是对天皇负责。当然，为了防止专制的弊端，对于违反宪法的行政命令，大臣拥有拒绝副署的权限，而没有大臣副署的行政命令则是无效的，这实际上类似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封驳制或中书省的制度；（4）有关议会方面：君主国体下的大权政治国家，与民主政体下的议会政治国家，其各自的议会制度是有所不同的，根据日本的宪法，国会除了行使“协赞立法权”和预算议决权以外，什么权力也没有。在这一点上，明治宪法的确可被称为是“纯粹的钦定宪法”；（5）有关军队方面：军队的统帅权和国务大臣的行政权之间的调整是立宪国家的难题，但关于这一点，日本的明治宪法居然规定军队的统帅权属于天皇，这是“世界上无比之善例”，也是日本强大的原因之所在。

从达寿上述的立宪论中可以看出，其出发点主要在于延长和强化已经濒临危机的清王朝的绝对支配权这一政治意图和政治利益之中。但与载泽的“卑见”相比，达寿在理论层面有所精进，技术层面上也更加具体，为此就成为当时清王朝统治阶层的立宪论的完成版。达寿回国后不久的1908年的九月，清王朝就制定并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而从该大纲的内容来看，达寿对明治宪法所进行解读和说明的立宪理论对当时“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如前所述，达寿的立宪论对之后中国的宪法理论、政治理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0]

（二）“钦定宪法大纲”、“十九信条”及其背后的君主立宪主义

1908年诞生的“钦定宪法大纲”受到了日本近代君主立宪主义很大的影响。

在“君上大权”的部分，除了“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和“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两条款外，其余十二条明确记载了君主的“大权”，包括君主总揽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还有统帅权，戒严权和皇室自律权等。

这里的君权实质上已经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封建的君权了。根据BenjaminI.Schwarts的观点，在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的根基中存在某种“普遍的、包含一切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概念”。这种秩序即是“一种以建立在宇宙论基础之上的普遍王权概念为中心的秩序。”[11]但君权一旦实定化，即被宪法列举并明确加以记载，君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必然减缩。根据中国的学者沈才彬的研究，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作为正统的、支配的意识形态儒教学说中的“天子思想”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君权神（天）授”，作为天子的皇帝是奉“天”之“命”，代替“天”来治理民众，从而拥有绝对的权威的；另一方面则是“有德为君”，要求施行“德治”，失去了“德”的情况下，就承认“异姓革命”。而这两方面是互相关联的。[12]联系到清王朝，历经数度“领土割让”、“主权丧失国威失坠”之后，其统治已然被认为失去了“德”性，支持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个正统性的基础基本上崩溃了，再加上违反了自古以来的“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原理，君权不得不进行法律上的明确记载，这就实际上意味着君权乃由“神授”转化为“人授”。[13]“钦定宪法大纲”公布后，就兴起了三次以制约君权为目的的，要求迅速召开国会和设立责任内阁的全国性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并且在1911年末爆发武昌起义，其后清王朝立刻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进一步承诺将亲自大幅度地限制君权。这些都证实了君主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是可以受到质疑，并且实际上也受到质疑了的。

在臣民的权利和义务部分中，“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在法律、命令的规定下，“臣民”可以就任文武官员和议员，具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受非法的逮捕、监禁、处罚，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受专门法院的审判，财产以及住所不受侵犯，以及必须纳税、服兵役、遵守法律。一如达寿所言，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相比较，这些权利自然只是君主立宪主义的“装饰品”，而且“臣民”的权利比起作为范本的明治宪法的范围还要小得多。大纲将“遵守法律”作为臣民的义务加以了规定。这是“法律”只是为政者治理民众的“器具”这一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构想在“钦定宪法大纲”中的表现，对后世的中国影响至深。整部“钦定宪法大纲”与“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相比，[14]具有更加浓厚的外见性的立宪主义性质。

但与“钦定宪法大纲”不同，1911年11月3日陷入窘境的清王朝所公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则在内容和效力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虽然也指出了“大清帝国的皇统万世不易”（第一条）、“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第二条），但明确记载了“皇帝的权力由宪法规定进行限制”（第三条），大幅度地缩小了皇帝的权限，同时扩大了国会的权限，将立法权、宪法的起草议决权（第五条）以及宪法修正的提案权（第六条）委任给了国会，皇帝只是进行公布（第五条），还有国会拥有了财政预算案的议决权（第十四条），皇室经费的决定也由国会来议决（第十五条），在行政权上，还规定了官制“以法律定之”（第十三条），上议院议员“由国民于法定特别资格中公选之”（第七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之；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第八条），并且规定“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国会闭会期间，进行宣战或媾和的，“必须由追认之”（第十二条）。更有进者，该文件第十一条规定“不得以命令代替法律”，第十四条规定“预算案所无者，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对以皇帝为中心的行政体制进行了很大的限制。在统帅权方面，规定了“皇帝直接统帅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须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第十条），而在司法权方面，第十七条规定“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其他还有明确记载了，皇位的继承顺序由宪法来规定（第四条），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第十六条）。

第二，从第九条“总理大臣受国会之弹劾时，非解散国会即内阁总理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为两次国会之解散”的规定和上述第八条等的条文来看，“十九信条”规定的政治体制近似于议会内阁制。尽管“皇帝的权力”仍然继续存在，但通过国会对其进行有力的制约，并在国会的基础上成立内阁和“国务裁判机关”，这种政治体制显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国会优位的特征。

就像我们所理解的以上两个特征，在“十九信条”中，皇帝的权限被大幅度地缩小，即使继续存在，也处于不得不被“弱化”的立场，类似于梁启超所期待的“虚君”。绝对主义的色彩比之前的“钦定宪法大纲”淡了，甚至比“大日本帝国宪法”还要淡得多，特别是从责任内阁的导入和“国会优位”的性质来看，“十九信条”意味着二十世纪开始萌发的中国立宪主义，已经从当初日本君主立宪主义的舞伴的身份中摆脱出来，而接近于英国的君主立宪主义。

与只是作为一种单纯的许诺的“钦定宪法大纲”不同，“十九信条”有了某种法的效力，具有了所谓的临时宪法的性质，但其并没有涉及国民的权利，这是很大的欠缺。当然，对于当时面临崩溃边缘的清王朝来说，其要对付的不是一个个普通的国民，而是事关清王朝的存亡命运的孙中山等人的革命势力以及朝野上下立宪派的势力，这样的“国民自由权利的空白”结构也就可以理解了。而这种“国民自由权利的空白”结构，也正象咒语一样对应了不久后梁启超在其“新民论”中所提出的“造出国民”的问题意识。

三、“自下而上的立宪运动”中的立宪主义

（一）从立宪团体之成立到国会请愿热潮

二十世纪初，中国民间各类立宪团体的成立一般认为是建立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和中国新旧知识分子的壮大这两个基础上的。1905年至1908年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一个高峰，他们的成长和觉醒为立宪派的壮大和立宪团体的建立创造了物质条件，奠定了阶级基础。而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文化知识，具有近代政治思想意识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则构成了立宪派的思想和组织基础。[15]

当时在上海、广州、日本东京等各地相继成立的上海宪政研究会、预备立宪公会、吉林自治会、宪政公会、帝国宪政会、政闻社等各类立宪团体，以促进立宪为目标，通过政治团体的形式来形成有价值的社会舆论，承担对国民进行宪政教育的责任，培养国民的参政能力，集合国民对立宪的态度，以国民的运动监督政府，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自上而下”地推动立宪的实现。例如以杨度为首的立宪派曾发表意见书，奋起要求召开国会，督促清王朝筹备立宪的进度，各地立宪团体纷纷以络绎不绝的上书进行请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清政府出台“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其后各地展开选举，设立咨议局，立宪派人物纷纷投入到各省咨议局的选举中。在各省咨议局的筹办下，城镇乡开始地方自治的改革。[16]同时，以咨议局为中心，由立宪派领导，全国掀起了国会请愿的热潮，先后四次，长达一年之久，尽管其运动的方式在主观上留有对清王朝统治者的幻想，在客观上受制于当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但作为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宪政思想，对为政者产生了压力，同时促进了各地方代表和立宪团体在政治上的成熟。

由此可见，在清王朝统治者派遣大臣海外考察、改革官制、颁布宪法性文件的同时，民间政治团体、地方代表展开各种立宪活动，自上而下地推动了清末立宪的进程，两者互相作用，共同汇成当时中国君主立宪主义运动的潮流。

（二）梁启超的立宪主义理论

在理论上，除了前述的“自上而下”立宪运动中的立宪理论上的准备之外，同时也出现了促进“自下而上的运动”的立宪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首推当时亡命日本，研习立宪理论，并通过一系列活动呼吁国内进行立宪运动的梁启超的立宪主义思想。

面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危机，梁启超所提出的“新民说”等思想，实际上乃是将国民国家的形成作为当时中国的基本历史课题。因此，他首先创造出作为新的政治主体的国民（“新民”）这一概念，提倡以此为承当者支撑起立宪体制，组织国民国家。梁启超的这一理论，是从以下两个根本理论的推演而来的。

其一，是以国家有机体说和国家法人说为基础的国家论。概括的说，就是“国家是一个具有人格的统治权主体”，由各个机关进行意思表达和行为，从而构成行使统治权的有机的整体。这个国家有机体在于“君主、大统领、国务大臣、一切的行政，司法大小官僚、国会、进行选举的公民都是国家的机关。”[17]这里的国家论，特别是作为理论根据的国家法人说，吸收了当时日本的美浓部达吉博士的国家法人说。[18]

其二，是基于以上的国家论的君主立宪论。[19]在这一方面，梁启超的想法和美浓部达吉博士所主张的“国体概念反对说”则有所不同，他和达寿一样对国体和政体进行了区别，但他认为“国体的区别以最高机关的所在为基准”[20]，而这又不是美浓部达吉博士所反对的那个国体的概念。梁启超认为：立宪和专制的不同不在于国体是君主还是民主，而在于对国家权力行使的限制的有无，[21]并且在与当时主张共和制的革命派论争时，极力主张：共和制和君主制的不同，不在于国家主权是君主拥有还是国民拥有这个问题，而在于国家的“最高机关”在哪里这个问题。他认为君主立宪制当然是“最高机关”属于君主。梁启超提出了有名的“三世说”，[22]他主张在民智未开的情况下，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君主有必要象日本天皇那样“总揽”三权，但同时又应是接受限制的“虚器”。为了对君主的“虚器”化进行制度上的保障，他提倡应该导入实行大臣副署制那样的责任内阁制。他一方面认为责任内阁制对国民选举产生的国会负责，即是对国民负责，[23]另一方面，又把议会构想成可以代表将“国民全体的意志”作为“国家意志”加以代表的、从而可以拥有立法权的机关，认为它才是君主立宪制的根本。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论，特别是他的那种由民权来制约君权的思想，可以说有点类似于理念化的英国君主立宪政治。[24]

在人权论上，梁启超最初以西方近代的自然法思想为根据，认为法反映的是“人民的公意”，从而推导出立法权属于国民的结论，但是其后则对自然法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将西方近代的权利概念与中国儒教古典的民本主义理念相结合来进行理解，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道理的，但其结果是并没能完全正确地理解了西方近代的人权。有关这一点，现代美国的宪法学者J.Nathan曾这样指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把人民视为一种资源，认为虐待他们最少时，他们就生产得最多，因此‘民本’并不意味着‘民权’、‘民主’。但是，让古典的内容符合新的要求本身，是中国思想的长久传统，透过民本思想的多棱镜分析西方的民主主义，十九世纪的中国思想家想说服自己，个人的权利的确可以作为增进国力的手段。”他甚至指出，“梁和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不认为权利是由市民用来保护自身的，而认同政治权利作为可对国家做出贡献的那种价值。”[25]如果Nathan的指摘是正确的话，那梁启超等人的确没有达到康德在近代德国立宪主义的酝酿期所认识到的“人是目的本身”那样的境界。

梁启超立宪思想的精要之处是同时内含了“限制君权”和“国民创出”两个方面。概括来说，他提倡立宪，但首先要直面担当立宪政治的“民”处于“民智未开”的状态，因此他认为在实现真正的立宪政治的“民政世”阶段到来之前，只能实行“君民共主”的立宪君主制。[26]而为了制约传统的绝对君权，他构想确立责任内阁制，并将代表“全国各方面的势力”、“民意”的议会这一机关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既然议会是作为代表“民意”的一种“意志机关”，其最终就必须有待于摆脱“民智未开”的状态，有待于能够参加“普通选举”的“国民”的存在。在此，梁启超面临当时他所认识到的中国国民的“民智”状况，陷入了苦闷当中。而为了从“专制君主”和“未成熟的国民”的进退两难中摆脱出来，他提倡“新民说”，即改造具有“奴隶根性”的中国人的国民性，通过教育国民创造出“新民”，[27]同时主张在这种改造实现之前，实行不是通过革命的立宪共和制，而是作为“过渡时代”的一种“开明专制”的君主立宪制。[28]

四、结语：起点的偏向

那二十世纪的迫近，曾使得数千年悠然自得的中国，在不断深化的“西方的冲击”之下，从制定“钦定宪法大纲”开始，经历了苦闷的、坚苦卓绝的立宪主义历史。我们若将梁启超的《立宪法议“》1901年）一文的发表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标志，那么中国的二十世纪，实际上可称之为”立宪法的世纪“。

但追溯这一历史的出发点，可以发现，在二十世纪初的君主立宪主义运动中，由清王朝所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君主立宪运动，其目的充其量是在通过推行外见性的立宪主义来吸收民众的能量，以壮大国家的实力，从而保持将国家人格化的皇帝的权力。而在“自下而上”的君主立宪运动中，作为精神指导者的梁启超等人，也在将民众视为国家资源的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之下，提倡君主立宪，即使同样在另一种性质的“自下而上的立宪运动”中主张共和立宪主义的革命派指导者孙中山等人，也基于中国民众是“一盘散沙”的认识，而力图将中国塑造成中央集权的近代立宪国家。[29]这样看来，柯恩（PaulA.Cohen）努力寻找近代中国自身变革冲动的做法虽然可贵，而且并没有完全错误，但与其说当时中国已经预先存在了这种变革的力量，倒不如说正力图塑造出这种力量。这似乎仍然属于一个相对安逸的“老大国”面临西洋冲击的宿命。

在这种宿命和回应的结构下，二十世纪初中国立宪主义的各种运动，就不可能产生出个人与国家相互对峙的思想，而且更有甚者，与重视国民个人的权利相比，自然更倾向于重视“国家”，即显然是向“国家优位”的倾斜。传统的中国在数千年的“大一统”的支配构造下，一方面存在着不断积累的公的政治文化，国家第一位的指向性原本就已然极强，另一方面则又在大众的政治文化中，存在着一种“传统的政治不信任和反权力性”的倾向，这种公的政治文化和大众的政治文化的紧张关系，形成了“集权的国家”和“未组织的社会”之间的对峙状态，这种对峙状态在全面的民族危机之下，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的精英们所深切感受，从而形成了“国家优位”或“国家本位主义”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还是“自下而上的立宪运动”，自然都有着一种黯然的默契，一种共同的逻辑。

哈耶克说“剥离一切表层之后，自由主义就是立宪主义”。[30]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就西方的情形而言其实可以改为、而且最好改为：“剥离一切表层之后，立宪主义就是自由主义”。但上述我们所描述的我国立宪主义的起点，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传统的这种立宪主义的精神结构，这对后来我国立宪主义的展开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投下了深长的暗影。全面省思这种影响，非笔者以本文所能胜任，但在此姑且还想指出的一点是：迄今为止把立宪主义单纯理解成为民主主义的那种宪法理论，在我国本身的语境之下，自然无法超越类似于“人民代表机关中心主义”的这一近代性的、悬而未决的历史课题，而且在许多情形下仍然逃脱不了把人民当作一种可以动员的资源的那种思案。

参考文献：

[1]本文的视角以及一些主要观点，主要是建立在第一作者林来梵的日文原著《中国における主權？代表と選舉》一书中《序章：中国立宪主义的形成与展开》的前半部分的基础之上的，具体可参见林来梵：《中国における主權？代表と選舉》，（日本）晃洋书房1996年版，第1页以下。在写作过程中，第二作者凌维慈提供了对原著的翻译以及一些资料和观点的有益补充，最后再由林来梵加以全面的订正和改写。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何永宏也在资料收集方面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谨此表示谢意。

[2]参见亓冰峰著：《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版，第2页。

[3]参见徐祥民等著：《中国宪政史》，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4]参见[日]楠瀨正明：“清末におけるを立憲構想-梁啟超中心として”，载《史學研究》134号，广岛史学研究会，1979年刊出。

[5]PaulA.Cohen，DiscoveringhistoryinChina：AmericanhistoricalontherecentChinesepast，中译本，李荣泰等译：《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台湾联经出版1991年版，第1页以下。

[6]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的主要内容，可参见张晋藩、曾宪义：《中国宪法史略》，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7]参见载泽“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载于《辛亥革命》，第四册，第24页。

[8]东华续录“光绪朝二一八”，七月甲午的奏折。

[9]“考察宪政大臣达寿自日本归条陈宪政事宜”，《光绪政要》（卷三四），另可参照[日]長井算已：“清末の立憲改革と革命派”，载《歷史研究》第202号（1955年）

[10]例如，达寿所引进的“国体”的概念，后来也对其进行了再定义，从而成为了今天中国宪法学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11]B.I.Schwarts，TheworldofthoughtinAncient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5），p.413.

[12]参见沈才彬：《天皇和中国皇帝》，六兴出版，1990年版，第三章。

[13]李文海：“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参见[日]鈴木安藏：《比較憲法史》，劲草书房，1951年版，第253页。

[15]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16]参见侯宜杰，前揭书，第253页。

[17]参见梁启超：“宪政浅说”，《梁启超文集》卷二十三。

[18]参见前揭书；另见楠瀨正明，前引文。在此须说明的是，国家法人说的见解“是以国家为权利主体，因此，遂为法律上的人格者。”美浓部达吉的国家法人说学说，可参见美浓部达吉著，欧宗佑、何作霖译，汤唯点校：《宪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梁启超的立宪思想发生过很大的转折，从最初跟随康有为时保守的君主立宪思想，到亡命日本开始大力提倡民权自由，言论激烈，再到考察美国后，反对革命，放弃共和，返回主张君主立宪。参见亓冰峰，前揭书，第三章。

[20]参见[日]长谷川正安：《宪法学史？讲座》，劲草书房，“日本近代法发达史”，1958年第七卷所收，第72页。

[21]参见梁启超：“宪政浅说”，《梁启超文集》卷二十三。

[22]即“多君世”、“一君世”和“民政世”。

[23]参见“政闻社宣言书”，载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20，第25页。

[24]参见楠瀨正明，前引文。

[25]HumanRightsinContemporaryChina，byR.Edwards，L.Henkin&A.Jnathan，ColumbiaUniversityPress，N.Y.1986，pp.151-152.

[26]参见[日]有田和夫：《清末意識構造の研究》，汲古书院，1984年，第158-159页。

[27]参见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从第一号到第二十七号，1902年到1906年断断续续的连载。

[28]参见梁启超：“开明专制论”，《饮冰室文集》，第十七卷所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