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范文10篇

金钱范文篇1

金钱政治是与现代民主政治目标根本背离的现象，是政治文明肌体上的肿瘤和致命伤。防止金钱政治的滋生和蔓延，是政治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金钱与政治利益的交易古已有之。在封建社会，政治权利只被少数人拥有，因而政治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分肥的游戏。用金钱来换取政治利益，在当时是合理的事情。之所以历代王朝也查处卖官鬻爵的案件，那主要是因为，政治分肥后的剩余利益属于皇帝而不属于各级官员，其政治资源的转让收入不应装入大小官员的腰包。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金钱政治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选举权与财产状况挂钩，无产者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另一方面，花钱买选票成为选举过程中如影随形的现象。更不用说选举政治的制度安排客观上需要竞争者大量的金钱投入，穷人根本沾不上边。即使到了现代社会，金钱政治现象仍未绝迹，只不过方式与手段更加隐蔽、更加巧妙罢了。例如，有些候选人在投票前请选民吃饭、娱乐；通过中间人游说投票者；在官员任命过程中用行贿的手段影响决策机关的意见，等等。在我国基层选举的实践中，也发生过少数贿选的案件，跑官要官的行为也并不罕见。这些现象都引起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机关的高度关注。

在政治制度安排上，允许用金钱换取权力或政治利益是根本不合理的。经济与政治分属不同的领域，游戏规则完全不同。金钱可以在市场上通过组织生产、交易和分配的方式获得，而且可以通过继承和赠与的方式获得。政治资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原始的基本权利，每个公民所拥有的这些权利是平等的，它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知情权、批评建议权、监督权，这些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能被剥夺；一部分是次生的权力，即通过选举或任命而委托、授予的权力，并不是人人平均拥有。政治资源不能继承和赠与，更不能进行交易。因为，一旦将经济生活中的原则引入政治领域，就会从根本上改变主权在民的本质，使许多公民丧失掉自己的权利，从而扭曲民主政治。在现代社会，许多国家都作出了各种各样的法律规定，限制金钱政治现象的产生和蔓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然而，由于巨大政治利益的诱惑和制度上存在的种种缺陷，使得金钱卷入政治事件的现象屡禁不止、层出不穷。我国的法律对金钱政治行为的禁止是十分坚决的，对其处罚也是非常严厉的。例如，刑法中就规定了贿选行为应承担刑事责任。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与金钱政治现象的斗争还将长期进行下去，任务仍很艰巨。

防止金钱政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加大监督与处罚的力度。特别是在投票前夕，要在选举委员会或大会主席团专门设立监督小组，负责监察、接受投诉和处理贿选事件。一经查实，必须取消候选人资格，同时对受贿的投票人作出严厉处罚。例如，如果各级人大代表在选举中接受贿赂，应当依法罢免其代表资格；一般选民接受候选人贿赂，其当次选票作废，并对其本人予以训诫。在本选区公布其违法事实，以为警示；第二，要在制度建设方面精心研究，不断完善政治运作的规则和程序，使搞金钱政治的人无机可乘。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贿选手法不断变换，花样翻新，这些也会对我国的政治建设造成一定的影响，有的人会搬来照用。要研究金钱政治的新动态，及时地修订选举规则。例如，调查中发现，村委会选举前夕，有的候选人请选民吃饭，这当然会对投票行为产生影响。但请吃饭算不算贿选？人们的看法不一。应当在法律上作出明确规定。又比如，候选人在投票前给村里捐款，也会增加得票，这种行为是否允许？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第三，广泛动员群众，对金钱政治行为进行监督、举报。要建立贿选举报制度，同时也允许候选人之间相互监督。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氛围，使金钱政治成为过街老鼠，使搞权钱交易的人身败名裂。

总之，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一定要保持文明的政治环境，坚决防止金钱政治对政治生态的污染。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

金钱范文篇2

前国库会计核算中存在的问题：

（一）国库库款直拨操作欠规范

一是预算拨款凭证存在由用款单位自行送往国库的现象，未按《国家金库条例》规定派专人送。传送过程中的漏洞，威胁着国库资金的安全。二是财政部门不能及时、全部向国库提供各种经人大批准的预算执行计划、预算调整文件、正常的预算拨款单位名册（一般人大会议在三月份召开，预算计划经人代会审议通过后，才能送往人行国库），使得国库监管无据可循。三是对拨往非预算单位的资金，财政部门很少主动提供报告和批件，国库部门跟其后索要。四是年终集中支付现象比较突出，以“暂收”、“暂付”科目列支或以“科技三项费用”、“企业挖潜改造费用”支出，以转移收入、减少收入基数，国库库款支拨的真实性确定较难。

(二)预算收入退库监管有难度

退库是将已入库的预算收入从国库中退还给纳税人的一种政策性行为。国库作为直接办理者，对正确把握退库政策，维护国库资金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国库退库牵涉到不同部门的利益，财政、税务、海关、国库各有自己规定的退库政策，所以常常出现政策之间相互理解矛盾的地方。加之有关退库文件很难及时到达国库，只有在这些部门办理退库时才见到（如新华书店的退库），这种时滞性，使国库部门审核其依据的可靠性、适时性难把握。对年初预算安排的“计划亏损补贴”，由于财政部门事先未向国库提供办理亏损退库企业的名单、预算计划亏损的指标，国库无法对其进行控制和监管。对调增调减的退库，审批机关也存在不主动提供审批报告的现象。认为开出了退库凭证，就视同它已审批同意。这些不规范的退库行为，很容易造成国库资金的流失。

（三）预算收入更正核算不合理

预算收入更正是指各级财政、税务、国库和其他征收机关在办理预算收入收纳、划分、报解、入库、退付时所出现的串科目、串级次、分成比例计算有误等需更正的事项。它是国库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根据会计制度规定，对已发生的会计错帐更正，应编制错帐冲正凭证，用红蓝字同一方向专门办理和记载会计事项的更正。在实际业务处理中，国库部门办理的预算收入更正就与当日发生的同科目预算收入相互轧抵，产生一张会计记帐凭证，并以此来登记分户帐。这既不符合会计记帐原则，也不利于国库和征收机关进行事后监督和检查。给国库资金带来风险和隐患。

（四）国库对帐制度有待健全

国库对帐时国库部门一项重要的工作。它既决定国库报表是否真实，以维护中央财政的利益，为中央宏观决策服务，又能防止截留、挤占、挪用预算收入等违规、违纪行为，达到防范国库资金风险，确保国家金库安全的目地。但工作中还是出现有以下情形：一是对帐时间不明确，存在随意性。财政部门核对月库款余额不及时，对帐回单需多次催促。税务部门日对帐单也是三、五天来国库取一次。二是对帐方式不正确，缺乏统一性。在国库会计核算新系统实行后，有的二级分行国库科与县支库只核对“内部往来”库存余额，不能逐笔核对每日的资金进出、发生额，有效地对支库的资金往来进行监督。三是对帐流于形式。

国库会计核算问题形成的原因

上述国库会计核算问题不仅仅是一种表象，深入研究，分析其成因，有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下三方面。

（一）认识不到位。由于《国家金库条例》规定国库库款的支配权属于各级财政部门，所有有些财政部门的干部片面认为预算拨款、收入退库等不需要国库监督，国库只是地方财政的出纳，是帮他们从事一部分工作。个别国库工作人员也存在着国库是为财政服务的旧观念。这就造成了国库监管的乏力。于是不遵守规章制度的事情时有发生，给犯罪分子有机可乘，造成国库资金的流失。

（二）制度不完善。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人民银行经理国库的权力，也规定国家金库在实现国家预算收支任务中发挥“执行、促进、监督”的作用。为确保国库资金安全，国库系统还制定了不少的条例、规定和办法，对国库会计核算过程作出具体、明确、细致的规定，但对延压预算收入、超范围支拨库款、违规退库、不重视会计对帐等行为约束力不强。国库会计监督的职责、任务、权限，未在法律和制度上得到保障。国库会计监督的权威性无法体现。这势必影响国库会计柜面监管力度。

（三）国库会计核算系统设计有缺陷。新的国库会计核算系统在全国推广以来，我行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发现在程序设计上未能彻底贯彻保证资金安全的方针。数据备份与数据恢复授权同一人，操作起来方便，但不利于资金安全。这些都加大了资金风险防范的难度。

改进国库会计核算柜面监管的办法和建议

界定国库会计柜面监督质量的高低在于对国库资金风险的防范程度，我们需立足现实，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国库会计柜面监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以最小的改革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把国库资金风险降低至最低限度。为此，笔者建议从下面几处着手：

（一）建立完善的国库监管法规。国库现行的法规有很浓的计划经济色彩，法律层次低、权威性不够，管理力度较小、适用性差。因此要加快国库会计监管法制进程，以适应国库职能定位的要求。在新的法律、法规中需明确国库监管的合法地位，财政、税务等部门在国库工作中的职责和义务，同时规定监督管理处罚措施，以强化国库监管的权威。

（二）执行严格的国库管理制度。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各项制度建立、完善以后，关键就是不折不扣的加以执行。严格按《国库会计核算管理与操作的规定》规定，做到按日、按月、按年认真对帐，增强责任意识，保证金额完全一致；严格按《中国人民银行国库会计核算与操作的规定》，组织预算收入的收纳、拨付、退库，落实各岗位职责；严格按《国库会计事后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经常检查国库业务处理情况，详细登记发生和纠正的问题，堵塞漏洞。严格执行《内部管理制度》等措施，保证制度落实到国库会计核算的全过程和各环节。

金钱范文篇3

对于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传统经济学家认为，财富如收入和资产对幸福或生活满意度有直接的影响，因为高收入能为个体提供更有利的机遇和选择，因此增加财富就能增加幸福。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较大改善，物质生活得到了较大满足，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步入小康社会。按理说，人民会感到生活越来越幸福。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另有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十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问题出在哪里？

近几十年来，这个课题也成为积极心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在此，人们平常所说的幸福常用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SWB)①这一术语来描述。它是指个人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整体性评估而产生的体验，主要由情感和认知两种基本成分构成，其中情感成分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相对独立的锥度，认知成分则指个体对自己生活满意程度的评价。1967年，WarnerWilson在一篇《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中指出，幸福的人是有高收入的。自此以后，心理学家们围绕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拟对这些研究进行总结，并探讨金钱对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心理机制，以使人们更科学地理解金钱与幸福的关系，从而更有效地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同时为政府制定以提高我国人民整体幸福感的公共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2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

积极心理学认为，幸福感是主体对客观生活的主观感受，这种主观感受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不是很大。研究者从多个角度考察了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有国内层面的，也有国际层面的；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

首先，在一个国家内部，个体的收入一般与其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但相关系数不高，即便二者的相关在贫穷国家里比在富裕国家里更强烈。Diener等在美国选取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发现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12。即使当非常富有的人被考察时，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仍然很小。Diener等曾对1985年《福布斯》杂志公布的100位最富裕的美国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与一般的美国人相比，他们只是稍微幸福那么一点点。49位超级富翁中，有80%的人报告“钱可以增加或者减少幸福，关键看你怎么使用它。”一位富翁从来不记得自己曾经幸福过。一位妇女报告钱不能解除由她孩子的问题所造成的痛苦。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收入与幸福感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2004年4月，《瞭望东方周刊》与芝加哥大学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合作，对中国6个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度指数的测试。结果显示：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从当前幸福度指数与人均月收入对照来看，上海人均月收入最高，但幸福度指数排倒数第二，成都人均月收入最低，但幸福度指数排第二，杭州人均月收入居中，幸福指数却最高。

各国之间的收入和幸福情况又是怎样的呢？Diener及其同事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国家财富与国民的平均幸福感有着积极的关系。他们曾对29个国家的平均生活满意度及其收入（以购买力为指标）进行了持续近4年(1990～1993)的调查，发现各国的平均购买力水平与平均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62。后来，他们又选取了55个国家的有代表性的样本，使用GNP和购买力作为国民经济的指标，重复了此结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富裕的国家在很多方面与贫穷的国家不同，这些差异可能夸大了收入与幸福感在国际层面的相关。富国比穷国往往更加民主和平等，因此，国家财富与其国民的幸福感的关系至少部分可归结于富裕国家中的人民受到其他利益的间接影响，而非财富本身的直接影响。而且，即便是国家财富对国民的幸福感有较大影响，这种影响也不是直线型的。Myers在分析1991年人均国民收入和幸福感的统计时发现，在最贫穷的国家里，财富对幸福感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国家越富裕，人民越能感受到幸福。但是，当人均国民收入超过8000美元时，国家财富与国民幸福感的相关就消失了，而人权、平等等指标的影响开始明显增大[9]。

再从收入改变的角度来看，个体收入的增加与其幸福感的提高是没有必然联系的。Brickman等研究发现中奖者并不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比控制组更幸福[10]。Diener等的研究表明，在10年的时间里，收入上或下波动半个标准差的人群之间的幸福感水平没有显著差异。Diener和Biswas-Diener认为，只有当个体收入的增长是缓慢和稳定的时候，才会导致个体幸福感的增加[11]。而且，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总是积极的。也有研究发现收入的迅速增加反而会降低幸福感。

同样地，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并不意味着国民幸福的增加。Myers研究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国民的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到20世纪末，整个社会的财富几乎比1957年时翻了一番，中产阶级扩大了近2倍，绝大部分家庭的收入都有了明显增加，但从调查结果来看，报告自己“非常幸福”的人数却从1957年的35%下降到1998年的33%。而且，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离婚率翻了一番，青少年自杀增长了3倍，暴力犯罪增长了4倍，抑郁症患者尤其是青少年患者的人数急剧上升。他把这种物质繁荣的同时而社会衰退的现象称为“美国困惑”[9]。Diener和Suh也考察了从1946到1990年期间美国幸福感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可支配的收入（控制了通货膨胀和税收）急剧增长，但幸福感的水平保持不变[12]。Diener等考察了55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并不相关。

这些结论似乎与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生活概念不大相符。在日常生活中，当被问到“没钱你能幸福吗？”几乎所有人都会摇头或干脆笑笑不置可否。当再被问到“什么最能改善你的生活质量？”大多数人都会回答“金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一致？这主要是因为金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太重要的角色，尤其对于一般的民众，我们总是通过金钱这个中介来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金钱在我们这个社会几乎具有一切商品的属性，这就使得金钱在我们心理上的作用被夸大了，好像只要有很多钱我们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事实上，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是相对的。在一定范围之内，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大，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金钱对幸福感就不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或者根本不产生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量研究表明，金钱与幸福感之间可能存在着某些心理变量在调节二者的关系。下面我们就来探讨金钱影响幸福感的心理机制。

3金钱影响幸福感的心理机制

3.1人格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但研究表明，外部因素与幸福感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其中人口统计学变量如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只能解释幸福感不足20%的变异，外在环境也只能解释幸福感变异的15%。相对而言，内部因素尤其是稳定的人格因素常常被认为是幸福感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源之一。金钱是幸福感的外部影响因素，人格是个体幸福感的内在预测指标，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受到人格因素的缓冲？

联系人格和幸福感的一种概念模型是，人们具有一种幸福或者不幸福的遗传素质，这可能是由天生的神经系统的个体差异所造成的。行为遗传学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例如，Tellegen等考察了共同抚养和分开抚养的同卵和异卵双生子，计算出基因能够分别解释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40%和55%，而共享家庭环境只能分别解释这二者变异的22%和2%[13]。如果这种先天的体验某种幸福感水平的稳定倾向确实存在，那么幸福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的一致性。尽管情境因素可能使幸福感偏离基线水平，稳定的人格因素应该施加长期影响。Heady和Wearing提出的动力平衡模型(dynamicequilibriummodel)支持了这一点[14]。他们指出，人们在经历了各种好的或坏的生活事件后，最终会回复到幸福感的基线水平。外部事件对幸福感的影响是短暂的，内在的人格特质或认知因素对幸福感的维持起着关键的作用。根据这一模型，收入的增加或减少会在短期内提高或降低人们的幸福感，但是由于受到人格因素的调节作用，人们最终会回复到之前的幸福感的水平。

那么，究竟有哪些具体的人格因素在金钱与幸福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呢？张兴贵等人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结果表明，经济状况变量既与幸福感有直接的关系，又通过大五人格中的外倾性和神经质维度对幸福感有间接效应[15]。外倾性和神经质之所以能够充当调节金钱与幸福感关系的中介变量，可能是因为内外向和情绪稳定性这两个人格维度，更多体现了遗传所决定的神经系统的动力特征对行为的持久影响，更多代表了人的自然性格（或称为气质），具有本源性，可以称为气质性人格[15]。而且，大量研究表明，外向性与积极情感呈高度正相关，神经质与消极情感呈高度正相关[16]。因此，具有这两种人格特质的人，不论其收入水平如何，他们的幸福感可能总是处于愉悦水平或者总是处于不悦水平。也就是说，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微弱的，它主要通过外倾性和神经质来作用于幸福感。

另一个已被证明的在金钱与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的人格特质是控制感。例如，Johnson和Krueger的研究表明，对生活的控制感可以调节实际的财富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17]。拥有强烈控制感的人更可能采取行动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奋斗，通过奋斗，也更可能达到期望的目标，从而导致更多的满意感，这种结果反过来又增强了个体对生活环境的控制感。因此，控制感调节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或许是基于这样一种方式：人们通过工作和其他途径创造物质财富，那些相信自己能够控制生活的这些方面的人更可能成功地为自己创造出有利的经济资源，从而导致更多的幸福感[17]。即使在面临困难的经济状况的时候，控制感也是有适应价值的。Lanchman和Weaver研究发现那些收入低但能够维持高度控制感的被试组报告的幸福感的水平几乎与高收入的被试组一样高[18]。他们不将这种低收入状态视为不可变的，而确信能够改变这种情形，所以，这样的低收入者的不幸福程度比那些处于同一状态中的悲观低收入者的不幸福程度要低得多。可见，在经济状况不利的情形中，控制感扮演了一种积极的角色，它能够使人们更成功地调整自己以适应这种困境，从而缓和了低收入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当然，对于控制感的这种适应价值也存有异议。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处于不利经济状况中的人们来说，要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控制这种环境是不现实的，有可能导致不恰当的自责，相反，维持对现状的现实的评估对他们可能更有利；而且，如果低收入不能提供控制的机会，拥有高度的控制感可能还会导致失望和沮丧。因此，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外在环境的限制对于低收入的阶层可能更有效[18]。

其他人格特质如自尊、乐观等，虽然与幸福感密切相关，但是它们作为调节金钱与幸福感关系的中介变量的实证研究还很少见，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3.2目标

Emmons认为，资源会通过影响人们实现目标的能力而间接影响幸福感。那些对人们实现自己的目标有利的社会资源会促进幸福感[19]。因此，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是因为它影响人们达成各种目标的能力。那么，从理论上来讲，更多的金钱能够使人们达成更多的目标，从而导致更多的幸福感。但是，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财富之所以对幸福感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如食物、水、住房、保健的一种手段。然而，一旦基本需要被满足，它与幸福感的关系就变得复杂。基于此争议，Diener等深入地探讨了收入、基本需要的满足和幸福感的关系，发现即使当基本需要被控制时，收入仍然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表明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超越了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这个目标。

以上我们是把金钱作为实现目标所需的一种社会资源来看。换一个角度，当把金钱本身作为追求的目标时，它对幸福感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Sirgy提出了物质主义(materialism)这一概念，他把它定义为相对其他生活领域，物质生活领域被认为高度重要的一种状况[20]。Sirgy认为，物质主义目标本身对幸福感有直接影响。相关研究表明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即使控制收入也是如此[20～22]。那些认为金钱比其他目标更重要的人对他们的生活标准和生活质量更不满意。Sirgy对此的解释是，物质主义者把物质追求的目标设置得太高，不切实际，以致根本没有能力去实现这些目标，所以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20]。

自我决定理论的代表人物Kasser和Ryan也认为把追求经济的成功作为生活的中心目标会降低幸福感[21,22]。他们的理论基础是，自我决定是人类天生的需求，过分追求经济目标会消耗大量的能量，这样就减少了实现其他内在目标的机会，而最终阻碍幸福感的提升。他们区分了内在目标和外在目标。其中前者是指定向于自我接纳、情感联系、团体卷入的目标。定向于内在目标的人会体验到更多的幸福，因为这些目标与自我决定需要的满足相联系，而定向于外在目标如金钱则会体验到更多心理上的不适应。所以，按照自我决定理论，物质目标之所以与低的幸福感相联系，其根本就在于它缺乏自主定向。Csikszentmihalyi则认为如果更多的心理能量被投资到物质目标上，追求其他目标如美满的家庭、亲密的友谊、兴趣爱好可用的能量就减少了，而这些目标对于我们的幸福生活同样也是必要的[23]。

3.3动机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物质主义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但是也有研究者对此提出了质疑。Diener等在回顾30年来幸福感的研究中提到，目标对幸福感的影响似乎比简单地达到个人的目标更复杂，暗示目标背后潜在的动机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早期的研究者Csikszentmihalyi和Rochberg-Halton曾提出过两种类型的物质主义：一种是工具性的物质主义(instrumentalmaterialism)，指使用物质财富作为实现个人价值和生活目标的手段，这种物质主义是无害的；另一种是终极性的物质主义(terminalmaterialism)，指使用物质财富去获得社会地位并赢得他人的赞美和羡慕，这种物质主义是有害的[24]。

Carver和Baird认为每个目标背后有4种类型的动机，分别是：内部的（被内在的快乐所激发）、认同的（反映了个人的价值观）、投射的（来自于内部的压力如内疚或社会赞许）、外部的（由外部奖励或惩罚的力量所引起）。前两种动机又可被归为内部动机，后两种动机可被归为外部动机。虽然他们发现总体上经济成功的重要性与幸福感呈负相关，但同时也发现经济成功目标的内部动机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外部动机与幸福感呈负相关[25]。Carver和Baird的研究局限就在于他们考虑的追求经济成功的原因有限。按照他们的假设，如果研究中包含的动机的范围更广，钱的重要性对幸福感可能就没有主效应了。于是，Srivastava等在后来的研究中考虑到了10种挣钱的动机：安全、维持家庭、市场价值、自豪、休闲、自由、冲动、慈善、社会比较、克服自我怀疑。经进一步因素分析最终确定了3类动机：积极的动机（前4种）、行动的自由（中间4种）和消极的动机（后2种）。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当控制挣钱的动机尤其是消极的动机如社会比较、寻求权利、炫耀、克服自我怀疑后，钱的重要性与幸福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就消失了。研究还发现积极动机和行动的自由对幸福感的主效应不显著。这说明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负相关正是由于这些消极动机的影响[24]。

金钱本身是没有害的，事实上，当金钱被用来帮助满足大量的基本需求时是很有益处的，毕竟，“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是，“钱也不是万能的”，当用金钱来做不能做的事情时，对它的追求就成了问题。比如，金钱不能直接减轻自我怀疑，因为缺少钱不是它的根源[24]。所以，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不在于挣钱的目标本身，而在于挣钱的动机。

3.4社会比较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经常会听到这句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心理学中称之为社会比较。1985年，Michalos提出了满意的多重差异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个体把自己与多种标准进行比较，这些标准包括他人、过去的条件、抱负、满意的理想水平、需要或目标等。个体对满意度的评价就基于现状与这些标准之间的差距，向上比较使满意度降低，向下比较使满意度增加。其中，社会比较被发现比与其他标准的比较能更有力地预测满意度[26]。

Wood把社会比较定义为思考与自己有关的一个或多个他人的信息的过程[27]。人们倾向于与自己圈子里的其他人进行比较，向上比较和向下比较都会影响幸福感。然而，研究者对于人们是如何与他人进行比较的这一问题存在争议。例如：人们只是与比自己富裕或比自己穷的人相比，还是根据所有人的收入分布来定位自己？

McFarland和Miller预测人们只与比自己收入低的人相比（为了感觉好）或者只与比自己收入高的人相比（为了激发自己做得更好）[28]。Parducci的范围—频率理论(range-frequencytheory)预期，人们与收入分布中的所有其他人进行比较，而不仅仅是向上或向下比较[29]。Smith等人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范围—频率理论很好地预测了社会比较对幸福感的效应[30]。而Hagerty在自然情境中进行的两个研究也有力地支持了收入对幸福感的社会比较效应，而且结果正如范围—频率理论所预期的那样[29]。他还特别指出，尽管社会比较在幸福感的评价上起了作用，但是社会比较效应的大小比收入的主效应要小。据此他提出了可以增加国民幸福的3条途径：(1)通过增加平均国民收入；(2)缩小收入分布的范围；(3)改变比较的参照组，如与比自己收入低的人进行比较或者与上一代人进行比较。

在中国，收入对幸福感的社会比较效应更是明显。中国社会调查所2005年的一项调查称，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贫富差距。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中，市民已连续4年把“贫富差距过大”列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首。贫富差距通过社会比较的心理机制使人们产生不公平感，使得有钱的人、没钱的人都觉得不幸福。

3.5适应与压力

Helson把适应定义为对重复或连续刺激的减少的反应。对生活事件的适应是理解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Brickman等人就是根据Helson的适应水平理论，用对比和适应来解释中奖的人并不比一般的人更幸福，而且从一系列平凡的生活事件中得到的快乐更少的现象[10]。首先，与中奖后的兴奋和高峰体验相比，许多平常的生活事件看起来就不是那么有乐趣了。因此，尽管中奖得到了新的快乐，但它也使旧的快乐减少了，新旧快乐相互抵消，使得中奖者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幸福。其次，中奖的兴奋会随着时间而逐步消退。当他们习惯了由新的财富所带来的快乐时，这些快乐体验就不再那么强烈，对总体的幸福感就不再有很大的影响。总之，这种好运的影响在短期内会被对比效应削弱，从长远来看会被适应过程削弱。看来适应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收入的增长不一定导致幸福感的增加。

当然，对此还有其他不同的解释。有研究显示，突然的改变或者极端的结果，即使是正性的，也会引起压力[31]。还有研究者考察了英国足球中大奖的人，发现财富增加的同时也伴随着代价：很多人辞职，人际面缩小，成就感降低，而且，当他们被希望提供经济资助时，与朋友和家人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因此，收入的增加可能导致更多的压力，缓和了其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

4小结与展望

从心理学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远不止传统经济学的假设那样简单。在一个国家内部，富人与穷人在幸福感上的差异并没有二者在财富上的差异那么大，尽管富裕国家的人民一般来说比贫穷国家的人民感到更幸福，但这种差异也不能简单归结为财富的差异。而且，个体收入的改变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提高。研究者还从人格、目标、动机、社会比较、适应与压力等方面探讨了金钱影响幸福感的心理机制，这使得人们对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和更科学的理解。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1)对于金钱究竟在多大范围内或多大程度上影响幸福感，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之所以如此，可能是由于研究对象过于笼统化。其实，对不同阶层的人群而言，金钱对于他们的意义和价值可能是不一样的。对贫穷的人来说，能够用来满足其基本生理需求的金钱对他们的幸福感的影响是应该是很大的。而对富裕的人来说，金钱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很大，因为他们可能需要金钱去实现更高的目标；当然这种影响也可能很小，因为非物质财富的因素如与家人和朋友交往的时间、身体健康、工作稳定、婚姻状况、个人安全感以及人际关系等对他们的幸福可能更重要。而且，在个体不同的生命阶段，金钱对其幸福感的作用可能也是不同的。比如，金钱对成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比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因此，今后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上需要细化，例如把不同阶层的或者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区分开来分别加以考察，然后进行比较，这样才能得出比较准确的、真实的结论。

(2)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一定是哪一种心理机制就能解释清楚的。各种心理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例如，McFarland和Miller的研究发现非抑郁、乐观的人倾向于关注比自己做得差的人的数量，而抑郁、悲观的人则更多地关注比自己做得好的人的数量[28]。这说明个体的人格影响其使用社会比较信息的方式。因此，以后的研究最好考虑多个心理中介变量，建构金钱、心理变量与幸福感的关系模型，以便于更深入、更透彻地理解金钱是怎样对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在研究方法上，无论是纵向研究还是实验研究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3)心理学的任何研究主题都需要考虑所处的文化背景，这就涉及本土化的问题。以上结论大部分都是基于国外的研究成果，而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这些结论是否可以推广到中国，还有待于本土化的实证研究。而且，在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的中国现阶段，对此课题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经济发展、环境优美、人际和谐、全体社会成员欢乐幸福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关注经济硬指标，更要关注人民大众的切身感受。因此，对政府而言，可以此课题的研究成果作为参考，制定一些以提高人民整体幸福感的相关政策，如解决贫困问题、缩小收入差距等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幸福感测量本身还不完全成熟，应该主要采取探索的方式，尤其需要从中更多地知道到底有些什么因素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并随之不断完善施政的指标体系。目前幸福感测量研究存在指标不统一、研究方法创新不够、文化差异性日益突出等问题，所以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出发，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方法，提出适合当今中国居民的幸福感理论构念并编制出相应的幸福感量表，是极为迫切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7-04-15

注释：

①国内学界通常把subjectivewell-being译为“主观幸福感”，是为了与另一个并列使用的不同的概念“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well-being)相区别。但“主观幸福感”的说法不太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因为在中文中，“感”已能表明其主观性。而且本文讨论的都是“主观幸福感”，没有涉及“心理幸福感”这个概念。因此，本文中我们把subjectivewell-being一律译为“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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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范文篇4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创始人之一，斯特兰奇教授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致力于把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等多学科结合在一起，分析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问题。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在东亚危机之后她完成了《疯狂的金钱》这本著作。遗憾的是，在本书出版不久，她就永远离开了自己喜欢的桃李园地，终年七十六岁。她说，国际关系领域由于长期受行为主义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只要掌握足够多的数据，建立起预测模型就可以把握国际关系的前景。这种误导使许多学者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烦琐而且呆板的数据之中，忽视了历史以及真实多彩的世界，因此，“包括经济史在内的所有历史是知识分子傲慢自大的必要解药”，对于经济学家尤其如此。在她看来，不断全球化的国际金融将是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首要问题，而且也是其他社会科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金融已经成了改变我们生活的关键性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未来不是信息时代而是金融时代。

无论哪种经济学教材都不否认金钱逐利的本性：只要有可能，资本就会突破所有约束和障碍占领利润最大的空间和领域。简单地说，“二战”之后的资本扩张是以两种方式实现的：一种是空间的延展，另一种是领域的深化。金融创新使资本真正实现了全球共时流动，并且可以脱离实物经济毫无顾忌地加快自己的流动速度，瞬间实现价值的成倍增长。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切身感受到了资本全球化的冲击，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深切感受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因此揭示这些数据背后发生的政治社会变革以及资本全球化造成的社会政治影响比简单地描述现象实际上更有价值。

虽然一直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依然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占据主导性比重，但是这并不说明资本向非西方国家的流动模型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这种资本流动的空间变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九九七年的危机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这个近三十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二战”后资本流动的恢复实际上是在美国霸权支撑下，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的目的而实现的。为了遏制苏联集团的力量，美国在西欧实行了“马歇尔计划”，在东亚、东南亚，以及其他大陆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地区加强了军事援助。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资金流动是有限的，而且主要是官方提供的。六十年代以后，私人资本也加入进来。但是由于两大集团的对峙，这些资本流动的范围受到了限制，主要集中在有美国的“后院”之称的中南美洲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前殖民地。

随着世界政治中战争因素的减弱，经济增长成为各国主导战略。对于渴望经济繁荣、政治合法性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现在面临的最激烈竞争来自昔日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战友们。由于这些国家在资源禀赋、产品结构等诸多方面基本上呈水平而非垂直分布，彼此之间缺乏互补性和相互替代性，因此必须为了争取外国资本、技术以及市场而不断向发达国家的资本做出让步并且相互竞低条件，自由化成了必然的选择。倡导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以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九十年代肯定目睹了这样一个总体性趋势：各国采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正统理论，并且遵循着它提供的政策措施。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对政治主张以及职业观点的牢牢控制肯定是从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然，发展中国家也不是均质的，在自由化时序、制度结构和取向、国内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些差别直接导致了在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几个可以集中吸引资金的“漏斗”地带——所谓的新兴市场，例如东亚、东南亚以及南美洲的部分国家。这些“漏斗”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并且在一定时期内是资本空间扩张的最后边界，在这些地区投资获利最大。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由于金融创新，八十年代以来资本的结构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除了传统的对于实物经济的直接投资外，在全球资本流动中比例越来越大的是各种以投机为目的的投资基金。直接投资受空间的限制很大，并且没有投资基金行动灵活、赢利迅速。因此，这些“漏斗”地区也逐渐成为势力越发强大的投资基金最青睐的地方。

一九九四年的墨西哥、一九九七年的东亚和东南亚就是这样的投资“漏斗”。在这两个地区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危机爆发之前，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迅速并且积极推行自由化措施。前苏东国家经济转轨的重要理论家杰弗里·萨克斯早在一九九六年的一项研究中就指出，新兴市场在自由化之后容易出现两种假象：一是认为经济自由化之后货币坚挺的原因是自由化，而不是追逐高回报的资本流入。而资本流入启动了房地产价格以及非贸易商品与服务的泡沫，一旦泡沫破裂，股票下跌，货币也开始贬值；另一个假象是认为国内银行从解除管制中获得的自由是无风险的，而实际上从国外借款并在国内泡沫经济中投资非常容易受到本国货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各国政府或者忽视了这种现象的潜在危险，或者不愿意正视被长期繁荣掩盖的制度缺陷，因此在行动上显得迟钝盲目，这实际上损害了市场的信心，直接导致了恐惧心理的多米诺效应，整个经济的信用维持和创造能力被大大削弱。所以一旦这些短时间流入的资金在套利成功之后大规模向国外转移的时候，政府面临着洪水溃堤的巨大危险。

在金融领域，犯类似错误的不只是政治家，还有“商学院、经济理论家以及政治学家”。商学院向学生传授的只是融资的专门技术，没有让他们理解为什么在融资上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以及给金融体系和单个企业带来了什么风险。而且到处泛滥的哈佛个案研究方法把重点放在了制造业，而不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经济学家痴迷于交易成本问题，忽视了作为市场经济决定因素的技术发展，即便有人关注技术创新，但集中在制造业，特别是工业所依靠的交通和通讯体系的创新上，很少注意银行使用的技术创新、金融交易创新以及银行本身的创新。至于政治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他们对于金融事务的细节问题了解的更是有限，而且兴趣不大。这些都造成了政府、公众无论在认识上还是行动上都远远落后于金融创新的速度。

金融创新包括三种形式：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以及程序创新。这三种形式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二战”后大部分金融创新是从美国开始的，然后扩展到伦敦、东京等地。而且许多创新是在七十年代出现的。当时越南战争导致了通货膨胀，尼克松实行了美元贬值，实行浮动汇率。这些变动导致了价格和汇率的频繁变化，经营者为了避免风险、赚取利润不断创新。银行开始涉足新的服务领域，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侵入银行的服务领域。但是“没有美国政治当局的同谋（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它们的创新和技术就无法为自己带来丰厚利润，给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变化”。

遗憾的是，许多研究者没有更多地重视美国政府的行为，包括其制度的漏洞以及为了补救对金融创新所做的让步。而正是这些政府行为赋予了一系列创新合法性，并且为它们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美国不仅是众多创新的策源地，而且也是创新的最大收益者。借助创新，美国大量的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目标和领域，并且在绕过政府管制上更加灵活。特别应该注意的是，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实际上在金融管制上为后来者设置了一种“管制陷阱”：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和完善了金融管制，这不仅起到了规范国内资本投机行为，防止更大的风险出现的效果，而且也迫使投机资本向国外转移，实际上起到了转移风险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本国资本寻找新的投资空间，诱逼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制度情况和实际后果加快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而这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管制上的严重不均衡。结果是大量投机资本蜂拥进入这些管制不力、有利可图的国家和地区。而一旦攻击得手，就会趁对方来不及反应迅速撤离。九十年代出现的几次金融危机无一不是这样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以及大量私人资本合谋发动了危机，在几乎一夜间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几十年辛勤劳动积累的财富以“体面”的形式掠夺而去，一九九七年危机之后，东南亚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经济的停滞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与股市红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资本投资的获利者把问题的原因完全归结给受伤害者，这颇有些强盗逻辑的味道。但是，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和精密的统计，任何有常识的人都懂得，在全球资本流动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获益必然是以另一个国家的损失为代价的。

批判资本投机并不是完全否定资本流动的合理性，更不是呼吁回归封闭经济的状态，而是提醒各国政府以及公众不要被“资本神话”所迷惑，只注意金钱的炫目和虚幻的繁荣，忽视其背后的危险与凶残。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尤其是业已形成的世界市场经济来说，资本的重要性无异于血液之于身体。但是如果不随时警惕血液发生了感染以及其他病变，那再强壮的身体也会受到威胁，甚至危及生命。对于世界市场经济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这个不断复杂庞大的综合体至今还没有一个有权威的医生，相互独立的各国政府以及受局部利益控制的国际组织在诊治病症和监控病情上基本上都是游方郎中的水平，有的不过是乱施虎狼药的“蒙古大夫”。

现在全球经济遇到的一个根本性矛盾是日益统一的经济与建立在领土分立基础上的政治管理。这种经济上的统一与政治上的分裂直接造成了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不协调和不对称，资本投机有了更大的机会。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已经表明，只有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实现了协调，才能保证经济的繁荣和有序发展。在过去数百年中，市场经济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主要是因为民族国家与国内市场在地理界限以及管理能力上实现了和谐和统一。以领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保证了国内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但是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跨国、跨地区，乃至全球性贸易、资本、劳动力流动在数量和广度上的发展，这种长期维持的和谐关系难以维持。而资本借助世界市场经济的形成以及金融创新，不仅克服了空间扩张的障碍，而且克服了时间的限制，形成了虚拟经济超越实物经济的局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拘泥于领土范围的国家以及局部性的国际组织的管理能力。

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需要两个基本的主体：最后贷款人以及管制者。前者维护公众、企业等对金融体系的最终信心，后者惩罚和防止干扰金融秩序，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在国内金融体系中，这两个主体实际上就是国家，并且实现了较为合理的统一。但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还没有一个可以把这两种基本功能承担起来的主体。既没有所谓的世界政府，也没有类似的国际组织。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各国协调相互的行动，在防范金融风险上采取共同措施；另一种是加强现有的国际金融管制措施，特别是强化并完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在内的国际组织的能力，把它们发展成类似于全球最后贷款人和全球管制者的组织。

从理论上，这两种选择都有可行之处。但是必须考虑到它们所涉及到的问题。就第一种选择来说，如何协调各国的行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各国协调行动至少面临下列困难：第一，在谁充当领导者、救援基金提供的比例分配、如何使用这些基金等诸多问题上各国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还体现在发达国家之间。被认为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常常在危机爆发时并不积极，因为相互讨价还价而延误了解决的时机。三十年代的危机是从奥地利的信贷银行破产开始的，而英、法、美等国出于各自的考虑并没有提供及时而充足的资金，从而诱发了一场席卷世界的大萧条。在一九九七年的亚洲危机中，日本这个大国邻居扮演的角色也并不光彩，不仅没有积极提供帮助，反而推动日元贬值，颇有些落井下石的味道。对于它们来说，只有等到危机殃及自己的时候，才会采取措施，而这时候往往危机已经病入膏盲了。

第二，各国合作遇到的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制度之间的差别。与此相关的是各国历史、文化、国内利益格局等其他方面的不同。因此如何去异求同变得非常重要。在斯特兰奇看来，虽然研究这种差别是比较政治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内容，但似乎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充分的理解。之所以这样可能因为美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在学术界处于统治地位，它经常假设世界的其他国家可以模仿美国的体制，或者它们早晚会这样做。各国的情况表明，首先在管制体制以及机构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其次国内政治以及对外政治也有所不同。至于被认为是理想模式的美国体制，虽然能够消除许多缺陷以及冲突，但不一定说明它是一种好体制，因为美国能够比其他国家避免一些危险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其已经形成的强大的经济优势和实力。

第三，在现有体制下，各国的合作实际上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这主要是由它们的经济实力以及管制体制优势决定的。但是“二战”以后的危机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解决危机中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应该得到优先的考虑。实际并不是这样，西方国家或者无视这些国家的利益，或者武断地把危机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这些国家内部，然后把自己的一套体制强加给这些国家。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被许多人视为惟一可以承担起解决全球问题的国家——美国。实际上对于这个夹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大国来说，其国家利益才是最根本的。用斯特兰奇的话说，“美国所有领域的政策（不仅仅是金融政策）在本质上都是国内政策。决策一直是针对国民情绪、国内问题以及国内各种利益做出的。美国历届政府至今还不善于考虑它们自己的行为是如何影响他人的”。另外，美国现在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承担起这种稳定的作用依然是一个疑问。

在第二种选择中，国际清算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寄予了厚望。但事实表明它们还缺乏承担起最后贷款人和全球管制者重任的必要素质和能力。长期以来，国际清算银行一直致力于制定各国中央银行都遵守的共同规则，并没有重视明确它们彼此之间的责任。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巴塞尔协定”制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尽管国际清算银行在制定共同规则方面竭尽所能，但是收效不大。到一九九六年，它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资本充足率规定的失败，也放弃了建立银行监督共同标准的整个思想，因为它没有足够的权威以及威慑工具来强制这些规定的实施。

金钱范文篇5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理财

一、大学生理财的必要性

1.什么是理财

市场经济时代，“财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理财”这一以前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银行、网络中到处可见“理财”这一名词。相对“财富”而言，很多人认为理财就是生财、发财，是一种投资增值，只有那些腰缠万贯家底殷实既无远虑又无近忧的人才需要理财，在自己没有一定财富积累的时候还很难涉及理财。其实这是一种狭隘的理财观念，生财并不是理财的最终目的。理财的目的在于学会赚钱、花钱和管钱，使个人与家庭的财务处于最佳的运行状态，从而提高生活的质量和品位。

2.大学生为什么要理财

理财是一辈子的事，人生阶段包括单身期、家庭形成期、家庭成长期、子女大学教育期、家庭成熟期和退休期。而大学时代是人生中重要的阶段，它属于单身期。大学时代应该是理财的起步阶段，也是学习理财的黄金时期。对于没有收入来源（大多数依靠父母提供）的大学生来说，大学阶段的财商培养只是训练和演练，在日常的生活中养成一种理财的习惯，而不是看重输赢结果的比赛。美国的爱默生在其《处世之道》中说到“财富就是将智慧运用于自然；致富的艺术不是勤奋，而是选择合适的方法、合适的时机和合适的地点”。因此在大学阶段的理财训练包括养成良好的心态、成熟的心智；培养全面的专业素质；获得人生和工作的经验、职业技能的学习；制定明确的目标、生涯的规划。系统的进行理财训练，将帮助大学生无论今后从事什么职业都会受用终生。在大学时代应培养主动理财的意识，形成一个良好的理财习惯，掌握一些必需的理财常识。

二、大学生如何理财

1.教育策划

对于教育策划，很多人认识这不是理财，其实那是一个误区。不是只有炒股、买基金才是投资，教育也是一种投资。完成大学学业或者获得相应的学历学位，都有利于大学生在毕业后能顺利找到工作。目前很多大学生还是把毕业工作后的第一份薪水看作是第一桶金。因此顺利完成学业，是保证理财资金的前提。当然，提高外语水平、增强计算机能力和取得各种有用的相关证书也是当今社会必不可少的教育投资。这些方面的投资已经引起了一些大学生的重视，他们把平时节省的钱，在放假的时候用到新东方等培训机构学习IELTS、GMAT等外语课程。也有不少同学热衷于考各类证书，如会计师、物流师、理财师和咨询师等等。以上的这些都是理财的基础，是帮助大学生在将来获得持续稳定现金流的途径。另外各个大学都设有不菲的奖学金制度，一般一等约3000元，二等约2000元，三等约1000元。另外许多公司设立的专项奖学金金额更大，一等有的高达数万元。所以努力学习，做好教育策划，争取获得奖学金也是理财的一个主要方式，毕竟大学时代，学习知识是最主要的。

2.投资策划

（1）投资工具风险比较

（2）主要投资工具

①投资定期存款是节流的第一步

学生也可以开一个个人储蓄账户，采用跟银行约定的零存整取的方式，每月定期从生活费中拿出几十元存入银行，或者将每个月用剩的钱全部存入银行，这样一学期下来也有百来元的结余。这种零存整取的方式对学生存钱有一定约束力，也有利于养成节俭的好习惯。

②投资保险，实现保障增值

保险向来就是理财的重要工具，因为它本身就具有保障的功能，而且它投资起来非常方便，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打理。最近几年，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中国保险市场上推出了结合投资和保障双重功能的险种。比如说，中国平安推出的平安万能险，除了能保障重大疾病以外，还有上不封顶，最低1.75％的保底收益，与银行单利计息的投资收益相比，此险种的还有每月收益复利计息的优点。因此，大学生平时学习之外也没有多少时间和经历，适当的投资这样的保险，不仅能保障自己的人生安全，还能获得比定期存款更高的投资收益。

③尝试基金定投，学会资金开源

对于具备赚钱能力或资金富裕的学生，不妨尝试投资一些小额基金，在“实战”中逐渐提升个人理财的能力。目前，购买基金的最低金额都在1000元左右，国债、货币基金的风险相对较低。一些大学生选择了投资基金。基金是专家理财，比较稳定。大学生小郭已经投资基金2个多月，他说“基金定期定额的投资方式，类似于银行的零存整取，收益却比银行利率大得多”。

④适度的投资股票，不要走进理财误区

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正在加入炒股的行列。许多学生看到最近两年行情不错，也想积累一些实战经验为今后考注册金融师打基础，没想到却走上了一条苦涩的路。去年，大学生小A花了1万多元，买了1000股某药业公司的股票，结果几天下来赚了2000多元。尝到甜头的他于是一狠心又将父母给的大四学年的学费全部投进了股市。不知道是自己炒得不好还是运气不好，现在已经亏了近万元了。眼看着要毕业了，学校也开始催缴学费，如果不缴清学费的话，就拿不到毕业证，也就没办法出去找工作。因此，建议大学生适度的投资股票，毕竟对于大学生来说，股票属于高风险的投资工具，少量的参与但不要影响学业。

3.财务策划

（1）合理使用信用卡

“没有信用卡，出了校门我就不能潇洒了！”大学生小王毫不掩饰自己对信用卡的依赖。调查发现，时下大学生手持多张信用卡的现象十分普遍，少则一两张，多则七八张。不少大学生已成为“卡奴”。

部分大学生将拥有信用卡视为迈入社会的"第一步"，有的甚至把拥有一张高透支额度的信用卡看作富裕的标志、成功的象征。而有了信用卡之后，他们对透支已经习以为常。月光光，月月光，月光一族在当代大学生中可谓阵容庞大，时至今日，其势头依然有增无减。父母原本给我们的生活费已经够用，但很多人却没有认真对自己的金钱做预算，有些同学每个月的前十天吃香的喝辣的，春风得意容光焕发！可到后十天却只好馒头加白开水勉强度日。为了生活，于是只好举借外债。各大银行也许正是掌握了这个商机而纷纷推出刷卡超支消费业务，来赚取我们"看不见"的钞票，因此我们很多朋友的财政赤字月月攀升。盲目办卡、高额透支消费的不理性不仅让自己成为"负翁"，受卡所累，而且造成"子债父还"的情况。大学生的每笔透支与偿还都会在信用档案上留下记录，而随着个人信用信息系统的全国联网，恶意欠款行为将会在信用档案中留下''''痕迹''''，不仅影响未来就业，还会影响工作后申请房贷车贷，所以大学生透支消费应理性。

（2）学会记账，建立个人现金流量表和资产负债表

张同学是去年踏进大学的，是个典型的"月光公主"。她说："我从来都没有记账的习惯，钱都是稀里糊涂地花，等去ATM机取款时才知道已经没钱了。每个月近1000元的生活费往往熬不到月末，最后只好向家里''''求救''''。"据调查，目前在各高校，半数以上的大学生都存在"钱不够花"的现象。大学生应该有自己的"账簿"，养成记账的习惯，按月份和类别，简单记录每天的开支情况，合理分配生活费用；将生活费用按所需分成若干部分，留一部分作课外学习辅导，留一部分作后备资金。

（3）兼职是一种理财经历

据美国的大学一份调查显示，约有56%的大学生有较为稳定的兼职工作，曾经或打算兼职的同学超过了90%。从经济投资学来说，兼职是一项不需要预付任何资本的纯增值方式，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风险性。找一份合适的校外兼职，会进一步扩充自己的财务本金。这种理财"增值"方式，应该成为大学生理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结

21世纪的大学生不应该仅仅只有"智商"，还应该具备一定的"财"商，在大学时代就应该养成很好的理财习惯，为自己在现在和将来精打细算，这样对于以后走向社会收益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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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品文,李冠莹.《大学生，你理财了没？》,大学报,2007-12.

金钱范文篇6

金钱树属天南星科观叶植物，又叫美铁芋、发财树，原产热带非洲，常绿多年生，具地下块茎。地上部无主茎，不定芽从块茎萌发形成大型复叶，小叶肉质具短小叶柄、坚挺浓绿，明亮光泽，观赏价值高。适宜在不同光强下生长，耐阴性强，有“耐阴王”之称，为新引入的高档室内观赏植物。金钱树有硕大的块茎，其萌发众多的芽和形成群多的小块茎，复叶具2-3年以上寿命，并被新叶不断更新。金钱树苗生长不快，可作小、中盆栽培观赏，也宜作大型拼盆。

通常金钱树靠分出母块茎上产生的带小球的小株来繁殖，大株每年仅能产生2-5株，繁殖系数较低，速度慢。金钱树叶插于基质中易生根，可用于繁殖。每成熟复叶上有15-25小叶，如果用于繁殖则可大大提高繁殖率。剪取不同成熟度的小叶或双叶带总叶柄或单叶带总叶柄。用250ppm的引哚丁酸或萘乙酸浸泡过夜或用粘土混粘叶柄或叶基。插于清洁河沙床中，也可直接扦插于泥炭等基质中。扦插时叶平放或立插，扦插后保持沙床湿润。50-60天后叶柄或总叶柄基部出现膨大，随后侧部长出粗壮的新根。出根后，很快形成根群。

当形成5-6条根以上时，从扦插床取出栽在蘑菇渣+黄泥+泥碳+河沙的基质盆中。插穗形成一定根系时，出根部中间逐渐膨大形成球状小块茎。块茎逐渐增大。部分较幼嫩的扦插叶上盆后由于高温或水分管理不好会枯黄死，但块茎能成活。老熟叶和带总叶柄插穗能保持绿色和活力。少量块茎当年出芽并长出新叶但生长势弱，生长缓慢。次年块茎会长出粗壮的新芽而生长

金钱范文篇7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工作动机上的个体差异是明显的。比如，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两个人，洛克菲勒一生追求财富，圣雄甘地一生粗布缠身，人生目标截然不同。在我们周围，一些员工更在乎物质激励，另一些员工更在乎精神激励。但是圣雄甘地除外，不管对于谁，金钱的激励作用毋庸质疑。思考以下五个问题，有助于更好地发挥金钱的激励作用。

问题一，薪酬福利是成本还是投资？

薪酬福利既是成本又是投资。管理者的观点见仁见智。认为薪酬福利是成本的管理者自然把薪酬福利当成一个头痛，并且尽量把工资定得低一点，尽量少加薪、不加薪。认为薪酬福利是投资的管理者，自然期望通过高工资、高福利、以及奖金、加薪激励员工，并期望从此项投资之中获得回报。两种观点反映出截然不同的管理理念，导致截然不同的管理效果。

据说，把一个人从胜任加愉快的现有岗位上挖过来通常需要提高其25%左右的薪水。你给的薪酬越高，越容易挖到别人的人才；你的人才薪酬越高，越不容易被人挖走。高薪是全球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吸引和留住精英的杀手锏之一。效果如何，聪明的你自有判断。

问题二，金钱在马斯洛（AbrahamMaslow）的需要层次里属于高层次需要，还是低层次需要？

好多人羞于谈钱，似乎钱是低级的，至少不够高尚。其实，在正常情况下，金钱可以帮助人们实现任何层次的需要：生理的、安全的、归属的、尊重的、自我实现的。对于许多人，经济收入是衡量DavidMcClelland所谓成就动机的成就的标志。

对于金钱的追求虽然是一种外在动机（extrinsicmotivation），然而，除健康以外，在魅力上能够与金钱抗衡的也许只有好的上司和好的工作氛围了。

问题三，用FrederickHerzberg的术语来讲，金钱属于保健因素（hygienefactor）还是激励因素（motivatingfactor）?

薪酬、福利既可能是保健因素，又可能是激励因素。有人认为，没有人认为自己挣得足够多，其实不然。高出行业平均水平一倍的薪酬可能是多年的荣耀，也可能是三倍于平均水平的业绩。

加薪，在加薪的瞬间和之后的短时期内有可能成为激励因素。管理者担心，这种激励方式会导致成本的上升，逐年加下去，成本如何得了。而且，一旦员工形成对定期加薪的期望，激励因素则蜕变成保健因素。这个问题说来话长，薪酬设计专家会给有这种担心的管理者一个相对完善的解决方案。

不定期发放的奖金相对来说更能起到激励的作用，例如，为奖励某员工某个出色表现而由上级临时决定即刻发放的一次性奖金。问题是，大多数企业的制度达不到这样的灵活性。

问题四，以绩效定薪酬还是以资质定薪酬？

以绩效定薪酬，说起来合情合理，做起来几乎不可能。绩效是很难评估的，即使你理解平衡记分卡并且精于此道。难怪人力资源管理界形成了信奉与反对绩效评估的两大阵营。笃信绩效评估和所谓目标管理的人应该读一读W.EdwardsDeming的OutoftheCrisis。最近麦肯锡的一项研究发现，以眼前绩效定薪酬（payforresults或payforperformance）难以激励创新。对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鼓励员工对企业的奉献精神。

全面质量管理（TotalQualityManagement）的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员工的绩效，更大程度上是由系统因素、而非个人因素决定。当然，以绩效定薪酬，特别是以绩效定浮动工资，对于销售岗位来说，可以规避企业的风险，并把风险转移到员工头上。

资质评估，即对工作相关个人特征的评估，远比绩效评估可行而且公正。以资质、技能以及其它个人属性参照市场行情确定基本薪酬水平的理念，正在为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所接受。

问题五，金钱激励还是非金钱激励？

MichaelLeBoeuf在他GettingResults:TheGreatestManagementPrincipleintheWorld一书中提到十种最有效的激励方式：金钱、认可、休假、员工股份制、最喜欢的工作、晋升、自由、个人发展、娱乐、奖品。他提出，金钱和认可是最有力的两种奖励。十种方式应该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笔者认为，我们国内企业管理在使用这些激励方式上存在通病如下：

1)在以金钱作为激励手段方面，我们的管理者表现出的惊人的吝啬和浪费。吝啬不用多说。这里的浪费指的是发了钱，起不到激励效果。例如，年终所有员工都加薪，这笔本该成为激励因素的花费成了保健因素。再例如，应该给某人加薪却拖了半年才讨论通过，既花了钱，又得罪了员工。许多管理者因怕引起其他员工的攀比而不敢奖励优秀员工。笔者对这些管理者的忠告是：管理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决定奖励什么人和得罪什么人。

2)我们的管理者对于认可要么过于慷慨，要么过于吝啬。认可缺乏针对性和区分度。

3)法定休假除外，休假这种有可能既节约成本又激励员工的激励手段几乎从来没有被使用过，原因不是制度不够灵活就是管理者头脑不够灵活。

4)员工股份制十分罕见，但比休假的使用频率似乎略高一些。

5)作为激励手段，最喜欢的工作与员工股份制一样很少被利用。让一个人做她最喜欢并且最胜任的工作，不仅是对她的奖励，而且提高工作效率。

6)晋升是普遍的奖励方式，效果却往往不是很有效。无效的晋升表现在把错误的人在错误的时间晋升到了错误的岗位。错误的晋升是对正确的工作行为的惩罚和错误的工作行为的奖赏。

金钱范文篇8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要求，着力解决在执法司法重点环节上损害群众利益行为和不正之风，促进执法办案进一步规范、纪律作风进一步严明、队伍形象进一步好转、执法司法公信力进一步提升，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打造“强富美”新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二、整治主要内容

重点围绕社区矫正、法律援助、公证、律师等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在社区矫正执法领域：重点整治违反“六不准”规定，滥用刑罚权力，不按规定开展调查评估、接收（解除）社区矫正对象，不按规定对社区矫正对象警告、提出撤销缓刑（假释）、收监执行建议等执法行为，以及存在脱管、漏管、未经批准外出或者逾期未归、违规超期限超权限办理社区矫正对象请销假等不作为、乱作为、徇私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问题。在法律援助领域：重点整治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或者拒绝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公职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违规领取办案补贴，或从事有偿法律服务。在公证领域：重点整治违反规定办理公证业务，与当事人存在利益往来，接收当事人吃请或礼金礼品；违规收取公证费用，不开票、少开票谋取私利，以及未严格执行司法部关于公证执业“五不准”的规定，即：为未查核真实身份的公证申请人办理公证，办理非金融机构融资合同公证，办理涉及不动产处分的全项委托公证，办理具有担保性质的委托公证，未经实质审查出具公证书。在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领域：重点整治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统一受案、收费，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支付介绍费、向当事人明示或者暗示与办案机关、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特殊关系，或者在司法机关、监管场所周边违规设立办公场所、散发广告、举牌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不正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的行为以及其他违法执业纪律、职业道德等情况。

三、目标任务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全面深入推进司法行政领域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加强对容易产生徇私枉法、权钱交易、违规办案、玩忽职守等问题的重点部门、岗位、环节的监督检查，堵塞滥用权力和徇私渎职的漏洞，杜绝“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执法不公、执法不严、执法不廉问题的出现，着力解决社会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执业廉洁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树立司法行政系统为民务实清廉形象。

四、方法步骤

活动从1月底开始至4月底结束，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学习动员阶段（1月30日至3月10日）

组织系统干部重点学习对政法工作重要指示和中纪委五次全会的重要讲话，学习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深入领悟法治思想，《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党规党纪，认真学习《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县委《领导干部要严以用权，做到“三个严禁”》《领导干部要处理好与特定关系人的关系，做到“八个不得”》《领导干部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到“六个守住”》三项制度规定，深入开展警示教育。

制定专项整治方案，召开动员部署会，学习传达省委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要求以及专项整治活动方案精神，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

第二阶段，对照检查整改阶段（3月11日至4月10日）

各部门要对照省委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清单开展检查整改，要对照“三个规定”贯彻落实情况找问题抓整改，要对照县委“三个严禁”“八个不得”“六个守住”查找问题抓整改，要对照本系统重点整治内容开展自查自纠。对自查自纠查出的问题必须如实上报，严禁弄虚作假。要归纳总结存在的问题，深刻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具体管用的防范措施，各部门自查报告经分管负责人把关后，在4月1日上提交局党组。对排查出来的问题，列出问题、任务、责任、时限“四清单”，建立工作台帐，实行销号管理。

畅通反映问题渠道，面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邮箱，及时受理群众举报。局受理举报电话，电子邮箱

第三阶段，建章立制阶段（4月11日至4月30日）

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分析，提炼经验做法，查找问题短板。既要发掘先进典型、形成良好的正面效应，也要吸取深刻教训、深入推进反面警示教育，把好的经验和做法转化为制度成果固定下来，探索建立长效机制，推动各项要求和制度落地生根，确保执法司法作风建设取得新成效。

五、工作要求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此次活动是落实巡视整改要求的具体举措，是保障公平正义、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的有力载体，更是持续推动队伍建设、作风建设的具体行动。我们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做好宣传发动，开展专题学习讨论，统一思想和行动。

金钱范文篇9

(一)欠条状况说欠条状况说即是主张，不能笼统地认为欠条即代表了或没有代表其所记载的金钱债权，而应根据欠条的具体状况来判断其与所记载的金钱债权之间具有何种关系。在该说看来，欠条固然是金钱债权的行使依据，但更是金钱债权存在的证明材料或证据。不过，不同具体场合的欠条对金钱债权所具有的证明力并非完全一致。部分场合，债务人所出具的欠条是金钱债权的惟一证据，或曰只有欠条才能证明金钱债权的存在。在此情形下，欠条与其所记载的债权之间具有极其紧密的联系，对金钱债权具有绝对的证明力。“丧失这种凭证，债权人就难以甚至根本无法向债务人主张自己的财产权利，甚至最终会丧失财产所有权。可以说，在特定情况下欠款凭证往往就等于同值的财产”［4］。易言之，欠条为金钱借贷惟一证据的场合，欠条与金钱债权同在，可以将欠条与其所记载的金钱债权等同视之。在此情形下，盗窃该欠条的即被视为盗窃金钱债权(数额较大)这种财产性利益，构成盗窃罪。骗取该欠条的也被视为骗取金钱债权这种财产性利益，构成诈骗罪。抢劫该欠条的也被视为劫取金钱债权这种财产性利益，构成抢劫罪。另一方面，某些场合即便债务人为债权人出具了欠条，尚有其他证据或证明材料能证明金钱借贷关系的存在。在此情形下，欠条仅仅是金钱债权的证明材料之一而已。如此即便欠条被盗取或骗取，其他的证明材料也能证明金钱债权的存在，因此欠条的缺失对债权存在的确定性影响甚微或者不具有根本性的影响，甚或几乎没有影响。易言之，该种“债权凭证丧失，并不意味着财产的丧失，这种凭证不宜归入刑法上的财物”［3］706。故以此种欠条为作用对象的，窃取或骗取等行为不能构成财产罪。倘若行为人窃取或骗取欠条后通过实施其他行为取得了财产或财产性利益，则只能依据行为人非法获取欠条后所实施的其他后续行为来判定其行为的属性。概而观之，欠条状况说主张必须以欠条自身的证明力大小来论及其与所记载的金钱债权之间具有何种关系。如果债权凭证的丧失意味着该凭证记载的财产丧失，则该债权凭证属于财物;反之，则不宜认定为财物［3］706。2002年1月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联合出台了《关于抢劫、盗窃、诈骗、抢夺借据欠条等借款凭证是否构成犯罪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债务人以消灭债务为目的，抢劫、盗窃、诈骗、抢夺合法、有效的借据、欠条等借款凭证，并且该借款凭证是确认债务关系存在的惟一证明的，可以以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论处。可见，该意见也是着眼于欠条等借款凭证的具体状况，在借款凭证是金钱债权的惟一证明材料的场合，认为欠条等借款凭证即代表了金钱债权的存在。抢劫该欠条的即构成抢劫罪;窃取该欠条的即构成盗窃罪;骗取该欠条的即构成诈骗罪。反之，倘若该欠条等借款凭证并非金钱债权惟一证明材料，则应认为欠条等借款凭证与其所记载的金钱债权处于分离的状态，以此类借款凭证为作用对象的行为并不直接构成财产罪。上述《意见》的立场不仅为浙江省司法机关代表所广泛使用，而且也成为我国司法机关的主流立场。例如2009年夏天，荥阳市刘河镇人崔洋向同村青年朱某借款一万元，并打了一张期限为3个月的书面欠条。借款到期后，朱某多次讨要，崔洋一直推托没有归还。2010年9月5日傍晚，当朱某再次催讨欠款时，崔洋便叫来邻村的樊国虹(另案处理)与朱某见面。崔洋提出要看看欠条，毫无戒备的朱某刚拿出欠条便被崔洋一把抢走。此时，站在一旁的樊国虹迅速跑上前用身体挡住朱某，崔洋则随手把欠条撕碎后扔到地上。在二人扬长而去后，朱某将撕碎的欠条捡起来，回家后小心翼翼地再将碎片一一拼贴起来。这张拼贴而成的欠条便成了崔洋与朱某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惟一凭证。荥阳市人民法院审理后即认为，崔洋抢夺欠条的行为构成抢夺罪。不过，被撕碎的欠条经拼贴后仍可以作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凭证，其犯罪行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属于犯罪未遂［5］。(二)欠条状况说之评价欠条状况说着眼于欠条对金钱债权证明力的大小来论及侵害欠条行为的属性，并且该见解为我国司法机关所广泛接受。但是，以此将部分欠条与其所记载的金钱债权等同视之，其合理性有待商榷。大体而言，欠条状况说具有下列弊端。第一，违背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犯罪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产物，故在犯罪成立与否的判断上必须将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与客观危害行为统一起来综合考量，作为犯罪种类之一的财产罪也无法置身于度外。在通过作用于欠条以获取财产性利益的场合，行为人具有同种主观罪过实施同种行为，却因欠条自身的状况而导致犯罪成否的认定出现差异，显属不当。以窃取欠条为例，都具有盗窃的故意，都意图通过欠条来获取财产性利益，只因有的欠条是金钱债权的惟一证明材料便成立盗窃罪，有的欠条不是金钱债权的惟一证明就不构成盗窃罪，此种解释结论着实令人费解。在犯罪成否的判断上，只要其具有相同的犯罪构成，即理应得出相同的判定结论，切不可无端地以某种外在因素作为犯罪成否的重要判断因素。第二，欠条作为金钱债权证据的“惟一性”具有偶然性窃取、骗取或抢夺他人欠条的，何种场合的欠条是金钱债权的惟一证据，何种场合还存在欠条之外的其他证据，存在极大的偶然性。例如部分金钱借贷的债务人仅仅向债权人出具了欠条，而部分场合的金钱借贷则存在欠条、视听资料、证人证言等多种证据。退而言之，即便同样存在多种证据，倘若其他相关证据缺失，债务人所出具的欠条也成为金钱债权的惟一证据。可见行为人在窃取、骗取或抢劫欠条的场合，何种欠条对金钱具有惟一绝对的证明力具有极大的偶然性，难以或无法为行为人所知晓。倘若以欠条对金钱债权的证明力作为判定财产犯罪成否的标准，则会导致同种危害行为遭受不同的法律评价，违背犯罪判断的客观性。故以此种极具偶然性的因素作为财产罪成否的标准，显然不合理。第三，欠条具体状况说误读了犯罪成立的标准欠条具体状况说之所以主张欠条为金钱债权惟一证据的场合判定侵害欠条的行为构成财产罪，在于缺失该种欠条即意味着金钱债权丧失了行使依据，债权人无法获取与该金钱债权相当的财产性利益。然而，窃取、骗取欠条等行为即对金钱债权造成了不能实现的客观危险，足以成立盗窃罪。至于债权人丧失了与该金钱债权相当的财产性利益抑或行为人获取了该种财产性利益，则是构成财产罪既未遂的重要要素。

债务人限制说介评

(一)债务人限制说与上述欠条状况说的立场相对，债务人限制说则认为，应依据行为人与金钱债权的关联而非欠条的状况来判定欠条与其所记载的金钱债权之间的关系。债务人限制说主张，欠条所记载的金钱借贷关系仅仅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只有债务人通过作用于欠条以妨害金钱债权行使的场合方能构成财产罪。与此无关的第三人盗取、骗取甚或抢劫欠条，都无法获取金钱债权这种财产性利益，故不可能成立财产罪。债务人限制说的理由主要在于，论定作为金钱债权凭证的欠条与其所记载的金钱债权之间具有何种关系必须以民法上债权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来展开。与物权所具有的绝对性不同，债权具有相对性的特征。所谓相对性，即是指债权所具有的权利义务仅仅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债权人仅得向债务人行使权利，债务人也仅需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基于此，债权被冠之以“对人权”，以区别于物权这种“对世权”。正因为债权债务关系仅仅局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债务人通过作用于欠条以妨害债权行使或使债权的行使在事实上变得不可能时，使自身的债务履行得以免除从而间接获取了财产性利益，故具有构成财产罪的可能性。“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欠条代表了债权债务这一财产性利益，任何一方对欠条的侵犯都应被视为对财产性利益的侵犯，可构成相应的财产犯罪。”［6］134反之，“无关的第三人取得欠条并无任何意义，尽管此时也可能造成债权人的损失，但是不能把此种情况下的欠条视为财产性利益或财物”［6］134。不仅如此，作为财产罪对象的财产性利益的内容必须是财产权本身，即行为人必须通过犯罪行为取得他人的财产权或者至少使他人丧失财产权时，才可能成立财产罪［6］134。获取欠条的第三人无权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既不可能获得积极利益的增加，也不能获得消极利益的减少”［7］，所以其单纯作用于欠条的行为不构成财产罪。即便第三人可以通过将欠条低价卖给债务人等行为获取事实上的经济利益，但该种经济利益并非是欠条所代表的金钱债权，因而难以被作为盗取、骗取欠条等侵害欠条的行为所包含。2005年1月5日，个体户李某从他人手中购买一批货物，欠下15万元货款，当时就出具了欠条，写明两个月内付清。同年2月28日，李某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说要和他做一笔两全其美的“生意”。原来对方是个小偷，刚偷盗得手，所盗之物并不值钱(也达不到应受刑罚处罚的数额)，只是其中有张大额的欠条。小偷抱着试探的心态，按欠条上李某留下的电话打了过来，称只要李某愿意按欠条中的钱款数额付给20%即3万元，他就可以将欠条交给李某。李某想到，如果拿到欠条，债权人便没有证据向其索债，自然就可以赖掉债务，这笔“生意”就赚大了。于是，他欣然同意了小偷提出的条件，当日下午与小偷“成交”，几天后东窗事发。对于本案，即有论者认为，债权是对人权而非对世权，仅对债权人和债务人有直接法律效力。因此，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欠条代表了债权债务这一财产性利益，任何一方对欠条的侵犯都应被视为对财产性利益的侵犯，可构成财产犯罪。但对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而言，欠条不能被视为财产性利益的表现形式，而其本身又不是财物，因此，对其的侵犯不能构成财产犯罪［8］。(二)债务人限制说之评价债务人限制说认为盗取、骗取或抢劫欠条的，只有债务人才能获取与金钱债权相关的金钱债权。故在以欠条为侵害对象的场合，只有债务人才能构成财产罪。但是，该见解存在下列疑问。第一，第三人通过作用于欠条能够获取财产性利益债务人说限制说之所以将财产罪的成立范畴仅仅限于债务人而为之的场合，在于其认为第三人无法通过作用于欠条以获取财产性利益。但是现实与其恰恰相反，第三人不仅可得通过作用于欠条以破坏债权人的权利行使，而且能够以此获取财产性利益。例如小偷窃取他人欠条后，债权人的债权行使即在事实上变得困难或不可能。与此同时，小偷也可通过将欠条低价出售给债务人以获取相应的财产性利益。故以债权的相对性为由无法推知只有债务人作用于欠条的场合方能成立财产罪。事实上，第三人通过作用于欠条也能获取财产性利益。既然如此，第三人盗取、骗取或抢劫欠条的行为就具有成立财产犯罪的可能性。质言之，第三人既有客观行为，又有主观的罪过，并且通过实施危害行为能够获得财产性利益，没有理由将其排除在犯罪成立的范围之外。第二，债务人限制说的差别化对待欠缺科学的解释理由依据债务人限制说，第三者窃走欠条的不成立盗窃罪，而债务人盗取欠条的则构成盗窃罪，导致针对同一对象所实施的同种行为在犯罪属性的认定上存在差异性评价。倘若如此，则必须提供合理的解释理由。然而，债务人限制说以债权相对性原理作为其解释依据无疑欠缺说服力。所谓债权的相对性是指“债权为债权者与债务者之间的关系，和其他的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9］。但是由此无法推知只有债务人方可侵害债权的行使。民法通说即认为，第三人对债权也“负有不得侵犯之义务，当债权遭受不法侵害时，亦得依侵权行为之规定主张损害赔偿”［10］55。事实上，无论债务人还是第三人，都可得通过作用于欠条以获取与金钱债权相关的财产性利益。故债务人限制说以债权相对性作为解释理由，显属不当。

欠条属性的规范分析

金钱范文篇10

本文对腐败问题的讨论，不准备从常见的批评官员品行和政策漏洞之类的肤浅议论层次入手，而是试图揭示腐败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性质，进而剖析中国改革时期的腐败模式“从权力主导型”向“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转变的特点，并探讨这种转变的深层动因。

一、统治关系与权钱交换

分析腐败问题首先必须确定它赖以存在的国家框架。作为分析性概念的国家，既是一种政治构造，又是一个经济体系。所谓的政治国家，是指国家作为纯粹的政治组织，为满足其成员的政治抱负（追求个人影响力或曰集体认同）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认同体系。[1]另一方面，经济国家则是一个交换体系，它本身就是自发性的社会交换关系的产物，新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是这种国家观的典型。腐败乃公共权力的滥用或国家功能的异变。本文对腐败及其所反映的统治关系之分析，建立在假设国家具有经济理性的基础之上。

按照经济理性的契约主义观点，国家是一个拥有强制性权力的保护性组织，它提供公共服务给其成员（公民），而公民则需要为此而付出，这样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交换关系。公民对国家的付出当然以货币为最主要的支付手段（即纳税），但也不限于货币，公民对国家还有其他的付出，如付出“忠诚”。国家对公民的保护是以税收为基础的，税收保证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交换在整体上是等价的，但是国家必须通过税收制度内含的再分配手段调节不同受保护者的个人税负。提供保护性服务是一个国家从事再分配活动的唯一正当理由。国家作为一个制度场所，构建了权力与金钱这两种最基本的有价物相互影响和交换的框架。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国家，不仅为权力与金钱的交换留有余地，而且其本身就建立在这种交换基础之上。权力与金钱在统治关系中相互依赖，各具有用性。一方面，国家是一个权威结构，林德布洛姆认为，在争夺权威的斗争中，金钱比之于暴力更为重要，因为金钱是一个更间接的影响控制的手段，它能雇用支持者，是利益集团等权威的后援组织的支柱，权威的竞争对手有时甚至还能直接买通对手（中译本1992：181页）。另一方面，金钱力量总是试图控制国家权力，因为国家权力能够对金钱的收益性产生最关键的影响，国家不但是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而且它还是影响普通交易的收益──成本计算的规则的制定者。

从权力为金钱势力服务的角度看，国家作为公共权力应当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为社会提供基本、必需的安全保障和权利制度框架，这是国家权力存在的自然基础，是对国家最低的道义要求，不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国家是没有合法性的。公民纳税和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是公民（金钱）与统治者（权力）之间交易合同的基本规定。其次，国家为公民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之后，可能还提供其他追加服务，如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以达到良治或优政，或直接组织生产以提高社会整体的财富水平。再次，国家也可能为特殊利益群体服务，甚至谋取统治集团自身的特殊利益，对这一点，或许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情愿承认，但事实又确实如此。由于权力实体必然是垄断性的，所以它能在交易中产生租金；又由于统治者（经营权力的“资本家”）在与公民（类似于工人）的合约中拥有剩余索取权，所以它有权利支配租金，使之服务于其特殊利益。

权钱交换在确定统治关系方面的作用十分明显。从政治体制的合意性角度来看，国家权力需要来自市民社会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正是通过金钱与权力的交换实现的。根据定义，权力仅为国家所专有，国家权力的本质特点是其垄断性和强制性；以此为基础，国家有能力承担向社会提供产权和其他制度的功能，这也导致国家活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在被不适当地发挥时就可能使国家具有对社会的掠夺性；而社会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之可能选择之一是革命，另一种可能选择是利用其控制的金钱势力来迫使国家自我约束；如果社会拒绝交纳国家所需要的税金，国家便面临财政危机，或许因此作出以权力换取税金的理性政治妥协，这便是诺斯（中译本1989，1994）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角度所解释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兴起道路。社会肯定没有强制性权力，但却可能拥有经济力量。一个社会选择哪种方式制约国家的掠夺性，取决于它拥有多大的经济资源。一般而言，一个富裕的社会倾向于选择以金钱购买权力的方式，因为这样做的机会成本较小；相反，越是贫穷的社会，越易选择革命，而革命后的政权，在国家比社会占有更多资源的比较优势未改变的情况下，会步前政权的覆辙，仍然不可能建立一个稳定而民主的政治体制。

历史上货币的产生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权威结构，它与来自“天意”和“神授”的权威相冲突；随着货币经济关系的扩展，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性不可避免地渗入了政权关系之中，由此所引起的国家权力性质的变化正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因为，在货币与国家权力的交换过程中，钱和权是同样的等价交换物，钱和权的持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交换活动形成双向的平等交换关系而不是单向的权威──服从关系。所以，货币与金钱的交易蕴含着某种政治平等意识。（徐勇，1994）随着货币经济的不断扩展，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不但逐步成为国家权力的主要调节机制，而且其形式也不断复杂化。在货币经济的最高发展阶段（即现代市场经济），建立了以极其复杂的权钱交换为支持而又同时受其限制的民主制度。

总之，权力与金钱之间交换关系的实质是统治关系，一定的统治关系就是某种制度化了的权钱交换模式，这种意义上的权钱交换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合理性。因此，并非所有类型的权钱交换都属于腐败；只有那种在特定制度状态下不合法、没有合理性依据的权钱交换，即异变的统治关系，才是腐败。

为说明这点，有必要进一步澄清统治关系的结构。一个国家的统治关系由两个合约框架构成，即统治者──公民（选民）合约和统治者──官僚合约。作为统治关系所必须的正当的权钱交换只发生在统治者与公民之间，其合理性不适用于统治者──官僚以及官僚──公民之间。因为统治者与公民彼此是平等的独立主体，它们之间形成的是平等的交易关系；而统治者与官僚之间是委托──关系，官僚不能违背统治者的利益或意志而与公民进行权钱交易，官僚更不具备与统治者进行权钱交易的独立地位。基于此，历史上的政体在正常时期都坚决禁止官僚贿赂上级，而且把官僚与公民之间私自的权钱交换视为非法。另外，统治者──公民之间的权钱交换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基于正常的社会所必须的公共利益的交易，它与最弱意义上的国家相符合，在这个层次上的权钱交换不属于腐败。第二个层次是基于优势集团特殊利益的交易，一个国家建立后，统治集团作为自利的经济人就倾向于脱离其公共利益人的角色而发展其特殊利益，这往往会成为国家扩张的诱因，所以，超越了最弱意义的国家难免成为腐败的滋生地。

二、权钱交换的两种类型以及腐败的定义

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及基于其上的政治体制的差异，权钱交换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即“权力主导型”和“金钱主导型”。在这两种类型中，权、钱地位的不同，权钱交易性质的不同，反映了统治关系的性质不同。

在政治──行政权力压抑市场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经济资源主要根据政治权力大小进行配置（比如君主分封制），或由行政权力按中央指令性计划配置（比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或由特殊利益集团所操纵的政府控制（比如宪政制度不完善的“民主”体制）。这样的权力具有经济上的资源垄断性质，会产生垄断租金；权力的行使很容易转化为货币收益。但在这种制度里，如果统治能力尚属正常，则用金钱购买权力是被禁止的；只有当统治能力严重衰竭时，才会出现用金钱购买权力的现象，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换模式。

在市场机制力量比较强大的社会中，统治秩序是由“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来确定的；国家领导者通过投票产生，政治──行政权力的基础是众多具有行动独立性的利益集团和个人，他们的纳税意愿能有效地约束国家意志，金钱（按照一定的宪法规定）能合法地购买政治权力（当然金钱支出与所转化的政治权力在量上并不必然呈正比关系）。市场机制下可能出现财富的不平衡分布，拥有经济优势甚至是市场垄断地位的金融集团有机会将金钱转化为额外的政治影响力，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操纵国家权力为集团私利服务，这样可能形成财阀统治。但是，由于金钱受市场作用主宰，没有强制力，因而容易被分散和重新聚合，财阀集团时刻面对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从而为政治的民主化留下了潜在的空间。作为长期以来社会多方重复博弈的结果，拥有较大财富的金钱势力主导国家权力使之服务于其特殊利益的能力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强制性国家权力干预市场的范围则被控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国家权力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倾向越来越强，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的举动逐渐成为纯粹政治性权力游戏，对公共部门日常管理的程序、决策和社会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影响越来越小。这便是宪政和民主制度的增强与完善。套用林德布洛姆（中译本1992：216页）的说法，追求金钱的权力比追求公共利益的权力更容易受到准确控制，如果大众能够系统地改变权力满足金钱胃口的机会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卢梭的公意理论成为现代专制的根源，而多头民主制却是建立在曾为人们深为恐惧的金钱统治之上的原因。

我们也可以把上述的两种权钱交换类型视为不同的政治市场结构的产物，政治市场为权钱交换提供场所和制度支持。如果把政治市场当作包括秩序在内的公共产品（可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买卖市场，那么“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与卖方垄断的市场结构相适应，而“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与竞争性的市场结构相适应。在“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市场中，只有唯一的专制统治者拥有提供政治服务、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权利，政治市场是严格的卖方垄断（独裁）；与此相反，在“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市场中，政治选举市场更接近真正的市场机制，多个政治力量可以竞争性地提供政治服务，金钱力量可以竞争性地购买政治影响力，为使这种竞争能有序地进行，一种约束力强的、得到共同认可的制度规则就会被建立起来，这就是宪政民主体制。

更进一步看，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决定了金钱和权力究竟何者为主导。自主性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存在，是防止国家权力扩张的天然屏障，因而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并不必然导致民主，但民主只可能产生于“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不可能产生民主。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典型的“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模式，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的作法获得了合法化的形式。其一是金钱通过选举转化成政治力量，影响候选人、政党、政策制定程序和政府政策。以美国为例，竞选费用历来很高，而且随着政党的衰落、竞选的个人化（候选人依靠自己的竞选班子和组织从事竞选）、竞选新技术的采用，竞选费用还在急剧增加（李道揆，1999：247页）。一个政治人物能否当选，与他的筹款能力直接相关；而在他当选之后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给有关的捐款者以相应的回报，甚至直接委以重任。其二，金钱是各种特殊利益群体作为压力集团影响政治过程的必不可少的资源。尤其是自1970年代以后，美国许多利益集团特别是大公司都建立了各自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作为给其政治代表筹款和捐款的机构，“这些PACs使用金钱来购买政治影响力和试图影响国会及总统的做法，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西奥多．怀特，转引自李道揆，1999：262页）。

然而，对于民主的统治来说，比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对该原则施加的严格的制度性限制。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制度性限制也越来越多。美国于1971年制定的《联邦选举竞选法》（此后几经修改），规定了个人、团体、政党给各候选人每次和每年捐款的限额。比如，个人、团体每次给一个候选人的捐款分别不得超过1,000和5,000美元；接受联邦政府补助的候选人使用本人及其家族的资金不得超过5万美元。这样，过去常出现的一个富有的捐款人直接向一个候选人捐款数万乃至上百万美元的情况就不可能出现了。《竞选法》还规定，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至少应拥有50个捐款人，并至少向5名候选人提供捐款（李道揆，253页）。这些规定并不是要改变金钱支配政治权力的基本关系模式，而是通过立法调节促使这种关系模式分散化和民主化，削弱少数富有的寡头在政治市场上的垄断和操纵能力，使政治市场上的购买者分散化，扩大竞选活动的社会支持面。

腐败是指权力与金钱之间不合法的交易，可以分成不合法的“金钱主导型”权钱交易和不合法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易。既然权钱交易的模式反映特定统治关系的性质，那么，腐败的形式自然也能反映出特定统治关系的性质。无论是“权力主导型”还是“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在制度所规定的合法范围内，都会有助于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而法律控制之外的权钱交易的泛滥即腐败，则必然会侵蚀政权的社会基础，损害政治制度的功能。比如，在承袭现代民主制法律构建的地方，国家实际上都建立在“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关系之上，但实际结果却大相径庭：有的国家（如二战后拉美和非洲的“民主”国家）陷入了经济停滞、政治独裁或动荡的局面，只有相对少数的国家产生了良好的法治秩序。理想型的民主制度不仅要求在宪法的政治层面确立市场货币力量的积极地位，还要求“金钱主导”的权钱交易能被严格地制度化。

三、“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权力腐败

“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即传统的未改革的集权社会主义制度）是典型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换体制，权钱交换只限定性地发生在统治关系最基础的层面，即统治者与公民之间以国家服务换取税收的交换。不过，它并不是简单地以税收换取国家服务。统治者建立了一种全能型的像一个大工厂一样的“国家”，“国家”是所有公民的雇主，它在扣除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后，直接占有全体公民的生产成果；作为交换，它提供给所有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服务。其实，这是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基本交换内部化了，工厂式的政权内部交换取代了准市场的交换形式。假设以公民税收与国家服务之间明确而公开的准市场交换方式进行的是一种自愿、等价的交换，交换并没有改变双方的对等地位，那么在这种特殊的被内部化的权钱交换形式中，交换双方是不平等的，国家具有掠夺性的潜能，它在为公民全体提供本该提供的服务的同时，还强制性搭售执政集团的特殊意识形态。可见，这是一种绝对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换。

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存续的条件是政治资源和政治机会的双重垄断，国家尽其所能垄断所有经济资源，并且不允许社会性力量与执政集团竞争合法性，凡有损执政集团对权力独占性的任何活动都被禁止。这样的制度安排意味着社会性力量既不具备政治活动的经济基础，也没有自主性政治参与和表达的机会，这就从根本上禁绝了社会性力量以金钱换取国家权力的尝试。

与那种金钱可以合法化、制度化、有条件地购买政治影响力的政体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中以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或行政权力的任何行为都属于腐败。在这种制度的前期阶段，执政集团能对社会性力量实施有效的控制，官僚被体制外力量“腐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这种结构状态下，腐败主要因官僚权力缺乏结构性制约或者说等级制内单一的行政监督的不完善性所致，所以是体制性的“自我腐败”。其形式有挪用或盗窃国家财物、渎职、贪污、浪费、弄虚作假等；其特徵是“以权力谋取金钱”，物质和金钱利益的获得不是由市场而是权力和社会地位决定的。1978年以前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以官僚主义及各种形式的“以权谋私”为打击重点，这些行为都属于此类腐败。

在改革前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里，官员享有特权是这种体制的“自我腐败”行为的核心。1956年至1978年期间，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的高度集权相匹配，共产党建立起了庞大的官僚体制。革命官员转化成了享有“合法化的腐败”特权的“封建贵族”（吕晓波，2000：243页），这些特权包括内部医疗及其他福利、保健、休养、好的住房、商品和服务的内部份配等等，尤其是在“”的中、后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可以把特权制度的普遍化当作革命的等级制的蜕化形态。吕晓波（2000）指出，官员特权是革命后政权组织内卷化(OrganizationalInvolution)发展的结果，表明政权对自己的权力精英的制度化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在全面的官僚控制的再分配型经济中，“官员”是一个范围很广的集团，官员特权制度必然引起“走后门”和“关系”的非正式的制度化。“走后门”和“关系”是研究中国共产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视角（Guo,2001）。虽然从“”中、后期直至改革初期，政权摆出种种姿态反对这种“危害社会风气的不正之风”，但这样的做法多少有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讽刺意味，因为在权力高层，这种行为模式实际上随着官员特权的制度化早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待遇”了。

“走后门”和“关系”是再分配型权力网络的产物。由于物品和服务广泛的短缺，拥有短缺物品控制权的官员为某些人“开后门”所获得的好处是互惠性的“关系”。假设某甲有物品丙的分配权，某乙有物品丁的分配权，则甲给乙“开后门”就可以建立与乙的“关系”，从而获得乙所控制的物品丁。当“关系”如此重要以致于它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时，它就可能部份地取代货币而成为具备交易、储藏、支付等基本价值职能的一般等价物。“在没有市场或现有市场极为不完全竞争的地方，广义上的‘关系’不得不用来起替代作用”（缪尔达尔，1991：206）。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货币只是“消极”的“一般等价物”，消费者单凭货币是不能完全满足其消费需要的；而对满足消费需要来说不可或缺的是“关系”，一个人掌握的“关系”越多，其消费能力就越强，社会地位就越高。由此可见，在计划经济中货币不是唯一的交换媒介，在交换中“关系”往往比货币更重要，但是“关系”的交换主要发生在掌握各种机会和权力的人之间，而官场中的官僚拥有最多“关系”。

四、改革初期腐败的新特点

“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就是国家运用其权力创造市场的过程。这个过程沿着两条线路推进：其一是将过去以“黑市”形式存在的第二经济合法化；其二是再分配权力从某些领域撤出，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在市场化过程的初期，国家垄断虽有所减弱，但仍控制着大部份政治经济资源，官员们也继续掌握着大量的再分配权力；私营经济的发展往往取决于它与权力掌握者的关系如何，与政府部门做生意、从制度的“双轨”特性中赚取部份垄断租金，是私营业者的最佳经营策略，国家权力是否对他们提供庇护和施舍能很大程度上决定其赢利的多少。比如，在整个1980年代，曾普遍推行经营承包制，这一政策赋予官员们代表国家与承包者讨价还价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说，实际上是官员来决定谁将获得承包合同。又如，对私有企业来说，只有官员才能决定，谁可以得到稀缺的供给和政治保护（比如“红帽子”）。正如Oi(1994)所评论的，“官员是造就国王的人”，在官员与私人经济力量的相互依存关系形成过程中，财富越来越成为权力的一个因素，但影响力很不充份，私人经济对于再分配权力的依附性决定了市场经济内生的社会性金钱势力在国家权力面前还缺乏独立性。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里，官员们的腐败方式与改革前相比有了一系列变化。首先是官员们的在职消费需求被激发起来，公费消费的规模不断扩大，“大吃大喝”上了一个新档次，超标准接待、滥发福利、公款请客送礼、用公款超标准购买轿车、公费旅游等日益普遍。其次，行政权力仍然掌握着巨大的获利机会，党政机关和党政官员经商办企业、套购紧缺物资、倒买倒卖（即“官倒”）迅速蔓延，到1980年代中、后期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再次，随着市场机制的成长和私营业者的活跃，他们开始通过贿赂官员获得有利的经营条件和赢利机会，出现了市场环境中交易类型的腐败。中国改革初期腐败的新特点表明，这一阶段的腐败基本上仍然属于“权力主导型”。

五、从“权力主导型”腐败向“金钱主导型”腐败的转变

市场化所产生的深刻社会政治变革早晚会导致对多数资源的控制权从国家向社会的转移，最终必然使官员的权力“点金术”逐渐褪色。于是，官员权力干预经济活动的方式由直接掌握资源转向对资源的运用施加某种限制，官员的权力只有与私人的金钱势力相结合，才可能参与利益的分配。与此同时，出现了代表金钱势力的新兴社会集团，它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支配能力也逐渐扩大。在这一过程中，腐败模式中金钱支配权力的特点也越来越明显。

中国的市场化是一种“以权力创造市场”的机制，官员们既是市场化的推动者，也以私人身份参与市场化的经济活动。在西方学者对寻租的经典分析中，寻租者是不占据公共职位的私人经济力量，官僚们不在此范围内。然而，中国改革时期的党政官员集团不仅以公职身份设租，而且还以私人身份作为寻租的主体，这导致租在官僚体系内部流转，十分便于官员集团积聚资本。实际上，官员集团也的确是中国的“自发私有化”的主要收益者。

大约从90年代初期开始，官员们的个人追求已从单纯的权力积累（官职晋升）转向资本积累，官员们腐败的目标则从对消费资料的侵占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的侵占，其特徵由享乐型转向资本积累型。如果腐败是以个人消费为主要目的，贪污受贿往往发生在离退休前夕（即“59岁现象”）。其原因是，官员在职期间的个人奢侈型消费基本上不成问题，而要保证这种消费的水平在退休后不下降，就必须在退休前多贪污一些。如果腐败是以积累私人资本为目标，则官员的年龄越轻，其积聚资本的动机越强。近年来中国被查处的违纪违法官员呈低龄化趋势，恰好证明了以积累资本为目的的腐败现象在增加。据河南省的统计，2000年该省受党、政纪律处份的人员中，68.5％的年龄在45岁以下。[2]

党政官员积累起个人资本后，就不仅仅是国家权力的人，而且是私人金钱势力的代表。在他们的行为目标中，通过权力交换金钱和以金钱支配权力重叠交叉，既可通过掌握的公共权力增值私人资本（其典型形式是领导官员通过亲属、情人或朋友关系开办私人企业，在其权力的庇护下经营），也可凭借其个人直接间接拥有的私人资本以“内部人”的身份支配公共权力。占据公共职位的领导官员行为目标的异化，严重破坏了公共权力的运行规则，比如权力非公开地参与土地批租、建筑承包、娱乐洗浴等特定暴利行业并获取巨额收益已成定则。

与此同时，90年代以来官员们经济犯罪的主要类型也发生变化，受贿取代贪污成为经济犯罪的最主要形式，因此1997年修改的《刑法》新增加了“行贿”罪。贪污是官员作为内部人对国有资产的一种偷盗。受贿却表明，执行国家权力的公务人员处于被金钱势力支配的地位，后者通过行贿实现了对官员的控制，从而使这些官员所掌握的权力为其所用。比如在湛江和厦门走私案中，在走私者的重金收买下，当地海关、边防、海警、打私办等执法监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及关键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与走私分子结成了“猫鼠联盟”：海关不把关，边防不设防，打私办成了“走私办”，边防、海警为走私武装护航，赖昌星甚至能控制当地处科级官员的任用。这种“猫鼠博弈”既然能形成双方之间地位的均衡，那就可以判断，均衡的实现主要是因为老鼠成功地控制了猫。

寻租是市场化条件下的主要腐败形式。在官商结合的分利行为中（比如官商结合经商），私有企业主、国有企业经理等占有垄断收益即“租金”的绝大部份，而官员只分得一小部份租金（类似于后者获得前者支付的“佣金”）。所以，在官商结合型的腐败中，权力即“官”方处于受雇佣地位，金钱势力即“商”处于支配地位，双方对腐败收益的占有是不平等的。这部份地是因为官员用以交换收益的权力资本并非其个人资产，而且他对权力的控制也受时间限制（“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加上他的“以权谋私”行为还面临政治上的风险，这些因素都限制了他与金钱势力讨价还价的能力。社会舆论将这种不平等的官商联姻称作“领导官员傍大款”──即官员通过与私营业主发展密切的私人联系，将权钱交易关系稳定化并降低被暴露的危险。一个“傍”字形像地表明了官员与大款之间的从属关系。比如，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接收私营业主周雪华100余万元后，为周办事到了不遗余力的程度，为了让周的客运停车场升格为客运停车站，胡竟然向省市两级交通部门的6位负责人一一打电话，并屈尊宴请上述人员。[3]在一个非法的权钱交换已非正式地制度化的条件下，为了使交换持续下去，双方都必须树立信用。官员为了能源源不断地获得金钱贿赂，就必须为“大款”们办实事；否则拿了钱不办事，贿赂就会减少。于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就成可不法金钱势力的代言人。

六、“金钱主导型”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

从世界历史来看，权钱交换既可以塑造现代民主政治（由此所产生的民主制的弊病如其优点一样明显，并已被民主理论家无数次地指出），也可能成为国家系统性腐败的根源。关键在于是否选择一种妥当的制度，中国当前正由于回避政治制度创新而沿着后一结果滑下去。

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金钱与权力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演变，金钱势力已在现实中广泛存在的权钱交换关系里占据主导地位。在改革时期这种特殊的“金钱主导型”腐败中，金钱势力既有充足的资源以腐蚀、收买国家权力的人，又有着购买政治影响力的强烈动机。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钱交换全都在完全不透明的“政治黑市”上无序地进行，完全不受社会的监督，这是中国现阶段腐败程度日益加深的特殊制度原因。目前执政党采取的打击腐败的措施，如加强对官员的宣导教育、改善监督措施及更多地查处违法违纪官员，都未触及制度层面，收效有限，因而出现了“腐败愈反愈烈”的局面。

“金钱主导型”腐败的蔓延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其表现之一是金钱成为官僚竞争最重要的资源。集权型官僚政治体制的政治竞争（即“官场斗争”）向来是封闭的，制度化程度低。改革前官僚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政治出身、家庭和派系关系背景等，官员权力的有效性来自其职位所控制的政治与经济资源。改革以来，官员权力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来自官员职位的资源并不足以充当其权力基础，只有那些在经济上“会经营”的官员才是实际上有权的，这就是官员权力的“企业家基础”（Oi,1994）。伴随着这种实质性的变化，出现了官僚竞争的新形式；而金钱则成为决定官僚竞争胜负的最主要的非专业因素。在“关系”仍起关键作用的情况下，跑关系、拉关系、“跑官要官”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一个官员所拥有的金钱，仕途由金钱铺就不再是夸张之辞。通过向掌握任免权的主要领导和组织部门的官员行贿而达到升官目的，已成为官僚体系内部的普遍作法，有的地方不同级别职位的“价格”甚至已自发形成。一些官员积聚起足够多的金钱资本后甚至用金钱支配官僚体系外的力量来打击官场上的竞争对手。比如，近年来屡屡发生的领导官员“谋官雇凶杀人”案件，就是官员为了清除其升官道路上的障碍，花重金雇佣凶犯杀害其他官员。

腐败对政治的影响还表现为，随着私人资本的膨胀，一些私营业主产生了购买公共政治权力的欲望。这种欲望近年来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合法化实现，不少私营业主获得了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权力（申明民，2001b），农村也出现了“富而为官”的现象（刘长发，2001；王永明、陈国强，2002）。然而，以金钱购买政治权力更多地是通过非法途径实现的。例如，在人大和政协代表或村民委员会选举时，用贿选手段试图当选的案例越来越多了。这种以金钱购买政治权力的不合法行为表明，在既存制度中民主政治的约束力不能合法地成长。

以金钱为媒介的权力与黑社会势力的交易（“权黑交易”）是腐败影响政治的又一个特点。在中国日益严峻的黑社会犯罪中几乎到处能看到“权黑交易”的影子。“权黑交易”的实质是，某些国家权力部门通过出让公共管理权给黑社会组织，从黑社会组织的收入中分得部份利益，以满足官员的个人需要。黑社会组织要获得发展，关键是能在公安等部门有强硬关系，获得后者的照顾及合法庇护，而要得到公安等部门的合作就需提供金钱。所以“以钱铺路”是黑社会组织的基本发展策略，它们能用金钱使公安等部门在一定意义上瘫痪，甚至为其所用。比如，以皮毛市场闻名的河北蠡县，前几年黑势力垄断了皮毛收购和运输，强制收取保护费，并犯下杀人、爆炸等恶性案件140余起，但该县公安局只查证落实了18起，且犯罪分子无一人受到刑事处份，原因就在于公安等部门参与了黑势力垄断市场收益的分红。

腐败类型从“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向“金钱主导型”转变，说明现存政治制度正面临严峻考验。由于政权未能及时地对权钱交换类型的变化做出制度化反应，“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正以腐败的形式改变着国家的政治性质。虽然普通百姓能感知到腐败程度迅速加深，但人们对此却日益冷漠；腐败在很大程度上被公众默认，甚至被社会习惯化了。面对严重腐败的这种“失语”状态，正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在解决重大问题方面的政治无能。腐败的扩散塑造着权力精英，形成了依靠腐败维持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实质上是维护公众利益与少数人既得利益的较量。如果这种特殊性质的腐败长期得不到压制，这种与特权集团相互维持的“金钱主导型”权钱交换关系最终将被制度化，那时即便有了民主的外衣，制度的实质也必将是特权垄断政治。

【注释】

[1]关于政治国家的较详细解释，可参阅申明民（2001a）。

[2]李定宇，“‘李真现象’的理论思考”，《河南日报》，2002年1月1日。

[3]《北京青年报》，2001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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