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况范文10篇

境况范文篇1

为什么要选择1976年这样一个时间呢？这只是因为1976年曾经发生过一次“天安门诗歌运动”。这个运动，把此前和此后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区分开来。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诗歌创作是非常活跃、而且非常具有成效的。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好的诗人，包括穆旦、戴望舒、徐志摩，还有象征派的李金发等等。但是到建国以后，这些诗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写得少了，尤其是到五十年代末，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出现了一种“红旗歌谣”式的诗歌，失去了诗歌应有的人文关怀、失去了诗歌应该具有的韵味和品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

1976年，国内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四五运动”，一大批诗歌被张贴到天安门广场、或西单民主墙上，震动了全国……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当时的诗歌就形式而言，主要的还是古体诗词样式（如著名的“扬眉剑出鞘”等等）。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1976年左右，在北京，在天安门之外的其它胡同里、小巷里，还有一些所谓“地下”的诗人，在创作着一些与当时频频见诸于国内报刊的诗歌完全不同的别样的诗歌。这些“地下诗歌”，是以手抄本、或者油印刊物（比如《今天》）的形式流行于世的。这些诗人，便是北岛、食指、芒克、杨炼、顾城、江河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朦胧诗”创作的代表人物……我所说的“当代诗歌”，就是从这些人、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先讲第一个问题。即：

新时期诗歌——北岛、海子：英雄神话或者英雄挽歌

“新时期诗歌”是以1976年为前兆、以1979年到1989年为时限的。这十年，当代史上称为“新时期十年”，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就被称为“新时期文学”。而这里所讲的“新时期诗歌”，也即是对应这个大的界定而言的。

客观地讲，“新时期诗歌”十年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阵营，并不是以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等为主力的“朦胧诗群”，尽管他们的创作构成了这一时期最壮丽的人文景观。

当时的情况是，“朦胧诗群”的诗人们虽然在“地下”活动得很早，但出现在“地上”的时候却很晚。也就是说，当他们在“地上”成名之前，早已有一些诗人提前在诗坛上扬名立万了。这些诗人，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创作并且已经成名的，比如说艾青、穆旦、郑敏、牛汉等等。第二类则是五十年代开始创作并暂露头角、结果却因历史的原因而不能继续写作的这么一批人，也就是当时所谓的“中年诗人”，比如说白桦（写过《苦恋》的白桦）；比如公刘（本来是安徽人，却因被打成“右派”而“流放”到山西的忻州，在忻州度过了十几年的“改造生涯”）；比如流沙河（四川的诗人，也是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昌耀、邵燕祥、赵恺等等。他们都是五十年代初走上诗坛、却因在“反右运动”中成了“右派”而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直到1978年得以“平反”后才重新拿起笔写诗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共性吧，当时文学评论家便给他们起了一个“代名”，叫“归来的一代”。这一代诗人，便组成了“新时期诗歌”的第一个群落，也即是一个主导“新时期十年”的诗歌群落；一个可以提升自己、却不能超越历史，因而也就很难再开拓诗歌未来的群落。

我这样讲，则是强调这样一个意思：作为这一群体的诗人，虽然在他们的人生及创作经历中，受到了很大的身心伤害，但是等他们复出以后，并没有去埋怨那个时代对他们所造成的创伤。当时白桦写的引起全国争议的电影剧本《苦恋》，也便反映了这一代人的情怀。他们复出以后所写的诗歌，与他们五十年代的诗歌相比，肯定是大有长进，或者也可以这样讲，新时期的创作，代表了他们创作的最高水平；然而从横向进行比较，也就是同当时“崛起的诗群”的创作相比，他们的诗歌毕竟是显得单薄和老旧了。

这样评价“归来的一代”，似乎有些刻薄，况且也真是有违我的本意。因为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我是有过交往，并且势必终生仰慕的。之所以如此评价，或者也可以说是就诗歌发展的历史而言，势致不能不吧。他们的人生遭际，是值得悲悯的；他们的创作历程，是值得书写的；他们的创作实绩，是必须肯定的；当然，他们因受政治的、时代的影响而孳生出的种种局限，却也是必须面对、必须正视的。尤其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自己本曾受到过不公正的批判，然而复出、并成诗坛主持以后，却又不适当地“批判”了他人，或者用一句不甚恰当的话说，就是还对朦胧诗进行了一些“围剿”。当然，这主要的也只是因于诗歌观念的不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吧。所以我这样讲只是陈述事实、而并非刻意“批判”。当时的情况即是如此，包括艾青老都写文章说：“朦胧诗是一个怪胎，是个毛孩子。”事实证明，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也正是由于误解太多了，以致不少诗人对于新的诗歌样式的出现，并没有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宽容；对于新的诗群，也没有给予本来应该给予的扶持。

这里，我所讲的“新的诗歌样式”就是“朦胧诗”；所讲的“新的诗群”就是“朦胧诗群”，也就是由诗人徐敬亚所命名的“崛起的诗群”。

这个诗群，就是刚才我说的以北京的“今天派”诗人为主体的诗群。这个诗群主要的代表人物即北岛，其次是在厦门的舒婷，以及顾城、江河、杨炼、食指、芒克、多多、梁小斌、徐敬亚、王家新……后来也有一些人说：北岛就其创作时间来说，是在食指之后——食指本名郭路生，是“这一代”中最早写诗的人——就其创作成就来说，则在芒克之下；但不管怎么说，“朦胧诗群”主要的、优秀的代表人物还是北岛。

惟此，在这里我先说北岛，尔后再说“朦胧诗之后”的另一个代表性人物，即海子。

北岛，本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州，1949年生于当时的北平（即北京）。毕业于北京四中。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作过翻译，并短期在《新观察》杂志作过编辑。1970年开始写作，1978年与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志。1989年移居国外，曾一度旅居瑞典等七个国家。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还曾是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2007年，北岛收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8月，正式搬到香港，与家人团聚，结束其近20年的欧美各国漂泊式生活。出版的诗集有：《陌生的海滩》（1978年）、《北岛诗选》（1986年）、《在天涯》（1993年）、《午夜歌手》（1995年）、《零度以上的风景线》（1996年）、《开锁》（1999年），其他作品有：《波动》及英译本（1984年）、《归来的陌生人》（1987年）、《蓝房子》（1999年），散文《失败之书》（2004年），散文集《青灯》(2008年1月)，散文集《午夜之门》（2009年3月）。北岛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出版，曾三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84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曾和诗人潞潞一起组建北国诗社并创办《北国》诗刊。为组织《北国》创刊号稿件，我和诗人陈建祖专程到北京约稿，由此找到了北岛、江河、杨炼等当时正因“朦胧诗”遭遇困境而处于“沉默期”的诗人。那是一个晚上，我们到中央美院的那个大杂院去找北岛，不巧他出去了，没有见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我们还睡觉的时候，有人敲门，然后北岛便背了个黄挎包进来了。此前曾听人说北岛是一个非常不善言谈的人。可是当时他却非常健谈，和我们谈到快十点钟才去《新观察》上班……后来，我们又见了江河、杨炼、马德升等，并带回了他们的作品，发在了《北国》创刊号上。北岛、杨炼他们后来都写信来，对《北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杨炼甚至说“这是当代中国最好的诗刊”）……不过这是后话，且不多说，还是说北岛吧。

在这里，我谨想以“诗歌英雄”这样四个字作为对于北岛的总体评价。

为什么说他是诗歌英雄？因为实际上他是以自己的诗歌书写了一部英雄神话。

他曾在诗中说：我站在那里，让影子横穿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显然，这就是一个“神话”。还有一些诗句，比如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显然是“英雄的”。所以，我们说：他实际上是一个企图用诗歌反抗政治的英雄。他把历史个人化，把一个时代的沉痛浓缩到个人的遭际之中，从而以亲历者或见证人的身份，对历史进行了一系列的追问或反诘。他想以他的诗歌演义一个英雄神话，并不是因为他本身有多么狂傲——现实生活中的北岛，是一个背着军用挎包、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上下班的人，甚至还有人写文章说他的自行车上时不时的会夹着棵白菜——而只是因于历史强加在他身上的“使命”：由于以往的历史的创伤、和新的历史的需要，他想让自己成为极权政治的控诉者和社会公证的代言人，想通过他的诗歌唤醒、进而建造一个民主的、人道的中国。这无疑是北岛的一个唐吉诃德式的梦想。

一个俄罗斯诗人在纪念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说：“二十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用以解决诗人和帝国、权力与精神独立这样一对俄罗斯的永久的矛盾。”这个论断，其实同样也适用于评价北岛。然而，就如帕斯捷尔纳克不可能解决俄罗斯矛盾一样，北岛同样也不可能用诗歌就解决了中国的矛盾。所以，他只是写下了一些英雄的，让人缅怀的神话般的诗歌。

也就是说：北岛企图用诗歌来进行社会反抗、规范社会民主，呼唤时代不再重演历史悲剧等等，实际上是诗歌本身不能承担的。

所以我说北岛是一个英雄，他的诗是一个神话。

这既是他的伟大，也是他的局限。

于是，便又有一批新的诗人出现了。他们一开始便锋芒毕露，有的人喊出“打倒北岛”，有的说：“北岛死了”，就如尼采说上帝死了一样。

这一批诗人，后来被称之为“现代主义

诗群”；他们的作品，则被冠名为“后朦胧诗”、“先锋派诗”、或“新生代诗歌”等等。

客观地讲，这一诗歌群体及其所掀起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从一开始，便显示出了“先锋性”和“局限性”共生并旺的特点：他们竭力打倒偶像，是要生产新的偶像；他们渴望创造一种另类的诗、让诗歌的精神性和想象性得以敞开，却又不想让诗歌的“战斗性”或“功利性”得到限制甚或是减弱……一句话，他们在本质上和北岛们是一样的，他们实际上依旧是以诗歌创造着英雄神话，只不过一个是“斗士”式的、一个是“骑士”式的罢了。

1986年，由《深圳青年报》、安徽《诗歌报》发起并组办的“现代社会主义诗群大展”，实质上便是“这一代”进军并占领诗坛的一次运动、一个标识。这次“运动”，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打出了许多的旗帜、喊出了许多的“主义”：如非非主义、海上诗群、莽汉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还有众多的“流派”更是心裁别出，比方说撒娇派、呼吸派、特种兵、三角猫、四方盒子等等，可谓眼花缭乱……这一次诗歌大展，最后结集成书，书名即《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

在这次诗歌大展过程中，有两个现象是需要特别提出的：一个是：山西诗人没有一个参加——这当然不是说山西落后、或者沉着，只是说没有参加而已——另一个是：在被称为“北大三剑客”的诗人海子、骆一禾和西川中，当时只有西川参加。

就当下的国内诗坛而言，西川无疑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在当时，在1986至1989年的中国诗坛，作为代表人物，海子和骆一禾的影响力，毕竟较西川要大一些。

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仅就诗歌本身的质量而言，海子和一禾的诗，无疑是在北岛诗之上的。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因于个人的喜爱，就如我喜欢一禾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抒情短诗）甚于喜欢海子、却仍然必须把海子作为北岛之后的诗歌之王一样。

海子，本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微安庆的一个山村，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毕业被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教公共语文，身居昌平，创作渐丰；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他现留世间的著作有：由骆一禾为之整理出版的长诗《土地》，由西川为之整理出版的诗集《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

海子被公认的成名作是《亚洲铜》，但这一首诗我却不甚喜欢，我甚至也不太喜欢他的长诗，我喜欢的是他后来的一些抒情短诗，比如说：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海子是一个非常浪漫主义的诗人，他有一个宏大的梦想，就是要以自己的创作，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的诗歌帝国。海子曾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一世纪和下一世纪交替之际，在中国，需要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和一首伟大的诗篇，这就是我一个当代中国诗人的梦想和愿望……

海子是对的。就像中世纪和近代之交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但丁、一部《神曲》一样，世纪之交，本该是能够产生大诗人和大作品的。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看看整个社会的变迁、文学史的发展，每一个新旧时代交替之际，都必定会产生与之相对应的诗歌。而且，只能是诗歌，而不会是别的文学样式。但丁是一个代表，歌德也是，屈原也是。我有一个观点：不同题材的文学样式，会在社会不同时期引起人们的关注、以至达到这一样式的创作峰巅……而且这是有规律可寻的。这种规律即是：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文学都是依照诗歌、小说、散文这样的顺序轮回的。中国古代的文学，便是从诗歌开始的，是从《诗经》开始的，是从“关关睢鸠，在河之洲”这样的吟唱开始的。当诗歌的繁盛渐弱时，就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小说”——当然那时候还不叫小说、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而是叫《春秋》、《左传》、《国语》、《公羊传》、《谷梁传》、或《山海经》，也就是记叙历史和地理的一些著述。之后繁荣的，便是诸子百家的散文了，包括孔子的《论语》，《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公孙龙子》等等，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气象万千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此后，我所说的“轮回”便开始了，先是屈原的诗，再是《史记》、《汉书》、《说苑》、《列女传》、《搜神记》等等更具故事性的“小说”，再往下便又是政论性“散文”的繁荣，比如《论衡》、《春秋繁露》、《潜夫论》、《神灭论》等等。事实上，这种“轮回”一直在持续着，并无停息。以致直到新时期，我们方更加看清其轮回的轨迹：先是天安门诗歌运动及朦胧诗群的诞生和崛起，之后便是所谓的“伤痕小说”、“改革小说”：比如大家可能都读过的王蒙的小说，蒋子龙的小说、冯骥才的小说，张洁的小说、梁晓声的小说……再往后出现的，便是散文、随笔热了：先是三十年代的作家如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等的散文重新走俏，然后便是当代作家的创作也日趋“白热”，以致现在你到书店里看看，随笔选本或个人专集依然比比皆是、琳琅满目……

所以我说：在世纪交替之际我们所处的时代，依旧是一个散文和随笔的时代。这是一个疏离诗歌的时代，是小说也已成为过去的时代。

我总结并细述这样一个规律，至少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即：当一个已经行将衰老的社会、让位于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社会时，可能大多数的人还没有、或者也不会意识到，但是敏感的诗人却意识到了，也就如中国的一句古诗所说的吧：春江水暖鸭先知。惟此，诗歌的繁荣也就成为势所必然。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复杂化，小说创作便又势必会热闹起来。小说的本能是记载或者描述存在着社会现象、人物遭际，它是一种记录，却又常常想对时代有所规劝，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当这个时代走下坡路或者行将过去之际，大家也就不怎么爱看小说了：那些东西写得还不如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所遇到的那么复杂，那么有意思嘛……于是大家就不看了，小说也就不能再热了。这个时候，散文和随笔就开始蓬勃起来。散文和随笔的最大特点是“散淡”、是“随意”，就像走路一样，是一种秋天的或者黄昏的步态。中国文人有一句老话：“富，则达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散文和随笔，总的来说便是独善其身的产物，是一种对自我的、时光的、对存在于现实之外的理想世界的追忆或者梦想，是反思、或者体悟，是平和的却也是无可奈何的。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散文及其时代，是个人化的、修身养性的，因而是沉思的和低语式的，是“哲学的”；小说及其时代，则是公众化的、记时劝世的，因而是写实的和讽喻式的，是“社会学或政治学的”；而诗歌及其时代，却如天籁，是灵动的和富有昭示意味的，因而是“宗教的或神性的”。

所以，海子当时便神性地提出、并投身到了这样一次大的诗歌行动：他企图以中国及东方神话系统为轴心，借助西方的《圣经》、并结合印度史诗，从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诗歌帝国”。海子曾从地理、或方位的意义上对这个帝国进行描述：即以东方为中心，东起太平洋，西到两河流域，北到蒙古大草原，西到南亚次大陆……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梦想，或者也正是因为它太伟大了，以致使得海子本人的才力和精力都不可能达到，并最终导致他选择了另一个极端：自杀。

海子是于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的一截火车道上卧轨自杀的。他预先便去那里看过：他选定这截铁路，只是因为这儿正好是缓上坡。他不想躺在火车头前，而是在火车上坡的时候钻进了两个轮子之间，最后被火车轧成了两截……

海子死后，骆一禾将他的遗物、尤其是遗作进行了整理，并为之编辑并出版了长诗《土地》。这是海子的第一本诗集，也是他永远也不可能看到的诗集。

骆一禾和海子的为人是非常不一样的：骆一禾做事非常严谨，他的诗，以及所有创作的第二稿、第三稿都整整齐齐的，自己便拾掇好了；但海子不是，海子的诗就写在烟盒上、报纸的空白处，乱七八糟，到处都是，这也便使得处在巨大的悲痛中的骆一禾在为他整理长诗《土地》时，费尽了心血。以致在海子辞世不到两个月，骆一禾便也因四种病突然同时爆发，于1989年5月13日倒下、5月31号即在天坛医院辞别人世。

一禾生性平和、襟怀博大。他生前曾将手抄的26首诗装订成册相赠于我，诗的封面取自画报，扉页上则题写了他自己的一句诗：

我不愿我的河流上

漂满墓碑

我的心是朴素的

我的心不想占有土地

所以，我曾在题为《一禾的五月和五月的一禾》的悼文里这样说：我说五月，一禾的五月。我知道一禾绝对不会赞成我的说法。他不想占用五月，以至从倒下（5月13日病发住进天坛医院）到“站起来”，他都智慧地选择了最节约的数字：13—31。一个等腰梯形，梯形的腰很短，他却凭借天才让诗接近上帝，又把上帝的仁爱和悲悯回还于诗……

而现在，我则更以为是如此。我认定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整个新时期文学的结束，是以骆一禾的辞世为标志的。

这就是我所讲的当代诗歌的第一个时期，即“新时期诗歌”：北岛和海子，当然也包括一禾，因为海子和一禾，无疑就是英雄挽歌最后一个音符的抒写者。

前边讲的好像多了些，现在讲第二个问题，即：

90年代诗歌：个体化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以及民间写作之间的论争

1990年10月，我曾在《火花》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这个评论的题目即是：《新时期和现代派艺术》。

在这个评论中，我便提出了一个观点：1989年后半年，是新时期文学和即将展开的另一个时期的文学的交汇点。也就是说，“新时期文学”是于1989年6月宣告结束的。当时的《火花》在全国影响不大，因而这个观点也便没能引起多少注意。这个观点，是在后来才被得到普遍的认可的。

其实，早于此文，我便在一首诗中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洪水卷去道路

把脚印，变成船

送到远远的飘泊里

在这里，当然也包含了我对1989年后半年到90年代初国内诗歌创作状况的体悟，但毕竟不是理论阐述。我所作的理论阐述，便是在上边的那篇文章里。可惜的是，文章发表的时候，那段阐述被编辑删掉了。所以现在我重述的，只能是当时所说的大致意思。

我说：那些被送走的“船”，后来便漂泊到一个孤岛上。这个孤岛上什么也没有，只是有两棵树，一棵叫做“家园”，一棵叫做“爱情”。于是乎一些诗人便抱住了其中的一颗叫“家园”的树，而另外的一些，则抱住了叫“爱情”这棵树。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www.studa

也就是说，在90年代初，“家园”和“爱情”便成了整个诗歌创作的主题，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有四五年之久。大家如果喜欢诗歌，或者对诗歌有所了解，便会明确看清楚这一事实。当时，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词便是：精神家园。

当然，作为诗歌的主题是如此，是一样的。但诗歌作品所体现出的个性，却仍是不尽相同的。

就当时诗歌创作的“阵营”或创作理念而言，归结起来，大致不外乎三种吧：

首先，是以张曙光、肖开愚、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中年写作”（实际上他们的创作，本身亦是多元化的，并不甚相同）；

另一个就是由于坚和韩东提出来、后来又由伊沙等等张扬光大的“民间写作”；

再一个就是：以陈东东、西川等首先提出、后来又有王家新、欧阳江河、程光炜等参加的“知识分子写作”。

这是一个宿命，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事情，就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新时期之处在诗坛暂露头角的诗人们，大多数也像当年“归来的一代”一样，不得不进入了人生的中年。我知道，他们肯定也有着类乎于“归来的一代”的某些困惑，但他们超越了“归来的一代”的，却恰恰在于：他们在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存处境及写作状态的变化之时，不是一味地去指责后起的诗人和诗歌，而是针对自身的优势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中年写作。

当然，“中年写作”说到底只是对“青春期写作”的一种反拨，这里的“中年”既不是指向年龄，也不是指时间，更不是指权威，而是指“境界”，一如我前边所说的“散文”和“秋天”。欧阳江河有一段话说得便非常明白、非常到位

中年写作与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极其相似，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的秋天之间，在已逝植物和将逝植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各种神话之间，在事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经纬考究的有无学问之间，转换不一，这就是中年。

他所提出的相类似的“中年写作”理念，也许是因为说得中肯、说得到位吧，因而并没有引起多大争议。但在另外两种类型的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便有了比较大的争论。在这里，如果说八十年代著名的论争是“三个崛起”的论争，那么九十年代的著名论争，则显然就是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大辨论了。这场争论，便是由“民间写作”的代表人物于坚和韩东发起的。于坚现居云南，韩东则身在南京，我对于他们的诗歌及随笔都是非常欣赏的。但对于他们针对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所发起的“攻击”或者“非难”，却是不敢认可的。虽然，我对他们的“民间写作”主张，还是大致认同的。

总而言之，民间写作的主张不外以下三点：第一，我们使用的是口语，而且是南方的民间语言；第二，我们们所写的，是我们所熟悉的是日常生活；第三，我们所站的立场是民间立场。

平心而论，这的确没什么错，但是若以这样的主张为武器而去指责其它类型的创作，便似乎是不应该了。1998年，曾开过一个诗歌创作的研讨会，据说“两派”的人物在会上吵得一塌糊涂，而争吵的焦点，说到底也只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关系问题、现代汉诗的发展和外国诗歌影响问题、对诗的综合性要求和日常经验问题……对于这次论争，我也关注过，但最终却也没有撰文说说自己的观点。因为我对这次论争的感觉是非常不好的。它让我由不得地想起了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而当一种诗歌论争也成为路线斗争的时候，那只能说明意我们的诗人在思想、理论、以至人性修养等等方面都倒退了。而且说到底，诗人的立场只能有一个，就是“人”的立场、“人性”的立场，这个立场，和“民间”或者“官方”无关。

可叹的是，中国的文学总是如同政治一样，而这样的一场诗歌争论，无疑也让人看到了历史的和政治的影子。

这场争论。恰恰是出现在一个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一个旧的世纪的行将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出现的是大诗人和大作品，而绝不应该是大争论。然而这恰恰也就是当代诗坛的真实处境，是寂寞和萧瑟的。

这就是整个九十年代的诗歌创作境况：一个前期佳作迭出，而后期却是争论胜于创作、观点超出作品的时代。

第三个问题：

本世纪初的诗歌境况、以及我对诗歌发展的理解和期待

一场论战似乎耗尽了元阳，所以当新世纪曙光投到地球上的时候，诗的世界显得异常的平静而又寂寥，使人甚至产生即使有些个胡争乱吵也好的感慨。

这样的感慨，显然是针对整个文坛的状况而发的。新世纪开始之初的文坛，和2000年文坛的热闹劲相比，显然总体上都多多少少地有些低沉。但在诗歌之外，总也还有一些让人觉得“热闹”的现象或事件。从2000年至2001年年初，文坛上发生的大的事件便至少有三：一个是《收获》上发表了王朔等人的指责鲁迅的文章；另一个是北大毕业的怪才余杰同余秋雨进行论战，即所谓二余之争；还有另一个，就是王朔向金庸先生叫板……与此同时，就和98年到99年上半年的诗坛一样，整个散文界仍热闹不息。尤其是主持人、艺人等名流的随笔，依旧不断面世并形成畅销；成套成套的散文、随笔选本，仍在源源不断地出版……所以，新世纪初真正寂寥难耐的，其实只有诗坛。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0年初，我和诗人潞潞、师周宗等创办了《少数》诗刊。之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做这样一件事，当然不是冲破寂寥、或者挽救江湖；而是我们认定：在所有的社会中，诗人毕竟是属于“少数”；亦惟其少，才更应进行以一当十的努力。这个诗刊就像我们当年办的《北国》一样，也在全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大家或者迷惘、或者争吵的时候，我们就办了这么点事儿，出了这么一本民间诗刊。

诗人潞潞为我们这本刊物写了“发刊词”，题目即是《诗歌的村庄》。

《少数》在当代诗歌的一片沉寂中，在几乎是一面倒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中脱颖出来，的确也就如同远山的村庄，和平、宁静，充满生活的热情、烦恼和忧伤……在无论什么都可以炒作的今天，它依然克制着、梦想着，它跨越着栖身的土地，它把自己的视野伸向远方：伸向人类隐秘的信念，伸向诗歌的天职和使命……它是诗歌神性的召唤，而不是某个时代哗众取宠的回声……

我们在封底郑重地写下这样一句话：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2001年6月，山西省图书馆周末讲座约我作一次关于当代诗歌的讲座，我欣然应允。前边所讲的，当时大致都讲到了，只不过是没有今天这样详细。就是在那次讲座上，我这样说过：

然而我坚信：这一个世纪最初的十年，必将是中国诗歌的丰收之年！

从那时到现在，已是八年。非常庆幸的是，我当时的预言，至今已然得到初步证实。

2002年，《诗刊》率先改刊为半月刊，上半月刊以名家名作为主，下半月刊则向青年诗人倾斜，随后，《星星》诗刊也改为半月刊（下半月刊以发表网络作品为主，从2007年改发诗歌理论评论）。与此同时，又有两种新诗刊面世，一是山西的《大众诗刊》，一是甘肃的《敦煌》诗刊。据诗人林莽透露：《诗刊》扩版后一年中比往年多发表作品约2000首，有600多人次的青年诗人在《诗刊》下半月刊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

与新诗创作相比，古体诗词创作，几乎可以用“空前繁荣”定论。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郑伯农亦曾披露：中华诗词学会现有一万多名会员，全国经常参加古体诗词活动的人员达百万以上；全国约有500多种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古体诗词报刊，每年发表的古体诗词新作达10万首以上……

当然还有更厉害的，这就是网络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机遇，诗生活、诗江湖、论坛、橡皮、界限、诗中国、中诗网、终点等等网络诗刊（或诗论坛）应运而生，向传统的纸质诗歌刊物宣战，并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说来也庆幸，我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累累硕果和丰收前景的。我是个迟到者，只到去年十一月才开博客，开了博客后才开始大量阅读发表在网络上的诗歌（顺便提及，我不甚赞同“网络诗歌”这样的术语，诗歌就是诗歌，和介质无关，就如同不存在印刷诗歌、手抄诗歌一样，所以这里权以非术语的“发在网上的诗”叙述之），我为波澜壮阔的诗歌浪潮所震撼，为中国诗人的创作实绩而赞叹！

尤其是山西诗坛，我认定山西诗人的诗歌创作是非常了不得的！就是在今年春天，我读到了唐晋的《侏儒纪》、金汝平的《歌声唱给白骨精》、石头的《身体史》、赵树义的《赵树义无题诗一百首》，我坚信这是他们对于中国诗歌的重大贡献；而雷霆、雪野、病夫、李坚毅、柴然、刘文青、温建生、无哲、汉家、赵泽汀、吴笑冬、晋侯、朱宾、任晋渝、韩玉光、刘宝华、阎海育、阎扶、古陶、山西北野、竹无俗韵、陈小素、木头、如斯、山西小诗妹、麸言、张黎、爱斐尔、麻小燕、清露挂月、一苇、张佳惠、田长水、小镇人、紫衣人、小鱼摆摆等一大批诗人的近作，都让我感动、振奋！他们大都开有博客，喜欢诗歌的同学不妨去读读。

今年恰逢北国诗社创办二十五周年，在徐建宏、温建生二位社长的倡导下，潞潞、刘峭、唐晋、金汝平、圆子及我等经过慎议，决定举办如下三项重大活动；

一、再以《北国》为名，创办一本不定期的诗刊；

二、编辑出版一套旨在倡导和助推诗歌创作热潮的丛书，以整体的方式向外界推介山西优秀的青年诗人及其作品，继续弘扬具有创新勇气和包容气度的北国精神，以期在省内形成独有的创作气候；

三、举办一届规模较大的诗歌盛会——“北国诗会”。

境况范文篇2

我在这里所讲的“当代诗歌”，不是严格意义的“正统文学史”上的“当代诗歌”。在“正统文学史”的概念中，是把中国文学的发展分成了四个阶段，分别是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而且大致是以1840、1919和1949年做这四个时代的分界线的。所以，“当代文学”在通用的文学史教材里，一直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然而我所讲的“当代诗歌”，不是指这样一个正统文学概念；而且我所指的“当代”，也不是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所说的“当代”的意思（他们所说的“当代”，是指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一句话，我所说的“当代诗歌”，指的是从1976年至今的诗歌。

为什么要选择1976年这样一个时间呢？这只是因为1976年曾经发生过一次“天安门诗歌运动”。这个运动，把此前和此后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区分开来。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诗歌创作是非常活跃、而且非常具有成效的。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好的诗人，包括穆旦、戴望舒、徐志摩，还有象征派的李金发等等。但是到建国以后，这些诗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写得少了，尤其是到五十年代末，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出现了一种“红旗歌谣”式的诗歌，失去了诗歌应有的人文关怀、失去了诗歌应该具有的韵味和品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

1976年，国内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四五运动”，一大批诗歌被张贴到天安门广场、或西单民主墙上，震动了全国……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当时的诗歌就形式而言，主要的还是古体诗词样式（如著名的“扬眉剑出鞘”等等）。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1976年左右，在北京，在天安门之外的其它胡同里、小巷里，还有一些所谓“地下”的诗人，在创作着一些与当时频频见诸于国内报刊的诗歌完全不同的别样的诗歌。这些“地下诗歌”，是以手抄本、或者油印刊物（比如《今天》）的形式流行于世的。这些诗人，便是北岛、食指、芒克、杨炼、顾城、江河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朦胧诗”创作的代表人物……我所说的“当代诗歌”，就是从这些人、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先讲第一个问题。即：

新时期诗歌——北岛、海子：英雄神话或者英雄挽歌

“新时期诗歌”是以1976年为前兆、以1979年到1989年为时限的。这十年，当代史上称为“新时期十年”，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就被称为“新时期文学”。而这里所讲的“新时期诗歌”，也即是对应这个大的界定而言的。

客观地讲，“新时期诗歌”十年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阵营，并不是以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等为主力的“朦胧诗群”，尽管他们的创作构成了这一时期最壮丽的人文景观。

当时的情况是，“朦胧诗群”的诗人们虽然在“地下”活动得很早，但出现在“地上”的时候却很晚。也就是说，当他们在“地上”成名之前，早已有一些诗人提前在诗坛上扬名立万了。这些诗人，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创作并且已经成名的，比如说艾青、穆旦、郑敏、牛汉等等。第二类则是五十年代开始创作并暂露头角、结果却因历史的原因而不能继续写作的这么一批人，也就是当时所谓的“中年诗人”，比如说白桦（写过《苦恋》的白桦）；比如公刘（本来是安徽人，却因被打成“右派”而“流放”到山西的忻州，在忻州度过了十几年的“改造生涯”）；比如流沙河（四川的诗人，也是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昌耀、邵燕祥、赵恺等等。他们都是五十年代初走上诗坛、却因在“反右运动”中成了“右派”而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直到1978年得以“平反”后才重新拿起笔写诗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共性吧，当时文学评论家便给他们起了一个“代名”，叫“归来的一代”。这一代诗人，便组成了“新时期诗歌”的第一个群落，也即是一个主导“新时期十年”的诗歌群落；一个可以提升自己、却不能超越历史，因而也就很难再开拓诗歌未来的群落。

我这样讲，则是强调这样一个意思：作为这一群体的诗人，虽然在他们的人生及创作经历中，受到了很大的身心伤害，但是等他们复出以后，并没有去埋怨那个时代对他们所造成的创伤。当时白桦写的引起全国争议的电影剧本《苦恋》，也便反映了这一代人的情怀。他们复出以后所写的诗歌，与他们五十年代的诗歌相比，肯定是大有长进，或者也可以这样讲，新时期的创作，代表了他们创作的最高水平；然而从横向进行比较，也就是同当时“崛起的诗群”的创作相比，他们的诗歌毕竟是显得单薄和老旧了。

这样评价“归来的一代”，似乎有些刻薄，况且也真是有违我的本意。因为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我是有过交往，并且势必终生仰慕的。之所以如此评价，或者也可以说是就诗歌发展的历史而言，势致不能不吧。他们的人生遭际，是值得悲悯的；他们的创作历程，是值得书写的；他们的创作实绩，是必须肯定的；当然，他们因受政治的、时代的影响而孳生出的种种局限，却也是必须面对、必须正视的。尤其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自己本曾受到过不公正的批判，然而复出、并成诗坛主持以后，却又不适当地“批判”了他人，或者用一句不甚恰当的话说，就是还对朦胧诗进行了一些“围剿”。当然，这主要的也只是因于诗歌观念的不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吧。所以我这样讲只是陈述事实、而并非刻意“批判”。当时的情况即是如此，包括艾青老都写文章说：“朦胧诗是一个怪胎，是个毛孩子。”事实证明，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也正是由于误解太多了，以致不少诗人对于新的诗歌样式的出现，并没有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宽容；对于新的诗群，也没有给予本来应该给予的扶持。

这里，我所讲的“新的诗歌样式”就是“朦胧诗”；所讲的“新的诗群”就是“朦胧诗群”，也就是由诗人徐敬亚所命名的“崛起的诗群”。

这个诗群，就是刚才我说的以北京的“今天派”诗人为主体的诗群。这个诗群主要的代表人物即北岛，其次是在厦门的舒婷，以及顾城、江河、杨炼、食指、芒克、多多、梁小斌、徐敬亚、王家新……后来也有一些人说：北岛就其创作时间来说，是在食指之后——食指本名郭路生，是“这一代”中最早写诗的人——就其创作成就来说，则在芒克之下；但不管怎么说，“朦胧诗群”主要的、优秀的代表人物还是北岛。

惟此，在这里我先说北岛，尔后再说“朦胧诗之后”的另一个代表性人物，即海子。

北岛，本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州，1949年生于当时的北平（即北京）。毕业于北京四中。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作过翻译，并短期在《新观察》杂志作过编辑。1970年开始写作，1978年与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志。1989年移居国外，曾一度旅居瑞典等七个国家。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还曾是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2007年，北岛收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8月，正式搬到香港，与家人团聚，结束其近20年的欧美各国漂泊式生活。出版的诗集有：《陌生的海滩》（1978年）、《北岛诗选》（1986年）、《在天涯》（1993年）、《午夜歌手》（1995年）、《零度以上的风景线》（1996年）、《开锁》（1999年），其他作品有：《波动》及英译本（1984年）、《归来的陌生人》（1987年）、《蓝房子》（1999年），散文《失败之书》（2004年），散文集《青灯》(2008年1月)，散文集《午夜之门》（2009年3月）。北岛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出版，曾三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84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曾和诗人潞潞一起组建北国诗社并创办《北国》诗刊。为组织《北国》创刊号稿件，我和诗人陈建祖专程到北京约稿，由此找到了北岛、江河、杨炼等当时正因“朦胧诗”遭遇困境而处于“沉默期”的诗人。那是一个晚上，我们到中央美院的那个大杂院去找北岛，不巧他出去了，没有见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我们还睡觉的时候，有人敲门，然后北岛便背了个黄挎包进来了。此前曾听人说北岛是一个非常不善言谈的人。可是当时他却非常健谈，和我们谈到快十点钟才去《新观察》上班……后来，我们又见了江河、杨炼、马德升等，并带回了他们的作品，发在了《北国》创刊号上。北岛、杨炼他们后来都写信来，对《北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杨炼甚至说“这是当代中国最好的诗刊”）……不过这是后话，且不多说，还是说北岛吧。

在这里，我谨想以“诗歌英雄”这样四个字作为对于北岛的总体评价。

为什么说他是诗歌英雄？因为实际上他是以自己的诗歌书写了一部英雄神话。

他曾在诗中说：我站在那里，让影子横穿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显然，这就是一个“神话”。还有一些诗句，比如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显然是“英雄的”。所以，我们说：他实际上是一个企图用诗歌反抗政治的英雄。他把历史个人化，把一个时代的沉痛浓缩到个人的遭际之中，从而以亲历者或见证人的身份，对历史进行了一系列的追问或反诘。他想以他的诗歌演义一个英雄神话，并不是因为他本身有多么狂傲——现实生活中的北岛，是一个背着军用挎包、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上下班的人，甚至还有人写文章说他的自行车上时不时的会夹着棵白菜——而只是因于历史强加在他身上的“使命”：由于以往的历史的创伤、和新的历史的需要，他想让自己成为极权政治的控诉者和社会公证的代言人，想通过他的诗歌唤醒、进而建造一个民主的、人道的中国。这无疑是北岛的一个唐吉诃德式的梦想。

一个俄罗斯诗人在纪念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说：“二十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用以解决诗人和帝国、权力与精神独立这样一对俄罗斯的永久的矛盾。”这个论断，其实同样也适用于评价北岛。然而，就如帕斯捷尔纳克不可能解决俄罗斯矛盾一样，北岛同样也不可能用诗歌就解决了中国的矛盾。所以，他只是写下了一些英雄的，让人缅怀的神话般的诗歌。

也就是说：北岛企图用诗歌来进行社会反抗、规范社会民主，呼唤时代不再重演历史悲剧等等，实际上是诗歌本身不能承担的。

所以我说北岛是一个英雄，他的诗是一个神话。

这既是他的伟大，也是他的局限。

于是，便又有一批新的诗人出现了。他们一开始便锋芒毕露，有的人喊出“打倒北岛”，有的说：“北岛死了”，就如尼采说上帝死了一样。

这一批诗人，后来被称之为“现代主义

诗群”；他们的作品，则被冠名为“后朦胧诗”、“先锋派诗”、或“新生代诗歌”等等。

客观地讲，这一诗歌群体及其所掀起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从一开始，便显示出了“先锋性”和“局限性”共生并旺的特点：他们竭力打倒偶像，是要生产新的偶像；他们渴望创造一种另类的诗、让诗歌的精神性和想象性得以敞开，却又不想让诗歌的“战斗性”或“功利性”得到限制甚或是减弱……一句话，他们在本质上和北岛们是一样的，他们实际上依旧是以诗歌创造着英雄神话，只不过一个是“斗士”式的、一个是“骑士”式的罢了。

1986年，由《深圳青年报》、安徽《诗歌报》发起并组办的“现代社会主义诗群大展”，实质上便是“这一代”进军并占领诗坛的一次运动、一个标识。这次“运动”，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打出了许多的旗帜、喊出了许多的“主义”：如非非主义、海上诗群、莽汉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还有众多的“流派”更是心裁别出，比方说撒娇派、呼吸派、特种兵、三角猫、四方盒子等等，可谓眼花缭乱……这一次诗歌大展，最后结集成书，书名即《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

在这次诗歌大展过程中，有两个现象是需要特别提出的：一个是：山西诗人没有一个参加——这当然不是说山西落后、或者沉着，只是说没有参加而已——另一个是：在被称为“北大三剑客”的诗人海子、骆一禾和西川中，当时只有西川参加。

就当下的国内诗坛而言，西川无疑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在当时，在1986至1989年的中国诗坛，作为代表人物，海子和骆一禾的影响力，毕竟较西川要大一些。

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仅就诗歌本身的质量而言，海子和一禾的诗，无疑是在北岛诗之上的。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因于个人的喜爱，就如我喜欢一禾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抒情短诗）甚于喜欢海子、却仍然必须把海子作为北岛之后的诗歌之王一样。

海子，本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微安庆的一个山村，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毕业被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教公共语文，身居昌平，创作渐丰；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他现留世间的著作有：由骆一禾为之整理出版的长诗《土地》，由西川为之整理出版的诗集《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

海子被公认的成名作是《亚洲铜》，但这一首诗我却不甚喜欢，我甚至也不太喜欢他的长诗，我喜欢的是他后来的一些抒情短诗，比如说：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海子是一个非常浪漫主义的诗人，他有一个宏大的梦想，就是要以自己的创作，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的诗歌帝国。海子曾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一世纪和下一世纪交替之际，在中国，需要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和一首伟大的诗篇，这就是我一个当代中国诗人的梦想和愿望……

海子是对的。就像中世纪和近代之交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但丁、一部《神曲》一样，世纪之交，本该是能够产生大诗人和大作品的。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看看整个社会的变迁、文学史的发展，每一个新旧时代交替之际，都必定会产生与之相对应的诗歌。而且，只能是诗歌，而不会是别的文学样式。但丁是一个代表，歌德也是，屈原也是。我有一个观点：不同题材的文学样式，会在社会不同时期引起人们的关注、以至达到这一样式的创作峰巅……而且这是有规律可寻的。这种规律即是：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文学都是依照诗歌、小说、散文这样的顺序轮回的。中国古代的文学，便是从诗歌开始的，是从《诗经》开始的，是从“关关睢鸠，在河之洲”这样的吟唱开始的。当诗歌的繁盛渐弱时，就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小说”——当然那时候还不叫小说、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而是叫《春秋》、《左传》、《国语》、《公羊传》、《谷梁传》、或《山海经》，也就是记叙历史和地理的一些著述。之后繁荣的，便是诸子百家的散文了，包括孔子的《论语》，《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公孙龙子》等等，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气象万千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此后，我所说的“轮回”便开始了，先是屈原的诗，再是《史记》、《汉书》、《说苑》、《列女传》、《搜神记》等等更具故事性的“小说”，再往下便又是政论性“散文”的繁荣，比如《论衡》、《春秋繁露》、《潜夫论》、《神灭论》等等。事实上，这种“轮回”一直在持续着，并无停息。以致直到新时期，我们方更加看清其轮回的轨迹：先是天安门诗歌运动及朦胧诗群的诞生和崛起，之后便是所谓的“伤痕小说”、“改革小说”：比如大家可能都读过的王蒙的小说，蒋子龙的小说、冯骥才的小说，张洁的小说、梁晓声的小说……再往后出现的，便是散文、随笔热了：先是三十年代的作家如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等的散文重新走俏，然后便是当代作家的创作也日趋“白热”，以致现在你到书店里看看，随笔选本或个人专集依然比比皆是、琳琅满目……

所以我说：在世纪交替之际我们所处的时代，依旧是一个散文和随笔的时代。这是一个疏离诗歌的时代，是小说也已成为过去的时代。

我总结并细述这样一个规律，至少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即：当一个已经行将衰老的社会、让位于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社会时，可能大多数的人还没有、或者也不会意识到，但是敏感的诗人却意识到了，也就如中国的一句古诗所说的吧：春江水暖鸭先知。惟此，诗歌的繁荣也就成为势所必然。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复杂化，小说创作便又势必会热闹起来。小说的本能是记载或者描述存在着社会现象、人物遭际，它是一种记录，却又常常想对时代有所规劝，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当这个时代走下坡路或者行将过去之际，大家也就不怎么爱看小说了：那些东西写得还不如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所遇到的那么复杂，那么有意思嘛……于是大家就不看了，小说也就不能再热了。这个时候，散文和随笔就开始蓬勃起来。散文和随笔的最大特点是“散淡”、是“随意”，就像走路一样，是一种秋天的或者黄昏的步态。中国文人有一句老话：“富，则达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散文和随笔，总的来说便是独善其身的产物，是一种对自我的、时光的、对存在于现实之外的理想世界的追忆或者梦想，是反思、或者体悟，是平和的却也是无可奈何的。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散文及其时代，是个人化的、修身养性的，因而是沉思的和低语式的，是“哲学的”；小说及其时代，则是公众化的、记时劝世的，因而是写实的和讽喻式的，是“社会学或政治学的”；而诗歌及其时代，却如天籁，是灵动的和富有昭示意味的，因而是“宗教的或神性的”。

所以，海子当时便神性地提出、并投身到了这样一次大的诗歌行动：他企图以中国及东方神话系统为轴心，借助西方的《圣经》、并结合印度史诗，从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诗歌帝国”。海子曾从地理、或方位的意义上对这个帝国进行描述：即以东方为中心，东起太平洋，西到两河流域，北到蒙古大草原，西到南亚次大陆……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梦想，或者也正是因为它太伟大了，以致使得海子本人的才力和精力都不可能达到，并最终导致他选择了另一个极端：自杀。

海子是于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的一截火车道上卧轨自杀的。他预先便去那里看过：他选定这截铁路，只是因为这儿正好是缓上坡。他不想躺在火车头前，而是在火车上坡的时候钻进了两个轮子之间，最后被火车轧成了两截……

海子死后，骆一禾将他的遗物、尤其是遗作进行了整理，并为之编辑并出版了长诗《土地》。这是海子的第一本诗集，也是他永远也不可能看到的诗集。

骆一禾和海子的为人是非常不一样的：骆一禾做事非常严谨，他的诗，以及所有创作的第二稿、第三稿都整整齐齐的，自己便拾掇好了；但海子不是，海子的诗就写在烟盒上、报纸的空白处，乱七八糟，到处都是，这也便使得处在巨大的悲痛中的骆一禾在为他整理长诗《土地》时，费尽了心血。以致在海子辞世不到两个月，骆一禾便也因四种病突然同时爆发，于1989年5月13日倒下、5月31号即在天坛医院辞别人世。

一禾生性平和、襟怀博大。他生前曾将手抄的26首诗装订成册相赠于我，诗的封面取自画报，扉页上则题写了他自己的一句诗：

我不愿我的河流上

漂满墓碑

我的心是朴素的

我的心不想占有土地

所以，我曾在题为《一禾的五月和五月的一禾》的悼文里这样说：我说五月，一禾的五月。我知道一禾绝对不会赞成我的说法。他不想占用五月，以至从倒下（5月13日病发住进天坛医院）到“站起来”，他都智慧地选择了最节约的数字：13—31。一个等腰梯形，梯形的腰很短，他却凭借天才让诗接近上帝，又把上帝的仁爱和悲悯回还于诗……

而现在，我则更以为是如此。我认定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整个新时期文学的结束，是以骆一禾的辞世为标志的。

这就是我所讲的当代诗歌的第一个时期，即“新时期诗歌”：北岛和海子，当然也包括一禾，因为海子和一禾，无疑就是英雄挽歌最后一个音符的抒写者。

前边讲的好像多了些，现在讲第二个问题，即：

90年代诗歌：个体化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以及民间写作之间的论争

1990年10月，我曾在《火花》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这个评论的题目即是：《新时期和现代派艺术》。

在这个评论中，我便提出了一个观点：1989年后半年，是新时期文学和即将展开的另一个时期的文学的交汇点。也就是说，“新时期文学”是于1989年6月宣告结束的。当时的《火花》在全国影响不大，因而这个观点也便没能引起多少注意。这个观点，是在后来才被得到普遍的认可的。

其实，早于此文，我便在一首诗中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洪水卷去道路

把脚印，变成船

送到远远的飘泊里

在这里，当然也包含了我对1989年后半年到90年代初国内诗歌创作状况的体悟，但毕竟不是理论阐述。我所作的理论阐述，便是在上边的那篇文章里。可惜的是，文章发表的时候，那段阐述被编辑删掉了。所以现在我重述的，只能是当时所说的大致意思。

我说：那些被送走的“船”，后来便漂泊到一个孤岛上。这个孤岛上什么也没有，只是有两棵树，一棵叫做“家园”，一棵叫做“爱情”。于是乎一些诗人便抱住了其中的一颗叫“家园”的树，而另外的一些，则抱住了叫“爱情”这棵树。

也就是说，在90年代初，“家园”和“爱情”便成了整个诗歌创作的主题，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有四五年之久。大家如果喜欢诗歌，或者对诗歌有所了解，便会明确看清楚这一事实。当时，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词便是：精神家园。

当然，作为诗歌的主题是如此，是一样的。但诗歌作品所体现出的个性，却仍是不尽相同的。

就当时诗歌创作的“阵营”或创作理念而言，归结起来，大致不外乎三种吧：

首先，是以张曙光、肖开愚、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中年写作”（实际上他们的创作，本身亦是多元化的，并不甚相同）；

另一个就是由于坚和韩东提出来、后来又由伊沙等等张扬光大的“民间写作”；

再一个就是：以陈东东、西川等首先提出、后来又有王家新、欧阳江河、程光炜等参加的“知识分子写作”。

这是一个宿命，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事情，就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新时期之处在诗坛暂露头角的诗人们，大多数也像当年“归来的一代”一样，不得不进入了人生的中年。我知道，他们肯定也有着类乎于“归来的一代”的某些困惑，但他们超越了“归来的一代”的，却恰恰在于：他们在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存处境及写作状态的变化之时，不是一味地去指责后起的诗人和诗歌，而是针对自身的优势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中年写作。

当然，“中年写作”说到底只是对“青春期写作”的一种反拨，这里的“中年”既不是指向年龄，也不是指时间，更不是指权威，而是指“境界”，一如我前边所说的“散文”和“秋天”。欧阳江河有一段话说得便非常明白、非常到位

中年写作与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极其相似，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的秋天之间，在已逝植物和将逝植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各种神话之间，在事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经纬考究的有无学问之间，转换不一，这就是中年。

他所提出的相类似的“中年写作”理念，也许是因为说得中肯、说得到位吧，因而并没有引起多大争议。但在另外两种类型的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便有了比较大的争论。在这里，如果说八十年代著名的论争是“三个崛起”的论争，那么九十年代的著名论争，则显然就是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大辨论了。这场争论，便是由“民间写作”的代表人物于坚和韩东发起的。于坚现居云南，韩东则身在南京，我对于他们的诗歌及随笔都是非常欣赏的。但对于他们针对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所发起的“攻击”或者“非难”，却是不敢认可的。虽然，我对他们的“民间写作”主张，还是大致认同的。

总而言之，民间写作的主张不外以下三点：第一，我们使用的是口语，而且是南方的民间语言；第二，我们们所写的，是我们所熟悉的是日常生活；第三，我们所站的立场是民间立场。

平心而论，这的确没什么错，但是若以这样的主张为武器而去指责其它类型的创作，便似乎是不应该了。1998年，曾开过一个诗歌创作的研讨会，据说“两派”的人物在会上吵得一塌糊涂，而争吵的焦点，说到底也只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关系问题、现代汉诗的发展和外国诗歌影响问题、对诗的综合性要求和日常经验问题……对于这次论争，我也关注过，但最终却也没有撰文说说自己的观点。因为我对这次论争的感觉是非常不好的。它让我由不得地想起了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而当一种诗歌论争也成为路线斗争的时候，那只能说明意我们的诗人在思想、理论、以至人性修养等等方面都倒退了。而且说到底，诗人的立场只能有一个，就是“人”的立场、“人性”的立场，这个立场，和“民间”或者“官方”无关。

可叹的是，中国的文学总是如同政治一样，而这样的一场诗歌争论，无疑也让人看到了历史的和政治的影子。

这场争论。恰恰是出现在一个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一个旧的世纪的行将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出现的是大诗人和大作品，而绝不应该是大争论。然而这恰恰也就是当代诗坛的真实处境，是寂寞和萧瑟的。

这就是整个九十年代的诗歌创作境况：一个前期佳作迭出，而后期却是争论胜于创作、观点超出作品的时代。

第三个问题：

本世纪初的诗歌境况、以及我对诗歌发展的理解和期待

一场论战似乎耗尽了元阳，所以当新世纪曙光投到地球上的时候，诗的世界显得异常的平静而又寂寥，使人甚至产生即使有些个胡争乱吵也好的感慨。

这样的感慨，显然是针对整个文坛的状况而发的。新世纪开始之初的文坛，和2000年文坛的热闹劲相比，显然总体上都多多少少地有些低沉。但在诗歌之外，总也还有一些让人觉得“热闹”的现象或事件。从2000年至2001年年初，文坛上发生的大的事件便至少有三：一个是《收获》上发表了王朔等人的指责鲁迅的文章；另一个是北大毕业的怪才余杰同余秋雨进行论战，即所谓二余之争；还有另一个，就是王朔向金庸先生叫板……与此同时，就和98年到99年上半年的诗坛一样，整个散文界仍热闹不息。尤其是主持人、艺人等名流的随笔，依旧不断面世并形成畅销；成套成套的散文、随笔选本，仍在源源不断地出版……所以，新世纪初真正寂寥难耐的，其实只有诗坛。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0年初，我和诗人潞潞、师周宗等创办了《少数》诗刊。之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做这样一件事，当然不是冲破寂寥、或者挽救江湖；而是我们认定：在所有的社会中，诗人毕竟是属于“少数”；亦惟其少，才更应进行以一当十的努力。这个诗刊就像我们当年办的《北国》一样，也在全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大家或者迷惘、或者争吵的时候，我们就办了这么点事儿，出了这么一本民间诗刊。

诗人潞潞为我们这本刊物写了“发刊词”，题目即是《诗歌的村庄》。

《少数》在当代诗歌的一片沉寂中，在几乎是一面倒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中脱颖出来，的确也就如同远山的村庄，和平、宁静，充满生活的热情、烦恼和忧伤……在无论什么都可以炒作的今天，它依然克制着、梦想着，它跨越着栖身的土地，它把自己的视野伸向远方：伸向人类隐秘的信念，伸向诗歌的天职和使命……它是诗歌神性的召唤，而不是某个时代哗众取宠的回声……

我们在封底郑重地写下这样一句话：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2001年6月，山西省图书馆周末讲座约我作一次关于当代诗歌的讲座，我欣然应允。前边所讲的，当时大致都讲到了，只不过是没有今天这样详细。就是在那次讲座上，我这样说过：

然而我坚信：这一个世纪最初的十年，必将是中国诗歌的丰收之年！

从那时到现在，已是八年。非常庆幸的是，我当时的预言，至今已然得到初步证实。

2002年，《诗刊》率先改刊为半月刊，上半月刊以名家名作为主，下半月刊则向青年诗人倾斜，随后，《星星》诗刊也改为半月刊（下半月刊以发表网络作品为主，从2007年改发诗歌理论评论）。与此同时，又有两种新诗刊面世，一是山西的《大众诗刊》，一是甘肃的《敦煌》诗刊。据诗人林莽透露：《诗刊》扩版后一年中比往年多发表作品约2000首，有600多人次的青年诗人在《诗刊》下半月刊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

与新诗创作相比，古体诗词创作，几乎可以用“空前繁荣”定论。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郑伯农亦曾披露：中华诗词学会现有一万多名会员，全国经常参加古体诗词活动的人员达百万以上；全国约有500多种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古体诗词报刊，每年发表的古体诗词新作达10万首以上……

当然还有更厉害的，这就是网络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机遇，诗生活、诗江湖、论坛、橡皮、界限、诗中国、中诗网、终点等等网络诗刊（或诗论坛）应运而生，向传统的纸质诗歌刊物宣战，并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说来也庆幸，我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累累硕果和丰收前景的。我是个迟到者，只到去年十一月才开博客，开了博客后才开始大量阅读发表在网络上的诗歌（顺便提及，我不甚赞同“网络诗歌”这样的术语，诗歌就是诗歌，和介质无关，就如同不存在印刷诗歌、手抄诗歌一样，所以这里权以非术语的“发在网上的诗”叙述之），我为波澜壮阔的诗歌浪潮所震撼，为中国诗人的创作实绩而赞叹！

尤其是山西诗坛，我认定山西诗人的诗歌创作是非常了不得的！就是在今年春天，我读到了唐晋的《侏儒纪》、金汝平的《歌声唱给白骨精》、石头的《身体史》、赵树义的《赵树义无题诗一百首》，我坚信这是他们对于中国诗歌的重大贡献；而雷霆、雪野、病夫、李坚毅、柴然、刘文青、温建生、无哲、汉家、赵泽汀、吴笑冬、晋侯、朱宾、任晋渝、韩玉光、刘宝华、阎海育、阎扶、古陶、山西北野、竹无俗韵、陈小素、木头、如斯、山西小诗妹、麸言、张黎、爱斐尔、麻小燕、清露挂月、一苇、张佳惠、田长水、小镇人、紫衣人、小鱼摆摆等一大批诗人的近作，都让我感动、振奋！他们大都开有博客，喜欢诗歌的同学不妨去读读。

今年恰逢北国诗社创办二十五周年，在徐建宏、温建生二位社长的倡导下，潞潞、刘峭、唐晋、金汝平、圆子及我等经过慎议，决定举办如下三项重大活动；

一、再以《北国》为名，创办一本不定期的诗刊；

二、编辑出版一套旨在倡导和助推诗歌创作热潮的丛书，以整体的方式向外界推介山西优秀的青年诗人及其作品，继续弘扬具有创新勇气和包容气度的北国精神，以期在省内形成独有的创作气候；

三、举办一届规模较大的诗歌盛会——“北国诗会”。

境况范文篇3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社会境况决定论唯物史观

“社会境况决定论”是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中心思想，它探讨“知识的存在决定”或“思想的社会决定”。曼海姆认为，思想家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状况中，特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状况造成了思想家看问题的社会角度，思想家从自己的社会角度出发形成思想理论，就难免使自己的思想理论带有自己的社会偏见，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因此，思想终究是由社会境况决定的，曼海姆把这叫做“境况决定论”或“社会境况决定论”。不少西方学者将这一观点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相提并论，并称为“马克思一曼海姆观点”。让我们对曼海姆的这一观点作一考察，并澄清这一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的区别。

一、社会境况决定论的表现

曼海姆的“社会境况决定论”认为，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由思想理论本身决定的，而是由思想理论之外的社会境况即社会环境、社会状况决定的，曼海姆把这些决定思想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也叫作“存在因素”或“超理论因素”。

具体地说，曼海姆说的“存在因素”或“超理论因素”是指客观存在的生活经验、群体利益、社会地位、社会过程以及其他社会环境因素。在他看来，这些社会性因素制约着人的认识方式，使不同的社会环境的人产生不同的思想，因此，思想理论必定同这些社会性因素有关。

例如，竞争就是重要的社会存在因素或超理论因素。“竞争不仅通过市场机制控制着经济活动，不仅控制着政治和社会事件的过程，而且也提供对世界的不同解释的动力。当这些不同解释的社会背景被揭示出来时，人们会发现它们只不过是争夺权力冲突群体的观念的表现。曼海姆认为，理论上的分歧往往可以归因于世界观上的差异，而这种世界观上的差异又是由不同群体的竞争和对抗无形中引导着的。因此，要真正理解一种理论或一种思想，就不能根据它所解释的对象，因为不同解释者对同一对象可以有不同解释，而应当具体地分析解释主体，看他属于哪一个社会集团，贯彻什么样的集团目的和期望，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一种理论的真实意图，才能真正理解这种理论。

又如，世代更替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存在因素，它和竞争一样制约和促进思想理论的发展。曼海姆认为，要考察世代更替对思想发展的作用，就不能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而应当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如果我们不加任何区别地简单地谈论‘世代’，我们就会把纯粹生物学的现象同社会文化力量造成的现象混为一谈”。正如从横向看，一个人总是归属于一定的社会群体，总是有一定的社会位置一样，从纵向看，一个人也总是置身于一定的历史时期，总是有自己的年代位置，这种年代位置同样制约和影响着他的思想。另一方面，世代更替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更替，而且是社会文化的传递过程，每一代人都是这一传递过程的中转站。而每一代人在传递社会文化时，都要同它进行新的接触，就好像一个人在社会流动中要进行新的接触一样。在这种新的接触中，“个人的意识会发生相当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经验内容的变化，而且是个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的适应性变化”(3)。不同世代的人们对世界会有不同的解释，因此，世代是造成人文社会理论发展变化的一个社会存在要素。“这一要素在许多情况下影响着理论的选择原则和组织原则，影响着理论的分化，并影响着在特定社会和特定时期中流行的观点”。曼海姆说，思想理论初看起来似乎是自行发展的，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看，它只不过是由竞争，世代交替以及其他社会存在因素支配和影响的有节奏的运动。

曼海姆认为，思想家的社会境况不同，他们在形成理论时的角度即“观点”也不同，这些不同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同一个概念的理解不同。例如不同社会派别的思想家都使用自由这一概念，可是在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却差异极大。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传统保守主义思想家把自由理解为各个等级根据自己的特权生活的权利，而浪漫保守主义思想家和新教派运动思想家却把自由理解为每个人都按自己的个性去生活的权利。此外，自由派思想家则把自由理解为所有的人都掌握有同样的基本权利。曼海姆由此得出结论：“总之，即使是在规定概念时，这一规定的角度也是由观察者的既得利益引导的。也就是说，思想是由特殊的社会群体所期望的那种东西引导的。

第二，使用对立的概念。例如保守派思想家喜欢使用“民族精神”这一概念，而进步思想家则喜欢使用“时代精神”这一概念。这是由于保守势力经常以民族传统、文化差异和国情差异为理由，拒绝接受新思想和新制度;而进步势力则主张顺应时代潮流，接纳新事物。

第三，没有使用某些概念。思想家在形成理论时，由于其社会境况的作用，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某些问题，这就造成了与这些问题有关的概念的不存在。“某些概念的不存在不仅表明某些观点的不存在，而且常常表明对掌握某些生活问题兴趣的不存在”。而这终究是由思想家的社会境况造成的。

第四，所用基本范畴的特点不同。曼海姆说，保守派思想家所使用的范畴常常具有整体性，它“不打破经验材料的具体完整性”，而激进派思想家所使用的基本范畴往往具有分析性，他们通过分析的途径得到更小的思想单元，以便“可以通过因果性范畴或功能性整合将其重新组合”。曼海姆认为，这种特点上的差异最终也起源于他们社会境况上的差别。

第五，采用的思维模式不同。曼海姆认为不同社会集团的思想家有不同的思维模式。如当时进步势力的思想家喜欢应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来考察社会现象。而代表没落的地主、贵族等势力的思想家则不接受这种思维模式，而是更喜欢采取诸如“人格型”的思维模式。

第六，抽象的水平不同。曼海姆说，有的思想家在其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停留在一定的抽象层次上，不再向前推进了，这种情况同思想家的社会立场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曼海姆的社会境况决定论对人们的思想至少具有以下影响：第一，它使人们看到，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它不是由客体或对象决定的，而是深受主体的社会境况制约的。这就对思想是由对象内容决定的这一传统观念造成了极大冲击。第二，曼海姆的上述观点，对于把思想发展史看成纯理性、纯逻辑过程的传统理性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使人们看到了思想发展的非连续的一面，这就对传统思想史的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第三，曼海姆上述思想沉重打击了传统的抽象真理观，为非理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引人认识论进一步开辟了道路。

二、社会境况决定论的历史考察

所谓历史考察，主要是寻找现代社会思想多元化的社会历史原因，同时说明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原因。

在曼海姆生活的年代，社会思想体系多如牛毛，且各自互相攻击，呈现出思想多元化的局面。各种思想都自称正确，可究竟谁是正确的?对此许多人感到十分茫然和无所适从，因此社会上盛行各种各样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曼海姆称这种局面为“当代思想困境”，并认为要摆脱这种思想困境，就必须弄清各种社会思想的来龙去脉，这就需要从社会历史方面考察思想多元化的原因。曼海姆认为，现代社会思想多元化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教会权威力量的动摇。在欧洲中世纪，教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这种权力上的集中必然要求思想上的垄断，即由教会来垄断对世界的解释权。这种垄断性的思想有一个特征，这就是它离日常生活的公开冲突相对遥远，而以学术性的面目出现。这种思想尽管也有内部争论，但这些争论却不反映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而更多的是出于建立体系的需要，这种建立体系的需要总是把宗教和其他生活领域的事实作为支持已有的学说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思想冲突的。而随着社会力量的变化、文艺复兴的到来、宗教改革的出现，教会力量也就一步步地衰落了，与这种衰落相适应的是教会对世界解释的垄断权的丧失，这样真正的思想争论就开始了，解释世界的其他方式就日益被承认了。

二是社会动荡的加剧。曼海姆在此强调了社会交往的重要性，认为社会动荡加速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在交往中各种思想方式得以传播、碰撞，会合于同一个心灵中，这对于冲击人们原有的思想信念起着很大作用，促进了思想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例如工业革命伴随的一个现象就是急剧的社会流动，社会的水平流动使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行业的人们频繁接触，人们在接触中发现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思想方式。但是，仅仅发现思想方式的多样性，还不至于导致对自身思想信念的动摇，因为人们仍有可能固守自己的传统和习惯，而把其他思想方式视为异端。

但是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还造成了剧烈的垂直流动，即不同地位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而社会的垂直流动使得社会下层的思想方式能与上层的思想方式相抗衡。“这种民主化进程首先造成了这种可能，即它使原先没有公认的有效性的下层思想方式获得了有效性和威望”曼海姆认为，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体验世界的方式，即使他们信仰同一个宗教，他们也有着不同的信仰方式和解释方式。因此在稳定的社会中，下层思想方式不会造成上层思想方式的动摇。而在民主化时代情况则不同，民主化使下层思想能够在同一个有效性的层面上与上层思想相抗衡，而且民主化造成的垂直流动促使不同阶层的思想方式会合于同一心灵，使人体验到它们的不相容性。这样就动摇了人们原有信念的权威性，迫使人们这样去想：“思想过程的多样性难道不是可能的吗?如果一个人审视思想的可能性，难道不是可以发现众多的方式吗?因此曼海姆认为，只有当水平流动伴随着剧烈的垂直流动时，人们对自己原有的思想方式的有效性的信念才会发生动摇。而只有人们对自己原有的思想信念发生动摇，思想的多元化才有可能。

境况范文篇4

中国《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不应受财产状况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但是，这种原则性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资源紧缺、地方保护、身份歧视、教学评价指标不合理等负面因素，致使从地方到中央的习惯做法、政策、法规甚至法律本身都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公平，平等原则没有很好地贯彻到具体的制度中。教育不公问题作为城市病的一种，囊括了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教育机构的身份歧视、对学生的身份歧视、大学招生的地域歧视、高考户籍限制等教育不公平现象。对于随迁子女来说，现行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在明示的基本原则上，都是利好的，但具体制度规范往往是不利的。随迁子女群体相对来说是个新生事物，现行的主要教育法律法规产生于限制迁徙的宏观制度背景，立法滞后。过去的体制是城乡二元分割，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虽然近期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补偿和特殊关照随迁子女的教育政策，但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对随迁子女教育不公平这一现实。对现行教育制度进行分析总结并对照随迁子女群体的基本需求和特殊需求，其显现出来的缺陷主要有：（一）小学属地管理，资源优先满足本地学生，对于随迁子女就近入学没有强制性的责任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对于随迁子女入学作出了强制性规定，目前已经不是问题，但是对于“就近入学”的小学生就学原则却难以落实。在学位不足的情况下，随迁子女往往被作为最后考虑的群体而无法就近入学，导致他们上学穿过几条交通主干道、坐公交车十几站的都有，严重影响了学习时间和人身安全。如某行政村小学在优先解决完本村户籍生和买房户的子女入学后，剩余的招生名额拿出来供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抓阄。该学区教育负责人连续几年呼吁新建学校或者扩容改造，由于筹集资金问题难以解决而未被上级批准。教育资源配置对受教育人口波峰波谷的适应能力不足长期难以改观，主要是决策者没有承担不良决策责任的风险，缺乏解决问题的动力。以北京为例，2010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是41万多人，2011年9月份的统计是48万多人，2012年将近61万人，到2015年预计会达到85万人，因为义务教育的款项是按照户籍所在地在划拨，确实给北京的学校造成了很大压力，也给随迁子女就近入学造成了障碍。（二）教学评价以升学率、学习成绩为最重要标准，导致随迁子女在学校内部遭遇种种歧视有些学生经历千辛万苦，甚至是缴纳了不菲的赞助费以后，进入教学条件相对较好的公立学校，由于难以融入学校的教育大环境，不得不再次回流到教学条件比较差的民办学校。有些学生则被劝说转学、退学，有些学生被迫留级。（三）优质高中教育资源均衡分配的力度太小，无规定均衡分配渐进的时间表，也无规定针对规避政策行为的应对措施比如一些优质高中按照政策要求拿出一定比例招生指标分配到各个初中以后，仍然要求按照考试成绩择优录取，一些教学质量差的学校因为没有学生通过考试，指标就被调剂走了。以上种种制度偏差和规避行为，导致随迁子女对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享用极度匮乏，从而影响到其对高一级教育阶段的选择范围，也间接决定了这一群体走向社会所可能定位的阶层局限，导致社会阶层固化。（四）户籍藩篱导致一些城市抵制随迁子女异地高考和中考，给该群体造成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一显而易见的不公平由于有旧制度的撑腰，甚至造成了民间冲突，城市原住民与城市移民之间因为教育利益之争而走上大街引发街头事件，在网络上更是两军对垒，剑拔弩张。比如占海特事件，随迁子女一方呼吁教育平等，要求异地中考和高考权利，原住民一方要求制度因循守旧，拒绝城市移民的要求，继续独享优质教育资源①。目前中国大学招生中对当地考生投放了比平均水平高得多的名额，如39所国家“985工程”重点大学的招生名额即是如此，北京近几年的高考录取率都在80%以上，而作为生源大省的河南却一直都在80%以下，这既凸显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又加剧了随迁子女考生与本地考生的教育利益冲突。（五）对于民办学校的歧视性待遇导致民办学校难以留住人才，教师流动频繁如民办学校登记为“民办非企业”性质，教师退休待遇与企业相同，教师在岗待遇也不如公办学校，引起教师对前途的忧虑，造成对人才的吸引力大打折扣。据调查，河南某市民办学校流动年轻教师占该市全部流动教师的45%，他们既是民办学校教师的主流，也是流动教师的主流。教师的频繁流动，使其无法全身心投入教学，导致民办学校教育质量难以提高，而民办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是随迁子女。

二、可资借鉴的当代主流教育平等理论

教育平等理论主要阐释教育公平与教育平等的内涵、分类与关系。概括来说，教育公平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横向的公平，即受教育权的平等。每个人都拥有与他人相同的受教育权利，包括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其二是纵向的平等，就是有差别的平等。教育本身应当使人们获得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应当将教育作为“补偿利益”的方式，弥补经济因素造成的不平等问题。教育公平实质上是人们对既存教育利益，诸如教育机会、教育资源等的分配是否合理，以及这一分配方式产生的原因和标准等的价值判断。以上横向的公平和纵向的平等，也可以表述为均等性公平和非均等性公平。均等性公平是指平等地对待相同者，是一种横向的、水平的和平均的公平；非均等性公平是指纵向的、垂直的和不均等的公平，即不均等地对待不同者。对于教育资源配置来说，这两种公平要同时兼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均等性公平主要用于评价基于身份、能力方面的非歧视分配，反映的是人格平等和机会均等。非均等性公平主要用于评价基于地区、群体、个体差距方面的补差性分配，反映的是人道关照和历史性补偿。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哪一种公平，都不应该被理想化、绝对化和表面化，所谓公平，是基本公平，是相对公平，是实质公平。

三、随迁子女受教育权保护制度的建构

境况范文篇5

关键词：商务英语；就业形势；对外贸易

2007年，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政府引导，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加强就业观念教育。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在十七大精神对就业作出部署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发现社会需要既具有英语应用能力，又有商务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所以具有较强商务英语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越来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由此商务英语复合型人才的就业形势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商务英语内涵

商务英语作为专业英语课程，即ESP（EnglishSpecificPurposes）的一个分支，是指人们在商务活动中所使用的语言。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商务英语主要用于对外贸易，被称为外贸英语。现在随着经济发展的日益全球化，现代商务英语已成为一门实用性学科，以国际商务为语言背景的专门用途英语。而且学习商务英语的人是学习英语语言和国际贸易的完美组合体。商务英语能力的人才具备一定的商务操作技能和业务处理能力，在国际商务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商务英语就业形势分析

1.商务英语学生就业的现状

众所周知，社会对商务英语人才具有广泛的需求，同时商务英语人才素质的通识性复合性，使商务英语专业已成为学生选择的热门专业。为了解市场对商务英语专业人才需求的具体要求，我们对往届毕业生进行调查，通过对调查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商务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具有以下特点：就业地点分布广泛，比较集中于私营企业或者合资企业。就职岗位大多是外贸业务员，文员以及销售员。

就目前就业统计来看，商务英语专业目前的主要方向是三资企业，也就是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三类外商投资企业，另外还有涉外企业与私人企业。具某院校调查结果显示，毕业生认为最理想的工作：29%选择公务员、23%选择公司经理，48%认为是企业家和经理。从近几年公务员考试的情况来看，学生在公务员的竞争中还处于劣势，真正能进入公务员队伍的比例相当低。在理想职业的背后，毕业生实际情况则是54%的大学生进入私人企业，24%的大学生进入涉外企业，只有极少部分的学生能进入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这反映了整个社会对职业需求的变化。当前宁波及周边地区私人企业、涉外企业不断发展，为大量商务英语的毕业生提供了就业岗位，吸引了许多毕业生。其中，毕业生主要从事的是文员（占35%）、秘书（占17%）和外贸跟单（15%），而从事中英文翻译、公关策划人员不多，这些职位多需要的1综合技能和专业技能明显比公司文员、秘书等要求更高。也需要更为专业的知识。而学生更适合在基层从事文秘或与外贸相关的工作，如外贸跟单、报关、外贸业务员等相关职位。

2.国际、国内的经济发展需要商务英语复合型人才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仍是世界不变的主题，而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已经迈开了国际化步伐，慢慢向国际接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会与年俱增，就业前景是非常乐观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与世界经济贸易接轨并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对于英语人才尤其是商务英语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所作的调查显示，传统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所培养的学生，由于只具备单一的英语技能，已经不能满足当今社会用人单位的需要，英语专业学生在用人单位的优势逐渐减弱。因此，英语专业单一人才培养模式必须转向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近年来，商务英语逐渐从单一的英语专业分离出来，并脱颖而出，优势日益凸显，在全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培养出的学生，在熟练掌握英语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对商务知识的学习，从以往的单一型人才逐渐发展成为能够兼容经济，商务的复合型人才，在就业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我国对外开放和建设海峡两岸经济区需要大量既懂英语又懂外贸的复合型人才。

3.纵向分析商务英语三个方向的就业前景

（1）国际贸易实务方向

本方向人才掌握商务英语专业所必需的商务知识和专业英语知识，具备较强的商业运作能力，能从事国际贸易、进出口贸易、商务谈判、涉外文秘等工作。这个方向从事的工作范围很广泛，就业前景乐观。主要在外资企业、国际商务公司、三资企业、民营企业、金融机构、跨国公司中国分公司、境外中国公司、涉外机构、银行、保险、海关、边防、政府、行政事业单位就职。从事外贸人员的工资差距较大，沿海发达城市工资较高，有经验和相关证件的人员工资较高。例如：报关员，具备报关员证，加之经验充足，并具备流利的口语，月薪一般在3000元以上。

（2）国际商务管理及翻译方向

本方向毕业生能掌握商务英语专业所必需的管理知识和商务理论知识，具备极强的英语应用技能及商业运作能力，能从事商务管理与项目策划工作的高等应用型人才或成为公司外事部的翻译人才。该专业学生毕业后掌握商务运作的知识与技能，并熟练运用英语和计算机从事国际商务及翻译工作，工薪较高，就业前景乐观。一般在外经贸各部委、贸易公司、国际商务公司、涉外机构、外商投资企业、跨国公司、金融国贸等单位就职。从事翻译的人员的工资要视个人能力水平而定，具体看具备哪个等级的口译笔译翻译证书，并且不同地区的翻译工资也不同，沿海及发达城市工资较高，大致上月薪在2500-8000元左右。

（3）英语教育方向

本方向人才能掌握商务英语专业的各项基础技能，同时，具备一定的英语辅导，教授的能力，有着较为良好的发展前景，并有着超出一般老师的优势。适合在高等院校、新闻出版社、教育机构、科研部门、旅游等部门从事研究、教学和管理等工作。从事教育人员的工资也随着地区的差异不等，上海、北京等发达城市工资较高，待遇优厚，一般在5000-8000元。

4.商务英语学生就业中存在的问题

对外经济的迅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有关资料预测：我国入世后，对我国冲击最大的不是汽车业，也不是制造业，而是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从事对外贸易的企业的数目大量的增加，结果必将使得国际商贸人才尤其是具有扎实英语语言功底、熟练掌握语言技能和交际能力，又通晓国际经贸知识和规范的商务英语人才的大量短缺。目前，在我国拥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约36万家，而国内取得外销员资格证书者却不到10万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商务英语人才职业技能不高。从事外贸业务的公司一般都应有数名、甚至上百名懂得商务英语的外贸人才。而目前，在我国的很多外贸企业专职从事外贸进出口的人员在1500人左右，一些外贸进出口业务量大的企业虽然设有进出口公司，但缺乏真正“科班”出身的人才。学习商务英语的学生由于既要学习英语知识，又要具备外贸能力，使他们不能将专业学精，导致英语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外贸能力欠缺的现象出现。这和外贸经济的蓬勃发展极其不相称。缺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将严重影响对外经贸的快速持续发

展。

三、商务英语学生如何进行就业选择

1.根据能力定就业方向

商务英语学生应根据自己掌握专业知识的多少来选择就业，在既掌握英语专业知识，又具备商务贸易能力的基础下，要根据你专业的侧重点来抉择，例如你的英语基础较好，那么你可以在就业时选择偏向英语教育方面。而你的英语水平不如你的商务贸易能力，你在商业运作及商务与秘书工作上具有较强的能力，可以选择在国际商务方面有所发展，例如外资企业、国际商务公司、三资企业等。

2.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古人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个道理在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就教给我们，只有当你对一个事物产生兴趣的时候，你才会用心把它做好，学习是这样，就业亦是如此。当我们毕业去找工作的时候，每天都在面临着不同的选择，最理想最完美的工作不是这个工作能赚多少钱，这个工作有多风光，而是这个工作是不是你真正热爱的，你内心真正感兴趣的。我们都明白，当一个人长时间地做某一件工作是会枯燥乏味的，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些人会为了他自己的工作奉献出毕生的精力呢，原因在于他是真正爱着他的职业他的工作。只有当你了解这个职业就是我热爱的，我对它有强烈的兴趣，我想把它攻破，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把它做好！所以大学生应该与自己进行一次心灵对话，找到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想要穷其一生把它做好的，这才是你的职业。

3.心中要有明确的规划

要利用有限的大学四年时间创造自己的简历，而不是毕业时编写自己的简历。要想走更远的路，既要马不停蹄地赶路，还要尽量不走弯路。不走弯路就是捷径。为了不走弯路，一开始就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并且矢志不渝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没有目标注定要兜圈子，目标不能恒久也照样可能南辕北辙。不思进取自甘堕落的人我们或许会“怒其不争”，而自强不息勤奋刻苦的人如果因为走了太多的弯路而最终一无所获，我们更加会“哀其不幸”。为了进入不同的领域，大学四年要作的准备是不一样的，因此，及早规划人生方向缩短大学里的迷茫期，利用有限的时间创造自己的简历，在就业时就多了一份保障。

境况范文篇6

关键词：高等师范美术教育时代诉求未来发展

一、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的境况和时代诉求

回溯历史，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正是在师范美术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06年，南京两江师范学堂设立图画手工科，标志着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起步，随即保定北洋师范学堂和杭州师范学堂等也实施了以西洋美术教育内容和方法为主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手段。随后，苏州美专、北京美专、杭州美专等私立美术学校和国立美术系科相继建立，形成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完整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美术的教育观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传统师傅带徒弟的教学方式为现代规模化教学所取代；美术教育不再仅仅是提高个人修养的需要，更在于职业化的训练和社会普遍的美育功能。教学的内容也不仅仅是个人经验的传授，而是成为系统化、学科化和规范化的普遍教学；美术的培育对象也由少数文化精英转向社会大众，强化美育在大众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然而，现实让我们感到，能够承担和实践这一使命和责任的教育者还不够多，美术教育的主导性还不够强。具体体现为，首先，许多美术教育者对民族美术教育无从着手，简单地以传统的教学和创作状态来应对当今多变的美术教育形式。同时，自身的师德修养理论研究及学术思想、创作能力都很匮乏。同时，只热衷于西方美术观念、思维方式，完全用西方的色彩、素描技能来建构自己的美术形态，对民族传统美术的价值缺乏深入理解，使外来文化占据了美术教材、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的主导地位。西方美术内容与艺术观点往往成为美术教育的主体与核心，出现了对西方美术教育的理念、课程、教学体系的模仿、照搬，以至于当代美术教育务虚多、求实少，急功近利多、长远思考少。所以，高校美术教育肩负着中国美术人才培养和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振兴的任务，是民族美术发展创新的重要基础、教育理念和方法，这决定了美术教育的抉择与走向。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现代美术教育的时代诉求下，高师美术教育的民族性教育理念与方法就显得极为重要和充满启示性意义。高师美术教育与专业美术学院的不同之处，应该是把研究学术、搞艺术创作和为人师表结合起来，这是高等师范院校美术师资建设的关键。为师、为学、为艺，应该是从事高等师范院校美术教育的艺术家、教育家共同追寻和坚持的理想。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为学者，慎思、笃行、问道；为艺者，敏悟、游心、抒怀。三种不同的文化使命与生活状态，都聚集在当代高师美术教育者的身上。高等师范院校美术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美术师资。优秀的教师不一定画得最好，但一定要教得最好，其着眼点应该放在美术教育上，因此，美术教师首先是为师，应该是美术教育家而不是单纯的创作家，为师比为艺更为重要，“师范性”是根本。另外，对为师者来说，还必须在美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中有较高建树，这是根本，所以，明确教学、科研和创作三者的关系后，确立教育性、研究性、学术性是师范院校美术教育的重中之重。

二、高等师范美术教育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纵观当前高师美术教育现状，在各方面都存在明显问题，长期与中小学美术教育越来越高的师资需求不协调；我国高等师范美术教育凸显出了滞后的现状，培养的毕业生在知识结构、综合素质、教育思想、教育能力等方面都远达不到要求，存在的问题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当前高师美术教育专业偏离师范教育特点，使很多从事师范美术教育的管理者、师生，对师范美术教育专业性质和特点认识不足，使高师美术教育的“师范性”无从体现。

二是缺乏完整的、科学的高师美术教育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课程体系，课程设置受专业美术院校的影响严重。课程体系偏离师范要求，缺乏针对中小学美术师资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的合理课程结构；美术技法与理论不符合中小学美术教育的要求，专业化倾向明显，教育知识中的教育学、心理学也缺乏美术教育的特点。

三是高师美术教育专业培养目标与中小学教育要求不适应。高师毕业生专业知识综合性差，教育知识和教育实践能力薄弱；师德素质和修养程度不足；缺乏中小学教学所需的广博的人文学养和适应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多面性的专业知识，缺乏艺术教育工作者的综合素质。另外，新课程改革对中小学美术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师美术教育跟进吃力，甚至无所适从。在教学管理上存在形式主义严重的问题，教学实践活动目的不明，学生审美能力得不到有效的提高，严重制约着基础美术教育的质量，也阻碍着美术教育的步伐。

四是在高师美术教育的方式上，在专业教学过程中缺乏师范性，偏离师范的要求。教学上，长期沿用专业美术教学模式，以培养专业美术创作人员或设计人员的方式进行教学，尤其技能教学与教师教育脱节，孤立的知识没有结合教学法，没有针对中小学的教学需求设立相应的师范美术教学的规范课程体系，以至于不能适应中小学美术教学的需要。五是我国高师美术教育的师资没有严格根据中小学美术教育的需求而设立，师资结构长期来源于专业院校，以至于有些教师知识结构不合理，远离中小学美术教育。

三、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的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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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融会贯通，敢于创新

教材无非是个例子，数学教学要凭这个例子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推陈出新。教师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进行回忆，运用辐合求同思维把新旧知识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归纳，得出规律，达到获得知识板块有助理解和迁移创新的目的。创造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只有学生主动参与知识的全过程，通过观察、操作、讨论、反馈、反思，迁移等方法，才能最大程度地使学生主体地位得到体现。小学数学教学大纲中提到，能掌握整数计算的各运算定律，培养学生在计算过程中自觉地进行合理的计算，尽量使用简便算法。也就是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有意识地让学生灵活运用以前所学的知识进行计算。在教学小数、分数的四则混合运算中可以把整数的运算定律推广到这里，就算是解决实际生活的问题中遇到能够使用简便的方法，也提倡学生大胆的运用。如教学“圆环”面积的时候，学生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出用“外圆的面积减去内圆的面积”，在计算的时候发现：外圆的面积是πR2，内圆的面积是πr2，这样得到的式子是：πR2-πr2，我启发学生观察式子的特征，跟我们以前所的哪一个知识有关，能不能使计算简便一些。学生通过讨论，利用乘法分配律可以得到“π×（R2–r2）”，这可以减少了学生在计算中多次使用圆周率的麻烦，既能使计算简便，也可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把乘法的运算定律复习了一遍。

教师要引导学生把静态的知识结论建立在动态的思考之中，把抽象的数学概念、规则建立在形象的感知之上，只有这样“授之以渔”，学生的思维才会达到辩证的水平，对一些似是而非、易于混淆的问题才不致于简单地作出非此即彼的是非选择，而是在对立统一中寻求确切的解答；也只有这样，学生的创新意识才会大有发展。

二、标新立异，培养创新

怎样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是摆在每位教师面前的重要话题。我认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要从标新立异开始。标新立异是创新的幼芽，老师们应该用欣赏的眼光、赞扬的话语去保护它，浇灌它，使它茁壮成长。如在教学加法算式：5+5+5+5+4相加时，要求把它改写乘法算式，结果大部分学生作出（1）5×4+4（2）5×5-1，出乎意料的是有一个同学却是做6×4。我高兴地表扬他的大胆创新，有同学却马上反对。这样，同学们就在不知不觉中参与辩论。此时全班同学学习热情高涨，课堂气氛热烈活跃。我适时引导学生评价这几个算式，哪个算式是正确的？哪个最简便？这样，学生在民主和谐的气氛中，心理压力得到减轻，自尊心得到充分尊重，个性特长得到有效地发展，创造性思维得到较全面的开拓，从而积极主动学习数学知识，还能善于应用已学的知识进行解题，起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效果。

三、鼓励“脱颖”，允许“越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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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金融市场经济增长

一、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预测

2009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将要比08年更为严峻，经济增长速度也将变慢，国内经济会面临一些困难。

（一）2009年总评

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变慢的形势分析，2009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都很难走出低谷。2009年宏观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加紧张，特别是内部经济内生性变化带来的压力会明显大于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周期性变化和国内周期性因素相叠加，加大了2009年经济进一步向下调整的压力。但是我国经济长期的内在条件没有改变，2009年经济继续向下调整的幅度会小于2008年。

2009年中国企业将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即使国家已经出台来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企业发展，但外需变弱，内需不足的压力下，未来一段时间企业盈利的能力会受到更大的影响，这会造成整个社会投资萎缩，进一步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内生性收缩。另外，由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一旦出现较大的回落，就将会使社会各方面预期受到较大影响。在高增长下不容易表现出来的产能过剩、效益下滑、就业困难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就会表现出来，对于这个问题必须要重视和有效防止。同时还要看到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难度较大，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任务更加艰巨，金融领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等涉及民生的领域也有不少要解决的问题。

（二）2009年三大需求增长分析与预测

1、投资增长速度将明显放慢

2009年国际国内经济环境越来越严峻,企业投资意愿减弱,预计2009年投资虽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但增速将低于2008年。

第一,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压力将会加大。从去年三季度以来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等主要指标的变动来看,增长减速、效益下滑的状况已经从沿海向内地、从出口行业向其他行业,这种态势今年还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在市场前景看淡、融资困难、效益下滑的情况下,企业投资意愿和能力下降,去年前三季度城镇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仅仅增长1.7%,投资后劲不足。

第二,产能过剩的矛盾逐渐突出。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发达国家需求旺盛，消化了新兴市场国家内部的过剩产能，全球范围内的供需基本平衡。随着发达国家消费需求逐渐减弱,世界贸易量逐渐缩小,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对外出口受挫,市场竞争加剧,产能过剩的矛盾将逐渐突出。在上一轮经济周期上升阶段拉动经济增长的外向型经济,在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沉重负担,大量低水平生产能力面临生存危机,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需要面对外需大幅下降的考验,投资意愿下降。

第三,房地产投资增长将会明显下降。2008年以来出现的特大城市房价下跌与成交量下降并不是一种短期现象，它预示着过去十年曾经高度繁荣的房地产市场转入中期调整期。在预期房价下跌已经形成和成交量继续下降的情况下，房地产调整将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预计这种调整会延续到2010甚至2011年才能结束。目前，房地产投资已连续多月下降，预计2009年房地产投资将有可能出现大幅下滑，房地产业调整将带动钢铁、水泥等相关重化工业调整，进而对建材以及家电等制造业下游产业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当然，在认识今年我国投资逐渐严峻的同时,也要看到投资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具有很多有利条件。

第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成为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在继续蔓延。党中央、国务院积极应对严峻挑战,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注重综合运用减税、扩大中央政府投资等多种手段拉动经济发展。

第二,地区间产业转移不断推进。在中央促进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引导下,东部地区加快物流、信息、金融、技术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引导中西部地区传统服务业升级转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预计东南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的趋势会进一步加快,将对稳定投资增长产生重要作用。

第三,灾后重建将使投资增长速度有所扩大。根据国务院《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2009年中央财政、19个对口支援省市以及其他方面将继续支援四川、甘肃和陕西三个受灾省的灾后重建工作,预计灾后重建投资规模在3000亿左右,将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提高1.5-2个百分点。

2、进出口增速将继续放慢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对于外贸依赖程度高达60%的中国而言，中国2009年外贸出口形势将非常严峻。从外部来看，09年世界经济形势将更加严峻复杂，不稳定因素可能继续增多。

一是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与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危机只影响部分市场不同，这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陷入金融危机，影响到了全球贸易的稳定运行。估计2009年不仅世界贸易量增长将因经济下行而明显放慢甚至停滞，而且由于一些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收购，部分国家或地区信用恶化，进出口贸易中的履约风险和结算风险将进一步增大。国际贸易进一步萎缩，必然会加剧国际市场的竞争，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变慢、失业率上升，可能采取更为保守的贸易政策，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

二是金融市场仍将持续动荡，国际市场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大幅波动。由于市场信心动摇，全球需求减弱，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普遍下跌。这将有利于中国扩大进口，减轻进出口企业持续上升的成本压力。但是，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金融市场的动荡必然引发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同时，各国政府向金融市场大量注资、美元汇率走势不定等因素都将加剧国际商品市场价格波动。从目前情况来看，国际经济形势恶化对中国进出口的影响可能进一步加深。但保持中国对外贸易平稳较快发展仍有不少有利条件。

一是中国出口产业已经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批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特别是近年来企业不断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强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研发，积极培育和发展自主品牌产品，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

二是出口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能力不断增强。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20%左右，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下调。2008年以来，国际市场需求减弱，但前三季度出口在2007年全年出口12181亿美元的基础上，仍保持了较快增长的势头，充分说明了中国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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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创业主观意愿因素麦可思公司近年来对大学生创业情况进行了调查显示，大学生创业意愿近年来有一个明显的变化，2008届毕业生创业率为1%，2012年接近3%，但与国外相比还差得很多。徐小洲认为创业社会资源、创业知识准备、创业机警性是影响大学生创业积极性不强的主要因素。刘海鹰认为，卓越导向和成长导向是影响大学生创业的重要因素，而利益追逐、个体的年龄、性别差异对创业没有显著影响。杨立安认为，由于创业对于我国大学生来说还是新鲜事物，了解的不多，成功经验不是很丰富，因此导致大学生创业积极性不是很高[1]；薛丹认为，目前我国大学生创业的现状是：在创业时具备足够的激情，但创业知识等方面的积累不够，市场风险意识不够。

（二）大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因素杜永红、苏益南通过实证调查认为，大学生创业者的自身素质构成是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的关键，特别是人格特质中的能力和个性以及沟通、分析决策、人际交往等方面；徐小洲、严建雯认为，大学生创业资源、机会、创业自我效能、家庭环境影响、大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等都是影响大学生创业的因素。马淑文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商业机会、创业团队和创业资金会对创业造成影响。笔者认为，创业教育是一项实践操作性很强的学科，我国高等教育无论从教材建设、师资队伍配备、实践教学环节体验方面都缺乏实践体验环节，大学生缺乏有经验的指导和教育必然缺乏对创业的深层次认识和理解，导致片面认为只要有激情、毅力就可以创业的思想。

（三）创业政策和创业教育因素曹润林认为，在政策的扶持方面还存在财政专项资金较少、税收激励不足、融资政策体系乏力、政策统筹不成体系的问题；在创业教育方面存在课程体系、师资、指导缺失等问题。张科伟认为，国家鼓励创业政策缺少具体实施方案，很多很难落到实处，在经营领域、融资渠道等方面还缺乏具体的优惠政策。在创业教育方面大多数高校对于大学生创业存在认识上的偏差，缺乏足够的重视，在课程建设上缺乏系统的体系，师资力量上缺乏专业型等问题。此外，余岚等研究认为，影响大学生创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可以采取层次分析法对影响大学生创业的因素进行系统、有层次的分析。创业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应着眼于与校园文化活动相结合、与教学活动相结合、与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相结合、与实习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笔者认为，大学生创业积极性不高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有大学生自身认识模糊以及家庭和社会对于创业认同度低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高校不积极作为的原因。主要表现在高校对大学生创业的意识不强、具有专家化的师资队伍欠缺、课程体系和有效的操作模式欠缺、教育实践性不足。要达到切实提高大学生创业能力的目的，就要从学校入手，找到问题的根源，做到有的放矢。我们也可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大学生进行创业因素分析，除了要考虑个体人格特质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外，客观因素对创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应注重实证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价值取向。

二、促进大学生创业的措施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创业能力：高校要强化对创业能力教育，聘请专业教师，开设必修课程，切实改变“重形式，轻实效”的现状；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加强投入；转变教育理念，更新教育模式，积极引导学生从实践中汲取营养，加深对社会及职业相关知识的认识和了解；建立个性咨询室等方式。教育要克服功能窄化，不够系统现象,树立全程化服务意识。从创业能力教育理念与思路引导入手帮助学生进行全程化的规划；同时要从帮助大学生树立创业能力理念入手，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创业能力在个体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四、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国内大学生创业问题的研究尚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

1、大学生创业问题重视不够。

2、大学生创业理论体系尚需完善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创业的研究虽然说已经基本囊括了和创业相关问题的，从总体上来说成果非常丰富，但内容的深度和独创性明显欠缺。

3、大学生创业教育内容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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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学；科学；技术；市场；人文

在人类历史上，医学的不断发展解决了人们在病痛上的危机，延长了人类的生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幸福和快乐。但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另一方面，医学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问题，令人深思。

1当代社会医学面临的人文教育困境

1．1科学至上，病人成为修理的机器

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科学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医学也在不断完成超越。在西方，医学逐渐地摆脱了宗教的束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西方医学的外科手术治疗，在现代化仪器的辅助下，可以精确地找到需要进行手术的位置，然后在麻醉药下的帮助下，病人在不知不觉中，医生已完成了某个器官的切割。冷眼观察这个过程，医生已把病人看成是一部需要修理的机器。在很多时候，这种手术治疗，确实解决了病人的苦痛，甚至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但是，在有些时候，西方医学的这种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方法，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因为人体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某一地方的疼痛可能并不代表这个地方有问题，其发病的位置可能在另一地方，或者可能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因此，医生如果不能全面综合的来考察病人的情况，会使问题变得更糟糕。这确实目前很多医生不能做不到。

1．2技术至上，医生成为治病的匠人

现代医学领域，技术确实非常重要，尤其是外科手术，医生的手术刀切割的位置、分寸，直接关系到病人生命的安危甚至术后病人康复的程度。在培养外科医生时，技术的先进与否，成为考核其是否能上手术台的重要指标。对于病理简单的病人来讲，技术的先进能有效地解决病人的病痛，为病人带来的是健康与快乐。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至上的医生已逐渐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技术至上，只代表了医生是治病的匠人，还不是真正的医生。现代社会真正的医生，更需要医生具有先进的人文理念，把每个人的身体与精神结合起来，把医学上的病与人的整体状态结合起来。这在目前来看，还需要一个提升的过程。

1．3市场因至上，制约医院医生发展

在国家大力发展经济时代，市场化成为所有行业发展的行为之一。医院也毫不例外地加入其中，有效地缓解了经费的紧张问题。但是，很多工作人员在追求利益的同时，道德观念也逐渐丧失，医患关系有时成为一种有偿服务。有的医生也收受红包为荣，有的以多开昂贵药物来获取更多的收益。也有许一些医生，在本单位不努力工作，不思进取，大兴“走穴”之风，赚取外快。凡此种种，导致医生与患者关系紧张，医院及医务工作者的形象大大受损。“救死扶伤”等天职已经渐行渐远。这不利于医院的正常发展，不利于医生公众形象的树立，必须加以解决。

2提高人文意识，重塑医生形象

现代社会，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对社会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社会的技能型人才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作为医生尤其如此，他不仅要有高超的医疗技术，更应具有较高的修养。被誉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曾经留下一句至理名言:“医学的艺术乃是一切艺术之中最为卓越的艺术。”［1］要解决医学人文教育的困境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

2．1培养优秀的医学大学生

医科大学的学生是未来的医生主力军，在对其教育与培训时应注重人文素质教育。长期以来，医科类高等教育紧追科学步伐，重视科学主义、技术主义，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技术过关的医生，忽略了医学人文教育。尤其是现代医学，分科过细，导致医学院学生只重视本学科的学习，对全科教学也有所忽略。也有的学校虽然也有医学人文教育，但重视程度不够，导致流于形式，没有起到教育的作用。另外，在对学生进医学科学的专业教育中，也应融入相关的医学人文教育，使其成为医学教育的主线。因此，医学院在课程设计、课程教学甚至课程考核中，应更加重视医学人文教育，培育出新时代的医生。

2．2医生在工作培训中应重视医学人文教育学习

现代社会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发展，医学人文教育的内容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传统的医学人文观，重视关爱生命、关爱健康、维护人的尊严，其核心指向的是伦理学。新的医学人文观除了传统人文观的内容外，新的人文观对待生与死有新的理解，它强调病人的知情权、自主选择决定权，支持改善生命质量和合理的人工技术参与生命的过程。更强调医学与人文科学的有机统一，两者应做到水乳相融。因此，医生在工作培训中应重视新的医学人文观的学习。“科学可以越出自己的天然领域，对当代思想的某些别的领域以及神学家用来表示信仰的某些教条，提出有益的批评。但是，要想观照生命，看到生命的整体，我们不但需要科学，而且需要伦理学、艺术和哲学。”［2］只有在医生从业的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医学人文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医学人文观，才能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为病人服务，真正做到治病救人。

2．3在医生的考核工作中加入医学人文考核

现代社会对医生的考核应采取注册制，对不合核的医生应清除出医生队伍。随着医科大学毕业生的增多，医生的队伍规模及数量都会发生较大变化，将能够满足社会实际的需求。社会公众对医生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医生的素质程度的高低将对社会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在对医生的考核要求中，也应该相应加入医学人文考核。对于在医学人文方面做得不够好的医生应给予一定的处罚，并责令做好。当然，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努力。医疗管理机构应出台相应的标准和相关的管理手段，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管理之中，把民众的意见或建议纳入到管理的具体手段之内。让不能适应社会、不能满足已众要求的医生自动淘汰，也让每一位医生明了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够。总之，医学人文教育的提高与得到进一步普及，既需要医学院师生共同努力，也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只有这样，才能让医生这一职业更纯洁、更崇高，成为天使般的职业。

作者:闫译文 单位:包头市第九中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