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范文10篇

经济制度范文篇1

论文摘要：本文拟从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各自的概念入手，通过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最终得出结论：经济制度对于生产关系的形成、运行和变革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生产关系也对经济制度起着巨大反作用，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一、制度、经济制度、生产关系

“制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种含义：一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西方制度经济学者所认同的制度含义与前者相似。

凡勃伦提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康芒斯认为，所谓制度无非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规则(1934)。舒尔茨说：“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诺思则认为制度是“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其它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定义也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可见，在制度学派看来，制度无非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和约束。那么所谓经济制度，就是在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

通过更深人探讨，笔者认为制度实为一种具有执行力，即有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协调机制，它在交易中发挥着对权利分配和义务分摊的指导作用。换言之，虽然制度类型众多，种类繁复，但究其本质都是交易中具有执行力的指导交易主体间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的协调保障机制，其差别只在于协调对象、作用方式和保障手段的不同。

然而，我国学者所理解的经济制度却是第二种含义的制度，即_种对制度体系的描述。且这样的论述被广泛接受：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显然，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倾向于将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相等同，这不仅与西方制度经济学者所谈的制度不是同等意义的概念，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论述中也找不到相应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诚然，马克思的确阐述了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总和，相对于人们政治、思想的社会关系而言，是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后者是上层建筑。但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并没有找到关于经济制度就是生产关系总和的论述，那么显然，这一观点是我国学者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至于发展的准确与否，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关键词“生产关系”人手，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所谓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是人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方面的经济关系的总和。

研究生产关系，一般不仅要考察生产，还要考察其本质差别，在生产关系总体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马克思说，“如果说在任何所有制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决定着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制约着人们的消费关系。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区别不同生产关系类型的主要标志。所谓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归谁占有的制度，它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相互关系的性质和产品分配、交换的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可见，所有制首先是一种制度，其次它的调整对象属于物质资料生产领域。显然，所有制是经济制度的一种。所有制的性质，及以其为核心的经济制度系统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及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与协调方式。另一方面，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因此，可以说，生产力状况和经济制度环境共同决定着生产关系的独特性。

二、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

(一)经济制度决定生产关系的形成、变革和运行

首先，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入手来展开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共识。然而，生产力是怎样作用于生产关系呢?吴易风教授对此曾进行过系统的阐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现成基础。一定的生产方式又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力会产生和它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方式又会产生和自己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即“生产力——生产方式_-生产关系”，也就是说，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点，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对于此观点，笔者在赞同之余深受启迪，并进行了思考：生产方式是怎样将生产力的影响传导并衍变为生产关系的变革的呢?经过反复探寻，发现了关键所在：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制度及其发展和变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担当了重要媒介。

生产方式，即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物质资料的方式。新的生产力要求产生和它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即人们与生产资料之间新的占有、使用方式，及产出的物质资料的分配和交换方式等。相应地，亦会产生与新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所有制、生产、分配、交换甚至消费制度以对新生产方式的形成、确立和实施过程起到辅助和保障作用。而在人们遵循新的生产方式进行劳动生产的过程中，受到新经济制度的协调和制约，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便会日益改变，生产关系也就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发展、变化了。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因此，经济制度对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变革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理论中的—个重要思想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笔者提出的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变革，是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呢?事实并非如此。所有制形式一般都是以一国宪法的形式予以规定的，但它从根本上决定着生产关系性质，是经济基础中不可动摇的支柱，其足以证明制度并非完全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从前面的论证可知，经济制度是应该划分到经济基础里去的。制度也分为两部分，即经济基础部分(包括所有制及以其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部分(包括政治制度、行政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生产方式随之改变，而生产方式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制度的变迁又促成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于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社会和历史不断地向前发展。

其次，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进行考察：经济制度作为一种交易协调机制，就是为了保证交易顺利进行，促进经济发展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易成本的变化，当原有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原则无法再维持人们所认可的利益均衡时，经济制度中的部分甚至全部，包括所有制在内，就会发生变迁，以实现一个新的利益均衡。显然，在新的经济制度环境中，人们在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时所受到约束的内容、方式和程度等都会与旧制度环境下有所区别，其调整效果也自然会不同。也就是说，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即生产关系发生变革。

生产是一种社会行为，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及细化，人们在生产中的协同合作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产品分配和交换也日趋频繁、复杂。制度经济学把人们的一切交互行为都视为交易，即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交易，无论从数量、频率或是复杂性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然而，由于人们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生活环境中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性，以及人们的机会主义倾向，交易中的隐瞒、欺诈、偷懒及搭便车等现象不断出现且同样呈增长趋势也在所难免。此外，由于交易中主体间的意愿相左所导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引起交易无法顺利进行甚至中止也时有出现，这些情况又进一步增加了交易的复杂性，影响了经济效率，增加了交易费用，降低了各主体间的信任度，减少了其进行交易的意愿，进而阻碍了生产关系的和谐、有序的运行和发展。经济制度是社会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协调机制，其产生就是为了克服人的弱点和不足。经济制度决定和调整着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相互关系，使其更和谐，更有益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维持着生产关系的良好运行及健康发展。

(二)生产关系对经济制度具有反作用

经济制度范文篇2

事物发展的多元化与特殊性决定了没有四海皆准的经济改革理论,更没有所谓普世的宪法发展经验,每个国家的成长道路都是不同的。六十年建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审视这段时间里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发展历史,我们可以肯定中国宪法在推动经济制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制度发展是一个永不停滞的过程,现行宪法囿于旧有的立宪思维和立宪环境,存在着很多不适应经济制度发展需要的问题,着眼于未来的经济制度发展与改革,我们需要认真反思我国宪法基础的不足,反思我们的宪法文化,继往开来,为中国的宪法改革开启思路。整体来看,中国宪法在保障与适应经济制度方面主要体现为四者不足:经济权利的宪法保护体系不健全、宪法中的政府职能定位有待转变、缺乏系统化的宪法经济原则引领,以及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分配机制有待完善。

一、经济权利的宪法保护体系不健全

计划经济是以权力本位为宪法制度构建的基本出发点,强调国家对经济活动和生产资料配置的控制力,市场经济则是以权利本位为核心,强调经济权利、经济自由、经济平等的重要地位,并以此为出发点来构建国家权力体系。因为,相对于国家权力本位而言,权利本位强调的是人的生存价值和人的自然属性。〔1〕事实上,现代国家之所以选择与古代国家所不同的宪法制度,就是因为现代国家认识到: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们原则上在有任何形式的政府之前就享有的权利;这些权利乃是造物主的赐予物。〔2〕而现代宪政政府要既足够的强大,以至于能够充分地满足人的自我保全的需要,又是能够控制并且愿意接受控制的政府。〔3〕因此,近代宪法就是以权利和人的自然属性为基础设计宪法制度,法律制度的建构、国家权力的规范等都是在保障权利这一前提下形成的。从我国情况来看,八二宪法既没有对契约自由、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等权利作出规定,也没有肯定罢工自由、市场主体平等权的宪法地位,因此,宪法中的经济权利体系是不完整的,这是需要我们在今后的修宪过程中予以逐步完善的。另一方面,从权力本位主义到权利本位主义的转变背景下,对宪法与宪政体制的要求也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要求是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行要使公民权利与自由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如果宪法确认的权利与自由仅仅是一种宣告性的,在现实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得不到有力的保护,那么这种制度就不能满足宪政的需要。比如,国家的司法制度缺乏公正性,国家机关保护公民经济权利和自由的手段受到法律外因素的限制,宪法确认的公民经济权利与自由缺乏宪法上的救济手段,导致正常的经济合同难以履行等,所有这些都将使宪法的权利性规范虚置,最终导致法律制度背离制度正义,背离现代国家对法律正义的根本要求。第二个要求是国家制定的限制公民权利与自由行使的法律的最终目的应当有利于权利的行使,而不是让它无法行使。在现代国家,即使是对最基本的财产权的保护也已经不再强调其绝对性,而是附加以公共利益要件,强调权利和自由的有限性和相对性。但同时,这种限制性要求不能成为国家权力压制公民权利的手段,制度的正义体现为制定法对权利的限制本身不能违背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其根本点应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充分实现。比如,对一个企业营业自由权的保护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对本地企业经营利益的保护不能以限制异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为手段,这些都是违背制度正义要求的。第三个要求是宪法和法律对所有公民的权利保护或限制要一律平等。市场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是承认社会主体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独立、平等的地位。虽然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是在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无论是所有制制度还是分配制度等,都经历了一场从管制到放开,从不平等到逐渐平等的过程,财产权制度、财税制度、劳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很多方面依然存在诸多不平等现象。因此,在实现法制现代化和构建市场经济法治体系过程中,我们必须以自由平等权利为核心,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源头,重点从经济主体地位(包括自然人、法人和作为特殊法人的国家)、基本市场规范、以及失范行为惩治与受损权利救济机制等几个方面进行努力,创建以平等为基本理念的立法、执法与司法体制。

二、宪法中的政府职能定位有待转变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学习苏联的管理模式,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整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都集中在中央手中,国民经济的运行长期依靠指令性计划,政府的职能长期以来被固定在运用国家权力对经济运行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控制。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内涵理解发生了转变,开始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现实地看待社会主义的经济实现形式,从而对政府职能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的起点是公民权利保障,其核心是以宪政制度来制约政府的权力、规模、职能及行为方式,实现政府与市场、公民和社会的合理、良性互动,从而使得政府权力的运作获得合法性。〔4〕这就要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远离直接配置资源,远离企业的微观经营。在处理市场与政府之间关系时,必须遵守市场优先的原则,市场先于政府,是有效且有限政府的基础,作为扩展秩序的市场扩展到哪里,政府的规模与范围就应该收缩到哪里〔5〕。第二,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市场经济对政府权力的要求是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有多大的权力负多大的责任,这就需要政府从重视权力享有到重视公共责任,这一理念要求现代政府必须是人民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与控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符合人民的意志与利益,直接或间接地对人民负责的政府。〔6〕换言之,政府要做到:一是严格履职,切实为国家、社会、公民负责,为市场负责;二是权力与责任挂钩,对权力的行使实行问责制;三是权力必须接受监督,包括接受来自政府机关内部的权力监督和来自新闻舆论、社会公众的权利监督。第三,从计划经济下的法制到市场经济下的法治。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对各种经济社会关系真正起作用和进行调节的是对市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体系。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政府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政府职权法定,依法行政;二是政府受法约束,违法必究。法治政府的主要标志就是要将重视立法与依法行政结合起来,控制政府权力的膨胀,对政府自身的违法行为,也要依法追究。但是,与这种实践中的认识转变所不同的是,我国宪法中始终保持着对强权政府的规范体制,将很多职能都加在了政府身上。比如,5宪法6第8条规定: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而非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不受侵犯;第13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而非公民享有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不受侵犯。此类条款还包括第19条、第2条、第21条和第26条等。可以说,我国宪法从各方面都给予了政府几乎是无限授权,但唯独缺少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管原则,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对政府的期望越高,政府所享有的公权力就越强大,公权力可能导致的危害也就随之增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权力配置也许是合理的,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期待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能够有所作为的前提下,更重要的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和市场法则。在此情况下,如果我们依然保持这样的制度设计,就必然会导致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必然会在市场与政府之间造成权力冲突,从而产生权力寻租、践踏市场规律的现象。因此,经济的转型必须配合以政府职能定位的转型,政府转型一天没有实现,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一天不能完成。而从宪法上来说,政府转型的基础就是要对宪法的赋权式体制和语言进行改革,增强其权利语言色彩,减少对政府任务的高压式表述方式,同时还要保证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构建起一套切实可行的宪法监督机制。

三、缺乏系统化的宪法经济原则引领

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从一般规律上讲,当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试图赶上发达国家时,它通常遵循着逆向的制度发展工程学。它首先试图模仿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接下来是经济制度,如私人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再下来是法律体制,如公司法、竞争法等;然后是政治体制,如权力制衡和代议制民主等,最后它也许会采纳发达国家的一些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7〕之所以会出现如此链条,是因为自由市场的安排必须放进一种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结构中,这一结构调节经济事务的普遍趋势、保障机会平等所需要的社会条件。〔8〕而宪法在其中起到了连接法律体制转轨与政治体制转轨的桥梁作用,它统领着普通法律,又在最高政治体制上反映着整体法律制度的诉求。虽然它有时表现为落后于社会变革所需要的意识形态要求,但只要它发生转变,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制度驱动效应,通过层层法律规则的改造,逐级渲染着它的巨大效应,进而对整体社会转型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我国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市场化改革,正是处于从单纯的经济层面调整转向重视法律和政治层面的调整,在此阶段,我们需要注重完善宪法规范和发挥宪法功能,而尤其需要加强对宪法原则的重视,并确立起对经济领域进行调节的宪法经济原则。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宪法相比,经过了四次修改,尤其是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入宪,我们今天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宪法对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元素的成功引入。从公有财产权制度的改革,到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提升和私有财产权保护原则的入宪;从放开制约初次分配制度发展的分配要素基础,到改革与健全再分配制度;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这些重大的制度变迁无一不在宪法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从被动改革到主动适应,从刚性宪法语言到具有高度包容性的弹性宪法语言,用脱胎换骨来形容中国宪法中的经济制度内容变革亦不过分。但问题在于,以五四宪法为基础而制定的八二宪法,难以预料到今日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因此,当时的立宪思维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并将各种计划经济原则贯穿到宪法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诸多领域。而我们今天虽然修改了宪法中的很多经济条款,但宪法始终还是残留着很多计划经济语言痕迹。因此,我们今天看待修改后的宪法,虽然要看到其给中国经济制度转型带来支撑性力量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缺乏系统化的宪法经济原则引领的一面,这直接导致了我们在制度设计上的很多不足,如自然资源使用权缺乏规范,经济权利的体系不健全,政府权力的集权型色彩较浓,政府税收权力规制的内容贫乏,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究竟如何面对,以往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显然会让我们疲于奔命且收效不大。因此,我们需要超脱在具体制度和规则层面的修改与补充,上升到原则高度,高屋建瓴地审视宪法的经济制度内容,从为市场经济提供持续支撑力的角度完善宪法制度,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从经济原则角度强化中国宪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四、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分配机制有待完善

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力分配涉及到对税收征管权、财政预算权、经济管理权等各种权力的分配,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宪法的重要内容,但在我国却被淡化了。新中国成立之初,起临时宪法作用的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6第16条就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间职权的划分,应按照各项事务的性质,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法令加以规定,使之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但此后我国历部宪法均没有地方权力的规定,这既是因苏联1936年宪法的影响,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原因,因为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完全没有地方利益,当然也就没有地方的权力要求。而我国1982年宪法与此有关的规定是第3条第4款的内容: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原则。这一规定虽然也间接涵盖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的原则性规定,但由于其规定的过于原则,且没有相应的普通法律支撑,等于是说在中央与地方的经济行政权限以及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合理划分方面,宪法保持了沉默。而从其他国家宪法来看,大多数国家都对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做出了明确规定。如1948年实施的5意大利共和国宪法6第五章规定了区、省、市(镇),第115条规定:根据宪法所规定的原则,区为具有自主权力和职能的自治单位。第119条规定:区在共和国法律所规定的形式和范围内享有财政自治权,共和国法律协调区的财政自治权与国家财政、省和市(镇)财政之间的关系。再如转型后的俄罗斯,在1993新宪法中明确划分了联邦与联邦主体之间的经济权力关系,并分别从属于联邦专有的职权、联邦和联邦主体的共有职权、联邦主体的剩余职权,以及联邦和联邦主体被禁止行使的权力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规定。1992年5立陶宛共和国宪法6第十章专门规定了地方政府和管理,其中第119条规定:赋予国家疆域内法律规定的行政区以自治权。第121条规定:地方政府起草和批准其预算。地方政府委员会有权在规定的范围内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设立地方税,规定由预算负担的税和关税的征收。等等。事实上,并非只有联邦制国家才有必要明确联邦与州各自的事务范围和彼此的经济权力与义务关系,即使是在单一制国家事实上也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力分配关系〔9〕,倘若不从宪法上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那么,不但经济体制改革将受到宪法制度缺失的困扰,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更会因为缺乏宪法保障而增加变数。而且,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大背景之下,地方利益意识高度膨胀,一味地以行政手段来控制这种利益意识是难以真正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做法是通过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手段,尤其是要以宪法规范的形式,明确中央与地方在经济行政权限方面和预算与收入方面的合理划分,这不但对中央与地方的合理经济分权是必要的,而且对国家宏观经济规划和宏观调控也是必需的。

经济制度范文篇3

【论文摘要】新世纪新阶段实现我国国防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关键在于不断深化国防经济制度创新。文章从完善宏观调控制度、健全运行机制以及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探讨了新时期深化我国国防经济制度创新的主要措施。

中国国防经济60年来深刻的制度变迁实践为我们继续推进国防经济制度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为切实消除不利于国防经济制度创新的诸多制度缺陷，更好地推动国防经济军民融合式发展，新世纪新阶段的国防经济制度创新应采取以下主要措施。

一、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制度

国防经济制度创新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与发展全局，涉及各有关部门的职能和利益的调整，需要国家从宏观上进行管理和协调，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国家相关的宏观调控制度。

1、完善指导性的计划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日益发展，我国国防经济制度创新的市场化取向也日益明确。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即使市场机制是完全地发挥作用，也解决不了全部问题。”而国家利益的刚性又使国防经济运行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离不开国家计划的宏观指导，在坚持市场化的制度创新取向时，必须进一步完善国家指导性的计划制度。

针对现有计划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缺陷，在市场化的制度创新进程中，必须进一步深化计划制度改革，从总体上探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以国家指导性计划为主的计划制度模式。要在充分考虑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通过制订国防经济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计划来推动制度创新顺利进行。今后一段时间，在促进国防经济军民融合发展的制度创新进程中，完善指导性的计划制度需要尽快建立以下支持系统:一是科学的宏观调控计划目标系统;二是强力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系统;三是计划的决策、审议、咨询与评估系统;四是现代化的经济预测和信息系统;五是重要商品、物资的采购、储存与调节系统等。

2、完善多元化的投资制度。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随着国家相关法律政策文件的出台并实施，我国国防经济领域多元化的投资制度已初步形成，大量的非政府财政资金不断进入国防市场，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融资的渠道也不断得到拓展，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和缺陷，必须进一步完善。

第一，要进一步改进政府对国防经济的投资管理方式，确立相关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建立国家投资的保全制度，加强投资和项目监管，强化各方面、各环节的政府投资项目责任。政府对国防经济的投资，可采取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贴息等多种方式，同时积极探索采用代建、租赁、借用、补偿和调配等新的投资方式。

第二，综合考虑国家安全和引入社会资本的现实要求，积极引入非政府性的社会资本，切实推进国防领域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政府和军队等有关部门应加大政策性引导和资助性投入，可采用事后补偿等办法，鼓励相关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自筹资金进行前期研发，缓解资金紧张等问题。同时加强调控手段的运用，通过对国防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研究，合理、科学地确定国防经济投资发展战略目标，引导相关投资主体进行科学、理性的投资决策。

第三，加快培育国防投资领域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一是深化现有军工企业改革，使之真正成为市场投资主体;二是大力发展投资市场化的投资中介体系，鼓励建立并完善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的咨询、信息、资产项目评估、预决算审计验证、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规范的投资中介机构;三是积极发展资本市场，鼓励有条件的军工企业以适当的形式整体上市，适度增大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积极探索和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新型投融资方式。

3、完善相关财税金融制度。在历史上，国家有关财税、金融机构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大对国防经济尤其是国防科技工业的资助和扶持力度，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国防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国防经济军民融合发展的新时期，现有财税金融制度离保障军民融合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需要不断进行改进和完善。

首先，要对承担国防任务的有关企业和投资主体一视同仁，建立规范、公平的财政、税收支持、服务体系。从财政、税收上鼓励和支持相关企业开放具有军民两用或通用价值的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加大企业研发投入的税前扣除等激励政策的力度，实施促进高新技术企业进入国防领域发展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对研发、生产、引进先进科研仪器和设备的企业给予必要的税收减免政策等。

其次，建立和完善投资机制，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为国防经济军民融合发展的制度创新营造更加有利的金融政策环境。逐步建立军民两用高新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积极探索以政府财政资金为引导，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资金投入为主的方式，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更多资本进入国防市场。同时建立健全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信用担保制度，为进入国防领域的中小企业融资创造良好条件。

二、进一步完善具体、有效的国防经济运行机制

国防经济制度创新的顺利进行和最终成功，离不开健全、成熟的运行机制。新世纪新阶段，推进国防经济军民融合发展的制度创新，需要不断完善以下运行机制。

第一，完善竞争机制。一是形成民用企业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准入与退出制度。要由政府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军品市场的准入与认证，把符合法定条件、具备一定实力的民营企业特别是民用高技术企业广泛吸纳进来，与军工企业一道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形成合作竞争的良好局面。同时，要对进入军品市场的单位和任务承制单位进行动态管理，形成灵活有序的准入与退出机制。二是建立有利于军民融合的标准制度。可借鉴、参照发达国家推进军民融合的一些成功做法和有益经验，一方面加快建立国家标准、军用标准和行业标准协调互补的标准体系，凡是民用标准能够满足军事要求的尽量直接采用，不再单独制订军用标准，在确保武器装备作战使用性能的前提下，积极采用符合军用要求的民用标准，对那些低于民用标准或能用民用标准代替的军用标准，明确采用民用标准;另一方面要定期对各种已经失去先进型的军用标准进行修改，并使之制度化。

第二，完善激励机制。一是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通过财政直接投入、税收优惠、金融扶持等多种方式，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参与建设和研发;通过设立民用高技术提升国防基础能力的专项资金，鼓励吸纳、引进民用高技术和相关能力。二是鼓励、支持科技创新和技术发明，切实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打消民用高技术企业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顾虑。对于企业自行投资产生的技术成果和研制生产的武器装备和建设设备，其知识产权归企业所有，成果转让时应缴纳知识产权转让费或培训费;鼓励研发单位和生产企业进行强强联合，共同分享知识产权和由此带来的产业化收益。第三，完善评价机制。要建立有利于推进军民融合的信息服务和综合评价体系，全面评估并动态跟踪民营企业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相关情况和动向，改善服务质量，提高管理水平。一是建立并逐步完善分级别的军品需求信息制度，建设开通政府主管的军品市场网站，搭建适合民用企业发展特点的信息交流和共享平台。及时定向相关政策法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社会投资领域指导目录等信息，指导民用企业加强与军工科研生产单位的信息沟通，为民用企业提供了解军品市场进入政策和程序的低成本渠道，解决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种种障碍与问题。二是建立军品市场信息统计、补充、完善制度，建立真实、完整的信息数据库，并适时进行补充、完善，为军品市场的经济分析提供最直接的参考基础，成为有关政策制度形成的有力支撑。

第四，完善监督机制。一是加强对引进民用企业的主管部门和相关程序的监督，强化相关部门的法律责任，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严格按照军品任务招投标制度的要求，分别制订相应的监督管理办法，最大限度地杜绝寻租等腐败现象滋生。二是加强对程度军品科研生产任务单位的监督管理，根据国家保密规定和相关行业的特殊要求，建立军工科研生产资格审查、资质认证制度和能进能出的准入退出机制，并对承担军品科研生产任务的相关企业进行诚信跟踪和管理，切实把好民用企业的进入关。

三、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法制经济，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都要受一定法律法规的约束与规范，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因此，在推进国防经济军民融合发展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促进军民融合的法律法规体系。

1、国防科技工业和装备采购方面。首先要制订、颁布一系列有利于军民融合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国防科技工业投资法》(规范投资主体及其行为，确立投资市场的交易规则和竞争规则，明确各层次投资主体的经济权益和责任风险，以及执法部门的权力和责任等;将承担国防任务的非公有制企业包括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合资企业等纳入投资计划等)、《军品信息管理办法》(重点规范军品信息的范围、军品信息的收集和管理渠道、军品信息的权限等)、《国防科技知识产权管理办法》(规范国防科技成果产权的属性、管理权限与职责等，明确在国防科技知识产权形成过程中国家、集体、个人等之间的权属关系)，等等。其次要对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及时修订和完善，如要完善《合同法》中对军品合同的具体规定、修订有关军品税收政策，对承担国防任务的企业包括军工企业、民营企业等一视同仁等。此外，要对一些已经过时、明显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或总体上已不适应当前军民融合发展需要甚至相抵触的法律或法律条款进行废止。

经济制度范文篇4

论文摘要:用制度创新推进国防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内容之一。新时期的国防经济制度创新必须采取有效策略，主要是要建立有利于制度创新的权威决策机构、坚持市场化的创新方向、发挥国家的制度创新职能以及强化用技术创新激发国防经济制度创新等。

制度创新的实质是用新的更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取代旧的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的国防经济制度创新，一方面应以过去制度创新的知识积累为基础，保证制度创新的传承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应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要求以及国家安全形势出现的新变化，对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制度或制度的部分内容进行必要的、科学的扬弃与修正。在我国国防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远未破除、各种利益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的现实条件下，要通过新一轮的制度创新推动国防经济全面转型、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促使国防经济走上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必须采取有效的策略。

一、建立有利于制度创新的权威决策机构，做好顶层设计

世界主要国家在国防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为了实现创新发展和保证新制度安排的落实，普遍建立了由国家和政府首脑亲自挂帅的权威机构，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我国的国防经济制度变迁中也有这样的成功先例。而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国防经济制度创新不力且举步维艰，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正是由于相关制度决策部门的权威性不够、职能受到不同程度地弱化所致。因此，在推动国防经济军民融合发展的新一轮制度创新过程中，必须切实增强国防经济制度决策部门的权威性，在国家层面上搞好军民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推动制度创新的顺利进行。

首先，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国防经济制度创新的领导决策机制。我国《国防法》规定，要建立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之间的协调会议制度。但是，现在的协调会议制度仍不完善，难以全面实施协调，从而使军民融合的协调，缺乏规范的制度和稳定的机制，沟通的渠道也不够畅通。为了保证将军民融合发展的国防经济制度创新落到实处，有必要在国家最高决策层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并将其常态化、制度化，从国家层面上加强制度创新的顶层设计，对国防经济军民融合发展的进行宏观领导、科学决策和战略规划。以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对国防经济军民融合的制度创新进行战略部署，切实消除制度创新中决策部门权威性不高、具体部门执行不力的现象。

其次，建立促进国防经济制度创新的宏观决策研究咨询机制。世界主要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和成功，许多关于制度创新的有益建议和构想，都是通过官方或民间性质的“协会”、“研究会”、“联盟”等机构向有关决策部门提交的政策报告形成的。因此，在新一轮制度创新中，国家要组织军地有关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界有关代表，组成推动制度创新的宏观研究咨询机构，从国家管理的宏观视角出发，以国家利益为重，减少部门利益的干扰，做好制度创新的战略规划，对战略规划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并向国家最高决策层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性建议。

再次，建立健全制度创新的跟踪、监控、反馈机制。最高决策层和宏观决策研究咨询机构一旦制订出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战略规划，就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检验。为了检验有关战略规划可行与否，必须建立健全对有关战略规划的全程跟踪、有效监控和适时反馈的长效机制，确保战略规划的顺利实施，并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即时修正，使战略规划真正能够适时、动态地反映制度创新的客观需要。

二、坚持市场化的创新方向

在国防经济制度创新中，美国、日本利用其成熟的市场机制，着力推进国防科技工业的并购、重组，并广泛动员、充分利用民力为国防生产和建设服务，促进了国防经济的军民一体化发展；俄罗斯建国后，也效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急速推进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国防经济市场化进程，只是效果不甚理想。其实，这不是说俄罗斯坚持市场化的制度创新取向错了，关键在于其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创新时没有有效结合本国国情和军情，没有充分考虑到本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度创新的手段和步骤又过于激进。随后，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适合本国特点的改革措施，市场化的制度创新立即就显示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这充分说明市场化的制度取向符合当今世界国防经济制度创新发展趋势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国防经济制度创新的市场化取向就日益明显并逐步走向深入，至今已形成明确的趋势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市场制度尚未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还不太理想，因此，在推进国防经济军民融合发展的制度创新中，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的制度创新取向。

首先，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国防经济发展管得太多，统得过死，几乎完全排斥市场在国防经济制度创新中的作用，结果导致国防经济发展缺乏应有的生机与活力。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中，政府对国防经济的管理应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以间接的宏观调控为主，避免对国防经济的直接干预。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生产要素的价格主要由市场形成的价格形成机制，实现由开放的生产要素市场配置国防经济资源。当然，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况且它还经常性地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而国防经济运行又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加上国防经济制度的刚性存在，因此必须坚持国家指导性价格和市场形成价格相结合的价格机制，以保证国防经济的健康运行。

再次，要进一步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壁垒，打破行业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形成与国民经济市场融为一体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而加快国防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充分发挥市场对国防经济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三、进一步发挥国家的国防经济制度创新职能

一般来说，制度创新的主体包括个人、组织(由个人组成的团体)和国家(政府)，其中国家处于核心地位，是制度的最大供给者。新中国60年来的国防经济制度变迁表明，每一阶段的制度创新都是在国家的主导下完成并取得成功的。即或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确立以后，国防经济市场化的制度创新取向日益明显和深入，但如果没有国家的积极参与和科学引导，市场取向的制度创新不可能有如此的自觉性和有序性，更不可能有如此低廉的代价。因为在我国这样一个有效率的所有权结构尚未完全形成、市场发育也不充分的现实社会里，个人和团体的制度创新成本之大足以扼杀所有发自其内心的创新冲动，只有在国家的保护和推动下，才有可能实现创新成功。况且，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下，个人和团体即使有着一时的制度创新冲动，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现实动力去完成。而国防经济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产生和创新也只有由国家完成才最有效率。因此，新世纪新阶段要实现国防经济军民融合发展，必须进一步发挥国家在制度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国家可以从制度需求方面进一步干预和推动国防经济制度创新。一是可以通过改变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促进国防经济制度创新。国家为了促进国防经济发展，可以有意识地采取某些措施，比如通过某些大型的国防工程和建设项目积累某种产品和要素，改变其相对价格，引发制度创新，因为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会产生新的盈利机会，从而改变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和讨价还价的能力，进而引发人们重新缔约、订立制度以获取和分配新利润的努力。二是可以通过引进或集中开发新技术推动国防经济制度变迁。通过将国内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集中起来进行科研攻关，国家可以更快地开发或引进某些新技术，以便激发制度创新。三是可以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引导国防经济制度创新。市场规模的扩大会使一些与规模经济相适应的国防经济制度安排得以创新。针对当前国防市场和民用市场相互分割的现实，国家可以凭借其强制力，克服体制性障碍，打破行业、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和封锁，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从而扩大市场规模，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开放性的、军民统一的市场体系，进而促进国防经济制度创新。

其次，国家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从制度供给方面进一步促进国防经济制度创新。国家可以利用其强制性和规模经济的优势降低国防经济制度创新的供给成本。这些成本至少包括:规划设计的费用、清除旧制度的费用、实施新制度的预期成本以及随机成本。这些成本有时会大到使得一般的经济主体难以进行制度创新，而国家则可以发挥其强制性和规模经济优势，降低或弥补制度供给中的各项费用，使国防经济制度创新成为可能。

再次，国家可以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主动进行国防经济制度创新。通过对国防经济实施有计划、有步骤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防经济制度供给的不足，降低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这在今后一段时间的国防经济制度创新中显得尤其必要，原因如下:当前的国防经济制度创新已经进行到了关键阶段，遭遇到了一些无法绕过的体制性和“瓶颈”性问题，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才有可能取得突破；国防经济制度创新已经从单项改革推进到了整体优化的阶段，必须要由国家进行整体规划、统一部署，否则将难有大的作为；长期以来形成的利益集团使国防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创新遇到了重重阻力，离开国家的支持和强力推进，国防经济制度创新只能流于形式。

四、强化技术创新激发国防经济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之间具有明显的互动关系，有效的技术创新是推动制度创新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我国国防经济的制度创新主要是通过制度的调整和变迁来拉动的。但随着制度创新的逐步深入，尤其是到了国防经济制度创新进行制度结构优化的阶段，单靠制度的调整和变迁来拉动制度创新就有大的成效和作为了。而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又为国防经济制度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即通过技术创新来激发、推动国防经济制度创新。

经济制度范文篇5

首先,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归谁占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等三个方面。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复杂系统。上层建筑由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及意识形态两部分组成。前者主要包括国家、政权、法制、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通常被称为政治上层建筑。后者包括政治观点、法律观点、等等。在上层建筑这个庞大的体系当中,政治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包括国家的制度、物质设施、政策、法令等等,是上层建筑中最有力的部分。

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确认生产关系的制度;一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与该经济管理体制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

其次,从宪法学这门学科看,经济制度应属于上层建筑。宪法学是一门以宪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对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观点,但归根结底,宪法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主要是研究宪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宪法的本质、特征、形成和作用,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宪法的解释、修改和监督,以及各种宪法规范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宪法关系,这些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宪法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历史发展,国家性质,国家形式,选举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政党制度,宪法的保障与监督等。这些都属于国家政权,属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范畴,都是政治上层建筑。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赖以建立的依据,因而决定了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学在整个法学体系当中举足轻重,决定了宪法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一是宪法学属于基础理论学科。研究宪法确认的有关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原则、精神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二是宪法学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宪法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规范国家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有的学者从宪法学主要以国家政权为研究对象的角度,将宪法学概之为国家政权之学,因此与统治阶级、统治集团的相关政策有密切联系。三是宪法学研究的都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如国家性质,国家形式等。那么,宪法学所研究的必然也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这些也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因此,宪法学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既然如此,作为宪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制度自然也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最后,从经济制度与宪法学中其他制度的关系上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法由无数法律规范组成,是法律规范的总和,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原则,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宪法规范是调整有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关系的。我国现行宪法将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大致上分为四类,即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法制关系,与之相适应,宪法规定了四种制度,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法律制度。其中,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无疑都是上层建筑研究的范畴。

经济制度范文篇6

【关键词】西部循环经济制度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也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十一五”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时期，面对人口不断增加、资源约束突出、环境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应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西部地区是我国的生态屏障，亦是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所在。西部开发不仅仅是生态环境的治理恢复和建设过程，也是经济发展过程，更是制度创新过程，如何在西部大开发中做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两者兼顾、法规建设与制度创新齐头并进，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长期以来西部地区所沿用的以大量消耗资源为特征的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非但投入和产出效率不尽人意，而且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使工业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累积性问题日益严峻，极大地制约着西部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制度障碍的长期存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因此要解决西部循环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加大循环经济的发展力度，必须分析循环经济的制度因素，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问题，进行制度建设和创新是西部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分析基础

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调解人的关系、规范人的行为而自发形成或人为设计的社会交往行为规则。制度是经济发展中一项不可忽视的要素，甚至是最重要的要素，它决定了人类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形式。经济系统是一个包含制度的复杂系统，发展经济并不仅仅只需要考虑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更需要一系列制度支持。因此必须将制度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并将其纳入经济分析模型中，才能有效地解释各种经济现象。现在，人们研究任何一种经济现象或经济行为都必须分析与其相关的制度问题。而像发展循环经济这样一个实践性、政策性很强的经济发展问题，当然更不可能忽视对其进行制度层面地分析研究。

从根本上说，制度是为经济提供服务的。循环经济不仅仅是旨在改变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而应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规范和引导经济运行的路径。因此制度因素在循环经济的发展中主要发挥以下功能：

第一，协调和整合循环经济运行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追求，必然会形成一定利益集团，如果不对不同的利益关系加以合理协调和平衡，就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发展循环经济必然导致不同人群或团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变更，它要求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其中包括不同区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协调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关系，这都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支持。制度能在一定范围内将社会资源和财富进行比较合理的配置，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和平衡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把人们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控制在各方可接受的范围内。

第二，规范和约束人的经济行为，使其符合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发展的目标。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追求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不加以必要的规范和约束，就势必导致负外部性行为的泛滥，不仅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也必然会影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们以往所熟悉和适应的经济行为模式，是在与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制度下所形成的，这些行为模式有相当一部分与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背道而驰。要改变这些行为模式，使其适应发展循环经济要求，需要利用制度作为一种律令产生强制力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

第三，制度对人们符合发展循环经济要求的行为具有激励和导向功能。制度是一种持续性、规范化的激励机制。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制度的激励作用主要是通过将外部利益内部化来实现的。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社会收益率较高的社会活动，但在目前的制度下，发展循环经济的个人收益率却不高。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应该使循环经济中的个人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建立起了这样的制度，人们就会自觉选择符合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行为。

三、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障碍

（一）有效制度供给不足

有效制度供给不足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西部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环境保护不力,而环境保护不力的重要根源就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供给,从而难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保护环境。由于经济主体具有追求尽可能大的利益的内在特性,在无外力干预下,它总是会不顾社会利益而追求单个利益最大化。从这个角度来说,西部越来越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是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的结果。

改革开放20多年来，西部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矛盾日益突出。和东部相比，国家对西部地区在基础制度供给、产权制度供给等多方面无论在广度、密度或深度上都明显不足。西部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与区位劣势、经济基础薄弱、市场经济意识淡薄等因素导致投资软硬环境欠佳，通过自主需求创造供给的动力缺乏，再加上政府支持和政策供给上的不足，经济主体行为长期徘徊在国家严格划定的行为准则圈内。使得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相互脱节，严重阻碍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二）制度变迁不均衡

制度供给不均衡会导致制度变迁不均衡，进而会对西部循环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一个经济体中不合理的制度变迁会弱化对资金、技术、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西部地区变革长期在国家自下而上的强制推行下进行，主观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其制度变迁不属于内生的、由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无法与市场经济充分融合，因而其变革具有更多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

西部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也是产生废物污染最多的阶段，因此为了发展本地经济，政府、企业很有可能选择急功近利的经济政策来解决政绩压力、经济增长、就业压力等，往往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环境问题被置于边缘地位，片面追求“集体”局部经济利益，很可能导致全局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结果，从而阻碍循环经济发展。并且政府自身利益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联系并未成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成长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西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市场经济特性并不明显。

（三）制度效率比较低

微观经济主体的竞争力主要由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决定。西部尽管存在要素成本优势，但制度因素造成循环经济的交易成本过高，制度经济绩效比较低，制约了经济竞争力的提高。这主要源于不同制度演进格局所产生的制度本身。作为一种能够有效解决稀缺性问题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具有更高的经济绩效。虽然西部正朝着市场经济体制方向迈进，但其演进的效率、速率以及配套的各种制度的建立、发展程度较东部具有较大的差异，从而表现在循环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发展绩效上比较低。

（四）制度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弱化

现有的资源环境制度主要侧重于环境污染的治理方面，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方面的制度仍不健全，漏洞较多。首先，环境保护制度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弱不够，管理关系不顺，没有足够的权威，因而不能保证有效地贯彻实施，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次，政府依旧还存在着部门分割，如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就有农业部门、林业部门、环保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等。分部门的多头管理不仅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制度间缺乏协调、配套和整合,而且容易出现政出多门、政策冲突或政策盲区。再次，我国在法律中未能明确公民的环境权益，从而使得公民不能维护自身权益，导致政府在监督污染排放方面成本过大。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纵容环境污染行为的负面作用。

（五）环境产权界定困难

为了使外部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成本与利益内部化，十分有必要明确界定环境产权。但是，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弥散性与流动性的特点，不具有明确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使得环境产权的界定非常困难，如江河、大气等自然资源就十分难以界定产权。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关于环境产权的概念还未明确界定。使得环境产权的界定非常困难,另外环境属于公共物品,环境产权的主体应是国家,所以要研究环境产权如何进行转让和交易、如何才能对厂商产生刺激等难题;由于环境产权交易是以排污权的需求与环境产权和排污权的供给为特征的,还要研究如何分配排污权、如何评价排污权的使用、对富余排污权如何处理等难题。

(六)现存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冲击

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在西部更为明显。在这种二元制结构体系下，形成了城乡两大相互独立而又悬殊巨大的经济板块。城乡二元结构以及特有的城乡分割和城乡壁垒，给西部的循环经济制度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巨大影响和严重障碍，对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造成多种危害。

由于西部城乡企业自成系统，乡镇工业布局分散，同时对乡镇工业缺乏科学规划，使得城乡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不少污染的项目从城市扩散到了乡村，乡村成了污染工业的避难所。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在经济结构、思想观生活水平等各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差距，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在乡村中无法正常开展，这也成了建立循环经济制度不可回避而且难以逾越的障碍。

（七）非正式制度方面缺位严重。

非正式制度是人类在长期交往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的总和。非正式制度通过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等方面的软约束，激发人们的内心理念来实施一定的经济行为，从而影响经济发展。西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经济模式以及较低经济生活水平，导致了整个社会对资源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战略意义和紧迫性认识不足，缺乏正式制度实施的文化环境。首先，西部长期以来存在两种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倾向：一是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把发展单纯看成是一个经济问题，并把经济增长率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指标；二是片面地理解“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资源、环境问题就可随经济的增长而自然解决。其次，缺乏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往往把自然当作为生产所利用和支配的对象。这种片面的自然观是与循环经济思想格格不入的。自然界在人类无休止的的破坏下所呈现的报复性反应，已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的自然观，开始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重要性，但是要让人们彻底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然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次，长期以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伦理观大行其道，其局限性就在于只考虑眼前的功利与实用，不顾及长远利益，和西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

四、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保障

西部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变现有利益格局，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社会生产关系进行新的制度安排。这种新的制度框架的核心是要将生态环境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行新的规制管理，纳入市场运行机制之中。明确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的产权关系，并规定其交易和补偿机制。这必将重新构造社会价格形成机制，从而重新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关系。

（一）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产权制度安排

从长期来看，西部发展循环经济需要解决的制度问题的重点，首先是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创新。西部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的根源在于产权不明晰和产权配置不当，只有明晰的产权才能对滥用资源和污染环境构成阻隔屏障。我国法律规定的资源绝大部分属国家所有，但由于政府管理能力的限制，国家对国有资源产权的实现难以完全落实。因此，西部资源产权制度创新的重点是，突出所有权管理和集中统一管理，强调国家的资源收益权，使国有资源的所有权在经济上得到充分体现，以提高资源使用成本，遏制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行为。

构建明晰的产权制度，就需要把经济活动的责、权、利结合起来，使外部影响内部化，统筹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如在西部地区沙漠化的治理中采用拍卖土地使用权的做法，即明确规定谁购买、谁治理，谁治理、谁受益，可继承、可转让，在国家拥有最终所有权的同时，治理主体（经济个体）得到土地的占有权、经营权、受益权，从而调动其投资的积极性。

明确环境产权，实施环境容量的有偿使用。对产权难以界定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如空气、河流，可以划分各地区一定的责任范围，如合理分摊环境治理费用和严格法制约束，制定出明确的奖惩规则。对无法避免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可以通过政府作为维护生态环境的代表与污染者之间进行环境产权与排污权的付费许可污染的交易以及排污权的产权交易，充分运用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尽可能减少环境污染和无节制使用自然资源及由内部经济性行为导致的外部非经济性行为。

（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对循环经济发展的障碍

缓解城乡差别愈来愈严重的趋势，实现城乡均衡协调发展是西部当前面临的一大社会难题。这个问题不妥善解决，确立循环经济制度就将成为空谈。在努力消除城乡差别，建立循环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尽快进行循环经济立法，明确消费者、企业、各级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把生态环境作为资源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之内。鉴于西部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环境意识比较薄弱，一些地方政府迫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压力忽视环境保护，甚至对污染企业提供保护的现状，应改革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防范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创造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新的环境保护机制，提高管理的权威性和环境管理的效率。

第二，要有预防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制度安排。乡镇企业在西部经济发展和加速城乡差别的缩小过程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掠夺式经营引起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已经成了西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当，不少地方单纯追求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的生态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恶化。要克服这个问题就必须有预防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制度安排。要坚决杜绝已为城市淘汰的污染型工业进入农村，决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第三，积极推进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目前西部的环境保护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模式。在推行循环经济，消除城乡差别过程中，政府仍然肩负着历史性的重任。为此，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特别是生态农业转变。对于西部这样一个农业发展滞后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又占据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区域来说，发展生态农业，政府的政策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切实落实中央财政对西部的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机制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手段，这对改进西部生态与环境质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生态补偿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应该尽快对西部生态脆弱区和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发展规模、发展方式实行严格的控制；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生态脆弱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进行补偿，坚定不移地加大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可考虑开征西部生态环境建设补偿税，并将征收范围限定在资源开发类企业或者污染企业，将税收的适当比例用于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剩余的归中央统一调配。国家应该对现有的环境污染费、矿产资源使用费等地方性收费项目，以环境保护税的法定形式固定下来，同时扩大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范围，并根据专款专用的原则，将环境保护税收入做为西部地方政府综合治理的专项基金。国家应该对有利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或治理，恢复生态环境的项目给予大力度的税收优惠，鼓励西部发展生态环境整治、污染治理、资源综合利用、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剔除现行税制规定中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规定。同时对破坏生态环境的项目，应当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给予坚决制止。对于一些亏损或微利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产业，对于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产业，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政策，使其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在增加环境（污染排放）税、资源使用税的同时可以对于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实行税收抵扣。通过专门设立环境技术开发基金，重点支持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促进西部环境综合治理等公用性事业方面适用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应用。

（四）加强循环经济的监管机制。制定法律和政策是重要的，落实和监督执行更重要。西部应考虑设立循环经济发展专门领导和管理机构，赋予更大的执法权限，加大执法力度，使循环经济建设真正有组织保障。要改变过去对领导干部的考核方法，明确将循环经济纳入政府决策者政绩的考核体系，建立新的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应该层层签订循环经济建设目标责任制，督促其行使循环经济职能，抑制地方保护主义。要规定各级领导必须在任期内实现辖区内环境和资源的循环性"保值增值"，对未完成目标者要依法查处。同时积极发挥中介服务（技术咨询）组织的监督和服务作用，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及时提供国内外的相关信息和服务；为政府制定相关法规政策和企业制定环境管理策略等提供决策依据和服务；协助督促政府贯彻落实相关政策等，以促进循环经济的制度建设和发展。

（五）积极培育循环经济主体意识

经济制度范文篇7

首先必须澄清这个副标题里面“批判”的涵义，因为在中国现代语境里这个语词被污染得很厉害。康德作《纯粹理性批判》并非要对理性加以批判，而开宗明义提出要对“理性”的适用范围加以界说。“批判(kritik)”就是扬弃和理解。理性反省理性自身，于是有了“批判理性”。我们今天反省“知识经济”，于是可以有“知识经济批判”。对一件事情加以“批判”地理解，这可以理解为是出于人类理性要运用自己能力的“冲动”，也可以理解为是出于人的追求“自由”的天性。因为所谓“自由”首先便意味着“思想”的自由。当一件事情例如“知识经济”变得如此时髦以致获得了“意识形态(意蒂牢结)”般的话语权力的时候，思想的自由便意味着要对这一新生的“意蒂牢结”加以批判，通过批判，思想才获得了独立。

“知识经济”，把知识与经济联在一起使用，我以为始自德鲁克(PeterDruker),至少经过他1994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而获得广泛认可。德鲁克定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阶级冲突的形态从古典的“有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冲突演变为“知识阶级—无知识阶级”的冲突。他把这一社会形态叫做“知识社会”。在我看来，“知识”作为一种经济物品，固然表现出特殊的技术属性(例如“规模收益递增”)，但当它被当成经济物品时，它的基本属性仍然是“资本品”。换句话说，作为“知识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改变知识的“资本”性质。其实只要存在谋利动机，就永远存在着将知识转变为商品的动机，从而永远存在着以“知识”为手段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化”的过程。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知识被纳入经济发展的范畴。换句话说，只要“资本”还具有积极意义(除非我们不要经济发展)，作为“资本品”的知识也就具有积极的意义。

把知识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在中国还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渊源。这一渊源可以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来概括。这一口号一方面是对“文化革命”反智传统的否定，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它作为“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延伸，正在或已经成为市场化制度变革的障碍。在这一双重的背景下，澄清“知识”与“经济”之间的复杂联系和二者间互动演进的多种可能前景，就超出了单纯学术探讨的范围，进入社会批判领域。

下面我将要讨论的，首先是“知识”的经济学性质；其次，“知识”能否，以及在何种社会条件下成为“生产力”，从而解答“知识救国”与否的问题；再次，被当成生产力的“知识”对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意味着什么，从而，我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追求“发展”；最后，在“格物致知”的知识与“权力意志”的知识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这一差异以何种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灵与人生。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样几个层次上把握“知识”与“经济”问题，我们也就初步完成了对“知识经济”的批判，从而获得这一问题上的思想自由。

二、“知识”与其“互补性”

在论及“知识”的生产力性质之前，让我先引述德国启蒙思想家莱布尼兹(GottfriedLeibniz)对“知识”所下的定义，他的知识及道德哲学(例如《神正论》)可谓是“上承苏格拉底，下启康德”。他在一篇书简中这样定义知识[1]：“…(7)知识分为两类，其一为关于事实[facts]的知识，其二为关于理性[reasons]的知识。关于事实的知识就是统觉[perception]，关于理性的知识就是智慧[intelligence]。(8)关于理性的知识使我们变得完美起来，因为它教导我们普遍与永恒的真理，这一真理通过[上帝般]完美的存在而得到表达。而关于事实的知识就如同城市里错综复杂的街道，当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我们需要它们，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不希望被这些知识负累了我们的记忆。”莱布尼兹在另一处还说：“…快乐，就是关于完美的一种感觉或知识，…”。而争取持久的快乐，在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兹这一西方哲学主流看来就是“明智(wisdom)”与“美德(virtue)”的目的。

从西方思想源流中截取的这一片段，对我们当下的讨论具有三方面的意义：(1)“知识”，至少在百多年来“西力东渐”过程中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知识”，是发自西方的，是希腊科学(自然哲学)的诸多果实之一；(2)西方启蒙思想家们重新开掘希腊精神的重要努力之一是从神与灵魂不灭的宗教传统中论证个体“自由意志”与个体“理性”追求幸福的正当性。我们知道，希腊自然哲学的精神里面没有中世纪基督教那种强烈的“善”与“恶”的道德观念。而具有浓重宗教传统的德国启蒙运动实际上把“知识”从希腊自然哲学的道德中性立场转变为康德式的、类似于宋明理学那样的“知识”观念，即旨在“安身立命”的知识；于是，(3)从西方人那里发展起来的知识论因英美与欧陆这两大思想传统之间的差异而分化为：(a)无神论的、怀疑主义的、经验论和功利主义的知识论，由洛克、休谟、边沁(JeremyBentham,)直到詹姆斯(WilliamJames)和杜威(JohnDewey)；(b)目的论的、神正论的、先验论和义务论的知识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莱布尼兹和康德。

这样，当我们反思“知识”观念的时候，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西方知识论传统当中“技术的”(英美的)与“道德的”(欧陆的)知识论之间原本就有的张力。我认为保持这一张力是西方保持其正常人生状况(humancondition)的前提(而西方的现代性危机则是打破了这一紧张平衡的结果)。其次，我们需要考虑中西之间对“幸福”(必死的生命试图超越其有限性的方式)的不同理解以及由这一差异所造成的对“知识”的基本态度之差异。只有经过这两个方面的反思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确立一种健全和明智的中国人的知识论，并由此而进入一个健全和明智的中国人的“知识经济”。

经验论和功利主义立场上的“知识”是一种力量，所谓“知识就是力量”。注意，在英文里面“力量”与“权力”是同一个词(power)。我常常觉得为了使知识分子对“知识”保持必要的疏离和警觉，应当把培根的原文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作为“权力”的知识，本质上是技术性的知识。这里有必要界定一下“技术”这个语词的含义。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第一卷里把“技术(tekhne)”与科学做了区分：技术是对个别事物的观察和研究，而科学(“科学”在亚里士多德的语汇里被叫做“知识”)则以一般事物为观察研究的对象。对事物进行个别的研究，这正是英美经验主义知识传统的特征。这样一种“分殊”原则极大地拓展了西方人的科学与技术——导致西方权力的全球范围的拓展。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下，亚里士多德说“技术”是一种依赖于偶然性的机巧。因为只有对事物的普遍形态进行研究才可以把握事物的必然性。家政学(即后来的“经济学”)是一门技术，因为它研究作为个别形态的家庭的理财方式。修辞学是一门技术，因为它研究如何说服具体(个别形态)的听众。政治学，如果是马基雅维利所定义的政治学，就是一门技术，因为它研究如何在具体的权力博弈中取胜(权术)；如果是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政治学，就是一门科学，因为它研究“最高的善”(即普遍形态的“幸福”)。

技术性的知识必须通过具体经验才能够积累起来，实验室的发展和大学制度是技术知识获得长足进展的最关键环节。每一个人的具体经验都是有限的，于是：(1)只有在分工制度下才可能积累大量的技术性知识，(2)只有那些协调成本较低的分工制度才可能持续地获取和积累技术性知识。我必须在下面的论述中把这两个原则展开来讨论。

如我在以前一系列文章里已经论述过的[2]，人类各种知识之间的经济学关系主要是“互补性的”而不是“互替性”的。知识互补性的经济学含义是：知识甲和知识乙单独运用于经济活动时各自获得的收益的加总必定小于它们联合运用于经济活动时的收益。这种互补性包括两个方面：(1)知识沿时间的互补性，即对同一个(个人或群体的)知识传统而言，尚未获得的知识与已经获得的知识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补性(例如个人数学知识传统里面的小学数学与中学数学之间)；(2)知识沿空间的互补性，即对不同知识传统(个人的或群体的)而言，各个传统内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通过传统之间的交往而获得强烈的互补性(例如个人知识传统当中汉语知识与外语知识之间)。是否存在着“互替性”的知识呢?就我所知，互替性的知识总是孤立地个别地存在着，例如录像机的各种制式之间往往相互竞争，网络浏览器里面的IE与Netscape之间相互竞争，还可以列举一些重要的知识互替性。但是，即便在这些互替性的例子里，仍然存在着基本知识结构之间的互补性(录像机基本原理，浏览器的基本语言)。只要知识是稀缺的，知识互补性就必定占据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即“按照互替性生产知识”是奢侈的行为)。可以想象，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知识过剩”以及相应的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互替性”。

知识互补性是收益递增现象的本质。所谓收益递增，就是产品的平均成本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而下降。通常所谓的“知识经济”，是指经济的主要产品的主要成本含量从古典的资本与劳动投入转换为“知识性”的投入。严格地定义“知识性投入”需要很大的篇幅[3]。在古典的要素投入(资本与劳动)与现代的知识性投入之间并不存在概念的鸿沟，我们面对的其实是一系列可以视为“连续性”的、要素含量的结构性变动。例如“劳动”这一要素，当培养劳动力所需要的教育投入的价值增加到超过该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日常消费投入的价值时，我们就认为该“劳动”已经从古典的“劳动”要素演变为“后工业社会”的知识资本了。当我们试图界定劳动力的教育投入时，我们会进一步发现所谓“教育”，既包括专业化训练，也包括业余消闲(电影、画报、体育、旅游、美食、恬睡、畅饮，等等同时增长体力和智力的消费活动)。这一现象已经日益被经济学家所重视并且在当代经济学文献里被定义为“生产性消费(productiveconsumption)”。

不论如何，要素(资本或劳动)当中包含的知识含量具有与其他要素单位所包含的知识含量的互补性。这一知识互补性产生了所谓“收益递增现象”，后者引发了当代经济学的“收益递增”革命[4]。当要素所有者(资本家和劳动者)意识到他们自身知识与他人知识之间存在强烈互补性时，他们就会意识到潜在的利润机会。这一机会导源于这一基本事实：要素联合运用与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总产出减去要素单独运用于其他生产过程所带来的各自的收益所得的差远大于零。这就是收益递增经济里面的“经济租”。人们通过分工与合作试图获取和分享这一“经济租”。后者为分工与合作提供了强烈的经济激励，这一激励强烈到足以使人们为了分工的好处而自愿放弃离群索居所具有的自由。

三、“知识救国”吗？

人们通过分工制度的协调来获取大量的知识。因为在分工制度下，每个人都可以专业化为某一狭隘知识领域的专家，而后通过与他人“交换”知识而获得生活与生产资料。心理学研究自19世纪初已经发现，学习一项知识所花费的平均时间总是随着学习者在该项知识上投入的学习时间总量的增加而下降。而这一发现在当代脑神经研究与认知科学中又获得了新的神经网络理论的支持(神经网络均衡点的稳定性与学习时间之间的关系)。历史观察表明，那些更加依赖于分工制度来获取知识的社会比那些主要依赖于传统方式(例如师徒制度、家族传承、个人探索)来获取知识的社会，表现出高得多的知识积累速度，从而可以在短短几百年或几十年时间里获得传统社会在几千年时间里所积累的知识存量。

理解了分工制度对获取知识的重大意义之后，我们就可以讨论分工的协调问题了。协调分工是一个制度问题，不是单纯的知识论问题。制度问题的本质特征在于：收入分配的方式决定性地影响到分工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也因为这一特征，当经济学在90年代以来进入“博弈论”理性主义阶段时[5]，它才真正开始接触到制度问题。

对于可供选择的各种各样的协调分工的“制度”——我还没有定义“制度”概念，如果我们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考虑问题，即仅仅考虑效率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把各种制度按照它们的经济效率排列出来。所谓“效率”，就是节约经济资源的程度。如果我们把知识列入稀缺的经济资源的话，那么对于“知识经济”极端重要的制度问题就是寻找那些最小限度地闲置知识的协调分工的制度。而这是很难很难的，因为知识存储在每个人的脑子里，以“观念”的方式运行着，任何违反了知识主体的主观意志的制度都很难避免巨大的知识浪费。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处于奴隶地位的知识主体与一个处于企业家地位的知识主体之间可能表现出的巨大的知识运用能力的差异。

在没有给出“制度”定义之前，让我先提出协调分工的最有效率的制度的第一个判据：生产的效率越是取决于要素投入主体的主观意志与主观努力，协调生产的制度的效率就越是依赖于“自愿原则”。

读者或许已经想到，“市场”机制(与传统的中央计划机制相比而言)是一个比较尊重自愿原则的制度，所以应当表现出高得多的协调分工的效率。这个判断，或者上述判据的这一运用，大体上是正确的。不过，我愿意指出，即便是“市场”制度里面，也存在着严重的压抑主体意志的现象，典型如“垄断”，或者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的某些事情，等等。

现在我必须澄清两个概念：(1)“自愿”，(2)“制度”。哲学家们长期以来讨论不清楚“自愿”这个概念的实质。我甚至可以声称，自从西方人获得了神学(始自摩西)，他们就不得不在自由意志的自愿性与上帝的秩序的必然性之间纠缠不清[6]。

当我们说到“自愿”这个语词时，它指涉这样两方面的情况：(1)被指涉的主体必须是免于明显的外力强迫的。注意，我使用的语言：“强迫”在语义上明显地不同于“控制”，后者可以包括受控主体“间接地施加影响”(通过语言、感觉、意识)。在这一点上，你可以争辩说“市场”经济制度其实是很虚伪的，它表面上尊重你的自治权利，实际上控制你的主观意志。对此我表示同情的理解，却无法为此而修改我对“自愿”原则的定义。(2)被指涉的主体必须在主观上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情及其各种可能的后果。这一条件可以有效地减弱上述的“控制”所施加的影响，因为主体明白他在做什么，这意味着外界施加的“间接的影响”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主体意志的选择。这两个条件意味着两个推论：(1)主体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因为他事前意识到了他所做事情的各种后果并且他是主动地(不受外力胁迫)从事这件事情的；(2)主体有知的权利，因为不如此便无法承担道德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自由社会的宪法里面，在确立了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之后，第一项重要的补充条款就是“新闻自由”条款(公众对信息的权利)。

现在可以定义“制度”了。事实上，对制度的定义需要整整一门“制度分析基础”课程作为定义的展开。简单地说，制度就是群体内部有自由选择权利的成员之间就协调分工所达成的均衡的从而是可预期的和稳定的行为模式。这一行为模式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可见的行为。很明显，不可见的行为是别人难以预期的；(2)对可见行为的公认的阐释。关于这一点我要补充两条：(a)人们尽可以对行为作出极为不同的阐释，但只要这些阐释没有得到公认，它们就难以获得制度力量。任何制度条款都是在获得多数人的公认理解下发生其协调人群行为的效力的。典型的例子如交通规则，只有当人群的多数成员对规则作出统一的理解时，规则才可能实现其协调交通的功能；(b)对行为模式的新的阐释对制度创新是极为重要的。假如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居然对其既有行为模式作不出任何新的阐释，那么这个社会的创新和演进的力量必定已经消失了。观念的力量对制度发生作用，通过制度演变而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制度是“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之间辩证关系的关键环节，是合理性展开其自身的“中介”。

只是在这一节的结尾处，我才具备了回答这一节主要问题的条件：“知识救国”吗?我回答是：技术性的知识与一般意义上的“救国”无关。更进一步，如果没有协调分工的有效制度，技术性知识甚至无法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即便在“实业救国”的意义上也与“救国”无关。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里最关键的字眼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第一生产力”，而是那个“是”字。在完成了上面这样冗长的论证之后，我们有资格询问：科学技术在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下才可能转化为生产力?

显然，自愿原则是那些有可能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制度的第一个特征。这一特征的政治学意义就是“自由”。我们固然可以对“自由”作出许多不同的理解，却不能阉割了自愿原则里面讨论过的对“自由”这一概念所概括的人们的行为模式的基本理解，这一基本理解应当、而且为了具有制度效力必须是公认的。让我补充两点：(1)公认的理解要求知识的“本土化”，这是很显然的，非本土的知识难以达成本土成员间的共识。一个眼下的例子是北约在科索沃事件中采取的强力干预，我很怀疑这一干预所依据的制度知识(哪怕它是关于“自由”制度的知识)能够被本土成员的大多数所理解和认同；(2)公认的理解要求阐释与事实的基本一致，这也是很显然的，那些明显地具有胁迫性质的规则不能被阐释为“自由”。没有人会认为限制了他呼吸通畅的某种外力是使他“自由”的力量[7]。

现在让我提出(在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意义上)可以“救国”的制度的第二个特征：协调分工的制度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制度下个人的努力是否与其回报紧密联系着。换句话说，权力与义务是否紧密地联系着。关于这一点我似乎完全没有必要补充任何东西，因为读者十分清楚传统中央计划体制是怎样失去创造力和效率的。或许我应当补充一点：即便是市场体制，也时刻面临着并且时刻在解决着如何改善激励机制和激发人们的创造力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一个成熟的市场社会可以逐渐失去创新力量，例如70年代以前的英国。另一方面，有效地解决了创新机制问题之后，僵化了的市场社会可以重新获得生命力，例如当代的英国。

最后，而且在操作意义上最重要的，是有效率的制度的第三个特征：协调分工的制度的效率每时每刻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由于自然环境变动和由于人群心态变动导致的)新的情况下创造出新的制度安排使得权利与义务之间的紧密联系能够以最小成本实现。这句话或许涉及较多的技术语言，需要进一步解释。让我引用我喜欢的张维迎举过的例子(经过修改)来说明这里涉及的条件。设想两个人分工的社会，假定其中一人在月光下挖土，另一人在树影下挖土。当这两个人谈判他们之间的社会契约时，最关键的条款之一是“由谁来负责监督全体人员的劳动，从而负责制定每个人的劳动报酬?”如果社会推举那个在月光下挖土的人来监督群体和制定每个人的报酬，那么，由于他必须花费很大精力才可能准确测算和监督那个在树影下挖土的人的劳动努力，他的最优行为模式将逐步演变为：减少他所支付的监督努力，按照那个在树影下挖土的人的总产出来决定他的报酬。这是因为挖土的总产出比较容易观察和测量。而对于每个人的总产出的测量归根结底要参照社会平均产出来决定其高低。换句话说，在月光下挖土的人只能参照他自己的(此处代表“社会平均生产率”)总产出来决定支付给在树影下挖土的人的报酬。但是在这一“权利—义务”关联之下，假如那个在树影下挖土的人原本比那个在月光下挖土的人具有先天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例如天才或特殊技能者)，我们可以预言，这才能多半是要闲置的。因为按照社会平均生产率来决定每个人的报酬必定导致“平均主义”的报酬法则。这一法则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劣币淘汰良币”法则。综上所述，一个效率高得多的制度安排是让那个在树影下挖土的人负责监督群体和制定每个人的报酬。道理很简单，由他来监督那个在月光下挖土的人的劳动，监督成本小得多，测算也准确得多，从而以很小的成本实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紧密联系。关于这类制度安排的经济学分析，大多包括在针对“信息不对称”情况的“机制设计经济学”里面了。

上面讨论的制度有效率的第三个特征，其最重要的推论在于：一个制度的效率不能够靠任何一套普遍原理来保证，而只能依靠千百万社会成员追求效率的日常努力来保证。因为如上面的例子所表明的，命名权利与义务在较低成本下紧密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随着环境与人群的变动而处于永恒的变动中，没有任何普遍原理可以事前把握这些具体的制度安排。制度性知识里面的这类知识，按照亚里士多德对“技术”定义，具有技术性知识的特点，因为它们只针对具体的个别的事物，不针对普遍的一般的事物。在我的理解中，韦伯所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支撑体系”，不是别的，正是这里所说的技术性的制度性知识。没有这些知识的大规模积累和不断创新，就没有“可计算的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里作为一种有效协调分工的制度的发展。

由于有效率的制度的效率依赖于大众的日常的追求效率的努力，我愿意以下面的命题来强调我在这一节里提出的三个特征在制度经济学意义上最为关键的环节：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励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每一个可能方向上追求效率的努力和创新。注意：这一命题所要求的制度安排是完全“自恰”的，因为它所追求的效率依赖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依赖于制度安排是否最大限度地激励了对效率的追求。在这样一个纯粹关注效率的环节里面，制度的“好”与“坏”不是我们关心的主题，尽管我们必须询问一个制度的好与坏。仔细阅读我在这一节里的讨论不难发现，这些讨论其实已涉及了制度好坏问题。例如，我讨论了“自愿原则”与“自由”的含义。但是对制度作道德判断毕竟已经超出了这一节的主题，应当放在另外的章节里讨论。

四、“人力资本”与人的“异化”

一旦以劳动者为载体的知识成为谋利的资本，劳动就开始转化为“人力资本”。也就是说，投资人以劳动者的知识积累过程(例如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自修)为投资目标，期待着将来从这一知识存量中获得大于投资额的回报。最早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经济学家们估计过就美国社会而言的这一“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大约为20％～50％，依样本结构而有巨大差异。不过，这一比率的下限仍然大大高于美国经济在常规情况下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10％左右)。由于这一超高回报率的吸引，成熟市场经济(美国、德国、甚至香港)的投资结构在1970年代以来明显地向人力资本方向倾斜。

下面我希望在我提出的“知识互补性”概念体系中解释一下，人力资本为什么比物质资本具有高得多的投资回报率。首先应当界定“资本”概念，这一概念曾经和仍然在引起广泛的争论，著名者如庞巴沃克与费舍之间的论战[8]，以及后来的“两个剑桥之争”[9]。

庞巴沃克以及整个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出发点是把“资本”看做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迂回生产方式(theround－aboutmethod)。“时间”在这一生产方式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迂回所用的时间越长，理性投资人所要求的回报率就越高。因此从实证角度看，一项投资的资本周期越长，就说明该类迂回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回报率越高。教育通常比物质资本投资具有长得多的周期(常规学校至少需要12年才完成中等教育，而最大的钢铁基地建设周期不过是5年左右)。从奥地利学派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教育投资具有比通常物质资本投资高得多的回报率。

资本理论的另一个方面是费舍的“投资机会决定投资回报率”的理论。在费舍看来，一切事物，只要可以产生未来收益，就都可以成为“资本”。投资的回报率由投资项目及各个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决定。假如我们把全部可能的投资项目(机会)按照回报率从高到低排列出来，那么最优的投资选择将从那些回报率高的项目开始投资，只在用尽了较高回报率的投资机会以后才逐次向更低回报率的项目投资。这样的投资安排一直可以进行到融资成本(例如向银行贷款所必须支付的利息率)等于投资回报率时为止。而融资的平均成本由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在现时与未来一切时点间的一般均衡决定。由这一均衡决定的融资成本也叫做“真实利率”，它的大小归根结底要取决于一个经济所提供的投资机会的多寡以及这些投资机会可能产生的回报率的高低。

在运用费舍的资本理论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判断“投资机会”及其“回报率”。例如，一般来说“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投资机会。可是如果受过教育的劳动与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具有同样的收益，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教育是“投资机会”。又如，当投资是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里进行从而所涉及的风险非常高的时候，投资的帐面回报率就显得毫无意义，相当于接近于零的投资回报率。由于这些理由，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少得多(因为经济结构对简单劳动的回报与复杂劳动的回报没有加以细致的区分)，有保障的投资回报率也低得多(因为投资环境不甚稳定，产权制度不甚健全)。

让我总结和引申一下上面的分析：(1)对经济发展而言(知识稀缺)，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的回报率比物质资本投资的平均回报率高得多；(2)尽管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极高的潜在回报率，当社会政治环境不能提供产权保护时，或者当制度安排极大地扭曲了人力资本的价值时，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实回报率可以大大低于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3)如果国际间可以自由移民的话，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应当倾向于在各国间达到均衡，而在均衡状态下，世界人力资本将集中于成熟市场经济而不是发展中经济；(4)当国际间不可能自由移民时，从发展中经济向成熟市场经济移民的劳动力将倾向于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含量；(5)基于与(4)同样的理由，从乡村向城镇移民的劳动力将倾向于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含量；(6)经济发达地区倾向于比经济落后地区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率(即在总的投资结构里人力资本投资所占的比率)。

为什么就常规而言(即潜在回报率与现实回报率相符合)人力资本具有比物质资本高得多的投资回报率呢?我认为这是由知识的“人力资本”载体与“物质资本”载体之间的本质差异造成的。当一项知识从它所在的知识传统中抽离出来被装载到物质的或人力的载体里面时，它与其他知识之间的互补依照载体的技术特征而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例如以物质资本为载体的知识，一旦被物化为资本品，将失去可塑性(这是索罗，RobdertSolow，资本理论里的术语，可以广义地理解为“灵活性”，“创新性”，知识传统的“持续性”，“可发展性”等等)。而以人为载体的知识则能够保持这样的可塑性。人不同于物的根本之处在于人具有创造能力，人的思维过程能够不断从简单事物的复杂连接突显出高度复杂的事物，并且至今为止人类大脑表现出的，是几乎无限制地将这一过程持续下去的倾向[10]。

让我们进一步分析上面的例子：(1)如果物质资本最初被设计和生产出来时，就包含着利用知识互补性的初衷，那么任何两项知识的物质载体之间可以存在强烈的互补性。例如专用于微软公司的“视窗”系统的打印机与计算机，它们分别运用时能够得到的收益的总和会小于他们联合运用所产生的收益。这样，知识互补性所隐涵的经济收益递增就通过将知识专有化为物质资本而得以实现。按照这一原理设计与生产的资本品，叫做“专有资本品(specificcapital)”，它们只能运用于特定的生产过程，通过该特定生产过程获取规模收益。因此，专有资本品虽然可以带来规模收益，它们所装载的知识仍然是不可塑的；(2)如果两项资本品最初设计时并不考虑到获取特定生产过程的规模收益，那么它们装载的知识项目很可能不具备强烈的互补性，或者只具备潜在互补性(有待未来知识进步将其开发出来)。这样的资本品叫做“通用资本品(generalcapital)”，它们单独运用所得到的收益的总和通常不会小于它们联合运用所得到的收益。于是这里没有因知识互补性而来的经济收益递增现象。当潜在的知识互补性被进一步的知识进步所开发出来时，要想通过物质资本获得这一知识互补性隐涵着的收益递增，人们只能淘汰旧的资本品，代之以装载了新的知识的资本品。这叫做“资产更新”或者固定资产的“技术改造”，改造之后的资本品将变得更加“专有”而较少“通用”性。这样，资本品的可塑性将变得更弱；(3)当代技术已经预示着人类有可能制造“有创新能力的”机器(这符合“互联主义”的认识论)。假如这样的物质资本被制造出来成为知识的载体，那么可以设想，关于知识互补性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的关键问题将不再是知识载体是否具有“可塑性”，而是“创造性的知识”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人类利益，以及诸如此类的“目的论”问题。

以人为知识的载体，知识得以保持可塑性。这一命题成立的前提是人保持心智健全和持久的学习能力。丧失了学习能力的人不能成为知识的载体，只是在这一意义上，人力资本才需要被替换。通过可塑性，每一项已经装载到人脑里的知识都保持了与其他知识的时间和空间上的互补性。换句话说，一方面，储存在大脑里的知识服从特定生产过程的要求，与其他既有的知识构成互补性关系。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可以进入其他可能的生产过程，与潜在的任何知识构成互补性关系，这就是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研究的人的“联想能力”。联想能力是人类学习与创新的基本能力，联想力与记忆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作用与反作用)说明了联想力与记忆力处于同等基本的层次上。

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可以带来强烈的递增收益，市场力量倾向于将人转化为资本品，从而在这一谋利过程中将人降格为物。这是任何关注人类状况的人都不能不关注的现象。一方面，经济发展作为人的发展的物质条件，要求将人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当社会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时，一部分社会成员可以免除异化为“人力资本”的命运，享受“全面发展”的幸福，而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则不得不接受异化的命运。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它要求我们在这两个对立的方面之间不断寻求平衡点。一般来说[11]，经济越是发达，多数社会成员就越具备了条件从异化状态转向全面发展。但这个“一般性”绝不是自动实现的，它需要社会成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寻求新的制度安排，不断寻求理想状况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平衡。正如我反复引述过的哈耶克的思想：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社会是鼓励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每一个可能方向上进行创新的社会。并且这一命题是自恰的。

我再强调一遍，市场经济并不能自动解决制度创新问题。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与社会成员的基本自由权利之间的某种相容性，自由的社会成员的创新力量常常能够把已经僵化了的市场经济体制从灭亡状态下挽救出来。一个有生命力的市场社会永远需要马克思、福柯和哈贝玛斯这样的批判者存在，正如同它永远需要斯密和佛里德曼这样的辩护士一样。

五、“大同”理想下的“竞争”经济

如我在“经济原考”[12]中指出的，汉语的“经济”概念自始就含有“止于至善”和“以天下为己任”这两重人文涵义，而希腊文的“经济”最初包含着“劝告”和“亲近”这两重人文涵义。经济学的现代化使得“经济”在汉语和希腊语里面意谓着的这些意思逐步丢失，转化出“资源最优配置”这样一个纯粹静态的、阉割道德的、非人性化的经济学定义。

经济学作为一门主要的“西学”，它的现代命运是从西方人的现代命运中生发出来的，那就是由胡塞尔(在“维也纳演说”中)提出并被海德格尔充分阐发了的“科学不思”。由于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从古代希腊的道德的科学转变为“分析的时代”的非道德的科学，科学不再认为关注人类生存状况是自己责任的一部分——“科学”沦落为“技术”，艺术的人生沦落为技术的人生[13]。尼采指出，西方命运的终结在于：宗教信仰和对信仰的真诚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最真理的追求和求知意志，而后者不可避免地转化为纯粹的虚无(作为表象的世界，上帝之死，存在的虚无)，从这一虚无当中不可避免地升华的，是知识意志掩盖下的权力意志(不再受神约束的权力)。于是世界向野蛮状态“复归”。

作为人类“物质生活”的特定形态之一的“市场经济”(我喜欢伯劳代尔的这一看法)，其制度特征是“谋利”。而把这一制度特征(把它的“逻辑”或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理性”)发挥到极限的(如伯劳代尔所论)，是被叫做“资本主义”的制度——市场经济的诸多可能形态之特定的一种。从社会契约层次上说，每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都要有自己的“物质生活”，为了丰富这一物质生活而要有自己认可的“市场经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例如西方人)接受“资本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极端形态。

当自由意志接受一种制度安排时，它所承受的代价是放弃一部分自由，但是如果它不打算放弃任何自由，它将无从实现“自由意志”所意味着的任何自由[14]。如果我们要在社会契约层次上讨论制度的“好”和“坏”(我觉得这是几乎唯一可行的评价制度的方式)，我们就应当试图判断：一个特定的制度是否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这一判断的另一种形式(都是“理性为自由立法”的形式)，是对历史演进的合理性的判断：一个特定的制度里面是否存在符合社会每一个成员自由意志的改进方向。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考查制度创新的案例，我们就会发现：创新的行为几乎总是以主体对现状不满开始，通过寻求新的意义，新的行为得以被社会接受。而新的意义总是对旧制度的一种批判。这样，只要我们承认“自由”具有最高的价值，我们就应当承认：“理性”对现存制度的持续的批判是制度得以保持创新能力和维护社会成员的自由权利的充分(从“自由”的最高价值导出其“充分性”)且必要(从逻辑上不存在压制“批判”的“自由”制度导出其“必要性”)的条件。

我觉得上面的这些条件大致足够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讨论源自西方的“知识”与“经济”，以及“知识经济”的时候，把这些西方观念所代表的“制度”放在一个更高的评价体系里来把握。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一把握，我们就实现了在这些问题上的“中国人的自觉”。

就理想状况而言，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备了“自觉”时，在特定时刻与特定场合存在着的制度总是由“社会博弈”决定的。所谓“制度选择”，根本上说不是任何“个人选择”问题，而是“社会选择”问题。任何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选择”(即社会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志)，都只能通过“博弈”来实现。因为所谓“博弈”，就是信息交换与相互理解的过程，是主观意志之间达成相容性的过程，是“理解”从“主体的理解”转化为“主体间的理解”的过程。

我把上面描述的那种理想状况叫做“大同”理想。不错，我正是在这样的设想下展开这一节的论题的。所谓“大同”，就是“能合不同”。后者正是上面描述的理想状态下的社会选择过程。

至于这一节标题里的另一个词——“竞争经济”，我没有什么要注释的。这里应当强调的是这样一个(AnthonyDawn的)看法：当人们以自由为最高价值时，竞争性的经济制度永远比垄断性的经济制度要“好”。基于这一理由，也基于我对“大同”的解说，在“大同理想”与“竞争经济”之间便存在着以“自由”为核心价值的关联了。虽然我们认同“竞争性的经济制度”(反对垄断的从而必然倾向于腐败的经济制度)，但是当“竞争”与我们已经达成共识的“大同”理想发生冲突的时候，需要加以修正的应当是“竞争经济”，而不是“大同”理想。读者尽可以批评我的这一立场，因为它显得如此不切实际。到底是“存在决定意识”呢?还是“信仰决定存在”?此处的讨论涉及到这一更高层次上的问题。

六、简短的结语

把“知识”简单地与“经济”相关联，这解决不了经济发展问题，因为“资本积累”始终是经济发展问题的核心内容。知识的运用从来也不曾改变过政治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后者与人类状况(人在其中被异化的程度)的关系由生产的目的决定，只要生产的目的仍然是生存性的，就必定存在着劳动的异化。社会选择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具有主体意志的社会成员得以找到与每一个“他者”意志相容的行动方案，这样一系列行动方案(均衡的行为选择)以及对它们的阐释塑造了特定社会的人类生存状况。健全的生活方式总是既承认物质活动的必要性又对人的异化加以批判的生活方式。

注释：

[1]转译自J.B.Schneewind编译MoralPhilosophyfromMontaignetoKant，Vol.Ⅰ，“Leibniz”，pp.313—330，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方括号内英文及中文为我所加。

[2]参见例如“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

[3]详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各篇有关“知识”定义的文章。

[4]详见我写的“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新进展及反思”，《经济研究》1994年。

[5]参见我写的“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7年2月。

[6]关于这一论题的权威的和冗长的讨论，参见HannahArendt,TheLifeoftheMind，vol.Ⅱ，“Willing”，HarcourtBrace,1971；以及RobertNozick,PhilosophicalExplanations，Chapter4,“FreeWill”,andchapter5,“FoundationsofEthic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1。

[7]为了“最终的自由”而实行强迫，这是很值得怀疑的论证方式，不过这里无法展开讨论，读者可以参考哈耶克的著作。

[8]参见Bohm－Bawerk,PositiveTheoryofCapital,1889；IrvingFisher,TheTheoryofInterest,1930。

[9]参见MarkBlaug,EconomicTheoryinRetospect，5thed.,CambridgeUnviersityPress,1996。

[10]参见我写的“面向综合的时代”，《回家的路》。

[11]参见上引“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新进展及反思”。

[12]参见《我思考的经济学》，三联书店1996。

经济制度范文篇8

一、社会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人际关系的演变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在人类发展的原始阶段，人们为了共同的物质利益而形成了一个个生活群体。那时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极低的劳动生产能力等条件的制约，物质产品极度匮乏，只能实行原始的公有制，由此人与人之间结成了一种简单的平等互助合作关系，其目的就是向自然索取物质财富来满足自身的生存。原始社会末期，人们追求利益的目的、手段、能力的逐步分化与发展促进了利益分配方式的转变，进而产生了私有制，产生了阶级。于是，人与人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即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依附于人的等级关系，古代社会就是一种等级身份社会。古代等级社会中，财富和权利是按照身份等级配置的。等级和身份越高，享受到的权利和财富越多。古代中国如此，古代西方也如此，世界各地大都经历了自然经济形态下的等级身份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打破了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依附关系，促进了平等和自由，使人际关系建立在互利交换的契约基础上，结束了暴力和强权对人际关系的支配。此时，商品交换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社会成为商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也使得商品和货币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形成了货币拜物教。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就是一个货币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是一个资本自由的社会。其结果是新的剥削产生，贫富差距加大，人际关系物质化。于是，人们产生了公有制社会的理想，也产生了对新的人际关系的渴望，并为之奋斗，一个新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到来。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人际关系总体而言是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合作的同志式关系。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物质财富还不够丰富，民主还不够充分，人际关系还会受到多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人与人之间还不能达到完全的平等和自由，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和冲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人际关系的真正和谐，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做到。此时，由于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也由于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人的基本生存和消费都能达到相当的水平，人与人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就不会明显。在这样的制度下，人的价值已不再体现于经济性财富的占有量，而是体现于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即由此产生的社会荣誉和个人成就感，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一个全面发展的、自由和谐的社会及其人际关系，就能真正建立起来。

二、自然经济形态下的等级依附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这种小农经济缺少开放性，具有封闭性特点。人们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经济落后，商品交换不发达。人与人之间没有形成平等自由的契约关系，而是一个人依附于人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社会。这是一个人际交往不发达的熟人社会、乡土社会，父子、夫妇、长幼以及由血缘家庭关系延伸出来的君臣、朋友、乡邻关系构成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因而，古代中国人立身处世或交友的范围，基本上都是指自己周围熟习的狭小的生活圈子。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有着一生不可变更的血缘关系、亲戚关系、熟人关系、乡土关系，固定的等级和身份始终束缚着人，亲朋、族人、乡人等是其交往的主要对象。因此，有学者将中国传统社会称之为“乡土社会”、“身份社会”，而把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市民社会称为“城市社会”、“契约社会”。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地域或亲族关系为纽带，交织成一个“熟人”的世界，个人处身于此，多半的人际关系受这种“先于人”的社会关系所制约，其创造空间极为有限。而城市社会、契约社会则因其流动性与开放性，人与人的交往就会很发达，社交活动也就成为一种相当重要的社会活动。鲜明的等级身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又一大特点。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不对应，货币并不能买到一切，货币的价值依赖于人的身份。社会财富是按照身份等级配置的，所以那些渴望财富的人，并不直接追求财富，而是热衷于追求身份、等级、官职。有钱的商人不一定得到尊重。与等级制相伴而生的是血缘世袭制，财产不再按照个人能力来配制，而是凭借血缘继承下来的身份得到。这样的模式不仅不公正而且缺乏效率，难以刺激人的能力发挥，还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依附和压迫。中国传统伦理的目的就是维护等级制度下的人际关系和谐。这是一个以“亲亲尊尊”、“孝弟忠信”、“三纲五常十义”为统率的伦理体系，其核心就是要在把一切人际关系视为家人（有时包括仆婢）或亲属之间的关系，用血缘亲属关系的准则来换算一切非亲属性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可见，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又是一种以血缘亲情为主导的人际关系，并不以利益为主导。这样的人伦秩序重视亲情、强调亲属之爱对国家和政治的优越性，把亲情扩大到国家＼社会以建立和谐的秩序；反对以物欲害亲情，有效避免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情感的商品化、金钱化。近代中国，西方自由平等思想传入，反专制反等级、要求平等自由的呼声和运动日益高涨。人们在西方思想潮流影响下，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对中国的人际关系也进行了新的构想。如康有为的“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大同书》）的大同世界，梁启超的民主、自由、爱已、利他、爱国的“新民说”，洪秀全的无处均匀、无人不温饱的“太平天国”，还有孙中山的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实现“人民自治”的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等。但是这些美好的理想在近代没有实现，只能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人际关系也不断发展，一个公平正义、平等互助、团结友爱的人际关系模式日渐形成。

三、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平等互助式的人际关系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表现形式。这种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根本利益一致的关系，人际关系从总体上说表现为平等互助的同志式关系。但是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旧社会的遗存仍然存在，小农经济仍然普遍，工业化程度较低，计划经济统得过死，所以明显地存在着平均主义、大锅饭、特权等级、官本位以及农村中的血缘宗法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上述观念进行了有力的冲击，竞争、效率、平等、契约、信用等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对中国传统人际关系形成巨大冲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改变。现代社会，充分的市场形成，货币广泛流通，资源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资本成为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从而改变了过去获得和占有资源的方式（比如对外依靠战争和侵略，对内依靠等级和特权）。这就深刻地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当资源和财富通过市场用货币可以自由买到的时候，自然经济下的一切等级特权、身份血统的区别也就消失了。市场面前人人平等，市场交换是一种公平互利、自主自愿的契约。这种经济制度肯定了人的平等，交易与否完全取决于交易者的意志，给等级制和强权奴役的制度带来极大的冲击。人们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独立自主观念产生，广泛参与意识增强，民主政治形成，暴力、强权对人际关系的支配历史结束。市场经济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竞争固然是市场经济基本特征，但是合作更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因为在市场交换中，“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1］。市场经济会发展出一种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分工协作和市场交换客观上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依赖和相互服务关系，公平互利、相互服务成为人与人关系的主流。而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更有利于促进新型人际关系的形成。现阶段，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一致的前提下，逐步形成了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相互关心、共同进步的人际关系。这是社会主义中国人际关系的主体。但是，由于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再加上现实社会的复杂性，给人际关系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和变化，使得人际关系又呈现出复杂的局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人的交往环境已与传统社会大相径庭。城市已经成为经济与政治中心，聚集的人口日益增多，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农村人口日益减少，农村也日益现代化。中国的人际关系结构随之改变，传统的乡土社会、身份社会逐渐转向现代市民社会、契约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盛行的初级社会群体趋向衰落，邻里街坊、家庭亲情等地缘、血缘群体关系变得日益疏远、薄弱，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往来和利益关系，陌生人之间公共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的科层化组织日益发达。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现代城市人群工作繁忙，竞争激烈，生存压力大，社会流动性高，社会阶层结构开放，人们的活动内容丰富复杂，人际交往日益发达；但同时也引发了血缘亲情关系淡化、人际冷漠、交往的功利性增强、贫富差距增大等一系列问题。这是市场经济对人际交往的负面影响。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关系的功利化、差异化

经济制度的转变深刻地影响到人际关系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按国家计划配置资源转向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相应地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消融了各种各样的身份和特权，民主政治日益完善，人际关系日益和谐，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

一是利益关系普遍化，人际交往的功利性增强。在市场经济负面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一股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浪潮。许多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不关心社会和他人，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牺牲他人的利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关爱度下降，人际关系淡化，人们猜忌防范心理加重，人际隔阂加剧。由于商品交换的充分发展，陌生人之间因经济交往而发生着广泛的联系，传统的因血缘、亲情、乡邻等原因形成的熟人关系却逐渐淡化，转向利益关系，人与人交往的功利性增强。人们往往借助熟人这种传统的人际网络来相互获取信息、资源和利益，更有甚者则会借助于熟人关系来“非法”获取利益。传统意义上的熟人关系受到了挑战，受到了经济利益和工具理性的侵蚀。

二是竞争加剧，人际冷漠与孤独感增加。市场经济社会中，等价交换是基本原则，人与人之间既有民主平等、互利合作，又有竞争和对抗。竞争的加剧、交换的发达，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对抗和冷漠，人们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孤独感增强。压抑、苦闷、冷漠情绪造成人际关系交往不畅，一些人的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又使人际关系恶性循环。所以，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经济状况日益改善的情况下，人们却又感到生活空虚，并且抱怨人际关系难处，人情冷漠、人心不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经济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更多地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忽略了精神需求和人情温暖，失却了精神寄托。正如弗洛姆所描述，“个人解脱了经济和政治纽带的束缚，他通过在新的制度中积极和独立地发挥作用，获得了积极的自由。但同时，他的摆脱的这些纽带正是过去给予他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那些纽带，人不再生活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封闭的世界里。他受到了强大的超人力量、资本和市场的威胁。随着所有人都成为他潜在的竞争对手，他同他人的关系成了一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关系。新的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深深的不安全、无力量、怀疑、孤独和忧虑感”［2］。

经济制度范文篇9

[关键词]制度经济制度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制度本质上是人们设计出来用于调节利益关系的一种社会机制，其基本功能就是规定、调节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基本的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制度的作用。

一、制度本质上是调节利益关系的一种社会机制

制度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行动准则。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依靠一套制度规范来调整和维系。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用于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制度本质上是人们设计出来用于调节利益关系的一种社会机制，其基本功能就是规定、调节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基本的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利益对立和摩擦会变得很频繁，经济社会不可能达到健康发展。因此，在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制度的作用。

1.制度是现实社会关系中不同人们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社会分层加剧、社会关系复杂多样，如何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规则可循，制度在此就提供了准则。在经济发展中，工作千头万绪，最根本的起基础和保障作用的是制度建设。

2.推进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制度建设保证。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社会稳定的平衡，也就是能够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二、深刻认识目前我国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经济发展中的人本诉求迫切需要完善制度，而制度建设则为经济发展的人本目的提供有效保证。建立一整套在各方面更加定型的制度，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处就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己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但是，实践的新发展对我国社会制度化水平提出了实质性的新要求，而当前制度的供给状况与对制度的更高要求形成明显反差。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制度改革响应不够及时，制度创新相对滞后，甚至在实践中造成了障碍。具体体现在:

1.形式制度与实质制度之间的反差。从我国经济社会生活表象来看，各个层次、各种形式的具体制度看似比较完善，基本覆盖了所有的领域。但在现实中，这些名义上的、正式的、显性的制度规范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真正引导和约束人们行为的往往是那些背后的、非正式的、隐性的“潜规则”。

2.制度的内在协调性与现实冲突之间的反差。完善的制度是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相互协调、相互支撑的有机体系。

3.制度的公众本位与部门本位之间的反差。制度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其根本出发点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一些部门在相关制度设计过程中，局限于自身部门角度而缺乏全局考虑，以部门利益来支配制度设计，将部门权力尽量扩大化，而将服务公众的责任尽量泛化和缩小，以至于这些制度成了他们“权力寻租”的“法宝”。

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这就要我们紧紧把握制度改革的时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不断提高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制度化水平。

1.要注重制度的整体设计和协调推进。要根据新形势下社会矛盾关联性、综合性日益突出的趋势，着重从全局和整体层面来设计和推动制度改革。要在总结以往制度改革经验与教训、把握制度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对制度改革的步骤、方式、整体布局做到科学规划，使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制度改革相协调，使制度改革的设计、制定、实施、监督等程序和环节相匹配。

2.要切实突破制度改革的部门本位。要着眼于克服部门本位及主导的弊端，对制度设计和制定的程序进行必要的调整，同时切实加强立法机构的能力建设，扩大社会力量参与制度设计的范围和途径，保证制度设计和制定的公平正义性。

3.要从程序上保证公众的广泛参与。制度设计和制定最基本的原则是以人为本。在制度设计和制定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增强透明度，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通过完善政策、法律等制定的程序，让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都有充分表达自己诉求的机会和渠道，使每一项制度的推出能经过广泛的上下讨论，使制度改革的过程成为发扬民主的过程，成为推进法治的过程。

三、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制度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范畴，可以从多学科、多角度来加以界定。从社会学意义上看:制度，一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准则体系以及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二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制定、完善并执行准则、规章的活动即制度建设。T.W.舒尔茨在将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时，又指出这样的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

四、结语

制度要真正能够充分发挥效应，应当是与经济社会现实契合。可以说，对要调整的对象认识得是否清楚，关系到所制定的制度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实现预期目标。为此，应当按照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理念，跟踪经济社会的变化，精心地、持之以恒地进行制度建设，以使制度日趋完善，更加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经济制度范文篇10

【摘要题】体育与经济

【英文摘要】Fromthepoint……

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体育发达的国家，往往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体育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体育规则与市场规则具有同一性。由此产生了体育文化与市场文化的双向互动效应。发现这种同一性并主动地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不仅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建构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促进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一、“制度”的本质和一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进行着举世瞩目的深刻的制度变迁，而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构成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因此，探索制度创新，尤其是非正式制度创新的文化动力，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体育是社会影响力最大、社会渗透力最强的文化形式，探索体育竞技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相关性及其良性互动的可能性，显然应当成为体育研究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一切应当从“制度”的概念说起。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由人制定的，抑制人际交流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人类交往规则。“制度”的首要功能是协调人的行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可靠合作，增进秩序。在无制度或制度失效的情况下，社会就会混乱无序，社会交往必然代价高昂，信任与合作必然趋于瓦解。[1]例如，没有规则，无论有多么出色的运动员和体育运动设施都不可能组织起一场体育竞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结构包括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基本价值信念和伦理、道德习俗。[2]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包括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前者是由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包括习惯、伦理道德和习俗；后者由设计而成，并有违规制裁机制保证其执行的法律、条例和成文规则。就体育而言，前者指运动员、裁判员的行业习俗和职业道德，后者指市场经济的法律和规则。两种规范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一种制度体系能够达到两者的高度统一，那么将最大限度地实现制度效能，节约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

有效制度的最本质特征是普适性，它包括三种含义：第一，它必须具有普适性（一般性），即不应在无确切理由的情况下，对个人和情境实行差别待遇。它必须“适用于未知的，数目无法确定的个人和情境”。反之，如果制度具体而非抽象，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亲此疏彼，就无法很好地发挥节约知识搜寻成本的功能，导致行为的低效率。第二，它必须在两种意义上具有确定性：一是可以认识性，公民应能清晰地读懂制度信号，二是能就未来的环境提供可靠的指南。第三，它必须具有开放性，可以不断改进，以便允许行为者通过创新活动对新环境作出反应。[1]

一般说来，普适性特征在禁令性规则中更易于得到保证。它意味着制度适用于一切未知的任何情境，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无人高踞于规则之上。如果制度违背了普适性，那么就会削弱对规则的服从，削弱制度的协调性和规范性，例如，如果对高官和富人采取不同的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警察可以违反交通规则，不受任何惩罚，如果法律对政府官员比百姓宽松，如果球星犯规不能得到同其他球员相同的判罚，那么，对制度的自发遵守就会衰退，当然无疑会削弱制度的效能。

二、体育竞技规则与市场经济规则的同一性

毫无疑问，体育竞技规则与市场经济规则从规范对象、规范目标，到规范主体和规范结果都不相同。然而，从形式上来说，它们都属于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行为、促进人们相互协作的“制度”，两者之间不仅在正式制度上形式相同，而且在非正式制度的基本价值信念上有着惊人的同一性。

1.体育规则和市场规则都反映了人类的基本价值

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不同于他人的目标，但是，这些各不相同的目标背后却体现了人类共同追求的基本价值。它们是所有人自觉不自觉地信奉的价值信念。这就是自由、公正、安全和平和经济福利。其中，除了经济福利价值外，其他价值都共同体现在体育规则和市场规则之中。

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自由主要是指免于任意强制，在普适性法律约束下自我选择、自我负责、自主追求幸福的自由。市场经济规则和体育竞技规则恰恰为自由设定了法治框架。正是在这种前提下，人们才能真正获得自由。这种规则是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的，因此，它体现了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体现了公正原则。这种平等不仅包括了主体人格上的平等，而且体现了程序上的无歧视原则。这种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质就是公平或公正。

同时，体育规则与市场规则所设定的秩序反映人类对和平的追求。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人们解决利益纷争的方式主要是暴力方式。尽管掠夺、战争等暴力行为贯穿人类的历史，但不否认人类同时始终如一地追求着和平，因为和平才能保证人的生命价值和社会繁荣。而市场经济则是一种排除暴力的和平的自由竞争，是一种最有效的“生财”方式，是惟一能由个人自利行为促进公利结果的制度方式。体育是人的原始攻击本能的文化宣泄，是一种和平的平等竞争，人类暴力潜能的文化升华，是提升所有人生命质量和能力的游戏。竞技主体是“对手”和“朋友”的双重角色组合。体育与市场都使人的趋利倾向和暴力潜能得到了对社会和他人有益无害的文化实现，你死我活的暴力竞争变成了和平的竞争，所以，体育和市场集中体现了追求和平的人类的基本价值。

2.体育竞技模式与市场经济模式所奉行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首先，体育竞技模式与市场经济模式都奉行主体性原则。赛场与市场一样，运动员与厂商和顾客都是自主决定、分散决策的主体。在赛场上，运动员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制胜目标；在市场上，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营主体，消费者也自主选择，拥有消费者主权，所以，都体现了人的主体性本质。

其次，都奉行自由竞争原则。商场与赛场一样，都具有准军事性质，都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没有竞争就没有体育，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这种竞争是自由的，不应当有任何不合理的限制。例如，奥运会接纳所有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的种族、性别、经济文化水平、国家大小、意识形态差异的限制。市场经济以无壁垒限制的完全竞争为理想状态，以经济主体的平等竞争为先决条件。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国际化。

再次，都奉行“规则至上”的法治原则。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决反对经济特权和超经济的政治强制；市场经济要求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体育竞技也是如此。在比赛中，无论是什么国家和民族的运动员，无论是明星大腕还是无名小辈，都必须遵守竞技规则，一旦犯规，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正是这种法治原则才推动了体育竞技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市场经济的不断跃进。

最后，都奉行追求卓越原则。“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集中体现了人类自身不断地自我超越的精神原则。市场经济制度的原则之一是优胜劣汰。只有优胜劣汰，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佳使用效率。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如果不在创新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就会被淘汰出局。从这个意义上说，赛场是市场的微观模型。

三、体育竞技模式对市场经济模式建构的意义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是，许多微观制度还须创新性建构。已经建立的制度规则，急需非正式制度的文化支持，才能达到良性运行。由于市场经济模式与体育竞技模式具有同一性，因此，体育竞技模式对市场经济模式的建构具有突出的示范作用。体育竞技规则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变得非常严密和科学，形成了高度国际化的完善制度系统，可以成为当之无愧的示范模型。

仅从人所共知的球场模型来看，足球赛场是由运动员、裁判员、球迷（观众）、媒体、足协等5个要素组成的系统。其中竞技主体是对阵的运动员，他们在正式、公开、透明的比赛规则的约束下进行竞争，裁判员根据规则时刻监督着运动员的活动，一旦发现越轨的机会主义行为，立即根据情节实行不同程度的惩罚。裁判公正是球员水平发挥和竞赛顺种进行及结果公正的关键性因素。一旦球员打假球，在裁判员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观众会实施监督并通过大众传媒进行非正式惩罚，并且敦促足协实施正式惩罚。如果出现裁判“寻租”现象，即裁判与球员合谋的“黑哨”现象，对方运动员可以向足协申诉，对之进行正式惩罚，观众自己也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对之实行广泛的非正式惩罚。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运动员，政府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和裁判员的统一。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起保证政府官员不吹、不敢吹“黑哨”的机制，并且形成责任明确、循环制衡的监督机制，消费者大众和企业也可以“告官”、控告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大众及大众传媒有权利对企业和政府官员实行广泛的监督，并具有制度保证，这样才能真正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体育竞技规则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主动地通过适当的教育和传播方式，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中的示范作用，将对我国的经济转轨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