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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宪法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9 12:03:01

经济宪法

经济宪法范文篇1

关键词:宪法;经济法;经济性

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都离不开经济法以及宪法的指导和规范，各行各业的发展，都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体现。在宪法和经济法二者之间，不仅具有共同制约经济体制优化发展的作用，还需能够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进行协调统一，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立足社会发展才能够保证法律的有效性。

一、宪法与经济法关系的经济性体现

宪法是我国的一部基本法律，宪法当中针对我国的各项事业建设都进行了总结性的规定。而经济法主要制约的对象是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发展当中的各个主体以及各项活动。宪法和经济法之间存在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经济性”。宪法在规范国计民生的同时，不会忽视对于经济建设的约束，宪法和经济法的作用以及内容，都是二者共同拥有经济性的一种体现。国家的宪法当中，会结合国家的经济制度进行提现，因此，不同国家的宪法当中针对经济的内容存在极大的差别。宪法是我国公民经济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是我国公有制、私有制发展的重要影响者，也是国民经济推进的重要因素。在一个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以及国内经济形势都是不同的，而为了能够在不同时代的经济要求下都突显出经济性，宪法和经济法都需要能够时刻体现国家的经济职能，体现法律化的经济调控手段以及权利。在世界各国当中，宪法由于具有经济性，因此都会促进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宪法也是如此，在修改与完善的过程当中，都将不断完善经济性规范作为重要的参考要素。

二、宪法与经济法的经济性交互影响

(一)宪法对经济法的影响。在各个国家的宪法当中，都不乏对于经济方面进行的一些规范，可以称之为先发的经济性规范。在宪法当中，经济性规范主要的内容包含有经济体制、经济所有制等一些较为基本的经济制度，同时还针对经济职权的分配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宪法对于经济法的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了经济分权、产权结构以及国家的经济职权等方面。首先宪法对于经济分权的规范当中，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必须要体现出国家的政治、经济特色。国家主体以及社会各个分支的运作、发展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宪法也针对公共经济、私人经济等进行了明确的分权规范。其次在国家以及国民的产权结构当中，宪法针对所有制、分配制度以及经济体制等都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规范。我国实行的各项产权结构规定也都是在宪法当中体现出来的。最后在国家机构经济职权的规定当中，宪法赋予国家机构的财政权、预算全以及发债权等，都是基于经济角度进行的。(二)经济法落实了宪法思想。宪法当中虽然针对经济的各项概念与制度进行了固定和划分，但是从实质上来说，各项经济制度的推行和实践，离不开经济法对于宪法思想的落实，只有遵循经济法，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够拥有稳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环境。首先宪法作为一部根本大法，并不能够在各个方面进行有效细化，只能依赖普通法律，例如经济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等进行推广实践，如果没有经济法，那么宪法当中存在的经济性规定只是几页文字［1］。其次，经济法在推广落实的过程当中，能够推进宪法不断发展进步。经济法和经济活动的联系是直接而又密切的，很多经济社会当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需求，都反映到了经济法当中，经济法的发展实质上也是宪法的一种完善。最后在经济法实践过程当中，可以先行进行一些探索和制度方面的改革，在现实当中如果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就能够在宪法上继续做相应的规定。宪法的完善不能够脱离实际，而经济法则是宪法当中经济性规范修改与现实经济发展当中的一道稳固的桥梁，担任着沟通和反馈的重要作用。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开展宪法以及经济法关系的“经济性”分析过程当中，必须要能够了解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实情，只有立足于实际，才能够制定、完善相关法律。随着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宪法当中针对经济领域所涉及到的内容都需要通过完善经济法来进行解决，宪法和经济法和谐统一，相互促进，才能够促进社会整体经济进步以及法制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孙茂红．宪法与经济法关系的“经济性”分析［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6(05):197．

经济宪法范文篇2

引言

经济宪法0一词在19世纪就已出现于学者的著述之中,¹但直到20世纪中期才得到广泛承认;而其第一次付诸于实践是在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宪法之中。目前,在一些西方国家,经济宪法0已经成为学者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得到了专门研究,经济宪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也正在形成。º但对什么是经济宪法0,至今尚无统一的定义。一般来说,经济宪法0是指规范经济活动的法律和机构安排的总和0。¹当然,这一定义0未免有些过于笼统。下面两位德国法学家的定义则显得更为详细和确切。费肯舍尔(W.Fikentscher)指出:就当代意义而言,经济宪法由宪法性条款以及其他根本性法律条款的总和构成,,这些条款规制经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根本关系。0º林克(M.Rinck)的定义与其有相似之处。他指出,经济宪法是国家为了确定经济自由的范围,施行监督或经济统制,作为依据的基本法律原则与宪法规范0。»这一定义在欧盟背景下同样适用,但它规范的不是一国内部的关系,而是具有跨国性质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从最初由6个成员国组成的欧洲煤钢联营0发展到今天包括27个成员国在内的欧洲联盟,经济一体化一直是欧洲一体化最重要的原动力。与其他领域相比,经济领域也是一体化程度最深入的领域,这一点突出地反映在共同市场的良好运行上。然而,众所周知,尽管市场本身有其自行调节、控制的内在机理和规律,但是,它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市场的有序运作必须依赖于公共机构按照宪法和法律对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的规制和管理。对于欧盟而言,这一点也不例外。而且,由于欧盟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市场0,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复杂。为此,欧共体自创始之初就确立了法律在一体化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在对共同市场的规制方面主要依靠它的法律体系,并在欧洲法院的实践过程中逐渐赋予了其基础条约宪法0的诸多功能。根据上述关于经济宪法0的定义,这些规制共同市场中各种行为主体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包括公共机构与私人行为主体的关系,以及私人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法律就可以总称为欧洲经济宪法0。研究欧洲经济宪法不可能绕过德国的实践和理论,尤其是弗莱堡学派的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即经济宪法理论),因为学界普遍认为,¹尽管经济宪法0不是弗莱堡学派的发明,但它却以特有的分析和解释框架赋予了经济宪法0以新的生命力,尤其是,通过赋予规制经济运行的法律体系以宪法0地位,使其具备了与政治宪法同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一秩序自由主义与欧洲经济宪法

(一)秩序自由主义秩序自由主义º(也有人称其理论为自由秩序0主义)是弗莱堡学派(因其代表人物经济学家沃尔特#欧肯(WalterEucken)与法学家弗朗兹#伯姆(FranzBÊhm)和格罗斯曼#杜尔特(GroBmannDiertg)均为弗莱堡大学的教授而得名)的主要理论体系。它初步形成于魏玛共和国失败之后,而其成为正式的理论体系、并对德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32和1933年,欧肯与伯姆分别发表了著作5国家结构转型6(StaatlicheStrukturwandlungen)和5竞争与反垄断6(WettbewerbundMonopolkampf),标志着其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但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所提倡的秩序、自由等理念不可能得到广泛传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就德国5基本法6展开的辩论中,经济宪法0才受到了极为广泛的关注,其焦点是宪法是否应该对某种特殊的经济模式产生法律约束力。在这一过程中,弗莱堡学派脱颖而出,其秩序自由主义0也日臻成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秩序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它进一步扩大了自由主义的视野,并且对其进行了修正。尤其是,它将对经济现象的分析置于了政治)法律背景之下,,运用法律语言,为他们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增加了一种-宪法.因素0,从而把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经济学应当脱离法学和政治学颠倒了过来。它认为,政治宪法最终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宪法0,而经济的特征和效率则取决于它同政治和法律体系的关系。而经济宪法的概念则是秩序自由主义用于整合其法律和经济思想的工具,它将法律和经济的视角和话语编织为一体,并为其全部工作确定了方向。¹秩序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如下:第一,全面保护个人自由是秩序自由主义的根本出发点。这里所说的个人自由0既包括政治自由也包括经济自由,因为政治自由本身并不能保障社会所有成员的经济自由。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本要素,但其重要性却往往被忽略。因此,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均应实现对个人自由的全面保护。第二,鉴于上述原因,保护自由竞争具有核心意义,因为垄断会导致私人经济权力的集中,从而侵害其他市场参与者的经济自由。只有自由竞争的经济才是最佳经济模式,它是实现经济繁荣与社会公正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国家维护政治民主与自由的基础。所有竞争者机会平等,这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前提。因此,国家应建立维护自由竞争的法律制度,并将其提高到经济宪法的地位。竞争不仅是实现诸如增长与效率等经济目标的手段,它更主要地是一种控制私人经济权力的程序。第三,国家与市场秩序的关系。市场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完善的。因此,国家不可避免地应被赋予一种特殊的保障功能。为了保护个人自由,国家有责任建立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旧的自由主义国家0应被强势国家0代替,经济制度必须受到行政机构的保护,但国家绝不应该去指导经济进程,而是应确立以经济行为体的自我决定为基础的竞争体系。由此可见,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弗莱堡学派宣扬的是一种介于中央计划经济与毫无规制的自由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0。第四,法律的核心作用。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法律(经济宪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将市场固定0在宪法框架中,从而保护竞争不被扭曲,保证市场的利益平等地分配给整个社会;另一方面,通过法律防止政府权力侵害个人权利,并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降低到最小程度,即保障一个有限政府0。这样一来,弗莱堡学派就将宪法秩序与经济秩序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法律由此成为市场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秩序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竞争性的经济体系是建设一个繁荣、自由和公平的社会的必要条件,但是,只有将市场纳入一个宪法框架0,这一社会才能得以发展。法律既保护经济自由,也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与社会整合,而竞争法处于这个方案的中心位置。¹秩序自由主义为德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特别是对德国竞争法的发展影响深远。此外,它还对欧洲经济宪法、尤其是竞争法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二)秩序自由主义与欧洲经济宪法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是和平与经济繁荣,而非秩序自由主义,这一点众所周知。但后者为欧洲统一市场提供了一套完备而有理论基础的观念体系,可以使一般的政治目标具有法律和政治形式0。º它对欧洲经济宪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弗莱堡学派从学术思想方面对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知识界人士产生了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肯、伯姆等人纷纷到其他欧洲国家讲学,传播秩序自由主义思想。在他们的影响下,欧洲一些国家的知识界和政界开始讨论并逐步接受秩序自由主义,尤其是在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国。而很多接受秩序自由主义的政界人士(其中包括曾经担任过法国总理的雷蒙#巴利[RaymondBarre])在执掌权力后又通过制度、人事安排等方式把这种思想转化为政策与法律。秩序自由主义思想通过这种方式传遍了整个欧洲,从而对后来欧洲一体化的理论基础产生了智识上的影响。第二,在实践中的影响。欧洲共同体初创时期也正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的时期,而秩序自由主义又是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理论来源,因此,当时德国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哈尔斯坦(欧共体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秩序自由学派的成员)、格罗本(HansvonderGroeben,斯巴克报告0的起草人之一),以及穆勒)阿马克(M™ller-Armack,社会市场经济概念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在德国政府任职期间对欧洲共同体经济政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等人,一般都认同秩序自由主义的思想,而他们又对欧洲共同体初创阶段的政策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贯穿欧洲一体化始终的一些核心思想观念与秩序自由主义一脉相承,其中最重要的有:经济自由;自由竞争的开放市场经济模式;法律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核心作用;经济法具有宪法地位,竞争法是经济宪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等等。原因在于,秩序自由主义的观点很适合于通过建立共同市场追求欧洲一体化的目标,例如,这项任务要求建立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新共同体,这与秩序自由主义的中心目标相一致。这个共同体应当建立在自愿的契约基础上,该契约能够起到类似于经济宪法观在秩序自由主义思想中所起的那种作用。因此可以说,秩序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能够直接适用于这个新的共同体的问题0。¹第四,秩序自由主义对欧盟竞争法的发展有着尤其重要的影响。1957年,德国制定了欧洲第一部现代竞争法,秩序自由主义功不可没,它使竞争法在德国获得了经济宪法0的核心地位,而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体系中,竞争法是不会被赋予宪法地位的。将竞争法条款纳入5罗马条约6、并因此具备了宪法地位与此不无关系。此外,欧盟竞争法的某些具体规定,尤其是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更是直接来自于德国的竞争法,而不是美国的反托拉斯法。

二欧洲经济宪法:形成与发展

(一)概述欧洲经济一体化既包含消极一体化0措施即消除阻碍一体化障碍的措施也包含积极一体化0措施,即协调成员国的法律法规、促进一体化发展的措施。由于当经济一体化条约包括相当程度的积极一体化时,人们可以将该条约视为某种经济宪法0,¹因此,我们可以将欧共体欧盟的一系列基础条约(以及某些二级立法和欧洲法院的判例法)视为它的经济宪法,即欧洲经济宪法。欧洲经济宪法以保证共同市场的实现和正常运转、维护共同市场的完整和统一为宗旨。它涵盖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自由竞争、自由流动、经济与货币联盟以及共同商业政策等。此外,欧洲经济宪法还涉及了交通、工业政策以及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等诸多领域,但它的两大核心原则是自由竞争和促进生产要素在欧盟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而实现这两项原则的工具则是竞争法和与自由流动相关的法律法规。欧洲经济宪法的基本结构和原则主要产生于各项基础条约中的相关条款,其核心宗旨是建立自由竞争的开放市场经济0(anopenmarketwithfreecompe-tition),这一原则已明确写入了基础条约。当然,还有一些重要的二级立法和欧洲法院的判例法也应被纳入欧洲经济宪法的范围(对竞争法而言尤其如此),尽管对此学者的意见并不一致。欧洲经济宪法的一些主要理念包括:开放的市场、保护经济自由、确保不被扭曲的竞争,并通过法律来构建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等等。目前,对于基础条约究竟是否可以被称为宪法0尚有争论,但其作为经济宪法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例如,欧洲法院曾经说过,经济宪法0的某些方面是不可更改的,即使通过对条约的修订也无法更改。º(二)欧洲经济宪法的形成与发展迄今为止,可以被视为欧洲经济宪法0的基础条约主要包括:1957年的5罗马条约6、1987年的5单一欧洲法令6、1992年的5马斯特里赫特条约6、1997年的5阿姆斯特丹条约6和2001年的5尼斯条约6。从欧洲经济宪法的角度来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前三部条约。¹另外,尽管由于欧洲宪法条约02005年陷入危机而被迫对其进行重新修订(里斯本条约0),但它包含的经济宪法0内容基本上没有做太多改动。5罗马条约6是为欧洲共同市场设立的第一部经济宪法,它为欧洲共同体确立了一系列经济目标,主要包括:经济活动的和谐发展、持续和均衡的扩展、增加稳定性,以及生活水平的加速提高。为实现这些目标,5罗马条约6规定了一系列实现手段(均包含在第3条中),其中最主要的是:(1)关税同盟与四大自由流动0。条约规定,共同体有责任取消成员国之间进口和出口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以及消除阻碍人员、服务与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2)自由竞争。条约规定,要建立一个确保共同市场上的竞争不被扭曲的体系0;(3)诸如共同贸易政策和共同运输政策等一系列共同政策。该条约确立的最重要的经济宪法原则包括:开放成员国经济、自由流动、不被扭曲的竞争和非歧视原则等。5单一欧洲法令6是对欧洲经济宪法的重要发展。众所周知,该法令是在欧共体委员会1988年白皮书的基础上颁布的,其目的之一正是为了完成内部市场。为此,条约特别给出了一个内部市场0(5罗马条约6中称共同市场0)的定义,即,内部市场应包括一个没有内部边界的区域,在此区域内,货物、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根据本条约的规定予以保证0,从而使得四大自由0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竞争法也实现了新的发展,关注重点从市场失败转向了规制失败,从控制私人行为者的反竞争行为转向了国家的反竞争行为与国家援助。º此外,共同政策的范围被大大扩展,例如包括了技术与研发、经济与社会聚合政策0,等等。更重要的是,该法令增加了经济和货币政策合作,从而开启了通向一部货币宪法0的道路。另外,5单一欧洲法令6还明确纳入了相互承认0原则。5马斯特里赫特条约6的功绩0不仅仅在于创建了一个欧洲联盟0,它标志着欧洲经济宪法的再一次重要进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明确要求成员国在实施以内部市场和以确定共同目标为基础的经济政策0的过程中,应遵守自由竞争的开放市场经济0这一原则(第3条)。这是1951年以来在基础条约中第一次明确出现与经济模式有关的条款。其次,马约引入了经济与货币联盟0的概念和机制,从而使得欧洲经济宪法纳入了货币宪法0的内容(尽管还有很多缺陷),使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除此之外,马约还再一次扩大了共同体行动的范围,包括教育、职业培训、文化、公共卫生、消费者保护,以及泛欧网络等,同时也加强了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干预和协调。此后的5阿姆斯特丹条约6和5尼斯条约6在经济宪法的内容方面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在此不再做具体描述。欧洲宪法条约0是欧盟为了适应自己的进一步扩大而做出的改革努力,尽管没能最终生效,但从目前的改革条约0草案来看,除了一些对成员国主权而言较为敏感的方面,与经济宪法有关的条款基本没有做太大修改。在经济宪法0方面,欧洲宪法条约0¹仍然以自由流动与自由竞争原则为其核心,这一点在条约中多次反复出现(例如在第三部分第三编第一章关于内部市场0的条款中)。与从前的条约相比,欧洲宪法条约0在对经济模式的阐述方面发生了变化:第I-3条首先强调了确立一个自由竞争和竞争不被扭曲的内部市场0的原则,接下来确立了欧盟应采取的经济模式,即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市场经济0(ahighlycompetitivesocialmarketeconomy),从而将社会市场经济0这一模式予以了宪法化0,º因而在经济模式的规定方面比马约确定的自由竞争的开放市场经济0更为明确。

三自由竞争与自由流动欧洲经济宪法对共同市场的规制

(一)自由竞争与欧洲竞争法如前所述,由于受到弗莱堡学派和德国竞争法实践的影响,欧洲一体化的创始者给予了自由竞争原则以宪法性地位,5罗马条约6一开始就赋予了自由竞争不可动摇的基础地位(规定要建立一个确保共同市场上的竞争不被扭曲的体系0),并在5马斯特里赫特条约6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该条约明确提出了自由竞争的开放市场经济0概念,并将竞争法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拓宽)。欧洲竞争法的主要目的有:第一,消除对共同市场的地域分割,促进欧洲市场的统一,从而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第二,克服私人垄断、国家垄断高度发达的经济结构对发展共同市场的阻碍,促进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第三,保障有效的市场结果,从而保障共同市场的经济收益;第四,保障经济行为体的经济自由,例如签约的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的自由、消费者自主选择的自由等等,从而充分保障个人自由。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欧洲竞争法的主要工具0包括:欧洲共同体条约第81条(前85条)和第82条(前86条)。第81条(1)规定,凡可能影响各成员国间的贸易并以阻止、限制或违反共同市场内的竞争准则为目的或产生此项结果的企业之间的协议、企业协会的决定、协作惯例以及特别是以下行为都是同共同市场相抵触的和必须予以禁止的:(1)直接或间接地限定购买价格或出售价格,或者限定交易的其他条件;(2)限制或控制生产、销路、技术发展或投资;(3)分配市场或供应货源;(4)以不平等的条件适用于贸易伙伴所履行的同等义务,使贸易伙伴因此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5)使合同的签订取决于贸易伙伴对额外义务的接受。无论按照此项额外义务的性质还是按照商业惯例,此项额外义务都是与合同标的毫无联系的。0当然,第81条(3)同时又规定了一些例外0条款,其目的在于促进技术进步或经济发展。第82条对滥用优势地位也做了规定。它指出,因一个或几个企业滥用其在共同市场的优势地位,或滥用其在共同市场的主要市场上的优势地位而使各成员国间的贸易可能受到影响的情况是与共同市场的目标相抵触的和必须予以禁止的。0它还进一步列举了滥用优势地位的几种表现:(1)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强行限定购买价格或出售价格,或者限定交易的其他不平等条件;(2)限制生产、销路或技术发展并因此使消费者蒙受损害;(3)对履行同等义务的贸易伙伴适用不平等的条件并从而使贸易伙伴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4)使合同的签订取决于贸易伙伴对额外义务的接受。而无论按照此项额外义务的性质还是按照商业准则,此项额外义务都是与合同标的毫无联系的。此外,条约还对影响竞争的倾销行为与国家援助做了具体规定。这样一来,欧洲竞争法的规制对象就不仅仅适用于企业和企业联合组织等私人行为主体,而且扩大到了成员国层面(原因在于,在现代社会中,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加强,所有成员国均采取一些立法与行政措施,对商业活动进行干预,因而对竞争秩序产生影响,因此,共同体竞争法对成员国的政府活动也可以适用0¹),从而不仅起到了控制私人经济权力的作用,同样也起到了限制国家权力的作用。以条约的相关条款为基础,欧共体又制订了一系列二级立法,主要是条例,例如关于竞争法实施的第12003号条例、关于控制企业兼并的第1392004号条例等,再加上欧洲法院与此相关的一些重要判例,从而形成了基本完备的欧洲竞争法体系,构成了欧洲经济宪法的核心之一。这些条款与相关条例均具有直接效力,因此,在共同体竞争法适用的领域,如果成员国的立法与其存在着冲突,则必须适用前者,这也是欧盟竞争法的宪法性特征之一。(二)自由流动如前所述,欧洲一体化始于经济一体化。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同市场是在欧洲共同体建立之初就已确立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首先保证各成员国之间无障碍0的自由经济交易,因此,消除妨碍四大生产要素商品、服务、人员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就变得至为重要。5罗马条约6就已规定,要在各成员国之间取消货物进出口关税和数量限制以及其他具有同样作用的措施0;在各成员国之间消除关于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0。这些原则的重要性在欧洲经济宪法后来的变迁中从来没有动摇过。事实上,自由流动原则与竞争法对于共同市场的规制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二者的功能也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之处。换言之,四大自由流动原则的目的之一恰恰是为了消除国家垄断,实现最大程度的竞争,这一点不言而喻。因为四大自由0的实现不仅可以使消费者自由选择产品,更重要的是,经济主体可以-用脚投票.,选择对自己来说框架条件最适宜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经济活动0,º从而使成员国不得不为创造更优的市场条件进行一系列法律与机构的改革,例如市场的自由化、税收制度的简化、选择适当的社会政策和环保标准,等等,从而最终为国家间的进一步竞争创造了必要条件。当然,二者针对的对象是不同的:竞争法主要针对的是私人行为主体,而自由流动针对的则主要是成员国。这也是二者相辅相成的一个例证。自由流动原则对共同市场的规制作用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自由流动原则的实现充分保护了欧洲公民的个人自由首先是经济自由,进而由经济自由发展为政治自由;第二,自由流动原则有效防止了成员国对共同市场的分割,促进了共同市场的统一和深化;第三,通过确立禁止歧视、平等待遇、相互承认等原则,不仅使共同体法在所有成员国内得到了平等适用,而且使在与自由流动有关的法律方面,所有成员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在共同体的每一个国家同样适用。也就是说,在整个内部市场范围内不能因为不同成员国法律和法规的不同而对经济行为进行限制;¹第四,由于相互承认原则不足以使各成员国的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趋同,因此,为了进一步消除妨碍自由流动的障碍,欧盟又通过了一系列与统一技术标准有关的指令,从而使成员国的法律法规得到了进一步的协调和趋同,进一步保障了共同市场的统一。欧洲共同体条约用整整两编的篇幅对四大自由流动予以了详细规定,第一编对货物自由流动原则予以了全面规定,其中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关税同盟,二是取消各成员国之间的数量限制。第三编对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予以了规定。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再对其具体规定进行描述。此后,随着相关二级立法的通过以及欧洲法院判例法的发展,自由流动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和深化。尤其是,欧洲法院在通过一系列判决对自由流动原则予以解释的过程中,又给予并深化了自由流动原则所蕴含的宪法意义。事实上,诸如直接效力等欧共体法的根本性宪法原则并非来源于基础条约的明确规定,而是来源于欧洲法院的判例法,而且其中很多都与自由流动原则有关(例如直接效力原则就来源于与货物自由流动0有关的VanGendenLoos一案)。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除资本自由流动之外的规制其他三项要素自由流动的相关法律就已经获得了直接效力,而鉴于资本的特殊性,直到1995年之后,与资本自由流动相关的法律才获得了直接效力。当然,自由流动原则还具有相当的局限性,除了基础条约规定的一系列例外0,它还仅限于具有跨国0性质或影响的行为,而对于在一国范围内的经济行为则基本无能为力。

经济宪法范文篇3

一、引言

近几周人们对于基本法中关于经济的部分进行了很多的讨论,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忽视的"德国联邦议院已经通过了为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必要性,将银行财产收归国有的法律基础,71〕并且还讨论了在基本法中规定国家责任界限的不同建议"这些问题是值得探究的,因为通常认为,德国的基本法中只有少部分关于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规定"当人们谈到德国经济近60年来的迅猛发展时,也很少提及基本法,而是首先指向别的事件和因素,例如在1948年6月20日基本法颁布前近一年被推行的货币改革,另外还有对经济和社会体制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举措,即社会市场经济"我想试着谈谈,德国基本法对于德国经济制度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影响了社会国家原则的表现形式,并为德国的稳定和富裕作出了必要的贡献"

二、德国经济秩序的发展和基本法

首先,基本法看起来似乎真的对德国的经济秩序发展仅作出了很少的贡献"联邦宪法法院一再强调基本法的.-经济政策的中立性0"[2二因此也可以说,基本法赋予了构建不同经济秩序形态的选择权"5基本法6不仅包含了保障经济行为的基本权利)这里以5基本法6第14条、12条以及第2条第1款为例,还包含了以第15条为例的规定,即不动产和土地、自然资源及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可以获得损害赔偿"根据这些不同的表述,我们实际上可以想象出许多截然不同的经济秩序"但可以肯定的是:起草、磋商、通过基本法的这些人,代表了一种政治上的多样性"除了共产党之外,在德国社会(SPD)和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中也存在一种相当有影响力的流派,他们追求一种社会主义的或是共同经济的经济体制"川我们可以说.虽然第15条从结果上看基本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它是这些流派主张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历史环境中,联邦宪法法院多次并且特别强调基本法是经济政策上中立0的"事实上,在历史上一方面建议施行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追求继续社会化进程的经济政策之争,基本法基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我们只能说,完全隶属于国家计划管理的经济体制是不可行的"顺便提一下,如今德国确定了推行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0"1990年通过两德签订的5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及社会联盟的条约6的第1条第3款确定了社会市场经济作为共同的经济秩序0"川然而德国的经济和社会体制发展是否真的和德国基本法没什么关系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有争议的"事实上,基本法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德国的经济秩序并没有向着当时两国主张的不同经济秩序方向发展"在其发展中,国家对市场的作用也正在逐步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从两国当时的历史矛盾看来几乎不可能的相互合作"基本法和宪法实践显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德国的经济秩序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和市场共同作用的"对经济的深人调整以及建立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政治理念共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另外还有一些国家作为大股东并且行使相当控制权的情况"这里我想以大众公司为例,最初大众企业是国有的,如今下萨克森州仍然持有其大量的股份"川除此以外,5大众公司私有化法6确保下萨克森州在大众公司私有化后仍然能够对公司经营施加巨大的影响力"川国家对于经济的影响在随后的几年里有所加强"德国经济在1966年和1967年经历了严重的衰退"人们通过引人全面控制0体制寻求解决之道"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学说可知,国家应当投人其全部经济政策手段主动干预经济,以缓解经济衰退"川并且规定,货币及中央银行政策、财政预算政策、政府采购以及国家援助事宜应以一种相互协调的方式作为,这种合作形式的主体应当包括联邦、各州和德国联邦银行"川5基本法6第109条的修改为此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联邦和各州在编制预算时应当根据第109条第2款考虑到所谓整体经济平衡0的必要性"根据同时期颁布的以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为目的的国家稳定法,川这样一种整体经济平衡应当设立以下个部分冲突的目标:即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外贸收支平衡以及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第109条第4款规定了一种防止整体经济平衡受干扰的手段,即可以规定地方机构和共管乡镇组织的贷款取得以及联邦和各州在德意志联邦银行开立无息结存账户(经济景气平衡准备金)的义务"这种举措和法律的发展明显反映了当时对于计划经济以及国家调控的可行性是持乐观态度的"我们也不能把经济秩序的发展看作是国家影响作用的持续加强"20世纪80年代以及两德统一后显现出了另一种不同的趋势"尤其是基于欧洲的影响出现了一种广泛的私有化趋势,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供给领域"〔-"〕以前由国家建立的铁路、邮政、电信以及电力和当时其他相应的公共设施一起都被私有化了"因此需要建立市场并且运用竞争法手段调控,限制国有企业的市场统治地位并且同时保障重要的公共生存利益"仁-1口第87e条第4款和第87f条第1款包含了所谓的国家保证义务"第87e条第4款中提到,在扩建或运营联邦铁路网络时以及安排有关非客运性质的交通运输服务时,联邦保证考虑公共利益特别是交通的需求情况"第87f条第1款涉及邮政和电信方面.,联邦保证提供提供覆盖面较广、适当和充足的服务0"至此国家与市场的共同作用更加明显了"虽然在私有化的进程中国家正是通过私有化将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的义务分离出去,但是根据上述基本法的规定,国家有义务建立能够使服务的提供具有经济竞争力的法律上的框架性条件,这些条件应保证公共利益得以实现梦.2二所以我们现在明白,基本法事实上只是设置了经济政策和经济秩序的外部框架"

三、基本法和欧洲经济法

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更加现代的角度来讨论基本法对于经济的影响"如今涉及经济的法律在欧洲一体化的框架中很大程度上受到欧盟的影响"仁-3二这不仅仅涉及到外贸、农业、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等单一领域以及所谓的经济宏观调控法"竞争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被欧洲化了"一段时间以来,欧洲加深了在公司法、商法、民事诉讼法以及民法领域的影响"除此之外,联邦宪法法院在以基本法的标准对欧洲法进行的审查上有所收敛"它使欧洲法、由欧洲人权公约保障的基本权利保护和欧洲法院具有优先权,但并不表明欧洲基本权利保护降低到了基本法保护水平之下"7.书二因此德国宪法和宪法管辖权实际上在经济领域失去了影响力"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德国合宪的法律对这种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欧洲基本权利保护的发展过程中包含了众多与德国宪法相一致的元素"德国的宪法理念影响了欧洲法中基本权利地位的发展"德国宪法实践在欧洲法院的判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判决使基本权利地位被看作是成员国的宪法传承并且确定了基本权利在共同体法中的效力"这些基本权利包括经济自由、所有权保护、比例原则以及存续保护等等"这些欧洲法院的判例也影响了随着里斯本条约的签订规定了国家法律义务的欧洲基本权利宪章"泣-5二这里也是基本法的成功之处"

四、基本权利

5基本法6中的基本权利在经济秩序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里首先提到以下涉及经济的基本权利:第14条的财产权保护、第12条的职业自由和第2条第1款的一般行为自由"基本权利在德国的国家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使宪法诉讼和规范审查成为可能的宪法管辖权对此作出了很大贡献"联邦宪法法院通过一系列重要的判例影响了宪法领域,并且也促进了德国经济法的发展"基本权利首先确定了个人享有何种权利和自由并限制了国家的干预",5习但是如果在基本权利中仅仅看到国家公民间的边界划分以及国家市场间经济领域中的界,限,就不那么准确了"众所周知,基本权利不仅仅赋予了对抗国家干预的权利,而且包含了客观的价值内涵,〔.7〕这是在整个法律制度及其适用和解释中必须被考虑到的"因此基本权利不仅在权利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发挥作用,同样影响了公民间法律关系的构建"f.8〕需要强调的是,基本权利无论从何种角度看,特别在财产权保护中是绝不可能从独立的、排他的法律领域中推导出来的,而是起源于共同关系的相互作用"5基本法6第14条第2款规定的财产权的社会联系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同样符合这样一种设想,即权利和自由之间存在一种社会联系,基本权利正如今天被解释的那样,扩展了其保护范围,这种保护涉及到具体被保护的权利和自由之间的功能联系"财产权保护应当确保其在财产法领域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并且为基本权利享有者自行构建生活形式提供可能性"〔-习第14条中所指的财产具有私人使用性,也就是说要对权利主体予以确认"这样看来,财产应当作为私人自主行为的基础,并且有益于个人独立承担责任的利益"职业自由要求保护职业选择自由、,"〕职业从事自由、[21〕工作岗位选择自由及职业培训所在地的选择自由,卿〕保护作为职业与人类个性有关的及作为人类个性的延伸所表现出来的工作,并且应当提供基本的生活需要"同时,其保护范围也包括与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有关的相互行为"卿8最后,可以根据第2条第1款人格权的自由延伸着一基本权利得出与他人签订合同的自由"阳口以上观点表明,3项涉及经济的基本权利进一步保障了经济交流并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功能性前提条件使得竞争和市场得以存续"同样不应忽视的是,当我们将职业自由保护、财产保护、一般人格权保护这3项基本权利联系起来时,这种权利保护的意义便十分重大"虽然联邦宪法法院在其共同判决中指出,应当概括地看待这些基本权利并从中引出一种抽象的、广泛的经济模式,但是需要注意且强调的是,如今基本法表现出了重要的基本决定权"[25皿虽然纵观涉及经济的基本权利并没有规定明确的经济模式,嘟〕也没有提出建立市场和引人竞争机制的要求,卿〕但不可忽视的是,基本权利在限制竞争和取缔市场的解释中设置了严格的界限"联邦宪法法院在其一系列的判例中扩展了此原则,并作出了德国经济秩序发展的重要决定,其对于1979年3月1日(工人参与的)共同决定法的判决尤为重要"嘟二裁决涉及1979年的共同决定法,它规定了职工在2000人以上的公司,监事会(相当于董事会)由劳资双方代表组成,比例为各占50%"股东方仅仅在票数相当的情况下享有少量优势,即从这个团体中选出的领导在下一次的表决中拥有两票"如此大规模的员工参与在德国前所未有"在欧洲规则的影响下,这种参与在采矿冶金工业也就是煤钢生产企业存续已久"尽管如此,共同决定法还是为德国经济秩序指明了道路"最终,联邦宪法法院判定受到企业财产权保护及工会权利保护的宪法诉讼是无根据的"在众多值得一看的法院判决中,我想切合我的主题选出一例,来清楚表明联邦宪法法院是如何根据第14条财产权保护判定,财产的使用始终在经济上对第三人有影响"联邦宪法法院在其判决中肯定共同决定法的规定具有可行性,即立法者在财产使用涉及第三人利益时等特定情况下,有权规定财产的使用"具体判决如下:由5基本法6第14条第2款得出此案件中财产的使用和处分不仅局限于所有权人,而且涉及到因物的使用产生的其他共同权利人的利益"据此,基本法要求财产的使用必须符合公共利益,并且要考虑到一些非所有权人的利益,这些非所有权人应是在其自由的保障和自主生活的构建上依赖这些财产的使用的"少〕这项判决明确了基本权利在个体与国家事务关系中的重要性"除了在众多判决中涉及的雇佣关系问题,基本权利同样在环境政策和环境法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这些政策领域与经济密切相关,是因为在环境政策中也涉及到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保护和分配"虽说不能逐一举例,但我想强调的是,联邦宪法法院及法律学说肯定了基本权利的公共属性,特别是财产的社会关联性。

经济宪法范文篇4

《反垄断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阶段第一步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宪法，在企业发展保护中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就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形式来说，平等的市场经济参与者在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往往会由于经营管理性质、企业组织规模等客观因素在融资、税收以及政府支持力度等方面享受到不平衡的对待，这使得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处于中小企业与大规模企业、第三产业企业与第一、第二产业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状态之中。《反垄断法》的出台与执行旨在于规制市场参与竞争过程中各类型企业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问题，兼顾各类型企业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效益的实现问题。笔者现就经济宪法对企业发展的保护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与体会。

一经济宪法保护企业发展具体制度的域外经验分析

就我国现阶段所推行的经济宪法——《反垄断法》来说，这一部经济宪法立法最根源性的市场基础在于它将中小规模企业与大规模企业视作了整个市场经济中完全平等的参与主体，在同等市场条件下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及合作。因此，《反垄断法》在各项规章制度的制订中更多地偏向于通过规制大规模企业的竞争行为，以保护中小规模企业的发展。世界范围内各个反垄断法推行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有着诸多值得我们参考与借鉴的先进经验。具体而言，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1．反垄断法明令禁止大规模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滥用市场主体支配地位从世界范围来说，各个国家所推行的《反垄断法》均将大规模企业市场竞争过程中滥用市场主体支配地位这一问题作为了明令禁止事项的核心，这对于大规模企业来说是一种约束，对于中小规模企业而言更倾向于一种企业发展的保护性措施。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作用下，大规模企业所拥有的市场主体支配地位使其在市场竞争中以其特有的经济优势来限制或制约中小规模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实力，这显然违法了市场竞争主体平等参与的基本规定。各个国家《反垄断法》在深入践行这一制度的过程中为中小规模企业赢取了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限制了大规模企业的垄断性发展趋势。2．反垄断法明确做出有关豁免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的限制竞争协议在传统意义上的市场竞争规范当中，往往只有大规模企业才能够通过限制竞争协议来有效调整与控制整个市场的竞争格局，这对于大部分中小规模企业来说显然是不平等也是不利的。为确保全体市场参与主体在市场经营管理过程中经济利益的平等性发展，《反垄断法》明确作出了豁免市场参与主体，特别是中小规模企业在市场参与过程中的限制性竞争协议，意图通过此举来实现市场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经营利益的公平获取。3．反垄断法明确做出有关规制企业合并市场份额的相关规定一般来说，按照合并形式及合并结构的不同，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企业合并可以划分为横向合并、纵向合并以及混合型合并这三种基本形式。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合并形式，其最终目的都在于确保合并企业之间规模经济效益的形成及发展。这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企业的发展与进步，但大量的企业合并势必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市场面临着寡头企业垄断市场的威胁，这对于企业长期发展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而，各个国家在反垄断法的制定过程中都将企业的合并性问题作为最关键的反垄断问题，合并企业市场占有份额的划分来规制各规模、各经营性质企业之间的合并趋势，以此实现整个市场经济的“反垄断”。

二我国经济宪法对企业发展的保护分析

我们需要明确一点：我国当前所执行的《反垄断法》是在充分遵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体制建设程度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借鉴国外《反垄断法》优秀经验而形成的。市场经济参与行为主体均是我国《反垄断法》现阶段所保护的对象。从《反垄断法》的基本制订角度来说，我国同国外一样，针对现阶段市场经济竞争与参与过程中较为普遍的市场经营管理者垄断性协议达成问题、大规模企业经营管理者滥用市场主体支配地位问题、带有较为明显限制竞争色彩经营管理者相关行为活动的禁止性措施，这也是我国《反垄断法》最关键的实体性企业发展保护措施。与此同时，我国现阶段所推行的《反垄断法》还在原有市场参与及竞争规范文件的基础之上，对其经济保护性能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与细化。我国现阶段的《反垄断法》形成了横向协议与纵向协议平行管理与执行的基本方式。以大规模企业经营管理者滥用市场主体性支配地位这一问题为例，反垄断法将企业所参与的竞争市场做出了进一步的界定与细化，以此作为市场主体支配地位滥用及滥用程度的界定依据；以企业合并性问题为例，反垄断法将企业和并行问题的施动主体由传统意义上的内资企业扩大到了内资外资企业范围内，拓展反垄断法企业发展保护的保护范围。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阶段所推行的《反垄断法》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程度不够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在诸如行政垄断、企业规模界定以及企业合并豁免性等内容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制约着我国经济宪法对企业发展保护作用的发挥，需要采取相关手段与措施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三我国经济宪法对企业发展保护的立法完善措施分析

需要认识一点，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企业自身经济实力的发展与状态，更离不开经济宪法从法律及政策角度给予企业一定的保护。这也是我国制定经济宪法的最根本市场原因。就我国现阶段所推行的《反垄断法》来说，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发展还不够成熟的因素制约下，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误差性分析会使《反垄断法》在某些规章制度的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与缺陷，需要我们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基础之上，对其立法加以相应的改进与完善。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1．《反垄断法》需要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融合方面进行完善我国现阶段所推行的《反垄断法》从本质上来说是国家主体式的竞争政策。《反垄断法》在探求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忽略了与国家相关产业发展政策的融合问题。这使得我国《反垄断法》在践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风险性问题。以市场经济参与及竞争背景下企业的合并问题为例，《反垄断法》过分地关注与企业市场份额的控制性问题，并未对整个市场经济背景下产业结构的优化政策给予足够关注。这往往会使得合并企业在市场占有份额不断细化的作用下，盲目扩大销售，以各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获取市场占有份额的提升以及企业经济效益的实现，随即而来的风险性问题会使得整个合并企业陷入经营管理的行为误区。而且，合并企业在申报合并相关程序的过程中没有可供参考与借鉴的行业划分及界定问题，企业盲目的合并最终会加速寡头企业市场垄断问题的形成。这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反垄断法》在制定及执行中需要兼顾国家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融合，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细化企业合并的行业及领域分区问题，以此化解企业在合并中所形成的风险性问题。2．《反垄断法》需要在市场竞争参与主体经营管理规模的界定方面进行完善就我国现阶段所推行的《反垄断法》而言，它在基本规章总则中就对企业经营管理行为主体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主体就是指那部分从事商品生产、销售以及提供各种服务的自然人、法定代表人以及其他经营管理组织的统称。但反垄断法并未就企业规模的划分与界定作出进一步的说明。换言之，在当前的《反垄断法》背景下，我们无法明确划分大规模企业与中小规模企业。也就是说，《反垄断法》对于大规模企业发展的保护措施与中小规模企业发展的保护措施失去了基本划分标准。笔者认为，未来反垄断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需要将这种市场竞争参与主体经营管理规模界定标准的制定作为一大关键问题。有关企业经营管理规模的界定除了需要对企业经营管理独立性与市场费支配地位进行衡量以外，还需要通过企业全体员工人数、企业年均销售总额以及企业资产总额这三大指标对企业经营管理规模作出进一步的细化，以此使经济宪法更具针对性的为企业发展提供高效保护。3．反垄断法需要在企业经营管理行为主体因执法机构错误决定蒙受损失而获取国家赔偿的权利进行完善就我国现阶段所推行的《反垄断法》来说，其第七章明确指出了市场经济各方参与主体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从总体上来说，《反垄断法》第七章当中的从第四十六条直至第五十三条，其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均为企业经营管理行为主体，仅在第五十四条当中提到“反垄断执法机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徇私舞弊或人为泄露执法过程中悉知商业机密，进而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使得反垄断法当中的刑事责任追究有着较为强烈的偏向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反垄断法并未就企业因反垄断执法机构错误决定所承受损失的索赔权利进行说明。笔者认为，未来《反垄断法》应当注重这一问题的完善，在明确企业经营管理行为主体法律义务的同时赋予他们相应的法律权利，并就赔偿性质，赔偿标准及赔偿程序等进行明确规定，以此进一步强化《反垄断法》对于企业经济发展的保护。

经济宪法范文篇5

一、经济宪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

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被美国以、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名义占领,一度实际上沦为美国的附庸国。美军占领期间,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日本颁布了现行宪法和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日本垄断禁止法就是在这个期间颁布的(1947年),它是为了防止财阀的复活,持久地维持民主经济结构和市场竞争构造而制定的。该法的制定,确立了战后日本的自由经济体制,对防止和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的私人垄断及其弊害,使经济机能得以健康运转,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而、垄断禁止法在日本有、经济宪法之称。日本的垄断禁止法,实质上是美国反托拉斯法在日本的翻版。它包含了在美国较有影响的5谢尔曼法6(189年)和5联邦贸易委员会法6(1914年)的主要条款。在日本,有人甚至把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称为日本垄断禁止法的母法,这从其形式、结构和主要内容等方面都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例如,美反托拉斯法禁止一切托拉斯,日本的垄断禁止法则规定禁止一切类似托拉斯的私人垄断;美反托拉斯法禁止的、不合理或不适当的贸易控制,在日本垄断禁止法中也被视作、不当交易限制而加以禁止;在对违反者的制裁上,美国反托拉斯采取严厉的措施,日本垄断禁止法也不例外。为了实施这项法律,美国成立了联邦交易委员会,日本则仿照这一做法,设立了公正交易委员会。

二、经济宪法的目的及主要内容

日本垄断禁止法的第一章第一条即明确而详细地规定了该法的目的。这一规定明确了垄断禁止法的结构,成了解释各项规定的指针。对此,可从以下三个层次来加以理解:该法目的规定的第一层次是:、通过禁止私人垄断,不当的交易限制和不公正的交易方法,防止事业支配力过度集中,排除用结合、协定等方法对生产、销售、价格、技术等的不当限制以及其他一切对事业活动的不当的约束。第二层次是:、促进公正而自由的竞争,发挥事业者的创造性,繁荣事业活动,提高雇佣和国民收入的实际水平。这里、促进公正而自由的竞争,虽是垄断禁止法的直接目的,但也包含着确保自由经济秩序的意思。第三层次亦即最终目的是:、确保一般消费者的利益和促进国民经济民主而健康的发展。这里所说的、确保一般消费者利益,指的是通过促进公正而自由的竞争,确保消费者选择商品和服务的自由,也就是保障买卖双方经济机会的均等,进而促进国民经济民主而健康地发展,实现经济民主主义。经过多次修改后的日本现行垄断禁止法(最近修改:1978年法律第三十六号)分十章。¹因为经过了多次修改,数十年的精雕细刻不断完善,使该法达到了体系完整、实体规定与程序规定相互呼应的程度,这一特点可以从该法的立法目的和适用对象、涉及的禁止私人垄断、不正当交易限制、不公正的交易方法、事业支配力过度集中等有关条款以及该法中规定设立的公正交易委员会、诉讼制度和惩罚等反映出来。从实体规定上来看,日本垄断禁止法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关于禁止垄断的规定。该法规定:私人垄断、是指事业者,,排挤其他事业者的事业活动或进行支配,从而违反公共利益,在一定的交易领域内实质上限制竞争。º(二)关于排除经济力集中的规定。垄断禁止法的目的之一是、防止事业支配力的过度集中。要做到这一点,就不仅要求、规制事业者的行为,而且要求规制市场经济力的集中本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的占领政策的支配下,作为经济民主政策的一个核心提出来的就是解散财阀。(三)关于限制卡特尔的规定。(四)关于妨碍公正竞争的限制。垄断禁止法对私人垄断、不当的交易限制和不公正的交易方法等,一律加以禁止。但是,在特殊的事业部门和特殊的经济事项上,一律贯彻自由竞争的原则,并不一定能适应日本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便是垄断禁止法适用除外制度产生的原因。垄断禁止法对铁道、电力、煤气等自然垄断事业规定了适用除外(见垄断禁止法第21条)。这是因为在铁道、电力、煤气等成为公益事业的场合,在设备上投入巨额资金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听任几个企业去竞争,那么因此就会明显地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将来成为垄断或近乎垄断的状态的可能性就会更大。所以,必须限制企业的数量并为防止垄断的弊害而使其服从国家的监督。与此相反,关于卡特尔的适用除外制度却利弊并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再从程序规定来看,垄断禁止法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一)设立垄断禁止法的实施机构)))公正交易委员会。(二)采用审判程序处理违法案件。(三)直接规定了违反垄断禁止法的刑罚。其次是对国际卡特尔、限制事业者团体的人数、限制组成事业者团体的事业者的机能和活动的行为,科处二年以下徒刑或三百万日元以下的罚金(垄断禁止法第9条);对禁止控股公司、限制公司的股份持有和限制干部兼任的违反,科处一年以下徒刑或二百万元以下的罚金(垄断禁止法第91条)。罚金的数额,通过1977年的修改,全都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了十倍。同时,该法还规定了刑事责任的专属告发制度,即刑罚不能由公正交易委员会直接命令,而必须首先由公正交易委员会向检察总长告发,由检察官向法院起诉,通过法院科以刑罚。没有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告发,检察官就不能起诉。竞争秩序的维持,除由公正交易委员会执行竞争法规外,还需要企业界的积极配合。为此,日本有所谓、公正竞争规约。由行业协会或部分企业发起,全行业或地区行业企业参加,按照5赠品表示法6的规定,协商拟定本行业公正竞争规约,报公正交易委员会认可后即成为参加企业共同遵守的准则,并作为判断不公正行为的标准。由行业自己制定公正竞争规约这种办法是日本的创造,对竞争法规的贯彻执行和竞争秩序的维护,无疑具有一定作用。

三、经济宪法在日本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及作用

日本是承认经济法与民法、刑法并列的国家之一。根据日本一般的看法,经济法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干预的产物,它具有市场竞争法的性质。日本法学界把经济法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经济秩序法,另一部分是经济规制法(又可分为经济组织法和经济活动法)。这里的经济秩序法,主要就是垄断禁止法,由于它规定了所有产业部门都必须遵循的共同规范,因此,也就成了经济法中最基本的法律,居于经济法的核心地位,从而被称为、经济宪法。在战后的日本,垄断禁止法是作为规定经济秩序的基本性质而定的,这就决定了其作为经济法律制度的中心的机能。日本的竞争法即以5垄断禁止法6为首,组成了一个法规体系,在战后日本经济法律制度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日本的不少政界和学界人士,均对5垄断禁止法6作高度评价。5垄断禁止法6甚至成为日本经济法两大学派分歧的一个焦点。以日本著名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为首的学派认为5垄断禁止法6是经济法中的一个法,而以丹宗昭信教授等为代表的学派则认为,5垄断禁止法6就是日本经济法,或者说是日本经济法的基础。丹宗进而断言,只要严格执行5垄断禁止法6就能解决日美、日欧经济摩擦等重大难题。这种5垄断禁止法6成为经济法体系中的核心的法律的现象是日本经济法区别于其他国家经济法的特征之一,是与日本经济的发展以及立法实践紧密相联系的。当然,垄断禁止法在形式上毕竟不是宪法,尽管它的规定适用于所有经济领域。但是,根据特别法和后法优先原则,日本经济规制法中的各种经济立法可以确定不适用垄断禁止法的一些情况,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垄断禁止法的贯彻执行。客观地看待日本的5垄断禁止法6,应当承认,它对战后日本经济奇迹般的崛起,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经济宪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小企业的利益,维持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日本是中小企业最多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小企业可谓是其国民经济的支柱,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据统计,日本目前约有65万家中小企业,占整个企业总数的99%。¼日本也是最重视对中小企业立法的国家,一贯重视制订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以使它们能同大型企业进行有效的竞争。日本对中小企业的立法不只体现在对中小企业的保护上,而且发展到了通过立法来促进中小企业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可以说,日本、经济宪法起到了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协调各方利益的作用。它限制了垄断资本恃强凌弱,压制中小企业,滥用优势地位进行排挤活动,为所有企业创造了一个机会均等环境。其次,有利于鼓励先进企业,同时也有助于鞭策后进企业,进而使广大消费者最终受益。、经济宪法的问世以及以其为核心加上由其它诸如5不当赠品及不当招徕防止法6等法规构成的一个较为完备的竞争法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不正当竞争活动。而对于其他企业来说,不啻是一种警戒。其结果是提高了企业的素质,使其寻求正当竞争的途径,使消费者从中受益。第三,、经济宪法减轻和避免了国外势力对于日本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保护了日本工商业的发展。5垄断禁止法6属于国内法,按理说只在本国领域内行使管辖权。但是,西方国家的司法实践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倾向:放任本国企业对外竞争和扩张,与此同时却严禁国外企业对自己国家的涉足。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自然也不例外。这种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反映在它们所奉行的、域外管辖权理论上。例如,战后初期,美国垄断资本趁日本经济困难的时候,以贷款、援助的方式渗进日本各个经济领域。对此,日本一方面欢迎美国资本输入;另一方面,则仍沿用过去的一些限制外资的措施,对美国垄断集团加以限制。因此,美对日投资一度很慢。但美国凭借其对日政治上的控制地位,不断对日施加压力,迫使日本不得不一再放宽对外资的限制。但是自进入6年代以后,由于日本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日对美的出口反而增加更快。为了改变日美贸易严重的不平衡状况,美施加压力并采取种种反倾销办法,限制日对美出口。借助上述、域外管辖权原则,以5垄断禁止法6等为理论依据,日本在保护本国工业,抵御外来影响方面获益匪浅,使日本在国际交往中,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国的经济和本国资本家的利益。第四,打击了托拉斯、卡特尔的活动。所谓托拉斯,是指生产同类商品或在生产上有密切联系的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而从生产到销售全面合并,结为一体,形成供方、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独占局面。对此,日本5垄断禁止法6规定,事业者单独或与其它事业者结合或通谋,并排除或支配另一事业者的活动,而实质性地限制某些交易领域间的竞争,应予禁止。垄断联合达到何种程度才算违法,有、硬性和、软性两种标准。前者如5垄断禁止法6规定:市场规模年销售总额超过5亿日元者;一个事业者的市场占据率超过二分之一,或两个事业者的市场占据率合计超过四分之三,并使新设企业难以进入市场者。凡是这些达到、垄断状态的企业,该法规定必须采取分割措施,加以拆散。所谓、软性标准,即不一概禁止企业联合,只要联合后不至于达到垄断市场,妨碍竞争的境地则可允许。除托拉斯以外,控股公司、交叉董事等、交相垄断联合,亦在禁止之列。而卡特尔,是指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在划分市场、规定产量、确定价格等方面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事项上达到协议而形成一种垄断联合。参加卡特尔的企业在生产上、销售上,财务上和法律上均保持独立。卡特尔之所以被5垄断禁止法6所禁止,是因为它消弭了企业间本应存在的竞争角逐,制约了企业的自由活动。

经济宪法范文篇6

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变迁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经历了1949年、1982年、1988年、1999年以及24年五次变迁,这实质上是其法律地位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一个实践过程,并且最终实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国营经济领导下公私兼顾的临时宪法地位于1949年9月29日颁布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6规定,对中国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实行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方针。由此可见,当时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国营经济领导下公私兼顾的临时宪法地位。但是,为了追求单一的全民公有制经济形式,我国从1953年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并在宪法中确立了这一政策的合法性。1954年5宪法6第十条规定:国家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我国基本消灭了私有经济,仅存的一些个体经济,由于人数与规模甚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已微乎其微。此后的2多年间,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被彻底排斥。

(二)1982年宪法确立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宪法地位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一个步骤是放开、搞活,放开是指允许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和个体工商户的存在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一政策在1982年宪法中最终得以确立。1982年5宪法6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1982年5宪法6第十一条的内容集中反映了当时的政策:一是确立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宪法地位;二是明确地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三是国家对个体经济实行指导、帮助和监督的方针。

(三)1988年宪法修正案确立了私营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宪法地位1982年宪法确立了个体经济的宪法地位之后,我国的个体经济得到了更加迅猛的发展,雇工人数越来越多,突破了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概念的范围,出现了一大批私营企业,要求给予私营企业应有的法律地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于是,1988年宪法修正案赋予了私营经济应有的宪法地位。1988年修宪后的条文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次修宪只是在1982年5宪法6第十一条原文基础上,增加了第三款关于私营经济的规定,具有3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体现了我国从消灭私营经济到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重大政策的转变;二是赋予了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平等的宪法地位,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三是国家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方针。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宪法规定,国家对个体经济实行指导、帮助和监督的方针,对私营经济则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方针,这表明我国宪法虽然赋予了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平等的宪法地位,但在具体的方针政策方面却实行差别对待。

(四)1999年宪法修正案确立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宪法地位1988年宪法修正案确立了私营经济的宪法地位之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一样,获得了更加迅猛的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于是引发了关于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争论。1993年5宪法修正案6第七条将1982年5宪法6第十五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修改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到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但却在两个方面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一是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束了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争论;二是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2世纪9年代的蓬勃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外人;但相对于市场经济来说,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则是自己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1993年修宪已经成为1999年修宪的前奏。1993年修宪之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2世纪9年代后期,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13。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1999年修宪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1999年修宪后的条文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与1988年修宪相比,这次修宪具有4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将1988年修宪后的原条文3款合并为2款;二是赋予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宪法地位,这一规定意义重大,表明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宪法层面上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三是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后面增加了非公有制经济这一概括性概念,表明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仅指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而且还包括合伙企业、外资企业、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公有制经济等形式,并且都赋予了它们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宪法地位;四是国家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一视同仁,都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方针。

(五)24年宪法修正案确立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以及依法监督和管理的方针1999年宪法修正案赋予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宪法地位之后,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使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2年,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13,特别是在一般性竞争领域,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已经超过7%。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再就业的主渠道。由此可见,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因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5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6中充分肯定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但我们也应看到,在非公有制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阻碍和限制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在企业设立登记、征地、税负、贷款、经营许可、市场准入、投资立项、兼并收购、企业上市等具体活动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限制比对公有制经济的限制要大得多,存在许多不平等待遇,导致非公有制企业的挂靠现象以及高利贷、地下钱庄、资金外流、挥霍浪费等问题的出现。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应在宪法层面上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平等的立法保护。所以,24年修宪势在必行。24年修宪后的条文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次修宪对5宪法6第十一条第一款没有作任何改动,只是修改了第二款,与1999年修宪相比,它具有3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国家不仅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而且还保护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二是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方针;三是强调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督和管理必须依法实行。宪法这样规定,一方面极大增强了包括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内的所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士气,调动了它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促使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一个法治政府;同时,执政党也必须依法执政,建设一个法治政党。

二、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法律保护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变迁,我国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通过立法活动和司法活动,不断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保护,但也应看到,我国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无论是立法保护还是司法保护,都存在许多缺陷,亟需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经济宪法范文篇7

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宪定的经济成份,其宪法地位是通过宪法规范来确立的,宪法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位置,以及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基本政策。对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进行研究,认清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是如何得以确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着怎样的宪法地位,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有没有过变化,这对于进一步加深对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关政策的认识,颇具理论指导意义。

一、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确立的前提条件

非公有制经济的合宪性是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确立的前提条件。所谓合宪性,是指符合国家性质要求和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对一个国家的性质即国体作出规定后,就要对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作出规定。国家的性质决定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应该符合国家性质的要求。我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和主体。公有制经济自然是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而非公有制经济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呢?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因此,社会主义是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是1954年制定的,1954年的宪法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6都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º但是,那时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暂时的。按照列宁过渡时期学说,在经济不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然有一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任务,就是必须利用自己的统治地位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1952年12月,党中央根据列宁过渡时期学说,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宪法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写了进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随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非公有制经济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1954年的宪法形式上确定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存在,实质是确定其不应该存在,至少是不应该长期存在。非公有制经济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性质要求的,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违背的经济成份,是要对其进行改造的。所以,非公有制经济虽然宪定了,但只是形式合宪并非实质合宪。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邓小平同志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过去我们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¼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½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¾邓小平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些深刻论述,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1984年1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5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6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92年1月,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并不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份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非公有制经济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和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提供了理论依据。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定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实际上是确立了个体和私营经济成份存在的经济制度基础,也就是确立了个体和私营经济符合社会主义性质要求和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从而使个体和私营经济从形式合宪到实质合宪。

二、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确立

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确立的前提条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合宪性,因而,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并非伴随着宪法的制定同时确立。前面说到,1954年的宪法是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合宪性的,所以,依据1954年的宪法,非公有制经济是没有宪法地位的。其后的1975年的宪法和1978年的宪法,没有对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作出宪法规范。À因而,在这两部宪法施行期间,也没有确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1982年宪法的制定和颁布施行,有学者认为这是第一次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但是笔者认为,1982年宪法的制定和颁布施行,并没有确立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理由是:第一,1982年的宪法只是对个体经济作出规定,并没有对其他的非公有制经济形式作出规定,个体经济只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一种形式,其他的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合宪与否都没有确定,怎么能说是确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呢?第二,1982年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总的来说是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1982年的宪法第六条只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并没有确立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存在的基本经济制度。计划经济本质上是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第三,1982年的宪法第十一条对个体经济作出了规定,允许城乡个体劳动者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并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这只能说是确立了个体经济宪法地位,不能说是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依笔者拙见,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首先,要在宪法上确立一种不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基本经济制度。其次,要确认主要的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合宪性。再次,要确定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即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实现了这三个条件,才能说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而这是对1982年的宪法经过两次修改后才完全实现的。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第一个宪法修正案,确认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形式即私营经济的合宪性,接着在1988年6月3日国务院第七次常务会议通过了5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6。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二个宪法修正案,确定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要求经济主体具有利益和经济行为的独立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但是不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一种不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经济制度。所以,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是经过1988年和1993年两次修宪后才确立的。1993年第二个宪法修正案,是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确立的标志。到此时,非公有制经济才成为与公有制经济相对应的,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的经济形式,才具有宪法地位。

三、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提升

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提升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得到确立之后,特别是5私营企业暂行条例6的颁布实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并开始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时期。随着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促进和支撑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其经济和社会地位不断提升,这就要求其法律地位尤其是宪法地位要得到提升。笔者认为,自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确立后,通过修改宪法,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实现了两次提升。

(一)1999年第三次修宪是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第一次提升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三个宪法修正案对有关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的修改主要有两条,一是对宪法第六条的修改,二是对宪法第十一条的修改。对第六条的修改形成了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对宪法第十一条的修改,形成修正案第十六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两条宪法修正案涉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内容有4个方面:第一,宣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机会和宪法保障。第二,确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与非公有制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如按资分配得到了宪法确认。第三,定义非公有制经济及其范围。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宪定的经济形式。第四,确立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使非公有制经济不再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从修改的内容中不难看出,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就是非公有制经济从公有制经济阴影中走了出来,非公有制经济不再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是一种与公有制经济一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同存在的经济形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有制经济一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共同发展。因此,这次修改宪法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从补充地位提升为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从替补升为正式队员,从后备军升级为正规军,而且是有保障的正规军。

经济宪法范文篇8

非公有制经济是指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之外的其他经济成分，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它是中国所有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是通过宪定来规范确立的一种经济成分。宪法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位置，以及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基本政策。

一、非公有制在《宪法》中的地位变迁概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一共五部，包括：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条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支持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第三十一条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该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各种经济形式的关系是"国家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纲领》关于私有制的规定是有利于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这得益于等领导人从中国是农业大国这一国情出发，对私人资本主义等非公有制经济予以比较充分的肯定。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了过渡时期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四种形式（"1）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2）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3）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宪法规定，国家依法保护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指导和帮助他们改善经营，并鼓励他们根据自愿原则向合作社经济过渡；（4）资本家所有制。宪法规定，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和其他资本所有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鼓励和指导他们通过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197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对非公有制经济制度方面的规定是第一章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街道组织、农村的生产队统一安排下，从事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同时，要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这部宪法由于掺入了极"左"的因素，是一部具有严重缺陷的宪法，非公有制经济事实上遭到了否定而无法生存。1978年作为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前的过渡性宪法，"仍然具有较为浓厚的''''无产阶级''''极左的色彩"，最大特点是"大公无私，公字当头"。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外的其他性质的经济成分，其法律地位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肯定。改革开放以来，对个体、私人等非公有制经济的表述，是中国修宪的一个重要内容。1982年《宪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市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从而确立了新的历史时期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及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关系。

经济宪法范文篇9

我国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发现，由于缺少防止和打击垄断行为的法律，经济领域处于一种“无宪”状态。有鉴于此，我国自1980年起，先后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电信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一些限制竞争的行为作出规定。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目前规范竞争行为的基本法律框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有关防止和制止垄断行为的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实际需要：一些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搞垄断价格，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企业间的合并、重组日趋活跃，行业垄断的苗头开始显现；一些地方的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一些跨国公司滥用自己的垄断地位，打压国内企业……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处理好我国目前发展规模经济与反垄断法的关系。本文粗略探讨二者的关系并初步提出解决问题的法律方法。

一、为什么要发展规模经济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国际竞争日益白热化，我国的企业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市场竞争，由此通过并购战略组建新的企业“经济宪法”与我国规模经济航空母舰来增强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焦点。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是小型企业太多，企业的经济规模太小，没有形成企业团队和规模经济。从资产规模上看，2004年中国企业500强资产总额为34092亿美元，而世界500强企业在2003年的资产总额就达到了608145亿美元。此外，从营业收入上看，2004年中国500强的总营业收入只有世界500强总营业收入的2.76%。扩大我国企业的规模，实现规模经济已经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当务之急。显然，利用并购的方式实现企业快速的扩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是相对简单的方法，也是目前我国应用较多的战略。中国企业的并购浪潮不仅是因为我国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和市场需求自发的内部变革，而且是政府从机制上引导、从方向上控制、从力度上促进的划时代的经济变革。这场并购浪潮，一方面是全球性的第五次并购浪潮的组成和延续，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在新的经济建设时期必然产生的历史过程。最近的企业并购，发展规模经济的实践证明，绝大部分的企业并购后都实现了资源的互补和优势的共享，极大地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我国发展规模经济的道路不会发生改变，而且还会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为的标准，而是从竞争机制的大局或整体进行判断，只有当竞争机制本身被破坏时，反垄断法才会予以正当的干预。但因为“竞争机制本身是否破坏”这种标准规定的过于原则，现实中很难操作。因此在具体操作中主要是围绕着经济效率、消费者福利等标准予以综合判断认定。反垄断法发展到今天已经从“结构主义”走向了“行为主义”。按照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如果一个企业的市场集中度迅速上升或者其参与合并企业的市场份额过大，就会被认定为违反反垄断法，这种近似于有罪推定的原则在今天已经基本上被所有的国家所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行为主义分析方法。行为主义分析方法认为垄断并不总是损害竞争和消费者的利益的，只有在这种垄断地位是通过不公平的或者剥削性的方式获得的情况下才是反垄断法所要干预的。就微软公司垄断案而言，美国政府打算分解该公司的主要原因不是微软公司太大了，而是因为其滥用了这种太大的地位，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来维持起垄断的地位。换言之，规模太大不是政府反对或者分解微软公司的原因，而是微软公司滥用垄断地位实施捆绑销售等行为的结果。综上所述，反垄断法不是反对经济规模，更不是反对规模经济，而是反对实现规模经济过程中限制自由竞争的行为。特别是在我国，虽然由集中所导致的经济性垄断还不明显，但我们绝对不能以此否定反垄断法制定在当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于行政性垄断带来的行业性垄断、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的泛滥局面已严重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如果不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后果将不堪设想。我国应该采取绝大部分国家都采用的“行为主义”来认定是否构成垄断，即只对禁止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进行规制，而不对垄断结构予以规制。（三）经济宪法的立法前瞻性考察目前我国有一系列的反垄断规范性文件出台，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先后颁布了《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若干问题的通知》以及《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有关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建立统一的反垄断法典已经是必然趋势。现在反垄断的最主要目标应该是破除行政性垄断，但是我国的反垄断立法的主要内容针对的却是在企业规模扩大后可能出现的垄断行为，而我国的企业规模经济后向垄断发展的趋势和破坏竞争的行为却没有出现。从立法要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前性上来考虑，我们需要制定完善系统的反垄断法典，不仅要针对行政性垄断，还需要针对以后好出现的垄断，这个在立法学理论上已经可以得到最简单的解决。

二、规模经济与“经济宪法”的关系

以并购的方式实现规模经济，虽然提高了企业的规模和效益水平，但是经常出现这样一对矛盾：一方面，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优势企业以规模与效益实施并购战略，使企业规模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利润率提升、竞争力增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随着并购的深化，企业规模的不断的扩大，当生产集中到少数规模巨大的企业后，就会产生垄断因素，进而阻碍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正是规模扩张与垄断集中这个矛盾的存在，使得很多的学者对当前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时机是否成熟产生了怀疑甚至直接予以否定。他们认为现在当前我国应该针对我国企业规模过小，效率过低的现状扩张企业的经济规模，实现规模经济，而不是制定反垄断法来限制企业的规模扩张，因为众所周知，反垄断法的核心就是反对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但是我认为，规模经济的发展和我国目前制定反垄断法之间不存在矛盾，相反，二者还是统一的，如果我们合理地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建立并发展良好法治环境下的规模经济。究其原因，归纳为以下诸点：

（一）规模经济这个方面考察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出现的成本扩大和收益递增的现象。规模经济可以分为外部规模和内部规模，外部规模经济指的是单位产品成品取决于行业规模而非单个厂商的规模，内部规模经济则指的是单位产品成本取决于单个厂商的规模而不是所在行业的规模。规模经济不是垄断经济，垄断经济只是经济规模扩张的可能结果，并非必然结果。如果有较好的法律控制和政策引导，我们就可以合理地发展规模经济，不会导致垄断经济的出现。规模经济和垄断经济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矛盾的症结在于经济规模的扩张的目标存在主观操作性，它可以导致垄断经济，也可以导致规模经济，但这并不能直接推理出来反垄断立法和规模经济之间存在矛盾。相反，这恰好说明二者在最终目标上是统一的。规模经济是效率经济，它的本质是追求微观经济上的企业效率，最终目标是实现微观经济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而反垄断法追求的目标是通过对竞争自由的维护，促进经济的高效率，最终实现宏观经济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追求规模经济并不会阻碍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法的制定实施也不会影响我们追求规模经济的实现。

（二）“经济宪法”的立法目的方面考察表述反垄断法立法目的的著名论断“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其基本的含义是指反垄断法不是简单以特定的竞争者受到损害作为判定是否构成垄断行区市场集中度的判断标准不具有可行性，而且判断标准的变化也使得立法不具有稳定性。我国反垄断法仅仅规定市场集中度的判断机关和判断程序即可，而由有权机关根据具体的情况确定市场集中度的判断标准。

（三）明确反垄断法应重点规制垄断性的行为在各国反垄断实践的发展过程中，不论立法、执法或法学界，对反垄断法应重点规制垄断性的市场结构还是行为，都有过争论。那么，我国反垄断立法重点是针对垄断性的市场结构还是行为？在世界各国反垄断实践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以结构规制为重点的先例。但从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的发展趋势看，反垄断立法逐渐集中在垄断行为上，不再对市场支配地位进行规制。我国反垄断法应该顺应这一世界反垄断立法发展趋势，明确规定反垄断法重点规制的是垄断性的行为而不是垄断性的市场结构。

经济宪法范文篇10

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是由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引发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宪政现代化的强大推动力，但法治进程相对滞后，经济增长缺少稳定的宪政制度支持，甚至不时受到某些过时的宪法条款的掣肘。另一方面，我国宪法学理论受学科壁垒、各自为政的科教体制影响和阶级分析方法的长期束缚，正变得日益贫乏、狭隘和僵化，不仅无力解答中国宪政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在建构自身的学科理论体系方面更显得力不从心。21世纪的中国宪法学必须实现从科学分析到人文综合的转变、从阶级冲突到利益协调的转变、从政治宪法到经济宪法的转变，才能走向成熟，为中国宪政现代化提供可靠的理论指导。因此，建构经济宪法学理论，不仅可以促进宪法学自身理论体系的完善，对于协调经济增长与宪政发展的关系，保持经济现代化与宪政现代化同步进行也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一、经济宪法与宪法经济

经济宪法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德国的经济法理论，是国家广泛干预经济生活的产物，与人们对市场缺陷的强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弗莱堡学派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德国学者弗兰茨。伯姆（FranzBoem）把经济宪法定义为一种有关“经济与社会的合作程序”的种类与方式的综合决定，如财产权保障、契约自由、企业经营自由、选择职业自由、限制不正当竞争以及社会化的原则等等。德国行政法学者恩斯特。鲁道夫。舒伯（ErnstRudolfHuber）区分了形式意义上的经济宪法和实质意义上的经济宪法，认为前者是指在宪法上已经全面或概括列举的经济宪法，后者则是实际上与财物、劳力、企业经营秩序等有关，并随时规制它们的交互作用与整体功能的最高法律原则。在此基础上，德国经济法学者林克（Rinck）提出，经济宪法是指“国家为了确定经济自由的范围，施行监督或经济统制，作为依据的基本法律原则与宪法规范”。[1]同时，德国经济学界在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中也比较重视对经济运行的宪法与制度环境分析。可以说，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经济宪法的概念始于经济法学，实际上就是根本经济法，最初是为政府权力的全面扩张服务的。随着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国家获得了全面干预经济的权力，规范和限制国家经济权力的经济宪法也就应运而生。

英美法系不承认经济法的存在，法学家们并不关心经济宪法的问题，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法问题首先是从经济学家们开始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M.Buchanan）等人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政治与宪法问题，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在研究范围方面，如果说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既定宪法和法律制度结构下的经济选择，那么公共选择就是研究约束人类经济和政治选择的宪法和法律制度结构本身。在研究方法上，正统经济学把市场上的经济人视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而把政治决策的官员们看作无私的圣人，公共选择学派坚持政治研究与经济研究在方法上的一致性，认为在市场上自利的经济人在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人或官员时，其自利的品格和本性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掌权者滥用其政治权力去促进特殊利益是“事物的自然趋势”。[2]经济政策好坏的关键不在于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或政治家的行为，而在于对政策制定与政治过程的规则约束。因此，权力必须受到宪法的约束。由于公共选择学派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决策，并特别注重对政治决策的宪法约束，因而又有“新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宪法学”之称。

大陆法系的经济宪法是一个实证性的概念，突出了规范经济运行的根本法规则；而英美法系的宪法经济则是一个思辨性的概念，强调了宪法和政治运行中的经济原理。在我国，经济法曾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备受青睐。但由于概念不清，公私混淆，不仅对民商事法制建设形成干扰，对宪政建设也造成了冲击。笔者认为，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现象是存在的，但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中一部分可归人经济行政法，另一部分是经济宪法，传统的经济法概念应当抛弃。我国经济宪法应有三个方面的内涵：首先，它是指宪政过程的经济原理、原则或观念；其次，它是一种规范个人、组织和国家的根本法规范；最后，它是—种宪治经济的现实状态。因此，经济宪法学就是研究经济宪法的原理、规范与实践的交叉学科。

经济宪法不能简单地把经济与宪法结合起来，明确政府与市场间的界限、区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承认私法与公法的划分，是经济宪法学的理论前提。宪法产生于自由市场经济时期，那时个人权利与自由受到强调，政府奉行不干预市场，放任经济自由发展的政策。英国、美国和法国等早期立宪国家的宪法都力图对经济事务保持中立。［3］即使在当代，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并用和解释宪法时，也都倾向于在经济政策问题上保持中立的立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54年投资援助一案的判决中说：“基本法在经济事务上的中立立场仅仅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制宪权’并没有采纳某种特定的经济制度。这样立法机关就可以在不违背基本法的前提下，实行它认为合乎具体情况的经济政策。”［4］经济是社会生活中最活跃的领域，处于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中，而宪法作为政治法律制度结构的核心，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要协调宪法的相对稳定性与经济生活的复杂多变性之间的矛盾，宪法对经济制度就不宜规定得过多、过细，经济政策则应完全留给执政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形势灵活掌握、自主决定。否则，不是宪法阻碍了经济发展，就是经济发展损害了宪法的最高权威。经济宪法学主张宪法对经济事务严格奉行经济中立原则，不承认宪法具有全面统制经济生活、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魔力。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宪法要保持对经济事务的完全中立则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放任经济自由发展、依靠市场自发协调的近代自由市场经济时期，宪法也不是纯粹的政治宪法，而是包含着经济宪法的因素，与经济事务毫无关系的宪法是根本不存在的。首先，西方国家的宪法产生的直接动因并不是启蒙学者反复论述过的那些崇高理想和原则，而是封建君主在财政危机的压力下不得不向市民等级提出金钱要求，市民等级趁机向君主提出权利要求，是金钱与权力较量的结果。在英国，国王通过授予第三等级各种特权和自由来换取他们的财政支持，后者则通过付出金钱成功地达到了制约王权的目的。［5］“不纳税则不出代议士，不出代议士就不纳税”，正是对国王与市民等级讨价还价最生动的描述。法国宪法的产生同样与国王面临的财政危机有关，与英国不同的是，国王与第三等级在讨价还价时互不相让，以至双方不能成功地进行金钱与权利的交换，第三等级只得用暴力夺取权利。美国宪法也是在殖民地与宗主国发生贸易和税收争执的过程中出现的。可以说，近代宪法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经济过程。其次，早期立宪国家强调财产权保障，注重维护契约自由，后来又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依据。宪法将财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征用私有财产必须给予公平补偿。财产权保障不只是个人获得自由、追求幸福不可缺少的手段，也是社会公共秩序赖以建立的基础，财产得到了保护，自由、秩序以及其它一些基本宪法价值的实现也就有了保障。当然，财产权保障的最直接、最明显的结果就是提高了经济效率，增加了社会财富。近代宪法不遗余力加以维护的自由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契约自由。美国宪法第一条禁止任何州制定“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赋予国会管理州际贸易的权力，从而为经济自由和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改革的实践证明，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所有制结构、经济体制等宪法上制度的变革。加强对个人和社会团体财产权利、经济自由与经济权利的宪法保护，强化对政府财政、税收、货币等经济权力的宪法制约，应当成为我国宪法规制经济活动的基本方式。但由于传统宪法学基本上是政治宪法学，专注于阶级分析，没有把宪法与经济的关系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和研究，致使宪法的经济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出来。

当代市场经济已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以不同形式结合起来的混合经济，不是市场主导的，就是政府主导的。市场机制不是完美无缺的，政府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市场缺陷。政府同样不是万能的，政府干预也会出现失败。把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结合起来，也不能保证两者的结合就是优势互补而不会缺陷叠加，而且把市场与政府结合起来的方式也可能存在问题。因此，我们所能有的最好经济体制似乎只能是“在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政府以及两者之间不尽完善的组合间的选择”。［6］因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治经济，它迫切需要良好的宪法和法律制度来克服市场缺陷、政府缺陷以及市场与政府结合方式上的缺陷，法治是市场与政府之外能够长期支撑经济增长的第三动力。宪法乃法之根本，它不仅为市场竞争提供了基本制度结构，而且通过界定个人权利、规范国家权力，协调社会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能够比其他法律部门更全面、更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政府失败以及市场与政府结合方式的不完善。相对而言，民商法可以规范市场行为，矫正市场缺陷，不能克服政府缺陷；行政法可以规范政府行为，克服政府失误，却不能纠正市场失灵。

二、理论前提与研究方法

（一）经济宪法学的方法论前提

无论研究者能否自觉地意识到，是否明确地表达出来，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要以一定的伦理价值观、哲学世界观和经济利益观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宪法学同样要以某些经济利益观为其立论的基础或基本理论前提，这些方法论前提包含了我们的经济世界观、经济人性观和经济社会观等等。

第一，资源的稀缺性，宪法学的经济世界观

经济宪法学的世界观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资源的稀缺性。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上，资源是稀缺的。人的问题永远是：无穷的欲望，有限的资源。有着无限需要的人生活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上，不得不面对各种纷争与不幸。在任何时候，物产都不可能丰富到人人自由取用的程度，不存在什么千年王国里的永恒的正义与幸福。这是各门科学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它们能够存在的理由。如果资源是无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就无需生产和交换。也不会出现利益的冲突，就没有必要创造出宪法和法律来界分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了，研究经济学、宪法学也会是多余的。

初民社会，人的技能十分有限，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往往难以满足自身的基本生活需要。

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社会财富日渐丰富，自然资源开始变得稀缺。为了使现有物质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缓解资源稀缺引起的利益冲突，财产权被创造出来。资源越稀缺，财产权保护越完备。当物质资源的稀缺状态进一步加剧时，对财产权更加缜密的保护带来的收益开始递减，这或许可以看成是19世纪后期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受到猛烈抨击的经济原因。

在物质资源日益稀缺化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必然转向对人力资源的依赖，以寻求资源替代。经济的高度发展或迟或早将引起人力资源的稀缺，促使劳动力价格上涨。随着人力资源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人的伦理价值最终也将普遍提高。人生短促，没有来世，生命、健康、自由在时间的约束下显得格外珍贵。个人要追求人生幸福，实现人生价值，就必须成为自己短暂人生的主宰。每个人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无可比拟和无可替代的最高的价值与尊严，他的生命、健康和自由既不是他人可以替换的，也不是金钱所能购买的。这些都只有在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物质资源变得稀缺以后，才能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人权保障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的要求。“人的经济价值之不断增长也迫使社会额外设立一些有利于人力因素的权利”。［7］运用宪法来保护基本人权，不仅有利于维护人的伦理价值与尊严，也是正确应对人力资源稀缺性的基本方略，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如果说经济学是关于有效配置和使用稀缺资源以满足人类需要。的科学，那么宪法学就是研究如何配置稀缺资源的权利以协调利益冲突的科学。经济宪法学把宪法的基本规则与资源的稀缺状态联系起来，认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避免性，把资源配置的实质理解为权利配置，提出了国家职能从资源配置到权利配置转变的基本命题，来解释我国从市场经济到法治国家的经济宪法实践。

第二，个体主义与理性主义：经济宪法学的人性观法律是主体的规则，法学是主体的科学，对人性的基本估计应当成为宪法学的逻辑前提。

经济学假定，作为市场主体的人都是“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其行为的基本目标。经济宪法学把这一基本假定推广运用于作为宪法关系主体的个人，认定个人具有自利的天性，每个人都具有发现自身利益的认识能力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能力。这种经济宪法学的基本人性观，可以概括为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和有限理性主义。

个体主义，是指个人具有自利的天性。应当承认，个人既有自利倾向，也有利他情怀，利己倾向与利他情怀可以在一个人身上统一起来。但从市场机制和法治发挥作用的机理来看，自利是人性中的基本倾向。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指出：每个人所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并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8］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认为，获利的欲望、对营利或金钱的追求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9］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说：“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10］

生命必然有所追求，自我实现、自我扩张、自我延续是任何生命现象的基本目标。人不仅具有肉体生命的追求，更有精神生命的追求。个人为了实现、扩展和延续自身的生命，不断创造物质财富，追求新的精神境界，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和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正因为人人都深切关注自身利益，不断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法律规则才能对人的行为发生作用。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不仅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也是每个人对社会的延续和发展应负的责任。一个人无所追求，把自己生命的存续寄托在别人的利他行为上，他就不会努力创造财富，享受生活，还会给社会增添不应有的负担。权利的设定，缘于利在其中。正因为人具有自利的天性，就需要宪法和法律制度确认和保障人权与公民权利，以满足人们合理自利的需要，维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不受侵犯。如果人人都舍弃自身利益，当然就不再有竞争与冲突，什么宪法或法律也就没有必要了；当每个人都没有顾忌自身利益的“后顾之忧”的时候，人类行为将无法调控，法治和秩序都将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个人关注自身利益远胜于关心他人的利益。一般来说，人生性贪婪，具有无穷无尽的欲望，在没有规则和制度约束的条件下，无论普通公民还是政府官员，无论他属于哪个民族、国家或群体，都可能不择手段、不惜损害他人以谋求自己的利益。宪法和法律为个人设定义务，就是为了防止人的贪婪对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侵犯。

“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11］不仅普通个人具有自利的天性，政府官员和国家同样具有自利的倾向。在没有规则制约的情况下，市场上的投资者、生产者、经营者将不惜以消费者利益为代价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政府官员同样可能以选民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身权力的最大化。帕金森定理揭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机构膨胀、冗员增加，政府规模自发扩大的趋势，其动因之一就是官员谋求自身权力的最大化。正是扩张权力的内在需要，使官员制造官员，机构设置机构，政府增长呈现荆轮效应。国家也有其自身利益，它的基本目标是谋求自身合法性的最大化，国家合法性的根基在于它的财政状况，它通过向社会提供秩序、安全和权利保障来换取财政收入。近代宪法产生于封建政府的财政危机，是财产权战胜财政权的结果。宪法制约国家权力的关键就在于制约政府的财政权。

有限理性主义，是指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认识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个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只有他自己才有最深切的感受，他人无法确切地认识和了解。任何先知的教诲、权威当局的计划，都不能代替个人对幸福的主观体验。启蒙运动不是由少数先知去教导多数人应当怎样生活，而是引导“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使人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12］只要能够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经过深思熟虑、充分讨论、审慎选择，人们不仅能够认识自身利益的所在，而且能够采取适当的行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市场就是个人自由运用自己独特的知识、信息，自由选择一定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的经济结构。民主政治的基本信念就是，每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凡是与决策利害相关的个人都有权参与决策的制定。人类理性既是个人作为自立、自主、自治的权利主体，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前提，也是国家合理预期、有效调控人们的行为，进行社会管理的基础。如果人都失去理智，不可理喻，其行为就难以预测，无法控制，他们就既不配享有权利，也无力承担义务，更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国家管理将无法进行，社会秩序也不复存在。

人类理性是不完全的，有限的。人自身的生理、心理、文化和社会局限性，加上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任何人都不可能全面收集和正确处理与决策相关的全部信息，也不可能作出完全正确的决策并正确地实施这些决策。在无限复杂的世界面前，我们的无知是无边无际的海洋，而我们的知识不过是无知大海中小小的孤岛，注定是有限的、残缺的，我们所能得知的最准确无误的知识就是我们的普遍无知。人类没有理由自命不凡，狂妄自负，企图以有限的理性重新安排世界的秩序。我们必须尊重自发的市场秩序，自觉培养宪政传统并学会尊重这种传统，不能滥用制宪权和立法权，任意创造规则。詹姆斯。麦迪逊强调：“必须进-步节制我们对人的智慧的力量的期望和信赖。”［13］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以救世主自居，掌握不受限制的权力。即使政府及其官员都把公共利益作为惟一目标来追求，理性的有限性也使他们不可能全面掌握决策的相关信息、完全正确地作出决策并正确地执行其决策。宪法学在高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关怀人的福利的同时，不能高估人的德性、智慧和能力，尤其不能把官员都视为全知全能、一贯正确，永远不犯错误的人。在国家和社会管理的问题上，“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4］必须依靠法治，运用宪法和法律的力量来约束权力，强化对官员行为的监督和控制，以矫正政府缺陷，减少腐败和权力滥用对人民权利的侵损。

第三，行为的外部性：经济宪法学的社会观在资源稀缺、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没有止境的情况下，一个人对资源的独占性使用就是排除其他人使用的可能性，一个人的所得可能正是另一个人的所失。经济学认为成本的支付与收益的获取应当在同一个人身上统一起来，不能由一个人支付成本而另一个人坐享收益；宪法学主张人们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之间应当是对应的、对等的、一致的，享受权利的人必须履行义务，履行义务的人应当享有权利。可见，宪法学和经济学共有一个基本前提，即人们之间在利益上不是完全孤立、互不相干的，而是相互交错、相互关联的。人们常常获得某些收益而无须支付成本，受到某些损害而没有得到补偿。经济学把这种利益上的非对称性称为外部效应或外部性（包括外部收益和外部损害两种形式，［15］认为外部性的存在表明了资源的无效率配置，只有将外部性内在化，使已经付出成本的人取得其应得的收益，已经获得收益的人付出应付的成本，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传统宪法学用根本利益一致性的假定回避和掩盖了矛盾，从而使自己无所事事；［16］经济宪法学承认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复杂性、矛盾性，把宪法的基本规则与社会利益冲突联系起来分析，寻求使宪法发挥利益协调功能的途径。我们可以把权利与义务的设定和界分视为将外部性内在化的基本形式，权利和权力是对外部收益的内在化，义务和职责是对外部成本的内在化，权利与义务相一致、权力和职责相统一，就是要保持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均衡，这是市场经济的成本与收益相统一的原理在宪法上的表现。

（-）经济宪法学的分析方法

经济宪法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是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等方法。

第一，宪法价值与经济效率：经济宪法学的规范分析方法规范分析就是对事物和现象进行价值判断，回答事物“应当怎样”的问题。自从19世纪中叶实证主义思潮兴起以后，规范分析方法长期受到排斥，宪法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都有一种否定伦理价值标准的客观性，排除人权、自由、正义概念的倾向。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实证主义思潮走向衰落，规范分析方法才重新被人们所重视。著名的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Myrdal）指出：“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不能仅仅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念来解决。相反，社会问题的每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我们把它们打人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17］

宪法是人们法律价值观念的集中表现，它以秩序为基本价值追求，以自由为最高价值目标，把人权、民主、法治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基本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解放，宪法学应当充分肯定并继续弘扬这些基本宪法价值。经济宪法学还要求对宪法的制度和规则进行经济评价，经济评价的首要标准自然是效率标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效率评价标准主要有两种：一是帕雷托效率（Paretoefficiency）最优标准，即严格的效率标准。据此，一项交易只有在不使其他人的境况更坏的条件下能够使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才被认为是有效率的。把宪法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把改善人们生存条件的希望寄托在一部分人的财富被剥夺之上，显然是无效率的。但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绝大多数利益调整都会牵涉到第三者，不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坏，往往难以使另一些人的境遇变得更好。帕雷托最优标准过于理想化，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二是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Kaldor—Hicksefficiency）标准，即放宽的效率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只要一项交易的净收益大于第三方因此所受的损失，这项交易所进行的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这一标准也称潜在的帕雷托标准，因为获利者在补偿了受损者的损失以后，还有剩余利益存在。但是，除非受损失的第三者的损失得到实际补偿，否则资源的配置就不是帕雷托最优的。

资源配置必须讲究效率，而宪法作为市场竞争的基本制度结构，具有资源的原配置功能，与一般经济、政治和法律现象相比，它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往往更为广泛和深远。因此，效率也属于基本宪法价值之一，制定宪法、实施宪法、维护宪法都不能忽视经济效率问题。宪法以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谋求人的福利为根本目标，而人的伦理价值只有在人力资源的经济价值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才能得到确证。因此，宪法所维护的许多价值目标都有助于提高效率，如自由权和财产权保障就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前提。从一时一事来看，民主、法治要求实行权力制约，决策必须经过集体讨论，集体投票，经过法定程序，履行一定的手续，决策者受到其他机关和人员审查，似乎不如专制、人治来得有效率。但从长远和全局来观察，结论就会完全相反。因为权力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它既可以被用来创造财富，提高效率，也可以被用来毁灭财富，阻碍经济增长。民主、法治条件下的决策经过了深思熟虑、充分讨论和审慎选择，出现失误的可能性较小，而专制独裁和人治体制下的决策具有随意性，权力经常被用来毁灭财富，阻碍经济发展，决策越便利，效率损失就越大。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缺失就在于单纯强调法律制度的经济效率，没有摆正人的价值与经济价值在宪法中的地位。

第二，成本收益分析：经济宪法学的实证分析方法

实证分析就是对事实和现象进行客观的描述，回答事物“是什么”的问题。实证分析要求我们不为现有结论、权威意见或个人偏见所左右，保持客观、求实、理性、批判的态度，运用历史资料、经验观察材料、调查统计数据来说明宪法问题与宪政过程。在事实面前，我们必须随时准备放弃自己不成熟的观点和错误的结论。人类社会是我们面对的最复杂、最不确定的事实，“人类最难控制，难以证实，最不遵守法则和最难以预测”，［18］由于人的参与和能动选择，宪法就不是确定不移的纯粹客观过程，同样条件下同样的行为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经济宪法学的目标不是发现并宣布某些终极真理，而是提供观察宪法问题的另一种思路和视角。以奥斯丁为代表的分析法学派把实证分析推向极端，得出了“恶法亦法”的臭名昭著的命题。因此，实证分析不等于实证主义，不能把实证分析推向极端，否定对宪法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判。在经济活动中，判断资源配置是否有效，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就是将一项活动所耗费的资源与取得或预期将要取得的收益加以比较，以便用尽可能小的付出换取尽可能大的收入。可以说，人类一切活动孜孜以求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尽可能降低成本，以换取最大限度的收益。“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19］会计制度就是对经济活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制度化形式，财政预算制度则是对政府活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制度形式。各国宪法都规定了财政预算制度，赋予议会对政府活动进行财政监控的权力，我国宪法第67条也规定了国家权力机关对政府财政预算的审查权。公民支付诉讼费用，请求司法机关保护其权利，也需要对费用高低、胜诉的可能性进行盘算。宪法的制定、实施、对违宪行为的纠正和制裁，都要估算成本与收益。然而，宪政过程的成本收益并不像具体经济活动那样一一对应。简单明了，其得失往往需要从长远和全局着眼加以判断，不能目光短浅，惟利是图。

宪政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不像市场过程中成本与收益那样紧密关联，因而选民需求过剩

和政府生产过剩成为普遍现象。在市场上，消费者既不能指望他人为自己的选择付款，也不必为他人的选择“买单”，他只需且必须自己支付全部价款以购买所需商品与服务。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供求平衡。在宪政过程中，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价款是用税金支付的，决定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结构、范围与规模的无论是少数官员还是多数民众，都没有降低开支的动力，因为税款可能主要是由另外的少数人承担的。集团消费膨胀，财政赤字高居不下，正是因为成本与收益之间缺少密切的关联。与市场相比，政治过程通常要用较高的投入，得到较低的产出。

这就要求宪法限制公共决策的领域，尽可能扩大市场决策的范围。

第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宪法的属性是多层次的，丰富多彩的。对于立宪活动，应当着重从伦理方面来定性，正当性、合理性就成为定性分析的首要标准。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合宪性则是定性的基本标准。宪法也是法，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授予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设定他们的职责，都应当能够通过法院裁判来实现。对宪法实施中的问题进行定性分析，就是要确定宪法关系主体行为的合宪性。脱离合宪性标准，就不可能确定宪法问题的性质，肯定“良性违宪”的主张是自相矛盾的，［20］因为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凡是合宪的行为都是良性的，凡是违宪的行为都是恶性的。正如没有卑鄙的高尚，没有贞洁的淫荡一样，也没有良性的违宪。对宪法产生、存在的根源和运行的机理，则应侧重于从其经济、社会属性方面来探究。经济宪法学在承认宪法也是法的前提下，更多地关注人权、民主、法治及权力制约中的经济因素。为什么专制制度在人类历史上长期盛行，无需特别保障，而民主制度却显得比较脆弱，要使民主制度长期稳定，就必须建立可靠的宪法保障？对此，按照“人多力量大”的观点是无法理解的。如果把统治形式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就易于理解了。专制君主维护其统治属于个人行动，行动的成本低，收益也由君主个人独占，因而这种统治往往显得强有力，捍卫民主政治需要采取集体行动，其组织与行动的成本很高，而集体行动的收益分摊到每个成员身上，就十分有限。集体的每个成员都希望别人付出成本，自己分享收益。集体行动收益不变，成本与集体的规模成正比，行动能力与集体规模成反比。在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集体内，多数民众基本处于无组织状态，更容易成为少数人的统治对象。只有运用宪法建立民主制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才能使多数人有效行动起来，共同维护民主制度。

定量分析最初是研究自然现象之间数量关系的方法，社会现象长期被认为难以用数量关

系加以精确解释。19世纪瑞士经济学家瓦尔拉斯（Warras）与他的学生帕雷托率先用数量分析

方法研究市场均衡，创立了数理经济学，定量分析开始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到了18、19世纪，孔多塞（Condorcet）和数学家博尔达（Borda）等人就曾用数学方法对投票过程进行过分析。此后，定量分析在经济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政治和法律研究方面却沉寂了-个多世纪。对宪法进行数量分析作出开拓性贡献的是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公共选择学派运用数学模型对国家、政党和选举等诸多问题加以分析，对经济学、政治学和宪法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济学成功地把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分析，“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21］这是由生产、交换与分配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数量关系，货币成为衡量一切物质财富乃至精神财富的一般等价物的事实促成的。宪法的制定与实施，实际上就是利益的冲突与取舍的过程，对于冲突中的利益如何抉择，首先当然要确定各种要求的合理性和合宪性，保护合理、合宪利益，舍弃不合理的、违宪的利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合理、合宪利益相互间的冲突往往更加普遍。应当进行定量分析，比较冲突中的合理、合宪利益的大小，按照舍小取大的原则来解决。现有宪法学由于缺乏定量分析的手段，在解决合理、合宪利益冲突时显得力不从心。中国宪法第51条作为权利冲突条款，在对冲突中的利益进行取舍时，既未进行定性分析，也未进行数量比较，而是按照主体的身份决定取舍。即凡是“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无论其合法与否，都受到保护，只有公民个人之间的权利冲突才按合法性标准来取舍；至于各种利益的大小，则完全不予考虑。这既违背了现代法治的平等原则，也损害了社会经济效率。在宪法领域，数量关系是大量存在的，完全可以借鉴经济学处理数量关系的模型、公式和定律对投票、立法过程、财政与税收等诸多宪法问题进行定量分析。

三、经济宪法学的理论体系

我国传统宪法学理论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不研究问题，它试图通过研究宪法现象，揭示宪法本质，进而发现宪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把宪法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宪法学应当研究什么的问题。因为，在全部社会现象中，要确定哪些是宪法现象，哪些不是，即使是可能的，也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宪法现象总是与其他各种现象相互混杂、交织在一起的，其间没有一望便知、一览无余的明确界限。即使存在某种界限，也是变动不居的。总之，我们既不可能指认出全部宪法现象，也无法断定这些现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边界，也不可能全面列举其内容，更无法划定其范围。因此，把宪法现象作为宪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根本不解决问题的。传统宪法学研究宪法现象，目的是要揭示深藏其后、不可观察、只能用理性思辨来把握的宪法本质。针对本质主义之滥觞，苏力教授宣布：法的本质乃是一个虚构的神话。［22］但这并不构成对本质主义宪法学的实质性挑战，因为一切科学理论都不是终极真理，不可避免地带有猜想的性质，都含有或多或少神话的成分。我们对本质主义宪法学的合理质疑只能是：本质在宪法学研究中何以如此重要，具有决定一切的巨大魔力？本质主义中是否为上帝留有一席之地？至于发现宪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表现了宪法学的科学精神，但这种科学精神却常常被科学主义的阴霾所遮蔽。宪法现象属于社会现象，社会现象是人的活动造成的，每个人在参与宪政过程时，总是带有自己主观的目的、期望和价值观念。没有与主体无关的纯粹客观的宪法现象，也不存在脱离各个个人主观观念的纯粹客观的规律。要在宪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找到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传统宪法学从现象到本质，从本质到规律的三部曲是行不通的，由此开始不可能构建起合理、系统、适用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经济宪法学摒弃人为分割研究领域的科学主义思路，倡导人文综合研究与整体研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制度文明的集中表现，是与近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相伴而生的。经济宪法学力图把宪法的基本问题放在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中考察，把宪政发展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紧密关联起来，以三大文明的相互作用来研究，重构政企分开、政教分离、公法与私法划分等近现代法律制度的结构性特征。在这种方法论背景之下，明确科学研究应当从问题开始，提不出问题，或者没有真正的问题，就没有理论研究。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就是要“使问题得以成立，使问题得以提出，迫使自己进入这一发问状态”。［23］宪法的基本任务就是界定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职权与职责，维持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动态平衡，经济宪法学应以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作为宪法的基本问题，系统研究和解答个人与国家、国家机关之间，国家与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相互之间的关系，权利与权力、权利与义务、职权与职责、权利与职责、义务与职权的关系，权利的确认与保障、权力的授予与制约、义务与职责的设定与责任的追究等问题。

经济宪法学的理论体系大体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经济宪法原理即财产权理论，把财产权作为宪法的历史起点和理论的逻辑起点，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理解为个人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的冲突，并把这一冲突置于产权、人权与政权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

第二，人权与公民权利保障制度。重点研究公民的财产权利、经济权利、经济自由的确认与保障，认定没有财产权保障的权利是毫无保障的权利，权利保障，首先要强化对财产权的保障。

第三，国家制度，探讨国家的经济权力及其制约，着重分析财。政权、税收权和经济调控权力的规范与制约。提出财政权不受制约的权力是无限制的权力，权力制约，关键是加强对财政权的制约。

注释：

[1]参见施启扬、苏俊雄：《法律与经济发展》，（台湾）正中书局，1974年版，第74~75页。

[2]詹姆斯·布坎南：《宪法经济学》，见刘军宁等编：《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42页。

[3]所谓经济中立，就是宪法作为竞争的基本规则，并不涉及社会经济制度和国家经济政策，对各种经济主体一律给予平等保护。

[4][美]路易·亨金、阿尔伯特·罗森塔尔编：《宪政与权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74页。

[5]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学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117页。

[6][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7][美]西奥多·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