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收入范文10篇

经济收入范文篇1

就像我们经常看到或听到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当城市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持有的“三证”就是有效的，而且会合理地留在城市继续工作；当城市建设某一阶段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会成为“暂住人口”打发回家。即使有些农民多年居住城市，并在城里“安家立业”，但仍不能成为合法的城市居民，因为户籍制度不允许，从个人利益选择权上受制政策管理，从国家经济利益上也没真正成为社会第二或第三产业中的正式人员，在扩大城市化建设中只能编入到“流动人口”当中。

想想当初全国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概念也许并不只限于拆除违章建筑、扩宽马路、危房改造和清理流动人口上。似乎这种定论在八十年代就想放宽的户籍制度，却仍然没能在挂在墙上早已规划好的那张扩大城市建设的设计蓝图上显现，也没有实现试图把那些小城市变为大城市进入现代化城市发展的一种梦想。也使一些表面不切实际的政策疏忽了改变“流动人口”对社会稳定产生的不利影响，大部分暂住人口照旧“半城半农”穿梭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因为制度没有落到实处，比如像当初制度中规定的在城市里有“五年以上稳定工作”就不现实，清理暂住流动人口的政策年年在抓，怎么稳定？就拿一般单位招工条件也要城市户口，想稳定却没有“稳定”制度，不容易实现。或者“要有产权住房的”，过去城里买房子不是谁想买就能买，没有本市常住户口即使有钱也买不上。有的地方曾经还公布一项“连续三年纳税100万的企业家，可以申请城市户口”的政策，像这样的企业家还需要解决城市户口吗？实际这种企业家根本就没把户籍当作一回事。所以，也就出现当初制度改革后只有一个人申请的尴尬局面。不是老百姓不捧场，只是制度上的“严肃性”让人生畏。要想从农村人变成城市人，再从城市人变成现代人，没有可以实现的实效政策，要想解决中国三产发展不足和农民收入问题，只有再等等，而不是“悄悄的办”。

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增加大量农民进城，提高城市文化水平，带来第三产业增长，改善低收入群体消费，以至达到扩大内需，解决通货紧缩现状，似乎描绘的一系列国民经济发展的美好蓝图就要实现了。或许有很多人笑我是小儿科，也许是吧！因为想到这样简单运转逻辑的同时，还会有人在问，我们这些城市里还没有工作的下岗职工怎么解决，难道把农民请进城里，让城市人喝西北风？

根据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我国农村进城经商务工的人数1985年首次突破1000万人，1995年达到4000万人，年均增长14．87％。从实际情况看，近年来农民进城务工的速度并没有明显减缓。城市中这些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者如果能够顺利、毫无障碍地成为城市居民，按每人平均携带一到两个人口家庭，全国转户的城市人口就可增加约1．6亿人，将使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2亿，城市化程度达到48．86％，基本达到49．1％的国际参照系标准水平。

不是说要把农民“请”进城，而是他们本来就应该在城里，只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使这部分农民得到城市居民的待遇，进城成为合法化，这样才能使我国城市产业化结构接近世界国际参照系标准。而一些内在因素和制度不能得到很好改善，在某种意义上却是阻碍了城市现代化进程。

如果实现户籍制度松动，根据上述数据应有1．6亿农民进城成为合法城市居民，这种实现并没起到强制而是顺水推舟的作用。同样，如果当大城市周边挺立起多个或几十个自然环境幽雅，交通、通讯、能源等良好供给的卫星城时，是否城里人也会自觉的、悄悄的打开城市与城镇之间的隔阂与差距？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城里人到郊区买房、种地？就像最近流传的“短消息”中形容的：“我们下山进城了，你们却要上山到农村；我们开始吃肉了，你们却要吃青菜；我们可以睡在床上了，你们却要睡在地上……”无论农民是否应该早点进城，但这一连串的比喻，表明我们已经主动走出去了，并帮助投资建设和缩短小城镇到大城市的距离作出肯定的答复。

经济收入范文篇2

就像我们经常看到或听到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当城市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持有的“三证”就是有效的，而且会合理地留在城市继续工作；当城市建设某一阶段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会成为“暂住人口”打发回家。即使有些农民多年居住城市，并在城里“安家立业”，但仍不能成为合法的城市居民，因为户籍制度不允许，从个人利益选择权上受制政策管理，从国家经济利益上也没真正成为社会第二或第三产业中的正式人员，在扩大城市化建设中只能编入到“流动人口”当中。

想想当初全国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概念也许并不只限于拆除违章建筑、扩宽马路、危房改造和清理流动人口上。似乎这种定论在八十年代就想放宽的户籍制度，却仍然没能在挂在墙上早已规划好的那张扩大城市建设的设计蓝图上显现，也没有实现试图把那些小城市变为大城市进入现代化城市发展的一种梦想。也使一些表面不切实际的政策疏忽了改变“流动人口”对社会稳定产生的不利影响，大部分暂住人口照旧“半城半农”穿梭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因为制度没有落到实处，比如像当初制度中规定的在城市里有“五年以上稳定工作”就不现实，清理暂住流动人口的政策年年在抓，怎么稳定？就拿一般单位招工条件也要城市户口，想稳定却没有“稳定”制度，不容易实现。或者“要有产权住房的”，过去城里买房子不是谁想买就能买，没有本市常住户口即使有钱也买不上。有的地方曾经还公布一项“连续三年纳税100万的企业家，可以申请城市户口”的政策，像这样的企业家还需要解决城市户口吗？实际这种企业家根本就没把户籍当作一回事。所以，也就出现当初制度改革后只有一个人申请的尴尬局面。不是老百姓不捧场，只是制度上的“严肃性”让人生畏。要想从农村人变成城市人，再从城市人变成现代人，没有可以实现的实效政策，要想解决中国三产发展不足和农民收入问题，只有再等等，而不是“悄悄的办”。

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增加大量农民进城，提高城市文化水平，带来第三产业增长，改善低收入群体消费，以至达到扩大内需，解决通货紧缩现状，似乎描绘的一系列国民经济发展的美好蓝图就要实现了。或许有很多人笑我是小儿科，也许是吧！因为想到这样简单运转逻辑的同时，还会有人在问，我们这些城市里还没有工作的下岗职工怎么解决，难道把农民请进城里，让城市人喝西北风？

根据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我国农村进城经商务工的人数1985年首次突破1000万人，1995年达到4000万人，年均增长14．87％。从实际情况看，近年来农民进城务工的速度并没有明显减缓。城市中这些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者如果能够顺利、毫无障碍地成为城市居民，按每人平均携带一到两个人口家庭，全国转户的城市人口就可增加约1．6亿人，将使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2亿，城市化程度达到48．86％，基本达到49．1％的国际参照系标准水平。

不是说要把农民“请”进城，而是他们本来就应该在城里，只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使这部分农民得到城市居民的待遇，进城成为合法化，这样才能使我国城市产业化结构接近世界国际参照系标准。而一些内在因素和制度不能得到很好改善，在某种意义上却是阻碍了城市现代化进程。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如果实现户籍制度松动，根据上述数据应有1．6亿农民进城成为合法城市居民，这种实现并没起到强制而是顺水推舟的作用。同样，如果当大城市周边挺立起多个或几十个自然环境幽雅，交通、通讯、能源等良好供给的卫星城时，是否城里人也会自觉的、悄悄的打开城市与城镇之间的隔阂与差距？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城里人到郊区买房、种地？就像最近流传的“短消息”中形容的：“我们下山进城了，你们却要上山到农村；我们开始吃肉了，你们却要吃青菜；我们可以睡在床上了，你们却要睡在地上……”无论农民是否应该早点进城，但这一连串的比喻，表明我们已经主动走出去了，并帮助投资建设和缩短小城镇到大城市的距离作出肯定的答复。

经济收入范文篇3

【关键词】工资差别；劳动力市场；市场需求

霍建华和周迅，是前段时间大火的《如懿传》两大明星，据报道，霍建华在如意《如懿传》的薪酬是5070万，而周迅的片酬是5350万。同时据华视娱乐招股书报道，孙俪及其团队在《那年花开月正圆》中拿到的片酬为6048万元。而据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市统计局的数据可知，2017年度北京市职工每人工资仅仅101599元(又称社会平均工资)，月每人工资仅仅8467元。相比较而言，平均工资较高的北京市职工工资与明星工资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明星高收入现象近年来愈演愈烈，以至于明星片酬以千万起步，模特收入按台步来计算，甚至有人将明星最高片酬制作成收入排行榜来刺激普通民众。

一、那么造成明星高收入现象形成原因是什么呢

明星收入与普通民众收入形成一种巨大的差别，这种收入差别可以看作工资差别。而工资差别可以分为补偿性工资差别、竞争性工资差别和垄断性工资差别。分析明星高收入现象的成因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1.明星高收入其实是劳动力市场对明星的一些特殊方面给予的一种补偿，即补偿性工资差别。首先，是对演员人力资本投资的补偿性工资差别。比如，赵丽颖大家也都知道，她演了十几年戏，但在刚开始前七年她一直在演配角，在这几年她努力提高演技，顶着压力坚持演艺行业，最终获得成功。而她的工资也是对她多年的努力的一个补偿。其次，是对演员效用均等化的补偿性工资差别。因《孔雀舞》名声响遍大江南北的杨丽萍，她曾削去两根肋骨以塑造身形进而创造完美舞姿。她几十年不吃主食来保持身材，以至于竟达不到体脂的标准而无法生育，她这份对待艺术的衷心，对艺术付出的代价，就需要市场付出更高的工资去补偿她。2.明星的高收入可以归结为是一种竞争性工资差别。我们都知道胡歌，他帅气，而且演技特别好，但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他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并且他对自己进行了大量人力资本投资，来提高自己的演技，进而能够更有效率的工作。他的能力结构超越了一般，因而工资收入也会更高。3.明星的高收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他们劳动能力结构的自然特征形成的，即垄断性工资差别。这点在模特身上尤为突出。大部分模特具有常人不具有的身材比例，而这是一般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也无法得到的，并且具有这些特征的人数量很少。市场上模特工作呈现出供不应求的情况，因此模特公司为了与同行争夺这些模特就会竞相提高模特待遇，因而模特收入就呈现出急剧上涨趋势。

二、尽管明星高收入存在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这种现象也会带来一系列影响

1.明星高收入现象会造成产业发展不均衡。劳动者一般都是理性经济人，他们会尽力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在选职业时会尽量选择工资较高的职业，因此，对于工资较低的职业会出现缺乏劳动力现象。而对于较高工资的职业会出现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现象。就比如近几年来许多人争先恐后的往娱乐圈里钻，学习演艺专业的人越来越多。而其他职业，比如医生，近年来在中国需求量越来越大，但真正能招募到的专业人员却很少。2.这种明星高收入现象可能会扭曲青少年的价值观。一项研究表明，零零后大部分以明星为自己未来的理想职业，而科学家等其他职业仅占很小的比例。现在各种各样的娱乐节目、电视剧等，使青少年对明星的高收入以及明星拥有的光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再加上近年来国家对科学家等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宣传力度及奖励力度不大，因此，青少年的职业选择也就越来越偏向演艺职业了。3.这个现象也带来了一个好处，就是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根据福布斯的一则数据可知，仅中国2017年度收入最高的10位明星，合计收入就超过了22亿元人民币。而2017年预测的中国总GDP是131735.85亿，在这之中娱乐圈中仅仅是前十名总收入合计就高达22亿。总的来说，明星的高收入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大于其正面影响的。因此，就需要针对明星高收入现象做出行动，尽可能降低明星收入，缩小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收入差距。

三、相关应对措施

1.从政府调控角度来看。国家应该对明星工资收入进行相应调节，相应降低明星收入，提高其他对社会贡献较大行业的工资收入。国家可以通过对高收入明星征收高税率、加强对明星缴税的监管以及对其偷漏税增加惩罚力度、打破演艺行业的垄断性行为等措施来调节其工资收入。2.从劳动力供给角度来看。工资水平取决个人的现实条件，同时受个人的主观愿望以及个人资源状况的限制。个人可以通过增加对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等来提高自己的价值，进而来提高自己的工资收入。3.从市场需求角度来看。劳动力需求与工资率成反比，现在明星工资率高，市场需求量少。但是，如果市场提高演员需求量，并且给新演员创造更多机遇，就能得更多具有专业化能力的演员，而实力演员量增加，竞争力就会增加，相应的演员的工资率就会下降，明星高收入现象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我们的国家的发展与强大主要依靠科技的力量，然而做出突出贡献的一些科技人员的工资收入与一些明星相比相差甚远，这也说明明星高收入现象是及其不合理的。相关部门必须即时采取措施对演艺行业加强监管。公民也应该有理智的判断，选择职业时不要盲目跟风。演艺本应属于高尚的艺术事业，它不应被金钱扰乱了方向，希望每一个艺人的终极目标都是为艺术贡献，而不是为金钱而不惜一切代价。

参考文献：

[1]龚基云.西方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J].当代经济,2012.

[2]袁伦渠,王守志,林玳玳.劳动经济学――(四版)[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

[3]王丹丹.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规避分析[J].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

经济收入范文篇4

关键词：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

立足于目前农村的发展情况，应进一步了解农民的收入情况，加强农村的基础建设，推进农村的城镇化发展。政府要想提高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就要制订完善的发展计划和发展目标，落实各项福利政策，投入资金引进农业企业，更新农业机械设备。同时，应根据时展的要求，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走上致富路。

1我国农民的收入状况分析

建国初期，我国的工业发展处于萌芽期，各方面还不成熟，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农业作为我国的重要支撑，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国家也对大力发展工业产业给予了政策支持。此后，我国工业发展速度较快，但农业发展却没有达到理想状态。由于投入不足，我国农业经济没有得到大幅度提升，生产条件比较落后。在遇到自然灾害时，农民的收入得不到保障。近年来我国政策不断调整，一些政策没有得到落实，使得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不高，农民收入较少。

2造成我国农民收入较低的原因

2.1农业结构不完善。合理的产业结构是保障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我国农业结构不完善，农业发展方向、发展规划不够明确，各项保障得不到落实[1]。我国对农业发展的资金投入不足，农民使用的机械设备落后，是造成农民收入较低的主要原因。一些地方政府虽然重视农业发展，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忽略了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导致农业发展没有达到预期。同时，我国农业生产模式仍以小规模个体生产为主，极少进行规模种植，这样的生产模式对农业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2.2乡村化人员比例较高。我国农村人口较多，导致城镇化比例较低，尚未达到国际平均水平。城镇化发展对于解决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有重要作用，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帮助城镇扩大农产品市场，城镇化发展还可以减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效率，有利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农村发展体系尚不完善，城镇化发展缓慢，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阻碍了农村发展。2.3农村教育水平较低。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由于农村地广人稀、教育落后、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导致农民的思想较为落后。农民无法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缺乏先进的农产品经营管理，小农思想根深蒂固，不能及时掌握市场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发展，农村生产规模受到限制[2]。

3新时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

3.1新时展农村经济要以土地承包责任制为主。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制定了高效全面的农村管理体系，提高农村生产制度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为农村建设打下良好基础。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农业生产模式，土地由个人承包，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的付出和回报成正比。这样的情况下，农民更愿意在农业生产上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农村的发展。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在不断提升。在这样情况下，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也在不断改革创新，更加集成化、专业化。农村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并且农村逐渐城镇化，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的投入，农村发展也越来越好。同时，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使农业稳步发展。在土地承包责任制度下，农村的企业越来越多，为农民提供了较多的就业岗位，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使农村实现可持续发展。土地承包责任制通常与土地经营流转权结合在一起，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的发展要素，增加了劳动力的就业机会[3]。3.2新时展农村经济要注重引进农业企业。制订并且实施农村企业发展计划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布局，政府要将乡镇企业发展纳入经济发展中并与城镇化接轨，要促进各区域之间的协调稳定发展，推进城镇化布局。在引进农业企业的过程中，要使农产品区域的布局合理，增强商品基地建设，促进企业发展。通过对农村企业进行合理规划，可以使农业企业更好、更快发展，从而带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推动我国农业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还应该让工业反哺农业。目前，我国工业发展已经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但农业发展速度较慢。因此要倡导工业企业扶持农业企业发展，使得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政府可以为农村地区招商引资，在农村引进工业企业，在确保环境效益和绿色发展的同时，加强乡村的产业融合发展。要大力发展环保型企业，利用好太阳能、沼气等资源，通过大力引进地方企业，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引进的绿色企业在有效利用资源的同时，也可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推动农村的城镇化发展计划，促进农村建设和发展[4]。3.3新时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我国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要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改善农村的经济体结构，对农村企业、农产品市场实行市场化管理。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进行严格监督，保证农产品的质量，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农民的收入[5]。此外，农村还应发展特色农业。农民要根据市场要求调整生产结构，生产乡村独有的特色农产品，注册品牌，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品牌效应，进一步扩大销售市场，增加销量。应该扩大农产品生产企业的规模，投入更多的资金，引入新型技术和设备。充分发挥农村的优势，引导农民进行集体化种植经营，给予农民一定的科学指导，在农产品种植、销售和运用网络技术等方面提供支持，增加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在大力引进企业的同时，国家也要加快农村的城镇化建设，为农民提供有效的政策帮助。定期开设讲座和培训，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运用新型农业技术的能力，进而增加农作物产量和农民收入。要推动农村城镇化建设，使农民生产的农产品“走出去”，引领农民走向致富道路[6]。此外，可以与高职院校进行合作，为农民开设专门的课程对农民进行继续教育。还可以聘请农业专家到田间地头对农民进行指导，让农民学习更多的农业知识，从而增加收入。

4结束语

农村发展离不开各方的努力。要想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需要各部门协调发展、共同促进。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水平进一步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也在不断改革创新，逐渐显示出了集成化、专业化的特点。将土地承包给个人是我国农村发展的重要举措，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推动我国农业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要让工业反哺农业，从而促进农业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光波.浅谈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3（10）：242.

［2］孙耀华.新时代农业经济发展背景下创新农技推广模式的内容设计［J］.现代农业科技，2020（16）：35，38.

［3］肖子连.浅谈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J］.吉林农业，2011（5）：23-24.

［4］刘光波.浅谈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3（10）：242.

［5］孙耀华.新时代农业经济发展背景下创新农技推广模式的内容设计［J］.现代农业科技，2020（16）：35，38.

经济收入范文篇5

一、养老金积累率与经济增长的黄金律

索罗(Solow)在其经济增长模型中得出了经济增长的黄金律(GoldenRule)归J。资本存量超过和低于黄金律水平的稳定状态不是帕累托最优。一些理论认为，现收现付制能够较容易地通过收人再分配来实现最优的经济增长路径，经济学家所确定的各种相关变量和条件不同，但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20世纪60年代，Aaron在将实际工资增长率和市场利率都视为为给定的外生变量的前提下，提出如果人口增长率加实际工资增长率大于市场利率，现收现付制能够在代际之间进行帕累托有效配置。20世纪70年代，萨缪尔森在将工资增长率和市场利率都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证明了现收现付制仍然能够在代际间实现帕累托有效配置，他认为，一个适当的专门的公共养老金计划也可以保证经济的黄金律增长：假定社会保障真的会挤出个人储蓄，那么在没有公共养老金计划的情况下，如果私人养老金基金的积累过度，则可以导入一个现收现付的计划来达到黄金律的增长pJ。基金制是一种受益者为自己的养老而提前缴费的中性制度安排，它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基金投资对资本形成特别是对资本市场所起的作用上，无论是银行储蓄、购买国债、私人债券还是投资股市。基金制对个人储蓄率的影响难以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在不同的条件下，基金制对个人自愿储蓄有着不同的影响。一般而言，养老基金的强制性储蓄能够替代部分个人自愿储蓄，但替代程度却因各种条件的不同而发生较大的差异，只有边际替代率为l时，强制性储蓄的增加恰好等于自愿储蓄的减少，个人的总储蓄保持不变，这种基金制的实行几乎对投资和消费没有大的影响，但这是一种极端情况，多数情况下，强制性储蓄的增加部分要小于自愿储蓄的减少部分，使得个人总储蓄增加，减少了当前的消费。基金制经常使个人总储蓄增加，主要原因是基金收益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及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等。如果在经济低迷时期能够不降低总消费水平，这种制度安排在这段时间内就是中性的。但根据经验，在经济低迷时期，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一般来说是不乐观的，无论政策所规定的强制性积累率是多少，人们都倾向于更多的自愿储蓄，至少是很难因为基金制的强制性储蓄而等量地减少个人储蓄。大量的研究结果否定了一直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即养老基金投资组合的变化不能使有利于增长的储蓄和投资增加，因而是一种零和结果，这有些类似于企业融资的MM定理。这种结论上的差别主要源于前提假定的不同，传统结论主要依据完善资本市场，股市不存在进入障碍，类似于MM定理的假设，即在融资成本为零的前提下，企业采用的融资方式对企业财务状况和企业经营业绩无影响。但在现代经济中，这种中性效应是难以稳定、长期地存在的，不同的投资组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

二、高积累率背景下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仍然维持在25％以上的高位。储蓄率过高，将以牺牲当前消费为代价，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增长。在养老保险模式对储蓄不同影响的文章中，有一点基本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对单一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改革，引入积累制能够增加国民储蓄，包括戴蒙德(Diamond)这样对积累制改革长期持批判意见的经济学家也承认了这一点HJ。过去三十余年中，中国的储蓄一投资缺口在多数年份为正值，也就是说，国内储蓄是能够满足投资需求的，并且经常出现剩余，部分资本处于闲置状态，既未形成投资，也未形成消费，抑制了经济增长，但这种抑制常常被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掩盖。高养老金积累率及逐步做实的养老金帐户将进一步增加实际储蓄量，资本形成率进一步偏离黄金律水平。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一直是一个储蓄率过低而消费过高的国家，当前美国的储蓄率只有一0．5％，与中国46％的储蓄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奥巴马政府也将储蓄与消费的平衡问题置于经济政策的重点，认为中美之间在储蓄与消费问题上需要进行截然不同的政策调整及相关措施。美国一些激进的学者积极倡导改革现行的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以解决社会保障制度未来的赤字问题，并能提高国民储蓄率，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目前实行养老体制改革的国家大多是因为出现了储蓄严重不足的问题。增加基金的比重不仅有助于增加积累支持投资增长，使资本达到黄金律水平，而且有助于缓解养老金支付困难。现阶段，除了积累率的设定而外，以下情况决定了中国实行的部分基金制养老体系有增加总储蓄的倾向：从国际国内经济景气状况看，都处于一种相对低迷的状态，人们对未来个人收人预期的乐观性不足；养老体系正处于转轨期，体制变动阶段所形成的保障真空、养老金隐性债务及对基金制的生疏感等，使得人们对未来养老保险的不确定性预期较高；较低的利息率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使得人们预期个人账户的回报率较低；即将来临的老龄化及急需扩大的养老保险覆盖面，使得人们对中国未来养老保险的巨额支出压力有着充分的估计。中国养老保险的强制性储蓄将使资本积累率更加偏离黄金律水平，挤出现阶段的消费需求。如果实行现收现付制，个人缴费部分将发放给目前的已退休人员，已退休人员也主要用于消费支出。个人账户建立后，实质是将这部分消费后移，相对减少了当前的消费需求，且这部分主要是传统消费品市场的需求，这将在近期内加剧中国市场需求的低迷状态。如果提高养老基金的缴费率，将直接挤出中低收人群体的消费支出，或减缓消费的增长速度，而这一规模庞大的中低收人群体恰恰是中国未来拉动内需的主体，减少这部分消费支出将在近期内加剧内需市场的低迷状态，抑制经济增长。中国的高积累率来自于少数人的高额储蓄，这源于在基尼系数过高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储蓄存在结构性的失衡。在中国的居民储蓄总额中，大部分掌握在少数富裕居民手中。高收人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有着不同的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养老基金强制性储蓄对不同收入群体的自愿储蓄和消费支出的影响也存在较大的差别。提高养老基金强制性储蓄对高收人群体的消费的影响较小，低收入或无储蓄群体的消费支出影响较大，强制性储蓄挤占的只有消费支出，或延缓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提高养老基金强制性储蓄对中等收入群体的自愿储蓄和消费支出都有影响，也就是说，提高养老基金强制性储蓄能够同时挤出中等收入群体的自愿储蓄和消费支出。

三、高积累率与普通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

马克思认为固定资本的更新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这是18、19世纪西方市场经济摆脱经济低迷的主要途径。在现代经济中，人力资本投资成为摆脱经济低迷并迎来新一轮经济高潮的重要途径。与物质资本投资不同的是，人力资本投资能够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同时对经济摆脱萧条期积极的刺激作用。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是高端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已有产业提高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才能在经济低迷中胜出。尤其对于转型经济及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效益会更高。实证研究表明，在转型经济中，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在迅速提高【5】。另一方面，员工知识和技能水平的提高，能够提高他们在企业内部和外部劳动力市场中的谈判能力，会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自动提高劳动的报酬。其结果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和福利提高，消费支出能力提高。相比较而言，物质资本的投资虽然也能逐步提高劳动者的职业素质，但远没那么直接，人力资本的市场谈判能力和报酬远远赶不上物质资本，资本有机构成居高不下，消费需求长期受限。进一步的研究证实，对中低收入群体或对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更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更大。与富人相比，穷人能够将蛋糕做得更大。资源从富人向穷人的转移或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这种再分配的实质是资源流向了回报更高的投资中去。具有较低的人力资本的相对较穷的人的人力资本积累的边际收益更高。研究表明，资源在从富人向穷人的再分配中存在较大的空间。中低收入群体就是企业中的普通雇员，这部分人群的培训与开发的投资问题成为启动新一轮经济的核心问题。如果养老金积累率的设计能够具备再分配和缩小贫富差距的功能，就能够有效地刺激中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由谁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即投资的主体是谁。现代市场经济中，人力资本的投资主体主要有三类：企业、个人、工会和政府等。当前我国在雇员的培训与开发方面，由政府出资的项目还较少，区域性的人力资源开发体系还未形成。工会的职能不完善，还未能控制培训资源。美国有一个政府、工会、企业三方出资建立的培训基金，实现对劳动者的培训。三方都要在区域层面进行培训，这是区域性问题，而不是单个企业的问题。否则每个企业都认为在为别人培养员工。工会和企业管理层共同支配基金，监督培训的效果∞J。类似的区域性培训基金在中国还未建立，因此，当前企业雇员培训的主要任务落在了企业和雇员身上。Becker认为，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是不会为其员工的一般性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由于雇员有流向其他企业的可能性，企业为此要承担不能获得投资收益的风险【7J。也就是说，企业更倾向于为雇员的与本企业有关的特定技能的培训进行投资，一般性的技能主要依靠后几个投资主体来完成。Lindner的研究假定，企业只提供与企业有关的特定技能的培训，而一般性的技能培训只能从政府创办的职业学校获得哺j。过去几年，美国的工作培训政策的发展传递了这样一种理念：个人应该为技能的提高(与职业生涯开发)负责，包括雇员、工会、雇主及政府等各市场主体都应该对雇员的人力资本投资负责，尤其是企业，要为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进行充足的投资。多数文献在分析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主要是通过分析其(收入不平等)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来进行的。关注点放在了信用限制的作用上。主要观点是，由于在借贷市场上受限，穷人没有能力为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行贷款。无法用未来的收入作抵押，通过金融贷款的方式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其结果就是，穷人要么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要么是投资较少L4J。Mejfa等的实证研究表明，越是不平等的机会，就越容易造成人力资本投资总水平的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就越少，人力资本分配就越发不平等，工资收入的不平等性就越明显一】。从社会福利的观点看，对培训的激励仍然不充分。如果我们能够自由地进入熟练劳动力市场并且从未消耗任何培训资源，熟练工人的失业将使低效率问题愈加严重。如果不阻碍工人们能够支付一般性技能的培训，完全的培训市场得以建立，就能够获得高水平的培训。从企业看，如果企业养老金缴费率过高，会直接抑制企业在劳动成本上的支出，工资和福利增长速度慢，企业对员工的培训与开发的投资也难以提高。另外，企业对员工培训投入低，阻碍员工技能的提高，这样又会阻碍企业的创新。由于企业参保率不高和转制成本没有落实等原因，按现行标准执行，社会养老保险的收入不能满足其支出的需要。许多地区不得不提高参保企业的缴费率，致使国有企业的缴费率居高不下。目前，我国企业的养老金的平均缴费率为23％，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高于国际警戒线三个百分点。降低企业平均缴费率是企业减负的重要途径，其他方面税负的配套消减也是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必要途径。

经济收入范文篇6

关键词：新发展理念；经济发展；收入分配；辩证思考

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所谓新发展理念就是要创新发展方式、使得各方利益得到协调、发展生态节能的绿色经济，创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经济，并且把所有的发展结果实现共享。在这个理念中，主要是倡导要实现经济发展和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创建一个共享、和谐社会。这就要求在新发展理念的指挥下，要求以经济发展促公平分配、以公平分配反作用于经济发展。

一、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

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两者的关系不是单一的前者决定后者，或者后者决定前者，需要辩证的看待二者的关系。现如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经济发展对分配有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式决定收入分配的方式，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收入分配的水平。但是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也有能动的反作用，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反作用于经济发展方式，收入分配的量反作用于经济发展水平。通常把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比作“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只有蛋糕做的足够大，才能给人均分配更多的蛋糕；也只有把蛋糕分配公平了，才能促使人们去更努力的把蛋糕做大。

二、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现状

（一）经济发展的效率和分配的公平没有兼顾。经济发展的效率和分配的公平问题历来是重点把控的对象，本来经济的增长使得社会财富积累的越多，应该使得可供分配的数额更大。但是当下却不是，效率和公平并未兼顾到。当下，我国经济发展势头猛，经济总额也呈高速增长的态势。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收入分配却没有如同理论上应该出现的发展方向发展。我国的收入分配越来越呈现一个不公平的发展趋势，收入差距在各行各业、各阶层中也在不断增大。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在此过程中，人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最直接的表现是，用于衡量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早已经超过了警戒线0.4，并越来越大。（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及其表现。当今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暴露出来的首要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在改革开放前，农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时候的城市虽然没有达到现在的发展水平，但是也已经脱离了“看天吃饭”的窘境；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到现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也在发展。但是总体上，他们还是依靠一年的庄稼收成来过活，而城市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一来，城市发展的快，发展的好，农村经济发展慢且粗犷。在这过程中，国家对于城乡政策的不同、城乡居民待遇也不同，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当然同样收入差距大的还表现在东西部地区，抛开东西部地理条件的差异，国家政策在东西部地区的不同同样也导致了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的拉大。

三、新发展理念下改进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关系的措施

（一）以创新、绿色、开放的发展理念来指导经济的发展。新发展理念下，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不是由于经济的不发达，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的理念错误。在经济发展中存在很多问题，就需要我们转变发展理念。首先就要树立创新意识，用科技引领未来的发展。更加注重发展科技，发展集约型的高精尖类型的产业，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其次，要注重发展绿色经济，在绿色经济的要求下，实则是要求发展生态经济。在经济发展中，要秉持节能环保的理念，抛弃先开发后治理的观念，要边开放边治理。需要注意经济发展的速度，也要注意质量，只有兼顾两者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更要注意到开放理念的实践，不仅管理好国内市场，更要把眼光放到国际市场。（二）以共享的理念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当前的收入分配主要有以下两种。侠义的是指个人在家庭和企业单位之间的一个分配；广义的理解是在整个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对国民经济的一个分配。分配的公平不仅仅是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积极作用，更要看到在分配公平下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当下要做的就是，严格按照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并要结合多种其他的分配方式。把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需要更加注重农村的发展的同时，也要使相关分配政策向农村地区倾斜。在东西部的分配中，西部的收入分配水平和东部地区看齐。不止在初次分配中注重分配的公平，更要在再分配中注重分配公平的实现。仿照日本的分配方式，日本就是在初次分配中就严格对分配的公平进行把关。我们国家需要在有中国特色的分配理念下实现分配的公平。

四、结束语

经济发展中不能只顾发展经济的速度，更要注意发展经济的质量，要在新发展理念下发展经济。收入的分配也不能仅仅集中对一部分人的公平分配，要在共享理念下，实现全民共享。并且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也要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作者:刘圣宇 单位:长沙市长郡梅溪湖中学

参考文献：

经济收入范文篇7

本项研究的重点是从劳务经济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所以，不是笼统研究非农业收入，也不是单纯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实际上是考察家庭经营与雇佣劳动的制度绩效问题。

所谓劳务经济，就是劳动者出卖劳务而获得报酬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现象。在本项研究中，劳务经济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乡村干部、民办教师等身份在行政事业单位劳动得到的收入；二是在本地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中得到的收入；三是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四是其他工资性收入。

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地位。1978－2000年间，我国农村劳务经济在联产承包变革中得到解放和发展，孕育了乡镇企业和民工潮两次劳务经济的浪潮，全国农村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1.3亿人，农村非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从7．1％提高到目前的31．6％。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期从133．57元增加到2253元，增长15．9倍。其中：1983-2000年间工资性收入从57．53元增加到701元，增长11．2倍；家庭经营纯收入从227．68元增加到1436．2元，增长5．3倍。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从18．57％提高到31．1％，对纯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率为33．1％。劳务经济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产品过剩经济的出现，为家庭经营的整合提供了基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加入WTO及其改革开放的深化，城乡一体化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即将来临。

一、发展阶段：劳务经济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渠道

根据劳务经济与农民收入的关系，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务经济划分为三个阶段。

1．1978－1982年间的农村劳务经济的解放时期。我国农村联产承包变革时期，实际上是我国长达多年的农村体制的最终解体阶段。家庭经营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由隐性变为显性，劳动力剩余率高达30％-50％，这部分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如何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创造财富，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由于农村居民重新获得了身份和择业自由，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为我国农村劳务经济发展迅速奠定了基础。

联产承包变革时期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依靠中央大幅度提高了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与家庭经营解放了农村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初步解决了粮食短缺这一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问题。这一期间全国农民人均从集体统一经营中得到的收入(包括农民从乡村企业得到的收入，不包括职工工资收入和生产性劳务收入)从88．26元增加到142．85元，年均递增12．8％，比纯收入增长速度19．2％低6．4个百分点。占纯收入比重虽然从66．08％下到52．89％，但仍然是收入的主体。1982年全国农民人均从乡村企业得到的收入为8．97元，集体外单位职工工资收入4．56元，生产性劳务收入约12．57元，三项合计工资性收入为26．1元。农民从集体统一核算单位得到的收入为131．15元，其中现金收入仅37．46元，主要是口粮等实物分配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是90．23元，其中农业收入80．08元。非农业生产收入10．15元，主要是牧业及种植业收入。财产性转移性收入22．63元。农民人均从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中获得的农业收入为203．65元占纯收入的85．87％。可见当时劳务经济才刚刚起步，农业收入是主要来源。

2．1983-1993年间的农村劳务经济的波浪发展阶段。我国国民经济总供需矛盾从短缺走向过剩时期给予了农民难得的发展机遇。计划经济以压抑城乡居民生活需求来积累资金，侧重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与轻工业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分配格局开始向居民倾斜，被长期抑制的消费欲望开始变成有效需求，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旺销，刺激了家庭经营从单一粮食种植向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更是异军突起。进入了一个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劳务经济发展阶段。

此间全国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从57．53元增加到194．51元，增长2．4倍；占纯收入比重从18．57％，略微提高到21．11％。家庭经营纯收入从227．68元增加到678．48元，增长2．0倍；占纯收入比重在73．5％左右波动。可以说劳务经济和家庭经营并驾齐驱。1983-1993年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处于频繁波动状态，可以划分为1983-1986年、1986-1991年、1991—1993年两个半周期，与家庭经营纯收入基本同构，家庭经营的好坏是我国农民纯收入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工资性收入以1984年、1987－1989年、1992年为峰值，部分年份明显有以劳务经济与家庭经营互相弥补的倾向。这一时期我国农民人均在乡村集体企业劳动得到的工资性收入从11．92元增加到67．62元，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从19．93％提高到34．76％，是乡镇集体企业稳步发展的时期；在集体以外组织或外出劳动得到的收入从22．87元增加到96．51元，比重从38．24％提高到1989年的56．67％，又下降到1993年的49．62％；其中在个体企业劳动得到的报酬为17．48元，在国有企业等其他企业劳动得到的报酬是53．14元，外出打工等从其他单位得到的报酬是25．45元引农民在乡村集体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报酬从25元增加到30．38元，比重经过两轮下跌从41．83％降低到15．62％。可见在此期间农民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乡镇集体企业和外出从其他企业和单位劳动得到的报酬。

3．1994年以来的农村劳务经济的结构转型时期。1994-2000年间，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一个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急剧变化，特别是1997年以后，在主要经济领域，短缺经济基本结束，过剩经济已经来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大幅度提高了工农业产品的有效供给。而亚洲金融危机制约了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势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对未来收入预期不高，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银行改革硬化了预算约束，部分企业和居民找不到能够获利的投资方向，投资需求不旺。国民经济景气变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前所未有。

目前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最为低迷的时期。1994-2000年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220．98元增加到2253元，增长84．5％，增长速度却从32．48％下降到1．9％。家庭经营纯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从72.23％降低到1999年的65．53％。特别是家庭经营纯收入1998年、1999年分别减少0．46％和1．2％，出现绝对减少的局面，也是绝无仅有。而在此同时，工资性收入从262．98元增加到701元，占纯收入比重从21．11％。提高到31．11％，工资性收入对纯收入增加额的贡献率从22．87％提高到165．8％。家庭经营地位的下降和劳务经济地位的提升，说明农村居民劳动力价值的实现方式正在从通过自营产品的间接交换向通过契约雇佣的直接交换的转变。

二、家庭经营：与劳务经济互为发展的前提

农村体制的解体改善了农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实际上制度下国家始终承担着控制农村经济的制度费用相对增长更快的压力，包干到户首先在安徽风阳等落后地区开始实行，就是因为当地集体工副业太弱或者根本没有，无力以副业弥补自然灾害的农业损失，农民早已从自留地经济预期到家庭经营的高收益。家庭经营作为联产承包的最终选择，其意义在于重新获得了剩余索取权，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终于可以将自己的劳动与收益紧密结合起来。家庭是农业生产的最适组织，它以血缘和姻缘为纽带，生产与消费等多功能同一，有利于灵活决策以应付农业风险。土地的福利性均分暂时稳住了几乎全部农业人口，鼓励他们首先提高土地的生产率，为农村要素全面流动奠定基础。所以此间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从1978年的2182万人减少到1981年的1994万人。家庭经营不仅仅是改善激励机制问题，更重要的是放松了要素流动的管制，农民从土地获得的收益的增加，为发展劳务经济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1978-1983年间农民收入增长的特点是：一是高速度。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19．2％，是1954-1977年间速度2．66％的7．2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幅度为19．06％，也比1978-1999年间实际年均递增速度14．38％高4．68个百分点。二是普遍性。改革初期农民普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政策因素对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广泛的。全国农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稳定在0．24左右，处于相对平均的状态。地区之间级差收益较低，1980年我国三个地带西部、中部、东部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比例为1．00：1．05：1．27。三是基础性。解决农产品短缺问题是这一时期的主要需求，农业收入自然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此间农民第一产业纯收入从113．47元增加到203．65元，占纯收入的比重从85％减低到75．4％，农民收入结构单一。第一产业纯收入增加额占农民纯收入增加额的66％。四是货币化。农民现金纯收入从55．99元增加到153．56元，占纯收入的比重从44．9％提高到56．9％。货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农民物质和文化多方面的需求。家庭经营为劳务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家庭经营突破“以粮为纲”的产业结构向多种经营的拓展，为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合理使用打开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专业化分工取决于该行业的收入弹性与生产率的上升率，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率上升率决定于计划偏好，消费品的收入弹性虽然在黑市上极高，但缺乏资源来创造更多的供给和现实需求。农村产业结构单一的症结就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当放权让利的改革使居民在分配格局中地位上升以后，市场对农业生产起到了引导作用。农业生产要素依据“粮食作物一经济作物一养殖业一林果业及其他农业”的需求层次顺序进入。1983－1993年间，我国农林牧渔业劳动力从31645万人增加到33258万人，占乡村劳动力比重从91．2％降低到75．1％。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2750亿元增加到10995．5亿元。农民人均第一产业纯收入从212．65元增加到566．38元，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从93．45％降低到83．5％。而家庭经营非农产业也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1983－1993年间，全国农民家庭经营三次产业纯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加额的贡献率分别为第一产业57．8％、第二产业3．6％、第三产业12．3％。家庭经营对纯收入的贡献率高达73．7％。

过剩经济的出现说明，家庭经营农业收入的增长方式已经开始从主要依靠提高价格向降低成本转变，农业经营组织必须依靠专业化和规模经营来提高收益，这需要以劳务经济的发展为前提。1992年我国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通货膨胀压力逐步加大，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成本推动下，1993年市场粮食价格开始上涨，波动幅度又被稻谷减产、国际市场价格高涨所放大。为了增加农产品供给，抵消通货膨胀影响，国家于1994年和1996年两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提价幅度在40％左右，粮棉收购价格更是提高了一倍左右。1995年全国粮食平均每亩减税纯收益219元，成本收益率100％。在价格刺激下，我国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产量迅速增加，供需格局急剧转变，市场价格迅速下降；而有关部门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显著高于市场均衡水平的价位上确定了国家保护价，并承诺敞开收购，致使农民人均粮食产量从1994年的590公斤增加到1999年的705公斤，年末粮食结存从1995年的543公斤增加到1998年的662公斤。粮棉国有部门仓库积压严重，亏损挂账高达数千亿元。可以说1993-1996年间我国农民农业收入的快速增长是政府保护价政策的产物。然而，国外发达国家农业保护价政策是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别的补贴政策，而我国拥有9亿农民，无论如何国家无力实行价格保护政策。1999年以来，国家陆续降低了农产品收购价格，缩小了保护价收购范围，提高了收购质量等级标准，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迅速降低。1997-1999年间，全国农民农业纯收入减少6．6％，其中种植业收入减少6．5％，牧业收入减少14．6％。2000年种植业收入又减少4．6％，牧业收入增加31％，林业和渔业基本持平，结束了连续增加的记录，农业纯收入减少4．3％。我国联产承包变革以来一直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来矫正计划经济遗留的剪刀差，从而引导农林牧渔业的长足发展。如今我国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价格，靠提高收购价格的方式刺激供给增加收入已经不合时宜。我国粮食每亩减税纯收益已经减少到1999年的57元，比1995年减少74％，而每亩成本却上升了13．1％，仅比最高年份1997年减少11．8％。市场机制正在使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资源部分退出农业领域。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品质，虽然是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重要表现，但是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提高规模效益，降低农产品成本。

三、乡镇企业：粗放经营的空间已经逐步缩小

我国农村社队企业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真正形成气候则在20世纪70年代。受计划经济体制下高额工业利润的刺激，农村社区力图控制自有资源，分享原来由国家独占的农村经济剩余。所以曾被反复批判为“集体资本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初，东部发达地区社队企业已经初具规模，例如江苏苏州、镇江地区社队企业从业人员占农村总劳动力的32％，人均收入的41．6％来自于社队企业。所以少数像华西村等社队企业发达的社队，并没有实行家庭经营，而是遵循路径依赖的规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集体经济。大多数社队企业通过专业承包经营形式保持了劳动分工的成果，为乡镇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乡镇企业的出现标志着农民分享工业化利益成为制度性安排。1984年中央有关政策，将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并包括联办企业、个体企业，允许突破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三就地”原则，实行政策支持，确立了乡镇企业的历史地位。使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然而，乡镇企业在与国有企业产业结构上的同构及其竞争中，虽然具有灵活的市场机制的优势，但往往成为被规制的对象，三年治理整顿时期许多乡镇企业职工又被迫返回土地。而在此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东部发达地区“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内地农村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跨地区大流动的民工潮开始引人注目。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国乡镇企业迎来了第二个高潮。全国各地创造了“五个轮子一起转”的模式，大量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掀起了两个高潮。一是1984-1988年期间，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力增加5565万人，以1985年为峰值，当年转移2430万人，劳动力转移速度6．56％。这种超常规的转移是体制转型以后积聚20多年的非农就业需求的突然释放。1984年我国乡村工业就业劳动力从上年的873万人突破到3228万人，乡村建筑业劳动力从811万人增加到1130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增加2527万人，乡镇企业的崛起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二高潮是1992—1995年间，期间转移农业劳动力3800万人，1993年转移1233万人，转移速度为2．79％。1993年以后，我国农村非农行业就业全面提升了一个台阶。乡村工业就业从3200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4000万人左右，建筑业从1500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532万人。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从1992年的4638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7500万人，外出打工人员逐步增多。两个转移高潮9年间合计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9365万人，占1978－2000年累计转移人数1．3亿人的72％。

过剩经济的出现说明，乡镇企业和农民家庭经营非农产业粗放经营的空间逐步缩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农民在整体上经营能力开始不能适应市场格局的变化，将有更多的农民加入雇佣工行列。1999年我国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30．3％，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64％，吸纳职工1．27亿人。是转移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然而，每当国民经济出现紧缩的时候，首当其冲的往往是乡镇企业。由于乡镇企业存在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甚至个别还存在假冒伪劣等外部性，无论是三年治理整顿时期，还是目前的经济紧缩时期，都是政策规制的主要对象。1996-1999年间，我国乡镇企业个数减少265万家，职工人数减少804万人。乡镇企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从1992年的50．9％降低到1999年的12．1％。农民从乡村集体企业劳动得到的报酬从1993年的67．62元增加到1999年的144．11元，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从34．76％降低到22．87％。在经济紧缩时期农民从企业得到的收入年增长率从1995年的29．1％降低到1999年的9．1％，从乡村集体企业得到的收入增长率从30．6％降低到4．9％。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两极分化，部分集体企业破产倒闭；乡村政府也逐渐失去了在农村组织经济资源的优势，经过产权改革以后，开始被迫放弃集体企业所有权，造成了集体企业发展滑坡的局面。而在集体以外组织或外出劳动得到的报酬从1993年的96．51元增加到1999年的347．27元，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从49．62％提高到55．1％；从乡村集体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报酬从30．38元增加到138．88元，比重从15．62％提高到22．04％。由于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复苏，基础设施建设大量增加，以及农业经济的长期低迷，外出打工现象逐渐突出。2000年我国农民人均从本地企业得到的收入是240元，增长15．6％；其他劳动报酬113元，增长4．6％；从非企业组织得到的收入是140元，略增0．8％；外出打工或从业得到的收入为240元，增长18．2％。外出打工收入对工资性收入增量的贡献为52％。可以说，农民外出打工或从业得到的收入增长支持了工资性收入增长，工资性收入增长又支撑了纯收入增长。

我国家庭经营非农产业增长速度近期虽然也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1999年第二、三产业纯收入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6．3％和15.1％，家庭经营在技术、资金、规模等方面的缺陷，造成了家庭经营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始终是小摊小点小作坊，难以对农民收入整体起到主要作用。

四、地区差距：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基本特征

1980-2000年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带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13．1倍、10．5倍和8．3倍，全国平均为10．8倍。三个地带农民收入受宏观经济影响的趋势基本一致，但是产业结构不同所受影响也略有不同。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度提高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4-1997年间东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带；受国民经济紧缩的影响，1998年以来中西部地带农民收入的跌幅最大；以西部为参照物，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农民收入比例从1980年1．27：1．05：1．00扩大到1995年的2．01：1．32：1．00，又缩小到2000年的1．92：1．30：1．00，其中西部与中部的差距“三年治理整顿时期”有所缩小，1996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差距达到最大幅度(1．37：1．00)。1995-1999年间，按西部大开发口径划分的我国西部12省农民平均工资性收入从149．37元增加到332．89元，占纯收入比重从13，4％提高到19．2％，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增加额的30％；东部10省农民工资性收入从713．34元增加到1240．59元，比重从31．9％提高到46．5％，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增加额的123％。可见，近年来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依然是以东部地带为主导。

工资性收入差异是农民收入差异的最主要来源。2000年东部地带农民工资性收入水平223．04元，占纯收入比重39．93％，比中部、西部高13．22个和15．52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与东部工资性收入的差距占纯收入差距的67．8％和56．7％。据农调总队测算：1999年我国农民收入差异的锡尔系数中，三个地带之间的差异占总体差异的17．1％，三个地带各自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为东部36．06％、中部24．9％、西部21．94％，省内差异是造成全国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差异(基尼系数)的贡献率高达39．33％，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的贡献率为33．59％，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的贡献率为18．77％，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差异的主要来源。中部和西部的农民收入结构基本一致，2000年两者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占57．7％，而东部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比重仅占37．4％。东部地带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也与中西部差别不大，主要是东部地带在本地企业劳动得到、在非企业组织中得到，以及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水平和比重明显高于中西部。东部转移性收入较高主要是退休金及其他收入引起。外出打工收入是近期农民收入的一个增长点，但从绝对额来说，东部地带最高；从比重来说，中部地带略高，至少中西部农民打工收入仍然没有成为其提高收入水平的主要渠道。

如果我们考察农民收入最高的省份上海市与最低的省份(除西藏外)贵州省，则会发现东西部之间不仅仅是量的差异，更是生产方式质的差别。2000年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597．37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是4309．89元，比重是77％；家庭经营纯收入933．74元，比重仅占16．7％，第一产业纯收入仅有789．09元。而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374．1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仅有274．9元，比重是20％；家庭经营纯收入1029．46元，比重高达74．9％，第一产业纯收入884．68元，比上海略高，但比重却高达64．4％。劳务收入已经成为上海、北京、浙江等发达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2000年上海农民家庭规模3．3人，劳动力负担系数1．3，62．9％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工业劳动力比例高达37．1％；所在村平均有乡镇企业3．8个，25．8％的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工作；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48．7％；85．5％的劳动力在乡内就业；劳动力年内从业时间的59．1％从事非农产业；家庭人均耕地面积0．92亩，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占37．1％。贵州农民家庭规模是4．5人；劳动力负担系数1．6；84．7％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从事工业的仅占5．9％；所在村乡镇企业仅仅0．4个，在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仅占0．34％；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占71．6％；劳动力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占61％。上海农民以不到四成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创造了与贵州省85％的劳动力大致相同的农业收入，而以六成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创造的非农收入是贵州农民非农收入的10．6倍。发展劳务经济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

五、社会分层：兼业化与收入最大化目标

兼业化是我国农民主要的生产方式。兼业现象的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却在于：(1)兼业化是作为一种增加收入的手段之选择。非农业有比种植业高得多的比较利益，小农户难以完全依靠农业收入来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与筹措购买农业机械与生产资料的资金；土地规模太小使农机利用率太低，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的季节性剩余。为了充分利用劳力来牟求更高的收入与生活水平，只能兼业。(2)兼业化是作为一种生活保险的手段的选择。农业外部就业很不稳定，为了应付风险，保持土地的占有权，是最安全的退路，何况土地可以为自家生产廉价的食粮。土地的福利性均分更加突出了这种作用。所以现在即使一些不依靠土地增加收入的非农户，也依然占用着一定的耕地。

我国农村劳务经济主要以兼业化方式发展。我们根据纯收入来源占纯收入总额大于或等于50％为标志，将我国农村居民划分为六种类型，分析说明：2000年我国农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为主的农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53．5％，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劳务户占25．73％，各种类型收入来源均低于50％的狭义兼业户占11．42％，家庭经营第三产业的服务业户占5．61％，第二产业户占2％，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为主的食利户占1．74％。即目前我国农村以农业收入为主的户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户大约各占1／2，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劳务户占1／4。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劳务户比例越高，这可以从工资性收入的比重来间接考察，2000年上海、北京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分别为77％、61％，而经济落后地区西藏、贵州分别为17％、12％。部分农业主产区由于农业经济发达，收入相对稳定，规模经营效率较高，劳动力相对短缺，反而抑制了劳务经济的发展。如新疆、黑龙江农民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分别为7．7％、15．7％。宁夏经济发达的川区农业户比重高达70％，比贫困山区高5个百分点；川区劳务户仅占8．8％，比山区低9．3个百分点。贫困地区由于解决不了生存问题，劳务输出的概率高于非贫困区，特别是农业主产区。

农民主营行业对收入影响较大。在各类农民家庭中，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是食利户，其次是工业户，然后是服务业户，劳务户和兼业户比全国平均数略高，低于平均数的只有农业户众数阶层，非农产业的专业化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我们将农村六类农户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食利户、工业户和服务业户，他们往往已经在当地占有地利、人和以及优越的资源，其发展的方向是本地工业化。另一类是农业户、兼业户和劳务户，其中农业户正在两极分化，少部分农业专业户收入不断提高，另一部分农户在当地处于劣势，逐步经过兼业向外地发展。2000年全国劳务户人均收入为2693．21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水平为1997．85元，占74．18％。农业纯收入512．97元，仅占19．05％。劳务户户主一般以青年为主，联产承包时他们还没有成家，成家以后一个人的土地养活全家。人均占用耕地面积1．27亩，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5．9％。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在各类农户中最低，仅837．63元，而且68．8％是农业固定资产。有一半的劳动力文化程度是初中，相对较高。农业收入较少迫使他们外出打工，劳务户户均劳动力2．79人，在本地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0．22人，主要从业地区在乡以外累计六个月的劳动力为0．66人，分别比全国高63．6％和35％。在省外、省内县外、县内乡外就业人数占8．6％、5．7％和6．4％，分别比全国高3．5个、2．1个和1．3个百分点。外出打工时间占劳动时间的15．5％，比平均高出5．5个百分点。劳务户收入水平低于就地转移的农户，也说明为什么离土不离乡仍然是我国农村工业化的主要模式。

兼业化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兼业化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合理配置，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中物化劳动的构成和经营上的风险，提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缩小了城乡财富分配的差别，有利于增强种植业投资能力，有利于农业边际地的闲置、维护土地生产力。但对其要一分为二地评价。(1)随着非农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兼业农户将逐步丧失农业商品生产者的经济行为，满足于自给性生产。(2)兼业化的小规模生产经营，成为采用现代先进生产技术特别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限制因素。(3)兼业农户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对农产品市场的波动做出“逆向反应”，往往刺激信号一来，或者一齐扩大生产，或者一齐收缩，结果加剧了市场的震荡。(4)兼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会使农民的积极性下降，导致农业经营者素质的降低和对农业投入的减少，农业生产可能因此停滞或萎缩。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是专业化的体现，将有利于劳务经济的发展。

六、制度变迁：从农业雇佣到工业雇佣

劳务经济的实质是雇佣制度，“雇佣制度”之所以在计划经济的农业领域最终失败，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领域赢得成功，一是市场经济自发引导劳动力资源配置到需求弹性较大的行业，二是工业领域比农业领域具有更高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经济效益。农村经济从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以至劳务经济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大大增加了社会财富，也相应提高了农民收入。

七、结论：迎接劳务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我国近期农民收入的减少主要是农业收入减少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下降引起的，农业收入可能会随国民经济周期复苏而有所好转；但我国加入WTO后，农产品市场的供需格局将长期保持过剩经济的局面，家庭经营风险会逐步加剧；在新一代青年农民中许多人从来就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那种兼业化的生存方式会逐渐被放弃；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步伐加快，农村居民的构成逐步会分离非农家庭，形成家庭大农场。劳动力转移和劳务经济更加发展。虽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新的劳务经济高潮即将来临。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务经济发展的影响。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家庭经营。土地是农民未来生活的保障与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土地的福利性均分使农民具有比城市下岗职工更为有利的保障机制，农民不会轻易放弃土地这个最后的生活保障。然而，承包土地具有一定的成本，家庭经营制度赋予国家和集体收取税费的权利，而且由于三提五统费用的膨胀，农民负担过重。1993-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税费负担从46．76元增加到95．52元，增长1倍，比同期纯收入增长速度高14个百分点。近年来农产品收购价格暴跌，农产品积压严重，而负担依然高居不下，农业生产已无多大效益可言。农民一方面通过撂荒边缘地、减少活劳动和物质投入来避免亏损，一方面扩大劳务输出力度来增加额外收入。农民普遍有“既不愿意种地，也不想轻易放弃土地”的心态，土地使用权的“转包”现象也日益增多，农民最希望以土地入股分红和换取社会保障等形式转让所承包的土地。兼业化已经不能适应新阶段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家庭经营面临分化的局面。中央应该尽快出台促进土地流转的政策与措施，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鼓励企业和大户参与农业开发，通过置换、兼并、收购、转让、入股等多种形式加快土地集中经营步伐，逐步发展规模经营，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收入。

2．县域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的地位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放权让利的改革改变了宏观经济分配格局，使得国家通过计划经济对城镇各项事业建设的投资相对减少，县级工业和商业在改革中首当其冲，县城国有经济比重较小且日益凋敝，部分县级财政长期出现赤字，而新生的市场经济还根本不能承担起维持庞大的上层建筑运行成本的重任。我国绝大多数县域经济以农村经济为基础，对农村经济资源的控制是其特权的重要部分，无疑加重了农民负担。虽然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但为了避免与城镇居民的利益冲突，被迫在县城之外兴建小城镇等“农民城”。由于以“离土不离乡”为特征的农村工业化模式缺乏城市应有的集聚效应，制约了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仅为30％左右，远远低于国际同等GDP的城镇化水平。在我国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接近一半的人在本乡内就业，2／3左右在本县内就业，外出农民主要转移地也是县城。如何使农民真正融合到城镇，彻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必须进行政治制度改革，这不仅仅是个户籍制度改革问题。

经济收入范文篇8

论文摘要：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国GDP相当于全球GDP的4%，但到2006年，上升到近16%，翻了3倍多，但成就的背后存在着结构问题。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逐年下降

如果看民间消费占GDP的百分比，会发现这样的事实，1952年民间消费差不多是中国GDP的69%，跟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71%的水平差不多；到1978年时，中国民间消费仍然相当于当时GDP的45%，到最近这个比例却已经下降到36%左右。

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构问题是劳动收入。

如果考察职工工资的变化，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第一，1978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不包括各种福利、退休保障、医疗保障等非工资内容）相当于当时GDP的15.5%，但到2008年，这个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国营单位工资总额约为当年GDP的13%，到现在则下降到6.1%。

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劳动工资的增速总是比GDP增长速度低一点，根据我的计算，18年时间内，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DP每年的增长速度大概要慢3.8%.劳动者的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

经济不自由影响中国工资增长

如果进行一些国际对比，也能发现问题。美国有一家民间机构FreedomHouse，从1977、1978年开始对所有国家的政治权利、个人权利、经济权利以及新闻自由等方面进行打分。1995年时，24个自由社会的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平均按照每年5.09%的速度在增长，而这个速度平均比这些国家当年GDP增速度高0.31%，另外8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落后2.7%.我们看到经济自由度越高，政府对民间权益压抑越低的国家和社会，他们的劳工工资增长速度越能够跟GDP增长速度同步，甚至超过于GDP的增长速度。非自由的国家数据都不公开，所以无法比较。

如果以创业自由度把这些国家分类，也会看到创业自由度最低的国家的劳动者收入增长的速度最慢，而创业自由度最高的社会则正好相反，劳工工资增长速度更快，并且以超过GDP的增速增长。

回到中国，我们该如何理解经济自由不自由、创业自由度高还是低对劳动收入增长空间的影响？

对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而言，这一身份带来的含义不仅仅是一般政治意义上的歧视性安排，而且限制了他们的就业空间、居住空间和权益空间。国企工人，哪怕是一般工人的收入，也比民企或者是乡镇企业高出不少。国企，有政府背景的集体企业，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实际上中国的就业就是这三类。首先是有机会进入国企的城市人，城市人口可以进入国企，也可以进入集体企业，最倒霉的就是农民工。

1995年时国企职工人均报酬是人均GDP的1.1倍，比当年人均GDP高出10%，但是2002年之后，随着国进民退程度上升，国企收入从1996年开始基本一直上升，按照人均GDP同样水平增长。但是集体企业、集体单位的人均收入，总体上是维持在全国的人均GDP的0.8倍。到现在，国企职工在方方面面的收入，差不多是集体企业人均收入的2倍，这个多出的收益就可以看成是国企的溢价。

如果将城市的制造企业和农村乡镇集体企业的工资做比较，我们发现，2002年的时薪，农村乡镇制造业企业员工平均3.1元，到2006年上升到3.9元。而城市制造业企业员工时薪2002年差不多是7块钱，到2006年上升到12块钱。城市制造业企业的时薪比乡镇制造业企业的时薪，高出3倍。

因为城镇户口制度、身份差别，即使行业一样，员工收入的差距还是不一样。经济的不自由、迁徙的不自由，所带来的就业、创业空间的区分，创业、就业的歧视，最后会使农民工的企业谈判、议价地位与城市工人的议价地位非常不一样，远低于后者。

行政管制过多带来负面影响

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的表现，可以从行政管制的角度来理解。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行政管制导致很多歧视，本质上限制底层劳动者的选择空间，弱化他们的议价谈判地位。

在粮价等方方面面农产品价格上涨空间都受管制的情况下，务农的收益肯定不会高，粮食安全挑战自然更大。为了粮食安全，权力是否有理由限制农民和农民工的工作选择空间呢？没有理由。从本质上说，为了粮食安全让农民不能将土地做更赚钱的种植，之后又逼着他们以低价卖出农产品，这是侵犯农民的经济自由、牺牲他们的权益。实际上，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跟原来农村和城市的剪刀差是一回事。

除了基于城乡户口的身份差别、国企与民企的身份差别外，行政管制的多与少最后会对农村、乡镇、城市人的创业空间与创业自由带来很大的影响。创业空间如果不是因管制太多而受限的话，农民工的总体就业机会就会越多，对农民工的需求越多，也就是所谓的民工荒的可能性越高的话，民工谈判议价的地位就会越好。如果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就业歧视、行政管制多等通过制度改革能削弱的话，可以想象，那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农民工的收入机会会产生多么积极的影响呀。

征税太多抑制收入增长

政府征税太多，开支太多是抑制劳动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

根据对32个国家政府开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变化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政府开支没有减少或还有增加的国家，12年里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接近3%，而政府开支减少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收入增长最多，平均每年增长了6%，这些国家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要比GDP增长速度高出0.8%，而政府开支不仅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的国家，他们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长速度慢1.2%左右。

中国的情况也能说明这一点，按照财政部最新公布今年头5个月数据，相对于去年头5个月国家财政税收增长了30.8%，过去四五年，平均国家财政税收的增长是GDP平均增长速度的2倍到3倍。如果GDP是一个大饼，政府这边分的越来越多，必然意味着民间得到的那一份越来越少。

政府征税的权力如果不受到限制，最后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只会越来越低。政府占资源、土地、企业股权总的价值相当于整个中国社会财富的接近3/4，70%的财富或资产产权所有者是政府。

如果政治改革不发生，最后对征税权进行根本性的制约，那政府得到的只会越来越多、民间得到的只会越来越少，劳动者总体得到的也只能越来越少，这个趋势就很难改变。而如果这个趋势不改变的话，就意味着并不仅仅是更多的农民只能做农民工，而且很多的城市人口得到的GDP份额也会继续走低。

金融不自由抑制劳动收入增长

此外，金融自由度也会影响到劳动收入的增长。

同样的，根据对32个国家1995年到2007年金融自由度变化的数据，会发现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6%，而金融管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更加恶化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速度不仅仅最慢，而且也比这些国家的GDP增长速度更慢。

很多朋友认为金融自由度增加、金融管制减少，那不是帮助华尔街的人赚更多的钱，让他们将民间社会的利益转移到他们的手里吗？实际上不是这样，上面这些数据就显示，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国家，工人工资增长更高。

国有制经济比重影响民间收入

最后，国有制经济比重的高与低，对于民间消费、民间收入有多大的影响呢？

经济收入范文篇9

论文摘要：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国GDP相当于全球GDP的4%，但到2006年，上升到近16%，翻了3倍多，但成就的背后存在着结构问题。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逐年下降

如果看民间消费占GDP的百分比，会发现这样的事实，1952年民间消费差不多是中国GDP的69%，跟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71%的水平差不多；到1978年时，中国民间消费仍然相当于当时GDP的45%，到最近这个比例却已经下降到36%左右。

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构问题是劳动收入。

如果考察职工工资的变化，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第一，1978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不包括各种福利、退休保障、医疗保障等非工资内容）相当于当时GDP的15.5%，但到2008年，这个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国营单位工资总额约为当年GDP的13%，到现在则下降到6.1%。

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劳动工资的增速总是比GDP增长速度低一点，根据我的计算，18年时间内，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DP每年的增长速度大概要慢3.8%.劳动者的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

经济不自由影响中国工资增长

如果进行一些国际对比，也能发现问题。美国有一家民间机构FreedomHouse，从1977、1978年开始对所有国家的政治权利、个人权利、经济权利以及新闻自由等方面进行打分。1995年时，24个自由社会的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平均按照每年5.09%的速度在增长，而这个速度平均比这些国家当年GDP增速度高0.31%，另外8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落后2.7%.我们看到经济自由度越高，政府对民间权益压抑越低的国家和社会，他们的劳工工资增长速度越能够跟GDP增长速度同步，甚至超过于GDP的增长速度。非自由的国家数据都不公开，所以无法比较。

如果以创业自由度把这些国家分类，也会看到创业自由度最低的国家的劳动者收入增长的速度最慢，而创业自由度最高的社会则正好相反，劳工工资增长速度更快，并且以超过GDP的增速增长。

回到中国，我们该如何理解经济自由不自由、创业自由度高还是低对劳动收入增长空间的影响？

对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而言，这一身份带来的含义不仅仅是一般政治意义上的歧视性安排，而且限制了他们的就业空间、居住空间和权益空间。国企工人，哪怕是一般工人的收入，也比民企或者是乡镇企业高出不少。国企，有政府背景的集体企业，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实际上中国的就业就是这三类。首先是有机会进入国企的城市人，城市人口可以进入国企，也可以进入集体企业，最倒霉的就是农民工。

1995年时国企职工人均报酬是人均GDP的1.1倍，比当年人均GDP高出10%，但是2002年之后，随着国进民退程度上升，国企收入从1996年开始基本一直上升，按照人均GDP同样水平增长。但是集体企业、集体单位的人均收入，总体上是维持在全国的人均GDP的0.8倍。到现在，国企职工在方方面面的收入，差不多是集体企业人均收入的2倍，这个多出的收益就可以看成是国企的溢价。

如果将城市的制造企业和农村乡镇集体企业的工资做比较，我们发现，2002年的时薪，农村乡镇制造业企业员工平均3.1元，到2006年上升到3.9元。而城市制造业企业员工时薪2002年差不多是7块钱，到2006年上升到12块钱。城市制造业企业的时薪比乡镇制造业企业的时薪，高出3倍。

因为城镇户口制度、身份差别，即使行业一样，员工收入的差距还是不一样。经济的不自由、迁徙的不自由，所带来的就业、创业空间的区分，创业、就业的歧视，最后会使农民工的企业谈判、议价地位与城市工人的议价地位非常不一样，远低于后者。

行政管制过多带来负面影响

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的表现，可以从行政管制的角度来理解。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行政管制导致很多歧视，本质上限制底层劳动者的选择空间，弱化他们的议价谈判地位。

在粮价等方方面面农产品价格上涨空间都受管制的情况下，务农的收益肯定不会高，粮食安全挑战自然更大。为了粮食安全，权力是否有理由限制农民和农民工的工作选择空间呢？没有理由。从本质上说，为了粮食安全让农民不能将土地做更赚钱的种植，之后又逼着他们以低价卖出农产品，这是侵犯农民的经济自由、牺牲他们的权益。实际上，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跟原来农村和城市的剪刀差是一回事。

除了基于城乡户口的身份差别、国企与民企的身份差别外，行政管制的多与少最后会对农村、乡镇、城市人的创业空间与创业自由带来很大的影响。创业空间如果不是因管制太多而受限的话，农民工的总体就业机会就会越多，对农民工的需求越多，也就是所谓的民工荒的可能性越高的话，民工谈判议价的地位就会越好。如果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就业歧视、行政管制多等通过制度改革能削弱的话，可以想象，那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农民工的收入机会会产生多么积极的影响呀。

征税太多抑制收入增长

政府征税太多，开支太多是抑制劳动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

根据对32个国家政府开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变化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政府开支没有减少或还有增加的国家，12年里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接近3%，而政府开支减少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收入增长最多，平均每年增长了6%，这些国家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要比GDP增长速度高出0.8%，而政府开支不仅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的国家，他们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长速度慢1.2%左右。

中国的情况也能说明这一点，按照财政部最新公布今年头5个月数据，相对于去年头5个月国家财政税收增长了30.8%，过去四五年，平均国家财政税收的增长是GDP平均增长速度的2倍到3倍。如果GDP是一个大饼，政府这边分的越来越多，必然意味着民间得到的那一份越来越少。

政府征税的权力如果不受到限制，最后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只会越来越低。政府占资源、土地、企业股权总的价值相当于整个中国社会财富的接近3/4，70%的财富或资产产权所有者是政府。

如果政治改革不发生，最后对征税权进行根本性的制约，那政府得到的只会越来越多、民间得到的只会越来越少，劳动者总体得到的也只能越来越少，这个趋势就很难改变。而如果这个趋势不改变的话，就意味着并不仅仅是更多的农民只能做农民工，而且很多的城市人口得到的GDP份额也会继续走低。

金融不自由抑制劳动收入增长

此外，金融自由度也会影响到劳动收入的增长。

同样的，根据对32个国家1995年到2007年金融自由度变化的数据，会发现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6%，而金融管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更加恶化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速度不仅仅最慢，而且也比这些国家的GDP增长速度更慢。

很多朋友认为金融自由度增加、金融管制减少，那不是帮助华尔街的人赚更多的钱，让他们将民间社会的利益转移到他们的手里吗？实际上不是这样，上面这些数据就显示，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国家，工人工资增长更高。

国有制经济比重影响民间收入

最后，国有制经济比重的高与低，对于民间消费、民间收入有多大的影响呢？

经济收入范文篇10

一、目前农民的收入现状

1.农民收入主要构成。据了解，正常农民家庭其家庭收入构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大体分别占总收入的60%、25%、5%、10%。

2.农民消费支出大体情况。据了解，目前农民的人均生活、人情、教育、医疗等消费水平较高，而用于文化娱乐等消费较小。近两年来，由于近几年来物价上涨和消费观念的变化，农民的消费支出呈快速上升的趋势，部分农民入不敷出。

二、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

(一)存在的困难、问题和制约因素

1.生产水平低、成本高。种地成本逐年提高，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情况。2.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3.农户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效益较差。

(二)农民增收面临的机遇

当前农牧业产业化发展势头良好，城镇化进程加快，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逐年加强，发展第三产业基础良好，国家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农民进一步增收仍有很大的空间。农民增收面临一些机遇和有利因素，主要包括：

1.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价格稳定上涨。几年以来，国际国内的粮食品价格都在上涨。一方面，农产品价格上涨直接增加了农民的现金收入；另一方面，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驱使下，农牧业产业化经营步骤加快，农民自觉组织起来，发展农民合作社，真正置身市场，减少了流通环节，农民更多的分享价格收益，经济效益会明显提升。

2.农民工工资上涨。几年来，农民工资性收入一直呈持续增长态势。2011年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推动了农民工工资全面的上调。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加大劳务输出工作力度，进一步扩大农民就业，农民将获得更大的工资性收入，同时为农民返乡创业，发展本地经济创造更好的条件，必将去年人到推动农民的持续增收。

3.国家继续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增加中低居民收入水平，增加贫困群体收入水平，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同时，对农业的投入将逐年加大，特别是民生项目投入会更大，农民会因此获益。

4.城镇化步伐加快。日前城镇化建设的加快，给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创造了机遇。工业化、城镇化将进一步推进，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为加速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创造了条件。按照依法有偿的原则，合理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也会提高在农村经营的农民的收入。

三、促进农民增收的建议和对策

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条件，要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针对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把农民增收作为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勇于实践，大胆创新不断开拓农民增收新途经。

(一)引导农民发展非农产业

要打破城乡界限，多方位开辟农民就业和增收渠道，实现多点增收目标。一是发展三产促增收。放弃传统的以发展农业促增收的理念，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大幅提高农民收入。二是提高技能促增收。针对新生代农民思想活跃的特点，从提高从业者的职业技能入手，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大力培养创业带头人，带动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实现转移就业。三是引导创业促增收。大力倡导全民创业，支持各类能人创办、领办各类企业，引导在外务工经商人员返乡创业，实现增收。

(二)积极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

现在，我们仍处于“小而全”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必须集中精力搞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形成产业集群，壮大特色产业，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现代农业。一是继续扩大粮菜畜产业规模。二是大力发展龙头企业。三是积极开拓市场。要大力发展农产品专业协会、中介组织和农民经纪人队伍，使农产品参与大市场流通。

(三)大力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

借鉴土地流转的成功经验，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引导农民以转包、出租、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推进连片土地流转，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发展现代农业。加大农业招商力度，发展规模设施农业，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布局，提升农业产业发展区域集中优势和规模化经营水平。

(四)加快农业专业合作社

继续完善“合作社+基地+农户”联结市场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充分发挥合作社在生产经营中桥梁和纽带作用，做大、做强、做优农业产业，带领更多农民致富。加强合作社组织机构建设，为合作社提供人才、技术和资金、政策等方面支持、引导和扶持。积极探索合作社运行机制创新，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制度。

(五)创新农业发展方式

对已经确立的重点产业要给予持之以恒的扶持，确保产业持续稳定发展。一是财政扶持资金要向种养大户和种养小区和专业村集中。二是改善农业投资环境。三是着力解决农业生产的资金问题。金融部门要创新支农方式，大胆尝试农民土地使用权、林地承包权抵(质)押贷，解决农业生产资金投入不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