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范文10篇

经济人范文篇1

当前，*县农村出现的一个特殊阶层——农村经济能人，并以他们为主体构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队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挥农村经济能人的积极作用，如何正视、引导、培养、启用，让优秀的经济能人进入农村基层公共权力领域，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社会民主政治建设和农村经济腾飞具有深远意义。

一、农村能人从政的优势、特点

农村经济能人从政的优势主要表现在：1、思想意识超前。经济能人有开拓精神和经济头脑，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强。经济能人肯学习、勤动脑，有较强烈的发财欲望，能够顺应市场的变化，主动掌握市场行情，不断寻找致富门路，而且一旦看准目标就会毫不犹豫地创造自己的事业。2、文化素质较高。农村经济能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3、创新能力较强。能人思想意识超前，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能迅速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且能经过周密的思考和论证后遴选出最佳方案，能够从实际出发不断地推陈出新。4、领导和组织才能较出色。农村经济能人与一般农户相比，有较高的领导水平和组织才能，在组织经济方面的成就就是其才能的集中表现，一般能胜任组织和带领农民致富的重任。5、在群众中威信高。农村经济能人已成了村民的榜样，特别在经营项目，生产方式和经营技术上在村民中说话很有份量，具有振臂一挥，群众纷纷响应的牵动效应。6、社会责任感较强。大部分农村经济能人在税费上缴、公益事业、帮助贫困农民等方面比较积极主动。同时，经济能人希望社会稳定，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方面也比较自觉，要求改革，要求发展的愿望比较强烈，是一个稳定而富于进取，具有较强社会责任感的社会阶层。

农村经济能人是农村经济的“火车头”，农村能人经济体现了先进生产的发展趋向，农村经济能人如果能进入基层公共权力领域，进入基层权力中心，不仅能够使经济、政治联系更加紧密，而且能使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农村社会政治效能最大化。实践表明，农村能人如能通过适当的机制加以引导，趋利避害，他们的政治才华就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农村社会政治效能就能得到最大化。

二、农村经济能人从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农村经济腾飞的客观需要

经济能人从政是时代的进步，体现了农民由过去单纯的追求道德向道德风尚与经济发展共存的进步，是经济能人的胜利。农民的认识与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正在发生变化。正是农民意愿的变化才推动富人走向农村基层政治的前台。村民是讲实际的，他们已不单纯地把选举当作村委会干部的更换，他们投票背后更多的愿望是当地经济的发展与自己生活的改善。村民自治的核心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核心是能人。越来越多有责任感和公益心的经济能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成为农村新一代的“掌门人”。从过去简单的“道德权威”到现在的公正廉洁的“经济能人”，领导农民群众的“村官”们正在进行着一场悄无声息的“角色转换”。

1、能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农村经济能人不仅具有一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经验，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较强的市场意识。在当前农村逐利的价值取向下，极易产生示范效应、辐射效应和带动效应。农村经济能人一旦进入基层政权便很快成为核心，基层干部队伍的素质较之以往得到提高。

2、有利于推进村民自治。一是经济能人从政能提高选举质量。经济能人是凭着自己的勤劳、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自己的真本领致富，对“海选”信心很足，也希望不断提高民主选举的质量。二是经济能人从政能够增强决策的科学性。由于经济能人对村级的各种情况较为熟悉，对市场经济的规律较为了解，能准确地摸准事物发展的“脉搏”，较好地预测未来，使决策真正从实际出发，从群众利益出发，增强决策的针对性、可行性和科学性。三是经济能人从政能提高民主管理质量。作为一名村干部有责任管理本村事务。作为经济能人，也有为利益最大化创造好的制度环境的愿望。这样经济能人必将在利益驱动和制度刚性的约束下把本村管理好。如果从政经济能人将村务、政务、财务管理不好，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有影响。四是经济能人从政能提高民主监督的质量。经济能人勤劳致富的体验将从道义上约束自己依法行政，依规开支，实现监督效用最大化；经济能人作为普通的农户，在财务开支等方面决策时，必须会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样就能从源头较好的遏制财务开支膨胀，降低重大决策失误率。同时，经济能人也会监督班子里其他成员，防止铺张浪费。

3、有利于推动农村经济和公益事业发展。农村经济能人更易接受新鲜事物，同时本身又具备科技示范的知识水平和经济基础，他们进入公共权力领域后，其科技能人的示范效应、带动效应和辐射效应将进一步放大。同时，他们懂政策，敢创新，有知识，有较强的前瞻性，能凭借自己较雄厚的经济实力、组建具有极强实力的经济联合体，更好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努力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解决了无钱办事的问题。

4、有利于促进“三个文明”建设。进入基层公共权力领域后，经济能人具有“双重人格”，即作为村干部，有义务有责任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样，责任驱使其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心尽力；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具有农村服务功能，“现代人格”要素，扶亲携邻的天然倾向及积极履行义务的责任，能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弘扬农村传统美德，促进农民的国家、集体观念的确立。

5、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一是经济能人希望农村稳定。经济能人由于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作为既得利益者，从内心深处希望社会稳定，因此，他们会想千方设百计地维护社会稳定。二是能够凭借其权威化解矛盾。由于经济能人在基层群众心目中有较高的地位，在村民中说话很有份量。因而，经济能人会努力凭借其权威化解矛盾。

6、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能人在发展高效优质产业上很有一套，农民群众很信服他们，所以他们能够引领农民改变产业结构，提升产品层次，实施品牌战略，形成本村的优势产业，使农业生产向专业化、规模化发展。

7、有利于提高农民的致富能力。广大农民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不知何去何从，迫切需要帮助和引导，经济能人型干部凭着敏锐的市场眼光和信息灵通的优势带领农民闯市场、办实业，逐步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

三、农村经济能人从政存在的问题

经济能人从政这一现象并不只有积极因素。从经济上说，他们无疑都是致富的能人，但是，并非所有愿意当“村官”的“经济能人”都乐意带领村民走向共同富裕。

一是动机不纯。有的经济能人上任后，并非想在自己富起来的同时带动周围村民致富，而是以本宗族和村民的代言人自居，片面强调本家族或村民的利益，无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有的想通过村官的位置提高自己在方圆几十里的知名度，更广泛更方便的与外界尤其是上级领导接触，从而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有的利用手中的权力，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为个人谋取更多的财富，从而形成农村常见的“财富＋权力”的势力链条。

二是不善于处理自己的经济活动和村务的关系。经济能人在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同时，很难舍弃自己事业的发展，出现了经济能人上台后“当官不理政”的现象。

四、构建农村经济能人从政的新机制

农村经济能人从政是对传统用人制度的创新，必须有相应的机制与之相配套。

（一）经济能人进入基层公共权力领域的用人标准。经济能人要进入基层政权必须符合以下几条标准：一是政治素质要高。要求有较高的综合素质、作风正派，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自觉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二是组织领导能力较强。要求具有一定的组织领导才能，有魄力组织群众兴村富民。三是开拓创新能力出众。即要求是一种创新型人才。有创新能力的人他不仅能敏锐地发现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诸多方法，而且能够准确地评审和选择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二）经济能人从政的激励机制。一是“给利”。实行由基本工资+目标管理奖励工资组成的结构工资制，按照职务高低和所负责任的大小，确立等级工资制，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行农村经济能人与目标管理奖励挂钩的制度，把目标管理奖励工资与村集体的效益挂钩、与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挂钩，充分体现多劳多得，二是“给名”。利用电台、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经济能人的政绩，表彰优秀的经济能人，营造一种尊重经济能人的良好社会风尚。

经济人范文篇2

关键词：低碳经济幸福

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正悄然迎来一个划时代的改革，低碳经济时代。

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里，低碳经济第一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出现在公众视野，然而系统地谈论低碳经济，则可以追溯至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的《京都协议书》。低碳经济，是指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最终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今天，全球经济蓬勃发展，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茹毛饮血、衣不蔽体的时代早以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沐浴着工业化、信息化的春风，人类正享受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带来的无限量的文明成果。那么，从理论上讲如果摒弃工业时代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许就会减缓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阻碍人类奔赴现代化的进程。然而历史和事实却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理智的选择切合实际的发展模式——低碳经济。迫使我们做出这样选择的根源就在于人类自身的幸福。

关于幸福，古今中外，诸多学者都做了深入的剖析和探讨，英国哲学家休谟有一句名言：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而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又是一切幸福的前提。

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和进化的结果。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环境作为物质基础和前提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生存、进化和发展。另一方面，人类通过自身的生产行为和生活(或消费)行为又影响和制约着环境的构成、质量和变化。随着人类的进步、科学的发展，这种关系也变得日益密切。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也在不断地增强和扩大，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经历了敬畏、平等、征服和趋于和谐的状态，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主要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一、人类社会的生存阶段

(1)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主要靠采集野果和狩猎为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也正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和生产活动。让人类和环境之间一直都保持着一定的协调和平衡。

(2)农业文明时期，随着铁器工具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推广和应用，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口数量也得到了稳定增长，为了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人类开始了包括垦荒、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扩张活动，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导致了生态环境的退化，但是这种影响一般是局部性的，还没有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人类与环境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被凸显和激化。

二、人类社会发展阶段

(1)工业革命时期。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随后这场工业革命势如“星火燎原”扩大到了整个欧洲大陆，它对于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的传播，对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逐渐成为工业化时期的主要能源。它们在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给人类带来进步和福祉的同时，也释放了大量诸如烟尘、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污染了空气；工业生产排出的废水、废渣污染了大地和河流；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人类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现在看来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国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花费了众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着实劳命伤财。得不偿失，这是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引以为鉴的地方，以牺牲环境为前提来追逐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是不理智的。

(2)科技革命时期，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人类经济生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世界人口剧增。自然资源和能源被过度消耗，生态污染严重等种种事实摆在人类面前。全球环境问题增多，河流腥臭，天空黯然，空气混浊，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繁，全球环境面临空前的危机，人类生存面临着严重挑战。尤其是因为高碳能源消耗严重。二氧化碳浓度显著升高，如果说长此下去，不加遏制，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百年内就会达到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的程度。

经济人范文篇3

关键词：经济人；合理内核；借鉴

Abstract:Thoughtheassumptionofeconomicmancriticizedbydifferentschools,it’sbasiccoreisstillreasonable.Ifwecanovercometheassumption’ssomelimitationsandmakeitperfect,itwillbeusedforreferenceforChineseeconomics.

Keywords:Economicman;thereasonedcore;useforreference

“经济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尽管这一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了种种批评，但其基本内核仍然是合理的，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人”假设的演变和发展

“经济人”概念并不是近代才提出来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一些思想家就明确指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孔子指出，人具有追求富贵、逃避贫贱的心理倾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1荀况对人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有关人性的一些基本命题：（1）人性是先天生就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2）人性是人所共有的：“凡人之性者，尧、舜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3）人的本性是恶的：“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2墨子、商鞅、韩非也认为，追求名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管子》对“经济人”的论述更为全面：人的本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3可见，《管子》已把追求经济利益视为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对人性的论述，是“经济人”概念的雏形。但奴隶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社会中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是简单明了的，没有产生经济学的社会基础。因此，这种“经济人”概念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

孟德维尔是近代较早提出“经济人”概念的作家。他在《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每个人自由地进行利己的活动，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全社会的繁荣，而且其效果要比以非利己为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大得多。他指出：在蜜蜂的社会里，如果（被认为的）劣行和奢侈风行，那么这个社会就繁荣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认为的）道德和简朴，那么这个社会就冷落衰退。他还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社会动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恻隐之心，不是装模作样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恶的本性，这本性是使他能够适合于这个最大的、世俗地说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荣的社会的最必要的条件。

但《蜜蜂寓言》毕竟不是一本严格的经济学著作。最初把“经济人”假设引入经济学，并使之成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明确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协助，想要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4但是，按自利原则行事，并不能保证人们不去做有悖于常理的事情。为了使经济学有别于精神分析学或精神病理学，还必须假定“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理性行为。在斯密的时代，理性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假定隐含在所有经济行为的描述中。“经济人”的每一种行动，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冲动，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的，或者说，是可以从利害得失的比较中推导出来的行动。在斯密那里，理性表现为对得失和盈亏的正确计算。5在斯密看来，自利原则不仅是个人经济行为的原始动因，而且是促进整个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利益。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每个人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引导他将资源运用于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因此，埃奇沃思把人的行为受自身利益的驱使称为“经济学的第一原理”。

西尼尔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区分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经济学的基础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一般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是公认的公理，用不着加以证明。从这些前提可以推演出各种经济学理论。他把这些理论前提归纳为四个：（1）每个人都企图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财富。（2）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3）劳动者借助于机器进行劳动，能够生产出剩余的纯产品。（4）农业受报酬递减规律的限制。6其中的第一个前提，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经济人”概念。

约翰•穆勒发挥了西尼尔第一个理论前提所包含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经济人”的术语，并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内涵做了详细的论述。他于1944年出版了《经济学上若干未解决的问题》的经济学论文集。在该书中，他把“经济人”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论述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它所关注的人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达到这种目的的能力，它将其他每一种人类情欲或动机完全抽象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取得和消耗财富，这并不是说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是科学要前进而必须采取的方式。政治经济学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其他欲望的阻碍，这种欲望所产生的行为是什么。因此，穆勒“经济人”概念的内涵，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其中最主要的是财富最大化的动机，这种动机要受有限的收入和对闲暇的喜爱的制约。穆勒所说的“经济人”，就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财富最大化的人。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经济人”概念也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边际学派把注意力从对经济世界的一般描述转向市场本身更复杂的模型。它强调个人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对希望与欲望的满足。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对效用的计算支配着个人的理性选择，并引起价格调整过程。这个调整过程是走向均衡的理想条件。在均衡状态下，所有资源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以便更好满足需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诠释。他从家户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家户对各种产品的需求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供给函数，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厂商对各种产品的供给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需求函数，并把各种商品（产品和要素）的供给和需求都看作所有商品价格的函数。以此为基础，瓦尔拉斯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和效率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至此，“经济人”的概念始终与经济行为的动机联系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进入经济学。这种实证主义认为，无需关心“经济人”的心理假定是否正确，只要他的行为与预测的结果相一致就可以了。受这种哲学观的影响，“经济人”的概念日益具有行为主义的色彩，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偏好的可传递性公理。其含义是：如果你认为A优于B，B优于C，那么你一定认为A优于C。可传递性公理使经济学家可以使用数学方法来描述和分析个人行为。20世纪50年代，“经济人”理性行为由莫里斯•阿莱斯提出了更明确的定义，并为西方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他指出，按照科学的逻辑，如果一个人被看成理性的，那么：（1）他追求的目标是相互一致的；（3）他使用的手段与他追求的目标相适应。所谓目标的相互一致，其含义和偏好的可传递性相同，即一个人不能认为A优于B，B优于C，而又认为C优于A。手段与目标相一致是指，手段正好是达到目标所必要的条件，即不能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当个人行为出现上述两种不一致时，这种行为就视为非理性的。但主流经济学假定，在市场上活动的各交易当事人，其行为都符合理性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阿罗和德布鲁运用数学上的不动点定理，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进行了严格的论证。之后，一般均衡理论获得了许多发展，但这种发展大多是枝节性的。

二、“经济人”假设招致的批评

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有人对“经济人”概念提出过零星的批评，约翰•穆勒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了这一概念的正当性。美国经济学家凯里直接对穆勒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指责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供给我们考虑的是一种纯粹的野兽，这种“政治—经济人”亵渎了大写的“人”。他们的理论只讨论人的最低本能，而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是纯粹干扰其理论体系的东西。

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同样是强烈的。克尼斯认为，“经济人”观念实际上是说人总是受纯粹自私动机的驱使，这就是否认有任何良好动机的存在，就等于把人看作具有许多在作用上互不相关的心理活动中心的生物。希尔德布兰德则指出，以孤立的个人经济动机作为分析的基础，就是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抽象的“经济人”并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实际上，“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是文明的婴儿和历史的产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观、人和物质对象的关系以及他和他人的关系，都不会相同的。地理影响着他们，历史改变着他们，而教育的进步可能完全改造他们。”7布伦坦诺也批评说，斯密的“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惟利是图的“抽象的人”。

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制度学派对“经济人”概念也持批评态度。凡勃伦认为，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体系，连同其洁白无暇的“经济人”，当然是科学想象的功绩，但不是对事实的有力表现。它是科学推理的一种权宜之计，而且只能用到一些抽象原理和基本的科学法则上，而这些原理和法则仅存在于抽象领域内。可是，一旦这样做了，这些原本不是实际上的东西却被理解为真实的而被接受，成为研究思想习惯的一种有效成份，形成关于事实的知识。新古典理论不仅不能有效地解释现代社会，反而有害于人们对社会真象的探讨。新古典经济学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那种非历史的、简化的“经济人”人性观。这种“经济人”以享乐主义心理学为基础，把人视为“纯粹的一束欲望”，是完全错误的。他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总是很小心地使每一美元花费带来的效用相等的观点，认为从“生活进程”的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对决定福利水平并没有真正的作用。因为消费者对商品的当前享受，更多地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方式、习惯、炫耀的需要和明显消费，而不是取决于理性计算。他还提出“社会人”的概念，以取代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8

西蒙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主要针对其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他认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所以，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所寻求的并非最优解，而是满意解。西蒙特别强调人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个人无法准确无误地接受、储存、检索、传递和处理信息。因此，他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把那类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论。”9在他看来，“有限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现实。

X效率学派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具有完全理性的观点。莱宾斯坦指出，个人具有两种不同的人格倾向。一方面，个人希望像他们所应该的那样行动，即坚持标准，使用“严格的”决策程序，进行精确的计算，努力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称为“超我功能”。另一方面，个人又希望像他们所喜欢的那样行动，即本能地不受约束，使用“松散的”决策程序，不注意细节，不用心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称为“本我功能”。由“超我功能”决定的受约束和由“本我功能”决定的不受约束，是个人人格特征的两个“极端点”，这两个极端点之间存在一系列中间状态。新古典理论那种完全关心约束的“理性经济人”，只是一个极端的特例，是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可能采取的特殊决策程序。一般人通常采取的决策方式则介于两个极端点之间，这种人被称为“有选择理性的人”。因此，“完全理性的决策是一种特例，通常，决策只是有选择的理性。”10

新制度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批评。威廉姆森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说，认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常常会导致机会主义，即经济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为了利己不惜去损人。他会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利益，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的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扭曲，并违背对未来的承诺。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有完全的了解，所以一些人可能利用信息优势向对方说谎和欺骗，或利用某些有利的谈判地位背信弃义，要挟对方，以谋取私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都会按机会主义方式行事，但总有一些人在有的时候会采取这种行为方式。问题在于，人们事先很难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按什么方式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交易双方以前没有交往或交往很少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诺斯则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加经济，能对人的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作用。他承认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假设，但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人类的利他行为和克服了“搭便车”动机的大集团行动，就源于意识形态的作用。

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人”理性同样持批评态度。它要求“经济人”理性和“非经济人”理性两分经济学的天下。“经济人”理性的要求效用最大化，行为经济学也讲功利最大化，但这个功利最大化是指快乐最大化。行为经济学成为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叛逆者，不在于它属于心理学阵营，而在于它不承认“经济人”理性。首先，它不承认“经济人”这个前提，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利他的一面，可以从利他中直接得到快乐，不承认利他是从利己中派生的。其次，它不承认“理性”作为绝对前提，不管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都不是无条件承认。它认为，人可以依据非理性直接行事，而按理性行事反而可能是派生的。此外，非理性是指“非经济人理性”，而不是否定理性。

如果说，上述批评都只是针对“经济人”假设的某个方面展开的，那么Tormer对“经济人”的批评则是全方位的，批评的依据是生命周期说和需求层次说。根据Wilber的生命周期说，人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1）潜意识或前个人阶段，（2）自我意识或个人阶段，（3）超意识或超个人阶段。人在刚出生时，无论对于内部与外部，主体与客体，身体与环境，都是没有分离的。在潜意识的发展阶段，小孩开始认识到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不同，并开始以本能的、冲动的、本我的方式与外部世界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逐渐产生一种与外部世界不同的自我意识。在发展阶段过程中，个人开始从潜意识状态中觉醒，并逐渐获得语言能力，开始使用符号和概念，学习承担各种角色、遵守规则，发展出理性理解、内省思考、演绎推理和社会可接受的行为能力。最终，个人发展出整合思考、把观念与观念、事实与事实、心灵与肉体联系起来的能力。在超个人阶段，个人可获得比日常的、外部导向的经验更敏锐的意识过程，获得一种更高的精神意识，从而超越自我，经历极乐，与神性相通，甚至与神性合二为一，最终达到非二元体的、无主客体之分的状态。

这些阶段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部分：外部弧和内部弧。外部弧是从潜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运动，其特点是自我维护，个体化，征服外部世界。内部弧是从自我意识到超我意识的运动，其特点是自我实现，向内发展，超越自我，实现物我一体。

根据Maslow的需求层次说，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可分为六个不同的层次。它们是：（1）生理的需要，（2）安全的需要，（3）归属或爱的需要，（4）自尊的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6）超然存在的需要。当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而辅助条件存在时，较高层次的需要就会出现并居于优势地位。每一个层次向下一个层次的发展，都涉及到一种转化，在这种转化中，较低层次的元素包含并整合在较高的层次之中，较高层次的元素与较低层次的元素没有分别，但与更高层次的元素有分别。Tormer认为，Maslow的需求层次说和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Tormer认为，从人性的观来看，“经济人”假设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经济人”只关注自我是有缺陷的。尽管人类追逐自我利益是正确的，但重要的是他们在什么程度上主要关注自我利益。对于那些已经达到外部弧的终点的任一阶段的个人来说，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那些在内部弧上达到更高阶段的人来说，其正确性就非常有限。第二，“经济人”关于个人与物质的人类世界相分离的观点是有缺陷的。对于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个人来说，他还没有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分离，而对于处于向超我阶段发展的个人来说，他已经程度不同地和外部世界融为一体了。第三，“经济人”机械般的理性是有缺陷的。在前个人阶段，年轻人还没有获得理性所需要的想象、概念和计算能力。而在超自我阶段，个人的确已经具有理性经济行为所需要的心理能力，但他们又不会以这种方式行事，因为他们的行为更具有整合性。只有那些处于个人阶段的人，才会大致按理性“经济人”的方式行事。第四，“经济人”的非反思方面是有缺陷的。对那些处于个人阶段的较高层次和超个人阶段的个人来说，这一点尤为正确。由于教化和社会化的作用，他们已经内化了道德的、伦理的、宗教的及其他方面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会促使他们对选择的正确与错误进行反思。第五，“经济人”的不改变的方面也是有缺陷的。从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可以看出，随着人的潜力的发展，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性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11

三、“经济人”假设的合理内核

如上所述，“经济人”概念在西方学术界招致了许多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未必全部正确，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经济人”概念是历史的，还是非历史的？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范畴是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在原始社会，人们利用公有的生产资料共同劳动，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平均分配。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还意识不到个体的存在，因而没有个人利益的观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换关系出现，原始社会解体，公有制被私有制所取代。人们开始意识到个体的存在，并开始追求个人利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奴隶社会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这种利己主义人性观是“经济人”概念的雏形。但“经济人”概念取得比较成熟的形式，并成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则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产生以后才开始的。因此，“经济人”是个历史的范畴，超历史的人性和“经济人”概念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派对“经济人”的超历史性的批评确有其正确的一面。

第二，人性是利己，利他，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在商品经济社会，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分别归不同的个人所有。为了生产商品，商品生产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向他人购买各种生产要素，同时向消费者销售自己生产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以其销售收入来弥补生产成本——购买生产要素的支出。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生产者仅仅为了生存，也必须在购买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时，斤斤计较于自己的经济利益。“人们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12而“经济人”概念不过是商品经济社会商品生产者之间商品交换关系的人格化。否认商品经济社会人的利己性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当然，即使在商品经济社会，个人也可能有利他的动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利他动机还可能表现得十分强烈。一些人为了慈善的目的，可以向素不相识的人捐献大量的钱物，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可以捐献自己的器官。但这种行为显然属于道德领域的范畴，不应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经济领域，这种利他动机不可能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以人的利他动机和利他行为否来定“经济人”假设是不恰当的。

第三，“经济人”是仅仅关注物质利益，还是同时关注非物质利益？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和Maslow的需求层次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正确揭示了人的发展阶段和需求层次。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有必要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但经济学研究的个人行为，不是一般的个人行为，而是正常人的经济行为。因此，生命周期说对个人发展阶段的划分，需求层次说对个人需求层次的划分，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到经济学之中。就生命周期说而言，处于前意识和超意识阶段的个人行为，都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需求层次说而言，除基本的生理需要外，其他层次的需要，都与人们的经济行为无关或关系不大，同样不适合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尽管人们关注非物质利益，但这种对非物质利益的关注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第四，“经济人”理性是完全的，还是不完全的？如前所述，有限理性和选择理性假设都认为“经济人”理性是不完全的。但这两种假设和完全理性假设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认为不同个人的理性程度是相同的。如果说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具有理性是正确的话，那么同样正确的是，不同个人的理性程度是有差别的。完全理性的和完全无理性的个人都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理性介于两个极端之间。或者说，人类理性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服从正态分布。这也解释了，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成功和破产倒闭的生产者都只是少数，而大多数生产者处于可以维持的状态。

第五，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否必然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人都具有利己性，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但不同个人利己的程度显然是有差别的。如前所述，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机会主义行为是存在的，个人可能利用各种便利条件损人利己。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意识形态又是有区别的。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有不同的作用。有的有助于遏制机会主义，有的反而会助长机会主义。因此，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法制健全、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社会，机会主义只能是少数人的行为。所以，总的来看，“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是能够促进全社会的利益的。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就，是对这一命题的最好注脚。

综上所述，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存在某些缺陷，但其基本内核是合理的。只要克服这个概念的某些缺陷，并对其做出必要的补充，就可供中国经济学借鉴。

参考文献：

1《孔子家语》卷一。

2严清华：《中国经济管理思想概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40~41页。

3《管子•禁藏》。

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第13~14页。

5朱绍文、俞品根主编：《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分析》，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0~24页。

6杨德明：《等待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演变》，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8~39页。

7杨春学：《“经济人”的三次大争论及其反思》，《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5期。

8威廉•布雷特、罗杰•L•兰塞姆：《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1页。

9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46页。

10张维：《经济哲学：经济理念与市场智慧》，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57页。

经济人范文篇4

根据阿马蒂亚·森的看法，长久以来形成的对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思想的误解，是造成“现代经济学和伦理学分离的”根本原因。按照他的思路，经济学上的“经济人”是在所谓“自利行为假设”基础上被错误理解的，而自利行为假设是没有根据的，或者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真实的。“主流经济学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并进而把它等同于自利最大化。但是，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那样，既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是对人类实际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导致最优的经济条件。”阿马蒂亚·森发现在经济学的传统中，一直有两个问题值得深思。其一，为了保证经济学研究不会被友善或道德情操等因素所干扰（这些应该交给伦理学去考察），经济学家们长久以来假设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单纯的、简单的和固执的，这就是所谓自利行为假设一直被奉若神明的学术原因；其二，现代经济学的渊源是作为一个伦理学的分支发展而来，矛盾的是，到了今天，它的特征却恰恰是“无伦理”（non-ethical），这是不自然的，更是不寻常的，一定发生了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反映在从两个学科研究的关系上，出现了不应有的、却被深刻认同的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分离。而在所有以“经济人”分析为基石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中，为追求理论上的纯粹的“经济人”模型，而将现实的人的伦理道德进行了剥离，以完成机械的“经济人”抽象。如此，丰富多彩的人成为了在动机上只有“内部一致性”的固执的千篇一律的自利的个人，活生生的人在经济学上几乎僵死。而这竟然作为影响广泛，历久弥新的经济学的真理性认识存在至今。森认为，“被称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而这些伦理考虑是能够影响人类实际行为的。根据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家们的观点，这些复杂的伦理考虑本身就是基本事实存在，而不是什么规范判断问题。”他一再强调，“善、正当和义务概念都是经济学的主要概念”。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忽视了涉及或影响着“经济人”及其经济行为的伦理道德因素。排除伦理动机的人的自利行为假设不仅仅应用在经济人上，还被广泛确信发生于其他社会角色上。乔治·施蒂格勒坚持类似的观点，而森却反对，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偏离自利的伦理考虑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森进一步说明自己反对的是自利成为了人类行为的惟一动机，他并不否认自利在主体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少了自利动机，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甚至无法进行下去。他主张的是动机的多元性。此外，他坚称自利和某种周全的考虑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矛盾，二者可以融合或互补。经过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人们（包括“经济人”）并非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即使人们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也未必能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即提高技术效率（投入产出比）或经济效率（帕累托最优）。而经济学对这样的结论长期普遍持相反的态度，其根源在于对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的极大误解。

二、回到伦理学去，企业家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复合

为了厘清自利行为假设在经济学传统上错误的根源，森进一步指出，主张自利行为假设的人们总是从斯密的著作里翻出词句，认为人总是会依从自利的动机行事，这是对斯密的经济人思想的一个误解。其实，斯密的经济人与其说是“自利”的，不如说是“自爱”的和“精明”（prudence，又译为谨慎）的。斯密的思想中，“道德情操”这一术语有着深厚的斯多葛主义色彩，道德情操“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能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这就是“谨慎”也成为了经济人的某种“道德情操”的原因，这显然是受到了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自制”思想的影响。但是，斯密宣称他的“谨慎”并不等同于斯多葛的自制。森认为斯密是把谨慎看作是“理性和理解力的结合，后者则不是”。的确，斯密并不是仅仅像主流经济学里描述的那样，只是关注自利。他看到了谨慎在经济人的行为动机中的重要作用，“明智和审慎的行为，当它指向比关心个人的健康、财富、地位和名誉更为伟大和高尚的目标时，时常又非常合宜地被称作谨慎。”他继续说道：“在所有这些场合，谨慎都同许多更伟大和更显著的美德，同英勇，同广泛而又热心的善行，同对于正义准则的神圣尊重结合在一起，而所有这些都是由恰如其分的自我控制所维持的……它必然意味着所有理智和美德的尽善尽美。这是最聪明的头脑同美好的心灵合二为一。

确实如此，斯密把最好的道德评价送给了那些能够在利己和利他之间进行权重，而最终选择了更为重视利他的经济人。他多次强调，“当他人的幸福或不幸在各方面都依我们的行为而定时，我们不敢按自爱之心可能提示的那样把一个人的利益看得比众人的利益更为重要……品德高尚和优良的人不会为这种情感所左右。”又如：“个人决不应当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任何人更为重要，以至为了私利而伤害或损害他人，即使前者的利益可能比后者的伤害或损害大的多。”森告诫人们，如果对斯密的著作进行系统的、无偏见的阅读与理解，自利行为的信奉者是无法从那里找到依据的。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过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把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造成的。大河内一男对此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说：“人们认为斯密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学说是与伦理相对立的，其体系的性质是违背道德的。但是，……对斯密的这种批判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批判者也不理解斯密所说的伦理同经济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在亚当·斯密看来，伦理不是同经济对立的，毋宁说它是对经济有利的；伦理不是处于同经济对立的地位，而是存在于经济本身之中。”而遗憾的是，“斯密认为一直与经济伦理保持密切联系的‘经济人’，在其后经济学的发展中逐渐变成单纯方法论上的工具，当初‘经济人’同经济伦理的关系随之被切断了。”实际上，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家并没有同作为道德人的企业家发生分裂，企业家道德人不是处于同企业家经济人相对立的地位，而是存在于经济本身之中。这一结论，还可以从企业家经济人的利益目标分析中获得。

三、企业家经济人的利益目标的伦理分析

经济人范文篇5

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之际，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市委讲师团孙汉友团长，为全区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专题辅导报告。孙团长是我市理论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教授，发表过多篇学术著作，从党的十二大开始，对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作过宣讲。今天，孙团长将为我们作主题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报告，这对全区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深入学习了解十七大精神，进一步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希望大家认真听、仔细学，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十七大精神实质，真正用十七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不断开创我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新局面。

要通过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坚定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报告中，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表明了中央支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坚定决心，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机遇。另一方面，国家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省委、省政府着力推动沿江城市群发展，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并支持宜城板块率先崛起，**的发展将越来越快，这些都为全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提供了广阔舞台。可以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正当其时，迎来了重要发展机遇期。对此，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当前，各非公有制企业要通过组织广大干部职工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进一步坚定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把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加快企业发展上来。

要通过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进一步抢抓机遇、勇于开拓，为加快**经济发展创造新业绩。在座的都是全区非公有制企业的厂长、经理，是企业的精英，组织者、领导者和决策者，企业的兴旺发达决定于你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大家要通过对十七大精神的深入学习，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正确思路，转化为促进发展的正确措施，转化为领导发展的实际能力。要树立敢于超越，争创一流企业的精神，大力发扬吃苦耐劳、艰苦创业、敢于拼搏、勇于创新的精神，抢抓政策机遇，不断完善发展思路，硬化发展举措，乘势而上，放心、大胆施展才华，加快企业发展。要着力在培养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上下功夫、求突破，使企业发展规模迅速扩张，经营效益迅速增加，综合实力迅速增强，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断创造新业绩。

要通过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进一步致富思源、奉献社会，为构建和谐**做出新贡献。近年来，全区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企业，繁荣地方经济的同时，热心支持公益事业，广泛吸纳就业，积极开展捐资扶贫活动，为构建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社会高度赞誉。站在新的起点上，希望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继续发扬好传统、好作风，继续弘扬爱岗敬业精神，切实增强社会责任感，正确处理好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义利关系等各种社会关系和市场关系，自觉把企业的发展与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联系在一起，努力成为实现我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成为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参与者，成为和谐劳动关系的自觉构建者。

要通过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进一步创新体制，强化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广大非公有制企业负责同志，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大胆实践、敢冒风险，大力推进企业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要建立学习型企业，加强对市场经济、现代企业管理知识的学习，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用足、用活、用好党和政府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不断适应市场发展需求，适时调整经营战略，把握正确的市场发展方向。要注重科技创新，始终把吸引、使用、培育人才放在第一位，加快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争创名牌产品，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不断增创企业发展新优势。要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区内区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拓展经营领域，做强做大，做出品牌，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市场竞争，不断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各职能部门要切实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着力营造良好的服务、法制、诚信和社会环境。区工商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要切实发挥职能作用，教育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爱国、敬业、守法、奉献，推动全区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经济人范文篇6

关键词：经济人研究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甘肃靖远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现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问题。

“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经济人”假设、资源稀缺性、供给与需求、成本与收益等概念构成了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基本范畴体系。正确界定“经济人”的内涵和特征，既有助于建立有效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也更有助于对实践中现实问题的深刻分析。

“经济人”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什么是“经济人”的本质；二是如何有效约束“经济人”，使其选择符合社会最优原则。

对于“经济人”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即什么是“经济人”的本质，在经济学的研究进程中，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古典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将“经济人”本质界定成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主体。但利他现象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斯密同时又承认：“无论假定人如何自利，在人的本性中还存在着某些本原（pirnciples），使他关心其他人的命运，考虑其他人的幸福，虽然他从这种关心和考虑中除了看到它时的愉快之外一无所获。怜悯和同情就属于这种本原……。即是最大的恶棍，最执迷不悟的惯犯，也或多或少地具有这种天性。”①

新古典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将“经济人”本质界定成是追求自我效用最大化的主体。但同时马歇尔也承认：经济人实际上也是一个怀有利他的愿望、甘受劳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

贝克尔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将“利他”和“利己”统一到“经济人”的效用函数中，认为，“经济人”的本质不仅是利己，也有利他的一面。

解决“经济人”本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利己与利他有效统一起来。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虽然承认“经济人”的本质是利己，但并没有解决好“利他”与“利己”的关系。贝克尔虽然将“利他”与“利己”统一到‘经济人“的效用函数中，但“利他”与“利己”本质是一对矛盾的范畴，是不能将两者同时归到同一范畴的本质中的，因为这种统一在理论体系的逻辑建构上是矛盾的。

这里笔者认为：不管一个人在现实中的表现是利他或是利己，“经济人”的本质始终是利己。为什么？因为利他的本质仍是利己。

在现实生活中，利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一是基于基因关系而产生的利他；二是基于理性计算而产生的利他；三是没有基因关系而基于本能产生的利他。

由于基因是生命的基本元素，是不同生命个体能产生区别的一个基本载体；所以，人类基于基因关系而产生的利他行为，其本质仍是利己。

基于理性计算而产生的利他是人类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博弈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均衡，其本质也是利己。因为人类社会的利益博弈是一个动态过程，利他的目的是行为主体期待在另一时间和另一地点得到至少相等或更大的收益回报。所以，利他也是行为主体将资源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一种配置，他不刻意追求某一时和某一地的效用最大化，而目的是追求人生总效用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利他是手段，利己是目的；利他是局部均衡，利己是总体均衡。

没有基因关系而基于本能产生的利他，其本质也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一种表现。生活在世界中的人，每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都是不同的。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说：生活就像奥林匹克赛会，聚到这里来的人们通常抱有三种目的：有些人摩拳擦掌以折桂，有些人做买卖以赢利，但还有一些人只是单纯做参观者，冷眼静观这一切。这里反映的情况就是效用偏好结构的不同。具有相同目的的人，其效用偏好结构可能大致相同，但绝对的看，这些人肯定会具有不同的效用偏好结构；具有不同目的的人，其效用偏好结构肯定是不同的。有些人更注重物质性收益；有些人更注重精神性收益。有些人更偏好生理需求的满足；而有些人更偏好内心感受的体验。有些人更多考虑个人实际感觉；而有些人更多考虑社会评价。有些人更偏好“利”，有些人更偏好“名”。在偏好“利”和物质收益的效用结构中，利他所占的权重相对较少，在偏好“名”和精神收益的效用结构中，利他所占的权重相对较多。所以，一个人是选择更多利己，还是选择更多利他，与其对“名”与“利”的不同偏好有很大关系。每个人在进行选择时，总是在进行着“名”与“利”的一种权衡，以期实现特定效用偏好结构下的效用最大化。由于效用偏好结构不同，所以在现实世界，“见利忘义”与“舍生取义”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问题是，人们为什么会有利他的效用偏好结构？对于基于基因原则而产生的利他效用偏好结构，根据有关研究，其产生的原因可能更多出于一种遗传的需要。对于没有基因关系而产生的利他，其利他的效用偏好结构主要应来自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教育。教育内容的主流基本是利他的。通过这种教育的外部强化，将直接或间接改变一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二是行为主体的自我反省。由于一个人在现实世界总是在不断地进行着利益博弈，这种利益博弈会最终影响一个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从而改变其效用偏好结构。当然，利益博弈的最终结果并不必然会催生更多的利他主义，这里更多取决于利益博弈的规则和制度约束。一般而言，如果一个社会的利益博弈规则是对利他者更有利，则其利益博弈的结果是将有利于产生更多的利他行为；反之，则反之。一个人在一生中，其效用偏好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间而变化的。所以，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其对利他与利己的偏好程度会有所不同。

这里虽然一个人一生的效用偏好结构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时间本身并不是一个人效用偏好改变结构的实际决定因素。改变一个人效用偏好结构的因素主要有：1.原有的效用偏好结构。效用偏好结构的改变具有路径依赖性，新的效用偏好结构要受到原有效用偏好结构惯性冲击力的影响。2.生理因素。一个人生理条件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其效用偏好结构的改变，如有的人得了肝病，则原来饮酒的偏好将会随之改变。3.职业改变。一个人在一生中，职业的改变是常有的事，有的人一生中可能会改变职业五、六次以上，不同的职业必然具有不同的激励系统，相应一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这时也会一定有所变化，以适应这种新情况。4.社会影响。社会影响主要是指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及时尚对一个人效用偏好结构的改变所产生的作用。一个中国人，如果转到美国定居，其效用偏好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因为出于生活的需要，他只有在生活方式上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才有可能更好地实现他的人生价值。同样，由于社会潮流和时尚也在不断变化，所以，即使一个人处在同一国家中，他也会为了适应形势和潮流而不断改变自己的效用偏好结构。从众行为的普遍性为人们随社会环境而改变效用偏好结构提供了一定的心理基础。5.自然环境因素。人也是适应环境的产物。不同的自然环境，必然会为人们提供不同的选择菜单。人们选择的过程也就是一个适应和改变的过程，在这种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中，人自身的效用偏好结构必然会随所处自然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人们选择利他，实质也是在选择消费“利他”这种产品。人们对“利他”产品的消费，其消费特点与一般产品并无多大区别。

首先，同消费一般产品一样，人们对“利他”的消费也遵循边际效用递减法则。“久病床前无孝子”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孝”本身是一种利他收益，是一种道德评价。当一个人在尽“孝”时，本身就是在消费“孝”这种产品，并享受“孝”所带来的精神收益，如良心受到安慰，受到别人好的评价，并被社会给予较高的地位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孝”这种产品所带来的效用是递减的，所以，必有“久病床前无孝子”。当然，一个人要想尽“孝”，肯定也有物质的支出，这种物质方面的支出也会进一步加速“孝”产品效用的递减速度。所以，“利他”产品和一般产品对人产生的刺激效用是相同的，都会随着消费量的增加而减少。

其次，人们在选择消费“利他”与“利己”时，二者存在替代现象。从产品的消费过程看，产生替代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资源的稀缺性。人们在选择消费“利他”还是“利己”，总是要涉及到资源的配置，而资源总是稀缺的；所以，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人们选择消费“利他”产品与“利己”产品，应当存在替代现象。

再次，同一般产品消费一样，人们对“利他”产品的消费，也存在时间配置问题。人们在消费一般产品时，会有储蓄行为，这是人们为了在将来时间实现更好的消费。人们在消费“利他”产品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第四，一个理性人在进行其消费效用最大化目标决策时，总是将消费“利他”产品的效用与消费“利己”产品的效用合在一起进行综合决策。其理性的基本决策原则是：边际“利己”产品消费收益＋边际“利他”产品消费收益＝边际“利己”产品消费支出＋边际“利他”产品消费支出。这里“利他”和“利己”产品的消费收益，既包括现期的收益，也包括预期的未来收益。同样，“利他”与“利己”产品的消费支出，也是既包括现期的支出，也包括预期的未来支出。从实际情况看，对于消费“利他”产品收益而言，更多是指预期的未来收益；对于消费“利他”产品支出而言，更多是指现期支出，当然，也可能需要有未来的支出。在现实世界，“经济人”在决策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理性有限、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其消费决策很难达到理论上的最优，只能是尽可能向最优靠近。另外，由于不同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不同，所以不同个人的消费最优决策点也将是不同的。再者，由于一个人在生活的不同时期，其效用偏好结构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消费最优决策点也会不同。

对于“经济人”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如何有效约束“经济人”，使其选择符合社会最优原则，笔者认为，关键是制度创新。

“经济人”在进行决策时，其决策的依据是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这种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并不能保证社会利益最大化。而制度是将自我利益转化为社会利益的一个转化器。良好的制度将既能促进个人利益最优，也能促进社会利益最优。而不好的制度既不利于个人利益的有效实现，也不利于社会利益的有效实现。

如何构建有效和良好的制度？笔者认为，首先，社会制度应体现公平性、竞争性、人道性以及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所谓公平性就是社会应当为每一个人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同时，社会应当真正体现按劳分配和按贡献分配的原则。所谓竞争性就是社会应当充分引入竞争机制，应当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允许人们去积极竞争并为竞争者提供良好的竞争条件。所谓人道性就是社会应当有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应当能让弱者得到充分的利益表达和利益保护。公平性和人道性是秩序之源，而秩序又是催生道德的前提和基础。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公平和人道，同时也就失去了秩序和道德。竞争性是社会活力之源。一个社会如果失去竞争性，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社会只能以停滞和循环的形式存在。同时，社会的竞争性既为德的产生提供需求，又为才的产生提供供给。所以，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应当是公平性、竞争性和人道性的有机统一。其次，应不断完善和强化利他主义的制度激励。这里的激励应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由于物质财富变现性的提高，从而也提高了物质享受的选择空间和消费效用；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更偏重于物质利益的激励。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物质财富的变现性低，从而依靠物质财富来提高享受效用的空间不大；所以，这时人们更偏好于精神的激励。针对具体情况，政府应制定最优的奖励制度体系，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利他主义行为。合理的激励制度体系应体现：（1）实质公正性；（2）执行的有效性；（3）完备性，即应充分考虑到实际生活中的各种情况；（4）平等性，即每个人都应按同一制度体系激励，不存在例外情况。第三，应大力加强利他主义教育。第四，应充分重视个人信仰体系的建设。灵魂的自觉是最好的约束，而信仰又是解决深层次灵魂问题的一剂良药。第五，在社会权力体系中，掌握核心权力的当局者应优先遵守制度。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等等。这种说法的实质是说明当局者在制度建设中具有关键作用。

经济人范文篇7

关键词：经济人；合理内核；借鉴

Abstract:Thoughtheassumptionofeconomicmancriticizedbydifferentschools,it’sbasiccoreisstillreasonable.Ifwecanovercometheassumption’ssomelimitationsandmakeitperfect,itwillbeusedforreferenceforChineseeconomics.

Keywords:Economicman;thereasonedcore;useforreference

“经济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尽管这一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了种种批评，但其基本内核仍然是合理的，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人”假设的演变和发展

“经济人”概念并不是近代才提出来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一些思想家就明确指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孔子指出，人具有追求富贵、逃避贫贱的心理倾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1荀况对人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有关人性的一些基本命题：（1）人性是先天生就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2）人性是人所共有的：“凡人之性者，尧、舜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3）人的本性是恶的：“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2墨子、商鞅、韩非也认为，追求名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管子》对“经济人”的论述更为全面：人的本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3可见，《管子》已把追求经济利益视为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对人性的论述，是“经济人”概念的雏形。但奴隶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社会中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是简单明了的，没有产生经济学的社会基础。因此，这种“经济人”概念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

孟德维尔是近代较早提出“经济人”概念的作家。他在《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每个人自由地进行利己的活动，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全社会的繁荣，而且其效果要比以非利己为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大得多。他指出：在蜜蜂的社会里，如果（被认为的）劣行和奢侈风行，那么这个社会就繁荣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认为的）道德和简朴，那么这个社会就冷落衰退。他还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社会动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恻隐之心，不是装模作样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恶的本性，这本性是使他能够适合于这个最大的、世俗地说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荣的社会的最必要的条件。

但《蜜蜂寓言》毕竟不是一本严格的经济学著作。最初把“经济人”假设引入经济学，并使之成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明确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协助，想要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4但是，按自利原则行事，并不能保证人们不去做有悖于常理的事情。为了使经济学有别于精神分析学或精神病理学，还必须假定“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理性行为。在斯密的时代，理性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假定隐含在所有经济行为的描述中。“经济人”的每一种行动，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冲动，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的，或者说，是可以从利害得失的比较中推导出来的行动。在斯密那里，理性表现为对得失和盈亏的正确计算。5在斯密看来，自利原则不仅是个人经济行为的原始动因，而且是促进整个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利益。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每个人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引导他将资源运用于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因此，埃奇沃思把人的行为受自身利益的驱使称为“经济学的第一原理”。

西尼尔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区分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经济学的基础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一般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是公认的公理，用不着加以证明。从这些前提可以推演出各种经济学理论。他把这些理论前提归纳为四个：（1）每个人都企图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财富。（2）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3）劳动者借助于机器进行劳动，能够生产出剩余的纯产品。（4）农业受报酬递减规律的限制。6其中的第一个前提，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经济人”概念。

约翰•穆勒发挥了西尼尔第一个理论前提所包含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经济人”的术语，并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内涵做了详细的论述。他于1944年出版了《经济学上若干未解决的问题》的经济学论文集。在该书中，他把“经济人”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论述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它所关注的人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达到这种目的的能力，它将其他每一种人类情欲或动机完全抽象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取得和消耗财富，这并不是说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是科学要前进而必须采取的方式。政治经济学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其他欲望的阻碍，这种欲望所产生的行为是什么。因此，穆勒“经济人”概念的内涵，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其中最主要的是财富最大化的动机，这种动机要受有限的收入和对闲暇的喜爱的制约。穆勒所说的“经济人”，就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财富最大化的人。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经济人”概念也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边际学派把注意力从对经济世界的一般描述转向市场本身更复杂的模型。它强调个人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对希望与欲望的满足。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对效用的计算支配着个人的理性选择，并引起价格调整过程。这个调整过程是走向均衡的理想条件。在均衡状态下，所有资源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以便更好满足需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诠释。他从家户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家户对各种产品的需求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供给函数，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厂商对各种产品的供给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需求函数，并把各种商品（产品和要素）的供给和需求都看作所有商品价格的函数。以此为基础，瓦尔拉斯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和效率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至此，“经济人”的概念始终与经济行为的动机联系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进入经济学。这种实证主义认为，无需关心“经济人”的心理假定是否正确，只要他的行为与预测的结果相一致就可以了。受这种哲学观的影响，“经济人”的概念日益具有行为主义的色彩，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偏好的可传递性公理。其含义是：如果你认为A优于B，B优于C，那么你一定认为A优于C。可传递性公理使经济学家可以使用数学方法来描述和分析个人行为。20世纪50年代，“经济人”理性行为由莫里斯•阿莱斯提出了更明确的定义，并为西方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他指出，按照科学的逻辑，如果一个人被看成理性的，那么：（1）他追求的目标是相互一致的；（3）他使用的手段与他追求的目标相适应。所谓目标的相互一致，其含义和偏好的可传递性相同，即一个人不能认为A优于B，B优于C，而又认为C优于A。手段与目标相一致是指，手段正好是达到目标所必要的条件，即不能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当个人行为出现上述两种不一致时，这种行为就视为非理性的。但主流经济学假定，在市场上活动的各交易当事人，其行为都符合理性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阿罗和德布鲁运用数学上的不动点定理，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进行了严格的论证。之后，一般均衡理论获得了许多发展，但这种发展大多是枝节性的。

二、“经济人”假设招致的批评

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有人对“经济人”概念提出过零星的批评，约翰•穆勒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了这一概念的正当性。美国经济学家凯里直接对穆勒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指责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供给我们考虑的是一种纯粹的野兽，这种“政治—经济人”亵渎了大写的“人”。他们的理论只讨论人的最低本能，而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是纯粹干扰其理论体系的东西。

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同样是强烈的。克尼斯认为，“经济人”观念实际上是说人总是受纯粹自私动机的驱使，这就是否认有任何良好动机的存在，就等于把人看作具有许多在作用上互不相关的心理活动中心的生物。希尔德布兰德则指出，以孤立的个人经济动机作为分析的基础，就是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抽象的“经济人”并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实际上，“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是文明的婴儿和历史的产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观、人和物质对象的关系以及他和他人的关系，都不会相同的。地理影响着他们，历史改变着他们，而教育的进步可能完全改造他们。”7布伦坦诺也批评说，斯密的“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惟利是图的“抽象的人”。

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制度学派对“经济人”概念也持批评态度。凡勃伦认为，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体系，连同其洁白无暇的“经济人”，当然是科学想象的功绩，但不是对事实的有力表现。它是科学推理的一种权宜之计，而且只能用到一些抽象原理和基本的科学法则上，而这些原理和法则仅存在于抽象领域内。可是，一旦这样做了，这些原本不是实际上的东西却被理解为真实的而被接受，成为研究思想习惯的一种有效成份，形成关于事实的知识。新古典理论不仅不能有效地解释现代社会，反而有害于人们对社会真象的探讨。新古典经济学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那种非历史的、简化的“经济人”人性观。这种“经济人”以享乐主义心理学为基础，把人视为“纯粹的一束欲望”，是完全错误的。他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总是很小心地使每一美元花费带来的效用相等的观点，认为从“生活进程”的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对决定福利水平并没有真正的作用。因为消费者对商品的当前享受，更多地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方式、习惯、炫耀的需要和明显消费，而不是取决于理性计算。他还提出“社会人”的概念，以取代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8

西蒙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主要针对其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他认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所以，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所寻求的并非最优解，而是满意解。西蒙特别强调人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个人无法准确无误地接受、储存、检索、传递和处理信息。因此，他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把那类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论。”9在他看来，“有限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现实。

X效率学派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具有完全理性的观点。莱宾斯坦指出，个人具有两种不同的人格倾向。一方面，个人希望像他们所应该的那样行动，即坚持标准，使用“严格的”决策程序，进行精确的计算，努力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称为“超我功能”。另一方面，个人又希望像他们所喜欢的那样行动，即本能地不受约束，使用“松散的”决策程序，不注意细节，不用心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称为“本我功能”。由“超我功能”决定的受约束和由“本我功能”决定的不受约束，是个人人格特征的两个“极端点”，这两个极端点之间存在一系列中间状态。新古典理论那种完全关心约束的“理性经济人”，只是一个极端的特例，是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可能采取的特殊决策程序。一般人通常采取的决策方式则介于两个极端点之间，这种人被称为“有选择理性的人”。因此，“完全理性的决策是一种特例，通常，决策只是有选择的理性。”10

新制度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批评。威廉姆森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说，认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常常会导致机会主义，即经济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为了利己不惜去损人。他会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利益，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的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扭曲，并违背对未来的承诺。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有完全的了解，所以一些人可能利用信息优势向对方说谎和欺骗，或利用某些有利的谈判地位背信弃义，要挟对方，以谋取私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都会按机会主义方式行事，但总有一些人在有的时候会采取这种行为方式。问题在于，人们事先很难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按什么方式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交易双方以前没有交往或交往很少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诺斯则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加经济，能对人的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作用。他承认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假设，但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人类的利他行为和克服了“搭便车”动机的大集团行动，就源于意识形态的作用。

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人”理性同样持批评态度。它要求“经济人”理性和“非经济人”理性两分经济学的天下。“经济人”理性的要求效用最大化，行为经济学也讲功利最大化，但这个功利最大化是指快乐最大化。行为经济学成为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叛逆者，不在于它属于心理学阵营，而在于它不承认“经济人”理性。首先，它不承认“经济人”这个前提，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利他的一面，可以从利他中直接得到快乐，不承认利他是从利己中派生的。其次，它不承认“理性”作为绝对前提，不管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都不是无条件承认。它认为，人可以依据非理性直接行事，而按理性行事反而可能是派生的。此外，非理性是指“非经济人理性”，而不是否定理性。

如果说，上述批评都只是针对“经济人”假设的某个方面展开的，那么Tormer对“经济人”的批评则是全方位的，批评的依据是生命周期说和需求层次说。根据Wilber的生命周期说，人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1）潜意识或前个人阶段，（2）自我意识或个人阶段，（3）超意识或超个人阶段。人在刚出生时，无论对于内部与外部，主体与客体，身体与环境，都是没有分离的。在潜意识的发展阶段，小孩开始认识到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不同，并开始以本能的、冲动的、本我的方式与外部世界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逐渐产生一种与外部世界不同的自我意识。在发展阶段过程中，个人开始从潜意识状态中觉醒，并逐渐获得语言能力，开始使用符号和概念，学习承担各种角色、遵守规则，发展出理性理解、内省思考、演绎推理和社会可接受的行为能力。最终，个人发展出整合思考、把观念与观念、事实与事实、心灵与肉体联系起来的能力。在超个人阶段，个人可获得比日常的、外部导向的经验更敏锐的意识过程，获得一种更高的精神意识，从而超越自我，经历极乐，与神性相通，甚至与神性合二为一，最终达到非二元体的、无主客体之分的状态。

这些阶段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部分：外部弧和内部弧。外部弧是从潜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运动，其特点是自我维护，个体化，征服外部世界。内部弧是从自我意识到超我意识的运动，其特点是自我实现，向内发展，超越自我，实现物我一体。

根据Maslow的需求层次说，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可分为六个不同的层次。它们是：（1）生理的需要，（2）安全的需要，（3）归属或爱的需要，（4）自尊的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6）超然存在的需要。当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而辅助条件存在时，较高层次的需要就会出现并居于优势地位。每一个层次向下一个层次的发展，都涉及到一种转化，在这种转化中，较低层次的元素包含并整合在较高的层次之中，较高层次的元素与较低层次的元素没有分别，但与更高层次的元素有分别。Tormer认为，Maslow的需求层次说和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Tormer认为，从人性的观来看，“经济人”假设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经济人”只关注自我是有缺陷的。尽管人类追逐自我利益是正确的，但重要的是他们在什么程度上主要关注自我利益。对于那些已经达到外部弧的终点的任一阶段的个人来说，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那些在内部弧上达到更高阶段的人来说，其正确性就非常有限。第二，“经济人”关于个人与物质的人类世界相分离的观点是有缺陷的。对于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个人来说，他还没有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分离，而对于处于向超我阶段发展的个人来说，他已经程度不同地和外部世界融为一体了。第三，“经济人”机械般的理性是有缺陷的。在前个人阶段，年轻人还没有获得理性所需要的想象、概念和计算能力。而在超自我阶段，个人的确已经具有理性经济行为所需要的心理能力，但他们又不会以这种方式行事，因为他们的行为更具有整合性。只有那些处于个人阶段的人，才会大致按理性“经济人”的方式行事。第四，“经济人”的非反思方面是有缺陷的。对那些处于个人阶段的较高层次和超个人阶段的个人来说，这一点尤为正确。由于教化和社会化的作用，他们已经内化了道德的、伦理的、宗教的及其他方面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会促使他们对选择的正确与错误进行反思。第五，“经济人”的不改变的方面也是有缺陷的。从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可以看出，随着人的潜力的发展，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性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11公务员之家

三、“经济人”假设的合理内核

如上所述，“经济人”概念在西方学术界招致了许多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未必全部正确，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经济人”概念是历史的，还是非历史的？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范畴是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在原始社会，人们利用公有的生产资料共同劳动，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平均分配。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还意识不到个体的存在，因而没有个人利益的观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换关系出现，原始社会解体，公有制被私有制所取代。人们开始意识到个体的存在，并开始追求个人利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奴隶社会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这种利己主义人性观是“经济人”概念的雏形。但“经济人”概念取得比较成熟的形式，并成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则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产生以后才开始的。因此，“经济人”是个历史的范畴，超历史的人性和“经济人”概念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派对“经济人”的超历史性的批评确有其正确的一面。

第二，人性是利己，利他，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在商品经济社会，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分别归不同的个人所有。为了生产商品，商品生产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向他人购买各种生产要素，同时向消费者销售自己生产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以其销售收入来弥补生产成本——购买生产要素的支出。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生产者仅仅为了生存，也必须在购买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时，斤斤计较于自己的经济利益。“人们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12而“经济人”概念不过是商品经济社会商品生产者之间商品交换关系的人格化。否认商品经济社会人的利己性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当然，即使在商品经济社会，个人也可能有利他的动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利他动机还可能表现得十分强烈。一些人为了慈善的目的，可以向素不相识的人捐献大量的钱物，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可以捐献自己的器官。但这种行为显然属于道德领域的范畴，不应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经济领域，这种利他动机不可能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以人的利他动机和利他行为否来定“经济人”假设是不恰当的。

第三，“经济人”是仅仅关注物质利益，还是同时关注非物质利益？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和Maslow的需求层次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正确揭示了人的发展阶段和需求层次。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有必要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但经济学研究的个人行为，不是一般的个人行为，而是正常人的经济行为。因此，生命周期说对个人发展阶段的划分，需求层次说对个人需求层次的划分，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到经济学之中。就生命周期说而言，处于前意识和超意识阶段的个人行为，都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需求层次说而言，除基本的生理需要外，其他层次的需要，都与人们的经济行为无关或关系不大，同样不适合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尽管人们关注非物质利益，但这种对非物质利益的关注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第四，“经济人”理性是完全的，还是不完全的？如前所述，有限理性和选择理性假设都认为“经济人”理性是不完全的。但这两种假设和完全理性假设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认为不同个人的理性程度是相同的。如果说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具有理性是正确的话，那么同样正确的是，不同个人的理性程度是有差别的。完全理性的和完全无理性的个人都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理性介于两个极端之间。或者说，人类理性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服从正态分布。这也解释了，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成功和破产倒闭的生产者都只是少数，而大多数生产者处于可以维持的状态。

第五，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否必然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人都具有利己性，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但不同个人利己的程度显然是有差别的。如前所述，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机会主义行为是存在的，个人可能利用各种便利条件损人利己。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意识形态又是有区别的。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有不同的作用。有的有助于遏制机会主义，有的反而会助长机会主义。因此，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法制健全、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社会，机会主义只能是少数人的行为。所以，总的来看，“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是能够促进全社会的利益的。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就，是对这一命题的最好注脚。

综上所述，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存在某些缺陷，但其基本内核是合理的。只要克服这个概念的某些缺陷，并对其做出必要的补充，就可供中国经济学借鉴。

参考文献：

1《孔子家语》卷一。

2严清华：《中国经济管理思想概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40~41页。

3《管子•禁藏》。

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第13~14页。

5朱绍文、俞品根主编：《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分析》，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0~24页。

6杨德明：《等待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演变》，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8~39页。

7杨春学：《“经济人”的三次大争论及其反思》，《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5期。

8威廉•布雷特、罗杰•L•兰塞姆：《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1页。

9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46页。

10张维：《经济哲学：经济理念与市场智慧》，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57页。

经济人范文篇8

关键词:新经济人力资源创新

一、新经济的内涵及特征

在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12月30日发表的一组文章中,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发现了与以往大工业不同的发展趋势,即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大行其道,于是提出了美国开始了新经济时期。美国所说的新经济指的是已经存在数年的两种广泛趋势:第一种是商业的全球化;第二种是信息技术革命。

经济学家及其他理论学者对新经济的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认为新经济的涵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新经济就等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化经济、新经济、生物经济、风险经济等等。狭义新经济是指美国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在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共同作用下所出现的一种相对于传统经济的新的经济形态,它与传统经济的本质区别就是在实现低通涨和低失业率较长期并存的情况下的经济持续增长。

综合上述对新经济涵义的解释,笔者认为:新经济是相对于“传统经济”或“旧经济”而言的,是指在全球化资源配置和市场开发基础上,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支撑,由高新科技产业驱动,以创新为核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大调整。

新经济的特征是:新经济是知识化的经济;新经济是创新化的经济;新经济是全球化的经济;新经济是网络化的经济;新经济是网络化的经济;新经济是科技化的经济;新经济是持续化的经济。

二、新经济时代企业所需人才的类型及素质

新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具有知识的人力资源意即人才资源是新经济的主体。新经济时代所需的人才,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下面就新经济时代企业所需人才的类型及素质作概要简述。

(一)创新性人才

创新是新经济时代的主题,新经济是创新化的经济,创新化经济需要的是具有创新性的人才。首先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的广泛应用,电脑将取代一些机械性脑力劳动。例如:信息的记忆、信息的检索、复杂的计算等都可用计算机——完成。也就是说,计算机的应用,不再要求我们有强的记忆能力,而是要求具有综合的研究、判断、逻辑推理能力,高度的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其次在新经济时代,产品的知识含量增加,逐步形成知识产品。知识产品的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不是设备和工具,而是人的知识的能力,特别是人的创造能力。另外,商品的价值不再是劳动者体力的简单转化,而是劳动者知识的转化。所以,要求劳动者必须有较强的创造能力。最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创新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据科学家研究,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世纪初为5%——20%,70年代至90年代为70%——80%。信息高速公路联网后,将提高到90%。由此可见,科技创新是发展的关键。唯有全面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等,才能维持经济的竞争力。所以,新经济时代需要创造性人才。

(二)个性化人才

个性化人是创新过程的一种表现形式,任何一个创新计划都体现出个性化的思想。在工业社会,生产是标准化、大规模生产,而在新经济社会,生产是非标准化,甚至可能是单件生产。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谁能设计出个性化的适应不同层次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谁就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所以,有的经济学家把新经济称为个性化经济。个性化经济需要个性化人才。所谓个性化人才,就是让其个性得到充分发展。适合学什么,就让其学什么,适合干什么,就让其干什么。有哪一方面的兴趣与特长,就让其在哪一方面发展,当然,个性发展,并不是发展个人主义,更不是否定集体主义。个人的发展必须与社会的需求相复合,必须与所在组织的需求相吻合,这是个人化发展的基本前提。

(三)复合型人才

所谓复合型人才,是指多种专业能力的复合,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复合,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复合。新经济时代很多创造活动是跨领域的,这种创造不可能依靠某种单一知识和单一技能来实现,它必须借助多种知识、多种技能的综合运用来完成。社会越发展,创造的复杂程度越高,高度复杂的创造需要高度发展的能力系统,也就是对知识面的要求越来越宽。实际上,不用说创造,在新经济社会就是应付许多日常工作也离不开综合能力。日本学者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单一能力时代已经结束了,只有具备综合能力的人,才能在现代竞争中获胜”。所以,复合型人才是新经济时代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同时也是企业的稀缺资源,企业要努力的培养这种资源。

(四)合作型人才

在新经济时代,许多项目只有通过合作的方式才能实现共赢,信息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组织,企业是链状供应,银行是网状服务,信息是网上共享,创新是网点协作,因此,新经济社会是一个人际关系高度社会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需要更紧密的联系和协作,需要借助集体的力量和他人的力量,才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取得事业的成功。也就是说,在新经济环境中,要从事科研、发明、创造,或从事生产与经营,靠一个人的力量难以完成。美国学者比恩等人认为,竞争是工业社会的价值观,而新经济时代的价值观是合作。因此,合作型人才是新经济时代企业所需的人才。

三、企业在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

新经济时代对人才的要求具有创新、个性化、复合型和合作的特点,这给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是企业内外环境变化的迫切要求。因此,在新经济时代,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应该根据新时期人才的特点进行创新,除了传统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笔者认为应该强化以下几个方面:

(一)营造创新文化

在新经济时代,创新和时尚已经成为这个时期的主题,企业的发展需要这种创新的理念来驱动。企业的人才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也是管理的核心,吸引和留住创新人才已成为企业最关切的问题。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科技高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员工,思想开放、头脑灵活、技术专精、自信自强、流动性很高。要想吸引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企业管理创新必须建立创新文化。企业应致力于创造一个激励型的、充满创新气氛的开放环境,以利于发明、创造和企业未来的技术研究与展望;提倡挑战性思维。挑战性思维鼓励广大员工对现实状态提出质疑,不断思考和创新,企业为此可能承担一定风险,但企业这种文化氛围和对待风险与失误的态度会激发员工的创造性,增强员工的竞争能力,并会以此吸引大批优秀人才;设立共同的目标。企业应设立可以激起人们奋斗精神、愿为事业共同努力的目标,包括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等,在这样的创新环境下,企业的发展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二)实行柔性管理

在新经济时代,知识型员工是企业发展的关键,真正才华横溢的人才,往往是充满个性而难以驾驭的,这就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必须主动抛弃传统的管理方式,运用组织的共同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依靠共同的信念、互动的心灵进行柔性管理,给员工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和气氛,给他们更多的授权,让他们成为工作的主人,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从而激发员工的创造欲,使潜能和天赋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三)企业与人才同成长

新经济时代改变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变化的环境使得企业的发展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新经济时代的人才时刻在思考着个人的职业规划和职业生涯,因此,企业要转变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思路,将员工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紧密的结合企业起来,让员工与企业共同承担风险的同时,也让人才能够分享企业的成果,让人才能够实现个人价值,具体强化的因素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个体成长——员工对知识、个体和事业的成长有着不断的追求,存在使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潜能的机会。

工作自主——建立一种工作环境,员工能够在既定的战略方向和自我考评指标框架下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

业务成就——完成的工作业绩达到一种令个人足以自豪的水准和质量水平,这是跟组织的需要相关联的因素。

金钱财富——获得一份与自己贡献相称的报酬,并使员工能够分享到自己所创造的财富。这种奖励制成既要适合公司的发展又要与个体的业绩挂钩。

(四)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是在管理过程中,始终将人放在核心的位置,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以便充分调动所有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获得最大的效益。在新经济时代的人才。人才是企业的最重要的资源,是主宰企业命运的主人,企业将员工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信任员工、尊重员工、依靠员工,把企业员工放在管理的主体位置,围绕着充分利用和开发人力资源而开展管理活动,激发人的活力和创新精神,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和自在的发展,使企业的目标和员工的发展目标达到一致。人的全面和自在的发展是人本管理的精髓,更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理念。

以人为本的管理需要培养一种亲密、信任的人际关系,需要一种敬业、进取和宽容的合作氛围。企业文化是“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思想基础,要努力培育共同的企业文化意意识,共同的企业文化意识使得企业成员对企业目标和价值有着共同的理解,从而在行动上达成共识;共同的文化意识还使得企业的发展同经济和社会环境的现实相吻合。企业的用人制度要充分考虑到员工的个性习惯和企业的包容性、创造性,并使其贯穿于每一位员工的言行中,在努力营造企业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同时,提倡各部门形成各自的特色。

四、结语

新经济时代的网络化、知识化改变了衡量企业财富的标准,知识成为企业的战略资产,作为知识承载者的人力资源,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企业的财富和资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更成为其兴旺发达,保持恒久竞争力的关键。因此,企业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在深刻理解人力资源创新理念的基础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尝试,创造出适合本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赵曙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2]司静波.新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问题研究.东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经济人范文篇9

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核心概念，借助于经济人抽象，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建立起了比较完整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一些非主流学派，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也运用经济人模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将经济人模式泛化为一般分析工具的倾向，似乎经济人模式能够概括人类全部经济生活的本质。但在实际上，这种忽视概念提出根据的预设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做法只是将已有的经济学推广应用到更多的场合，是经济学范围的扩大而不是本质的进步。象所有科学的概念和理论都有其特殊的根据和局限性一样，经济人抽象也有其特殊的根据，这根据就是局限性，由此决定了经济人抽象不可以无限泛化。在经济人抽象的适用范围之外，是全新的经济现象，其本质和规律不同于建立在经济人抽象基础上的传统经济理论。

一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提出经济人思想的人，他在下面这段关于“看不见的手”原理的著名论述里面，也提出和论证了经济人思想：“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之福利，也不知道他们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第439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看不见的手”原理是颂扬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经济人是其核心思想。所谓经济人，就是追求自己的安乐和利益的人，在此后关于经济人的所有界定中，经济人的这一自利特点都是最基本的规定。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经济人的性质，斯密是基于什么根据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关于经济人“自私自利”（selfishess）、“利己主义”（egoism）、“自我为中心”（self－centred）的解释，都把经济人归结为人性使然，是伦理学上的利己主义者。即使斯密是基于人性论和伦理学提出经济人概念，人们在经济领域表现为经济人，这也是有着经济领域的根据。斯密在上面的论述里面，已经给出了这种根据，即“每个人都在力图运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因此问题的症结在于斯密是不是从人性的角度解释经济人的自利动机。

“斯密问题”存在表明斯密并不是从人性论和伦理学出发提出经济人思想的。所谓“斯密问题”，是指斯密的两部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它们分别以“同情心”和“利己心”作为论证的出发点。如果斯密是从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的话，那么两部著作之间就存在矛盾和不一致性。

《道德情操论》是探讨人类的道德伦理问题的，斯密以利他的“同情心”作为论证的出发点，说明斯密的伦理学并不是利己主义的。斯密从人们对“他人情感和行为”以及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进行评判两种角度提出“同情心”概念。在对“他人情感和行为”进行评判时，斯密认为人类有站在他人的角度、设身处地进行想象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人们在看到他人的不幸或快乐时，能够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对他人的情感和行为作出评判。在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进行评判时，斯密认为，“如果我们不离开自己的地位，并以一定的距离来看待自己的情感和动机，就决不可能对它们作出全面的评述，也决不可能对它们作出任何判断。而我们只有通过努力以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情感和动机，或像他人可能持有的看法那样来看待它们，才能做到这些。”（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13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因此，“我们假定自己是自己行为的旁观者，并且用这种眼光来尽力想象这种行为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能用别人的眼光来检查自己行为合宜性的唯一的镜子。”（同上，第139页）综合上述两点，斯密认为道德的起源不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某种不变的人性，而是产生于人与人关系中的同情心，斯密的伦理学是以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

从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分析人所会产生的行为和动机，这是斯密分析方法的特点，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斯密的分析方法仍然具有这种特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就在于有些个人拥有一定量的资本，这些资本可以用于不同的用途，生产出不同的产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些人的行为和动机就是斯密所说的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因而经济人抽象的根据在于个人拥有资本，这些资本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能够获得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斯密的经济人抽象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意思。不论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还是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都不是人的本性使然，而是客观的社会关系和条件决定了人们具有怎样的行为和动机。

斯密经济人抽象的根据被新古典经济学形式化、具体化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假设条件。斯密所说的资本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是一些具有稀缺性的生产资源，这些生产资源具有多种用途，可以产出不同种类和数量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经济自发作用下，每种生产资源都能配置到最佳用途上去，生产出最符合消费者偏好的产品和服务。

新古典经济学是在边际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边际分析方法为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开辟了道路。应用数学方法，在一系列前提假设条件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从科学上证明了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理论的科学化也使经济人具有了更为明确、成熟和系统的形式。

首先，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涵盖所有的经济行为主体。经济人有多种具体形态，既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也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且然他们各自利益的表现形式不同，但行为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力图在市场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因此，经济人抽象为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类的经济行为作出统一解释提供了坚实的逻辑基础。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借助边际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了经济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例如，生产者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消费者在收入和价格的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是所购商品的边际效用相等，等等。从而将动机与效果结合了起来，至少在理论上为组织资源配置提供了科学依据。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赋予经济人的“理性”以一个明确的经济学含义，即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经过精密的计算和仔细的权衡，对可供利用的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最优选择。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抽象的最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人模式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为经济学向其他学科的帝国主义扩张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工具。

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抽象是对斯密经济人抽象的继承和发展，除保持了斯密所提出的根据以外，新古典经济学又加进了新的内涵。关于稀缺性的生产资源，新古典经济学有两个限制性假设条件：生产者的技术水平不变和消费者的偏好是稳定的。在这些假设条件下，社会使用所有的生产资源所能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就是可知的。作为生产者，他清楚每种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作为消费者，他知道每种商品的价格和供给量，等等。因此，经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确定要达到的目标，并应用成本收益分析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

二

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抽象不是根据某种永恒不变的人性提出来的，这是其科学性的方面，而忽视人尤其是现实的人，又是其局限性。他们的经济人概念只是根据经济人的经济环境和条件提出来的，而没有根据现实人的特点分析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不管在历史上对人有过多少抽象，但只要是从人本身出发进行抽象，是决不可能得出人具有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假设的，这种假设只能从人之外的某种根据提出来。因此，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抽象并不能运用于现实的人，在面对实际的经济现象时缺乏解释力。

根据现实人的特点，在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抽象的基础上，使现实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得到了更好地理解，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些很有解释力的新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学分支，如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

现实人的认知能力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所以，从现实人出发，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抽象的完全理性假设首先受到怀疑和批评。西蒙指出：“古典经济理论对人的智力做了极其苛刻的假设，为的是产生那些非带动人的数学模型，用来表示简化的世界。在这方面，近年来，人们已经提出了疑问，怀疑那些假说是否与人类行为的事实相距过远，以至根据那些假说所得出的理论同我们所处的现实状况已经不再有什么关系了。”（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前言，北京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西蒙提出有限理性说来代替完全理性假设，迈出理解现实经济人行为和动机的第一步。

由于现实人具有有限理性，他不可能完全准确地了解到所需要的经济信息，因而市场交易不可能是即时完成、没有任何费用的，在买者和卖者、雇员和雇主、委托人和人等市场参与者之间必然存在讨价还价、监督合同或契约履行的费用。例如买者因不了解商品的质量而尽量低估，只愿低价购买；卖者则利用买者不了解商品的质量这一点尽量虚夸，索取高价；商品购买以后也存在一个维修保养问题，所有这些都使市场交易必然存在交易费用，暴露出新古典经济学零交易费用假设的非现实性。英国经济学家科思首先发现了这一问题，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里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此后，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进入科斯所开拓的经济学研究领域，现在已形成了由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委托理论、团队生产理论以及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所组成的庞大的新制度经济学学科体系，这对于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所产生的过渡经济学很有借鉴意义。

从信息方面看，所谓有限理性，是指经济人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因而经济人所掌握和利用的信息必然是不完全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信息的假设没有现实性。信息不完全，就会制约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信息经济学，尤其是微观信息经济学分析了经济人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会有的行为和动机，因此，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人的分析更加接近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人。

单就经济人抽象来说，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的经济人缺乏现实人的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则在现实人的基础上改造和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因此，后者关于经济人的抽象更为接近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人，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也就比主流学派更为接近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真实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新发展已经使主流学派的现实性越来越少了，主流学派之所以还能居于现在的地位，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意识形态色彩，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所具有的形式化、数学化和科学化的外观。让那些具有科学主义信念的经济学家放弃主流学派，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三

在实际应用方面，经济人抽象的主要问题表现在那种不加分析地将经济人模式无限泛化的倾向。每一种科学概念都有其产生的根据，但人类认识的形式理性主义倾向使人们常常无视其根据而把它作为一般的分析工具运用到对其他事物的研究中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在经济人抽象的应用方面，有如下一些方面的问题。

第一，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经济学帝国主义是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1934年发表的《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书。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是稀缺性假设，相对无限多样的人类需求，社会所拥有的生产资源是有限的，社会需要在生产资源的多种用途之间进行选择，因此经济学又是选择的科学。由此罗宾斯提出了他的经济学概念：“把注意力集中在行为的特殊方面，即由稀少的影响强加的形式主义方面。因而，由此可以推出，人类任何一种行为都落在经济学的概念范围之内。因此我们不认为马铃薯的生产是经济活动而哲学的生产不是经济活动，相反，我们认为，就两者中任何一种活动都涉及到放弃其它合意的选择来说，都有其属于经济活动的一方面。除此之外对经济学的论题没有限制。”（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第1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样定义经济学，是从经济即节约的层面上理解。所谓节约，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可以说是人类所有活动的共同特点，把所有这些活动都视为经济活动，就容易误导人们偏离对真正的经济活动的研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节约即成本收益分析只是经济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手段，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活动是人类运用生产资源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类经济学的研究不无局限性，但仍不失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经济人范文篇10

关键词经济人理性经济学

1经济人的含义

任何科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不例外。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就是“经济人”假设。其实这就是在问经济学家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人？不同职业、不同地位、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信仰的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般来说也是不一样的。不过，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对他们一般所认可的“经济人”这一回答更有挑战的的答案。简而言之，在经济学家的心目中，人就是“经济人”。这既是经济学研究的一重要前提假设，个人以为，它也应该是经济学人所恪守的信念。（当然，实际中或许有这样的经济学家，他们在具体做研究的时候，因为研究的需要遵循经济人假设；他们在生活中或者日常非研究性活动时，他们的实际行为不遵循这一假设）

那么什么是经济人呢？一般来说，经济学家都回避对经济人的直接定义。当然，这并不说，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经济人这一说法尚存在着争议之处。同时还有一个原因，如一位哲人所说，大致意思是，下定义就像建围墙，是用它把已经盖好的建筑物给围起来，而不是用它来容纳日后可能要修建的建筑物。一般认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完整地表露出了经济人的思想，约翰·穆勒则是依据亚当·斯密对经济人的描述和西尼尔提出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明确地提炼出了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那里有一种描述性的说明，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国富论》中的一段名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斯密还认为，人本身有一种“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这种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是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有一刻放弃过这种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良。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段。”据此，人们往往把斯密视为“经济人”假设的倡导者。但是，正如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所指出的，真正作出“经济人”假设并加以严格界定的却是约翰·穆勒。

概括而言，对经济人概念比较一致的观点是：①自利。亦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使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这种动机和由此而产生的行为有其内在于人本身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根据。②理性行为。经济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指的是经济人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作出判断，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于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如张宇燕在《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一书中指出：人的理性，简单地说是指，每个人都能通过成本—一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③第三个是经济人的核心，亦即：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这是经济人假设中最有意义的问题，也被称为“经济人的灵魂”。这一经济人假设的重要命题，在学者们的讨论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理由也许是，大部分讨论经济人假设的学者，都假定存在着一个既定前提，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制度是最优的制度，也是天然合理的制度。从而，在利己心（或称功利主义）驱使下的经济主体会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选取一条使自己收益最大或损失最小的方案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般也认为，“经济人”假设的哲学意蕴是功利主义、理性和个人主义，从而主要体现了资产阶级价值观、人生观的经济思想。当然，同国外学者一样，国内很多学者经常将理性、理性经济人、经济人假设、经济人等概念视为差不多等同的概念。

2经济人的局限性

（1）忽视了人的需求的多样性。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人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的需要；人所做出的选择，必须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地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所以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上去理解人，去解释人的经济行为。

（2）现实中的人追求的可能是满意解，而非最大解。现实中的人不可能是“前算500年，后算1000年”的圣人，现实中的人受到自身在认识和计算能力方面固有的限制，以及信息不完全、时间有限的制约，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不论主观愿望怎样，人们都只是追求可以实现的“满意的状态”而不是“最大化”。

（3）“经济人假设”适用的研究领域有限。有相当多的研究领域，如经济体制、经济分配、福利有效性、就业、货币、资本流动、区域合作等就不适合运用“经济人假设”。这就是说，这样的假设只是适合于提出该思想的经济学领域，主要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适应于探索价格机制、资源配置与优化、经济增长等问题。在“经济人假设”提出时，很少有人考虑经济产品的公益性与私利性问题，但随着人们认识的进步，几乎大多数经济产品都存在公益性与私利性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样，“经济人假设”的运用就更受局限了。现代经济学研究发现，无论是有形产品，还是服务产品，随着它们本身的公益性和私利性的差异，“经济人假设”适用的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公益性”程度越高的产品，如教育、桥梁、国防等，其“经济人假设”适用的程度就越低，因为人们在消费和购买这些产品时，常常无法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做出选择。于是，在经济学中对不同产品的消费者选择进行研究时，原来的“经济人假设”就要部分或全部放弃，因为，这时就不能为了“简单”而对人进行过多的抽象和假设，而必须还原成具体的人。

（4）“经济人假设”适用的时限有限。在经济发展初期，尤其是市场化和工业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在市场严重供不应求和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受价格约束较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选择有限，这种条件下，“经济人假设”是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人们的知识水平的提高、个性化需求和情感需求的扩大，人们的经济行为越来越脱离“经济人假设”的条件。尤其是“绿色经济”等运动的兴起，更使人们关注个人、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从而使“经济人假设”适用的范围更趋狭窄。

3经济人的合理性

（1）产权清晰的领域。试问哪个劳动力不是流向高工资的地方（不然不会出现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土地不是流向高地租的地方（城市黄金地段大都都是有钱人的地方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资本不是流向高利率的地方（不然不会有地下信贷市场的出现），企业家不是流向高报酬的地方。古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在今天还是为一般人所承认、接受和认可，并“身体力行”的去执行。市场是残酷的，是无情的，你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追求效用最大化，你就难以存活下去，同自然界“物竞选择”一样，从这个方面讲，人类社会似乎是一个“利”者生存的社会，没有利润，企业生存不了，工人存活不了。所以，自利的原则还是存在的。至于理性原则，尽管人们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不可能使得最终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但这并不是说人们不想最大化其利润，而是不能，而且他们也是在不断收敛于利益最大化。至于自利的最大化其利益的经济人最终能否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也即“看不见的手”原理是否成立，笔者认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问题。个体理性、个体利益最大，不一定能导致集体理性、集体利益最大，比如，“囚头困境”就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的典型，笔者认为，经济人主要指的是个体，而非集体。因此，这并不能说明经济人的不理性。

（2）产权不清晰的领域。这里以中国国有企业从反面来说明经济人的合理性。首先，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制度安排所以低效率，而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企业制度的安排所以高效率，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制度安排的人性假设前提不同甚至相反。承认“经济人”假设是选拔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前提。其次，在我国，由于“所有者缺位”及体制原因使得此现象表现的极为突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脱困目标难以实现，一些经理人员的“在职消费”过度膨胀，侵占和转移国有资产，短期行为严重。由于国有企业没有充分按照“经济人”假设来安排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在权力不受监督的情况下，经济人的本性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59岁现象”。因此，经济人是设计激励约束机制的逻辑前提。最后，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采用渐进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国有企业改革现实中出现了国有企业财产谁也没有真正拥用，谁也不对其真正负责，造成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有的甚至把国有企业掏空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这种现象推其根源正是没有充分考虑“经济人”假设原则，没有充分认识建立防范机制，在没有硬性约束下，他们会从自利出发，不惜损害国家财产，从外部效应中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措施从根本上讲，就是为了使国有企业发挥应有的效率，解决“经济人”原则的自利最大化和国有企业产权公有的矛盾，应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使产权界定与“经济人”原则处于一种最佳的均衡状态。因此，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还必须以“经济人”为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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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中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

4杨春学.“经济人”的三次大争论及其反思[J].经济学动态，19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