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思想范文10篇

经济伦理思想范文篇1

关键词：经济伦理

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始终伴随着伦理道德准则的调节和制约。经济伦理指的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用以约束和调节人们经济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的总和；可以认为是调节人们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也是经济主体把握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实践精神”。

从青年时代起，就对伦理学很感兴趣。他的伦理思想，除了受到诸子百家学派的思想影响之外，还批判地吸收了近代西方伦理思想，例如他通读和钻研了德国学者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写下了2万多字的“批注”。在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建设适应全面小康社会以及和谐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对经济伦理思想的探析，立足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活动中的道德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也要解放全人类。“过去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为历史使命，这既是由它与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一致的阶级特点所决定的，也是它欲取得自身解放所必需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理解，并应用于革命和建设中，根据形势的变化，适当地调整经济工作的重心。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生产的直接目的都是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而经济活动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会道德生活及其人类道德关系的高度和谐与发展，并不是经济或社会财富的增长。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革命时期。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因为“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言之，革命时期的经济工作是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当时一项重要的道德价值指标。但是。革命战争的胜利，最终是为了广大群众的根本幸福。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建设时期，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呵以肯定，经济建设会带动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经济是基础，但并不足唯一．要在经济这个基础上达到更高的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共八大明确指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其实就是人的解放与发展。

在高度文明和发达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展生产力，要为人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物质与精神条件。和谐社会的建设，首要的也是人的全面与和谐“建设”。以人为本，完善人的德性，始终是社会和谐存在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和谐社会始终是人的和谐，这就决定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始终是人。在这个意义上，和谐社会是作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性价值而存在的。

二、经济活动中的道德规范

首先，为人民服务。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为了把人民群众从被剥削、被压迫的不幸生活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真正成为幸福主体。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经常教育共产党员，要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改造社会，为“人民自由幸福”而战斗，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艰苦奋斗．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幸福生活”。

其次，艰苦奋斗。认为“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口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我们仍“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既然要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就必须与旧风气作斗争。他强调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要讲究节省，反对浪费．反对贪污。因此，他号召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再次，“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在经济领域，对于经济利益如何分配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痛恨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但也承认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差别，他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阐述道：“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方法的需要，决无所谓的绝对的平均。”的这一理论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上面所强调的道德规范与“二十字”公民道德规范以及“八荣八耻”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在践履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时．可以追溯到所倡导的道德规范，找出他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更好地建设创新型社会主义国家。

三、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原则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因而，道德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强调在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前提下，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做到“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集体幸福同个人幸福是基本上一致的。说：“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也认为，公和私是对立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与私、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幸福与个人幸福，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在实际生活中也常常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经济伦理思想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经济自由；善的经济；政府角色；有限政府

哈耶克是20世纪西方最具独创性的经济学家。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哈耶克基于自己对经济哲学独特的理论构建关注于经济自由与经济正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干预经济可能对经济自由和经济正义造成的创伤保持深深的警惕。197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鉴于他在经济学界成为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试图初步阐述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并对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政府应扮演何种角色以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作经济伦理方面上的探讨。

一、经济自由：目的与手段

首先，经济自由具有重要工具性意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哈耶克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阐明，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秩序的有效达成倚赖于基于自由之上的个人主义的全方位支撑。自由的最重要工具性意义，在于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伟大的推动作用。哈耶克认为，“自由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文明的造物，但它亦非缘出于设计。各种自由制度，如同自由所造就的其他事物一般，并不是因为人们在先已预见到这些制度所可能产生的益处以后方进行建构。但是，一旦自由的益处为人们所认识，他们就会开始完善和拓展自由的领域。”根据哈耶克的观点，这种“自由的领域”的拓展，尤其涉指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要持续发展，市场秩序就必须具备拓展的条件。市场扩展秩序应当具备两个基本要素：“其一，扩展秩序必须是自发形成的而不是人为设计的；其二，市场扩展秩序必须又能力不断扩展自身。”如果具备这两个基本要素，那么这个市场必定是自由的市场，赖于其上的经济则必然是自由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其次，哈耶克认为，自由就是目的，就是善和美德。哈耶克赋予经济自由以至尊的地位。他认为，自由本身是一种价值，我们追求自由不是为了别的善，而是为了自由本身。因此我们不能以善代替自由，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善。我们也许是自由的，但同时也许是痛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行为都是善的，或者一切恶行都不存在。“所谓自由，亦可以意指有饥饿的自由。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虽凑合的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的确要比享有各种保障且过着较舒适生活的应征士兵更自由。”基于此理解并本着对经济自由的独特理解的基础上，哈耶克对释放市场经济巨大经济能量的个人主义进行了缜密而精巧的论证。哈耶克仔细和严肃地区分了两种个人主义，阐明了真个人主义的基本内涵，认为要“把人作为人的视角来尊重个人”。在其《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哈耶克的兴奋点一直聚集于经济自由主义。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自由与真个人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真个人主义是一种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既反对整体主义方法论又在本质上区别于原子论个人主义的阐释性的非化约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再次，经济自由之所以对经济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在于知识的各种特性。哈耶克运用独特的知识视角透视市场经济现象。哈耶克指出经济学“第一问题”不是斯密提出的劳动分工及其协调问题，而是知识分工及其协调问题。哈耶克认为，在一个有关事实的知识由众多个人分散掌握的系统中，价格能帮助不同的个人协调他们所采取的彼此独立的行动。换言之，如果我们想理解价格体系的真正作用，我们就必须把价格体系视作一种交流信息或沟通知识的机制。由于知识的传递和运用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就价格体系而言，最具重要意义的一个事实便是它的运转所须依凭的知识很符合效率原则。这就是说，涉人这个体系之中的个人只需要知道很少的信息便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

随着人类自然知识的增长，会不断开拓出无知的新领域，而知识的增长使得人类创造的文明也日趋复杂，这相应的为我们认识周围世界设置了新的障碍。“人类表现出智力的提高，更主要原因不是个人私有知识的增加，而是收集各种不同的分散信息的方式，这反过来又产生了秩序并提高了生产力。”哈耶克认为，只有在市场经济中价格系统才能自动把无数分散在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技能和自发产生的相互作用及时准确地集中起来并起到传递知识和扩散信息的作用。因此，哈耶克强调合理的经济秩序应给所有的经济要素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发行动的自由。这是哈耶克经济自由观的知识论基础。

最后，哈耶克认为，由于市场经济建立在人类不完全理性基础之上，人类思维具有理性不及的特性，这就要求个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充分的自由。“最大化过程对信息的完备性需求远远超出了人类心智的限度，在此意义上，个人理性始终是有限的，相互影响的结果往往超出了个人的预期，也使得价格杠杆时而失灵?”同时他敏锐地看到，如果不破除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的唯理论，市场经济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并深人人心。他把自己的真个人主义与笛卡尔的唯理主义个人主义作了一番鲜明的对照：“一种观点认为，一般说来，理性在人类事物中起着相当小的作用；也就是说，个人理性是有限的，并且是不完备的。另一种观点假定每个人都是完全均等的拥有理性，并且人类取得的成就都直接是个人理性控制的结果。”

在他看来，个人理性的有限性一方面在于自身结构的局限，个人理性不能超出它自身而理解它自身运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结构的局限，个人理性根植于由其规则构成的社会系统，因而生成和发展它的社会传统构成它认识自身和认识社会生活的另一限度。因此，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指望人的理性是不能充分利用和掌握存在于个体心智之中的零碎知识的，而唯由凭借自由市场经济中的自生自发的交换秩序，才能使知识分工合作的秩序得以扩展，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市场经济保卫了自由社会进步的活力，使它向着无数人不可预见的新能力开放，向着无法计划的未知事物开放。

二、善的经济：政府角色与市场机制

哈耶克认为，判断什么样的经济是善的可以根据以下三个维度：(1)个人在市场经济过程中不受某种人格化的力量所支配，个人的经济行为不受他人的特定意图所引导，也就是说个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必须是自由的。自由既是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秩序的前提，也是经济的目的。(2)对于市场经济活动的结果，除非是他人在市场自生自发的过程中施以某种强制力量，否则不管是何种结果，都不能认为是不正义的。因而在市场经济过程中，为确保人们在竞争起点上的公平性，形式正义(程序正义)才是可取的，结果正义(实质正义)是应该被抛弃的。(3)因此，“纯粹的市场经济假定：第一，作为实施强力和强制的社会机构，政府的目的乃在于维续市场制度的运行；第二，政府不得妨碍市场发挥正常作用；第三，政府还必须保护市场制度以使它免受其他人的侵犯。”他引用自己的老师米塞斯的观点来阐明政府在纯粹市场经济中应当扮演的角色。然而，哈耶克自己也认识到，纯粹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扮演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

哈耶克认为，政府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角色扮演应当在法治原则的框架下进行。他认为，法治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自由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但是政府为了达到社会所期望的目标而干涉经济自由，就危害了整个古典的个人自由权利。经济自由是反对国家万能的“对抗力量”。没有经济自由，就有通往奴役之路的危险。他高度评价了法治的意义，指出：“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法治才能被有意识的加以发展，并且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他特别强调“法治和政府的一切行动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合法这一问题没什么关系，它们可能很合法，但它们可能不符合法治”。因为，“如果法律规定某一当局或机关可以为所欲为，那么，这个机关和当局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合法的——但它的行动肯定不属于法治的范围。”“因此，法治本身就含有限制立法范围的意思”。这就意味着法治本身就含有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在市场经济领域，他看到了国家权力的滥用、个人自由受损的最大危险性。基于此，他提出政治要“去中心化”，以期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遏制。

哈耶克主张建立有限政府成立独立部门(inde-pendentsector)，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限制以防阻无限政府的产生。由于政府负有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责任，因而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如果政府垄断了维护市场秩序不可或缺的强制和暴力的权力，那么它就变成了威胁个人自由的首要因素”。为了减少政府行动所具有的以各种权力为支撑的垄断以及由这种垄断所导致的低效状况造成的严重危害，在商业领域与政府治理领域之间保持有一个第三领域是重要的，这个第三领域就是独立部门。它往往能以更为有效的方式为我们提供当下由政府提供的服务。独立部门的建立也就成为限制政府权力的有效措施。对于有限政府来说，由于人们对那些决定人之活动秩序的无限多样的特定事实都处于一种无可变更的无知状态(unalterableignorance)，因而政府只能通过要求人们遵守某些独立于特定目的的抽象且否定性的规则(bastractandnegativerules)。政府在维护自生自发的市场经济秩序时借助于这种抽象的否定性的规则是必须的。因为试图“纠正”(这种“纠正”必然涉及到政府实施某种肯定性规则)市场秩序的努力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毁灭，这就凸显了否定性规则之于有限政府承担经济职能的意义。

关于政府的职能，哈耶克认为，自己并不是“最小国家”(minimalstate)理论的支持者。把实施法律与抵御外敌当成政府仅有的两项合法职能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他说：“我们认为在发达社会中，政府应当运用之所享有的经由征税而筹集资金的权力，并由此而为人们提供市场因种种原由而不能提供或不能充分提供的一系列服务。”嗍㈣”他不是一个粗浅的主张经济放任自由者，也不仅仅把国家的职能定位在“守夜人”之上。哈耶克认识到，并非所有的商品都能有市场自发提供。“由于存在排他性问题——即不能以低成本的方式把支付费用的收益者同搭便车者加以区分，某些公共品必须由国家拨款提供。”即使这样，国家也决不应当在此享有垄断权而是要在原则上允许私人参与竞争。他认为，公共服务应当由地方而不是由中央提供，因为这样，那些从某项服务中获取利益的人和为之支付的人之间才能至少保持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平等原则”。他认为，自由主义反对一切特权，反对国家只给少数人不给所有人某些特定利益。这意味着，虽然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应当保障普遍的机会平等，但这种平等不是物质平等。

三、几点评论

诚然，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先天的缺陷。主要表现在：(1)他的经济伦理思想始终是西方或是资本主义中心论的。他所提出的“大社会”、“开放社会”、“自由社会”是指西方发达国家，而对“小社会”、“小群体”、“封闭社会”等非西方国家充斥着不屑和歧视。(2)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以自由为基础，以效率为价值取向，推崇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带来的市场结果的公平性，是一种资本的逻辑。结果，资本主义发展了巨大的生产力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首先，在经济领域，它把所有权置于人权之上，排除了大多数公民对生产的影响，造成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其次，在政治领域，资本篡夺了国家权力，经济权力变成了政治权力，形成了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市场机制上的“经济暴政”。(3)哈耶克对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正义的断然拒绝，漠视了普通民众的美好理想和愿望追求，是一种冷漠的、人文关怀维度欠缺的经济伦理观。

然而，作为20世纪最具独创性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乏智慧的光芒，对于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

第一，对于一个相对落后的、处于赶超阶段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经济效率始终是最重要的发展参数。固然，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反映了资本的逻辑，但这种逻辑有利于维护原初意义上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公正。当前乃至很长一段时间，资本效益最大化仍然是我国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

第二，哈耶克对个人权利的推崇，对经济自由价值的肯定，从个人的视角透视经济发展，洞见出了释放市场经济巨大能量的个人自由的目的——手段意义。

第三，哈耶克对否定性自由和否定性规则的认肯，有利于促进个人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和避免政治权力的过度膨胀从而侵入私人领域；有利于释放个体活力、增强社会发展动力、最大限度地开辟个人活动的新空间。

经济伦理思想范文篇3

关键词：经济自由；善的经济；政府角色；有限政府

哈耶克是20世纪西方最具独创性的经济学家。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哈耶克基于自己对经济哲学独特的理论构建关注于经济自由与经济正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干预经济可能对经济自由和经济正义造成的创伤保持深深的警惕。197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鉴于他在经济学界成为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试图初步阐述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并对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政府应扮演何种角色以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作经济伦理方面上的探讨。

一、经济自由：目的与手段

首先，经济自由具有重要工具性意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哈耶克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阐明，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秩序的有效达成倚赖于基于自由之上的个人主义的全方位支撑。自由的最重要工具性意义，在于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伟大的推动作用。哈耶克认为，“自由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文明的造物，但它亦非缘出于设计。各种自由制度，如同自由所造就的其他事物一般，并不是因为人们在先已预见到这些制度所可能产生的益处以后方进行建构。但是，一旦自由的益处为人们所认识，他们就会开始完善和拓展自由的领域。”根据哈耶克的观点，这种“自由的领域”的拓展，尤其涉指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要持续发展，市场秩序就必须具备拓展的条件。市场扩展秩序应当具备两个基本要素：“其一，扩展秩序必须是自发形成的而不是人为设计的；其二，市场扩展秩序必须又能力不断扩展自身。”如果具备这两个基本要素，那么这个市场必定是自由的市场，赖于其上的经济则必然是自由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其次，哈耶克认为，自由就是目的，就是善和美德。哈耶克赋予经济自由以至尊的地位。他认为，自由本身是一种价值，我们追求自由不是为了别的善，而是为了自由本身。因此我们不能以善代替自由，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善。我们也许是自由的，但同时也许是痛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行为都是善的，或者一切恶行都不存在。“所谓自由，亦可以意指有饥饿的自由。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虽凑合的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的确要比享有各种保障且过着较舒适生活的应征士兵更自由。”基于此理解并本着对经济自由的独特理解的基础上，哈耶克对释放市场经济巨大经济能量的个人主义进行了缜密而精巧的论证。哈耶克仔细和严肃地区分了两种个人主义，阐明了真个人主义的基本内涵，认为要“把人作为人的视角来尊重个人”。在其《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哈耶克的兴奋点一直聚集于经济自由主义。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自由与真个人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真个人主义是一种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既反对整体主义方法论又在本质上区别于原子论个人主义的阐释性的非化约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再次，经济自由之所以对经济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在于知识的各种特性。哈耶克运用独特的知识视角透视市场经济现象。哈耶克指出经济学“第一问题”不是斯密提出的劳动分工及其协调问题，而是知识分工及其协调问题。哈耶克认为，在一个有关事实的知识由众多个人分散掌握的系统中，价格能帮助不同的个人协调他们所采取的彼此独立的行动。换言之，如果我们想理解价格体系的真正作用，我们就必须把价格体系视作一种交流信息或沟通知识的机制。由于知识的传递和运用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就价格体系而言，最具重要意义的一个事实便是它的运转所须依凭的知识很符合效率原则。这就是说，涉人这个体系之中的个人只需要知道很少的信息便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

随着人类自然知识的增长，会不断开拓出无知的新领域，而知识的增长使得人类创造的文明也日趋复杂，这相应的为我们认识周围世界设置了新的障碍。“人类表现出智力的提高，更主要原因不是个人私有知识的增加，而是收集各种不同的分散信息的方式，这反过来又产生了秩序并提高了生产力。”哈耶克认为，只有在市场经济中价格系统才能自动把无数分散在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技能和自发产生的相互作用及时准确地集中起来并起到传递知识和扩散信息的作用。因此，哈耶克强调合理的经济秩序应给所有的经济要素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发行动的自由。这是哈耶克经济自由观的知识论基础。

最后，哈耶克认为，由于市场经济建立在人类不完全理性基础之上，人类思维具有理性不及的特性，这就要求个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充分的自由。“最大化过程对信息的完备性需求远远超出了人类心智的限度，在此意义上，个人理性始终是有限的，相互影响的结果往往超出了个人的预期，也使得价格杠杆时而失灵?”同时他敏锐地看到，如果不破除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的唯理论，市场经济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并深人人心。他把自己的真个人主义与笛卡尔的唯理主义个人主义作了一番鲜明的对照：“一种观点认为，一般说来，理性在人类事物中起着相当小的作用；也就是说，个人理性是有限的，并且是不完备的。另一种观点假定每个人都是完全均等的拥有理性，并且人类取得的成就都直接是个人理性控制的结果。”

在他看来，个人理性的有限性一方面在于自身结构的局限，个人理性不能超出它自身而理解它自身运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结构的局限，个人理性根植于由其规则构成的社会系统，因而生成和发展它的社会传统构成它认识自身和认识社会生活的另一限度。因此，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指望人的理性是不能充分利用和掌握存在于个体心智之中的零碎知识的，而唯由凭借自由市场经济中的自生自发的交换秩序，才能使知识分工合作的秩序得以扩展，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市场经济保卫了自由社会进步的活力，使它向着无数人不可预见的新能力开放，向着无法计划的未知事物开放。

二、善的经济：政府角色与市场机制

哈耶克认为，判断什么样的经济是善的可以根据以下三个维度：

(1)个人在市场经济过程中不受某种人格化的力量所支配，个人的经济行为不受他人的特定意图所引导，也就是说个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必须是自由的。自由既是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秩序的前提，也是经济的目的。

(2)对于市场经济活动的结果，除非是他人在市场自生自发的过程中施以某种强制力量，否则不管是何种结果，都不能认为是不正义的。因而在市场经济过程中，为确保人们在竞争起点上的公平性，形式正义(程序正义)才是可取的，结果正义(实质正义)是应该被抛弃的。

(3)因此，“纯粹的市场经济假定：第一，作为实施强力和强制的社会机构，政府的目的乃在于维续市场制度的运行；第二，政府不得妨碍市场发挥正常作用；第三，政府还必须保护市场制度以使它免受其他人的侵犯。”他引用自己的老师米塞斯的观点来阐明政府在纯粹市场经济中应当扮演的角色。然而，哈耶克自己也认识到，纯粹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扮演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

哈耶克认为，政府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角色扮演应当在法治原则的框架下进行。他认为，法治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自由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但是政府为了达到社会所期望的目标而干涉经济自由，就危害了整个古典的个人自由权利。经济自由是反对国家万能的“对抗力量”。没有经济自由，就有通往奴役之路的危险。他高度评价了法治的意义，指出：“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法治才能被有意识的加以发展，并且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他特别强调“法治和政府的一切行动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合法这一问题没什么关系，它们可能很合法，但它们可能不符合法治”。因为，“如果法律规定某一当局或机关可以为所欲为，那么，这个机关和当局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合法的——但它的行动肯定不属于法治的范围。”“因此，法治本身就含有限制立法范围的意思”。这就意味着法治本身就含有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在市场经济领域，他看到了国家权力的滥用、个人自由受损的最大危险性。基于此，他提出政治要“去中心化”，以期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遏制。

哈耶克主张建立有限政府成立独立部门(inde-pendentsector)，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限制以防阻无限政府的产生。由于政府负有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责任，因而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如果政府垄断了维护市场秩序不可或缺的强制和暴力的权力，那么它就变成了威胁个人自由的首要因素”。为了减少政府行动所具有的以各种权力为支撑的垄断以及由这种垄断所导致的低效状况造成的严重危害，在商业领域与政府治理领域之间保持有一个第三领域是重要的，这个第三领域就是独立部门。它往往能以更为有效的方式为我们提供当下由政府提供的服务。独立部门的建立也就成为限制政府权力的有效措施。对于有限政府来说，由于人们对那些决定人之活动秩序的无限多样的特定事实都处于一种无可变更的无知状态(unalterableignorance)，因而政府只能通过要求人们遵守某些独立于特定目的的抽象且否定性的规则(bastractandnegativerules)。政府在维护自生自发的市场经济秩序时借助于这种抽象的否定性的规则是必须的。因为试图“纠正”(这种“纠正”必然涉及到政府实施某种肯定性规则)市场秩序的努力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毁灭，这就凸显了否定性规则之于有限政府承担经济职能的意义。

关于政府的职能，哈耶克认为，自己并不是“最小国家”(minimalstate)理论的支持者。把实施法律与抵御外敌当成政府仅有的两项合法职能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他说：“我们认为在发达社会中，政府应当运用之所享有的经由征税而筹集资金的权力，并由此而为人们提供市场因种种原由而不能提供或不能充分提供的一系列服务。”嗍㈣”他不是一个粗浅的主张经济放任自由者，也不仅仅把国家的职能定位在“守夜人”之上。哈耶克认识到，并非所有的商品都能有市场自发提供。“由于存在排他性问题——即不能以低成本的方式把支付费用的收益者同搭便车者加以区分，某些公共品必须由国家拨款提供。”即使这样，国家也决不应当在此享有垄断权而是要在原则上允许私人参与竞争。他认为，公共服务应当由地方而不是由中央提供，因为这样，那些从某项服务中获取利益的人和为之支付的人之间才能至少保持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平等原则”。他认为，自由主义反对一切特权，反对国家只给少数人不给所有人某些特定利益。这意味着，虽然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应当保障普遍的机会平等，但这种平等不是物质平等。

三、几点评论

诚然，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先天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1)他的经济伦理思想始终是西方或是资本主义中心论的。他所提出的“大社会”、“开放社会”、“自由社会”是指西方发达国家，而对“小社会”、“小群体”、“封闭社会”等非西方国家充斥着不屑和歧视。

(2)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以自由为基础，以效率为价值取向，推崇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带来的市场结果的公平性，是一种资本的逻辑。结果，资本主义发展了巨大的生产力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首先，在经济领域，它把所有权置于人权之上，排除了大多数公民对生产的影响，造成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其次，在政治领域，资本篡夺了国家权力，经济权力变成了政治权力，形成了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市场机制上的“经济暴政”。

(3)哈耶克对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正义的断然拒绝，漠视了普通民众的美好理想和愿望追求，是一种冷漠的、人文关怀维度欠缺的经济伦理观。

然而，作为20世纪最具独创性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乏智慧的光芒，对于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

第一，对于一个相对落后的、处于赶超阶段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经济效率始终是最重要的发展参数。固然，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反映了资本的逻辑，但这种逻辑有利于维护原初意义上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公正。当前乃至很长一段时间，资本效益最大化仍然是我国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

第二，哈耶克对个人权利的推崇，对经济自由价值的肯定，从个人的视角透视经济发展，洞见出了释放市场经济巨大能量的个人自由的目的——手段意义。

第三，哈耶克对否定性自由和否定性规则的认肯，有利于促进个人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和避免政治权力的过度膨胀从而侵入私人领域；有利于释放个体活力、增强社会发展动力、最大限度地开辟个人活动的新空间。

经济伦理思想范文篇4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起诉，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干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经济伦理思想范文篇5

论文摘要:经济伦理阐述的是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给予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而应该遵守的一些道德规范。通过分析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具体内容，可以，总结出，其最大的特征是结合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结合了我国的具体经济发展情况。

思考任何问题都离不开概念，只有明确某特定研究对象的定义，才能很好地分析该对象的本质属性。在哲学家看来，经济伦理指的是人们在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的道德准则和评价体系。研究这个概念，可以看出，经济伦理归根结底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其属于道德内容的一部分，具体而言，经济伦理阐述的是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给予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而应该遵守的一些道德规范。古往今来，经济和伦理总是互相渗透的，任何经济行为背后都涉及到伦理认可和价值取向的问题。

通过分析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具体内容，可以总结出，其最大的特征是结合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结合了我国的具体经济发展情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既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也是我国道德建设中对于善恶的判断标准。”以人民利益为根本”既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动力，又把人民对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追求确定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公平和效率相统一”则要求我国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哪个优先的问题，而且要从竞争的起点，竞争的过程，分配的结果来考量是否公平公正。”义利相统一”要求在经济发展和道德建设方面找到利益的平衡点。综合言之，我们可以归纳出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先进点和特征。

1、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根本出发点

发展，是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主题，也是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主题，这是由当代中国所面对和要解决的社会发展问题决定的。为了解决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邓小平不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制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道路模式和步骤，而且还从制度、体制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旨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变革措施和保障措施，邓小平的经济伦理思想实质上就是邓小平的从意识形态方面为经济发展提供论证和支持的重要体现。

发展生产力作为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根本着眼点在于经济发展，在于为经济发展提供伦理合理性论证和有效的伦理道德支持;第二，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是围绕为经济发展提供伦理辩护和道德支持展开的，而且，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所涉及的最根本的经济伦理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大伦理问题;第三，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落脚点在于“发展生产力”。

2、以人民利益为根本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

邓小平立足于我国的实际，从总体上提出”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伦理要求和价值目标。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把人民群众视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体和最重要的推动者，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主体，要依靠民意、尊重民意、服从民意。他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亿万群众的充分理解、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是不可能开展起来和取得成功的。

首先，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经济发展的最高价值和根本标准。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并且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切实维护好全国各族人民利益，坚持人民利益至卜。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义的优越性就要体现在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其次，在注重人民物质利益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关注人民精神利益的发展。邓小平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作为经济伦理乃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明确提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具体目标。

再次，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既肯定市场主体在分配土的合理差别，反对平均主义，又鼓励他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但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存在矛盾，当个人利益，集体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不仅要讲服从，还要讲兼顾，按统筹兼顾的原则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使出让利益的一方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保证个人利益随集体国家利益的增长而增长，切不可把服从当作无限制的盲目行动，不能使个人利益因服从集体、国家利益而受到严重或不必要的损害。这一思想，克服了抹杀个人正当利益的’.左”的倾向，既要求尊重国家、集体的利益，强调个人利益只有在国家、集体利益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又要求必须保护、关怀、增进个人利益，纠正了计划经济时期忽视个人正当利益和改革开放时期一度出现的重个人本位轻整体利益的倾向。

3、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是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根本原则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任何一个社会在运行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重要问题池是经济伦理领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效率是指人们工作中所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成果的比率，公平是指如何处理社会经济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也就是所谓合理分配。效率原则的实质在于促进社会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发展，公平原则的实质在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尽可能缩小。

经济伦理思想范文篇6

关键词：经济伦理

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始终伴随着伦理道德准则的调节和制约。经济伦理指的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用以约束和调节人们经济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的总和；可以认为是调节人们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也是经济主体把握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实践精神”。

从青年时代起，就对伦理学很感兴趣。他的伦理思想，除了受到诸子百家学派的思想影响之外，还批判地吸收了近代西方伦理思想，例如他通读和钻研了德国学者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写下了2万多字的“批注”。在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建设适应全面小康社会以及和谐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对经济伦理思想的探析，立足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活动中的道德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也要解放全人类。“过去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为历史使命，这既是由它与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一致的阶级特点所决定的，也是它欲取得自身解放所必需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理解，并应用于革命和建设中，根据形势的变化，适当地调整经济工作的重心。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生产的直接目的都是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而经济活动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会道德生活及其人类道德关系的高度和谐与发展，并不是经济或社会财富的增长。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革命时期。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因为“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言之，革命时期的经济工作是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当时一项重要的道德价值指标。但是。革命战争的胜利，最终是为了广大群众的根本幸福。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建设时期，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呵以肯定，经济建设会带动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经济是基础，但并不足唯一．要在经济这个基础上达到更高的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共八大明确指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其实就是人的解放与发展。

在高度文明和发达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展生产力，要为人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物质与精神条件。和谐社会的建设，首要的也是人的全面与和谐“建设”。以人为本，完善人的德性，始终是社会和谐存在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和谐社会始终是人的和谐，这就决定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始终是人。在这个意义上，和谐社会是作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性价值而存在的。

二、经济活动中的道德规范

首先，为人民服务。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为了把人民群众从被剥削、被压迫的不幸生活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真正成为幸福主体。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经常教育共产党员，要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改造社会，为“人民自由幸福”而战斗，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艰苦奋斗．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幸福生活”。

其次，艰苦奋斗。认为“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口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我们仍“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既然要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就必须与旧风气作斗争。他强调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要讲究节省，反对浪费．反对贪污。因此，他号召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再次，“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在经济领域，对于经济利益如何分配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痛恨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但也承认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差别，他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阐述道：“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方法的需要，决无所谓的绝对的平均。”的这一理论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上面所强调的道德规范与“二十字”公民道德规范以及“八荣八耻”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在践履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时．可以追溯到所倡导的道德规范，找出他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更好地建设创新型社会主义国家。

三、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原则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因而，道德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强调在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前提下，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做到“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集体幸福同个人幸福是基本上一致的。说：“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也认为，公和私是对立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与私、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幸福与个人幸福，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在实际生活中也常常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经济伦理思想范文篇7

说起经济伦理，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种概念或者说这种思想早已有之。自从有了人类的经济活动，伦理道德也随之产生。笔者试图站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诠释经济伦理的定义。第一个角度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伦理道德问题，那么经济伦理可以这样定义：经济伦理是指研究规范经济学对各种经济制度和平等、竞争、效率等经济范畴以及个人、集体消费等经济行为的一系列综合价值判断问题的总和。第二个角度是站在伦理学的角度研究和分析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那么经济伦理指的是研究经济制度、经济秩序、经济活动、经济行为是否合乎伦理道德的前提和条件。经济伦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变得越来越具有现实研究价值，国内外好多学者也开始研究经济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历史源头。其实经济伦理学如同政治经济学一样是个具有双重含义的双面性的学科，都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在国外，经济伦理这一概念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那个时候就把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了。在伦理学巨著《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的话：“因为很显然财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善，它只是有用的东西，以他物为目的。”很明显，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类的财富就是经济学的范畴，而人类的“善”才是真正的追求目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最终都会指向这种普遍而又特殊的善。

二、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本质分析

马克思虽然没有对经济伦理做一个专门的、系统的专著进行论述，但是在他其他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中蕴含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对经济伦理思想也有比较深刻的分析和研究。他的著作中所研究的所有经济制度理论都渗透着经济伦理思想，充满了经济学的人类关怀。这是有别于像李嘉图那样在假设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永恒合理性和正确性的基础上进行财富与价值的一种完全抽象化的研究，也不像西斯蒙第那样完全把经济学范畴狭隘化，过多地从伦理价值上的人类主体出发，进行理论投射研究分析。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本质是他通过在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对资本主义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形态所有经济现象和本质进行分析，包括对诸如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产权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流通理论、经济危机理论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后，落脚点还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来对资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基础和理论范畴进行批判，并对无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进行了透彻而又科学的阐释，对人类给予最大的人文关怀，经济关系和伦理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所有的经济制度和所有权理论都深深地打上了伦理的烙印。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在《资本论》中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他在这本书中始终没有放弃对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关系深刻的批判和对无产阶级未来伦理命运的关怀，已经从早期的简单哲学理性发展到对全人类的关怀。通过科学而又严密的经济学分析和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也会引起伦理关系的变化。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尤其是《资本论》中都表达这样一种思想，即经济研究必须有伦理关怀来引导，所以说从马克思经济伦理本质上讲，马克思的所有经济学著作就是伦理学著作。

经济伦理思想范文篇8

可以说，在关于经济人的理论中，功利主义思想包括了，自由、平等、效率和自由放任的思想，这是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遗产。而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思想又主要是在上述思想的社会实际运用过程的矛盾冲突中发展和衍变的。具体地说，在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中，表现出以下突出的矛盾。

（一）经济人假设的立论基础——“利己”与“利他”、“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矛盾

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明的出现。这一假设首先肯定了两个伦理前提：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遵守这一制度是所谓理性的表现。二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在道义上追求自身满足的天性。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假设下的“利己”准则与“利他”，个体效用最大化与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是统一的。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开始对经济人出于自私的利益最大化追求问题提出质疑。反对者认为，追求最大利润这一假定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可能实现。1947年，西蒙在《管理行为》中对经济人的假设提出更强烈的批评，他认为，与其说经济人的自私出发点和理性规定是人们真实行为的写照，还不如说它只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注：［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的形而上玄想。

自从七十年代琼·罗宾逊宣布“第二次经济学危机”以来，在重建经济学基础的争论中，经济人的立论问题又引起人们的关注。保罗·斯诺维克(PaulSlovic)和萨拉·利切坦斯泰因(SarahLichtenstenion)，通过“偏好颠倒”(perferencereversals)企图证明即使在最简单的人类行为中，也不存在任何最优原则。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阿马蒂亚·森则在八十年代指出，如果重新考察亚当·斯密讲述的屠夫和面包师的故事，就发现古典经济学从未单独把自利作为经济人的立论假设，他说：“亚当·斯密恰恰明确地站到了另外一边，他并没有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页。）

由经济人的争论还衍生了制度经济学关于人们接受经济伦理规范的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基础的争论。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指人类个体行为是社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所有社会或集体现象，诸如制度，都有待内生制度和制度变迁。与此相对照，整体主义关注对个人行为发生的社会影响。个人被看成社会化的人，已经将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内生化。整体主义者集中考察社会“力量”（制度、社会惯例）如何制约个人行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个人行为摆在第一位，而后者认为社会或制度整体高于一切。

尽管波普尔通常被看作是个人主义者，尽管他对整体主义的其他方面也有批评，但他仍指出，“社会群体大于其成员的单纯加总，也大于其任何成员任何时刻存在的诸多个人关系的简单总和……成员的个性可能对群体的历史和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群体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结构。也不妨碍该群体对其成员的个性产生强烈影响。”（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声称：“个人主义者”“要么根本不承认，要么从未公正对待过”下列事实，即经济行为发生“在一整套规则框架之内，不依赖于签约各方直接的个人动机。”（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而海萨尼则反驳道，帕森斯的立场意味着“放弃根据个人目标和社会个体成员的利益来解释这些社会规范自身存在的任何可能。”（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当然，这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布坎南曾说：“在作为一种推导出社会组织原则的方法的个体主义与作为这种组织的一个描述性特征的集体主义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不一致。……给定一些有关人类行为模式的基础性假设，以及一种特定的道德伦理立场，即可以根据个人选择的计算而将集体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理性化。”（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二）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诸正义形式伦理的矛盾

功利主义是经济学说史中最重要的伦理基础。熊彼特曾指出：“首先，它是一种人生哲学，展示了有关‘最终价值’的图式。……功利主义，特别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是某种新东西，与旧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其次，功利主义是一种具有强烈法律倾向的体系。……在这一原则中，平均主义要素与幸福要素同样重要。”（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4-205页。）在熊彼特那里，功利主义受到了批判。他说，“第一，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经济史，对于解释经济的推动力毫无价值。第二，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所有涉及实际动机的问题，例如对于解释遗产的经济影响问题，要比没有价值更糟糕。第三，功利主义的假设实际上只对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即通常所谓的‘福利经济学’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第四，在最狭义的经济理论领域内，功利主义的假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6-207页。）熊彼特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并非是全盘否定福利主义的经济伦理观念，而是认为这种功利主义过于工具理性化，并没有明确指明一种社会形态的合理的经济伦理理想。

功利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表现为集合理论。为了使总体行为正确，不同的个人利益必须以产生全体人员的最大幸福或满意为目标而叠加到一起。功利主义者时常指出这一点作为其理论优越性的一方面。它所运用的是一种实践合理性的简单模式，由于这种模式是我们在个人层次上自然而然地接受的，所以可以恰当地转换到社会层次上来使用。

但是，批评者认为这种推论是荒谬的。罗伯特·诺齐克指出，“因为并不存在为它自己的利益而愿承担某种牺牲的有自身利益的社会实体。只有个别的人存在，只有各不同的有他们自己的个人生命的个人存在。”（注：［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如果一个人决定牺牲某些自己的利益，那是因为他能够从中受益，因此这种牺牲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然而，在功利计算中被弃之不顾的个人的利益只是一种牺牲，牺牲者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人类”或“社会”并不是做这种决定的单一行为者，不是牺牲或受益的承受者。这样决定的结果只是一些人受损而另一些人受益。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功利主义观点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的）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以罗尔斯一贯的观点，他认为功利主义无法最大限度地弥补社会个人由正义原则导致的差别，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论既损害了社会正义的本质，又损害了个人的利益。

从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矛盾冲突中，还衍生了对福利经济伦理观点的批判。福利主义经济学并非没有确立伦理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福利目的的伦理出发点，反而损害了与经济学的结合，并由此忽略了伦理学，影响了自身的发展（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9页。）。

尽管福利主义思想受到抑制和批评，但它却还在顽强地发展和发生影响。其中帕累托学派的福利经济伦理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取得了重要的地位（注：［荷］汉斯·范登·德尔、本·范·韦尔瑟芬《民主与福利经济学》，陈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4页。）。然而，即便是在适合帕累托最优实现的条件下，这一支撑福利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忽视了公平。因为这里不考虑收益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状态，更不涉及公平与效率间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传统与公平目标之间发生着深刻的冲撞。

（三）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的矛盾

1926年，凯恩斯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批判了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主义的哲学基础——“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在批评自由放任的经济伦理原则的同时，又提出了国家干预的新主张。他说，“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在高度有效的管理下，与我们目前为止所看到的任何别一制度比较，的确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目的；不过就这一制度本身看来，有许多方面是极端要不得的，是应当反对的。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努力设计出一个社会组织，与我们所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既不致发生抵触，而效能则可以尽可能地提高。”（注：［英］凯恩斯：《劝说集》，谢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2页。）除了凯恩斯之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津津乐道着这样的一种理性假设：即“由于私人市场经济呈现不完善的特性，所以从效率的意义上说，中央计划经济能够对资本主义做出改进。”（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1页。）

尽管自凯恩斯以来，国家干预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它却受到哈耶克、斯蒂格勒等人的强烈反驳。哈耶克提出，“中央计划者没有得到必不可少的信息。为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所需要的价格和成本信息，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的运转才能获得。实际上，在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模型中，‘成本’是主观的东西：它不是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看得见的货币支出，而是被放弃的从同样的资源的其他可选择的使用中生产出的价值。但是很明显，在经济过程中，只有行为者才知道这种选择。竞争市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优点在于，在这样的市场上，每个人仅须意识到影响他个人的事情；而从个人行为中产生出来的‘制度’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意图，这种市场制度是未经设计而产生的社会制度的典范。”（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2页。）

信奉国家干预者的理由是，一切完美的经济秩序必定是设计的产物，是理性合理化的过程。哈耶克则反驳说：“如果我们想取得进步，我们就必须为不断改进我们的观念和理想留出空间。”（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0页。）进步是不能事先进行计划的（能够进行计划的信念，正是理性主义狂妄态度的极端事例），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肯定也是一个建立在自发秩序上的自由社会。

（四）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规范、制度和原则构成的契约组织。这些规范、制度和原则中包含了法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要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人类的传统、历史和发展。所谓公正，是指等利（害）交换的行为，公正一开始就是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相关联的，是人们经济利益分配的基本要求，罗尔斯反复强调：“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社会制度安排。我们知道，这些原则要在这些制度中掌管权利与义务的分派，决定社会生活中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经济学家往往就事论事，他们所言公正和平等，可以是一次经济活动中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机会，或者是由此在统计上归纳出来的制度和规则。但是哲学家往往反驳道，把公正定义为等利（害）交换，岂不将公正局限于经济领域，因而定义过窄？公正作为人与人平等的一个原则，只有当他得到他应得的、或别人欠他的，或他有权利索要的东西时，才算公正。

关于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冲突，可以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理论中窥见一斑。根据罗尔斯的看法，“社会是一种对于相互利益的合作的冒险形式，它却不仅具有一种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种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不平等在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中都不可避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问题在于明确这些不平等怎样才算是公正的，或是否能够做到公正。罗尔斯认为绝对的平均是对效率的极大损害。但是他苦心积虑建立的公正原则，是想在一般经济公正的基础上设定一些特殊的或优先的或称之为差别原则的前提；罗尔斯认为虽然经济不平等不可避免，但是公正的不平等则可以做到。因此，只有当更有能力的人也让更不幸的人获益时，他们从这种能力中获益才是公正的。

诺齐克则对罗尔斯公正的不平等提出质疑，他认为：“任何国家制定的外在的规范必然侵犯人们的道德权利，因此，本质上说是不道德的。”（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他反对那怕是最小国家(minimalstate)实行富人对穷人的再分配，认为那样侵犯了个人的权利。他的论证可以称之为经济公正论(thetheoyofeconomicjustice)，也称之为“资格理论”(entitlementtheory)（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9页。）。诺齐克从维护自由的伦理原则出发，强烈反对罗尔斯的正义补偿的预设性伦理原则。与罗尔斯相比，诺齐克的观点，表现了对资本权利和效率的更多的维护。

二

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学科形式的经济伦理学在欧美诞生，它的研究范围基本界定在经济学意识到在经济行为的伦理、文化的观点消失之后，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道德限度问题，那么，二十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企业伦理的社会契约论的问题，经济主体的超规范和道德自由限度，全球化和普世伦理的可能性、现实性，生态伦理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扩展了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范围，使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固有矛盾冲突得以在更宽泛的社会现实背景下展开。

总体来说，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在上述矛盾与冲突中体现了如下突出的特点：

首先，上述矛盾冲突更明显地体现在企业这个经济主体层次上。在经济主体问题上，西方经济学作了拓展研究，由对狭窄的人、集团、阶级的研究发展到企业的研究。就企业而言，经济伦理学指的是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过程中的适当行为确立界线的原则。作为经济主体，企业的伦理特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一是在社会契约中显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二是企业的道德自由空间的限度。这一经济主体的拓展不仅仅带来固有矛盾范围的变化，同时也带来相应的道德冲突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发现，要想出一种能够明确地解决企业的伦理两难问题的办法十分不易。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在更宽泛的背景下展开，常常与法律、政治、文化的冲突交织一处。最近几十年，西方探讨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往往在综合的背景下展开，如贝克尔对家庭、婚姻、性别歧视等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布坎南的立宪民主的经济学研究，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中的伦理规则的研究和方法论基础的研究，伦理学家对伦理法的研究，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伦理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拓展研究，西蒙、福山等人对文化因素、管理因素在经济伦理思想冲突中作用的研究等等。尤其是文化沟通与文化信任问题，日益成为跨国公司的经济伦理战略组成。企业家和学者们都认识到文化差别造成经济主体遵守信用以及其展示道德自由空间的方式上的差别，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看出，一个社会中的信任水平与积聚资本和有效地发展技术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他论证说：“由于不信任而造成分裂的社会，以阶级、种族、亲属或其他因素为基础，在采取新的组织形式时会遇到额外的障碍。”（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值得一提的还有经济伦理思想与法律的相关影响的研究，正如法律对伦理行为和道德准则的进化有明显的影响一样，有关道德的态度也可能经常间接地、有时甚至直接地影响法律准则的进化。

第三，虽然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但仍运行着社会普遍遵循的经济伦理规范。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普遍经济伦理规范之上，在经济政治全球化的视野之下，西方社会有一种强要发展中国家认同的超规范理论倾向。而这些超规范说白了，就是所谓跨越主权的人权思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等。比如说关于剥削，西方经济学家仍然回避或淡化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结论，他们对于贫困线和贫困度量的研究，只是用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抽象概念做一些超规范的警示。再比如效率超规范，它被用来指导现代企业面对的诸如环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以及贿赂问题等，其中最明显适用的一个是环境问题。历史上对环境关怀感觉迟钝的企业，被保罗·斯泰德尔迈耶称为“前生态经济主义”，其特征在于相信技术，以及认为在生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冲突。这种态度把生态放在第二位考虑，显然与效率超规范的含义不符。前生态经济主义认定的正是效率超规范正式驳斥的东西，即效率仅仅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度来衡量。相反，效率超规范意味着，在我们把供不应求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计入经济大方程之前，我们对社会效率的衡量都是不充分的（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换言之，效率不仅仅要置于公正及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伦理规范的权衡之下，而且要在更宽范的超规范的普世伦理及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之下。

三

从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角度来分析，首先，西方当代经济伦理思想依然具有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辩护的基本特性，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依然适用于当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说：“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式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3页。）资产阶级企图用一种超越性的同一关系解释经济伦理关系，似乎已有的伦理关系已经天然合理了。马克思批判道，“堕落的最新经济学，……它企图证明，经济关系到处都表示同一些简单规定，因而到处都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这种归结法是把包含着发展的差别抛掉，使一切都归结为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单从这点来说，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何况它是时而抛掉这一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面，以便时而从这一方面，时而从那一方面来制造同一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203页。）

经济伦理思想范文篇9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起诉，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干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经济伦理思想范文篇10

论文摘要：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又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周期，资源短缺、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造成严重的生存环境压力。因此，循环经济日益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随着人与自然环境冲突的加剧，环境伦理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循环经济中到底蕴含着哪些环境伦理思想，这将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

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刻认识和反思的结果，也是人类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陷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生存危机深刻反省自身发展模式的产物。环境伦理思想源自环境伦理学，它研究和讨论的是生态环境中的人类的伦理道德问题，人类如何在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和提高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来对待自然和保护生物，从而更好的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环境伦理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价值观及在资源与环境方面达到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等思想都在循环经济中得到推广和应用。

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价值观在循环经济中的运用

循环经济为试图解决经济的发展效率与自然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它是可持续发展的组成部分，也同样认为经济发展的持续性是建立在自然可持续性存在和发展之上的。环境伦理思想关于自然的价值和权力的论述为:自然价值分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其中自然的外在价值是指自然事物作为资源，能满足人和其他生命的需要，符合人和其他生命的利益。自然的外在价值对人们来说有功利意义，被人所广泛接受，并且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到巨大作用，但作为自然价值的内在价值却长久被人类所忽视。自然的内在价值是指生命和自然界自身生存的意义，它富有创造性，创造了地球上适宜生命生存的条件，创造了地球基本的生态过程、生态系统和生态物种，同时表明了生命和自然事物按客观自然规律在地球的生存是合理的，有意义的。

地球产生于46亿年前，而人类在地球上产生却仅是大约300-700万年前。虽然人类社会相对于整个地球的产生甚至生命的产生是短暂的，但人在生命层次序列和生命组织的序列中却处于最高位置。人是环境道德的主体，也是环境道德的人。但由于人类的狂妄自大，人忽视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人类开始疯狂的掠夺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直至造成生态危机。自然开始用它最原始的方式开始报复人类，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至，比如土地严重沙漠化，洪水淹没了人类的家园，各种自然资源严重短缺等等，此时人类才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人类开始认识到自己是自然的一员，而不是自然的主宰者。以往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只注重自然的外在价值，人类生态价值，却忽视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共同利益，即自然的自身价值，从而导致大自然的报复，这是造成地球生态危机的伦理根源。而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就要明确人与自然不仅以相互利用方式存在，而且也以相互依存的方式维持着地球自然的生态稳定。作为生命序列最高级的物种，却扮演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不称职的调控者。在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上，环境伦理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基本判断的道德依据，我们对自然所赋有的责任和义务就是最大限度的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谐。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责任，就是恢复和保存自然的内在价值，确立自然的权利，从生态整体主义观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是人类认识到自然内在价值及权利基础上所提出的人类经济发展的生态模式，在明确了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学习生态系统的智慧基础上设计出来的。在生态系统中，只要它正常运转.所有输人生态系统的物质都可通过生态食物链一级一级的转移，所有物质都在循环中运动转化。一种有机体被利用后，转化再生为另一种有机体可以利用的形式，几乎所有物质都在循环中被利用。生物圈的物质生产过程就是一种废物还原和废物利用的过程，一种无废物生产的过程。循环经济就是把生态系统的物质运动过程应用到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它是一种物质闭环流动，它的模式是“资源—产品—废弃物—资源”，即资源在第一次生产出产品后，其剩余物是第二种产品的原料，如仍有剩余就再作为第三种产品的原料，直到全部用完或循环使用，最后不可避免的废物，以对生物和环境无害的形式排放，能被环境中生物吸收和利用。

承认自然的固有价值和人类的实践能动作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价值观是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循环经济中的伦理思想体现在生产和消费领域里的生态化转化，承认生态位的存在和尊重自然的价值。

二、循环经济中体现的人类在环境利益上的公正原则

循环经济是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三R"为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生态产业链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以达到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它运用一种新的系统观、经济观、价值观、生产观和消费观实现着人类在环境利益上的公正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一)循环经济中的代际公平思想分析

目前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有能力永久的改变或毁坏地球，而且当代人的活动会对后代及未来人类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热带雨林的大面积消失、臭氧层的空洞、土地沙漠化严重等等都将危及后代及未来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对于这种把危害和危险留给后代，是对后代的一种不公平。环境伦理思想中提出的代际公平要求本代人的发展不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至少要留下满足后代人能进一步发展的环境资源，例如保护自然物种的多样性，维持地球生态环境质量等。环境伦理把关怀的对象由代内进一步扩展到代际，就好像为后代人建立一个大的资源与环境的储蓄银行，当代人应只消耗由储蓄银行产生的利息，而应将本金留给后代，以达到代际之间资源与环境的公平分配。人是可以通过理性把握历史的行动，可以通过理性来超越现在，接触未来，所以需要提倡代际正义，有一种面向未来的价值思维，循环经济正是这种面向未来的价值思维的产物。代际公平是循环经济的伦理取向之一，循环经济在生产中减量化原则，要求减少进人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物质量，要求人们必须学会预防废弃物的产生而不是产生后的治理。比如在生产过程中，制造厂就要通过减少每个产品的物质使用量，通过重新设计工艺流程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或减少废弃物排放，提倡消费中多次应用。这种生产中减量化、消费中多次运用的做法，不仅符合经济学规律，更是一种对自然和资源的保护，是对子孙后代的一种公平式做法，是代际公平的一种表现。

(二)循环经济中的代内公平思想分析

作为代际公平的前提和基础的代内公平，对现今的环境保护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代内公平，要求资源和环境在代内要公平分配，强调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高于暂时和局部利益。当代的代内不公平主要体现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代价。比如，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进程中，利用殖民手段大量剥削能源和资源，不顾后果，目前存在的很多环境问题都是这种行为的积累。而且现今发达国家仍是资源的主要消费者和污染的主要生产者。他们以占世界总量四分之一的人口，消耗掉占世界总量四分之二的能源，木材的85%，钢材的72%，其人均消耗量是发展中国家的9-12倍。不仅如此，一些西方国家还采取了转嫁生态危机的做法，把能耗大、污染重的企业以转让技术，扩大投资和提高援助的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者直接把有毒的工业和生活垃圾甚至核废料输送到发展中国家来处理。当然对于某些发展中国家只顾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不顾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采用“杀鸡取卵”的行为也是代内不公平的一个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