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利益范文10篇

经济利益范文篇1

一、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国家经济利益的主要内容与分析

百年来的积贫积弱，使得中国的经济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是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新中国的领导层深知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就无法振兴民族，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国家利益。建国伊始，中国就把经济建设作为重要的国家利益，将经济利益摆在了突出地位。中国政府深知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因此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非常重视与外部的经济交流。

1、对外贸易是新中国主要的国际经济利益

国际贸易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经济利益，新中国要发展经济，离不开与外界发生经济贸易联系。总理积极主张发展与一切国家，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他强调：“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市场扩大了，就更需要同外界互通有无，开展贸易，……只要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购买力大了，他们就不能只在国内解决问题，这就需要输入，也需要向国外输出。”[3]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国际贸易几经波折。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和封锁政策，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际市场是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其比重在70%以上。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急剧下降。对外贸易遇到了第一股较强的寒流。中国积极拓宽外贸渠道，将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开始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积极开展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1957年，中国已同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8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并同其中24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或议定书。1963年，中国同日本签订了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合同，打开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1964年，中国与法国的建交不仅促进了中法两国政府间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而且在西欧掀起了开展对华贸易的热潮。1965年，对西方国家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52.8%。回顾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的历史进程，尽管中国对外贸易几经曲折，但仍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195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11.35亿美元，到1978年，对外贸易总额已发展到206.38亿美元。[4]建国前，中国出口商品的80%以上是初级产品。“一五”计划后，中国工业迅速发展，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70年代的初级产品出口已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0%以上。这样的成绩在面临西方国家封锁和中苏关系恶化的不利贸易环境下确实来之不易。

2、引进技术和智力支援是重要的国际经济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迅速发展国民经济进一步巩固新政权。发展经济遇到的普遍问题，是资金不足。为了争取时间，有必要借助于国外的资金。建国初期，在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的条件下，中国同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一些合资经营公司。60年代又同阿尔巴尼亚、坦桑尼亚建立轮船海运合资经营公司。这对中国学习掌握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人才以至打破帝国主义的海上封锁都起了积极作用。后来，由于苏联方面的原因，除中波、中坦合资经营的两个轮船海运公司保留下来并得到发展外其他都中止。显然，在那个时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会来中国投资办企业的。同时，也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中国也不鼓励外国来华投资。应该说，这种思想影响在中苏关系破裂后更加深了。期间，允许外商来中国直接投资办企业被视为禁区。总体来说，对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利用外资发展自己，中国的领导层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未能给予充分认识，出现了一些偏差。新中国前三十年，国家经济利益中的引进外资部分未能得到很好的维护和发展。中国的经济长期落后，工业技术能力处于极低的水平，新中国将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作为战略部署。工业是技术密集型经济形态，技术水平的落后成为工业化建设的主要障碍。因此，中国格外重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智力支援。早在50年代，就曾指出，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关起门来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不行的。必须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资本主义生产上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我们是可以学习的。”[5]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采取敌视态度，实行经济封锁，中国主要是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其中，由于中苏当时的友好同盟关系，苏联就成为中国争取经济技术援助和专家智力援助的主要国家。从苏联引进技术援助和智力支持集中体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建的一批大型工业企业项目和随后陆续的苏联专家对中国的智力援助上。1949年—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超过2万人。[6]虽然中苏之间在经济合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出现过一些矛盾，但不可否认，苏联的经济技术援助和智力支持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过较大的作用。

二、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利益的主要内容与分析

（1978—1990）中国经济自从清代闭关锁国以来就与世界经济长期隔绝，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国内经济一直被外国经济势力所侵蚀和压榨，遑论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虽然与少数西方国家有一定的经济联系，但主要是局限在以苏联为首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60年代以后，中国的国际经济利益日趋萎缩，主要局限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直到70年代，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才有所改善。建国几十年来，依靠自力更生，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很大成绩，但忽视国际经济利益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整体上的壮大，制约了综合国力的提高。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认识到国家利益的维护最终取决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由此，发展经济成为中国政府最为关心的中心任务，海外经济利益也相应地被中国政府重视和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视国家利益的实现基础为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7]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出，中国领导层将发展经济视为优先考虑的核心国家利益。1978年，中国政府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国际经济利益也迅速发展扩大。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国家利益中最受关注和突出强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国际经济利益是多方面的，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劳务输出、海外工程承包等。中国的国际经济利益可以分为外向型和内向型两种经济利益。内向型的经济利益主要包括吸引外资、进口商品、引进技术、接待旅游、智力引进等；外向型的经济利益主要是商品出口、劳务输出、海外投资、海外收购、技术出口等等。国际贸易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迅速的国际经济利益。1978年中国的外贸总额为206.4亿美元，逆差11.4亿美元。[8]到1990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154.4亿美元，在世界各国和地区贸易中的排名上升到第九位。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达到29.8%，由此可以看出对外贸易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外贸易从内外两方面满足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需要。外贸之所以能够得到较快发展是有多方面原因。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建国前30年，由于不正常的内外部环境，外贸的发展始终被束缚。改革开放后，有对外贸易关系的国家数量大为增加，抑制了几十年的外贸潜力得以释放。其次，中国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外贸易得到鼓励和支持。吸引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国际经济利益。改革开放前，由于视外国资本的流入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中国几乎不允许外国在中国投资。很长时间内，中国与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之间没有信贷关系，并且一度为没有外债而自豪。改革开放后，思想上的认识转变了，加之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从1979年，中国开始恢复利用外资，当年贷款35.1亿人民币(约20亿美元)[9]到1990年，实际利用外资已经达到102.9亿美元。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利用外资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对外借款，包括通过银行商业借款贷款，出口信贷以及对外发行债务、股票等方式，从境外筹措资金；二是外商直接投资，包括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从效果上看,主要是缓解了资本和外汇短缺两个缺口，培育了市场经济因素，启动了“市场化”。引进技术和人才是中国给予特殊关注的海外经济利益。改革开放前，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和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影响，中国虽然采取措施利用了一些国外的先进技术，但这些技术在技术存量中所占比重较小。中国基本上依靠本国力量实现技术创新，虽然在少数领域里接近或者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大多数产业领域技术发展相对滞后。在技术人才上，由于“”10年的破坏，造成我国科研事业荒废、对外交流中断、知识陈旧，出现了人才断层。改革开放后，在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求下，引进、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和人才来迅速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瓶颈问题成为中国给予特殊关注的海外经济利益，引进技术和人才从改革开放起就得到鼓励和支持。先进技术的引进不仅快速解决了经济建设中的技术瓶颈，而且产生了长远的经济效益。以轻工技术的引进为例：80年代引进的家电生产技术不仅在当时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而且在技术上推陈出新，家电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出口的重要产品。引进国外智力人才也对促进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聘请外国专家和派出培训，引进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推动了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三、冷战后，中国经济利益的主要内容与分析

（1991—）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中国经济发展最迅速和关键的时期。1991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掀起了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新高潮。1993年，中国政府在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机制的完善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加成熟和稳健。同时，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和联系更为紧密，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得到深化，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在此基础上迅速的成长与扩大。

1、对外贸易是最大的海外经济利益

1991年到2010年的20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是建国以来增速最快的时期。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高达29740亿美元，增长了143倍以上，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10]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远超同期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速，也比同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速度高出许多。2010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由1980年的29.8%上升到49.2%。对外贸易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外经济利益，为了维护这一重要利益，中国与美国在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较量。

2、能源供应是重点关注的经济利益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飞速增长。以石油为例，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伴随着对石油消耗的迅速增加，中国对石油需求的快速增加导致对石油进口的节节攀升，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产品净进口国，1996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1990年，中国的原油进口量日均不超过6万桶，进口量占总消费量的比例不到3%；到2010年，中国石油进口总量为29450万吨，日均进口原油超过80万吨，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60%。[11]在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越来越强的同时，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重要性也在逐渐增强。中国如今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排在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石油消费大国。由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及国内很多资源相对贫乏，加大了中国对海外原材料和能源的依赖，凸显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性。

3、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和吸引海外人才是特殊的经济利益

吸引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国际经济利益。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截止2010年底，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近10000亿美元。外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吸引外资因此也成为中国此阶段经济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引进技术和吸引海外人才也逐渐成为这一时期特别关注的海外经济利益。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如果看作是技术硬件，那么，引进外国专业人才则等同于引进技术软件。引进外国专业人才不仅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知识，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思维方法。这些先进的管理知识和思维方法有助于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中国迫切需要外籍高层次人才来中国投资经商，从事科技文化事业。中国政府顺应这一需要，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引进人才的政策措施，完善了人才引进的制度框架，使中国海外人才的吸引力加大。2004年，中国政府施行了被称为“中国人才绿卡”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

4、全面参与世界经济体制是战略性经济利益

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经济利益。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经济虽然重新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但是，中国经济体制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不一致性曾经使得中国对外开放受到了很大的局限。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中国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经济体制接轨，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体制后，能够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规则，使国际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更符合本国的经济利益，从这一点上看，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是一种外向型的经济利益。制度是重要的战略资源，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控制地位，千方百计地要使国际经济规则的制订为其利益服务，有的国家甚至试图以此建立新的经济霸权，中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融入世界经贸主流，适应国际多边贸易法律体制，不仅要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竞争，参与制订国际经贸规则的竞争，同时还要学会应用国际规则来规范企业的国内和国际商业行为，学会运用国际经济规则来保护自己，为中国发展创造公正合理的外部经济制度环境。从此意义上讲，全面参与世界经济体制是中国战略性经济利益。

5、海外投资是新兴的国际经济利益

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中国加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开始起步。近10年来中国海外投资出现了很大的飞跃。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企业进行投资的地区和国家已经达到177个，在境外设立了1.3万家企业，目前年度投资规模已经接近600亿美元，累计海外投资达到2600亿美元，居全球前五位，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一。[12]从中国企业投资区域来看亚洲是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目的地，其次是北美、非洲和南美，最后是欧洲，主要集中在中东欧地区。[13]尽管中国海外投资近10年出现了很大的飞跃，但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海外投资存量还比较低。虽然中国海外投资尚处于起步期，但是海外投资已经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利润、技术和国际市场经验，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和动力，成为增长前景看好的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可以预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海外投资会步入快速增长的时期，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会越来越重要，规模会日益庞大。

经济利益范文篇2

关键词：民族经济利益客观性利益层次

法的物质制约性原理表明法律从根本上讲是调整利益关系的工具，法的公平与否完全取决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平衡的程度。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格局要求法律不能只考虑国家经济利益，而且要考虑包括民族经济利益在内的不同群体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那种忽视群体经济利益，认为只存在国家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个人总是某个群体的成员，个人经济利益必须通过一个中间环节──群体经济利益来实现。民族作为人们的共同体，是一种群体，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

一、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

民族经济利益是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各种经济资源、经济条件和经济机会的总和。民族经济利益的范围和方向的确立，数量、质量的增长和提高一方面受一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该国民族关系状况的制约。传统法学理论普遍忽视了民族经济利益的存在，比如边沁就宣称“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而庞德只承认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利益学说，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段，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式而成为更多人的共识①.就连我国当前的法学理论中，并没有民族经济利益的一席之地，而处处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涵盖一切。“我国法学理论和立法上通常都将国家的、集体的和个人的三者利益并列在一起提出，这常常给我们造成某些错觉”②。只不过它给我们造成的错觉是民族经济利益已经包含到集体利益中去了。其实不然，民族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范畴，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法律范畴，同时它带有人的共同体的生物属性，这一切便构成了它不同于其他任何范畴的特点──民族性。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主体看，民族是构成人类社会的重要主体之一。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构成人类社会的各主体可以划分为个人、家庭、基层组织、行业、阶级及阶层、民族和国家七大层次……依主体的不同，利益可以划分为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地区利益、部门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③.由此可见，从主体考察，民族经济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只要有民族存在，就有该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利益存在，也就是说，作为客体的经济利益与作为主体的民族是不可分割的。

其二，历史地看，民族经济利益要么表现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要么表现为一国之内的不同民族经济利益。“在历史的行程中，紧接着一个时代夜幕的是另一个时代的黎明”④。城邦国家的理想是帝国，而帝国的恶梦却是民族国家。而今，民族国家已覆盖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这是史无前例的。总体而言，民族国家的建立旨在排除其他民族的统治，它的基础是新的人们共同体──民族。组成该共同体的人们首先具有共同的民族经济利益，此时，该民族经济利益与该民族国家经济利益在内涵和外延上基本一致。而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则是另一种情形：由于存在着多个不同的民族，因而，国家政权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多民族共治政权而不是一个民族的自治政权。因此，各民族除了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的表象──国家经济利益之外，还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各民族经济利益。我们所言的民族经济利益，当然是指多民族国家里不同民族的经济利益，主要是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反映了各民族在多民族国家里基于各自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文化类型而产生的各民族经济利益上具有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历史实际。

其三，从现实看，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决定了各民族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格局。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传承继受者。当今我国民族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格局表现为：一方面，全国56个民族根本的经济利益的统一性。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治保障，国家的建立使国内各民族成为一个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实体，从而也确保了各民族共同的经济利益之安全。另一方面，各民族所居住的区域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差异和民族的社会文化差异，不仅使不同民族经济利益活动的内容各不相同，而且使其经济活动的方式和道路选择，也表现出重大的差异”①，因而，各民族经济利益客观上具有差异性。在我国，这种民族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格局是以二元结构为表征的，突出地表现为汉族居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利益上存在的差异。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要求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充分考虑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实际，运用公正有效的法律机制实现民族经济利益的分配。

二、民族经济利益的层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利益是个客观范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②。正是利益的客观性决定着法的内容并非立法者任意的主观意志的体现，而是具有受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客观内容。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内容集中地反映在以国家、民族自治地区和民族为基本主体单位的利益结构之中。

其一是国家利益层面中的民族经济利益。

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国家利益就是不同主体的共同利益，主要表现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③，这种共同利益以“普遍利益”的面貌出现，它一方面反映着我国社会各种利益主体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另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公平正义价值，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包括民族在内的各主体在基本社会公正理念的主导下，逐步实现其经济利益。因此，在国家利益中，总包含着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也包含着不同民族共同的经济利益。我国的法律从宪法到基本法律和法规都贯彻着民族平等的原则和保障全国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原则，从而应证了民族经济利益不但包含在国家利益之中，而且有可靠的法制保障。

其二是以民族自治地方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

对民族关系和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关系历史实际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我国历史看，民族关系主要围绕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主要少数民族（建立了政权）之间关系两个层面展开。从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情况看，无论是以汉族为主建立的中央政权还是以某一个少数民族为主建立的中央政权，对其他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区基本采取了比较松散的联系或统治政策，无论是表面的臣服、羁縻，还是怀柔与因俗而治，基本没有脱离“民族自治”的樊篱。到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承认了民族自决权，主张建立联邦制国家。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盟共和国”①。1938年9月，

在作《论新阶级》的报告中提出：“允许蒙、藏、瑶、苗、彝、番等各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②。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③，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设想。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④。从此以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之后，于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84年5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2月，又修改了该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我国实际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对历史上民族政策的一种延续。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三个层次，与此相对应，民族经济利益分别以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为单位分为三个层次。区域自治并非某一个少数民族的自治，而是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域以一个少数民族为主，其他民族共同参加的自治。区域自治符合历史上和现实中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毫无疑问，纯粹的某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域是不存在的，各民族（包括汉族）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才构成了民族地区的生活画面。因此，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正是考虑了民族和区域两个因素，一方面，该地域某一个少数民族从绝对数量或相对数量上达到一定规模，另一方面，其他民族也生活在该地域。考虑到这个区域内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才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这些不同的民族统一于区域之中，又使这个区域围绕着某个民族而实现自治。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自治，而以经济利益为客观体的经济自治权是经济自治在法律上的表现。当前，我国的民族经济法以民族自治地方为最主要的主体，通过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基本法律中的民族经济法规范、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等不同效力层次的法来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利益，从而实现民族经济利益，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和民族发展。

其三是以民族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

民族是由民族成员构成的。然而，构成民族的民族成员并非全部聚居于一个固定的地域，他们经常由于历史或现实的种种原因而散居在全国各地。尽管该民族也许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聚居地域，但散居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否存在以民族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呢？答案是肯定的。以回族为例，尽管其聚居地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贵州咸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和云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等一个自治区，两个自治州和十个自治县，但是，在全国各地基本都有散居的回族存在。他们以民族为单位的经济利益不但渗透在这些自治地方的经济利益当中，而且主要表现为基于其共同的宗教信仰而享有的经济利益，如清真食品的生产、销售、贸易和管理。法律应当而且已经肯定了这种经济利益的合法性并通过相应立法予以保护。在广大的汉族地区，尽管少数民族只占极少数量，但是，他们的民族经济利益应当得到保护，他们的宗教信仰应当得到尊重，他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样应得到重视，这也是人类文明的起码要求。

另外，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地区基本上地处边疆，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状况较差，社会生产水平低，经济发展落后，无论是从民族的角度还是从地域的角度看，他们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需要获得同汉族或其他地区同等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利益与非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是相对而言的，它们的差距反映了民族经济法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守法各个法律实践环节尚存在诸多不足，如何实现民族经济利益于法有据和将法律意义上的利益即法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法律命题。

①参见《法的现象与观念》，孙笑侠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7页。

②《法的现象与观念》，孙笑侠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③《法的应然与实然》，李道军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④《政治学的重大问题》，[美]莱斯利？里普森著，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页。

①《经济人类学》，陈庆德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③《法理学》，孙国华主编，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①《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9页。

②《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页。

经济利益范文篇3

一、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

民族经济利益是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各种经济资源、经济条件和经济机会的总和。民族经济利益的范围和方向的确立，数量、质量的增长和提高一方面受一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该国民族关系状况的制约。传统法学理论普遍忽视了民族经济利益的存在，比如边沁就宣称“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而庞德只承认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利益学说，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段，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式而成为更多人的共识①。就连我国当前的法学理论中，并没有民族经济利益的一席之地，而处处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涵盖一切。“我国法学理论和立法上通常都将国家的、集体的和个人的三者利益并列在一起提出，这常常给我们造成某些错觉”②。只不过它给我们造成的错觉是民族经济利益已经包含到集体利益中去了。其实不然，民族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范畴，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法律范畴，同时它带有人的共同体的生物属性，这一切便构成了它不同于其他任何范畴的特点──民族性。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主体看，民族是构成人类社会的重要主体之一。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构成人类社会的各主体可以划分为个人、家庭、基层组织、行业、阶级及阶层、民族和国家七大层次……依主体的不同，利益可以划分为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地区利益、部门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③。由此可见，从主体考察，民族经济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只要有民族存在，就有该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利益存在，也就是说，作为客体的经济利益与作为主体的民族是不可分割的。

其二，历史地看，民族经济利益要么表现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要么表现为一国之内的不同民族经济利益。“在历史的行程中，紧接着一个时代夜幕的是另一个时代的黎明”④。城邦国家的理想是帝国，而帝国的恶梦却是民族国家。而今，民族国家已覆盖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这是史无前例的。总体而言，民族国家的建立旨在排除其他民族的统治，它的基础是新的人们共同体──民族。组成该共同体的人们首先具有共同的民族经济利益，此时，该民族经济利益与该民族国家经济利益在内涵和外延上基本一致。而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则是另一种情形：由于存在着多个不同的民族，因而，国家政权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多民族共治政权而不是一个民族的自治政权。因此，各民族除了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的表象──国家经济利益之外，还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各民族经济利益。我们所言的民族经济利益，当然是指多民族国家里不同民族的经济利益，主要是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反映了各民族在多民族国家里基于各自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文化类型而产生的各民族经济利益上具有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历史实际。

其三，从现实看，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决定了各民族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格局。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传承继受者。当今我国民族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格局表现为：一方面，全国56个民族根本的经济利益的统一性。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治保障，国家的建立使国内各民族成为一个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实体，从而也确保了各民族共同的经济利益之安全。另一方面，各民族所居住的区域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差异和民族的社会文化差异，不仅使不同民族经济利益活动的内容各不相同，而且使其经济活动的方式和道路选择，也表现出重大的差异”①，因而，各民族经济利益客观上具有差异性。在我国，这种民族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格局是以二元结构为表征的，突出地表现为汉族居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利益上存在的差异。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要求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充分考虑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实际，运用公正有效的法律机制实现民族经济利益的分配。

二、民族经济利益的层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利益是个客观范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②。正是利益的客观性决定着法的内容并非立法者任意的主观意志的体现，而是具有受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客观内容。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内容集中地反映在以国家、民族自治地区和民族为基本主体单位的利益结构之中。

其一是国家利益层面中的民族经济利益。

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国家利益就是不同主体的共同利益，主要表现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③，这种共同利益以“普遍利益”的面貌出现，它一方面反映着我国社会各种利益主体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另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公平正义价值，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包括民族在内的各主体在基本社会公正理念的主导下，逐步实现其经济利益。因此，在国家利益中，总包含着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也包含着不同民族共同的经济利益。我国的法律从宪法到基本法律和法规都贯彻着民族平等的原则和保障全国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原则，从而应证了民族经济利益不但包含在国家利益之中，而且有可靠的法制保障。

其二是以民族自治地方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

对民族关系和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关系历史实际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我国历史看，民族关系主要围绕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主要少数民族（建立了政权）之间关系两个层面展开。从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情况看，无论是以汉族为主建立的中央政权还是以某一个少数民族为主建立的中央政权，对其他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区基本采取了比较松散的联系或统治政策，无论是表面的臣服、羁縻，还是怀柔与因俗而治，基本没有脱离“民族自治”的樊篱。到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承认了民族自决权，主张建立联邦制国家。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盟共和国”①。1938年9月，在作《论新阶级》的报告中提出：“允许蒙、藏、瑶、苗、彝、番等各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②。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③，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设想。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④。从此以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之后，于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84年5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2月，又修改了该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我国实际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对历史上民族政策的一种延续。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三个层次，与此相对应，民族经济利益分别以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为单位分为三个层次。区域自治并非某一个少数民族的自治，而是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域以一个少数民族为主，其他民族共同参加的自治。区域自治符合历史上和现实中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毫无疑问，纯粹的某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域是不存在的，各民族（包括汉族）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才构成了民族地区的生活画面。因此，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正是考虑了民族和区域两个因素，一方面，该地域某一个少数民族从绝对数量或相对数量上达到一定规模，另一方面，其他民族也生活在该地域。考虑到这个区域内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才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这些不同的民族统一于区域之中，又使这个区域围绕着某个民族而实现自治。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自治，而以经济利益为客观体的经济自治权是经济自治在法律上的表现。当前，我国的民族经济法以民族自治地方为最主要的主体，通过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基本法律中的民族经济法规范、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等不同效力层次的法来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利益，从而实现民族经济利益，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和民族发展。

其三是以民族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

经济利益范文篇4

关键词：民族经济利益客观性利益层次

法的物质制约性原理表明法律从根本上讲是调整利益关系的工具，法的公平与否完全取决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平衡的程度。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格局要求法律不能只考虑国家经济利益,而且要考虑包括民族经济利益在内的不同群体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那种忽视群体经济利益，认为只存在国家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个人总是某个群体的成员，个人经济利益必须通过一个中间环节──群体经济利益来实现。民族作为人们的共同体，是一种群体，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

一、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

民族经济利益是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各种经济资源、经济条件和经济机会的总和。民族经济利益的范围和方向的确立，数量、质量的增长和提高一方面受一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该国民族关系状况的制约。传统法学理论普遍忽视了民族经济利益的存在，比如边沁就宣称“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而庞德只承认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利益学说，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段，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式而成为更多人的共识①。就连我国当前的法学理论中，并没有民族经济利益的一席之地，而处处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涵盖一切。“我国法学理论和立法上通常都将国家的、集体的和个人的三者利益并列在一起提出，这常常给我们造成某些错觉”②。只不过它给我们造成的错觉是民族经济利益已经包含到集体利益中去了。其实不然，民族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范畴，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法律范畴，同时它带有人的共同体的生物属性，这一切便构成了它不同于其他任何范畴的特点──民族性。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主体看，民族是构成人类社会的重要主体之一。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构成人类社会的各主体可以划分为个人、家庭、基层组织、行业、阶级及阶层、民族和国家七大层次……依主体的不同，利益可以划分为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地区利益、部门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③。由此可见，从主体考察，民族经济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只要有民族存在，就有该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利益存在，也就是说，作为客体的经济利益与作为主体的民族是不可分割的。

其二，历史地看，民族经济利益要么表现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要么表现为一国之内的不同民族经济利益。“在历史的行程中，紧接着一个时代夜幕的是另一个时代的黎明”④。城邦国家的理想是帝国，而帝国的恶梦却是民族国家。而今，民族国家已覆盖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这是史无前例的。总体而言，民族国家的建立旨在排除其他民族的统治，它的基础是新的人们共同体──民族。组成该共同体的人们首先具有共同的民族经济利益，此时，该民族经济利益与该民族国家经济利益在内涵和外延上基本一致。而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则是另一种情形：由于存在着多个不同的民族，因而，国家政权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多民族共治政权而不是一个民族的自治政权。因此，各民族除了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的表象──国家经济利益之外，还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各民族经济利益。我们所言的民族经济利益，当然是指多民族国家里不同民族的经济利益，主要是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反映了各民族在多民族国家里基于各自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文化类型而产生的各民族经济利益上具有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历史实际。

其三，从现实看，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决定了各民族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格局。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传承继受者。当今我国民族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格局表现为：一方面，全国56个民族根本的经济利益的统一性。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治保障，国家的建立使国内各民族成为一个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实体，从而也确保了各民族共同的经济利益之安全。另一方面，各民族所居住的区域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差异和民族的社会文化差异，不仅使不同民族经济利益活动的内容各不相同，而且使其经济活动的方式和道路选择，也表现出重大的差异”①，因而，各民族经济利益客观上具有差异性。在我国，这种民族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格局是以二元结构为表征的，突出地表现为汉族居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利益上存在的差异。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要求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充分考虑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实际，运用公正有效的法律机制实现民族经济利益的分配。

二、民族经济利益的层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利益是个客观范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②。正是利益的客观性决定着法的内容并非立法者任意的主观意志的体现，而是具有受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客观内容。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内容集中地反映在以国家、民族自治地区和民族为基本主体单位的利益结构之中。

其一是国家利益层面中的民族经济利益。

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国家利益就是不同主体的共同利益，主要表现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③，这种共同利益以“普遍利益”的面貌出现，它一方面反映着我国社会各种利益主体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另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公平正义价值，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包括民族在内的各主体在基本社会公正理念的主导下，逐步实现其经济利益。因此，在国家利益中，总包含着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也包含着不同民族共同的经济利益。我国的法律从宪法到基本法律和法规都贯彻着民族平等的原则和保障全国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原则，从而应证了民族经济利益不但包含在国家利益之中，而且有可靠的法制保障。

其二是以民族自治地方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

对民族关系和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关系历史实际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我国历史看，民族关系主要围绕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主要少数民族（建立了政权）之间关系两个层面展开。从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情况看，无论是以汉族为主建立的中央政权还是以某一个少数民族为主建立的中央政权，对其他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区基本采取了比较松散的联系或统治政策，无论是表面的臣服、羁縻，还是怀柔与因俗而治，基本没有脱离“民族自治”的樊篱。到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承认了民族自决权，主张建立联邦制国家。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盟共和国”①。1938年9月，在作《论新阶级》的报告中提出：“允许蒙、藏、瑶、苗、彝、番等各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②。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③，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设想。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④。从此以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之后，于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84年5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2月，又修改了该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我国实际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对历史上民族政策的一种延续。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三个层次，与此相对应，民族经济利益分别以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为单位分为三个层次。区域自治并非某一个少数民族的自治，而是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域以一个少数民族为主，其他民族共同参加的自治。区域自治符合历史上和现实中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毫无疑问，纯粹的某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域是不存在的，各民族（包括汉族）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才构成了民族地区的生活画面。因此，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正是考虑了民族和区域两个因素，一方面，该地域某一个少数民族从绝对数量或相对数量上达到一定规模，另一方面，其他民族也生活在该地域。考虑到这个区域内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才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这些不同的民族统一于区域之中，又使这个区域围绕着某个民族而实现自治。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自治，而以经济利益为客观体的经济自治权是经济自治在法律上的表现。当前，我国的民族经济法以民族自治地方为最主要的主体，通过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基本法律中的民族经济法规范、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等不同效力层次的法来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利益，从而实现民族经济利益，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和民族发展。

其三是以民族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

民族是由民族成员构成的。然而，构成民族的民族成员并非全部聚居于一个固定的地域，他们经常由于历史或现实的种种原因而散居在全国各地。尽管该民族也许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聚居地域，但散居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否存在以民族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呢？答案是肯定的。以回族为例，尽管其聚居地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贵州咸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和云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等一个自治区，两个自治州和十个自治县，但是，在全国各地基本都有散居的回族存在。他们以民族为单位的经济利益不但渗透在这些自治地方的经济利益当中，而且主要表现为基于其共同的宗教信仰而享有的经济利益，如清真食品的生产、销售、贸易和管理。法律应当而且已经肯定了这种经济利益的合法性并通过相应立法予以保护。在广大的汉族地区，尽管少数民族只占极少数量，但是，他们的民族经济利益应当得到保护，他们的宗教信仰应当得到尊重，他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样应得到重视，这也是人类文明的起码要求。

另外，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地区基本上地处边疆，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状况较差，社会生产水平低，经济发展落后，无论是从民族的角度还是从地域的角度看，他们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需要获得同汉族或其他地区同等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利益与非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是相对而言的，它们的差距反映了民族经济法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守法各个法律实践环节尚存在诸多不足，如何实现民族经济利益于法有据和将法律意义上的利益即法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法律命题。

①参见《法的现象与观念》，孙笑侠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7页。

②《法的现象与观念》，孙笑侠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③《法的应然与实然》，李道军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④《政治学的重大问题》，[美]莱斯利?里普森著，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页。

①《经济人类学》，陈庆德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③《法理学》，孙国华主编，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①《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9页。

②《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页。

经济利益范文篇5

【摘要】本文从审计独立性含义入手,阐述了我国目前独立审计的现状,分析了经济利益对审计独立性的重要影响,并针对这些影响与我国独立审计存在的不足,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经济利益审计独立性影响对策

近年来,国内外相继出现的一系列因缺乏审计独立性造成的审计失败案件,导致人们对审计的“独立性”提出了质疑。造成审计缺乏独立性的因素众多。审计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独立性,独立性是审计的灵魂。注册会计师审计被誉为最超脱、独立性最强的审计,因为职业规范要求它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独立于审计委托人和被审计人,但在现实中却难以做到完全独立于这两方。

审计机构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在执业中追求利益最大化,按照成本收益原则所表现出来的信用程度是权衡得失的结果。审计人员除了自身的道德修养外,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所处的执业环境及监督机制的制约。对于经济利益这一影响审计独立性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分析它对审计独立性产生的影响,以及审计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应对策略,从而使审计业的独立性得到提高。

1审计独立性的含义

审计独立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961年罗伯特.K.莫茨和侯赛因.A.夏拉夫出版的《审计哲学》,其对独立性的讨论包含了两个方面:执业者的独立性和职业的独立性。前者包括审计计划的独立性、审计过程的独立性和审计报告的独立性。后者则是指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一种印象。曾任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职业道德委员会主席的托马斯·G·希金斯对此概念作了进一步的提升与概括:“注册会计师必须拥有的独立性,实际上有两种,实质上的独立性和形式上的独立性[1]。”

审计独立性包括实质上的独立与形式上的独立两个方面。

(1)实质上的独立:也称为“精神”或“事实上”的独立性,是要求审计机构与委托单位之间必须实实在在地毫无利害关系,保持独立的精神态度和意志。

(2)形式上的独立性:又称为“外在独立性”或“表面独立性”,是对第三者而言的,即审计机构必须在第三者面前呈现一种独立于委托单位的身份。如果审计人员具备了实质上的独立,但是报表使用者却认为他们是客户的辩护人,那么审计的作用就会大大降低。因此,报表使用者对这种实质上的独立性的信任也很重要。这种信任使得审计机构必须具备形式上的独立性。

2我国审计独立性现状

我国独立审计制度于1980年恢复,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独立审计真正发展只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到目前为止,不仅在实务上业务经验积累较少,而且理论也处于正在完善之中,面对国际独立审计受创,世界各国急待提高审计独立性的大环境,我国独立审计也受此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期,伴随着经济转轨出现的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1996年颁布的《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质量控制基本准则》,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做出了规定。但是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速度急剧加快,这些法规、制度很多地方明显落后于所需,不能有效地解决违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

3经济利益因素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

3.1审计业务的委托关系

根据“委托理论”,独立审计是由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委托人需要了解人对其委托的财产经营状况的需要而产生的。审计业务包括三方关系人:委托方、被审计方、审计机构。

如图1所示,委托方是审计信息的使用者,一方面获得审计方提供的反映会计信息的审计报告,另一方面需向审计方支付审计费用。被审计方与委托方之间存在经济关系,而独立审计起到维护双方利益的作用;审计方从委托方收取审计费用,为委托方提供公允审计报告,与被审计方不存在利益关系。由此看来,审计独立性是能够保持的。

但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由于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审计信息使用者的多元化,审计机构不知有多少人是审计信息的使用者,无法向其收取审计费用。因此,被审计单位经营管理层就代行委托人的职责,委托审计机构对自己进行审计,同时支付审计费用,这就使得审计方与被审计方建立起密切的经济联系。原审计中存在的三者之间的委托关系实质上就简化为二者关系。

从被审计方来看,由于支付了审计费用成为审计委托人,对审计方形成了经济约束力。如果审计方的工作不符合被审计方的利益时,被审计方就会减少审计费用或撤换审计方,这就对审计方的独立性构成了威胁。从审计信息使用者来看,不再向审计方支付审计费用,二者之间切断了经济联系,对审计方所提供的审计报告的公允性不再有严格的制约力。从审计方来看,一方面对审计信息使用者的审计资料独立性不再有经济约束,另一方面对于审查的被审计方产生了强烈的经济依附。

在新的二者委托关系中,审计方原本正常委托关系中的角色完全倒置。如果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对会计师事务所产生压力或造成威胁时,审计人员迫于压力,往往会造成审计独立性的缺乏或丧失。

3.2直接经济利益的影响

通过对审计委托关系的分析,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出审计方与被审计方存在经济利益联系,经济利益直接或间接地对审计独立性产生影响。首先来分析直接经济利益对审计独立性产生的影响。

直接经济利益主要是指会计师事务所从委托人那里获取的审计公费。现行的收费制度可区分为以下三种情况:收费管制或市场自有定价;不依成果收取或有公费;直接向被审计客户收费或者向第三者收费。由于缺乏统一的审计收费标准,高低不同的审计费用也会对审计独立性的程度造成不同影响,以下三种审计收费情况就可能影响独立性。

(1)未支付的审计费用

当审计机构为被审计单位连续几年提供审计服务,若开始新一期的审计业务时,以前年度的审计费用长期未支付,该年度的审计结果就可能与被审计单位的经营业绩之间存在利益关系,审计的独立性也可能受到影响,至少形式上的独立性会受到质疑。

(2)过低的审计费用

不少会计师事务所为了招揽业务,不计成本地降低审计收费,期望以此吸引客户进行长期合作,从而使审计成本得以弥补。与审计成本不相匹配的审计费用,很可能影响审计的取证范围和证据质量,由于缺乏费用,审计人员就可能为节省审计成本,直接利用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财务资料得出最终审计结果,这样,审计的独立性自然会受到影响。

(3)相机收费

相机收费是指审计人员报酬不是按其投入的工作时数而定,而是根据他们提供服务以后是否让客户得到了特定的结果而定。这种收费方式很明显地表现出审计人员与客户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将严重影响审计的独立性。

3.3间接经济利益的影响

间接经济利益中最显著的表现是审计机构所提供的审计业务与非审计业务之间的矛盾冲突。从20世纪90年代展开的庞大的“专家”咨询业务,从信息技术系统到法律援助,从纳税计划到人力资源招聘方案,拓展咨询业务越来越广。《国际会计简报》统计发现,对比1993年整个会计业有31%的收入来自非审计的咨询业务,1999年普华永道只有40%的业务收入来自审计业务,到了2001年安然事件之前,审计业务在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只占33%,“五大”的平均占有份额仅为46.2%,尚不足总业务量的一半,其余收入大多源自管理咨询、税务咨询等咨询业务。由此可见,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日益依赖非审计业务收入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值得一提的是,部分被审计单位支付审计费用时采取了一种隐性补贴方式,即所支付的审计费用金额较少,而在其他审计费用上予以补偿,这部分隐藏的审计费用在监管部门调查时就不易被查出。越来越复杂的非审计服务项目的高额费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审计独立性。

4改善审计独立性的相应措施

4.1提高审计机构经济独立性

经济利益因素是影响审计缺乏独立性的关键所在,因此,要寻求解决措施首先从经济利益角度出发。将审计委托人与被审计单位相分离,切断审计者与被审计者之间不正常的经济联系,使审计方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于被审计方,重新建立起审计委托双方有效的经济约束。

4.2规范审计方与被审计方的关系

审计机构与被审计单位既是审计与被审计,又是客户与商家的双重关系,这就直接导致了经济联系,极大地约束着审计的独立性。解除二者之间不正常的经济关系是根本所在。

4.3规范审计费用

现阶段存在的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不一,业务量不等,这种不均衡分布的格局可能导致业内价格垄断或开展价格战,造成收费降低或乱收费现象。规范审计收费标准,需要社会各机构的共同努力。

从监管部门来讲,为了防止审计收费混乱的问题,可以要求上市公司的会计报表(或费用明细表)中单独列示审计收费,可以明确规定以压低收费争取客户给予的经济处罚,并严格限定审计人的收费标准,防止审计收费之外被审计人给予注册会计师其他利益的现象发生。

从会计师事务所来讲,当会计师事务所从一个客户或一个相关客户集团的收费超过(或近似)业务总收入的15%时,应当考虑客户集中度风险对独立性的影响,并记录在案。事务所不能过分依赖某一客户带来的收益,长此以往,二者之间就有可能发生复杂的利害关系,审计人员若出于感情或利益考虑满足一些客户不正当的需求,将会影响到审计的独立性。

从被审计单位的上市公司来讲,上市公司应当在年报中分别披露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务审计和财务审计以外的其他费用,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审计的独立性。会计师事务所除了审计业务,更多的是为客户提供战略咨询服务,这也是其收入中最大的一块。为了拉到咨询等业务,有些事务所不惜降低审计收费甚至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掩饰,从而影响了财务审计的独立性。因此,分别披露两项费用能够有效保证审计报告的独立性和真实性。

4.4限制非审计业务

监管部门应做出明确规定以限制非审计业务对审计独立性造成的影响,如我国证监会规定为上市公司担任财务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如果同时提供了其他收费服务(如咨询服务),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在披露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后,同时披露董事会关于其他服务收费是否影响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的意见。

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正凭借扩大业务规模、开展增值性服务,以期形成业务多元化格局。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审计与咨询导致的独立性冲突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醒,当咨询业务收入占业务总收入的比例超过50%时,就要及时考虑将咨询机构分立[4]。

4.5完善审计执业环境

为提高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和执业质量,更有效地发挥其鉴证作用,保护社会公众利益,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服务,针对我国审计机构执业环境存在的问题,分别从审计方、被审计单位、监管部门及社会各界提出以下改善对策。

(1)完善审计制度

审计独立性的丧失,责任重在自身,审计制度的不完善是导致注册会计师独立性丧失的重要原因。个人行为是由制度所决定的,注册会计师失信的行为,其本身也反映出制度的不健全。

(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显得越来越迫切。以国有性质为主的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要真正起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层应有的控制作用,在委托注册会计师审计方面,要明确由监事会负责审计人员的聘任、协调与解聘,并对股东大会负责,保证监事会独立行使监督职责,避免所有者缺位而形成的“内部人控制”,保证审计人员客观、公正执业,提高审计质量。

应对控制客户管理当局权力进行有效控制。在我国,已有限制管理当局权利的规定:解聘或者不再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由股东大会作出决定,并在有关的报刊上予以披露,必要时说明更换原因,并在中国证监会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这种规定可以防止管理当局任意更换审计人员,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审计人员的独立性。

(3)强化政府机构监管

在审计监管过程中,要明确财政部、审计署、证监会、注册会计师协会等监管机构各自的职责,并加强沟通与协调机制,形成监督的合力,以增强监管的力度,提高发现问题的概率。各级政府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而不能超越权限,严厉打击滥用执法权力干扰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

(4)加强法律处罚力度

基于法律法规存在的不足,应完善有关法律法规,补充相关内容,使其对法律责任及处罚措施的规定更加明确和具体,增强对违规行为承担的法律责任和处罚力度。《独立审计准则》、《注册会计师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要进一步明确审计人员法律责任,使限制性条款与责任性条款对等,以利于法规的贯彻执行,增强法规的约束力。

(5)建立岗位轮换制度

经济利益范文篇6

关键词：经济利益链；征地冲突；管理

基于经济发展，征地冲突事件的发生频率逐渐增加，对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影响。从经济利益链角度来说，每个个体都是理性经济人，利益最大化是每个个体的主要追求。但从农民的视角来说，土地征收是一种强制性行为，尽管会给予农民一定的征地补偿，但补偿标准由政府制定，农民在既定的征地补偿标准下，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农民与政府之间利益冲突显著。

一、基于经济利益链视角的征地冲突诱因分析

（一）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

政府、开发商和农民是征地过程中的重要经济主体，基于不同的角色与发展立场，每个个体的发展需求不同，所追求的利益目标也有所不同。从政府发展的角度出发，注重提升当地经济利益，或区域经济效益。开发商希望付出较少的资金，从经济上获得最大的收益。对于被征地的农民来说，最大的愿望是获得最多的土地征用补偿。基于这一问题，不同主体在追求自身发展利益的同时，主体之间的矛盾也愈发尖锐。

1.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

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农民希望政府能够给予高于，或不低于土地收入的补偿，甚至希望政府能够对土地未来的增值进行估算并计入补偿范围。虽然被征地农民或多或少获取土地增值收益，但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抵制其他主体或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政府与农民之间存在利益博弈，且在此过程中，政府既是博弈参与者，也是土地征收的管理者，而农民仅仅是参与成员，二者地位不平等。在关于土地征收补偿的博弈中，农民既无法决定谈判价格，也不能自主退出，二者之间很容易产生争议。此时，农民会通过各种渠道维护自己的利益，尤其新土地法实施后，明确规定征地前期需完善征地预公告、现状调查、安置方案公告、征地听证、补偿登记、协议签订等程序，其中均需被征地农民配合确认，但利益冲突导致被征地农民有可能不配合征地工作的开展，影响项目落地进度，分散政府治理协调精力。

2.开发商与农民的利益冲突

开发商是土地征收后的使用方，土地利用会增加当地政府的税收，部分生产资源优势较高的企业，还会给片区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效益，相较于农民，企业在土地征收中优势更明显。虽然国家明确规定了建设用地使用权需净地出让，开发商并没有直接从农民手中取得土地，但是两者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也有利益的冲突。首先，为了加快开发投资进度，降低资金时间成本，开发商希望农民快速向政府交付土地，但如果征地冲突存在，即使已经完成征供地审批手续，在批后实施过程中，土地交付、集体土地权证注销也存在很大难度。虽然延迟交地开发商可以依据土地出让合同取得交地违约金，但房地产开发受宏观经济影响大，对开发时机把控要求极高，一旦错过最佳时机，项目收益将受到极大影响甚至产生亏损。此外，即使项目土地交付后，诉求未得到满足的被征地农民也可能影响项目开发进度，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开发商的投资成本，导致被征地农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

3.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博弈分析

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博弈主要集中在土地需求、土地收益分配两方面。从土地需求层面来说，政府要通过土地征用来提高区域的经济效益，而企业要靠土地经营来增加收益。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开发商和农户的利益关系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协调。现阶段，一些开发商试图通过政府投资的紧迫性来减少土地成本，寻找更多的融资机会。在土地收入分配中，土地权益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指标，而政府通过征收土地获得更高的收益，并通过土地合理利用与开发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提升城市建设质量。企业希望在低价格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同时，也能继续享受到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这就需要为被征收土地的农民提供合理的经济补偿，或者通过其他方式为其生活提供保障，如就业政策放宽等。目前来说，政府在土地征收方面充分发挥了其作为管理者与参与者所具备的主观能动性，开发商依靠政府扶持也获取了诸多红利。

（二）征地制度机制缺陷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众多。基于人口发展特点，要实现国家长远发展，法治是最根本的解决途径。由此可见，政府与农民、农民与开发商等主体之间存在的矛盾大多与征地机制建设有关。有关证据表明，征地制度机制的缺少或不合理的征地机制的建立会导致冲突发生。事实上，我国部分地区不仅缺少征地制度机制，还没有明确定义农地产权，为不合理行为的发生创造了机会。与此同时，通过我国农村征地管理现状也可以看出，我国在土地征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征地矛盾与土地征用纠纷依然发生，土地征用法治化建设进程缓慢。

二、基于经济利益链视角浅析征地冲突的管理途径

（一）构建失地农民利益表达与保护机制，维护农民利益

当前农民群体在土地征用方面的利益表达机会欠缺、难以维护自身发展利益。因此，有必要建立农民利益表达与保护机制，并通过表达机制、决策机制、协商机制等的建立进行完善与优化。其中，表达机制的建立是实施农民保护的重要前提，决策制度的建立是农民进行利益表达的主要平台，协商制度的建立是进行利益表达，从而达到权益保护的主要手段。除此以外，还要建立监督管理机制，为农民自身权益的保护提供保障。多项发展机制的建立共同形成维护农民利益的有机整体。首先，就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而言，其前提是尊重农民自身的发展权益，凸显其主体地位，通过法律制度的建立使得农民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到土地征用制度决策中。其次，决策与协商机制的建立需要政府强化前期调查，结合调查内容与结果出台相关政策，人大代表在此过程中负责监督管理。其次，制定与土地征用或涉及农民利益的发展政策时，主动倾听农民群体的意见，确保政策的制定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农民群体的实际发展需求。若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发现不足之处，可再次组织决策大会，由政府部门同农民进行共同表决，进行修改完善。在与农民利益相关问题的探讨上，需要站在农民的角度思考问题，始终保持平等沟通。例如，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或征地制度的全方位变革，要求各项土地征用制度的制定必须启动协商程序，并生成结果性文件，赋予农民同等的法律权利及政府、开发商等同等的法律约束力。最后，利益监督机制的建立可首先建立听证制度，要求国家立法机关举行听证会，并拓展听证范围。其次，公示制度的建立也能够进行有效监督，如政府机关需要提供有关土地征收的重要事项公告，对事件内容等进行详细说明，增强农民群体对政府相关部门的信任度，同时保证农民群体所具备的知情权。当然，也可以采取行政诉讼制度，即农民个人发展权益受到威胁时，可通过法律手段进行求助，从而维护自身权益。

（二）建立健全土地征收制度，缓解利益冲突

土地征收制度的建立是缓解开发商、政府及农民等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农民、开发商及政府等主体之间之所以会发生利益冲突，大多与利益分配不均有关。基于此，土地征用制度的建立，首先要合理划分多个主体的利益。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对补偿制度、拆迁管理制度等进行重新思考并优化。其中，就补偿制度的建立来说，有必要将土地生产能力作为非农业生产活动的重点，不能仅对农业经营收入进行考量。尤其在当前的农村土地管理中，要以流转后的生产能力为主要依据。其次，建立征地补偿制度必须反映出土地征收补偿的利用价值。土地征收后，农民所放弃的只是一段时间内的使用权，并不是其他相关的经济收入。从另一方面来说，土地征收后，经济赔偿作为农民的主要经营收入，需要适当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现状及土地增收情况，对土地补偿标准进行提升。最后，土地征收制度的建立同样需要法律法规进行约束。因此，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派遣专业人士进行规划处理。

（三）完善土地监督管理与冲突管理机制，从农民实际利益出发

目前来说，农民在征地收益分配中仍然是被动的，政府承担着人的角色。要想提升利益分配的合理性，需要强化社会舆论的积极作用，还要赋予农民的监督管理权力，对政府相关活动进行监督。首先，可以通过制定决策相关的政策法规来监督基层政府，如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职权范围，确保政府、开发商及农民的职权保持独立，且公正。同时，政府部门也要不断进行自我审查与监督，真正做到换位思考，不能仅关注地区发展的经济利益，或土地征收带来的政治发展机会。对于前文提到的多主体发生利益冲突，需要建立有效的冲突管理机制，相关部门要设置冲突预警部门，专门处理相关冲突。日常管理过程中，还要对之前已经发生的冲突事件进行再度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并据此制定不同类型冲突事件发生的应急预案，从而在冲突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为防止冲突事件的发生，还可以建立预警机制，在冲突事件萌芽阶段对当事人进行调解，或积极引导。如成立调解委员会，或三方社会组织等。除此以外，还可以使用信息技术手段，如网络平台等收集反馈信息，多部门之间共享征地矛盾信息，并相互合作，针对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提出解决方案。

（四）根据项目特征分类征收，合理补偿

由于地理位置不同、村庄复杂度不同，被征地用途也存在较大差异。为合理应对上述差异，需要结合项目特征进行分类征收。例如，可针对被征用土地村庄的地理位置，对补偿标准和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思考，确保该地区城镇化进程不受土地征用的影响。其次，在历史地理原因的影响下部分地区华侨华人较多，村庄作为华侨与血脉的主要连接，在启动土地征收之前需要将征收用途等系列事项与华侨华人等进行沟通，并商讨合理的赔偿方式或征用模式。最后，基于被征用土地的面积、用途，对利益主体的诉求进行分类，从而分层递进地开展土地征收。

三、结语

综上，就现行的法律法规而言，农村土地征用成本较高。若不重视开发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政府将会承受诸多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基于此，应不断通过发展方案的应用对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从而达到利益分配的相对平衡，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本文基于当前土地征用现状，将经济利益链作为讨论核心，提出了包含建立健全土地征收制度、完善土地监督管理制度、危机预警机制等在内的多项发展措施，从而为农民合法权益提供保障，最大程度上降低征地冲突的发生，使我国土地征用相关制度能够满足农民群体的实际发展需求，且与国情相适应，确保土地征用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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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利益范文篇7

这其中最大的项目是建设30万千瓦的萨哈拉丁发电厂。由于战争工程停顿后，所有的人员物资现在都处在待命状态。部分所需设备已经运到伊拉克现场，时间久了就容易损坏；还有十几万美元的欠款没有收回。

钱韦担心的还不只是那些设备和十几万美元欠款。她告诉《经济》杂志说，虽然前期完成的工程大多数都已结算，但是电站的整套施工设计方案，价值就有几千万元。目前设计仍在进行中，而战后如果工程不能继续，这方面的软性投入，包括当初为争取这个项目付出的努力，就都化为泡影。

对于战争结束后工程能不能继续，钱韦表示，这个工程是联合国石油换食品项目中的一部分，如果战后重建由联合国主导，项目继续下去顺理成章。如果是美国主导，那就不好说了。

钱韦有些焦虑地说，公司肯定要尽全力通过中国政府、联合国争取把工程做下去，因为“做不下去的话，公司肯定是利益受损的第一承担者”。

得失取决于联合国

与钱韦他们一样遇到麻烦的中国在伊企业有很多。

据不完全统计，在伊拉克战争之前，中国进入伊拉克的大型国有企业不下20家，除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外，还有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长春一汽、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铁路通讯信号总公司等。他们在伊拉克已经签订高达40亿美元的工程合同，其中只有少部分已经完工，大部分都因为突然爆发的战争而被搁置。

问题还不止是工程搁置。中国是近年来仍与伊拉克保持贸易关系的少数国家之一，由于伊拉克经济衰退，中国的所有贸易顺差几乎都转化为债务。再加上中国方面的投资及政府贷款，伊拉克欠中国的外债不在少数。据统计，伊拉克目前拖欠中国公司的债务高达数十亿美元。其中，仅中建一家公司的工程欠款就达5亿多美元。

那么战争结束后，中国企业在伊拉克的利益能否得到保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跨国经营研究部副主任许丹松说，“以前欠的债务还没有收回，加之这次战争的打击，中国企业在战后能否及时得到贸易和工程款是最大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殷罡认为，这取决于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联合国能发挥一定作用，上述项目许多都是联合国“石油换食品”的项目。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驻伊拉克办事处代表柳木预测，国际社会和伊拉克本国将有巨额投资用于战后重建，所以中国企业对此应抱以积极的心态，对搁置的工程和债务不必过于担忧。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则没有那么乐观。他用肯定的语气说，从美国表现出来的单边主义倾向来看，它完全可能甩开联合国，重新决定伊拉克战后重建的一切事务。届时中国企业的利益如果得不到保障也是可能出现的情形。

中东留守者

与那些不得不留守在伊拉克周边国家的中国人相比，钱韦们还算是幸运者，至少在战争开始前他们就回到了安全的祖国。

据原外经贸部一位处长透露，战争开始后在伊拉克的中国人都已经撤回来了。但在其他中东国家还有中国人，外经贸部撤销前有段时间一直在开会，研究那些还留在中东其他国家的中国人该怎么办。

据中国官方的统计，在中东十几个国家里，战前至少有3万人在那里做劳务，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没有回来。

从湖北来到科威特的李先生说，不回去是没有办法的事。他在科威特一家医院做医护人员，月收入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元，食宿医院也都包了。“我在这里一个月拿的钱相当于武汉几十个下岗工人的月收入总和，一年就等于国内二十年。”

李先生说，他很害怕战争，但是如果回国，工作肯定就丢了。当初借了几万块钱交的中介费，为的就是辛苦几年攒点钱，“家里还有孩子要上学，等着用钱呢！”对于万一受战争波及有伤亡的危险，李先生说，“听天由命吧。”

另一位在科威特的中国公司工作的王经理说，按科威特政府的规定，如果政府没有下令，停工就意味着违约。而违约将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对于工人来说，他们出来的这几个月的工资以及以后的收入都将付之东流。相反，由于部分工人的撤离，加之劳务输入的暂停，留在科威特报酬将升高，这使绝大多数中国劳工选择了留下。

据科威特华人联合会主席董太康介绍，在科威特的中国人一共约2000人，仅搞建筑工程施工的就有1500多人；战争期间回国了几十人，大部分一直留在科威特。

国家信息中心国际战略室主任王宪磊认为，保护旅居国外的中国公民的正常权益，这是中国在国际领域的国家经济利益的一个重要部分，为此需要采取政治、经济和其他性质的措施。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则认为，只有在中国国力进一步增强之后，旅居国外的中国公民的权益才会得到更好的保障。

提着脑袋抢商机

战争还没有结束，就有一大批温州商人冒险奔赴中东，为抢占商机提前布点。

“我们已经等不起了，因为战争使我们损失达几千万美元，”早早跑到利比亚的温州商人陈志远说，“在战争中损失，从战后来弥补。”

陈志远在有“中东香港”之称的阿联酋海港城市迪拜经商多年，建起了三座中国商品城，每年的市场成交额在1亿美元以上，主要的批发市场在中东各国。在该地市场经受了战争的严重冲击后，他于4月13日飞赴利比亚，目的就是把浙江商品打入战后伊拉克市场。他希望不仅可以把战争带来的损失弥补，而且还可能比往年赚更多钱。

知情人说，抱同样心理的温州人为数不少，他们在迪拜等地囤积货物，但大多“悄悄地进行”，怕引起同行的注意。

在抢占商机弥补损失的急切心理下，他们甚至无视风险——政权的更迭让伊拉克一片混乱，中国驻伊使馆两次被洗劫，巴格达博物馆遭哄抢。

“我们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去做生意。”一位打算前往伊拉克的温州鞋商说。

伊拉克重建“蛋糕”确实非常大。许丹松说，“这将是二战后最大的重建工程。”国际上的预测是将耗资8000亿美元，时间需要5到10年。

但是中国在其中能分到多少，却不是由温州商人的敏锐动作能够决定的。尽管在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上中国具有价格上的优势，并且在海湾战争之前也曾获得过大量项目，但是由于这次重建存在较多的政治性因素，因此中国大型企业再次得到大项目的可能性不高。

在伊拉克曾有项目的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公司中东分公司总经理倪正山表示，中国公司很难通过正常的国际招标拿到伊拉克的大工程，但可以从总承包商那里分包到具体项目，至于一些大型土建项目的维修，对中国企业也会有些机会。

不过在贸易方面温州商人应该会有所收获。战后伊拉克对服装、日用品等的需求肯定会有大幅增加。浙江的小商品有价格上的优势，在经营上也是走薄利多销的路子，中国的这些商品将更容易占领这个市场。机电产品也是中伊贸易的传统商品，战争结束后小机电产品应该能够重新占领伊拉克市场。

保障中国的世界利益

与双边贸易相比，中国企业在伊拉克承包工程的风险，在这次战争前后表现得非常突出，值得警惕。

许丹松认为，中国企业在战后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参与工程承包。其一是竞争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项目，这样收回工程款的风险就要小得多。另一种是“带资承包”，也就是中东地区流行的BOT模式--中国企业自己出资进行建设，而后经营20-30年，再将其转让给伊拉克政府。但这对于企业的资金力量及对伊拉克未来局势的判断，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尽管中国在伊战问题上采取的态度，并没有到让美国记恨的地步，但遏制中国一向是美国的作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说，美英肯定会主导战后重建，但中国不能放弃参与。

4月9日，外交部亚非司司长武春华在外交部网站与网友交谈时表示：中国愿积极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将尽全力争取和维护中国在战后重建中的利益。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对此问题进行正式表态。

王建认为，美国抛开联合国宣战和主导战后重建，传递出的一个信号是，今后国际事务中谈判机制的作用下降，实力决定利益划分将表现得更直接，增强国力是一切问题的根本。

一位国际经济问题专家意味深长地说，对中国来说，也许比抢食重建蛋糕更重要的是，建立更好的机制来保障中国的世界经济利益。

中国公司在伊拉克开展业务情况

自1958年中伊建交两国即有经贸往来。

20世纪80年中期，当时的伊拉克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工程市场，工程量占中国在全世界工程总量的1／3强。1985年，中国的海外劳务输出约为5万人，而仅前往伊拉克一个国家就占2万多人。

经济利益范文篇8

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困难，生产成本增加，效益下降。成本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最基本环节之一，好的管理能给企业带来很大经济利益。在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企业成本管理的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发展。本文在分析企业成本管理工作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加强企业成本管理工作的对策，以降低金融危机对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

一、我国企业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成本管理观念落后。我国企业普遍存在成本管理观念落后的现象，表现在对成本管理的范围、目的及手段等方面的认识存在偏差。很多企业仍将成本管理的范围限于企业内部，甚至只包括生产过程，而忽略了对其他相关企业及相关领域成本行为的管理。成本管理的目的也只仅限于降低成本，较少从效益角度看成本的效用。降低成本的手段主要是以节约的方式，不能应用成本效益原则，通过发生成本来实现更大的收益。

传统企业管理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来降低产品成本：一是规模效益，二是增强与供应商及分销商的谈判能力，以期由此达到转移成本的目的。由于其规模的大小受需求大小的制约，更何况现在的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差异正在加大，同类产品的生产规模有缩小的趋势。企业成本简单的从核心企业转移到供应商或分销商，非但不能降低产品最终销售价格，而且会导致成本的增加，从而减少了从原材料到最终消费品的增值。尤其是在当今日趋公开的市场环境下，过分的成本转移将使企业失去好的合作伙伴。

(二)成本管理方法陈旧。虽然我国一些企业进行了先进成本管理方法的试点，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从整体上讲，成本管理方法还是很陈旧，不能适应经济环境的要求。据调查，57.1％的企业使用品种法，41.5％的企业使用分步法，其中使用平行结转法的有22.9％，使用逐步结转法的有16.8％。当前世界生产发展的趋势是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方式，因为购买者的偏好并非完全相同，随着生产的发展，购买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要求厂方设计并生产自己最满意的商品，厂方也可以高效益保证购买者在短时间内取得理想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一条生产线上可能只有几台相同甚至是没有两台完全一样的产品。这样的生产方式将适用于分批法计算成本。我国现在只有5.7％的企业采用分批法计算成本，表明我国的生产组织还比较粗放，对消费个性的重视不够，相应带来成本核算方法选择上的简单化。标准成本、计划成本和目标成本是目前成本与成本管理中较为流行的现代成本管理方法。从被调查企业的情况看，51.4％的企业采用了目标成本法，38.9％的企业采用了计划成本法，18.1％的企业采用了标准成本法。但是，先进的作业成本法、成本企划法在企业中未得到推广。

(三)企业内部成本管理主体的确立失误。长期以来，人们存在一种偏差：把成本管理作为财务人员、少数管理人员的专利，认为成本、效益都应由企业领导和财务部门负责，而把各车间、部门、班组的职工只看作生产者，导致管成本的不懂技术、懂技术的不懂财务，广大职工对于哪些成本应该控制，怎样控制等问题无意也无力过问，成本意识淡漠，因而缺乏成本控制的积极性，浪费现象极其严重，于是企业的成本管理因失去很大的管理群体而难以取得成效。

(四)不良利益动机驱动导致成本信息失真。在我国，有相当多企业管理者因偷逃税款、粉饰业绩、谋取私利或小团体利益等不良利益动机的驱动，任意调整、编造成本资料，从而使成本信息失真现象日益严重，并导致以成本为基础的各种管理活动的交通和效能的降低，给企业造成相当的损失。当然成本信息失真也可能是由于成本信息与成本管理的相关性较差引起的，这也是成本管理所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二、加强企业成本管理的对策

(一)树立企业成本管理的系统观念。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应树立成本的系统管理观念，将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视为一项系统工程，强调整体与全局，对企业成本管理的对象、内容、方法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研究。通过研究每种成本管理方法的本质及其适应的经济环境的特色，构建出系统的成本管理方法体系。一方面，为使企业产品在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成本管理就不能再局限于产品的生产过程，而是应将视野延伸到产品的市场需求分析、相关技术的发展态势分析及产品的设计，延伸到顾客的使用、维修及处置。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非物质产品日趋商品化，由此成本管理的内涵也应由物质产品成本扩展到非物质产品成本。如人力资源成本、资本成本、服务成本、产权成本、环境成本等。

(二)引入企业战略成本管理思想。现代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多变，竞争也日益激烈，因此，企业开始重视制定竞争战略，并依据顾客需求与竞争者情况的变动随时调整举措，这样就进入了战略成本管理阶段。战略成本管理是以企业的全局为对象，根据企业的总体发展战略而制定的。战略成本管理从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出发，对企业内部、竞争对手及企业所处行业的价值链进行综合分析，从而达到知己知彼，洞察全局的目的，并由此形成价值链的各种战略。

(三)培养全员成本管理意识。目前，由于大多企业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不懂成本，因而对他们所进行的设计、拟定的工艺、制定的计划及采取的措施，会对产品成本起什么作用、有多大的影响，一般无以估量。因此，加强成本管理，首要的工作在于提高广大职工对成本管理的认识，增强成本观念，贯彻技术与经济结合、生产与管理并重的原则，向全体职工进行成本意识的宣传教育，培养全员成本意识，变少数人的成本管理为全员的参与管理。企业应该高度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积极举办各种类型的成本培训班，借以提高他们成本方面的专业知识，从技术经济领域开辟降低成本的广阔途径，并在企业内部形成职工的民主和自主管理意识。实现自主管理，既是一种代价最低的成本管理方式，也是降低成本最有效的管理方式。

经济利益范文篇9

1目标成本管理的实质

目标成本管理是商业银行为保证目标利润的实现而确定的在一定时期内其营业成本应控制的限额，或者说事先确定的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成本奋斗目标。它是一种适用于商业银行内部的约束性指标，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群体性，是商业银行目标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实现目标利润为目的，以目标成本为依据，对商业银行经营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支出进行全面的管理。它与传统的成本管理相比，主要有以下区别：

（1）指导思想不同。传统的成本管理是以基期的成本水平为依据，考虑到计划期有关因素变动对成本的影响来确定计划期的成本水平，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成本管理。目标成本管理是以市场为导向，围绕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目标所进行的成本管理，取决于商业银行的目标利润水平。

（2）管理的范围不同。传统成本管理的范围只局限于事中的成本管理，而目标成本管理的范围是将银行的全部经营活动作为一个系统，从事前的成本预测到成本的形成及事后的成本分析实行全面的、全过程的管理，将全部经营活动中的一切耗费都置于成本控制之下。

（3）管理的侧重点不同。传统的成本管理侧重于事后算账，虽然也进行成本分析，提出改进意见，但改进措施的实施要等到下一个成本管理期间。而目标成本管理则把工作重点放在事前控制和事中控制，按目标成本控制耗费，及时分析差异，采取措施消除不利因素，加强了成本的控制地位。

（4）管理责任的区分不同，传统成本管理以成本的形成作为成本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而目标成本管理强调成本指标的分解归口管理，在各自责任范围内有效地控制成本，强调严格划分各责任单位的经济责任。

2成本控制及其重要性

为保证目标成本的实现，成本控制是最关键的一环，它也是管理会计中“控制与业绩”评价会计的中心内容。它根据目标成本及成本预算的要求，对业务经营过程中与成本形成的有关方面进行指导、监督、调节与干预，以保证目标成本和预算任务的实现。

按照“控制论”的观点，任何一项控制活动都是实施控制活动的主体（即“施控系统”）和承受控制活动的对象（即“受控系统”）所组成的，成本控制的实质是施控主体对受控对象实施控制的过程。其目的就是要对受控系统的输入进行调节、干预，使受控系统的输出限制在施控系统所规定的范围内。成本控制是成本施控系统对成本受控系统的输入进行调节、干预，使成本受控系统的输出限制在施控系统预定的目标成本和成本预算范围内，并最终保证成本目标的实现。这里的“成本施控系统”是指商业银行内部各级对成本负有经营责任的单位，即成本中心。各级经营管理单位组成的成本中心，就构成了多层次的成本施控系统。

至于“成本受控系统”（即成本控制对象）是指银行内部各成本中心所经营的各种“责任成本”，成本受控对象是各该成本中心经营管理的责任成本。

成本指标作为一项综合性指标，为保证成本目标与成本责任预算的实现，需要商业银行各层次的成本施控网络系统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在成本施控过程中，应充分调动各级成本管理责任单位及人员降低成本，增加经济效益的积极性，以保持经营目标的一致性。

3成本控制必须遵循的原则

（1）全面性原则。由于成本形成取决于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因此，成本控制要对成本形成的全过程进行控制，而且有效的成本控制与管理要求所有人员都要参与成本控制与管理。

（2）成本效益分析原则。成本控制经历了从事后的成本分析与检查，防护性控制到事中的日常成本控制的反馈性控制阶段。现代的成本控制不是消极地进行成本控制，而应想方设法开辟财源增加收入。应根据成本的效益分析和本量利分析的原理，将成本与收益，以及成本、业务量与利润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找出利润最大化的最佳成本和最佳业务量。只有这样，才能将损失和浪费消灭在成本控制前，从而有效地发挥前瞻性成本控制的作用。

（3）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成本控制要达到预期目标，取决于各成本责任中心管理人员的努力。而要调动各级成本责任中心加强成本管理的积极性，有效的办法在于责权利相结合，即根据各责任中心按其成本受控范围的大小以及成本责任目标承担相应的职责，为保证职责的履行，必须赋予其一定的权力，并根据成本控制的实效进行业绩评价与考核，对成本控制责任单位及人员给予奖惩，从而调动全员加强成本控制的积极性。

（4）按目标管理的原则。目标管理原来是一种由企业管理部门把既定的目标和任务具体化，并据以对企业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及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各个方面所进行的一种民主的、科学的管理方法。目标管理包括目标利润、目标成本、目标营业收入等许多方面的内容。而成本控制是目标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目标成本通常是在现有的条件下能够达到的比较先进的成本限额。以目标成本为依据进行管理，将各项费用、成本的开支范围限制在目标成本范围内，就会做到以较少的成本费用开支，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5）按例外管理的原则。在管理会计中对那些不正常、不符合常规的关键性差异，叫做“例外”。日常成本控制工作的重点在于通过各种责任成本的实际数与预算数的差异分析，找出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差异分析，找出影响成本概率的因素，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由于成本是由多方面成本项目构成的，成本差异产生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为提高成本控制的效率，西方国家对成本指标的控制往往根据按“例外”管理的原则进行。这就是要求各成本责任中心不要将精力和时间分散在全部的成本差异上，而是应突出重点，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属于不正常的不符合常规的关键性差异上。对于关键性的差异要查明原因，及时反馈给有关责任中心，采取相应对策加强管理，对其他的差异则可放弃。

4成本控制的主要方法

银行成本制度的建立，对于正确计算、估价与管理成本，建立业务经营活动法规具有重要作用。一般商业银行的成本控制从时间角度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成本控制。

（1）事前的成本控制。即在经营活动之前，为保事前的成本得到控制而建立起来的成本控制制度。

在事前进行的预防性成本控制，首先要根据成本习性把银行的全部成本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两大类，然后根据不同类型的成本采用不同的成本控制制度进行限制、监督和调节。在实务中，对于变动成本通常通过编制弹性预算进行事前控制。对于固定成本，在实际工作中可按酌量性固定成本和约束性固定成本分别进行事前控制。

酌量性固定成本，其伸缩性较大，可由银行管理部门根据不同时期的财力负担能力确定其开支金额的大小，如业务宣传费、培训费等酌量性固定成本。对于酌量性固定成本的事前控制，主要是通过分项目，事先制定一个固定预算，确定一个总金额，作为事前控制的依据，或是通过编制零基预算的方法来加强事前的成本控制。

对于约束性固定成本，银行管理部门的决策行动一般不能改变其数额。因此，对于它们的事前控制，主要应放在它们未确定之前进行，对约束性固定成本中的资本性支出，可根据支出预算中的数据，分项目制订固定预算，作为事前控制的依据。如银行计划在预算期内购置新设备，就要按此项目分别编制与此有关的固定费用预算，如折旧费、保险费、财产税、水电费等，作为今后控制实际发生数的标准，其他非资本性支出的约束性固定成本，可采用编制零基预算的方法加强事前的成本控制。

（2）事中成本控制。成本控制制度的建立及责任成本确定后，关键在于成本的日常事中控制。事中控制，就是商业银行内部对负有成本经营责任的各级单位，在成本形成过程中，根据事前制订的成本目标和制度进行控制，并通过责任会计的建立，保证成本中心的各项成本指标的实现。在事中的成本控制中，不仅要对已发生成本差异予以纠正，而且要预防可能发生的成本偏差；不仅要执行成本控制标准，而且还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和完善标准。事中控制的主要内容及程序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各成本中心编制责任预算，作为日常成本控制的依据。第二，在日常工作中由对成本负有经营管理责任的单位遵照控制的原则，对成本实际发生情况进行计量、限制、指导和监督。第三，各个成本责任单位根据实际需要（按日、按旬、按周或按天）编制实绩报告，并将各自责任成本的实际发生数与预算数或标准成本进行对比，计算出成本差异。凡实际成本大于预算的称为不利差异；凡实际成本小于预算成本或标准成本的称为有利差异。第四，各个成本责任中心根据业绩报告中产生的成本差异分析原因，采取措施来指导、限制当前的经营活动，或据以修订原来的标准成本或责任预算。第五，银行管理部门根据各责任单位业绩报告中计算出来的成本差异对各成本责任单位进行业绩评价与考核，保证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的贯彻执行。

需要指出的是，成本差异虽然是事中进行成本控制的主要信息来源，是评价与考核各个成本责任单位业绩的重要依据，但是成本差异表现出的有利与不利差异，不能简单地作为经营决策和业绩评价的最终依据。这是因为实际数与预算之间的差异反映的只是表面现象，而要客观地进行业绩评价和采取正确对策，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分析成本差异的性质及差异类型，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业绩评价与决策。同时，就成本差异产生的性质来看，有的属于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执行者采取错误行动而产生的执行偏差。这种成本差异的出现总是与特定的行动有关，这种差异一经发现，就应立即加以制止。如由于决策失误而产生的外币投资损失就属于执行偏差；有的属于在事先编制预算时，由于成本预测参数发生变化而产生的预测偏差。这种差异一经发现，应及时对有关参数进行重新预测，使其尽可能与客观现实相符。如在预测利息支出时，由于没有考虑到利率调整因素，致使原定利息支出标准偏低而造成的不利差异；有的属于事先在编制预算建立模型时，由于错误地确定影响成本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成本差异，例如，错误地确定目标函数、变量、约束条件而使得预算脱离实际而产生的成本差异，这类成本差异一经发现，应重新修订模型，及时制订出正确的标准或编制出正确的预算；有的属于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计量错误而产生的一种成本差异。这类差异确已发生时，应及时对计量错误加以纠正，以保证计量工作的正确性，为防止这类偏差的发生。还有的属于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实际成本和由某种正确规定的随机参数的典型波动而产生统计成本差异。对于随机偏差应科学地规定其偏差范围，对于正常发生的偏差一般不予纠正；只对那些不正常的偏差，才应采取行动加以控制。

（3）依据相关原则，确定“例外”的标准。

（a）重要性原则。重要性原则就是按照成本差异的大小来决定哪些成本项目对银行来讲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差异，需要成本中心管理人员给予足够重视。衡量差异大小指标，通常是将成本差异与原预算进行比较计算一个成本差异率，在成本差异率之外，再规定最低的限制差异的金额。如成本差异占10％以上，或绝对金额超过1000元的，均应视为“例外”。至于差异率及绝对额的确定，要视不同银行的具体情况及差异性质来确定。由于成本差异分为“有利差异”（顺差）和“不利差异”（逆差）两种。管理人员不应把注意力只放在不利差异上，还应注意有利差异中是否隐藏着不利因素。例如采购部门为了控制固定资产采购成本，购入劣质产品，这会降低采购部门采购成本，这是有利差异，但由此也会增加设备维护保养费用，从而给其他部门带来不利差异。

（b）一贯性原则。按照重要性原则，有些成本差异虽然未超过规定的差异率百分比或最低金额，但这些成本差异在一段时期内一贯在一条控制线附近徘徊，就应引起管理人员的高度重视。这种差异也应视为“例外”。这种例外产生是有原因的，可能是由于成本控制不当产生，也可能是由于原定的因素或标准已经时久失效，应及时加以调整。

经济利益范文篇10

关键词：民族经济利益客观性利益层次

法的物质制约性原理表明法律从根本上讲是调整利益关系的工具，法的公平与否完全取决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平衡的程度。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格局要求法律不能只考虑国家经济利益,而且要考虑包括民族经济利益在内的不同群体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那种忽视群体经济利益，认为只存在国家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个人总是某个群体的成员，个人经济利益必须通过一个中间环节──群体经济利益来实现。民族作为人们的共同体，是一种群体，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

一、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

民族经济利益是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各种经济资源、经济条件和经济机会的总和。民族经济利益的范围和方向的确立，数量、质量的增长和提高一方面受一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该国民族关系状况的制约。传统法学理论普遍忽视了民族经济利益的存在，比如边沁就宣称“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而庞德只承认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利益学说，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段，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式而成为更多人的共识①。就连我国当前的法学理论中，并没有民族经济利益的一席之地，而处处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涵盖一切。“我国法学理论和立法上通常都将国家的、集体的和个人的三者利益并列在一起提出，这常常给我们造成某些错觉”②。只不过它给我们造成的错觉是民族经济利益已经包含到集体利益中去了。其实不然，民族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范畴，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法律范畴，同时它带有人的共同体的生物属性，这一切便构成了它不同于其他任何范畴的特点──民族性。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主体看，民族是构成人类社会的重要主体之一。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构成人类社会的各主体可以划分为个人、家庭、基层组织、行业、阶级及阶层、民族和国家七大层次……依主体的不同，利益可以划分为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地区利益、部门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③。由此可见，从主体考察，民族经济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只要有民族存在，就有该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利益存在，也就是说，作为客体的经济利益与作为主体的民族是不可分割的。

其二，历史地看，民族经济利益要么表现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要么表现为一国之内的不同民族经济利益。“在历史的行程中，紧接着一个时代夜幕的是另一个时代的黎明”④。城邦国家的理想是帝国，而帝国的恶梦却是民族国家。而今，民族国家已覆盖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这是史无前例的。总体而言，民族国家的建立旨在排除其他民族的统治，它的基础是新的人们共同体──民族。组成该共同体的人们首先具有共同的民族经济利益，此时，该民族经济利益与该民族国家经济利益在内涵和外延上基本一致。而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则是另一种情形：由于存在着多个不同的民族，因而，国家政权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多民族共治政权而不是一个民族的自治政权。因此，各民族除了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的表象──国家经济利益之外，还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各民族经济利益。我们所言的民族经济利益，当然是指多民族国家里不同民族的经济利益，主要是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反映了各民族在多民族国家里基于各自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文化类型而产生的各民族经济利益上具有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历史实际。

其三，从现实看，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决定了各民族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格局。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传承继受者。当今我国民族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格局表现为：一方面，全国56个民族根本的经济利益的统一性。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治保障，国家的建立使国内各民族成为一个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实体，从而也确保了各民族共同的经济利益之安全。另一方面，各民族所居住的区域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差异和民族的社会文化差异，不仅使不同民族经济利益活动的内容各不相同，而且使其经济活动的方式和道路选择，也表现出重大的差异”①，因而，各民族经济利益客观上具有差异性。在我国，这种民族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格局是以二元结构为表征的，突出地表现为汉族居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利益上存在的差异。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要求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充分考虑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实际，运用公正有效的法律机制实现民族经济利益的分配。

二、民族经济利益的层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利益是个客观范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②。正是利益的客观性决定着法的内容并非立法者任意的主观意志的体现，而是具有受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客观内容。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内容集中地反映在以国家、民族自治地区和民族为基本主体单位的利益结构之中。

其一是国家利益层面中的民族经济利益。

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国家利益就是不同主体的共同利益，主要表现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③，这种共同利益以“普遍利益”的面貌出现，它一方面反映着我国社会各种利益主体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另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公平正义价值，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包括民族在内的各主体在基本社会公正理念的主导下，逐步实现其经济利益。因此，在国家利益中，总包含着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也包含着不同民族共同的经济利益。我国的法律从宪法到基本法律和法规都贯彻着民族平等的原则和保障全国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原则，从而应证了民族经济利益不但包含在国家利益之中，而且有可靠的法制保障。

其二是以民族自治地方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

对民族关系和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关系历史实际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我国历史看，民族关系主要围绕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主要少数民族（建立了政权）之间关系两个层面展开。从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情况看，无论是以汉族为主建立的中央政权还是以某一个少数民族为主建立的中央政权，对其他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区基本采取了比较松散的联系或统治政策，无论是表面的臣服、羁縻，还是怀柔与因俗而治，基本没有脱离“民族自治”的樊篱。到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承认了民族自决权，主张建立联邦制国家。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盟共和国”①。1938年9月，在作《论新阶级》的报告中提出：“允许蒙、藏、瑶、苗、彝、番等各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②。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③，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设想。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④。从此以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之后，于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84年5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2月，又修改了该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我国实际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对历史上民族政策的一种延续。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三个层次，与此相对应，民族经济利益分别以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为单位分为三个层次。区域自治并非某一个少数民族的自治，而是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域以一个少数民族为主，其他民族共同参加的自治。区域自治符合历史上和现实中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毫无疑问，纯粹的某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域是不存在的，各民族（包括汉族）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才构成了民族地区的生活画面。因此，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正是考虑了民族和区域两个因素，一方面，该地域某一个少数民族从绝对数量或相对数量上达到一定规模，另一方面，其他民族也生活在该地域。考虑到这个区域内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才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这些不同的民族统一于区域之中，又使这个区域围绕着某个民族而实现自治。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自治，而以经济利益为客观体的经济自治权是经济自治在法律上的表现。当前，我国的民族经济法以民族自治地方为最主要的主体，通过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基本法律中的民族经济法规范、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等不同效力层次的法来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利益，从而实现民族经济利益，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和民族发展。

其三是以民族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

民族是由民族成员构成的。然而，构成民族的民族成员并非全部聚居于一个固定的地域，他们经常由于历史或现实的种种原因而散居在全国各地。尽管该民族也许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聚居地域，但散居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否存在以民族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呢？答案是肯定的。以回族为例，尽管其聚居地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贵州咸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和云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等一个自治区，两个自治州和十个自治县，但是，在全国各地基本都有散居的回族存在。他们以民族为单位的经济利益不但渗透在这些自治地方的经济利益当中，而且主要表现为基于其共同的宗教信仰而享有的经济利益，如清真食品的生产、销售、贸易和管理。法律应当而且已经肯定了这种经济利益的合法性并通过相应立法予以保护。在广大的汉族地区，尽管少数民族只占极少数量，但是，他们的民族经济利益应当得到保护，他们的宗教信仰应当得到尊重，他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样应得到重视，这也是人类文明的起码要求。

另外，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地区基本上地处边疆，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状况较差，社会生产水平低，经济发展落后，无论是从民族的角度还是从地域的角度看，他们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需要获得同汉族或其他地区同等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利益与非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是相对而言的，它们的差距反映了民族经济法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守法各个法律实践环节尚存在诸多不足，如何实现民族经济利益于法有据和将法律意义上的利益即法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法律命题。

①参见《法的现象与观念》，孙笑侠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7页。

②《法的现象与观念》，孙笑侠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③《法的应然与实然》，李道军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④《政治学的重大问题》，[美]莱斯利?里普森著，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页。

①《经济人类学》，陈庆德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③《法理学》，孙国华主编，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①《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9页。

②《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