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构成范文10篇

经济构成范文篇1

一、农业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生产率低下,农业经济发展缓慢

造成我国农村投资比重小、农业基础设施不健全局面主要是受国家长期在资源配置上的倾斜政策所影响,才使得我国的农业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家庭式的、自给自足的发展状况,这样不仅造成农业协作程度低、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下,还严重阻碍了农业经济发展。此外,农民的耕作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受国家农业的土地所有权的影响。例如,占用农民耕地用于城市化建设时,不能给与农民足够的赔偿,这就使得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挫伤了,从而流失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低,技术含量总体比较低,缺乏竞争力

由于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多、比重大,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式经济方式,农村劳动力不可能全用于仅有的可耕地上。然而,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例如,一些乡镇企业通常是面向农村生产初级工业制品。但因人力资源的缺乏,没有相应的制度进行合理安排,造成乡镇企业的生产空间不大,缺乏市场竞争力,企业得不到稳定的发展,从而就无法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阻

在我国,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将一部分劳动力吸引到农村工业,但这样的方式农业转移剩余劳动力有限。另外一种途径就是通过进城务工,但因人力资源不够使得农民进城务工的就业渠道受到严重限制,加上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受到我国城乡户籍制度一定程度的影响,此外,随着我国城市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产生了“资本深化”的局面,逐渐呈现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趋势。

二、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对策

(一)从政府管理、政策规划的层面入手

在优化农业经济结构时要从政府管理、政策规划着手,并以市场需求为依据,使得农村新经济结构得到不断完善,并且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强对农业经济领域的资金投入,通过财政制度的改革以使得资金管理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从而使得农业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还要将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作适当调整,降低其标准,并将商业银行积极引导进入农村,以便于农村开展金融服务;将农村信用社改革作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探索适合当地农村发展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模式;要积极支持和推动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使其逐步形成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相结合的局面。

(二)大力发展农业科技

要将科技发展作为农业发展的方向,使农业科技成果在依靠最经济快捷的方式下,在农业经济产品上可以体现出来,使得农副产品的科技附加值有所增加,并将民营科技企业和科技中介机构的运行环境进行优化,加快产权明晰的企业化科技的建立。加强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并重点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加快建设多元化的农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以推进农村科技体系的建设。

(三)加强农业人才的培训

经济构成范文篇2

关键词:经济法律关系;构成要素;经济法

经济保障着国家军事建设和国民生活水平，经济法则是国家对市场调控和宏观调控中发生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从作用上体现国家意图，保证经济稳步发展，在法律的规范下，避免出现市场动荡、不当竞争等混乱的现象。经济法律关系即对经济法延伸解释的一部分，是法律关系之一，具有更鲜明的灵活性、政策性和行政主导特性。

一、经济法律关系概述

从定义上来说，经济法律关系是指国家协调或调整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根据经济法的相关规定在经济主体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由此可见，经济法律关系具有以下特点:(1)经济法律关系满足在经济法的基本要求，其前提就是以经济法作为独立存在的法律部门，且经济法律关系受经济法的调整;(2)经济法律关系必须符合国家调控规范的社会活动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政府及相关的经济管理机关具有主导性，即在大多数的经济法律关系中，一方为政府组织，另一方为公民或经济组织;(3)经济法律关系只存在于国家管理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国家利用其职能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4)经济法律关系所包含的领域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各个领域间可以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二、经济法律关系构成要素

同其他法律关系一样的是，经济法律关系的组成要素也分为三部分，分别是主体、客体和内容，这三者相互联系，若其中之一发生变化，则相应的法律关系也出现改变。

(一)主体

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依法享有经济权利和承担经济义务，并能够独立承担经济法律责任的法律关系参与者。可以理解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财务的所有者，也是义务的履行者，同时还是客体行为的实施者。经济法律构成要素中首要因素便是主体，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国家和政府组织，国家作为经济宏观调控的主体，不仅行使决策权力，同时也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国家和政府组织这一主体的特点是在行使经济管理权时依法享有推定有效权、社会协助权、先行处置权等。二是经济组织和个人，这一类主体具有利益的独立性，国家颁布经济法，经济法尊重市场主体合法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主体的性质常常决定着经济法律关系的性质。

(二)客体

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法律关系主体履行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即客体是主体权利义务的载体。客体是主体通过经济法律关系所追求的目标，因此，主体和客体是相互依存的，其中一方发生变动，另一方随之变化。客体行为必须符合以下两点:一是必须国家干预经济的相关行为;二是必须符合相关经济法律、法规内容的行为，客体的行为必须依法进行。客体通常可以分为智力成果、物、经济行为三种基本形式，法律上对它们的定义分别为:智力成果是人们通过脑力创造的精神产品或精神财富，具有创造性、非物质性和公开性，智力成果又称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对物的定义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劳动创造的物或自然物，且由权利主体实际支配或控制的财产，特别的如森林资源和土地开发，也可以看成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客体;经济行为是主体在经济法律关系中为取得一定的经济目标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包括一般性经济行为、组织性经济行为、经营性经济行为和职能性经济行为。

(三)内容

法律经济关系三个要素的核心便是内容。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是经济法律关系中主体享有的权利和需要承担的义务，间接体现着主体的要求和利益。确定主体和客体若没有内容，则法律关系是不存在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权利和义务。权利是法律赋予人实现利益的一种力量，一般来说，权利是法律为权利主体提供的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许可、认定和保障。对法律经济关系而言，权利是基于主体的地位由法律赋予的经济管理资格。权利的核心是经济利益，权利是为达到某种利益被授予的许可。对于经济管理机关来说，其经济权利必须是法定，权利的法定性必须进行严格规范，否则一旦造成权利滥用将会影响他人的经济利益，且要承担相对应的法律后果。在法律经济关系中，若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或不能使用时，主体可以通过有关机关申请强制保护。义务是对主体行为的约束和限制，和权利是相对的存在，义务可以理解为是应尽的责任，是在相应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价值付出。在经济法律关系中，主体的权利是建立在另一方履行义务的基础上，反之，另一方的义务是为保障一方的利益。如主体拒绝履行义务，则会受到法律的处罚。

三、结语

通过对法经济律关系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其要求和内容，不再局限于片面抽象的文字概念，更加深刻的理解经济法，明确经济对于社会的重要意义，全面了解经济法律关系更有利于准确定位经济的调控方向，从而实现保持市场经济稳定，稳步发展国力。

作者:李昆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经济构成范文篇3

关键词:情节；数额；立法形式；犯罪构成要件要素；

犯罪未遂在经济犯罪的刑法条文中，存在大量的情节和数额的规定。有的条文规定了“情节严重”这一概括性情节，有的条文规定了具体的情节，如结果、具体数额或概括性的数额。同样是情节和数额的规定，有的是基本犯的成立条件，有的是法定刑升格的标志。

一、经济犯罪中情节、数额的立法形式

经济犯罪中，规定情节、数额的犯罪大量存在，就基本犯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立法形式。

（一）单一性规定

这类条文在描述了犯罪的行为类型后，仅仅规定某种情节或者数额，具体如下。

1、仅规定概括性情节。这类条文没有规定具体情节的内容，而仅概括性地规定“情节严重”。例如，刑法152条第2款规定，逃避海关监管将境外固体废物、液态废物和气态废物运输进境，情节严重的。又如，刑法第222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

2、仅规定概括性数额。这类条文没有规定具体数额的内容，而仅概括性地规定数额，用语有所不同。有的规定“数额较大”，例如刑法第172条规定，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数额较大的；有的规定“违法所得数额较大”，例如刑法第175条规定，以转贷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有的规定“销售金额数额较大”，例如刑法第214条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有的规定“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例如刑法第218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本法第217条规定的侵权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

3、仅规定结果。这类条文仅规定结果这一情节，可以是造成某种危害结果及其可能性。前类条文规定为造成某种实害结果，表述形式不一。例如，刑法第142条规定，生产、销售劣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刑法第162条之二规定，公司、企业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企业财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刑法第167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后类条文表述为“足以”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的，表示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例如，刑法第141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又如，刑法第143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

4、仅规定具体数额。这类条文仅规定具体数额内容这一情节。例如刑法第140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

（二）混合性规定

这类条文往往在描述了犯罪的行为类型后，将数额、结果或者其他情节以不同形式并列地规定，具体如下。

1、并列规定结果和其他情节。这类条文并列规定了结果和其他情节。例如刑法第175条之一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2、并列规定具体数额和其他情节。这类条文并列规定了具体的数额和其他情节。例如刑法第201条规定，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3、并列规定结果和概括性数额。这类条文并列规定了结果和概括性数额。例如刑法第186条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

4、并列规定概括性数额和其他情节。这类条文并列规定了概括性数额和其他情节。例如刑法第217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5、并列规定结果、概括性数额和其他情节。这类条文并列规定了结果、概括性数额和概括性情节。例如，刑法第179条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二、经济犯罪中情节、数额的性质辨析

鉴于概括性情节的代表性，本文主要论述概括性情节的性质，其结论适用于数额等其他“情节”。我国学者关于概括性情节的性质，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第一，非构成要件说。该说认为情节并非犯罪构成要件。其代表观点是，当刑法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才构成犯罪时，只是一种提示性的规定，而很难说是一种构成要件。理由是：（1）犯罪构成要件一般都提四个方面；（2）就刑法规定众多情节来看，有的属于客观方面，有的属于主观方面，还有的属于客体或对象，有的属于主体，既然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都有情节，就不宜把情节作为一个独立的要件；（3）刑法分则有的条款只把情节作为区分同一犯罪中的重罪与轻罪的标准，显然不是构成要件。第二，构成要件说。该说认为情节是犯罪构成要件。（1）综合说。该说认为，当刑法规定“情节严重”是构成要件时，只有情节严重的，才能认定为犯罪。刑法作出如此概括性的规定，表明它不是强调某一方面的具体内容；虽然“情节严重”可以还原到客观构成要件与主观构成要件之中，但在以情节严重为要件的犯罪中，又难以事先对情节严重作出具体限定。

结果是，情节是否严重，需要通过分析案件的全部情况进行综合判断。（2）量的构成要件说。该说认为，这些概括性的定罪情节是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量的规定性，是量的构成要件。可以这样认为，刑法规定构成要件反映的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通过两个方面来体现的，一是行为的质，一是行为的量。所有的行为都应该达到一定质和一定量的社会危害性，这是犯罪构成要件的本质。所以，犯罪构成要件是对一定行为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性质和程度的规定和体认，只有质与量的统一才能表明某一行为的性质，达不到条文规定的行为的质和量的要求，一个行为就不能被认定为犯罪。因此，犯罪构成要件可以分为质的构成要件和量的构成要件。（3）“情节要件”说。该说认为，概括性定罪情节虽然与其他犯罪要件密切相关，但只是相关而不是重合，情节要件是评价其他要件之后剩余的综合，是这类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之一。这正是这类犯罪不同于其他犯罪的最显著的特点。还有论者指出，定罪情节是犯罪构成量的规定性，而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质的规定性。如果把“情节”与“构成要件”相提并论，则容易混淆概念，所以，把情节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重新界定一个名词以区别于“构成要件”。

可见，非构成要件说的立足点是通说的犯罪构成四要件论。按照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所有能够决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因素，都可分别归属于四个构成要件之一，除此没有其他的构成要件。而赋予概括性情节以“构成要件”的体系地位，显然与通说不相容。因此，在通说的体系内，概括性情节不是构成要件，是当然结论。

反观构成要件说的三种观点，虽然都认为概括性情节是构成要件，但是该说主张之“构成要件”显然与非构成要件说的所谓的“构成要件”具有不同的含义。综合说中所指的作为构成要件的概括性情节，不是强调某一方面的具体内容，即概括性情节并不仅仅归于四个构成要件的某一要件，换言之，概括性情节是跨构成要件的，需要综合判断；量的构成要件说中所指的概括性定罪情节是量的构成要件，是立足于将犯罪构成要件区分为质的构成要件和量的构成要件的逻辑基础上，进而主张概括性定罪情节是量的构成要件；“情节要件”说中的所谓“情节要件”则更是以区别概括性情节和四个构成要件为目的，直接表明“情节要件”不同于“构成要件”。综上所述，构成要件说的三种观点所认为的概括性情节是构成要件，并不是通说意义上的构成要件，而是具有其他含义的“构成要件”。因此，

笔者认为，非构成要件说和构成要件说并非肯定说和反对说的关系，相反，两者都认为概括性情节并不是通说意义上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关于概括性情节的性质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概括性情节不是通说的犯罪构成要件。把概括性情节称为综合性要件、量的要件或者“情节要件”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好像在犯罪构成四要件外还存在其他要件，实际上此“构成要件”非彼“构成要件”。第二，概括性情节不仅仅表示量的因素。例如刑法162条之一规定，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7条规定该罪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隐匿、销毁的会计资料涉及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2）为逃避依法查处而隐匿、销毁或者拒不交出会计资料的。因此，该罪的“情节严重”的内容，实际上包括了数额、犯罪目的和行为后的情节等，其中犯罪目的就难以被认为是量的因素。笼统地将概括性情节归结为量的构成要件，恐怕不能反映概括性情节的全貌。第三，概括性情节不能作为单独的“情节要件”。“情节要件”说正确地指出了概括性情节有别于已由刑法条文明文规定的构成要件内容，概括性情节只能包含这些要件要素以外的要素。例如刑法第223条第1款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此处的“情节严重”，就应当是“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所明文规定的要件内容之外的要素，如对其他投标人、招标人等投标活动的参加人采取威胁、欺骗等非法手段的，就属于该罪的情节严重的内容。而“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的行为，并没有明文规定手段要素，这个手段要素正可以为概括性情节所包含。但是，认为概括性情节是评价其他要件之后剩余的综合，而且要单独作为一个“情节要件”，是值得商榷的。概括性情节不能抽象地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而只能还原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置于某个或某几个犯罪构成要件下，结合其他已由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共同起到认定犯罪的作用。因此概括性情节不能说是剩余的综合。第四，概括性情节不仅仅是一种提示性的规定。不可否认，概括性情节确实具有提示性的作用。但是，概括性情节并不仅仅是提示性规定，它对犯罪成立与否具有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与犯罪构成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可有可无的。

综上，笔者认为，概括性情节既不是犯罪构成要件，也不是一种提示性的规定，而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刑法条文规定了概括性情节，就表明了已由该条文明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和要素并不完整，必须结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才能组成完整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而有机统一为完整的犯罪构成，并据此认定犯罪。这些概括性情节所包含的内容，可以是主观构成要件要素或者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也可以是表示质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或者表示量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应视情况而定。但是，这些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一旦确定，就归属于某个犯罪构成要件内，不可能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地位。需要指出的是，概括性情节所包含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不是任意的，必须符合刑事政策的取向和刑法的目的及具体各罪的保护法益。数额等作为情节的一种形式，当然也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

三、概括性情节、数额与犯罪未遂

（一）概括性情节与犯罪未遂概

括性情节的基本犯是否存在犯罪未遂形态，学者有不同看法。否定说认为，在具备实行行为的基础上若又具备了法定的“情节”要件，不但标志着构成犯罪，而且也符合了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达到了法定的完成犯罪的状态。法定的“情节”要件既是构成这类犯罪的必备要件，同时又是其构成要件齐备的标志，所以以这类情节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无未遂存在的可能，不存在既遂与未遂之分6。肯定说认为，情节犯的未遂不是指“情节严重”要件是否欠缺，而是指在已经具备“情节严重”条件的情况下，行为人之犯罪实行行为的未能得逞。基于这种理解，该论者认为情节犯存在犯罪未遂7。笔者认为，规定概括性情节的基本犯不存在犯罪未遂。首先，仅从形式上看，规定概括性情节的基本犯似乎存在犯罪未遂，因为即使达到情节严重，行为也可以未完成或者法定结果未发生。应当指出，对我国的犯罪构成必须作形式与实质的统一理解，依据就是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实质上不值得处罚的行为，应当认为不符合犯罪构成。因此，规定概括性情节的基本犯，达到“情节严重”时只能是成立犯罪并且既遂。其次，不处罚规定概括性情节基本犯的犯罪未遂是合理的。纵观经济犯罪中规定概括性情节的基本犯，大部分法定刑最高刑在三年以下甚至二年以下，只有少部分在五年以下，例如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等。处罚法定刑最高刑在五年以下的基本犯的犯罪未遂，其宣告刑不会高于五年。我国刑法中没有规定轻罪重罪，但一般认定法定最高刑在三年以下的犯罪是轻罪，轻罪一般不处罚犯罪未遂。从前述此类基本犯的法定刑看，这类犯罪都是轻罪，不处罚其犯罪未遂也是合理的。再次，经济犯罪一般都是由于经济违法行为具有严重的情节才上升为经济犯罪的，这类犯罪的基本犯与经济违法行为恰恰处在违法和犯罪的临界点上，而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一般不处罚未完成的经济违法行为，刑法对这些犯罪规定概括性情节以限制处罚范围，却要处罚这类犯罪的未遂形态，难与相关经济、行政法规相协调。公务员之家:

（二）数额与犯罪未遂

对数额基本犯是否存在犯罪未遂，学者意见也不一致。否定说认为数额基本犯不存在未遂形态，理由主要是：

（1）在基本犯中，数额的功能在于出罪，如果将不具备数额标准的行为作为未遂犯处理违背立法宗旨。

（2）承认数额基本犯处罚未遂行为，与我国刑法改革的方向也存在矛盾。

（3）仅从犯罪未遂的规定模式，不能得出我国刑法不分轻重一概处罚未遂行为的结论。

（4）作为结果犯的数额基本犯也不应当处罚未遂行为。肯定说认为有一部分数额犯存在犯罪未遂。其指出，数额犯是否存在犯罪未遂，不能一概而论。

如前所述，数额犯存在结果数额犯和行为数额犯两类。其中，以法定的数额作为犯罪构成结果要件定量标准的数额犯，如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等，由于只有发生符合法定数额标准的结果，犯罪才能成立，因而不存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但是，以法定数额作为犯罪构成行为要件定量标准的数额犯，如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盗窃罪、抢夺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则存在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之分：如果犯罪行为造成了标志犯罪完成的基本结果，属于犯罪未遂；如果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发生犯罪的基本结果，但行为数额达到法定的定罪标准的，属于犯罪未遂。笔者基本赞同后者的观点。必须指出的是，长期以来结果犯在不同意义上使用，是造成将犯罪结果作为犯罪成立要件和犯罪既遂条件混淆的原因。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结果犯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此处犯罪结果是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志；“以犯罪的成立是否需要发生侵害结果为区分标准，发生侵害结果才构成犯罪的，是结果犯，如过失致人死亡罪、滥用职权罪等；这种结果犯只有是否成立的问题，而不可能存在既遂、未遂、中止与预备之分；没有发生侵害结果也构成犯罪的，就是行为犯，如故意杀人罪、抢劫罪，这种行为则存在犯罪既遂、未遂、中止与预备之分。根据这种标准所分出的行为犯，虽然不以发生侵害结果为必要，但行为也必须威胁了法益”。这里的犯罪结果则是区分犯罪成立与否的标志。肯定说将数额犯区分为行为数额犯和结果数额犯固无不可，但必须看到此处的结果数额犯并不是前者意义上的结果犯，而是后者意义上的结果犯。不然就会让人疑惑，既然是结果犯，怎么又“由于只有发生符合法定数额标准的结果，犯罪才能成立，因而不存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态”？虽然肯定说的结果数额犯是犯罪成立意义上的结果犯，但行为数额犯又是区分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意义上的行为犯。因此，笔者认为，规定数额的基本犯是否存在未遂，应区分为两种情形：第一，规定数额的犯罪是发生法定结果才成立犯罪时，不存在犯罪未遂。例如刑法第175条规定，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这里的数额较大是指违法所得的数额，没有获得违法所得，不能认为成立本罪，因此本罪不存在犯罪未遂。第二，规定数额的犯罪并非发生法定结果才成立犯罪时，存在犯罪未遂。例如刑法第172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此处规定数额较大是指集资诈骗行为的标的数额，集资诈骗行为未完成的，应按犯罪未遂处罚。

注释:

1高铭暄：《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2张明楷：《刑法学（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109页。

3刘艳红：《情节犯新论》，《现代法学》2002年第5期。

4金泽刚：《论定罪情节与情节犯》，《华东政法学报》2000年第5期。

5李翔：《情节犯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之注释。

6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6页。

7陈兴良：《刑事司法研究———情节•判例•解释•裁量》，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

8唐世月：《数额犯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119页。

经济构成范文篇4

就业技能的分类与度量方法

就业技能与受教育程度、接受培训多少、工作时间长短、职业性质和特点等相关，可从经济角度和社会角度来衡量。一些文献对技能划为四种：学术能力或者叫认知能力；一般能力；学习和运用技术的能力；人格智能。其中前两种是从经济角度考察，后两种是从社会角度考察。从经济角度测量技能具体依据有如下四种：证书、资格证等；工作经验；职业类型；教育程度。我国主要从经济角度考察劳动者技能。

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分析

(一)就业技能结构统计中存在的有关问题

我国在就业技能结构统计中主要面临以下问题：首先，我国各资料的取得方式主要是有关部门的统计报表、行政纪录和抽样调查，没采用过问卷调查方式。其次，统计资料存在时间断层。比如《中国统计年鉴》上，“分地区分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年末人数”仅有1999年至2002年的数据；按“行业、性别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在2002年后才出现。这反映了我国在面临结构性失业问题的时候，却未对就业人员技能及就业技能结构引起足够重视。此外，统计指标在不断调整过程中也存在断层。例如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于1984实施后又在1994年、2002年做了两次修订，2002版和1994版在门类和大类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将1994版和2002版的相关行业进行归并分析，会造成较大的误差。如果要做就业技能结构时间序列上的数据比较，只能以2002年作为分界线。

(二)就业技能结构度量指标的确立

相对而言，我国关于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统计较为全面。因此，本文将受教育程度构成作为度量就业技能结构的第一个指标。此外，统计较完整的还有专业技术人员数，它主要根据职称来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认定，而职称基本反映了就业人员在工作中形成的技能水平。因此，本文将专业技术人员即技能型劳动力的比率作为第二个度量指标。两个指标中，第一个指标更细致，但二个指标考虑了就业人员在工作中积累的技能，更有实际意义。

(三)国民经济各行业就业技能结构状况分析

1.以受教育程度分析就业技能结构。迄今为止，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按行业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栏中仅有2002-2005年数据(见《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年版53-55页，2004年版58-60页，2005年版66-68页)，其就业技能结构特点如下：

各行业中各个学历层次的就业人员比例分布趋势都比较平稳，没有突变情况出现。

在采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就业人员比率呈上升趋势，说明这些行业能对体力劳动者产生了很好的吸纳效果。现实也如此：大量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村劳动力，都劳动在搬运、施工、运输等门槛很低的行业。

除房地产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这些行业外，其余行业劳动者中以初中文化程度的比率最高，也就是说是以低技能为主。

农林牧渔业属于传统产业，但2002-2004年的数据表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就业人员和小学程度就业人员的比例在逐年下降，大专学历人员逐年上升。这是一个可喜的趋势，表明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运用和生物技术的推广对劳动者提出更高的技能要求。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中初中学历的逐年上升。这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就业技能结构未满足产业发展要求。特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大专、大学本科学历就业人员比率在逐年下降。大学生是最具活力和创新精神的群体，这让人非常担心行业的创新能力和今后发展潜力。

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中，初中学历从业人员逐年上升，其所占就业人员的比例年均增长率竟达2.4%；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例逐年减少，年均下降0.75%。一般人都认为从事文化产业的人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但现实并非如此，所以这个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还有待改善，应当加大引进高学历人员。

在制造业，初中学历人员逐年提高，高中学历人员逐年下降，大专和本科学历人员逐年上升。当前中国的制造业需要大批具有熟练技能的工人，而如何培育各类技师是社会急待解决的问题。相对初中生，高中生在学习和运用技术方面都有先天的优势。而制造业中吸纳了越来越多的非熟练工人，这也印证了一个无奈的现实：企业普遍难招熟练技工。这对发展我国现代制造业是相当不利的，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中大专以上学历层次人员逐年稳步上升。这和行业本身特性有关，进入此行业意味着稳定的职业生涯、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体面的薪酬待遇。所以许多高学历者都将公务员、教师作为首选职业，同时也印证了近年公务员报考热潮的高涨。

2.以专业技术人员比率分析就业技能结构。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除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专有专业技术人员比率略微下降外其余都逐年增加，也就是就业技能结构在逐年提高。特别是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行业，专业技术人员比率基本年均增长1%以上。

而从2002年以后的数据来分析，部分行业专业技术人员比率增加缓慢，甚至有下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可能是行业调整后，大行业中的细分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变化不同所致。如2002年以前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房地产管理业、房地产与经纪业等细分行业。而2002年后，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等细分行业。一般情况，物业管理比房地产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比房地产与经纪业所要求的技能低，所以出现2002年以前和2002年以后不同的数据。在社会服务业(1994版)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2002版)也有这种情况出现。再如，按照1994版的行业分类，教育、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艺术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比例逐年上升，而按2002版，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比例逐年下降。这是因为按照1994年的标准，细分行业教育业的就业人员占到该行业就业人员的90%以上，导致了整个大行业呈现上升趋势，而在2002年教育行业成为一个单独国民经济行业，从文化行业中分离出去了。

(四)国民经济各行业就业技能结构的比较

按照受教程度和专业技术人员比率来分别度量国民经济各行业就业技能发展的趋势，一部分行业是基本一致的，如制造业、教育行业、农林牧渔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住宿和餐饮业(2002版)、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1994版)，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2002版)、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1994版)、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2002版)。也就是说，这些行业的就业人员在工作中掌握技能的能力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如果想改善这些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可以从调整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入手。

但也有用不同指标度量出现不同结果的现象。如据1994版和2002版的分类，采掘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逐年上升。这表明，根据专业技术人员比率指标这类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在提高。但用受教育程度指标，将大专以上学历人员作为高技能人员，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提高的趋势。为什么两个指标度量的就业技能结构有不同呢？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受教育程度指标构成主要从显性知识角度度量就业技能，而专业技术人员比率指标是从隐性知识角度来度量。隐性知识是在工作中积累的，以工作经验、工作诀窍等形式呈现的知识。这些行业中显性知识水平不高的就业人员可以通过长期工作积累，储备较高的隐性知识，获得相关专业技能认证。两个指标度量的结果基本相反的行业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服务业。

改善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对策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在部分行业如制造业存在就业技能结构与行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不但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易产生结构性失业，影响社会稳定。为此，笔者结合国情提出以下建议：

国民要树立科学的技能观。目前我国技能人才队伍存在年龄偏高，技师、高级技师面临断档的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上重普教轻职教、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的倾向很严重，技工实际地位在不断下降，这些都严重影响着技能人才的培养。企业用人应不拘一格，充分尊重技工、重视技能。

经济构成范文篇5

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剧变，给经济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失败的经济根源是什么？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如何才能有效实施？中国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失败中能得到何种启示？等等。

关于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受挫的原因，大多数人从经济制度、体制关系和宏观政策等偏重于宏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与此不同，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原因——过度集权、产品质量、激励机制、选择问题、会计核算与价格体系、竞争的缺乏、创新与适应性等具有微观经济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标准原因的序列中，没能提供有效的激励被排在显著的位置上。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激励……但是这种激励并没有直接作用于提高经济效率。”本文将之定义为“斯蒂格利茨命题”。

“斯蒂格利茨命题”的主要思想包括四个方面：（1）激励的实质是一个信息问题。如果一个组织或集权的机关具有某些信息来了解每个人此时正在做什么，或判断每个人应该做什么，而使产量最大化，那么就不存在激励问题了。（2）激励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提高经济效率。直接作用于提高经济效率的激励结构被称为有效激励结构。（3）社会主义激励匮乏是指缺乏有效激励结构，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经济对平等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约束阻碍了有效激励结构的建立；政党体系不仅提供了一种报酬机制，而且也提供了一种控制机制；政治体制充当经济激励机制的部分替代物，使激励的导向发生扭曲，即经济尺度衡量的晋升与业绩的相关程度要比政治标准差一些。（4）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其他原因都与激励相关。这些失败原因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构成激励匮乏的基础，包括过度集权、会计核算与价格体系不完备、竞争的缺乏等；另一类是激励匮乏的结果，包括产品质量低劣、缺乏创新与适应性等。因此，激励匮乏被排在社会主义经济失败标准原因序列中的显著位置上。

根据“斯蒂格利茨命题”的观点，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主要路径是建立有效的激励结构，以改变激励匮乏的结果。如何建立有效的激励结构？斯蒂格利茨认为，“激励问题与分配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建立有效激励结构的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激励结构方向，其中，“激励结构的一个基本方向在于报酬必须按照绩效（必须可以衡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只有这样，才会使劳动者勤奋地工作，使决策者作出提高产品质量的选择，使技术、管理等创新者和创新使用者对创新有内在的动力和需求。田国强也认为，一种经济制度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检验一种经济机制或规则是否运行良好的一个基本标准是，看它是否能够提供内在激励使人们努力工作并做出高质量的工作，激励决策者作出有利于他主管的经济组织的好决策，激励企业尽可能有效益地生产。

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面临着经济运行中的激励匮乏问题。为激活社会主义经济，两者都是从激励匮乏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即实行由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但是，两者转型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迥然不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成功，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巨大的差别？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中国的改革选择了渐进式的道路，这一道路是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成功道路，它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有利于保持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这两种要求之间的平衡；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相反的改革方式，产生了巨大的磨擦成本和社会动荡。中国在激励匮乏基础上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还在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中起过积极作用；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初始条件，加上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国社会主义的宪法制度通过改革在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宪法制度和利益结构保持了相对均衡，作为改革领导者和发动者的党和政府能在稳定和发展中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转型。

无论是进行纵向比较，还是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应该说，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成功的。但是，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我国在成功的道路上还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因为，我们还没有创造出比这些国家更高的经济效率。正如列宁所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中国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这是因为，我国的激励制度很不健全，而且已有的激励制度也没有完全作用于效率的提高，即尚未真正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结构。例如，尽管我们一直强调按劳分配，但现实中平均主义分配的色彩还比较浓厚；在劳动力资源方面，一般劳动力大量过剩而高素质劳动力短缺；资本短缺与大量民间游资的存在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重大问题；人们都认识到技术创新对企业经济效率、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和国家经济发展、国际竞争力的作用，但我们却始终面临着技术创新不足或技术创新与技术使用者之间渠道不畅的难题；企业家是现代企业的驾驭者，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先行资本”之一，也是我国目前最稀缺的生产要素，而我国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的企业家成长机制。

这表明，如何建立有效激励结构，仍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研究课题。本文认为，除了人们一直在研究的如何克服平均主义，坚持并实现按劳分配的这一传统课题外，目前重点要研究的是以下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科学认识按劳分配的效率区间和非效率区间，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解决这一制度在某些领域的非效率性问题；二是如何有效实现按要素分配，重点是建立按人力资本分配的机制；三是注重分配制度与个人行动的协调，使个人行动围绕组织目标的实现而运行。

二、按劳分配的效率区间分析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按劳分配的效率问题讨论颇多，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论强调市场因素，但忽视了非市场因素作用，遵循的是效率优先原则。按劳分配论，特别是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论，强调非市场因素，但忽视了市场因素作用，遵循的是公平优先原则。”甚至有人还认为按劳分配“导致效率低下，利益受损”，似乎按劳分配只讲公平而不体现效率。本文分析认为，按劳分配既体现了公平原则，也体现了效率原则。但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按劳分配理论相比较，在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面对按劳分配发挥作用的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其效率也是有一定限度的，或者说存在一个效率边界。我们既不能否定按劳分配在现实经济中的效率性，也不能将这一分配制度的效率无限夸大。

马克思对按劳分配理论的论述，是对未来社会的分配原则所作的带有预见性的一般描述，或者说指出了按劳分配的基本规定性。但是，经典按劳分配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前提基础上的，包括存在着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劳动是人们获得个人消费品的惟一手段；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因而不仅按劳分配采取直接的实现方式，而且不存在价值实现问题，只要付出劳动，都将得到相应的回报；劳动力由社会根据需要直接配置，而不需要通过市场等途径分配；劳动力充分就业，不存在失业状况及由此对按劳分配实现程度产生的消极影响。

在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经典按劳分配模型运行的经济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使按劳分配的实现范围、实现过程、实现形式及其效率区间等将会发生一系列变化。

（1）按劳分配是在公有制经济中发挥效率的分配制度，而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多元的所有制结构。不仅如此，而且公有制经济也要探索多种实现形式。所有制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因此，无论是从全社会还是从公有制经济内部甚至从公有制企业内部来看，按劳分配必将与按生产要素并存，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按劳分配起主导作用。

（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经典按劳分配模型在实现形式上面临着一系列转型，即由“直接型”转变为“间接型”的实现方式，包括把劳动者的个人劳动通过市场这一曲折的途径转化为社会劳动，分配的中心环节由社会或国家转向企业，实行两个层次的按劳分配，分配尺度在形式上变换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和企业平均劳动时间，分配的媒体采取货币这一劳动证书或劳动券的转化形式。这样，不仅按劳分配的实现过程会发生变化，而且由于劳动力性质也呈现二重性，所以，劳动不仅作为按劳分配的尺度参与对“V”的分配，而且，内在地派生出按劳动价值分配并参与“M”的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经济中劳动力的二重性也内在地派生出按劳动价值分配并使劳动参与“M”的分配。这既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低工资”问题的需要，而且也符合国有经济工资改革的方向，即不仅企业的成果要经过市场评价，按劳分配的物质对象、劳动计量和实现过程还要与市场机制联系起来。更为主要的是，工资的形成、工资水平和工资管理也要逐步与市场接轨。

（3）从现实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经典按劳分配只是一种消费品的分配方式。而现实中的分配是收入分配。对于个人来说，收入中一部分用于消费，一部分用于储蓄。所以，收入分配超出了消费品分配的范围，为动员居民储蓄并转化为投资，需要有按劳分配以外的分配方式。

从生产效率的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效率包括劳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劳动效率体现为同量投入获得较大产出，或同量产出所需投入较小，或以最小投入获最大产出。资源配置效率体现为资源的有效利用，且同量资源由于合理配置而获得较大产出。一方面，生产活动是多种要素的结合，是一种联合生产，劳动只是其中的一种要素，而按劳分配是一种劳动者主导型的分配方式，它虽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单靠这一分配制度不可能动员劳动者以外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向生产过程投入资源。要解决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本、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要素短缺的问题，有赖于按要素分配制度。另一方面，按劳分配事实上是以资源充分供给为前提的，其基本要求是劳动者所得与劳动投入成比例。这能够促使劳动者注重劳动效率的提高，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忽视资源利用效率，导致在追求劳动成果量的扩张过程中的资源浪费。

（4）与经典按劳分配模型的假设前提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劳动者是通过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进入企业的，而且劳动力市场存在普通劳动力市场和高素质劳动力市场这一双元结构，在普通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简单）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从总体情况看，在国有企业中，无论是高素质劳动者还是普通劳动者，他们通过按劳分配所获得的收入都低于其对应的劳动力市场价格，面临市场的挑战，按劳分配的实现必须适应市场的要求进行调适。

为解决目前高素质劳动者的收入低于市场劳动力价格这一突出问题，按劳分配的实现必须充分考虑市场劳动力价格状况，把按劳分配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有机结合起来。两者结合的现实要求就是：在同等条件下，通过按劳分配所得到的收入水平必须与高素质劳动力的市场价值相一致。为实现这一要求，可以选择多种途径。例如，把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以“劳动股份”形式分配给劳动者，或将企业部分资产以股份方式分配与劳动者出资入股相结合，使劳动者成为企业资产所有者之一；对于企业内部的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技术入股、技术成果转让的分成等方式参与收益分配；对企业管理人员特别是企业家，除了承认其劳动报酬、经营风险收入外，通过期权激励等方式进行收入分配。

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首先要争取的是劳动的机会，然后才是公平的分配。也就是说，就业与分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方面，需要通过政府制定开放性即流动性的分工和就业政策，制定连接市场的分工和就业的政策，以及大力引导和鼓励寻找空档的分工和就业等手段解决普通劳动者“劳”的问题。同时，政府要通过相应的政策法规，保证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5）经典按劳分配理论考虑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无论是从思想、道德、精神等方面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这一因素，但经典分配理论只是把这一因素当作按劳分配的存在具有必要性的理由，而没有考虑到这一因素的存在对按劳分配实现的影响。劳动者存在的“搭便车”等机会主义倾向，也对按劳分配制度的效率产生不利的影响。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下，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并充分发挥按劳分配制度的效率性，另一方面要正视按劳分配发挥作用的客观经济环境所发生的变化，科学界定按劳分配制度的效率边界，并在按劳分配制度效率界区外探寻其他有效的分配制度，即通过按要素分配制度解决按劳分配制度的非效率性问题。

三、建立按人力资本分配的激励体系

经济构成范文篇6

一、经济结构的调整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更大的要求

教育作为社会延续和发展的工具，必然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与经济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更是表现突出：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影响着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结构以及授课方式。从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来看，每个国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职业教育的重点应是所处时期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部门，也就是说职业教育的发展是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而转移的，须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需求保持一致。二是技术结构的状态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世界经济发展情况表明，人才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流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与人才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保持同步的趋势，这就要求有与之相配套的教育结构来培养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技术人才。作为职业教育则应紧密根据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结构的变化、技术结构的要求建立与之适应的层次结构，满足生产管理第一线各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针对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就业压力总体上持续增加和结构性用工短缺的矛盾并存”等，我们需要对形势做一个冷静而客观的分析，并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揽子政策措施。

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职业教育的升级关键所在

经济结构的调整要做好转方式、调结构，关键是好字当头，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意，也是适应经济发展形势的迫切要求。因此我们要把产业升级作为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向，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协调推进，通过产业升级促进结构调整，从而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健康发展；要把技术创新和技术升级作为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路径，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调结构、促转变，把职业教育作为当前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来抓。而无论是重视创新职业教育还是加快产业升级，都必须着眼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紧紧围绕“好”字做文章，围绕“优”字谋发展，从根本上做好产业技术工人的升级。

三、职业教育对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的反作用

根据国外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像我国目前的生产技术水平，高级技术人员、中级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的比例应该是1：3：10。从实际情况看，大多数企业达不到这个比例，技术工人不但量少而且素质达不到要求。现实的生产过程中，由于一线劳动者职业素质的原因，影响新工艺、新技术实现转换的现象屡见不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很明显，职业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职业素质和技术水平可以加速生产技术的更新，通过培养适合经济需求的各类人才可以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源。

同时，加强经济管理和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职业教育对经济管理的作用表现为：既可以通过专业理论学习、技能培训等方式加强已有的经济管理者的素质，提高其管理水平，又可以为企业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管理者队伍提供人源。因为经济管理者的来源一是从生产服务第一线的人员中提拔，这是职业教育的主要对象；二是通过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的学校直接培养。职业教育还可通过对社会政治、文化、职业道德等因素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间接作用。在现代化生产的条件下，只有人的素质全面提高，特别是劳动人员素质的提高，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劳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加速经济的发展。

四、当前职业教育的改革道路

经济构成范文篇7

一、经济视角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几点不足

（一）忽视资源环境的禀赋性

传统的产业结构调整以产业资本有机构成和技术含量为主导，重视各产业的构成比例、强调产业梯次转换，往往采取改进区域内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生产联系和比例关系的方法来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但对各区域间产业结构的生态性和资源环境的禀赋性重视不足。在经济发展初期，这些资源要素对该产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当产业进一步发展时，知识和技术等需要长期投资和培育才能创造出来的要素逐渐变得稀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环境的保护，出现资源瓶颈和环境制约现象，甚至出现恶性循环现象，影响产业发展。

（二）忽视产业结构性污染

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工业生产的影响，我国各地区的产业结构都具有趋同性。如大多数县区都有中小型的砖瓦厂、酒厂、肉联厂、食品加工厂、造纸厂、纺织厂、毛巾厂、印染厂等等。这种重复建设是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重要根源，在水泥、化肥、钢材、玻璃、机床等行业尤其明显。这种产业发展状况必然造成该地区自然资源的相对紧张，片面追求产业外延扩大再生产，地区内旧有的产业结构矛盾尚未解决，又出现新的重复建设产业项目。我们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往往忽视对这种结构性污染的调整，导致各县区间相同产业间的低水平过度竞争，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资源利用的高消耗、技术改造的高成本和环境保护的高代价。

（三）忽视产业内部结构层次提升

在调整产业结构时，我们往往重视三次产业区域间和区域内结构比例的调整，而忽视各产业内部结构层次的提升，导致各企业生产对资源的高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无法实现产业内部生产循环式发展。主要表现在：其一，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层次低，还缺乏有序调整，影响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业规模经济的形成。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40%，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60%～80%，农业产业结构中的低科技利用率不利于产业内部资源消耗率的降低，容易破坏农业生态。随着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农业污染在我国东部沿海和大中城市郊区出现。其二，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层次低，高能耗、重污染的资源型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而“三废”排放又主要集中在高能耗部门。“目前中国8个主要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按此推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的工业部门每年多用能源约2.3亿吨标准煤。”其三，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也还不完善，许多知识型和科技型的现代服务产业发展滞后，例如信息咨询业、科技服务业、现代金融业、现代物流服务业等都相对发展不足。

（四）忽视产业结构体系的完整性

从产业结构的整体性来看，我国产业结构体系中还有不完善之处，突出表现为环保产业发展不足、资源回收与再利用产业规模太小、生态产业和绿色产业还未成规模。例如我国的环保产业，目前主要靠政府环保部门监督管理，还未形成大规模有影响力的环保产业，表现为环境保护设备制造业的成套化和高标准化还发展不足，对一些新的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力不从心，处理环境污染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产品还有待研究发明，特别是需要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设备制造业。就资源回收与再资源化产业而言，目前也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仅靠现有的一些废品回收公司和废物再资源化的中小企业，不能对各产业的资源进行大量回收和再利用。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03年消耗能源总量为174990万吨标准煤，回收再利用能源仅为2043万吨标准煤，回收率仅约为1.17%。2004年消耗能源总量为203227万吨标准煤，回收再利用能源仅为2508万吨标准煤，能源回收率仅约为1.23%。2005年消耗能源总量为223319万吨标准煤，回收再利用能源仅为2840万吨标准煤，能源回收率仅约为1.27%。

二、循环经济理念对产业结构的要求

（一）调整产业结构必须坚持循环经济理念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一系列的产业形态。“循环经济是企业通过对资源的再利用、循环使用或深度加工，减少废弃物排放量，从而达到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循环经济的最佳状态应该是污染物的少排放直到‘零排放’，即所有进入企业生产环节的原材料部能得到合理利用，成为本企业的产品或其他下游企业的生产原料。因此，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实质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能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保证。”

随着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和绿色经济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环保型产业。与先进国家相比，当前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资源再利用率低，不得不对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等进行治理，耗资很大。如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表明，2005年我国投资治理废水用了1337146.9万元，投资治理废气用了2123571.3万元，投资治理固体废物用了2123571.3万元，投资治理废气用了274181.3万元。投入如此多的资金治理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而且，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人口仍将继续增长，据估算，到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亿至15亿，这势必对环境和资源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如何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制，更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循环再利用废弃原料，形成强有力的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经济安全。这迫使我们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坚持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

（二）循环经济对产业结构的要求

第一，发展循环经济要求构建新型产业结构系统。发展循环经济，本质上是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安排经济活动，生态规律可概括为“整体、协调、循环、再生”。按照循环经济的“3R”原则（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的内在要求，我们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需要构建新型产业结构系统，其核心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态化产业模式。这就要求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在不同类别的产业之间形成类似于自然生态链的关系，运用反馈式、网络状动态联系，使物质能量流在系统内不同行业之间有序循环。第二，发展循环经济要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从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出发，要求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过程，是依据产业关联技术经济的客观比例关系，来调整不协调的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各产业的协调发展。产业结构优化过程就是通过有关产业政策调整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实行资源优化配制与再配置，来推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由此看来，要求我们将发展循环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不仅要淘汰技术水平低、能耗高、效益差的产业，还要积极利用高新技术发展绿色产业、环保产业和再生资源产业。

三、循环经济视角下的产业结构调整途径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循环经济视角下的产业结构调整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积极发展地区资源特色产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根据我国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现实条件，结合各地区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基础水平差异大的状况，要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就需要制定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规划，积极发展具有地区资源特色的产业和产业集群。第一，要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资源特色产业种类。在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制定前，需要科学估量、测算和分析本地区的资源储量及特色优势，充分考虑本地区的各种资源要素禀赋，分析社会对资源特色产业的需求结构，在此基础上科学地确定资源特色产业的种类。第二，要在整合区域资源和发挥内外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发展本地区特色优势产业，有条件的还可以发展跨区域的龙头产业，实现区域内外大范围的资源优化配制，形成专业化、规模化的产业集群。第三，要以特色产业的发展带动区域内其他生产部门的综合发展，并形成具有地区资源特色的主导产业、配合资源循环利用的辅助产业及资源型基础产业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如有学者提出：“西部地区可以将旅游业作为全国性的特色优势产业来培育，使旅游业成为未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西部地区拥有极其丰富的旅游资源，这里有雪域高原、有丝绸之路、有黄河风情、有大漠雄风，具有极其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推出很多独具特色的旅游线路。应努力使旅游业成为西部区域的特色优势产业，并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刺激基础设施的建设。”

经济构成范文篇8

本文打破从总量上进行分析的常规，运用相对成熟的计量经济方法分析人力资本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提出了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新思路，从实证的角度说明各产业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度。

一、人力资本结构影响产业结构的理论分析

人力资本是蕴涵在劳动者身上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与技能，人力资本的载体是人。所谓的劳动力流动，是指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劳动者为了与生产资料结合的需要，在生产过程之外，在不同的地理区域范围和不同的工作岗位之间的迁移和流动。

劳动力之所以存在迁移与流动，是因为劳动者作为理性人，具有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更高的劳动报酬和更高的满意度等的动机。劳动力迁移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同样可以解释产业间的流动，生产率高的产业（部门）对生产率低的产业（部门）的劳动者更有吸引力，就业率高（劳动力资源稀缺）的产业（部门）对就业率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产业（部门）的劳动者更有吸引力，劳动者报酬率高的产业（部门）对报酬率低的产业（部门）的劳动力更有吸引力，这都诱致人力资本在产业间流动。

产业人力资本流动和配置的一般规律与产业发展规律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二者相一致时，将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加快经济增长；当二者相悖时，将会导致产业结构以致经济结构的更加不合理，从而使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甚至产生负面影响。

产业结构的变动规律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快速上升之后逐步转为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则会经历上升-徘徊-再上升的发展过程，并逐步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而关于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和配置的规律，早在17世纪，威廉·配第与克拉克就提出了著名的配第一克拉克定律，即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会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而工业化完成时，劳动力又向第三产业转移。

蕴涵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其产业配置规律也应当与一定时期产业发展要求和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相一致。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人类社会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都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实现的。经济结构状况是经济水平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显示经济量的增加和质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表现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水平。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明显受制于人力资本的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将会通过经济运行过程反映出来。因此，要保证经济结构调整的质量，就必须确保人力资本结构调整能与之相适应，要通过人力资本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调出效益，调出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力资本结构调整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21世纪初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分产业人力资本核算

在我国各种统计资料中，除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外只有从2002年开始才有分行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分布数据。在研究中，人们往往直接利用这些年份中各次产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构成比例，作线性内插和线性外延得到各时间序列。如表1所示。

表1中只有9组数据，样本容量相对较少。为满足实证分析的需要，有必要运用某种方法和现有统计数据扩充样本容量，即估计1980年至2006年期间的缺失值。

观察受教育程度分布的散点图发现，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大致呈指数分布，其他文化程度的时间序列都大致呈线性分布。故除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外的分布时间序列用线性内插和外延的方法替换缺失值，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分布时间序列用拟合的指数曲线预测值来替换缺失值，其拟合曲线的决定系数达到0.94，F统计值与参数的t统计值都通过显著性检验。

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分布时间序列被确定后，计算出各次产业的人力资本序列。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梯度，按简单算术平均看，第二产业平均比第一产业高出约4.5161初等教育等效年，而第三产业平均比第二产业高出3.6638初等教育等效年。各产业每年人力资本值都呈增长趋势，第一产业人力资本年均增长1.60%，第二产业人力资本年均增长1.20%，第三产业人力资本年均增长1.81%。

三、产业人力资本差异对经济结构差异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

在处理时间序列数据时，我们还得考虑序列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的数据，采用传统的估计方法，可能会导致错误的推断，即伪回归。若非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变为平稳序列，那么该序列就为一阶单整序列。对一组非平稳但具有同阶的序列而言，若它们的线性组合为平稳序列，则称该组合序列具有协整关系。如果两个变量都是单整变量，只有它们的单整阶相同时，才可能协整。从协整的定义可以看出协整的经济意义在于：两个变量，虽然它们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如果它们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从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出发选择模型的变量，其数据基础是牢固的，统计性质是优良的。

误差修正模型(ECM)是由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的，是一种具有特定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其基本思想是，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表明这些变量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而这种长期均衡的关系是在短期波动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实现的。这是因为大多数经济时间序列的一阶差分是平稳序列，由于受长期均衡关系的支配，这些变量的某些线性组合也可以是平稳的。即所研究变量中的各长期分量相互抵消，产生了一个平稳的时间序列。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有一种调节机制即“误差修正机制”在起作用，防止了长期均衡关系出现较大的偏差。因此，任何一组相互协整的时间序列变量都存在误差修正机制，通过短期调节行为，达到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的存在。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的步骤如下：首先，对单个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进行单位根检验有两种：ADF(AugumentDickey-Fuller)和DF(Dickey-Fuller)检验法。若序列都是同阶单整，我们就可以对其进行协整分析。其次，建立反映数据长期特征的长期均衡关系模型，即通过水平变量和OLS法估计出时间序列变量间的关系。经检验，若其残差序列是平稳的，那么这些变量间就存在着相互协整的关系，长期均衡关系模型的变量选择是合理的。再次，建立数据短期波动特征的误差修正模型。短期波动是指被解释变量对长期趋势的偏差与滞后项、解释变量滞后项及随机误差项之间的关系。即将长期均衡关系模型中各变量以一阶差分形式重新加以构造，并将长期均衡关系模型的残差序列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在一个从一般到特殊的检验过程中，对短期波动关系进行逐项检验，不显著的项被剔除，直到最适当的形式被找到为止。

（二）分产业人力资本与产值和从业人员的协整分析

1．数据检验。通过单位根检验（ADF检验）可以看出，分产业人力资本、GDP和从业人员的对数值皆为一阶单整序列，且都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也就是说分产业的人力资本对三次产业的产值和从业人员数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通过格兰杰(Granger)检验结果看，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力资本的变化是三次产业产值和从业人员数量的Granger原因（与第三产业产值弱相关）。究其原因是从事第一产业活动的人口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的提高促使他们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引起的，这是符合劳动力转移规律的，也是与人力资本与收入呈正向关系这一命题吻合的。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人力资本的变化是第一产业产值与从业人员数、第二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Granger原因。一方面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人力资本的提高会阻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向第二产业转移（反之则促进转移）；另一方面，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人力资本的提高会使第二产业产值及其收入大幅增加，从而在生产上增加了对核心技术研发的需求，在消费上增加了对现代服务业的需求，这都将影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

经济构成范文篇9

（一）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农业要素转移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

经济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产生要素转移效应。我国农业结构中，种植业长期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现在，种植业占农业结构比重超过50%，林业、畜牧业和渔业三者加起来不到一半。在农业的四个部门中，种植业的生产效率相对较低，而畜牧业和渔业较高，我国农业结构变动的过程，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种植业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畜牧业和渔业的结构比重则持续上升，伴随着这一过程，农业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由种植业不断向林牧渔业转移，不但农业产出的量不断增长，而且农业产出的质也在不断提高。我国农业发展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总体来说，要素转移效应从“质”的角度揭示了农业经济结构变动影响农业产出增长，长期来看，农业经济发展就是农业产出与农业结构都不断变动演化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

产业关联是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指产业间以各种投入品和产出品为连接纽带的经济结构形式。在社会化生产中，农业产业一方面依赖其他产业的投入以形成并发挥本产业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又依赖于其他产业的需求关联，销售本产业的产品，投入产出联系构成产业关联的物质基础。产业关联的方式包括产品、劳务联系；生产技术联系；价格联系；劳动就业联系；以及投资联系等。产业关联的类型可以分为直接联系与间接联系；单向练习与多向联系；顺向联系与逆向联系。产业关联分析的是产业结构与产出增长在“量”上的联系。

为便于分析，本文主要考虑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联关系。农业各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如表1所示，下面分析产业关联对总量增长的影响。

由于结构关联水平主要是说明农业各部门之间以何种生产技术发生联系，不同的生产技术水平将形成不同水平的结构关联，此时，某一部门生产一单位产品需要从各部门投入的中间产品投入量是不同的，因此可以用中间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来反映结构关联水平及其变动。直接消耗系数又称投入系数，是指j部门生产一单位产品所消耗的i部门的产品数量，假设aij为j部门的投入系数，Xij是投入产出表中第i行，j列的元素，表示投入j部门的i生产，Xj为第j列的总数，表示j部门的总产值，则有：i,j=p,w,s,f）。

，矩阵A反映了整个农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如果扩大到各个产业，扩大后的矩阵A则表示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总体技术水平。经济在短期内可以用高投入、高消耗得到高产出，但是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获得长期增长，并且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因此，技术矩阵的水平高低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

结构关联以一定的技术水平为基础，也受部门关联程度的影响。这种关联程度在投入产出表中的直观反映就是部门之间中间产品的交易规模。规模越大，说明产业之间联系程度越高。随着部门之间交易范围扩大、环节增多及交易额增大，产业结构关联程度开始深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总量和结构两个层次上进行分析。从总量层次上讲，通过比较中间需求（中间需求/总产出）的相对比例的变化与产出增长的变化后发现，两者具有相关性，中间需求与总产出的比率增加较快的期间，经济增长速度也较快，这表明结构关联程度的较快深化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从部门结构层次上讲，部门产出增长与部门中间使用率（中间投入/总投入）增长一致。世界银行对日本、韩国、以色列、中国台湾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四个部门共计四十组观测值进行回归分析，相关研究数据肯定了结构关联程度深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三）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产业优化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

农业经济结构优化是指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的过程，合理化主要依据产业关联技术经济的客观比例关系，调整不协调的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各部门间协调发展；高度化主要遵循产业结构的演化规律，通过创新加速农业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演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再配制，促进产出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的内容主要是供给结构、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和农产品贸易结构的优化。

农业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四部门之间协调能力的加强和关联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括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互适应，四部门协调平衡发展，产业的结构效应能够充分发挥。农业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源的不断投入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但是自然环境在可控范围之外，本文可以合理地不做分析），而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效果，合理的结构与国内、国际市场相适应，与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各部门之间的关联效应能够有效的展开。因此农业结构合理化是农业经济协调增长的客观要求，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客观要求。

农业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状态发展，沿着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顺向递进演进；顺着劳动密集型农业，资本密集型农业，技术密集型农业的阶段发展。传统农业密集使用劳动，随着农业机械的推广和大规模使用，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农业，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过程，以及单纯的农业生产转向包含农业生产、运输、加工、销售的农业产业化发展，都是农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它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形成占优势的农业部门或产品。

农业产业优化能够有利于发挥产业的结构效应，深化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程度，促进关联效应。尤其有利于发挥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即主导农业部门“不合比例增长”的作用对其他关联产业产生的影响，分为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前向效应等，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对农业经济增长还存在其它的效应，如结构弹性效应、成长效应、开放效应等。

（四）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区域布局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

经济结构具有层次性，农业区域结构是指地区层次的农业结构。区域产业结构是指按照一定的划分标准划分的经济区域内，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各地区的自然条件、要素禀赋、适宜技术不同，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区比较优势，使得各种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情况不同。如两湖的粮食主产区，东北的粮食主产区，山东的花生，以及华北平原的玉米、小麦主产区等。区域结构是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结构与空间结构的结合。区域经济结构往往不能形成统一体系，但是各具特色，形成若干个在全国具有专业化的优势产业部门，各地区的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相互依存。

合理与协调的区域产业结构是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经济增长规模是经济发展的数量扩张，区域经济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质量，反映了内涵的技术水平，两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联系密切，相互制约，经济增长引起结构演进。农业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动能够有效影响农业产出的增长，被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过程所证明。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而且各种农产品的生长条件也不尽相同。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气候迥异，尤其是南北方、东西部的自然气候条件截然不同，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各行政区的农业结构却高度同质化。1978年，17个省市自治区的种植业占农业80%以上，占59%，22个省的粮食占种植业80%以上。据统计，各省同质化程度超过90%。东北三省的农业结构同质程度高达99%，而且东三省与长江流域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西北干旱地区的相似程度也接近98%。农业结构没有反映地域差别，也没有反映产品差别。随着农业经济的加速发展，上述地区的同质化迅速降低，各区域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主导产业，全国范围内形成大米、小麦、花生、玉米等主产区，既发挥了规模优势，也发挥了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农业区域布局结构的优化还大大加速了农业生产专业化，促进农业技术的变革。因此，农业经济结构变动的区域布局效应，对农业产出的增长具有积极的效应。

经济构成范文篇10

一、马克思资本积累和有机构成理论再认识

从企业的生产过程看，资本积累是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利润是资本积累的源泉。资本积累的规模与企业利润的量成正比，企业获得的利润越多，资本积累的规模就越增大；而资本积累的规模越大，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多。资本积累的实质是企业将所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扩大生产规模，从而进一步赚取更多的利润。在利润分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一定比例的条件下，资本积累量取决于利润的绝对量，因而一切决定剩余价值的因素，都会影响资本积累规模，这些因素有：剩余价值率、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之间的差额、预付资本量。资本积累是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追逐利润是企业生产的动机和目的。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决定了企业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必须进行积累，这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同时，资本积累也是由市场竞争机制决定的。谁要在竞争中取胜，就得扩大生产规模，追加投资。竞争迫使每个企业都要拼命地进行资本积累，这是资本积累的外在压力。总之，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揭示了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扩大再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为了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更新设备、采用先进技术、进行技术创新、工艺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和附加值，从而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那么，什么是资本有机构成呢？马克思对资本构成是从两方面来考察的：一方面，从物质形态看，资本是由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构成，它们之间的比例由生产的技术水平决定，这种反映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比例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另一方面，从价值形态看，生产资料价值表现为不变资本，劳动力价值表现为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的价值构成就叫做资本有机构成，用c:v表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在竞争中取胜，必然会不断改进企业技术装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结果在全部资本中，不变资本所占的比重增大，可变资本所占的比重相对缩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一般要以单个资本的增大为前提。这是因为单个资本增大了才有条件81采用先进的技术和机器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资本家必然要不断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资本有机构成发生质的变化，使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率越来越小。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要求扩大个别资本的规模。个别资本规模的扩大意味着供给侧的技术构成的提高，生产技术结构、工艺结构、产品结构等改进，生产出质量更高、更好、更新的产品，供消费者消费，使消费者生活质量提高。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技术、设备、机器、工艺、流程、产品、管理、投融资渠道等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全方位的供给侧创新。可见，资本积累过程，实质就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过程；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过程，实质就是资本技术构成不断提高的过程；资本技术构成不断提高的过程，实质就是供给侧不断改革的过程；供给侧不断改革的过程，实质就是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和不断创新的过程。我们不能不说马克思资本积累和有机构成理论，对我国目前供给侧改革的方向和核心问题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这就是我国供给侧改革要紧紧抓住创新驱动这一根本方向和核心问题。为此，我们应该深入了解和全面认识我国供给侧改革的丰富内涵。

二、完整准确地认识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深刻内涵

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实质，说到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要旨在于调整我国目前不合理、不合市场需求的供给侧经济结构，使生产要素实现最优配置，其目的是在我国经济增长数量相当适度的基础上，全面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在数量不少于需求、供给适度过于需求的情况下，把工作的重点和着力点放在供给侧的以质量为核心的方向上来。众所周知，所谓需求侧要素，主要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要素，“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技术创新等要素”[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丰富，其目的就是从过去重视消费数量满足的消费侧改革，即扩大投资、扩大消费、促销、营销、扩大出口创汇为重点、为目标，转变到以提高供给质量为出发点、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期盼为目的的供给侧改革上来。供给侧改革，一是用改革的办法，积极推进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设计结构、产业结构等一系列的结构升级调整；二是矫正资本、技术、设备、人才等生产要素配置的错位和扭曲及其不合理性；三是扩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需求，增加有效需求产品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及时反映性、适应性和灵活性，使全要素的生产率，得到全面提升。第一，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和优化。优化投资结构，把资金投向那些资本回笼快、风险小、有利于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方向上去；优化产业结构，把资金投向新兴产业和新型产业、朝阳产业的方向上去；优化技术结构，把资金投向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的产业技术方向上去，投资资金还要开源疏流，从而在经济可持续地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基础上，实现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同时，我们要在供给侧改革上下功夫动真格，确实提高供给的质量和品质，使我国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第二，优化产品结构和分配。优化投融资结构，并且进一步促进资源整合，真正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优化分配结构，实现社会公平分配”[2]，使消费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即生产力的再生。第三，优化流通结构。流通领域要节省交易成本，减轻企业在流通中的负担，提高有效经济总量；优化对应的消费结构改革，实现供给的消费品不断地“提档升级”。只有供给的消费品不断地“提档升级”，才能真正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才能让国内外消费中国产品和服务的人民生活品质得到提升，从而不仅落实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新理念”[3]，还会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

三、马克思资本积累和有机构成理论对供给侧改革的指导意义

在主持2018年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3]八个字上下功夫。要深入理解这八个字，就应该把我国供给侧改革与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结合起来思考，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供给侧改革与资本有机构成是联系的，资本有机构成包括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而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有着密切的联系。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一般都是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的反映。资本技术构成的高低决定着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所以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生产部门、不同企业，由于生产技术水平跟与之相联系的资本技术构成不同，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也各不相同。但是通常所考察的资本有机构成，一般都是指一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平均有机构成，或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把一个生产部门中各个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加以平均，就是该生产部门总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把一个国家中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加以平均，就是该国家的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一个国家或一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可能长期不变，而是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综观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有了相当多积累，我国资本平均有机构成显著提高。这既是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我国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随着我国资本有机构成的逐步提高和我国总资本的增长，全部资本中不变资本所占的部分逐步递增，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有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加快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发展，以创新供给带动需求扩展，以扩大需求倒逼供给升级，才能真正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创新驱动之所以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因为它能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强大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根据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来分析，就是在有一定资本积累条件下，要以推动科技创新为核心，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为主线；要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为标志，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重要任务，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从而解决经济的发展动力问题。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其路径可以是通过调整供给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来适应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变化；“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优化要素配置”[3]，完善供给体系，提升供给效率，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质量，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不竭动力，使供给侧结构不断改革，不断优化，使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参考文献：

[1]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谈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EB/OL].大公网，2016-06-01.

[2]陈世清.什么是供给侧改革[EB/OL].求是理论网，2016-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