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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性改革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7 00:37:25

激进性改革

激进性改革范文篇1

关键词：俄罗斯；激进；改革；体制

1原苏联的体制改革

苏联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战后，苏联模式的局限性和弊端越来越明显。苏联时期转型的最大特点是把社会主义同商品市场完全对立起来，所以改革只是对原有计划体制的修补。

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执政后，迅速而明确的提出了他对内坚决改革、对外努力缓和同其他国家关系的方针，雄心勃勃地进行“改革与新思维”，推行激进的转轨。然而由于改革的方式、措施不当，不仅没有实现经济高增长，反而导致经济形势不断恶化。

戈尔巴乔夫启动的进程有四个方面：加快科技进步、改革经济和社会、政治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对外政策的新思维。这四个方面同等重要，它们的次序先后不说明分量的轻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比重发生了变化，不仅失去了平衡，而且使政策失去目标，从而失去内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发展轨迹大致是：对于苏联的传统经济和政治体制，从有限的摒弃到全面否定；改革的重点从经济领域迅速转向政治领域；改革的目的也从在经济上振兴及赶上西方，变成达到同西方一体化。在改革中实行政治多元化、民主化、以及急剧推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把苏联在政治、经济上推向分崩离析的边缘，并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在改革思想上用“新思维”取代了列宁主义，造成了思想的混乱；把私有化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主张以激进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政治体制改革急于求成只能照搬西方体制并出现了严重失误；“公开性”严重扰乱了人们的思想；排除异己，按个人意愿组建能够贯彻自己政治路线的领导班子；改革没有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

2俄罗斯激进性改革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独立国家，执行独立的经济政策，积极向市场经济转轨。但在转轨的目标模式、转轨方式、速度等问题上在各派的主张上都存在严重分歧。分歧的焦点集中在转轨方式上，即社会体制改革中激进性和渐进行改革道路的选择。经过激进和渐进两种改革思想的激烈斗争，选择了“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

2.1激进式改革思想

俄罗斯进行改革的目的是对苏联政治体制实施全面拆除，在经济领域进行激进的市场改革，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民主的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自由主义革命者坚信，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只能利用“休克疗法”建立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其着眼点是经济转轨的终极模式，排斥了所有与其终极目标不相符合的任何中间环节。该理论完全抛弃存在于旧经济体制下的制度安排，迅速地实现私有化，并在摧毁旧体制的基础上迅速建立新的体制。

激进式改革理论主要内容是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所谓稳定化指实行严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制止通货膨胀和价格上涨。所谓自由化，主要是废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包括价格自由化、外贸自由化、企业经营活动的自由化等内容。而私有化指企业及其他领域的非国有化，企业以出售、拍卖、赠予等形式迅速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所有权关系。激进式经济改革的内容体现了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以市场化、私有化和民主化作为改革的终极目标，并运用货币主义理论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期望经济在短时间迅速使经济转型。故激进派改革思想称为“休克疗法”。

2.2过程与效果

俄罗斯聘请了“休克疗法”的创始人萨克斯担任顾问，由总理盖达尔亲自设计实施激进式经济改革。

从1992年1月2日起正式实施“休克疗法”，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价格自由化，即一次性全面放开价格；实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实行对外经济贸易自由化。

当时，政府坚信，在几周内就可达到消费市场的平衡，并在几个且内达到国家财政的稳定，也可为市扬的自我调节作用提供条件，从而达到制止生产下滑和为生产高涨注入活力。几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激进式的“体克疗法”并未取得成功，不仅没有在短期内使经济稳定、摆脱经济困境，反而使经济陷入全面衰退性危机状态，出现了投资萎缩、通货膨胀、更加严重的社会不公。2.3简要评价

（1）经济方面。“休克疗法”是新自由主义和现代货币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这种放任自由的经济理论存在很大缺陷，只能产生短期效应，并非一种理想的模式。国家的总体形势日益严峻，不得不调整政策。从1994年开始，改革转向务实、调整阶段，主要是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强化国家对物价的监督机制、调整私有化政策、重视社会保障等。政府意识到求稳、求实，使改革和经济政策更符合俄罗斯的国情。在1996年开始的政策调整中，把改革的目标模式从自由市场经济转向社会市场经济。俄罗斯全面推行激进的“休克疗法”，实际上只有“休克”没有“疗效”。

（2）政治方面。俄罗斯对过去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在政治上，否定共产党的一党制和苏维埃制度，主张建立法制民主国家；在经济上，主张废除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俄罗斯民主制度建设过程至今远未完结。俄罗斯在较短时间里完成了破坏旧制度的任务，然而建立新制度的历程却异常艰难和漫长。在这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中社会付出了经济下滑、国力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惨重代价。

3中俄两国改革比较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同样面临着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样要发展市场经济制度。下面比较中俄两国的改革方式。

3.1市场经济模式

相对于俄罗斯追求自由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中国选择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适合本国国情。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反映了两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同的指导思想和不同的改革性质。

3.2过渡方式

相对于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中国认识到了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采用了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只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方式的一种相对的区分，没有绝对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二者本身并不是原则问题，重要的在于什么方式符合本国国情，什么方式符合在本国具体条件下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规律。

3.3所有制改革

相对于俄罗斯的全盘私有化，中国的所有制从公有制改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多元化格局。公有制之间、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之间发生联系和渗透。公有制成分不断发展，在市场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控制了国家经济的命脉。

3.4改革中政府作用

相对于俄罗斯认为市场经济是万能的，在中国政府实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是被取消或弱化，而是改革和转换。

4结语

改革方式必须和本国的国情相适应，要尊重历史。激进式改革出现在俄罗斯社会不稳定的时期，是人们期望变革的产物，但是盲目性和唯目的性使得紧急性仅仅是一定时期的权益之计，不适合经济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刘美珣，（俄）列乌斯基·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中国与俄罗斯：两种改革道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9）.

激进性改革范文篇2

关键词：俄罗斯；激进；改革；体制

1原苏联的体制改革

2俄罗斯激进性改革

2.1激进式改革思想

2.2过程与效果

俄罗斯聘请了“休克疗法”的创始人萨克斯担任顾问，由总理盖达尔亲自设计实施激进式经济改革。

3中俄两国改革比较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同样面临着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样要发展市场经济制度。下面比较中俄两国的改革方式。

3.1市场经济模式

3.2过渡方式

3.3所有制改革

3.4改革中政府作用

4结语

参考文献

［1］刘美珣，（俄）列乌斯基·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中国与俄罗斯：两种改革道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9）.

激进性改革范文篇3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问题，多数经济学家已达成一致看法，即中国体制转轨踩出了一条“渐进”改革道路，但就改革路径的选择行为本身，经济学家们存在着认识差异。实际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改革道路，其初始阶段压根儿谈不上关于改革模式的鉴别与自觉选择问题，也根本不存在一套事先设计好的完整改革方案，甚至不存在人为设计过程。改革来自于食不果腹的农民，之所以改革是因为原农业体制下的作业方式已不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是穷则思变。在市场经济模式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之前，各个改革阶段的改革方略，与其说是设计的结果，不如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一步一步探索的产物。值得庆幸的是，也正是这种非人为设计的改革进程，成为中国改革绩效突出的原因。因为非人为设计的制度演进，正符合市场体制本身的自然秩序性质[2]。即便是“渐进改革模式”概念，也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绩效引发中外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之后，在与苏联东欧改革绩效的比较过程中提出来的，这也表明了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并不具备事先的设计和理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具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起点、缺乏理论指导的改革实践、制度创新从旧制度中孕育并诞生等等特征，都说明了中国经济体制变革道路的自发性、非主观选择性。

但俄罗斯的体制变革具有不同特征。俄罗斯体制变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变革，还包括政治体制变革，其激进式的“休克疗法”一方面是对渐进改革失望之后的又一次试错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指把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作为改革前提的“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结果。我们对相关文献的检索发现，俄罗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并非从选择“休克疗法”才开始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无论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的盲目极端否定，还是勃列日涅夫狂妄自大的“新经济体制”，直到戈尔巴乔夫修修补补的经济体制变革，前苏联各届领导人对计划经济的改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推行的经济改革实质上就是在计划体制内调整的渐进模式改革。但无论是哪个阶段的改革，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病，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收效甚微，并且一旦遇到保守力量的抵制，就停滞不前或者左右摇摆，不仅没有实现经济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反而在“新思维”等意识形态冲击下引发了经济衰退和各种社会危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大推进的业绩为市场化模式改革奠定坚实基础之际，前苏联还深陷于经济改革的摇摆之中而不能自拔。

劳而无功的前苏联体制内改革，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认为是改革目标与苏联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结果。要取得改革的成功，必须以彻底地否定旧体制为前提，而对体制的彻底否定，不可能在旧体制中进行，而激进的“休克疗法”正是否定旧体制的理想途径。以戈尔巴乔夫1987年推出的“新思维”为转折点，前苏联政府在推动经济体制变革的同时，把政治体制的变革作为经济变革的前提，最终促成了私有化法案的出台和“休克疗法”的实施。

二、经济体制改革第一行动集团的目标差异

在推动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力量上，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本质差异。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制度需求者是私人部门，但传统体制下的制度惟一的供给者是政府，这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只能是政府。中国由政府推动的经济变革，其第一行动集团具有二元目标：既要通过变革摆脱经济贫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又要维护现存体制的安全与稳定。二元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变革不可能是完全打破旧体制之后的体制性重建，甚至不是在现存体制内的调整，而只能是不威胁现存体制的增量经济变革。该框架内的经济变革，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表现为制度需求群体的自我满足，在得到中央政府认可并给予合法地位后，依靠传统的制度装置[3]对创新制度加以推广的过程，其中只有对经济增长有利而不变动现有体制的制度变革才会生存、壮大和发展。

再者，由于缺乏可作为替代性资源的其他体制，传统体制是惟一可利用的制度资源，同时由于作为施控系统的第一行动集团具有十分强烈的旧体制保护倾向，也决定了经济改革只能是在体制外对增量实施。因为激进的改革方案，势必会打破旧体制和制度规则，会超出公民对经济改革的承受能力，招致既得利益的激烈反对，从而导致改革的中断。

另外，作为改革契机的国家领导人更迭，在中国没有导致党和国家的政治领导核心的解体，也没有引发政治制度的危机和意识形态的涣散，这保证了中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持续和稳定[4]。经历了“”政治危机的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在保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其威信没有遭受破坏，反而使改革主张更容易被接受，这是社会主义转轨国家绝无仅有的改革有利条件。这种局面及发展态势也使得在旧体制中孕育并诞生的新经济模式能够在初级改革集团的控制下稳步壮大。而由维护旧体制的集团力量培育的新体制诞生和逐渐推进，这本身存在悖理性，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与奇迹。

而俄罗斯经济变革所面临的改革背景则完全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前一直进行着的无功而返的经济改革中，孕育着的是对经济改革的悲观情绪、否定旧体制的激进主义思潮、日益壮大的反对派力量以及领导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倾向和蜕变。同样是经过政治危机的苏联共产党在改革前夕基本上已经威信扫地。在这种背景中，国家领导人的更迭引发集团政治斗争的激化，甚至戈尔巴乔夫自己就是政治斗争的矛盾体，在其“新思维”的观念蜕变中发生了社会变革观念的巨大差异，完成了对自己的完全否定，带来了“政治休克”和“经济休克”的推行，在短时间内摧毁了高度集权的旧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并希望在短时间内重建新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市场型经济体制，却忽略了无论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民主政治的建立都需要充足的时间准备和心理准备，以及充分的舆论宣传以使民众接受。俄罗斯体制的激进改革正是这种不顾社会变革次序安排，同时推进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的结果。当然结果是旧体制已破，新体制未立，无论政治制度还是经济体制，陷入一片混乱。

三、改革前经济结构的两国比较

中国与苏联的经济改革处于不同的经济状态之中，中国经济属于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这决定了中国非国有经济部门相对于前苏联集体农庄而言具有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与苏联相比，中国甚至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在计划体制之外，运行着大量自发、分散和无组织的经济活动，接受“市场”的调节。一旦国家控制稍有放松，这些市场因素就会比较容易地自发地成长起来[5]，成为国有经济的补充。

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国有经济部门的职工群体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隐性保障合约关系，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没有明确的利益诱导时，他们不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换个角度来讲，由于被严密控制束缚了手脚，国有经济部门及其群体即便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也不具备改变现状的制度装置。但中国农民不同，他们不具备类似国有企业职工的保障性利益，因此当生活处于极端国境时，他们具有改变现状的愿望，因为资源组合的任何调整都会带来边际生产率的进步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另外，由于非国有经济部门不像国有经济部门那样受到严格控制，相对的“自由”给农村保留了实施逃避管制而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空间。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主体结构是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的增量改革即使存在巨大的先入利益，也不可能改革经济主体结构。变革利益积累及其效应，促使政府参与到改革中来，并成为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使改革在旧体制的框架内得到扩散，但扩散不可能是推翻旧体制后重建新体制的革命式激进改革。

作为老牌社会主义国家，在体制转轨前，苏联的经济基础不是中国经济水平可以同日而语的。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陷入困境时，其人均国民产值仍达4000美元水平，其集体部门职工与国有部门职工一样受到政府的保障，国民对经济的改革愿望和动力都不强烈。俄罗斯体制转轨表现为体制内外激进主义派别与保守主义派别政治斗争的结果，激化的政治矛盾成为推动经济变革的首要力量，笼罩在这种政治变革愿望下的对经济制度变革的期望值被凭空拔高，以致于全面否定传统经济制度。

四、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改革路径依赖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对制度运行有十分强烈的影响。当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得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协调一致时，它可以节约制度运行成本并减少变迁的阻力。

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前，极左路线的长期统治，形成了人们因循守旧的心态，也使得经济计划化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因此改革必须首先冲破意识形态的禁锢。在改革的每一个停滞点上，初级行动集团所提倡的解放思想行动，其宗旨就在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牢笼，促进人们转变对经济体制的观念，使意识形态成为推动改革的润滑剂。

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走出了渐进模式，也就是根植于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与崇尚体制创新的改革观念这两种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结果。按照国外学者的说法，是保守力量和改革力量两大力量观念斗争的均衡结果，由于各方都不可能完全左右局势，中国的改革就是在保持“体制内”继续按计划运行的同时，在“体制外”发展市场经济，实施增量的市场化改革。

就非正式制度安排对正式制度演进的影响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及与之相关的国民认知方式、行为习惯，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渐进模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中庸”之道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行为选择倾向，凡事不走极端，强调适可而止，执两用中。在中国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价值取向存在着某种契合性，也使得中国在改革中能够保持以“四个坚持”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一贯性。这种一贯性正是保证经济制度变革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箱体内稳步运行的关键要素。

与中国规范于四项基本原则体系中的统一意识形态相比，苏联的多元化意识形态及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其体制变革模式的选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1968年开始的“市场社会主义”讨论，到1985年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还有利用政治大讨论方式推行意识形态公开化行动等等，其结果造成了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思维方式的极端化。意识形态之争以及脱离实际的所谓的彻底意识形态调整，没有能够成为促进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却增大了改革摩擦力。同时，“政治松动”以后，面对西方文化的大量侵入，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宣传空洞乏力，造成了党内外思想混乱。混乱的思想意识形态导致了体制内外反对力量的滋生和壮大，结果对社会体制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促成了改革模式的激进途径。

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激进模式是在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加以分析并进行设计的结果。在主流经济学那里，与人不能分几步跨越一条壕沟一样，通过对计划经济的局部改革难以达到市场经济的彼岸，而私人财产的确立和有效保护是减少价格信号失真的前提，价格扭曲能否得到纠正则是企业对利润追求从而产生效率的途径，最为根本的民主政治制度是经济市场化的首要条件。其中，无论是价格的全面放开，还是私人产权的确立都是对计划体制的完全废黜。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下的民主制度无非就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翻版，它们都是对苏联建设74年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极端否定。该理论指导下的制度创新与旧经济体制、旧政治制度不可能有丝毫相容，这决定了社会变革只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转轨。

以新古典主义为主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其核心是以理性人为基础来论证自由市场理性的，但它舍弃了时间，舍弃了制度，舍弃了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仅仅把市场当作了资源配置的单一工具，因而把经济改革的全部问题仅归结为“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快速私有化，这根本就不符合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因为决定现实制度变迁过程的恰恰是那些被舍弃的因素，也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为俄罗斯经济体制变革所开的药方失效，反而起了更大的副作用。

五、结束语

中国计划控制的相对松弛、经济的二元结构及不均衡发展、单一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等等作为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走出了一条渐进道路，进而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框架和实施时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战略的切入点在于保证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态势的稳定，其实施方略由下列时序构成（1）“由易到难”地推进改革；（2）通过“利益补偿”与“体制替代”获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以化解改革阻力；（3）通过“价格双轨制”演绎市场关系；（4）通过与地方政府“分权改革”来培育市场的竞争主体；（5）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等等。通过这些具体战略框架和时序安排，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稳步进行，并取得丁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率。

【参考文献】

[1]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张曙光.走向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市场、政府和道德[Z].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年会论文，1997.

[3]戴维斯和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激进性改革范文篇4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转轨道路/比较

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者和中国一样都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国家，在相同的国际环境、相似的制度背景下两国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改革道路，分别成为“激进”与“渐进”改革方式的代表。俄罗斯以叶利钦总统为代表的自由派掌权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推翻了苏维埃政体，建立了议会民主、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在政治民主框架确立后，立即推行了以“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为标志的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短短的时间内包括所有制结构的转换、价格、工资和汇率机制的自由形成、卢布的内部可兑换等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初步形成。而中国则是在坚持了共产党领导和既有的政治格局的情况下，保持强有力的宏观控制体制，逐渐地进行经济改革的各项试点和推广工作，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在不断地摸索中逐步建立起来。两国不同的改革道路和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也因而引发了国际国内政界和学界广泛的关注和探讨。

一、两种改革道路选择的原因分析

转轨以前中俄两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都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两国的转型有着极为相似的制度背景。但事实上两国改革的初始条件是有很大差异的，而正是这种差异决定了两国改革道路选择的不同，俄罗斯在进行经济转轨以前的苏联时期，已经经历了50-60年代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60-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80年代后半期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彻底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几十年的改革探索没有触动旧有管理体制的根本，没有解决苏联经济的滞胀问题，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不只是经济陷入负增长，苏联的国际经济政治地位也呈下降态势。在苏联解体前夕，整个社会已经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矛盾的漩涡之中。如果谈到激进与渐进的问题，苏联后期几十年的改革探索应该是渐进改革的一种实践，但显然是失败了。在这种背景下作为苏联继承人的俄罗斯，尽管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改革计划，但实际上面临的可选择的道路是有限的。

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实行自由化和公开化方针，一时间西方各种经济政治理论和思潮纷纷涌入，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精神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向往成为社会的一种潮流，市场和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迅速替换掉旧有的僵化体制步入现代西方文明成为苏联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政治精英们的梦想。

俄罗斯的转轨是在苏联解体、共产党丧失执政权力甚至合法地位、激进的自由派执掌政权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方面制度变迁的政治方面的阻力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作为新执政的权贵也需要大刀阔斧地破除一切与旧势力、旧权威有关的制度。就像转轨伊始俄罗斯所进行的快速私有化对私有者阶层形成、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和改革不可逆转的政治追求超过了对经济效率的诉求。因为只有迅速地完成制度的转轨，新的执政阶层才具有合法稳固的统治地位和拥有广泛的支持者阶层，才不至于被复兴的俄罗斯共产党赶下台。

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应该说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一次重要探索，此前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可以借鉴。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中国的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逐步推广。由于此前几十年的闭关锁国，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相当贫乏，对外开放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展开的，因此说对外部模式的模仿也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日益取得成效的过程中，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是改革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它在改革过程中所追求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稳定使其尽力避免发生像俄罗斯那样的“推倒重来”。

上述分析旨在表达一种思想，即采取激进或渐进改革方式取决于一个国家所处的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结构等多方面的因素，改革初始条件的差异对改革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

二、两种改革道路的绩效分析

考察一种制度转轨的绩效是个长时段的课题，通常需要经历了一种制度的萌芽、构建、运行到制度效应的充分体现之后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而制度效应的体现又往往会经历时滞乃至曲折，最终慢慢稳定下来。俄罗斯和中国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轨才刚刚进行了十几到二十年，无论是采取激进还是渐进的方式，制度的转变还只能说是初步完成，不只是制度构建还远未完善，在传统的文化传统和管理机制不能随之迅速转变的情况下，新制度甚至还不能有效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效应也不可能得到真实的体现，甚至可能被扭曲。因而在这时候来评价和比较两国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绩效一定是不完全的、也不能够很准确的。但是，从阶段性的发展进程来看，我们也可以对此进行一些阶段性的分析和总结。

其一，从市场化制度的构建看转轨绩效。

俄罗斯在转轨之初采取的是激进的改革方式——“休克疗法”，包括所有制结构、价格体制、对外经贸体制、金融银行体制都迅速地向市场机制过渡，尽管因改革过程中出现种种的问题和危机而不断进行调整，但市场架构已基本形成，俄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已经从1991年的80：20改变为2003年的20：80[1]（p82-86）。具体如银行领域，尽管经历了严重的系统性危机，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制度、银行业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银行破产和重组机制，自然人存款保险机制等一整套类似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制度都已建立起来。2002年美国、欧盟正式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市场化的制度形成可以认为是十几年转轨取得的最大成效，经济部门的后续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制度障碍将大为弱化。

中国转轨20余年来逐步形成了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包括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各环节也初步形成。但从相对微观一点的层面上，中国尚存许多制度性障碍，比如，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尽管目前已占到经济总量的60%以上，但它不是在国有经济民营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改制问题目前仍是难题。在金融银行领域，国有银行一股独大、民营资本进入难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不加速解决，无疑会成为后续发展的障碍。

其二，从宏观指标和微观层面看转轨绩效。

转轨以来俄罗斯宏观经济发展动态

资料来源：《俄罗斯经济：市场改革的起源与全貌》，Ε。Γ。雅辛，莫斯科2002年版第292、417页；《转型中的银行》，Β。Β。波普科夫，莫斯科“ДеКΑ”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网站。

*《俄罗斯经济：市场改革的起源与全貌》和俄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不尽一致，可能是采取了不同的统计口径的关系。

**这几年的数字是从俄罗斯学者的几篇文章中摘取的，数据原出处不详。2003年的数据没找到，是2002年的预测值，根据2003年经济增长速度看，指标应该比这个好。

***来源于俄www.vedi.ru网站，阿列克谢·维杰夫，“俄罗斯银行体系2003年发展结果”。

从上述发展指标来看，俄罗斯经济在几乎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呈现一种衰退状态，转轨以来通货膨胀恶性发展，生产急剧衰退、居民实际收入剧降，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国内生产总值1998年比1989年减少了一半，亏损企业比重从1992年的15.3%增加到1998年的53.2%，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中。这个时候，谁也无法认可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成效。

下面来看看中国的情况。改革2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加。2003年GDP达到116694亿元人民币（约14000亿美元），当年实现9.1%的增长，与改革前的1978年比增长了30倍，扣除价格因素，25年平均增长9.4%，从总量上已经排在世界第5-6位，大大超过了俄罗斯。2003年中国人均GDP为1090美元，已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低收入国家行列（注：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650美元以下是低收入国家，650-2550美元是中等收入国家。）。如果按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折算，中国的人均GDP还要高些。改革以前，按照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人均指标，俄罗斯属于人均不低于5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中国还属于人均不超过250美元的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说20多年的改革，中国在保持了社会稳定的情况下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正是从这一增一减的对比中，国际社会包括中俄两国的学者更增加了对“中国之谜”、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关注。至少，从转轨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末，从经济转轨的宏观绩效指标来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而此时俄罗斯转轨所显示出的绩效还是负值。但我们从上表的数据也可以看到，经过了1998年的全面危机，1999年以后俄罗斯经济与此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入了持续增长阶段，1999-2003年GOP累计增长29%，其中2003年达到13.3万多亿卢布，合4652亿美元，人均3200美元，若考虑到估计占25%-40%的影子经济，这一指标还要大大增加。尽管增长速度还没有赶上中国，从经济总量上也还大大低于中国，许多数字还不能与自己转轨之前相比较，但制度构建基本完成、经济走出低谷进入持续增长的良好势头无疑向人们昭示着美好的前景。俄罗斯经济的这种大落大起，令研究俄转轨的学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俄罗斯转轨道路的选择问题。

宏观经济层面的数字也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微观层面来说，仅以银行系统为例，从1998年危机后俄罗斯银行部门的发展情况看，各种指标都在好转，经营呈现一种稳定增长的态势，比如说银行资本充足率即便在1998年危机之后不久的1999年初也有11.5%，平常年份基本都在20%左右。可疑贷款在总贷款中的比重1999年初最高达到17.3%，此后逐渐下降，2003年初只有5.6%.银行体系的资产平均盈利率已经从1998年7月的0.2%增长到2003年初的2.6%，资本盈利率从1998年7月的1.7%增长到18%[2].个别银行的指标更好，俄罗斯资本资产量最大的国有联邦储蓄银行2003年度的资本盈利率达到25%[3].俄银行部门危机后的健康有序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制度调节的效率。

相对来讲，从形式上中国目前也已经建立了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二级银行体系，除国有银行以外，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都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从根本上说，中国目前国有银行垄断、国有银行效率低下、民营银行的进入举步维艰的状况并未改善。目前中国银行部门的资产和资本数量都大大高于俄罗斯，但经营绩效上却无法比拟。经过多次的国家注资和坏账剥离，4家国有大银行2002年末的不良贷款率仍高达26.1%，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4.27%，银行工作人员人均创造利润值俄罗斯前20家银行的平均指标是3.23万美元，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绩效最好的中国银行也只有2900美元，建设银行只有188美元[4].中国国有银行的低效率其实刚好反映了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制度方面的障碍无法跨越，致使改革举步不前。考察某些重要的微观层面的经济绩效，又使人对中国改革所面临的瓶颈和障碍感到担忧。

三、对俄罗斯改革道路的反思与启示

2004年9月16日，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列文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脱口秀节目中讲到对普京影响很大的两样东西：一是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国力下降，普京认为这和中央权力涣散及无政府主义泛滥有关；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给普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俄罗斯学者斯特罗卡尼2004年8月30日在《权力》周刊发表题为“邓小平思想还将延续一个世纪”的文章，认为普京关于“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提法、关于重点发展本国高科技产业和出口产业、关于在改革过程中注重政治稳定的思想等都借鉴于邓小平思想和中国经验。

从中国来讲，俄罗斯改革道路的选择及其调整也越来越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1998年危机之后，普京任总统以来，俄罗斯政策调整所显露出的成效特别需要我们对俄罗斯改革道路的选择重新审视。这里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

第一，叶利钦时代俄罗斯改革道路的选择是错误的吗？

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改革是激进快速的、推倒重来式的“革命性”的变革。其主要内容包括：1.迅速推翻苏联几十年来形成的旧苏维埃政体，代之以议会民主、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西方式民主制度。自1993年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新宪法》，俄罗斯没有再发生过严重的政治对抗，尽管整个20世纪90年代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但各种派别各种层面的政治力量斗争基本是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的。“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应该说是叶利钦时代最重要的改革成果。但与此相关的负面成果也不少，比如中央与地方分裂、政府缺乏权威和稳定性、社会政治力量分散等等。2.在政治民主框架确立后，立即推行了以“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为标志的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短短的时间内包括所有制结构的转换、价格、工资和汇率机制的自由形成、卢布的内部可兑换等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初步形成。由于在这一过程中，盲目地崇尚国家退出的西方自由主义模式，政府丧失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在制度构建迅速展开的同时，俄罗斯的经济一落千丈，工农业产值大幅衰退，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陷入普遍贫困，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都迅速衰落。正是由于经济的滑坡以及社会的动荡，引致了国内国际学界对叶利钦改革道路的一片谴责之声，似乎叶利钦的改革道路自始至终就是错误的，甚至由于经济的灾难性后果而抹杀了叶利钦所进行的宪政改革的积极成果。

笔者经常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制度的变迁应该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任何一种制度的破除一定是要付出成本的，而制度变迁效果的显现是有时滞性的，一时的衰退能否作为对一种道路选择否定的依据。现在回过头来说“假如不是这样的选择，也许俄罗斯付出的成本会更小”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各种客观的历史、政治、文化结构决定了这种选择，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假如不是这种选择，今天的俄罗斯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目前也无法以计量的方式论证，民主政体的确立和逐渐成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经济改革起到推进作用。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尽管俄罗斯的老百姓对20世纪90年代有诸多的抱怨，但是在每一次赋予他们权利的选择中，他们都选择了对既定改革道路的支持。比如，1991年3月对是否实行总统制的全民公决，1993年12月对新宪法的全民公决以及作为认可改革政策体现的对历次总统选举的投票。这说明了什么呢，我想至少可以说明，俄罗斯的居民们对旧苏联体制义无反顾的摒弃和他们对民主的尊重以及对经济改革前景的期待。单从这一点，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叶利钦时期改革道路就是错误的，尽管它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调整，这也正是其继任者普京所要做和正在做的事情。

第二，普京时代的改革道路是对叶利钦时代的否定吗？

普京执政以后，从政治上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建立七大联邦区，改组议会上院；打击民族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坚决镇压车臣叛乱，维护国家统一；打击寡头势力，限制寡头干政；改革政党制度，组建支持总统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府院相争时期画上句号，出现总统、政府、议会密切合作的局面。普京在政治方面的整肃，大大强化了总统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行为能力。政局的稳定，成为俄罗斯经济进入良性增长轨道的前提。正是由于上述措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指责普京正在破坏民主的原则，提醒警惕普京把俄罗斯导向极权的道路。不过用最近俄罗斯学者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来形容普京的政治改革也许更准确，那就是“可控民主”。

在经济方面，普京执政后实行了税法改革，降低税负，统一税率，扩大税基，增加预算收入，从而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刺激企业投资生产和结构改造；进行了大规模的银行体系重组，将银行破产、重组机制制度化，促进银行恢复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经济功能；加强对金融市场和货币信贷政策的宏观调控，通过对利率和汇率的调节促进国内市场的稳定和生产的投资；继续推进私有化，但加强国家对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和部门的控制，注重私有化对提高企业自身生产效率以及通过它提高整个经济运行体系效率的经济任务；完善社会保障措施，以现金补偿的方式替代原先的社会福利保障等等。普京在就任总统之前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提出的治国理念，核心就是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居民社会保障的市场经济。从“普京新政”几年来的成绩看，俄罗斯目前正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市场经济由于有了国家的干预和调控也变成“可控制的”了。

我们无法认同普京的改革道路就是对叶利钦道路的摒弃和否定，因为不管是“可控民主”还是“可控制的市场经济”，终究是在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叶利钦时代所通过的宪法、确立的国家政体和基本的民主原则都依然存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架构和方向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在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实现方式中强调加强国家的控制和调节作用，改变的只是对叶利钦时代一些过激政策和措施的调整，而所有这些调整正是根基于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和市场制度。如果说到叶利钦时代与普京时代的最大不同可能就在于，叶利钦强调的市场与民主是西方式的，而普京的公式里则在市场和民主之外加上了俄罗斯现实。至于在就任总统前夕的1999年岁末，普京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所讲的，“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巨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精疲力竭……只能采取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要保证社会稳定，不使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恶化”，[5]也并非是指对叶利钦改革道路的抛弃，因为当采取了激进的方式完成制度变革之后，所有的制度磨合、修补与调整的过程都只能是渐进式的，事实上这种渐进式调整在叶利钦时代中后期包括切尔诺梅尔金特别是普里马科夫任总理时就已经开始了，只是由于不停的政府危机、人员更迭而少有成效。

叶利钦道路与普京道路是不能割裂开来看的，应该是二者的有机相加才是真正的俄罗斯道路。这种道路概括地说，就是：从计划到市场经济的转轨采取的是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甚至政治改革先行的办法，在宪政民主框架建立之后，用激进的方式实现对旧经济制度的破除和新经济制度的确立，再以渐进的方式对新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摩擦和不适进行修补和调整。

第三，中国应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如今，叶利钦时代已经过去，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真正进入了特点鲜明的普京时代。在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的时期，我们在为俄罗斯人民所承受的苦难感到痛心的同时，也不敢断言俄罗斯的转轨之路是走错了，在今天普京总统通过几年的政治经济整肃取得了显赫的成果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不能确认，俄罗斯的改革之路就一定是前途一片光明，对与错、成与败的检验尚需时间。但是对俄罗斯这十几年所走过的道路进行认真地反思无疑有益于我们对中国今后改革道路的探索。

中国经济改革之路已经走过了二十几个年头，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逐渐增强和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所处地位的不断提升，使中国渐进式改革之路得到国际学术界包括俄罗斯学者的广泛认同。然而，中国改革与俄罗斯不同之处恰恰是在不破除旧体制、保留存量、发展增量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在避免了社会政治动荡的同时，也积累下了大量的矛盾和弊端，在以后的改革中，将不得不涉及到原计划体制内的诸多核心难题，改革越到后面其难度会越大。我们认为，该承担的成本总要承担，在我们渐进式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民众的物质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有了较大提高的情况下，把握时机，不妨对一些长期难以解决的体制硬核采取激进的、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就像俄罗斯在激进的改革过后需要渐进式调整，我们在渐进式改革之中应该也需要某些激进式的跨越。

毕竟，制度转轨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仅从一个时期的绩效比较不能得出一种道路选择正确与否的结论，但是两国十几到二十年的改革发展的历程已经可以使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从我们各自所经历的挫折和取得的成效中能互相借鉴到些什么。

「参考文献」

[1]林跃勤。俄罗斯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及启示[J].开放导报，2004，（3）。

[2]［俄］俄中央银行网站俄联邦银行部门简报。2003年4月号。

[3]［俄］俄联邦储蓄银行2003年年报，来源于储蓄银行网

激进性改革范文篇5

该文关于当代激进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观点的比较分析，尤为引人注目。本文拟对其分析略做评介。

一、关于当代激进经济学的先驱

谢尔曼首先指出，虽然某些美国激进经济学家曾经受到了索尔斯坦?凡勃仑（ThorstEinVenlen）以及美国其他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的影响，但大多数激进经济学家无可争议地受到了卡尔?马克思的鼓舞，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所引用的方法，都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谢尔曼揭示了作为激进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马克思的哲学。他认为，马克思有四个主要的同科学哲学相联系的信条。第一，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认为，没有超自然的世界，以至于人们必须使其分析立足于这个世界的事实的基础之上。第二，马克思相信科学决定论，认为，任何给定的事件，包括我们自己的行为，都可能根据先前的事件来解释。第三，马克思相信一种辩证法，这种辩证法表明，人们必然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现象同其他现象是相互联系的吗？任何过程的两个明显对立的方面是实际相关的吗？这种关系是矛盾的关系还是合作的关系？我们观察的某些缓慢的变化将导致某种相关的变化吗？如果存在质的飞跃，那么，是何种缓慢的变化导致这种质的飞跃？第四，马克思是一个讲究道德原则的人文主义者。既然没有比人性更高的东西，那么，改善人的生活便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但是，马克思在对于阶级利益的分歧和矛盾的认识上却不同于功利主义者，例如，合乎道德的最好政策从奴隶和奴隶主的各自的观点上看是不同的。马克思也认识到没有脱离道德价值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每个有价值的论断都是事实和价值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应当反映被压迫、被剥削团体的道德价值。

由对马克思哲学的讨论，谢尔曼进而探讨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他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把历史看作是由两个因素构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经济基础（或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不仅仅是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的技术成分（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力）,而且还是人们的生产关系——特别地说，是经济过程中的阶级关系。社会上层建筑包含（a）制度，例如政府、教育制度和家庭；（b）思想观念，从个人的心理观念到科学思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一个统一体相互作用，各自都决定其他方面。马克思既反对思想观念（它们自身不能得到解释）决定经济基础的狭隘理论，也反对经济基础（它们自身也不能得到解释）决定思想观念和制度的狭隘的理论。

当人的和阶级的生产关系以一种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硬化为法律而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历史的变革就将来临了。进步的阶级关系和僵化的阶级关系之间的紧张引起阶级冲突，从而导致革命。阶级冲突表现于经济、政府和其他制度中，也表现于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个理论应用于结束封建制度的1648年的英国革命；应用于1789年的法国革命；应用于结束资本主义制度的1917年俄国革命；应用于结束中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1949年中国革命。

关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谢尔曼正确指出了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全部分析中重要作用。按照劳动价值论，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决定于进入其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资本家雇用工人一定长度的时间并支付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工资。工人在该时间长度所生产的价值唯一地决定于劳动的花费。工人的工资是按照对工人的评价在劳动市场上决定的，这也是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中为保持工人的机能所必需的。马克思把工人想象为首先生产他或她自己工资的价值，然后生产更多的价值，直到劳动日结束。这个额外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或利润。一切工人，不管他们的工资高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须生产利润，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削。

谢尔曼认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周期性萧条或衰退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扩张过程本身引起下降，并非是任何外部原因引起的。马克思作为萨伊定律的早期批评家，曾经指出，萨伊实际假定了一个孤立的、非市场的、物物交换的经济。当我们注意到资本主义仅仅为了市场交换而生产，是通过货币媒介为利润而生产的时候，失业和萧条的可能性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在每个扩张期间，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导致有限的需求和成本的提高。需求之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工人的工资因剥削而被压低了。成本之所以提高，是因为原料和固定资本的短缺（例如，利息率随机器价格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工资是需求的最大的成分，成本也是需求的最大的成分，便不能仅仅通过提高或降低工资来解决危机。当利润率在周期的顶峰被锁定的时候，资本便不能通过新的投资来寻求出路，所以储蓄被窖藏起来。减少的投资意味着减少就业职位，减少收入，减少消费需求。同样的相反的过程也导致经济的复苏。

二、当代激进经济学的社会根源

谢尔曼关于当代激进经济学的产生的社会根源，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在上世纪50年代，谢尔曼认为，美国是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黑人安于拥有支付最低报酬的主要职位及教育很少的“地位”。妇女也安于从事炊事、清扫和照料孩子而获取低工资的工作的“地位”。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揭露”贫困、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核战争的危险和环境的破坏，是这个时期的最畅销的书。要求黑人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部分地是因为黑人离开了南方农业区域进入南方和北方的城市。

另外，谢尔曼指出，约翰逊政府使美国卷入越南的一场不寻常的战争。结果，便出现了巨大的觉醒和强有力的日益增长的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而黑人运动则变成了更具战斗性的、要求黑人权利的运动。同时，要求妇女解放的妇女运动也开始活跃起来——部分地是基于日益增多的妇女跻身于雇佣劳动者的行列，现在，有50%以上的妇女变成雇佣劳动者。

谢尔曼概括地说，由于反战运动集中在大学校园，像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一样，大学受到了所有这些运动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和某些青年教师中，在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领域形成了一些激进的观点，但很难把这些观点归于个人的名下。在经济学中，激进经济学家形成了一个被称作激进政治经济学协会（UnionofRadicalPoliticalEconomics）的组织——当时它包含——现在仍然如此——整个激进政治的和理论的观点。

三、激进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

谢尔曼强调激进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观点上的对立，他赞成激进经济学家对居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理论所做的批评。他把激进经济学家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激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不相干的，因为它没有提出主要的公共问题。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没有做到这一点，可能部分地是由于新古典的科学哲学，这种新古典科学哲学趋向于狭窄的经验，把经济现象看作是孤立于社会—政治结构的，并忽视变革。结果，新古典主义没有论及诸如战争与和平、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帝国主义等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对这种批评做出了反应。认为某些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把新古典的分析应用于家庭、环境和种族问题（例如加里?贝克尔和托马斯?索维尔的理论）。但是，从激进经济学家的观点上看，这些分析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分析产生了一些保守的（即市场趋向的）答案，这些答案常常表现为绕开对这些问题的解释，而不是解释这些问题。然而，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这些问题——部分地是由于激进经济学家批评的结果。

第二，激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不充足的，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是不现实的，并且忽略了结构的存在。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权力和阶级矛盾的事实，同时假定经济是完全竞争的。

第三，激进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偏向于资本主义的地位。它集中于边际的变化，并隐含地假定重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经济体系的效率标准，但却忽略其他的重要标准，或者使其他重要标准最小化，例如，关于平等和收入分配，环境破坏，失业问题。整个边际生产力理论维护现存的收入分配，因为，其结论是各种要素都获得等于其边际产品的收入。这不仅拒绝考虑对工人的剥削，而且还导致了认为妇女和少数民族必然是低劣的看法，因为支付给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收入少于白人男性的收入。

四、激进经济学的方法

谢尔曼分析了当代激进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特点，指出，激进经济学方法是涉及跨学科的，历史－变革的，制度的分析。它集中于矛盾而不是调和，集中于权力而不是平等的假设，集中于阶级而不是个人行为，集中于动态学而不是边际的变化。

谢尔曼把激进经济学家经常在非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而激进经济学杂志也经常登载非经济学家的文章的事实，作为激进经济学的跨学科的性质的一个证明。他指出，激进经济学家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变革中的统一体，把所有的社会问题看作是相关的。因此，对于激进经济学家来说，从单一学科的观点上来考察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在激进经济学家看来，除非我们理解了使之成为现状的历史变革，否则，我们便不能理解一个给定的社会。因此，历史是激进经济学范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激进经济学家还反对任何纯粹经济学，赞成按照给定的历史线索来认真考察现存的制度。因此，只有在现实的基础上构建理论结构，才是适当的方法。

谢尔曼在其文章中揭示了激进经济学家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现今的资本主义是各种阶级利益之间的一个矛盾的社会，而不是简单的个人的、相当和谐的利益加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之所以存在阶级矛盾，是因为大多数人为生活而劳作，他们是因其劳动而获得工资或薪金的人；但是，资本家阶级却拥有公司及其产品。由于资本家阶级从工人的劳动中获取利润，便存在一个固有的矛盾，这个矛盾只能通过改变产生矛盾的基础来解决。因此，激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交换，而是资本家雇主拥有远比个别工人多得多的权力，这个权力不仅在工资谈判中看得到，而且也在对政府的影响中看得到。最后，激进经济学家认为，重要的是要对比较制度研究做出贡献。他们认为仅仅在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内考察边际改革是不够的，还必须考察不同的社会经济选择。在没有看到不同的选择的情况下，人们便不能理解他们所处的制度。激进经济学家和其他激进主义者认为，必须思考选择不同经济制度的激进变革的可能性。

五、激进经济学的特殊应用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最著名的贡献是他的劳动价值论。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交换过程中的一切价值都是花费社会必要（在一给定的技术水平上）劳动时间的结果。他认为，由资本所生产的价值全部归因于劳动，因为资本品本身是由先前的劳动生产的。工人，由于他们没有获得他们加之于业已存在的资本品和原材料上的全部价值量——因为资本家获取了作为利润的价值的差额——受到了“剥削”。

谢尔曼指出，激进经济学家所坚持的基本理论正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同时，谢尔曼又指出，在当今激进经济学家中间存在大量的关于马克思理论细节的困难的、抽象的、难解的和雅致的理论化。许多争论集中在马克思的从价值层次向生产价格层次的“转形”分析上。这个课题引发了大量的数学论点，也引发了从重申马克思的理论，到显著改变马克思的理论，到反对他的理论的各种结论。许多激进经济学家接受了新李嘉图主义理论，他们认为新李嘉图主义理论达到了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同的结论，但应用了非常不同的分析方法。

但是，谢尔曼指出，激进经济学具有其独立特色的理论，是如下一些内容：

（1）劳动分割理论

激进经济学家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理论上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反映了他们在反对歧视运动上的参与。他们所考察的一个领域是对第一级劳动市场和第二级劳动市场之间的劳动市场划分的实际的考察。第一级劳动市场的工资（或薪金）较高，且是在大公司就职的永久性的职位；第二级劳动市场的工资较低，基本是在小企业就业的临时职位，或者是大企业中的缺少吸引力的职位。这种制度上的理解有助于认清歧视，因为大多数妇女和黑人都在第二级劳动市场就业。

（2）商业周期

激进经济学家对商业周期理论的显著的复兴做出了贡献。商业周期论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时期已经销声匿迹了。激进经济学家正式把这个领域称作经济危机理论，因为他们把经济衰退看作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激进经济学家强调，现今类型的商业周期仅仅出现于资本主义，并且只能通过结束资本主义来消除它。有三种主要的激进经济危机理论。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类型的消费不足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由于对被剥削的工人支付有限的工资而产生的有限的消费需求，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个扩张都达到有限的一点，在这一点上不能再通过销售增加的产品而实现利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类型的过度投资理论，这种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的每个扩张都导致失业工人后备军的枯竭，随之而来，劳动者方面的增加的集体工资谈判力量便导致一个减少剥削和利润的不断提高的工资份额，从而引起经济衰退；一种是通常仅应用于长期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这种观点强调技术进步使加之于生产过程的资本品多于劳动，所以，同样的剥削程度将导致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试图把这些理论综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

（3）帝国主义和发展

也许绝大多数的激进经济学家都在发展领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在发展领域，他们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支配。激进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一种划分，一些人强调外国帝国主义在引起不发展上的作用，另一些人则强调阻碍发展的落后国家内部的阶级力量。虽然所有的激进学者都承认阻碍发展的外部障碍和内部障碍，但在这两部分激进学者中却存在非常不同的观点，一部分激进学者强调“依附性”（dependency）是发展的障碍，一部分激进学者强调反动地主阶级及其政府的作用。

（4）比较制度

最后，许多激进经济学家分析了世界上的不同的制度，并比较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在许多国家存在过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激进经济学家们不同意称前苏联的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虽然生产资料为政府所有，但政府基本上没有进行民主管理。激进经济学家对中国、古巴、前苏联以及东欧进行了细致的具体的研究，他们在关于中央计划和市场社会主义的是非曲直上存在着争论，在关于新的文献的论断也有争论。这个论断说，资本主义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结果，任何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实际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方法的激进经济学家不同意这种观点。

此外，激进经济学对经济集中问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等问题都有较深入的阐述。

六、几点评论

谢尔曼关于当代激进经济学家基本理论观点和倾向的分析，已如上述。对此，本文可以做以下几点评论：

（1）从本质上说，激进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可以将他们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者径直称之为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前文所述，激进经济学，是指在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形成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经济学流派），因为他们坚持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和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立场上，探讨了作为剥削制度的资本主义的本质，探讨了资本的国际扩张对落后国家的剥削及其带给落后国家的不发展。

（2）激进经济学家是同居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完全相左的经济学家。这不但表现于其基本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同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而且还表现于其对资本主义的基本认识上同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制度，它可以通过市场创造经济效率和经济的最优化，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个人和社会都可以实现福利的最优化或最大化。而在激进经济学家看来，资本主义作为剥削制度，把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发挥到了极致。资本主义通过市场实现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生产（在这一点上，他们坚持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而且通过国际不平等交换对第三世界落后国家进行残酷的国际剥削。

（3）激进经济学家同新古典经济学家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强调历史的、制度的和跨学科的分析。虽然也有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从历史和制度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或制度变迁，但这种分析充其量只是新古典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等方法的引申，贯穿着“市场万能论”。激进经济学家的视角则要宽广得多，强调除了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对于经济制度变迁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制度的变迁或历史变革是包括经济、意识形态、法律等各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谈论跨学科的分析，例如，有一种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观点，强调由于经济学的固有的性质而使它逐渐走进了其他学科，实现了经济学向其他学科的扩张。但这种所谓跨学科分析除了宣扬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霸权主义之外，没有表明其他学科对经济学的影响。而在这一点上，激进经济学家的看法恰好相反，他们强调其他学科对于经济学的影响，主张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以丰富和完善经济学的分析。

（4）激进经济学家强调，在资本主义下面所发生的各种不良的现象，例如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或经济萧条，是不可能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得到根本解决的，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相始终的，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要消除这些矛盾，最根本的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这和试图以改良的方法来救治资本主义制度的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完全不同的。

激进性改革范文篇6

关键词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思路选择

目前，我国国有小企业的改革已经取得根本性胜利，企业的制度转型基本完成，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则还处于攻坚阶段，还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改革思路上还存在很大分歧，还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

一、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的思路

由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其深化改革的取向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其中，是否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和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是多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对此，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三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是：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应当进行“责任制创新”，完善委托——关系，加强监督管理。

主张这种思路的学者们认为，各种承包制或称责任制才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根本方向。“资产经营责任制的设计者们不想改变国有经济成分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想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框架内设计出合乎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制度来，这是他们创新型制度设计的难能可贵之处。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他们的这个努力方向是宝贵的和正确的。”“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中等以上特别是大型企业的经营效率，根本就不是靠个人对自己财产的关心，而是靠建立有效率的委托人——人关系。这就是近20年西方的经济理论特别注意研究委托人——人关系的原因。”“……经过科学改造后的西方产权理论，有助于公有制度和市场制度的深化改革。可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个产权问题，尤其不是一个趋向私有化问题。”“俄罗斯依据西方产权理论推行私有化，不仅没有提高企业效率促进增长，反而导致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下降了50%，企业亏损面迅速扩大增长了几倍……。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中国经济学家仍在鼓吹私有化，不愿意正视‘科斯产权定理’的神话在俄罗斯改革中遭到惨痛失败的现实……。目前，国内正流行的经营者买断收购（mbo，也称为管理层收购，编者注），各地纷纷出台的拍卖大中型国企方案，已经变成不加掩饰的私有化行为，很可能造成类似俄罗斯的灾难恶果，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安全。”“显然，俄罗斯的私有化非但没有解决国有企业的所谓‘产权虚置’问题，反而却真的造成了‘责任虚置’，而现代企业在实现两权分离的条件下，经营责任制是决定企业效益的更为直接的因素。”“这充分说明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完善责任制和监督、管理机制，才能制止人钻空子滥用职权，侵犯国有股和其他股东的利益。……（美国安然公司、华尔街丑闻等，笔者注）事实证明，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公司，包括非国有控股和民营的上市公司，也出现欺骗、造假掠夺股民现象……，西方现在寻找治理企业腐败犯罪的途径，也正回归到加强政府监管和完善制，还有被迫将失败的私有化企业重新国有化，如英国铁路曾经一度被誉为私有化的楷模，现因经营亏损、债务缠身被重新国有化。”可见，这些学者崇尚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反对对其进行过多过快的改革，主张“稳妥”甚至“保守”地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时刻牢记正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胸怀远大理想肩负起挽救民族危难的重任，成功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我们绝不应当盲目相信西方的‘科斯产权理论’，将其贬低为‘产权模糊’的落后企业制度。”

第二种思路则与第一种思路完全相反，而且比较激进，主张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应当尽快推进产权多元化甚至较大程度的产权私有化。

持这种思路的学者主张，中国国有企业包括大中型企业应当推行比较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民营化、私有化，一些人甚至认为应当采取激进的方式推进私有化。“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产权制度改变了，生活就可以有这么大的变化！国有企业不能改进，是要放弃的。”“科斯定理无懈可击，这是我可以肯定的……。我用科斯定律所演变出结果，就是内地一定会走向近乎私产的路。”“我的推测是，内地将来所采用的产权结构必然与私有产权制度极其类似……。当然，我不会极端到推测内地会将邮政局、公共交通或石油资源——一些政府能以较低费用维护垄断的部门——转到私人的手中去。”“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改革一定要走得非常快的原因，因为如果您走慢了，就会变成印度那种情况（即所有的贪污都是界定得非常好的体制）。这也是为什么我完全反对任何渐进主张的原因。”“为了确保只有高能力的人才能被选为职业经理，选择经理的权威应当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正的资本所有者手中。为此必须对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可喜的是，中国的改革正在向这个方向走。”“中共十五大召开后，民营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现在许多大中型国有企业都已被地方政府列入出售名单。”“大家知道，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最忌讳讲私有化，而我认定中国发展的基本方向就是私有化。”

第三种思路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是根本方向，但必须分类地、渐进稳妥地实施。

主张这种思路的学者们较早地看到了，“产权制度的变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而大中型企业的产权制度变革又是其中的一个难点。”我们“对从根本上制约企业机制转换的产权制度重视不够。传统产权制度的主要弊端在于单纯的行政分配和产权边界不清，并导致企业同政府的关系难以理顺。”“就企业体制来说，要以产权问题为突破点，探索公有制经济的新的实现形式，通过股份制等各种有效形式，逐步明晰国有制企业的产权关系……”。“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不仅要明确产权关系，最根本的是要重塑产权主体。”

在主张第三种思路的学者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专家学者较早地对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方向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可以说是这种思路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必须分类改革——特殊企业与普通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要分类进行。“前一阶段，关于硬化公有制内部财产关系的说法较为流行，但我们认为离开了对现有国有企业的分类，这种‘硬化’同样会显得不合时宜。”这里，我们重点关注他们对特殊国有企业与普通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研究。他们主张，目前数量庞大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应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极少数必须继续保持国有的“特殊企业”，其改革应当稳妥地推进，其余的普通国有企业则应当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实现非国有化。“只有把必须实行国有制的企业按特殊的法律和政策进行严格的行为规范（当然，国有企业管理制度本身也有一个改革和不断完善的问题），才能对大多数可以改制为一般企业的国有企业进行大胆的制度变革，即改革为非国有企业，完全按民法和公司法的原则来规范其行为。”“从商品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看，国有企业实施产权股份化计划是深化企业改革、消除传统产权制度落后性的根本方向。”“股份制可以是一种现代公有制实现形式，并不必然是走私有化道路。”

二、国有大中型企业产权改革三种思路的比较与评析

笔者首先要指出的是，学术界的不同思路和各种争鸣对推动我国改革的实践是非常重要的，对我国正确地作出改革的重大决策是很有好处的。实际上，上述每一种改革思路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当然，有些思路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1、“责任制创新”思路评析

我们应当看到，第一种思路，即国有企业应当进行“责任制创新”，完善委托—关系，加强监督管理，对现阶段我国的国有大型企业尤其是“特殊领域”的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具有明显的指导作用。目前，我国国有大型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实质上大多仍然实行的是经济责任制——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制，难怪有学者认为“真正推动改革前进的措施恰恰是被许多经济学家批评的、甚至是所谓‘保守派’执行的政策。”而且，这种思路的重要指导意义还表现在：在我国现阶段的股票市场、产权市场、经营者市场等市场体系不完善、不成熟，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即使是实行了产权制度改革的企业乃至民营企业，其内部大都也会采取承包等各种责任制形式。因此，“责任制创新”、完善委托—关系的思路，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义是不能忽视的。

但是，“责任制创新”、完善委托—关系毕竟只是一种管理模式，而不是财产制度本身。显然，用“责任制创新”思路指导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普通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不适合的。因为我国多年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普通国有企业不仅仅是管理模式存在问题，而是财产本身的制度安排存在问题——不能也不必实行国有制，因此，必须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其核心就是重塑产权主体，其方向就是民营化，部分企业甚至可以私有化。这些企业即使是实行“责任制”，也必须是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使产权主体人格化后的制度前提下来推行。因为产权主体人格化还是非人格化，所实行的责任制的性质和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普通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人格化改革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种趋势决不会因为目前极少数国有企业仍然在采取租赁、承包等责任制形式而改变。目前，的确还有极少数普通国有企业包括中小企业由于整体状况极差，资不抵债，无法筹集必要的职工安置费等改革成本、无法解决债务问题等等原因而不得不采取租赁、承包、托管等各种责任制形式，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主动改革的取向。凡是有条件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退出国有产权的普通国有企业都应当实行一定程度的民营化，中小型国有企业甚至可以私有化。

2、激进式产权改革思路评析

勿需讳言，第二种思路，即激进式产权改革——民营化、私有化的思路，对我国产权理论的探索和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同样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至少对近10余年来国有中小企业的民营化改革起了较大的助推作用。

但是，要将这种思路用于指导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特殊领域中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则是显然不行的。特殊领域中的国有大型企业数量极少，但由于其关系国计民生，因此必须实行国有或由国家控股。当然，其内部也要改革。对于非特殊领域的国有大型企业尤其是特大型企业来说，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也不宜激进地推进民营化，更不能过快地私有化。一是国有（特）大型企业规模大，涉及的利益群体多，激进改革引起的震动大。例如，涉及职工的数量多，其观念转变和妥善安置都需要较长的时间，若激进改革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许多国有大型企业的负债重，呆坏帐多，不良资产多，激进改革则可能引发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二是我国国有大型企业产权改革的有关配套条件还很不完善、不成熟，激进改革可能危及大批企业的稳定发展。例如，我国的资本市场包括产权交易市场规模较小，不够完善，运行也很不规范，很难支撑大批国有大型企业的产权交易和产权的优化重组；我国的职业经营者市场尚未真正建立，很难满足大批国有大型企业民营化对职业经营者的需要；大批国有大型企业民营化要求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职能转换，而这是需要较长的时间的。此外，我国民营经济还不发达，尚难以承接如此大批国有大型企业集中退出的国有产权，而集中引进如此大量的国外资本既有难度，也有风险。因此，我国非特殊领域国有大型企业的产权改革不能激进进行，只能稳妥地渐进地推进。

3、分类改革思路评析

第三种思路即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思路虽然并非前两种思路的简单折衷，更不是学者们随意采取的“中庸”之道，但它的理论取向和政策主张的确是居于前两种思路之间的。假若我们可以将第一种思路称为“保守派”、第二种思路称为“激进派”的话，则既不保守也不激进的第三种思路或许可以称之为“温和派”、“稳妥改革派”或“分类改革派”等等。

与前两种思路相比，主张第三种思路的学者们最大的特点是：他们深谙中国国情，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的进程、效果和存在的问题把握得较准确，特别是他们在指导思想上就坚持了要寻找切实可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道路的出发点。不能完全排除他们的理论受到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影响，但他们的观点更多地是来源于对中国自身改革实践的总结和改革方向的把握。“对于国有企业需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认识，是在改革进程中‘吃一堑，长一智’的结果，是对企业漫长的改革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和作出冷静思考的结果。”“产权理论的研究，不是为了赶时髦，标新立异，而是改革的需要。”

现在看来，第三种思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正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践所走过的和正在走的路径。翻阅有关文件我们可以发现，第三种思路的观点大多已经体现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十六大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之中，对我国国有企业分类深化改革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完成对普通国有小企业的非国有化改革；普通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劣势企业的退出和优势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分散化改革正在逐步推进；中央属国有企业包括“特殊企业”在总体上实行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制的同时，企业内部和国有企业之间也在推进产权结构的优化重组。这些改革成就的取得不能不说在相当大程度上归功于“分类改革派”的理论指导。

第三种思路虽然提出了我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总体方向，但没能对一些关键的、重大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影响了它对改革实践的指导效果。例如，在分类改革上，对国有企业改革主要进行了产业方面和规模方面的分类研究，而没有根据不同地理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行分类研究，更没有对地理上处于劣势、经济上处于弱势、历史负担沉重的西部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的分类研究。

三、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的思路选择及战略措施

从总体来说，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坚持分类深化改革的思路。从产业领域来看，应当分为“特殊产（行）业”与非“特殊产（行）业”领域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思路；从企业规模来看，应当分为（特）大型国有企业与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从地理位置来看，应当分为东、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应当分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等等。

对于前两种分类即产业领域和企业规模的分类我国学者的研究已经非常多了，尤其是上述第三种改革思路对其研究已经比较全面了。这里，笔者只补充两点：第一，特殊领域的国有企业——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企业虽然必须实行国有制，但也必须完善委托—关系，进行责任制创新。一方面，要建立激励到位、约束严格的责任制；另一方面，其责任人（团队）的选聘要引入市场机制，通过经营者市场对其责任人进行最终也是最有力的监督管理。第二，对非特殊领域的国有企业，则要努力创造条件，加快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分散化和中小型国有企业民营化乃至私有化的改革步伐。因为全国各地多年改革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非特殊领域的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早改、大改主动，晚改、小改被动，不改和假改都没有出路。我们最近在西部地区的一些实地调查中深深感到，改革已经十分紧迫了，许多地方政府都急呼“对国有企业我们拖不起也拖不动了”。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步伐、加大改革力度，条件成熟一个改一个、成熟一批改一批。当然，“特殊”与非“特殊”的界定并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在特定条件下，二者是相互转化的。因此，要根据具体企业、具体情况选择企业的具体改革方式。

这里，我们重点将地理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结合起来，研究一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思路选择问题。因为迄今为止，这方面的专门研究还不多，而在改革实践中，不同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是有很大差异的，尤其是地理上处于劣势、经济上处于弱势、历史负担和社会负担沉重的西部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问题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也有很大的难度，需要进行专门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

众所周知，我国从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存在两个反差极大的区域或地带——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二者的国有企业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和地位，其改革的基础、条件差异很大（见下表），改革难度迥然不同，因此，其改革思路也应当不同。

东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情况比较表

东部国有企业西部国有企业

形成特点内生型，产业配套较好嵌入型（尤其三线企业）、产业配套差

地理分布特点大都集中于城市、社会职能机构少且便于剥离布局分散（尤其三线企业）、社会职能机构多且很难剥离

生产特点加工型为主、附加价值高资源（采掘及初加工）型为主、附加价值低

产业特点轻工业为主、投入少而自我积累多重工业为主、投入多而自我积累少

设备、技术特点现代技术为主，设备新、改造任务轻传统技术为主，设备陈旧、改造任务重、

发展特点新企业多老企业多

负担状况历史负担、社会负担较轻历史负担、社会负担沉重

经营状况总体较好，竞争力较强总体较差，竞争力较弱，亏损企业多，困难企业多

改革的外部条件及难度财政实力较强，非国有经济发展快，社会保障制度较完善，下岗职工再就业渠道多，改革难度相对较小。财政实力弱，非国有经济发展慢，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下岗职工再就业渠道少，改革难度极大。

由于存在上述特点和差异，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面临以下几个特殊困难：

第一，由于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具有资源型企业多、三线企业（含军事工业企业）多、重工业企业多、传统产业型企业多、老企业多、困难企业多、地理布局分散、历史负担和社会负担重的突出特点，其改革任务重，改革成本高，改革的难度极大。

第二，由于西部地方财政实力弱，无力承担必要的改革成本，使许多改革难以推进。例如，即使是进入国家政策性破产计划的企业，由于难以筹足职工的安置成本也迟迟不能终结，更不要说其他改革所需要的成本；一些地方政府由于无法承担必要的成本，许多企业办社会职能无法分离或者分而难离、分而不离，精干主体十分困难。

第三，由于西部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难以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使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分流渠道不畅，下岗职工再就业极为困难。而再就业才是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安置问题的治本之策，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安定，促进改革。

第四，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普遍很低，而且西部地区的民营企业许多都没有被纳入社保体系，这既不利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利于吸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到民营企业再就业，使本来就少的再就业渠道被堵塞。

第五，西部“特殊产业”领域的国有企业比重较大，比如军工企业、重要资源型企业、重大装备制造企业等等。这些企业大都属于中央企业，但其社会职能机构和辅业的剥离必须由所在地承接，特别是一些劣势企业先后被整体下放到地方，大大增加了西部国有企业的改革难度，尤其是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难度，增加了社会不稳定隐患。

最后，西部引进战略投资者，促进普通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比较困难。由于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大都处于上游产业、传统产业领域，配套能力差，经营成本高（仅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就极高），投资回报低；加之，由于老企业多，办社会职能、冗员、债务、不良资产等社会负担和历史包袱沉重；再者，由于西部的地理条件、交通通讯、人才基础、法制及政策环境等投资环境与东部地区仍有较大差距。这诸多不利因素，不仅使西部很难引进优秀的战略投资者，严重阻碍着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分散化乃至民营化改革，而且近年来西部原有的一些优势大中型企业的部分车间乃至总部也开始不断迁往投资环境更好的东部沿海地区，呈出现“孔雀东南飞”的态势，使西部面临资源和资金流失甚至产业空心化的危险。

无须赘述，我们可以看到，西部地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面临许多特殊的困难，需要有特殊的改革思路作指导。总体来说，西部要认清改革形势，加快改革步伐，同时要结合企业实际，分类推进改革。具体来看，应当采取以下战略措施：

第一，考虑到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历史贡献，国家应当加大对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支持力度，尤其是要帮助西部解决改革成本匮乏的问题。例如，加大国有大中型企业兼并破产的政策性支持力度；对于改革开放以前建立的老国有大中型企业，其社会职能机构和辅业剥离的费用应当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列专款解决；对于社会保障资金的历史欠帐，应当由中央财政适当解决一部分。

第三，地处西部的中央属企业不论是部分剥离还是整体下放到西部各省（市、区）时，必须给予足够的配套经费和其他相应的配套条件。例如，应设立“下岗职工再就业促进基金”，用于扶植其下岗职工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同时鼓励其他企业多吸纳其下岗职工；对企业剥离社会职能机构的人员安置政策应经费从优年龄从宽；等等。

第四，国家应在可能的限度内为西部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自身也要千方百计改善投资环境，既要留住西部原有优势企业，更要引进外部优秀投资者，以加快西部普通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多元化步伐，促进其制度转型。例如，国家可以对购买政策许可的西部企业国有产权的投资者适当减免税收；成立“西部工业治污基金”，对西部企业环境污染治理费给予适当补贴，既保护环境，也降低西部企业的经营成本；在对西部国有老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和审计过程中，对资产损失的认定与核销的规定应适当放宽，其资产评估应当更多采用收益评估法（市场法）；对企业产权转让重组后，确有利于企业更快更好发展的产权受让方，应适当延长其国有产权受让价款的付款期限等等。

总之，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应当坚持分类推进的总体思路。不仅要从产业领域和企业规模方面分类，而且要从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进行分类。要对地理上处于劣势、经济上处于弱势、历史性和社会性负担沉重的西部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进行专门研究，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否则，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进展和改革效果将大大滞后于东部地区而成为全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瓶颈”，并成为新世纪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又一诱因。

主要参考文献：

1．毛增余主编：《与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出版。

2．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

3．程恩富、黄允成主编：《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4．于杰：《张五常批判》，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出版。

5．金碚主笔：《国有企业根本改革论》，北京出版社2002年出版。

6．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出版。

7．杨帆、卢周来：《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出版。

8．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出版。

激进性改革范文篇7

摘要：20世纪80年代，包括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的经济体制转型。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激进式变革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变革，取得不同的经济绩效，形成巨大反差。转型经济学（或称转轨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激进性改革范文篇8

关键词：报业史知识税激进主义报业

Abstract:Throughacomprehensiveanalysisofthepressstructureinthe19thcenturyBritainwithanemphasisontheriseandfalloftheradicalpress,its’content,economicstructure,socialimpactandthestiflingmeasurestakenbythegovernmenttosuppressit,thearticlemadeanattempttoprovideafullmaptounderstandTheRepealofPressTaxationinpresshistory.

Keywords:PressHistory;TaxesonKnowledge;RadicalNewspapers

一直以来，十九世纪中期知识税的废除都被认为是报刊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一大胜利，然而，这一结论却忽略了一度在英国影响广泛的激进主义报业的兴衰起伏。那么,废除知识税是否真的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报业自由?本文试图立足于英国报业结构的宏观视野，通过对激进主义报业的生存环境、运营方式、社会影响、以及废除知识税对其造成的冲击和毁灭性打击等几方面的分析，阐明废除知识税不仅带来了自由主义报业史所盛赞的言论出版自由，同时也促使了报刊的进一步商业化，使市场力量在报业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为解读知识税的废除提供了另一个崭新的视角。

自由主义框架下报业史对废除知识税的解读

一个世纪以来，英国主流的报业史书写是以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为框架，以主流的商业大报为研究对象。在这种书写框架下，报业史也被描述成为报业为争取新闻出版自由与政府之间的长期抗争史。自由主义报业史学家们认为：十七到十八世纪，报业的产生与发展为当时私人化、贵族化的政治注入了理性的光辉；在1693年，国会曾一度废除了压制出版业的出版法案，报业的发展也随之活跃起来，报纸的数量激增，发行量上涨，并扩大了对公共事务的报道。而发行量的扩大和对公共事务报道篇幅的增长相应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横向的，除伦敦外，很多边远省份民众被囊括进来；纵向的，底层民众通过阅读报纸也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来。而1771年，政府允许报纸报道国会事务之后，报业本身就成为了参与政治与公共事务的主要力量。在自由主义框架下，政府被描述成为在报业力量的影响下愈趋开放与值得信赖。1简言之，报业发展促进了西方社会民主化进程，报业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摆脱了政府的控制，于十九世纪中叶获得了自由。而1855年知识税的废除则成为这一系列斗争中里程碑性的事件。自由主义报业史学家们普遍认同的是，报刊税的废除使报刊数目大幅增长，并最终使报业摆脱了政府的控制，在自由市场中参与竞争，更好的承担了“第四权力”的角色。2废除知识税被认为是报刊业争取自由的一大胜利，这种观点一直以来都得到了我国新闻史研究者的广泛认同。他们的著述也大多引用英国自由主义报业史著来支持这一观点，如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版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就废除知识税的相关阐述就引用了自由主义报业史学家哈罗德•赫德所著的《英国新闻业史》一书中布尔法－里顿爵士(LordBulwer-Lytten)倡导废除报刊税的言论。里顿说：“应当废除知识税，印刷者和出版物能够比监狱和刽子手更好地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和平与荣誉服务。廉价的知识比经费巨大的惩罚制度是更好的政治工具”。3同样，在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史》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知识税的废除，使英国报业卸下了承负了一个多世纪的沉重的经济包袱，而活力倍增。其结果是催生了多种廉价报纸，英国报刊由此进入了‘降价时期’”。4

然而，这种对新闻史，特别是对报史书写的简单化模式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媒介史研究者的批判。宙徳•雷蒙徳（JoadRaymond）在其所著的《报纸的发明》一书中就指出了这种对报业发展的线性描述所包含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即“新闻信息获取量的不断增长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是政治自由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由于报业的推动，旧的落后的政治体制不断向现代民主制体制发展……事实上,报业的发展应该是‘之’字型路线”。5英国媒介史学家埃舍•布瑞格斯（AsaBriggs）和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Burke）也认为这种简单的线性关系的表述是新闻媒介史书写中存在的“两种危险”之一。他们在合著的《媒介社会史：从古登堡到英特网》一书中声明：“媒介史的发展应该是曲折前进的”，7“媒介史的书写应力图避免两种危险（twodangers），即简单断言新闻媒介的发展使社会趋向于不断进步或是使社会趋向于越来越腐化堕落”。6而前者，即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下对报业发展的描述，无论是在西方媒介史书写中还是在中国的英国新闻史研究中都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以自由主义报业理论书写的报业史，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1853年至1861年知识税的废除所引发的英国报业结构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激进主义报业形成的致命的打击。近年来，以詹姆斯•卡瑞为代表的一批英国媒介史学家开始对传统自由主义报业理论框架下废除知识税的解读提出质疑。詹姆斯•卡瑞在他颇负盛名的著述《不负责任的权利：英国报业，广电与新媒体》中指出：传统报业史书写突出主流商业大报，忽略激进主义报业的发展，“只有在这种选择性的视野下，传统的关于报业自由发展的观点才显得真实可信”。8换言之，如果将激进主义报业兴衰纳入整个英国新闻史的研究视野，传统的自由主义报业史对废除知识税的解读将面临挑战。任何社会现象都必须在一定的“场”，即它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背景中，才能存在和表现出来。9因此，下文将对激进主义报业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其经济结构、阅读方式与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阐述，来进一步审视传统自由主义报业理论对废除知识税解读的不足之处。激进主义报业的兴衰

十八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使英国迅速从传统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进入了工业化大发展的时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失业和社会灾难也相伴而来，面对“大批的求业者、最低的工资、女工和童工、过长的劳动时间、社会联系的丧失、生病、工伤、养老保障的缺少”，10政府却无所作为。这一切使政府在人们心中的信任度大幅下降，同时也为激进主义的产生创造了土壤。相继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不但为英国带来了革命的激进主义观念，而且也显示了印刷品通过表达对政治事务的观点而发动民众的能力。美国独立战争中，托马斯•潘恩发起了“大众煽动式新闻”，他倡导印刷品应当是公众可以获得的、能够信赖的传播媒介，而绝非政府用来操纵记者和印刷商的工具，这一理念无疑成为所有十九世纪英国激进主义报业家创办报刊的目的。11然而，此时的英国报纸主要以读者的阶级所属划分，占主流地位的仍是《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导报》、《利兹信史报》等商业报纸。出于商业运作的考虑，这些报纸仅仅代表正在发展壮大中的、受过良好教育并具有较强购买能力的中产阶级的利益。12工人阶级的利益与政治主张在这些主流报纸上得不到体现。随着工人阶级阶级意识逐渐觉醒，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壮大，创办以发动政治运动，推翻现有体制为目的的激进主义报业成为历史必然。正如英国文化学研究的创始者威廉姆斯所说的那样：“十九世纪的英国蕴育了一种全新的、以新的社会阶层为基础的‘政治运动新闻业’(Campaigningpoliticaljournalism13)14”――激进主义报业。

这些报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资产阶级右翼激进派的影响，他们力图在政治压力下，通过创办报纸来争取个体自由。由于要逃避报刊税和政府的压制，激进主义新闻业也被从业者们称为：游击式新闻。这些报纸多以周报形式出现，既不依赖政府津贴也不依靠刊登广告来维持生存，他们从工会组织取得财政支持，以低成本投入和限制发行量为主要经营方式。15

应当说激进主义报业选择这种经营方式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激进主义报刊业主们反对主流报刊的商业运作方式，他们认为那样会妨碍民主辩论机制。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他们激进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们不可以也不可能依靠政府的津贴生存。激进主义报刊《观察家》的创办者利•亨特（LeighHunts）就曾指出：“以前的定期出版物，均由政客操纵，他们利用报纸发表自己的政治观念，攫取政治声誉；而现今的报纸只为盈利赚钱……”。16对于亨特来说,创办自己的报纸就是为了与这种现状抗争。因此,早期的激进主义报业是拒绝刊登广告的,他们主要以逃避知识税以降低报纸售价和尽量减少投资来保证报刊运营。不缴知识税可以使报纸的售价仅仅相当于主流大报一半甚至更少，从而保证了低收入的工人阶层能够支付起低廉的报价，而减少投资则大大削弱了激进主义报业创办时期的经济压力。事实上，一份激进主义报业的投资的确很少，他们不使用蒸气机印刷，而是依靠手工生产，而这种手工印刷机在当时只需十英镑。相当一部分激进报业的生产是以小时计费的形式租用印刷机，以计件工资的形式付给印刷工人工钱，这样就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此外，由于激进主义报刊的新闻不以时效性取胜，注重发表政治观点，其稿件多来自于读者层的自愿供稿，这就使他们免去了雇用专职记者的投资。而每张报纸的阅读量即传阅率很高，因此只需很小的发行量，就可以带来较大的影响力。相应的，有限的发行量使投资进一步减少，使其低成本运营成为可能。例如《伦敦快讯》在1836年9月17日报道说：“整个报纸的运营，其中包括编辑，报道，评论等等，每周的投入只需6英镑。而《北极星报》，拥有其一整套的付费记者网络，在1841年时，每周的投入也只有9磅10便士。”17这样的经济运作方式使激进主义报业一直保有竞争力，但是自1836年知识税降至1便士时，这种竞争优势就开始逐渐丧失了。

经济上的独立使激进主义报业拥有了表达观点的自由。这些报纸长期以来坚定地支持激进主义运动，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的社会体系，为被排挤在“正规”渠道外的社会阶层介绍政治，提供发表言论表达观点的场所；他们致力于唤醒工人阶级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以推翻现存资本主义体制；他们“在组织工人阶级争取更合理的社会地位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提升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并对现存阶级关系与价值体系提出质疑”。18人们喜欢在咖啡馆、酒吧、餐馆等许多公共场合集体阅读（PublicConsumption）这些报纸。这种大众化的阅读方式使发行量较小的激进主义报纸拥有了全国范围的阅读量，19因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作为议会体制之外的一种力量，激进主义报业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启蒙方式，然而，其好战激进的观念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引起了政府的强烈不安，菲利莫博士就曾诋毁说：“这些声明狼藉的出版物……点燃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热情，唤醒了他们自私自利的本性，把他们现在的状况和他们所想要获得的状况——其本质与人性相背离的状况，与那些不可更改的上帝所确立的为维护文明社会秩序而制定的规则进行对比”。20因此，历任政府都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来压制甚至取消这些“非法出版物”。

政府的限禁与知识税的废除

为了压制激进主义报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1797年通过提高印花税的方式来进行压制,即所有报刊一律征收印花税、纸张税、广告税，三者合称为知识税。21其次，为了控制舆论,政府采用津贴制度，对那些驯服的报刊进行资金支持，以减轻其由知识税所产生的经济压力，从而排挤敌对报刊。与以上两项措施相配合，政府还出版了各种周刊，用来“唤醒民众的民族爱国情结”，反对激进主义所倡导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如《反雅各宾派》（Anti－Jacobin）和《每周检查者》（ExaminerWeekly）。22再者就是采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一系列关于叛逆罪、煽动叛乱罪和亵渎诽谤罪等法律条文的制定，使任何涉及批评社会基本秩序的报道都有可能触犯法律。

然而，相关的审讯却成了激进主义报业进行宣传的最好方式，这样就造成了当局越来越依靠知识税来进行压制。对此艾伦伯度爵士(LordEllenborough)清楚地解释了实施印花税的初衷:“印花税决不是针对那些‘值得尊重的报刊’的，其最终的目的是打击那些贫民报刊”。23他们相信这样做可以提高出版成本，使报业――这一敏感行业的创办权仅限于那些拥有私人财产并且受人尊重的资产阶级手中；他们还相信收缴知识税可以迫使报纸涨价，使读报这一活动也限制在有支付能力的中产阶级读者层中。与之同时，政府还通过津贴的方式，扶持顺从政府政策的报纸，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导致了依赖于低收入工人阶层的激进报纸失去读者，无法维持经营而最终破产关闭。由此可见，知识税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了生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激进主义报业开始有组织、大规模的逃税，这就使提高知识税不再能够起到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那些缴税报纸也开始反对知识税的征收，他们声称，如果政府不能有效的打击逃税报纸的话，他们也会集体拒绝缴税。24在种种压力下，政府开始寻求其他的应对措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废除知识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废除印花税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不同政治背景的人有着各不相同的目的。25我们不排除一部分人对废除印花税，争取报刊言论自由所寄予的希望，然而，那些支持废除印花税的关键人物却无一不希望通过废除知识税来改变报业现状，使新兴的大众化报业(PopularPress)低价进入报刊市场，参与竞争，从而消弱泰晤士报的影响，排挤激进主义报业声音。26事实上，国会关于是否废除印花税的争论也始终围绕着有效打击激进主义报业这一目标来展开。保守派认为应该进一步提高印花税，加强法律制裁，打击逃税报纸。改革派则认为那些包含邪恶内容，售价只有其竞争对手一半甚或更低的激进主义报业正是得益于逃避知识税才得以生存，废除知识税会使那些遵纪守法的报业主们降低报纸售价，有效参与竞争，同时也会支持一批资金拥有者投资报业，从而扩大报业市场，为英国人民提供“廉价有益的”知识。自由市场应该为负责任的廉价报刊的生长创造有利的环境，使他们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广告，而使不依赖广告的报业迅速消亡。27正是在这种情境下，我们看到了开篇提到的布尔法-里顿爵士的主张，即“应当废除知识税，印刷者和出版物能够比监狱和刽子手更好地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和平与荣誉服务。廉价的知识比经费巨大的惩罚制度是更好的政治工具”。28另一位国会议员格罗特（Grote）也声称，印花税事实上限制了那些政治上可靠的、值得尊重的报纸为工人们提供恰当的指导与正确的信息。29正是在这种理念下，国会采取了渐进的措施，于1833年降低广告税，1836年降低印花税与纸张税，并最终于1853年、1855年和1861年分别废除了广告税、印花税和纸张税。

从以上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到，与传统自由主义报业理论不同的是,在废除知识税的讨论中，报刊更多的是被当作社会控制的工具而非启蒙民众的工具。对中产阶级来说，自由而不受税收限制的报业是比政府高压手段更加有效的社会控制工具。“这已经不是是否应该允许人民阅读的问题了，而是关于他们应该读什么的问题了”30。

应该看到的是1855年前后知识税的废除，使得英国的报刊数量猛增，一批全新的大众化廉价报刊在英国诞生了，而激进主义报业则在这种商业化的冲击下遭遇了彻底的失败。与激进主义报业不同的是，这些迅速崛起的廉价报刊以盈利为唯一目的，为扩大发行量，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他们以“为读者服务”为宗旨，将普遍认同的政治观点与“人情味”新闻，如犯罪，丑闻，罗曼史，体育新闻等等，巧妙的结合起来，在高度资本化的市场中参与竞争，为各阶层读者服务，从而赢得了众多读者。同时，大众化报业的出现也改变了人们对报纸的社会与政治角色认知，部分史学家与文化研究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大众报业的出现才真正意味着报纸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开端。31廉价报刊的兴起对《泰晤士报》的影响也很大,“虽然它竭力维持权威地位,但销量已不能与大众化报纸相比了”。32

针对报业市场的变化,激进主义报业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例如，开始刊登广告，扩大报道内容，但这一切均未能改变其走向消亡的命运。这主要是由于其狭窄的政治议题与缺乏购买能力的读者层使他们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广告。面对竞争的压力，一部分激进主义报纸开始尝试模仿廉价报纸，扩大报道内容，这使他们逐渐丧失了激进主义的锋芒，滑向了大众化报业的轨道。33知识税的废除，使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主流报业与激进主义报业和大众化报业一同进入市场，以同样的售价参与竞争，也使得原来激进主义报业的低收入读者层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转向了面向工人阶层的新一代大众化报业。至此，激进主义报业无论是从其自身内容、经营方式还是从其读者群来说，已经彻底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当然,任何事物的消涨都不是某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激进主义报业的衰败也有其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如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人工作状况的改善、工资的提高、生活与住房条件的改善、教育状况的改善等等都使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减弱。34同时，技术因素在报业生产与发行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使低成本低技术投入的激进主义报业又丧失了另一个竞争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系列导致激进主义报业衰退的因素中,知识税的废除所带来的商业化冲击和报业结构的改变，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詹姆斯•卡伦所说的：“就这样，贵族国家用最严厉的压制手段都无法办到的事情，市场做到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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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确，十九世纪的激进主义报业是作为一种反政治、反社会、与主流资产阶级商业报刊相背离的报业形态存在的。因此，政府的压制从其诞生那一天就开始了。随着知识税的废除，激进主义报业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可见“十九世纪中期知识税的废除并没有开创报业自由独立的新纪元。事实上，它只是以一个新的报业审查系统取而代之旧的政治压迫手段而已，这个系统比以往任何时期的审查都更实际更有效。在那些法律压制手段无法将报业纳入到社会秩序的领域中，市场力量开始逐渐发挥作用”。36如果说“研究是一面在历史中散步的镜子”，37那么发生在英国报刊史上的这次由废除知识税所带来的商业化冲击，以及其对激进主义报业的成功压制也许会为今天中国媒介所面临的新闻商业化娱乐化冲击带来一些反思。

注释：

1、JamesCurran，‘MediaandMakingofBritishSociety,c.1700-2000’(MediaHistory,Vol.8,No.2,2002)p.136-138

2、JamesCurranandJeanSeaton,PowerwithoutResponsibility(London:Routledge,2003)p.3

3、张隆栋傅显明编著，《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p.83

4、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著《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p.71

5、转引自AsaBriggsandPeterBurke,ASocialHistoryoftheMedia:FromGutenburgtotheInternet(PolityandBlackwell,2002)p.74(埃舍.布瑞格斯与彼得.伯克著《媒介社会史：从古登堡到英特网》

6、同上，p.3

7、同上，p.74

8、CurranandSeaton,2003,p.7

9、法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p.87-91

10、徳曼弗雷徳•马伊《一口气读完世界历史》，海南出版社，20042005年10月27日登陆

11、MartinConboy,Journalism:ACriticalHistory(London:SagePublications,2004)p.89

12、KevilWilliams,GetMeaMurderaDay!AHistoryofMassCommunicationinBritain(London;NewYork:Arnold,1998)p.29-30

13、在英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以新闻报道发起社会运动的一种新闻活动，被成为CampaignJournalism，代表人物：W.T斯塔徳（W.TStuard）。他对英国伦敦雏妓的报道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最终导致国会制定法律，禁止未成年妇女从事色情行业。

14、RaymondWilliams，‘ThePressandPopularCulture:aHistoricalPerspective’,inNewspaperHistoryfromthe17thCenturytothePresentDayedsbyGeorgeBoyce,JamesCurranandPaulineWingate(London:Constable,1978)p.47

15、Conboy,2004,p.93-94

16、1809年8月6日，《观察家》转引自Conboy,2004,p.93

17、Curran,2003,p.10-13

18、同上，p.13

19、发行量指一份报纸的印数而阅读量指一份报纸真正拥有的读者量，也就是它的实际被阅读的次数。尼克•海利在《媒介史的问题》一文中，以具体个案为例，对两个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指出单单以发行量来评价报纸的影响所存在的局限性。NikeHiley,‘TheProblemsofMediaHistory’,(ModernHistoryReview,April1996)p.17-18

20、DrPhilimore,ParliamentaryDebates,p.91,1819转自CurranandSeaton,2003,p.15

21、部分经济学家从赋税史的角度提出知识税与其他实物税无任何区别,只是国家为提高战时财政收入的众多举措之一,而并没有压制新闻出版自由,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忽略了报刊做为商品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属性。OatsLynneandSadlerPauline,‘PoliticalSuppressionorRevenueRaising’?TaxingNewspapersduringtheFrenchRevolutionaryWar’.(AccountingHistoriansJournal,Jun2004)

22、Conboy,2004,p.90－91

23、转引自RaymondWilliams,TheLongRevolution(PenguinBook,1965)p.20,威廉姆斯《长期革命》

24、CurranandSeaton,2003,p.7

25、Williams,1998,p.44

26、Conboy,p.106

27、JamesCurran,‘ThePressasanAgencyofSocialControl’,inNewspaperHistoryfromthe17thCenturytothePresentDayedsbyGeorgeBoyce,JamesCurranandPaulineWingate(London:Constable,1978)p.54

28、同3

29、同26,p.55

30、同25

31、RaymondWilliams,1978,p.49

32、同4,p.70

33、Conboy,2004,p.102-107

34、Williams,1998,p.45－46

35、CurranandSeaton,2003,p.25

36、CurranandSeaton,2003,p.5

37、王春泉,“历史意识在新闻学研究中的意义”,刘建勋主编《传播的艺术》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56

参考文献：

1．JamesCurran，‘MediaandMakingofBritishSociety,c.1700-2000’(MediaHistory,Vol.8,No.2,2002)

2．JamesCurranandJeanSeaton,PowerwithoutResponsibility(London:Routledge,2003)

3．AsaBriggsandPeterBurke,ASocialHistoryoftheMedia:FromGutenburgtotheInternet(PolityandBlackwell,2002)

4．MartinConboy,Journalism:ACriticalHistory(London:SagePublications,2004)

5．KevilWilliams,GetMeaMurderaDay!AHistoryofMassCommunicationinBritain(London;NewYork:Arnold,1998)

6．GeorgeBoyce,JamesCurranandPaulineWingateedsNewspaperHistoryfromthe17thCenturytothePresentDay(London:Constable,1978)

7．NikeHiley,‘TheProblemsofMediaHistory’,(ModernHistoryReview,April1996)

8．OatsLynneandSadlerPauline,‘PoliticalSuppressionorRevenueRaising’?TaxingNewspapersduringtheFrenchRevolutionaryWar’.(AccountingHistoriansJournal,Jun2004)

9．RaymondWilliams,TheLongRevolution(PenguinBook,1965)

10．张隆栋傅显明编著，《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版

激进性改革范文篇9

现在关于国企退出问题的讨论不少，而国企的退来退去说到底无非就是一个产权改革的过程，但目前却似乎很少有人来关注产权改革的公正性，或者是认为改革并不需要公正，或者干脆就是打着公正的旗号反改革。对此如果不加以澄清，国企改革的最后结果很可能就会未必如改革者所愿。

中国改革是人类历史、现代化史乃至经济转型史上十分罕见的个案。就先于实现民主化和公共资源控制权高度集中的条件下进行私有化与市场化这点而言，可以相比的大概只有越南等少数几国。而在这几国中，中国又有其唯一特殊性。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是唯一在整个转型期（到目前为止）一直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这一点引起了世界关注。在国际上人们一般从“渐进”还是“激进”来解释这一现象。

中国也有激进改革。有人说中国改革不搞休克疗法，因而成功了（克鲁格曼）；有人则说中国的成功领域恰恰都是那些一步到位的领域，如解散、开办特区等，中国的外资优惠政策是大大超过东欧的，中国的劳工政策之偏向资方更是超过所有的西方国家，可见中国的成功证明了改革必须激进（萨克斯）。

还有人以乌克兰、白俄罗斯并未搞“休克疗法”，但经济却比俄罗斯更糟来证明渐进未必有益。一位波兰学者更直言不讳说：中国成功地吸引了除美国之外全球最多的外资，我们比不上，因为我们的工会太强大，吓跑了投资者。哪个老板不想到那有政府撑腰而不许工人讨价还价的地方去设厂呢？

而在国内，关于“渐进”“激进”之争并不是最重要的视角。关于中国改革成功（至少是就经济而言，到目前为止）的原因，国内的主流意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从1989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那时八九刚过，东欧剧变，国内正全力反“和平演变”，对改革极力强调“姓社姓资”之分。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改革”，所以成功了，而东欧搞的是“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失败了，就成了一种主要的解释。

第二阶段从1992年末到1997年“十五大”。小平南巡，使经济改革再次加速，而且邓明确指出，不要争论“姓社姓资”，于是对中国改革成功的解释从“方向”转向了速度与方式。“姓社姓资”之别为“渐进激进”之别所取代。主流的说法是：中国搞的是“渐进改革”，“摸着石头过河”，顺利过去了；而东欧搞的是“激进改革”，主张“人不能分两步迈过壕沟”，结果一步没迈过就摔惨了。

在这类说法中还有一种略为不同的解释，即“增量—存量”之说，认为中国与东欧之别并不完全在于速度，中国非国有领域的改革其实也非常激进（如对外资、私企、乡镇企业），在原体制外的“增量”上取得了成功，而国有领域即“存量”则尽量维持。东欧则不然，它忽视了“增量”，一开始就企图改造“存量经济”，结果是费力不讨好。

1997年“十五大”以来进入了第三阶段。十五大不仅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而且号召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实行“突破”，并把产权重构作为重点，提出了不争论“姓公姓私”的口号。当时舆论称会议精神是“可以，可以，也可以”。这样便摆出了中国也要以激进手段进行“存量”改革的姿态，原有解释模式便显得过时了。

同时过去改革模式中积累的许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社会公正问题。对此政府在90年代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明确了公平不能“优先”的态度。于是新的解释模式逐渐形成。这种模式认为中国成功的原因不在于“姓社还是姓资”，也不在于“渐进还是激进”，而在于中国改革遵循了“不道德的经济学”原则，在公平置后或至少不“优先”的条件下强制实现了资源的重新配置。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不言自明的。这种解释模式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种论点上：

1997年王金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表《俄越改革比较研究》一文，提出“休克疗法”未必是个坏主意，越南实行之大见奇效，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则搞糟了。为什么？因为越南保持了铁腕强权，物价说上涨就上涨，国有企业想给谁就给谁，工人想解雇就解雇，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于是改革很快到位，效果大显。而俄国则不幸搞了“民主”，弄得政府太软，物价一高，失业一多，就议会里吵社会上闹，“休克”半途而废，改革到不了位，以致有今日之难堪。显然，王文含有他对中国的建议或解释。

1998年，盛洪(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发表几篇文章，从对公共资产私有化方式的“卖还是分”的问题引出论点：在私有化问题上“公共选择”不如“双方交易”，亦即对公共资产的处理不能强调公共权利，而应当由有权者（卖方）与有钱者（买方）“双方”不受干预地自行解决。因为“公共选择”会增加“交易成本”，只有“双方交易”才能使产权变迁的“成本”变得最小。

同样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盛洪又提出“交易先于产权”的观点，即认为对于产权不明晰的公共资产，有权者可以先拿去“交易”再说，一“交易”，“产权”也就自然解决了。这就与自由主义伦理学中诺齐克（Nozick）的“低调正义”发生了冲突。因为按诺齐克的说法，“获得的正义”（Principleofacquisition）优先于“交易的正义”（Principleoftransfer），亦即人们必先公正地获得产权，然后才谈得上公正地交易。而在中国现有权力配置格局下，“交易先于产权”而且排斥“公共选择”的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并不难理解。盛洪却认为他所掌握的“案例”表明，这正是中国成功的关键。

二自由主义的立场

显然，以上几种论点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否定了经济改革过程的起点公正原则，尤其是否定了进入市场经济时的产权初始分配中的“获得正义”原则。这就使中国改革中的伦理问题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

在西方，诺齐克提出了最“保守”最“低调”的正义理论：一个所有者，只要他最初的财产来源清白（符合“获得正义”），此后的财富增殖又完全通过自由交易，而没有强制与欺诈，（符合“交易的正义”），则最后即使他富可敌国，那也无可指责，即完全符合“持有的正义”（justiceinholdines）。他可以自愿慈善，布施穷人，但国家不能强迫他（例如通过累进税等）与别人共享财富。

当然，诺齐克强调这种“持有的正义”必须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只要其中一个环节不正义，其后的环节也就失去了正当性。如果所有者最初的本钱来源不清白，则哪怕此后他一直实行公正的自由交易，其结果也不正义，而必须受到诺齐克正义的第三原则即“矫正的原则”（principleofrectification）之干预。

对诺齐克的说法，罗尔斯(J.Rawls)是不能同意的。他认为即使财富的积累符合“获得正义”与“交易正义”，其结果也必须受到“分配的正义”（distributiveofjustice）的限制，因此国家应该对清白致富者也实行强制性的二次分配措施。

但是，罗尔斯讲的只是消费的“分配”，他并没有质疑资产的分配本身。因而比罗尔斯更“激进”更“高调”的批评者大有人在，如以麦金太尔与泰勒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更不用说社会民主主义各派。他们批评的重点是罗尔斯，而诺齐克已经被认为“保守”得不值一驳。至于比诺齐克更“保守”更“低调”的理论，则人们闻所未闻。

所谓科斯定理，即“权利的初始分配无关紧要，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交易又充分自由，则经济效率就会实现最优”，这是一种关于效率而不是关于正义与伦理的说法。

科斯讲的“交易先于产权”，用的是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中产权立法的例子，而18世纪的英国并不存在公共资产的私有化问题，只有私有财产的法律定义从不严格到严格的问题。因此科斯的理论并不是用来挑战诺齐克的，而是用来挑战凯恩斯的。

科斯在西方有众多的批评者，他们在伦理问题上都持比科斯更“高调”的立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科斯的立场出发看看其学说的伦理意义，这是不会有过于“高调”之嫌的。

科斯与其他新自由主义者反对的“国家干预”，是凯恩斯式的或福利国家式的干预，而不是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强制。与后者使用政治强权剥夺公民财产、而且归入国库的财产便进入“黑箱”、其管理者既不由公众授权又不受公众监督的情况不同，前两种“干预”都是在尊重公民财产权的前提下进行的。

凯恩斯式的干预，主要是政府以无形税（增发通货）方式扩大开支，增加信贷，刺激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过剩问题。而福利国家政策则主要是政府以有形税（累进所得税）方式对国民收入进行二次调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惠及大众。

在西方的条件下，无论无形税还是有形税，公众作为纳税人的权利是受保障的，由他们的纳税所维持的政府要征得他们的认可，要对他们负责，由此形成的资源流向受到民主制下的公民即纳税人的监督。

对这一切新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提出异议。新自由主义者既没有指责政府强制或剥夺了公民，也不认为国家干预与权贵利益有什么关系。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自由主义者（如缅甸的昂山素季）把国家干预抨击为腐败之源、权贵利薮是不同的。新自由主义者对国家干预的指责，主要是一个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而从不涉及公正问题。

由于同样原因，新自由主义者在建议对这种国家干预进行纠正时，也只涉及效率考虑而无须为公正而操心，对他们来说，放弃“国家干预”并不涉及进入市场经济时的起点问题，而只是对原本已存在的市场经济作规则上的调整。

他们也在西方国家倡导国营企业“私有化”，但与东欧不同，这种私有化并不涉及产权的初始配置及其合法性问题，也没有“历史欠账”、“还资于民”抑或“从奴役到自由”这类价值考虑——与哈耶克不同，包括科斯在内的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尽管不认同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干预政策，但从不认为新政是“通往奴役之路”，只是说新政影响了经济效率而已。

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正是这种“问题意识”的产物。效率是科斯一切学问的出发点，而所谓效率，无非是单位产出所花费的成本的最小化。

古典经济学讲的成本原只是静态的要素成本（资本成本、劳务成本等），后来又发展为动态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等），而科斯不仅突破了古典成本理论（也是效率理论）的教条，强调了制度运行成本即交易成本的重要性，而且在此基础上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尤其是困扰自由主义者的两个问题：

其一，为何从理论上讲市场机制能最优化地配置资源，但现实中却常常可以看见市场无效率或“市场失灵”的现象？“社会主义者”说：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无政府”之弊，它不能优化配置资源。而科斯则认定，市场经济的生产效率当然是最高的，但“交易效率”则不尽然。市场的交易需要成本，交易成本太高便导致市场失灵。

其二，那么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社会主义”者的回答是限制（以致消灭）市场，实行国家干预。科斯的回答则是完善市场，减少交易成本，而在他看来，明晰产权是减少交易成本的有效办法。因此，市场经济一定要彻底实行私有化。

科斯的这套理论不仅自洽地解释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即所谓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它提出的以减少交易费用为中心的思路还有可能导致西方企业制度的重大变革。

例如科斯认为企业内部的集权是减少交易成本的关键，而且这甚至是市场经济中企业存在的唯一意义。这一想法对流行的企业制度理论，尤其是所有者经营者两权分离、经理、董事会与股东大会互相制约的传统股份制理论无疑会有极大的冲击。

如果按科斯的思路，则两权合一、经营者控股才是好办法。这是否会导致西方股份公司制度的历史性变革？许多人都在拭目以待。显然，无论科斯的思路能否实现，他提出的问题在西方条件下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极大的意义。

科斯理论的特点是只谈“交易成本”而不谈交易权利，这决非因为交易权利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问题在科斯所处的社会已经解决，已不是他们的问题。因此他的问题其实是有自明的前提的。科斯最著名的论证，如“企业的意义”与“牧人与农人”问题及由此导出的如今几成经典的所谓科斯定理，都有这样的背景。

科斯问道：一个工人为什么宁愿受雇于企业，而不愿直接面向市场出售他的劳务或产品？因为企业这种组织比各个人直接面对市场能明显地降低交易成本。由此增加的好处即使扣除了企业的“剥削”，落到工人手中的也会比他单干所能挣得的更多。这个论证曾被一些人引申为：独裁比民主更能节约交易成本。

但是，科斯为什么不问：奴隶制工场是否更能降低交易成本？工人为什么不愿当一个奴隶？不要以为这不是一个问题。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便曾证明：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奴隶制经济效率并不比北方的自由经济差。然而科斯不会这样提问题，因为他要比较的，是不同的交易方式之间的成本，而不是交易与抢劫（强制）之间的“成本”大小。

企业的“独裁”仍然是契约行为，即科斯说的：“企业没有使契约消失，但毕竟使契约大为减少。”工人进厂时签订一次契约，这与他在市场上单干则要与所有客户签订无数契约相比，“谈判”费用无疑要省得多。但这一选择只是节约了交易成本，并没有放弃交易权利。当然，科斯不需要指出这一点，因为这在他们那里是自明的。

交易与抢劫不能比较“成本”，这当然不仅是个道义问题，即使纯就技术而言，抢劫这种非合意、无规则行为也是无法计算“成本”的。如果AB二人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而终难成交，某A干脆拔刀把B抢了，你说这是否节省了“交易成本”？显然，即使撇开道义问题人们也无法回答，因为这种无规则行为的结果无法预期：倘若B束手任抢，那“成本”自然很小，但若B也拔刀相抗呢？

在今日发达国家，交易成本理论当然不会引出这样荒唐的问题，但若是在盛行“抢来本钱做买卖”的原始积累时代就不同了。那时的人们没有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不是因为他们比科斯笨，而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面临着完全不同的问题。

在今天处于市场经济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国，绕开交易权利问题大谈交易成本，便可能成为一种为“抢来本钱”辩护的理论。如今我们的确听到许多这样的议论：

公共资产的看守者关起门来监守自盗，是一种“交易成本最小”的私有化方式；在产权改革问题上决不能让老百姓有发言权，因为“公共决策的成本高于双方交易”；民主私有化不如权贵私有化；“分”不如“卖”，“卖”不如“送”，不管白猫黑猫，能把产权明晰了就是好猫；官僚资本、权力资本有利于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甚至还有人认为，利用目前体制上的集权条件一次性地实现企业领导私人控股或“持大股”是我们的优势，可以更易达到科斯设想的企业内“独裁”，而西方的股份公司要想集中股权就很难。

这些说法的经典依据就是科斯定理：无论产权的初始配置如何，只要交易成本最小，其后的市场交易完全自由，就能达到效率的最优化。

科斯是通过著名的“牧人与农人”问题表述这一后人所称的“定理”的：设若两块地中无栅栏分隔，一块牧牛，另一块种谷。牛越界吃谷，导致牧人增值而农人减产。但初食之时因牛饥，消化好，故牧人所增超过农人所减；及至牛饱而难消化时，牧人所增便不及农人所减了。

现在问：若从社会的观点看要达到农牧二人总收益最大，应当如何？是由政府出面设计一最佳界限并立栅分隔，还是让农牧二人在完全自由的产权交易中设定这一界限？经过一系列的逻辑推理，结论是：无论吃谷的权利最初属农人还是属牧人，只要这权利可以自由交易，双方还价的结果都可得出这条最佳界限，使牧人所增恰等于农人所减，而双方总收益达到最大。这比政府的设计更有效。

显然，科斯这里所称的权利初始设定可以属农，也可以属牧，但并不涉及权利的“初始侵夺”问题。他所要表明的道理是政府的设计不如私人的交易，亦即“国有”不如“私有”，但并不涉及由“国”而“私”的方式问题。

如果换一个提法，假定农牧二人本来各有权利，然而牧人利用国家强权把农人的权利夺来归己，试问此后他们就会“自由交易”而不会冤冤相报地打起来吗？这还有何“交易成本”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初始权利属谁是无关紧要的”吗？

总之，新制度学派在美国面临的是与我们极不相同的问题。他们是在传统私有制与公民权利社会的基础上反对“国家干预”，而我们是在没有这一基础的条件下走出“国家统制”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这一基础。

前者只是个效率问题，因此可以谈“交易成本”，而后者除效率外更是个公正问题，因此首先要确立交易权利。前者只涉及“规则”，而后者尤其关系到“起点”。前者是规范的自由秩序中的问题，而后者则是原始积累时期的问题。

在科斯而言，“初始权利属谁无关紧要”是一个捍卫自由的命题（在“农—牧问题”中，这一命题意味着无论原产权属农人还是牧人，国家都没有理由，无论道义理由还是效率理由来加以干涉），而在我们这里，“初始权利无关紧要论”却被扭曲为一个为抢劫辩护的命题（即：有权者可以在“明晰产权”的名义下任意把公共资产攫为己有）然而，为抢劫辩护还能称得上“自由主义”吗？

其实，真正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新制度派学者对权贵资本的态度本来是很清楚的。科斯理论在华人世界最著名的支持者张五常教授便讲过：邓小平说要反对“资产阶级”，如果他说的“资产阶级”是指“四大家族”一类人，相信没有一个市场经济与私产制度的拥护者会反对他的说法！然而，内地的一些“交易成本”论者似乎远没有这么清醒。

三公正的改革还是强盗资本主义?

因此，如果说20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不能用“姓资姓社”、“渐进激进”来解释，那它就更不能用“以不讲公正来减少交易成本”之说来解释。如果说搞了半截子“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尽管疗效不佳，但比“渐进”的乌克兰境况还是要强，那么在同属“激进改革”的诸国中，更民主也更讲起点平等的波兰、捷克等国又比俄罗斯的效果更好。这表明改革的比较研究不仅不能支持反改革论，也不能支持寡头改革论。

如果不玩弄抽象概念而是就走向市场化而言，那么所谓公正在增量改革方面就意味着更多的自由，在存量改革方面就意味着更多的起点平等。在这两个方面中国20年的改革都是有经验的。

在增量方面，中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实际超过许多东欧国家，私企发展的空间也日益扩大，虽然仍有官营垄断、外资超国民待遇、劳资关系不平衡（有民间商会而无民间工会）等问题，但“自由的公正”在发展并显示着正面效果是无疑的。

在存量方面，中国废除公社制度的改革通过公共选择、平分土地而政府予以认可的方式实现了农民走向市场时大致的起点平等。而农民之所以主动发动改革，也是由于旧农业体制即使在计划经济范围内也显得很不公平。它是一种“由国家控制而由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既不同于真正的集体经济，也不同于国家控制、国家承担责任的城市国营经济，共同体的束缚功能极强而保护功能缺失，只有“父权”而无“父责”，这即使在共同体本位的价值观下也是极不公正的。

这种只是为了取得原始积累而管制农民的体制在前苏联虽也存在过，但他们在原始积累过程完成后，工业已停止了对农民的“抽取”，从1966年苏联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起，其体制已变为如城市国企一样的“国家承担控制后果”之经济，摆脱共同体的束缚就意味着失去共同体的保护。就这个意义而言，苏联的农业与中国的国企都比中国的体制要公平些。

多数东欧国家农业体制与1966年后苏联类似，而且原始积累时期更短（捷克、东德等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没有此时期）。少数东欧国家剧变前就没有搞过农业集体化，如前南斯拉夫与波兰，那里的农业剧变前就是个体农场农业，但国家从60年代后为了增加“社会主义吸引力”仍出资为农民建立了退休、免费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换言之，南、波的旧体制对农民有保护而很少束缚，那里的农民就更谈不上主动改革了。

总之，中国改革的前期成功，很大程度上靠农村改革（不仅是农业改革，号称“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的乡镇工业是中国改革时期工业成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从大包干产生的后续变革），而农村改革的成功，一不是靠“渐进”，二不是靠“不动存量”，而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是改革前农村体制特别不公正（既相对城市体制、也相对苏联东欧农业体制而言）；二是改革过程较好地体现了公共选择、起点平等。

如果中国农民像国企或苏联农民那样被国家管起来但也包下来了，或者像波兰农民那样国家不管却也包下来，中国农民就不会有那种由“管而不包”逼出来的改革冲动。而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开始就把公社改成社长的私人庄园并把农民一脚踢出去，或变为庄园里的长工，那农民不反“改革”才怪呢！

从广义契约—广义公正的角度讲，人们放弃自由是为了获取保护。而共同体在实行束缚的同时也就承担了保护义务。摆脱这样的束缚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中国的公社只有束缚却无保护，摆脱它的过程便成了中外改革史上罕见的“无代价的进步”。

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却是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而且这一机会（以土地为载体）在他们中的初始分配又较均等，他们何乐不为？

显然，这样一场类似“帕累托改进”的变革得以实现，既不是由于什么特殊“文化”的影响（城市里接受“市场文化”的影响不是比闭塞的乡村更多吗?），更不是由于改革前的公社有什么“经济民主”，而就是由于摆脱不公正的冲动与公平的要求。

反过来说，中国改革由于忽视了公正原则而受阻的教训也很多。以住房改革为例，本来住房作为消费品，其“私有化”并不像生产资料私有化那样有意识形态障碍，中国改革前没有合法的私营工厂，但私房是一直就有的。从操作来说，住房私有也不像生产资料私有那样涉及到经济过程中要素配置、机制重构的复杂问题。

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国企私有化困难重重，争议也很大，但他们的住房改革多很顺利，争议也少。如俄罗斯的国企改革泥足深陷，问题不少。但他们以抽肥补瘦、返还欠账为原则搞的住房改革却很成功，早在1993年底仅经过两年的变革就已使私房率达到55％～56％，已达西欧国家水平。而东欧一些国家如保加利亚，早在旧体制下就承认低工资下住房返还原则，规定劳动者工龄积累达到年限后即可拥有所分住宅的产权。

可见，中国的住房改革久拖不决，关键并不是什么“观念”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公正问题。有些地方按“补房不补人”的原则搞“谁占谁有”式的房改，在半卖半送的低价下又加之以工龄折扣不按绝对值而按所占房价百分比计，占房越多得利越大，未分到或分房不足者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

就这样，一部分人借房改侵吞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积累，还要把后者抛向已在公款购房潮和原始积累时期的垄断性暴利因素双重刺激下价格奇高的“商品房市场”。这样的房改能没有“阻力”吗？如今政府提出以补人不补房的“货币分房”来取代“谁占谁有”，正是看到了前一阶段房改中的弊病。如果这一原则能得到公正的执行，“观念”是不会构成障碍的。

企业改革的问题也是如此。在“穷庙富方丈”的同时让工人空手“下岗”，或是强迫工人出钱为“穷庙”填补窟窿，再或者把“穷庙”粉刷一下上市骗钱，都会造成严重的不公正。而农村改革的经验、日本战后解散财阀时的“证券民主化”经验与当代波兰、捷克等国的转轨经验都表明，“以起点平等原则找到最初所有者，以规则公平原则找到最终所有者”，是解决进入市场时产权初始配置问题的重要思路。

即使不讲起点平等，也不能排斥公共选择。存量资产既然是公共的积累，那末无论是“分”、是“卖”还是“送”，都不能不考虑公共（不是抽象而不可分的“公共”，而是由每一个人集合而成的“公共”）权益。东欧尤其是前东德不少“烂摊子”企业是采用象征性价格“送”掉的。但这种方案都经过了工会同意并以强大的工会力量保证“送”的条件（职工就业等）得以落实。如果不是这样，“送”就行不通。

增量领域“自由的公正”与存量（主要指农村）领域“起点的公正”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就的关键。而把“起点公正”推广于其他存量领域（如住房、国企等）则是中国今后改革成败的关键。

目前中国以国企为代表的存量经济问题成堆，但从一些指标看尚未出现东欧国家改革初期那种大滑坡的局面。这成为一些人全盘否定“激进改革”以至否定公正改革的主要理由。其实，这里除了一些深层问题尚被掩盖乃至尚在积累以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与苏联改革前体制的不同。

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的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

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苏联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哄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

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

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经济学界已很少有人吃前一碗饭；中国的“小而全”、“山散洞”与苏联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因此，中国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中国改革前期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转型阵痛的问题。

这一切使中国的改革具有某种“落后的优势”。但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如今我们的成就与俄国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表明我们现在干得比他们好，毋宁说是表明我们过去干得比他们差——我们的公社不如他们的农庄公平，而我们的命令经济不如他们的计划经济有效率。

激进性改革范文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