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域范文10篇

界域范文篇1

一、与民法调整范围的边界

首先，盗窃行为为什么不能用民法来调整呢？如果不用刑罚这种主要以限制人身自由为主的处罚方式对行为人加以处罚同时用刑罚之苦来威慑其他人不去从事盗窃行为，更多人的财产安全可能会继续侵害。因盗窃行为人被及时捉住概率非常低，若按民事赔偿的方式，即仅以被捉住时返还原物就行了，那么，“盗窃行为就是最好的谋生之道”了，这样可能财产制度与安全就会崩溃。我国学者指出：“根据Blackstone的说法，刑、民事规范所保护的法益不尽完全相同，犯罪行为危及社会的存续，而民事不法则仅仅使个人遭受损害。换言之，在犯罪行为中受害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超个人法益），而民事不法行为则是侵犯了个人利益（个人法益）。”[1]P112民事不法侵害个人利益，在现实社会中无论民事违约还是侵权，侵害人都是比较明确的。民间借贷往往发生在熟人之间，官方借贷则需财产担保或担保人担保，一旦出现违约则很快就能找到违约责任人。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任何人违反公共法律，做了一个公民不该做的事情，就构成犯罪。其中，私法罪(民事不法)是当着受害人的面实施的，如接受委托做买卖而在金钱或货物上贪污、投机，或在贸易上弄虚作假等等;而公法罪(刑事不法)中受到危害的，不仅仅是一些个别的人而是共同体，如铸造伪币或者伪造交换证券、盗窃、抢劫等。”[2]P164刑事不法如盗窃行为也存在侵害个人财产利益，但最终可能侵害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或者如该学者所称的超个人法益。上述盗窃行为表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具有衍射性和不特定性的特点，也表明了其与民事、行政违法危害性间的不同，一个居民区内经常性的盗窃会带来不特定的居民精神上的恐慌，而违约和侵权一般则仅限于引起当事人精神上的压力。其次，如同冯亚东教授所认为的那样，犯罪本质上是多元的，“犯罪本质是应受刑罚惩罚性”，那么刑事与民事不法在后果上也表现不同。犯罪的后果是刑罚惩罚，秉持对刑事责任能力人的刑罚处罚，坚持罪责自负的个人责任原则，刑罚是对犯罪报应和预防；而民事违约或者侵权的后果主要是赔偿和恢复原状等补偿性责任，在归责上可能会是无过错责任或者是基于公平原则的衡平责任甚至是连带责任。刑事与民事不法在后果、归责上差异虽然也可以作为二者的区分，但最终根源还是二者在行为本质上不同。贝卡利亚指出：“受害的公民个人可以宽免侵害者的赔偿，然而他难道也可以通过他的宽恕同样取消必要的鉴戒吗？使罪犯受到惩罚的权利并不属于某个人，而属于全体公民，或属于君主。某个人只能放弃他那份权利，但不能取消他人的权利。”[3]P72民事权利作为权利可以放弃，民事责任也可以转移或让他人连带，但一旦犯罪发生，刑罚权属于国家支配且最终来源于全体公民，对犯罪人的问责则不能因为受害人的宽恕而取消。如同恶性肿瘤（癌症）一样，犯罪也呈现单向性和不可逆转性；而如同良性肿瘤一样，民事不法则有恢复原状之可能，其行为方向是双向的，也可能向恶性肿瘤方向发展。

二、与行政法调整范围的边界

德国学者曾说:“就三大法域的基本任务而言,民法是在寻求当事人间利益之平衡,行政法是以防止危害、危险管理及促进公共利益为目的,刑法之目的在于保护法益并确保公共利益的规范效力。”[4]P16行政法是行政机关在管理社会和国家事务中形成的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行政行为都是行政机关为管理社会和公共事务服务的行为，因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大量的违反治安管理而行政处罚的案件则雷同于犯罪行为，如盗窃中小偷小摸的治安处罚案件，如果变成大偷大摸（数额达到了犯罪程度）则构成了犯罪。行为性质在类别上无法区分，都有社会危害性，只是程度上的差异，为什么前者有行政法调整而后者则由刑法调整呢？于改之博士从大陆法系社会相当性理论为理论依托，提出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的概念即“所谓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是指行为脱逸社会相当性（违法性）的程度危及到了社会共同体的存续，从而达到了值得科处刑罚程度的质与量的违法性”[1]P223。论者借助于社会相当性理论把构成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内涵进一步明晰化，而且通过“社会相当性”概念把行为在手段、目的和行为样态上等脱逸相当性的行为纳入犯罪的范畴内能够在解释论上犯罪的独特性。日本学者指出：“所谓社会相当性，就是从一般承认的、健全的社会通念出发，不具有不法性，也不会唤起处罚的感觉的行为的性质。”[5]P76社会相当性概念能够很好地把民众认同的日常性、惯常性的事态或历史上形成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正当化，也表明立法尊重人民的感觉和意志且充分考量了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在内容上与笔者提出的刑法不得已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刑法不得已原则将行为不得已作为犯罪且用刑罚惩罚，其一个基本前提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之上，“不得已”的内涵必须要考量社会基本客观事实，分别以“宪法层面、主流价值和民众认同和社会危害性的特点”几个方面从外延来界定社会危害性，实质上也是对社会危害性内涵的说明。可见，立法上规定某种行为为犯罪，不仅充分考虑民众认同，而且还有主流价值评价和宪法规范所确立的国家和社会的核心利益等。因此，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似乎仅强调了人民的感觉而没有很好兼顾政治国家上的因素。一般违法到犯罪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对行为的评价究竟是行政法调整还是刑法调整则来自于社会的道德对该行为现象的评价，这种评价又受到主流价值和民众认同双重约束。首先是主流价值不容忍（因其是不法行为）且不能容忍该行为对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敌视、蔑视和轻视、漠视的态度；其次是该行为现象超出民众心理容忍度（而这种容忍度在一国地域内某些地区又表现出差异性，例如，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习惯法对全国范围内刑法的变通适用）或者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

三、与道德调整范围的边界

在我们这样一个重视伦理观念传统的国度里，法律与伦理道德始终纠结着，谈及刑法与道德的边界似乎是一个伪命题。对此，笔者以南京马尧海聚众淫乱罪案为例来论证二者的边界，从而论证该命题不是伪命题。南京某高校副教授马尧海主要通过建立“夫妻交换”、“走错房间”、“南京派对”等QQ群，吸引有换偶倾向的人群进行集中淫乱，“公开交流性体验”，其本人组织或者参加聚众淫乱活动十八起之多。该案发生后引起网民和专家热议：否定构成犯罪以中国社科院李银河教授为代表，认为本案没有被害人，法律不能过分干预道德，特别是在二元社会结构中多元价值观逐步形成，不能用刑法强制调整公民对性取向的自决权以维护主流单一的性道德观念。她曾发文指出：“公民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他拥有按自己的意愿使用、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国家法律干涉这种私人场所的活动，就好像当事人的身体不归当事人自己所有,而是归国家所有。如果当事人脱去衣服,损害的不是当事人自己的尊严,而是损害了国家的尊严,这种立法思想本身就是错的。”持赞成观点除广大网民外，也为部分法学专家所主张。可以说，在网上赞成与否定该案成立聚众淫乱罪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社会学家持否定态度的偏多而法学家则赞成与否定者都有，这个话题的论争还会继续下去。聚众淫乱行为能否作为犯罪，从形式上看是立法上的一项制度设计，但本质上则反应了立法对该类行为的价值选择，故争议的焦点为：刑法在何等程度上介入私人道德领域？公民身体自决权是无限的吗？而对于聚众淫乱罪而言，就是法律（刑法）与道德的关系。从价值选择角度上看,对聚众淫乱行为中公民性行为自由应否受到刑法规制，或者如何规制，宏观上有古典自由主义和道德主义给出了不同的解答。古典自由主义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前期代表人物如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提出“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分权制衡”理论等；孟德斯鸠认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事情的权利”。后期代表人物如边沁、密尔等把功利主义作为自由的基础，认为国家只是“守夜人”的角色，国家对公民个人自由遵守不干涉主义。行为人行为只要不对他人造成损害，国家和社会就没有必要干预，公民个人有权作出选择自己行为的自由，国家和社会只有出于防止对他人造成客观损害时才出手干预甚至用刑法干预才具有正当化。密尔说过，“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惟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

《法国国民公会宣言》指出：“一个公民的自由是以另一个公民的自由为界限的。”公民在充分享受自由阳光时候，不能侵犯他人自由，这是起码的道德要求，因而自由是有限度和边界的，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有限的物质世界不可观念，真的可以将私密的性行为与多数人分享且没有所谓“无被害人之说”（或者密尔所说法律的正当化根据仅仅在于“防止对他人的危害”）的淫乱行为排除在法律特别是刑法规制范围外吗？道德主义则“主张通过立法强制实施预定的道德秩序,确认并保护社会的基本价值。因为公共道德是维系社会的基本纽带之一，社会可以使用刑罚维护公共道德”[9]P107。该观点站在国家伦理价值观的立场上，国家用法律强制推行道德，惩治其认为不道德的行为。公认的社会伦理道德为社会秩序稳定和道德观念培养是必不可少的，国家就有权利提供法律的强行规定来保护这种伦理道德。彻底的道德主义也可能出现道德法律化或者法律的泛道德化倾向。就聚众淫乱罪而言，若坚持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个人只要不冒犯他人就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包括自己非正统的性行为），聚众淫乱行为人皆出于自愿没有侵害他人利益，没有被害人，那么，连参加聚众淫乱首要分子也不应该受到刑法惩处；若坚持道德主义观点，国家有权利用法律推行社会基本道德观念，聚众淫乱行为违背了主流或者我国传统的性道德观念，那么所有参加聚众淫乱行为人都应该被作为犯罪处理。然我国《刑法》第301条第一款规定:“聚众进行淫乱活动的，对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见，我国刑法只对首要分子和多次参加聚众淫乱行为才构成聚众淫乱罪。即没有按照古典自由主义观点，也没有遵循纯粹的道德主义。为什么我国刑法会这么规定呢？主张道德与法律分离的凯尔森、哈特等分析实证主义虽认为：“法律问题，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是社会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但实证主义法学派后来也不得不承认道德对法律的影响，诚如哈特所言：“不容认真争辩的是,法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的发展,事实上既受特定社会集团的传统道德、理想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一些个别人所提出的开明道德批评的影响,这些个别人的道德水平超过流行的道德。”

界域范文篇2

自德国刑法学家、行政刑法之父郭特希密特(J1Goldschmidt,又译为高尔德修米德)在其192年出版的5行政刑法6(Verwal-tungsstrafrecht)著作里首次提出行政刑法这一概念以来,行政刑法的界域等问题就一直是法学界争论不休的论题。我国学界开始注意到行政刑法是在1989年国际刑法学协会第十四次大会召开之后,但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并不多,研究水平基本处于萌芽和初始阶段[1],争论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行政刑法的界域等相关问题上。根据5辞海6的解释,界域一词主要是指事物的分界和区域。就法律而言,就是指法律的分界和法域,而法律之间的分界是指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规范对象。因此,行政刑法的界域也就是要确定行政刑法的法域及其规范对象。

一关于行政刑法所属的法域

关于行政刑法所属的法域,学界存在三种观点,即刑事法域说、行政法域说和行政法域与刑事法域双重法域说(或独立说)[2](35页)。笔者认为,行政刑法应当属于刑事法的范围。我国学者对行政刑法属于刑事法域从形式、程序、实质等法理角度作了很好的论述[3],本文试从行政刑法一词的语法逻辑的角度,结合我国法制的实际,进一步说明行政刑法属于刑法范畴,是刑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行政刑法一词从语法上讲,词根是刑法,刑法是行政刑法的中心词,行政则是行政刑法的修饰和限制成份,即定语。这从语法上可以说明,行政刑法只是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刑法的一个子部门。本文并不赞成行政刑法是一种特殊的、具有双重性的法律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政刑法才有-行政.与-刑法.之名)[4]的观点,因为按照此说法,行政与刑法是并列关系,那么行政刑法应该可以叫做刑事行政法了,如果这样,刑法作为保障法、后盾法的地位就会发生动摇。从逻辑上看,行政刑法概念的属概念是刑法,行政则是行政刑法概念的种差,刑法除了行政刑法外,还有诸如固有刑法(普通刑法)、经济刑法等,据此,也可以说,行政刑法除了其行政种差外,还具有刑法的一般属性,是刑法的一个分支。因此,按中国的语法习惯和逻辑方法分析,可以确定行政刑法属于刑事法域。从法制建设实际看,刑法是我国所有法律的后盾法、保障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对第一次规范(民事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所保护的法益进行强有力的第二次保护,是对不服从第一次规范的行为规定科处刑罚的第二次规范[5]。行政刑法正是在行政法这种第一次规范的力量难以完成保护行政法益的任务时,以补充行政法规范的目的所设立的第二次规范。我国法律体系分类的标准主要是法律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依据法的调整对象,可以将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第一次规范划分为民事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刑法作为上述第一次规范的保障法,因为其独特的刑罚调整方法,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如果将行政刑法独立,那么法律体系的分类标准又怎么确定?而且如果行政刑法要独立,则依同理经济刑法、普通刑法等势必也要独立,如此刑法作为一个传统的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将会丧失。进而推之,取消刑法这个法律部门也具有合理性,其结果是将相关的刑法规范全部在相应的第一次规范中加以规定,这显然违背了我国法律体系建构的实际,也与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划分理念相悖。从我国现有的行政刑法的表现形式来看,主要有刑法典、单行刑法中的行政犯罪与刑罚规范以及行政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刑法典、单行刑法中的行政犯罪与刑罚规范属于刑法,这是毫无疑问的。行政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从形式上看不是刑法,但从实质上讲,仍然是刑法规范。因为无论从刑法作为保障法的特征还是从附属行政刑法规范的结构、调整方法和适用司法程序上看,皆具有刑法的基本性格,行政刑法应属于刑法范畴[6]。德国等欧陆国家之所以将行政刑法界定为行政法,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犯罪观和刑法观与我国根本不同,他们对犯罪和刑罚均作广义理解,凡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命令性规定的行为都是犯罪,即行政不法(行政违法)和刑事不法(刑事违法)都属于犯罪;一切具有刑罚性格的法律效果包括刑事刑罚、保安处分、行政罚等都被认为是刑罚。而我国目前对犯罪和刑罚均作狭义理解,将一般的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刑罚与行政处罚严格加以区分。如果将我国的行政刑法界定为行政法,除了从我国的语法习惯和逻辑方法上讲不通外,还势必混淆一般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行政处罚与刑罚、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限,严重脱离目前我国的法制实际。因此,将行政刑法确定为刑事法域,是刑法的一个部门,既符合我国的语法逻辑,又与我国的法制实际相融。当然,行政刑法除了属于刑法的分支外,行政刑法还可以分为更小的分支,如环境刑法、军事刑法、公安刑法、卫生刑法等等,这也完全与我国法律体系的结构划分一致。

界域范文篇3

关键词：“文化+旅游”；嵩山文化产业园；发展路径

在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已逐渐达到市场的饱和，旅游产业作为一个关联性很强的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已是必然的趋势。而文化产业因为与旅游产业的强关联性吸引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虽然二者之间早已存在交叉和融合，但是仍有隔阂存在。在2018年3月初，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为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组建文化和旅游部，不再保留文化部、国家旅游局”[1]。为了缓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消除隔阂势在必行。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关于对文化与旅游两个产业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热度也在不断提升，但是在国内关于文化与旅游融合的研究多为定性分析，大多停留在理论验证阶段，缺乏定量研究方法。基于此，通过阅读文献对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的形成机制与融合路径以及融合模式深入了解，结合嵩山文化产业园的资源构成、产业布局、演化模式、创新手段，探讨适合当地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1文化旅游产业的概念梳理

文化产业（CultureIndustry）最早出现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之中，以满足人们的文化需要作为目标。2018年国家统计局颁布了新修订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提出，文化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2]。关于旅游产业概念的界定，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不同，但共识性的因素主要是围绕着“旅游资源”、“旅游设施”、“旅游服务”等。所以对旅游产业概念可以表述为：“以旅游者为对象，借助旅游资源和旅游设施，满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吃、住、行、游、娱、购等需求，来实现旅游者精神和物质追求的综合性产业”[3]。在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文化旅游已经成为新常态下的新亮点。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政策引导，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应运而生。文化旅游产业作为一个跨行业的朝阳企业，是以旅游经营者创造的观赏对象和休闲娱乐方式为消费内容，使旅游者获得富有文化内涵和深度参与旅游体验的旅游活动的集合[4]。而文化旅游产业园区是“文化+旅游+地产”的三位一体的联合发展策略，是以某种文化为主线，以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为支柱产业，从旅游、商业、地产、景观等多维度打造的具备多重功能的文化产业空间，主要分为四类：主题游乐型、景点依托型、文旅小镇型、度假酒店型。

2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

文化和旅游是构成文化旅游产业的重要内容，文旅互动是实现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和主要内容。随着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自由贸易政策的深化，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必将促进文旅产业的进一步国际化。作为一项综合性、带动性强的新兴产业，文化旅游已明显呈现出多领域、多产业和多区域融合式发展势头，融合发展的路径主要分为资源融合、技术融合、功能融合、界域融合和区域融合等。2.1资源融合。文化资源、旅游资源有着较大的重合性，这些资源作为两个产业共同的生产要素，是产业融合的基础和前提。资源融合程度越强，产业融合发展的价值及意义也就越高。例如当前发展的如火如荼的特色古镇，文物遗存、当地独特的民风民俗和悠闲的生活氛围，对旅游开发都有所裨益，开发者往往不需要巨大的硬件投入，多是软性投入。2.2技术融合。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文化旅游产品更新换代的步伐加快，各种有创新、有体验的新兴旅游产品进入市场，给人们带来新的体验。而旅游产品的创新离不开技术的支持，所以说技术融合是文旅产业融合的核心和关键。2.3功能融合。文化旅游业的发展赋予了资源新的价值，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功能变化。因为任何地区的资源本身不仅仅是为了旅游而存在，还要考虑与当地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比如历史街区、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所以功能融合是文旅融合的重要表现。2.4界域融合。界域融合是产业融合的提升和发展。界域融合主要是指一种产业突破行业界限的跨领域发展过程，不仅有助于延伸产业链、扩大需求市场，还可以促进当地的产业结构升级。在文化旅游产业园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多种界域融合的形式，比如：会展旅游、工业旅游、体育旅游等，正不断促进文化旅游和当地经济的共同协调发展。2.5区域融合在文化旅游产业园发展的过程中，区域融合是区域经济达到最优化发展的一种方式方法，强调园区、景区、三区三者之间的整体性发展，避免重复性。区域融合可以增强区域内的产业竞争能力，所以说区域融合是产业融合的一种空间拓展表现。

3案例地选取

中岳嵩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因禅宗祖庭、道教洞天、儒学圣地、天地之中、五世同堂齐聚，形成以儒、释、道为文化核心，以宗教、武术、历史遗迹、地质山水和文化创意项目为代表的文化旅游产业体系。有学者提出登封市典型的旅游文化产业群[5]。然而，如何将嵩山地域文化旅游资源优势真正利用起来，让文化旅游产业凸显地域特色，必将面临很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嵩山文化产业园区包括六大产业区：少林禅武文化产业园区、嵩阳国学文化产业区、中岳民俗文化产业区、古文明展示产业园区、地质公园文化产业区和自然生态休闲产业园区，具体如表1所示。

4文旅融合背景下嵩山文化产业园的路径探析

4.1突出文化个性，打造独特品牌。旅游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嵩山文化产业园有着以“少林功夫”为核心的独特的地域文化。《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是少林景区独特的文旅演艺节目，以实景演出的形式将禅武文化、少林功夫、自然景观资源融合在一起，展现河南悠久的历史文化，打造属于当地独特的文化旅游景观。4.2以“互联网+”开发旅游新产品。当今时代处于互联网大数据的背景下，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借助技术融合的路径，不断开发旅游新产品，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幸福感的追求。互联网和旅游的融合发展，打破了传统的旅游商业模式。OTA（OnlineTravelAgent，即在线旅行社）和旅游APP的出现简化了市场交易过程，拓宽了旅游信息获取渠道。旅游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查询自己所需信息，文化旅游企业也可利用信息技术更加精准地对市场进行定位，随时根据旅游者需求更新旅游产品。4.3商业业态和文旅业态同步提升。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优势，在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前提下合理开发旅游产品。文旅融合背景下的商业业态需要吸收具有“个性”的商户，具有当地特色、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别具一格旅游产品则更占优势。由于旅游业的季节性特征，要求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尽可能延长，避免造成资源浪费。同时随着文旅业态的转型，商业业态也要根据旅游者产生的不同的旅游需求来提升景区的商业业态。比如从原有的观光旅游逐步向休闲、深度体验游转型，高尔夫球场、滑雪场等的建设就是对商业业态的提升和优化。4.4全域旅游背景下的文旅融合。全域旅游要求全社会参与，全民参与旅游业，加大旅游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力度，达到资源共享。旅游交通、旅游公共服务、智慧旅游三个系统构成了景区全域化发展一体化机制。借助“微社区”[6]模式突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居民主动融入文旅产业的发展，是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情感认同。当地居民对外来游客的态度影响着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所以在发展旅游产业的同时兼顾社区居民的综合利益也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travel.china.com.cn/txt/2018-03/13/content_50703697.htm（中国网.旅游中国）

[2]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S].国家统计局文件，2012，（7）.

[3]张文，陈佃红.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关系辨析[J].经济论坛，2012，（08）：122-125.

[4]2017-2022年中国文化旅游区市场深度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R].智研咨询集团，2017.

[5]苗瑞洲，孙双利，丁翠翠.登封旅游文化产业群的认定[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4，（01）：161-163.

界域范文篇4

关键词：文旅融合；乡村旅游；产业融合；理论分析

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文旅融合及其影响。文旅融合是在多种因素，如产品创新、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扩大等的推动下，通过挖掘文化价值并将其与旅游要素从内而外融合，使文化与旅游业相互渗透影响并进一步发展，最终实现新业态、新功能、新产品的转型升级。近年来，文化和旅游业在资源、产业、载体和机构等方面显现出交叉、结合、融合的趋势。我国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着力推进文旅融合与模式创新，以期能促进我国文化和旅游业的发展。其作用主要在于以下方面：①文旅融合能建立文化自信。将优秀文化融人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体验中，使人们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推动社会发展；通过文旅融合，让文化通过旅游融人公众的生活，使人们建立起高度的文化自信。②文旅融合能传承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文化不止于有，更在于知。知之才能内化，内化才能传承，文旅融合发展使文化的延续和传承有了载体，让人们在旅游体验中触碰、反思和推广优秀文化，传承文化的生命和精神。③文旅融合能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发展使旅游内涵得以提升，实现旅游体验式升级，使地域、民族、民俗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承，并对文化的内在价值进行深人的挖掘。总之，文旅融合发展既有助于传播优秀文化，又有助于提升旅游品质。1．2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意义。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旅游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提升的旅游需求，需要突破式发展。由于旅游业具有兼容性好、开发成本较低且回报较快的特点，因此可较简单地在乡村进行产业融合。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是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也出台了相关政策进一步促进其发展。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之下，对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开展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有利于推动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主要是对发展方式、模式和形态实现优化升级，注重乡村旅游向着集约化、规模化、效益化、综合化的方向发展。乡村旅游产业融合拥有较高的增值性、创新性、渗透性和辐射性等优势，为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劲的动力。②有利于拓展乡村旅游的产业链。乡村旅游产业从资源、市场、功能和品牌等多方面进行融合，全面拓宽与延伸了乡村旅游的全价值链，新产品和服务不断出现，满足了人们的多样化消费需求，并解构与重构了产业价值链。在产业间整合和产业链延伸的同时，帮助乡村旅游企业实现价值增值，并进一步促进成本节约。③有利于促进乡村旅游地区域经济一体化。乡村旅游产业融合突破了产业界限，使生产、人力和市场等要素之间不再受到地域条件的限制，实现了要素间的融合渗透和优化配置，促进了乡村旅游产业内部企业产生联盟，形成规模化产业集群，产生强大的经济带动效应，使区域产业发展结构得到优化，最终实现了我国乡村旅游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2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因

2．1影响因素。杨颖认为，影响旅游产业融合的主要因素是旅游的体验性、闲暇二重性和经营者对经济利益的追求［1］；徐虹、范清认为，市场需求、竞争合作、技术创新和规则机制是旅游产业融合的主要影响因素［2］；张辉、黄雪莹认为，旅游产业融合的根本因素是旅游者的需求变化，信息技术是次要影响因素［3］；何建民认为，旅游产业融合的影响因素是旅游企业和各地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4］；丁雨莲、赵媛认为，旅游产业融合的影响因素是市场需求变化、企业追求利益和技术进步［5］。根据学者们的观点并结合乡村旅游的特点，本文认为乡村旅游产业融合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消费需求、旅游企业、旅游产业、制度环境、信息技术五个方面。2．2动力机制。根据旅游产业融合的影响因素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实际，本文将乡村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因分为内在驱动力和外在驱动力。在内在驱动力方面，消费需求升级是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根本动力，并有效促进了企业之间的互动合作和乡村旅游产业的优化升级；在外在驱动力方面，外部制度环境优化与技术革新则为乡村旅游产业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氛围。内在驱动力：①原动力消费需求的升级。在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旅游市场不断成熟、旅游体验？不断提升和信息化程度不断加强的时代背景之下，旅游者对乡村旅游有了更高的需求，更加关注乡村旅游产品本身的复合性、创新性和多功能性，这从根本上推动了乡村旅游产业的优化升级。随着旅游者消费需求的不断提升，在乡村旅游过程中，对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和情感化等情感需求更加关注，对旅游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也更加深人。旅游者多元化需求须打造多功能复合型的乡村旅游产品，提升乡村旅游产品的休闲性；个性化需求须在乡村旅游的过程中体现出细致和优质的服务，用新潮定制的乡村旅游产品来吸引广大的年轻旅游者；品质化需求可实现乡村旅游的精品化发展，开发高端的乡村旅游产品，以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情感化需求须加大对乡村旅游所展现各环节的情感融人，丰富消费者的情感体验。②主动力——旅游企业的竞争与合作。乡村旅游产业融合的根本动力是消费需求的升级，消费需求的升级加速了企业的转型升级与互动发展。同时，企业的优化升级也促进了消费需求的满足。因此，乡村旅游产业融合的主体是企业。在乡村旅游企业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之下，需要实现多元化经营，促进产业内的优化整合和产业外的深度合作，使产业间实现更加广泛的融合效应。企业的本能是追求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来自于消费者需求的满足和满意度的提升。因此，企业应不断开发新产品，创新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以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提高满意度，增强企业竞争力。企业间通过竞争与互动逐步扩大服务范围，重组业务，实现乡村旅游产业链和企业结构的延伸和优化，进一步促进乡村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③推动力——乡村旅游产业优化。目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单一化、产业结构不合理化和旅游产品同质化，难以将地区的特色资源优势发挥到最大化，资源配置程度低下。为了满足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适应目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应积极促进乡村旅游产业的优化升级。优化乡村旅游产业结构，要加强对新要素的有效引人，对原有产业结构基于当地的生产实际和地区的产业特色进行创新整合，不断深化与第一、二、三产业的联动发展，不断探索有效方式以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并最终在乡村旅游产业生产的各要素中得到落实，从而有效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创新。总之，创新调整产业结构是乡村旅游产业优化升级的有效保障，而产业融合又是调整乡村旅游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之下，乡村旅游产业要结合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等发展，打造集度假、休闲、产业化于一体的新型发展模式。外在驱动力：①引导力一制度环境的优化。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了乡村旅游的发展，有力的政策支持支撑了乡村旅游产业的融合。在文旅融合背景之下，乡村旅游产业融合是乡村旅游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式，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扶持和制度环境的优化能够减少乡村旅游产业融合的阻力，更好地推进乡村旅游产业融合。近年来，旅游产业融合快速发展与我国推行一系列鼓励措施密切相关，国家的制度环境对乡村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意见指导和政策支持。如2016年国务院在印发的《关于推进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强调，要推进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鼓励各地因地、因业制宜探索多种融合方式，大力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和医疗等行业的深度融合，培育“互联网＋”的新业态［6］。2018年国务院在印发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出，要推进农村第一、二、三产业交叉融合，开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新载体新模式，推动要素跨界配置和产业有机结合。由此可见，我国目前高度重视乡村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7］。②支持力——信息技术创新。技术融合是产业融合的技术来源，产业融合的飞速发展离不开技术革新，信息化的提升为产业融合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在技术平台的支撑下，乡村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要素之间形成了更加深人的融合态势。首先，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乡村旅游企业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体验等，数字虚拟技术的运用使旅游者在消费乡村旅游产品的过程中获得全方位、多触角的体验感受，深化了旅游体验。其次，企业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主要依靠信息技术的发展，如利用大数据对乡村旅游市场进行科学分析，并实现乡村旅游产品的精准营销。同时，还产生了新型乡村旅游产业组织，如线上乡村旅游经销商、乡村旅游网站等。最后，农业是乡村旅游的基础和支撑。随着科技的发展实现了整体品质的提升，促进了乡村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如利用先进技术进行稻草迷屋、稻田龙袍图等创意景观的设计。

3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容

国外学者李炳午认为，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要将农业与食品和特产的制造加工、农耕文化的体验等相结合［8］；金容烈、金光善认为，旅游产业融合过程是工业、服务业等生产要素与农业相互结合的过程［9］；Booyens、Rogerson认为，要将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1°］。国内学者杨颖认为，旅游业跨界融合分为旅游业与其他服务业的融合和与非服务业的融合［1］；白晋湘等认为，武陵山民族山寨的融合类型是旅游与生态农业的融合［11］；周昌芹认为，有必要创新旅游发展模式，实现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12］；张海燕和王忠云认为，要创新文化项目、会展和旅游产品等的开发，实现旅游与文化产业的融合［13］。综合国内外学者观点，结合乡村旅游自身特点，本文认为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容是：乡村旅游与文化、体育、养生、教育、农业五个方面的融合。3．1“乡村旅游＋文化”突出地域特色。文化旅游是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作为基础，促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乡村独具的自然景观、民风民俗等均对旅游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关键在于要因地制宜促进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升级。一是要对乡村的地域、民族等文化内涵进行深人挖掘，加强对乡村旅游的建设，打造精品旅游，以满足旅游者的需求。如苗族鼓藏节、瑶族盘王节等蕴含着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通过开发、展示和推广乡村特色旅游文化，以增加乡村旅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二是要充分开发乡村的地域资源，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如法库的白酒小镇、北票的化石小镇等，实现了对当地独特资源的有效开发。三是要开发差异化、多样化的乡村旅游产品，满足不同的旅游需求。乡村旅游产品既要满足高消费人群，也要适合普通大众，发挥其组合优势，促进旅游产品的多元化，如高端酒庄游、生态农业园游等，使旅游者多样化的需求得到了满足。3．2“乡村旅游＋体育”增强群众参与。随着旅游者旅游的参与性与实践性逐渐增强，体育旅游应运而生。由于乡村拥有独特的地理资源，使乡村旅游与体育的结合愈发紧密。乡村体育旅游要在开发旅游产品的过程中，合理融人体育元素，提升乡村体育旅游的休闲和体验。如在以山地为特征的乡村，可以开发越野拉力赛、山地自行车、登山攀岩和冬季冰雪等体育活动项目。定期举办丰富的体育活动项目，有利于增加参与人数，促进乡村周边的劳动力再就业。同时，可以加大投人和建设乡村旅游户外活动的基础设施，以吸引更多体育爱好者的到来，从而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如平湖九龙山的航空运动小镇通过举办赛马、高尔夫和帆船等国内外重大赛事和论坛峰会，提升了知名度，同时开发了山地自行车等健康休闲体育项目，创新了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模式。3．3“乡村旅游＋养生”挖掘健康内涵。传统乡村游的单一形式没有对乡村旅游的健康内涵进行充分挖掘。乡村可以依托山地等自然景观资源，利用青山绿水、民俗风情和生态饮食等特色，促进乡村养生旅游的发展。旅游和健康产业应根据当地特色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融合，如在农产品种植基地开发农场租赁项目；在药材种植基地开发药浴、中草药种植、采摘和利用等项目；在富硒温泉所在地建设温泉度假酒店、开发康复疗养等项目。通过发挥乡村旅游观、住、食、疗等方面的养生优势，开发独具特色的生态小镇。如近年来贵州六盘水以“凉都、养生”为主题，利用独特的资源优势，以凉爽的天气和清新的空气为特色，将“两口气”转化为发展优势，实施生态旅游战略，不断加强对山地旅游和康体养生项目的开发。3．4“乡村旅游＋教育”提升文化素质。旅游业与教育产业的融合应首先深度挖掘教育内涵，并将其体现在旅游活动之中。乡村教育游要加深促进其教育和休闲等要素的融合：一是在引人教育元素的基础之上，将乡村具有的自然资源充分挖掘出来。乡村自然景观资源具有可加工性较高、获取门槛较低和容纳性较强等特点，便于灵活的运用各种方式添加教育元素，如建立乡村旅游度假区、教育营地，开展科普教育游等。二是将人文场景融人教育性元素。如在本身具有文化属性的历史古镇、红色景区和博物馆等场景中融人教育性元素。三是以乡村旅游资源和旅游者作为依托，实现资源与内容的良好融合。由于乡村教育游涵盖了多种产品和群体，因此乡村教育旅游产品要对旅游者进行细分，以保证产品内容与受众年龄层相匹配。如位于济南市崔寨镇的乐彩儿童主题农场，该农场以科普教育作为主题，设有景观区、育苗科普区、亲子互动区和户外拓展区等中小学生素质培养基地，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3．5“乡村旅游＋农业”实现农业升级。乡村旅游业应立足于本地农业生产方向和发展优势，实现乡村旅游产业融合，通过“乡村旅游＋农业”实现农业升级。一是积极开发乡村农业旅游产品。在新型农业现代化基础之上，实现农业用具与生产过程的现代化，打造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农业展览馆。同时，充分利用生物技术改变农产品形态，积极培育新的观赏型农产品。二是积极开发乡村民俗旅游产品。①建立主题性民俗博物馆，如徽文化博物馆、木艺博物馆等。②在民间歌舞中融人视觉、表演艺术，打造大型文化实景演出，如《印象系列》、《长恨歌》等。③在比赛、会展展示中加人民间游戏、节庆活动等元素，以增加民族文化对旅游者的吸引力。④对于民俗资源丰富的村落，可建设集制作、培训、表演、销售于一体的主题民间艺术村，如宝鸡的泥塑村、张家口的剪纸村等。三是开发乡村村落旅游产品。要将乡村特色文化资源与乡村特色建筑相融合，充分发挥乡村村落旅游的最大优势，如四川绵竹的年画村、河北的铁花村等。

4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

在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过程当中，由于各产业在自身特色、功能和技术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与旅游产业融合的路径不尽相同。国外学者主要侧重应用性方面的分析。如Llbery、Bowler认为，要将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其中包括休闲旅游型、农业公园型、科普教育型［14］；Saso、Naume以奥赫里德文化旅游为例，分析了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优势，认为要通过稳定当地物价，促进旅游者消费［15］；KlKppo等学者认为，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应在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之上，挖掘当地的农耕文化内涵，加强旅游人才培养［16］。国内学者分别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分析了旅游产业的融合路径。①理论方面：杨颖认为，旅游产业融合有空间、组织和产品融合等方式［1］；李太光认为，旅游产业融合的三种路径分别是泛休闲化、广服务化、准模块化［17］；高凌江、夏杰长认为，旅游产业融合有模块嵌人式、纵向延伸式、横向拓展式、交叉渗透式四种路径［18］。②实践方面：范文静、唐承财以黄河石林国家地质公园为例，提出农旅、工旅、科旅和文旅共融等多种发展路径［19］；刘晓明以山东省日照市为例，认为体育与旅游两大产业融合有渗透型、重组型、延伸型三种路径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企业竞争与合作提升、政府制度导向、消费者观念转变和产业联系度日益增强等背景之下，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呈现出多种融合发展的路径。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和乡村旅游自身的特点，本文认为乡村旅游产业的融合路径主要包括：资源融合、界域融合、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五种路径。4．1资源融合路径。资源融合路径，指将其他产业作为旅游资源融人旅游业。由于文化、农业和工业等资源与乡村旅游资源的重合度高，这些资源作为乡村旅游产业中共同的生产要素，是乡村旅游产业融合的基础和前提。资源的融合程度与旅游产业融合的价值两者成正相关。乡村旅游资源融合路径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其他产业向乡村旅游产业的融合，指其他产业中的文化、农业、工业和体育等资源，按照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开发乡村旅游产品；另一种是乡村旅游产业向其他产业的融合，指乡村旅游产业中的旅游资源、创意开发等要素，按照其他产业的发展规律，开发和设计乡村旅游产品。当融合路径可以相互转换时，能有效实现乡村旅游产业间的资源融合，并且随着不同产业的融人也丰富了乡村旅游资源的类型。资源融合所形成的新型乡村旅游产品能够满足当今消费者的需求，使旅游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也使旅游产品的品质得到了有效提升。如重庆涪陵地区的历史、生态、易理和水文等文化资源丰富，拥有独特的民间艺术和文化习俗，在乡村资源融合的过程中，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可以实现有效的资源融合。4．2界域融合路径。界域融合路径，指产业间打破行业间界限形成跨领域发展，有利于延伸产业链，优化产业结构。界域融合分为产业界域融合和空间界域融合两种形式：产业界域融合表现在乡村旅游业与三大产业的融合；空间界域融合表现在乡村旅游景区、社区与城镇空间地域融合共建，有助于避免资源浪费，产生最大化的区域经济社会效益。乡村旅游地可根据自身情况，在产业界域融合方面，一是要大力发展当地乡村特色产业，利用自身优势，推动当地相关产业发展，同时设计特色乡村旅游产品；二是要利用乡村独有的地貌特征，建设户外活动赛事基地，推进登山、攀岩、露营、漂流和探险等户外运动项目的开发。三是要打造多元的乡村旅游服务配套体系，根据游客的需求，建立基础性和发展性公共服务，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评价体系。在空间界域融合方面，一是加强乡村旅游业和城市一体化，特别是加强与特色城镇的融合，满足游客需求，协调公共服务资源，加强旅游综合体建设；二是乡村旅游要着力围绕美丽乡村、旅游富民利民工程等建设，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增加收人、扩大就业和惠民生等方面的作用，使乡村旅游发展的福利造福于广大社区居民。4．3技术融合路径。技术融合路径，指基于技术创新实现技术的融合渗透，在不同产业之间形成技术的相互渗人，促进新型产业的形成。乡村旅游者需要新型的产品和体验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就需要以技术为依托，更好、更生动地将乡村旅游资源呈现给旅游者。乡村旅游业与其他产业间有效的技术融人，实现了有效的技术融合。在乡村旅游产品的设计、制作和生产阶段，科技的力量逐步显现出来，特别是现代网络、数字技术和新传播平台的运用，有利于乡村文化内涵的表现和体验形式的创新。在现代技术条件的支撑下，为丰富乡村旅游者的体验需求开发新型旅游产品。乡村旅游业整体功能和发展水平的提升、产业融合与结构优化步伐的加快，都是以技术融合为基础，而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旅游业也实现了创新发展。如山西晋城司徒小镇的《千年铁魂》表演，为了打造出震撼人心的演绎效果，采用最先进的演绎设备，在3D灯光场景下，千人演绎万朵铁花同时绽放的震撼场景。此外，小镇的《山西老城》、《问佛》和《长平之战》等演出，都是运用高科技的力量为旅游者带来视听的盛宴。4．4业务融合路径。业务融合路径的主体是企业，其融合了不同产业的特点且利用同一运作平台，创新了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企业的融合最终促进了乡村旅游产业的融合。乡村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减少了产业间分隔、企业进人壁垒和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促进了企业之间合作，最终有利于组建大型的乡村旅游集团。乡村旅游集团的组建有利于打破乡村旅游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界限，通过跨行业、跨部门联合生产乡村旅游产品，可以充分挖掘乡村旅游资源的潜力，更有效地利用企业资金。通过集团化经营可以使不同企业之间共享乡村旅游资源，通过重复使用信息、技术和市场等要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成本，提高产品转化率，同时也有利于不同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增强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从而提高产品的吸引力。例如，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肥西县重点培育肥西老母鸡集团，积极促进乡村旅游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形成了现代化旅游商业模式，通过引进旅游集团式企业落户，与本土旅游企业共同发展，实现了品牌化、网络化、集团化经营。4．5市场融合路径。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市场规模扩大和市场边界模糊导致了旅游产业融合。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通过细分市场，结合自身的特点，利用良好的营销渠道销售旅游产品，实现旅游产品的价值增值。为了要实现乡村旅游产业的市场融合，需要整合产品的营销渠道，淡化乡村旅游产品和其他产业产品原有营销渠道的专用性，扫清市场分隔、渠道狭窄等融合障碍，增强兼容性，使整合实现无缝对接。而营销渠道的整合又分为传播渠道和销售渠道的整合。传播渠道的整合能够有效推动乡村旅游市场融合，特别是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网络与数字技术有力地推动着乡村旅游的市场融合。利用电视、互联网和多媒体等技术，实现了乡村旅游产品的有效推广和宣传，使其立体、全面、形象、生动地展示给消费者。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乡村旅游产业销售渠道的融合，旅游网站、旅游APP和抖音等网络平台已经成为乡村旅游产品的重要销售渠道。同时，乡村旅游产品还利用互联网进行产品策划、包装和推广。如密云的古北水镇，近年来在充实景区内容和商铺招商的过程中，利用互联网加强对景区进行宣传，并加强同OTA合作，实现了景区销售渠道拓展。通过承接《奔跑吧兄弟》等多个综艺节目的录制，加强了景区内部的参与性和娱乐性，大大提高了景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5结语

界域范文篇5

一、当前推行强村并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1、当前推行强村并组的有利条件主要有三点：

一是产业形成了规模，在相邻村出现了同一品种的产业示范带，产业的发展，将促进强村并组工作的推进。

二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十分关注，农村各项工作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

三是随着农村外出人口增多，大多数中青年外出淘金，村组干部选拔难度增大，有的地方出现了村官无人当、村事无人管的现象。此时进行村组合并，扩大了村干部选拔范围，有利用选拔能人志士进入村组干部行列。

2、当前推行强村并组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两点：

一是农村经济发展还比较迟缓，基层组织负债和村干部垫支等具体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二是农村基础设施条件还未得到根本的改善，特别是村与村之间的交通还未实现互通，给村组合并带来了一定难度。

二、当前推行强村并组需要把握的几个原则

1、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合并村组除尽量按照撤小并大，撤弱并强，撤穷并富的原则外，还要因地制宜，坚持规模适度，便于管理，切不可搞"一刀切"，搞千篇一律。

2、选好配强村干部。充分发挥原任村干部人熟、地熟、情况熟、经验丰富的优势，重点要把握原来村组之间的人事平衡，原甲村的村干部任合并村的村书记，原乙村的村干部就应考虑任合并村的村主任，尽量避免合并村主要干部在原同一个村产生，而应兼顾各村，否则会引起有关村群众不满甚至抵制，影响团结稳定和工作开展。同时要尽可可能地选配具有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乡镇事业干部兼任合并村的一把手，乡镇下派干部，在合并村的有很强的“中性”立场，容易团结班子成员，有利工作开展。

3、要妥善安排多余的干部。对村组合并后多余的干部，应从尊重历史、关心干部、保持稳定出发，做出妥善安排。同时对于因合并村组退下来的干部，要特事特办，按照其职务、工作年限和工作实绩，适当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助。同时，还应注意做好思想工作，要保证退下来的干部思想通，避免他们成为农村工作的消极因素。

4、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在村组合并时，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的作用，并通过他们宣传教育群众，为村组合并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使村组合并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努力保持基层群众思想稳定、情绪稳定、大局稳定。

5、要做好集体资产和债权债务的清理、锁定。在强村并组调研时期，要及时对各村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锁定，从宣布合并方案起，涉及调整的村组一律停止新的账目发生，以保证合并村组后交接工作顺利进行。

6、要坚持依法办事。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消和范围调整，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程序办理。同时，要尊重群众的意愿，倾听群众呼声，调整方案要反映大多数群众意愿，征得群众的认同，不可强行实施，以免激化矛盾，影响稳定。

三、强村并组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1、打破界限难。我们现在的行政村和村民小组，是时期“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直接过渡过来的，就辖区范围来讲，基本上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群众几十年来形成的生产生活“交流圈”和“熟人圈”，是根深蒂固的。村组合并后，一下子打破了农民日常生活界限，农民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适应村组合并的新范围，在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村民的交往将一如既往地局限在原来的界域内，会出现合村不合心的局面。

2、干部配备难。实行村组合并，干部将精简一半左右，留谁?用谁?将是乡镇和群众的一个艰难的选择。

3、换届选举难。我们现在进行的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尤其是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主要是公推公选为主的民主选举，如果是在合并村实行换届选举，由于受界域等因素的影响，甲村认可的能人，乙村不认可，很难实现人事均衡和能人治村的目标，会给正常的选举工作带来不良的后果，甚至造成选举失败。

4、统一治理难。由于各村原来土地、山林、塘堰等资源丰歉不均，债权、债务和集体经济也不相同，合并村组后，这些群众敏感的问题难以解决，只能采取“一村多制”的方式进行治理，给统一治理带来难度。

四、对强村并组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建议

1、采取先合并党组织、再合并村委会的办法。党是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为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统领农村工作的主导作用，先把应合并村的党支部进行合并，待党组织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后，再进行村委会合并，既给了群众一个适应的空间，又加强了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有利用村组合并的平稳过渡。

2、在法律框架内探索适应特殊时期的村干部选拔任用办法。今年是各村换届选举年，在殊时段内，可否在法律框架内采取特殊的选举方式，比如是否可以以乡镇党委的明义，确定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在时机成熟时在进行选举。

3、只作村的合并，不作组的合并。我县在**年已经撤掉村民小组长，但村民小组的界域没有打破，土地等资源和集体经济以及债权、债务等设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依然维持原来的村民小组格局，如果现在进行小民小组的合并，这些设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东西仍然不可能打乱重分。既使将原来的三五个村民小组进行合并，实际上也是一种形式上的合并，村民日常生产生活乃至地域认同仍然会维持原来的状态，所以我认为合并村民小组没有实际意义。

4、选好用好村民代表。一个村级组织，村民自治是否有成效，一个重点的问题就是看村民代表的作用是否得到了真正的发挥。在合并村中，发挥村民代表的作用尤其重要，因为村变大了，干部辖区变宽了，村民代表在维护一个地方的稳定、调解民事纠纷、处理应急事件、落实兑现各项惠民政策等方面都将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合并的村要把选好用好村民代表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界域范文篇6

一、知识、信仰与灵魂救赎

苏格拉底开启了古希腊哲学以探寻到思索人本的重大转型。在苏格拉底看来，确立人之为人而不是自然应是哲学的根本性。人所以不同于自然是因为人有灵魂，而灵魂的基本规定性是理性。这就决定了追求真理应成为人生的终极意义。一个人只有用理性对待自己、对待世界，才能够正确地行动并在正确的行动中不断发现真理、不断生成理性、不断确立灵魂，从而卓立于自然之外。古希腊思想大师柏拉图认为，灵魂作为人的本质是客观的，但又是潜在的。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能发现客观存在着的灵魂并将灵魂从潜在状态变成明确而现实的理念。因此，柏拉图反复强调人类最大的善行就是认识理念、塑造灵魂，否则人将沉沦于动物之中。亚里士多德继承并光大了前辈们的思想，更明确地指出，没有灵魂的人就不是真正的人，灵魂是人的本质界定。而人要想获得灵魂就必须依靠知识，知识是人获得灵魂的唯一途径。正是基于此，亚里士多德高度关注知识问题，最终完成了古希腊知识哲学的建造。从上可见，古希腊知识哲学重视理性、关注认识的动因之一就在于试图通过设立灵魂，拯救人类于自然之中。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在当时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中更关心人类灵魂问题，虔信人类的苦难源于灵魂的失落，唯有拯救灵魂才能在苦难中救赎人类。但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不相信理性、认识、知识可以找回灵魂。在基督教哲学看来，灵魂的失落正是人类滥用理性而导致“原罪”的结果。灵魂的复归、人类的救赎只能依靠对上帝坚定信仰和对教规的严格遵守。正是在这其中，精神救赎变成了灵魂再生，哲学成为神学。

二、普遍立法与道德救赎

自意大利文艺复兴，西方逐渐进入近代化。在康德之前，一方面技术迅猛，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推动下的工业化背景中，西方近代人本哲学集中体现为理性主义哲学。近性主义哲学恢复了古希腊哲学传统，重理性、重逻辑、重知识。但是，康德发现，科学技术只是人类自然力量的增长、延伸，并未在本体意义上完善人性。相反，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人性正日愈沦丧。同时，康德意识到传统宗教信仰由于不能给人类以实际的知识，无异于同义反复、自言自语，所以他断定传统宗教信仰也无法真正解决人性问题。而古希腊知识哲学和近性主义哲学所倚重的理性、认识、知识，只能在人的现象界中发挥作用，而在人的本体界中无效，同样不能解决人性的问题。在康德看来，人性的修复只能通过道德救赎才能实现。

康德要求人们将在现实世界所遵奉的道德视为一种“普遍立法”，对人的行为起指令和监督作用。它与日常伦理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道德的“普遍立法”出自人性的内在力量，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显现，是真正的心声。而日常伦理则是外在的，是父母、教会、国家和公众舆论等权威意志投诸内心中的反应。真正的道德是自主的，依据自己对生命、社会、的理解、体验，而决不是履行某一权威的命令、承诺。这样，道德便成为个人自我创造和自我完善的表现，成为对属人的自由的召唤和实现，而不是自我本质的疏远与异化。在道德的普遍立法下，人避免了把自己的存在与本质依附到外在于自己的他物上去，成为他物的奴隶而失去自由。每个人通过道德把握到自己，从而也就意识到自己不再属于现象界无休止的因果联系的一部分，意识到自己属于理性世界或理想世界，洞达到自己正从感觉的现象中发现了本体的自我。世界不再是外我的、冷漠的、不可把握的物自体，而成为我的亲和的无机身体，成为确证我成为自由人的对象。

道德必定化为行为。只有行动才能最后实现人应做什么的真理，行动的依据决不是幸福而是义务。康德将这义务视为意志自律。意志自律是一切价值的宝库，它为人的行动规定了范围，并使人们的行动符合道德。义务的意志自律不存在假设，也不会造成按意志自律行动的人的压抑。相反，意志自律是实现自由的关键。每个人只有实行自己的义务，才能真正地成为自由人。而人们的自由所以能导致普遍的立法，正在于人们永远不奴役他人、无视他人的自律。在这里，对他人的义务指明了人性存在的可能性，对自己与他人的自由权利的尊敬与忠诚成为道德。尊重的对象不再是物化的功利和幻想的上帝，而是铭刻于心的责任品格。康德批判哲学中涌动着的这种道德救赎意识，在扬弃了古希腊、中世纪人本哲学灵魂救赎意识中朴素、迷信因素的同时，保留了它们的人道主义传统，并对克尔凯廓尔、海德格尔、萨特等当代哲学家的生存救赎意识产生了强烈，甚至深深地感动了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三、活动与审美救赎

无论古希腊还是近代，西方古典人本都十分重视艺术活动，把艺术活动看成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将艺术理解为对人类实行审美救赎的第一人却是康德。

界域范文篇7

1、知识、信仰与灵魂救赎

苏格拉底开启了古希腊哲学以探寻到思索人本的重大转型。在苏格拉底看来，确立人之为人而不是自然应是哲学的根本性。人所以不同于自然是因为人有灵魂，而灵魂的基本规定性是理性。这就决定了追求真理应成为人生的终极意义。1个人只有用理性对待自己、对待世界，才能够正确地行动并在正确的行动中不断发现真理、不断生成理性、不断确立灵魂，从而卓立于自然之外。古希腊思想大师柏拉图认为，灵魂作为人的本质是客观的，但又是潜在的。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能发现客观存在着的灵魂并将灵魂从潜在状态变成明确而现实的理念。因此，柏拉图反复强调人类最大的善行就是认识理念、塑造灵魂，否则人将沉沦于动物之中。亚里士多德继承并光大了前辈们的思想，更明确地指出，没有灵魂的人就不是真正的人，灵魂是人的本质界定。而人要想获得灵魂就必须依靠知识，知识是人获得灵魂的唯1途径。正是基于此，亚里士多德高度关注知识问题，最终完成了古希腊知识哲学的建造。从上可见，古希腊知识哲学重视理性、关注认识的动因之1就在于试图通过设立灵魂，拯救人类于自然之中。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在当时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中更关心人类灵魂问题，虔信人类的苦难源于灵魂的失落，唯有拯救灵魂才能在苦难中救赎人类。但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不相信理性、认识、知识可以找回灵魂。在基督教哲学看来，灵魂的失落正是人类滥用理性而导致“原罪”的结果。灵魂的复归、人类的救赎只能依靠对上帝坚定信仰和对教规的严格遵守。正是在这其中，精神救赎变成了灵魂再生，哲学成为神学。

2、普遍立法与道德救赎

自意大利文艺复兴，西方逐渐进入近代化。在康德之前，1方面技术迅猛，另1方面在科学技术推动下的工业化背景中，西方近代人本哲学集中体现为理性主义哲学。近性主义哲学恢复了古希腊哲学传统，重理性、重逻辑、重知识。但是，康德发现，科学技术只是人类自然力量的增长、延伸，并未在本体意义上完善人性。相反，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人性正日愈沦丧。同时，康德意识到传统宗教信仰由于不能给人类以实际的知识，无异于同义反复、自言自语，所以他断定传统宗教信仰也无法真正解决人性问题。而古希腊知识哲学和近性主义哲学所倚重的理性、认识、知识，只能在人的现象界中发挥作用，而在人的本体界中无效，同样不能解决人性的问题。在康德看来，人性的修复只能通过道德救赎才能实现。

康德要求人们将在现实世界所遵奉的道德视为1种“普遍立法”，对人的行为起指令和监督作用。它与日常伦理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道德的“普遍立法”出自人性的内在力量，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显现，是真正的心声。而日常伦理则是外在的，是父母、教会、国家和公众舆论等权威意志投诸内心中的反应。真正的道德是自主的，依据自己对生命、社会、的理解、体验，而决不是履行某1权威的命令、承诺。这样，道德便成为个人自我创造和自我完善的表现，成为对属人的自由的召唤和实现，而不是自我本质的疏远与异化。在道德的普遍立法下，人避免了把自己的存在与本质依附到外在于自己的他物上去，成为他物的奴隶而失去自由。每个人通过道德把握到自己，从而也就意识到自己不再属于现象界无休止的因果联系的1部分，意识到自己属于理性世界或理想世界，洞达到自己正从感觉的现象中发现了本体的自我。世界不再是外我的、冷漠的、不可把握的物自体，而成为我的亲和的无机身体，成为确证我成为自由人的对象。

道德必定化为行为。只有行动才能最后实现人应做什么的真理，行动的依据决不是幸福而是义务。康德将这义务视为意志自律。意志自律是1切价值的宝库，它为人的行动规定了范围，并使人们的行动符合道德。义务的意志自律不存在假设，也不会造成按意志自律行动的人的压抑。相反，意志自律是实现自由的关键。每个人只有实行自己的义务，才能真正地成为自由人。而人们的自由所以能导致普遍的立法，正在于人们永远不奴役他人、无视他人的自律。在这里，对他人的义务指明了人性存在的可能性，对自己与他人的自由权利的尊敬与忠诚成为道德。尊重的对象不再是物化的功利和幻想的上帝，而是铭刻于心的责任品格。康德批判哲学中涌动着的这种道德救赎意识，在扬弃了古希腊、中世纪人本哲学灵魂救赎意识中朴素、迷信因素的同时，保留了它们的人道主义传统，并对克尔凯廓尔、海德格尔、萨特等当代哲学家的生存救赎意识产生了强烈，甚至深深地感动了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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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动与审美救赎

无论古希腊还是近代，西方古典人本都10分重视艺术活动，把艺术活动看成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将艺术理解为对人类实行审美救赎的第1人却是康德。

界域范文篇8

关键词：微媒体；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在Web2.0时代，如何站稳和筑牢网络“微阵地”，利用微媒体为大学生精准滴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课题。

一、微媒体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的“危”与“机”

（一）微媒体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危机

1.表达个性化动摇主体权威微媒体领域中信息表达和传递呈个性化、自由化、自主化。个性化的自由表达、迅捷化的自主学习，动摇着教育者的主体权威。微媒体的“去中心化”更打破了教师的信息垄断地位，对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思想品德养成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非但如此，个性化、娱乐化的海量信息用语容易对教师形成倒逼效应，在倒逼教师强化知识能力、素质结构的同时，也容易使教师产生“迎合心理”。具体表现为，过分迎合学生的网络个性和趣味需求进而冲击教育目标和教学效果。2.信息海量化冲击价值认同微媒体领域下，海量信息和资源得以实现共享，纷繁冗杂的信息中，参杂良莠不齐的价值观念。部分消极、腐化、庸俗甚至反动的价值观念，狡猾地迎合着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诉求，它们对马克思主义价值信仰、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梦想进行曲解，混淆学生的价值甄别能力和辨识能力，使部分学生理想信念和道德认知出现偏差。这非但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带来严峻挑战，更时刻冲击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3.网络依赖化消解理性思考微媒体时代，用短而精的海量信息孵生碎片化的生活方式。部分学生课上课下学习、生活与手机、电脑为伴。“无手机不人生”，“无电脑不生活”的病态网络依赖正充斥着学生的日常生活。对网络信息加以盲目信赖致使学生应有的科学思考能力、理性分析能力和价值甄别能力日渐弱化。此外，微媒体时代海量、碎片化的信息易扰乱学生生活节奏，使部分大学生难以精心专研学习，这些都是新时期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面临的现实挑战。

（二）微媒体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机遇”

（1）打破时空界域，拓宽教育维度。微媒体视域下信息更加丰富多彩，传播更加高效便捷。大学生获取知识不再受传统课堂的界域限制，这都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大契机。只要利用好广博的传播路径和信息素材，主动占领网络舆论阵地，将核心价值观转变成更加深入人心、喜闻乐见、生动形象的传播话语，就必然会提升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认同。（2）丰富教育载体，彰显教育活力。微媒体技术打破了时空界域，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课堂的教学缺陷。微媒体领域下教师得以第一时间捕捉学生的思想动态，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精准政策。同时，教师从“新”开始，将教育变“漫灌”为“滴灌”，利用微媒体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生动形象地为学生传递教育信息，把理论性的教育内容变得更富吸引力和感染力。这样有利于消除真实交流中学生的心理戒惧，在没有身份、地位、代沟的虚拟环境中与学生敞心交流，达到润物无声的教育境界。（3）创新教育阵地，提升教育实效。微媒体通过微信、微博、微小说、短视频等简便快捷的沟通方式，更能为学生提供平等、真实、自由的交流互动平台。这个平台恰恰是核心价值观传播和教育的新阵地。在这个新阵地中，高校可以通过多元化传播教育方式，有目的、有计划地精准滴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日渐内化为大学生的价值信仰和行为实践。

二、微媒体视域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的优化路径

（一）优化主体：提升“微”媒介素养教师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关键和主体。高校必须精心打造专兼结合的网络育人团队，科学引导教师提升“微”媒介素养。一是要引导教师善于鼎故革新，提升驾驭微媒体的能力，通过生动形象的微媒体技术使核心价值观教育活起来，结合新兴的慕课、微客、云班课等多种教学平台，使核心价值观教育由“说理”转向“服人”；由“灌输”变为“融入”。二是要帮助教师炼就火眼金睛。指切实提高教师对网络信息的辨别力和洞察力，对纷繁冗杂的海量化网络信息进行科学甄别、筛选加工和理性批判。自觉寻求核心价值观培育契合点。三是要引导教师修身立德，树立优良的网络媒介素养，为核心价值观精准滴灌奠基优良土壤。

（二）优化课程：开拓“微”课程平台

微媒体领域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丰富而翔实。一是要开拓网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平台。当前，尽管微媒体技术在思政理论课教学中广泛应用，但以教师、教材、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仍占据主导。微媒体技术在课程培育中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因此，要全方位依托网络教学课堂传播速度快、组织效率高、信息功能丰富、趣味性和时效性强等优势，扩宽思政理论课传播渠道；二是要积极构建线上线下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体系。要充分发挥微媒体线上、线下教学一体化的融合功能，通过网络精品课程的“线上”自学和课堂“线下”集中研学，让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知、情、意、行”的完美统一；三是要深入开展“课程思政”，将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之外的其他教学课堂和日常品德教育中，通过网上网下一体化教学使各门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

（三）优化方式：转变“微”话语体系

微媒体语境下的教育话语体系应更加生动、形象、接地气。一是在传播话语内容上要找准切入点，做到精准滴灌，切忌漫无目的的泛泛空谈和晦涩说教。要将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事件”和“问题”，引导学生在热点事件案例分析中形成正确科学判断。更要将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学生利益诉求，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微媒体时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应聚焦学生现实诉求，既要为学生讲清“怎么看”,又告诉学生应该“怎么办”。二是在传播话语形式上要创建契合网络语境的语言逻辑和表达方式。有效利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方式使核心价值观宣传话语更加贴近学生、贴近生活。

（四）优化文化，打造“微”网络文化

积极打造多元表达和一元导向相结合的校园网络文化，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创造优良的文化环境，提升核心价值观的网络话语权和主动权。高校要加强互联网媒介载体建设，优化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载体和手段，构建起互动、平等、共享的微媒体交互式互动平台。加强学生网络互动社区、主题教育网站、专业学习网站建设，精心打造和占领“两微一端”新阵地，共建网络协同育人矩阵。

（五）优化服务，完善“微”管理机制

一是要积极搭建网络育人平台。高校要加强顶层设计，科学制定网络育人队伍培养培训计划、校园网络活动开展计划、校园网络平台建设计划、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发展规划等，通过积极搭建网络微平台来开展微教育，拉近与学生的“微距离”。二是要科学完善网络监管机制。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和优势，及时搜集、整理、分析舆论走向和变化规律，做好系统数据预警监测，科学防范有悖核心价值观的异质思潮和网络谣言渗入。更要建立健全信息反馈和舆情监督机制，密切监控和关注重大热点事件，师生的价值诉求和评论动向，及时予以疏解和引导。综上，科学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微媒体话语权，是新时期高校立德树人的新途径。然而，微媒体敷生的教育新阵地不能替代传统教育阵地，协同发挥网上网下育人合力，构建线上线下协同育人矩阵，是新时期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的路径。

参考文献

[1].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8.

界域范文篇9

分化及其相应的整合,既是包括生

物进化在内的自然运动的形式,也是人类社会及其思想文化演进发展的基本方式。现代社会的突出特点是高度的分化及由此带来的多样性和活力,但这也增大了整合的难度。作为人的有意识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社会的分化和整合不能不与人们的能力、需要及价值选择相关,并直接表现为各种界域或界限的区分、互依与跨越。因而,以“合理的分界与合法的越界”为视角来探讨社会的分化与整合问题,就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社会的形成与界别的区分

自从人类诞生于自然界,就开启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分化整合的历程。人由于自我意识的产生而有了应然的价值观念和活动取向,与周围世界发生了“为我”的“自为”的关系,于是,一种不同于自然运动的新的运动方式和秩序,从而也是新的界域——人类“社会”出现了。在人类社会中,人的心理、意识或精神有着极高的能动性和系统整体性,因而成为相对独立的“心理世界”或“精神世界”。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自然”、“社会”和“精神”三界。社会学所讲的“社会分化”一般指“社会”的群体之间和个体之间的区分,但它不能不与另外两界内在相通,密切相关。

历史地看,人类在能力极其低下的原始时期,只能靠自然血缘关系相互依赖,以氏族的形式共同生存;其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人们由于性别与年龄差异的简单劳动分工。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多、交往的扩大和需要的多样化,人们的劳动分工和社会角色也愈来愈多样。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在个人之间有了基于所有物和物品交换的“我”与“你”的区分,在群体之间则有了自由人和奴隶的严重分化。于是,人类内部不仅有了亲疏之分,还有了等级式差别和压迫性关系。伴随着原来的氏族共同体的解体,一方面,人类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逐步缩小为夫权制家庭或家族;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财富和支配性权力在一些人手里的积聚而促成了以地域、文化和民族来划分的国家。国家的出现既意味着人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有了“上层”与“下层”、“上流”与“底层”的等级式界分,又旨在将社会的分裂和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表明阶级社会的秩序本身就蕴含着内在的紧张。但在传统农业社会,由于人们要“靠天吃饭”即顺应自然为生,因而自然秩序就被视为社会秩序的依据;阶级和等级的分野,也往往被给予拟自然理解,如将上下尊卑的等级式关系类比为“天”与“地”的关系。传统社会及其政策还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分工和社会职业的分化,造成社会自组织能力和活力的严重缺乏。马克思将小农们形象地比喻为一袋马铃薯,说明了他们缺少“有机团结”。但另一方面,大家族和传统国家似乎又象一个“大生命”,其成员分别充当它的某种器官,或“头脑”或“臂膀”或“手足”,这种功能性的分化与整合主要凭借的是自上而下的隶属和支配关系;同时,相当普遍的自然主义信念和整体主义道德意识也对这个“大生命”的整合与维持发挥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那时的人们并非没有个人自由的愿望和要求,但它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并且只要个人与家族长或长辈们发生了利益和意志的冲突,获胜的一定是后者,因为他们直接代表着共同体。

只是到了市场经济社会,社会分化才既表现为人们在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上的差异,又表现为复杂的劳动分工和职业分化,社会变得千姿百态,既富有生机,又充斥着各种矛盾。而随着人的社会反思能力和调控能力的提高,他们也越来越对社会分化与整合提出“合理”性要求,这就特别涉及到社会的“分界”与“越界”问题。

合理的分界

从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讲,社会分化实际上意味着各种社会边界、界限的明确和界域、界别的区分。“分”与“界”总是相互关联的。

一般而言,事物的分化就是“界”的形成或区分。“界”首先指事物由其内在矛盾所规定的存在状态或运动形态的边界或范围,它指示着事物的特殊性及相对稳定性。由于事物就是在这一边界或范围内保持其规定性的,所以不能随便受到干扰和破坏。并且,正是由于事物的性质和界限的确定,它才成为具有内在结构、规则和尺度的系统,产生“自己运动”的动力和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与能量交换的能力。而这又意味着事物总是处于相互的联系和作用中,所以,事物的边界或界限又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变动性。事物的边界也是事物之间的交界处即“界面”,界面是交界双方的中间地带,因而也是交界双方相互渗透与贯通的桥梁。事物的“界”的这种双重性功能———既把事物区别开来、分别给予规定和限定,又将其联系起来、使之相互依存和作用的功能,表明了事物的“分”与“合”即分化与整合的辩证关系。自然界的“界”是如此,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界”更是如此,且由于关联着“应当”与“合理”的问题而增大了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的难度。质言之,由于社会性的分界不是单纯的知识性分类,而必定包含某种规范性要求,所以只要人们的立场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就会给予不同的理解和对待。

从中国思想史来看,人们对“分”、“界”的合理性与否不仅特别关注,而且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态度和观点。如庄子既说明了“分”、“成”、“毁”、“复”的“通为一”的循环,又特别指出分界的负面问题。他说:“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庄子·齐物论》)庄子所说的“封”就是事物的界限,事物有了区别与界限,就会进一步生出“是非”,是非之争越显著,完满的道也就越亏损了。近代思想家康有为借助儒家“三世”说和佛教思想资源,在其《大同书》中提出“破九界”,即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业界、乱界、类界、苦界,最终使人类进入完全自由的境界,这种理想显然包括了太多的乌托邦空想。与之不同,荀子则高度重视“分”的意义,他不仅一般性地突出善恶、性伪、是非、天人等等的分别,肯定劳动分工和职能分化的积极作用,更重要的,他还将人们在文化价值和等级名分方面差异的分辨和确定,提升到社会治理之道的高度来看待。在荀子那里,分与合并不两立,而恰恰是良好有序的群体得以组织起来的关键,这就叫“明分使群”。近代学者严复翻译穆勒的《论自由》而名之为“群己权界论”,所要辩明的群己之界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公正,用他的话说:“自入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自由为界。”(《〈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关于“群”和“群己权界”的论述与荀子的思想多有相通之处。

上述引证说明,批评否定“分”、“界”者关注的主要是“分”与“界”所带来的消极问题;给予积极评价的,则看重它的规定性和建设性。亚当·斯密和涂尔干关于“劳动分工”的论述,就主要揭示了劳动分工与社会职能的分化对于生产效率和社会利益的普遍提高,对社会有机性的加强所具有的根本性作用。着眼于分与界的辩证法,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说,明分划界是完全必要的,没有分界的世界只能是一片混沌,强制推行无差别的平均主义则只能导致死水一潭。社会分化和分界的合理的价值标准,就是看它在历史可能性的基础上,是否有利于个人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和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只有广大社会成员及其组织形成内部动力机制和自律能力,才能积极地发展自己并展开良性的互动关系。

具有现代意义的合理分界可以概括为下述几类情况,一是对个人生命和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及其时空界限的明确。人的生命及其生活条件要获得社会的承认与尊重,除了要靠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还要凭借政治与法律对人们平等地位的确认与保护。二是对人的各种权利即由法律所界定的个人的生活和活动的性质、范围,如人们可以享受什么、支配什么的明确。有别于传统社会的是,在现代社会,个人普遍成为社会能动的单元,他们在政治和法律上是平等自主的,关系是建构的,角色是后致的,工作和生活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因而才需要明确个人的权利,并在保护人权的同时维护社会的公正。三是人们结成的各种共同体的区分。传统的基于血缘、地缘的共同体的分化和削弱,恰恰是个体获得独立性的重要条件。现代共同体则越来越依赖经济、政治、文化、精神等因素和规则来建立和界定了,它小可小到数人,大可大到国家联合体。共同体之间又有相互交叉或隶属的关系,从而使个体的角色也多重化。四是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各界的确定,如工商界、艺术界、教育界等等,这些界别与社会的部门、行业(职业)、阶层、团体等或相类或重合。社会界别的区分使各自具有了一定的自治和自律性,能够相对独立地运作和发展,并满足人们的归属感、事业感和自我超越的需要。五是社会的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区分;以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界。当代学者认为,货币、行政权力和话语沟通分别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系统得以分化和整合的力量。而以“理”为尺度的公共领域和以“情”为尺度的私人领域的界分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必然要求。这一点我们从过去由于公私界限不清所带来的诸多经济和道德问题即可理解。

合法的越界

人从自然中的分化和人类内部的分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和张力,是人类及其社会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与基本形式,因而在总体上是积极的。但是,社会的分化和分界毕竟是原来整体的裂变或分离,是事物向着不同方向的变化,如果不能适时地整合或形成必要的联系,就会导致社会的疏离、磨擦、冲突甚至分裂;并且,分界在给予事物以规定的同时,也会给事物以限制,造成事物的片面性和封闭性。亚当·斯密就指出过劳动分工给人们带来的片面性,马克思则揭示了自发的分工势必导致社会力量成为外在于个人的强制力量。因而,讲“合理的分界”就不能不讲“合法的越界”。

界域范文篇10

关键词：森林防火科技发展规划监测手段可燃物

一、普遍意义上的科技进步

这几年，伴随着我国的森林防火技术和装备水平的提高，相关技术研究工作空前繁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森林防火的应用基础研究不够深人和连续，尤其是针对林火科学中关键性的问题以及目前诸如林区和居民点结合部火灾现象这类研究热点。这首先表现在，我国科技工作者发表的关于林火科学研究的文章在国际火灾研究学术期刊和重要国际会议上占有率很低。这不仅仅意味着我国的林火研究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影响相当小，从深层次上更看到了目前我国相关研究工作的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工作的差异。

正如其他应用学科或交叉学科一样，有效发展森林防火科技、确保森林防火的百年大计，需要一个基础来支撑。这个基础就是对于我国森林火灾规律可靠性和系统性的认识。这是未来建立有效预防和科学化的灾害管理的基石。这一切不但会反映在诸如学术论文和科技专著等出版物中，而且最终都会体现在防火理念的更新、装备的发展以及应付紧急状态综合能力的提高。通过对林火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予以长期性投人和扶持，确保相关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这将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森林防火科学，积累人才和技术，也有助于进行技术革新和着手新形势下的防火手段的更新和提高，最终建立起我国独特的和现代化的森林火灾预防、监测、扑救和善后的完整体系。应用基础研究和产出的关系在图1中作了简示。

技术运用和储备对人才队伍的依赖关系也提不言而喻的。正如一个浅滩撑不起一艘大船，对于应用性很强、涉及面很宽的工作，明显需要大批专业人才来实施。一个先进的科技装备，不管是引发的还是自主开发的，只有拥有一批合格的技术人员和必要的支持设施，才能进行有效的操作和组护，并把采集的结果运用到工程实际中去。比如目前呈现的全球性的地理信息资料数字化趋势，勃需要大批专业人员来完成相关信息的输人、更新、分析和与相关管理决策系统的链接。笔者非常赞同在今后若干年内通过吸收和培训各类专业人才以充实森林防火科技管理和研究队伍。当然，这需要通过组建或扩充一些有效的运作平台以确保这类工作有序和高质量地实施。

在国家林业局提出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有一个发展我国森林防火科技的战略构想，那就是组建专门从事林火研究的实验室。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然而要落实它，不但要对建设过程中的问题有充分的考虑，更要有长远的规划。就笔者参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经历以及对公安部四大消防研究所发展过程的了解，建一个重量级的实验室不但需要长期的投人，还需要稳定一批科研骨干。另外，由于科研工作的特殊性，真正意义上出成果和产生效益，通常有时间滞后效应。

寻求包括中国科技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内的中科院科研单位以及其他高校与防火相关研究小组的合作，不失为现阶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一条可操作捷径。这些科研部门通常可能会做一些“阳春白雪”类的工作，然而，通过沟通和引导，完全可以借助于协作单位的技术基础和人力资源，解决火灾预防、监测和扑救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国外在这方面就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如没有围墙的泛欧洲林火实验室(EufireLab)就是一个跨越整个欧盟和地中海地区的“虚拟”研究机构。从运作的状况来看，它非常成功地整合和利用了欧盟所属国家的若干研究队伍的资源和优势，并就与该地区切身利益相关的科学问题和相关技术开展了实时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具体科研课题的立项和实施中应避免所谓的“浅井”现象，即为了追求课题的新颖性而把科研项目的选题铺得太宽，缺少对已经进行的、难度较大科技课题的有力和持续扶持。有意识地集中人力和物力资源或通过纳人其他国家的大型科技发展专项，确保对一些林火研究中关键性问题开展有深度的研究，并最终开发出解决问题的相关技术。这些关键的问题应包括像林区和居民点结合部(交界域)特殊地区火灾发生的规律、火灾发展过程中的能量输运和诸如飞火、火旋风以及树冠火在内的特殊林火现象等。

二、技术装备的整合

装备是技术性工作的工具和标志，也是效率和成功的代名词。与森林防火事业相关的装备，小到简单的扑救工具、救火队员的防护服和面罩以及便携式通信器械，大到各类消防车辆和运载水和喷洒灭火药剂的飞机，品种繁多。在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对未来年的装备补充和更新制定了详细的指标。

据了解，国内外不少企业基于市场调节的原理参与了装备发展的努力，开发了不少产品。其中包括各类灭火器械、消防车辆、视频监测系统和森林防火信息管理以及辅助决策系统。面对企业的热情，如何有效地吸收企业的科技产品以充实森林防火事业的科技力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强化行业管理、产品规范化和对未来需求的预测，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相关产品进行产业化指导，更主要的是为产品使用效果的跟踪和未来产品升级和更新换代提供机会。

目前相当一部分省份在上视频监控系统。作为其他监测手段的补充，这是一项非常值得提倡的工作。不过，就对不同厂家提供的系统来看，它们在信息的传递(有线或无线)以及终端的功能(火灾的智能识别和定位)等方面有相当大的差别。由国家林业局的装备管理部门牵头对该类产品进行定型并配备给相关林区，不但可以保证装备的可操作性和长远维护，其统一化也为未来通过全国性联网实施远程中央监察和组织指挥扑救提供条件。

现有的防火管理信息系统不但版本繁多，多为基本信息的堆积，与真正意义上的辅助扑救决策尚有差距。不同林区可能从不同的公司引进不同版本的管理系统，不但无形中隐含了重复投资的机制，相互间的不兼容也不利于行业内部的管理和交流。对于这类专业性强的产品开发，应该提倡强强结合:在保证系统基本功能真正实现的同时，通过与其他先进技术的关联最大限度地强化其使用效果。系统输出结果的可靠性并不只是取决于输人的地理信息资料和现时的火场信息，更主要取决于对火行为的预测以及基于对林火知识的把握所提出的科学扑救方案和措施。这些只有开展过针对林火行为基础研究并有长期工作积累的研究机构才有可能实现。另外，森林防火管理系统或辅助扑救决策系统应尽可能多地借助3S技术平台(即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和全球定位系统)，以获取实时的可燃物信息和火情。国务院应急办公室的公共安全应急平台是委托清华大学公共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开发的。该中心承担了从产品设计到定型、安装和与各省分支的链接以及操作人员培训等一系列服务。该中心雄厚的实力和基础也为产品的跟踪和发展提供了保证。

不容忽视的是，森林防火事业相关的管理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例如，消防力量的配备和维持与特定地区的森林面积、生态和经济价值以及火灾危险程度等是密切相关的，量化并优化相关管理工作对于合理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提高投人效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阐述过这样一个理念，即特定地区火灾防控效果是对诸多工作的综合检验，不但与当地消防扑救力量的储备水平有关，还与各基层管理部门有效协调，尤其与应付紧急状态时的人员和物资配给、后勤保障等有关。应该就诸多管理技术和相关规范开展必要的研究。

三、防火宣传和教育的地位

传统意义上的宣传和教育包括在一些场所张贴标语、发放宣传品，通过媒体介绍防火知识，设立关卡对火灾易发地区进行火源管理以及对违规人员的说服和开导。我国近若干年来每年发生数以万计的森林火灾，其中99%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到如果老百姓的防火意识提高了，相当一部分灾害是可以避免的。目前笔者在对国内煤炭矿井火灾调研时，深切感到国民的素质、尤其是特定群体的防火防灾意识有待提高。

如何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和教育其实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让老百姓在脑海深处真正意识到火灾的危害、那些事会导致火灾以及遇到火灾该如何应对等等，不仅仅是简单的科学普及，更涉及教育手段、方法和技巧以及心理认知学问的应用。这方面的投人应包括对如何进一步开展有效的宣传工作所做的相关研究。

在一些发达国家，宣传和教育一直作为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环节来操作。以澳洲为例，相关工作通过设立专门政府机构指导、协调和落实。在召开的火灾科学研讨会上，宣传和教育作为主要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笔者工作过的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机构(CSIRO)曾承担一个课题，耗资折合人民币数万元，只是为了设计出一个恰当的防火宣传标签。在澳洲的公共场合和集会上，经常看到肩负丛林火灾扑救使命的消防队员的身影以及融防火教育与娱乐一体的展览。拥有大片丛林面积并且经常处于非常干燥气候条件下的澳洲，每年发生人为火灾的数量少得惊人。2003年1月曾发生横跨两个州的丛林大火，烧毁房屋500余间。只有4人死亡，其中还包括因突发疾病引起的。这些事实至少部分说明国民森林防火教育的成功。

提高我国百姓的防火意识的确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防火宣传的工作量极大。并且基于该项工作的性质，见效也较慢。这与百年树人是同一个道理。在贯彻“政府主导，媒体联动，教育渗透，全民参与”方针的前提下，有必要突出重点。比如，从林区和居民点交界域等火灾多发的场合人手，在强化宣传工作的同时，探讨经济高效的宣传模式和实施渠道，再由点到面将成功的经验予以推广。

四、关于东北的森林防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