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范文10篇

解散范文篇1

关键词：公司司法解散公司僵局公司法

公司解散是以消灭公司的法人资格为目的而终止公司的业务活动且对公司财务进行清算的行为。依解散事由的不同，公司解散一般有自愿解散、行政解散与司法解散三种情况。其中，公司的司法解散。广义上是指在公司出现僵局或其他问题，经相关当事人申请，由法院判决公司解散。狭义上是指当公司内部发生股东之间的纠纷，在采用其他的处理手段尚不能平息矛盾，赋予少数股东请求司法机关介入以终止投资合同，解散企业恢复各方权利，最终使基于共同投资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得以解决的可选择的一种救济方式。新公司法第183条明确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公司司法解散的情形。新规定有利于及时终结处于高危状态的公司资产，减少了投资风险，避免股东在公司陷入僵局之时无法自拔。尤其对中小股东权利保护不失为一条必要的救济渠道，也是我国改进公司制度的一大体现。欣喜之余，我们不得不正视由于该条规定过于笼统，引发了司法实践中操作起来困难重重，争议颇多等问题。

一、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价值及其法理分析

在一个国家的公司法律体系中，确立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具有重大的制度价值。一是解决公司僵局、维护股东利益的有效途径。在公司实务中，经常存在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虽然公司没有达到破产的界限，但继续维持会使股东利益受到更大损失，或者因股东之间分歧严重，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又不能作出公司解散清算的决议，在此情形下，赋予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的权利，有利于解决公司僵局，维护投资人的利益。二是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有力措施。如果公司形成僵局又不及时予以化解，则矛盾冲突将会波及错综复杂的各种法律关系的主体，对社会来讲，这是一种潜在的严重的不安定因素。从社会学角度看，运用司法手段化解公司僵局，其目的是使基于股东共同投资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得以解决。三是市场经济“经济民主”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一般不应参与调解、裁决公司股东之间的纷争。这类纠纷往往涉及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涉及财产的占有与经济利益的分配，冲突各方大都以谋求公平为己方的奋斗目标。因此，须司法机关经特定程序加以解决。否则经济民主将无从谈起。事实上，在任何法治国家，司法都是化解利益冲突的最终途径，是解决社会争端的最后一道屏障。四是完善公司法律制度的需要，公司作为一种聚合社会资本的经营方式，不但应该有形成机制，也应该规定一定的退出机制，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公司制度。而当公司经营出现僵局时，依法赋予公司的股东通过申请司法解散的方法来摆脱困境也是一种必要的救济手段。

从法理上分析，股东解散公司之诉的基础主要是关系合同(relationcontracts)和合理期待(reasonableex，oectations)的损失。所谓关系合同是指长期存续、各方接触频繁、其利益需求因外界情形变化而随时调整的合同，如婚姻、雇佣及特许权等合同。关系合同理论主张，只要缔结这种关系，就不能期待一次缔结，终身受用。而必须应时而变，使合同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处于一种开放式的修正状态中。公司章程究其性质而言理应属于关系合同。而公司是以章程这一契约化载体为中介而形成的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以及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对于该契约的全面、实际履行，每一位股东均有期待的权利和利益。公司陷入僵局，股东应有的参加公司决策和管理的权利以及获得股利等权益之期待落空。因此，应当赋予其请求救济以至申请司法解散公司的权利。在公司法理论中，该理论又称为公司股东的合理期待落空理论。

二、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比较考察

美国《示范公司法》(修订本)第14章规定了有权申请司法解散公司的情况：(一)如果发现公司通过欺骗或隐瞒重大事实而注册成立，或公司经营业务超越法律允许范围或滥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等不法行为，各州检察长可以公诉人身份起诉，要求法庭勒令公司解散并将公司执照吊销。(二)如果能证实董事在经营公司事务时陷于僵局，股东没有能力打破这一僵局，并且不可补救的损害正威胁着公司或公司正遭受着这一损害，或者正因为这一僵局，公司的业务或事务不能再像通常那样为股东有利地经营：董事们或者那些支配着公司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曾经是、正在是或将来是非法的、压制性的、欺诈的：在投票力量上股东们陷入僵局，他们在至少两次年会的会期内不能选出任期已满的董事的继任者：公司的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等情况，公司股东可以起诉。请求法庭勒令公司解散。(三)如果能证实债权人的债权请求已为判决所确认但其执行未能如愿，债权人可以起诉，请求法庭勒令公司解散。

《日本商法典》第406条规定：假如公司在业务执行中遇到显著困难，已经产生难以挽回的损失或者有产生损失之虞，以及管理或者处分公司财产显著失当，危及公司的存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持有全部股东表决权数1/10以上的股东请求法院判决公司解散。此外，在有权代表公司的人连续不断地实施犯罪等行为时，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法务大臣、股东、公司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请求法院命令公司解散。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规定：如果公司所追求之目的不可能达到，或者存在由公司其他情况决定的应予解散的重大理由时，公司可以通过法院判决而解散：解散之诉针对公司提出，并且只能由其股份限价至少达到基本资本1/10的股东提出。德国的《股份公司法》中没有规定股东提起司法解散公司的权利。对股份公司而言，只有公司所在地的州最高行政机构，在股份公司因其行政管理人员违法而危及公共利益，并且其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又没有罢免这些人员的职务的情况下，可以申请法院通过判决解散该公司。

综合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性立法例，不难发现，两大法系国家对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的设置都持谨慎态度，因此，在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公司僵局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务必遵循一定的原则和严格的程序，以充分体现公司法律制度所确立的交易效益和实质正义的价值趋向。

就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所应遵循的原则而言，归纳起来主要有：(一)自力救济优先原则：在公司僵局形成后，首先要由当事人自行协商，给予股东对僵局所持意见的充分考虑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则可以通过向股东及非股东转让股份的方式解决僵局；(二)利益平衡原则；解散公司对僵局来说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案，但对那些经营状况良好或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公司，因为其内部决策和管理机制的暂时失灵即终止其存在，成本显然较高，是对资源的浪费；因此，在处理解散公司之诉时，要采取审慎态度，尽可能在保护个别股东利益与保护其他股东和公司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点，寻求一种公平、公正的解决方式，即必须穷尽其他手段(如由其他股东收购其股份)还不能解决时，才能诉请解散公司：(三)限制股东诉讼解散公司的原则：如果只要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就允许股东提起解散公司的诉讼，一方面可能导致股东为了达到其他目的而滥用该权利，如以此作为与公司讨价还价的手段：另一方面，判决解散公司往往会不合理地对僵局的一派有利而牺牲了另一派的利益：因此。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可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四)司法分类介入原则；对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造成的公司僵局纠纷，司法完全干预，体现国家公权力对公平这一法律终极目标的维护：对纯粹商业意见分歧造成的公司僵局纠纷，司法谨慎介入，符合社会对司法权功能的定位：对基于公司运营以外的其他因素导致的公司僵局纠纷，若纠纷导致当事人缔结关系的基础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法官则应当在自由心证的基础上考虑同意一方股东的退出请求或解散公司。

就公司解散的诉讼程序而言，具有不同于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派生诉讼的特殊性。(一)适用范围。通过比较各相关立法例，一般认为适用公司司法解散的事由主要有：公司经营遇到障碍或者公司遭受重大损害：公司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压制性、欺诈性等不公平行为的发生：公司法人人格被用于不正当目的等。(二)立案的标准。对该类纠纷的立案审查应当把握以下几个形式要件：1，纠纷发生于封闭性公司内部，主要是有限责任公司、不上市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带有封闭性特征的股份合作制公司，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等：2，公司股东所占股份或股权相当，已形成表决僵局，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无法召集或作出多数决定：3，因公司僵局致使公司或股东就其民法、公司法实体或程序性权益请求司法救济。(三)诉讼主体资格的确定。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对公司解散诉讼的原告资格确定是不同的，总体而言，前者所确定的原告范围较后者宽。一般认为，原告应该是提起诉讼的股东，且必须达到一定持股数量的股东，以防止其滥用诉权：被告应是不同意解散公司的其他股东，被解散的公司不能列为被告，应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尽管有人认为公司解散之诉的被告应为公司，但现实中出现了身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大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的案件，在此情形下，若以公司作为被告显然不妥。(四)举证责任的分配。用举证责任的分配。对当事人诉讼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如何证明被告符合适用公司僵局的要件上，原、被告的举证能力显然极不对等。由原告负举证责任，则比较苛刻，僵局诉讼制度将形同虚设：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又可能导致个别股东对公司僵局诉讼制度的滥用。为此，应考虑采用表见证明规则，其具体要求为：原告需提供证据证明涉诉公司的登记以及自己遭受的损失，并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滥用权利的行为，证明程度为足以使法官产生合理怀疑，而后，提供证据的责任转移到被告方，由被告提供证据最终证明自己与涉诉公司之间的关系是正当的或者自己的行为与原告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但在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者不当行为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仍应判决原告败诉。三、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制度缺陷

新公司法第183条对公司司法解散过于原则的规定，引发了诸多争议，在实践中导致了立案难、审理难等现象的产生。归纳起来，该条规定存在的缺陷主要有：

(一)前置程序设置不明确。为防止恶意诉讼，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中应设置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前置程序，即必须存在股东在起诉前曾以内部救济方式向董事会、股东大会提出纠正错误决议的要求遭到拒绝，或者转让股权受到阻碍的客观事实。新公司法183条中“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之规定，显然是作为公司司法解散的前置条件而设定的，但引发的问题是：该规定应作为起诉受理的前置条件还是司法判决的前置条件?且“其他途径”具体包括哪些具体方式?

(二)诉讼主体的地位未明确。新公司法183条明确规定了原告的资格，但是公司以及其他股东在诉讼中应当分别处于什么地位?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被告如何确定，应该是其他股东还是公司本身?没有明确规定。

(三)解散的判断标准不具体。新公司法183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被认为是公司司法解散的一个判断标准。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何谓经营管理发生困难?发生严重困难或股东僵持达到多长时间方符合解散条件?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是一种现实性还是可能性?等。

(四)管辖法院不明确。新公司法183条没有对解散公司之诉的管辖法院作出明确规定。由此引发的问题是：适用地域管辖还是级别管辖?还是两者兼用?

(五)解决问题不彻底。新公司法183条仅仅规定在符合公司解散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作出解散公司的判决。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在实践中，仅仅判决公司解散很难彻底解决公司僵局问题。因为公司的解散并不必然导致公司法人人格的消灭，还必须通过清算才能使公司法人人格归于消灭。四、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完善措施

针对上述缺陷，尚需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深入、细致的探讨加以丰富与完善。

(一)应明确司法解散的前置程序。新公司法183条规定的“其他途径”过于抽象，作为公司司法解散的前置程序，在现实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应采取自力救济优先原则，股东应穷尽一切方式后仍未打破公司僵局时才可选择诉讼的手段，如要由当事人自行协商，通过设置诸如“经过连续的两次股东会”等程序性要求来给予股东对僵持意见的充分考虑和协商时间，如果协商不成则可以通过内部和外部转让股份的方式解决僵局等。

(二)应明确司法解散之诉的被告资格。有些西方国家规定公司解散之诉的被告是公司，但现实挑战了这一看法，在实践中出现了大股东起诉要求解散公司的案件，而同时大股东又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我国，多数人认为应将公司和其他股东列为共同被告：也有人认为解散公司之权在股东，公司无需列为被告：还有人认为应将公司列为第一被告，其他股东作为被告或者第三人较好。㈣笔者认为，被告应是不同意解散公司的其他股东，被解散的公司不应列为被告，而是应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三)应明确司法解散的判断标准。新公司法183条所指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其含义应包括公司权力运行发生困难及公司的对外经营活动发生困难两方面。此外，对界定经营管理发生困难还可以进行一些列举式的规定，如连续两年未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公司的经理无法正常行使权力达到两年或三年，并且由此给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或应得利益的重大损失。“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中“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存续时间”应该限定在2至3年为宜。

解散范文篇2

一、公司司法解散的要件分析

（一）公司决策机制失灵，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对于此要件，《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列举了如下几种情形：1.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2.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约定的表决权比例，无法作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3.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上述三种情况，看似是并列关系，其实完全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即：股东冲突导致公司决策机制失灵（董事作为股东会、股东大会选举出来的公司高管，其也是股东的人，同样代表股东的利益）。在公司内部的治理机制当中，股东会处于“最顶端”，公司作为一个法律拟制的“人”同样有其独立的“意思能力”，而股东会恰好又是公司的“意思机构”，承担着公司若干重大事项（注册资本变动、公司合并分立、章程修订、董事监事的选举等）的决定权，如果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或者无法作出有效的决议，那就相当于“人的大脑停止运转”，这体现的是股东之间深刻的利益冲突。而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若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会动摇有限责任公司赖以存续的“人合性”（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基础，这势必导致公司陷入僵局，引发公司被法院强制解散的后果。如在“刘超、安君与安徽锦辉机械装备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司股东之间的人合性基础丧失的，经调解无效，应当判决公司解散。同时还需注意的是，《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将“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作为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条件之一。而对于在具体案件裁判过程中如何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最高人民法院在第8号指导案例“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中予以明确。即对于这一要件的把握，应当从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及监事会或监事的运行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其侧重点在于公司管理方面存有严重内部障碍，如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不应片面理解为公司资金缺乏、严重亏损等经营性困难。除了上述法律明文列举的情形之外，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还有将司法解散的事由予以“扩张适用”的例子。如在“马美华等诉无锡禾润泰纺织有限公司公司解散案”中，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股东压迫”作为公司陷入经营管理困难的事由之一。该案中，虽然禾润泰有限公司并无股东会表决机制失灵的情况，但是其控股股东存在侵占公司财产、违法违规进行利益输送、进行不正当关联交易等滥用权利的情形。这就使得公司“形骸化”，丧失了独立人格，成为大股东谋求自身私利的工具，其开展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条件也已然不复存在。据此法院认定涉案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其他股东利益受损”，继而判决公司解散。另外还需注意的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又明文列举了三类“不予受理”的情形：即股东以公司亏损为由起诉解散公司的（前文已述及，公司盈利与否并不是公司应否解散的条件，因为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亏损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范畴，可以通过管理层科学合理的决策或者市场行情的变化加以解决，司法权不宜介入）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受损为由提起诉讼请求解散公司的（出现这一情况直接提起一般的诉讼即可）或者在提起公司清算之诉后，又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二）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发生重大损失。对于公司继续存续是否会对股东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实质上是一种商业判断，需要具备财务、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而法官作为法学领域的“专家”只能就案件当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作出判断，让法官事先就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作出评判，本身就超出了司法裁判者的能力范围，因而很难作出具体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还没有相关判例对如何判断“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发生重大损失”作详尽的分析和论述，多数法院的通行做法是只要某公司陷入“公司僵局”，公司的相关治理机制难以有效运转，那么就默认该公司继续存续会给公司股东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因此，法院在作判决时倾向于花大量的笔墨去论述公司决策机制是如何失灵的，而后将“对股东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这一要件作为公司决策机制失灵的结果。比较典型的说法是：“某某公司股东长期冲突，决策机制失灵，如果公司继续存续，势必会使得股东利益发生重大损失”。当然，对于这一要件的判断，还是存在一些客观标准的，法官在实际裁判时往往会结合公司僵局产生的原因、存续的时间、是否有化解的替代措施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主体要求）。对于这一要件的把握，主要应当注意的问题是，这“百分之十”是表决权比例而非出资比例，也不是持股比例。依照《公司法》规定，股东一般是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同时法律又授权公司章程依据本公司实际情况作出例外规定，因而实践中表决权比例和出资比例可能存在不对等的情况。另外，如果股东存在出资瑕疵（未足额缴纳出资），公司法授权公司章程可以对其表决权进行限制，这就有可能导致股东的表决权比例不到百分之十。如果公司向法院另案提出要对公司解散之诉的原告股东表决权加以限制，那么公司解散之诉是否应当继续呢？实践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对公司解散案件继续进行审理，另外一种是等到限权之诉的判决确定生效再行审理公司解散案件。对此最高院在“沈阳卓越数字医疗有限公司等与沈阳市大东工业经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给出的倾向性意见是，在审查公司解散之诉的股东原告资格时，应当以工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表决权为准，只作形式审查。另外对于提起公司司法解散之诉的主体资格，还有这么三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对于公司解散有主观过错的股东能否起诉解散公司的问题。公司应否解散取决于是否满足《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客观要件（是否存在“公司僵局”）而不问公司僵局产生的原因和责任。《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并未排除过错股东起诉解散公司的权利，据此过错方股东起诉的，不属于恶意诉讼。其二，对于隐名股东能否起诉解散公司的问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派雪菲克实业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中给出了否定回答。其判决书主文谓：“上工申贝公司请求解散上海派雪菲克公司，前提条件为上工申贝公司应当是上海派雪菲克公司的股东。现上海派雪菲克公司以及外方股东美国派雪菲克公司对上工申贝公司的股东身份均不予认可，而上工申贝公司既非上海派雪菲克公司的登记股东，又缺乏直接证据证明其已依照法定程序取得了股东身份，因此上工申贝公司现直接以股东身份提起本案解散公司之诉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其三，出资有瑕疵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有无资格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的问题。股东有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行为时，并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取得和享有，除非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解除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股东资格。若不存在将未出资股东除名的情况下，其仍有权享有股东资格，亦有权提起公司解散之诉。（四）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提起司法解散的最后一个要件是“用尽内部救济”。这一要件的确立，要求法院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对于私法主体内部事务的介入应当保持审慎的态度，应当以尊重公司自治为前提。公司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民事主体，有自己的意思能力，能够基于自身情况作出科学合理的商业决策，也有能力自主应对各种市场风险。因此如果公司通过自治机制可以较好地维护公司自身和股东的利益，那么司法介入就显得没有必要了。由于公司司法解散是化解公司僵局的“最终手段”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其最直接的表现莫过于使得股东投资营利的目的落空，公司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实现，同时还有可能导致商业资源的浪费、国家税收的降低、企业员工失业等大量的社会问题。因此，对于公司司法解散诉讼，法院当以维持公司继续存续为原则，尽量采取较为“缓和”的手段解决股东、董事之间的利益冲突，化解公司僵局，不到万不得已，不得轻易作出解散公司的判决。而对于如何判断“用尽其他救济”理论上有一定争议。有观点认为，所谓“用尽其他救济”必须是穷尽公司内部（依照公司章程、合同约定）及外部（如股权转让）和解散公司之外的司法救济途径；还有观点认为，法律之所以设置这样一个条件，其立法本意仅仅是考察原告在起诉解散公司之前是否已经竭力化解公司内部矛盾，这仅是人民法院判断各方矛盾是否已经达到严重的标准之一，至于是否已经实际上穷尽了所有救济途径在所不问。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用尽其他救济途径”作为判定公司是否应当解散的前置条件。如在“岂新国与呼伦贝尔中电信泰置业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中，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公司产生僵局后，股东之间应当先行寻求其他内部救济途径，尽量保证公司继续存续，在尚未用尽其他可能的救济途径前，不应当以诉请解散为唯一手段。

二、公司僵局的预防与化解机制

解散范文篇3

其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时，法院根据股东的请求而强制解散公司叫做公司司法解散。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设计，都必须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做铺垫，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也不例外。以下将从法理学、民法以及公司法等多个角度论述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设立的理论基础。

一、公司司法解散的法理学基础——法的基本价值

(一)正义的理念

“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这些古老的法学格言表明法是或应当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律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实现正义。企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细胞，而公司又是企业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公司法作为规范公司设立和组织的法律规范，理应体现法的正义理念，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实现法的正义价值。

正义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法所促成实现的正义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内容，对人们来说正义是相对的概念。但是，正义也有着一致的、共同的内容，即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正义理念，这条理念不允许为了某些人的更大利益而损害少数人的利益，剥夺少数人的权利。资本多数决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大股东由于出资多而比小股东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风险，于是理应取得对公司的控制权，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这符合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但是，正义的法律理念不允许大股东恣意妄为，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漠视、限制甚至剥夺中小股东的权利。当大股东利用持股优势，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公司财产，并将公司变成一个空壳时，公司就会成为大股东谋取私利的工具。于是，出于对正义理念的追求，公司法赋予了中小股东司法解散请求权。

(二)安全的理念

安全包括个人安全和社会安全，是社会主体得以享受其他价值(如生命、财产、自由、平等等价值)的一个重要条件，它本身也具有重要的价值。霍布斯(Hobbes)甚至把安全的价值提到至上的高度，他认为：“人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并把自由与平等置于从属地位。他相信如果人的财产、生命、自由都笼罩在侵害、灾难的陷阱中，那么任何美好的东西对人类都将失去价值，因此人类自创设法律之日起，就在寻求法律上的价值与功能。

法律本身是社会秩序与权利的稳定器，它对于失控的权力而言是一种抑制器，安全在法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安全也是制定公司法的重要理念之一，维护公司、股东、债权人以及其他相关主体的财产安全是公司法的立法宗旨。营利性是公司的重要特征，是公司区别于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的根本标志，股东投资设立公司的目的是想通过公司这种经济组织形式获取收益。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等特殊情况下，不仅股东获利的目的不能实现，股东的投资也可能丧失殆尽，此时股东的财产将不再具有安全保障。因此，当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威胁到股东的合法权益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拥有的司法解散请求权可以解散公司，保护自身权益，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这是符合安全的法律价值理念。

二、公司司法解散的民法理论基础

(一)理论

是指人依据权，为委托人处理事务并由委托人承担该行为法律后果的制度。制度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扩大了民事主体的活动范围。委托人由于时间、精力、专业技能等方面的不足，许多事情难以事必躬亲，但又必须实现自已的利益，这就需要委托他人代为处理。因此，使委托人的能力得以延伸。正如波洛克所指出的：“制度使个人的法律人格在空间上得以延伸。”制度还可以补充某些民事主体行为能力的不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或者不能完全通过自己的行为，以自己的意思为自己设定权利、履行义务，而能使这类民事主体的行为能力得以补充。问题的难点在于激励人为了被人的利益而行事，而非为了谋求人自身的利益而行事。因此，人必须按照诚实信用原则从事行为，努力尽到勤勉和谨慎的义务，充分维护被人的利益。

商事公司中会产生三大问题，其中一类问题涉及公司的控制股东与小股东或者非控制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其中的非控制股东是被人，而控制股东就是人。这类问题的难点是确保前者免遭后者的盘剥，法律在降低成本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明显的例证是改善人信息披露、方便被人对不诚实或者疏忽大意的人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则和程序。大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和持股优势，恶意压迫中小股东、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属于成本问题。

司法解散制度的建立使大股东有所顾忌，督促大股东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行使权利，否则利益受到侵害的中小股东可能提起公司解散诉讼。从这种意义上说，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是基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问题产生的，其功能在于促使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履行诚信义务，从而降低成本。当大股东滥用权力的局面无法收拾，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将受到严重损害时，中小股东可以通过司法解散制度解除关系，摆脱受大股东欺凌的境地。

(二)权利救济理论

法谚云：“有权利就必然有侵犯，有侵犯就必然有救济。”如果权利受到侵害而不能得到充分、及时的救济，那将是一句空话。我国《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股权是股东与公司相互联系的纽带。我国新《公司法》第4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股权可以定义为股东基于其股东身份和地位而享有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关于股权的性质主要有债权说、物权说(所有权说)、社员权说和股东地位说等不同的观点，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债权说和物权说(所有权说)的观点。但是民事权利是开放和发展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将会产生许多新型的民事权利，股权即是其中一种。股权源于公司制度，而公司是近代才产生的，特别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规模兴起也就一百多年时间。股权的产生要比物权、债权晚得多，而内容比物权和债权更为丰富和复杂。可以简单地用物权或者债权来给股权定性，将股权定性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的综合性财产权利.

股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应受法律保护，当股权受到侵害时，股东有权通过各种救济方式维护自身权利。通常而言，对于侵权的救济，其救济力度与途径以损害不再发生为标准。基于此，当权益受到损失的股东在其他救济手段不利时，应有权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司法是化解利益冲突的最终途径，是解决社会争端的最后一道屏障。公司法上的诉讼，绝大多数是因内部关系发生的。无论是股东对公司之诉。还是股东与股东之诉；无论是要求确认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决议无效之诉，还是公司对股东或董事的赔偿之诉，都属于典型的内部关系引起的诉讼，司法机关不能因其属于内部关系而拒绝受理。

三、公司司法解散的公司法理论基础

(一)公司契约理论

关于公司本质的理解，法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特殊见解，即所谓的公司“契约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是各种要素的集合，朝着共同的生产或者服务目标而努力。“就像国会不过是一帮独立的政治家和工作人员构成的集合概念”，公司的集合因素包括雇员、管理者、股东、债权人(包括长期客户、债券持有人，甚至包括企业侵权的债权人)，他们自愿结合起来自行安排各种交易，他们共同受到一种复杂的契约关系链条的拘束。雇员和管理者提供劳动资本，股东提供股权资本，债权人提供债权资本，共同承担损失风险，监督公司的管理执行。

经济分析法学把公司视为一个“合同柬”，即公司本身是一个合同关系的网络，国家颁布的公司法则是一些备用条款，可以由当事人各方以协议形式加以修改。“按照公司契约理论，股东订立公司章程成立公司或公司成立后加入公司，都可以认为股东与股东之间存在契约关系，是股东之间出于自愿参与公司事务，并在互利基础上相互活动。既然公司是一个“合同柬”，是股东之间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的合同，就应当贯彻合同自由原则。尽管合同自由原则的内容十分丰富，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但不可否认的是，解除自由是合同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致使另一方当事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该非违约方可以解除合同。

同理，在公司法中，根据英美传统的期待利益理论得出，股东都享有期待权，有权期待公司的人格以及特定的经营特征保持一种持续性。如果公司的人格及特定的经营特征发生根本变化。股东的期待就会落空，因此异议的股东就有权退出。”当大股东恶意压迫中小股东或出现公司僵局等异常情形，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致使股东设立公司的目的无法实现时，新《公司法》规定了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赋予中小股东请求法院判决公司解散的权利，这是公司“契约关系”理论的应有之义。

解散范文篇4

一、引言

公司解散（dissolutionofacorporation），指已成立的公司基于一定的事由而丧失其经营能力。1公司解散根据解散事由可分为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两种。自愿解散是基于公司股东的意志而发生的解散。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自愿解散的情形有三种：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股东会决议解散；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的。强制解散是基于国家强制力的作用而发生的解散。从《公司法》的上述规定可看出，我国法律对公司解散的条件作了严格的限制，以维护公司经营的稳定。

由此可见，公司的解散除了违法经营，被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强制解散外，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拥有公司的解散权。股东通过书面形式约定股东权利义务、规范公司组织活动的公司章程，同样是公司股东的共同意志体现，其所规定的公司解散条件应为全体股东的意思表示。根据《公司法》第39条、第106条规定，公司解散由全体股东依特别多数（三分之二）形成股东会特别决议予以解散并无大碍，问题是当少数股东对公司是否存在解散事由发生分歧时，能否通过司法途径请求解决？在民事审判中公司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问题日益凸现，而法院在处理该类案件时，因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难以把握，2股东权利因而也得不到充分的保护。而纵观外国公司法，司法解散制度作为股东权保护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确立与运行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成果颇丰。故如何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实践，加强股东权的保护，是摆在法律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鉴于此，笔者在总结司法实践所遇问题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理论以及立法构想作较为细致的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二、股东的公司解散请求权之立法检讨与弊端分析

（一）现行公司法关于公司解散规定之检讨

我国现行的公司法规按企业性质的不同而规定不同的解散方式：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百九十二条明确规定了其解散方式包括公司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的四种情形；对于外商投资的企业，除了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以外，《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和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享有解散请求权。3我国现行立法按企业性质不同对股东的解散请求权分别予以规定并无充分的根据。4

但在司法实践中，内资公司的纠纷占公司诉讼的大部分，大量股东由于上述情形以外的原因，例如退休、公司僵局、关联交易、不公平压迫等因素，要求法院判令解散公司。对于当事人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法院表现出退缩的谨慎姿态，对此类案件能否受理、诉讼请求能否支持多有疑虑，最终往往以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为由驳回诉讼请求，5如朱某诉郑某股份合作纠纷一案即是一个典型。原告朱某与被告郑某合资设立了长沙慧达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朱某出资10万元，占20％，郑某出资40万元，占80％，公司由郑某控制。在公司经营期间，郑某单独作出了公司股东会决议，朱某知悉后持强烈反对意见，双方未能和解，朱某遂起诉至法院请求解散公司。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1条、第190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是否解散应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股东会的决议，由公司自己的意志决定。原告认为其股东权益遭到侵犯，应要求被告停止侵权；但原告直接对被告提起终止合作协议、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民事纠纷的“司法最终解决原则”6，站在司法救济的立场，股东权利的保护如果仅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7，而没有实体意义上的胜诉权8，其诉讼请求最终也不会得到支持。根据诉权与实体权利的关系，9虽然当事人享有请求法院审判的诉权，但在实体审理的范畴，法院审查的标准是当事人是否享有实体上的具体权利。现行公司法没有赋予公司股东的公司解散请求权，法院只能认定其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从而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在上述案例中，对于朱某诉郑某股份合作纠纷一案的处理，法院严格依法办案，判决之结果是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但却失去了正义与公平：如果股东能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解散公司，就没有必要向法院提起公司解散请求；诉讼属于司法救济措施，是股东向公司的其他股东提出解散公司的请求被拒绝后产生的法律关系，如果司法机关都不受理，就等于杜绝了当事人获得救济的法律途径，把矛盾推向了社会，其结果将使矛盾更加激化，并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冲突。

股东的公司解散请求权，是股东因其股权被其他股东侵犯或基于其他法定理由，请求解散公司的实体权利。它是一种基于股东资格的请求权，不同于诉权。相应地，司法机关应拥有公司解散的裁判权。因为股东有实体上的公司解散请求权，必以程序上的诉权和司法机关相应的裁判权为保障。各国公司法如规定了股东请求权，同时也必然相应地赋予法院判决而解散公司的司法权力。

（二）立法缺失之弊端

我国现行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以致公司的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在权益遭受侵害时处于“手脚被捆绑，无法抵御凌辱”的可怜境况的局面，其弊端集中表现在两点：

1、大股东滥权（abusdudroit），中小股东利益得不到法律保护。10公司议事制度的基本原则便是建筑于投资回报率与风险承担系数相一致基础上的资本多数决原则（themajorityprinciple）11.这个原则使得那些拥有控制权的股东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中往往处于支配地位，其意志也常常被上升为公司的意志，从而对公司和少数股东产生约束力。这一原则若被得当运用，则能够有力地保障公司经营决策的高效运行。但随着现代公司股权分散化的日益加剧及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职权向董事会过渡趋势的日渐形成，资本多数决原则被无限制地滥用，尤其是决议权之滥用，而导致的弊端日益明显：如在公司不必要增资的前提下恶意发行新股，以致少数股东持股比例降低从而不当地增加大股东的势力；大股东担任公司的重要职务时其薪酬较之同类公司之同类职位明显过高，而占去公司利润之多数；以公司名义以不当之价格与其控股的另一公司交易，使其控股之另一公司获取暴利；利用“恶意兼并”或“短期合并”等手段，将少数股东排挤出公司，然后再恢复公司原状等等12.资本多数决原则使得大股东有机会凭借手中表决权的优势操纵股东会或股东大会，选任董事、监事组成受己控制之董事会、监事会，从事损害公司及小股东利益的利已之事，从而使公司制度背离股权平等的实质正义要求，破坏了公司内部的民主管理，落空了广大小股东的投资收益期望，严重地挫伤了其投资热情。大股东的滥权使“股东大会”异化为“大股东会”或“橡皮图章”，公司则沦为为大股东恣意横行、为所欲为的舞台。对此，现行公司法却因相关法条的缺漏而无能为力。这种不合理的立法缺失，导致了整个公司运行体制的混乱，或圈钱，或造假帐，或为关联交易，凡为大股东者都可把权利的利用膨胀至极限，加剧了商场中本已存在的唯利是图、不讲信义，使大股东缺少责任感，缺乏自律精神，也违背了公司设立的基本精神和经济平衡原理。

现行公司法将公司的独立人格绝对化，一昧地强调公司股东是在公司人格以外对公司加以控制，强调所谓公司的长远利益，强调公司运行中的社会利益和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忽视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忽视公司为股东股东盈利工具的特征，把平等的原则仅仅落实在同股同权方面，对大股东利用“多数决原则”支配公司的行为几乎不予限制，以致不能缓解大股东滥权时中小股东的权益受到极大损害的矛盾与冲突。

2、公司事务陷于僵局（deadlock）时，股东的权利无法寻求救济。公司的正常运行是通过股东行使权利和公司管理机构行使职权实现的，而公司僵局则是公司正常运营的对立面，主要是指“因股东之间或公司管理人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或尖锐矛盾，而出现的公司运行障碍，包括公司的运行秩序完全失控，股东大会、董事会与监事会等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无法对公司事务作出任何决议，公司的运行机制处于瘫痪的状态。”13公司僵局无论对公司还是对股东的利益都构成严重的损害。因经营决策无法作出，公司的业务活动不能正常进行；因管理的瘫痪和混乱，公司的财产在持续的耗损和流失；因相互之间的争斗，股东和董事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被无谓地耗费；眼望公司的衰败和破落、公司财产的耗损和流失，投资者却无所作为，无能为力。公司僵局表明，股东或董事之间的利益冲突或权利争执以及情感的对抗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各方之间已经丧失了基本的人身信任关系14，合作的基础已不复存在。

按照期待利益落空理论，股东在加入公司时，享有一种期待权，其有权期待公司的人格以及特定的经营特征保持一种持续性；当股东之间丧失了相互合作的基础，或在公司经营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导致公司事务无法正常运行，即公司人格或根本的经营特征发生质变，股东期待利益就会落空。15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本应解散，然而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的重大事项都由股东大会决定，公司的解散同样需要股东大会的决议，而已陷于僵局的公司是任何决议（包括解散公司的决议）也无法作出的，所以在公司内部关系瘫痪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能寻求外部救济――司法或仲裁。

三、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之立法价值和法律意义

（一）立法价值之所在

公司的司法解散作为一种制度，它并非仅仅是为了穷尽公司终结的全部方式而在成文和不成文的公司法中加以列举或确认，以期使法律本身的体系能够圆满，它的真正的立法价值在于当公司内部发生股东之间的纠纷，在采用其他的处理手段尚不能平息矛盾，赋予少数股东请求司法机关介入以终止投资合同、解散企业、恢复各方权利，最终使基于共同投资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得以解决的可选择的一种救济方式。16

（二）司法解散体现了公权力对权利之充分救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股东之间出现纠纷，政府一般不具有参与调解、裁决的功能，这类纠纷往往涉及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涉及财产的占有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冲突的各方大都以谋求公平为己方奋斗的目标，非司法机关经特定的程序而不能解决。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是社会全部资源中最基本的部分，公司成立后，集中起来的由全体股东交付的资金往往由大股东以公司的名义支配，资本多数决原则赋予大股东以公司名义支配全体股东出资的权利，这样的制度设计本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它体现了投资回报之分配、投资风险之负担与公司事务之管理三者之间的合理关系。虽然小股东的投票权并没有被否定，他们分散持有比例稍小的股份，但是无论他们是否参加投票都不大可能左右大股东的决定。因此，对大股东行权设定必要的限制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在19世纪前期，当时不公平妨碍诉讼制度尚未确立，根据公司的契约性英国公司法赋予受害股东向法庭申请“公正合理清盘令”（petitiondedroit）17的权利，即小股东在受到大股东的不公平压迫时可径直向法庭申请颁令解散公司，结束公司的经营并依据投资比例分配公司的剩余财产。这一方式是当时小股东维护自身利益的唯一方式，如果股东间无法继续维持公平的合作时，解散公司不失为一种温和的解决办法。18

英国的司法解散制度的历史经验说明：公司的成立或解散应当取决于股东的意志，当股东在公司中的权益被侵犯，公司又不能就恢复股东权益或解散公司形成合意时，权益遭受侵害的股东就应当有权通过各种救济方式维护自身权利，而申请法院颁令解散公司是救济方式中的一种。19司法是国家运用法律解决社会纠纷和冲突的专门活动，国家以此来最终调整社会的权利义务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而作为司法部门的法院，具有把自主协商受到阻碍的规范重新引上轨道的功能。所以，当公司的存废发生争执时，诉讼作为解决纠纷和权利救济的最后途径，法院可依民事诉讼法处理公司解散纠纷。

（三）司法解散体现了公权力对经济之适当干预

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本质上代表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

1、对运用司法权力解散公司之认识。不少人一直对司法解散公司制度的认识存在着误区，认为股东之间的争议和公司管理机构的行为，属于公司的内部事务，司法不应干预和介入，而应由当事人自主处理，司法机关只应受理涉及公司外部关系的法律事项。这种以内部关系排斥司法救济的认识与某些当事人和司法人员不能摆脱以往对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法律性质的传统认识有直接关系20.公司法是对公司内外法律关系进行全面调整的法律规范，公司的内部关系亦属公司法调整的范围，由此而产生的争议亦需得到司法的救济，不存在司法救济之外的公司内部关系。实际上，公司法上的诉讼，绝大多数都是因内部关系发生的，无论是股东对公司之诉，还是股东与股东之诉，无论是要求确认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决议无效之诉，还是公司对股东或董事的赔偿之诉，都属典型的内部关系引起的诉讼。显然，司法机关是不可能因其属内部关系而拒绝受理。在我国，有关行政机关可依照行政法规强令公司解散，司法机关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而裁决解散公司也就绝无法律的障碍。

2、人民法院的职责与使命之要求。《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的任务是……保护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当事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使命，合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投资权益、调整其利益冲突当然也是人民法院的职责之一。《公司法》虽没有规定公司可因人民法院的裁决而解散，但也没有禁止人民法院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对公司解散进行裁决。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把法院裁决作为公司解散的原因之一。可见，在某些情况下，允许司法权力介入公司运营，才能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对于当事人自己无法处理，其他部门也不能解决的纠纷应当受理，亦有权受理。

在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中国，立法者当然明白并坚持法院须依法律的具体规定处理案件。而公司法却遗漏了司法解散公司的规定，无异于把公司变成了小股东的“经济监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公司法》是在社会整体商业意识淡泊和商业规则贫乏的草莽年代的产物――虽然具备了一部商业组织法的基本框架结构，但内容陈旧、简单和死板，立法时又过分考虑了中国特色，使得法律的规范性大打折扣，无法真正担负起调整公司行为的沉重责任。21因此，对《公司法》进行洗心革面的修订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其中，根据公司的资本特性22和股东权利保护的必然要求，在重构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制度时，应当准许司法权力适当介入公司运营，以赋予股东实体上的请求权利――公司解散请求权为核心，来构建我国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

四、外国司法解散制度之经验与立法例之启示

（一）外国司法解散制度之运作

从19世纪中叶前英国法院颁布“公正合理清盘令”开始，公司司法解散这一制度的运行历史已经超过150年，相关的制度规定颇为周详，根本性的规定是大股东所负的特别义务。

早在上世纪初，美国各州法院判例即确立了一项基本原则：不仅董事、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注意义务、忠实义务，而且那些“有控制权的股东”对于少数股东也负有此类义务，在出售其股份、或者对公司的合并、章程的修改以及公司资产的让与等特别事项进行表决时，必须注意此义务的履行。与此相类，英国普通法中也有一项重要的规则：多数股东行使权利，必须基于对公司整体利益的考虑，而不得构成对少数股股东和公司的欺诈。另外，在德国，则要求股东在行使表决权时不得违反社会的善良风俗。可见各国在保护股东权利时均规定多数股股东对少数股股东负有特别义务，以防止资本多数决的滥用。

概而言之，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一般如此运作：首先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了大股东对小股东负有特别的义务，如注意义、忠实义务、诚实信用义务等；其次通过具体立法和实际司法的途径贯彻落实：将义务具体化，形成法条；或由法官在审理案件中，运用这一原则要求，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加以演绎，从而达到个案的公正。英美法的许多规定都是由法官判案发展而来的。

（二）外国公司法赋予股东之公司解散请求权之立法例

英国1986年破产法（InsolvencyAct1986）第122条、124条规定，小股东可以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如法院认为解散公司是正当与公平（JustandEquitable）的，便可颁发公正合理清盘令。实践中，法官颁发公正合理清盘令的判断的事实依据有：1、公司行为违反小股东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期望；2、公司经营超越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所定之范围或公司设立的目的已无法实现；3、公司实际上仅仅是大股东、董事、或经理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和“外衣”；4、公司被人利用进行诈骗或其他非法活动。23

美国示范商业公司法（ModelBusinessCorporationAct）第十四章第三分章规定了公司的司法解散，确认法院可以解散一家公司，如果公司的股东向法院提起了解散公司的请求，并且证明以下事实中的任一一项：1、董事在经营公司事务时陷于僵局，股东没有能力打破这一僵局，并且不可补救的损害正威胁着公司或公司正遭受着这一损害，或者正因为这一僵局，公司的业务或事务不能再像通常那样为股东有利地经营；2、董事们或者那些支配着公司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曾经是，正在是或将会是非法的、压制性的或欺诈的；3、在投票力量上股东们陷入僵局，在至少两次年会的会期内不能选出任期已满的董事的继任者；4、公司的资产正在被不当地滥用或浪费。24

日本《有限公司法》第71条规定，股东提出解散公司的理由是：“一、公司业务的执行遇到显著困难，使公司发生不可恢复的损害，或损害之虞时；二、公司财产的管理和处理显著失当，而危及公司的存在时”。25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规定，“如公司已不可能达到其目的，或根据公司本身情况，存在其他应解散的重大原因时，可由法院判决解散。”“只有股份总和至少达到股本总额的十分之一的股东有权提起诉讼。”26可见，持有相当于资本的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股份的股东有不得已之事由时，当然包括不能容忍大股东滥权的情况，可向法院请求解散公司。

（三）对我国公司司解散制度构建之启示

综合考虑国外的立法经验，我国在勾画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蓝图时，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公司法总则中科以股东在行使权利时负有诚实信用义务。诚实信用是民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但该原则长期以来没有导入股东与公司的关系之中。一般认为，股东在守成公公司的出资义务后，股东对公司单纯的享有权利，尤其是在股东行使表决权的时候，股东只需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他不必对公司或其他股东负有诚实信用义务。但笔者认为，在公司制度中，诚实食用原则仍有适用的空间。历为虽然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最初是将其作为债务履行的原则，但在后来则逐渐适用于债权行使以乃至一切民事权利的行使和民事义务的履行。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民事的基本原则，而且适用于一切其它法律部门的原则。27股东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而负有的诚实信用义务不仅要求股东在行使其权利时，应当以善意的方式为之，同时也要求股东不得滥用其权利，否则就构成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对权利的滥用，28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对股东科以诚实信用的义务，目的主要在于防止资本多数决滥用，以实现对小股东权利的保护。

第二，对股东解散请求权的法定事由的规定主要有两种立法方式：一是一般概括式立法例，如美国和日本。二是限定列举式立法例，如英国和德国。这两种立法例各有利弊：前者虽有助于弥补限定列举式的不足，但因其含义较为抽象，尚需解释，不易操作，且易滋生滥用危险，修法的成本相对较高；后者虽条文明确、具体，便于理解和把握，修法成本也相对较小，但难以穷尽，欠缺应急性和灵活性。综合一般概括式和限定列举式的优点，笔者建议，在设计我国公司股东请求解散公司之法定事由时，首先以具体列举的方法明确规定请求解散的事由，最后再以“其他事由”作为“兜底条款”，以弥补列举式不能涵盖所有情况之缺点。

五、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之具体立法构想

（一）诉讼程序

1、诉讼类型

解散公司的裁决在程序上属于何种诉讼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公司是各种法律关系交织而成的综合体，解散公司意味着既有公司法律关系的全部终止，公司丧失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而转化为清算法人。这与解除合同性质的诉讼请求类似，只不过公司解散所解除的不是某一个法律关系，而是与公司组织体相关的全部法律关系。所以，解散公司的诉讼既不是确认之诉，也不是给付之诉，应是变更之诉。

2、诉讼当事人

（1）原告：具有要求法院解散公司的资格的人必须是自己的利益已经或正在遭受不公平行为损害的股东29.是否任何持股股东均可提起公司解散之诉讼则值得探讨。公司解散不仅关系到少数股东的权益，更危及其其他股东、债权人和公司的整体利益。为防止股东滥用解散请求权，增加公司的负担，法律上应规定比较严格的持股比例要件，使其能够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现行各国公司对请求解散公司的股东资格的限制一般包括三点：第一，股东解散请求权是少数股东权而非单独股东权，只有持有一定比例或数额股份的股东方能行使。大陆法系各国公司法持有相当于资本的十分之一以上出资股份的股东才可提起公司解散之诉。德国和日本的公司法都规定解散之诉只能由股份占资本十分之一以上的股东提起，可以作为我国的参考。第二，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股东所持有股份必须是已经连续的有一定期间。如日本商法第232条之二规定，所要求比例或数额股份必须由股东在六个月前连续持有。第三，鉴于资本的可流动性，美国的所谓“当时拥有股份”的要求即原告必须在法定解散事由发生的当时拥有公司资本或股份的限制则是比较适当的。我国公司立法应引入美国法的规定，即原则上将解散之诉的原告定为法定的解散事由发生时即持有公司资本或股份的股东。当然，对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必须始终持有资本或股份，并不得中断。各国都对提起解散之诉的股东的资格加以适当的限制，但由于各国的立法背景和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同，所采取的限制方式也各不相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考虑，公司解散之诉的原告应规定为须为法定解散事由发生时持有10%或以上的公司资本或股份且提起解散之诉时已连续持有10%或以上公司资本或股份一年以上的股东。

（2）被告：股东请求解散公司之诉的被告应为公司，还是欺压其他股东的股东？实践中，股东提起解散之诉多以后者为被告，理由是该股东通过操纵公司侵犯自身的利益。虽然起诉之股东直接与其他股东发生利益冲突，但其他股东的压制行为多是以公司名义作出，且如果起诉之股东胜诉，须直接承担法律后果的是公司。30因此，笔者认为，公司解散之诉的被告应为公司，而非股东。大陆法系各国多采用此立法例，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第二款规定，“解散之诉应以公司为被告。”31

（3）其他股东的诉讼地位：当公司的股东提起解散之诉后，该公司的其他股东在该诉中应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理由是案件的判决结果与他们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果数个股东分别提起公司解散之诉，虽然他们是为各自的利益而起诉，他们之间并无共同的权利义务，在实体上都有各自的适格要求，但诉讼标的都源于同一法律事实甚至可能源同一法律关系，具有较强的牵连性。为避免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数人均起诉时，法院应作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合并审理。

3、法定事由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公司股东请求解散公司必须具有以下前提与理由之一：

（1）影响公司生存的重大违约事由出现。当投资方有重大违约行为（如果公司是依联营合同成立的，出资方的权利义务受合同的约束）或者因不可抗力和客观情势使公司的目的和存在的基础发生重大变更时，32股东合作的基础也随之丧失，继续经营将会严重损害其他出资人的利益或影响公司的生存时，受损害方可要求解除合同，其后果必然是解散公司。（2）影响公司生存或严重影响公司运营的重大侵权事由出现。如果股东利用其资金、地域等优势或一致行动操纵公司经营，侵吞公司财产，从而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并影响公司的生存发展，且经其他股东以内部救济的方式提出纠正之要求，遭到拒绝之后，受损害方可以要求解散公司，收回出资。具体的侵权或滥权行为包括：

第一、公司事务陷入僵局，股东会或董事会长期无法召开或虽召开但无法形成决议；33

第二、董事或大股东运用权力为自己谋利因而违反职责；34

第三、董事或大股东盗用或滥用公司资产；35

第四、董事或大股东没有遵守《公司法》规定的程序要求；36

第五、股东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失去公司的基础；37

第六、公司行为违反了公司章程和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公司成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或用于谋取非法利益的工具；38

第六、其它违反公平原则或诚实信用原则的事由。

4、其它替代性的救济措施

强制解散公司虽可使受害股东摆脱出资长期被锁定的困境，但它将损害公司的营运价值。“公司一旦被解散就要进行清算，公司之资财可能以破产财产的价值予以出售而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考虑到公司的商誉和公司专有技术的价值。由此可见，解散公司是一种最为严厉的制裁，并且涉及到众多法律关系的协调。要软化这项维护权利方法的激烈本性，法庭应有权选择在适当的时候提供另一项舒缓措施。”39因此，笔者认为法院在受理解散公司之诉后，如能使用其他救济方法解决问题，就不使用解散公司的极端手段。如果经过开庭审理，有证据证明股东起诉的事实清楚，其公司解散请求依法应当支持，受诉法院应首先在各方股东之间进行调解，调解的中心内容是公司或其他股东是否以公平合理的价格40购买原告的股权，或者在某些情形下，公司其他股东是否自愿向原告出售股份。股东之间自愿达成出资转让的协议后，法院可以劝原告股东撤诉或以调解书的方式结案。值得注意，不能因股东出资转让而使公司股东少于法定人数。收买股份不仅使受害股东取得公平合理的价值退出公司，而且不影响公司的继续存续，可以说是一种“双赢”的救济措施，因而受到各国的青睐。现在美国有一半的州法律规定或法院采取了强制收买股份这一救济措施。41由此看来，在我国未来的相关立法或司法中，确立股份收买这一替代救济方式确有必要。只有在股东间的股份转让或其他救济方式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方可允许解散公司。

至于其它可以替代公司解散的救济方式包括命令变更公司章程，撤销或变更公司决议或行为，允许异议股东享有股份收买请求权、允许股东提起不公平妨碍诉讼等等。须知道，“没有一项法定维护股东权利的途径是完善的，每项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固有的局限。只有重叠保护系统才可以更周全地保障股东。”42

（二）清算程序

解散的公司，除因合并、分立、破产而解散的外，必须经过公司法上的清算程序，才能归于消灭。公司清算是指解散的公司清理债权债务，分配剩余财产，了结公司的法律关系，从而归于消灭的程序。43.

解散和清算的区别在和联系在于，解散是一种法律事实，它构成法人消灭的原因；清算是一种法律程序，它构成法人消灭的过程。解散是清算的前提，清算是解散的结果。公司清算是公司解散的法律后果，对此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根据《公司法》第八章规定，除了因合并或者分立而解散，其债权债务有承继人而不需清算外，公司解散必须进行清算。清算结束后，清算组还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或者有关主管机关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经公告，公司方予终止。因此，若法院判决支持股东解散公司的请求，公司应当进入清算程序，未经清算，其法人资格并未终止，仅仅是公司经营资格的停止。公司的解散是公司清算的前置性程序。

我国有关法律对法院主持解散清算没有规定，只规定了人民法院主持破产清算44和公司自愿解散后指定清算组清算45的两种情况。如果公司解散是由法院判决强制解散而公司没有自行清算，清算工作就应由法院主持进行。绝对地排斥法院对清算事务的司法干预，不利于对权利人的司法保护46.我国《公司法》对清算组的职权，清算活动的进行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清算组的工作应按照这些规定进行。

1、公司自行清算。

股东经调解不能达成出资转让的协议的，受诉法院应及时作出判决。如果判决公司解散，判决书生效后，股东应及时（具体时间由判决书来确定，可以考虑定为判决生效后15日内）组成清算组对公司的债权和剩余财产进行清算。股东自行清算可视为股东自觉执行法院判决。

2、法院指定清算组成员进行清算。

一般情况下，由法院判决强制解散的公司，因其股东之间的关系僵化或公司事务陷于瘫痪，很少能主动执行法院的判决书。如果超过判决的自动履行期限判决未执行，原告股东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公司解散执行案和一般债权纠纷执行案不同，执行法院可以参照债权人“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成员案”的特别程序，选定清算人47并组织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

六、结语

鉴于小股东的利益在实践中容易受到大股东的侵害，西方各国公司法通过实体法和程序法，都在不断加强对小股东的特殊保护，这已成为现代公司法的一个重要趋势。而在我国，对小股东保护不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还处在起步阶段，立法上缺少对小股东保护的具体规定。因此，立足于中国股东权的保护实践，大胆借鉴发达国家保护股东权的先进立法例、判例与学说，研究小股东保护的有关法理依据，寻找适合我国公司制度的小股东保护措施，对于进一步健全中国的股东权保护体系和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制度意义甚大。

股东权的保护程度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股东个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公司制度本身的存废，并进一步波及于公司的劳动者、经营者、消费者、债权人、交易客户、公司所在地居民、公司所在地政府乃至全社会的利益，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股东权保护所具有的经济意义与政治意义不言自明。48

虽然中国目前的公司立法对于股东权的保护还有欠周全，但对于构筑股东权保护的伟大系统工程起到了积极作用。近年来，中国全社会的股东权意识正在日益增强，片面重视劳动的作用、而蔑视甚至敌视资本的传统概念已经趋于弱化。法学家们加强了对于股东权保护的法理研究，仲裁机构、法院和行政机关加大了对股东权的保护力度。这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都是不可思议的。

我国《公司法》的全面修订工作已然启动，体制转轨时期伴生的某些理念和制度上的冲突至今并未找到妥善解决的途径，须知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作为一种股东权的保护制度并非是一种孤立的制度，它与公司法中诸多制度之改革49表现出一种联动机制，需要立法者的通盘考虑与恰当安排，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诚然，中国股东权保护的理论和实践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股东权的保护现状距离股东权保护的理想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构建只是股东权保护体系的擎天大厦中的一砖一瓦，《公司法》的改革任重而道远！

注释：

1Thedissolutionofacorporationistheterminationofitsexistenceasabodypolitic，whichmaytakeplaceinseveralways.Black‘sLawDictionary，WestPublishingCo.1979，p425。

2由于我国法律没有对法院判决（内资）公司解散作出规定，使法院在接到这种诉讼后无法可依，致使做法五花八门，有的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有的法院驳回诉讼请求，有的法院以联营合同纠纷或投资协议纠纷的案由受理，但无法做出实体判决，迟迟不能结案；有的作出终止合同、原告收回投资的判决（但公司怎么办？公司债权债务怎么办？）；有的把公司作为第三人，判令第三人返还原告的出资（显然这种判决在法律关系上是讲不通的，强制执行会损害其他出资人的利益）。可见，目前出资方一方要求解散公司、退回出资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32001年修订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九十条规定，合营一方不履行合营企业协议、合同、章程规定的义务，致使企业无法继续经营的，股东可以申请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1月6日的《关于审理中外合资经营合同纠纷案件如何清算合资企业问题的批复》对外商投资企业合营（作）方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后的清算问题做出了解释，也明确规定了股东的解散请求权。该解释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散合营企业并追究对方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仅应对合营合同效力、是否终止合营合同、违约责任等作出判决。合营企业的清算问题则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人民法院组织清算没有法律依据。”该解释同时规定：“国内有限责任公司有类似情形的，应依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办理。”根据该批复，对外商投资企业合作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散合营企业并追究对方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对合营合同效力、是否终止合营合同，违约责任等作出判决。

4王伟、陈学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解散请求权刍议》，《人民司法》2002年第10期。

5一种观点认为，《公司法》第190条之外，股东没有公司解散请求权。其主要理由是，公司法中没有规定其他情况下公司可以解散，《公司法》第34条规定，“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也就是说，公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违反这一原则，股东公司解散请求权实际的法律后果就是抽回出资；公司解散后的清算程序复杂，不利于公司的稳定；公司法中规定了股东应享有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如果这些权利受到侵犯，可以直接提起侵权之诉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等等。据介绍，在审判实践中，这种观点被广泛采纳。凡法院审理涉及股东要求法院判令公司解散的案件，该请求均被驳回。虽然这一判断可能绝对化，但目前笔者在最高法院的权威公开刊物上还没有见到股东的公司解散请求权被支持的判例出现；最高法院最近公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也没有单列“公司解散纠纷”的案由。笔者曾经数宗股东起诉解散公司的案件，该诉讼请求也均未被支持。“参见吴西彬著：《谈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公司解散请求券的两个问题》，载《金融法苑》2002年第7期。

6由于社会纠纷的无限性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存在矛盾，各国法律对法院的民事主管范围都会作出限制，在司法机关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进行合理分工。但是，法院的民事受案范围，不仅涉及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的空间范围，也关系到当事人的权益保护程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越大，则民事权益的保护程度越高。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向当事人提供司法保护，充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除非法律有明确的限制性规定，凡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原则上均应纳入法院的受案范围，当事人都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寻求司法救济和保障。事实上，在任何法制国家，司法都是化解利益冲突的最终途径，是解决社会争端的最后一道屏障。就此而言，除依法由其他机构或组织最终裁决的争议外，没有司法机关不可受理的法律纠纷。

7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指民事主体基于民事权益纠纷向国家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存在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属于公权。

8实体意义上的胜诉权指当事人请求法院保护和强制实现其民事权益的权利，存在于平等当事人之间，属民事权利。

9学者们一般认为诉权与实体权利存在以下关系：1、诉权是实体权利的保障和前提。没有诉权，一切权利都不成其为权利。2、实体权利是诉权的基础。没有实体权利，诉权便没有真实内容，便是空的权利。3、诉权是实体权利的组部分。任何权利都包含对义务人的要求和请求法律保护的权利两个方面。权利之所以成为权利，并不在于主体有支配客体的强力，而是在于它是社会承诺。社会承诺相对于权利而言即是诉权。因此，诉权是权利共通性的概括，实体权利是对权利特殊本质的概括，诉权是最基本的权利，是所有权利的社会正当性的体现。诉权与实体请求权有内在联系。诉权的行使需以国家诉讼法律规定为条件，而实体请求权直接源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是实体权利受侵害或产生纠纷的特殊形态。它在诉讼发生时，只是一种法律假设，实现与否，取决于诉讼结果。诉权在诉讼活动中具有直接现实性，是为实现实体上的请求权而进行诉讼的程序性权利。

10本文所讨论的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体现在其所持有股份数量上的不同。比如多名持有较少股份股东可以通过一定方式结合其表决权而在事实上处于优势地位。这样原处于优势地位的大股东相应就有可能处于较弱的地位。本文所讨论大股东和小股东主要是在公司具体运作过程中考察：那些在股东大会中具有支配地位的股东或具有共同利益的股东组合即为大股东，相应的，那些在股东大会中处于受支配地位的股东即为小股东。因此，本文所谓的大股东和小股东也可称为多数股东和少数股东或者控股股东和受控股东。

11现代公司人数众多，且各股东只负有限责任。为鼓励股东的投资热情，必须确定股东投资风险系数与投资回报率之间的正比关系，以补偿股东为此面承担的风险代价。因此世界各国公司立法一般规定，股东大会决议的通过，实行“资本多数决”原则，即在符合法定人数的股东大会上，决议由出席股东表决权的多数通过，方为有效。资本多数决是指股东大会依持有多数股份的股东意志作出决议，法律将持有多数股份的股东的意思视为公司的意思，并且多数股东的意思对少数股东产生拘束力。

12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713-730页。

13GaryWexler，InvoluntaryDissolutionofaCloselyHeldCorporation：Defense，TheCambridgeLawJournal，Volume58，Issue3。

14赵旭东：《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人民法院报2002年2月8日。

15罗伯特·C·克拉克：《公司法准则》，工商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页以下。

16甘培忠：《公司司法解散：〈公司法〉中说不出的痛》，《中国律师》2002年第10期。

17InoldEnglishpractice，apetitionofright.Black‘sLawDictionary，WestPublishingCo.1979，p1031。

18Smith法官在ReWondoflexTextilesPtyLtd[1951]VLR458at467一案中所说：一个在法律上有效的行使章程所赋予权力的行为却可能完全不属于可合理地认为是当事人在其成为公司股东时所预期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所做之事并未越权不一定对清算请求提供了回答。事实上，可以说第177条1（f）之对应物的目的是使法院能够将一个当事人从这种情况下的交易中解脱。

19HurleyvBGHNomineesPtyLtd[1982]6ACLR791案认为当控股股东从公司交易中获取个人利益时，少数股东的解散之诉可以成立。Templeman法官以令人难忘的语言说：古代和现代的例子很丰富。容忍愚蠢的公司行为是一回事，而容忍如此愚蠢以致以损害公司为代价而使个人（控股股东）获得115000英镑的公司行为却是完全不同的事。

20同16。

21我国《公司法》颁行之初，在股东平等原则的制度设计方面，显然没有加以足够的关注。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大股东完全可以“权倾一时，为所欲为”。这种制度设计，结合公司法出台的背景，倒也不难理解：其一，93年公司法出台，主要的任务还是为国有企业转制（向公司制改轨）提供法律框架。而国有企业在转制之初，主要任务是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这些权力架构，使得国有企业至少在表面上已经“公司化”。除此之外，对国有企业转制后进行国有股减持、引进社会资本的确没有太多的考虑。之所以如此，除了担心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顾虑外，还有资本市场尚不成熟、无法提供减持的渠道等等制约因素。所以，许多国有企业尽管在名义上已经变成了公司，但事实上还是国有一元主体。在此情况下，国有公司只有一个股东，股东间的平等问题就缺乏存在的前提。其二，股东间平等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司法程序的干预。但即使是现在，法院对公司运营的介入都还相当肤浅。当时的公司立法绝无可能对法院介入公司运营，寄予太高的期望。在一次有关制裁证券市场违规行为的研讨会上，一位学者呼吁应加强公司运营的司法介入，最高法院的一位负责同志马上表达了不同意见：现在法院的工作已经过于繁重，如果还要管公司内部决议的效力问题，根本不现实。我国的法院一惯没有这一传统。即使公司法颁布，其中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但直到现在，法院介入股东会决议效力判断的事件还是少之少。参见梅慎实：《证券法：证券市场起向法治的前提与基础》，《上市公司》1998年第11期，吴敬琏：《路径领带与中国改革》，《改革》第1995年第3期。

22这点主要是针对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在公司法的法定资本制和资本不变原则之下，有限责任公司一经成立，股东的资本实质上就被冻结，除非通过严格复杂的减资程序，股东的出资不能收回，股东退出公司的法律途径就是转让股权。但在公司内部矛盾尖锐冲突的情况下，股权的转让同样存在严重困难。就目前我国公司法而言，除解散公司外，没有更为有效的股东退出机制。

23PeterMeinhardt，CompanyLawinGreatBritain，GowerPublishingCompanyLimited，1982，p.35。

24卞耀武主编：《当代外国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25[日]末永敏和：《现代日本公司法》，金洪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26范健等译：《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载于《中德经济研究所年刊》（1995）。

27史尚宽：《债法总论》，荣华印书馆1978年版，第321页。

28在公司制度中，权利滥用基本等同于资本多数决滥用。因为股东主要只能通过其表决权的行使用权才有可能形成对公司利益或其他股东利益的影响，股东其它权利的行使一般只会对其个人的利益形成影响，而不会对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利益形成实质的影响。当然，如果股东利用其优势地位，虽然不是趋势通过表决权的行使，但实质影响了公司的经营决策，损害了其他股东和公司的利益，也构成权利的滥用。比如大股东以罢免董事为威胁而影响董事行为。

29有学者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请求解散公司之诉的原告，除了公司的股东，还应包括由于法律上的原因而受让或取得公司股份的人，例如股东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等。参见徐学鹿主编：《商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571页。

30林晓镍：《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请求解散之诉的构建》，导入网址：www.law-。

31范健等译：《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载于《中德经济研究所年刊》（1995）。

32见琼山农业开发服务集团公司诉海南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投资有限公司、海南商地置业有限公司、海南福利房地产公司撤资纠纷案。经审理，海南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在海南建立全国性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成立海南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投资有限公司对市场进行开发及经营管理，是由内贸部批准决定的，初拟选址为琼山市狮子岭开发区，后定址为海口市长流开发区，其选址程序合法。股东发起设立的中心市场投资有限公司的职能，主要是承担海南部级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项目的建设和运作，但现市场建设项目已不在海南建设，中心市场投资有限公司也丧失了其职能作用及存在前提。农业公司请求解除股东三方签订的协议并抽回出资，实质上是请求法院判令公司解散。中心市场投资公司虽已具备公司解散的条件，但《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公司因法院的裁决而解散。《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公司章程也有明确约定，农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遂作出（1999）海南经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农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农业公司不服，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由于我国目前的法律尚无明文规定法院可以直接判令公司解散，故农业公司的起诉缺乏法律依据，其请求不属法律主管范围，应予驳回。遂作出（2000）琼经终字第1号民事裁定，裁定如下：撤销海南中级人民法院（1999）海南经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农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33ReyenidjeTobaccoCoLtd[1916]2Ch426，ReWondoflexTextilesPtyLtd[1951]VLR458。

34例如，从事关联交易：ReWeedmansLtd[1974]QdR377，ReAnti-CorrosiveTreatmentsLtd[1980]CLC40-625；发行股份以控制公司：ReKurilpaProtestantHallLtd[1946]StRQd170，ReWilliamBrooks&Co[1961]79WN（NSW）354。

35例如，从公司资金中进行欺诈性支付：ReBleriotManufacturingAircraftCo[1916]32TLR253，ReNewbridgeSanitarySteamLaundry[1917]IR67；公司的董事全部由大股东选出，董事薪水占去公司盈利的全部或大部：ReMartello&SonsLtd[1945]3DLR626，ReWaipaunaInvestmentsLtd[1956]VLR115。

36例如，大股东拒绝公司的其他股东查阅公司财务账册：ReAngloAmericanLandMortgageAgencyCo[1987]1Ch130；大股东不公平地限制红利：ReCityMeatCoPtyLtd[1983]8ACLR673。

37关于公司因失去基础而清算的理由，ClerkMoncieff勋爵法官在GlabraithvMeritoShippingCo[1947]SC446at456案中有精辟的论述：我同意，如同法院所解释的，仅仅因哪怕是长时间的中止公司业务活动并不能证明基础丧失，只要没有证明最终的、确定性的放弃公司业务。我认为，如果一个股东将其资金投入公司股份是因为它将实现某种特定目标，就不能由其他股东表决来强迫他违反自己的意愿以继续拿他的钱在完全不同的计划上冒险或投机。

38澳大利亚判例法最近承认了公司股东具有阻止被法律禁止的行为的权利：OatmontPtyLtdvAustralianAgriculturalCoL[1991]5ACLR75。

39CallyJordan组织编制：《关于香港公司条例检讨顾问研究报告的建议》之第83条，香港公司法常委会2003年3月公布，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资讯中心网站www.info.gov.hk/。

40一般情况下，出资的受让价格由各方股东进行协商，主要以原告股东在公司享有的净资产额为标准，再综合考虑到公司出资的流动性风险和公司价值来协商确定。如果无法协商，则由法院指定评估机构评估：一是在股票上市的情形下，参照市场价格予以确定；二是在股票不上市的情形下，按照公司的净资产额计算出每股的实际价值。参见[美]大卫·P·艾勒曼：《民主的公司制》，李大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41以美国著名的Balvikv.Sylvester一案为例。1984年，ElmerBalvik和ThomasSylvester成立Weldon公司，根据双方的投资比例，Sylvester占有新公司的70%的股份，Balvik占有剩余的30%.两人担当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而且每人享有一股一投票权。Balvik在公司一直是弱势。两名股东在公司润分配上产生冲突，Balvik因涉嫌工作表现差而被解雇，他不能拿走他在公司中投入的资本，也不再获得公司支付的薪水。Balvik提起诉讼请求依据美国北达科他州的法律解散有限公司，联邦地方法院判决解散并指定了一个接收者。Sylvester上诉。美国北达科他州最高法院确认了下级法院关于Balyvik已经被公司“逼走”的事实认定，但是拒绝解散公司，案子被驳回。联邦地方法院寻求另一个补救方案，判决Sylvester收购Balvik在公司的全部股权。由此可见，除非有特定的法规授权，一般情况下法院不愿命令公司非自愿解散，而是通过强制收购股权从而替换股东的方法可以防止公司解散。

42同39，第82条。

43Liquidationistobedistinguishedfromdissolutionwhichistheendofthelegalexistenceofacorporation.Liquidationmayprecedeorfollowdissolution，dependinguponstatutes.Black‘sLawDictionary，WestPublishingCo.1979，p839。

44《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依法宣告破产的，由人民法院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45《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公司依照前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解散的，应当在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大会确定其人选；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指定清算组成员，进行清算。”

46同4。

47笔者认为，司法解散公司时清算人应由各股东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按股东出资额情况确定。

解散范文篇5

关键词：公司法；强制解散公司；立法改革

一、复杂的现实与含糊的法律

现实生活中，公司股东之间的矛盾复杂而多样。有的是在公司成立之初就“埋下祸根”，例如持股比例为50%∶50%，又没有在公司章程中设置僵局解决机制（案例1）。有的是大股东“一股独大”，对小股东不理不睬，小股东不满而起诉。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的原告，不仅有小股东，也有持股比例90%的大股东（案例2）。现实很复杂，相对而言法律却很含糊。相关的法律条文只有《公司法》第182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公司法第182条设置的公司强制解散的三个必备条件，每一个条件都可以衍生出很多争议。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一个判决公司强制解散的指导案例（案例1），可惜该案例的说理不充分、指导性不强，未能令人信服。更有意思的是，该案例中的被告“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虽然被生效判决强制解散，但是经调查发现该公司至今仍然有效存续。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颁布一个不支持公司强制解散的案例，也对某些法官有某种“影响”。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试图通过司法解释使得公司法第182条具有更强的操作性。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14]2号，“《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效果并不理想，“具体裁判标准并不明确，实践中观点亦不统一”①。《公司法司法解释二》颁布后，遵循该解释的指导案例还没有颁布，公开查询到的一些案例中裁判观点存在明显不同。这就是法律工作者所面对的困境。

二、“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认定标准

公司法第182条规定的强制解散公司的第一个必备条件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该条件看似简单，理解和应用时却很复杂。关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最高人民法院是这样解释的：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该司法解释在公司法182条条文之外，创新地提出了“两年”“股东僵局”“董事僵局”，但是仍有很多事项没有被解释清楚。较为突出的两个问题如下：问题一：“经营管理”是一个概念还是两个概念？企业的行为可以两分为对外和对内。按照公司法的用词，对外的行为，似乎应该属于经营②，通俗地说就是做生意；对内的行为，更多地属于管理。经营与管理，两者关系密切，因此，日常生活中两个词语经常是合在一起使用，在公司法中也大体如此，例如：公司法第49条（“有限公司可以设经理,……，行使下列职权：（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在公司法的法条中使用一个常用语，是可以的，但是应该注意在认定标准中这样使用常用语可能出现的争议或不同理解。显然如果公司法的条文是“经营和管理”，肯定好过于“经营管理”。或许简单的“公司经营严重困难”是更优的表述。有的法官认为，司法实践中的审点在于判断该“困难”是公司经营困难、管理困难抑或两者兼具，《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列明的前三种情形均指向“管理性困难”，对“经营性困难”未作明确。③也就是认为“经营管理”是两个概念，由两个部分构成：“经营”和“管理”。在解读公司法的“经营管理”时，应该不局限于只考察公司内部管理情况，而完全不理会公司对外经营情况。因此，笔者同意“经营管理困难”应包含“管理性困难”和“经营性困难”两个方面。《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似乎把重点放在了“管理性困难”，也就是公司内部机关是不是正常开会和作出会议决议（讨论时一般常被称作“股东僵局”“董事僵局”或“组织性功能障碍”），完全没有述及“经营性困难”，以至于出现了将其解读为“经营管理困难”“主要是”“管理困难”并据此判令公司解散的案例（案例1）。公司既存在经营性困难，同时也存在管理性困难，两者之间可以建立某种因果关系，自然可以作为论据来强力支持强制解散公司的判决。但是，现实并非全部如此。一个存在管理性困难的公司可能并不存在经营性困难，公司可以一如既往地做生意、甚至生意更加好，那么，仅仅因为存在管理性困难就被强制解散合适吗？如果管理性困难必然导致经营性困难，那么还有必要在法条中出现“经营”一词吗？笔者认为，必须承认公司僵局在程度上有差异。有的僵局使股东层面和董事层面无法作出重大决策，但是在公司经营方针已定、继续执行此前的预算方案（按照惯性运行）时，不必然导致公司出现经营困难，这就是“伪僵局”。实践中遇到不少这样的例子，股东或董事吵架不能出决议，而管理层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因此，困难不应被理解为是决策困难，而应是公司经营困难，只有出现经营困难，才是公权力必须介入处理的“真僵局”。问题二：该如何认定困难的“严重性”？管理性困难，范围简单，比较容易界定。经营性困难，就不好界定了。按照常理，我们是怎么判断一个公司出现了经营困难呢？我们往往考虑它的一些警示性信号，例如：发不出工资、拖欠供应商账款、产品滞销、资不抵债、收不抵支、被列入失信名单或者经营异常名录。如果判案的法官考虑得更全面，还可以进一步关注公司是属于短期的经营不善，还是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是否具备扭亏为盈的能力等。这么复杂的考量，法官是否具备足够的判断能力，应该由法院聘请专业机构来判断，还是由法官来判断？在认定时，应当对“严重经营管理困难”的认定标准采用更加严格的尺度还是宽松的尺度？是应该组成多个法官或者人民陪审员的“大合议庭”来判断，还是只需要一个法官来判断就足够？好多问题待解。

三、“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认定标准

强制解散公司的第二个必备条件是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如何认定“重大”，与前述第一个必备条件中的“严重”的认定类似，也是个难题。能划定具体的认定标准吗？具体案例中，是应该组成多个法官或者人民陪审员的“大合议庭”来判断，还是只需要一个法官来判断就足够？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难题：一是“继续存续会使”，这是“逼着”法官去判断公司的未来会怎样。除非已经达到显而易见的程度，法官有能力作出预判吗？对证据有哪些要求呢？是否需要司法评估和鉴定？这个事情能被评估和鉴定吗？还是法官自己拍脑袋认为就足以？二是如何认定已经有损失或者可能有损失？去寻找哪些表象？这个标准指的是公司出现亏损、还是亏损无力被扭转？还是指公司财产被滥用、浪费？三是“损失”是否必须与前述的“困难”存在因果关系？四是起诉的股东利益受损，还是全体股东的利益受损？考虑到公司法第182条和司法解释完全没有提及“股东压迫”，似乎应该认为这里是从全体股东的利益角度去考量的。如果是这样，当公司经营正常、不断产生利润时，法官能决断强制解散公司吗？五是对于是否会发生股东利益受损，除了明显存在纠纷的对立股东的意见外，其他中立的股东（如有）的意见是否需要考虑，还是只需要法官来“独断”？六是“股东利益”是一个什么概念？公司法没有对股东利益下定义，公司法第四条的规定④也是含糊的。有的法官认为，股东利益可分为“公司管理控制权益”（表决权、知情权等）和“投资收益权益”（分红权等）两方面。要论述清楚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可以写一本书的。七是受损害的是整体的股东利益，还是只要损害股东的某一个具体利益就足够判决了？不能参与重大决策，难道就是受到了损害吗？

四、“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认定标准

强制解散公司的第三个必备条件是“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最高人民法院为什么没有对这个条件做解释，有点费解。难道是这个法定条件规定的足够清晰根本不需要解释，还是实在含糊不清难以解释？难道是在暗示法官在判决时根本不需理会这个要件？有的观点认为，“人民法院可能更多的是形式审查”，“该前置性程序的意义更多在于其导向性”⑤。有的法官认为：“该要件并不要求原告股东在诉讼前穷尽全部救济途径，否则将因欠缺现实可操作性而在客观上废止公司解散之诉。法院认定原告股东已通过其他多种途径仍不能解决公司僵局状态且符合其他法定要件的，经组织调解无果后应及时依法作出判决”⑥。有的观点恰恰相反，认为，“只有穷尽一切可能的救济手段仍不能化解公司僵局时，才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⑦。有的法官认为，“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立法本意是促使原告在起诉解散公司之前尽力化解公司矛盾，也是法院判定股东之间矛盾是否已经不可调和的标准之一。在案例4和5中，法院显然没有认为这是形式审查，而是要求股东们必须先协商、尝试其他方法，否则不会判决解散公司。有的法官认为，“应当包括内部途径与外部途径两个方面：内部途径，如申请召开会议（股东会、董事会）、协商内部股权转让、请求公司收购股权等；外部途径，如请求行业协会或行政部门等第三方进行矛盾调解、股东提起知情权或股东权益受损责任之诉等”。⑧有的观点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中强调了法院的调解，似乎可以理解为如果法院调解失败就算是“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五、结语：立法改革势在必行

通过前文的分析足以发现，看似全面、“既要又要还要”的公司法第182条实际上不具有可行性。法官在适用公司法第182条时，即使有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的帮助都感到无所适从，已经足以证明该法律的立法是不尽如人意的。不具有可预见性、含糊不清的法条实际无法被人们所遵守，也就失去了实用价值，成为停留在纸面上的法条，甚至有机会变成“恶法”。因此，对公司法第182条进行立法修改，势在必行，在当下国家大力改善营商司法环境的背景下尤其有必要。笔者提出以下粗浅的立法改革建议：思路一：司法强力干预，“两年不能开好会就解散”。这个思路的要点就是“简单易懂可行”。简化公司解散之诉的法定条件，规定只要满足最基本的条件法院就有权解散公司，这个条件就是：董事层面或股东层面的决策困难，具体体现为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大）会、公司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大）会决议，以及公司董事长期冲突导致的董事会僵局。在允许司法强力干预商业活动的前提下，“新法律”所规定的强制解散公司的必备条件非常的客观和简单，提供一个简单的裁判标准，避免无休止的关于困难、重大等事宜的争论，简化了原被告的举证负担，法官审理时不再需要考量复杂因素，当事人在诉前就能对诉讼结果有一个很好的预判。“新法律”必然“迫使”投资人在设立公司时就予以高度重视，认真考虑将来某一天公司容易被强制解散，预先设计一些解决机制避免风险。“新法律”必然“迫使”股东们在发生争议时更加倾向于采取低成本的其他解决措施来化解矛盾，例如股权回购、股权转让、和解等。思路二：司法谨慎干预，以“委派管理人制度”代替“强制公司解散制度”。这个思路的要点是彻底废除现行的强制公司解散制度，代之以“委派管理人制度”。新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发生公司僵局时，法院有“指定权”，有权委派“管理人”接管公司，或者在出现僵局的股东层面或董事层面“管理人”享有超级投票权，帮助作出决策、打破僵局。与第一个思路类似，这个思路也是希望提供一个简单有效的解决机制。法院应当帮助经济人，而不是替代他们来解决经济问题，在“二选一”（强制解散或接管）之间选择委派管理人接管公司的方式化解僵局。在破产重整等救济机制中，实践已经证明在法院监督、在债权人和股东的监督下，管理人的妥善管理是可以有效地帮助公司走出困境的。思路三：司法谨慎干预，提高强制解散公司的“门槛”。这个高门槛，就是除了必须存在僵局外还要求必须出现亏损，只有在公司持续亏损并且近期没有扭亏的可能等前提下，才允许强制解散公司。与现有法律制度中的“重大困难”“重大损失”相比较，公司持续亏损并且近期没有扭亏的可能是比较客观和容易查证的。新制度的逻辑是，强制解散一个经营良好的公司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不鼓励。如果有足够证据显示管理困难会导致公司出现经营困难（失去竞争力、丧失商业机会、不断损失资金等），才符合强制解散的前提条件。思路四：司法不干预，废除强制解散公司制度。废除强制解散公司制度的理由是：第一，该制度没用。具体表现在原告胜诉概率很低，也没有多少解散的案例；胜诉判令解散公司的案例也有很大争议，难以有指导案例产生。第二，该制度不经济。公司解散时会产生很多费用，资产出售价格也较市场价格低很多，很少有投资人会避开“清算损失”。如果深入调查或许会进一步证明，法院判决解散公司以后，原告可能反而后悔或者经济上根本没有受益，“出了一口气赔了一大笔钱”。“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强制解散案”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六、典型案例

解散范文篇6

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可以股东会特别决议解散公司。在此情形，公司应依法进行清算。

理论上一般认为，公司自清算结束并注销登记后终止。《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经公司登记机关注销登记，公司终止。”依该条例第四十四条，公司办理注销登记所需提交文件中包括清算报告，据此也可认为公司解散，待清算结束后办理注销登记，公司即告终止。

然而，公司清算并注销后，仍可能因注销前所售产品或者所涉环境污染等问题而致他人多年后受损。此类损害结果在公司注销多年后才发现或发生。公司注销后对受害人的救济问题，凸显了认为公司清算结束并注销后即告终止的通行认识所面临的困境。

二、对“公司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后终止”的反思

1.工商登记与主体资格关系检讨

将注销工商登记作为公司终止的条件与标志之一，无疑受到“法人拟制说”的极大影响。“法人拟制说”将法人视为法律所拟制，因此，应为其法律存在设置一种法律机制，此种机制在许多国家被界定为法人设立登记。从而，公司设立登记被认为是公司取得法人资格的一道必经程序[1]。相应的，公司法人资格的消灭也与注销登记相联系。

然而，法人拟制说因不符现代公司的需要，早已不再是一种通说[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可以判定，我国《民法通则》关于法人本质，系采法人实在说中的组织体说。该说从社会存在的组织体立论并以其社会价值而判断有无规定为民事权利主体之必要，认为法人非社会的有机体，而是法律上的组织体。法人乃适于为权利义务主体之法律上的组织体[3]。法人组织体说已成为现今通说。自然，根据该说，判断公司何时终止，也应从确定公司是否仍有存在价值之判断入手，而非想当然地把公司终止与注销公司登记相联系。公司即使清算结束并注销登记，其是否应予终止，应结合社会现实考察其是否仍有存在价值后再作判断。

2.一个美丽神话：公司可通过清算了结债权债务关系

认为公司清算结束并注销后终止的理由在于，通过清算程序可清理拟终止公司的财产，了结其债权债务。然而，这一理由似乎只是一个美丽神话。

第一，清算主体的主观因素。在清算中，债权应优位于股东的剩余财产分配权获得满足。《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并未要求清算组必须采用直接通知债权人的方式，清算组亦可采用公告通知方式。直接通知更能保证债权人及时知悉清算事宜而主张权利从而获得更多清偿，同时，直接通知还将增加通知费用。债权清偿与通知费用的增多将减少可供股东分配的财产。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普通清算时，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作为清算组组成成员的股东，或由股东选举的董事或确定的人选并无激励使债权人获得清偿，而使股东利益受损，其无激励采取对债权人更有利的直接通知方式而倾向于采取公告通知方式。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债权人通过阅读公告而知悉公司解散事实并申报债权而获得清偿只是一种美好愿望而已。

第二，债权债务本身的性质与特点。合同债权债务在清算时尚有可能确定，一些侵权之债则因其本身性质在进行清算时很难发现，或在清算时侵权尚未发生，这就使清算程序很难真正了结此类债权债务。即便通过立法强制性了结，也是以牺牲债权人利益为代价的，很难说明其正当性。例如环境污染损害往往具有潜伏性，常有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因其污染行为致他人损害而受害人多年后方才发现之情形，若在此期间，公司进行清算，自无可能对该侵权之债予以清理。产品责任亦如此，产品售出后而产品致损行为发生前公司予以清算，也无可能对未发生之侵权之债予以清理。以上情形均系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而致损害，依理公司自当承担责任，然此类债务的性质与特点决定了在企业进行清算时根本无法对其予以清理。

三、公司终止时间新探

1.权利及其维护：对公司注销后相关主体利益保护必要性的探讨

公司解散清算后注销，但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申报债权的，该债权在公司注销前是存在的。注销前侵害他人财产、人身，虽在公司注销后方被发现，受害人自侵权行为发生时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也无疑问。这两种情形，即在公司注销前即产生相关权利，只是逾期申报，或在公司注销后，方发现权利被侵害的情形，不能认为，债权随着公司清算结束并注销而当然消灭，这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第一，《公司法》中未规定公司解散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债权即视为自动放弃债权，依法理，“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当事人的消极行为才被赋予一定的表示意义，并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4]。因此，即使未在规定期间内申报债权，也不得视为权利人对其权利的放弃。

第二，《公司法》未规定公司清算时进行公告的具体报纸，公司往往跨地区与诸多其他公司发生商业往来，于此情形，要求债权公司关注所有关于其债务人的此类公告，不仅成本过高，也几乎不可能，实为“强人所难”，债权人若未能注意此类公告很难说有过错可言。相较而言，债务人有能力并应了解自身债权债务状况。由股东组成或由股东选任人选组成的清算主体无论因利益冲突而不采直接通知方式，还是因管理混乱无法直接通知，相较债权人未能注意公告而言，债务人公司显然过错更大，“有一个更为一般的原则，无人应当从他自己的不公中获利或从他自己的错误中占便宜”[5]。债务人公司不应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因债权人未能申报债权而使得其得以豁免相关债务。

第三，无论公司注销是否影响其法人格，均不应影响债权存续。如公司注销不影响法人格，债权自当继续存续。即便公司注销后即告终止，如同自然人死亡后，只要有权利义务承受人原债权债务就不会消灭一样，如可确认原公司权利义务承受人，原债权也不会消灭，只是债务人发生变化而已，这是一个通过立法技术即可解决的问题。

还有一种情形是，侵害行为发生于公司清算并注销后。此种情形下受害人是否可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如公司注销不影响公司法人格，受害人享有此项权利自不待言。即便公司清算并注销后终止，仍可通过法技术手段确定其权利义务继受人对受害人予以救济。公司注销后仍有必要对受害人予以救济，以下以公司注销后发生之产品责任为例进行说明。

第一，从责任主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因此，如因生产者责任致他人受损，损害发生时生产企业注销而销售企业尚存，受害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可向销售者主张权利，如生产企业注销后法人格消灭且无权利义务承受人，那么销售者赔偿后追偿权将无法行使。销售者所承担的本为过错责任，生产者公司股东解散公司后，分配剩余财产，责任却由无过错之销售者承担而无从追索，对销售者显不公平，有必要从股东分得之剩余财产中对此予以救济。

第二，从归责原则看，产品责任中生产者责任采无过错责任，这体现了立法者在价值衡量过程中，偏重于对弱者的保护，如认为公司清算并注销后，公司或其股东即无需对以后发生的缺陷产品之损害承担责任，这极易为生产者用以逃避责任。例如，某公司生产一产品后获极大利润，后发现产品中有重大缺陷可能致人损害而招致公司支付巨额赔偿，公司股东遂决议解散公司，清算中股东对公司所获巨额利润予以分配，其后公司注销，公司注销后发生该缺陷产品致损事件。如受害人得不到救济，则实为由公司独享经营利益却由社会承担其经营风险，这一制度设计显然不合理。若如此，则生产者对产品致损之无过错责任将被轻易规避，产品责任制度之功能也将丧失殆尽。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公司清算时未予申报之债权，还是在公司注销后方才发现或发生损害事实，对债权人或受害人利益均应予以保护，其有权获得法律救济。

2.权利救济：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

（1）“存续清算路径”的选择

公司注销后仍有必要对相关主体利益予以保护，至少存在以下两条保护路径可供考虑：①认为公司注销后即终止，确定原公司的权利义务继受主体，可称之为“权利义务继受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即采此路径。②公司注销后不当然终止，在一定期限内仍继续存续，但其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受到限制，即限于清理公司注销后的未了结事务，可称为“存续清算路径”。具体作何路径选择，则取决于对各路径的运行效率分析。

循“权利义务继受路径”维护公司注销后相关主体利益，在确定权利义务继受主体时，因公司解散时，公司股东对公司剩余财产进行了分配，该被分配财产本共同作为公司债务的一般担保，并考虑到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理应由原公司股东为权利义务继受主体，并以其经清算所获分配之剩余财产为限，互负连带责任。在诉讼中，则众股东为必要的共同诉讼中的共同被告，这使得这一路径在诉讼程序上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第五十七条规定，必要共同诉讼中的共同诉讼当事人均需参加诉讼。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最多可至50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更是为数众多，若在公司注销后又发生了财产继承事宜，仅确定当事人即为一项极其繁琐，甚至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即使勉强完成，其成本无疑也是极其高昂的。另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及《民诉法意见》第六十条，股东可自己参加诉讼，也可推选代表人参加诉讼，不过，即便所有股东都推选了代表人，代表人在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进行处分时仍需经这些当事人同意，这不免过于繁琐。

若循“存续清算路径”，即公司虽经清算并注销仍不终止，此时公司处于“清算法人”地位，其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受到限制，即限于进行清理公司注销前的未了结事务，作为法人机关的清算组可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并使其行为后果当然归于公司并间接约束所有股东。这样即可避免上述“权利义务继受路径”在诉讼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该路径更为可取。问题在于，这是否与现行立法规定相悖？笔者以为，如果说立法与之不符，这只能说明立法有其不完善之处，需加以改进。实际上，《民法通则》只规定了企业法人终止原因及企业法人终止应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并未明确规定企业法人终止的时间。《公司法》则规定公司应于清算结束后，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并公告公司终止，因此，如果公司清算没有结束，自然公司就不应终止。《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经公司登记机关注销登记，公司终止，同时亦规定公司申请注销登记时，应提交清算报告，即终止前应进行清算。因此，可通过对“清算”作扩大解释，清算“系指清理已解散法人尚未了结的事务，使法人归于消灭的程序”[6]。我们只需将未了结事务理解为不只包括已发生并在清算程序中申报的债权债务，其包括所有因公司注销前的经营活动引起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不论其是在公司注销之前还是之后发生。这样便可解决“存续清算路径”的立论依据问题。这一路径亦可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解释，在美国，为了防止公司将解散作为逃避责任的手段，有些州法律即规定，公司在解散后仍存续一段时间，以便人们可就解散之前的权利主张起诉公司[7]。在这段时间里，公众可因公司解散之前遗留下来的责任对公司起诉。例如，依《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二百七十八节规定，“所有的公司，无论其是因为自己的规定而终止营业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而解散，仍然是从终止营业日或解散日起继续存在3年之久，或者按衡平法院斟酌后的指示存在更长一段时期，这种法人组织的继续存在是为了在诉讼中指控他人或为自己辩护，不论这是民事的，刑事的或行政的诉讼案件，也不论其是处于原告或被告的地位，继续存在也使自己能够逐步料理并结束他们的业务，处理并转让他们的财产，能履行他们的债务，把剩余资产分配给他们的股东……”[8]163纽约州更加严格，其《公司法》第一千零六条规定，公司解散后可以成为被告，且没有规定具体年限，但其公司在解散后成为被告的可能并不是无期限的，其诉讼程序法对不同种类的诉讼规定了长短不同的“追诉期”，在追诉期内，已经解散的公司仍像普通人一样可能成为被告[9]。依《加拿大商业公司法》第二百二十六条，公司解散后对公司提起的诉讼，应在公司解散后两年内提起。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公司清算时未予申报之债权，还是在公司注销后方才发现或发生损害事实，相关主体均应有权获得法律救济。

（2）方案设计

“存续清算路径”下公司注销后的存续时间。循“存续清算路径”，如何确定公司注销后的存续时间？从域外立法来看，存在着两种不同做法：一种立法如《特拉华州公司法》及《加拿大商业公司法》那样，规定公司解散后的固定存续期间。另一做法则如《纽约州公司法》一般，不统一规定公司解散后的存续期间而由诉讼时效制度对公司继续成为被告予以限制。笔者认为，基于前文分析，公司注销后仍有必要对权利人利益予以保护，稳定法律秩序的功能应由诉讼时效制度完成，有关侵权行为在公司解散后被发现或发生的时间并不确定，统一规定公司解散后的存续期间并不能解决本文所论及的权利人利益保护问题，完全没有必要作此规定。

“存续清算路径下”公司涉讼清算人的选择。“存续清算路径”下，解散清算并注销后，公司不应终止。然而，因公司注销后其股东及其他机关成员往往各奔东西，该公司如需参加诉讼时由谁代表？笔者认为，可参考《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二百七十九节之规定，公司不论用何种方式解散，法院可根据任何一位债权人，股东或董事，或任何有正当理由的其他人的申请，在任何时候指派一位或多位公司董事成为委托人，或指派一位或多位其他人成为公司的，为公司而工作的财产管理人，由他们负责管理公司财产并收集属于公司的财产和到期的应当向公司偿付的债务；他们有权以公司的名义或用其他方法在各种和公司有关的，必要和正当的诉讼中指控他人或为公司辩护，他们还可任命一名或多名人，实施一切当公司存在时可以由公司实施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是最终料理完公司未结束的业务所必需的。委托人或财产管理人的权利的持续时间是法院认为对于解散公司来说必要的时间[8]（P164）。在清算期间，可由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上述清算人有权代表清算法人进行与清算有关之事宜，其行为后果由清算法人承担。

“存续清算路径”下的责任财产。“存续清算路径”下，公司继续存在而其财产已经分配，考虑到公司股东所分配之财产本应共同作为公司债务之一般担保，以及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以取得分配的财产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股东以其所取得的财产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公司和获得较多清偿之股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这一制度设计有利于促进大股东在清算时尽力促进公司清偿债务。对此，《加拿大商业公司法》第二百二十六条可资参考，根据其第二款规定，即使法人团体依该法解散，法人团体未解散之前系为原告或被告的民事、刑事或行政诉讼、程序，仍可继续进行，犹如法人团体未曾解散一般。同条第四款规定，尽管法人团体已依该法解散，分得财产的股东仍对第二款下任何求偿人承担责任。但是，该责任以财产分配之时该人分得的款项为限。提起任何旨在追究该责任的诉讼，应在该法人团体解散两年之内提起[10]。

解散范文篇7

关键词：公司司法解散；理论基础；法的基本价值

公司解散是指已经成立的公司因发生公司章程规定的事由、股东会决议或法律规定的除破产外的事由而停止经营活动，并进行清算的状态和步骤。其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时，法院根据股东的请求而强制解散公司叫做公司司法解散。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设计，都必须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做铺垫，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也不例外。以下将从法理学、民法以及公司法等多个角度论述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设立的理论基础。

一、公司司法解散的法理学基础——法的基本价值

(一)正义的理念

“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这些古老的法学格言表明法是或应当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律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实现正义。企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细胞，而公司又是企业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公司法作为规范公司设立和组织的法律规范，理应体现法的正义理念，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实现法的正义价值。

正义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法所促成实现的正义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内容，对人们来说正义是相对的概念。但是，正义也有着一致的、共同的内容，即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正义理念，这条理念不允许为了某些人的更大利益而损害少数人的利益，剥夺少数人的权利。资本多数决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大股东由于出资多而比小股东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风险，于是理应取得对公司的控制权，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这符合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但是，正义的法律理念不允许大股东恣意妄为，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漠视、限制甚至剥夺中小股东的权利。当大股东利用持股优势，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公司财产，并将公司变成一个空壳时，公司就会成为大股东谋取私利的工具。于是，出于对正义理念的追求，公司法赋予了中小股东司法解散请求权。

(二)安全的理念

安全包括个人安全和社会安全，是社会主体得以享受其他价值(如生命、财产、自由、平等等价值)的一个重要条件，它本身也具有重要的价值。霍布斯(Hobbes)甚至把安全的价值提到至上的高度，他认为：“人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并把自由与平等置于从属地位。他相信如果人的财产、生命、自由都笼罩在侵害、灾难的陷阱中，那么任何美好的东西对人类都将失去价值，因此人类自创设法律之日起，就在寻求法律上的价值与功能。

法律本身是社会秩序与权利的稳定器，它对于失控的权力而言是一种抑制器，安全在法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安全也是制定公司法的重要理念之一，维护公司、股东、债权人以及其他相关主体的财产安全是公司法的立法宗旨。营利性是公司的重要特征，是公司区别于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的根本标志，股东投资设立公司的目的是想通过公司这种经济组织形式获取收益。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等特殊情况下，不仅股东获利的目的不能实现，股东的投资也可能丧失殆尽，此时股东的财产将不再具有安全保障。因此，当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威胁到股东的合法权益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拥有的司法解散请求权可以解散公司，保护自身权益，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这是符合安全的法律价值理念。

二、公司司法解散的民法理论基础

(一)理论

是指人依据权，为委托人处理事务并由委托人承担该行为法律后果的制度。制度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扩大了民事主体的活动范围。委托人由于时间、精力、专业技能等方面的不足，许多事情难以事必躬亲，但又必须实现自已的利益，这就需要委托他人代为处理。因此，使委托人的能力得以延伸。正如波洛克所指出的：“制度使个人的法律人格在空间上得以延伸。”制度还可以补充某些民事主体行为能力的不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或者不能完全通过自己的行为，以自己的意思为自己设定权利、履行义务，而能使这类民事主体的行为能力得以补充。问题的难点在于激励人为了被人的利益而行事，而非为了谋求人自身的利益而行事。因此，人必须按照诚实信用原则从事行为，努力尽到勤勉和谨慎的义务，充分维护被人的利益。

商事公司中会产生三大问题，其中一类问题涉及公司的控制股东与小股东或者非控制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其中的非控制股东是被人，而控制股东就是人。这类问题的难点是确保前者免遭后者的盘剥，法律在降低成本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明显的例证是改善人信息披露、方便被人对不诚实或者疏忽大意的人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则和程序。大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和持股优势，恶意压迫中小股东、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属于成本问题。

司法解散制度的建立使大股东有所顾忌，督促大股东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行使权利，否则利益受到侵害的中小股东可能提起公司解散诉讼。从这种意义上说，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是基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问题产生的，其功能在于促使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履行诚信义务，从而降低成本。当大股东滥用权力的局面无法收拾，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将受到严重损害时，中小股东可以通过司法解散制度解除关系，摆脱受大股东欺凌的境地。

(二)权利救济理论

法谚云：“有权利就必然有侵犯，有侵犯就必然有救济。”如果权利受到侵害而不能得到充分、及时的救济，那将是一句空话。我国《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股权是股东与公司相互联系的纽带。我国新《公司法》第4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股权可以定义为股东基于其股东身份和地位而享有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关于股权的性质主要有债权说、物权说(所有权说)、社员权说和股东地位说等不同的观点，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债权说和物权说(所有权说)的观点。但是民事权利是开放和发展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将会产生许多新型的民事权利，股权即是其中一种。股权源于公司制度，而公司是近代才产生的，特别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规模兴起也就一百多年时间。股权的产生要比物权、债权晚得多，而内容比物权和债权更为丰富和复杂。可以简单地用物权或者债权来给股权定性，将股权定性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的综合性财产权利。

股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应受法律保护，当股权受到侵害时，股东有权通过各种救济方式维护自身权利。通常而言，对于侵权的救济，其救济力度与途径以损害不再发生为标准。基于此，当权益受到损失的股东在其他救济手段不利时，应有权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司法是化解利益冲突的最终途径，是解决社会争端的最后一道屏障。公司法上的诉讼，绝大多数是因内部关系发生的。无论是股东对公司之诉。还是股东与股东之诉；无论是要求确认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决议无效之诉，还是公司对股东或董事的赔偿之诉，都属于典型的内部关系引起的诉讼，司法机关不能因其属于内部关系而拒绝受理。

三、公司司法解散的公司法理论基础

(一)公司契约理论

关于公司本质的理解，法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特殊见解，即所谓的公司“契约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是各种要素的集合，朝着共同的生产或者服务目标而努力。“就像国会不过是一帮独立的政治家和工作人员构成的集合概念”，公司的集合因素包括雇员、管理者、股东、债权人(包括长期客户、债券持有人，甚至包括企业侵权的债权人)，他们自愿结合起来自行安排各种交易，他们共同受到一种复杂的契约关系链条的拘束。雇员和管理者提供劳动资本，股东提供股权资本，债权人提供债权资本，共同承担损失风险，监督公司的管理执行。

经济分析法学把公司视为一个“合同柬”，即公司本身是一个合同关系的网络，国家颁布的公司法则是一些备用条款，可以由当事人各方以协议形式加以修改。“按照公司契约理论，股东订立公司章程成立公司或公司成立后加入公司，都可以认为股东与股东之间存在契约关系，是股东之间出于自愿参与公司事务，并在互利基础上相互活动。既然公司是一个“合同柬”，是股东之间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的合同，就应当贯彻合同自由原则。尽管合同自由原则的内容十分丰富，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但不可否认的是，解除自由是合同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致使另一方当事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该非违约方可以解除合同。

同理，在公司法中，根据英美传统的期待利益理论得出，股东都享有期待权，有权期待公司的人格以及特定的经营特征保持一种持续性。如果公司的人格及特定的经营特征发生根本变化。股东的期待就会落空，因此异议的股东就有权退出。”当大股东恶意压迫中小股东或出现公司僵局等异常情形，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致使股东设立公司的目的无法实现时，新《公司法》规定了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赋予中小股东请求法院判决公司解散的权利，这是公司“契约关系”理论的应有之义。

解散范文篇8

关键词:伤害法官事件;公信力;安保工作体系;法治

我们普遍认为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无疑就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想要维护好司法公正，维护法治秩序，首先就该确保我们敬爱的法官的人身安全。然而近几年，伤害法官事件时有发生，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严惩恶徒只能是治标不治本，面对这些伤害法官事件，我们应当冷静分析其演变缘由。笔者看来，之所以时有伤害事件发生，主要是有以下几大方面的原因:

一、法院公信力的缺失

法院的公信力在近几年跌入谷底，造成公信力缺失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法官个人方面的因素，一些法官司法作风不正，玩忽职守，进而影响公信力;司法体制存在种种弊端，各地相类似案件判决不一，导致当事人不信任司法机关;实践中由于法院任务繁重、人员紧缺等原因，一些应当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的内容未及时公开，使得当事人对执法的公正性存有疑虑等等。而且，抱怨法院办案的不止是当事人和公众，法官与律师之间的矛盾也愈发激烈，有的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然而法官们很多时候却还自我感觉良好。对于前几年发生的伤害法官事件，较多的法官除了把受害法官当作完全的受害者，对当事人进行谴责以及对部分幸灾乐祸的公众表达不满之外，并没有反思自身在处理日常案件时，是否有做得不妥之处，是否有些做法正可能是引起当事人报复的引燃点。也正是由于少部分法官至公信力于不顾，滥用职权，使得部分公众对法院愈发失望，这也正是每每出现这些伤害事件时，总有些网友认为是法官办案不力，滥用职权才遭到当事人报复。而当事人采取这样一种激进的做法，往往不单纯仅是因为判决对自己不利而丧失理智，更多时候是当事人认为法官徇私枉法，收受钱财使得自己败诉，才会如此愤怒以致悲剧的发生。

二、司法审判制度的不完善

在我国，法官平均每年审理三四百个案件，且并非如美国一般，陪审团负责对案件的事实审理，法官负责案件的法律审理，使得法官面前有了一道屏风，法官就站在一个相对真空的位置上，无需面对舆论的压力，当事人即使对案件判决不服，也不会把气全撒在法官身上。真正实行了法庭内的分权与制衡，对推进司法公正起到了巨大作用。而我国，不论事实审理还是法律审理，都压在法官身上。法官需要对每个案件做出是非的明确定论，而案件的审理很多时候是无法让双方当事人都满意的。在如今法院公信力缺失的背景下，有的当事人便会认为是法官判案不公，而当事人过于偏激时，便容易发生伤害法官事件。尽管我国有陪审制度，实行陪审员与法官共同决定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预期是想起到制约法官权力、保障审判公正的作用。但在现实中，陪审员往往形同虚设，往往没有真正参与到审判中去。这样的陪审制度并不能给法官提供一道相对隔离舆论压力的屏风，反而是把法官推向舆论的浪头。

三、法院干警的安全防范意识不强，法院领导重视程度不足

法院干警作为法院安保工作的执行者，应当是时刻防止妨害法院司法工作的事件出现。然而很多法院的干警，特别是与当事人接触的基层法院的干警，很少意识到法院安保工作的重要性，未意识到日常的出入登记，盘查询问来访接待工作与法官等司法工作者的人身安全相挂钩。而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意识，使得很多当事人可以随意进出法院办公大楼，从而有了一些不该发生的悲剧。另一方面，法院的领导对安保工作也不够重视。使得在出现一些人力物力不足的问题时，并没有及时重视和采取措施。使得目前法院安保工作体系仍然存在较多问题:干警编制不足，且长期得不到严格的训练;干警编制呈现老化趋势，量少质弱;在相关安保工作所需的设备也存在欠缺，甚至有些老化设备没能得到及时的更换等等。

四、法院尚未形成完善的安全保卫工作体系

由于领导对安保工作体系的不重视，使得很多安保制度未能很好地实际落实下去。在很多法院办公大楼，并没有安装相应的身份识别系统，也没有设立隔离于办公区的专门招待室，安全检查也甚为随性。使得很多当事人可以任意进出法院办公大楼。也就给了行为过激的当事人伤害法官的机会。而在法庭庭审时，很多基层法院因为干警人员不足，并没有在相应的法庭里配备足额的干警，也没有增加相应的安保防护设施。这也是之前几起伤害法官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在意识到问题所在时，我们更重要的是思索出防范措施，并把措施逐步落实到位。这样才能防止以后尚还会有伤害法官事件的发生。而伤害法官事件并非只在中国发生，美国也曾发生过多起伤害法官事件。我们可以先从美国的相关数据及举措中，寻找突破点。根据美国法警总署U．S．Marshallserice调查显示，1997年到1998年，有20%的联邦法官指出曾经遭受当事人的言语侮辱，口头威胁，身体接触和人身攻击;2003年至2008年的五年中，美国联邦法院法官受到伤害的事件几乎翻了一番，从674起增长到1278起。①1999年，针对宾夕法尼亚州1029名法官的调研也显示了令人堪忧的司法工作环境，52%的法官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曾被当事人言语侮辱，口头威胁，甚至人身攻击。更令人震惊的是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法官表示因为受到当事人的威胁或者侵害而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自己未来的司法行为。而美国“国家司法行政官协会”NSA也统计过过去35年内州司法官员的侵害事件:8名州法官被杀，13名州法官受伤。3名地方检察官被杀害，4名地方检察官受伤。至少5名法律执法机关工作人员如警察，在法庭被杀害，27名法律执法机构工作人员受伤，至少42名诉讼参与人如证人，在法庭被杀害，53名诉讼参与人受伤……②从这些数据来看，美国发生过的伤害法官事件比我国要多很多，那么在检索美国应对伤害法官事件的几大策略后，笔者将其中的亮点部分归纳了以下三点:首先，美国于2003年就有首法官会议和美国州法院行政官会议倡议成立了法院安全和紧急情况委员会，其主要任务就是发现影响州法院系统安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其次，美国成立了专门的司法人员安保机构，在法警总署内部成立了专门的司法安全处judicialsecuritydivision．加大对司法系统安保工作的财力物力通入。每年在购买设备一块就花费高达3个多亿美金。并定期安排安保培训，对安保工作人员进行系统化的训练。再次，美国推出了伤害风险评估系统。通过借助当事人经历和日常行为表现，分析并评估其可能成为伤害法官的施害者的概率，并通过这一概率显示，对高概率者进行监视等。而笔者认为，要想降低伤害法官事件的发生率，保护好司法公正的守门人，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完善:

(一)建设司法公信力，加强法制宣传

在我国，由于“官本位”思想作祟以及“有关系好办事”这种观念的影响，群众很容易对法官产生不信任感，从诉讼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到处找关系，深怕自己不找关系就一定会败诉。之所以公众会有如此认知，归根结底，就是公众对法院乃至法律的认知受限引起的，这导致其认为法律只是一纸空文;另一方面，因为对法律的认知不足，法官在对当事人作释法析理工作时，反而导致当事人产生误解，容易不信任法官。虽然现在推行依法治国，公众普遍维权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提高，但这不意味着公众对法律有充足且正确的了解。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仍需在各地区深入开展普法活动，可以在义务教育中注入法制教育。也可以在一些偏远、相对落后的地区进行相关的法制宣传，宣传一些关于司法机构办事细则，向群众解读法律，让群众真正懂法守法，依法维权，摒弃官本位思想。

(二)完善司法审判制度

笔者认为，我国的陪审制度并未起到预期效果，审判员时常听任法官的指挥，甚至很多时候在开庭时玩手机玩游戏。这种行为被当事人看见，便会觉得法院工作人员办事不力，玩忽职守，甚至把这些行为认为是法官所为。进而对主审法官产生不信任感。而且很多偏远的地区选拔陪审员的方式往往是把法官的亲戚叫来当陪审员，以便多领一份工资。这样的陪审员质量如何，可想而知。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任用陪审员时，除了规定随机由电脑筛选符合条件的陪审员外，还应当规定每个陪审员在一定时期内比如一年内，只能参与几起案件的审理。且陪审员也应当与法官对所审案件负终生责任。这样，才会引起陪审员对案件的足够重视，分担法官的部分压力。

(三)加强司法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模拟伤害法官事件，开展安全防范讲座。来增强司法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一方面，应当抓紧出台有关“法院来访登记、办公楼的巡逻、来访安检等法院日常安保工作”的具体规范细则，并对干警进行相关岗前培训。另一方面，应当开设有关全体司法人员的安全防范讲座，增强全体司法工作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

(四)完善法院安保工作体系

对于完善安保工作体系，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做法，禅寺推出伤害评估系统。科学地根据当事人的以往表现、性格特点以及近期行为，分析“施害者”的出现概率，进而采取相关防范措施，从而避免伤害法官事件的发生。但这样的评估系统是否可移植到我国来尚需试点尝试。再次，对于安保设备方面，我们必须加大对安保器械的投入，定期排查安保设备，以便将过质过期的老化设备及时更新。

作者:吴栩洁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孙伟良．我国法官权利保障研究［D］．吉林大学，2012－6－1．

［2］张玉洁．法官权益保障研究［D］．湖南大学，2009－4－20．

［3］兰玲．基层法院法官保障制度研究［D］．吉林大学，2015－4－1．

［4］涂龙科．法官人身安全保护制度亟待完善［N］．上海法治报，2016－3－2．

［5］蒋惠玲，黄斌．美国保护法院人员安全的十大策略［N］．人民法院报，2016－3－4．

［6］王禄生．来看看美国是怎么处理伤害法官案子的?［Z］．智合法律新媒体，2016－2－9．

解散范文篇9

摘要：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员会第十八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固公司法》，这一法律的重大突破在于明文规定了公司司法解散的情形。套司司法解散是一种股东权利的救济制度。体现了司法权力对套司解散的介入。本文从法理学、民法以及公司法等多个角度，论述了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设立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公司司法解散理论基础法的基本价值

公司解散是指已经成立的公司因发生公司章程规定的事由、股东会决议或法律规定的除破产外的事由而停止经营活动，并进行清算的状态和步骤。其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时，法院根据股东的请求而强制解散公司叫做公司司法解散。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设计，都必须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做铺垫，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也不例外。以下将从法理学、民法以及公司法等多个角度论述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设立的理论基础。

一、公司司法解散的法理学基础——法的基本价值

(一)正义的理念

“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这些古老的法学格言表明法是或应当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律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实现正义。企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细胞，而公司又是企业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公司法作为规范公司设立和组织的法律规范，理应体现法的正义理念，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实现法的正义价值。

正义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法所促成实现的正义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内容，对人们来说正义是相对的概念。但是，正义也有着一致的、共同的内容，即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正义理念，这条理念不允许为了某些人的更大利益而损害少数人的利益，剥夺少数人的权利。资本多数决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大股东由于出资多而比小股东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风险，于是理应取得对公司的控制权，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这符合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但是，正义的法律理念不允许大股东恣意妄为，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漠视、限制甚至剥夺中小股东的权利。当大股东利用持股优势，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公司财产，并将公司变成一个空壳时，公司就会成为大股东谋取私利的工具。于是，出于对正义理念的追求，公司法赋予了中小股东司法解散请求权。

(二)安全的理念

安全包括个人安全和社会安全，是社会主体得以享受其他价值(如生命、财产、自由、平等等价值)的一个重要条件，它本身也具有重要的价值。霍布斯(Hobbes)甚至把安全的价值提到至上的高度，他认为：“人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并把自由与平等置于从属地位。他相信如果人的财产、生命、自由都笼罩在侵害、灾难的陷阱中，那么任何美好的东西对人类都将失去价值，因此人类自创设法律之日起，就在寻求法律上的价值与功能。

法律本身是社会秩序与权利的稳定器，它对于失控的权力而言是一种抑制器，安全在法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安全也是制定公司法的重要理念之一，维护公司、股东、债权人以及其他相关主体的财产安全是公司法的立法宗旨。营利性是公司的重要特征，是公司区别于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的根本标志，股东投资设立公司的目的是想通过公司这种经济组织形式获取收益。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等特殊情况下，不仅股东获利的目的不能实现，股东的投资也可能丧失殆尽，此时股东的财产将不再具有安全保障。因此，当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威胁到股东的合法权益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拥有的司法解散请求权可以解散公司，保护自身权益，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这是符合安全的法律价值理念。

二、公司司法解散的民法理论基础

(一)理论

是指人依据权，为委托人处理事务并由委托人承担该行为法律后果的制度。制度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扩大了民事主体的活动范围。委托人由于时间、精力、专业技能等方面的不足，许多事情难以事必躬亲，但又必须实现自已的利益，这就需要委托他人代为处理。因此，使委托人的能力得以延伸。正如波洛克所指出的：“制度使个人的法律人格在空间上得以延伸。”制度还可以补充某些民事主体行为能力的不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或者不能完全通过自己的行为，以自己的意思为自己设定权利、履行义务，而能使这类民事主体的行为能力得以补充。问题的难点在于激励人为了被人的利益而行事，而非为了谋求人自身的利益而行事。因此，人必须按照诚实信用原则从事行为，努力尽到勤勉和谨慎的义务，充分维护被人的利益。

商事公司中会产生三大问题，其中一类问题涉及公司的控制股东与小股东或者非控制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其中的非控制股东是被人，而控制股东就是人。这类问题的难点是确保前者免遭后者的盘剥，法律在降低成本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明显的例证是改善人信息披露、方便被人对不诚实或者疏忽大意的人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则和程序。大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和持股优势，恶意压迫中小股东、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属于成本问题。

司法解散制度的建立使大股东有所顾忌，督促大股东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行使权利，否则利益受到侵害的中小股东可能提起公司解散诉讼。从这种意义上说，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是基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问题产生的，其功能在于促使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履行诚信义务，从而降低成本。当大股东滥用权力的局面无法收拾，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将受到严重损害时，中小股东可以通过司法解散制度解除关系，摆脱受大股东欺凌的境地。

(二)权利救济理论

法谚云：“有权利就必然有侵犯，有侵犯就必然有救济。”如果权利受到侵害而不能得到充分、及时的救济，那将是一句空话。我国《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股权是股东与公司相互联系的纽带。我国新《公司法》第4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股权可以定义为股东基于其股东身份和地位而享有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关于股权的性质主要有债权说、物权说(所有权说)、社员权说和股东地位说等不同的观点，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债权说和物权说(所有权说)的观点。但是民事权利是开放和发展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将会产生许多新型的民事权利，股权即是其中一种。股权源于公司制度，而公司是近代才产生的，特别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规模兴起也就一百多年时间。股权的产生要比物权、债权晚得多，而内容比物权和债权更为丰富和复杂。可以简单地用物权或者债权来给股权定性，将股权定性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的综合性财产权利。

股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应受法律保护，当股权受到侵害时，股东有权通过各种救济方式维护自身权利。通常而言，对于侵权的救济，其救济力度与途径以损害不再发生为标准。基于此，当权益受到损失的股东在其他救济手段不利时，应有权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司法是化解利益冲突的最终途径，是解决社会争端的最后一道屏障。公司法上的诉讼，绝大多数是因内部关系发生的。无论是股东对公司之诉。还是股东与股东之诉；无论是要求确认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决议无效之诉，还是公司对股东或董事的赔偿之诉，都属于典型的内部关系引起的诉讼，司法机关不能因其属于内部关系而拒绝受理。

三、公司司法解散的公司法理论基础

(一)公司契约理论

关于公司本质的理解，法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特殊见解，即所谓的公司“契约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是各种要素的集合，朝着共同的生产或者服务目标而努力。“就像国会不过是一帮独立的政治家和工作人员构成的集合概念”，公司的集合因素包括雇员、管理者、股东、债权人(包括长期客户、债券持有人，甚至包括企业侵权的债权人)，他们自愿结合起来自行安排各种交易，他们共同受到一种复杂的契约关系链条的拘束。雇员和管理者提供劳动资本，股东提供股权资本，债权人提供债权资本，共同承担损失风险，监督公司的管理执行。

经济分析法学把公司视为一个“合同柬”，即公司本身是一个合同关系的网络，国家颁布的公司法则是一些备用条款，可以由当事人各方以协议形式加以修改。“按照公司契约理论，股东订立公司章程成立公司或公司成立后加入公司，都可以认为股东与股东之间存在契约关系，是股东之间出于自愿参与公司事务，并在互利基础上相互活动。既然公司是一个“合同柬”，是股东之间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的合同，就应当贯彻合同自由原则。尽管合同自由原则的内容十分丰富，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但不可否认的是，解除自由是合同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致使另一方当事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该非违约方可以解除合同。

同理，在公司法中，根据英美传统的期待利益理论得出，股东都享有期待权，有权期待公司的人格以及特定的经营特征保持一种持续性。如果公司的人格及特定的经营特征发生根本变化。股东的期待就会落空，因此异议的股东就有权退出。”当大股东恶意压迫中小股东或出现公司僵局等异常情形，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致使股东设立公司的目的无法实现时，新《公司法》规定了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赋予中小股东请求法院判决公司解散的权利，这是公司“契约关系”理论的应有之义。

解散范文篇10

1.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和解散

设立证券交易所，由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审核，报国务院批准。在实践中，申请设立证券交易所应当向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提交下列文件：申请书；章程和主要业务规则草案；拟加入委员会名单；理事会候选人名单及简历；场地、设备及资金情况说明；拟任用管理人员的情况说明；等等。其中，证券交易所章程的事项主要有：设立目的；名称；主要办公及交易场所和设施所在地，职能范围；会员资格和加入、退出程序；会员的权力和义务；对会员的纪律处分；组织机构及其职权；高级管理人员的产生、任免及其职责；资本和财务事项；解散的条件和程序；等等。

如果证券交易所出现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由会员决议解散的，经国务院管理委员会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批准解散。如果证券交易所有严重违法行为，则由国务院管理委员会作出解散决定，报国务院批准解散。

2.证券交易所的职责

证券交易所应当创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提供便利条件从而保证股票交易的正常运行。证券交易所的职责主要包括：提供股票交易的场所和设施；制定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审核批准股票的上市申请；组织、监督股票交易活动；提供和管理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时场信息，等等。

3.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

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包括上市规则、交易规则及其他与股票交易活动有关的规则。具体的说，应当包括下列事项：股票上市的条件、申请程序以及上市协议的内容及格式；上市公告书的内容及格式；交易股票的种类和期限；股票的交易方式和操作程序；交易纠纷的解决；交易保证金的交存；上市股票的暂停、恢复和取消交易；证券交易所的休市及关闭；上市费用、交易手续费的收取；该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信息的提供和管理；对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行为的处理；等等。

4.证券交易所的组织

证券交易所设委员大会、理事会和专门委员会。

会员大会为证券交易所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员大会的职权主要有：制定证券交易所章程；选举和罢免理事；审议、通过理事会、总经理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证券交易所财务预算、决算报告；决定证券交易所的其他重大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