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范文10篇

阶级范文篇1

关键词：腐败根源人性预设

同志指出“党风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如果任凭腐败现象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①他在多处讲话中，都表明了中央根治腐败的坚强决心。

要根除腐败，首先必须对腐败的根源有的认识。以往我们解释腐败的原因，都归结为两方面，一是剥削阶级的影响，二是制度尚未完善。笔者以为这二者都与我们在理论上的人性预设有关。

一、腐败的根源在人性

关于腐败的根源，笔者以为有必要重新评价现有的理论。

（一）腐败是剥削阶级的专利？

，我们是这样表述的：

“所有腐败现象都是剥削阶级思想、观念作用的结果，是剥削阶级价值观的表现，是剥削制度的产物。”②

对执政多年后腐败愈演愈烈的现况，作如下解释：

“一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被消灭了，但在主义条件下，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仍然会长期存在。”③

“三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我们的对外交往面越来越大，在和借鉴外国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外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某些腐朽没落的东西也会随之侵入，成为诱发一些人发生腐败行为的客观因素。”④

将罪责推到敌对阶级身上，这种策略在上倒是一种省事的法子。然而，不符事实，更于事无补。

首先，这种说法解释不了下列事实：

1、“剥削阶级的意识残留和影响”

——我们已经建国五十余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也有四十多年，剥削阶级的影响没有消灭，反而越来越强，这可能吗？

2、“剥削阶级的影响”

——在建国前，剥削阶级力量强大时，没有对我党产生影响；倒过来，共产党掌握政权，剥削阶级基本被消灭，反而影响了共产党，这说得过去吗？

3、既然剥削阶级有那么坏的影响，这二十多年来，我们天天引进“外资”，使自己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那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4、在古今中外各个阶级建立的政权中，都出现过腐败，而且，古今中外各个阶级的政权都曾严厉惩治过腐败。例如明朝，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朱元璋曾经用“剥皮萱草”的残酷刑法惩治贪官，比今天我们反腐的力度还要大得多。

5、我们无法否认“资产阶级主政”的西方发达国家，在遏制腐败方面，比我们当下成功得多。

其次，这种理论，没有真正地抓住腐败的根源，除了文过饰非以外，于遏制腐败丝毫无补，反而有将反腐败引入歧途之嫌。

这种理论假定我们自己是清白的，目前的腐败只是受了别人的影响。照这种逻辑，我们只要清除剥削阶级就可以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但事实是，我们一度在大陆清除了剥削阶级，然而，腐败照样发生并且蓬勃发展。

如果仍然要坚持自己清白，把罪责推给腐蚀我们躯体的异己阶级，那么，我们会受到外来的影响，自己就没有责任吗？石头孵不出小鸡！最后的变化仍然是内因决定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原理之一。

如果我们真要将腐败归为某一阶级的专利的话，那么只能有一种结论：腐败与阶级无关，而与阶层有关，它专属于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精英——用通俗的话来说，它专属于当官阶层，特别是大官。

（二）回到人性论

腐败是这样一种现象：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官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将公共资源据为己有或肆意挥霍！这种行为直接伤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使精英所在的集团慢慢地失去民众的支持并有可能走向对立面，最后导致政权灭亡。腐败产生的条件有二：一是掌握公共权力；二是权力失去制约。

诚然，中国共产党曾经以廉洁的形象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最后夺取了政权，赢得全国的胜利，但这一点丝毫不能作为共产党自身不滋生腐败的例证。事实真相是：当时国民党有腐败的条件，而在野的共产党正处于缺衣少食的困难境地，还没有条件腐败。今天一旦有条件，一些人即腐败如斯。

从集团来说如此，从个人来说更如此。腐败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最终都是由一个个人的具体行为来表现的。当今世界握有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精英群体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其成员也经常性地更替，因而，还原到个人的行为来进行分析，更为合理。

笔者认为：应当将反腐从政治领域转移到司法领域，反腐败的理论基础应当摒弃阶级分析的政治宣传，而代之以科学的理性分析，将腐败看作一种普遍存在的恶行，回到基本的人性理论，回到犯罪学，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社会人类学的人性理论要点如下：人有动物性，也有社会性，二者相辅相成。人类学的鼻祖赫胥黎在《人类在界的位置》一书中对这二者有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人的动物性表现出为了自己不顾一切的行为趋向，而人的社会性则对前述趋向进行制约。他认为，如果人没有那种动物本能，就会受到来自社会外部的毁灭，而不对它进行遏制，则人类社会将在内部遭到毁灭。

如果我们肯定人有动物性的一面，腐败则是这种本能的表现，而人的社会性则可以表述为对前述倾向的遏制，反腐败正是其体现，它的作用是遏制动物性过度的个人行为。

我们应当承认每一个人在条件具备时都可能腐败，唯其如此，反腐败才有一个真实而非虚幻的出发点。又因此，我们可以将命题回归到传统儒学“天理——人欲”的基本课题；同时弗洛依德的学说也可以提供深层心理分析的工具。这样，我们的反腐理论在传统和、儒学和西学的结合点上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承认腐败是一种由人欲膨胀导致的普遍存在的恶性，才能真正理解同志的讲话，反腐败“是世界各国人民在追求稳定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⑤

二、制度建设的人性预设

我们腐败的另一个原因制度不完善，确实有建国时间短，制度转换等客观因素。然而，与我们在制度建设上对人性的预设失当关系可能更大。

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出现，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希望自己保持先进性，要求投身这一事业的党员都是志行高洁的志士仁人。这一点，在革命战争年代和主义建设初期那些艰苦岁月中，共产党人确实当之无愧！有着时刻为劳苦大众、为民族利益贡献生命这样伟大情操的志士，有谁会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会苟苟于私欲的满足？在那种时候，提出反腐败是非常可笑的！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们仍然希望保持光荣传统，相信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能够保持高洁的情操和品行，我们的宣传机器、机构都统一认识，统一口径，我们的制度设置也建立在这种基础上。

然而，事实却不然。改革开放二十余年间，当物质资料慢慢丰富起来，当手中掌握的资源渐渐增加起来，当新权威主义抬头而民主进程相对滞后，腐败条件具备时，大面积的腐败就出现在党的躯体上，出现在党员领导干部这些本来被认为“先进中的先进”之中，出现在这些本来被认为根本没有必要防范的人群之中。

出在那里？出在我们对人性的基本预设过高。我们把理想当成了真实，把希望的、宣传的和努力实现中的东西当成了现实！把我们的党员当作“特殊材料制成的”君子，都有高尚的情操和品行，都有无私的奉献精神，都能自觉地践行入党的誓言，因而在精神境界、物质享受和制度防范上都是以非常高尚的人格作为标准的。于是，问题就出现了。

对此，笔者以为，我们在教育、养廉和防范三方面的人性预设应当有所不同：

（一）教育以君子为“的”

传统儒学认为君子是良好教育的产物，在各种环境下都能坚持正道。

我们的干部教育目标，应当有较高的人性预设。通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使公务人员成为高尚、正直、廉洁的公仆。在这方面以往我们所走的路子，大致是适宜的。

当前有一个关键的需要突出，那就是十六大报告设定的新的长远奋斗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目标，自1840年以来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一代代中华儿女为之努力奋斗，已经成为我们的传统。今天，我们重申这个远大的目标来作为我们社会动员和凝聚新的力量的符号和旗帜，以之引领我们的党员努力维护、实现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投身为亿万人民共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事业，使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辉煌。

一个人有远大、高尚的目标，有投身民族复兴的志向，就会有正确的行动选择，就会有克制欲望的能力，就会有抵制侵蚀的机能。有一群人，以至一大群人有这样的共同目标和志向时，就会有伟大的力量，就能创造辉煌的业绩，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二）养廉以中人为“基”

传统所谓中人多受环境左右，境好人好，境坏人坏。制度的建立应当以这种数量最多的人为标准，安排较好的环境，使多数人能够遵行正道。

在以往很长的时间里，我们要求干部都成为甘于奉献的君子，实行低薪制，巴黎公社的经验被当作定律，过于微薄的俸给使不少人抵制不了物质的诱惑。改革开放后，才慢慢地意识到高薪养廉的必要。二十多年来，中国公务人员的工薪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东南沿海地区，不少人已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然而，从整体而言，不少地方公务人员的收入仍然不足以养廉。一方面是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产生了高昂的行政成本，另一方面是人均的相应不足，需要以“其他方式”补足。一些地方公务员的生活水平与实际收入严重不符，“工资收入比烟钱少”的怪象已不是个别，其中的猫腻可想而知。应当利用加入世贸，大量削减行政审批权的机遇，大力削减机构和公务人员的数目，将省下来的钱提高公务员的收入。使他们不必依靠“灰色收入”也能维持较为舒适的生活水平，如有以身试法，将面临较高机率损失成本，从而使其不愿轻身犯险。

（三）防范以小人为“目”

传统所谓小人，是不随环境变好的人。与君子一样都是很少数。这种人“智过君子”，危害甚大。反腐保廉的制度网目必须以防范小人为基准，除了将资源与权力尽量剥离以外，各种措施都应尽量细密；程序规定尽量明确，操作尽量公开，并安排必要的制约力量，务求不留人为操纵的漏洞。以小人的“性恶”作为基准的防范制度，才能真正发挥效用。这一点是我们以往制度建设人性预设的一大缺陷，应当予以正视。

三、余言

腐败的主体是人，反腐败也靠人，当下遏制腐败的关键是两种人：高官和人民。

高官，对官员和巨大，其楷模作用十分显著。如果我们的高官以身作则，严于身教，能够像古代士大夫“刑不上大夫”，犯罪后闻命自杀那样坚守气节和廉耻的话，于党风的好转肯定有很大作用。

人民，是遏制腐败的决定力量，腐败本身直接损害人民的利益，它之所以发生，是人民缺少制约腐败的权力。只有真正实现民主，依靠人民，才能根治腐败。而目下的反腐败正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最好契机。作为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代表的共产党人应当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文章：

①《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第16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阶级范文篇2

为什么划分阶级？为了更好地认识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进而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社会进步。我们认识和分析事物，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分门别类的认识分析。认识分析人类社会，划分阶级是最根本的方法。

谁不愿意划分阶级？自己代表或属于少数人组成的阶级的这部分人不愿意划分阶级，他们也不愿意显露自己的阶级本质。虽然他们愿意显示自己属于少数人组成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分子队伍，但不愿意显示自己代表或属于少数人组成的那个阶级。为什么？因为阶级的划分，是以统治或被统治、圧迫或被圧迫、剥削或被剥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来划分的。过去的阶级社会(包括现在仍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少数人组成的统治、剥削阶级，已在广大民众中名声很臭了，所以属于这个统治剥削阶级的人和它的人、代言人是不愿意划分阶级的。

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发生了奴隶阶级由完全没有经济和人身自由到具有一定经济和人身自由的农民阶级的进步性转变，但其受统治、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地位没有变；不论奴隶主阶级还是封建地主阶级，其统治、压迫和剥削的地位同样没有变，由于解放了生产力，其统治、压迫和剥削的能力相应也加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农民阶级到工人阶级，由地主阶级到资产阶级，发生了土地圧迫和土地剥削到资本圧迫和资本剥削的方式转变。在这三种类型阶级社会中，少数人统治、压迫和剥削多数人的性质没有变。

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性质由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发生了根本变化。只有共产党敢于划分阶级，因为它自己代表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广大民众处于社会的执政党统治地位，领导着人民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过去的统治阶级总是说天下为公，天下一家，实质上是在给广大民众灌迷魂汤，麻痹迷惑广大民众，掩盖他们剥削掠夺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这种见不得人的行径。

二、阶级和阶级思想

无产阶级是这样一个群体，它靠劳动为生，不以占有他人的劳动价值为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具体特征是除了自己劳动使用外，没有多余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供他人使用和生产。在革命年代，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一是因为无产阶级中大多数人是革命的，二是革命分子大多数来源于无产阶级，三是由于无产阶级所处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来决定的。在我国现阶段，无产阶级包括工人、农民、公务员、大部分知识分子、军人、不雇拥工人的个体工商从业者。

无产阶级思想是指努力消灭劳动价值剥削、努力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圧迫、最终建立平等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是对社会客观规律正确认识的科学发展观。之所以称为无产阶级思想，是因为这种思想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能正确引导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并不是从一产生，就伴随着出现无产阶级思想。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无产阶级思想就产生了，相应的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也产生了。无产阶级分子(包括共产党员)不是天生就具有无产阶级思想，他们头脑中的无产阶级思想，主要由以下两种方式获得：(1)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2)在社会实践中，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因此，并不因为你是无产阶级队伍中一分子，你的思想就自然是无产阶级思想，如果你既不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也不正确认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就不会有无产阶级思想。一个人受的教育、对社会客观规律的认识，不是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时期和阶段，这个过程大致可具有三种不同的形式：(1)通过获得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以及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正确的认识不断得到深化的过程，越来越正确和逐步完善的过程；(2)由正确认识到错误认识的转变过程，或者是由错误认识到正确认识的转变过程；(3)错误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越来越错误和逐步顽固倒退的过程。所以无产阶级队伍和政党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具有无产阶级思想，有的人还可能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就是资产阶级人。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思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才有共产党党内斗争历史和革命队伍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因此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就非常重要。

在无产阶级队伍中，按其所具有的思想状态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先锋队，如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先进分子等。这些人掌据或认识到了无产阶级思想，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勇于探索和贡献。第二类是一般群众即大多数民众。他们受几千年传统的统治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的奴役和侵蚀，被动地默认了自己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例如《孟子》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用现在的话说：人和动物的区别，老百姓身上几乎没有，只有在君子(统治者、精英分子)身上才存在。在旧社会的统治阶级和现在的资产阶级思想中，广大民众就应该当牛做马被奴役，被役使。广大民众除了无法生存下去时才起义造反外，大多数历史时期，是默默地辛勤耕耘，任由统治剥削阶级圧榨。只有在思想的指引下，共产党领导群众起来闹革命，才彻底改变了地位。既使广大民众认识到了无产阶级思想，也只有被组织起来，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第三类是无产阶级异化分子，就是无产阶级队伍中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我们习惯称之为无产阶级蜕化变质分子、败类、叛徒、资产阶级代言人和人、党内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派)，一个人属于哪个阶级，不是由他具备什么思想决定的，简单、直接地称无产阶级异化分子为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分子或堕落为资产阶级是不适当的。

资产阶级则是这样一个群体，它以占有他人的劳动价值为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具体特征是拥有充分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雇拥他人来使用和生产。资产阶级包括私营(或民营)企业主、国外资本家在国内的人。

资产阶级思想是指顽固坚持和认为剥削占有工人劳动价值是“合理的”，并将其绝对化和永久化的思想，坚持资产阶级圧迫和资产阶级统治“合理化”、永久化的思想。资产阶级一产生，资产阶级思想及其政党也产生了。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包括其党员)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样的也不是天生就有的，资产阶级思想主要由以下两种方式获得：(1)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2)在社会实践中，错误地认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认为老百姓与牲畜无异，是下等人，少数资产阶级是人类精英，是上等人，上等人就应该统治和剥削圧榨老百姓这些下等人，并且将这些认识和做法，教条化，稳固化，永恒化。既使从孔孟之道“人之初、性本善”出发，一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也不是天生的。同前所述：一个人受的教育、对社会客观规律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可以分别有三种不同的认识过程。所以资产阶级队伍中，同样也不是所有人都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有的人，甚至可能具有无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也是两个概念。资产阶级政党由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组成，行使资产阶级赋予它的统治权利。正如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可以是无产阶级也可以不是无产阶级一样，资产阶级政党分子可以是也可以不是资本家。这是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错误性特征决定了其政党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这种资产阶级政党的多样性极容易让人产生资产阶级“民主”的虚幻错觉。无论资产阶级思想错误的形式如何多种多样，坚持剥削压迫的“合理化”和永久化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社会进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客观产物。

我国现阶段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产阶级的状态如何？既然是初级阶段，那么就是社会主义与其前一个旧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有少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搭接相联系的阶段。资产阶级是资本家的总称，是其各分子的集合，所以不管资产阶级分子(或叫资本家)人数多么少，只要有，就存在资产阶级。按其所具有的思想状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顽固分子，第二类是一般分子，第三类是先进分子。

顽固分子具有非常强烈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征表现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为获取个人利益不择手段，疯狂地对他人利益(包括共公利益)进行掠夺和剥削。在顽固分子拥有的企业里，工人们挣扎在最艰难贫苦的死亡线上，忍受着非人的欺压，工资低下，根本谈不上福利保障，尤如牛马。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随时可能有罢工、解雇和冲突等现象发生，像少数私营煤矿主就属于这类。

一般分子是指不强调统治、圧迫和剥削的合理不合理，只是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统治、圧迫和剥削的理论，实现占有他人劳动价值目的，获取个人利益。在他们的企业里，工人们的工资不会超过平均水平，没有可靠的福利保障，资本家和工人仅仅维持在雇拥剥削与被雇拥被剥削的关系上，工人的人格得不到尊重。

先进分子是指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资本家，这些人的做法，顺应着社会进步的方向，这些人的思想，顺应着人类理想和美好愿望。在他们的企业里，工人们的工资一般不低于平均水平，能得到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人格受到尊重，工人的劳动能力、创造能力可以得到充分发挥，精神向上，劳资双方关系和谐。资本家治厂以人为本，积极探索高效文明的现代管理体制，使企业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有生力量。

第一类顽固分子和第二类一般分子的资本家的存在，人们一般都能认识到，对于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资本家，有的人可能要怀疑，是不是真的存在？答案是真的存在。

首先，一个人是不是资本家，是不是资产阶级，不是由思想，而是由他是否拥有充分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雇拥他人使用和生产，并同时占有他人的劳动价值为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来决定的。其次我国建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转制，不是靠没收和专政，而是由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这不是瞬时间完成的。第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推演，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共产主义社会，这之间的过渡阶段，肯定是存在这种资本家的。第四，在2005年，“在私营企业主中发展党员(作者注：指共产党)1512名，是上年的1.7倍”[1]。这都充分证明了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资本家是现实中就有的。

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阶级性与知识分子的阶级性。

阶级分析与划分都是关于人类的，存在阶级的社会中，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是有阶级属性的。那种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混为一谈，是别有用心的。自然科学不是关于人的意识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科学，所以自然科学无阶级性得到普遍认同。在人类阶级社会，将人文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中代表某个阶级利益的理论，人为的也把它超阶级化、无阶级化，奉为所有阶级共同的神圣科学是不对的，但是将与自己对立的阶级所发展起来的被其内部普遍视为科学理论的东西简单地斥为伪科学、假科学也是不对的。帝国霸权主义理论对于强权霸权主义者，是科学理论，对于广泛的第三世界来说则是荒谬的和非科学的；日本的二战侵略理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是科学理论，对于被侵略的亚洲国家则是反人类社会科学的理论；资本剥削有功剥削有理的经济理论，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科学理论，对于广大无产阶级来说则是必须反对的反动理论。马列主义思想对于占大多数人的工农群众说，是科学理论，对于帝国霸权主义者、资产阶级首领分子，则是他们极力打压的邪门歪说理论。

知识分子属于哪个阶级？一个人是否称为知识分子，不是由于他处于什么政治或经济地位来决定的，而是由于他是否具有某方面知识来确定的。知识分子属于哪个阶级，不是由他所具有的知识来确定的，而是由他具备哪些阶级特征来决定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它可包含有多种阶级，简单笼统地把知识分子归属于某一个阶级，是不正确的。

在奴隶社会，既有属于奴隶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有属于奴隶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既有属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有属于农民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既有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有属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在现阶段，对于知识分子阶级性的分析和认识，应该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应该按他所掌握的知识内容将它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为社会界知识分子，另一部分称为自然界知识分子。社会界知识分子，是指具有哲学、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关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知识和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自然界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自然科学方面知识和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知识无国度，科学无国界，是对的，但不要忽视，阶级也是无国界的。

第二步是按阶级的定义看其属于哪个阶级。人类社会中存在什么阶级，知识分子中也存在什么阶级。

第三步是在各阶级内，分析本阶级知识分子具有什么阶级思想。

这样知识分子大体可划分为六类：(1)属于资产阶级顽固分子的知识分子；(2)属于资产阶级一般分子的知识分子；(3)属于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知识分子；(4)属于无产阶级异化分子(这里称为无产阶级蜕化变质分子、败类、叛徒、资产阶级代言人和人、共产党内的走资派)的知识分子；(5)属于无产阶级一般群众的知识分子；(6)属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知识分子。

所以说，知识分子具有阶级性，但其整体并不全部单纯地属于哪一个阶级，知识分子是由代表不同阶级利益和思想同是又具有某方面专业知识的人所组成的一个群体。人类社会有什么阶级，知识分子中就存在什么阶级。

四、阶级斗争与当前法制社会的阶级性

阶级范文篇3

北京“找到啦”网站是一家靠美国投资支撑的公司，他们提出的时尚社区概念，曾经被认为是低潮期的IT行业中的一个亮点。“9·11”之后的11天，美方投资的停止把“找到啦”推入裁员的绝境，而由裁员招致的诉讼，令昔日的亮点变成了“黑点”。在网络的低潮期中，一批批白领遭到裁员，当他们追讨被欠工资，索取“单方面解除合同”的补偿时，有人忽然发现他们甚至连一份正式的劳动合同也没有。和大多数民工一样，他们打的一直是“黑工”。而来自劳动仲裁部门的消息更加引人注目：“白领黑工”现象不仅普遍存在，并且呈现逐渐上升趋势。

较之白领，一些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极端缺乏的民工，处境格外需要引起重视。当广西南丹矿难事故中矿工与矿主的“生死合同”被发现的时候，当大量民工春节期间要求政府帮助讨还拖欠的微薄工资时，有的学者开始呼吁关注“转型期中国的劳资关系出现返祖现象，再度泰勒化现象(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管理现象)”。他们指出：在亚洲国家投资的“三资”企业与中国本地的一些民营企业中，劳资关系有的似乎退回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工业革命初期。而目前，劳动纠纷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的企业在改组改制、兼并破产过程中没有妥善安置好职工，致使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受损；二是一些非公有制企业不依法与职工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有的甚至搞“生死合同”，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同时，强迫工人长期加班加点；任意克扣、拖欠工资；拒不缴纳社保基金；不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甚至任意打骂、侮辱工人，严重侵犯人身权利。使社会底层的工人和一些民工的生活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

对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关系、劳资关系、“白领黑工”等问题的出现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由于许多问题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一时难以解决，使有些人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司法公正态度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甚至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稳定大局。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上的重要讲话，是一篇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它回答并澄清了一系列长期困扰、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理论问题。他一再呼吁并强调要重视对当代中国阶级和阶层问题的研究，要注意两极分化问题，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精神。这对解决中国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具有指导意义。中国劳动学会会长夏积智认为，国企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劳动纠纷应慎重对待，它不仅关系到国企改制能否顺利进行，还关系到社会稳定。因为不少国企由于常年亏损，造成拖欠职工工资，无法为职工缴纳各种社会保险，在裁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补偿金问题上也不能使职工满意，同时加深职工不满的还有国企中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从职工角度来讲，由于过去“铁饭碗”的观念根深蒂固，还不能适应市场就业机制下的竞争以及与竞争伴随的某些残酷现实，认识的转化还需要过程。因此，认真学习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理论，研究分析中国转型期的劳资关系“返祖现象”，是解读并解决好“白领黑工”、“民工黑工”等社会现象的关键。

在21世纪的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加剧的过程中，要解读并解决劳资矛盾不容易，从一定的角度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是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世俗化的时代呼唤。在国内外无数仁人志士的探索研讨中，在各种不同方案模式的解决途径比较研究中，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又重新聚焦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分析法中来了。这是“多样性社会实现观统一性”的历史回归，也是现代人思维方式返璞归真、寻求创新的又一有益尝试。

二、马克思阶级思想的原型和阶层理论的转折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阶级的命运一直是马克思所关注的，这位伟人几乎用了一生的努力为无产阶级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处境、使命和斗争方向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也实现了人类哲学发展史上的最伟大变革。马克思眼中的社会分层蕴涵着冲突和革命，其冲突型二分层理论具有着独特的批判性、革命性。马克思的社会学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学，它有几个基本论点：现实的社会是一个对抗性的社会，阶级和阶级压迫是全部历史悲剧，尤其是资本主义历史悲剧的主角。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它将导致革命，将标志着非对抗社会的到来。这些思想是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矛盾、阶级冲突现象的科学概括。它来源于马克思对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解读。

追溯马克思的阶级思想原型是深刻解读的开始。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阶级》是《资本论》手稿最后几页中经典性的一章。恩格斯把它放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章加以出版，阶级在这里是以经济收入的来源即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一传统的方法区分的，也就是指他称之为“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公式”。

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他用经济结构对阶级的产生做出了科学的解释，从中可以引出这样几个基本论点：

首先，社会阶级是在生产过程中占有一定地位的集团。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有两层意思，即在生产技术过程中的地位和在技术过程之上的法律过程中的地位。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关系逐步趋于简化。如果撇开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其重要性逐渐减少的地租，因而只剩下两种收入来源的话，那么大的阶级也只有两个：由只具有劳动力的人组成的无产阶级和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

马克思关于阶级问题的第二类文章包括一些历史研究，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区分了以下这些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还有他所称的“流氓无产阶级”。马克思分析并研究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根本利益矛盾。他深知这些矛盾支配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但矛盾的形式随着历史的演变而日趋简单。马克思实际上关注的是两大阶级，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两个集团真正代表着社会并成为社会的矛盾方面。它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中，私有制和阶级斗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上的，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关系中最本质的东西是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马克思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将哲学上的主体和客体、物质和精神的矛盾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他帮助工人阶级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处境、使命和斗争方向，完成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世界观、人生观的转变和超越。从对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思想原型追溯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关于阶级理论的论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是解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社会基本矛盾的首要问题。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崛起与发展，在改变历史命运和人类未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在历史长河的曲折奔流中，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法在实践中的完善和发展也是必然的。这种追溯物质和经济动因，发掘改变社会主体力量，直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方法，对21世纪中国的转型和发展具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研究韦伯阶层理论的作用与局限是深刻解读马克思阶级理论的重要环节。与批判型学者马克思不同，德国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1864—1920)是一位著名的维护型学者。他认同资本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关心个人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和命运。韦伯把马克思的学说看作一种经济决定论。他反对客观规律决定论，认为这类规律无论是马克思的还是实证主义的，都抹杀了文化的能动和自觉的因素，使一切观念都成为外在物质力量的自动反映。

在阶级的起源及历史作用的分析上，韦伯承认，在研究社会不平等时，把经济作为分层标准是必要的。但社会的分层结构是个多层面的统一体，除了经济地位之外，至少还有两种同样重要的分层属性，在造成社会不平等方面具有突出的影响力，这就是声誉和权力。由此韦伯主张从经济、声誉、权力三个角度综合考察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大领域中的不平等。

韦伯也把根据经济因素划分的地位群体叫做阶级，认为阶级是指一批在经济状态和变化方面相同或相似的人群，如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技术人员、专家和低级管理者。他们在财产和教育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财产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和革命。划分阶级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市场购买力”，对市场上的机会的把握能力，即“钱袋的鼓瘪”，而不涉及在所有制中所处的地位。所以韦伯所说的阶级差别主要是货币量的差别，这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显然不同。

韦伯三位一体的分层模式对西方分层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西方社会分层研究虽然理论名目繁多，分层标准五花八门，但一些基本特点都是溯源于韦伯的分层模式。他认为，由于还存在着“阶层集团”，社会分层变得更为复杂。因为，“社会对名望的评价有一定的褒贬之分”，使阶级地位有别于阶层地位，因此韦伯把阶级和阶层集团作了区分。阶级地位由市场决定，而阶层地位则取决于别人对他或她的社会地位的评价，取决于别人的尊重与否。韦伯社会分层方法虽然有助于对现实社会阶层的系统分析，但多元化、复杂化的分析过程却也容易造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相对主义现象。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与韦伯分层理论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其一，确立分层标准的指导思想不同。马克思的划分标准是一元的、定性的，他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基础，能抓住各种垂直分化中最本质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正是这种占有关系的不同决定着人们在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中的差别，以占有关系划分的阶级之间的差别是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而韦伯的阶层理论则看不见或回避了社会不平等的最深刻根源在于私有制。其二，研究目的和重点的区别。阶级理论坚持对私有制、阶级及不平等现象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寻找阶级运行、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具有革命性、批判性的本质特征。而分层理论则不愿意触动私有制，只对社会运行机制进行改良，以求控制和防范由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动荡局面。其三，最终结论的区别。阶级理论把私有制和阶级现象当作社会垂直分化的最重要基础和产生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根源，用经济利益和主观需求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来概括阶级问题。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问题，从而抓住了社会矛盾的本质，解决劳资冲突、社会分层的主要矛盾。而分层理论则否认废除私有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看不清不平等的根源，断言任何社会都不能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把人分成等级是人性中固有的倾向，不平等是永存的。

作为伟大思想家的马克思，其一生最令人钦佩之处就在于他从不间断对自己思想、理想的反思、怀疑和批判。在构筑他自己伟大理论的同时，他不断汲取着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资料，不断参与工人运动的伟大实践，不断与形形色色左的和右的干扰进行抗争。

在马克思看来，贯穿在他五十年代的社会——历史——经济研究中的“主线”使他证实并离析出生产方式是社会结构、阶级形成、阶级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决定因素。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不把生产看作分析阶级形成的中心环节，一般是指出简单化的两大阶级模式。这种模式的要点不是来源于剩余价值概念，而是来自对社会发展的思辨的哲学观点。在《共产党宣言》里，是用阶级力量明显地两极分化的观点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的。“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在论战文章中常常提及资本主义分层模式，但是他在更为科学的和历史的研究中却抛弃了这种过分简单化的两分结构。比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中，马克思区分了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地主和自耕农，而在其他有关法国和德国的研究论著中，他指出存在着资产阶级、农场主、农民、农业工人、流氓无产阶级(“最危险的阶级”)和封建领主。马克思把其中的某些范畴描述为“过渡阶级”，这些阶级的存在是同资本主义必然的历史发展相矛盾的，这种观点几乎等于说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才是资本主义各种社会形态的本质结构。但是一般说来，马克思决不明确地说单纯的两大阶级模式是历史事实，而是强调资本主义内部的阶级形成和阶级结构是错综复杂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方法是以一种“纯粹的”模式为出发点的，即撇开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例如对外贸易、垄断、殖民主义、工会、国家的作用等等，由资本——劳动关系支配一切的模式。在分析过程中，即在三卷《资本论》的整个论述中，由此及彼、由简入繁地引入各种经验的特定的和复杂的特点，从而使这个模式逐渐接近于复杂、丰富、具体和历史规定的资本主义。同时，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规定为一种制度，一种受生产方式以及私人占有的经济力量同集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支配的整体结构。社会发展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中的内部矛盾的结果，这个规律是按《共产党宣言》关于阶级力量两分结构的观点表述的。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便是日益分裂为利益不可调和的两大“敌对的阵营”。

晚年的马克思，在对自己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完善和反思的同时，逐渐接受文化人类学：社会现实多样化发展的眼光和思维方式。他在多维视野的分析思考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峡谷问题进行了大胆的假设。这是因为世界历史的曲折性、复杂性的现实发展过程，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之路必须用新的多元统一性的思考方式。

在社会主义的具体历史发展中，马克思的“多样性社会和现实统一性”的分析方法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和理解。这种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方式对21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来说，同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面对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世俗化的中国转型期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因为马克思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用简洁明快的一元化社会分层标准深刻地揭示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的对立和冲突本质，尽管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三、“三个代表”理论对中国社会分层问题的当代解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要按照马列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要求来建党。经过80年奋斗历程，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共产党改党名，从党章上删去“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提法，我们党仍然宣布自己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政治决定，其意义决不能低估。

在对当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期问题分析时，我党依然坚持马克思对阶级问题的阶级分析法，坚持一元及统一性的、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在21世纪，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工人阶级仍然是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且，随着我国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推进，工人阶级不仅在质量上将大大提高，在数量上也将大大增加，从而使它的整体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坚持把“工人阶级先锋队”作为我们党的阶级性质，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传统，又符合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正如同志深刻指出的：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日益提高，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也在发展，党的阶级基础不断增强。同时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这个概念的内涵已经深化，外延正在扩大。“工人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过去曾把他们看作是大工业生产力的代表，现在我们则更加深刻地认为他们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邓小平早已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的分析中，做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这同西方某些理论家把包括广大科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笼统地纳入所谓“中产阶级”范畴，制造“白领”与“蓝领”对立的观念和做法是完全不同的。邓小平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分析中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正如所指出的：“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大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科技文化素质。”因此，我们今天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具有新的涵义，而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的旧结论。

坚持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看社会阶层，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创新，其过程是复杂的，但也面临着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这些社会阶层从个体来看，情况各不相同，有的素质较好，有的素质较差；有的对党深有感情，有的为富不仁。但是从整体而言，他们是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在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形成的，而且整个生产和经营活动总体上是在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法律和思想道德构成的宏观环境制约下进行的，并对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就业、财政和社会稳定等问题作出了贡献，加上他们从事的科技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也是劳动，因此不能简单地用过去的旧观念去看待他们。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明确地指出：“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关于如何看待财产，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问题上，在讲话中强调了一个富有创见的观点：“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这种观点同样坚持了马克思的多元统一分析方法，强调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与有产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有产者与剥削者并不是必然联系的，对具体人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是有严格条件的，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这里同样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清醒而理性的阶级分析法。

由北京“找到啦”网站倒闭引发的讨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清晰地告知人们要关注“白领黑工”、劳资纠纷背后的社会问题。因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矛盾交织着错综复杂的阶层关系。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特别是由于转型期中国的飞速发展，使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也从平等的“同志”关系发展到了不平等的“雇佣”关系，“白领黑工”、“劳资纠纷”等矛盾急剧显化突出，这些问题的解决思路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眼光透视，理解并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理论，在“多样性社会和现实统一性”中实现历史性超越。

四、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优化途径的现实探索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阶级的本意是“不同利益的集团”，阶层则指不同利益的群体。集团较之群体，在成员的联系性上更强，用阶层的提法可以更为中性、更易为大多数国家和多元化社会所接受。阶级分析法，源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马克思强调依靠所有制和国家利益的整体统一性，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和私有制的冲突问题。当代中国学者对转型期中国正在形成中的社会阶层结构分析，则更多使用的是阶层分析法，更多地强调用系统多元的辩证法解决中国转型期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强调用和谐的、协调的、多元的双赢或多赢过程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假如从“经济”(尤其是“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或利益斗争)的历史”，应该说马克思的分析是正确的。因为归根到底，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在为利益奋斗，国家存在的最基本原因也是为了平衡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马克思的冲突论所强调的是对由于不合理阶层分化引发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后果关注，并强调历史唯物方法解决途径的必要性，这对当代中国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解读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返祖现象”时，要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具体分析转型期贫富两极分化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对当代中国而言，适度、合理的贫富差异，能够利用普遍的利益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落差压力来驱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进而起到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相反，不合理、过分的贫富差异必然蜕变为两极分化，从而造成社会不平等和紧张状态，导致社会效率的下降。因此，贫富差距要适度，一方面应充分激励竞争致富，把合理有序的贫富差距当作社会进步的杠杆；另一方面，又不能无限扩大贫富差距，要把它控制在社会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内。目前我们仍处于贫富差距较大的阶段，随着市场转型的逐步完成，贫富差距将出现缩小的趋势。因此，劳资关系、“白领黑工”、劳资纠纷等矛盾解决的基本思路是：富要合理，贫有救济，抑制暴富，鼓励致富。要协调各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要强化法律、舆论的监督、保证和引导作用。要健全工会，调控市场竞争力度，引导人才合理流动，最大限度地挖掘各种员工和各阶层的积极性和潜能，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体力量、中坚力量。

其次，要学会马克思观察问题的方法，用阶级分析的慧眼透视“白领黑工”、劳资纠纷现象。在改革开放20年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纷争不断。但万变不离其宗，归根结底，矛盾依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与需求之间的稀缺性问题，是各种资源的占有与优化配置之间的矛盾。即使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人们曾经宣告工人阶级已经消亡，但不少学者依然强调：虽然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改变，但是它的实质依然存在并有一定的影响。经济现象也在表明，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两极分化现象，而在这两年网络经济危机频发过程中，人们更是清晰地认识到，再高薪资的白领阶层，甚至一些职业经理人，也是被雇佣阶级，他们和蓝领工人一样经常被解雇，难以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把握自己的命运。可见，再多元复杂的阶层分化关系背后，依然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劳资关系。在资本性资产的时代转化为“知本性”资产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依旧未变。

再次，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的永恒魅力在于它的简洁性和一元性。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世俗化的当代社会，人们必须时刻关注错综复杂的社会分层现象，学会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借鉴阶层分析法的系统整体观点。因为，当今社会唯一不变的是变，工人阶级的形象结构较之以往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戴着硬沿帽、穿着蓝领上衣这一陈旧的形象，已随着工业时代在人们脑海中的记忆越来越模糊，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群人的形象也在改变。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现代社会生活中从事核心工作的人群正变得越来越年轻，种族上越来越多样化。女性也越来越多，不少人受过更高的教育，和老板更保持距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复杂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本质问题的解决的途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将简洁性和复杂性，一元化和多元化相结合。

阶级范文篇4

关键词：阶级性社会性共有性

在经过一段时期，有关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后。目前，法学界对此问题却避而不谈，似乎各学者对此问题已达成共识。作者姑且把共识称为传统权威观念。作者认为，对此问题，不是没有讨论的必要，而是需要提出更多的问题，并予以澄清和解决。

一对宪法阶级性观念提出的挑战

对于宪法概念的界定，有着不同的表述，诸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宪法是确认民主制度，表现阶级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根本大法。”等等。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学者对宪法阶级属性的高度重视，把其视为宪法的内涵及本质必要且重要的要素之一。其根源于列宁在《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一文中那句名言，新版的〈〈列宁全集〉〉已将该句话改译为：“宪制的实质在于和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表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表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体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质对比关系。”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统治者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许多个人共同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人都有效。他们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即是法律。而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无疑也是阶级性的集中的体现。宪法的阶级性也就是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活条件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使社会上所有人都一体遵行的属性。作者对此观点并不否认，但马克思主义提出法的阶级性又其自身存在的社会背景与理论前提。马克思经典理论学者把其注意力集中在阶级性对立十分明显的阶级社会。因此，法的阶级性也必然很明显，作者并不否认该理论的相对真理性，也正是由于真理的相对性，才激发我们不断地对该理论进行反思，以期丰富，完善法的阶级性理论以及宪法的阶级性理论。

（一）从逻辑结构上分析

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宪法的阶级性其逻辑起点是建立在法的阶级性之上的。按照传统权威观念，法具有当然的阶级性，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必然也具有阶级性。作者对三段论的逻辑推理过程并无疑义，但对法具有当然的阶级属性这一前提条件，还有值得讨论之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学者认为，法产生于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对立才有体现统治阶级意义的法的出现。但法的产生上一个渐进的过程，必然有其萌芽，酝酿，及条件储备过程。他不可能是在某一点上激变而成，而是法的要素不断积累以至形成完整的所谓的法的概念。在原始社会末期，即父系氏族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氏族的逐渐瓦解，私有制的逐渐形成，习惯法也由此产生，但此时的社会却不存在阶级对立，甚至连阶级还未产生。因此，法具有阶级性这一命题，并不具有当然性和准确性，而由此建立的宪法的阶级性理论也似乎只是空中楼阁。

（二）从理论背景上分析

法的阶级性，即宪法集中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其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无疑是一个存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的阶级社会，而对于此社会必须有三个基本前提，①存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②两阶级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反观世界东西方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对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决定了统治阶级必然是广大人民，但被统治阶级已不能作为一个阶级独立存在，这就意味着一个无阶级对立的国家社会中，只存在统治阶级，而没有被统治阶级。显然，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公共政策以及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改进与改革，例如提出“第三条道路”理论，“福利国家”及股份制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等，均拓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包容力，足以容纳不断扩大的生产力，从而使得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缓和，界限日益模糊，无产者逐步向有产者转化。因此，对于当前东西方国家，虽然意识形态存在根本性的对立，但阶级对立的界限日趋模糊甚至消失，阶级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而宪法作为统领性的母法，更应适应此趋势的发展，摆脱由于过分强调宪法的阶级性而给宪法带来的浓厚的政治及暴力色彩，找到宪法所应追求的价值目标——民主，平等与自由。

（三）从宪法的价值定位上来分析

宪法产生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产物。通观古今中外的宪法，其内容都包括了两个基本内容即权利与权力。从中体现了立法者对国家公权与个人私权予以宪法上的高度关注，使得宪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控制国家公权和保护个人私权。国家为少数人所统治，即统治阶级。控制国家公权势必是对统治阶级的统治权予以限制，因此，也决定了宪法应将其价值定位在强调个人意志，也即包括被统治阶级在内的多数人或整体的意志。由此，不难理解民主，平等与自由作为宪法的根本价值取向。而对于过分强调宪法的阶级性，即体现统治阶级意志，不管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还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都将是对民主，平等，自由的抛弃与践踏。而以此为价值取向的宪法无疑会演变成暴力的，政治的，畸形的“宪法”。

通过以上对宪法阶级性的分析，作者认为传统的权威观念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据和特殊目的。阶级对立的社会固然决定了宪法的阶级属性，同时分析宪法的阶级性有助于我们区分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的本质，进一步反思宪法的真正本质与价值追求，来建构我国的宪法及理论体系。但是，宪法的阶级性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过分强调，必然会导致唯意志论。随着阶级界限的模糊，原本的两大对立阶级更多的分裂成各种不同的利益阶层和集团，而宪法此时应更明显的表现为对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中的主导意识和生产条件的确认和保护，从而最大化地体现宪法的价值追求。

二宪法的社会性

宪法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同时也必然属于社会现象，那么宪法与社会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传统观念仅把宪法的社会性作为与阶级性相对的概念加以理解，势必限制，阻碍了对宪法社会性概念及理论的真实，全面理解。作者从以下三反面对其作全面阐述：

第一，相对于法的专门法律特征而言，宪法的社会性是反映社会关系并调整社会关系的属性。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法律体系中的母法，必然对社会中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予以原则上的确认和调整。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宪法关系。因此，这种宪法关系必然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从而在范围上体现了宪法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宪法对此种宪法关系的确认与调整，并不单纯是阶级意志的内容，而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情势的客观反映，而阶级意志无非是把客观情况反映到宪法规范的一种媒介和工具。从这一意义上说，宪法的社会性是客观，必然的，并不由统治阶级的意志任意决定。

第二，相对于宪法的阶级性而言，宪法的社会性为了执行其阶级治理职能，必须同时执行具有全社会意义的社会公共职能，具有某种社会共同性。宪法的价值追求所决定的民主，平等与自由必然要求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甚至每一个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赋予其平等，自由的权利。由此决定宪法决不仅是执行阶级治

理的职能，而应把重点放在执行公共职能上。诸如环境，人口，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除此之外，宪法还应否对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有特别体现？作者认为，宪法体现的固然是一种主流意志，但主流是相对于非主流而言的，禁止非主流的存在或对非主流的漠视，势必是一种自杀行为。因此，宪法应当在确保宪法秩序稳定的前提下，兼容各个阶级，阶层，利益团体的意志，才能使主流意志得以顺畅执行，否则，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或者说主流意志都无法存在。

第三，宪法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必然要不同程度地适合社会的发展要求，反映客观规律，促进社会发展，而宪法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又有其产生，发展，变革以至消亡的内在规律。

宪法的稳定性使保证宪法最高权威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并不能说宪法必然是恒定不变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宪法也必然要适应客观规律的发展要求，确认和保护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新的宪法关系和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由此才能保证宪法的活力和效力。另一方面，宪法自身存在着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发展规律。但宪法毕竟是客观规律被意志化的产物。因此，其中必然会渗入主观认识，意志的因素，只是程度不同而以。从而与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等纯粹的客观规律相区分，在外观上表现在宪法的滞后性，良恶及实施效果的好，差等问题上。

三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关系

以上通过对宪法的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概念予以区分，并分别阐释之后，二者之间的关系便明朗了许多，但作者认为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传统观念认为，与阶级性相对的概念即是社会性。对于阶级性而言，它属于主观意识形态的范畴，而宪法的社会性指出宪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属于客观物质范畴，而在我们讨论一对相对立的概念时，务必将其置于同一范畴之内，因此才能便于两概念的沟通与区分，显然，在主观意志范畴内，与阶级性相对的概念并非社会性，而应是“共有性”，即体现包括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在内的共同意志，而社会性作为客观物质范畴的其中一个概念，并不能称其为阶级性相对的概念。但这并不能说明二者之间不存在对立关系，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是随时可见的。但这种对立是建立在主观范畴与客观范畴之间对立的基础之上的。正确区分二概念的范畴，才能更好的理解下面所要阐述的二者之间的关系。

第二，从法哲学的角度，探讨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宪法所体现的阶级性和对立性，是对立统一的，时或社会性占据支配地位，时或阶级性占据支配地位，时或处于平衡状态，时或平衡状态被破坏而导致法的更新。

首先，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时相互对立的，其表现在：①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属主观范畴，后者属客观范畴。由于主观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及任意性，因而无法正确反映客观规律，情势，从而无法适应客观规律的要求，势必阻碍宪法自身以及社会的发展。因此，这种主客观的对立将外化为宪法的修改以及重新制订上。②阶级意志的体现方面，宪法的阶级性强调统治阶级的意志，执行阶级统治的职能，在宪法的社会性更关注社会各利益团体，阶层，阶级以及个人的利益，即社会的共同利益。而这两种意志之间，除存在共同之处外，势必也存在着由于利益的分立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导致的对立关系。

其次，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又是统一的。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是共存有宪法一体中的两个不同侧面。这种统一表现在：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没有社会性的宪法便无法保证其科学性，民主性，而更倾向于一种专制性和暴力性，丧失了宪法本应具有的基本价值准则，从而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宪法。而对于只有社会性，没有阶级习惯的宪法是否存在仍存在诸多疑点。由于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政治的产物，因此，宪法具有与生俱来的不可抹杀的阶级属性。尽管，目前阶级界限日趋模糊，但是否存在只有社会性，而无阶级性的宪法还缺少足够的理论依据。

其三，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是相互转化的。在宪法能较好的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其所确认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足以容纳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时，此宪法所体现的社会性应是占支配地位的，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社会秩序逐渐变成生产力发展的阻力时，统治阶级仍以暴力顽固地予以坚持，维护原先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时，而演变，异化为阶级习惯占主导地位，相反，以阶级性为主导的宪法在条件具备时林业必能转化为以社会性为主导的宪法。

第三，从宪法的价值高度，揭示其阶级性与社会性的对立关系。

关于宪法价值，上文已所论述，对于东西方不同类型的国家而言，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均以控制国家权力，保护个人权利为宪法的两大指导原则，贯穿始终。只是在具体的操作方式，执行程度以及理论理解方面存在差异。这也是由各个国家具体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体制等国情所决定的。而将此两大原则进一步深化，则不难推出宪法的价值追求——民主，自由与平等。虽然它可作为各种法的共同的价值目标，但由于宪法的权威性以及调整对象的特殊性。这三种价值目标在宪法上体现的最为深刻和集中。宪法调整的是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公权与私权的对立及协调是宪法的主要任务。对公权的限制，即保证了人民的民主，权利的自由平等，而对于宪法的阶级性，只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统治阶级正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掌管者。因此，强调宪法阶级性无疑会削弱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从而使民主，平等，自由遭到威胁甚至伤害。另一方面，宪法的阶级性反映的只是整个社会中部分群体的意志，而无论其人数是多是少。宪法的价值目标决定了宪法必须对所有人或每一个人予以平等的关注，而不考虑人多人少。相反，他更注重对少数人权利的保障。因此，宪法的阶级性无法保证其自身的价值追求，而往往由于统治阶级的任意性，私欲性以及认识能力的有限性，而致与其价值目标背道而驰。宪法的社会性客观上保证了宪法的先进性，科学性，民主性与共同性。因而，与其价值追求相符。宪法的社会性与阶级性在价值取向上是相互对立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宪法的社会性始终占支配地位时，才能确保宪法价值目标的实现。

以上作者对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概念进行阐述与区分，并从法哲学和价值角度，对二者关系加以论述。但研究问题并不是单纯着眼于问题本身，而应揭示研究该问题的根本意义所在。作者认为，区分宪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研究二者关系的根本意义在于：

首先，转变观念，拓宽视野。中国学者大部分承认宪法的阶级性的权威性理论，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和研究工具。但社会的发展，阶级界限的模糊，以及对法的起源等问题重新思考均对传统的权威理论提出了挑战和质疑。因而，中国学者势必转变观念，从对阶级性的过分强调过渡到对宪法的社会性的关注，才能克服传统观念带来的局限性，开阔视野，促进宪法理论以及宪法本身的完善和发展。

其次，便于宪法文化的融通和交流。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无疑带来了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冲突与

 

阶级范文篇5

历史证明,晚年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的失误,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并直接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恶果。那么,他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失误的原因是什么?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我们认为,探讨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失误的原因,首先应该从当时的社会存在中寻找答案,即考察其认识出现错误的客观现实因素。就客观现实原因来说,首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在整体上的估量出现了偏差。建国初期,新中国从旧社会接收了大约200万的各类知识分子。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会,其中大多数人又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基本上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等原因,因而就世界观和立场而言,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状况与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正由于此,解放初期,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知识界开展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通过这场改造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面貌在整体上较前有了很大的改观,并为广大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的转变创造了重要条件。在1956年1月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对过去六年中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方面取得的成就予以肯定和高度评价,还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3这一分析是符合当时知识分子政治思想状况的实际的。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与一年前的分析基本一致的结论。他说:“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4就是说,从政治态度和立场看,不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还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到底应该怎样判断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呢?不是从他们的政治态度而是依据其是否熟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他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5虽然这也符合当时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但问题在于,无视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而以熟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程度作为衡量知识分子世界观的依据,不但是不科学的,而且是错误的。世界观毕竟是意识的东西,衡量的标准只能是客观实际。一个人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主要是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6照此标准,应该说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经过思想改造以后,已经基本上具备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但是,主要用是否掌握马克思主义衡量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必然会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在整体上是资产阶级的(按此标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也是极少数,但决不能因此把工农阶级大多数划入资产阶级)。所以,他依然强调要对知识分子继续长期不懈地进行改造(知识分子确实仍需改造,但改造在以后则成了整人的代名词),并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7到反右斗争时,竟然说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最容易翘尾巴,但决定大局的是劳动者和无产阶级,从而把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对立起来。

其次,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这是他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失误的又一现实原因。

从民主革命时期到建国以后一个时期,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是有所认识并予以肯定的。1939年底,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就指出,革命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可能胜利的。在1956年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8。尽管这样,但从总体上看,对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缺乏深刻、系统的认识,且存在着认识上的不稳定性。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对知识分子心存或多或少的不信任感。50年代初,在思想文化领域相继展开的“批电影《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及“批梁漱溟反动思想”运动就是有力证明。如果说50年代初对知识分子只是开始有所怀疑和不信任的话,那么,匈牙利事件后这种不信任感明显增强。导致他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看到了匈牙利事件中“裴多菲俱乐部”的知识分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二是受匈牙利事件和国际风波的影响,当时国内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主要表现是,全国发生了万名学生罢课事件,在一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中出现了各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不要党的领导,要求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大民主”的错误言论,称其为“怪议论”。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匈牙利事件后,及党中央十分注意知识分子的动向”9,尤其“对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怪议论颇为警觉”10,认为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想搞复辟。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要搞“大民主”就是要学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同时批评大学教授说:“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11在这里,把大学教授列入了资产阶级范围,列入了批判和改造的对象。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则把知识分子、派和资本家混为一谈,说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并认为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中出现的怪议论,跟共产党、社会主义和人民是对立的,也就是说,他开始把知识分子视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认识急剧“左”倾,越来越偏离实际。1957年3月29日,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说:全国知识分子大约500万,从他们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教育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方面来说,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2。

总之,匈牙利事件后,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有所增强,而这种不信任感是他把知识分子重新划归资产阶级的重要原因。对此,胡乔木也有论述:“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13

第三,与反右派斗争有关。

反右派斗争是从1957年6月初正式开始的。而如前所述,在反右之前的3月份,从世界观上已经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划入了资产阶级之中,并直接导致了两个多月以后反右斗争错误的开展。但是,反右前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认识与反右斗争的发生决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互有影响,互为因果。一方面,由于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的失误,导致把1957年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作出了发动反右派运动的错误决策乃至把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但在另一方面,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实践,使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理论和认识更“左”。其中的原因是: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右派”言论,绝大多数是从知识分子中间鸣放出来的,如章伯钧提出了成立“政治设计院”的主张、罗隆基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储安平提出的“党天下”等;当时在全国有影响的大右派绝大多数也是知识分子,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王造时、陆冶、陈仁炳、彭应文、孙大雨、吴茵、浦熙修等;反右斗争全国共划右派55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还是知识分子。总之,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的这“三个大多数”,使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较前有急剧发展。反右前,对知识分子只是怀疑和不信任;反右后,对他们则产生了反感和鄙视的心理。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反右前,认为知识分子大多数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故知识分子的改造重点是思想方面的;反右后,由于把右派定性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并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14,故知识分子被视为异己,不断地遭到政治上的排挤打击。总而言之,在反右运动前后,虽然都把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认识的程度是有差异的。即反右之前,只是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划入资产阶级,看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而反右以后,由于把右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因而知识分子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较量的重要而唯一的力量。为什么呢?说“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15。在这一认识的影响下,“当时出现一种理论,认为老的资产阶级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财产被剥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现在能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知识,而知识是在头脑中剥夺不了的。所以他们有本钱,能够同我们争夺领导权。对知识分子属性的错误判断,显然也是从反右派斗争错误实践中概括出来的。”16

除了上述几点客观方面的原因外,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失误的深层次原因,是长期以来他在知识分子问题理论上存在着一系列矛盾与困惑,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点:

一是在划分知识分子属性标准上存在着二重性标准,因而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则呈现出二重性认识。

在民主革命时期,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阶级只能以经济为标准的观点,总体上成功地划分了中国各个阶级的范畴,唯独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陷入困惑。一方面,他以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为依据,把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划归劳动人民的范畴。如他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时,于1933年为民主中央政府起草的《关于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文件中明确规定:知识分子“本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故该文件指出:“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当著作家、艺术家等的时候,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171948年他又说:“所谓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18另一方面,又依据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生活条件及所依附的阶级,把知识分子划归不同的阶级,主要是剥削阶级阵营。譬如,还是在他为民主中央政府起草的决定中,又提出“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依其所属的阶级决定,如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富农,中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中农”19。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是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在论及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时却这样说:“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20显然,在这两处时间里,把知识分子个人的成分——“阶级属性”和知识分子的家庭成分——“阶级出身”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妨碍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因为那时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主要的是依据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来制定的,而且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主要是发动和依靠工农两大阶级取得的,因而,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的二重性认识,并没有在他领导革命的实践中带来多大的消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划分知识分子属性的标准问题上,基本上沿用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二重性标准,且更多的是用家庭出身、所受教育性质及政治思想等来判断知识分子的属性。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重点讲了知识分子问题,认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21显然,这里是按经济的标准而把知识分子划归劳动人民的范畴的。但更多的时候,总是把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等与他们的阶级属性相联系,甚至相混淆,即从非经济的方面考察知识分子的属性。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期间,和著名爱国人士、哲学家和教育家梁漱溟先生,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在批判梁先生的“九天九地”说时讲道:“中国现在有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资本家、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起义将军、宗教首领、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22在此将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这些知识分子与资本家等并列,显然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政治思想等考虑的。再譬如,在1956年8月30日举行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23这里也是从家庭出身、政治思想等来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正是受他的观点的影响,八大政治报告不但没有重申同年1月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知识分子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而且把除新培养的劳动人民出身以外的知识分子,仍然列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范畴。总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上存在着矛盾的二重性,那么,其结果一方面把知识分子划入劳动人民行列,另一方面又划入剥削阶级行列。

二是把阶级既看作是经济范畴,又认为是政治思想范畴。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24划分阶级只能以经济为依据。然而晚年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58年11月,这样说: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按苏联的说法是1936年宣布的,16年消灭,我国16年也许可能。今年9年,还有7年。但不要说死。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25。“这就提出了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背离的,所谓除了有‘经济剥削的阶级’之外,还有‘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错误观点”26。而把阶级看作是一个政治思想范畴,“这就在事实上提出了一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的新方法。”27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按此方法判断知识分子属性,必然从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错误前提出发,得出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结论。

三是一方面承认搞建设离开知识分子不行,另一方面又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缺乏充分的认识。

如果说革命主要的依靠工人、农民就可以取得胜利,那么搞建设离开了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要建设、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依赖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文化知识的载体——知识分子。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知识分子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获得进步的决定因素。因此,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此,是有所认识的。他说过,搞建设没有知识分子,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的这种认识又是很不牢固的。由于中国革命主要是依靠工农两大阶级,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取得胜利的,这一事实使在较大程度上认为,建设同样可以依靠工农阶级和战争年代里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一认识的产物),加之他对知识分子的恐惧感、不信任感,使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始终缺乏充分的认识。尤其是经过反右派运动,对广大知识分子普遍产生了一种反感和鄙视的心理,认为没有知识分子照样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甚至进一步贬低知识分子的作用,认为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无知识的,并说:知识分子“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28“这种评估实际上把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的关系,说成了主人同雇员、老板同打工仔的关系,而不是平等的、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29而且更重要的是把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农民公然对立起来。因此,知识分子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也就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综上所述,由于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状况估计失误及匈牙利事件和反右斗争等客观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他本人在知识分子问题理论上的一系列矛盾与困惑,导致了晚年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这个原则性的失误带来了两个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是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二是导致了本人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看法,并成为1957年后20年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之始。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应永远铭记在心!13

《选集》(下卷)第162、16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245711141521222328《选集》第5卷第409、404、405—406、338、326、456、484、406、113—114、302、453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6《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4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910许全兴《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00—10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121727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87、85、9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3《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49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626席宣、金春明《〈〉简史》第10—11、第1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18《选集》第4卷第128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9转引自《关于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社会归属问题的思考》,《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1期。20《选集》第2卷第64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4《列宁全集》第6卷第233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25《在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1日)。29金春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反思》,《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2期。作者孙继虎西北师范大学马列教学部讲师兰州730070(责任编辑胡小鹏/校对古跃贺平)69

阶级范文篇6

受葛兰西影响，密利本德和普朗策斯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家问题，但两人都相互指责对方采取了过分狭隘的决定论观点。密利本德使用了社会学方法去分析那些控制国家重要职位的人，说明统治阶级是怎样在经济上控制国家机器的，但他表示他不同意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观点。当国家“代表统治阶级采取行动时，它多半并不按照统治阶级的指令行事。……当它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时拥有高度的自主和独立，而且，如果它是要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的话，必须真正拥有这种高度的自主和独立。”[21]密利本德支持阿尔都塞的观点，即把国家描述为一毓结构，其性质是注定要为统治阶级的最终利益发挥作用的。而普朗策斯却认为，正是为了实现这种长期利益，国家就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短期利益的工具，更不可能是资产阶级某一部分的工具。[22]尽管两人的意见相左，但结果是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作用的更加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事实上已经表明，国家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很大的自主性。

这类争论已经激起人们尝试着限定，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相对自主的含义，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此加以论证，但迄今为止，只有普朗策斯所作的分析最为深刻。他认为国家客观上最必要的基本功能是维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结构的凝聚力，这样才能保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得以持续下去。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具有社会凝聚的功能，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与经济相对立的政治领域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以超经济强制来占有剩余劳动价值，国家因而直接介入了经济的阶级斗争，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功能主要通过市场力量去实现。国家可以制定专门化的有凝聚力的制度，这些制度看上去是合乎大众利益的，公正的，是超然于各种经济利益之间的斗争之上的。反过来，这又使得组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权力集团成为可能，在资产阶级或其一部分实行全面垄断的同时，这个集团总包括几个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派别。而国家由于其制度上的自主性和内聚力，便无须去充当任何一个阶级或派别的工具，而是对他们全体都有相对自主性。[23]

普朗策斯在相当程度影响了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三世界的分析，即假定国家所做的都是为了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最终利益，它也不可能成为任意一个阶级的工具。这样也才能解释边缘地区往往是国家强大而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这一“不合逻辑”的现象。

事实上，在对第三世界政权的分析中，密利本德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的对手的观点。他认为，权力膨胀这一现象在第三世界十分普遍，其原因是，那些对限制和控制国家权力感兴趣的社会集团并没有权力或意志来这样做，然而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却发现，一个强有力的采取高压手段的国家来代表他们行动是对他们有利的。[24]换言之，“虚弱的阶级”和“强大的政权”可以并存，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虚弱才需要强大的权力膨胀的国家机器。

当然，这种第三世界的统治阶级和其他地方的统治阶级也一样不纯正不统一，它容易变得四分五裂，加上权力高度集中在个别人身上，极易发生频繁和激烈的变动。这些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表达能力都很差，这些社会连同国家本身实际上都是“非政治化的”，并经常处于军事统治之下，通过政党和其他集团垄断着政治活动，这些政党和集团只不过是官僚的外壳，很少有生动的实质内容，在此情况下，国家确实表现出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权，而且几乎变成“为国家的国家”，或至少是为着那些统治着国家的人的国家。[25]

在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的分析中，德·詹维尔的工作最为引人注目。他以拉美为例，分析了资产阶级各派，尤其是以生产日用品为主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以生产对外出口的奢侈品为主的“依附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冲突。前者的逻辑是促进积累，后者却是降低积累，两个集团都组成了联盟，并想通过联盟来控制对方，掌握政权。在1850－1930年间，依附资产阶级（包括出口导向的土地寡头和商业买办）与外国资本联盟控制了政权。但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与统治联盟的利益却不不相干的。1929年后，进口替代工业化以一种保持土地寡头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方式发展起来，而人民则希望工业化能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能够上升。政府对此的对策是在生产的发展和消费能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以及通过大众主义者或社会民主的政治安排来与工人阶级的重要部分合作。这种主动的工业化特征在50年代日闪明显，并且创造了一个主要以普通日用品为主蝗国内市场。

50年代后期，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日益被支付赤字，有限的金融能力，以及食品危机所困挠，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资本再度扩张并渗透到拉美，其最明显的方式是通过对跨国公司的投资。这两种趋势的后果是推动该地区的生产向出口和奢侈品方向发展，而偏离了日用品生产。农村则面临着反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压力，农业的发展由此而步上了“容克道路”。加速了封建财产的转变，并使仍在统治地位的土地精英们制定的农业发展政策有利于节省劳力而不是节省土地，并使得粮食生产停滞不前。这种形势使得依附资本要想进一步控制民族资本更为困难，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引发了一系列危机。[26]

德·詹维尔由此认为，在国家政权的层次上，资本内部存在着矛盾：依附资本要求便宜的劳力，累进的收入分配以促进奢侈品的需求，而民族资本则要求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上涨而增加以便创造一个消费日用品的国内市场。“为克服此种矛盾的政府支出，又创造了新的矛盾，即金融危机，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高通货膨胀率与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外债。”[27]因而，当资产阶级的两部分的斗争陷入僵局时，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会易于扩大，而工人阶级斗争的威胁则会使政府获得更大的再组织和制定政策的权力。

以此思路，哈姆扎·阿拉维分析了巴基斯坦的政治，以实例证明该国的政权不仅在经济上不受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社会成分的束缚，而且在政治上很大的自主性。这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首先，在经济方面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不是一个，而是三个阶级：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他们同处于都市中心资产阶级的霸权庇护下。这三个阶级虽有短期利益冲突，但并无根本性矛盾。国家政权在维护他们共同长期利益的同时，不可能成为其中任何一个阶级的绝对统治工具。其次，后殖民时代的社会，继承了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它使军队和官僚机构合为了一体，就其与本国社会结构的关系上来讲，它是过度发达的。

阿拉维认为，地主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主，因为他们已采用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民族资产阶级在早先的反帝斗争中确实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在独立后发生了重要的重新组合。民族资产阶级已无须与亲帝国主义“封建”因素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已获得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国家政权机构、制度和法律的结构已经存在，这是由都市中心的建立起来的。[28]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谋求扩展其经济活动的能力，日益感到自己在取得先进工业技术方面依赖于都市中心资产阶级。而日遭冷落的买办资产阶级则起而反对它无法与之竞争的都市中心的扩张活动，但已无太大的政治意义。至于都市中心资产阶级，虽不再占绝对统治地位却是官僚军事政权相对自主性的最大受益者。[29]他们通过私下腐化及本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对发展中国家的官僚政治产生很大影响并从中捞取了巨大的好处。

此外，阿拉维还认为不能认为这三个阶级是同一阶级的不同部分。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部分基本上是互为补充的，它们只有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但在边缘地区，这三个阶级的经济作用是相互排斥的，虽然它们并没有长期的根本利害冲突。例如，在巴基斯坦，地主通过对官僚机构的影响，保证了能农业收入免征所得税的好处，虽然民族资产阶级与都市中心的资产阶级都要求征收农业税以便为更大的发展计划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地主利益的要求有时也受到排斥，如有关原棉价格的政策就有损于种植者的利益而对大纺织厂主有利。虽然如此，边缘地区的资本主义不幸尚能确保他们不会发生长期的根本对抗。因为在独立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已无须去反对封建主义，它已获得一套殖民政权准备好的，符合资本主义发展计划的国家制度。这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方，经过一场暴力革命后，本国的资产阶级必须创立自己的国家政权以及相应的法律和机构组织。此外，在获得独立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依靠都市中心资产阶级，而后者也在谋划着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合作，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一条获取经济利益的渠道，从而避免了伴随他们自己投资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30]当然，这种合作使原来的买办阶级的作用逐渐为都市中心资产阶级所取代。

总之，这就是三个统治阶级既有短期的利害冲突，又有要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私有财产制度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源。这种既有短期冲突，又有长期利害关系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就是后殖民地国家拥有相对自主性的首要因素。此外，殖民者在殖民时期，这了确保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有足够的力量使殖民地内部其他各社会阶级处于从属地位，往往使这部国家机器过分强大。而这个以官僚和军队为中心的国家机器，大部为最新独立的国家所继承，并形成了种种制度化的权力移交程序。[31]

不少学者对此尚有异议，并例举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政权不够强大的实例，但对第三世界的国家政权拥有相对自主性这一点，却大体取得了共识。问题在于，这种相对自主性的本质是什么，它对发展究竟有何重要的意义？

◎发展的关键性变项

正如南方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发展是一个深刻的结构性变革的过程，是不可能简单从国外引进的。成功的发展是与经济、政体及公民社会的承压力密切相联系的，要求它们以和谐一致的精神追求共同的目标和目的。因此，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能否成功，“将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来进行改革并重振自己的经济、政体和社会。”[32]

换言之，这种能力是发展的关键性变项，那么，这种能力从何而来？谁具有此种能力？

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第三世界的任何一个阶级或集团，都不可能单独具有此种能力。这是因为，第三世界的原有阶级，尚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上，自然不可能具有此种动员社会进行发展的能力；而殖民入侵后的新生阶级，又过于弱小，尚未“成长”到可以单独承担此项任务的程度。这里，回顾一下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逊的观点，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有益的。汤普逊指出，阶级不是一个“自在之物”（being），它是一个历史现象，一个阶级需要有共同的经历，从文化的角度去把握这些经历就是所谓的阶级意识。一个社会集团只有产生了自己意识的前提下才开始成为一个阶级。[33]换言之，阶级不是一个历史上不证自明的永恒的存在范畴，它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在英荷等早期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商业和工业的资产阶级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逐步形成的，并且也逐渐强大到了可以使本国的发展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向进行的程度，在法国，资产阶级甚至还可以与人民大众联合去反对封建主义。而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已不可能从容不迫地，自然地等待某个发展的主要阶级的产生，并由它来承担现代化的任务。于是，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相对自主性的本质及其意义到此就开始显现出来了。

由于第三世界社会各阶级的软弱（这里不是指其人数，而主要是指其阶级意识的淡薄和自组织能力的缺乏），其国家政权就成为唯一一个坚强的有力的组织机构。事实上，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第三世界国家已开始显现出某种阶级的特征，尤其是那些处于政权上层的官员们利用国家资源为其个人或部门谋求私利的行径，其实质就是他们在为自己的“阶级”谋取利益。毫无疑问，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国内各阶级的软弱加强了国家的自主性，由此产生了“为国家的国家”，并且使得一个新的统治阶层得以出现在国家本身的基础上，直到最后成为一个阶级。这是一个没有生产资料，但却通过权力部门控制各主要生产部门和企业，拥有巨大的政治势力和物质财富的第三世界的特殊的阶级。它在第三世界国内的阶级斗争中，扮演着核心的，几乎有无限权威的角色。当然它也合乎情理地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中唯一具有上述能力的“阶级”。

构成国家政权主要成分的是各级官僚，虽然从理论上讲官僚并不拥有生产资料，但却往往十分有效地控制着生产资料。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特殊的阶级是有充分依据的。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官僚要么通过各种裙带关系产生，要么通过各种公务员制度补充人员。后一种情况的主要来源是工薪阶层，职员、店员、邮递员、小学教师及各类专门学校培养的学生。然而，一时加入官僚系统，他们就开始被同化，逐渐成为这个“政治阶级”的组成部分。这个阶级的主要特点是它不立足于某种特定的经济基础，而立足于权力。这反过来给予它“创造”或加强某一阶级的权力，当国家所有制或某种形式的计划经济对其有利时，它们会支持国有化政策；而一旦官僚们相信私营企业定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利润时，他们便会允许其卷土重来，而将“人民所有”或“公有制”原则抛到一边了。

阶级范文篇7

一、古希腊的经验

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可能是最早研究中产阶级与民主之间关系的学者。在《政治学》1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古希腊民主的发达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古希腊社会商业化导致了商业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从而改变了古希腊社会的政治力量结构，这导致了古希腊社会政治结构的迅速变化：海军探险队和公民武装力量变成了新兴军事组织，理性科学的世界观发展了，传统产权制度崩溃了，中产阶级和较穷阶级政治参与的欲望扩张了，民主制也就逐渐取代了君主制和军事贵族制。

亚里士多德说，在古希腊社会里，有权有势的富人建立的政府形式必然是寡头制，在这种体制中，只有拥有大笔财富的人才拥有投票权或者有机会担任公职，排除了大多数人参政的可能性，这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参政欲望日益扩张的时代里必然导致激烈的斗争。如果穷人为数众多并且组织良好，穷人就会建立"极端民主制"的政府形式，没有教养的穷人倾向于"暴民统治"，他们常常践踏法律，以多数的暴政取代法治，经常因为盲从魅力型民众领袖的领导而使极端民主制向专制制度蜕化。

这说明，由富人和穷人建立的政治制度均具有政治不稳定性，容易导致激烈的破坏性的阶级斗争。那么，稳健的民主政治何以可能呢？亚里士多德说，凡是中产阶级很发达的地方，均倾向于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的政府形式，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尽可能囊括所有的人。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不仅是民主的(包括人民或者民众)，并且也是守法的。这种制度有一系列宪法性法律来制约和引导公民大会的决定，来制约公民大会可能具有的多数专制倾向，制止多数专断地对待少数派，使多数派避免为一时的群众激情所诱导而误入歧途，使多数派不象羊群一样为魅力型的独裁者所左右。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替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由于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就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和独裁。贫富之间的战争一旦为富人所取胜，富人就会建立寡头制，把中产阶级和穷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统治目的名义上是为了所有人而实际上却是为了富人自己的利益。贫富之争穷人得势时，穷人则会建立极端民主制，它不尊重法律，为群众心理所左右，是恶劣的、独裁的，为穷人所推崇的英雄所统治，而魅力型的英雄虽以穷人的名义进行统治，但实际上则可能是为自己的利益或偏好服务。

所以，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寡头制和极端民主制均是邪恶的、不合理的政府形式，不仅因为它不为公共利益服务，也因为残酷的革命和反革命斗争、几近无政府状态的政治不稳定，往往是残酷的专制制度的渊源。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包容所有公民，并为法律所约束，所以实际上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亚里士多德称之为politia，即法治民主制度，也就是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并受宪法所制约的民主，它与极端民主制度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极端民主制往往只尊重多数的意志，以朝令夕改的人治来替代具有稳定性的以制约权力为核心内涵的法治。

那么，造就politia即法治民主制度的中产阶级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呢？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占优势，不见得一定要在数量上占据压倒多数，而只要求在数量上足够多、政治上足够兴旺，以便能与下层阶级结盟，制约住富人的权力。这时，富人势单力薄，就会参加而不是反对法治民主政体的建设。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只要中产阶级足够大、足够兴旺，足够有教养，他们就会成为建设法治和民主的核心力量。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产阶级是商业中产阶级，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经商、营销或手工业制造上，由于闲暇不足，花在教育上的时间少于因为有奴隶为其劳动而拥有充分闲暇的上层阶级，因而其教养劣于上层阶级。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是自己的辛勤劳作和占相对优势的集体力量，而富人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是土地所有权和骑兵部队，这使得亚里士多德有些担心，然而他坚持中庸之道，在政治领域的中庸之道意味着以多数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政府。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尽管中产阶级的教养比富人差，但是他们的教养对于良好的公民精神已经足够了，并且在政治和哲学领域里他们显得比富人更有理性的风度。这使得中产阶级能够成为法治民主的中坚力量。那么，古希腊为什么会有中产阶级呢？为什么会出现法治民主制度呢？这与古希腊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有关。在古希腊社会里，商业很发达，这就产生了商业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从事贸易职业，从而在行为上具有了法治理性的特征。古希腊中产阶级法治世界观以及理性计算、讲究实际的世界观渊源于其商业生活，因为货币(财富的理性计算)、有息贷款、金融业必然会创造了一种商业文化的网络，这一网络以资本、精打细算、发财欲和理性的世界观为基本特征。商业交易总是需要契约法则，而契约法则的基础是商业关系的理性安排，不是神秘的宗教制度的权威，也不是国王的权力。契约法则与贸易资本主义和供出售的手工业生产的扩张同时出现。不为王国官僚机构的官员和神秘宗教等级机构的教士所控制的市场销售和市场定价加强了古代社会商业领域的理性算计倾向。

在古希腊，理性算计的世界观不仅仅限于商业领域，因为数学和对自然的数学观是古希腊教育的基础之一。以数学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的观念首先暗含在毕达哥拉斯及其信徒的宗教性术语中，后来这一观念传播到爱奥尼亚城市的世俗的商业文化中。自此以后，对宇宙的数学计算成为希腊社会的文化内核。宇宙的数学化导致对可理解的宇宙的世俗的科学描述。契约法则原本只是保护在贸易和市场运作的商业交易的工具，后来超越商业领域先向公民生活管理领域扩张，后又向一般的政治行动领域扩张。这一扩张的结果就是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理性化。

此外，古希腊也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条件。如古希腊社会没有神圣的中央集权的王权国家，不存在广泛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官员，也没有有权有势的与神圣王权有关并使之具有合法性权利的教士，商业文化网络的发展没有任何障碍，从而发展成为古希腊社会的主流文化倾向之一（其他文化倾向还有尚武精神等）。这一过程在古代社会是不正常的，对于古希腊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对于罗马，在一定程度上对腓尼基城市国家也是如此。由于没有神圣的王权官僚国家，公民活动的管理，从交通法规到建筑法典，均置于扩展的法律王国民法的管制之下。社会行为的理性评价的概念从民法扩展到刑法。在快速商业化的希腊城邦中，不存在国王、教士、部族长老垄断司法判决的现象，刑事案件有罪、无罪的判决转而取决于公民大会的决定。刑事案件的结果先通过理性辩论，辩论者代表双方进行辩论，辩论者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律师，但却是受过良好教育并训练有素的演说家，受当事人的委托并接受当事人的报酬。辩论之后由陪审员大会根据宪法和民法来决定是否有罪。理性的、可辩论的刑法替代了宗教教规和国王的法令。民法与刑法精神扩展到政治生活领域，宪法就成了新兴希腊商业城邦公民行为的指导原则。

于是，自然合法的思想原则开始扩展到宇宙观层次，这样宇宙不仅被看作是数学上可计算的，而且在运作上是合法的。自然合法的原则，与数学计算一起成了科学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在这样一个商业的、世俗的、科学的文化网络中，理性的世界观出现了，法治民主就成了政治的最高标准，而君主统治、神权政治却成了历史的遗产。

因此，不受神圣的王权官僚国家控制的商业文化和商业中产阶级的成长，必然导致科学世界观的发展，科学世界观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对法律和民主的渴求，从而为法治民主的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这是古希腊的经验。现代历史进程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在英国和法国的启蒙时期得到戏剧性的扩展，继而在近现代欧美民族国家内得到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以自由为导向的法治民主伴随着商业性中产阶级和商业文化的发展而得到了艰难的发展。这一进程不完全是古希腊历史的再现，但的确具有内在的逻辑相似性。

二、西方社会的忧患

古希腊的经验表明，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充分条件之一。现在的问题是，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必要条件吗？也就是说如果中产阶级不再从事商业，而是成为现代官僚制度中的白领阶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官僚以及专业工作者，这时的中产阶级仍然能够成为法治民主政府的支柱吗？新中产阶级是否会被韦伯所说的官僚制的"铁的牢笼"(ironcage)锁住从而与法治民主无缘呢？在古希腊社会之后，专制的帝国取代了古希腊的城邦，在现代社会里，法治民主国家是否会重蹈覆辙而为巨型官僚组织组成的帝国体制所取代呢从近代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中产阶级的成长与产业革命有很大的关系。在工业革命初期，贸易资本家独领风骚，他们把商业利润投资于工业，从而变成了产业资本家(英国、荷兰、比利时，然后是美国)。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在其《大变革》一书中精彩地描述了这一现象。第一阶段的产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上层阶级、小业主和小农场主中产阶级(作为独立的为市场而生产的企业家的中产阶级)。当然，与工厂体制同时出现的产业工人则是新的下层阶级。这一阶段的中产阶级与古典中产阶级差别不大，均具有商业性。2

在工业革命的中期和后期，中产阶级的特性有了一定的变化，获得了新的特点。因为在这一阶段，巨型公司和现代官僚制国家得到了发展，管理和官僚阶层作为新的上层中产阶级出现了，与此同时一个数量众多的新的白领办公室工人也加入了中产阶级的队伍，而在当代社会，中产阶级队伍里更增加了专家治国论者，工程师、应用科学家、计算机专家和当代高技术、福利国家经济体制所必要的职业服务人员。

中产阶级的官僚化或者组织化引起了许多思想家对于法治民主命运的担心。比如马克斯·韦伯就担心官僚化、组织化的新中产阶级的理性世界观可能会变成官僚组织的理性，官僚的头脑对法律契约和民主辩论的理性，势必导致民主缺乏特定的观念基础而走向衰落。米尔斯(Mills)也有同样的担心，他认为，新中产阶级与古代的中产阶级截然不同。古代中产阶级是农场、商店和办公室里独立的小业主。他们不必向任何人负责，在政治上是非常独立的。而新的中产阶级却是巨型公司、政府或者公共服务官僚机构的工薪雇员，他们是不独立的。他警告说，新中产阶级被巨大官僚组织的"身分等级"禁锢住了。所以，他们不可能具有民主公民所需要的独立精神。韦伯和米尔斯预言，世界将为"没有灵魂的技术人员"所操纵，将为"没有良心的纵欲者"所居住，民主和法律将毫无存在余地。官僚的钢铁外衣将会罩住新中产阶级，把他们锁进官僚和技术统治昌盛、自由和民主变为历史陈迹的世界中。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iMarcuse)指出，新时代的科学在专业化的专家王国中变得相互孤立了，普通公民与科学的距离越来越远。普通公民不再追求科学精神，而是追求个人感觉世界的快乐，或者追求神秘而空洞的非理性的宗教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法治民主必将因为缺乏适当的社会支持和观念支持而走向衰落。

思想家的警告是有理由的，但是这些警告仅仅是警告，因为新中产阶级虽然具有官僚化、组织化的特征，但它依然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忠实基础，因为它远没有放弃法治理性的政治，他们依然坚定地信奉法治民主。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中产阶级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新中产阶级成员接受大学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虽然现代教育日益技术化和职业化了，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没有受到忽视。它们顽强地植根于大学课程之中，其结果就是创造了更富有思想、更富有理性的个人。新中产阶级所具有的教养足以使其具有履行公民权利和参加民主活动所需要的能力。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无论是商业的还是组织的，均可以使自己适应政治参与，并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政治领导所愚弄。对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来说，政治领袖不是上帝也不是英雄，而只是政治上的同事。所以，他们接受这样的观念，应该评估政治领袖的业绩，应该钳制政治领导人潜在的贪欲和权力。教育良好的新中产阶级从不神化政治领袖，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也完全有理由参与政治领袖的选举过程。富有教养的新中产阶级认可专家们的知识，但他们并不放弃自己作为公民的决策义务。教育良好的新中产阶级清楚地知道即使是最优秀的专家也可能经常犯错误，在专家之间也经常会有分歧。所以，韦伯和米尔斯对为官僚组织所组织起来的专家来控制国家的恐惧是不必要的。在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遍天下的时代，新中产阶级所看到的专家决策失误的情况太多了。这加强了他们参与决策的欲望，也为此提供了合法性，尽管这只是选举的和政党的参与。新中产阶级寻求选举参与和法律保护，其原因就是他们不信任为官僚国家所组织起来的专家，寻求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他们对政治参与的必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其次，中产阶级牢固地确立了世俗的、科学的、理性的世界观。当他们仰望天空时，他们看到飞行员和宇航员，他们幻想星际旅游和星球大战，他们看到了有着黑洞和超新星的无限宇宙。他们不会看到天堂和一大群的天使。这一新的宇宙观确实导致了伦理和道德的危机，其原因只是因为科学不能够告诉我们何对何错，但这种世界观也确实创造了理性的大众，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承担民主的责任，并有能力积极参加法治民主所需要的公共活动。

第三，现代富有理性的中产阶级，尽管被吸入进这个或者那个巨型官僚机构，但并不把官僚机构看成是神圣的。如果说，古代中国或者古埃及的农民把帝国的庞大官僚机器看成是神圣的，向它跪拜，向它鞠躬，向它行礼，现代中产阶级公民绝不会把官僚组织视为神圣之物。他们忠诚地为其组织服务，有时候还废寝忘食，但他们对组织并不愚忠，为了寻求自己的发展，他们会变革组织。

第四，韦伯和米尔斯相信新中产阶级将会变得很驯顺，并被锁进巨型官僚组织的身分等级结构，韦伯和米尔斯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幸运的是他们的担心并未成为事实。因为韦伯和米尔斯没有看到，在巨型组织中工作的新中产阶级，对官僚组织的非理性、无效率和权威主义倾向更了解。在官僚组织中工作的新中产阶级痛苦地意识到规则和条例的僵硬性，深深地了解官僚组织规则的非人格特性，也了解由此产生的异化。他们明白，文字上的规则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创造了繁文缛节，从而成为组织营运的障碍，这些障碍如何遏制了创造力和非正式领导的输入。新中产阶级了解并拒绝这些权威主义的、无效率的、非人化的程序。他们补充了巨型官僚机构的人员，但拒绝了他们赖以为生的结构。在现代国家里，除了日本以外，很少有人一生忠于某一公司、政府机构、医院或者大学组织等官僚机构。中产阶级把巨型官僚组织看作是无效的、反人性的和专横的，只是利用而不是崇拜官僚组织，通过法治民主来制约官僚制度，这本身就是民主发展的重要支柱。

此外，现代新中产阶级因职业关系生活于大规模组织中，但他们也发展了与官僚组织世界完全隔离的私人存在。韦伯、米尔斯、拉什、阿伦特以及其他人均警告说，这一私人化的领域会变成出世的纵欲者的领域。根据这些思想家的看法，新中产阶级个人将会变成自恋者，变得自私、纵欲、自重，从而放弃公民的角色。拉什和阿伦特批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美国青年不关心政治，缺乏博爱精神和人道关怀。这一批评是正确的。但是拉什和阿伦特看到了对六十年代激进主义的抗拒现象，尤其在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早期的美国，中产阶级开始较为理性地寻求私人领域的发展。雅皮士、自我发展、减肥、马拉松长跑等，这些司空见惯的事就是自我发展的例子。人格上的至善是当代在私人生活领域相互疏远、互不关怀的中产阶级所想实现的最高境界。这些自我发展倾向是对嬉皮士和吸毒行为的背叛。在六十年代的美国，马丁·路德·金、罗伯特·肯尼迪以及肯特城、杰克逊城血案使得当时的人道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动摇了，使得他们退出公共领域，变得较为内向，只关心自己的私人生活，吸毒、纵欲，陷入了嬉皮士式的生活方式。雅皮士拒绝嬉皮士的堕落，可以说是再次走向公共参与的健康的第一步。迈入九十年代后，新中产阶级在私人生活领域仍然表现出有些自恋的倾向，但已经开始向人道的关怀迈进。他们关心挨饿的人们，当埃塞俄比亚发生饥荒时，新中产阶级伸出他们的援助之手捐款相助。摇滚乐队是自我纵欲者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标志，但是他们组织音乐会举行义演，为饥饿者、为患艾滋病者、为因破产失去土地的农民捐款。在私人领域走出自我封闭的世界，向需要援助者伸出援助之手的进程就是相互关怀的公共精神成长的过程。这正是自由的法治民主所必需的。所以，尽管从韦伯到拉什均正确地警告当代官僚世界中个人生活的自私和私人化本性，但是公民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关怀并未死亡。后者继续为政治参与提供热情，使得法治民主政治继续以新中产阶级为基础。转中产阶级是法治民主的保卫者，那么"谁来保卫保卫者"呢？新中产阶级作为巨型官僚组织的雇员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也十分清楚。以法律来制约权力，以任期来强制权力的制度化更替，可以遏制政治领导人的可能发作的非理性行为，从而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只有法律才能保卫保护者，使新中产阶级免受官僚组织的侵害，从而维护法治民主。为了寻求法律的保护，新中产阶级虽然以巨型组织为生，在上班的那段时间的确被锁进了巨型组织，但是在巨型组织之外的个人生活领域里，他们仍然强烈地坚持法治民主的原则，在职业生活之外的时间里，在公共领域里还表现出强烈的保护法律的责任和参与政治的愿望。他们在政治过程中惊人地活跃，坚决支持法律程序，积极参与政治，强烈反对独裁统治，从而以法律来制约权力，以法律来保护自己。这就更加强了新中产阶级作为法治民主基石的地位。

因此，在现代工业化国家，新中产阶级虽然因为官僚理性的威胁而可能滑离法治民主的轨道，但是他们仍然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础。那么，在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里，中产阶级是否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础呢？

三、发展中国家的难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已经在现代职业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过着以个人幸福为核心价值的现代生活，为自己的事业贡献着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知识。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使得曾经为快速工业化和高度的政治整合作出贡献的专制政治显得过时了。因为专制的控制对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对于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来说，稳定的法治民主更能够激发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所需要的活力。

中产阶级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其原因有如下四个方面：首先，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的确从未体验过现代法治民主，但他们均向往民主，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亲身经历过暴虐的专制统治的危害。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均活跃地追求法律的保护，因为中产阶级已经觉察到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的祸害。现在，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早已着手积极研究美国宪法和辉格自由传统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中产阶级普遍拒绝某些政治势力垄断国家权力。即使是在国家官僚结构中就职的中产阶级也在拒绝国家权力的垄断，因为在独裁的等级结构中他们也同样深受上级的迫害。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无论是在官僚结构之内还是之外，均教育良好，都希望在演说、文章、艺术作品以及个人生活中表达自己，这些表达是为独裁的发展中国家所严格控制的。从政治舆论到摇滚音乐均要受到检查的专制制度，是不可能与日益壮大的、受过大学教育的新中产阶级和平共处的。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倾向于追求更多的选择，如自由选择职业、居住地点和消费方式。由于独裁专制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通过政治强制来限制中产阶级的更多的自由选择，要求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选择的自由，必然意味着寻求更少的政治强制。这加强了寻求政治自由和运用宪法和法律制约国家权力的压力。

在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是反对政治独裁、捍卫法治、制约政治权力、建设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从总的趋势来看，的确是如此。但是，对于特定国家和地区来说，新兴的中产阶级和法治民主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如此简单，其原因是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均有自己的特色。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现代化的进程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入现代化的过程恐怕也是一个屈辱的历史过程。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诞生、壮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正是在这个屈辱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不是法治民主的基石。就东南亚来说，由于新形成的规模不大的中产阶级主要是由外国的亚洲移民(主要是印度人和中国人)而不是由本国人构成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没有兴趣也很少有可能参与当地的政治，这时他们很难成为法治民主的基石。而当专制政治能够为中产阶级的事业发展提供适当的自由和秩序时，中产阶级更可能成为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新加坡，专制的政治和成功的经济发展同时并存，中产阶级在专制政治统治下获得了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秩序，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所以就放弃了促进民主的"使命"。当然，如果专制制度不给中产阶级提供事业发展所需要的适当的自由和秩序，中产阶级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菲律宾就是一个例子。在菲律宾，马科斯的专制统治不给中产阶级以适当的自由和秩序，并且还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于是在许多地方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任何暴力和动乱的天然敌人的中产阶级在反对马科斯的斗争中与其他不同政见者携起手来，一反保守的性格，成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因为这时的中产阶级必须首先从妨碍其事业发展的独裁的政治控制中解放出来，然后才能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础。

亨廷顿的研究也揭示出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具有保守性，也可能具有革命性。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能够适应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的经济自由需要和政治参与需要，那么中产阶级就能够成为拥护传统专制制度的保守力量，反之则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他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在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当中，中产阶级日趋壮大，并开始广泛地参与政治，"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定。......政治制度所承担的压力太大，甚至是高度发达的政治制度也承受不住，所以在大多数社会中，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传统制度都因此而纷纷解体或崩溃了"。3但是，"如果传统政治制度确能适应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如果现行中产阶级政体中的各种政治制度也具有适应能力，那么它就会转变为一个充分参与、高度制度化的现代政体。相反，如果这些政治制度不具有适应大众参与的能力，......那么该社会就会向大众执政官政治的方向发展，各种主要社会势力就会形成高度动员和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大规模运动。"4

在实行君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君主走向现代化的目标既要对付自由派的反对，也要对付保守派的反对，为此他必须寻找适当的政治支持。中产阶级就是其中重要支持之一。不过，君主要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是有很大难度的。首先，中产阶级必须足够强大。在许多社会中，中产阶级没有强大到可以帮助君主进行改革的地步，比如在哈伯斯堡王朝时期，根本没有足够的中产阶级来给君主以有效的支持。在许多走向现代化的君主制国家中，公营事业和政府工作常常是那些精英所追求的职业，这一传统也阻碍了具有自主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在这些社会中，商业和金融业大多由少数种族来从事，如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泰国境内的中国人，他们从来不是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其次，在二十世纪，中产阶级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并且力量也足够强大，但也可能是君主制的天然敌人。比如十八世纪的伏尔泰和新兴的中产阶级都热衷于开明专制，而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甚至倾向于把最开明的专制也描绘成封建时代的错误。在中产阶级圈子中，君主制已不再时兴了。不管他们多么支持现代化中君主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但他们依然反对作为一种制度的君主制。他们反对具有现代化观念的君主对通信、选举和议会自由所设定的限制，他们会认为君主的改革过于狭窄和迟缓，只不过是一种意在用局部改革来维护现状的障眼法。所以，在如同伊朗这样的国家里，城市中产阶级不但不是支持现代化的君主的来源，反而与传统的教士为伍，成为君主的死敌。

一般来说，非民主政治中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只要提供个人流动的机会，就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中产阶级专家吸收进政府参加工作。这可以安抚那些有可能反对君主制的人们。但是，这样做对君主来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就如亨廷顿所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传统君主制通过这种个别吸收的进程来减少不满的能力日渐减弱。......对个别吸收的效果有一个最终的限制，这就是，虽然吸收了中产阶级中某些最积极的领袖，使之有助于政权的未来，但这是不够的，因为它并没有为把中产阶级集团和较底层的集团作为集团同化进政治体系提供工具。这只是一种延缓行为。有着新利益的新集团仍将在社会中出现；高层次的个人流动，也许会减少这些集团追求其利益的强度和技术，但不能将其杜绝。把这些集团同化进体系中的迫切性虽然减少，却依然存在。"5转许多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历史均表明，贵族和宗教领袖一般是传统势力的代表，维护旧制度，抵制现代化，而受过现代教育的中产阶级则是革命的力量，是法治民主的急先锋。亨廷顿说："在大多数现代化中社会，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它是都市中反政府活动的主要源泉。恰恰是该集团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支配着都市政治。"6

中产阶级作为革命者的形象，与它作为现代政体的稳定的基石的传统形象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中产阶级政治角色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其主要原因是中产阶级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就如亨廷顿所认为的，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会经历好几个阶段。一般地说，最初登上社会舞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兼具传统遗产和现代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此后，中产阶级逐渐发展分化为文官、军官、教师和律师、工程师和技师、企业家和管理人员。最早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逐渐地趋于保守。有时，所有这些集团或其中大部分都可能会扮演革命角色，但一般而言，只是中产阶级中非官僚性和非商业性的成分才最容易从事反抗、暴力和革命。并且，在中产阶级的各种成分中，知识分子是最具有这种倾向的成分。这实际上并不是由于知识分子的背弃，而是由于知识分子已成长为一个可充当起义先锋队的独特集团。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背弃现存秩序，因为这个集团从来不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无需改变自己的效忠对象，他们只要一出现在社会舞台上，就扮演着潜在的革命角色。其原因就如亨廷顿所说，"知识分子的要求容易抽象化，并且是毫无止境的；这两个特性使知识分子成了革命者。"7

在现代化中国家，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不过，作为知识分子的中产阶级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革命者、现代法治民主的建设者，但它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却无法进行革命。知识分子能否取得革命的成功，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特定的阶级结构。因为知识分子充当革命角色的能力，取决于他们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最初他们可能是中产阶级的主要集团，此时知识分子煽动革命的能力，取决于他们赢得其他社会成分(如农民)广泛支持的能力。

从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发展过程来看，经济的发展、都市化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并使之多元化。亨廷顿说，"一种新的、更保守的中产阶级阶层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淡化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第一批中产阶级集团是最激进的。在这以后的中产阶级集团可能具有较多的科层化、技术化和商业化倾向，因而较为保守。"8商业化的、官僚化的中产阶级的逐渐壮大，中产阶级的保守倾向也将越来越明显。如果这时候现代法治民主政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就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稳定力量了。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具有足够力量的革命中产阶级的存在是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设现代法治民主的条件，而具有足够力量的商业化的、官僚化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现代法治民主政治持续稳定的阶级基础。

上述分析表明，中产阶级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在古希腊社会里，商业性的中产阶级是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基石。在现代社会里，非商业化的新中产阶级仍然是法治民主的基石。而在发展中国家，新兴的中产阶级在短期内可能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则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建设者和稳定力量。因此，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最根本的社会基础。

注释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

2KarlPolanyi:TheGreatTransformation,Boston:BeaconPress,1957.

阶级范文篇8

一

16世纪30年代，欧洲新教运动兴起，罗马教皇及天主教势力衰落。英王亨利八世出于维护自己政治、经济和宗教统治的目的，与罗马教皇决裂⑵。1534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至尊法案”，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最高首脑，拥有任命教职和决定教义的权力，宗教法庭改为国王法庭，召集宗教会议的权力属于国王，从而使英国教会成为国王手中的工具。同时，英国教会接受了加尔文教、路德教的某些思想，并保留了天主教的基本教义、主教制度和宗教仪式等许多传统，形成了安立甘教，又称圣公会，即英国国教。

1553年，信奉天主教的玛丽（1553-1558）继位，她恢复天主教，残酷迫害新教徒，烧死异端达300多人，被称为“血腥玛丽”。

1558年，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1558-1603）成为女王，并恢复了国教，在“血腥玛丽”时代逃往欧洲大陆的新教徒纷纷回国。

开始于16世纪30年代的英国宗教改革，在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封建专制统治的不断加强势必成为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重要障碍，而此时的英国国教会作为封建专制的重要支柱，也就必然遭到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反对。⑶

从16世纪60年代起，英国出现了反对国教会的“非国教徒”，他们主张依照加尔文教来“纯洁教会”，要求清除国教会中的天主教教义和教规仪式，清教徒由此而得名。

二

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前曾出现过一场颇为壮观的利用宗教反对宗教（即利用加尔文教反对国教）的反封建启蒙运动，掀起了一场清教运动。⑷

16世纪60年代中期，帕克大主教试图强制性实行教士在圣事中穿法衣和仪式的统一，掀起了一场“法衣争端”。那些坚持穿法衣的教士被认为是国教徒，而那些拒绝穿法衣的教士则被认为是清教徒。⑸正是这场看似是主教与一些教士之间关于琐碎问题的分歧，通常被看成是清教运动的起源。

清教运动的发生，与这个时期英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有关。

首先，英国国教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支柱。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是为了加强专制王权，结束中世纪以来国王匍匐于教皇脚下的窘态。改革后的国教大肆宣扬“君权神授”论，而由国王任命的主教制，其实是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封建等级制度的进一步确认。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其基本意义在于国家政治而不在于宗教交易方面。”⑹

其次，清教的教义反映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和要求。

是因为清教的教义接受了加尔文教的“前定论”观点，人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上帝已经“预定”谁将得救，成为“选民”，谁将永远沉沦，成为“弃民”，并以现世的成功与失败、永生与犯罪、富贵与贫贱作为是“选民”或“弃民”的标志。加尔文教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⑺

最后，当时历史条件决定了它是进行反封建宣传最为行之有效的手段。

17世纪的英国，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发展，但其意识形态仍受宗教的影响。披着宗教的外衣的反映社会各阶级的思想，往往更容易被接受。

三

1637年，查理一世命苏格兰长老会在祈祷时必须使用英国国教的祈祷文，这极大的伤害了苏格兰人民的宗教感情。1638年大多数苏格兰人在贵族的领导下，签署了《民族圣约》，他们声明准备发动一场完全出于自卫的全国性抵抗运动，保卫他们真正的宗教和国王的权威。

1639年2月苏格兰起义军进入英国边境。查理一世为了筹措军费抵抗苏格兰人，不得不在1640年4月13日下令召集已停开了11年的议会。但是这届议会拒绝通过国王所需要的经费，并且对国王的专制统治及宗教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查理一世在气恼之下，在5月初又将它解散。

但是苏格兰起义仍在不断扩大，解散议会无助于军费的解决。查理一世又不得不在1640年11月3日从新召开议会，这届议会断断续续存在到1653年，史称“长期议会”。“长期议会”的召开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

1642年8月22日查理一世在诺丁汉的卡塞尔山顶升起了王党的军旗，对议会宣战，从此开始了内战。在内战中，资产阶级、新贵族、自耕农和城市平民，他们大多是清教徒，并参加了议会军，这支军队在清教徒的著名代表人物克伦威尔的指挥下打败了王党军队。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在白厅前被斩首，5月19日英国被宣布为共和国。

议会的胜利与王党的失败，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的因素外，还有宗教的因素。

首先，查理一世在宗教政策上的失误，特别是爱尔兰事件加速了他的灭亡。⑻

从17世纪，特别是30年代后，一直流传着天主教徒将阴谋推翻新教国家，对新教徒进行大肆屠杀的传闻。长期议会召开后，资产阶级反对派就指控斯特拉夫伯爵在爱尔兰招募军队，计划借爱尔兰的天主教军队颠覆英格兰新教在教会和国家领域中的地位。⑼爱尔兰起义使查理一世受到传闻的不利影响。

1641年10月，爱尔兰因担心国王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失败而殃及天主教徒，发动了起义。议会坚信，爱尔兰“叛乱”是罗马天主教徒干的事情，同时也是“万恶的国王的谋士们”搞的阴谋。⑽

内战爆发后，查理一世为了对付议会军曾于1643年和1645年两次同意与爱尔兰天主教同盟“休战”。这使人们越来越相信，他欲利用爱尔兰天主教军队来摧毁英格兰议会。⑾于是，广大人民群众在议会的保卫基督事业、抵御天主教的反扑的号召下，加入了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队伍。不论是克伦威尔的“铁骑军”，还是以后的新模范军，其中大多数是信奉清教的自耕农和城市平民。

其次，议会实施了有利的宗教政策，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最终赢得了胜利。

内战爆发后，由长老会把持了长期议会。1642年12月首先将主教赶出议会，接着取消英国国教。1646年废除主教制。为了得到苏格兰的军事支持，双方议会于1643年9月签定了“庄严的同盟和圣约”。苏格兰派出2万多人的军队，帮助议会军，王党军队在两军打击下失败。此后长老派把长老会确定为英国国教，禁止其他教派举行“圣会”，其宗教政策同时引起了以独立派为首的社会各阶层以及苏格兰的不满。苏格兰长老会倒向国王，而长老派为保政权只得与国王和苏格兰妥协，下令解散受独立派控制的军队。国王乘机发动第二次内战，独立派与平等派捐弃前嫌，取得内战胜利，并将长老派赶出议会。独立派上台后实行较为宽容的宗教政策，但是这种宽容是有限的，他们拒绝废除什一税，坚决镇压平等派和掘地派。其政策的失误和军队的腐化最终招致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⑿

四

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英国国内一片混乱。1660年5月，查理登上王位，称查理二世，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统治。

1661年，查理二世颁布“市镇团体法”，要求各城市公务人员必须采用英国国教的圣餐仪式。1664年又要求一切牧师必须承认国教的基本教义，并宣誓绝不反对国王和国教教会。上述法令的颁布并非出于单纯的宗教狂热，而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在经过两次内战之后，许多城镇的市政权力掌握在长老派和独立派手中，法令的颁布意在取消资产阶级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并以信奉英国国教的封建贵族代之。⒀1665年，颁布“五哩法案”，严禁清教徒进入重要城市，使国内工商业一片萧条。

在1679—1681年召开的一届议会中，就天主教徒詹姆斯伯爵的王位继承权问题，议会分成两派：以丹比伯爵为首的托利党和以莎夫茨伯里伯爵为首的辉格党。托利党主要反映大土地所有者和英国国教高层僧侣的利益，他们拥护詹姆斯继位，在宗教上多为英国国教徒；辉格党主要代表金融资本家、大商人及一部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反对詹姆斯继位，在宗教观上多为激进的国教徒和清教徒。

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詹姆斯继位，开始着手恢复天主教。1687年4月4日詹姆斯二世一个宽容宣言，给予包括罗马天主教徒在内的所有基督教徒以信教自由。1688年4月27日第二个宽容宣言，宗教界哗然。詹姆斯二世此举几乎遭到包括托利党和辉格党在内的英国社会其他各阶级人士的反对。⒁

1688年6月10日，詹姆斯二世的第二个妻子，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摩德纳的玛丽，生了一个儿子。人们原来认为在詹姆斯二世死后，把王位传给他信奉新教的女儿的希望破灭了。1688年6月30日，两党的六位领袖和伦敦主教联名发出一封邀请信，恳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到英国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富”。11月5日，威廉率领荷兰海军在英国登陆，12月10日，詹姆斯二世在众叛亲离的状态下，逃往法国，这次政变被英国历史学家称为“光荣革命”。

1689年、1701年又先后颁布《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明文规定政教分立，国王必须由新教徒担任，从而杜绝了天主教在英国恢复的可能性。

宗教改革后的国教成为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资产阶级于是将能反映其要求的加尔文教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清教运动成了革命前的思想启蒙运动。作为革命的导火线的苏格兰起义也是由于查理一世的宗教政策引起的，同时宗教的因素又影响着王党与议会的成败。而作为革命尾声的“光荣革命”也是在维护“宗教、自由和财富”的名义下发动的。

综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倡导什么宗教，反对什么宗教，并非完全出于宗教的狂热，更主要的是出于夺取政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宗教斗争的实质就是各阶级间的政权斗争。⒂

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⑵董小川：《清教徒考辨》，载《松辽学刊》，1992年第2期，第97页

⑶陈祖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宗教关系问题》，载《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6月第16卷第3期

⑷刘波：《试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宗教特点》，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3月第35卷第2期

⑸L.J.特林特鲁德：《伊丽莎白时代的清教主义——新思想文库》纽约1971年版，第8页

⑹[英]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⑺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三卷，第391页

⑻同⑷

⑼王觉非主编《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⑽[苏]叶·阿·科斯明斯基等主编《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上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3页

⑾同⑼第147页

⑿⒀同⑷

阶级范文篇9

“与时俱进”的英国保守党

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英国的保守党。英国是现代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源地。英国保守党不仅是英国，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党。纵观英国保守党三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能够保持老而不衰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的还是这个党在自身建设上有一些自己的独到之处。

保守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党的理论的非教条性和发展性，用句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党的理论与时俱进。理论上不搞教条主义，给保守党带来不少好处，比如，它使党摆脱了理论教条的束缚，这样就避开了因为意识形态的争论而带来的麻烦，诸如党内斗争，党的分裂等等。从而使党内的团结问题、党在理论上的革新问题以及党的政策的变化问题都变得容易解决了。

理论上的发展性则使保守党的理论成为一个开放性的理论，它可以不断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吸收新的东西，增添新的内容，甚至奉行“拿来主义”，吸收它的政敌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人们看到，在党派竞争中，保守党人经常是靠夺过敌人手中的武器来装备自己，同时使对手变得赤手空拳。这样，保守党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上都有所建树，不断推陈出新，各种“主义”环生。比如，70年代中期撒切尔主义的出现，不仅给保守党带来生机，使其顺利进入80年代的黄金时代，而且也使英国这个60年代末及整个70年代的“欧洲病夫”，摆脱了病魔。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保守党并不保守。

实行权力的制约和集中与民主的有效结合，是保守党运作机制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英国保守党是在议会制条件下运作的，因此，它的组织机构自然带有强烈的议会党的色彩。议会党团、中央总部和全国联合会是保守党组织架构中三个彼此独立的系统。它们各司其职，相互之间的关系，只是工作上的协作关系，而不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

在党的组织系统的这三驾马车中，议会党团是全党的核心，无论是执政，还是在野，党的主要工作都要由议会党团来承担。全国联合会的工作主要是吸收、扩大党员队伍，并通过自己的工作，影响和争取选民。中央总部则起连接议会党团和群众组织的桥梁作用。后两者的工作都是围绕前者展开并为前者服务的。最终，这三个系统的工作都要受党的领袖的领导。

领袖高度集权是保守党组织上的一个显著特点。领袖的集权主要是靠掌握干部的任免权实现的。保守党执政时，保守党的领袖便是英国首相，全体内阁成员都要由首相任命。在野时，影子内阁成员依然要由领袖挑选。对议会党团，领袖通过任命督导员或“党鞭”以及处罚违纪的议员来控制。对议会外的组织系统，他则靠任命中央总部的党主席来控制中央总部，并进而影响全国联合会。尽管保守党领袖的权力看起来是如此之大，大有造成领袖独裁、为所欲为的可能。但是，领袖的权力又受到来自议会党团的有效制约，使他很难天马行空。因为，谁来作党的领袖和能做多久的权力属于全体保守党议员。如果失去本党议员的支持和拥戴，领袖是作不成的，就连“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也不例外，虽然她带领保守党取得了连续4次大选的胜利，可谓劳苦功高，但最终未能逃脱被本党议员赶下台的厄运。

保守党的财政优势，是其老而不衰的另一个原因。保守党始终同英国社会力量的源泉──企业、传媒和教会有着紧密的联系。保守党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党员的捐款，包括党费；二是企业的政治捐款。因此，保守党比其他英国政党的收入要高得多，不仅高于它的劲敌工党，据说，甚至高于其他所有政党财政收入的总和。

“跟着选举走”的“驴”和“象”

再来看看美国两党。美国是典型的两党制国家，就是说主宰美国政治的是两大政党――共和党和。由于共和党的党徽上刻着一头大象，而的象征是驴。因此，人们常常把美国两党的竞争称作“驴象之争”。

与其他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的共和党和都是资产阶级政党，不像其他西方国家还有强大的工人阶级政党。从意识形态和所持立场看，美国两党的争斗没有实际性的内容。两党的意识形态淡薄，并没有最终目的或长远的宗旨，也没有一以贯之的系统理论。因此，要想历数美国两大政党的差别确实很难。它们在意识形态、政治形态和组织形态上基本相同，在基本价值观上两党一直保持着共识。无论是共和党还是，都竭力维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企业经济、个人自由、有限政府、正常法律程序、多数人统治等等这样一些民主价值观。在国家发展的目标和纲领方面，两党的竞争也没有什么实际性的冲突，在维护、改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大方向上其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在如何具体施政上，存在着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政策倾向。但是，两党都遵循这样的规则，即在美国宪法制度的框架下行动，避免在政策上走极端，需要变革时只能是温和地、逐步地推进。因此，两党政策的区别也不大，美国的选举通常被看成是选择人而不是选择政策的手段。两党内部，什么观点都有。选民们是从个人和家庭总的利益出发来考虑把票投给哪一个党的。两党的目标也简单明了，那就是得到尽可能多的选票，赢得选举，上台执政。

与政党的目标相适应，美国两党的组织也颇具特色：

首先，两党都没有长期的、具有广泛约束力的党纲，只有为竞选准备的竞选纲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纲，其作用不过是在竞选中，就选民最关心和最担心的问题，阐述本党的主张，争取选票。如果其他政党或社会组织提出的主张得到相当一部分选民的喝彩，为了拉选票，两大党就会在自己的政纲中综合采纳。

其次，组织松散，纪律松懈，党派意识薄弱。美国的政党与其他党不同，不能用拥有多少党员这一常规来衡量。“两党的党门大开，出入自由，像个庙会”，根本没有什么入党制度。两党的所谓党员，其中只有极少数“积极的党派活动分子”履行一定的入党手续，其他凡是在选举中投票支持某个党就算是这个党的党员了。这种党员既不交党费，也不必为党工作。他们除了支持党的总统提名外，对党没有更多的义务。党的纪律对普通党员没有丝毫约束力，党员可以朝三暮四，随时随意变换党籍。即使是党的骨干和官员，变换党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像前共和党总统里根，早年是的积极活动分子，后来转为共和党人，竞选州长和总统。

再次，权力分散。美国的两党在组织结构上都没有严密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两党只不过是各州和地方党的组织的松散联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委员会既不是全党的领导机构，也不是决策机构。从全国到州直到地方一级的组织，上级委员会对下级委员会没有直接的指挥关系，只能在分配经费方面施加影响。

阶级范文篇10

一、古希腊的经验

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可能是最早研究中产阶级与民主之间关系的学者。在《政治学》1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古希腊民主的发达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古希腊社会商业化导致了商业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从而改变了古希腊社会的政治力量结构，这导致了古希腊社会政治结构的迅速变化：海军探险队和公民武装力量变成了新兴军事组织，理性科学的世界观发展了，传统产权制度崩溃了，中产阶级和较穷阶级政治参与的欲望扩张了，民主制也就逐渐取代了君主制和军事贵族制。

亚里士多德说，在古希腊社会里，有权有势的富人建立的政府形式必然是寡头制，在这种体制中，只有拥有大笔财富的人才拥有投票权或者有机会担任公职，排除了大多数人参政的可能性，这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参政欲望日益扩张的时代里必然导致激烈的斗争。如果穷人为数众多并且组织良好，穷人就会建立"极端民主制"的政府形式，没有教养的穷人倾向于"暴民统治"，他们常常践踏法律，以多数的暴政取代法治，经常因为盲从魅力型民众领袖的领导而使极端民主制向专制制度蜕化。

这说明，由富人和穷人建立的政治制度均具有政治不稳定性，容易导致激烈的破坏性的阶级斗争。那么，稳健的民主政治何以可能呢？亚里士多德说，凡是中产阶级很发达的地方，均倾向于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的政府形式，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尽可能囊括所有的人。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不仅是民主的(包括人民或者民众)，并且也是守法的。这种制度有一系列宪法性法律来制约和引导公民大会的决定，来制约公民大会可能具有的多数专制倾向，制止多数专断地对待少数派，使多数派避免为一时的群众激情所诱导而误入歧途，使多数派不象羊群一样为魅力型的独裁者所左右。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替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由于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就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和独裁。贫富之间的战争一旦为富人所取胜，富人就会建立寡头制，把中产阶级和穷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统治目的名义上是为了所有人而实际上却是为了富人自己的利益。贫富之争穷人得势时，穷人则会建立极端民主制，它不尊重法律，为群众心理所左右，是恶劣的、独裁的，为穷人所推崇的英雄所统治，而魅力型的英雄虽以穷人的名义进行统治，但实际上则可能是为自己的利益或偏好服务。

所以，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寡头制和极端民主制均是邪恶的、不合理的政府形式，不仅因为它不为公共利益服务，也因为残酷的革命和反革命斗争、几近无政府状态的政治不稳定，往往是残酷的专制制度的渊源。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包容所有公民，并为法律所约束，所以实际上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亚里士多德称之为politia，即法治民主制度，也就是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并受宪法所制约的民主，它与极端民主制度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极端民主制往往只尊重多数的意志，以朝令夕改的人治来替代具有稳定性的以制约权力为核心内涵的法治。

那么，造就politia即法治民主制度的中产阶级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呢？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占优势，不见得一定要在数量上占据压倒多数，而只要求在数量上足够多、政治上足够兴旺，以便能与下层阶级结盟，制约住富人的权力。这时，富人势单力薄，就会参加而不是反对法治民主政体的建设。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只要中产阶级足够大、足够兴旺，足够有教养，他们就会成为建设法治和民主的核心力量。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产阶级是商业中产阶级，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经商、营销或手工业制造上，由于闲暇不足，花在教育上的时间少于因为有奴隶为其劳动而拥有充分闲暇的上层阶级，因而其教养劣于上层阶级。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是自己的辛勤劳作和占相对优势的集体力量，而富人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是土地所有权和骑兵部队，这使得亚里士多德有些担心，然而他坚持中庸之道，在政治领域的中庸之道意味着以多数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政府。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尽管中产阶级的教养比富人差，但是他们的教养对于良好的公民精神已经足够了，并且在政治和哲学领域里他们显得比富人更有理性的风度。这使得中产阶级能够成为法治民主的中坚力量。

那么，古希腊为什么会有中产阶级呢？为什么会出现法治民主制度呢？这与古希腊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有关。在古希腊社会里，商业很发达，这就产生了商业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从事贸易职业，从而在行为上具有了法治理性的特征。古希腊中产阶级法治世界观以及理性计算、讲究实际的世界观渊源于其商业生活，因为货币(财富的理性计算)、有息贷款、金融业必然会创造了一种商业文化的网络，这一网络以资本、精打细算、发财欲和理性的世界观为基本特征。商业交易总是需要契约法则，而契约法则的基础是商业关系的理性安排，不是神秘的宗教制度的权威，也不是国王的权力。契约法则与贸易资本主义和供出售的手工业生产的扩张同时出现。不为王国官僚机构的官员和神秘宗教等级机构的教士所控制的市场销售和市场定价加强了古代社会商业领域的理性算计倾向。

在古希腊，理性算计的世界观不仅仅限于商业领域，因为数学和对自然的数学观是古希腊教育的基础之一。以数学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的观念首先暗含在毕达哥拉斯及其信徒的宗教性术语中，后来这一观念传播到爱奥尼亚城市的世俗的商业文化中。自此以后，对宇宙的数学计算成为希腊社会的文化内核。宇宙的数学化导致对可理解的宇宙的世俗的科学描述。契约法则原本只是保护在贸易和市场运作的商业交易的工具，后来超越商业领域先向公民生活管理领域扩张，后又向一般的政治行动领域扩张。这一扩张的结果就是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理性化。

此外，古希腊也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条件。如古希腊社会没有神圣的中央集权的王权国家，不存在广泛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官员，也没有有权有势的与神圣王权有关并使之具有合法性权利的教士，商业文化网络的发展没有任何障碍，从而发展成为古希腊社会的主流文化倾向之一（其他文化倾向还有尚武精神等）。这一过程在古代社会是不正常的，对于古希腊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对于罗马，在一定程度上对腓尼基城市国家也是如此。由于没有神圣的王权官僚国家，公民活动的管理，从交通法规到建筑法典，均置于扩展的法律王国民法的管制之下。社会行为的理性评价的概念从民法扩展到刑法。在快速商业化的希腊城邦中，不存在国王、教士、部族长老垄断司法判决的现象，刑事案件有罪、无罪的判决转而取决于公民大会的决定。刑事案件的结果先通过理性辩论，辩论者代表双方进行辩论，辩论者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律师，但却是受过良好教育并训练有素的演说家，受当事人的委托并接受当事人的报酬。辩论之后由陪审员大会根据宪法和民法来决定是否有罪。理性的、可辩论的刑法替代了宗教教规和国王的法令。民法与刑法精神扩展到政治生活领域，宪法就成了新兴希腊商业城邦公民行为的指导原则。

于是，自然合法的思想原则开始扩展到宇宙观层次，这样宇宙不仅被看作是数学上可计算的，而且在运作上是合法的。自然合法的原则，与数学计算一起成了科学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在这样一个商业的、世俗的、科学的文化网络中，理性的世界观出现了，法治民主就成了政治的最高标准，而君主统治、神权政治却成了历史的遗产。

因此，不受神圣的王权官僚国家控制的商业文化和商业中产阶级的成长，必然导致科学世界观的发展，科学世界观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对法律和民主的渴求，从而为法治民主的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这是古希腊的经验。现代历史进程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在英国和法国的启蒙时期得到戏剧性的扩展，继而在近现代欧美民族国家内得到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以自由为导向的法治民主伴随着商业性中产阶级和商业文化的发展而得到了艰难的发展。这一进程不完全是古希腊历史的再现，但的确具有内在的逻辑相似性。

二、西方社会的忧患

古希腊的经验表明，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充分条件之一。现在的问题是，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必要条件吗？也就是说如果中产阶级不再从事商业，而是成为现代官僚制度中的白领阶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官僚以及专业工作者，这时的中产阶级仍然能够成为法治民主政府的支柱吗？新中产阶级是否会被韦伯所说的官僚制的"铁的牢笼"(ironcage)锁住从而与法治民主无缘呢？在古希腊社会之后，专制的帝国取代了古希腊的城邦，在现代社会里，法治民主国家是否会重蹈覆辙而为巨型官僚组织组成的帝国体制所取代呢？

从近代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中产阶级的成长与产业革命有很大的关系。在工业革命初期，贸易资本家独领风骚，他们把商业利润投资于工业，从而变成了产业资本家(英国、荷兰、比利时，然后是美国)。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在其《大变革》一书中精彩地描述了这一现象。第一阶段的产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上层阶级、小业主和小农场主中产阶级(作为独立的为市场而生产的企业家的中产阶级)。当然，与工厂体制同时出现的产业工人则是新的下层阶级。这一阶段的中产阶级与古典中产阶级差别不大，均具有商业性。2

在工业革命的中期和后期，中产阶级的特性有了一定的变化，获得了新的特点。因为在这一阶段，巨型公司和现代官僚制国家得到了发展，管理和官僚阶层作为新的上层中产阶级出现了，与此同时一个数量众多的新的白领办公室工人也加入了中产阶级的队伍，而在当代社会，中产阶级队伍里更增加了专家治国论者，工程师、应用科学家、计算机专家和当代高技术、福利国家经济体制所必要的职业服务人员。

中产阶级的官僚化或者组织化引起了许多思想家对于法治民主命运的担心。比如马克斯·韦伯就担心官僚化、组织化的新中产阶级的理性世界观可能会变成官僚组织的理性，官僚的头脑对法律契约和民主辩论的理性，势必导致民主缺乏特定的观念基础而走向衰落。米尔斯(Mills)也有同样的担心，他认为，新中产阶级与古代的中产阶级截然不同。古代中产阶级是农场、商店和办公室里独立的小业主。他们不必向任何人负责，在政治上是非常独立的。而新的中产阶级却是巨型公司、政府或者公共服务官僚机构的工薪雇员，他们是不独立的。他警告说，新中产阶级被巨大官僚组织的"身分等级"禁锢住了。所以，他们不可能具有民主公民所需要的独立精神。韦伯和米尔斯预言，世界将为"没有灵魂的技术人员"所操纵，将为"没有良心的纵欲者"所居住，民主和法律将毫无存在余地。官僚的钢铁外衣将会罩住新中产阶级，把他们锁进官僚和技术统治昌盛、自由和民主变为历史陈迹的世界中。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iMarcuse)指出，新时代的科学在专业化的专家王国中变得相互孤立了，普通公民与科学的距离越来越远。普通公民不再追求科学精神，而是追求个人感觉世界的快乐，或者追求神秘而空洞的非理性的宗教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法治民主必将因为缺乏适当的社会支持和观念支持而走向衰落。

思想家的警告是有理由的，但是这些警告仅仅是警告，因为新中产阶级虽然具有官僚化、组织化的特征，但它依然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忠实基础，因为它远没有放弃法治理性的政治，他们依然坚定地信奉法治民主。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中产阶级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新中产阶级成员接受大学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虽然现代教育日益技术化和职业化了，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没有受到忽视。它们顽强地植根于大学课程之中，其结果就是创造了更富有思想、更富有理性的个人。新中产阶级所具有的教养足以使其具有履行公民权利和参加民主活动所需要的能力。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无论是商业的还是组织的，均可以使自己适应政治参与，并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政治领导所愚弄。对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来说，政治领袖不是上帝也不是英雄，而只是政治上的同事。所以，他们接受这样的观念，应该评估政治领袖的业绩，应该钳制政治领导人潜在的贪欲和权力。教育良好的新中产阶级从不神化政治领袖，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也完全有理由参与政治领袖的选举过程。富有教养的新中产阶级认可专家们的知识，但他们并不放弃自己作为公民的决策义务。教育良好的新中产阶级清楚地知道即使是最优秀的专家也可能经常犯错误，在专家之间也经常会有分歧。所以，韦伯和米尔斯对为官僚组织所组织起来的专家来控制国家的恐惧是不必要的。在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遍天下的时代，新中产阶级所看到的专家决策失误的情况太多了。这加强了他们参与决策的欲望，也为此提供了合法性，尽管这只是选举的和政党的参与。新中产阶级寻求选举参与和法律保护，其原因就是他们不信任为官僚国家所组织起来的专家，寻求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他们对政治参与的必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其次，中产阶级牢固地确立了世俗的、科学的、理性的世界观。当他们仰望天空时，他们看到飞行员和宇航员，他们幻想星际旅游和星球大战，他们看到了有着黑洞和超新星的无限宇宙。他们不会看到天堂和一大群的天使。这一新的宇宙观确实导致了伦理和道德的危机，其原因只是因为科学不能够告诉我们何对何错，但这种世界观也确实创造了理性的大众，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承担民主的责任，并有能力积极参加法治民主所需要的公共活动。

第三，现代富有理性的中产阶级，尽管被吸入进这个或者那个巨型官僚机构，但并不把官僚机构看成是神圣的。如果说，古代中国或者古埃及的农民把帝国的庞大官僚机器看成是神圣的，向它跪拜，向它鞠躬，向它行礼，现代中产阶级公民绝不会把官僚组织视为神圣之物。他们忠诚地为其组织服务，有时候还废寝忘食，但他们对组织并不愚忠，为了寻求自己的发展，他们会变革组织。

第四，韦伯和米尔斯相信新中产阶级将会变得很驯顺，并被锁进巨型官僚组织的身分等级结构，韦伯和米尔斯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幸运的是他们的担心并未成为事实。因为韦伯和米尔斯没有看到，在巨型组织中工作的新中产阶级，对官僚组织的非理性、无效率和权威主义倾向更了解。在官僚组织中工作的新中产阶级痛苦地意识到规则和条例的僵硬性，深深地了解官僚组织规则的非人格特性，也了解由此产生的异化。他们明白，文字上的规则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创造了繁文缛节，从而成为组织营运的障碍，这些障碍如何遏制了创造力和非正式领导的输入。新中产阶级了解并拒绝这些权威主义的、无效率的、非人化的程序。他们补充了巨型官僚机构的人员，但拒绝了他们赖以为生的结构。在现代国家里，除了日本以外，很少有人一生忠于某一公司、政府机构、医院或者大学组织等官僚机构。中产阶级把巨型官僚组织看作是无效的、反人性的和专横的，只是利用而不是崇拜官僚组织，通过法治民主来制约官僚制度，这本身就是民主发展的重要支柱。

此外，现代新中产阶级因职业关系生活于大规模组织中，但他们也发展了与官僚组织世界完全隔离的私人存在。韦伯、米尔斯、拉什、阿伦特以及其他人均警告说，这一私人化的领域会变成出世的纵欲者的领域。根据这些思想家的看法，新中产阶级个人将会变成自恋者，变得自私、纵欲、自重，从而放弃公民的角色。拉什和阿伦特批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美国青年不关心政治，缺乏博爱精神和人道关怀。这一批评是正确的。但是拉什和阿伦特看到了对六十年代激进主义的抗拒现象，尤其在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早期的美国，中产阶级开始较为理性地寻求私人领域的发展。雅皮士、自我发展、减肥、马拉松长跑等，这些司空见惯的事就是自我发展的例子。人格上的至善是当代在私人生活领域相互疏远、互不关怀的中产阶级所想实现的最高境界。这些自我发展倾向是对嬉皮士和吸毒行为的背叛。在六十年代的美国，马丁·路德·金、罗伯特·肯尼迪以及肯特城、杰克逊城血案使得当时的人道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动摇了，使得他们退出公共领域，变得较为内向，只关心自己的私人生活，吸毒、纵欲，陷入了嬉皮士式的生活方式。雅皮士拒绝嬉皮士的堕落，可以说是再次走向公共参与的健康的第一步。迈入九十年代后，新中产阶级在私人生活领域仍然表现出有些自恋的倾向，但已经开始向人道的关怀迈进。他们关心挨饿的人们，当埃塞俄比亚发生饥荒时，新中产阶级伸出他们的援助之手捐款相助。摇滚乐队是自我纵欲者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标志，但是他们组织音乐会举行义演，为饥饿者、为患艾滋病者、为因破产失去土地的农民捐款。在私人领域走出自我封闭的世界，向需要援助者伸出援助之手的进程就是相互关怀的公共精神成长的过程。这正是自由的法治民主所必需的。所以，尽管从韦伯到拉什均正确地警告当代官僚世界中个人生活的自私和私人化本性，但是公民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关怀并未死亡。后者继续为政治参与提供热情，使得法治民主政治继续以新中产阶级为基础。

中产阶级是法治民主的保卫者，那么"谁来保卫保卫者"呢？新中产阶级作为巨型官僚组织的雇员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也十分清楚。以法律来制约权力，以任期来强制权力的制度化更替，可以遏制政治领导人的可能发作的非理性行为，从而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只有法律才能保卫保护者，使新中产阶级免受官僚组织的侵害，从而维护法治民主。为了寻求法律的保护，新中产阶级虽然以巨型组织为生，在上班的那段时间的确被锁进了巨型组织，但是在巨型组织之外的个人生活领域里，他们仍然强烈地坚持法治民主的原则，在职业生活之外的时间里，在公共领域里还表现出强烈的保护法律的责任和参与政治的愿望。他们在政治过程中惊人地活跃，坚决支持法律程序，积极参与政治，强烈反对独裁统治，从而以法律来制约权力，以法律来保护自己。这就更加强了新中产阶级作为法治民主基石的地位。

因此，在现代工业化国家，新中产阶级虽然因为官僚理性的威胁而可能滑离法治民主的轨道，但是他们仍然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础。那么，在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里，中产阶级是否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础呢？

三、发展中国家的难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已经在现代职业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过着以个人幸福为核心价值的现代生活，为自己的事业贡献着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知识。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使得曾经为快速工业化和高度的政治整合作出贡献的专制政治显得过时了。因为专制的控制对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对于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来说，稳定的法治民主更能够激发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所需要的活力。

中产阶级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其原因有如下四个方面：首先，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的确从未体验过现代法治民主，但他们均向往民主，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亲身经历过暴虐的专制统治的危害。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均活跃地追求法律的保护，因为中产阶级已经觉察到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的祸害。现在，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早已着手积极研究美国宪法和辉格自由传统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中产阶级普遍拒绝某些政治势力垄断国家权力。即使是在国家官僚结构中就职的中产阶级也在拒绝国家权力的垄断，因为在独裁的等级结构中他们也同样深受上级的迫害。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无论是在官僚结构之内还是之外，均教育良好，都希望在演说、文章、艺术作品以及个人生活中表达自己，这些表达是为独裁的发展中国家所严格控制的。从政治舆论到摇滚音乐均要受到检查的专制制度，是不可能与日益壮大的、受过大学教育的新中产阶级和平共处的。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倾向于追求更多的选择，如自由选择职业、居住地点和消费方式。由于独裁专制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通过政治强制来限制中产阶级的更多的自由选择，要求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选择的自由，必然意味着寻求更少的政治强制。这加强了寻求政治自由和运用宪法和法律制约国家权力的压力。

在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是反对政治独裁、捍卫法治、制约政治权力、建设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从总的趋势来看，的确是如此。但是，对于特定国家和地区来说，新兴的中产阶级和法治民主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如此简单，其原因是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均有自己的特色。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现代化的进程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入现代化的过程恐怕也是一个屈辱的历史过程。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诞生、壮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正是在这个屈辱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不是法治民主的基石。就东南亚来说，由于新形成的规模不大的中产阶级主要是由外国的亚洲移民(主要是印度人和中国人)而不是由本国人构成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没有兴趣也很少有可能参与当地的政治，这时他们很难成为法治民主的基石。而当专制政治能够为中产阶级的事业发展提供适当的自由和秩序时，中产阶级更可能成为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新加坡，专制的政治和成功的经济发展同时并存，中产阶级在专制政治统治下获得了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秩序，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所以就放弃了促进民主的"使命"。

当然，如果专制制度不给中产阶级提供事业发展所需要的适当的自由和秩序，中产阶级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菲律宾就是一个例子。在菲律宾，马科斯的专制统治不给中产阶级以适当的自由和秩序，并且还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于是在许多地方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任何暴力和动乱的天然敌人的中产阶级在反对马科斯的斗争中与其他不同政见者携起手来，一反保守的性格，成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因为这时的中产阶级必须首先从妨碍其事业发展的独裁的政治控制中解放出来，然后才能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础。

亨廷顿的研究也揭示出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具有保守性，也可能具有革命性。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能够适应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的经济自由需要和政治参与需要，那么中产阶级就能够成为拥护传统专制制度的保守力量，反之则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他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在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当中，中产阶级日趋壮大，并开始广泛地参与政治，"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定。......政治制度所承担的压力太大，甚至是高度发达的政治制度也承受不住，所以在大多数社会中，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传统制度都因此而纷纷解体或崩溃了"。3但是，"如果传统政治制度确能适应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如果现行中产阶级政体中的各种政治制度也具有适应能力，那么它就会转变为一个充分参与、高度制度化的现代政体。相反，如果这些政治制度不具有适应大众参与的能力，......那么该社会就会向大众执政官政治的方向发展，各种主要社会势力就会形成高度动员和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大规模运动。"4

在实行君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君主走向现代化的目标既要对付自由派的反对，也要对付保守派的反对，为此他必须寻找适当的政治支持。中产阶级就是其中重要支持之一。不过，君主要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是有很大难度的。首先，中产阶级必须足够强大。在许多社会中，中产阶级没有强大到可以帮助君主进行改革的地步，比如在哈伯斯堡王朝时期，根本没有足够的中产阶级来给君主以有效的支持。在许多走向现代化的君主制国家中，公营事业和政府工作常常是那些精英所追求的职业，这一传统也阻碍了具有自主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在这些社会中，商业和金融业大多由少数种族来从事，如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泰国境内的中国人，他们从来不是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其次，在二十世纪，中产阶级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并且力量也足够强大，但也可能是君主制的天然敌人。比如十八世纪的伏尔泰和新兴的中产阶级都热衷于开明专制，而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甚至倾向于把最开明的专制也描绘成封建时代的错误。在中产阶级圈子中，君主制已不再时兴了。不管他们多么支持现代化中君主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但他们依然反对作为一种制度的君主制。他们反对具有现代化观念的君主对通信、选举和议会自由所设定的限制，他们会认为君主的改革过于狭窄和迟缓，只不过是一种意在用局部改革来维护现状的障眼法。所以，在如同伊朗这样的国家里，城市中产阶级不但不是支持现代化的君主的来源，反而与传统的教士为伍，成为君主的死敌。

一般来说，非民主政治中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只要提供个人流动的机会，就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中产阶级专家吸收进政府参加工作。这可以安抚那些有可能反对君主制的人们。但是，这样做对君主来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就如亨廷顿所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传统君主制通过这种个别吸收的进程来减少不满的能力日渐减弱。......对个别吸收的效果有一个最终的限制，这就是，虽然吸收了中产阶级中某些最积极的领袖，使之有助于政权的未来，但这是不够的，因为它并没有为把中产阶级集团和较底层的集团作为集团同化进政治体系提供工具。这只是一种延缓行为。有着新利益的新集团仍将在社会中出现；高层次的个人流动，也许会减少这些集团追求其利益的强度和技术，但不能将其杜绝。把这些集团同化进体系中的迫切性虽然减少，却依然存在。"5

许多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历史均表明，贵族和宗教领袖一般是传统势力的代表，维护旧制度，抵制现代化，而受过现代教育的中产阶级则是革命的力量，是法治民主的急先锋。亨廷顿说："在大多数现代化中社会，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它是都市中反政府活动的主要源泉。恰恰是该集团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支配着都市政治。"6

中产阶级作为革命者的形象，与它作为现代政体的稳定的基石的传统形象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中产阶级政治角色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其主要原因是中产阶级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就如亨廷顿所认为的，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会经历好几个阶段。一般地说，最初登上社会舞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兼具传统遗产和现代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此后，中产阶级逐渐发展分化为文官、军官、教师和律师、工程师和技师、企业家和管理人员。最早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逐渐地趋于保守。有时，所有这些集团或其中大部分都可能会扮演革命角色，但一般而言，只是中产阶级中非官僚性和非商业性的成分才最容易从事反抗、暴力和革命。并且，在中产阶级的各种成分中，知识分子是最具有这种倾向的成分。这实际上并不是由于知识分子的背弃，而是由于知识分子已成长为一个可充当起义先锋队的独特集团。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背弃现存秩序，因为这个集团从来不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无需改变自己的效忠对象，他们只要一出现在社会舞台上，就扮演着潜在的革命角色。其原因就如亨廷顿所说，"知识分子的要求容易抽象化，并且是毫无止境的；这两个特性使知识分子成了革命者。"7

在现代化中国家，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不过，作为知识分子的中产阶级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革命者、现代法治民主的建设者，但它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却无法进行革命。知识分子能否取得革命的成功，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特定的阶级结构。因为知识分子充当革命角色的能力，取决于他们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最初他们可能是中产阶级的主要集团，此时知识分子煽动革命的能力，取决于他们赢得其他社会成分(如农民)广泛支持的能力。

从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发展过程来看，经济的发展、都市化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并使之多元化。亨廷顿说，"一种新的、更保守的中产阶级阶层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淡化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第一批中产阶级集团是最激进的。在这以后的中产阶级集团可能具有较多的科层化、技术化和商业化倾向，因而较为保守。"8商业化的、官僚化的中产阶级的逐渐壮大，中产阶级的保守倾向也将越来越明显。如果这时候现代法治民主政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就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稳定力量了。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具有足够力量的革命中产阶级的存在是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设现代法治民主的条件，而具有足够力量的商业化的、官僚化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现代法治民主政治持续稳定的阶级基础。

上述分析表明，中产阶级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在古希腊社会里，商业性的中产阶级是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基石。在现代社会里，非商业化的新中产阶级仍然是法治民主的基石。而在发展中国家，新兴的中产阶级在短期内可能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则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建设者和稳定力量。因此，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最根本的社会基础。

注释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

2KarlPolanyi:TheGreatTransformation,Boston:BeaconPress,1957.

3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4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5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82页。

6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