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权范文10篇

家事权范文篇1

对于家事权的内涵，学术界有较多的探讨，综观家事权的定义表达，可以看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观点认为，家事亦称日常家务，是指配偶一方在与第三人就家庭日常事务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享有对方的权利，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双方对行为后果承担连带责任。[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家事权是指配偶一方在第三人就家庭日常事务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享有对方权利行使的权利。其法律后果是，配偶一方代表家庭所为的行为，对方配偶须承担法律后果，配偶双方对其行为承担共同的连带责任。[2]粗略来看，似乎两者根本毫无差别，但深入探究两类观点，就会发现，两者还是存在着些许的细微差异。第一种观点强调家事权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是配偶一方依据家事权可以享有对方的权利，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二是依据家事权，双方对行为后果承担连带责任；而第二种观点则只强调依据家事权，配偶一方所为法律行为的后果应由双方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两类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认为一方所为行为依家事权行使之结果，皆是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而两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配偶一方为家庭日常事务所为的法律行为可否被视为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

对此，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是笔者依据学者言语表达方式上的不同而假设出来的两种争论：依家事权行使之后果，配偶双方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就在于一方所为的法律行为被视为双方的意思表示，故两种观点并无实质的差别。但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有一实践案例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两类观点实质上的差异性：

甲的妻子乙与丙签订了一份条件非常优厚的电视机买卖合同。经过一段时间后，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丙觉得合同对己过于不利，便与甲协商重新签订一份合同，甲在明知乙与丙已有协议的情况下，将原有条件改变。并且，在合同签订后，甲将其妻子乙与丙签订的合同交还给了丙。问：甲的行为究竟构成对乙合同的变更，还是重新签订了一个合同？

对此实践问题的回答，依据上述两类不同的观点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答案：按第一种观点，乙与丙签订合同这一法律行为，代表了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故甲依据家事权获得了合同主体的身份。而甲对原有合同内容的改变，也代表着甲乙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故属于对原有合同内容上的变更，合同的同一性因此不受影响。而按第二种观点，乙与丙签订合同这一法律行为的效果，并不能使甲自动成为合同主体。依据家事权行使之效果，仅意味着甲不能凭合同未经自己同意而否认合同之效力，此时甲须承受因合同责任而产生的对夫妻共同财产施加负担的结果。故，甲与丙所签订的合同系独立于乙与丙签订合同之外的另一个合同。

总结来看，这种观点之间的差异反映着对理解婚姻法与合同法关系的诉求；同时，至关重要的是，在这种形式化争论的背后，实质上隐含着我们如何认识与理解家事权的内涵的问题。在第一种观点看来，夫妻双方的身份就决定了家事权的存在，从而使夫妻任何一方都取得了夫妻双方为法律行为的资格，无论这种是以夫妻一方的名义，还是以夫妻双方的名义，法律行为之意思表示都为夫妻双方所为，进而责任为连带责任。因此，可以说家事权是普通民事权的一种特殊形式，[3]民事权的一般原理自然可以应用于其中。此时，家事权起到了与普通民事权相同的功用，人（夫妻一方）所为法律行为的效果（意思表示的主体）归属于被人（夫妻双方），被人（夫妻双方）要承受该法律行为之后果（连带责任）。而在第二种观点看来，家事权与普通民事权存在很大不同，其功用并非是将夫妻双方都作为被人，作为法律行为的主体，而仅仅在于夫妻双方要承受夫妻一方依家事权行使法律行为的后果。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4]

二、家事权的真实意蕴

家事权并非在于使夫妻一方所为的法律行为成为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其制度意旨主要在于强调夫妻一方为法律行为时处分财产的有权性，承担责任时的连带性。

（一）家事权与普通民事存在本质区别，并不能使“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

在普通民事的模式下，人与第三人为民事法律行为，其效果归属于被人，即合同主体为被人与第三人，而非人。由于“强调家事权的特殊性只是说明其在有些方面与一般的区别，更好地把握其特征，而不是否认其的性质，民法总则中关于制度的基本规定对日常家事权仍然是应当适用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关于家事权的第一种观点就是可以成立的，“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就意味着配偶双方都成为了合同的主体，而非实施行为的配偶一方为合同主体。我们认为，该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家事权虽名为权，但其与一般民事的区别个性大于共性，因此，不能以普通的民事理论推定家事权的内涵。

从形式上看，家事权与一般民事在范围、人与被人身份的固定性、授权的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但这些不同并不能导致两者本质上的分野。两者最为重要的区别源于两种制度设置目的并不相同。在一般的中，人在实施法律行为时须以被人的名义为之，该行为的后果归属于被人，在通常情况下人不必与被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这种制度的设置主要源于人是被人进行民事交易活动的“手臂之延长”，人以被人的名义所为、为被人利益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效果自然可归属于被人，外部法律关系的主体和民事责任的后果皆由被人承担。这有效地维护了交易的简便与快捷，同时也更有效的保障了被人的利益。

而对日常家事权而言，夫或妻在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时，并不需要得到对方的授权，也不必以对方的名义为之，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夫妻双方共负连带责任。这种制度设置实质上具有如下的宗旨：

一方面，站在夫妻内部关系的立场上，家事权有助于维护交易的简便、快捷与秩序，是夫妻共同生活的法律要求和日常生活顺利进行的必要保障。衡诸民法法理，对共同共有财产的处分应经全体共有人同意，否则将成立效力待定民事法律行为。而在家庭生活中，需处理的日常事务非常繁杂，如超市购物、菜市买菜、乘坐公交车辆、子女教育、雇工等等，如果夫妻从事这些行为都须双方共同出场或者取得对方的授权委托，这既不符合社会生活的习惯，又不切合实际。因此，通过赋予夫妻双方以日常事务权，实质上解决了夫妻一方处理财产时的无权状态，避免了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待定状态，从而维护了民事交易活动的有效性及交易的秩序。该权的行使不必以他方的名义为之，也不必以明示为必要，也无需配偶他方的授权，这就使得繁多琐碎的日常家事的处理十分简便，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与社会生活成本。

另一方面，站在夫妻关系的外部立场上，家事权是促进交易快捷、减少交易成本以及维护财产交易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夫妻双方越来越多的同其他领域的财产关系，与第三人发生密切的联系，实质上，社会中的人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如买矿泉水、坐公交车、买菜等诸多民事交易活动，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家事权的存在，夫妻一方进行民事交易活动时要双方同时出席或取得对方授权，哪怕是一分钱的支出亦应如此。而作为与之交易的第三人，为了交易的稳妥，也必然要详尽调查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愿，这当然无助于交易的快捷，也极大地加大了交易成本。同时，至关重要的是，家事权的存在是维护交易安全的重要方面。交易的安全，是民法诸多制度——如表见制度、善意取得制度等——共同的追求，家事权的价值亦在于此。“其目的在于保护无过失第三人的利益，有利于保障交易的动态安全”。由于家事权的存在，第三人不必忧虑与之进行交易的夫妻一方的处分权能问题，而随着交易活动的不断继续，后续的其他第三人也不会因之而导致交易失败，这就是日常事务权的主要功能所在。现代的民事立法必须注重对财产动态关系的维护和交易安全的保护，大力重视现代市场经济交易频繁、活跃、快速的特点和对交易效率的追求，顺应世界范围内民商事立法对交易安全优先保护的发展趋势，并使夫妻日常家事权与物权公示制度、善意取得制度、表见制度等一起能共同构筑一条维护市场交易安全的完整锁链。

整体来看，普通民事制度只是因应了交易的快捷与简便，维护了能力不足者之权益，并不具备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当然，本质上属于无权的表见是其中的例外）；而家事权，一方面维护了夫妻方和与之交易的第三人方的交易快捷、简便，节省了交易成本（交易方不必费力证明自己有处分权能或调查对方是否有处分权能）；另一方面则有效地维护了交易安全。可见，家事权与普通民事权虽可统一到一个名词“权”之下，但其制度宗旨与功能是并不相同的。德国民法中“第1357条（即所谓‘夫妻日常事务权’——笔者注）涉及的不是（从事行为的配偶自己也是合同当事人！），而是亲属法上的一项独特的制度”。由此，制度的内容也必然有所区别。普通民事中，为促进被人交易活动范围，人是“代替”被人为民事法律行为，故被人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而在家事权行使过程中，夫妻一方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只是使自己与第三方之间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家事权的存在并不能使夫妻的另一方成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而只是避免了《合同法》第51条之“无权处分”情形产生，从而有效地维护了交易的安全。

（二）家事权并不能使“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否则将有违合同主体特定原则。

针对本文的上述分析，可能有人会提出，即使赋予家事权以与普通民事大致相同的效果，即，使夫妻双方都成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也可以实现家事权上述的功能。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依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的成立，一般需要经过要约与承诺两个阶段，但无论是要约方还是承诺方，实质上都需要特定化，也就是说，需要合同当事人的特定化。夫妻一方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并不能使配偶另一方成为合同主体。这与普通的民事制度是不同的。在普通的民事中，民事法律行为的实施者为人，而成为合同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却是被人。之所以如此，乃是由的本质决定的。关于的本质或性质，计有债权移转说、本人行为说、人行为说、折衷说等学说，其中以人行为说为通说，并为德国、我国《民法通则》所采纳，该说认为，虽然为人之行为，基于私法自治的思想，法律为尊重其效力意思，而使其对本人发生效力，也就是说，人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实质上使被人特定化为合同主体。基于普通民事的此点特性可知，其只存在于可以被事项上，涉及到被人人身等事项，无普通民事存在的可能。而在日常事务权存在的场合下，则与普通民事制度存在很大的区别。在德国民法中，“第1357条规定容易与发生混淆（产生于所谓‘夫妻日常事务权’）的规定，……不过，第1357条规定与直接不同，在这里主要是行为人自己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例如，在丈夫乘车用一元钱购买公交车票而与运输方形成的运输合同中，家事权的存在只是使丈夫处分一元钱具有可推定的合法的根据，使该运输合同不至于未经妻子同意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从而影响到交易安全。家事权的存在，并不能使未参与到要约与承诺过程中的妻子成为合同的主体，这是由合同是特定人与特定人之间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特性决定的

（三）从对国外立法例的借鉴角度，家事权并不能使“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

家事权，最早出现在古代罗马法的规定中，在现代也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确立，德国、法国、瑞士都有关于家事权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357条规定：（1）婚姻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处理使家庭的生活需求得适当满足并且效力也及于婚姻对方的事务。婚姻双方通过此种事务而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但是如果根据情况得出另外的结论的则除外。（2）婚姻一方可以限制或排除婚姻另一方处理效力及于自己事务的权利；如果此种限制或排除无充足理由，则经申请，由监护法院撤销之。此种限制或排除仅依照本法第1412条的规定相对于第三人有效（第1412条规定的是争议发生后婚姻合同对此种限制已经登记或已为该第三人所知，才对第三人有效）。法国民法典第220条规定，“夫妻各方均有权单独订立旨在维护家庭日常生活与教育子女的合同。夫妻一方依此缔结的合同对另一方具有连带约束力。但是，视家庭生活状况，所进行的活动是否有益以及缔结合同的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对明显过分的开支，不发生此种连带义务。以分期付款方式进行的购买以及借贷，如未经夫妻双方同意，亦不发生连带义务；但如此种借贷数量较少，属于家庭日常生活之必要，不在此限。”瑞士民法典第166条规定的内容与德国的内容大体相同。日本民法典第761条规定，夫妻一方就日常家事同第三人实施了法律行为时，他方对由此而产生的债务负连带责任，但是，对第三人预告不负责任意旨者，不在此限。

英美普通法认为，如果已婚妇女同她的丈夫共同生活，就要假定她有以她丈夫的信誉担保的隐含权，即凡一切家务方面的必需品都要委托妻子管理的这种权；如对丈夫、妻子以及全家人所应用的商品或服务的合理供应，这些商品和服务按照他们的生活条件应是种类适宜、数量充足，而且是实际需要的，妻以夫的名义与商人交易，只要夫未表示反对的，法律即认为妻有权。

总结来看，对于家事权，各国法一个共同的做法是强调其使夫妻负担连带责任，而一律没有“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的规定，因此，从立法例借鉴的角度上看，也不应承认家事权可以使配偶另一方成为合同主体，家事权的存在，只是表明了配偶一方行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进而交易安全得以维护。

三、家事权内涵确定的相关问题

（一）家事权与夫妻财产制

我国婚姻法中的夫妻财产制可以分为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无论是夫妻共同财产制，还是约定的限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等，无非都是财产（权利）在夫妻关系内部的一种分配，并基于此而对债务的承担的一种分配。在婚姻关系中，实行何种财产制，这不仅关系到夫妻一方本人的利益，关系到夫妻共同的利益，而且更关系到与夫妻发生各种民事交往的第三人的利益。从事民事交易的婚姻当事人一方通过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可以明确其权利与义务范围，避免配偶他方的不适当干涉，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而当夫妻以个人或双方的身份从事民事交易活动时，交易相对人有必要了解与自己做交易的对方以何种身份与之做交易，以及以何种性质财产进行交易，以使正在进行或者将来进行的民事交易，不致于因无权处分或交易相对方配偶的干涉而归于无效。

站在夫妻内部关系立场上，夫妻财产制度的存在实质上确定着财产（权利）的分配；而站在与之交易的第三人立场上，不同的夫妻财产制则代表了不同的债权实现可能性的选择：究竟是以夫妻全部财产作为债务清偿的保障，还是以夫或妻单个人的财产，甚或以夫或妻个人财产加上部分夫妻共同财产作为债务能得以履行的担保。因此，可以说，夫妻财产制与家事权一样，与民事交易安全关系甚巨。其运作机理为，如果交易活动符合《婚姻法》第19条第3款之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否则，一般将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债务。其对于交易安全的风险主要体现在约定为各自所有的情形。

如此，则对不同夫妻财产制的选择是否会对家事权的适用产生影响？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夫妻财产制更多的体现为财产是谁的这一问题，而家事权实质上并不关注财产究竟是夫或妻一方所有，还是夫妻共同所有；也无论是以夫或妻一方名义，还是以夫妻共同的名义，只要属于“日常事务”范围之内，则家事权的存在就可以推定与第三人进行交易的配偶一方的行为是有效的，其对于财产的处分是有权利的，进而在债务或责任的承担上也是由夫妻双方共担的。也就是说，夫妻财产制并不能影响婚姻当事人一方对属于“日常事务”交易活动的处理权限，家事权要求的配偶双方承担的连带责任也使何种夫妻财产制选择的意义不甚明显。

（二）“日常家事”范围的界定

由于家事权的行使对夫妻双方及与之进行民事交易活动的第三人利益息息相关，故对“日常家事”予以何种较为清晰的界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日常家事”的范围，各国立法的表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法国民法典》强调日常家事为家庭日常生活与子女教育；《德国民法典》强调日常家事是能使家庭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事务；日本民法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则没有在立法上明确日常事务的范围；我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也没有明确“日常家事”的范围。从理论上看，有学者认为，“日常家务谓包括未成熟子女（未结婚之未成年人）之夫妻共同生活。通常必要的一切事项，一家之食物、光热、衣着等之购买，保健（正当）娱乐，医疗，子女的教育，家具及日常用品之购置，女仆、家庭教师之雇佣，亲友的馈赠，报纸杂志之订购等，皆包含在内。”[9]另有学者认为，日常家事的范围包括购买必要的生活用品、医疗医药服务、合理的保健与锻炼、文化消费与娱乐、子女教育、家庭用工的雇佣等决定家庭共同生活必要的行为及其支付责任。可以看出，“日常家事”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概念，简单的列举并不能涵盖其全部，因此，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立法可先对日常家事进行较抽象的原则性规定。同时可对不属于日常家事的情况作出除外性规定。基于此，“所谓日常家事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的未成年子女日常共同生活所必需的事项”，具体说来，可以从价值高低、是否必备、事项性质等方面予以综合性的判断。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笔者认为，不属于日常家事的情形主要分为：（1）涉及夫妻关系中与人身相关联的事务，如继承权的放弃等。（2）不动产的处分。一般说来，不动产涉及的财产价值较大，对人们的利益影响比较深远。同时，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为维护交易安全，尚规定以不动产登记为公示公信方法。故对于不动产的处分，应有夫妻双方明确同意的意思表示；（3）以分期付款形式购买价值较大的财产。由于分期付款买卖中付款期限通常较长、负担较重，在此期间夫妻关系可能发生变化，一旦夫妻关系消灭，故连带责任难以适用。法国1985年12月23日第85－1372号法律第2条增加的《法国民法典》第220条第3款可兹借鉴，该款规定：“以分期付款方式进行的购买以及借贷，如未经夫妻双方同意，亦不发生连带义务；但如此种借贷数量较少，属于家庭日常生活之必要，不在此限”；（4）由夫妻一方为其企业的运转而进行的借贷，或处在姘居关系中，或债务（数额）明显过分的义务，[5]等等。

（三）日常家事权的行使及其限制

日常家事权的行使，除要求行使权利的主体必须是合法的配偶关系之外，对于行使的名义并没有特别的要求，以夫或妻一方的名义，或以夫妻双方的名义皆可达到目的。就家事权的行使的后果而言，其并不能将未参与到民事交易活动的配偶的另一方视为合同的主体，而只是使与第三人进行交易的一方当事人享有处分财产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由此而引发的债务需要由夫妻双方连带承担责任。

但值得注意的是，前述的分析都是站在夫妻利益同一的情形下的，在实践中，不乏有一方利用家事权来达到减损配偶另一方利益的行为。故在各国民法上，一般都设有夫妻一方在滥用日常家事权时，另一方可对此加以限制的权利。但这一限制能否对抗第三人，则应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定。如《德国民法典》第1357条第2款规定：“婚姻一方可以限制或排除婚姻另一方处理其效力及于自己的事务的权利；如果此种限制或排除无充分理由，则经申请，由监护法院撤销之。此种限制或排除仅依照本法第1412条的规定相对于第三人有效。”《瑞士民法典》规定：“妻对于家务，滥用法律上赋予的代表权或被证明无行使该权利的能力时，夫可全部或部分地剥夺其代表权。妻被剥夺代表权，并经主管官厅公告该权利被剥夺后，始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03条第2款规定：“夫妻一方滥用前项权（指日常家事权）时，他方得限制之。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日本民法典》第761条也有类似规定。从上述规定内蕴精神可知，家事权属于夫妻关系信赖的一种表现，当出现有违这种信赖关系的情势时，他方有权利限制这种家事权，但基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需要，可以以是否登记或为第三人所知来区分情形，规定是否适用连带责任。这种做法值得我国未来民事立法借鉴。

参考文献：

[1]马强.妻取夫款银行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刘国强诉某银行储蓄合同纠纷案评析[EB/OL].，2007-6-3.

[2]史浩明.论夫妻日常家事权[J].政治与法律，2005（3）.49.

[3]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修订版[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782.

[4][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劭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702.

[5]龙卫球.民法总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570－571.

[6]黄立.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92.

[7][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劭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679－680.

[8][英]A·G·盖斯特.英国合同法与案例[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554.

[9]史尚宽：《亲属法论》，台湾荣泰印书馆1980年版，第284页。

[10]蒋月：《夫妻的权利与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11]史浩明.论夫妻日常家事权[J].政治与法律，2005（3）.51.

注释:

[1]史浩明：《论夫妻日常家事权》，《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3期，第47页；陈娟：《论日常家事权》，《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第60页；郑丽霞、吴玉萍：《浅议夫妻家事权》，《武汉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6月，第156页；董升太：《家事权管窥》，《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145页；杜海英：《论家事》，《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66页。等等。

[2]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修订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782页；邵泽春：《略论家事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74页；胡纪平：《夫妻日常家事权初探》，《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115页，等。

[3]史浩明：《论夫妻日常家事权》，《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3期，第47页；杨晋玲：《夫妻日常事务权探析》，《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第149页。邓建华、程旭、李可：《论家事权及其司法适用》，《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第20页；杜海英：《论家事》，《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66页，等。

[4]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关于家事权的内涵与功能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认识和重视，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家事权理解上的区别。因此，两种观点的区别实为笔者的创见。故笔者仅原则上同意第二种观点，但第二种观点的精神实质还有待于更为全面的揭示。

[5]这些都是法国法中相关的判例。在法国法上，对日常家事的判断主要是由法官完成的。参见《法国民法典》（上册），罗结珍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207－210页。

家事权范文篇2

对于家事权的内涵，学术界有较多的探讨，综观家事权的定义表达，可以看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观点认为，家事亦称日常家务，是指配偶一方在与第三人就家庭日常事务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享有对方的权利，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双方对行为后果承担连带责任。[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家事权是指配偶一方在第三人就家庭日常事务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享有对方权利行使的权利。其法律后果是，配偶一方代表家庭所为的行为，对方配偶须承担法律后果，配偶双方对其行为承担共同的连带责任。[2]粗略来看，似乎两者根本毫无差别，但深入探究两类观点，就会发现，两者还是存在着些许的细微差异。第一种观点强调家事权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是配偶一方依据家事权可以享有对方的权利，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二是依据家事权，双方对行为后果承担连带责任；而第二种观点则只强调依据家事权，配偶一方所为法律行为的后果应由双方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两类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认为一方所为行为依家事权行使之结果，皆是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而两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配偶一方为家庭日常事务所为的法律行为可否被视为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

对此，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是笔者依据学者言语表达方式上的不同而假设出来的两种争论：依家事权行使之后果，配偶双方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就在于一方所为的法律行为被视为双方的意思表示，故两种观点并无实质的差别。但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有一实践案例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两类观点实质上的差异性：

甲的妻子乙与丙签订了一份条件非常优厚的电视机买卖合同。经过一段时间后，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丙觉得合同对己过于不利，便与甲协商重新签订一份合同，甲在明知乙与丙已有协议的情况下，将原有条件改变。并且，在合同签订后，甲将其妻子乙与丙签订的合同交还给了丙。问：甲的行为究竟构成对乙合同的变更，还是重新签订了一个合同？

对此实践问题的回答，依据上述两类不同的观点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答案：按第一种观点，乙与丙签订合同这一法律行为，代表了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故甲依据家事权获得了合同主体的身份。而甲对原有合同内容的改变，也代表着甲乙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故属于对原有合同内容上的变更，合同的同一性因此不受影响。而按第二种观点，乙与丙签订合同这一法律行为的效果，并不能使甲自动成为合同主体。依据家事权行使之效果，仅意味着甲不能凭合同未经自己同意而否认合同之效力，此时甲须承受因合同责任而产生的对夫妻共同财产施加负担的结果。故，甲与丙所签订的合同系独立于乙与丙签订合同之外的另一个合同。

总结来看，这种观点之间的差异反映着对理解婚姻法与合同法关系的诉求；同时，至关重要的是，在这种形式化争论的背后，实质上隐含着我们如何认识与理解家事权的内涵的问题。在第一种观点看来，夫妻双方的身份就决定了家事权的存在，从而使夫妻任何一方都取得了夫妻双方为法律行为的资格，无论这种是以夫妻一方的名义，还是以夫妻双方的名义，法律行为之意思表示都为夫妻双方所为，进而责任为连带责任。因此，可以说家事权是普通民事权的一种特殊形式，[3]民事权的一般原理自然可以应用于其中。此时，家事权起到了与普通民事权相同的功用，人（夫妻一方）所为法律行为的效果（意思表示的主体）归属于被人（夫妻双方），被人（夫妻双方）要承受该法律行为之后果（连带责任）。而在第二种观点看来，家事权与普通民事权存在很大不同，其功用并非是将夫妻双方都作为被人，作为法律行为的主体，而仅仅在于夫妻双方要承受夫妻一方依家事权行使法律行为的后果。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4]

二、家事权的真实意蕴

家事权并非在于使夫妻一方所为的法律行为成为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其制度意旨主要在于强调夫妻一方为法律行为时处分财产的有权性，承担责任时的连带性。

（一）家事权与普通民事存在本质区别，并不能使“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

在普通民事的模式下，人与第三人为民事法律行为，其效果归属于被人，即合同主体为被人与第三人，而非人。由于“强调家事权的特殊性只是说明其在有些方面与一般的区别，更好地把握其特征，而不是否认其的性质，民法总则中关于制度的基本规定对日常家事权仍然是应当适用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关于家事权的第一种观点就是可以成立的，“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就意味着配偶双方都成为了合同的主体，而非实施行为的配偶一方为合同主体。我们认为，该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家事权虽名为权，但其与一般民事的区别个性大于共性，因此，不能以普通的民事理论推定家事权的内涵。

从形式上看，家事权与一般民事在范围、人与被人身份的固定性、授权的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但这些不同并不能导致两者本质上的分野。两者最为重要的区别源于两种制度设置目的并不相同。在一般的中，人在实施法律行为时须以被人的名义为之，该行为的后果归属于被人，在通常情况下人不必与被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这种制度的设置主要源于人是被人进行民事交易活动的“手臂之延长”，人以被人的名义所为、为被人利益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效果自然可归属于被人，外部法律关系的主体和民事责任的后果皆由被人承担。这有效地维护了交易的简便与快捷，同时也更有效的保障了被人的利益。

而对日常家事权而言，夫或妻在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时，并不需要得到对方的授权，也不必以对方的名义为之，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夫妻双方共负连带责任。这种制度设置实质上具有如下的宗旨：

一方面，站在夫妻内部关系的立场上，家事权有助于维护交易的简便、快捷与秩序，是夫妻共同生活的法律要求和日常生活顺利进行的必要保障。衡诸民法法理，对共同共有财产的处分应经全体共有人同意，否则将成立效力待定民事法律行为。而在家庭生活中，需处理的日常事务非常繁杂，如超市购物、菜市买菜、乘坐公交车辆、子女教育、雇工等等，如果夫妻从事这些行为都须双方共同出场或者取得对方的授权委托，这既不符合社会生活的习惯，又不切合实际。因此，通过赋予夫妻双方以日常事务权，实质上解决了夫妻一方处理财产时的无权状态，避免了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待定状态，从而维护了民事交易活动的有效性及交易的秩序。该权的行使不必以他方的名义为之，也不必以明示为必要，也无需配偶他方的授权，这就使得繁多琐碎的日常家事的处理十分简便，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与社会生活成本。

另一方面，站在夫妻关系的外部立场上，家事权是促进交易快捷、减少交易成本以及维护财产交易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夫妻双方越来越多的同其他领域的财产关系，与第三人发生密切的联系，实质上，社会中的人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如买矿泉水、坐公交车、买菜等诸多民事交易活动，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家事权的存在，夫妻一方进行民事交易活动时要双方同时出席或取得对方授权，哪怕是一分钱的支出亦应如此。而作为与之交易的第三人，为了交易的稳妥，也必然要详尽调查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愿，这当然无助于交易的快捷，也极大地加大了交易成本。同时，至关重要的是，家事权的存在是维护交易安全的重要方面。交易的安全，是民法诸多制度——如表见制度、善意取得制度等——共同的追求，家事权的价值亦在于此。“其目的在于保护无过失第三人的利益，有利于保障交易的动态安全”。由于家事权的存在，第三人不必忧虑与之进行交易的夫妻一方的处分权能问题，而随着交易活动的不断继续，后续的其他第三人也不会因之而导致交易失败，这就是日常事务权的主要功能所在。现代的民事立法必须注重对财产动态关系的维护和交易安全的保护，大力重视现代市场经济交易频繁、活跃、快速的特点和对交易效率的追求，顺应世界范围内民商事立法对交易安全优先保护的发展趋势，并使夫妻日常家事权与物权公示制度、善意取得制度、表见制度等一起能共同构筑一条维护市场交易安全的完整锁链。

整体来看，普通民事制度只是因应了交易的快捷与简便，维护了能力不足者之权益，并不具备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当然，本质上属于无权的表见是其中的例外）；而家事权，一方面维护了夫妻方和与之交易的第三人方的交易快捷、简便，节省了交易成本（交易方不必费力证明自己有处分权能或调查对方是否有处分权能）；另一方面则有效地维护了交易安全。可见，家事权与普通民事权虽可统一到一个名词“权”之下，但其制度宗旨与功能是并不相同的。德国民法中“第1357条（即所谓‘夫妻日常事务权’——笔者注）涉及的不是（从事行为的配偶自己也是合同当事人！），而是亲属法上的一项独特的制度”。由此，制度的内容也必然有所区别。普通民事中，为促进被人交易活动范围，人是“代替”被人为民事法律行为，故被人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而在家事权行使过程中，夫妻一方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只是使自己与第三方之间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家事权的存在并不能使夫妻的另一方成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而只是避免了《合同法》第51条之“无权处分”情形产生，从而有效地维护了交易的安全。

（二）家事权并不能使“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否则将有违合同主体特定原则。

针对本文的上述分析，可能有人会提出，即使赋予家事权以与普通民事大致相同的效果，即，使夫妻双方都成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也可以实现家事权上述的功能。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依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的成立，一般需要经过要约与承诺两个阶段，但无论是要约方还是承诺方，实质上都需要特定化，也就是说，需要合同当事人的特定化。夫妻一方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并不能使配偶另一方成为合同主体。这与普通的民事制度是不同的。在普通的民事中，民事法律行为的实施者为人，而成为合同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却是被人。之所以如此，乃是由的本质决定的。关于的本质或性质，计有债权移转说、本人行为说、人行为说、折衷说等学说，其中以人行为说为通说，并为德国、我国《民法通则》所采纳，该说认为，虽然为人之行为，基于私法自治的思想，法律为尊重其效力意思，而使其对本人发生效力，也就是说，人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实质上使被人特定化为合同主体。基于普通民事的此点特性可知，其只存在于可以被事项上，涉及到被人人身等事项，无普通民事存在的可能。而在日常事务权存在的场合下，则与普通民事制度存在很大的区别。在德国民法中，“第1357条规定容易与发生混淆（产生于所谓‘夫妻日常事务权’）的规定，……不过，第1357条规定与直接不同，在这里主要是行为人自己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例如，在丈夫乘车用一元钱购买公交车票而与运输方形成的运输合同中，家事权的存在只是使丈夫处分一元钱具有可推定的合法的根据，使该运输合同不至于未经妻子同意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从而影响到交易安全。家事权的存在，并不能使未参与到要约与承诺过程中的妻子成为合同的主体，这是由合同是特定人与特定人之间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特性决定的。

（三）从对国外立法例的借鉴角度，家事权并不能使“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

家事权，最早出现在古代罗马法的规定中，在现代也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确立，德国、法国、瑞士都有关于家事权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357条规定：（1）婚姻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处理使家庭的生活需求得适当满足并且效力也及于婚姻对方的事务。婚姻双方通过此种事务而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但是如果根据情况得出另外的结论的则除外。（2）婚姻一方可以限制或排除婚姻另一方处理效力及于自己事务的权利；如果此种限制或排除无充足理由，则经申请，由监护法院撤销之。此种限制或排除仅依照本法第1412条的规定相对于第三人有效（第1412条规定的是争议发生后婚姻合同对此种限制已经登记或已为该第三人所知，才对第三人有效）。法国民法典第220条规定，“夫妻各方均有权单独订立旨在维护家庭日常生活与教育子女的合同。夫妻一方依此缔结的合同对另一方具有连带约束力。但是，视家庭生活状况，所进行的活动是否有益以及缔结合同的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对明显过分的开支，不发生此种连带义务。以分期付款方式进行的购买以及借贷，如未经夫妻双方同意，亦不发生连带义务；但如此种借贷数量较少，属于家庭日常生活之必要，不在此限。”瑞士民法典第166条规定的内容与德国的内容大体相同。日本民法典第761条规定，夫妻一方就日常家事同第三人实施了法律行为时，他方对由此而产生的债务负连带责任，但是，对第三人预告不负责任意旨者，不在此限。

英美普通法认为，如果已婚妇女同她的丈夫共同生活，就要假定她有以她丈夫的信誉担保的隐含权，即凡一切家务方面的必需品都要委托妻子管理的这种权；如对丈夫、妻子以及全家人所应用的商品或服务的合理供应，这些商品和服务按照他们的生活条件应是种类适宜、数量充足，而且是实际需要的，妻以夫的名义与商人交易，只要夫未表示反对的，法律即认为妻有权。

总结来看，对于家事权，各国法一个共同的做法是强调其使夫妻负担连带责任，而一律没有“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的规定，因此，从立法例借鉴的角度上看，也不应承认家事权可以使配偶另一方成为合同主体，家事权的存在，只是表明了配偶一方行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进而交易安全得以维护。

三、家事权内涵确定的相关问题

（一）家事权与夫妻财产制

我国婚姻法中的夫妻财产制可以分为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无论是夫妻共同财产制，还是约定的限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等，无非都是财产（权利）在夫妻关系内部的一种分配，并基于此而对债务的承担的一种分配。在婚姻关系中，实行何种财产制，这不仅关系到夫妻一方本人的利益，关系到夫妻共同的利益，而且更关系到与夫妻发生各种民事交往的第三人的利益。从事民事交易的婚姻当事人一方通过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可以明确其权利与义务范围，避免配偶他方的不适当干涉，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而当夫妻以个人或双方的身份从事民事交易活动时，交易相对人有必要了解与自己做交易的对方以何种身份与之做交易，以及以何种性质财产进行交易，以使正在进行或者将来进行的民事交易，不致于因无权处分或交易相对方配偶的干涉而归于无效。

站在夫妻内部关系立场上，夫妻财产制度的存在实质上确定着财产（权利）的分配；而站在与之交易的第三人立场上，不同的夫妻财产制则代表了不同的债权实现可能性的选择：究竟是以夫妻全部财产作为债务清偿的保障，还是以夫或妻单个人的财产，甚或以夫或妻个人财产加上部分夫妻共同财产作为债务能得以履行的担保。因此，可以说，夫妻财产制与家事权一样，与民事交易安全关系甚巨。其运作机理为，如果交易活动符合《婚姻法》第19条第3款之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否则，一般将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债务。其对于交易安全的风险主要体现在约定为各自所有的情形。

如此，则对不同夫妻财产制的选择是否会对家事权的适用产生影响？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夫妻财产制更多的体现为财产是谁的这一问题，而家事权实质上并不关注财产究竟是夫或妻一方所有，还是夫妻共同所有；也无论是以夫或妻一方名义，还是以夫妻共同的名义，只要属于“日常事务”范围之内，则家事权的存在就可以推定与第三人进行交易的配偶一方的行为是有效的，其对于财产的处分是有权利的，进而在债务或责任的承担上也是由夫妻双方共担的。也就是说，夫妻财产制并不能影响婚姻当事人一方对属于“日常事务”交易活动的处理权限，家事权要求的配偶双方承担的连带责任也使何种夫妻财产制选择的意义不甚明显。

（二）“日常家事”范围的界定

由于家事权的行使对夫妻双方及与之进行民事交易活动的第三人利益息息相关，故对“日常家事”予以何种较为清晰的界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日常家事”的范围，各国立法的表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法国民法典》强调日常家事为家庭日常生活与子女教育；《德国民法典》强调日常家事是能使家庭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事务；日本民法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则没有在立法上明确日常事务的范围；我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也没有明确“日常家事”的范围。从理论上看，有学者认为，“日常家务谓包括未成熟子女（未结婚之未成年人）之夫妻共同生活。通常必要的一切事项，一家之食物、光热、衣着等之购买，保健（正当）娱乐，医疗，子女的教育，家具及日常用品之购置，女仆、家庭教师之雇佣，亲友的馈赠，报纸杂志之订购等，皆包含在内。”[9]另有学者认为，日常家事的范围包括购买必要的生活用品、医疗医药服务、合理的保健与锻炼、文化消费与娱乐、子女教育、家庭用工的雇佣等决定家庭共同生活必要的行为及其支付责任。可以看出，“日常家事”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概念，简单的列举并不能涵盖其全部，因此，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立法可先对日常家事进行较抽象的原则性规定。同时可对不属于日常家事的情况作出除外性规定。基于此，“所谓日常家事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的未成年子女日常共同生活所必需的事项”，具体说来，可以从价值高低、是否必备、事项性质等方面予以综合性的判断。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笔者认为，不属于日常家事的情形主要分为：（1）涉及夫妻关系中与人身相关联的事务，如继承权的放弃等。（2）不动产的处分。一般说来，不动产涉及的财产价值较大，对人们的利益影响比较深远。同时，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为维护交易安全，尚规定以不动产登记为公示公信方法。故对于不动产的处分，应有夫妻双方明确同意的意思表示；（3）以分期付款形式购买价值较大的财产。由于分期付款买卖中付款期限通常较长、负担较重，在此期间夫妻关系可能发生变化，一旦夫妻关系消灭，故连带责任难以适用。法国1985年12月23日第85－1372号法律第2条增加的《法国民法典》第220条第3款可兹借鉴，该款规定：“以分期付款方式进行的购买以及借贷，如未经夫妻双方同意，亦不发生连带义务；但如此种借贷数量较少，属于家庭日常生活之必要，不在此限”；（4）由夫妻一方为其企业的运转而进行的借贷，或处在姘居关系中，或债务（数额）明显过分的义务，[5]等等。

（三）日常家事权的行使及其限制

日常家事权的行使，除要求行使权利的主体必须是合法的配偶关系之外，对于行使的名义并没有特别的要求，以夫或妻一方的名义，或以夫妻双方的名义皆可达到目的。就家事权的行使的后果而言，其并不能将未参与到民事交易活动的配偶的另一方视为合同的主体，而只是使与第三人进行交易的一方当事人享有处分财产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由此而引发的债务需要由夫妻双方连带承担责任。

但值得注意的是，前述的分析都是站在夫妻利益同一的情形下的，在实践中，不乏有一方利用家事权来达到减损配偶另一方利益的行为。故在各国民法上，一般都设有夫妻一方在滥用日常家事权时，另一方可对此加以限制的权利。但这一限制能否对抗第三人，则应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定。如《德国民法典》第1357条第2款规定：“婚姻一方可以限制或排除婚姻另一方处理其效力及于自己的事务的权利；如果此种限制或排除无充分理由，则经申请，由监护法院撤销之。此种限制或排除仅依照本法第1412条的规定相对于第三人有效。”《瑞士民法典》规定：“妻对于家务，滥用法律上赋予的代表权或被证明无行使该权利的能力时，夫可全部或部分地剥夺其代表权。妻被剥夺代表权，并经主管官厅公告该权利被剥夺后，始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03条第2款规定：“夫妻一方滥用前项权（指日常家事权）时，他方得限制之。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日本民法典》第761条也有类似规定。从上述规定内蕴精神可知，家事权属于夫妻关系信赖的一种表现，当出现有违这种信赖关系的情势时，他方有权利限制这种家事权，但基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需要，可以以是否登记或为第三人所知来区分情形，规定是否适用连带责任。这种做法值得我国未来民事立法借鉴。

参考文献：

[1]马强.妻取夫款银行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刘国强诉某银行储蓄合同纠纷案评析[EB/OL].，2007-6-3.

[2]史浩明.论夫妻日常家事权[J].政治与法律，2005（3）.49.

[3]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修订版[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782.

[4][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劭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702.

[5]龙卫球.民法总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570－571.

[6]黄立.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92.

[7][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劭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679－680.

[8][英]A·G·盖斯特.英国合同法与案例[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554.

[9]史尚宽：《亲属法论》，台湾荣泰印书馆1980年版，第284页。

[10]蒋月：《夫妻的权利与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11]史浩明.论夫妻日常家事权[J].政治与法律，2005（3）.51.

注释:

[1]史浩明：《论夫妻日常家事权》，《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3期，第47页；陈娟：《论日常家事权》，《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第60页；郑丽霞、吴玉萍：《浅议夫妻家事权》，《武汉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6月，第156页；董升太：《家事权管窥》，《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145页；杜海英：《论家事》，《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66页。等等。

[2]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修订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782页；邵泽春：《略论家事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74页；胡纪平：《夫妻日常家事权初探》，《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115页，等。

[3]史浩明：《论夫妻日常家事权》，《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3期，第47页；杨晋玲：《夫妻日常事务权探析》，《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第149页。邓建华、程旭、李可：《论家事权及其司法适用》，《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第20页；杜海英：《论家事》，《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66页，等。

[4]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关于家事权的内涵与功能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认识和重视，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家事权理解上的区别。因此，两种观点的区别实为笔者的创见。故笔者仅原则上同意第二种观点，但第二种观点的精神实质还有待于更为全面的揭示。

[5]这些都是法国法中相关的判例。在法国法上，对日常家事的判断主要是由法官完成的。参见《法国民法典》（上册），罗结珍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207－210页。

家事权范文篇3

摘要：家事权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权，其并不能使未参加民事交易活动的配偶另一方成为合同主体，而只是保证了在涉及“日常家事”范围内夫妻一方行为的后果需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这种责任的承担，与夫妻财产制的选择并无关系。由于其存在滥用的风险，故有适当限制的必要。

家事权又称日常事务权、日常家事权，理论上皆将其作为配偶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我国的现有法律规定看，2001年《婚姻法》在第17条第2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对此，有学者认为，婚姻法第17条第2款的立法本意，乃是针对我国广泛存在的女方无权处理夫妻共有财产这种男女不平等现象而作出的强制性规定，强调的是男女平等关系，女方也有权对外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共有财产的平等处分权是共同财产权的具体内容，而不包含家事权。此种观点从婚姻法第17条的整体结构上看颇有道理，但随着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一）》（下称《解释（一）》）的颁布，可以认定，夫妻日常事务权在我国已经得到大体确立。《解释（一）》第17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可以看出，解释区分了是否为日常生活需要而分别予以处理，并着重于善意第三人利益的维护。但家事权的内涵仍未得以明确，因此，理论上的深入研讨仍为必要。

一、关于家事权内涵的两种争论及其实质

对于家事权的内涵，学术界有较多的探讨，综观家事权的定义表达，可以看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观点认为，家事亦称日常家务，是指配偶一方在与第三人就家庭日常事务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享有对方的权利，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双方对行为后果承担连带责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家事权是指配偶一方在第三人就家庭日常事务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享有对方权利行使的权利。其法律后果是，配偶一方代表家庭所为的行为，对方配偶须承担法律后果，配偶双方对其行为承担共同的连带责任。粗略来看，似乎两者根本毫无差别，但深入探究两类观点，就会发现，两者还是存在着些许的细微差异。第一种观点强调家事权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是配偶一方依据家事权可以享有对方的权利，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二是依据家事权，双方对行为后果承担连带责任；而第二种观点则只强调依据家事权，配偶一方所为法律行为的后果应由双方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两类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认为一方所为行为依家事权行使之结果，皆是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而两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配偶一方为家庭日常事务所为的法律行为可否被视为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

对此，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是笔者依据学者言语表达方式上的不同而假设出来的两种争论：依家事权行使之后果，配偶双方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就在于一方所为的法律行为被视为双方的意思表示，故两种观点并无实质的差别。但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有一实践案例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两类观点实质上的差异性：

甲的妻子乙与丙签订了一份条件非常优厚的电视机买卖合同。经过一段时间后，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丙觉得合同对己过于不利，便与甲协商重新签订一份合同，甲在明知乙与丙已有协议的情况下，将原有条件改变。并且，在合同签订后，甲将其妻子乙与丙签订的合同交还给了丙。问：甲的行为究竟构成对乙合同的变更，还是重新签订了一个合同？

对此实践问题的回答，依据上述两类不同的观点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答案：按第一种观点，乙与丙签订合同这一法律行为，代表了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故甲依据家事权获得了合同主体的身份。而甲对原有合同内容的改变，也代表着甲乙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故属于对原有合同内容上的变更，合同的同一性因此不受影响。而按第二种观点，乙与丙签订合同这一法律行为的效果，并不能使甲自动成为合同主体。依据家事权行使之效果，仅意味着甲不能凭合同未经自己同意而否认合同之效力，此时甲须承受因合同责任而产生的对夫妻共同财产施加负担的结果。故，甲与丙所签订的合同系独立于乙与丙签订合同之外的另一个合同。

总结来看，这种观点之间的差异反映着对理解婚姻法与合同法关系的诉求；同时，至关重要的是，在这种形式化争论的背后，实质上隐含着我们如何认识与理解家事权的内涵的问题。在第一种观点看来，夫妻双方的身份就决定了家事权的存在，从而使夫妻任何一方都取得了夫妻双方为法律行为的资格，无论这种是以夫妻一方的名义，还是以夫妻双方的名义，法律行为之意思表示都为夫妻双方所为，进而责任为连带责任。因此，可以说家事权是普通民事权的一种特殊形式，民事权的一般原理自然可以应用于其中。此时，家事权起到了与普通民事权相同的功用，人（夫妻一方）所为法律行为的效果（意思表示的主体）归属于被人（夫妻双方），被人（夫妻双方）要承受该法律行为之后果（连带责任）。而在第二种观点看来，家事权与普通民事权存在很大不同，其功用并非是将夫妻双方都作为被人，作为法律行为的主体，而仅仅在于夫妻双方要承受夫妻一方依家事权行使法律行为的后果。

二、家事权的真实意蕴

家事权并非在于使夫妻一方所为的法律行为成为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其制度意旨主要在于强调夫妻一方为法律行为时处分财产的有权性，承担责任时的连带性。

（一）家事权与普通民事存在本质区别，并不能使“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

在普通民事的模式下，人与第三人为民事法律行为，其效果归属于被人，即合同主体为被人与第三人，而非人。由于“强调家事权的特殊性只是说明其在有些方面与一般的区别，更好地把握其特征，而不是否认其的性质，民法总则中关于制度的基本规定对日常家事权仍然是应当适用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关于家事权的第一种观点就是可以成立的，“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就意味着配偶双方都成为了合同的主体，而非实施行为的配偶一方为合同主体。我们认为，该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家事权虽名为权，但其与一般民事的区别个性大于共性，因此，不能以普通的民事理论推定家事权的内涵。

从形式上看，家事权与一般民事在范围、人与被人身份的固定性、授权的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但这些不同并不能导致两者本质上的分野。两者最为重要的区别源于两种制度设置目的并不相同。在一般的中，人在实施法律行为时须以被人的名义为之，该行为的后果归属于被人，在通常情况下人不必与被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这种制度的设置主要源于人是被人进行民事交易活动的“手臂之延长”，人以被人的名义所为、为被人利益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效果自然可归属于被人，外部法律关系的主体和民事责任的后果皆由被人承担。这有效地维护了交易的简便与快捷，同时也更有效的保障了被人的利益。

而对日常家事权而言，夫或妻在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时，并不需要得到对方的授权，也不必以对方的名义为之，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夫妻双方共负连带责任。这种制度设置实质上具有如下的宗旨：

一方面，站在夫妻内部关系的立场上，家事权有助于维护交易的简便、快捷与秩序，是夫妻共同生活的法律要求和日常生活顺利进行的必要保障。衡诸民法法理，对共同共有财产的处分应经全体共有人同意，否则将成立效力待定民事法律行为。而在家庭生活中，需处理的日常事务非常繁杂，如超市购物、菜市买菜、乘坐公交车辆、子女教育、雇工等等，如果夫妻从事这些行为都须双方共同出场或者取得对方的授权委托，这既不符合社会生活的习惯，又不切合实际。因此，通过赋予夫妻双方以日常事务权，实质上解决了夫妻一方处理财产时的无权状态，避免了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待定状态，从而维护了民事交易活动的有效性及交易的秩序。该权的行使不必以他方的名义为之，也不必以明示为必要，也无需配偶他方的授权，这就使得繁多琐碎的日常家事的处理十分简便，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与社会生活成本。

另一方面，站在夫妻关系的外部立场上，家事权是促进交易快捷、减少交易成本以及维护财产交易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夫妻双方越来越多的同其他领域的财产关系，与第三人发生密切的联系，实质上，社会中的人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如买矿泉水、坐公交车、买菜等诸多民事交易活动，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家事权的存在，夫妻一方进行民事交易活动时要双方同时出席或取得对方授权，哪怕是一分钱的支出亦应如此。而作为与之交易的第三人，为了交易的稳妥，也必然要详尽调查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愿，这当然无助于交易的快捷，也极大地加大了交易成本。同时，至关重要的是，家事权的存在是维护交易安全的重要方面。交易的安全，是民法诸多制度——如表见制度、善意取得制度等——共同的追求，家事权的价值亦在于此。“其目的在于保护无过失第三人的利益，有利于保障交易的动态安全”。由于家事权的存在，第三人不必忧虑与之进行交易的夫妻一方的处分权能问题，而随着交易活动的不断继续，后续的其他第三人也不会因之而导致交易失败，这就是日常事务权的主要功能所在。现代的民事立法必须注重对财产动态关系的维护和交易安全的保护，大力重视现代市场经济交易频繁、活跃、快速的特点和对交易效率的追求，顺应世界范围内民商事立法对交易安全优先保护的发展趋势，并使夫妻日常家事权与物权公示制度、善意取得制度、表见制度等一起能共同构筑一条维护市场交易安全的完整锁链。

整体来看，普通民事制度只是因应了交易的快捷与简便，维护了能力不足者之权益，并不具备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当然，本质上属于无权的表见是其中的例外）；而家事权，一方面维护了夫妻方和与之交易的第三人方的交易快捷、简便，节省了交易成本（交易方不必费力证明自己有处分权能或调查对方是否有处分权能）；另一方面则有效地维护了交易安全。可见，家事权与普通民事权虽可统一到一个名词“权”之下，但其制度宗旨与功能是并不相同的。德国民法中“第1357条（即所谓‘夫妻日常事务权’——笔者注）涉及的不是（从事行为的配偶自己也是合同当事人！），而是亲属法上的一项独特的制度”。由此，制度的内容也必然有所区别。普通民事中，为促进被人交易活动范围，人是“代替”被人为民事法律行为，故被人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而在家事权行使过程中，夫妻一方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只是使自己与第三方之间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家事权的存在并不能使夫妻的另一方成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而只是避免了《合同法》第51条之“无权处分”情形产生，从而有效地维护了交易的安全。

（二）家事权并不能使“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否则将有违合同主体特定原则。

针对本文的上述分析，可能有人会提出，即使赋予家事权以与普通民事大致相同的效果，即，使夫妻双方都成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也可以实现家事权上述的功能。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依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的成立，一般需要经过要约与承诺两个阶段，但无论是要约方还是承诺方，实质上都需要特定化，也就是说，需要合同当事人的特定化。夫妻一方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并不能使配偶另一方成为合同主体。这与普通的民事制度是不同的。在普通的民事中，民事法律行为的实施者为人，而成为合同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却是被人。之所以如此，乃是由的本质决定的。关于的本质或性质，计有债权移转说、本人行为说、人行为说、折衷说等学说，其中以人行为说为通说，并为德国、我国《民法通则》所采纳，该说认为，虽然为人之行为，基于私法自治的思想，法律为尊重其效力意思，而使其对本人发生效力，也就是说，人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实质上使被人特定化为合同主体。基于普通民事的此点特性可知，其只存在于可以被事项上，涉及到被人人身等事项，无普通民事存在的可能。而在日常事务权存在的场合下，则与普通民事制度存在很大的区别。在德国民法中，“第1357条规定容易与发生混淆（产生于所谓‘夫妻日常事务权’）的规定。不过，第1357条规定与直接不同，在这里主要是行为人自己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例如，在丈夫乘车用一元钱购买公交车票而与运输方形成的运输合同中，家事权的存在只是使丈夫处分一元钱具有可推定的合法的根据，使该运输合同不至于未经妻子同意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从而影响到交易安全。家事权的存在，并不能使未参与到要约与承诺过程中的妻子成为合同的主体，这是由合同是特定人与特定人之间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特性决定的。

（三）从对国外立法例的借鉴角度，家事权并不能使“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

家事权，最早出现在古代罗马法的规定中，在现代也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确立，德国、法国、瑞士都有关于家事权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357条规定：（1）婚姻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处理使家庭的生活需求得适当满足并且效力也及于婚姻对方的事务。婚姻双方通过此种事务而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但是如果根据情况得出另外的结论的则除外。（2）婚姻一方可以限制或排除婚姻另一方处理效力及于自己事务的权利；如果此种限制或排除无充足理由，则经申请，由监护法院撤销之。此种限制或排除仅依照本法第1412条的规定相对于第三人有效（第1412条规定的是争议发生后婚姻合同对此种限制已经登记或已为该第三人所知，才对第三人有效）。法国民法典第220条规定，“夫妻各方均有权单独订立旨在维护家庭日常生活与教育子女的合同。夫妻一方依此缔结的合同对另一方具有连带约束力。但是，视家庭生活状况，所进行的活动是否有益以及缔结合同的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对明显过分的开支，不发生此种连带义务。以分期付款方式进行的购买以及借贷，如未经夫妻双方同意，亦不发生连带义务；但如此种借贷数量较少，属于家庭日常生活之必要，不在此限。”瑞士民法典第166条规定的内容与德国的内容大体相同。日本民法典第761条规定，夫妻一方就日常家事同第三人实施了法律行为时，他方对由此而产生的债务负连带责任，但是，对第三人预告不负责任意旨者，不在此限。

英美普通法认为，如果已婚妇女同她的丈夫共同生活，就要假定她有以她丈夫的信誉担保的隐含权，即凡一切家务方面的必需品都要委托妻子管理的这种权；如对丈夫、妻子以及全家人所应用的商品或服务的合理供应，这些商品和服务按照他们的生活条件应是种类适宜、数量充足，而且是实际需要的，妻以夫的名义与商人交易，只要夫未表示反对的，法律即认为妻有权。

总结来看，对于家事权，各国法一个共同的做法是强调其使夫妻负担连带责任，而一律没有“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的规定，因此，从立法例借鉴的角度上看，也不应承认家事权可以使配偶另一方成为合同主体，家事权的存在，只是表明了配偶一方行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进而交易安全得以维护。

三、家事权内涵确定的相关问题

（一）家事权与夫妻财产制

我国婚姻法中的夫妻财产制可以分为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无论是夫妻共同财产制，还是约定的限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等，无非都是财产（权利）在夫妻关系内部的一种分配，并基于此而对债务的承担的一种分配。在婚姻关系中，实行何种财产制，这不仅关系到夫妻一方本人的利益，关系到夫妻共同的利益，而且更关系到与夫妻发生各种民事交往的第三人的利益。从事民事交易的婚姻当事人一方通过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可以明确其权利与义务范围，避免配偶他方的不适当干涉，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而当夫妻以个人或双方的身份从事民事交易活动时，交易相对人有必要了解与自己做交易的对方以何种身份与之做交易，以及以何种性质财产进行交易，以使正在进行或者将来进行的民事交易，不致于因无权处分或交易相对方配偶的干涉而归于无效。

站在夫妻内部关系立场上，夫妻财产制度的存在实质上确定着财产（权利）的分配；而站在与之交易的第三人立场上，不同的夫妻财产制则代表了不同的债权实现可能性的选择：究竟是以夫妻全部财产作为债务清偿的保障，还是以夫或妻单个人的财产，甚或以夫或妻个人财产加上部分夫妻共同财产作为债务能得以履行的担保。因此，可以说，夫妻财产制与家事权一样，与民事交易安全关系甚巨。其运作机理为，如果交易活动符合《婚姻法》第19条第3款之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否则，一般将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债务。其对于交易安全的风险主要体现在约定为各自所有的情形。

如此，则对不同夫妻财产制的选择是否会对家事权的适用产生影响？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夫妻财产制更多的体现为财产是谁的这一问题，而家事权实质上并不关注财产究竟是夫或妻一方所有，还是夫妻共同所有；也无论是以夫或妻一方名义，还是以夫妻共同的名义，只要属于“日常事务”范围之内，则家事权的存在就可以推定与第三人进行交易的配偶一方的行为是有效的，其对于财产的处分是有权利的，进而在债务或责任的承担上也是由夫妻双方共担的。也就是说，夫妻财产制并不能影响婚姻当事人一方对属于“日常事务”交易活动的处理权限，家事权要求的配偶双方承担的连带责任也使何种夫妻财产制选择的意义不甚明显。

（二）“日常家事”范围的界定

由于家事权的行使对夫妻双方及与之进行民事交易活动的第三人利益息息相关，故对“日常家事”予以何种较为清晰的界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日常家事”的范围，各国立法的表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法国民法典》强调日常家事为家庭日常生活与子女教育；《德国民法典》强调日常家事是能使家庭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事务；日本民法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则没有在立法上明确日常事务的范围；我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也没有明确“日常家事”的范围。从理论上看，有学者认为，“日常家务谓包括未成熟子女（未结婚之未成年人）之夫妻共同生活。通常必要的一切事项，一家之食物、光热、衣着等之购买，保健（正当）娱乐，医疗，子女的教育，家具及日常用品之购置，女仆、家庭教师之雇佣，亲友的馈赠，报纸杂志之订购等，皆包含在内。”另有学者认为，日常家事的范围包括购买必要的生活用品、医疗医药服务、合理的保健与锻炼、文化消费与娱乐、子女教育、家庭用工的雇佣等决定家庭共同生活必要的行为及其支付责任。可以看出，“日常家事”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概念，简单的列举并不能涵盖其全部，因此，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立法可先对日常家事进行较抽象的原则性规定。同时可对不属于日常家事的情况作出除外性规定。基于此，“所谓日常家事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的未成年子女日常共同生活所必需的事项”，具体说来，可以从价值高低、是否必备、事项性质等方面予以综合性的判断。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笔者认为，不属于日常家事的情形主要分为：（1）涉及夫妻关系中与人身相关联的事务，如继承权的放弃等。（2）不动产的处分。一般说来，不动产涉及的财产价值较大，对人们的利益影响比较深远。同时，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为维护交易安全，尚规定以不动产登记为公示公信方法。故对于不动产的处分，应有夫妻双方明确同意的意思表示；（3）以分期付款形式购买价值较大的财产。由于分期付款买卖中付款期限通常较长、负担较重，在此期间夫妻关系可能发生变化，一旦夫妻关系消灭，故连带责任难以适用。法国1985年12月23日第85－1372号法律第2条增加的《法国民法典》第220条第3款可兹借鉴，该款规定：“以分期付款方式进行的购买以及借贷，如未经夫妻双方同意，亦不发生连带义务；但如此种借贷数量较少，属于家庭日常生活之必要，不在此限”；（4）由夫妻一方为其企业的运转而进行的借贷，或处在姘居关系中，或债务（数额）明显过分的义务，等等。

（三）日常家事权的行使及其限制

家事权范文篇4

关键词：夫妻日常家事权；夫妻日常家事制度；共同财产

我国民事交往日益增多，夫妻一方因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与第三人为民事法律行为，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或配偶他方个人财产。现实生活中，夫妻日常家事权的确定既能够有效地保护婚姻当事人自身的合法权益，也可以保护民事行为中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因而完善我国的夫妻日常家事制度是必要的。

一、夫妻日常家事权的概述

夫妻日常家事权是指夫妻一方在日常家庭事务中与第三人交往时所为法律行为，视为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另一方承担连带责任。即包括了夫对妻的家事权和妻对夫的家事权。

1.夫妻日常家事权的特征

（1）产生原因具有法定性。根据法律规定产生夫妻日常家事权。

（2）内容富有特殊性。即仅限于夫妻日常的家庭事务。一般是由法律规定，而夫妻的特别约定是补充。并且侧重于夫妻日常生活之必需。

（3）主体身份具备特殊性。夫妻日常家事权的主体是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

2.夫妻日常家事制度立法的必要性

（1）现代婚姻家庭中夫妻平等的必然要求应具备夫妻日常家事权。这种平等体现在夫妻身份和财产关系的双重平等。

(2)夫妻共同生活要求夫妻日常家事权，夫妻日常家事权为日常生活顺利进行提供必要保障。并且可以弥补因为本人不足不能亲自进行的一些事宜又必须实现自己的利益时而通过人的行为实现本人利益的情况。

(3)夫妻双方的真实意愿和共同利益可以从夫妻日常家事权的设立中体现。夫妻双方在正常的夫妻关系中有共同的利益，一方实施的日常生活行为通常与另一方的意志、利益相符合。

二、我国夫妻日常家事制度的不足

我国现行婚姻立法在夫妻日常家事方面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因日常生活需要，夫妻一方处分他方个人财产将产生何种法律后果法律对此未作规定。第二，法律赋予夫妻因日常生活需要有权单独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但是没有规定夫妻对该法律行为应负何种责任。第三，法律没有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处分权的限制。第四，法律对夫妻日常家事权限的界定不太明确。

三、完善夫妻日常家事制度的对策

（一）立法层面上完善夫妻日常家事制度的对策

目前我国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夫妻日常家事纠纷，但由于立法层面法律规定的缺乏，司法实践中会出现相同案例不同判决结果的现象。为此，笔者认为,我国在未来立法中应明确规定夫妻日常家事制度。

1.夫妻日常家事制度的适用范围应明确规定

（1）一般性规定。第一，家庭的生存需要；第二，家庭的保健和娱乐需要；第三，家庭和夫妻各自的发展需要。

（2）排除性规定。明确不适用夫妻日常家事制度的特殊情形：第一，股票交易行为；第二，以分期付款的形式购买不动产或大额动产的行为；第三，用家庭财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第四，处理与婚姻当事人一方的人身有密切关联的事务。

（3）限制性规定。我国可借鉴大陆法系的立法例，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夫妻日常家事权限制的事由、内容、范围和方式。

2．夫妻日常家事权的行使原则及其责任形式应明确规定

夫妻日常家事行为的责任形式主要为连带责任，而辅助以过错责任。我国民事立法应增设夫妻日常家事连带责任的规定，当夫妻日常家事权人滥用权、超越权而又不能对抗第三人时，被人就必须承担连带责任。公务员之家

（二）司法实践层面上完善夫妻日常家事制度的对策

1．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需要规范和限制

首先，法官作出任何裁判必须尊重规则并接受约束。其次，法官的裁判必须考虑量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再次，裁判文书的说理性与服众性必须加强。其四，实行登记报告制度规范监督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最后，法官的职业素质必须加强和提高。

2.“夫妻”身份需要严格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界定

现实生活中以“夫妻”相称未登记的现象非常多，但立法层面已经不再承认“事实婚姻”，因而法官在处理涉及夫妻日常家事权的法律纠纷时，就不应该也不能按照当地的习俗来认定夫妻关系，必须依照现行法律的规定严格界定夫妻关系。

夫妻日常家事制度在婚姻法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功能，我国婚姻法中需要尽快植入夫妻日常家事制度，通过完善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因此，在夫妻日常家事制度制定之前，理论界和实践中对于夫妻日常家事制度的讨论和研究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大文．婚姻家庭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陈棋炎，等．民法亲属新论．三民书局．1987年版．

[4]Pollock．PrincipleofContract．(Edwinfield,13thed)．

家事权范文篇5

一、现行法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规定的弊端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原则上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约定为夫妻分别财产制，以及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该规定对维护交易安全、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并非完美无遵循现行法律规定，即使夫妻一方恶意举债，只要夫妻双方未约定实行夫妻共同分别财产制，未举债一方也不能证明恶意方债权人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恶意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均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连带责任。非举债的无辜一方在未享受负债利益，甚至不知悉所负债务的情况下，仍应对另一方所负债务承担偿还责任。这种判决结果将给夫妻中的非举债一方带来巨大的利益损害和感情伤害，甚至给社会带来惧怕婚姻的不良现象。显然，这样的处理方法和处理结果与婚姻家庭法的立法精神也是相违背的。可以说，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做法虽易操作，但也存在天然缺陷，关键在于相关配套制度未能合理地兼顾到夫妻双方以及第三人的利益。对于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两种例外情形，以下分别讨论：

第一种情形：第三人知道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前面已经分析过，夫妻双方对分别财产制的约定，以第三人知道与否为判断标准，凡第三人事先知道该约定的，所发生的债务为夫妻个人债务；第三人事先不知道该约定的，所发生的债务仍为夫妻共同债务。这对限制夫妻双方滥用权利、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十分有利。但由于夫妻财产契约属于内部契约，具有较强的隐秘性，而婚姻法对夫妻财产的约定仅要求夫妻双方采用书面形式，不要求履行公示程序，通常情况下第三人无从知晓。况且，司法解释还把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约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非举债的夫妻一方，非举债方如果不能证明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对婚后所得实行分别财产制，夫妻另一方所负债务就一律纳入夫妻共同债务。这对婚姻关系中的无辜者实属不利，只会纵容恶意夫妻一方擅自举债损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实际上，婚姻关系中无辜方的利益还应优先于债务人的利益，因为就权益受害者的防范成本来看，债权人方法风险的成本小于婚姻当事人。在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中，债权人处于优势地位，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交易，而且完全能够通过选择实力强信誉好的交易对象；但生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配偶一方则不一样，其已经被束缚在婚姻之中，无法再行选择。因此，从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在保护第三人交易安全的同时，法律制度的设计也应该对婚姻关系中无辜方的利益予以关注和保护。

第二种情形：非举债一方能够证明举债方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可否认，其立法的本意在于尊重交易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此制度设计缺乏生存土壤。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债务，往往是以一方个人名义进行的，对于夫妻任何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另一方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负债一方与债权人达成了关于“个人债务”的约定，都必须按照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夫或妻一方在未经另一方同意向外负债时，很少有人会明确约定所负债务为夫妻个人债务，即使夫妻一方想约定，与之交易的债权人一般也不会同意。根据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人具有完全的理性，都会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现实交易中债权人为了增加自己的债权担保，一般都不会与债务人约定为个人债务。假使夫妻一方的确与第三人约定为夫妻个人债务，要求未参与交易的夫妻一方对“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进行证明，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有违举证责任分配时应遵循的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因为将某一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加在远离证据材料又缺乏必要的收集证据的条件与手段的当事人身上，而占有或者接近证据材料、有条件有能力收集证据的另一方当事人反倒不负举证责任，势必造成不公平。其后果是，一方假借夫妻之名，行个人事务之实，以期行为的后果由夫妻共同来承担，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利益。

总之，婚姻法进行利益衡量和制度安排时，表现出了对债权人的过度保护和对配偶的不信任。对债权人的过度保护表现为，只要借钱给已婚的债务人，不论其用途，不论恶意善意，只要没有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声明对债务人夫妻分别财产制的约定一无所知，法院均奉送法定连带保证人一名；对配偶的不信任表现为，推定夫妻为利益共同体，一方对外负债而另一方必将受益，即使喊冤说确不知情或确未受益，均视为狡辩或推定为借钱不还之同谋。

二、夫妻共同债务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策略

（一）确认家事权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家事权的行使是夫妻共同债务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现实生活中，夫妻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十分频繁，为保护夫妻双方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和交易安全，国外许多国家立法明文规定夫妻互有家事权，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规定夫妻日常家事权，导致夫妻共同债务缺乏有力的制度支撑。故笔者建议在婚姻法必要明确规定日常家事权，包括家事权的范围、权利行使的方法和限制、对夫妻及第三人的效力等。法律设立日常家事权，一方面也是为了有利于对夫妻行为进行界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负担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是有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降低其债权落空的交易风险。

（二）明确界定夫妻共同债务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者夫妻双方为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夫妻共同财产是维护夫妻共同生活的基础，而夫妻共同债务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减损，在本质上为消极夫妻共同债务。在婚姻生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原则上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从夫妻共同债务的特点来看，必须符合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对此，债权人负有举证责任。但是，如果非举债方可提出相反的抗辩来否认，即夫妻另一方所负债务非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且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除此以外，如果夫妻双方明确认可夫妻一方所负个人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有共同财产的，共同财产应优先清偿夫妻共同债务，共同财产不足以清偿的，夫妻双方以其个人财产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夫妻任何一方清偿全部债务。夫妻内部份额的分担由夫妻双方协议或法院判决承担责任的份额的，不能对抗债权人，夫妻双方对清偿共同债务达成的协议和法院对夫妻双方共同债务所作的承担份额的判决，其效力不及于债权人，即夫妻离婚后债权人仍有权向原夫妻任何一方主张完全债权，任何一方有有完全清偿义务，以使夫妻双方对清偿共同债务永远承担连带责任。

（三）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公示制度

夫妻共同债务作为消极夫妻共同财产，与夫妻财产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来说，夫妻共同财产所产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相反，夫妻个人财产所引起的债务则为个人债务。我国《婚姻法》采用了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并存的夫妻财产制立法模式，并且规定如果非举债方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得，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通常情况下，第三人对夫妻财产制的约定难以知晓，要求债权人对此予以证明更是强人所难。解决此问题的突破口在于对夫妻约定财产制进行公示，这也是目前国外立法中普遍采取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在法国，夫妻在对财产进行约定时，规定了极为严格的形式要件，不仅需要采用书面形式，而且还需经公证人进行公正，在完成公证手续后，还必须履行登记手续才能对抗第三人。《法国民法典》第1394条规定：“夫妻间有关财产的约定不仅需要采用书面的行使，而且应在公证人面前订立；订立协议时，夫妻双方以及有关的当事人，如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监护人等，或者其委托的人必须在场，并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财产协议做成后，公证人在契约上签字，同时免费向各当事人提交一份未印花的白纸制作的证书。”纵观各国的立法，公示程序分为登记和公正两种。采取登记程序的有德国、日本、韩国及我国澳门、台湾地区；要求双方在办理婚姻登记时一并办理财产契约登记。采取公正程序的有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要求夫妻财产契约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并经过公证。根据我国的国情，笔者建议对夫妻共同债务的约定采用登记的形式，以便对第三人产生公信力，也从而也相应地减轻了夫妻一方的举证责任。同理，我国还可以尝试设立夫妻债务登记制度，尤其对经营性债务，应当事先进行登记，以避免在发生债务纠纷时，出现夫妻对债务履行的不公平、不公正，甚至还会避免逃避债务的情形。

家事权范文篇6

关键词：共同债务；日常家事；法律解释

共同债务制度是一项交织于财产法与身份法之间的特殊债务制度,我国婚姻法迄今尚未设立一套具体的较为系统全面的夫妻债务制度。在当下,完善该制度,极具有现实意义。

一、我国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规定

夫妻债务制度是我国夫妻财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夫妻共同债务制度是以《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以下简称第24条)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如要否定共同债务须满足:“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夫妻财产约定公示制的情况下,夫妻中非举债一方要想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第三人明知”这一要件基本是不可能的。突出表现两类案件上:一是债权人持夫妻一方签字的大金额借条来起诉夫妻两人连带归还借款;二是在夫妻感情危险期或离婚时,一方亲友持该方签字的借条来起诉要求夫妻两人连带归还。此类债务在司法实践中基本都会被定性为夫妻共同债务,非举债一方都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论文下载。

第24条所确定的也可以称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的“推定规则”,这一规则背后就是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方面采用的是“名义说”,即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另一方能够证明除外情形。而我国立法上并不是一直延续着“名义说”。1980年《婚姻法》第32条中就采纳了“目的说”:“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以共同财产偿还”,即以所负债务的目的来判断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立法转变的社会背景就是在1980年《婚姻法》实施后,存在着大量通过假离婚来逃避责任的现象。这一立法转变有效遏制了假离婚逃避责任的行为,给法院在实务审理上带来了便利,但也带来了大量个案的实质不正义,对夫妻中非举债一方(通常都是女方)利益造成了损害,有矫枉过正之嫌。

二、共同债务制度的缺陷

第一,我国在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在立法结构上没有规范的定位。①婚姻关系是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双重结合。债务是财产制度中重要组成部,夫妻债务问题应该是一直伴随着夫妻关系成产前、存续期以及结束后。而我国修正后的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关系部分未对夫妻债务的性质、清偿、分割等问题做出一般性规定。仅有两处规定:《婚姻法》第19条规定了约定财产制;第41条关于离婚时债务的规定。如此的立法似乎在向公众传递一个信息:只有在离婚时,法律才会涉及到债务处理。而债务通常出现在各个阶段,也有必要给予法律规制。处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债务却需要援引离婚时夫妻债务清偿的法律规定,显然不当。

第二,法律在保护法益时权衡不当。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的规则,其存在的价值就是在于它能保护一些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善的东西,而当两个均受保护的权利发生冲突时,法律就必须做出权衡。在夫妻共同债务方面,法律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更多保护债权人还是更多保护夫妻中非举债方?立法采纳“名义论”就是从保护交易安全角度来考虑的。但现代民法理论主流观点认为保护交易安全也应是基于对善意无过失的信赖保护,而夫妻中非举债方几乎没有控制力,无法干预债的发生及债的大小。在此情形下,让非举债方承担清偿责任有失公允。

在个人主义张扬的现代社会,婚姻从本质上也可以看作是个两个人的契约②,可以说,现代社会夫妻间已难以掌握对方的全部财产状况,更无法控制对方与外界的交易活动。还笼统地强调夫妻一体,共同承担风险,势必会给夫妻另一方利益造成损害。

第三,与家事制度根本原则相违背。家事权,是配偶权中的重要内容,它是指夫妻一方在因家庭日常事务而与第三人为一定的法律行为时,享有配偶他方的权利,其行为的后果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直接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③多数国家婚姻家庭法规定夫妻对日常家事的相互权,这样既方便了家庭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第三人的利益。《婚姻法解释一》第17条中规定:“夫或妻在处理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多数学者认为,此虽直接规定的是夫妻日常家事决定权,但也间接的承认了夫妻互有日常家事权,以满足夫妻处理复杂、多样的家庭事物的需求。

现在的问题是:在日常家事范围内,让夫妻一方为另一方行为承担责任的法理依据是什么?责任范围到底有哪些,第24条的规定是否与之相符?婚姻是男女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以夫妻的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合法结合。④婚姻家庭的本质决定了配偶任何一方需要享有独立处理某些家庭生活问题的权利,即可视为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夫妻共同生活是两人共同承担责任的社会基础,其法理基础就是表见,即让交易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而与其实施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的效果直接由被人承担。表见制度设立之目的,在于保护交易之安全。⑤因此,日常家事范围应该在夫妻共同生活之内,超过共同生活之限,就不应再属于范围。⑥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根据日常家事应该包括购买家庭生活用品、治疗疾病、从事文化娱乐、家庭教育等日常生活方面。因此,第24条仅是双方是夫妻关系之名,就推定为共同之债明显有违日常家事制度设立的初衷。这种违背直接表现就是实务中举证责任分配的不公平。

第四,举证责任分配有失公平。公平正义原则是分配举证责任的最高法律原则。⑦在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方法上,我国采用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而根据第24条的确定的“推定规则”,基本就免除了债权人证明是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债权人只要证明一点:此债是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即可。如要否认是共同债务,则非举债一方就必须证明:(1)债务系个人债务,或夫妻双方实行约定财产制;(2)债权人明知。如要证明债权人系“明知”则需要债权人和债务人配合。即使非举债一方证明了其夫妻双方是约定财产制,只要债权人坚称不知,则非举债一方基本上就无法达到排除是共同债务的证明标准。但是,根据日常家事制度的特点,债权人如主张夫妻共同承担债务,则其至少应该证明债务在家事范围内,或其有理由相信债务未超出家事范围等。债权人在这方面的举证责任是不能免除的。因此,第24条确定的“推定规则”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是不公平的。其原因就在于法律推定方法使用不当。

第五,推定方法适用不当。所谓推定,是指根据某一事实(基础事实)的存在而作出的另一事实(推定事实)存在的假定。⑧就推定的性质而言,它是一种假定,是一种是将真假不明、有无不清的事实确定为真或假,有或无的一种法律上的“拟制”。在诉讼领域,基础事实是推定事实的具有强大证明力的一类特殊的间接证据。根据通说,所谓间接证据,“系指用以间接证明待证事实之证据,即先证明某事实,再由此事实,推论应证事实之证据”。由此可见,间接证据之所以能够起到证明作用,正是由于通过它可以推论应证事实;而之所以可以推论应证事实,则是由于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显然,这正是推定的过程。因此,推定实质上就是司法机关(当事人)认定(证明)事实的一种方法,即在直接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运用间接证据对待证事实作出的假定性认定。

“推定的逻辑是其一,这是一个逻辑判断过程,是一个包含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的三段论的推理过程。其中,甲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是大前提,甲事实的真实性是小前提,乙事实的真实性是结论。在法律领域以外的日常生活中,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推理或推断。其二,在这个三段论的推理过程中,由于大前提是经验性的,而不是规律性的,即它是一种可能性很大的或然性,因而这一逻辑推理的结论显然具有不周延性,故可能为假。”⑨依证据法原理,适用推定的前提是以常态联系为基础。生活经验至多只能证明:在夫妻生活中,在日常家事生活范围内发生的债务与法律上共同债务有着常态联系。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没有这种联系了。因此,我们立法上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一切债务均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缺乏证据法理论支撑。

三、实务衡平及制度配套完善

我国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尤其是共同债务制度不是很健全,作为司法实务理应有所回应并衡平,以求个案实质正义。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的措施进行完善。公务员之家

第一,尊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社会现象纷繁复杂,法律具有局限性,立法又常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在法治国家,为了让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确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有权根据社会现实,结合法理来裁判。作为对夫妻生活调控的法律,也理应如此。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上,承担连带责任的社会基础——夫妻共同生活,是随着社会进步而有不同的内容。甚至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家庭对共同生活的理解也是不尽相同。因此,法官只有根据案件的社会背景和个案的实际情况,才能做到公正裁判。

第二,在立法上明确日常家事制度。我国《婚姻法解释一》是也规定了夫妻在处理共同财产的平等权,但是这毕竟不是直接规定日常家事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日常家事制度,明确日常家事的范围,建立合理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度,更好维护夫妻共同利益,保护弱者进而起到保护家庭法律目的。同时,通过日常家事制度,确定公平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平衡当事人诉讼权利。

第三,修改我国目前的《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撇开本条确定的“推定规则”在举证责任分配和推定方法有不妥之处不谈,单就本条的合宪性、合法性就有待商榷。本条是司法解释,而司法解释有效性的前提就是解释不能超越法律本身。现行的《婚姻法》并没有规定类似的推定,而司法解释却自己创造了这样的推定,明显属于超越了法律本身。第24条不是解释法律而是在创设新的法律,它并不具有合宪性和合法性的基础。因此,修改此条款,摒弃推定规则是必需的。

第四,创设一些配套制度来完善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社会现状也需要一个完善的夫妻财产的制度。⑩首要的是完善婚姻财产公正及公示制度,明确婚前、婚姻期间甚至离婚后的财产关系。其次要建立大额债务或大额财产共同确认制度。目前实务中有关于大额财产共同确认制度,如在商品房买卖中,房产登记会要求夫妻双方到场签字。只是,这样的做法并没有在法律上有所体现,也没有在更大范围中应用。为此,建立这样的制度让夫妻双方对财产和俩务进行认可,可以较好解决类似的纠纷。再次应建立分居制度,并明确分居期间的财产制度。目前很多国家都有分居制度,分居期间的债务除非明确约定或确属日常家事范围,否则就认定为个人债务。因为我国并没有规定分居制度,所以我国的分居行为现在还没有公信力,仅仅只是个“私”行为。这样既不利用夫妻感情状态的法律明确,也不利用于第三人。而类似的债务又往往是在双方开始谈判离婚期间“造”出来的。

注释:

①刘雁兵.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确认的审判思考.法律适用.2006(5).

②钱弘道.法律的经济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③史浩明.论夫妻日常家事权.政治与法律.2005(3).

④杨大文.婚姻家庭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⑤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页.

⑥罗结珍.法国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⑦丁巧仁.民商事案件裁判方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97-99页.

⑧赵钢,刘海峰.试论证据法上的推定.法律科学.1998(1).

家事权范文篇7

由于权力现象在人类社会广泛存在，权力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着多种不同的用法。我们可以将它的基本含义作这样的界定：权力是指在特定社会关系中一方主体对另一方主体所拥有的某种优势力量的体现。这种优势力量意味着“一个人或一些人在社会行动中甚至不顾他人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而“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对象仅限于权力的一种，即国家权力。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国家权力与分散的个人权力不同，是一种“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因而，只有社会从整体上存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与组织条件，这种权力才能形成。

随着人类政治实践的加深，关涉国家权力的组成形式和相互关系的制度与理论-宪政制度与宪政理论就逐渐产生了。所谓宪政制度，是指一个国家中运行的各种基本政治制度。它既表现为一系列成文的宪法规范，也表现为行动中的各种约定俗成的宪法惯例。宪政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制度形式，它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设计和建设一个尽可能妥当的国家构架，使国家权力既保持有效运行，又能够有所节制而安全地运行。美国政治家麦迪逊认为，要作到这一点，就要使国家机构“不同的部门之间获得适当的制约与平衡”。这一产生于西方社会的著名政治主张，在理论上可以说有着以下两种含义：一方面，国家权力要有所分化，分别执行不同的职能。近代西方社会中的分权理论系统地表述了这一要求。简单地说，分权理论的观点是：“……关键是要将政府划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门或三部分。三个部门中的每个部门都有相应的、可确定的政府职能，……政府的每个部门都一定要限于行使自己的职能，不允许侵蚀其他部门的职能。进而，组成这三个政府机构的人员一定要保持分离和不同，不允许任何个人同时是一个以上部门的成员。这样一来，每个部门将对其他部门都是一个制约，没有任何一群人将能够控制国家的全部机器。”

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之间要相互制衡。权力分立的功能主要在于分散权力的决策中心，消极地限制权力的范围，从而由人们从外部来防止权力的滥用；而权力的制衡的功能则在于在权力之间“对权力行使实行一套积极限制”。尽管任何一种分化的国家权力都不能随意干涉、控制其他国家权力，但为了促使不同的权力机关之间积极地相互监督，还应授权一个国家权力机关对另一个国家权力机关行使一定的直接控制权。“在实践上这就是授权一个部门在其他部门行使职能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尽管是有限的作用。因此，给予了行政部门对立法进行否决的权力，或者给予了立法部门以弹劾权。”应当注意的是，任何一个具体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都不是全能的。它不能代替其他国家机关执行所有的职能。在特定的领域内，权力执行者独立自主做出决定的决策自主权是不可避免和不能缩小的。因此，不同的国家权力之间的这种“干预”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依照一定的程序进行。

上述权力制衡的理论对纯粹的权力分立理论做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正，它意味着国家权力之间在职能上所存在的分化，只是部分的分化，而不是绝对的、纯粹的分割和独立。

事实上，无论是权力分化的理念还是权力制衡的理念，都是为了满足人们在一定社会情境下的需要和价值追求而逐渐产生的，它们都具有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那种将国家权力系统分别组织为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的宪政制度追求，就是经过许多世纪而逐渐衍发起来的。随着情况的变化，绝对的分权理念遭遇到了各种批评，相应的理论侧重点也在发生变化。

首先，鉴于国家所负担的职能的复杂，在现代社会的现实宪政制度中，几乎看不到国家机构之间绝对的职能分化与独立。而现代政府体系的变化，也使人们经常很难将国家内部的多重机构强迫置于这三个范畴内。

其次，分权理论旨在制约权力的范围，防止权力的滥用，但各种分立的权力之间如何得到协调与沟通，从而以有效的、融会贯通的方式实现国家所担负的总体任务，这是纯粹的权力分立理论所难以解决的。分权理论的重要作用在于能够帮助人们从整体上思考国家基本机构的相互关系。但是，现代社会各种复杂的宪政实践与宪政理论已经说明，这一理论既非教条，也非固定不变的行动指南。

家事权范文篇8

广义上的家事诉讼应当包括婚姻事件、亲子事件、抚养事件与其他家庭事件。日本法上，家事审判分为“人事诉讼”与“家事审判”两部分。人事诉讼是专门确定人的基本身份关系（例如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收养关系等），并以之为纠纷对象的特别民事诉讼程序；人事之外的家事案件则按专门的《日本家事审判法》分为甲类与乙类两部分，由家庭法院按照家事审判程序进行。德国法上，规定有专门的家事审判程序，成立有专门的家事司法机构，在州法院设有“家庭事件分部”，又称家庭法院。

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渐次推行，由于家事案件所具有的特殊性质，我国现有的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并不能完全满足案件审理需要。现行关于家事诉讼程序的一些规定散见于各类民事规范性文件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七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第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等。这些规定不仅十分分散，而且过于简单，可操作性差，内容方面主要集中于规定婚姻案件，对于亲子关系案件等缺乏相应规定，尚存不少立法空白。在案件审理中，由于缺乏专门的法律规定和诉讼程序，为数众多的家事案件得不到妥善审理，办案法官深感为难。

二、典型案例与问题反映

原告郭某某诉被告刘某某偿还下欠的工资28700元。原告称，被告在内蒙承包工程期间欠原告工资30000元，后原告多次催收，被告只给付了原告1000元。*年，原告通过被告的亲戚多次催收，被告才于*年9月份给原告出具了欠条一张。*年9月，原告因小孩上学找到被告，被告仅付给原告300元，余款被告拒绝偿还，因此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欠款。然而，在具体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实际情况并非原告诉状所述。据庭审笔录显示，原被告间曾经保持有婚外男女关系。被告刘某某在内蒙工作期间，原告一直跟随同居，被告也曾一度打算与妻子离婚，转与原告郭某某结婚。后经被告妻子张某某的不懈努力，被告刘某某改变主意，要求结束与原告郭某某的婚外男女关系，原告不允。在反复沟通无效的情况下，原告郭某某选择到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刘某某偿还同居期间原告为其垫付的大米款和原告的工资，共计30000元。庭审过程中，被告郭某某态度强硬，声称在与原告同居期间每年给付原告不下15000元，为原告治病、寻找亲生父母和往返开县内蒙等事项也花了不少钱，出具欠条是当时为了脱身才写的，欠条并非真实债权债务。同时，为了案件事实的查清和纠纷的解决，被告妻子张某某也参加了实际的庭审过程。张某某强调，可以考虑给原告*元作为补偿。庭审结束后，双方经调解未达成和解。目前，该案已经判决结案，认定欠条具有法律效力，被告刘某某应当偿还欠款。被告刘某某不服，拟上诉。

本案所采取的诉讼程序是普通民事诉讼的简易程序。然而，按照该程序，基于本案的特殊性质，存有以下问题：

第一，案件审理指向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之规定，我国的民事诉讼采取民事财产纠纷和民事身份纠纷混同审判的模式，不存在专门的家事审判程序和专门的家事审判机构，由此导致很多家事纠纷或不能进入司法程序解决，或经当事人改以其他诉由起诉。在本案中，原告以劳务合同欠款为由起诉，提供证据包括欠条一张和证人证言一份。依靠普通民事诉讼程序，法庭似乎已经可以认定案件事实，也能够据此作出判决。然而，这样审理既不符合案件事实，也不利于纠纷解决。原被告不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纠纷产生实质是感情纠葛所致，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引导的审理活动并没有触及纠纷的核心部分，即原被告同居期间的财产和身份关系如何认定。

第二，公开审理与否存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就原告起诉的诉由而言，本案是劳务合同欠款纠纷，不具有不公开审理情形。在普通债权之诉下，涉及个人隐私的，是否进行公开审理，现有法律规定比较疏阔。从立法原义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是指情节上出现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法律规定情形的，应当不公开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则是指案件案由是离婚或商业秘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同一法条出现不同裁判标准。公开审理与否采用情形说还是案由说，法官自由裁量时难以认定。本案实际庭审情形是，在得知案件特殊情形后，旁听群众自动离场，除独任法官与书记员以外，参与诉讼的只有原告及其人和被告及其妻子，事实上是不公开审理。

第三，被告妻子的诉讼地位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经人民法院允许，当事人的近亲属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人，我国立法采取了有限度承认近亲属诉讼权模式。然而，在家事纠纷中，纠纷大多以家庭为单位发生，行使权的当事人近亲属本身就是纠纷的实体权利义务人，整个诉讼行为的后果往往并不是诉讼当事人自身所承担，而是以其家庭为承受主体。在这种情况下，诉讼程序承认当事人近亲属的人地位，无异于变相遗漏了当事人或者加重了原被告的责任。以前述案例为例，在劳务合同诉由下，被告刘某某之妻张某某不能以被告身份参加诉讼，刘某某只能委托其妻子作为人参加诉讼。而在庭审过程中，张某某甚至比被告刘某某发言更为积极，并主动提出个人给原告郭某某*元以了结纠纷。张某某的诉讼行为显然不仅仅是行为，而是直接替被人被告刘某某承受了行为的法律效果，这直接与立法的权设置矛盾。而依现有普通民事诉讼程序，这种矛盾是无法避免和解决的。

三、立法建议

（一）应当设立家事诉讼程序

家庭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需要对家事事件进行特别处理，设立家事诉讼程序能更好地找出家事纠纷的症结。

（二）包含案件类型

家事诉讼程序下案件类型应当包括婚姻事件、亲子事件、抚养事件与其他家庭事件。

1.婚姻事件，应当考虑包括离婚之诉、撤销婚姻之诉、确认婚姻存在与否之诉和同居之诉等。

2.亲子事件，应当考虑包括确认亲子关系存在与否之诉、父母赡养权之诉和亲子监护权之诉等。

3.抚养事件，应当考虑包括变更抚养名义之诉、子女抚养之诉等。

4.其他家庭事件，应当考虑包括父母的看望权之诉、父母与子女来往纠纷之诉、婚外情之诉、夫妻财产纠纷之诉等。

（三）当事人标准

在家事诉讼程序下，当事人的认定应当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程序。

1.家事诉讼程序下，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应当有特殊性。可以考虑家庭成员在家事诉讼程序的不同类型案件中，采取不同的诉讼能力认定标准。如在婚姻事件中，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制的夫或妻应考虑认定其具有完全的诉讼能力；如夫或妻为无行为能力人，则由其法定人进行诉讼。

2.家事诉讼程序下，当事人的范围应当有特殊性。家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一般具有明确性，或是家庭成员，或与家庭有密切关系，因此应当严格限定当事人的范围。

3.家事诉讼程序下，应当实行特别制，即诉讼人在家事诉讼中须经特别授权。由于家事诉讼一般具有最强的人身自然属性，当事人的人应当证明其获得了该当事人特别授予的权。

综上，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从实体法角度来考虑当事人适格与否，把当事人适格的基础完全归于当事人对诉讼的管理权或处分权。在家事诉讼类型的案件中，较多的诉讼类型为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并不能完全统一。以形成之诉为例，家事诉讼案件中的形成之诉多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其目的在于维持法律的安定性和社会的稳定性，一般应依照法律的规定或立法的精神确定当事人。有形成权或对形成权有管理权的人当然是当事人，如夫妻、撤销收养事件中的生父母等，除此之外，能称为当事人的只能是法律基于公益而直接规定的某些人，如当事人所在居民委员会或工作单位等。

（四）家事人的诉讼地位

家事权我国法律未作规定，但是在审判实践中，我国是承认家事权的。家事是表见的一种特殊情形，其实质属于广义上的无权，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无权。无权非经被人追认不发生的效果，而家事发生的效果无须经被告人追认，直接发生效果。所以，家事人在家事诉讼程序中的地位应当不同于普通人的诉讼地位。

在审判实践中，我们发现家事存在不同的表现形态。

1.无授权型日常家事。一种情形是一方没有授权，另一方以家庭名义对外进行日常事务活动。从法律上，这应当推定行为人享有权，整个家庭成员应对行为人的行为承担共同连带责任。如夫或妻一方以家庭生产生活名义对外借欠的债务，且能够证明款项用于家庭生产生活的，夫妻双方在由此引起的诉讼中应当成为当然的诉讼主体。另一种情形是人与被人为同居关系，周边人公认是婚姻关系的，一方故意以配偶名义对外发生日常家事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行为有效的，应推定为有权家事，若由此引起诉讼，与被双方应是当然的诉讼主体。

2.授权表示型家事。在家事诉讼程序中，这种比较容易区分家事人的地位，与被双方应为当然的诉讼主体。

3.授权不明型家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之规定，授权不明的，被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人负连带责任。在家事诉讼程序中，连带责任的成立意味着与被双方都可以是诉讼主体。

4.越权型家事。根据调研，实践中越权现象有：（1）超出书面或口头授权的权限而为之的，善意相对人有足够理由相信行为人是在行使权的，构成家事，对方配偶需对此负被责任。（2）有限制的权，是指本人对配偶原有或应有的真实权加以限制，却为加以明示的情形，构成家事的，本人需负被责任。针对越权型家事，只要相对人是善意无过错的，被双方都应成为诉讼主体。

5.权限延续型家事。这种情形是指权终止后的活动构成家事的情况。根据调研，常见的情况有三种：（1）人权利消灭后，其仍以配偶名义进行民事活动；（2）向特定第三人表示过授权，但权撤销后未通知第三人的；（3）向不特定人公告授权，未公告撤销授权的。在家事诉讼程序中，如果第三人对权被撤销无过失，仍与人进行法律行为，可以考虑把人与被人都列为诉讼主体。

（五）实践探讨

从审判实践出发，家事诉讼程序仍有可以继续探讨的空间。

第一，应当成立专门的司法机构处理家事事件，由专门的家庭法院和专职法官单独办理家事案件。

第二，实行本人亲自到庭制度。在家事审判程序中，应当要求本人必须亲自出庭，因为从家事案件的类型来看，多是与亲戚、家庭成员的纠纷有关，其中包含着众多的感情因素和相当程度的生活误解，加之基于身份关系的不可替代性，实行本人亲自到庭制度，不但能使主审法官具体掌握案情作出及时准确的妥当裁判，而且能使当事人自主消除误会，恢复感情，有助于圆满解决纠纷和促使调解的成立。

家事权范文篇9

关键词：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性质认定;举证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经2001年修订并沿用至今。在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其中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在当时出现“离婚逃债”的情形下出台，就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的性质进行解释和规范，着重保护债权人的权益，但缺陷十分明显，将会对夫妻双方的债务关系的形成条件完全归在一方的表示即是否约定为个人债务上，于是在实践中又出现了夫妻一方与对外的债权人一同损害未举债配偶的情况。为此，最高院在2017年2月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进行了补充规定，虽然旨在保护未举债配偶的权益，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争议问题。2018年1月18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对《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进行了彻底的改变。此次以《夫妻债务纠纷有关问题解释》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进行更新的做法具有明显的纠错意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十分罕见，并非常见的以新解释代替旧解释。[1]新司法解释出台已有一年的时间，但在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的性质认定上，与各地法院的司法实践和学界观点仍有诸多争议。本文围绕上述问题，在《夫妻债务纠纷有关问题解释》的规定下探讨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性质的认定和裁判规则。

二、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性质的认定标准

（一）事后追认与共同签字。《夫妻债务纠纷有关问题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该条款的原则与合同法上的一致，对于配偶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经追认则因其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而成为共同债务。在实践中，判决认定一方存在追认的情形包括事先未举债一方事后出具还款书、事后实际还款等情形，举证责任在债权人方，债权人若不能提供有追认说明力的证据，则往往裁判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但就追认问题，笔者认为法院在作出裁判时应当明确其内涵要限定在未举债方在认识到债务存在的情况后有共同承担的意思，不应扩大范围。如在“陆婷婷、曹海沧民间借贷纠纷案”[参见(2017)苏02民终4420号判决书]中，法院对“曹海沧在与应毅的对账过程中积极参与，并发表意见”的行为便不认为是追认，而是作出了“曹海沧参与对账发生于本案原告应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之后，曹海沧作为案件当事人，积极参与解决纠纷符合人之常情”的判断。在“共签”问题上，除了当事人明确地共同签字为债权人的情况，还出现了一方签字为债权人配偶、签字为证明人等在认定上存在争议的案件。在“时成韬诉李步明等借款合同纠纷案”[参见（2018）苏0923民初587号判决书]中，当事人徐荣芬与李步明为夫妻关系，其在李步明向时成韬出具的借条中签下“证明人徐荣芬”字样。时成韬向法院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但一审判决认定是李步明的个人债务。该案件的争议点在于徐荣芬签下“证明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夫妻债务纠纷有关问题解释》规定的“夫妻双方共同签字”。笔者认为，从夫妻债务的性质上看，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下的夫妻债务为“共同债务”，即夫和妻作为一个共同体对外所承担的债务，那么其边界则应划定在为共同体需要和共同体的一致意思上。夫妻关系虽然将双方结合在一起，但在对外时并不仅能以共同体形式与他人缔结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因此，在难以探究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应当从理性人角度以外部表现意思为准。徐荣芬既然在李步明与时成韬的债务关系中担任“证明人”的身份，则应尊重当事人以个人身份而非夫妻团体的形式缔结法律关系的选择。从文义解释上，《夫妻债务纠纷有关问题解释》第一条中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时未考虑举债目的，而强调双方的共同意愿，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夫妻共同债务应当严格限定为夫妻双方作为共同体对外负担债务的形式。法院在认定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是否有追认情形时不仅要看配偶是否知情，还要考虑是否有同意共同承担的意愿。认定“共签”时要按照当事人表示出来的意思，尊重当事人自主选择是否作为夫妻共同体形式的权利。（二）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认定。《夫妻债务解释》第二条与第三条将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的债务分为为家庭日常生活和超出家庭为债权人的合理信赖与合法权益提供保障，具有合理性。另外，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采用共同生活需要之标准体现了在夫妻这一共同体下对个人的权利的尊重，数额标准有助于使债权人订立契约时更为谨慎，为交易安全而避免出借可能预期的一方大额举债用于个人挥霍情形，从而保障未举债配偶的利益。（三）共同经营的认定根据《夫妻债务解释》中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对外超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若能举证证明用于共同生产经营，该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经营的情形主要包括“举债用于个体工商经营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为经营夫妻公司夫妻二人为公司股东或者企业合伙人而一方负债、夫妻双方均为公司控股股东（包括隐名出资的情形）或担任公司董事或监事或者其他高管为公司经营承担债务、夫妻一方负责经营管理建设项目工程部门且其配偶参与经营的时候负责一方将对外所负之债用于工程建设”[8]四种。在实践中，前三种情况在查询登记后即可明确，如“郑振容诉马文立等民间借贷纠纷案”[参见（2018）闽01民终1390号判决书]中由于查询福建恒德石业有限公司可知“林德水与郑振容均为福建恒德石业有限公司股东”，法院判决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于第四种情形，笔者认为具体内容不仅限于工程建设也包括其他经营、盈利类项目，且关键点在有共同经营的行为，如若有证据证明举债方的配偶参与协商和合作的过程，则应认定属于夫妻共同经营。

三、举证责任分配

《夫妻债务解释》第一条所规定的夫妻“共签”及追认在实际适用中一般由债权人举证，而第二、三条则将举证证明责任分配为两类：一方对外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和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对于前者，由于推定家庭日常需要为夫妻共同债务，无需债权人举证证明；若举债人的配偶认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举证并非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责任即归于举债人的配偶。对于后者，虽然债务形成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且不存在夫妻分别财产制，但并不当然以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债权人若主张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双方都有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如果债权人不能证明的，则应认定为一方个人债务。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用于家庭生活”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夫妻债务解释》并没有进行明确。有学者观点认为：“对于夫妻一方举债的情况，其债务的实际用途知晓情况仅由举债一方或者实际分享了债务所带来利益的举债方配偶掌握，又因为存在夫妻人身关系，从实践考虑夫妻一方相对债权人更具有掌握有关债务用途信息的能力和途径，夫妻一方更容易取得证据。因此，为追求实质的公平，应当分配给举债方一定的举证责任。”[9]也就是说，在夫妻一方对外承担债务时，由债权人证明该债务关系存在，而由举债一方证明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但这种举证责任的配置在实践中会产生许多问题，如出现“夫妻共谋逃债”时，举债配偶可以通过不举证用于家庭生活的方式轻日常生活两部分，相对应的在债务性质和举证责任上有所区分，那么如何认定所负债务是否用于家庭生活则成为适用第二还是第三条的关键。笔者认为夫妻日常生活的范围与日常家事权所支配的范围应当是一致的。日常家事权是夫妻这一特殊紧密身份而产生的范围在家庭日常事务的权利[3]，由于夫妻在共同生活中需要处理一些必要的家庭事务，如衣食住行、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如果事事均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出面决定或要求取得对方的同意，会严重影响生活效率，徒增烦恼。[4]因而，赋予双方在范围内的法律行为不需要配偶的意思而对其产生效力的权利。据此，夫妻因共同生活产生的债务范围大致包括以下几项：为购买家庭日常生活用品、雇佣家庭用工、医疗保健所负债务，为夫妻双方共同法定抚养义务的履行所负债务以及为家庭正当的社会交往、教育娱乐、业余生活费用的支付所负债务[5]，超出日常生活的大额借贷并不在外延界限内[6]，而在评价时也应综合考虑当地生活水平和具体的家庭生活水平。在司法实践中，目前是否用于家庭生活的判断是由法官作出的，如在“吴文百等与杨奇峰民间借贷纠纷上诉案”中，法院的裁判理由写明“根据吴文百与苏秀花在借款期间的职业、身份、资产、收入等情况，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习惯等因素，认定明显超出其与苏秀花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畴，超出夫妻一方家事权限范围，不为吴文百与苏秀花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参见（2017）苏03民终3933号判决书]，其判定依据是结合当地与当事人的生活水平情况，对于超越一定的限额的债务即不认定为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夫妻共同债务。同时，裁判案件中也存在举债一方在借款时于借条中书明债务用途的情况，如“黄以亮等与何则炳民间借贷纠纷上诉案”中由于“案涉借条内容表明借款用途是‘生意经营及家庭开支’”，数额也不算大[参见（2018）闽01民终1579号判决书]，法院最终认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笔者认为，此类举债时写明债务用途的案件在裁判时应当遵循相对人信赖保护的标准，在写明用于家庭生活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若在数额上确超过理性人的认定，则可以推定相对人无需要保护的信赖，作出属于个人债务的判决。在超出日常生活的大额借贷问题上，对于在特殊的离婚诉讼期间，妻子一方借款30万为儿子买房的案件，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认为“借款金额巨大，冯女士为儿子购房也属家庭重大事项，冯女士单方向陈某借款不构成家事，同时，冯女士为其子购房并非履行法定抚养义务，未用于家族共同生活”[7]，判决属于个人债务，符合以家事权利范围判定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标准。虽然很多学者对于实践中以数额判断是否用于家庭生活的标准并不认同，但笔者认为，从债务相对人角度，数额是其能够准确获知的信息，而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直接关系到债权人合法权利的实现，该标准能够易达成使之成为个人债务的目的，无法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另有学者认为将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需要的举证责任完全归于债权人会增加交易成本，“因此，在债权人负举证责任的基础上，应当辅以法官的主导来查明相关事实”“债权人可以通过向法院申请或者直接由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相关证据的方式，如借款发生时间、地点、原因，考虑债务的款项来源、交款方式、债务资金的款项流向以及债权人与债务人同配偶的关系、实际经济状况等，来判断是否存在虚假诉讼”。[10]这种举证责任配置同样不够合理，家庭日常生活支出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此时债权人能否取得证据几乎完全依靠债务人的配合，实践中同样不利于债权人的权益保护。笔者认为，当前法院司法判决中采用的数额标准更为妥当。首先，债务的数额是客观的，债务相对人都能够获知，具有公平性。其次，在一般民间借贷的情况下，债权人能够了解一方举债配偶的家庭生活水平和其所在地方的生活水平，因此，根据债务数额可以作出理性判断该债务是否会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并根据理性判断承担法律责任。另外，作为对数额标准的补充，出现一方举债数额单次不大但数量众多的情况时，举证“为家庭生活需要”的责任则分配给举债配偶。这种举证责任分配方式虽然不够精细，但是规制范围更大，在实践中能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和未举债配偶的利益。

四、结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出台解决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在实际适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确立了配偶一方对外的承担债务性质认定的新标准。但是，新解释在制定和适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之后的进一步完善，以期在我国夫妻财产制下维护双方财产权益并能够保护债权人的交易安全。

参考文献：

[1][7][9]冉克平.论夫妻共同债务的类型与清偿——兼析法释(2018)2号[J].法学,2018(6).

[4]夏江皓.论中国民法典夫妻共同债务界定与清偿规则之构建[J].妇女研究论丛,2018(4).

[2]胡苷用.婚姻合伙视野下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03.

[3]史浩明.论夫妻日常家事权[J].政治与法律,2005(3).

[5]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16-317.

[6]顾建兵,陈美.离婚期间，妻子借款30万为儿买房[N].人民法院报,2018-01-09.

家事权范文篇10

1.地方政府管理制度不健全，债务的举借、使用、偿还管理不到位。

由于《预算法》规定预算不列赤字，政府性债务未能纳入预算管理；有的地方政府未对本地区债务实行归口管理；有的地方政府未制定本地区债务举借规划和债务收支计划；有的地方政府未建立健全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和控制机制；有的地方政府未建立政府债务偿债（还贷）准备金制度。

2.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政府性债务快速增长，加大财政金融风险。

近年来转轨时期地方政府庞大的事权与有限的财权不匹配是政府举债的体制性原因。中央承担了诸如国防、法律、秩序等重大国家事务的供应责任，但在支出责任划分、支出结构上没有明确，特别是省以下各级政府在事权划分、支出结构调整上没有突破性动作。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清晰、财权与事权不统一，目前地方经济发展的模式依然是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为完成市政建设、交通运输和土地收储整理等事项而举借债务，举债是“全能政府”必然要走的道路，近年来政府性债务呈快速增长趋势，加剧了财政金融风险。

3.部分政府性债务处于隐性状态，游离于监督管理之外。

政府性债务一般不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包括政府担保、地方金融机构呆坏账、社保资金缺口等；部分单位特别是融资平台公司拖欠的工程款无法准确核实，由于工程计量清单不完整、政府拖延时间办理工程决算等原因，财务报表不反映工程欠款债务。一旦隐性债务出现偿债困难，仍需相应各级政府买单。就目前我国政治一体化性质看，中央财政最终会背上本级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承担偿债责任。

4.偿债资金主要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偿债能力不确定，未来偿债风险较大。

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程度较高，财政收入结构不合理的现象较为普遍，影响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5.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不尽合理，加剧了政府性债务规模。

现行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各类考核，主要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并且实行末位淘汰制。为了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等经济指标及“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千方百计举借债务。

二、建议及对策

1.建立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增强政府债务的风险意识。

建立和完善政府性债务偿债长效机制，确保政府性债务有序管理，不断提高政府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的能力，维护政府信用；实行政府性债务归口管理，建立统一的政府性债务管理机构，明确债务管理责任，对政府债务统一规划和管理，增强统一性、整体性；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设立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指标，对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单位等债务的规模、结构、偿债能力等逐步实现实时、动态、全程监控，真实反映财政偿债风险程度和发展变化趋势；建立政府债务偿债（还贷）准备金制度，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确保政府债务按期偿还，增强政府防范与化解债务风险的能力；实行政府性债务风险报告制度，定期向党委、人大和政协报告政府性债务情况。

2.纳入预算管理体系，严格控制债务规模。

西方国家的债务管理实践表明，将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合理确定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是增强债务透明度的有效举措。各级地方政府要把握“适度举债，加强管理，规避风险”的原则，从全局、长远、战略的高度，通盘研究发展的要求与可能，合理确定政府负债规模，严格控制过度融资。尽快建立政府债务预算编制管理体系，对政府债务进行预算、确认、记录、报告，依靠政府预算机制强化对政府举债行为的约束。同时，改革现行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预算会计制度，最终建立起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制度，据实反映政府债务增长情况、或有负债情况、债务项目的建设及绩效情况，强化债务借、用、还全过程的管理与监督。

3.着力处理存量债务，积极化解政府风险。

对政府现有的存量债务，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措施，分类处理。一是对因为发展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而形成的债务，可考虑由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化解；二是对一些有固定经营回报和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债务且资产质量较好，可考虑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将收益作为偿还债务的资金来源；三是对无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债务（如市政基础设施、城乡道路等），各级政府应制订债务偿还计划，落实偿债资金来源，建立适当规模的偿债准备金并专户管理，将偿债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偿债风险，维护政府信用。

4.实行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积极拓宽来源渠道，增强偿还债务能力。

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要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壮大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增加地方可用财力，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风险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强土地出让收益、城市公用设施配套费、专项收费、经营性项目收益等收入的管理，不断拓宽偿债资金的来源渠道。当前尤其要加大城市资源经营收益的归集力度，对政府投资建设的城市道路、公园、广场、河道、湿地等公用基础设施周边可用于开发的土地等资源，可通过政府土地储备、土地竞价出让、项目开发经营等方式，将土地等资源的增值收益收归政府，增强政府的偿债能力。

5.优化考核机制，强化举债责任追究制度。

地方政府和官员片面的政绩观，以及不规范、不合理的行政绩效考核机制，是导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规定今后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各类考核考察，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中央有关部门不能单纯依此衡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发展成效，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不能简单地依此评定下一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和考核等次。各级政府应依据《通知》精神，积极将债务管理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强化举债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政府性债务的监控力度，及时偿还到期政府性债务，慎重举借新的政府性债务，逐步化解沉积债务，防止出现新的风险。

6.加强政府债务考核，强化审计监督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