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定位范文10篇

假设定位范文篇1

关键词：职业教育；人性观；效率；公平；人本价值

关于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如职业教育作为一个教育类型的社会认可问题，职业教育应该为经济发展服务还是为促进社会公平服务，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究竟应该强调人才的现实针对性还是强调其广泛适应性，究竟应该关注社会或个人的现实需要还是应该更为关注社会及个人的未来发展等问题，学术届一直纷争不断、莫衷一是，更谈不上形成社会共识。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会发现这些纷争的存在，是因为持不同观点的学者所秉持的理论假设不同。因此，厘清职业教育基本问题争论背后的理论假设，合理定位职业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假设，不仅有利于职业教育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推动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而且在客观上必然有助于我国职业教育实践的发展。

一、层次与类型之争的根源：人性假设的不同。

从上来看，近代教育体系建立在职业教育大发展的基础之上，职业教育从产生之日起就是近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8世纪产业革命的爆发及其在欧美各国的发展，摧毁了传统的学徒制教育，催生了学校教育。因为机器化大生产要求产业工人具备相应的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规模小、效率低的学徒制不能满足机器化大生产的要求。而学校教育能在短期内培养大批的各种层次和各种类型的人才，其耗时短和效率高的特点，使它产生之后很快受到各国产业界的青睐，这促使近代教育普遍兴起。事实上，这时的学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职业教育。后来，随着教育系统的日益复杂，职业教育逐渐与普通教育相区别，形成性对独立的体系。可见，职业教育从产生之日起就是具有不同于普通教育特点的一个教育类型。

那么，为什么职业教育在我国被看成低普通教育一等的一个教育层次呢？首先，可以从我国的传统寻找根源。我们传统的文化中存在看不起生产劳动和劳动人们的因子。儒家的代表孔子秉持“性三品”的人性观。认为人的禀赋生而分为上中下三等，“唯上知与下愚不移”。[1]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上等人不需要教育，下等人没办法教育，只有中等人可以接受教育。在孔子看来，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能够“修己安人”的君子，即统治者。从此“读书做官”论就深入到我们中国人的骨髓中，深刻地影响着的我们思维和行动。所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看不起普通劳动者，生产知识的传授和劳动技能的训练当然就不是教育的内容。所谓“学也，禄在其中矣；耕也，馁在其中矣”。[2“]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这种教育培养追求“道”的君子的教育，本来就不是为培养普通劳动者而办的。这种“读书做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教育价值取向至今都深刻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是人们把职业教育看成低层次教育的主要文化根源。

其次，职业教育实践本身的低效助长了这种偏见。虽然清末民初我们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并在教育系统内建立起了职业学校、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构成的近代教育制度[3]，但是这一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明末清初的中国缺乏这一社会基础，职业教育在全国推行的条件并不具备，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职业教育实践的成效低下。建国后借鉴苏联模式和延安模式建起的以中专教育和技工教育为主的职业教育体系，强调集中计划和统一，以学校教育或学历教育为主，职业培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学校职业教育中，又重视培养国家干部的中、高等专业学校，而技术学校一般附设于工厂，只能培养生产一线的中级技术工人。技校毕业生只能当工人，而大、中专毕业生是国家干部，享受技校毕业生所没有的很多福利。这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贬损了技术工人以及培养一线技术工人的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那时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模式虽然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实际上没有摆脱以学科体系为基础重视开展学术教育的桎梏。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社会等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与之相应的职业教育制度理应随之变迁。但由于制度变迁存在广泛的路径依赖①，我国的职业教育缺乏特色、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等问题依然存在，导致职业教育实践效率低下的状况没有多少改变。

全纳教育的人性假设有助于我们认识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指导手册，全纳教育的人性假设可概括为以下两方面：（1）人的本质是积极向上的。全纳教育在人性观主张“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其学习观和教育观是“所有的人都有学习的能力”；在实践指导原则上，则强调“人人都有其独特的兴趣、能力和学习需要”，“教育必须考虑到这些特性和学习的广泛差异”全纳教育秉持西方“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性观，每个人都有学习的能力和发展的潜力，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能力，都有可能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既不存在不用教的“上等人”，也不存在教不好的“下等人”。教育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帮助其成长为优秀的社会成员。

（2）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些差异是类型的不同而非本质好坏。就像具有不同气质类型的人都可以成长为优秀的人才一样，具有不同智力优势的人都有可能获得职业生涯的成功。[4]发展中的全纳教育理论与实践积极借鉴了多元智力理论。霍华德·加德纳（H.Gardner）多元智力理论的核心是，强调人类智力是多元而非单一的。

他认为人有言语、、逻辑、空间、肢体运动、人际关系、内省和自然观察共八种相互独立的智力，言语、逻辑数学智力很高的人可能其他方面的智力如音乐、人际关系等可能一般。每个人具有不同的智力结构，有其相对优势的智力偏向。传统的学生学业成绩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只重视加德纳所说的言语、逻辑数学智力，忽视了对学生其他方面智力发展水平的考核评价。因此，不应该用建立在单一智能观基础上的传统智力测验、考核及评估方式来简单地将学生加以分类、而后区别对待，而应看到每个正常的儿童都有其强势智力和弱势智力。不同的优势智力只是智力结构的类型不同，而没有好坏之别。不同的智力结构导致儿童在学习方式、学习风格、学习习惯、学习速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些并差异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类型之别。所以每个学生都有学习潜力，在适当条件下都可以在自己存在优势智力的领域获得学业生涯的成功；与学生类似，尽管教师之间也存在各种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会从本质上决定教师自身学习能力及适应能力，所以每个教师都有教学潜力，在适当条件下都可以获得职业生涯的成功；给予适当条件，所有教师都有能力教好所有儿童。因此，有效的教育应能够甄别不同儿童的优势智力领域，进而致力于更新传统的教育和评价方法，积极开发儿童的多元潜能，尤其是充分肯定和发展其强势智能。职业教育是为满足学习者的就业及转岗需要而进行的教育，最有条件根据每个学习者的优势智力因材施教，帮助学习者成长。[]

二、服务经济发展与促进社会公平之争的根源：效率与公平。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发展方针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使职业教育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我们似乎过于强调了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职业教育是否应该为促进社会公平发挥作用？如何处理为社会发展服务与为个人发展服务的关系？这是职业教育持续发展必须回答的问题。

首先，看今天职业教育的实际服务面向。今天我们所谓的“以服务为宗旨”主要是指为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建设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一章第一条明确规定，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现代化建设”。根据教育部周济部长在2004年全国职业教育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职业教育要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服务，为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服务，为劳动力转移服务。[5]

近年来，有识之士更是进一步提出职业教育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为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服务。可见，职业教育主要被要求为社会特别是为经济发展服务。

仔细审视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强调经济功能的职业教育政策及职业教育实践就不难发现，其价值取向或者说理论基础是效率主义。这是由效率至上的社会改革政策决定的。改革开放之初，在社会上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教育领域包括职业教育领域则广泛推行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制度，目的都是首先扶持条件比较好的学校，让它们先发展起来，以便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在“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思想指导下，人们为了满足经济建设的人才需求，在专业设置上力求与当地的产业结构、人才需求结构的零距离对接，在培养规格上尝试按照用人单位要求的“订单式培养”，在教材组织方面采用“急用先学”，够用即可，强化技能培训等等应急措施。职业学校对那些需求量大的热门专业都趋之若鹜，而不管自身是否具备办好这些专业的条件；对那些虽然有人想学但社会需求量不大的冷门专业则停办。指导思想的转变使职业教育由升学导向转为就业导向、制度设计由学科标准转为社会需要的人力规格标准有它的合理性。从客观上说，这种种努力也提高了职业教育的办学实效，快速地培养出了一批社会特别是生产一线急需的技能型人才。

但是这种一味追求职业岗位的现实适应性、追求高效率的职业教育模式似乎忽视了学习者的主观要求，冷门专业的停办缩小了学习者的职业教育选择权，不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

社会分层研究告诉我们，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效率必然导致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造成贫富分化。而贫富过于悬殊的社会必然是不和谐的、没有能力持续发展的。据，目前我国80%以上的财富集中在5%的富人手里。一方面，有些富人不但开名牌车、穿名牌衣服、住豪华别墅，甚至他们的宠物都要吃名牌宠物食物、穿名牌服饰、上高档医院，过着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另一方面，老、少、边、穷地区还有几千万在贫困线上挣扎，大批进城的农民工缺乏基本生活保障。这种贫富悬殊在东部发达地区更为严重，到了社会学研究者所谓的临界状态。富人们的奢靡生活及其对普通民众颐指气使、居高临下的态度，加上社会财富集聚过程中广泛存在的非公平非正当竞争，已经引起了社会性的“仇富”心理。这对我们社会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都是一个极大的隐患，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会政策应该更多的关注社会公平，因为继续一味强调效率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将是一种严重的危胁。

职业教育具有“面向人人”的广泛普遍性，理应比具有高度选拔性的精英教育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服务对象方面，职业教育应该更为关注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的农民、城市贫困人口、缺乏就业基本技能的退伍、转业军人、有特殊需要的人群如残障人士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适合他们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帮助他们提高就业能力，为首先实现黄炎培先生上个世纪提出的“人人有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优先关注弱势群体的就业能力教育与培训，是职业教育的题中应有之意，是职业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企业发展需要的精英型人才培养是精英型应该担负的责任。在服务面向方面，职业教育不但要注重为处于强势的企业培养人才，也应该为需求量不大但我们的社会生活离不开的事业机构培养人才，如养老服务机构、残障人士的服务机构及殡仪服务机构等。随着技术进步，这些服务机构的从业者也需要一定的职业技能才能胜任本职。毕竟实现共同富裕、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才是我们社会改革的根本目的。如果职业教育都不能为促进社会公平发挥应有的作用，那我们还能指望谁来担此重任呢？

三、人才培养的现实针对性与广泛适应性之争：工具价值与人本价值。

目前职业教育关于人才培养的规格在理论界存在广泛争议。一种观点职业教育要以就业为导向，企业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在专业设置上力求与当地的产业结构、人才需求结构的零距离对接，实行“订单式培养”，在教材组织方面采用“急用先学”，够用即可，强化技能培训等等应急措施，使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生涯教育、关键能力等职业教育理念的影响，人们认为职业教育要以人的发展为基本出发点，满足于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要加强职业素质及关键能力的培养，培养具有发展“后劲”的人才。也有把这两种取向结合起来的折衷观点，如“宽基础、活模块”、“平台+模块”。其实，争论的关键在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是应该强调其现实针对性还是强调其广泛的职业适应性。在理论上三种观点都不乏支持者，但现实的课程改革却在扎扎实实地朝着第一种观点发展。因为比起理论的指导作用，政策的威力更大，政府把就业率作为评价学校办学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

这导致目前职业教育基本是为排他性的特定岗位做准备。现实的劳动力需求成为整个职业教育改革的根本出发点。这种强调人才培养现实针对性的观点无疑是放大了职业教育通过培养人才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价值，忽视了它促进个体形成健全人格、提升个体综合素质的人本价值。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种依据用人单位需求、过于强调人才的现实针对性的职业教育模式必然日益明显地暴露其弊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经济发展日益呈现新的特征：产品由标准化的批量生产转向根据顾客个性化的要求设计的高附加值生产；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商业管理机构越来越精简，岗位职责日益融合；因为竞争加剧企业必须经常重组。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其趋势不但会加快从业者的职业流动性，也对各职业从业者针对新情况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备高水平思维技能的人无疑会有较强的职业适应性。这使目前我们针对某一岗位的现实需求培养人才的职业教育模式面临极大挑战。在笔者看来，这种职业教育似乎太过急功近利，只能培养出一批职业技能过关、适应岗位现实要求但人格不够健全、缺乏发展后劲、缺乏健康情感体验的“机器人”。结果可能是，急需人才的企业得到了马上能用的人才，迫于生存压力急于求职的学生得到了工作。但是对个人来讲，如果这份职业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便无法从工作中获得乐趣，工作就会成为一种负担。当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个人兴趣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更为明显。继续从事这种不感兴趣的工作会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总有一天他会千方百计重新转回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行业。这样企业将重新面临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对企业来讲，为了在竞争激烈、瞬息万变的经济中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改进其产品生产技术，也要求其员工不断适应日益提高的技术要求。而针对特定岗位现实需要而培养的人才显然无法与时俱进，难逃被淘汰的命运。这样个人则回到无力就业的处境，必须重新接受转岗教育、培训。这对宝贵的和教育资源毋庸置疑也都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虽然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与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具有与普通教育不同的规律和特点，即职业教育应该具有更强的职业性，其人才培养规格比普通教育具有更强的职业针对性。但是职业教育毕竟还是教育而不是岗位培训，我们不能因为强调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就削弱其普遍性，因为强调其人才对现实职业岗位的适应性而忽视其职业适应性。

杜威认为公共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满足个人的自我实现需要，强调培养学生采取一种合乎逻辑和理性的方法解决变革中产生问题的能力。教育应该培养的是知识公民，他们能适应日益频繁的职业变化，自我实现，并参与民主社会。为了强调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而忽视或者削弱其育人功能是片面的，强调职业教育的工具价值而忽视其人本价值更是错误的。职业教育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就必须兼顾社会和个人这两大方面。不仅如此，职业教育服务社会和服务个人都包括两个方面，即职业教育不仅应该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功能，还应该具有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不但应该具有促进个人就业、使无业者有业的功利性功能，还应该具有促进个性发展、使有业者乐业的人本性功能。

参考文献：

[1]孙培清。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2.

[2]许锡良。孔子是个失败的教育家[EB/OL]..

[3]楼世洲。我国近代工业化进程和职业教育制度颤变的历史考察[J].教育学报，2007（1）：83.

假设定位范文篇2

一、层次与类型之争的根源：人性假设的不同。

从历史上来看，近代教育体系建立在职业教育大发展的基础之上，职业教育从产生之日起就是近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8世纪产业革命的爆发及其在欧美各国的发展，摧毁了传统的学徒制教育，催生了学校教育。因为机器化大生产要求产业工人具备相应的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规模小、效率低的学徒制不能满足机器化大生产的要求。而学校教育能在短期内培养大批的各种层次和各种类型的人才，其耗时短和效率高的特点，使它产生之后很快受到各国产业界的青睐，这促使近代教育普遍兴起。事实上，这时的学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职业教育。后来，随着教育系统的日益复杂，职业教育逐渐与普通教育相区别，形成性对独立的体系。可见，职业教育从产生之日起就是具有不同于普通教育特点的一个教育类型。

那么，为什么职业教育在我国被看成低普通教育一等的一个教育层次呢？首先，可以从我国的传统文化寻找根源。我们传统的文化中存在看不起生产劳动和劳动人们的因子。儒家的代表孔子秉持“性三品”的人性观。认为人的禀赋生而分为上中下三等，“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上等人不需要教育，下等人没办法教育，只有中等人可以接受教育。在孔子看来，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能够“修己安人”的君子，即统治者。从此“读书做官”论就深入到我们中国人的骨髓中，深刻地影响着的我们思维和行动。所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看不起普通劳动者，生产知识的传授和劳动技能的训练当然就不是教育的内容。所谓“学也，禄在其中矣；耕也，馁在其中矣”。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这种教育培养追求“道”的君子的教育，本来就不是为培养普通劳动者而办的。这种“读书做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教育价值取向至今都深刻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是人们把职业教育看成低层次教育的主要文化根源。

其次，职业教育实践本身的低效助长了这种偏见。虽然清末民初我们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并在教育系统内建立起了职业学校、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构成的近代教育制度，但是这一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明末清初的中国缺乏这一社会基础，职业教育在全国推行的条件并不具备，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职业教育实践的成效低下。建国后借鉴苏联模式和延安模式建起的以中专教育和技工教育为主的职业教育体系，强调集中计划和统一管理，以学校教育或学历教育为主，职业培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学校职业教育中，又重视培养国家干部的中、高等专业学校，而技术学校一般附设于工厂，只能培养生产一线的中级技术工人。技校毕业生只能当工人，而大、中专毕业生是国家干部，享受技校毕业生所没有的很多福利。这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贬损了技术工人以及培养一线技术工人的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那时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模式虽然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实际上没有摆脱以学科体系为基础重视开展学术教育的桎梏。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社会等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与之相应的职业教育制度理应随之变迁。但由于制度变迁存在广泛的路径依赖①，我国的职业教育缺乏特色、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等问题依然存在，导致职业教育实践效率低下的状况没有多少改变。

全纳教育的人性假设有助于我们认识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指导手册，全纳教育的人性假设可概括为以下两方面：（1）人的本质是积极向上的。全纳教育在人性观主张“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其学习观和教育观是“所有的人都有学习的能力”；在实践指导原则上，则强调“人人都有其独特的兴趣、能力和学习需要”，“教育必须考虑到这些特性和学习的广泛差异”全纳教育秉持西方“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性观，每个人都有学习的能力和发展的潜力，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能力，都有可能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既不存在不用教的“上等人”，也不存在教不好的“下等人”。教育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帮助其成长为优秀的社会成员。

（2）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些差异是类型的不同而非本质好坏。就像具有不同气质类型的人都可以成长为优秀的人才一样，具有不同智力优势的人都有可能获得职业生涯的成功。发展中的全纳教育理论与实践积极借鉴了多元智力理论。霍华德·加德纳（H.Gardner）多元智力理论的核心是，强调人类智力是多元而非单一的。

他认为人有言语、音乐、逻辑数学、空间、肢体运动、人际关系、内省和自然观察共八种相互独立的智力，言语、逻辑数学智力很高的人可能其他方面的智力如音乐、人际关系等可能一般。每个人具有不同的智力结构，有其相对优势的智力偏向。传统的学生学业成绩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只重视加德纳所说的言语、逻辑数学智力，忽视了对学生其他方面智力发展水平的考核评价。因此，不应该用建立在单一智能观基础上的传统智力测验、考核及评估方式来简单地将学生加以分类、而后区别对待，而应看到每个正常的儿童都有其强势智力和弱势智力。不同的优势智力只是智力结构的类型不同，而没有好坏之别。不同的智力结构导致儿童在学习方式、学习风格、学习习惯、学习速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些并差异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类型之别。所以每个学生都有学习潜力，在适当条件下都可以在自己存在优势智力的领域获得学业生涯的成功；与学生类似，尽管教师之间也存在各种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会从本质上决定教师自身学习能力及适应能力，所以每个教师都有教学潜力，在适当条件下都可以获得职业生涯的成功；给予适当条件，所有教师都有能力教好所有儿童。因此，有效的教育应能够甄别不同儿童的优势智力领域，进而致力于更新传统的教育和评价方法，积极开发儿童的多元潜能，尤其是充分肯定和发展其强势智能。职业教育是为满足学习者的就业及转岗需要而进行的教育，最有条件根据每个学习者的优势智力因材施教，帮助学习者成长。

二、服务经济发展与促进社会公平之争的根源：效率与公平。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发展方针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使职业教育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我们似乎过于强调了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职业教育是否应该为促进社会公平发挥作用？如何处理为社会发展服务与为个人发展服务的关系？这是职业教育持续发展必须回答的问题。

首先，看今天职业教育的实际服务面向。今天我们所谓的“以服务为宗旨”主要是指为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建设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一章第一条明确规定，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教育部周济部长在2004年全国职业教育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职业教育要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服务，为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服务，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

近年来，有识之士更是进一步提出职业教育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为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服务。可见，职业教育主要被要求为社会特别是为经济发展服务。

仔细审视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强调经济功能的职业教育政策及职业教育实践就不难发现，其价值取向或者说理论基础是效率主义。这是由效率至上的社会改革政策决定的。改革开放之初，在社会上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教育领域包括职业教育领域则广泛推行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制度，目的都是首先扶持条件比较好的学校，让它们先发展起来，以便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在“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思想指导下，人们为了满足经济建设的人才需求，在专业设置上力求与当地的产业结构、人才需求结构的零距离对接，在培养规格上尝试按照用人单位要求的“订单式培养”，在教材组织方面采用“急用先学”，够用即可，强化技能培训等等应急措施。职业学校对那些需求量大的热门专业都趋之若鹜，而不管自身是否具备办好这些专业的条件；对那些虽然有人想学但社会需求量不大的冷门专业则停办。指导思想的转变使职业教育由升学导向转为就业导向、制度设计由学科标准转为社会需要的人力规格标准有它的合理性。从客观上说，这种种努力也提高了职业教育的办学实效，快速地培养出了一批社会特别是企业生产一线急需的技能型人才。

但是这种一味追求职业岗位的现实适应性、追求高效率的职业教育模式似乎忽视了学习者的主观要求，冷门专业的停办缩小了学习者的职业教育选择权，不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

社会分层研究告诉我们，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效率必然导致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造成贫富分化。而贫富过于悬殊的社会必然是不和谐的、没有能力持续发展的。据统计，目前我国80%以上的财富集中在5%的富人手里。一方面，有些富人不但开名牌车、穿名牌衣服、住豪华别墅，甚至他们的宠物都要吃名牌宠物食物、穿名牌服饰、上高档医院，过着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另一方面，老、少、边、穷地区还有几千万人口在贫困线上挣扎，大批进城的农民工缺乏基本生活保障。这种贫富悬殊在东部发达地区更为严重，到了社会学研究者所谓的临界状态。富人们的奢靡生活及其对普通民众颐指气使、居高临下的态度，加上社会财富集聚过程中广泛存在的非公平非正当竞争，已经引起了社会性的“仇富”心理。这对我们社会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都是一个极大的隐患，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会政策应该更多的关注社会公平，因为继续一味强调效率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将是一种严重的危胁。

职业教育具有“面向人人”的广泛普遍性，理应比具有高度选拔性的精英教育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服务对象方面，职业教育应该更为关注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的农民、城市贫困人口、缺乏就业基本技能的退伍、转业军人、有特殊需要的人群如残障人士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适合他们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帮助他们提高就业能力，为首先实现黄炎培先生上个世纪提出的“人人有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优先关注弱势群体的就业能力教育与培训，是职业教育的题中应有之意，是职业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企业发展需要的精英型人才培养是精英型高等教育应该担负的责任。在服务面向方面，职业教育不但要注重为处于强势的企业培养人才，也应该为需求量不大但我们的社会生活离不开的事业机构培养人才，如养老服务机构、残障人士的服务机构及殡仪服务机构等。随着技术进步，这些服务机构的从业者也需要一定的职业技能才能胜任本职工作。毕竟实现共同富裕、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才是我们社会改革的根本目的。如果职业教育都不能为促进社会公平发挥应有的作用，那我们还能指望谁来担此重任呢？

三、人才培养的现实针对性与广泛适应性之争：工具价值与人本价值。

目前职业教育关于人才培养的规格在理论界存在广泛争议。一种观点职业教育要以就业为导向，企业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在专业设置上力求与当地的产业结构、人才需求结构的零距离对接，实行“订单式培养”，在教材组织方面采用“急用先学”，够用即可，强化技能培训等等应急措施，使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生涯教育、关键能力等职业教育理念的影响，人们认为职业教育要以人的发展为基本出发点，满足于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要加强职业素质及关键能力的培养，培养具有发展“后劲”的人才。也有把这两种取向结合起来的折衷观点，如“宽基础、活模块”、“平台+模块”。其实，争论的关键在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是应该强调其现实针对性还是强调其广泛的职业适应性。在理论上三种观点都不乏支持者，但现实的课程改革却在扎扎实实地朝着第一种观点发展。因为比起理论的指导作用，政策的威力更大，政府把就业率作为评价学校办学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

这导致目前职业教育基本是为排他性的特定岗位做准备。现实的劳动力需求成为整个职业教育改革的根本出发点。这种强调人才培养现实针对性的观点无疑是放大了职业教育通过培养人才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价值，忽视了它促进个体形成健全人格、提升个体综合素质的人本价值。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种依据用人单位需求、过于强调人才的现实针对性的职业教育模式必然日益明显地暴露其弊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经济发展日益呈现新的特征：产品由标准化的批量生产转向根据顾客个性化的要求设计的高附加值生产；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商业管理机构越来越精简，岗位职责日益融合；因为竞争加剧企业必须经常重组。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其趋势不但会加快从业者的职业流动性，也对各职业从业者针对新情况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备高水平思维技能的人无疑会有较强的职业适应性。这使目前我们针对某一岗位的现实需求培养人才的职业教育模式面临极大挑战。在笔者看来，这种职业教育似乎太过急功近利，只能培养出一批职业技能过关、适应岗位现实要求但人格不够健全、缺乏发展后劲、缺乏健康情感体验的“机器人”。结果可能是，急需人才的企业得到了马上能用的人才，迫于生存压力急于求职的学生得到了工作。但是对个人来讲，如果这份职业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便无法从工作中获得乐趣，工作就会成为一种负担。当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个人兴趣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更为明显。继续从事这种不感兴趣的工作会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总有一天他会千方百计重新转回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行业。这样企业将重新面临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对企业来讲，为了在竞争激烈、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改进其产品生产技术，也要求其员工不断适应日益提高的技术要求。而针对特定岗位现实需要而培养的人才显然无法与时俱进，难逃被淘汰的命运。这样个人则回到无力就业的处境，必须重新接受转岗教育、培训。这对宝贵的人力资源和教育资源毋庸置疑也都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假设定位范文篇3

关键词：职业教育人性观效率公平人本价值

关于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如职业教育作为一个教育类型的社会认可问题，职业教育应该为经济发展服务还是为促进社会公平服务，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究竟应该强调人才的现实针对性还是强调其广泛适应性，究竟应该关注社会或个人的现实需要还是应该更为关注社会及个人的未来发展等问题，学术届一直纷争不断、莫衷一是，更谈不上形成社会共识。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会发现这些纷争的存在，是因为持不同观点的学者所秉持的理论假设不同。因此，厘清职业教育基本问题争论背后的理论假设，合理定位职业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假设，不仅有利于职业教育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推动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建设，而且在客观上必然有助于我国职业教育实践的发展。

一、层次与类型之争的根源，人性假设的不同

从历史上来看，近代教育体系建立在职业教育大发展的基础之上，职业教育从产生之日起就是近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8世纪产业革命的爆发及其在欧美各国的发展，摧毁了传统的学徒制教育，催生了学校教育。因为机器化大生产要求产业工人具备相应的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规模小、效率低的学徒制不能满足机器化大生产的要求。而学校教育能在短期内培养大批的各种层次和各种类型的人才，其耗时短和效率高的特点，使它产生之后很快受到各国产业界的青睐，这促使近代教育普遍兴起。事实上，这时的学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职业教育。后来，随着教育系统的日益复杂，职业教育逐渐与普通教育相区别，形成性对独立的体系。可见，职业教育从产生之日起就是具有不同于普通教育特点的一个教育类型。

那么，为什么职业教育在我国被看成低普通教育一等的一个教育层次呢？首先，可以从我国的传统文化寻找根源。我们传统的文化中存在看不起生产劳动和劳动人们的因子。儒家的代表孔子秉持“性三品”的人性观。认为人的禀赋生而分为上中下三等，“唯上知与下愚不移”。[1]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上等人不需要教育，下等人没办法教育，只有中等人可以接受教育。在孔子看来，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能够“修己安人”的君子，即统治者。从此“读书做官”论就深入到我们中国人的骨髓中，深刻地影响着的我们思维和行动。所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看不起普通劳动者，生产知识的传授和劳动技能的训练当然就不是教育的内容。所谓“学也，禄在其中矣；耕也，馁在其中矣”。[2“]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这种教育培养追求“道”的君子的教育，本来就不是为培养普通劳动者而办的。这种“读书做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教育价值取向至今都深刻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是人们把职业教育看成低层次教育的主要文化根源。

其次，职业教育实践本身的低效助长了这种偏见。虽然清末民初我们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并在教育系统内建立起了职业学校、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构成的近代教育制度[3]，但是这一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明末清初的中国缺乏这一社会基础，职业教育在全国推行的条件并不具备，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职业教育实践的成效低下。建国后借鉴苏联模式和延安模式建起的以中专教育和技工教育为主的职业教育体系，强调集中计划和统一管理，以学校教育或学历教育为主，职业培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学校职业教育中，又重视培养国家干部的中、高等专业学校，而技术学校一般附设于工厂，只能培养生产一线的中级技术工人。技校毕业生只能当工人，而大、中专毕业生是国家干部，享受技校毕业生所没有的很多福利。这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贬损了技术工人以及培养一线技术工人的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那时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模式虽然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实际上没有摆脱以学科体系为基础重视开展学术教育的桎梏。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社会等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与之相应的职业教育制度理应随之变迁。但由于制度变迁存在广泛的路径依赖①，我国的职业教育缺乏特色、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等问题依然存在，导致职业教育实践效率低下的状况没有多少改变。

全纳教育的人性假设有助于我们认识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指导手册，全纳教育的人性假设可概括为以下两方面：

（1）人的本质是积极向上的。全纳教育在人性观主张“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其学习观和教育观是“所有的人都有学习的能力”；在实践指导原则上，则强调“人人都有其独特的兴趣、能力和学习需要”，“教育必须考虑到这些特性和学习的广泛差异”全纳教育秉持西方“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性观，每个人都有学习的能力和发展的潜力，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能力，都有可能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既不存在不用教的“上等人”，也不存在教不好的“下等人”。教育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帮助其成长为优秀的社会成员。

（2）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些差异是类型的不同而非本质好坏。就像具有不同气质类型的人都可以成长为优秀的人才一样，具有不同智力优势的人都有可能获得职业生涯的成功。[4]发展中的全纳教育理论与实践积极借鉴了多元智力理论。霍华德·加德纳（H.Gardner）多元智力理论的核心是，强调人类智力是多元而非单一的。

他认为人有言语、音乐、逻辑数学、空间、肢体运动、人际关系、内省和自然观察共八种相互独立的智力，言语、逻辑数学智力很高的人可能其他方面的智力如音乐、人际关系等可能一般。每个人具有不同的智力结构，有其相对优势的智力偏向。传统的学生学业成绩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只重视加德纳所说的言语、逻辑数学智力，忽视了对学生其他方面智力发展水平的考核评价。因此，不应该用建立在单一智能观基础上的传统智力测验、考核及评估方式来简单地将学生加以分类、而后区别对待，而应看到每个正常的儿童都有其强势智力和弱势智力。不同的优势智力只是智力结构的类型不同，而没有好坏之别。不同的智力结构导致儿童在学习方式、学习风格、学习习惯、学习速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些并差异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类型之别。所以每个学生都有学习潜力，在适当条件下都可以在自己存在优势智力的领域获得学业生涯的成功；与学生类似，尽管教师之间也存在各种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会从本质上决定教师自身学习能力及适应能力，所以每个教师都有教学潜力，在适当条件下都可以获得职业生涯的成功；给予适当条件，所有教师都有能力教好所有儿童。因此，有效的教育应能够甄别不同儿童的优势智力领域，进而致力于更新传统的教育和评价方法，积极开发儿童的多元潜能，尤其是充分肯定和发展其强势智能。职业教育是为满足学习者的就业及转岗需要而进行的教育，最有条件根据每个学习者的优势智力因材施教，帮助学习者成长。

二、服务经济发展与促进社会公平之争的根源，效率与公平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发展方针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使职业教育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我们似乎过于强调了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职业教育是否应该为促进社会公平发挥作用？如何处理为社会发展服务与为个人发展服务的关系？这是职业教育持续发展必须回答的问题。

首先，看今天职业教育的实际服务面向。今天我们所谓的“以服务为宗旨”主要是指为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建设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一章第一条明确规定，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教育部周济部长在2004年全国职业教育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职业教育要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服务，为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服务，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5]

近年来，有识之士更是进一步提出职业教育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为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服务。可见，职业教育主要被要求为社会特别是为经济发展服务。

仔细审视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强调经济功能的职业教育政策及职业教育实践就不难发现，其价值取向或者说理论基础是效率主义。这是由效率至上的社会改革政策决定的。改革开放之初，在社会上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教育领域包括职业教育领域则广泛推行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制度，目的都是首先扶持条件比较好的学校，让它们先发展起来，以便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在“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思想指导下，人们为了满足经济建设的人才需求，在专业设置上力求与当地的产业结构、人才需求结构的零距离对接，在培养规格上尝试按照用人单位要求的“订单式培养”，在教材组织方面采用“急用先学”，够用即可，强化技能培训等等应急措施。职业学校对那些需求量大的热门专业都趋之若鹜，而不管自身是否具备办好这些专业的条件；对那些虽然有人想学但社会需求量不大的冷门专业则停办。指导思想的转变使职业教育由升学导向转为就业导向、制度设计由学科标准转为社会需要的人力规格标准有它的合理性。从客观上说，这种种努力也提高了职业教育的办学实效，快速地培养出了一批社会特别是企业生产一线急需的技能型人才。

但是这种一味追求职业岗位的现实适应性、追求高效率的职业教育模式似乎忽视了学习者的主观要求，冷门专业的停办缩小了学习者的职业教育选择权，不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社会分层研究告诉我们，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效率必然导致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造成贫富分化。而贫富过于悬殊的社会必然是不和谐的、没有能力持续发展的。据统计，目前我国80%以上的财富集中在5%的富人手里。一方面，有些富人不但开名牌车、穿名牌衣服、住豪华别墅，甚至他们的宠物都要吃名牌宠物食物、穿名牌服饰、上高档医院，过着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另一方面，老、少、边、穷地区还有几千万人口在贫困线上挣扎，大批进城的农民工缺乏基本生活保障。这种贫富悬殊在东部发达地区更为严重，到了社会学研究者所谓的临界状态。富人们的奢靡生活及其对普通民众颐指气使、居高临下的态度，加上社会财富集聚过程中广泛存在的非公平非正当竞争，已经引起了社会性的“仇富”心理。这对我们社会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都是一个极大的隐患，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会政策应该更多的关注社会公平，因为继续一味强调效率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将是一种严重的危胁。

职业教育具有“面向人人”的广泛普遍性，理应比具有高度选拔性的精英教育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服务对象方面，职业教育应该更为关注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的农民、城市贫困人口、缺乏就业基本技能的退伍、转业军人、有特殊需要的人群如残障人士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适合他们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帮助他们提高就业能力，为首先实现黄炎培先生上个世纪提出的“人人有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优先关注弱势群体的就业能力教育与培训，是职业教育的题中应有之意，是职业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企业发展需要的精英型人才培养是精英型高等教育应该担负的责任。在服务面向方面，职业教育不但要注重为处于强势的企业培养人才，也应该为需求量不大但我们的社会生活离不开的事业机构培养人才，如养老服务机构、残障人士的服务机构及殡仪服务机构等。随着技术进步，这些服务机构的从业者也需要一定的职业技能才能胜任本职工作。毕竟实现共同富裕、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才是我们社会改革的根本目的。如果职业教育都不能为促进社会公平发挥应有的作用，那我们还能指望谁来担此重任呢？

三、人才培养的现实针对性与广泛适应性之争，工具价值与人本价值

目前职业教育关于人才培养的规格在理论界存在广泛争议。一种观点职业教育要以就业为导向，企业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在专业设置上力求与当地的产业结构、人才需求结构的零距离对接，实行“订单式培养”，在教材组织方面采用“急用先学”，够用即可，强化技能培训等等应急措施，使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生涯教育、关键能力等职业教育理念的影响，人们认为职业教育要以人的发展为基本出发点，满足于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要加强职业素质及关键能力的培养，培养具有发展“后劲”的人才。也有把这两种取向结合起来的折衷观点，如“宽基础、活模块”、“平台+模块”。其实，争论的关键在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是应该强调其现实针对性还是强调其广泛的职业适应性。在理论上三种观点都不乏支持者，但现实的课程改革却在扎扎实实地朝着第一种观点发展。因为比起理论的指导作用，政策的威力更大，政府把就业率作为评价学校办学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

这导致目前职业教育基本是为排他性的特定岗位做准备。现实的劳动力需求成为整个职业教育改革的根本出发点。这种强调人才培养现实针对性的观点无疑是放大了职业教育通过培养人才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价值，忽视了它促进个体形成健全人格、提升个体综合素质的人本价值。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种依据用人单位需求、过于强调人才的现实针对性的职业教育模式必然日益明显地暴露其弊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经济发展日益呈现新的特征：产品由标准化的批量生产转向根据顾客个性化的要求设计的高附加值生产；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商业管理机构越来越精简，岗位职责日益融合；因为竞争加剧企业必须经常重组。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其趋势不但会加快从业者的职业流动性，也对各职业从业者针对新情况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备高水平思维技能的人无疑会有较强的职业适应性。这使目前我们针对某一岗位的现实需求培养人才的职业教育模式面临极大挑战。在笔者看来，这种职业教育似乎太过急功近利，只能培养出一批职业技能过关、适应岗位现实要求但人格不够健全、缺乏发展后劲、缺乏健康情感体验的“机器人”。结果可能是，急需人才的企业得到了马上能用的人才，迫于生存压力急于求职的学生得到了工作。但是对个人来讲，如果这份职业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便无法从工作中获得乐趣，工作就会成为一种负担。当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个人兴趣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更为明显。继续从事这种不感兴趣的工作会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总有一天他会千方百计重新转回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行业。这样企业将重新面临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对企业来讲，为了在竞争激烈、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改进其产品生产技术，也要求其员工不断适应日益提高的技术要求。而针对特定岗位现实需要而培养的人才显然无法与时俱进，难逃被淘汰的命运。这样个人则回到无力就业的处境，必须重新接受转岗教育、培训。这对宝贵的人力资源和教育资源毋庸置疑也都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虽然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与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具有与普通教育不同的规律和特点，即职业教育应该具有更强的职业性，其人才培养规格比普通教育具有更强的职业针对性。但是职业教育毕竟还是教育而不是岗位培训，我们不能因为强调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就削弱其普遍性，因为强调其人才对现实职业岗位的适应性而忽视其职业适应性。

杜威认为公共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满足个人的自我实现需要，强调培养学生采取一种合乎逻辑和理性的方法解决变革中产生问题的能力。教育应该培养的是知识公民，他们能适应日益频繁的职业变化，自我实现，并参与民主社会。为了强调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而忽视或者削弱其育人功能是片面的，强调职业教育的工具价值而忽视其人本价值更是错误的。职业教育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就必须兼顾社会和个人这两大方面。不仅如此，职业教育服务社会和服务个人都包括两个方面，即职业教育不仅应该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功能，还应该具有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不但应该具有促进个人就业、使无业者有业的功利性功能，还应该具有促进个性发展、使有业者乐业的人本性功能。

参考文献：

[1]孙培清。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2.

[2]许锡良。孔子是个失败的教育家[EB/OL].

[3]楼世洲。我国近代工业化进程和职业教育制度颤变的历史考察[J].教育学报，2007（1）：83.

假设定位范文篇4

一、基本前提的内涵及其特点

（一）基本前提的内涵

基本前提亦称基本假设或公理性假设，指人类对那些尚未确切认识或无法正面论证的经济事务和现象，根据客观情况作出的合乎事理的推断，其本质是提供一种理想化、标准化的环境约束要件，来减少或简化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的不确定因素，进而使得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在更为理想的状态下得以解释和发展。换句话说，作为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前提不仅在所有前提中居于最高层次，而且影响和统率整个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和运行。基本前提之所以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所致：一是因为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对有些事物无法进行正面论证，按照波普证伪主义的原则，如果我们无法取得令人信服的反证，那么，这些前提可以成立；二是科学的发展或经验的积累是一个过程，由于受人知识的不完备性、预期的不确定性和选择范围的局限性三个方面的限制，尚不能肯定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因而，只能采用基本前提的形式来进行界定。

理解基本前提的内涵时我们要注意以下五点：其一，基本前提是对复杂现实所进行的简化，并非试图捕捉真实世界的每一个现象，而是透过神秘的面纱抓住复杂现象背后最关键的因素，据以进行推理和论证，因此，基本前提从本质上讲并非完全科学，而往往是与现实情况有较大的出入。其二，基本前提的有效性取决于据此是否作出了可靠的预测，如果预测与经验相符，就被接受，否则只能被排斥，而非特定假定要成为现实。正如弗里德曼所认为的那样，经济学家不该费尽心机使自己的假定成为现实，假定没有必要是现实的。其三，与自然科学中的公理类似，对基本前提无法进行直接验证，这主要是因为基本前提是作为基础而存在的，“它们的下一层没有东西可资依托”（韩传模等，2006）。其四，尽管基本前提的有效性不以能否转化为现实为标准，但基本前提的设定仍以事实为根据，是特定客观现实环境下的合理反映。其五，基本假设由经济、政治、社会(主要是经济)环境所决定，是对客观环境的抽象，其本质上应该是客观的，但对客观环境进行抽象却必须依赖于理论研究者研究者的主观性(个人偏好与价值判断、认识局限乃至特定历史阶段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影响基本假设所形成的结论，因此基本假设具备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特征。

（二）基本前提的特点

从基本前提的内涵可以看出，基本前提并非外在于学科理论体系的，而是主要受客观现实环境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而形成的内在于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没有了这些特征，就不可能构建相应的学科体系。故此，笔者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演绎基础，基本前提应当具有以下特征：独立性、逻辑起点性、重要性、环境依赖性和系统性等五个方面的特点：

独立性是指每个基本前提都是独立的基本命题，相互之间不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否则，如果一个基本前提能被其他一个或多个基本前提推导出来，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能作为冗余来被剔除。

逻辑起点性是指基本前提是作为演绎其他命题的基础而存在的，是学科理论体系得以构建的逻辑起点，基本前提自身是客观现实的合理反映，是不言自明且无法予以证实的，其下层没有东西可资依托。

重要性指基本前提是对复杂现实进行简化的依据和标准，是抓住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关键因素和变量的一种方法。为了研究的简化，我们有必要忽略那些次要的因素，而只考虑那些有重大影响的核心变量。这样虽然使建设与现实有些偏离，但更有利于实现分析的目的。

环境依赖性指基本前提是特定客观环境的合理反映，对特定环境有很高的依存度，并随客观环境的变化（经济、政治、社会和人文环境）而变化。

系统性指基本前提以及其所演绎的其他推论能够组成一个体系，共同构成本学科理论体系演绎和发展的基础。

二、税务筹划基本前提的构建

税务筹划作为一门相对独立或完全独立于税务会计的新兴边缘学科，也应有其基本前提。结合基本前提的内涵和特点，对构建税务筹划的基本前提有很强的借鉴作用。由于税务筹划是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对涉税事项进行的谋划和安排，因此，笔者认为从制度、价值、空间和时间等现实环境角度来看，税务筹划的基本前提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制度性前提：税制差异；价值性前提：货币时间价值、理性经济人；空间性前提：税务筹划主体；时间性前提：多筹划期间（又可以细分为持续筹划和筹划分期）。

（一）制度性前提：税制差异

税制是税收制度的简称，它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各种税收法令和征管办法的总称。税制作为一种由国家制定的税收分配活动的工作归程和行为，为税务筹划提供了“制度安排”，税务筹划必须内置于其所涉税境的税收制度环境下。如果税制完全等同，税务筹划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可能。差异化的税制安排为税务筹划提供了客观可能。一般而言，税制差异应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世界上不同国家税制差异显著，并且这种差异在短期内不能消除；其次，即使在一国之内，由于受国家宏观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税制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纳税人之间也回存在差异，“税收的公平、中性原则也不会完全彻底地得以体现”（盖地，2005）；最后，税制差异还体现在各国税制的不完善、不健全上，由于客观环境变化，税制漏洞的识别和堵塞也应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二）价值性前提：货币时间价值和理性经济人

货币时间价值是指货币经历一定时间的投资和再投资所增加的价值，现在的1元钱比以后的1元钱更值钱，而无论是否存在通货膨胀。在现实中，其一个重要运用就是“早收晚付”，即对于不附带利息的货币收支，与其晚收不如早收，与其早付不如晚付，“这一基本前提已经成为税收立法、税收征管的基点”（盖地，2003）。正因为货币时间价值的存在，在税务筹划中方会考虑对涉税事项确认时间的不同所产生的时间性差异，尽可能晚缴税，享受延迟纳税所带来的货币时间上的好处，“它深刻地揭示了纳税人进行税务筹划的目标之一----纳税最迟”（盖地，2003）。因此，税务筹划是货币时间价值早收晚付的体现，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融资功能。

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最为重要的理论假设之一，是构建经济学大厦的理论基础。理性经济人假定人都是自利的，人们面对每一项交易都会权衡其收益和代价，并且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来行动。具体到税务筹划中，理性经济人假设要求理性税务筹划主体通过开展税务筹划来实现自身理财效用最大化。它包括两层含义，即在税务筹划中，税务筹划主体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并且他们有动力、有能力通过进行有效的规划、实施、协调和控制来有效地组织理财活动。

货币时间价值和理性经济人共同构成了税务筹划的价值基础，并为税务筹划的进行奠定了主观可能。

（三）空间性前提：税务筹划主体

税务筹划主体又称税务筹划实体，是税务筹划为之服务的特定对象（一般多为企业），税务筹划主体规定了税务筹划的立场和空间范围。设定税务筹划主体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该前提决定了输入税务筹划系统进行加工的事项范围，凡与一个税务筹划主体经济利益相关的交易或事项均作为主体税务筹划的对象；二是该前提界定了经济主体与经济主体所有者之间的利益界限，为准确谋划某一主体的税务活动提供了条件。因此，税务筹划主体前提作为开展税务筹划工作的前提，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是勿庸置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税务筹划主体不同于会计主体，税务筹划主体不一定是会计主体，如对个人所得税筹划时，筹划主体为自然人而非会计主体，同时会计主体也不一定是税务筹划主体，如集团公司的基层单位是会计主体，而其并非税务筹划主体。

（四）时间性前提：多筹划期间

多筹划期间是指税务筹划应立足于定期的无限系列谋划和安排。多筹划期间界定了税务筹划的时间范围，是对筹划主体经营时间长度的描述，即税务筹划期数应是无限的，各期间是确定和相等的。因此，多筹划期间前提包含持续筹划和筹划分期两个方面的含义。

持续筹划是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筹划主体（一般是企业）将会按照当前的状态持续正常经营下去，不会倒闭，不会被破产或清算，是一种理想状态的前提条件。持续筹划是针对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因竞争而具有的不确定性而提出的。该前提将筹划主体所进行的筹划活动置于稳定的状态之下，如财务会计与所得税会计帐务处理方式不同所引起的时间性差异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可以转回，使税务筹划活动按照既定目标有条不紊地持续下去，从而提高税务筹划主体的经营管理水平。

筹划分期前提是对持续筹划前提的补充，它是对筹划主体正常经营活动下持续不断的筹划活动的一种人为的中断，把筹划活动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分割开来，形成一个个的筹划期间，有效地解决了筹划收益与筹划成本的分配等问题。筹划分期的存在与筹划主体的管理职能密切相关。一方面，筹划分期缩短了时间限制，使得有关筹划活动的信息更为准确可靠；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不同筹划主体以及同一主体不同筹划期间的横向和纵向比较使筹划主体及时找出筹划活动所存在的问题。

三、结束语

基本前提为科学研究通过了基础和可能，是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前提的内涵及其特征，是准确定位税务筹划基本前提的关键。从基本前提内涵及其特征入手，结合税务筹划自身的特点，本文认为探讨税务筹划的基本前提应从制度、价值、空间和时间等四个角度入手，相应地划分为制度性前提：税制差异；价值性前提：货币时间价值、理性经济人；空间性前提：税务筹划主体；时间性前提：多筹划期间。但不可否认的是，基本前提与特定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客观环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税务筹划基本前提也应不断变化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韩传模、王成秋：基于公理化方法的会计基本假设的设定，当代财经，2006年第7期

[2]盖地：试论税务空间的基本前提与一般原则，财会月刊，2002年第4期

[3]汪浩瀚：经济分析中的基本假设与方法论意义，当代财经，2003年第3期

假设定位范文篇5

关键词：政府;企业;经济法;利益主体;博弈行为;和谐社会

0前言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各地经济各领风骚数百年。在我们还在惊叹温州炒房团在全国各地房产市场上兴风作浪时，温州民营经济已经遭遇瓶颈，盛极而衰。而与此同时，从以乡镇经济为代表的苏南模式中发展蜕变而来的新苏州经济模式目前发展势头良好，蒸蒸日上。今年，由这两市辐射出来的浙江与江苏两省市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相悖趋势。分析其中原因，温州的民营企业由市场主导壮大，苏州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由政府主导推动。温州市政府给外界留下的印象是小政府模式，与此对应的是苏州的强势政府。由此，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经济增长中不同定位引起我从经济法视野的思考。

1从经济法利益论浅析政企法律关系

经济法“作为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对国家经济起着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说认为，经济法律关系两大主体是政府和企业。

1.1主体

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人”假设一直是经济学的奠基石。“经济人”包含3个基本命题：第一是自利，追求人的自身利益是根本动力；第二是理性，即每个人都会根据市场环境变化而理性地选择做出相应的经济行为；第三是在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下，经济人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无形中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有的学者提出将其作为经济分析法学的基本假设。但是，“经济人”假设并不完全符合经济法的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这两章的基本宗旨。对经济法主体理解更为贴切的应该是利益主体假设。经济法利益论是将经济法的主体都建立在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理性地为寻求利益最大化而采取行动的基础上，即利益主体假设。什么是利益？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人与其所追求的标的或状态的主观关系。我们将经济法的主体都假设为都有所追求，存在自身利益，通过经济法的调整，来实现对各类利益主体的分配和保护。对利益的调整，分配和保护正是经济法的重要职能。

温州市政府对企业的“无为而治”是建立在原来民法的利益假设下的行为。民法强调个人意思自治和对个人权利绝对尊重。民法的假设就是社会中各成员可尽显自身才智，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可以促使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作为一个外在主体，监督非法的市场交易，保障各成员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最终实现国家利益的增长。民法的假设是基于简单基数相加原理，即单位利益相加得到整体利益增加的理论。显然，在民法的假设中忽略了政府的利益。

为了防止由民法等私法造成的社会利益被更多个人利益所侵害，经济法产生时就将重点放在限制和干预市场行为，甚至牺牲短期的个人利益来保护长期的社会利益。也由此，经济法的价值没有得到体现，反而还促使国家权力从反方向阻碍了经济发展。现代经济法的研究大多受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提倡政府干预，认为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产物”。在苏州案例中，苏州政府主导当地经济的发展，厚外薄私，重视外资企业，给其优惠政策，轻视民营企业。尽管政府强调了民营企业的重要作用，但是据调查，在发展中国家，外资力量过于强大的地方，当地民营经济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民营企业其实是在不平等状态下与实力强大的外资企业竞争。这也是政府利益与企业利益的权衡问题，政府和企业二者利益不发生冲突时，两方利益的增长都是可能的，然而根据对立统一原理，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政府主体和企业主体之间存在博弈行为。1.2主体行为

我国经济中存在的最突出现象是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完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政府，二是企业。受控主体企业作为市场中活跃的积极分子，但是每个企业仿佛就是一个个孤岛，只有为达成和履行交易才将信息透露给关联方。而作为调控主体政府，要求其信息公开，政务透明也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当两大主体都处在信息不公开的地位，互相都要经过揣测对方的行为，才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行为。也就是说。两大主体都追求各自自身利益，而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决定其结果。

2经济法两大主体之间的博弈与经济法的作用

博弈论最著名的“囚徒困境”案例，囚徒甲和囚徒乙在不知道对方的策略后，若都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选择决策，结果并不是最佳的，只是达到一种均衡，即所谓的“上策均衡”。但是若从为对方的利益着想，或两者暗地串谋，结果才能形成最佳的博弈。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合作才是利己的最佳策略。如果将此案例用在政府与企业的博弈行为上，即得出的结论是在经济法的定位及相关制度设计过程中要考虑各类主体的预期利益。政府有政府的政策实施，企业有企业的目标选择，经济法应该将两者一致起来，对主体行为进行有效的调整。

经济法的调整不能顾此失彼，既要考虑到企业的利益，也要考虑到政府的利益。应该抛弃政府本位或企业本位思想，科学发展经济，实现和谐社会。因此，经济法可以说是实行规制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和限制政府双重使命的法律部门。当“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同时并存的时候，经济法就发挥其作用。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调节经济，在自由竞争时代，由市场自发调整经济。政府调节经济容易造成政府权力滥用，交易成本增大，不公平竞争，经济无效率，市场调节经济则容易造成垄断，不正当竞争，公共物品缺失，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应该由经济法来协调，保障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经济行为井然有序。合适的经济法是能解决经济运行中产生的问题，引导经济积极更好的发展。

假设定位范文篇6

关键词：粒子群算法；网络入侵；干扰信号

在计算机网络时代，光纤通信网络凭借其极大的存储量和对用户隐私信息的保护优势，在多个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随着光纤通信网络的成熟运用，在实际运行时逐渐出现了影响其安全性能的问题，对网络整体运行性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1]。例如，网络运行环境安全问题、交易安全问题以及传输安全问题等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转。粒子群算法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算法之一，当前这一算法常被应用于计算机、数学等领域，其在实际应用中具备快速搜索能力且抗干扰能力更强。因此，针对当前光纤通信网络领域存在的实际问题，引入粒子群算法，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相关研究。

1光纤通信网络入侵干扰信号定位

1.1光纤通信网络入侵干扰信号特征检测与提取

为了满足设计要求，在执行此项工作时可参照“时间序列-频率联合特征”的方式构建一个针对异常信号传输的网络模型。假设传输网络中存在n条传输信道，则每条信道中的信号异常表现形式是不同的，输出对应信号的传输时间序列，从而掌握信号在传输中存在的时延。根据原有信号的调制频率，得出多条干扰路径下信号的传递函数。通过传递函数，计算信号在传输中的损耗与损失，通过此种方式得出入侵干扰信号在网络空间中的传输特征，同时以此为依据，对信号在空间中的重构进行描述，进一步达到信号在传输信道中的频谱[2-3]。在此过中程应注意的是，频谱信息需要前端通过设计采样频率、设计信号带宽与窗口函数等方式集中获取。

1.2基于粒子群算法的入侵干扰信号粒子群优化聚类

首先明确粒子群优化键聚类的特征，在光纤传输时域范围内进行异常信号的整理[4]。在确保所有异常信号具有相同的特征点后，进行信号的终端存储。假设异常的入侵信号集合表示为D，则D的取值范围应大于1，对应每个入侵信号的表达方式为D(i)，其中i为入侵信号的属性。综合上述分析，可将D表示为：D={}12,,,iiinDDD（1）式中，Din表示在入侵信号集合中第n个入侵信号的属性。完成上述公式的计算后，将信号集合划分为z个类别，可以认为此时i的取值范围为[1,z]。为了确保聚类后信号集合可以满足集中定位与检测的需求，需要设定一个针对异常信号的定位中心U，其表达式为：U={}12=,,...,zUUU（2）式中，Uz表示第z个类别下入侵干扰信号的检测定位中心。为了进一步实现对聚类中心的标准化处理，需要定位每个异常集群的节点，并辅助使用隶属度矩阵进行入侵干扰信号聚类样本中第m个样本和第z类别中信号隶属度的描述。假设隶属度矩阵表示为W，则W的粒子群中心隶属度关系可以表示为：[0,1]anmW=w∈（3）1,2,,bnW=∀=i（4）1zcnmnW=∑w＞（5）式中，Wa、Wb与Wc表示粒子群中心隶属度的3种关系，w表示入侵干扰样本特征集群[5-7]。根据上述计算公式，对其进行整理后得出针对信号的聚类目标，将其表示为函数，即：()11,zznmnngGWU=∑∑wgλ＞（6）式中，λ为不同聚类中心的权重值。按照上述计算公式，对所有传输信道中的信号进行异常聚类，以此种方式完成对信号的聚类研究[8]。

1.3定位并分离光纤通信网络入侵干扰小信号

在掌握承载信号基带的信号表示方式后，对信号在网络空间中进行振元排序，假设振元的元数表示为M，M具有奇偶性特点，此时可以通过对信号两个方向上极性的分析进行信号的定位，并根据不同方向上极性的矢量进行入侵信号与原始信号的分离处理[9-10]。处理过程中，可假设矩阵元之间的间隔表示为J，通过对J的描述即可得到不同信号之间的相位差值。其中J的表达式为：ABJ=F+γ（7）式中，FA表示在A方向上的信号相位差，γB表示在B方向上的信号相位差。基于不同信号的相位差值建立相应的检测模型，即可实现对信号的精准定位与检测。

2对比实验

2.1实验准备

为了进一步验证设计方法的实用性，开展对比实验。将本文提出的基于粒子群算法的检测方法作为实验组，将以往基于积分器的检测方法作为对照组，将两种检测方法应用到相同的光纤通信网络当中，并实现其对信号的定位和检测。利用已有网络异常入侵检测数据作为实验测试用例，在该实验用例中包含了4种不同类型的入侵模式，分别为拒绝服务请求攻击（入侵A）、非法访问攻击（入侵B）、未经授权的远程访问攻击（入侵C）以及非法扫描与探测攻击（入侵D）。从上述4种入侵类型数据中随机抽取样本构成测试集，利用两种检测方法对测试集进行检测，对其定位检测效果进行验证。

2.2检测结果正确率对比

将检测结果的正确检测率、漏报率及误检率作为评价指标，对检测结果进行量化评价。其中，正确检测率=测试集中正确检测到的入侵干扰信号/测试集中信号总量；漏报率=（测试中入侵干扰信号总量-正确检测到的入侵干扰信号）/测试集中信号总量；误检率=测试集中错误检测到的入侵干扰信号/测试集中信号总量。根据上述内容开展，实验完成后获得的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本文提出的基于粒子群算法的检测方法在实际应用到光纤通信网络环境中时可以实现对入侵干扰信号更高正确率的检测。

2.3检测结果定位精度对比

为了进一步验证检测出的入侵干扰信号在光纤通信网络当中的具体位置数据是否具备高精度要求，在上述实验设计环境和实验测试用例的基础上再对两种检测方法的定位精度进行对比。为了方便对两种检测方法的定位精度进行评价，根据定位判定标准，将定位平均误差作为定位精度的评价指标，其计算公式为：()havefxb=+（8）式中，ave表示两种检测方法检测结果的凭据定位误差，h表示在光纤通信网络中入侵干扰信号的时间序列数量，f(x)表示实验组或对照组检测方法检测得到的入侵干扰信号归一化定标数据，b表示光纤通信网络在受到入侵干扰信号攻击时产生的震荡幅值。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两种检测方法检测出的定位结果误差，结果如图1所示。从图1中两条曲线可以看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种检测方法在对4种不同类型的入侵干扰信号进行定位检测时，其定位误差值整体变化幅度类似，均为对入侵D类型攻击的定位误差值最小，对入侵A类型攻击的定位误差值最大。但从整体上来看，明显实验组对各个入侵类型的定位误差值更小。通过上述实验进一步证明，本文提出的检测方法能够在确保对入侵干扰信号检测正确率更高的基础上实现对信号的高精度定位，为光纤通信网络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技术条件。同时也证明了引入粒子群算法后，检测方法的应用性更强，解决了以往检测方法存在的弊端问题。

3结语

此次研究从3个方面入手，在完成了对信号的提取、聚类与分类后，实现对方法的设计。在完成设计后，通过对比实验的方式对设计的成果进行了检验，证明了本文方法可以在实际应用中提高对信号定位的准确率并提高定位结果的精度，可以为光纤通信网络在市场内的推广使用提供技术层面的帮助。与此同时，本文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实验测试指标仍不够完善、实验环境布设仍不够健全等，在后续研究中将进一步优化与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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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定位范文篇7

1物流园区物流设备选型模型

物流园区物流设备选型是指根据各类物流设备的适用领域和性能特点、作业环境要求等已知条件，为各类货物在不同物流作业环节选择恰当、合适的设备类型及型号，从而满足作业能力要求.影响园区物流设备选型的因素包括:园区需要处理货物的属性、园区的定位、园区内部功能分区、园区自然条件、设备本身性能参数等，其中，园区需要处理货物的属性是影响物流设备选型的主要因素，物流园区货物与相应的作业设备之间存在模糊匹配关系.

1.1货物、设备信息物元的建立1)货物信息物元本文采用可拓论中的物元表示法来表示货物和设备的信息[5].货物属性信息是设备选型的依据.根据货物学理论，货物属性信息主要从物理、化学、生物、机械等方面分析货物的属性，主要包括:(1)货物的名称、类别;(2)货物的物理状态，固态、液态、气态;(3)货物的外形尺寸，长、宽、高;(4)单件货物的重量、体积;(5)货物的特殊性质，如危险货物、易燃、易爆货物;(6)货物的挥发性、散湿性等[6].根据物元理论及上述货物属性信息，建立一般货物信息物元如下.Rn=NGC1v1GC2v2┇┇GCnvn(1)式中:N为货物名称;{GC1，GC2，…，GCn}为货物的特征属性;{v1，v2，…，vn}为货物属性特征量值.2)设备信息物元设备属性包括设备的名称、类别、作业能力、适用领域以及可处理的货物种类等.根据物元理论，建立一般设备信息物元如下.Rn=NEC1v1EC2v2┇┇ECnvn(2)式中:N为设备名称;{EC1，EC2，…，ECn}为设备的属性特征;{v1，v2，…，vn}为设备属性特征量值.

1.2设备选型模型的建立根据货物属性与物流设备属性之间的模糊匹配关系，建立基于货物与设备模糊匹配的设备选型模型，见图1.图1园区设备与货物匹配模型该匹配模型的核心在于物流园区货物信息与设备信息之间的匹配.当输入货物信息物元时，根据物流园区所处理的货物特征值与设备特征值之间的并行模糊匹配关系，建立科学的匹配规则，可以为园区找到相应类型和型号的作业设备[7].本文设计的匹配规则如下.1)货物特征值与设备特征值相匹配.2)货物单件重量与设备额定作业能力相匹配.为了避免作业能力的浪费，规定该型号设备额定作业能力大于单件货物重量，并小于1.2倍单件货物重量.

2物流园区设备数量计算及其优化模型

2.1园区设备配置数量计算确定某型号设备承担的物流量.假设物流园区货物的物流量为Q，物流园区机械设备配置系数为λ，则园区所有设备承担的物流量为Qλ;又假设共选择m类设备，第i类设备(i=1，2，…，m)中共有ni种型号的设备，第i类设备中第j型号设备(j=1，2，…，ni)需要处理的货物物流量占园区总物流量的比例为αi，并且∑mi=1αi=1，那么第i类设备需要处理的货物物流量为Qλαi.再假设第i类中第j型号设备需要处理的货物物流量为Qij，该型号设备处理的物流量占第i类货物物流量的比例为αij，并且∑nij=1αij=1，i=1，2，…，m，则j型号设备承担的物流量可用式(3)进行计算[8].Qij=Qλαiαiji=1，2，…，m;j=1，2，…，ni(3)图2

物流园区物流设备作业量确定过程1)确定某型号设备的作业能力假设第i类设备中第j型号设备的额定载重量为Qeij，该设备平均一次处理货物的重量与其额定载重量的比例为β，每小时吊装或搬运的次数为δ(1/h)，时间利用系数为ρ(设备年平均工作小时占年日历工作小时的比例)，年日历工作小时为t(h/年).那么，该型号设备的作业能力可用式(4)进行计算，常用物流设备β，δ，ρ的取值可参考文献[9].Qy=Qeij(βδρt)ij(4)2)计算所需某型号设备的数量假设第i类设备中第j型号设备的数量为Zij，则该型号设备所需数量为Zij=QijQy=QλαiαijQeij(βδρt)ij(5)

2.2园区设备数量优化模型1)模型假设物流园区需要处理的货物物流量已知;物流园区物流设备类别与型号已经确定;每类设备所包含的型号不尽相同，为便于建模，统一设定每类设备都包含n个型号;并且将每类设备中各种型号的设备按照其额定作业能力从大到小排列，当第i类设备中第j型号设备不存在时，令Qeij=0;固定设备在物流园区建成后变动较少，选择可移动的物流设备作为优化的对象.2)模型构建根据设备全寿命周期成本理论，建立物流园区所需型号设备的数量优化模型如下.minC=∑mi=1∑nj=1cijxij(6)s.t.xijQeij(βδρt)ij≥Qiji=1，2，…，m;j=1，2，…，n(7)∑mi=1∑nj=1xij≤∑mi=1∑nj=1Ziji=1，2，…，m;j=1，2，…，n(8)xij≥0，且为整数，i=1，2，…，m;j=1，2，…，n(9)式中:cij为第i类设备中第j型号设备的全寿命周期成本;xij为第i类设备中第j型号设备的规划数量.

3实例分析

本文以湖南九华物流园区规划项目为实例对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进行验证，主要对园区仓储中心的设备选型和数量优化进行分析.因为装卸搬运设备是仓储中心的主要物流设备，而且大都可以在多个功能区作业，具有优化的潜力，所以本文以装卸搬运设备为例进行研究.

3.1设备选型园区仓储中心处理的主要货物是汽车、新材料及机电企业的原材料、零部件和产品.从货物特性考虑，具有密度较大、质量比较重及品种规格较多等特性.运用建立的设备选型模型，得出所需设备的类型，见表1所列.

3.2数量优化

1)设备配置数量计算根据物流设备日常作业系数经验值[9-10]，确定叉车和桥式起重机的β，δ，ρ，t的值(见表2).根据前期调查和预测，得知汽车、新材料及机电企业的原材料、零部件和产品的物流量合计为1648.6万t，这些货物的吨位构成比例已知，计算得到各吨位级别货物的数量，见表3.根据表2中的数据，运用式(4)计算得到叉车和桥式起重机的作业能力(见表4).根据九华物流园区的规划要求，园区要达到较高的机械化作业程度，考虑未来园区机械化发展趋势，设定λ=0.7.运用式(5)计算得到叉车和桥式起重机的初步配置数量(见表4).2)优化方案根据构建的设备数量优化模型，采用LINGO软件求解，得出园区仓储中心装卸搬运设备数量配置的优化方案，并与初步配置方案进行比较，对比结果见表4.经过测算，初步配置方案的成本为25336万元，优化方案的成本为24060万元.通过模型优化，设备全寿命周期成本节约了1276万元，达到了比较好的优化效果.

假设定位范文篇8

金融集聚是一种产业演化过程中的地理空间现象，本文构建了金融集聚影响因素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28个省域金融集聚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金融集聚在省域之间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创新是影响金融集聚的核心变量，对金融集聚有显著地促进作用，且随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作用逐渐增强。在控制变量中，经济基础对金融集聚促进作用显著；对外开放水平在期初对金融产业集聚有显著地正效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作用正逐渐减弱；人力资本在期初对金融集聚促进作用显著，但在当期对金融集聚影响不显著，这说明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需要有一个吸收和消化的过程。

关键词：金融集聚区域创新空间相关性空间计量分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许多金融功能已经克服了地理空间上的限制，能够在相隔遥远的不同地理区域低成本和快捷的实现，不再需要面对面的交易。然而，金融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现象却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采用企业间协调的方式来组织交易和生产活动，从最初的少数几家银行集中发展到各种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产业集群已成为现代金融产业组织的基本形式。令人奇怪的是，货币和金融的空间影响总是被区域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所忽视。自货币地理学者明确推翻了新通讯技术（ICTs）的应用将导致地理学终结这一观点（Obrien，1992）以来，金融的空间分析才逐渐纳入学者们的分析框架。在考虑空间经济外溢性的条件下，我国金融集聚的空间相关性如何？有哪些因素促进了我国省域金融集聚，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对金融集聚又有何不同的作用？本文将采用空间经济计量分析技术对我国28个省域金融集聚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揭示金融集聚现象在我国省域间分布的规律，为政府部门制定合理的金融布局和发展政策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一、文献回顾

国内外对金融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研究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在基础研究方面，货币地理学派认为，货币具有与生俱来的空间性（Martin，1999），货币地理性的四个方面为：区位结构、制度的地理性、监管的空间性以及整个国家的公共金融空间。

对金融集聚的成因，KindleBerger(1974)以集聚理论为基础，认为规模经济使得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选择一个特定的区位。外部规模经济是自我加强的，更多的金融部门在一个区域内定位，那么这些区域对于其他金融参与者来说更加具有吸引力。

金融中心是金融企业高度集聚的产物(Panditetal，2001)。Park(1982、1989)将规模经济理论和集聚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银行集中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时认为，当一个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国际中心便有形成的可能。同时外部规模经济会进一步促成生产和经营单位的空间集聚，表现为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合作，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更加邻近，流通环节的减少，信息沟通的便捷等。RichardMcGahey(1990)等从竞争力角度探讨了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指出了区位成本和区域优势，劳动力和人力资源优势，通讯和技术，法治与税收四因素决定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Naresh,Gary&Swann（2001）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说明了金融业集聚为金融中心的原因。从供给角度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第一，大型和结构复杂的金融服务公司需要获得大量的专业劳动力。因此，在伦敦、纽约和法兰克福等地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几乎都是以金融中心为基础的。相反，小规模的金融服务公司像建房互助协会分支和独立的保险人公司，由于结构相对简单，并且对共同知识的依赖性不大，因此并不需要大量高水平的专业化劳动力，因而定位在金融中心的。第二是金融服务公司对金融中心所提供服务（会计，精算，法律，计算机）的依赖性。第三，由于交易接近资产流动的地方而所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因此，金融服务公司普遍都设在邻近国家和地区股市交流的地方。从需求看，主要可获得的好处有：由于定位在金融区而提高声誉；降低由于金融服务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程度。

国内学者对金融集聚研究比较系统深入的是黄解宇和杨再斌(2006)，他们认为，金融集聚是随着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发展的，金融本身的高流动性加速了集聚；而规模经济效应以及不对称信息和默示信息所要求的金融主体的空间邻近能促使金融集聚的形成。但以上对于金融产业集聚成因的研究基本上都还处于理论研究。

张凤超(2003)基于金融资源论，提出了金融地域运动的概念。其观点是：由于金融资源在空间地域的分布而表现出非均质或不连续的特点，正是由于这种初始的地域差异性，引发了金融地域运动。中心城市是金融地域运动的结节点，金融资源在中心城市集聚成金融产业，而金融产业成长水平的差异导致了各中心城市金融职能的分工，中心城市逐次递进为金融支点、金融增长极和金融中心等城市类别，承担和发挥各自的金融功能。

上述研究表明，金融集聚本身是一种产业演化过程中的地理空间现象，是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现有研究仍停留在金融集聚现象的理论研究上，对其解释缺乏相应的数量模型和经验实证。尤其是并未建全金融集聚现象的统计分析框架，未将金融集聚空间维度的相关性和异质性纳入实证研究，没有考虑空间因素对金融集聚的影响。

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从区域创新角度建立金融集聚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在纳入空间效应的前提下，以我国2002-2007年数据为基础，对我国28个省域金融集聚影响因素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以消除各地区金融集聚外溢性的相互影响，从而揭示金融集聚的内在形成机理。

二、理论假说与模型设定

1.理论假说

（1）金融集聚

目前理论界尚未有对金融集聚有明确的定义。黄解宇和杨再斌(2006)认为，可以将金融集聚定义为一个过程，也可以定义为一个状态或结果。前者是指通过金融资源与地域条件协调、配置、组合的时空动态变化，金融产业成长、发展，进而在一定地域空间生成金融地域密集系统的变化过程。后者是指经过上述过程，达到一定规模和密集程度的金融产品、工具、机制、制度、法规、政策文化在一定地域空间有机结合的现象和状态。由于条件、要素的地域差异，必然产生金融资源的地域流动，并向区位与其他条件优越的地区集中与聚合，从而形成不同层次的金融集聚。显然，金融集聚具有空间地理接近性、行业接近性、社会接近性等外在性质。

基于金融集聚内涵的解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我国现阶段金融产业发展存在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

（2）区域创新

区域创新是金融集聚发展不竭的驱动力。D.Keeble和L.Nacham(2001)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属于新经济的知识密集型行业，相对于制造业从需求和供应等角度来探寻集聚利益，生产性服务业更应该从集聚学习和创新环境等角度来探寻集聚利益。当金融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新知识的获取和创新将成为影响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要素。金融集聚区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网络，它通过集群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沟通，构成一种集体学习，刺激服务企业内部创新，同时也为区域金融创新与合作具备了现实基础。一方面，金融服务企业的创新不仅增强了企业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自身行为的能力，而且保证了创新的传播、交换和创新环境本身的更新。尤其是隐含经验类知识的交流，能激发新思想、新方法的应用，促进学科交叉和产业融合，使新产业和新产品不断出现，吸引新的客户和生产者。另一方面，创新的迅速扩散又促使以集群为基础的金融服务效率进一步提高。Keeble&Wilkinson（2000）认为，在成功的知识型创新的环境下，通过使集群企业接入“集体学习过程”，可增强了集群的竞争优势，提高集群的增长率。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区域创新是影响金融集聚的核心变量，对金融集聚有显著地促进作用，且随着区域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其促进作用将逐渐增强。

（3）经济基础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对金融主体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的经营状况良好，社会失业率低，对资本的需求量就大，金融业一般会处于良好的运营状态；而在萧条时期，企业投资的成功率低，失业率上升，金融债务的偿还能力下降，金融风险加剧，不利于金融主体的运营。综观英美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发展史，金融中心发源地内在经济与金融实力的膨胀，是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以伦敦国际金融中心为例，其产生即为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金融供给变化的结果。由此可以得出，经济基础是金融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无论是何种模式的金融产业集聚，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基础作为其发展的依托。

基于以上理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经济基础与金融集聚有极强的正相关性。

（4）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是影响金融集聚的重要变量之一。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所需的金融服务水平也越高。SimonX.B等（2004）认为，高层次的金融企业总是会定位在一个国际城市的信息腹地，在那里，信息以更低的成本被获得和验证。同时，金融部门的集聚也反映和增强了实际部门的集聚。为了分享高层次的生产者服务并实现城市化经济，企业也总是倾向于集聚；而金融机构也往往集聚在他们主要客户的总公司附近，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跨国公司总部作为金融业的微观行为主体，趋向于将机构定位于全球的城市中，在全球的电信网络中，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和附属公司都可以被有效率的控制和协调。而跨国公司总部的总是选择具有竞争力的区位，其影响因素包括充足的运输和通讯基础设施，高品质的专业服务如法律，会计和金融服务；丰富的社会和文化设施以及根植于法律的良好制度（Dicken，1998）。因此，跨国公司总部和高端金融服务是密不可分的集中在相同的关键地点。

基于以上理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对外开放与金融集聚有显著地正相关性。

（5）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影响金融集聚发展的重要因素。与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相比，人力资本是“软生产要素”。高水平人力资本是提高现代金融竞争力的基本要素。理论上，人力资本水平越高，金融产品的供给能力越强，金融产业集聚程度越高。金融业吸收高学历的人才比其他行业或地区要多，高级金融专业人才的汇聚是吸引金融机构进驻的基础，更是区域金融市场繁荣、金融产品创新活跃的根本支撑。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人力资本对金融集聚有显著地促进作用。

2.变量选择

（1）因变量的选择

反映金融集聚程度的方法有很多，近年来，国际上对产业集聚程度的衡量指标不断优化，目前主要有六种指标：区位熵系数()、空间基尼系数()、指数、赫芬达指数()、指数和产业地理集中指数(指数)。区位熵是衡量产业专业化的重要指标，它能够充分比较区域生产水平与全国平均生产水平，确定该地区产业集中状况在全国所处的位置。为比较各地区金融集聚程度，本文选择区位熵系数（），利用从业人员数测算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区域集聚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1）

其中，指区域内产业的就业人数，指区域内的总就业人数，指国家或省份内产业的总就业人数，指国家或省份内的总就业人数。它是指一个特定区域中某产业占有份额与整个经济中该产业占有份额相比的值。区位熵的系数越大，该区域的金融集聚程度越高。一般认为，如果大于1，意味着某产业在区域比较重要；但也有学者根据大于1.25或大于3(MartinandSunley，2003；MalmbegandMaskell，2002)来判断产业聚集。

根据区位熵的计算公式，本文对我国28个省域2002-2007年的金融集聚程度进行了测算（结果见附表1）。

（2）解释变量的选择

本研究将金融集聚的影响因素分为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两组。

第1组变量是核心变量，即区域创新。专利数量是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是一个衡量知识吸收和技术进步比较理想的变量。理论上，区域创新水平越高的省份，金融产品的供给能力也会越强，从而进一步促进金融集聚。这里用各省份三种专利的授权量与全国三种专利的授权量的比值来反映各省的区域创新水平，用I来表示。

第2组变量是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影响各地区金融集聚资源禀赋差异的变量，目的是用来控制其他可能导致金融集聚差异的因素。

经济基础：用来反映地区经济基础的指标有很多，如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政府财政收入等。考虑到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财政与金融的紧密联系，本文使用各地区政府财政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来反映地区经济发展基础，用GOV来表示。

对外开放：考虑到各地区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金融的紧密联系，我们设置了外国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值来综合反映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用OPEN表示。

人力资本：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本文主要考虑从业人员（15-64岁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该数据基本能表达社会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大部分内涵。根据人口普查的规定：文盲计为0年，小学文化计为6年，初中文化计为6年，初中文化计为9年，高中文化计为12年，大学及大专以上计为16年。小学文化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毕业均计为6年，其余类推。因此，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用15-64岁人口受教育年数的总和（即：6×小学文化人数+9×初中文化人数+12×高中文化人数+16×大学及大专以上人数）除以15-64岁人口数来计算，以此生成人均受教育年限来反映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用PEO来表示。

3.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理论假说及变量的选择，本文的线性模型形式设定如下：

（2）

式中，为回归参数，为1，2，???，28个省域，ε为随机误差项。被解释变量FIN是利用区位熵系数衡量的我国28个省域的金融集聚程度；I变量表示区域创新，是本文所设定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在控制变量中，GOV变量表示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OPEN变量表示对外开放，PEO变量表示人力资本。

本文所用样本包括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域），其中，重庆市合并到四川省内计算，西藏、海南、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除外。金融集聚度和各解释变量的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2003-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中2004-2007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由于缺失，本文通过预测得到。实证研究主要借助于Arcviews3.3和Geoda0.9.1两个软件完成。

三、空间计量方法模型

空间经济计量模型主要解决回归模型中复杂的空间相互作用与空间依存性结构问题（Anselin，1988）。长期以来，在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中，空间事物无关联及均质性假定的局限，以及普遍使用忽视空间效应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模型估计，使得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存在模型的设定偏差问题，进而导致经济学研究得出的各种结果和推论不够完整、科学，缺乏应有的解释力(吴玉鸣，2007)。空间计量经济学(Anselin，1988)理论认为一个地区空间单元上的某种经济地理现象或某一属性值与邻近地区空间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是相关的。几乎所有的空间数据都具有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性的特征，空间依赖的存在打破了大多数经典统计和计量分析中相互独立的基本假设。也就是说，各区域之间的数据存在与时间序列相关、相对应的空间相关。

根据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原理，金融集聚影响因素空间计量分析的思路如下：首先采用空间统计分析Moran指数法检验因变量（金融集聚）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如果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则以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为基础，建立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金融集聚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估计和检验。

1.空间自相关性

检验金融集聚现象的空间相关性存在与否，实际应用研究中常常使用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I，其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3）

其中，，表示第地区的观测值(在本文为金融集聚度c)；n为地区总数(本文为28)；为二进制的邻接空间权值矩阵，表示其中的任一元素，采用邻接标准或距离标准，其目的是定义空间对象的相互邻接关系，便于把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库中的有关属性放到所研究的地理空间上来对比。一般邻接标准的为：

习惯上，令的所有对角线元素=0。

Mroan’sI指数可看作各地区观测值的乘积和，其取值范围在-1到1之间，若各地区间经济行为为空间正相关，其数值应当较大；负相关则较小。具体到金融产业集聚的空间依赖性问题上，当目标区域数据在空间区位上相似的同时也有相似的属性值时，空间模式整体上就显示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而当在空间上邻接的目标区域数据不同寻常地具有不相似的属性值时，就呈现为负的空间自相关性；零空间自相关性出现在当属性值的分布与区位数据的分布相互独立时。

根据Mroan’sI指数的计算结果，可采用正态分布假设进行检验n个区域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关系，其标准化形式为：

（4）

根据空间数据的分布可以计算正态分布Moran’I指数的期望值及方差：

（5）

式中，分别为空间权值矩阵中行和列之和。

公式（4）、（5）可以用于检验n个区域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关系。如果Mroan’sI指数的正态统计量的值大于正态分布函数在0.05水平下的临界值1.96，表明金融集聚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正的空间相关代表相邻地区的类似特征值出现集群趋势。

2.空间计量模型及估计技术

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有多种类型，本文所要用到的空间计量模型主要是纳入了空间效应(空间相关和空间差异)，适用于截面数据的空间常系数回归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LagModel，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ErrorModel，SEM）两种。

（1）空间滞后模型（SLM）

空间滞后模型主要探讨各变量在一个地区是否有扩散现象(溢出效应)，其表达式为：

（6）

式中，为因变量；为的外生解释变量矩阵；为空间回归关系数；反映了样本观测值中的空间依赖作用，即相邻区域的观测值对本地区观察值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为阶的空间权值矩阵，一般用邻接矩阵(ContiguityMatrix)；为空间滞后因变量，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参数反映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空间滞后因变量是一内生变量，反映了空间距离对区域行为的作用。区域行为受到文化环境与空间距离有关的迁移成本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2）空间误差模型（SEM）

空间误差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7）

（8）

式中，为随机误差项向量，为的截面因变量向量的空间误差系数，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

参数衡量了样本观察值中的空间依赖作用，即相邻地区的观察值有对本地区观察值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参数反映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SEM的空间依赖作用存在于扰动误差项之中，度量了邻接地区关于因变量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观察值的影响程度。

（3）估计技术

对于上述两种模型的估计如果仍然采用最小二乘法，系数估计值会有偏或者无效，需要通过工具变量法、极大似然法或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等其他方法来进行估计。本文采用了Anselin（1988）的建议，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SEM和SLM的参数。

3.空间自相关检验及SLM、SEM的选择

判断地区金融集聚现象的空间相关性是否存在，以及SLM和SEM哪个模型更恰当，一般可通过包括Moran’sI检验、两个拉格朗日乘数(LagrangeMultiplier)形式LMERR、LMLAG和稳健(Robust)的R-LMERR、R-LMLAG等来实现。

由于事先无法根据先验经验推断在SLM和SEM模型中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有必要构建一种判别准则，以决定哪种空间模型更加符合客观实际。Anselin等（2004）提出了如下判别准则：如果在空间依赖性的检验中发现，LMLAG较之LMERR在统计上更加显著，且R-LMLAG显著而R-LMERR不显著，则可以断定适合的模型是空间滞后模型；相反，如果LMERR比LMLAG在统计上更加显著，且R-LMERR显著而R-LMLAG不显著，则可以断定空间误差模型是恰当的模型。除了拟合优度R2检验以外，常用的检验准则还有：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ikelihood，LogL)，似然比率(LikelihoodRatio，LR)、赤池信息准则(Akaikeinformationcriterion，AIC)，施瓦茨准则(Schwartzcriterion，SC)。对数似然值越大，AIC和SC值越小，模型拟合效果越好。这几个指标也用来比较OLS估计的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和SLM、SEM，似然值的自然对数最大的模型最好。

四、实证结果分析

空间权重矩阵是空间统计计量模型的关键，也是地区间空间影响方式的体现。目前，空间权重矩阵的基本形式有只考虑地理相邻信息，即“地理”空间权重矩阵()，也有考虑涉及经济差距的空间权重矩阵的扩展形式，即“经济”空间权重矩阵()。“地理”空间权重矩阵(W)最常用的是简单二分权重矩阵，遵循的判定规则是Rook相邻规则，即两个地区拥有共同边界则视为相邻。

本文选用的是“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利用Geoda0.9.1软件生成。

1.金融集聚空间自相关性

为检验金融集聚现象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关性，即空间相互依赖性，下面利用2002-2007年中国28个省域的金融集聚指标计算Mroan’sI指数，相关结果见表1。表1中MoranI的正态统计量值均大于正态分布函数在0.0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1.96)，这表明我国28个省域的金融集聚现象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正自相关关系(即空间依赖性)，说明省域金融产业的发展在空间分布并非表现出完全随机的状态，而是表现出某些省域的相似值之间在空间上趋于集聚，也就是说，具有较高金融集聚度的省区相互靠近，或者较低金融产业集聚的省域相对地互相相邻的空间联系结构。因此，从整体上讲省域之间的金融产业的发展是存在空间相关性的，也就是说我国省域金融产业的发展存在着空间上明显的集聚(Clustering)现象。

表1中国28个省域金融集聚Mroan’sI指数及其Z值

年份Moran’IMoran’I期望值

标准差

正态性

统计量

小概率

值

20020.2587-0.0370.11122.6591730.012

20030.2545-0.0370.10932.6669720.013

20040.2885-0.0370.11742.7725720.014

20050.2731-0.03610.11712.6404780.02

20060.2807-0.03470.11982.6327210.01

20070.2321-0.0370.11012.4441420.024

为进一步分析我国省域金融产业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本文给出了局域Mroan指数散点图（见图1）。图1展示了空间滞后W_FIN作为纵轴和FIN作为横轴的分布情况。其中，FIN为金融产业的集聚度，W_FIN表示邻近值的加权平均值。根据散点图，可将各个省域金融产业的发展分为4个象限的集群模式，分别识别一个地区及其与邻近地区的关系：图的右上方的第1象限，表示高集聚增长的地区被高集聚的其他地区所包围（HH），代表正的空间自相关关系的集群；左上方的第2象限，表示低集聚增长的地区被高集聚增长的其他地区所包围(LH)，代表负的空间自相关关系的集群；左下方的第3象限，表示低集聚增长的地区被低集聚增长的其他地区所包围(LL)，代表正的空间自相关关系的集群；右下方的第4象限，表示高集聚增长的地区被低集聚增长的其他地区所包围(HL)，代表负的空间自相关关系的集群。第1、第3象限正的空间自相关关系揭示了区域的集聚和相似性，而第2、第4象限负的空间自相关关系揭示区域的异质性。如果观测值均匀地分布在4个象限则表明地区之间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

根据上述理论及图1所显示的结果，可以得到我国28个省际区域的空间相关模式，如表2所示。

图2我国省域金融集聚度的Mroan指数散点图

注：FIN07表示2007年我国28个省域的金融集聚度。W_FIN表示邻近值的加权平均值。

表2金融产业集聚度各省际区域的空间相关模式

空间相关模式地区

第1象限HH北京、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

第2象限LH河北、江苏、浙江

第3象限LL甘肃、河南、陕西、青海、山东、安徽、四川、湖北、湖南、江西、云南、贵州、福建、广西、广东

第4象限HL新疆、上海、山西、宁夏

位于2、4象限的省域不多（只有7个），第1、3象限省域金融集聚局部的HH和LL分化，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省域金融集聚在地理空间的分布上存在着依赖性和异质性。以北京和上海为例来进行说明，经本文测算，北京和上海的区位熵系数分别为3.71和4.35，是我国金融集聚度最高的两个城市，但根据散点图的结果，北京位于第一象限，上海却位于第四象限。这是因为北京邻近的地区如天津、辽宁、吉林等都是金融集聚度比较高的地区，即高集聚增长的地区被高集聚增长的其他地区所包围，反映了金融集聚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依赖性。而上海虽然金融集聚度在我国是最高的，但其邻近的大部分地区如安徽、江西、河南、山东等都是金融集聚度很低的地区，即高集聚增长的地区被低集聚增长的其他地区所包围，反映了金融集聚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异质性。

中国现阶段，除个别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金融集聚度比较高以外，大部分地区的金融集聚度都不是很高，整体上看，东部地区的金融集聚度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的金融集聚度最低（大部分地区都是位于第三象限（LL））。说明现阶段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还不够发达，而且区域差异比较大，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省域金融产业发展确实存在着空间的集聚现象，地区差异比较显著。这也进一步表明有必要从空间维度的相关性和异质性出发，对金融集聚影响因素进行空间计量分析。

2.金融集聚影响因素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与估计

本文选用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主要是纳入了空间效应的空间滞后模型（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EM）两种。下面，以中国28个省域为空间单元，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金融产业集聚的空间计量经济检验和估计。为了比较分析不同时期各影响因素对当期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作用，根据设定的模型形式，本文分别设定以下两个模型以分析金融集聚形成机制：

模型I：当期模型。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均选取2007年的数据，反映当期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模型Ⅱ：跨期模型。被解释变量选取的是2007年的数据，各解释变量选取的是2002年的数据，反映初期解释变量对当期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为进行SLM和SEM模型的选择，首先对模型I和Ⅱ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即不考虑空间相关性，结果见表3和表4），进一步确认金融集聚空间相关性的存在。

表3模型I的OLS估计结果

模型回归系数

标准差

统计值

小概率值

C

I07

GOV07

OPEN07

PEO07

R2

R2adj

F

LogL

AIC

SC0.2113205

0.4212696**

19.85123*

5.674249

-0.09935197

0.749984

0.706503

17.2485

-16.4325

42.8649

49.5261.143026

0.1647491

4.203542

7.596358

0.097471340.1848781

2.557036

4.7225

0.7469697

-1.0192940.8549462

0.0176209

0.0000930

0.4626501

0.3186659

空间依赖性检验

统计值小概率

Mroan指数（误差）

LMLAG

R-LMLAG

LMERR

R-LMERR0.210786

1

1

1

12.3792816**

5.9130551**

3.6897323***

2.4911239

0.26780100.0173464

0.0150291

0.0547484

0.1144900

0.6048107

注：“*、**、***”分别表示通过1％、5％、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表3的OLS回归结果中，模型的拟合优度R2为0.749984，区域创新、经济基础以及对外开放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区域创新和经济基础通过了5%的变量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两个变量的当期值对金融集聚有显著地正向作用，与理论假设一致。而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均没有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对金融集聚无显著影响，与理论假设有出入。表4的OLS的回归结果中，模型的拟合优度R2为0.801140，经济基础、对外开放以及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分别通过了5%和10%的变量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初期的经济基础、对外开放以及人力资本对省域的金融集聚有显著地促进作用，与理论假设一致。而区域创新变量虽然通过了5%的变量显著性检验，但其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初期的区域创新对金融集聚呈现出显著地抑制作用。

表4模型Ⅱ的OLS估计结果

模型回归系数

标准差

统计值

小概率值

C

I02

GOV02

OPEN02

PEO02

R2

R2adj

F

LogL

AIC

SC-4.423565*

-7.465248**

17.49841*

10.40022*

0.4352784

0.801140

0.766556

23.1648

-13.2275

36.455

43.11610.9320307

2.726159

3.744103

0.1009147-4.746158

-2.738375

4.673591

4.313330.0000876

0.0117107

0.0001050

0.0002579

空间依赖性检验

统计值小概率

Mroan指数（误差）

LMLAG

R-LMLAG

LMERR

R-LMERR0.287283

1

1

1

13.0452704*

1.9358623

0.0045768

4.6273471**

2.69606160.0023249

0.1641185

0.9460624

0.0314662

0.1005965

注：“*、**、***”分别表示通过1％、5％、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以上OLS回归结果说明，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OLS估计可能存在模型设定不恰当的问题，比如没有考虑到省域（截面单元）的空间自相关性。进一步利用Moran指数、两个拉格朗日乘数来判断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SLM和SEM的形式。表3中，MoranI指数的P值为0.0173464，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经典回归误差的空间依赖性(相关性)非常明显。另外，LMLAG和R-LMLAG分别通过了5%和10%的显著性检验，而LMERR和R-LMERR均未能通过检验，因此，根据前面介绍的判别准则，对于模型I，空间滞后模型（SLM）是相对比较合适的模型。同理，由表4的OLS估计结果，Moran指数(误差)检验表明，经典回归误差的空间依赖性(相关性)非常明显(显著性水平为0.23%)。从两个拉格朗日乘数的P值来看，只有LMERR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而R-LMERR比R-LMLAG显著，因此，相对而言，对于模型Ⅱ选择SEM模型更好一些。

根据以上判断，在模型I和模型Ⅱ中均加入空间效应，分别建立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本文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L)对空间计量经济参数进行估计，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5、表6所示。

表5SLM模型的ML估计结果

模型回归系数

标准差

统计值

小概率值

W_FIN07

C

I07

GOV07

OPEN07

PEO070.4546634*

-0.2117606

0.3322322**

20.76584*

0.9826023

-0.10377770.1628874

0.9059928

0.131252

3.338545

6.32993

0.0780612.791275

-0.2337332

2.531254

6.220029

0.1552311

-1.3294440.0052502

0.8151922

0.0113656

0.0000000

0.8766391

0.1837018

统计检验统计值

R2

LogL

AIC

SC0.808883

-13.4405

38.8809

46.87411

注：“*、**、***”分别表示通过1％、5％、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由表5和表6的估计结果，相对于OLS估计的经典回归模型，SLM和SEM的拟合优度检验值和对数似然函数值都有所提高，AIC和SC的值都相对变小。证明考虑了空间效应以后，用极大似然法估计的模型有效地消除了金融集聚空间自相关和空间误差的存在。

表6SEM模型的ML估计结果

模型回归系数

标准差

统计值

小概率值

C

I02

GOV02

OPEN02

PEO02

LAMBDA-4.060468*

-6.189693*

18.42752*

9.739465**

0.3903174*

0.5417091*0.8454322

1.88975

3.059143

4.013476

0.08988616

0.1819742-4.802831

-3.275403

6.023751

2.42669

4.342353

2.9768450.0000016

0.0010552

0.0000000

0.0152373

0.0000141

0.0029124

统计检验统计值

R2

LogL

AIC

SC0.847568

-10.649322

31.2986

37.959667

注：“*、**、***”分别表示通过1％、5％、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3.回归结果分析

表5中，SLM中的参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由当期区域创新、经济基础、对外开放以及人力资本决定的金融集聚在省域之间已经形成了显著地正的空间扩散（溢出）效应。同时，在表6中，SEM中的参数也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由初期的区域创新、政府财政收入、对外开放以及人力资本所决定的金融产业集聚在省域之间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我国现阶段金融产业的发展确实存在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与假设1预期一致。

SLM中的4个解释变量选取的是07年的数据，反映的是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当期作用。而SEM中的4个自变量选取的是02年的数据，反映的是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跨期影响作用。下面根据表5、表6的回归结果，对解释变量的4个假说进行检验分析。

在SLM中，区域创新水平对金融集聚有稳健地正向影响作用，与假设2的预期一致。实证结果表明当期区域创新水平每增加1%，金融集聚度就会增加0.33%。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金融创新能力)越强，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就会得到不断的提高，从而促进金融业的发展。而在SEM中，初期的区域创新水平对金融产业集聚有显著地负向作用。这是因为，在期初，区域创新的水平比较低，且知识的传播比较慢，难以实现知识信息的共享，因而抑制了金融产业在省域间的集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创新的水平不断提高，逐渐发达的信息传播技术也使创新知识和技术在区域内得到共享，进而使得区域创新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作用逐渐从负向影响转到显著地正向促进。

经济基础指标在SLM和SEM两个模型中都对金融产业集聚产生了极强的正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当期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金融产业集聚度就会增加20.77%。初期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金融产业集聚度就会增加18.43%。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主要通过影响社会对金融业的需求从而影响金融业的发展水平，这就促进了金融产业在区域内的蓬勃发展，并通过市场竞争促进金融集聚。因此，经济基础对金融集聚有显著地促进作用，即与假设3的说法一致。

在SLM中，对外开放变量未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当期的对外开放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不显著。但在SEM中，对外开放却对金融集聚有显著地促进作用，并表明在初期对外开放程度每增加1%，就对金融产业集聚有9.74%的贡献。这说明在期初，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确实对金融集聚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程度不能满足金融业发展需求，同时，我国金融业对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的引进和吸收力度也不足，因而使得当期的对外开放程度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不显著，但不能就此否认对外开放对金融集聚的促进作用。

人力资本变量尽管在SLM中没有对金融集聚产生显著地影响，但在SEM中却对金融集聚有显著地促进作用，即期初人力资本每提高1%，金融集聚度就增加0.3903%。这说明在期初，人力资本确实对金融集聚产生了稳健的促进作用。金融业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相比其他产业，金融业从业人员的素质、人力资源状况对金融产出的影响更大。当期人力资本水平对当期的金融集聚作用不显著，只能说明人力资本对金融集聚的促进作用仍需要一个随时间的推移来吸收和消化的过程，而不是立即显现的。因此，可得出结论，即人力资本确实对省域金融集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进而验证了假设5的成立。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以区域创新为核心变量，经济基础、对外开放、人力资本等3个变量为控制变量，构建金融集聚影响因素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28个省域金融集聚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及政策含义如下：

1.我国金融集聚现象在截面单元上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各省份之间形成了较强的空间依赖作用和正的空间溢出效应。金融集聚在我国省域间形成的正的空间溢出效应，说明周围相邻省域金融产业的发展能促进本省域金融产业的发展。因此，基于中国现阶段各省域之间金融集聚的发展现状，各省域应加强相邻省域间的区域金融合作，促进金融资源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进而促进其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实现金融市场一体化，进一步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

2.区域创新是影响金融集聚的核心变量，区域创新水平对金融集聚有显著地促进作用，这种作用将随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增强。在期初，我国各地区区域创新（主要是金融创新水平）还不够高，信息传播技术比较落后，因而对金融集聚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金融服务业的信息化、网络化趋势日益显著，使得知识和技术创新在相邻区域内实现资源共享，进而促进了区域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作用也逐渐由负作用转变为正向显著的促进效应。因此，我国各地区应加强对金融业的研发投入，不断开发金融新产品，提高技术创新，尤其是金融创新水平。同时在运作管理、业务革新上进行大胆创新，不断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增强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促进金融业在省域间的集聚，进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3.控制变量中，经济基础对金融集聚一直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其金融集聚度也比较高，如北京、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综合财政状况明显优于其他省市，是我国金融业最发达的两大城市，其金融集聚度非常高。

对外开放水平在期初对金融产业集聚有显著地正效应，但由于我国现阶段对外开放程度不能满足金融业发展的需要，尤其在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上限制仍然较多，使得这种正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弱化。基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逐步放宽政策限制，加大金融对外开放程度仍提升金融集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人力资本在期初对金融集聚有显著地促进作用，但在当期对金融集聚影响不显著，这说明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需要有一个吸收和消化的过程。目前，我国对高水平人力资本，尤其是对高素质金融人才的需求还比较大，因此各地区应着力加强高层次金融人才的吸引和培养力度，为金融发展积聚更多有用人才。

本文构建的以区域创新为核心变量的金融集聚影响因素空间计量模型可以进行多角度的扩展和应用。比如在控制变量中，还可以将各省域固定资产投资水平、金融业从业人员数、政府干预、制度环境等因素纳入进来，以进行更细致全面的考察。当然，本文主要是从空间维度特征方面对金融集聚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对其在时间维度方面的特征考虑的还不够。在对权重的选择上，只考虑了地理距离，而没有考虑经济距离，这也对本文的实证结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也将是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需不断改进和加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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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我国28个省域金融集聚区位熵系数

200220032004200520062007

东部1.39541.40271.37581.34921.85991.3134

中部1.06291.04341.02591.00282.02230.966

西部0.86770.83520.84540.8362.01070.7858

北京2.22723.43953.64363.62333.56613.705

天津2.2072.61092.53842.5292.58262.5304

河北1.16011.10531.0931.10291.86461.0864

山西1.66881.67971.6491.7252.55841.6327

内蒙古1.65411.58711.58561.63542.68941.5633

辽宁2.09682.12391.97751.94452.29671.8702

吉林1.8821.92721.75831.77932.78511.6427

黑龙江1.57421.51271.47351.48782.55861.3835

上海3.68074.05273.50093.90433.35394.3544

江苏1.29371.2551.30241.20981.48061.1078

浙江1.42381.30441.27651.25881.46471.224

安徽0.70120.73370.72540.67981.72440.6595

福建1.24261.13451.11151.11621.49580.9876

江西0.94340.92230.92540.86961.720.7679

山东1.11421.10431.07251.01631.44920.9922

河南0.82520.80330.8010.77961.95660.7639

湖北1.14321.10551.05331.03351.75861.0576

湖南0.88830.84520.85810.78991.63860.7894

广东1.53171.44111.4251.34161.8451.2076

广西0.67530.65140.62310.61741.71990.6116

四川（重庆）0.81430.78190.79070.81221.99180.7485

贵州0.53170.4850.47870.46351.73080.4601

云南0.65810.64070.63180.60541.64050.566

陕西1.10051.08511.09821.11491.91931.0384

甘肃0.98560.85150.89930.92182.37540.9057

青海1.40391.24561.14761.10572.34591.0918

假设定位范文篇9

关键词：声誉；认同；组织动态

组织作为一方长期存在的博弈方，在社会经济互动中可以克服变动不居的个人博弈方之间的博弈造成的低效率。因此，组织可以充当声誉的载体，换言之，在信息不对称的社会里，组织可以创造出一种租金，我们不妨称之为声誉租金（reputationrent）。由于组织声誉的公共产品性质，组织中的成员就会有激励来利用组织的声誉以攫取租金。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观察到两类现象：一类现象是从个人到加总意义上的，即成员个人的声誉加总成了集体声誉，社会从该组织的成员的个体声誉上的“平均概率”的意义上可以建立起该组织的声誉；另一类现象可以说是恰好相反的，组织中的个人会充分利用组织已经建立起来的声誉，要么是名副其实地利用，要么是名不副实的利用（寻求声誉租金）。如果是滥用组织的声誉，组织的声誉就被破坏殆尽，从而组织也就丧失了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作为声誉载体的功能，最后组织就可能出现解体或者消亡。

组织的声誉功能要发挥作用，必须存在某种机制来维系这种声誉。本文将刻画两种机制：第一种机制来自于组织对违规成员实施的显性的惩罚；第二种机制来自于组织对成员灌输的内化的价值体系。

一、个人声誉与集体声誉的互动

在Tirole的基础上，我们考察一个合作制企业，这个企业的员工每期都分享企业的利润。虽然这里的分析适用于任何可以自由选择和解雇员工的组织。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定需求是没有弹性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假定员工的人数在每期也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标准化为每期一个员工生产一件产品。员工有两种方式退出这个企业，一种方式是自愿退出，另外一种方式是被动地被企业解雇。成员的退出服从泊松概率（1-λ)，然后又有同等数量的新员工进入，使得总人数在每期都是相同的。消费者只能观察到该企业过去每期的平均质量水平，而不能观察到他们要购买的产品的质量水平，假设只有两种质量水平——“高”或者“低”，t期高质量水平的产品消费者带来的效用为H，低质量水平的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水平为L，显然H>L>0。消费者只能根据自己对该产品过去的不断观察的贝叶斯修正来形成自己对该产品当期质量好坏的后验概率vt。因此，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为：

我们假设生产质量的产品不会对工人造成任何成本，而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则需要工人额外的努力，因而会给工人带来负效用或者说成本D。我们假设工人的类型是内生决定的，有α比例的人是诚实的，即生产高质量的产品，而(1-α)比例的人是不诚实的，即生产低质量的产品。与Tirole不同，我们假设诚实工人的比例α是内生决定的，（注：除了理解成诚实工人的比例，还可以将α理解成一个工人诚实的概率，这样可能更符合直觉。）它取决于组织监督的程度m，即α=α(m)，我们不妨假设α′(m)＞0，即监督程度越高，工人就会越诚实。

用xi来表示工人在过去生产了i件低质量的产品而至少被发现一次的概率。显然它应该满足

这表明，如果一个人在过去生产的低质量的产品越多，它被至少发现一次的概率就会越高。我们用δ来表示贴现因子。回忆我们前面假定成员退出组织的概率服从泊松分布，续存率为λ，因此容易计算每期中生产低质量产品工人的平均期限为：假定每个工人是按照诚实工人和不诚实工人的［α,(1-α)］的比例随机抽取。那么诚实工人和不诚实工人在稳态中的比例为［α,(1-α)］。因此，消费者每单位商品最高愿意支付：

高声誉稳态，即每个员工都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相对于永远生产低质量产品，他永远更偏好生产高质量产品，即：

其中的G表示工人生产低质量产品的每期收益，δ为生产低质量产品导致的预期的工作期限的减少。换言之，企业维持高声誉的一个必要条件是：

我们将组织的声誉租金定义如下：

R≡δpH-G/(1-δ)（7）

下面我们来推导声誉租金与员工行为之间的关系：

Rα=αδαα(1-α)H(1-α)α(1-α)-G1-δ>0（8）

公式（8）具有很强的含义，它告诉我们组织成员生产高质量产品（诚实）的激励与声誉租金有着正相关的关系。一方面，一个组织的声誉租金越高，这个组织中的成员就越会诚实可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声誉租金具有激励效应；我们的确也经常观察到，声誉好的组织的成员往往更诚实可靠。（注：从这个意义上说，声誉租金有点效率工资的味道。）这是声誉租金对组织成员的影响。反过来讲，组织成员的行为（诚实或者不诚实）对维持组织的声誉也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组织声誉与个体声誉的良性互动。

由于组织成员诚实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组织监督的增函数，因此根据（8）式，我们很容易得出：

Rm>0（9）

即，组织对成员的监督越有力，组织的声誉租金就越高。换言之，成员诚实的激励不仅来自于足够的声誉租金（相反，如果R≡δpH-G/(1-δ)

命题1组织声誉对组织的成员具有激励效应，一个组织的声誉租金越高，这个组织中的成员就会越诚实可靠。

二、内化的价值与组织认同

在上面一种机制中，组织声誉是靠组织对其成员的外部约束而维系的，不涉及内化的价值问题。在我们考察的第二种机制中，组织会向其成员灌输一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的知识是组织成员的共识（commonknowledge）。这些行为规范会渗透内化到成员的价值观中去，形成一种内在的约束机制。

这种特定的行为规范会有助于组织形成一种组织认同（organizationalidendity）。这种组织认同对于组织声誉和声誉租金的维系常常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在任何组织中，建立在显性规则上的惩罚机制（如开除）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来自于监督的不完美性和信息的不完备性。而内化的价值和规范可以形成更为有效的约束机制。组织认同使得组织的成员如果违反了某些形成共识的行为规范，内心会受到谴责和感到不安，表现为效用水平的降低。

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在很多企业中，企业会给新员工灌输一套新的行为规范和企业文化，而且还会通过具有类似宗教仪式的各种活动（如升旗、宣誓、合唱）来强化这种价值。同样地，很多大学会通过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对新生灌输一套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这被称为校园文化。而不同的大学往往有不同的价值体系。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大学的目的不仅仅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即灌输一套最后内化在学生心中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认同。更广义地说，不仅仅是企业和学校。任何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都会向成员灌输一套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形成一定的社会认同。学校、教会、校友会、政党都有自己的行为规范。

一旦组织认同形成后，违反组织规范的行为会通过如下两种方式来影响到成员的效用。对每个组织成员而言，如果是自己违反行为规范的话，自己的效用水平会降低；如果是其他组织成员有违规行为，那么这会有损组织的认同，从而对自己也会造成效用的降低。（注：譬如，如果组织或者社会群体的某个成员做了坏事，通过损害组织认同，会给其他成员造成不安或者耻辱感，从而降低了他的效用。）换言之，后者构成了一种行为上的外部性。

接下来，我们分别通过三个步骤来分析这种组织认同感对组织声誉的影响。第一步，组织为其成员设定一套行为规范；第二步，组织中的成员对这套行为规范进行内化，形成组织的认同；第三步，我们动态地考察这套行为规范是如何得以维系的。

第一步，组织确定行为规范。

从声誉机制的意义上来说，任何组织都是一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声誉载体，组织行为规范（组织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组织的“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对行为规范的确定不是先验地确定的，而是考虑到维系声誉或者声誉形成过程中相伴随的行为规范。

行为规范的出现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与组织的社会定位有关。尤其对于竞争性的经济组织而言，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的定位本身是一种差别化的方式。对于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如大学等各种社会组织，这种社会定位上的差异化也是很重要的。从事前的角度来讲，差异化定位实际上充当了一种社会选择机制。只有符合这些组织特征的人才会自愿选择（self-select）到这类组织中来。第二个原因是事中的和事后的，源自于不完美的监督。组织中成员的行为有些是很难监督的，有些行为虽然很难直接监督，但是可以通过实施某种激励相容的机制加以解决（注：如经典的激励理论所建议的那样。），但是很多行为是不能通过前面两种机制来监督的，而只能通过隐性的内化的价值来进行自我约束（self-descipline）。第三个原因来自于我们上文讨论过的组织的多次博弈性和声誉本质。根据博弈论，我们知道，多次博弈会形成多重均衡的现象。博弈论中的无名氏定理（folktheorem）［注：关于多次重复博弈和无名氏定理，可以参考FudenbergandTirole（1991）。］告诉我们，只要博弈的时间界限足够长，在一定范围内会出现任何可能的结果。组织本身作为一个长期博弈方，在与其成员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多重均衡。多重均衡的可能性使得每个博弈方对博弈结果有不同的预期，极大地提高了协调成本。这种情况下，适当的内化的价值和行为规范可以挑选出有效率的均衡。

在这三种情形下，组织都会强化或者设定某些内化的价值，以及与其相伴的行为规范。我们不妨将这套行为规范表示为集合P=(α1,…,αJ)。

第二步，内化的价值和组织认同。

组织成员对组织价值的内化是通过组织认同（organizationalindentity）来实现的，而组织认同又是与一定“理想型”的行为规范相联系的。如果成员自己（或者他人）的行为违反了理想型，那么就会损害这种组织认同，从而会降低效用水平。为了更具体考察内化的价值和组织认同，我们不妨采用Akerlof－Kranton式的效用函数。我们假设一个组织中成员i的效用采取如下形式：（10）

其中，ai=(ai1,…,aiJ）表示自己的行为向量，a-i=(a-i1,…,a-iJ)表示其他人行为的向量，Ei则表示组织认同对i自我形象的影响。这个效用函数实际表明，组织中成员的效用不仅受自身行为的影响，还受其他人行为和组织认同感的影响。

更进一步，则采取以下形式：（注：我们假定理想型的行为规范分量和成员的行动分量都是可以量化的标量。）（11）

这个函数形式说明，自我想象受三个因素的影响——自己的行动、组织中其他人的行动和自己的行动与理想型之偏离程度的影响。将如上两式结合起来，成员i的效用函数即为：

(12)这个效用函数区别于一般效用函数的地方在于Ei，它刻画了自己和他人的行为首先影响到自我形象，而自我形象的加强或者破坏又会影响到效用水平。例如，一个教会的教徒如果违反教规，这会首先影响到他的自我形象，这在心理上会造成成本，降低他的效用。同样，如果一个同班同学如果做了什么违背了学校班级的组织认同和价值的事情，也会给其他的同学带来心理成本，会降低自我形象。如果自我形象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标量，并且是可微的，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关系:即，自我形象的强化会提高效用，而自我形象的弱化则会降低效用。而且，如果自己偏离理想型越多，自我的形象和感觉就受到弱化和破坏的越多，即：

结合（5），可得：

注意在引入了自我形象和感觉的效用函数（4）中，自己和其他成员的行动不仅直接地影响自己的效用，还通过影响自我形象和感觉来影响效用，在ai和a-i为一维的情况下，ai和a-i对效用的影响分别为：（16）

(17)公式（8）和（9）清楚地说明了行为是如何通过内化的价值（自我形象）来影响效用的。自己和他人违反组织认同的行为都会降低效用，并且降低组织的声誉租金，因此组织就有必要通过某种机制来维持组织的认同和声誉租金。下面我们就来考察一种可能的机制。

第三步，对违规成员的排斥。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在Akerlof和Kranton的基础上分析组织中两个成员A和B之间的互动。如果成员A和B的行为都是符合组织的价值和行为规范的，他们的收益分别为VA>0和VB>0，假设现在对成员B而言，存在着一个违反行为规范的外部机会，给他带来的收益为V′B>VB，但是由于这种行为违反了其内化的价值观，会给他带来损失IS>0；而且他的行为也会给A带来一种负的外部性——带来自我形象的损失IO>0。我们不妨假设，如果A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对B进行排斥、惩罚）可以恢复A的效用VA，但是要付出成本（负效用）c>0。这种措施还会给B带来L>0的损失。我们将这个简单的博弈表示在图1中。

为简单起见，我们只考察完全信息的情形。这个博弈有如下几种子博弈完美的纳什均衡：

（1）如果V′B-IS-L＞VB，且c＜IO，那么子博弈完美的纳什均衡为（循规；违规；采取措施）。

（2）如果V′B-IS-L＞VB，且c＞IO，那么子博弈完美的纳什均衡为（循规；违规；不采取措施）。

（3）如果V′B-IS-L＜VB＜V′B-IS，且c＜IO，那么子博弈完美的纳什均衡为（循规；循规；不采取措施）。

（4）如果V′B-IS-LIO，那么子博弈完美的纳什均衡为（循规；违规；不采取措施）。

（5）如果V′B-IS以上各种参数结构下的均衡都是比较直观的。特别地，当违背组织价值和规范对自己和其他成员的心理形象和定位造成的损害比较大时，人们就越发没有激励来违反行为规范。具体对于B而言，不论A采取措施如否，违规对他的心理形象损害越大（注：例如，人们在做了违反自己心理定位和价值观时，经常会问自己“我怎么变成了这样的人？”。），他违规的激励就越小，即：

［(V′B-IS-L)-VB］IS=-1且

［(V′B-IS)-VB］IS=-1对于A而言，如果B违反规范对他的心理形象损害越深，在B违规的情况下，他就越有激励来采取措施干预，即：

［(VA-c)-(VA-I0)］I0=1>0(20)

所以，内化的价值和对组织规范的认同感（在程度上表现为IS和IO）对于维持组织认同是非常关键的。的确，我们经常观察到的现象是，很多组织会竭力“重新塑造”员工，将组织的价值观灌输到他们的内心深处，使得他们有一种很强的认同感（identity）。这种价值内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自我心理定位的过程（identification）。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越强，不仅自己违规的激励越小，而且还有更强的激励采取措施来惩治其他违规的成员。我们将这个结论总结在如下命题中。

命题2组织成员对这个组织的认同感越强，那么它自己违规的激励就越小；而且还会有更强的激励来惩治其他违规的成员。因此，组织内化的价值和任何对于维持组织的存续是很重要的。

三、结束语

本文通过一个简洁的框架刻画了社会经济组织成为可能并得以维系的两种机制——集体声誉与个体声誉之间的互动和组织内化的价值观和认同感。我们对于这两种机制之间的关系还所知甚少：两者在多大程度上是替代的，在多大程度上又是互补的。（注：Schmidt和Schnitzer(1995)指出，显性合约的引入会破坏隐性合约的可维持性。）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理解不同的社会经济运作模式（比较制度分析）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都有待将来进一步研究。

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两种机制对于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行是很重要的。第一种机制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有效的组织载体，微观层面的个人声誉也是很难建立起来的。［注：这说明，“无组织”（organization）就“无纪律”（self－discipline）。］在转型经济这种中间社会（intermediatesociety）中，组织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有些传统的组织解体了，而新的组织没有充分的建立起来，这会使得声誉机制作为一个社会机制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第二种机制则告诉我们，一定的身份认同和价值体系对于维系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作也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在变化剧烈的转型社会中，人们的身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样也会破坏长期形成的、曾经维系社会经济运作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所以，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而言，这两种机制都有可能失效，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社会失范。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确立新的组织和价值体系，并会改进社会经济的治理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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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定位范文篇10

本文通过介绍美国（MAI）估价体系在最高最佳使用分析及三种主要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收益法和成本法）等方面的操作办法，结合案例分析，试图比较中美两国估价体系和方法的不同之处，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启示。

关键词：最高最佳使用；假设空地；价外支付：“大尾款”；功能减值；外部减值

1.最高最佳使用分析的定义

最高最佳使用分析是要寻找到一种最合理、最可能的用途，并使得标的物业价值达到最大。物业是否达到最高最佳使用应从以下四个角度去衡量：

技术上可能（PhysicallyPossible）；

法律上允许（LegallyPermissible）；

经济上可行（EconomicFeasibility）；

最大产出性（MaximallyProductive）

“技术上可能”，主要分析土地上可以建造怎样的建筑物，以及在已有建筑物的情况下，在技术上是否可能对现有建筑物用途进行改建。这部分包括分析物业建筑物、地块、位置、建造规范的限制、通达性可及性等方面。

“法律上允许”，主要分析在法律层面上，任何法律法规以及城市规划对物业的土地用途或建筑物用途的特别限制，分析这些限制对物业的影响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分析将来是否有可能取消或更改这些限制，以及分析这些可能的调整是否会对物业价值有所影响。

“经济上可行”，主要分析物业在财务上是否可行，测算物业是空地或假设为空地时，土地回报减去费用的值是否为正；如果土地上有建筑物，在考虑了各种费用和风险的情况下，物业的净现值是否为正。另外，在物业用途转变、翻新、改造（Conversion，Renovation，Alternation，简称CRA）的情况下，这些CRA是否可行。只有当进行CRA后物业的价值减去CRA的成本费用超过物业现状价值时，进行CRA才在经济上可行。

在美国的估计体系中，比较强调最高最佳使用时点的问题，即，某种用途在现在时点上是经济上不可行的，但通过对未来市场发展和供求变化的预测，该种用途可能在未来某个时点上可行。例如，一块待开发的空地由于位置比较偏远，现在如果开发成住宅的话并不可行，然而通过分析市场以及推测未来的趋势，可以得知由于相邻城镇发展迅速，该地区将在未来3年内成为新兴住宅区，到那时如果开发成住宅在经济上会变得可行，且收益丰厚。那么，该物业的最高最佳用途为保留空地状态，待三年后开发成住宅。当然，在预测市场时必须考虑风险，否则会影响对未来市场的判断，在分析经济可行性，选取收益率时也应该充分考虑风险因素。另外，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两国体制以及市场情况的差异的影响，最高最佳使用时点的问题在两国的应用完全不同，这些差异将在后面章节介绍。

“最大产出性”，这方面评判的目的是为了发掘物业本身的潜能，要求判断物业在满足以上三点的同时，在何种状态下，其价值能够达到最大。对于空地和假设空地的情况而言，需要考虑最大利用开发密度、开发最合适的产品等方面的要求；对于已开发的物业，应判定其现时情况与在假设空地时确定的最理想的情况是否匹配。如不匹配，应在继续开发、翻修、转换用途以及拆除重建等多重操作渠道种进行论证和选择。

2.两国最高最佳使用分析的区别原因

美国房地产估价中的最高最佳分析是与其市场基础扎实的特点相适应的，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比较成熟，各种房地产交易频繁、交易量大，参与者众多，而且房地产各项不同权利都可以成为转让交易的内容，比如抵押贷款中的抵押权可以转让（贷款人可以将还款人的分期付款权益转让给第三方，这也是住房贷款证券化的基础）房地产作为一种商品或投资的渠道，其任何可能创造价值的环节都可能被发掘出来，并被实现。这也就是最高最佳使用的意义所在。

相比之下，国内与美国在此项分析的实际内涵上有很大不同，其主要原因有：

1）土地制度不同：

在国内，由于土地所有者是国家，所有房地产的土地都是以划拨、出让或转让其使用权（即长期租赁）方式被使用。这样一来，相比美国的土地制度，中国的土地使用更会受到出让合同中出让条件的限制。由于国家所有，因此对土地的各种使用必然需要得到所有人的同意，土地建设开发时是如此，在开发建成房地产后的使用也是如此。

在中国如果房地产要改变用途，在规划许可的情况下，还会涉及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对出让金的征收。土地出让金有关政策的规定在增加土地用途变更程序的复杂性之外，还会带来业主成本的增加。而且由于土地出让政策比较有地域性的特点，操作的口径不够清晰，标准不够透明，使得这部分成本的预测存在不确定性，使变更土地用途工作增加风险。

在美国土地私有制度下，土地仅受到规划的限制，相对而言，土地用途的变更就简单明晰，最高最佳使用分析的意义就比较重要。而在国内此项工作既困难、所涉及增加成本的测算又不确定，因此相对缺少实际意义。

2）土地规划水平不同

中国的土地规划水平较低，比较粗放，缺少完整的、针对性的规划设定。由于对土地利用的详细规划设定得不够细致，而且一旦设定后往往更新的周期又比较长。这样一来，政府规划部门对土地的使用规定就比较严格，不会轻易改变土地用途，不会轻易调整规划。而一旦需要调整，所涉及的程序和审批又特别复杂、困难，使得有改建、改造（改变土地用途）需求的业主也很难得到规划的批准。

3）房地产市场基础不同

我国只有土地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尚未形成。在中国房地产转让时受到的限制远远超过美国，比如，划拨土地上的房地产转让先需要经过土地出让程序，纯土地也还不能直接转让，一般只能以在建工程的形式（在满足已投资25％的条件下）转让，而且转让对象也有限制（只能是相应的房地产开发商）因此在中国首先不存在纯粹的土地交易市场，其次在建工程的交易受到一定限制，再次作为完整的房地产，在转让中不同类型房地产的转让对象也有限制，比如，工业房地产的受让人只能是企业，私人不能受让。

因此，不同类型房地产市场有各自不同参与者，使得市场的参与程度相对较低。不象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投资者能自由参与到各种类型房地产市场中，形成成熟、广泛的市场基础。这样也使得房地产市场中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得到充分竞争，达到最高最佳。而国内房地产市场还不够发达，基本上土地市场还属于垄断市场，竞争不够充分，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还比较低下，所谓“最高最佳使用”的需求也还不明显。

3.最高最佳用途的分析

美国估价体系在进行最高最佳用途分析时，需要判断土地在假设空地的情况下，何种用途是其最高最佳用途，以及地上建筑物是否需要改造、翻修或改变用途来达到其最高最佳用途。

空地

在土地为空地时，需要分析市场上的供求情况，判断怎样利用该空地能使其价值最大。

假设空地

何谓假设空地？当土地上已经建有建筑物，但是我们估价前提是假设建筑物需被拆除，称为假设空地。此时土地的价值是来自于对其价值最有利的用途，而不一定是其现时用途。所以，假设空地时的最高最佳使用分析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假设土地是空地，它将被用做何种用途，以及土地上的建筑物应在何时被开发、开发成何种用途的物业能使它现在的价值最大。

如果地上有需被拆除建筑物，并且其土地作为空地时的价值减去拆除成本大于原房地产整体价值的时候，可以将物业假设为空地，消除拆除建筑物对整体价值的影响，以及判断并消除是否存在外部减值（ExternalObsolescence，在中国的估价教材中称为外部折旧，但它在本质上不是一种折旧，而是由于物业与外部环境、使用功能上不匹配而造成的物业价值的折损。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将在成本法一章中讨论），并判断在特定用途下土地价值达到最大。

地上已有建筑物

如果地上的建筑物不会使整体物业遭受价值损失时，即整体物业的价值大于或等于假设空地时的价值减去拆除成本，最高最佳使用的分析就将研究的问题转化为，为了达到最高最佳用途，是否需要对物业进行翻新、转换用途或改造。这时，衡量的标准是物业未来的经济效益，以及物业对未来的使用者提供经济利益的能力。判定物业经济效益，具体的讲，就是指未来租金和占有率水平达到稳定时，建筑物对整个物业价值提升的程度；对物业翻新、转换用途、改造甚至是拆除的可行性以及具体应在何时进行这些措施。

另外，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需要对物业进行翻修或改变用途就能使它达到最高最佳使用。比如说，扩大或限制物业的功能来达到产出最大，或者是重新定位产品，把它定位到不同的细分市场或消费群体上去。

例如，在一个低于最高可用容积率并且有剩余土地尚未开发的住宅项目中，继续开发住宅，充分利用未用足的容积率，可以提升物业整体价值；把原先全天营业的餐厅，改为只在晚上高峰时段开业也可以提高其价值等。

在地上已有建筑物的前提下，物业的最高最佳用途通常可以分为以下四个类别：1）现状；2）改建建筑物：包括维修维护、翻新以及转换用途（必须在经济上可行）；3）拆除建筑物（当土地价值减去拆除成本大于现状价值，或大于改建后价值减去改建成本时，拆除建筑物在经济上可行）4）临时用途：指物业现在的用途虽然与规划用途不符合，但是如果拆除并重建成规划用途或者改建成规划用途的话，其建成的规划用途的价值减去拆除并重建的成本或者改建成本小于其现状价值，这时保持现状用途成为物业的最高最价用途。但是由于现状用途与规划用途不符，这种用途又被称为临时用途。

将要开发的物业

评估一个将要开发的物业在某种用途下的价值，要了解市场上最需要哪种产品，所以需要对市场供求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

本质上来讲，分析将要开发物业的最高最佳用途与分析地上已有建筑物建筑物业的最高最佳用途很相似。因为，该物业规划将要开发的用途不一定是其最高最佳的用途，由此引起的外部减值就会降低物业的价值。

4.房地产市场与最高最佳使用分析的关系

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最高最佳用途的分析必须紧密地和市场联系在一起，因为最高最佳使用分析是要解决如何为标的物业寻找最高最佳用途的问题，房地产市场分析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标的物市场供求情况、竞争情况、潜在消费者和终端使用者情况及未来市场发展趋势等。所以，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分析、判断以及预测应是融入在最高最佳使用分析的过程中的。房地产分析应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来分析市场的供求关系。

宏观分析应从市场总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人口、收入、就业等方面的信息，来显示市场占有和吸收的情况。

微观分析研究标的物业或竞争性物业在市场上的消化情况，从而研究该细分市场中的供求关系，以及市场消化情况。

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桥梁是最高最佳使用的四个评判条件，即技术上可能、法律上允许、经济上可行和最大产出性。

5.最高最佳使用分析与传统估价方法间的联系

除了我们所提到的，最高最佳使用分析应作为传统估价方法的基础和前提，最高最佳使用分析还应该应用到传统估价方法测算具体价值中去。比如说：

在市场比较法中，可比案例土地在假设空地情况下的最高最佳用途和已开发建筑物的最高最佳用途，应分别与评估对象的最高最佳用途一致。

在成本法中，土地的可比案例必须与评估对象在假设空地的情况下的最高最佳用途一致。

6.最高最佳使用分析举例

在某商业繁华地区现有一幢10年前建造的住宅物业（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计划进行重新改造。目前在市场上，该地段同类型的新住宅单价是10000元平方米，该地段新增商业物业的单价是30000元平方米。该建筑物翻新成住宅的成本为500万元，若重建成商业用房的话，需要拆除成本200万元和重建成本1800万元，若翻新改建成商业物业需要1000万元，翻新后可实现的售价为22000元平方米。与此同时，相同用途、相同容积率的空地在市场上的售价为3000元平方米。问，怎样才能使该建筑达到最高最佳用途？

若作为空地出售，可实现的价值是售价减拆除成本：

1000平方米×3000元平方米－200万元＝100万元；

若继续用作住宅用途，但需要进行翻新时，可实现的价值是售价减翻新成本：

10000元平方米×1000平方米－500万元＝500万元

若改变其用途成商业，并重新改建现有建筑物时，可实现价值是售价减改建成本：

22000元平方米×1000平方米－1000万元＝1200万元

若拆除现有建筑，重新开发成商业物业时，可实现价值是售价减拆除、重新开发成本：

30000元平方米×1000平方米－200万元－1800万元＝1000万元

所以该物业的最高最佳用途为改变其现状住宅用途，改建成商业用途，并加以翻修。

虽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发现，最高最佳使用分析的本质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该例子所省略了的市场宏观和微观分析，正是最高最佳使用分析的基础内容。

7.差异与启示

在介绍了美国估价体系中最高最佳使用分析的一些内容后，回顾美国估价体系中最高最佳使用分析在实务中的应用，我们归纳了几点差异之处：

两国体制的差异造成了最高最佳使用分析应用的不同：由于美国土地实行私有化，并且土地交易发生得相当频繁。在这种完全竞争市场里，每个投资者都希望自己的投资能够得到最大的收益，所以对于他们投资的产品来说，如何最大化地挖掘物业的潜在价值就成为了投资者最迫切的要求。

在国内，由于土地制度在根本上与美国不同，土地受到了全方位的限制。对于最高最佳使用分析来说，待开发的物业又必须受到规划限制条件的控制，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这无疑缩小了最高最佳使用分析的施展舞台。在国内，最高最佳使用分析在房地产投资咨询领域更能发挥其作用，比如说，开发商在获得土地后，可以在满足所有限制条件的情况下，选择开发的产品种类、开发的规模，来满足价值最大的要求。

对于市场微观的分析重视程度不同：在美国的估价体系中，最高最佳使用分析必须是基于市场，来源于市场的，这一点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

我们在估价过程中，的确有部分内容是阐述宏观市场走向的，但是到了微观层面，市场分析就显得比较单薄。在美国体系中，对于市场的分析不仅通过市场分析从宏观角度看市场，更通过可销售性分析从微观角度出发，比如需求分析中的人口分析方面来说，一些美国的估价人员从一个社区的用水量来推算这个社区的人口。虽然说这样的方法由于数据来源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可行，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适合我国国情的方面入手研究人口数量和人口变化，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我国户籍制的特点，通过社区的居委会来了解当地社区的人口及其变化情况等。

再比如，就收益率的选取来说，我们采用的是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的理论做法，其中风险调整值部分一般都是凭借估价师的感觉和积累取值的，该部分的取值是否能够反应市场情况还有待商榷。而美国估价体系中，对于收益率的选取是从市场中提取的，通过比较相同地区相同物业的收益率，来确定估价对象的收益率。相比之下，他们的做法显得更为客观。

我们也许会说，我国估价业务量巨大，任务紧急，无法对市场做如此深入的分析。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些，我们应该能意识到自身与国际水平的差距。那么我们就应该抽出时间，调动一些资源，静下心来考虑一下如何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因为我们不仅仅要在中国当地市场里生存，且已经暴露在全球化竞争的环境里。

通过以上分析对比带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可以先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思考我们能够改进的地方。

重视市场分析的重要性，建立相关数据库：市场分析是我们估价行业的立足之本，我们必须总结出一套适合我们国情的市场分析手段。并且，我们建议进行市场分析的积累，建立市场信息数据库并及时更新，这不仅可以为我们把握市场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也可以为紧急情况下的数据调用做好二手准备。

完善理论研究：就拿本文中谈到的最高最佳使用分析来说，我们应该深入地、全面地研究学习国外理论以及体系，从中找出值得学习的地方，并提高我们的不足之处，提升我们的理论水平。当然，这种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最高最佳使用分析，所谓“师夷之长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另外，我们建议能将研究成果融入到估价教材当中，从教育培训入手，提高我们估价人员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应用水平。

8.小结

最高最佳使用分析的根据源于市场，用来反映市场真实情况，并且作为任何估价方法的前提和基础。美国估价体系将最高最佳使用分析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其对最高最佳使用分析进行了全面、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