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养制度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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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劳动教养合理性缺陷立法改革

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存在了50年，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国际人权斗争日益尖锐的新形势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已成为国内甚至国际法学界和人权组织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从事劳教工作多年，本着对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关心和理性思考，不揣冒昧，试就劳动教养制度的合理性及改革取向提一些不成熟的见解。

一、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如何评价一项法律制度？它的标准是什么？这是评判劳动教养制度存在是否合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任何法律制度都是现实关系和现实社会要求的表现，判断一项法律制度存在是否合理，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来检验，看它是否符合和体现我们党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我们说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主要原因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它的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来看，它符合和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社会领域里，一项制度的存在是否合理，评判基准为特定时空条件下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劳动教养50年的曲折历程，尽管受到过创办初期“反右”斗争等运动的消极，但它的主流仍然集中体现了在社会治安需要中扩大，在发挥社会功能中发展这一劳动教养发展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劳动教养制度已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据统计，劳动教养自创办至今全国已收容了300多万违法犯罪人员。这些人经过劳动教养回归社会以后，90％左右的人都能够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由过去社会上的“害群之马”，成为今天社会主义化建设的有用之材。正如著名的法学家储槐植教授所说的，劳动教养“对满足社会需要功不可没。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劳动教养存在的合理性的基本缘由”。1

（二）劳动教养制度在运作机制上也是朝着法治化的方向发展的

一是劳动教养从党内指示开办，逐步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先后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及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多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二是在审批程序上，国务院1982年1月批转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明确规定：“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从制度上否定了公安集办案、审批于一体的做法。三是在劳动教养的执行上，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探索劳教工作特色，创办劳动教养学校，创建现代化文明劳教所等等。近年来更是把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引入到劳教场所中来，在保护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因而，赢得了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和国际友好人士的赞扬。

（三）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劳动教养制度必须进行改革，但从社会需要这个角度来说，劳动教养制度仍然日益显示出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从政治上看，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并没有减轻。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劳动教养作为国家维护政治统治与社会秩序的手段显然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经济上看，我国已进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的进程，人、财、物的流动，违法犯罪活动也进入了案件的多发时期。有学者预测，由于社会转型的相关效应、市场经济的相关效应、规范缺失、道德失范等原因，我国的违法犯罪仍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从法律上看，我国刑法建立在行为本位的基础上，犯罪的概念兼有定性和定量的因素。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为，我国刑法的这一规定符合我国的国情，从保护人权的角度来看也有正面意义，刑法的定量因素不宜取消。而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之外尚有两块领地专属劳动教养，其一是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治安管理不足以惩戒，刑法上又没有相应罪名的。如强制戒毒后复吸毒者，处以劳动教养。其二是“大法不犯、罪错不断、危害治安、百姓憎恶、法院难办”的“刑法边缘行为”，客观恶行不重而主观恶习较深，构不成犯罪，刑法对之只能无奈；这就是我国刑法的结构性缺损，而劳动教养制度正好弥补了刑法的结构性缺损。因此，作为处置“刑法边缘行为”的劳动教养制度其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当然不可或缺。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劳动教养制度仍然有必要长期存在。

二、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缺陷

劳动教养制度尽管在总体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本身，在运作机制上它又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具体来说，劳动教养制度在运行机制上存在三个方面的严重缺陷：

（一）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效力不足、法律性质与其实际严厉程度不相适应

1.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效力不足。现行劳动教养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79年）和国务院批准、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其中《决定》和《补充规定》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由于它们都是由国务院颁布的，因而其本质上应属行政法规.虽然《试行办法》第1条的规定表明它是根据前述《决定》和《补充规定》而制定的，但纵观其，我们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对《决定》和《补充规定》的全面修改和补充，因此，事实上《试行办法》就成为劳动教养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我国2000年3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明确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显然，《试行办法》等不符合该要求。另外，按照对劳动教养性质的定位，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而我国199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处罚法》在其第8条所规定的7种行政处罚种类中，并无“劳动教养”这一种。该法第9条第二款还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因此，作为行政规章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也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还有，我国已经在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9条第一款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这里的“法律”，业内人士都清楚，应指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样，劳动教养现在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失去了作为行政处罚应有的法律地位。

2.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与其实际严厉程度不相适应。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或者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但从劳动教养的期限以及剥夺被劳动教养人员的人身自由程度看，却比适用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还要严厉，甚至严厉得多：管制的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则为1至3年，必要时还可延长1年；被判处管制的犯罪人，在原居住地执行，属限制部分人身自由的开放性刑罚，被判处拘役的犯罪人，就近执行，每月可以回家1至2天。被劳动教养的人，则要收容于专门的警卫森严的劳教场所，节、假日一般只能就地休息。不仅如此，刑法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还可适用缓刑，而劳动教养则无此类规定。劳动教养的这种严厉性，使人们都习惯于把劳改与劳教混为一谈，普通老百姓视劳教与劳改一样，都是“坐牢”，即使国家机关，也常常把二者相提并论（统称为“两劳人员”），有时甚至等同起来，如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通过的《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其中第1条规定：“劳动教养人员逃跑的，延长劳动教养期限。劳动教养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三年内犯罪，逃跑后五年内犯罪的，从重处罚，并且注销本人城市户口，期满后除确实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重新劳动教养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这里，就是把劳教人员与劳改罪犯放在同一个层面上来对待的。而它与某些刑事处罚内在逻辑的颠倒，还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以下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有的共同犯罪中，主犯被判管制、拘役或有期徒刑缓刑，而从犯却反而被劳动教养1年以上；有的案件如盗窃，盗窃一两千元，刑期仅为几个月，而偷拿不足千元的几百元钱，却要被劳教2至3年；有的劳教人员，刚被投入劳教，便主动坦白交代劳教前的犯罪问题，恳请被法院判刑，从而用较短的刑期来免去较长的劳教期。这些现象的存在，在社会上和部分劳教人员中产生了“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的印象，严重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这也说明劳动教养在执行上特色不鲜明的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劳动教养至今仍被一些人称为“二劳改”而受到非议。

（二）劳动教养的收容范围不统一、适用的对象不稳定

1.劳动教养适用范围缺乏一致性的统一规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规定为“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增加了“对家居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但《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严禁的决定》等则没有地域限制，可见，收容范围在地域范围和对人的效力上缺乏一致性的规范，人为地造成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因人因地而异，显然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

2.劳动教养适用的对象不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规定的适用对象是4种人。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将其适用对象扩充为6种人。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司法文件中也有关于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规定，适用对象增加到20多种。地规对适用对象的规定更加宽泛。随着治安形势的变化，收容对象适当增加是必要的。但增加过多过快，一些地方立法的权力，甚至超出了法定的范围。适用范围和对象的混乱，使执法、司法、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适用法律造成了困难，违背了我国规章不能与法规相矛盾，法规不能与法律相冲突的法治统一原则，影响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整性、权威性和稳定性。不仅损害了劳动教养的法制形象；而且存在着可能被滥用的危险性，不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三）劳动教养审批程序不正当

法治的精义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尽管劳动教养被定性为强制性教育行政措施或行政处罚，但其实质仍然是限制公民较长时间自由的一种严厉处罚。从法理上讲，公民有免于不经审判而被监禁的权利。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明文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必须经合格的法庭来裁定。”劳动教养的决定不经过司法程序，执法主体从审查到批准决定，实际上均由公安机关一家负责。这种根据书面材料认定案情的做法难免会在认定证据、事实上有失偏差，依据的证据材料有时也难以真正得到核实、质证，显然与“非经审判不得监禁”的法治精神相冲突，而且，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法律、法规，还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弊端。对于劳动教养案件办理的行政程序，如调查取证、传唤讯问、听证申辩、赔偿请求等基本操作程序均没有明确规定。由于劳动教养决定缺乏起码的程序保障，劳教案件也难免会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造成实体决定的错误。

三、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取向

维护治安，是劳动教养制度赖以存在和的社会需要，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严重缺陷则是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内在要求。正视劳动教养制度在运作机制上的严重缺陷，通过立法把劳动教养制度纳入法治化和司法化的轨道，是改革和完善劳动教养制度的必由之路。

（一）两种方案探讨

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法学界和司法行政界提出了多种方案。有的主张取消我国刑法的定量因素，代之以定性的，实现劳动教养的犯罪化和刑罚化；有的主张参照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制度，1建立起保安处分体系，等等。笔者仅就上述两个方案进行评析并提出我们的构想。

1.取消刑法的定量因素，不符合中国国情。这种方案实施的后果是明显的，由于取消刑法的定量因素，并入刑法体系的就不单只劳动教养，还有现有的治安管理处罚，两者都会在我国的处罚体系中消失。随之而来是犯罪概念的泛化和犯罪圈的极大扩张。根据对《中国年鉴》相关资料的，治安管理处罚数大约是法院有罪判决数的5倍，也就是说，公民中的犯罪记录将会是现在的6倍以上。这样的后果，一有违我国的文化道德传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犯罪记录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负面社会心理效应是广泛而沉重的，不仅对于当事人及其家属的发展不利，而且由于社会歧视等原因，还可能引发其他事端或违法犯罪行为，增加社会的不稳定的因素。二有违建国以来提出的正确的治国与实践，不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邓小平、等领导人都先后提出过“扩大面，缩小打击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政策措施和治国理论，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取消刑法的定量因素必然是消极因素的增加和激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不利。三有违保护人权的宗旨。很显然，取消刑法的定量因素，相当一部分本来只应受到劳动教养或治安管理处罚的人，将受到更为严厉的刑事处罚。即使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去衡量，也是负面作用多于正面效应。（当然，刑法上的定量因素也有其弊端。本文从略。）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审判如此庞大的犯罪案件，审判的成本也将大幅提高，法院也不堪重负。而且，我国的刑法刚作修改，不可能在短期内又作大幅的修改，它的现实可行性显然很小。

2.至于建立中国保安处分体系的提议，确有可取之处，但并不可行。我国劳动教养的收容性、矫正性和性，确实与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比较接近，有些方面也可以借鉴。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西方刑事立法上犯罪概念没有量的限制，案犯无一例外地具有适用保安处分的客观条件构成刑法上的犯罪，而我国劳动教养的对象恰恰是没有构成刑法上的犯罪，这有很大的不同。再者，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判刑之外加处剥夺自由的保安处分，其当代命运已是走向衰落。原因是法院定罪判刑时很难地料定犯罪人未来再犯罪的概率究竟有多大，因而与人权保障相抵触。这正是我国引进保安处分的风险所在。从我国的国情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不宜采用保安处分制度。其理由是：保安处分作为一种着重人身危险，立足于社会防卫的制度，一旦失控极易走向反面，甚至践踏人权，破坏法制。我国有几千年的专制传统，保安处分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它存在着被滥用的危险。如果没有民主法制的保障，保安处分就不可能得到良性运行。而目前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还处于发展阶段，司法实践中滥用职权，侵犯人权的情况还依然存在，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引入保安处分将十分危险。

（二）改革构想

1.确定强制教养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建立强制教养制度

我们不主张取消刑法定量因素，废除劳动教养；也不赞同引入大陆法系国家的保安处分，建立中国的保安处分体系。而是主张建立独立的强制教养制度，既不列入刑罚，也不纳进行政处罚，而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独具中国特色的“准刑事处罚”制度，它的性质为“准刑事处罚”，是强制性的教育矫治措施，介于刑事处罚和治安管理处罚之间，是对我国《刑法》规定对比较严重的犯罪行为实施刑事处罚的一个补充。在立法时，应明确设定强制教养的法律地位。我们主张从中国刑事法律制裁体系的整体出发，对涉及公民人身自由处罚措施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系统的清理，对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治安管理处罚等法律、法规进行相应修改，形成专门统一的强制教养法典，可称之为强制教养法。它独立于刑事处罚和治安管理处罚之间。其主要构想是：（1）强制教养应当摆脱传统的劳动教养观念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影响，从强制教养的处理对象和我国刑法犯罪概念定量因素的社会实际出发，着眼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强制教养制度。（2）对强制教养制度不宜进行行政和刑事的性质划分，它是独立于两者之外的一种“准刑事处罚”。对受到处罚的对象，实行严格的前科否定等项不同于一般刑事犯罪的制度。（3）强制教养制度严格地区别于保安处分制度，应当以行为不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处罚的基础，以避免随意性和实践中被滥用。（4）法律不应当干预既不能纳入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又不能纳入强制教养处罚的行为。这既是罚过（罪罚）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转变社会控制观念的体现。（5）赞同对目前限制人身自由的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和强制戒毒进行整合，统一为强制教养制度。

2.确定强制教养处罚的对象和范围

强制教养处罚的对象针对的主要是介于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之间的轻微犯罪行为人，其一是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治安管理不足以惩戒，刑法上又没有相应罪名的。如强制戒毒后复吸毒者。其二是“大法不犯、罪错不断、危害治安、百姓憎恶、法院难办”的“刑法边缘行为”，客观恶行不重而主观恶习较深，构不成犯罪，刑法对之又无奈者。三是依照《刑法》第17条的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而需要由政府收容教养的；四是依照《刑法》第18条的规定，需要由政府强制实行医疗的那部分精神病人。对于被教养人员的年龄，现行的劳动教养法规并没有规定，笔者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立法应当对此予以明确。原则上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应以14岁为下限。但由于该法的法律后果主要不是惩罚，而是教养和矫治，因而对于那些虽然在14周岁以下，但对社会治安危害较大，其监护人又确无能力管教的，可以经监护人请求，通过法院判决，对确有必要的，送教养场所。至于现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适用范围的地域限制，我们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对此予以取消，理由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小城镇发展迅速，也较过去大为活跃，上述几类人在这些地区同样存在，因而取消收容对象的地域限制，不仅是维护这些地区社会治安的需要，也是教育、挽救和改善这些人的需要，同时，亦可体现我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3.确定强制教养的严厉程度和期限

确定强制教养的严厉程度和期限，是强制教养制度运作合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强制教养处罚的严厉程度高于治安管理处罚，低于刑事处罚，三者构成治安管理处罚——准刑事处罚——刑事处罚的轻重衔接，科学合理的预防犯罪的三级制裁体系，从而形成我国对违治犯罪科学的法律处罚体系。建议在强制教养立法时，期限设定为6个月至2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除某些特定的违法犯罪行为人（如强制戒毒后复吸毒者）外，严格限制延长期限。并建议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被判徒刑，从犯被处强制教养，其强制教养期限不得长于主犯的刑期，这应视为一项规则。

4.确定强制教养的监督机制及救济途径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任何一种制度，不管设计得多么完善，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在实践中也很难保证公正、公平和有效的保障人权。尤其是在今天“权力分离、权力制衡”的法治社会，越来越要求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我国现行劳动教养之所以遭到人们的质疑，一方面是法制冲突的因素，另一方面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缺乏监督和救济方面的规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改革后的劳教制度应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监督机制和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如完善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规定行为人不服劳动教养可申辩、申请复议、提起诉讼，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有权获得国家赔偿等，以此来更好地督促国家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公民的人权。

5.改革强制教养的审批程序

建议在法院设立专门的治安法庭或教养法庭，实现劳动教养的司法化和司法程序化。将强制教养确定为准刑事处罚程序纳入司法程序，体现程序公正与效率。我们认为准刑事处罚用简易司法程序是适当的，具体设计为：公安机关办案，由职能部门直接提起处罚申请；在基层人民法院内设置教养法庭或治安法庭，采用简易程序，专门审理此类案件；公安机关和嫌疑人（当事人）当庭质证，可以采取诉辩等诉讼制度；司法行政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对执法过程实行法律监督。裁定做出后，被决定强制教养的人不服，有权提出上诉，由中级人民法院主持第二审程序。这种由基层法院进行的庭审式办案，不仅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提供了陈述、申辩的机会，有效地救济和保障其合法权益，而且还能通过法定程序提高法律监督的有效性，减少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随意性，兼顾到公平和效率。

劳动教养立法提出至今已十多年了，通过多年来的理论探索，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人们对劳教立法可以说是共识大于歧见。社会实践的需要，民主法治的要求和广大劳教工作者的愿望，呼唤新的劳动教养法早日出台。我们翘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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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储槐植。再论劳动教养制度的合理性。理性与秩序——中国劳动教养制度，2002年8月第1版。

[2]张绍彦。关于劳动教养立法的基础思考。法学，2001年第3期。

[3]宋海鹰、宋雁。保安处分制度与刑法中的人权保障机制。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总第60期。

[4]格五龙。对我国现行劳动教养立法的法律思考。律师世界，2001年第7期。

[5]刘恒志。劳动教养立法的几点思考。当代法学，2001年第12期。

[6]韩怵。保安处分是否适用于现阶段中国。江苏公女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1月总第14卷第l期。

[7]夏宗素。劳动教养学。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

教养制度范文篇2

一、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劳动教养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中央的两次《指示》创办的，是一项政策性措施。作为其基本规范依据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及其《补充规定》，从法理上讲，缺少部门法基础，只是具有“准法律”性质的行政法规。同时《决定》和《补充规定》无论从行文结构，还是从文字表述内容看，不像是一部单行法，而更像是一份政策性文件。尽管后来国务院又批转了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作为现行劳动教养制度运行的主要法律依据，在原有立法规范的基础上作了修补性努力，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劳动教养法制化问题。随着以部门法的法典化运动为标志的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一些地方性法规，也不时对劳动教养工作作出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这些规定或前后不一、或相互矛盾，有的甚至与基本法律的规定相抵触，执行时或无所适从、或“执法（部门法、地方法规）犯法（基本法）”，可谓“法出多门”。“劳动教养只有政策，没有法律”的观点虽有失偏颇，却从侧面说明了劳动教养制度缺乏充分的法律作为支撑。

（二）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与刑事法、行政法的矛盾与冲突日渐显现。1982年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应属于行政法规，因而劳动教养只能被认为是一种行政处罚措施。但《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的七种行政处罚种类中，并无“劳动教养”的规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由此可见，《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作为行政法规规定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劳动教养”，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没有立法设定“劳动教养”之前，显然与其上位法冲突。另外，《行政处罚法》第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10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行政处罚”。《立法法》第8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而作为限制人身自由长达1-4年的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都是由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组成，制定主体不一，效力等级参差不齐，没有一部基本法律对劳动教养作出规定，作为一种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制度的存在，直接与《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规定冲突。

（三）劳动教养教的处罚程度与刑罚相比有失公平，有悖于立法精神。《劳动教养办法》第1条指出：“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就其期限来说与刑罚中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基本相当，因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中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至三年，特殊情况下还可延长至4年。而被判处拘役、管制、缓刑的罪犯，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比劳教还要短。从执行的场所看，依据刑法，已构成犯罪而被判处管制、缓刑的罪犯，在原居住地放在社会上进行改造、工作、学习，即使判处拘役的罪犯，一般在当地专设的拘役所或看守所里就近执行，每月可回家一至两天；而被判处劳教的人，则需收容于专门的劳教场所，节假日也只能就地休息。从政治权利来看，根据《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劳教人员在劳教期间，停止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剥夺政治权利”属刑罚种类附加刑的一种，相当一部分罪犯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由此产生这样的问题：不够刑事处罚的人所受处罚，可能往往比刑事处罚还要重。有时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被诉至法院可能被判处拘役或短期有期徒刑，而从犯由于不够刑事处罚而被处以1—3年的劳动教养，远远超过主犯的羁押期限。因此，许多劳教人员觉得冤，认为劳教还不如被判刑，判刑可能比劳动教养还要轻。实践中，也确有劳教人员转捕，以求得由检察机关向法院起诉，结果获得缓刑或短期判决，很快就予以释放。由此可看出，劳教的处罚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刑罚还要重。根据立法精神，行政处罚程度应低于刑事处罚。因此，《办法》的立法精神值得商榷。

（四）劳动教养制度缺乏必要有效的法律监督。劳动教养的劳动教养法律监督机制的缺陷既体现在内部监督机制的设定上，也体现在外部监督机制的设定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公安机关内部实行的是同级复议（查）制。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二条第2款规定：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主要事实不服的，由审批机关组织复查，经复查后，不够劳动教养条件的，应撤销劳动教养；经复查事实清楚，本人还不服的，则应坚持收容劳动教养。这种自己决定，自己复查，自己纠错的“一条龙”做法，是不符合《行政复议法》有关行政复议程序规定的，也为现代民主与法制所不容。（2）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不明确，监督程序不具体。《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和《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工作办法（试行）》虽然为检察机关对劳动教养实施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这两个法律文件所规定的劳动教养的监督范围很不明确，同时对检察机关如何行使监督权也缺少具体规定，从而导致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往往失之片面或乏力。片面性表现在检察监督的范围仅限于劳动教养执行机关的活动，而劳动教养适用程序最关键的环节，审查批准没有监督；监督乏力表现在检察机关的监督效力往往只体现在“司法建议权”或“提出纠正权”上，缺乏相应的后继手段。（3）审判监督渠道不畅。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后，劳动教养虽然被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但由于劳教人员对劳教决定不服提起的诉讼大多在劳教期间，并且在案件管辖上目前仍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因此，劳教人员的诉讼权利很难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致使劳动教养中“以罚代教”、“以教代刑”、“暗箱操作”的情形时有发生，易于产生不公平，继而滋生腐败。

二、劳动教养制度立法完善的设想

（一）劳教立法对劳动教养制度要定性明确，定位准确。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是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劳动教养制度自从创建以来，迄今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对劳动教养进行准确定性是完善劳教法律制度的关键。因此，笔者建议在修改和完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时，首先要明确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近几年来，经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劳教的每年有10万人左右，主要是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从劳动教养收容对象的变化及实际斗争结果看，劳动教养已明白无误的作为一种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和打击处理违法犯罪的手段。从违法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后果来看。四十年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劳动教养的收容对象虽有所不同，但劳动教养人员的行为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同时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另一种是已经触犯刑律，但情节显著轻微，不够或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以上两种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后果决定了劳动教养具有处罚的性质。劳动教养既是一种处罚，那么，应该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处罚呢？行政处罚，治安管理处罚，还是刑事处罚？笔者认为，劳动教养是什么性质的处罚决定于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行为性质和劳动教养立法宗旨。从80年代以来，劳动教养作为维护社会治安、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一种手段，其所处罚的对象是介于刑罚和治安管理处罚“中间地带”的那部分人，所规范的行为为“刑法边缘行为”或曰“准犯罪行为”。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基础不是对已然犯罪的简单回顾和惩罚，而是在刑事司法制度的“上游”对未然犯罪所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劳动教养实行的不是刑罚处罚所遵循的罪刑均衡或过罚相当的“公平”效应，而是从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防患于未然”；劳动教养工作的着眼点不是靠威慑、隔离来实现排害目的，而是立足于教育，着眼于挽救，把违法犯罪者改造成为新人。就其价值取向而言，劳动教养类似国外的保安处分。据此，笔者认为，未来的劳动教养法可将劳动教养的性质表述为：劳动教养是国家为了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对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或者实施轻微犯罪行为，不够刑罚处罚的人所采取的，限制其一定期限人身自由，对其进行矫治、教育、改造的一种司法（保安）处分或非刑罚方法。将劳动教养改变成为一种司法处分，由人民法院审理裁决，既符合我国现行司法体制，有利于实现预防犯罪的战略目标；也符合世界许多国家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二）劳动立法要明确界定劳动教养的适用条件、收容对象、范围。由于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在立法上大量存在着笼统的、模糊的、过于原则的表述，使劳教执法出现自由裁量权过大，实践中形成了劳教是个筐，什么都可以装，使得劳教手段常被滥用。因此，必须明确界定劳动教养的适用条件、收容对象和范围。我们在界定劳动教养调整对象时，必须明白劳动教养注意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不是行为构成要件的抽象和规范，而是建立在社会危害性事实上的、行为人的人格缺陷。因此，应以公害性悖德行为和屡犯性违法行为作为客观标准，以行为人的人格缺陷程度来确定劳动教养的调整对象，明确界定收容对象、条件、处罚情节和处罚标准，以确保自由裁量权合法、公正、公开、准确行使。其适用对象大体上应为以下几类人：一是对、，败坏社会风气，以及吸食、注射，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又重犯的；二是对一些具有社会危险性人员如惯犯、常业犯、流窜犯、职业犯，违法犯罪后，不够刑罚处罚的；三是对一些屡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屡教不改的标准应为因违法行为受到治安行政处罚次以上的；四是依照《刑法》第17条的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而需要由政府收容教养的；四是依照《刑法》及有关规定，需要由政府强制矫治的“邪教组织”成员及部分精神病人。

教养制度范文篇3

关键词：劳动教养/作用/缺陷/改革

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由来

1955年下半年，我国在取得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又在机关内部开展了大规模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共中央于1955年8月25日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1956年1月10日，党中央又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该指示对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指导原则、审批权限、领导和管理等问题作了原则规定。从此，劳动教养机构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诞生。

1957年8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于8月3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又于同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根据社会治安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在1986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通过了《关于严禁的决定》，这些规定进一步对劳动教养的对象作了扩大。此外，一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也对劳动教养工作作出了补充规定，如1989年国务院的《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处理反动会道门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上述法规、规章、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共同构成了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指导、规范着我国的劳动教养工作。

二、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发挥的作用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自1955年创立以来，迄今已走过了50年的历程。50年来，这项制度在预防犯罪和改造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使那些处于犯罪边缘的人避免了继续违法和走向犯罪，而且通过改造也使那些已经违法犯罪的人认识到罪错，及时纠正了自己的不良行为习惯。据调查显示：经过改造的人员返回社会后，他们中的90％左右的人都能够遵纪守法、自食其力，有的甚至还被评为“先进模范”，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主要表现在：

1、预防、震慑作用。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及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对劳动教养的性质、适应的对象、劳动教养的期限等内容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劳动教养的适用有了一定的规则和依据，这些规则和依据会有效指引行为人的行为，使行为人能够及时根据相关规定了解和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属违法犯罪行为，是否会受到劳动教养处罚，并有意识地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另一方面，通过劳动教养的适用，不仅使得违法行为能够得到相应处罚，起到有效遏制、预防犯罪的作用；而且也能够警戒社会上不稳定分子，使他们不敢挺而走险。尤其，劳动教养最高处罚四年的规定，更对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

2、教育、改造作用。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开宗明义：“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劳动教养问题，作如下决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三条：“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教育感化第一，生产劳动第二。在严格管理下，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锻炼，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尊重公德，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材。”。依照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劳动教养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违法犯罪，而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强制性的教育改造。

实践中，劳动教养的教育、改造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如：为有利于劳教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就业，不少劳动教养管理所办有电脑、裁剪、缝纫、电器维修、木工、烹调、理发、汽车驾驶和维修等职业技术培训班；劳教人员学习文化和职业技术经考试合格的，发给社会承认的文化或技术等级证书；劳教所还积极与劳教人员的家属、原工作单位和原居住地的政府及有关单位建立联系，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以及签订“联合帮教协议”等方法，对劳教人员共同进行帮助教育；这些都使广大劳教人员体会到党和政府及社会公众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增强了改正错误的信心。

三、我国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的尴尬

勿容置疑，劳动教养作为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也曾经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该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尤其，随着我国《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出台，更将劳动教养制度推上了不合法的境地。

1、劳动教养制度违反《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据此规定，我们可以推出：长时间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应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否则，均应认为是非法（从国外立法来看，长时间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也无不置于司法机关的合法监控之下）。而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及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劳动教养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来审查批准的（实际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而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又是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依此程序来对行为人实施限制人身自由时间较长的劳动教养显然严重违反《宪法》规定，背离《宪法》和法治精神。

2、劳动教养制度违反《行政处罚法》、《立法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无权设定，而作为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基础性法律依据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在性质上至多属于行政法规（有人认为其更像似政策性文件）。因此，以行政法规来设定限制人身自由这样重大的行政处罚已明显违反《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规定。

3、劳动教养制度不符合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九条第一项、第四项明文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因此，从该规定来看，公约要求任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都必须始终处于司法机关的合法监控之下。而与之相比，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显然差之甚远。

4、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不明、且期限过长。

劳动教养制度自创建以来,迄今为止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提法”，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二条：“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之规定，劳动教养的性质是一种强制教育措施,而根据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二条：“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之规定，劳动教养的性质又是一种行政措施，另外，实践中有的学者根据劳动教养期限的长期性，更将劳动教养制度看成为“准刑法”性质。虽然根据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可以推断出劳动教养的性质应为行政处罚，但根据现行法规，作为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又是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这一性质不明的机构作出，这让我们又难以自圆其说。

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期限，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及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也作了相关规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第三条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节日、星期日休息。”，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劳动教养期限，根据需要劳动教养的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动机和危害程度，确定为一至三年。劳动教养时间，从通知收容之日起计算，通知收容以前先行收容审查或羁押的，一日折抵一日。”。根据这些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一般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可以达到四年，如此长的期限规定实际上与剥夺自由的有期徒刑无异，甚至比《刑法》所规定的管制、拘役、刑期较短的有期徒刑还要重。而劳动教养所适用的对象，却仅为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者，并且从程序上来看，劳动教养也不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而直接由劳教委就可作出决定，无怪乎实践中有些违法犯罪人宁愿被定罪处刑也不愿被劳动教养。

四、改革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劳动教养作为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自1955年实施以来，确实在感化人、教育人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曾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突飞猛进，社会主义法制也日臻完善，依法治国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写进了十五大，再加上当前面临着某些地区存在严重司法腐败和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人权问题的指责，使我们不得不对我国劳动教养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改革完善，使之更适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现代社会“法制统一”规则的要求。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渊源包括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及其他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其中，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是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基础性行政法规，国务院后来转发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在性质上也仅仅属于部门规章，而近年来我国颁布实施的若干基本法律实际上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劳动教养的合法性。如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可见构成劳动教养制度法律依据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规定，已明显与现行法律作出的明确规定相违背，而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理，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事实上已经处于不合法的境地，只是未被明令废止和撤销而已。

2、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遵守和履行国际公约的要求。

中国政府一再承诺，信守已签署的国际公约规定的责任和义务。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根据公约，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决定只有通过正当程序由法院作出，才符合国际人权保护精神。虽然我国目前尚未正式批准加入该公约，但那只是时间问题，最终批准却是必然的。而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规定与公约要求的格格不入，必将影响到我国批准该公约的进程，进而影响到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因此，如果我们不及时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将会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中国政府违背国际公约和侵犯人权留下最好的借口。

3、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现代社会“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原则的要求。

由于长期受“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导致我国一段时间以来在法律制定和法律适用上出现了片面追求实体而忽略程序的现象，认为只要“实体公正”就是公正，程序无关痛痒，忽视“程序公正”的存在。近年来，随着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程序的独立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考察我国现行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实体方面规定的较为丰富，程序规范却严重缺乏。表现在：劳动教养直接由承办的公安机关报请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即可，其内部性、部门性、非诉性、简易性的特点决定了其缺乏严格和公正，因而很难避免对公民作出不公正的处理，使一部分不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员被劳教；劳动教养审批程序剥夺了被劳动教养者的参与机会，如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赔偿请求权等均没有规定，违背程序公正原则；不服劳动教养决定的救济途径基本没有规定，实践中，虽然被劳教人员不服劳教决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由于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往往很难行使诉权，劳教决定很少受到司法监督。上述种种缺陷，严重影响了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形象。

4、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劳动教养制度自身及实践对其提出的要求。

自劳动教养制度创立以来，我国立法机关作出了不少含有劳动教养的决定，行政机关也制定、颁布、批转了不少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司法、执法机关也对劳动教养工作制发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可谓“法出多门”。但从内容上看，绝大多数都是粗略的实体规定，程序规定几乎为零，另外还有些规定或前后不一、或相互矛盾，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

正是由于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才使得劳教委（实际上由公安部门）适用劳动教养和劳教机关执行劳动教养存在很大程度的随意性，为执法腐败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在现实办案过程中存在不少由于缺少法律规定滋生的以罚代教、以教代刑甚至不够劳动教养条件而被强行劳动教养的不正常现象。例如：笔者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个案件，×市出租车司机为反对无营运手续的出租车及非法运营的三轮车上街运营而举行集体游行示威（此次游行没有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张×是当地一名出租车司机，当日上街观看。被×市×区公安带走询问，后被刑事拘留，×区公安提请批捕，检察机关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后张×被劳动教养。在这个案件中，由于张×根本没有参与游行，公安机关证据不足，检察机关才不批准逮捕，但张×却被当地劳教委决定劳动教养。由此可见劳教委（实际上由公安机关）适用劳动教养的随意性。通过该案例，可以让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五、改革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构想

对于劳动教养的出路，理论界大致有三类主张：一是主张保留并强化，认为劳教制度创建50年来，教育改造了几百万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人，不仅为稳定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把大量被劳教人员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因而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二是主张废除，认为劳教性质不明，劳教对象混乱，操作过程缺乏监督，随意性大，且期限过长，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是法治不健全时代的产物，应予以废除；三是主张改革，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社会治安、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仍需进一步稳定，在这种形势下，要一下子把实行了50年之久的劳动教养制度完全取消，不切实际。再者，我国刑法对犯罪概念既有定性规定，又有定量规定（而西方国家的刑法却只有定性规定，没有定量规定），定量规定决定了我国刑法偏重于结果本位，忽视行为人的人格状况，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二者均对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因素考虑不够，从而在预防和治理犯罪上留下一种结构性缺陷，这一结构性缺陷需要劳动教养这样一种侧重行为人的主观恶习而关注其人格矫治的方法来弥补。但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种种弊端又确实不容忽视，因而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从近几年的讨论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人属于第三种观点，即主张改革，笔者同样倾向于该观点。那么，究竟应如何改革呢？下面笔者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1、劳动教养制度应尽快上升为法律，取得法律上的依据。

目前，我国关于劳动教养制度方面的规定，主要存在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及有关的规范性文件中，法律尚未对劳动教养制度作出任何规定。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颁布，劳动教养制度已与这些法律直接发生冲突，而且事实上已经处于不合法的境地，只是未被明令废止而已。因此，为解决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所面临的窘境，必须尽快制定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使其合法化。

2、劳教立法应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

我们都知道，性质不明是制约劳动教养制度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劳动教养定性不明，才导致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发生理解和适用上的混乱。我国劳动教养制度自从创建以来，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提法。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劳动教养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之后颁布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又规定：劳动教养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实践中更有人把劳动教养看作是“准刑事处罚”。究其缘由，乃法律规定不明确所致。因此，对劳动教养进行法律定性就成为完善劳教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必须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因此，笔者建议在修改和完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时，首先要明确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

就劳动教养的性质而言，其究竟属于行政处罚，还是属于“准刑事处罚”，还是属于其他性质呢？从我国劳动教养的方针和具体内容来看，劳动教养似更注重对违法行为人的教育改造，注重对违法行为人的心态和人格的矫正。因此，其与行政处罚或“准刑事处罚”的职能有一定的距离，将其归类于行政处罚或“准刑事处罚”，称谓似乎不太恰当，而且可能会不利于违法行为人的心态、人格的矫正，使其产生逆反心理，影响其改造效果。从这一点来看，笔者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更加突出对违法行为人心态、人格的矫正，另外，考虑到违法行为矫治的强制性，笔者认为，将其定性为行政强制措施似乎更为恰当，而且这样一来也可和我国已经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对接。

3、劳教立法应统一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对象。

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在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上极其混乱和随意。在适用范围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未作规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为大中城市，后来随着农村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一些地方又把劳动教养的适用面扩大到农村；在适用对象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了四类，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也可以收容劳动教养。而且适用对象也扩大到六类，后来又明确规定对赌博，制作、出售或传播淫秽物品和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的人员亦可实行劳动教养，对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的，应当实行劳动教养。这样适用对象再一次扩大。这些都充分表明了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在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上的混乱和随意。因此，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屏弃这些弊端，取消适用范围上的地域限制，统一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规定把劳动教养普遍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每一个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中国公民，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4、劳教立法应缩短劳动教养的期限。

从我国现行劳动教养规定来看，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3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这样的期限规定与刑法中的管制、拘役和短期自由刑相比，在严厉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违背了罪（错）罚相当原则，在实践中危害极大。因此，笔者建议，未来劳教立法应缩短劳动教养期限，将期限改为3个月至1年。必要时可延长半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好其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规定的衔接问题。

5、劳教立法应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监督机制及救济途径。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任何一种制度，不管设计得多么完善，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在实践中也很难保证公正、公平和有效的保障人权。尤其是在今天“权力分离、权力制衡”的法治社会，越来越要求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

我国现行劳动教养之所以遭到人们的质疑，一方面是法制冲突的因素，另一方面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缺乏监督和救济方面的规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改革后的劳教制度应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监督机制和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如完善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规定行为人不服劳动教养可申辩、申请复议、提起诉讼，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有权获得国家赔偿等，以此来更好地督促国家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公民的人权。

6、劳教立法应明确劳动教养决定程序及配套程序。

从决定的主体来看，建议废除劳动教养委员会这一形同虚设的机构，明确规定由公安机关决定，但必须向检察机关报告并接受其监督。检察机关认为不适当的，可要求公安机关重新作出决定或直接作出决定。同时赋予行为人申辩权、申请复议权、提起诉讼权、获得国家赔偿权等。另外，要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决定的时限、报告的时限、重新作出决定的时限、行为人行使各项权利的时限，只有明确提出时限要求，才能保证国家机关正确、及时行使职权，保证行为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和及时的救济。

总之，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其在实践中的危害也是有目共睹，不容忽视，而且正越来越显现出来。因此，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显得非常的必要和紧迫。然而，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内外关于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废之争的白热化，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早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3年，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127名代表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劳动教养立法》的议案；2004年3月7日，《违法行为矫治法》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中。本文中，笔者仅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几年来实践经验的积累，对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有感而发，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仅希望能籍此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劳教制度改革。

参考书目：

1、夏宗素、张劲松主编：《劳动教养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2、常兆玉主编：《劳动教养管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参考论文：

1、魏晓鹏：《对劳动教养工作的调查》，《法学杂志》1998年第6期。

2、刘仁文：《劳动教养亟需立法》，《法学杂志》1998年第5期。

教养制度范文篇4

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现行劳动教养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和《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79年）以及国务批准、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但就上述这些规定而言，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和问题：

首先，劳动教养的审查裁决体制同法治原则不相协调。目前行使劳动教养审批权的法定机构是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负责人兼职组成，未设专职负责人。其权限主要有两项：一是审查批准作出劳动教养的决定，二是批准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而实际这两项职权分别是由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行使的，上述两机关是在没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代行劳教委职权的。我国于1998年签署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按照一般理解，这里的法律应是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程序是指司法程序。《立法法》明确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规定。而劳动教养作为剥夺人身自由可以长达三、四年之久的强制措施，由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确立，并且不经过司法审查程序便可由行政机关径行作出决定，显然与现代法治原则相悖。

其次，关于劳动教养的程序规定存在缺陷。劳动教养是一种较长时间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应当为其设定较为严密的法律程序。但现行劳教法规侧重于实体方面的规定，程序规范严重缺乏。表现在：劳教案件的办理程序，既有治安案件的办理程序，又有行政案件的办理程序，也有刑事案件的办理程序，极不统一；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不全面，如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赔偿请求权等均没有明确规定；关于对劳动教养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也相当简单。劳动教养的决定实际上完全由公安机关一家作出，有违程序中立原则。劳动教养审批程序剥夺了被劳动教养者的参与机会，违背程序公正原则。目前劳动教养的司法救济具有局限性，使被劳动教养者难以得到有效的司法救济。由于适用程序上的上述缺陷，严重影响了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形象。

再次，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过窄。根据现行法规我国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是：大中城市（即3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铁路沿线，交通要道的城镇（但必须控制在城镇内吃商品粮的人的范围内），存在个别违法犯罪行为（和）的县城、集镇和农村。这种地域限制的弊端，一是使在农村发生的大量违法犯罪行为得不到有效地惩治，不利于社会治安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二是人为地造成公民之间在适用法律上的不平等状况，破坏了法律实施的统一。

最后，劳动教养期限的规定不合理。按道理说，劳动教养的对象是严重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人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人，那么劳动教养的严厉程序应当轻于刑罚，但实际并非如此。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第三条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与刑罚中自由刑的期限相比，劳教期限的起点要比自由刑的起点高，其最高期限也比管制、拘役的最高期限长，甚至高于对轻罪适用的有期徒刑。劳动教养与刑罚在严厉程度上的失衡和错位，造成实践中有些违法犯罪人宁愿被定罪处刑也不愿被劳动教养，以致在社会上和部分劳教人员中产生“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的印象。

对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建议

尽管劳动教养制度基于历史功效、现实需要两方面的原因而有保留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由于这一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又使其面临被叫“下课”的危机。如何对其进行改革，成为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笔者有如下一些建议：

（一）关于劳动教养的立法：这是加强人权保障的需要，也是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随着不定期刑和教育刑思想的兴起，各国都把未然犯罪的预防摆在立法的突出位置，建立一个以刑事立法为主、以保安立法为辅的全方位立体式预防犯罪的立法体系已成为世界性趋势。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虽然没有保安处分之名，却有保安处分之实。不仅在刑法典中分散地规定了一些保安措施，而且还以行政法规或刑事政策等形式规定或设立有多种实质性的保安处分措施，劳动教养便是其中的一种。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制定统一的保安处分法的时机尚不成熟，故而多数学者倾向于先行制定一部关于劳动教养制度的专门法律，以解燃眉之急。笔者也持这种观点。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专门的《劳动教养法》，设立总则与分则两篇。其中，总则规定劳动教养的目的、劳动教养的宪法根据、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劳动教养的基本原则、劳动教养适用的一般要件、劳动教养的期限、劳动教养的执行等问题。分则中应具体规定应当适用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及其相应的劳动教养措施。通过制定专门的《劳动教养法》，一方面使劳动教养的适用获得法律上的依据，同时，对其实体、程序问题进行配套的改革，使劳动教养制度在得以保留这一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平、正义，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劳动教养的裁决体制：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改革建议：一是保留并强化劳动教养委员会的职能，使之成为拥有专职人员和实质权限的法定机构，完善其审批程序制度；二是取消名存实亡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明确劳动教养的行政处罚性质，由公安机关名正言顺的实施审批权；三是建议将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刑罚方法纳入刑罚体系的主刑之中，通过现有的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予以裁决；四是建议将劳动教养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非刑罚方法纳入刑事制裁，在法院内部新设立专门的治安法庭或治安法官来审查裁决。上述意见中，笔者赞同第四种建议，理由是：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而现行的劳教制度，将有罪还是无罪的认定权赋予公安机关行使，违反了定罪权由法院统一行使的无罪推定原则；在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证据不足被劳教现象，又违背了疑罪从无的原则。为此，对劳动教养的审查决定权，应当由人民法院行使。鉴于当前法院的刑事审判任务本来就比较重，其审判的主要对象应当定位于确实有罪并应受刑事处罚的人员，对应当处以劳动教养的对象（这些人不够刑事处罚但又必须给予适当处理），可以借鉴一些国家“治安法院”的体制，在我国的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设立治安法庭或治安法官，专门负责此类案件的审理。

设立专门的治安法庭办理劳动教养案件，其优点在于：第一，能有效地将劳动教养纳入司法体制和正当程序之中，解决并克服现行劳动教养决定权、适用程序、权利救济等诸多问题和弊病，体现我国现代法治对公民人权保护与维护社会秩序并重的价值取向。第二，体制转换简便、可行。在法院现行体制下，单设治安审判庭不会引起太大的司法体制变化，也符合《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和原则，只需按照审判业务庭的组织需要配备专门的办案人员即可。第三，符合现行立法框架下对劳动教养性质的定位。劳动教养司法化，其实质就是由法院行使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制约权。但是，按照现行有关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法规，劳动教养既不是治安管理处罚，也不是其他行政处罚，更不是刑罚，而是一种介于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之间的具有强制教育性质的行政措施（涉及限制、剥夺人身自由）。治安诉讼与刑事诉讼在提起诉讼的主体上存在根本区别，前者由公安机关提起，而后者一般由检察机关提起；治安诉讼是“官告民”，而行政诉讼是“民告官”。这种诉讼主体性质的差异导致诉讼程序的设置存在极大差异，由刑庭或行政庭来审理治安诉讼案件是不合适的。设立专门的治安审判庭，不但可以解决劳动教养司法化的问题，还可以实现劳动教养案件的审判活动与刑事、民事、行政等其他诉讼活动的协调和平衡。

（三）关于劳动教养案件的审理程序：将来应当通过制定《劳动教养法》明确规定办理劳教案件的程序。劳动教养诉讼的诉讼主体主要包括控、辩、审三方。其中，提请人是公安机关，具体可由公安机关内部的法制部门或治安部门行使；被提请人即被公安机关提请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审判机关是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具体由内设的治安审判庭负责。笔者的设想是，应当设置比较简易的程序，提高诉讼效率，这样既有利于保证这一措施的及时实施，使被劳动教养人及时得到教育，也能使不应该被劳动教养的被提请人尽早恢复自由。对违法或犯罪嫌疑人由公安机关先进行调查或侦查（区分情况，违法调查按治安案件程序办理，犯罪侦查按刑事案件办理），然后将案件和提请批准劳动教养决定书报请法院审查，如果被调查或被侦查的当事人承认有违法或犯罪行为的，公安机关可以不派员出庭，仅由当事人出庭，法院在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后，结合对公安机关报送材料的审查，即作出对当事人是否予以劳动教养的判决；如果当事人否认有违法或犯罪行为的，应当以开庭听证的方式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由治安法官独任审理，在分别听取公安机关指派的出庭人员和当事人的陈述后，作出对当事人是否予以劳动教养的判决。法院开庭审理劳动教养案件时应当通知检察院，检察院认为有必要时可派员出庭监督。当事人有权自行或委托律师辩护。对劳动教养案件实行二审终审制，由基层法院一审，中级法院二审。不服一审裁判的当事人可以上诉，检察院也可以提出法律监督意见，二审法院的裁判具有终审效力。关于诉讼期限，公安机关在对被提请劳动教养采取拘留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后，应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如有法定的特殊情况的，经上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延长至一个月。人民法院审理一审、二审劳动教养案件，应在受理后20日内宣判，最迟不得超过一个月。对劳动教养判决的上诉期限为10日，从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算。在人民法院作出的对被提请劳教人予以劳动教养的判决生效后，由公安机关移送劳动教养执行机关执行。在判决作出前，被提请人已被羁押的，应当折抵与羁押期限相同时间的劳动教养期限。对于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减少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的，由劳教机关报请法院审查决定。除了一审、二审程序外，还应当设置审判监督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可以参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程序；可以由被劳教人及其近亲属申诉、检察机关抗诉而启动，也可由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及审判委员会主动提起。对于错误的劳动教养决定，当事人可以请求国家赔偿。

（四）关于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发展的要求，应当通过修订现行劳动教养的法规或者在将来制订专门的《劳动教养法》时，取消适用范围上的地域限制，规定把劳动教养普遍适用于全国城乡，适用于每一个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中国公民，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五）关于劳动教养的期限：从现行立法规定来看，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3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与刑法中的管制和短期自由刑相比，在严厉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违背了罪（错）、罚相当原则，在实践中会导致种种反常现象。笔者建议，将来通过立法将劳动教养的期限改为3个月至1年。必要时可延长半年。通过缩短期限，以消除劳动教养与短期自由刑在严厉程度上的失衡现象。

参考文献：

1、刘仁文：《劳动教养制度及其改革》

2、刘中发：《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出路》

3、魏慧梅：《劳动教养在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和弊端》

教养制度范文篇5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劳动教养制度创办于1955年8月。1955年下半年，我国在取得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又在机关内部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党中央提出的第一个关于劳动教养的指示。1956年1月10日，党中央又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对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指导原则、审批权限、领导和管理等问题作了原则的规定。从此，劳动教养机构陆续在全国各地建立，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诞生。1957年8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于8月3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劳动教养法规。但就在该法规通过不久，由于“左”的错误思潮的影响，劳动教养工作很快就突破了法规所规定的收容范围和对象，其审批权限和程序也没有得到很好地遵守。①到“”，劳动教养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基本上处于停办的状态，即使恢复或复办的劳动教养场所，在管理上也仍然沿用“左”的政策，把劳动教养人员错误地当作专政对象来对待。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劳动教养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11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12月5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并重新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作了详细规定。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根据社会治安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1986年通过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通过的《关于严禁的决定》等法律中对劳动教养的对象作了扩大。此外，一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也对劳动教养工作作了补充，如1989年国务院的《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处理反动会道门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现在，全国共有劳教场所310多个，干警职工10万多人，收容劳教人员31万多人。②

40多年来，劳动教养在以下几个方面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一）劳动教养的性质与宗旨

在劳动教养制度建立之初，劳动教养既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方法。其主旨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以维护公共秩序和有利于社会的建设。③至80年代初，劳动教养被确定为“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其主旨也被进一步明确为：“在严格管理下，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锻炼，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尊重公德，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材。”④与以前相比，主要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不再把劳动教养作为对被劳动教养人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二是将劳动教养明确规定为一种“行政措施”和一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90年代初，司法部又具体规定对劳动教养人员要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强制性的教育改造。⑤此后，国务院又认定：“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⑥这实际上既重申了劳动教养是一种教育改造措施，又首次确认了劳动教养也是一种治安行政处罚措施。

（二）劳动教养的对象和范围

最初确定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人，是以下4种人：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⑦至80年代初期，收容劳教的对象被进一步规定为以下六种人：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3、有流氓、、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4、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5、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6、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⑧并规定对精神病人，呆傻人员，盲、聋、哑人，严重病患者，怀孕或哺乳未满一年的妇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者，不应收容。⑨后来，又明确规定对赌博，制作、出售或传播淫秽物品和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的人员亦可实行劳动教养，对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的，应当实行劳动教养。⑩对于劳动教养对象的家居范围，早期并没有明确规定，1979年12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将劳动教养收容人员限定为“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对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也可收容劳动教养。⑾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又规定：“铁路沿线、交通要道的城镇吃商品粮的人，需要劳动教养的，可由县公安局整理材料，报经地区（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一些地方开始把劳动教养的适用面扩大到农村，如山东省就颁布了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联合制定的《关于在集中整治农村社会治安斗争中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专门就此作出部署。⑿

（三）劳动教养的审批

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托的机关批准。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改为规定：对于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省、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1982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重申了前述规定。⒀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对收容劳动教养具体审批工作作了补充规定：“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设在公安机关，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养的人。”

（四）劳动教养的收容期限

早期的劳动教养，并未规定明确的收容期限。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才确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又对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的条件与审批权限作了具体规定：提前解除劳动教养，一般不超过原劳动教养期限的二分之一；延长劳动教养，累计不得超过1年；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均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⒁

（五）劳动教养的管理

最初的劳动教养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负责领导和管理。80年代初，公安部正式成立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各省、市、自治区和大中城市公安机关相应设立劳动教养工作机构，具体管理这项工作。⒂1983年，劳动教养机关的隶属发生重大变化，劳教管理机构转归司法行政部门领导，对劳教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也随之改由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负责。⒃

二、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实施40多年来，应当承认，它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特别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对人权保护的日益重视，劳动教养制度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主要有：

（一）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形同虚设，劳动教养审批权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为法定的劳动教养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机构，是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负责人兼职组成，并未设置专职的负责人。其主要法定权限有两项：一是审查批准收容劳动教养人员，一是批准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和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而这两项职权长期以来实际上分别由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⒄公安部门的有关机关既是劳教的审批机关，也是对不服劳教决定之申诉的复查机关，同时又是错误劳教的纠正机关。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也不仅对劳教人员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拥有审批权，而且还授权劳教场所可以以劳教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对劳教人员减延3个月期限内（含本数）的审批权。⒅在这两项权力的行使中，唯一来自外部的检察监督也仅限于提出纠正意见，对主管部门不予纠正的，亦无可奈何。⒆这样一种机制不仅不利于保证劳动教养案件的质量，也不利于感化教育被劳动教养的人员。⒇值得指出的是，目前这种由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代行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劳教和其提前解除、减少或延长的审批权的作法，是在劳动教养管理工作中逐渐形成的，其所依据的仅仅是公安部、司法部的有关文件，我国立法机关和国务院批准、颁布的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法规从未明确授权参与劳教管理工作的具体部门可以行使劳动教养领导机构的职权，因而即使按照现有的劳动教养法律、法规，此种做法也是欠妥的。(21)

（二）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与其实际严厉程度不相适应

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或者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但从劳动教养的期限以及剥夺被劳动教养人员的人身自由程度看，却比适用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还要严厉，甚至严厉得多：管制的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则为1至3年，必要时还可延长1年；被判处管制的犯罪人，在原居住地执行，属限制部分人身自由的开放性刑罚，被判处拘役的犯罪人，就近执行，每月可以回家1至2天。被劳动教养的人，则要收容于专门的警卫森严的劳教场所，节、假日一般只能就地休息。不仅如此，刑法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还可适用缓刑，而劳动教养则无此类规定。劳动教养的这种严厉性，使人们都习惯于把劳改与劳教混为一谈，普通老百姓视劳教与劳改一样，都是“坐牢”，即使国家机关，也常常把二者相提并论（统称为“两劳人员”），有时甚至等同起来，如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通过的《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其中第1条规定：“劳动教养人员逃跑的，延长劳动教养期限。劳动教养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三年内犯罪，逃跑后五年内犯罪的，从重处罚，并且注销本人城市户口，期满后除确实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重新劳动教养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第3条规定：“劳教人员、劳改罪犯对检举人、被害人和有关的司法工作人员以及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干部、群众行凶报复的，按照其所犯罪行的法律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罚”，这里，就是把劳教人员与劳改罪犯放在同一个层面上来对待的。而它与某些刑事处罚内在逻辑的颠倒，还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以下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有的共同犯罪中，主犯被判管制、拘役或有期徒刑缓刑，而从犯却反而被劳动教养1年以上；(22)有的案件如盗窃，盗窃一、两千元，刑期仅为几个月，而偷拿不足千元的几百元钱，却要被劳教2至3年；(23)有的劳教人员，刚被投入劳教，便主动坦白交代劳教前的犯罪问题，恳请被法院判刑，从而用较短的刑期来免去较长的劳教期。(24)这些现象的存在，在社会上和部分劳教人员中产生了“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的印象，严重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三）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效力不足

现行劳动教养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以下简称《决定》）、《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79年，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和国务院批准、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以下简称《试行办法》）。其中《决定》和《补充规定》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由于它们都是由国务院颁布的，因而其本质上应属行政法规。(25)退一步来讲，如果说对于《决定》和《补充规定》是否属于法律还有争议的余地的话，(26)那么对于《试行办法》不属于法律则是毫无疑义的，它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行政法规（其实只能算是一个部门规章）。虽然《试行办法》第1条的规定表明它是根据前述《决定》和《补充规定》而制定的，但纵观其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对《决定》和《补充规定》的全面修改和补充，(27)因此，事实上《试行办法》就成为劳动教养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

我国今年3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明确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28)显然，《试行办法》等不符合该要求。另外，按照目前对劳动教养性质的定位，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29)而我国199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处罚法》在其第8条所规定的7种行政处罚种类中，并无“劳动教养”这一种。该法第9条第二款还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因此，作为行政规章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也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还有，我国已经在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该《公约》第9条第一款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30)这里的“法律”，业内人士都清楚，应指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总之，劳动教养现在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

（四）劳动教养在实践中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混乱性，不利于贯彻法治和保障人权

首先，由于劳动教养的审批权事实上由公安机关一家行使，致使：不够劳教条件的，作了劳教处理；本应追究刑事责任的，降格作劳教处理；有些案件，证明有罪不足，但又没有充分证据否定有罪，公安机关为避免被检察机关退回，干脆不移送检察机关，而采取劳教的办法；还有的案件，检察机关已经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按照新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被不起诉人在押，应当立即释放”（《刑事诉讼法》第143条），但有的公安机关不但不放人，反而对其处以劳动教养。(31)其次，由于《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颁布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有关部门又相继颁布了多达几十个规范性文件对其进行补充，这些规范性文件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单行条例、决定；国务院及其有关部委颁布的行政法规、规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其他一些“通知”、“批复”之类的规范性文件。它们散见于各种效力不一的法律、法规和文件中，既零散又混乱，这种局面给劳动教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随意性。例如，按照《试行办法》的规定，劳动教养收容的对象是有地域限制的，即“家居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和“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严禁的决定》等则没有地域限制，由此导致各地执法的不一致，有的认为劳动教养应继续控制在“大中城市”的范围，有的则突破到乡镇、农村地区。(32)又如，对哪些行为可以适用劳教，理解也是颇不一致，有的认为不到20种，(33)有的认为有20多种，(34)还有的认为《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模糊用语，几乎包容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所有行为，因而“凡够得上治安处罚的，就可以适用劳动教养。”(35)更有人认为，由于“法出多门”，一再扩大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致使“劳动教养变成了一个筐，什么人都可以往里装”，甚至连够不上治安处罚的也可以适用劳动教养。(36)

三、劳动教养的改革方案与选择

对于劳动教养的出路，大致有三类主张：一是保留并强化，认为劳教制度创建40多年来，累计教育改造了近300万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人，不仅为稳定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把大量被收容人员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因而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37)二是废除，认为劳教性质含混，收容条件笼统，操作过程缺乏监督，随意性大，易出差错，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是法治不健全时代的产物，应予以取消；(38)三是改革，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社会治安、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仍需进一步稳定，在这种形势下，要一下子把实行了40多年之久的劳动教养制度完全取消，不切实际。(39)再者，我国刑法对犯罪概念既有定性规定，又有定量规定（而西方国家的刑法却只有定性规定，没有定量规定），定量规定决定了我国刑法奠基于结果本位，忽视行为人的人格状况，刑法的这一特点又决定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也必定以结果为本，这样两者均着重于从处罚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及其危害程度上去衔接，而对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因素考虑不够，从而在预防和治理犯罪上留下一种结构性缺陷，这一结构性缺陷需要劳动教养这样一种侧重行为人的主观恶习而关注其人格矫治的方法来弥补。(40)不过，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种种弊端又确实不容忽视，因而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从近几年的讨论情况看，绝大多数人属于第三种观点，笔者也可归属此类。但对劳动教养制度如何改革，其中又观点纷呈，现就几个主要方面的讨论作一考察，并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劳动教养的性质

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应属于一种什么性质，对此，主要有以下观点：

1、行政处罚。认为劳动教养是行政处罚，而不是刑事处罚。实践中劳动教养法律性质的模糊，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积习已久但急需匡正的一些不规范作法，比如劳教场所的环境、设施以及劳教人员的活动规则、待遇等体现不出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原旨，而几近于罪犯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造成劳动教养与刑罚界线上的模糊；又如，劳动教养与短期自由刑在适用对象、运作方式、法律后果等方面不同，无法比较孰轻孰重。但实践作法的偏差不能作为我们推导劳动教养法律性质的基点，而恰恰是需要改革的议题。持此观点的学者进而指出：既然劳动教养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行政处罚，那么就应当由行政机关来行使审批权，故可在现有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基础上，通过对其进行改革，使之真正成为拥有基本设施、专职人员和实质权力的法定审批机构，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具体而言：（1）组成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公安机关的代表不能是参与劳教案件调查活动的人员，以职能分离来确保审批权的中立性；（2）借鉴国外司法审查的理念，要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应报请同级人民法院书面审查批准后方可公布和送交当事人，给审批权的行使加上一枚经合法性检测的砝码；（3）审批程序应贯彻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尤其是相对人参与原则和程序公正原则，应保证被劳教者事先得到通知的权利，还应赋予被劳教者对劳教决定要求听证的权利；（4）应规定合理有效的救济机制，包括被劳教者应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以及将法律援助制度扩大到该领域，还应赋予被劳教者可依《行政复议法》申请行政复议，依《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依《国家赔偿法》在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获得赔偿，等等。(41)

2、刑事处罚。认为“解决劳动教养问题的出路，在于使其刑法化，即纳入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的轨道。”(42)在此思路下，又有一些不同设想，如有的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主要适用于两类人，一类是罪行轻微，不需判处刑罚的；二类是已服完一定刑期、有悔改表现，但又不能立即减刑释放或假释的，对他们改变处罚措施，实行劳动教养，以使其逐渐适应社会生活，早日回归社会。(43)另有的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主要包括：（1）原劳动教养对象中的犯罪轻微者；（2）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中法定的原“强制留场就业”的三种人中的前两种人，即：第一，劳改犯逃跑后又重新犯罪者；第二，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而被判刑劳改的人。(44)无论哪种设想，有两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首先，适用对象都是构成犯罪的人；其次，都要通过人民法院来裁决。(45)

3、既不是行政处罚，也不是刑事处罚。认为“追问它属于行政处罚还是属于刑事处罚，我认为没有必要。难道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外就不可能有其他处遇方法吗？‘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无法解释‘亦此亦彼’的客观现象。”(46)该学者还提出了他的“三改”方案：一改名称，将劳动教养改为教养处遇；二改期限，将现行的1至3年、必要时还可延长1年改为3个月至2年（甚或1年6个月），当然前提必须是采取切实措施保证真正做到是“限制自由”而不是“剥夺自由”；三改程序，将劳教决定权归人民法院行使（卖、吸毒等违法行为不在此列），适用简易程序，不服可以上诉。(47)

上述三种观点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仔细琢磨，却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就第一种观点而言，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那就是行政处罚可不可以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特别是剥夺长达1至3年甚至4年之久的人身自由权？就我们掌握的材料，国外法治发达国家均无一例外地将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权赋予法院，行政机关绝无此权。(48)正如有的学者所尖锐指出的：劳动教养作为一种长达4年之久地剥夺被劳教人的人身自由的严厉处罚，不通过正当司法程序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这在当今世界实行法治的国家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49)另有学者更站在理论的高度对于此种观点予以反驳：“从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国家权力来看，司法权本身就是最弱的，公民正是有赖于司法权和正当程序才得以限制政府权力从而使人权保障思想得以贯彻”，将劳动教养继续定位于行政处罚，“权力制约、人权保障就可能落空。”(50)而且，如前所述，我国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一款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这里的“程序”，据专家研究，应是指经过合格的法庭审理。(51)

第二种观点，关键的问题是排除了现行劳动教养中的那部分不构成犯罪的人，特别是那些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的。这些人“大法（刑法）不犯，小法（治安管理法规）常犯，气死公安，难倒法院”，其行为造成的客观损害虽并不严重，但通过其行为所反映出来的主观恶习较深，对这些人，由于够不上刑法上的犯罪而无法给予刑事处罚，用一般的治安处罚又无关痛痒，因而需要一种注重对行为人人格进行矫治的类似劳动教养制度的这样一种措施，以达到防卫社会、预防行为人犯罪的目的。应当说，这是劳动教养制度得以存在的主要理论依据。如果按照“刑事处罚”论者的主张，把这部分人排除在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之外，将不仅对社会治安造成巨大压力，而且也不利于防止这些人走向犯罪，因而可以说这种观点是不全面也是不科学的。

第三种观点，可取之处在于看到了劳动教养制度与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内在区别，从而既不简单地把它归属于行政处罚，也不简单地把它归属于刑事处罚，但该说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最终明确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到底属于何种性质。任何一种制度都应该有自己性质上的定位，这个问题回避不了，也不能回避。

我们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当属于带有保安处分性质的治安处分。所谓保安处分性质，是指这种制度与保安处分一样，关注行为人的不良人格或病理身心，强调教育改善和积极预防，以“走出消极惩罚和事后补救的狭谷，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完成控制和预防犯罪的使命”。(52)所谓治安处分，是指这种制度是基于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对那些有一定违法行为并通过该行为表现出较大主观恶性的人所给予的一种处分。这种处分由于涉及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故需纳入司法程序。如何纳入，我们考虑可借鉴英国的“治安法院”体制，(53)在基层和中级两级人民法院创建“治安法庭”，专门负责此类案件的审理。案件由公安机关直接移送，程序可参照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的简易程序。大部分案件可实行法官独任制，但有的案件应吸收相关的人士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加，如在吸毒案件中，聘请方面的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法庭开庭审理案件时应通知检察院，检察院认为必要时可派员出庭监督审理过程。被告人有权自行或委托律师辩护，不服一审判决的，有权上诉，二审人民法院的裁决为终审裁决。(54)

（二）关于劳动教养的对象和范围

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其适用对象大体上应为以下几类人：一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55)、屡教不改的，(56)包括有重复吸毒和等违法行为的；(57)二是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予刑事处分或者不起诉，但又由于行为人具有较大人身危险性不宜马上放回社会的；(58)三是依照《刑法》第17条的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而需要由政府收容教养的；(59)四是依照《刑法》第18条的规定，需要由政府强制实行医疗的那部分精神病人。(60)

对于被教养人员的年龄，现行的劳动教养法规并没有规定，笔者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立法应当对此予以明确。《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均规定受处罚的最低年龄为14周岁，(61)因此原则上改革后的劳动教养也应以此为下限。但由于该法的法律后果主要不是惩罚，而是教养和矫治，因而对于那些虽然在14周岁以下，但对社会治安危害较大，其监护人又确无能力管教的，可以经监护人请求，通过法院判决，对确有必要的，送教养场所。(62)

至于现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适用范围的地域限制，我们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对此予以取消，理由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小城镇发展迅速，农村也较过去大为活跃，上述几类人在这些地区同样存在，因而取消收容对象的地域限制，不仅是维护这些地区社会治安的需要，也是教育、挽救和改善这些人的需要，同时，亦可体现我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三）关于劳动教养的严厉程度和期限

许多对劳动教养的改革意见都提出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在限制人身自由方面过于严厉，而且期限太长。总的来说，我们是同意这种意见的。但具体而言，却也不能一概而论，应区别对象分别对待：

对于上述第一类（吸食、注射者除外）、第二类和第三类人而言，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从根本上有别于刑罚，降低其严厉程度。现行的劳教场所应改为“教养学校”之类的机构，通过对被教养人进行政治思想、道德法纪、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劳动生产等方面的教育，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有用之材。只有这样，这种较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实质上的合法性，也才能真正达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还要对现有的期限予以缩短，初步考虑可设定为3个月以上1年以下。

对于吸食、注射者而需要予以教养的，则不能象管理上述几类人一样来管理，而应在一种相对较为严厉的环境里强制戒毒。(63)而且，其期限也不能缩得太短，否则根本达不到戒除毒瘾的目的。(64)对于此类人员，我们主张实行不定期戒毒，直到有关的心理、生理医生确定其毒瘾已除，才释放其回归社会。

相应地，对于需要强制实行医疗的精神病人，其管理思路也和吸食、注射者类似。

（四）关于劳动教养的立法模式和名称

劳动教养的立法模式，目前主要有两种主张：一是由全国人大指定专门的法律来设定；二是可以将劳教法的内容纳入正在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单独专章规定。(65)我们倾向于第一种方案，理由是：第一，劳动教养事关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且牵涉面大；第二，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程序和执行方式等，都具有不同于治安管理处罚的地方；第三，劳动教养具有保安处分的性质，应有自己独立的立法思路。

最后，劳动教养的立法名称。“劳动教养”这个名字是肯定不能再沿用了，理由除了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已不再以劳动为其基本特性外，还基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关条款的考虑。例如，《公约》第8条第3款规定：任何人不得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除非在那些把苦役监禁作为一种对犯罪的惩罚的国家里，按照由合格的法庭关于此项刑罚的判决而执行的苦役。(66)如前所述，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在法律性质上不属于对犯罪的一种惩罚，因而若在我国的刑罚制度之外仍继续保留一种冠之以“劳动教养”的制度，势必在国际社会上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那么，叫什么法呢？目前已有的建议中提出了《强制教养法》、《矫治处分法》、《教导处分法》、《教养处遇法》、《收容教养法》等名称，(67)笔者考虑，可将该法定名为《治安与教养法》，“治安”反映了该法的社会功效，“教养”又突出了其矫治特征，可以比较全面地概括该法的内容。

结语

俄罗斯新任总统普京曾对前苏联的功过作过这样的评价：否认过去的成就是不客观的，但若看不到其弊端也是危险的。(68)用这句话来评价在我国实行了40多年之久的劳动教养制度，亦未尝不可。对劳动教养制度的批评绝不意味着要彻底否定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国家的目标一旦有所改变，法律的修订就在所难免”，不仅如此，“在社会的价值观方面的改变，在公正本身意义方面的改变，几个世纪以来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引起既深刻又广泛的法律变革的一个原因”。(69)中国目前不仅在国家法制的目标上从过去的单一看重社会保护转变到更多地关注人权保障，而且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公正观也在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变革势所必然。从本文对劳动教养制度及其相关制度的改革探讨中，不难看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法律变革，其实不只是某一两项具体制度的变革，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在现代法治观念的指导下，统筹兼顾，中西合壁，逐个突破与整体推进相互动，顺利实现世纪之交的法律变革，是一个需要在更大范围内作文章的话题。

（中国·北京100720）

①参见力康泰、韩玉胜：《关于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养法的思考》，《中国监狱学刊》1997年第2期。

②参见《中国劳动教养》1999年第3期，第40页。另据该刊同期介绍，1983年“严打”时曾创下当时收容劳教人员的历史最高峰，达到22万多人。与这一数字相比，现在的31万多人显然又创新的记录。对于这一新的记录，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思考：1、转型期的社会治安压力之大，客观上对劳动教养有需要；2、劳动教养制度设计上的不周，使不断扩大其适用面成为可能。有关详细分析请见下文。

③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1957年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2条。

④参见国务院批准、公安部1982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第2条、第3条。

⑤参见司法部的《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1992年）第2条。

⑥参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1995年）第1条。

⑦参见《决定》第1条。

⑧参见《试行办法》第10条。

⑨参见《试行办法》第14条。

⑩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6年）第30条、32条，《关于禁毒的决定》第8条，《关于严禁的决定》第4条。

⑾参见《试行办法》第9条。

⑿参见《山东法学》1998年第1期，第50页。

⒀参见《试行办法》第4条。

⒁参见《试行办法》第57、58、59条。

⒂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做好劳动教养工作的报告〉〉第6条。

⒃参见陈泽宪、林小春：〈〈劳动教养改革刍议〉〉，载丁慕英等主编：〈〈刑法实施中的难点热点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⒄参见中央劳改劳教管理干部学院劳教管理系编：《劳动教养法规精选》（1995年），第135页、138页。

⒅参见《司法部关于对劳教人员减延期审批权的批复》（1991年）。

⒆参见《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工作办法》（1987年）第25条、第29条。

⒇笔者在参与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司法部劳教局组织的劳教立法调研时，一位劳教所长曾向我们反映：他们的工作不好做，因为许多劳教人员根本就思想不通，认为劳改场的犯人都是经过法院判决的，而他们却稀里糊涂地被关了进来。

(21)参见陈泽宪、林小春：〈〈劳动教养改革刍议〉〉，载丁慕英等主编：〈〈刑法实施中的难点热点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2)参见王忠焕等：《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收容教养法探索》，《山东法学》1998年第1期。

(23)参见董淑荣：《关于对劳教人员求其捕判现象的分析及对策》，《中国劳动教养》2000年第2期。

(24)例如，辽宁省丹东劳教所光在1999年上半年就有7名劳教人员，因主动坦白交代犯罪被逮捕判刑，从而人为地缩短了原定为2至3年的劳教期。（参见前文）需要指出的是，该文作者在对策建议中提出：对此类人员应在刑满释放后，由公安机关继续执行其劳动教养残期，因为“教养残期的执行，是行政处罚的继续，仍属公安工作的范畴”。这种观点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就同一个案件而言，既已经司法程序处理，原来的行政处罚就自然应当失效。

(25)参见宋雅芳：《劳动教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26)按照现在的《立法法》规定，法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并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并由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予以公布。《决定》和《补充规定》公布时，还没有这些规定，由于其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所以有人认为它们应属于法律的范畴。不过，对于这种观点我们是持否定意见的，因为依照当时的惯例，如果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来公布的，并且其名称也不应叫《国务院关于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而应叫《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

(27)从条文数量来看，《决定》只有5条，《补充规定》也只有5条，而《试行办法》却是11章69条；从具体内容来看，《试行办法》不仅对《决定》、《补充规定》的一些内容作了修改，如关于应予劳动教养的几种人，还对一些《决定》、《补充规定》根本就没有规定的空白点作了规定，如劳动教养的复查，劳动教养的提前解除、延长和减少等。

(28)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第9条。

(29)参见本文第一部分有关劳动教养的性质的论述。此外，199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也指出：”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行政处罚“。

(30)参见王家福、刘海年主编：《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792页。

(31)参见魏晓鹏：《对劳动教养工作的调查》，《法学杂志》1998年第6期；刘仁文：《劳动教养亟需立法》，《法学杂志》1998年第5期。

(32)参见张惠军：《完善劳动教养制度之构想》，《法治论丛》1998年第1期。

(33)参见陶积根：《关于劳动教养立法的思考》，《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34)参见张惠军：《完善劳动教养制度之构想》，《法治论丛》1998年第1期。

(35)参见王忠焕等：《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收容教养法探索》，《山东法学》1998年第1期。

(36)转引自宋雅芳：《劳动教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37)参见毕序森：《从历史看劳动教养的属性》，《中国劳动教养》1999年第2期；〈〈法制日报〉〉1997年8月3日第一版文章：〈〈劳动教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38)参见宋炉安：《劳动教养应予废除》，《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赵秉志等：《中国刑法修改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1996年第5期。

(39)参见宋雅芳：《劳动教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40)参见储怀植：《论教养处遇的合理性》，《中国劳动教养》1999年第3期。

(41)参见湛中乐、朱秀梅：《劳动教养制度问题探析》，《中国劳动教养》1999年第5期。

(42)参见张文：《刑法学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43)同上。

(44)参见屈学武：《保安处分与中国刑法改革》，《法学研究》1996年第5期。

(45)参见前引张文文和屈学武文。

(46)参见储怀植：《论教养处遇的合理性》，《中国劳动教养》1999年第3期。

(47)同上。

(48)北京大学龚刃韧教授、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教授等专家均对此有过深入研究，笔者曾专门就此请教他们并得到令人信服的答复，顺致谢意。顺便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治安拘留，可由公安机关擅自决定对被拘留人剥夺1至15天的人身自由，这也是有违当今国际通例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的，应在适当时候与劳动教养一并加以解决。

(49)参见陈泽宪、林小春：〈〈劳动教养改革刍议〉〉，载丁慕英等主编：〈〈刑法实施中的难点热点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0)参见苗有水：《保安处分理论及我国保安措施刑事立法化》，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1)笔者此处得到英国诺丁汉大学法学院著名国际人权法专家哈里斯（D.J.Harris)教授的指点，谨向他表示谢意和敬意。

(52)参见马克昌等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5页。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刑法学界对西方保安处分制度的介绍和理解存在较大的不一致处，如有的认为保安处分的适用对象以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参见屈学武：《保安处分与中国刑法改革》，《法学研究》1996年第5期），有的则认为保安处分既可以适用于犯罪人，也可以适用于非犯罪人（参见马克昌等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5页）；有的认为保安处分的当代命运是走向衰落（参见储怀植：《论教养处遇的合理性》，《中国劳动教养》1999年第3期），有的则认为保安处分在当今世界广为传播，成为当代最富生命力最引人注目的刑法制度之一（参见苗有水：《中国刑法改革的难题：保安处分之取舍》，载高铭暄主编：《刑法修改建议文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马克昌等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5页）。不过，对于保安处分关注行为人的不良人格或病理身心，强调教育改善和积极预防的特点，则看法一致。

(53)英国的治安法院（Magistrates''''courts)发轫于12世纪，其最初的意旨在于维护英国的社会秩序，《1361年治安司法令》将此制度法律化，发展至今，它已成为涵盖轻微刑事案件（包括违反公路交通管理法规的案件）、青少年案件和涉及特定范畴的民事案件的一种综合性司法机构。其显著特点有二：一是审理案件不用陪审团，程序简单且收费低廉；二是大部分治安法官都是非法律职业人士，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靠受过法律教育的职员协助其工作。有关该制度的详细介绍，可参见下面两本书的有关章节：（英）MartinWasik,ThomasGibbonsandMikeRedmayne,CriminalJustice:TextandMaterials,AddisonWesleyLongmanLimited1999；（美）格伦顿、戈登、奥萨魁著，米健、贺卫方、高鸿钧译：《比较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4)在目前的司法制度改革探讨中，有的学者提出了在我国建立“三审终审制的构想”（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页以下），针对此种构想，笔者主张改革后的劳动教养案件仍实行两审终审制。另外，关于应否允许在此类案件中保留再审程序（包括检察机关的抗诉、当事人的申诉和人民法院的自行启动），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笔者对此基本持否定态度。

(55)顺便指出，随着〈〈行政处罚法〉〉的颁布和〈〈刑法〉〉的修改，加上社会形势的变化，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也需要作出一系列的修改。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见刘仁文：《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需要全面修订》，《法学杂志》1999年第1期。

(56)现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10条规定的几种因不够刑事处分而要劳动教养的对象，除第3项规定了“屡教不改”外，其他几项都没有这种规定，致使实践中治安管理处罚和劳动教养的适用界限不清。我们认为，必须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两次以上者才可考虑适用劳动教养，因为这是说明行为人具有主观劣根性、单靠一般的治安处罚不足以达到矫正目的的客观依据。

(57)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8条第2款规定：“吸食、注射成瘾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予以强制戒除，进行治疗、教育。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并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我们认为，由于强制戒毒也牵涉到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公安机关应无此权。如果已经能证明吸食、注射成瘾的，就说明至少是重复吸食、注射了，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劳动教养。而如果只是初次吸食、注射，还没有成瘾，则只能由公安机关作一般的治安处罚。同样，《关于严禁的决定》第4条第2款、第3款规定：“对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6个月至2年。”“因、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的，实行劳动教养。”这里，由公安机关牵头对者可剥夺长达6个月至2年的人身自由，也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们的意见仍然是，对重复的，可由公安机关向法院提起劳动教养，初次的，则只能由公安机关作一般的治安处罚。

(58)如何把握人身危险性，是操作层面上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对此，一方面要靠立法对有关人身危险性的客观判断标准进行尽可能地列举，另一方面也要靠法官对法的精神和价值的领会和感悟。就时下中国法官队伍的现状而言，自然应在第一方面多下功夫。

(59)现行的收容教养制度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未经司法机关裁决就可由公安机关擅自剥夺被收容教养少年长达1—3年的人身自由（参见公安部1982年3月23日下发的《关于少年犯管教所收押收容范围的通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见薛晓蔚：《论收容教养的立法完善》，《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顺便指出，目前在社会治安领域还有一项很值得关注的制度，即收容遣送，它最初是针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参见1982年国务院颁发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后来经过1991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把收容遣送的对象扩大到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的流动人员，由公安机关负责收容，民政部门负责审查、管理和遣送，被遣送人员在收容遣送站可被收容达1个月甚至数个月之久。由民政部门这样一种连准司法机关都算不上的行政组织决定是否收容遣送，而且被收容遣送的人员并无违法犯罪行为，仅因证件不全，就要被遣送回家，期间还要被剥夺一段时间的人身自由，其法律依据又仅仅为国务院的有关“意见”，这其中的问题自然多多：既不符合《立法法》关于“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的规定，也不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第9条）以及“公民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第12条）的规定。笔者认为，收容遣送的对象对社会治安的危害并不大，而收容遣送制度对被收容遣送者的人权保障则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此应当在完善有关治安管理的基础上，尽快废除这一制度。

(60)对于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79年刑法只规定“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而97年刑法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的规定，这无疑是一大改进，但如何落实该规定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措施。另外，对于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以及对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按照刑法的规定，要承担刑事责任，不过对他们刑罚的执行应有别于精神正常的犯罪人，可将此类人归入改革后的“劳动教养”范畴。还有，对正在执行刑罚的犯罪人，如果犯了精神病，也应当把他们调整到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场所。值得一提的是，笔者的这一思路在前不久访问英国参观该国的精神病犯人医院时进一步得到巩固，该国的精神病犯人医院主要关押两类人：一是那些犯了罪，但有精神病，不能送往监狱，而又不适宜放回社会的，由法官判决送往精神病犯人医院；一是那些正在监狱里服刑犯了精神病的，由监狱转往此类精神病犯人医院。其中前者居多。精神病犯人医院实行不定期关押，根据犯人的病情轻重实行严厉程度不同的管理方式，医院里有专门的心理、生理医生，犯人要出院必须经医疗小组确认该人出去后不会再对周围社区有危险。当然，医院里的各方面条件是一流的，游泳池、健身房、草地······，给人的印象就象一个舒适的疗养区，而且这些精神病犯人所享受的一切治疗都是免费的。

(61)参见《行政处罚法》第25条、《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9条。

(62)这里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我国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因此对于被收容教养的少年，应在教养场所开办类似工读学校之类的学校，让他们接受并完成法定的义务教育。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有：1、对于没有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少年犯，在对他们执行刑罚时，要不要让他们首先完成义务教育，目前实践中对此鲜有讨论，笔者认为，我国的〈〈义务教育法〉〉并没有排除这部分人，因而应当给他们提供完成义务教育的机会。2、我国现存的工读学校制度，虽然它相对收容教养等制度来说要宽松得多，但毕竟有强制性质，因而可以说对人身自由是有一定限制的，目前工读学校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于1987年转发的国家教委、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关于办好工读学校的几点意见〉〉。对于这一制度到底是存是废，是纳入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还是不纳入，由于笔者尚缺乏成熟意见，因此这里仅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希望得到别的方家指点。

(63)当然，“严厉”只是针对戒毒的需要而言，在此前提下，仍然应当尽可能地寻求符合人道主义的管理方法。

(64)参见何胜兴：〈〈谈戒毒劳教人员的康复〉〉，《中国劳动教养》1999年第2期。

(65)参见《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主持召开劳教立法座谈会综述》，《中国劳动教养》1999年第3期。

(66)参见王家福、刘海年主编：《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791页。

(67)同注58。

教养制度范文篇6

【关键词】劳动教养/作用/缺陷/改革

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由来

1955年下半年，我国在取得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又在机关内部开展了大规模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共中央于1955年8月25日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1956年1月10日，党中央又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该指示对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指导原则、审批权限、领导和管理等问题作了原则规定。从此，劳动教养机构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诞生。

1957年8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于8月3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又于同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根据社会治安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在1986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通过了《关于严禁的决定》，这些规定进一步对劳动教养的对象作了扩大。此外，一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也对劳动教养工作作出了补充规定，如1989年国务院的《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处理反动会道门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上述法规、规章、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共同构成了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指导、规范着我国的劳动教养工作。

二、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发挥的作用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自1955年创立以来，迄今已走过了50年的历程。50年来，这项制度在预防犯罪和改造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使那些处于犯罪边缘的人避免了继续违法和走向犯罪，而且通过改造也使那些已经违法犯罪的人认识到罪错，及时纠正了自己的不良行为习惯。据调查显示：经过改造的人员返回社会后，他们中的90％左右的人都能够遵纪守法、自食其力，有的甚至还被评为“先进模范”，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主要表现在：

1、预防、震慑作用。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及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对劳动教养的性质、适应的对象、劳动教养的期限等内容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劳动教养的适用有了一定的规则和依据，这些规则和依据会有效指引行为人的行为，使行为人能够及时根据相关规定了解和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属违法犯罪行为，是否会受到劳动教养处罚，并有意识地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另一方面，通过劳动教养的适用，不仅使得违法行为能够得到相应处罚，起到有效遏制、预防犯罪的作用；而且也能够警戒社会上不稳定分子，使他们不敢挺而走险。尤其，劳动教养最高处罚四年的规定，更对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

2、教育、改造作用。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开宗明义：“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劳动教养问题，作如下决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三条：“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教育感化第一，生产劳动第二。在严格管理下，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锻炼，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尊重公德，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材。”。依照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劳动教养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违法犯罪，而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强制性的教育改造。

实践中，劳动教养的教育、改造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如：为有利于劳教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就业，不少劳动教养管理所办有电脑、裁剪、缝纫、电器维修、木工、烹调、理发、汽车驾驶和维修等职业技术培训班；劳教人员学习文化和职业技术经考试合格的，发给社会承认的文化或技术等级证书；劳教所还积极与劳教人员的家属、原工作单位和原居住地的政府及有关单位建立联系，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以及签订“联合帮教协议”等方法，对劳教人员共同进行帮助教育；这些都使广大劳教人员体会到党和政府及社会公众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增强了改正错误的信心。

三、我国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的尴尬

勿容置疑，劳动教养作为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也曾经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该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尤其，随着我国《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出台，更将劳动教养制度推上了不合法的境地。

1、劳动教养制度违反《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据此规定，我们可以推出：长时间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应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否则，均应认为是非法（从国外立法来看，长时间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也无不置于司法机关的合法监控之下）。而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及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劳动教养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来审查批准的（实际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而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又是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依此程序来对行为人实施限制人身自由时间较长的劳动教养显然严重违反《宪法》规定，背离《宪法》和法治精神。

2、劳动教养制度违反《行政处罚法》、《立法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无权设定，而作为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基础性法律依据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在性质上至多属于行政法规（有人认为其更像似政策性文件）。因此，以行政法规来设定限制人身自由这样重大的行政处罚已明显违反《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规定。

3、劳动教养制度不符合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九条第一项、第四项明文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因此，从该规定来看，公约要求任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都必须始终处于司法机关的合法监控之下。而与之相比，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显然差之甚远。

4、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不明、且期限过长。

劳动教养制度自创建以来,迄今为止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提法”，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二条：“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之规定，劳动教养的性质是一种强制教育措施,而根据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二条：“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之规定，劳动教养的性质又是一种行政措施，另外，实践中有的学者根据劳动教养期限的长期性，更将劳动教养制度看成为“准刑法”性质。虽然根据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可以推断出劳动教养的性质应为行政处罚，但根据现行法规，作为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又是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这一性质不明的机构作出，这让我们又难以自圆其说。

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期限，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及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也作了相关规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第三条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节日、星期日休息。”，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劳动教养期限，根据需要劳动教养的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动机和危害程度，确定为一至三年。劳动教养时间，从通知收容之日起计算，通知收容以前先行收容审查或羁押的，一日折抵一日。”。根据这些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一般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可以达到四年，如此长的期限规定实际上与剥夺自由的有期徒刑无异，甚至比《刑法》所规定的管制、拘役、刑期较短的有期徒刑还要重。而劳动教养所适用的对象，却仅为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者，并且从程序上来看，劳动教养也不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而直接由劳教委就可作出决定，无怪乎实践中有些违法犯罪人宁愿被定罪处刑也不愿被劳动教养。

四、改革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劳动教养作为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自1955年实施以来，确实在感化人、教育人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曾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突飞猛进，社会主义法制也日臻完善，依法治国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写进了十五大，再加上当前面临着某些地区存在严重司法腐败和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人权问题的指责，使我们不得不对我国劳动教养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改革完善，使之更适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现代社会“法制统一”规则的要求。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渊源包括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及其他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其中，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是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基础性行政法规，国务院后来转发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在性质上也仅仅属于部门规章，而近年来我国颁布实施的若干基本法律实际上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劳动教养的合法性。如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可见构成劳动教养制度法律依据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规定，已明显与现行法律作出的明确规定相违背，而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理，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事实上已经处于不合法的境地，只是未被明令废止和撤销而已。

2、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遵守和履行国际公约的要求。

中国政府一再承诺，信守已签署的国际公约规定的责任和义务。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根据公约，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决定只有通过正当程序由法院作出，才符合国际人权保护精神。虽然我国目前尚未正式批准加入该公约，但那只是时间问题，最终批准却是必然的。而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规定与公约要求的格格不入，必将影响到我国批准该公约的进程，进而影响到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因此，如果我们不及时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将会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中国政府违背国际公约和侵犯人权留下最好的借口。

3、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现代社会“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原则的要求。

由于长期受“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导致我国一段时间以来在法律制定和法律适用上出现了片面追求实体而忽略程序的现象，认为只要“实体公正”就是公正，程序无关痛痒，忽视“程序公正”的存在。近年来，随着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程序的独立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考察我国现行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实体方面规定的较为丰富，程序规范却严重缺乏。表现在：劳动教养直接由承办的公安机关报请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即可，其内部性、部门性、非诉性、简易性的特点决定了其缺乏严格和公正，因而很难避免对公民作出不公正的处理，使一部分不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员被劳教；劳动教养审批程序剥夺了被劳动教养者的参与机会，如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赔偿请求权等均没有规定，违背程序公正原则；不服劳动教养决定的救济途径基本没有规定，实践中，虽然被劳教人员不服劳教决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由于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往往很难行使诉权，劳教决定很少受到司法监督。上述种种缺陷，严重影响了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形象。

4、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劳动教养制度自身及实践对其提出的要求。

自劳动教养制度创立以来，我国立法机关作出了不少含有劳动教养的决定，行政机关也制定、颁布、批转了不少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司法、执法机关也对劳动教养工作制发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可谓“法出多门”。但从内容上看，绝大多数都是粗略的实体规定，程序规定几乎为零，另外还有些规定或前后不一、或相互矛盾，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

正是由于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才使得劳教委（实际上由公安部门）适用劳动教养和劳教机关执行劳动教养存在很大程度的随意性，为执法腐败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在现实办案过程中存在不少由于缺少法律规定滋生的以罚代教、以教代刑甚至不够劳动教养条件而被强行劳动教养的不正常现象。例如：笔者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个案件，×市出租车司机为反对无营运手续的出租车及非法运营的三轮车上街运营而举行集体游行示威（此次游行没有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张×是当地一名出租车司机，当日上街观看。被×市×区公安带走询问，后被刑事拘留，×区公安提请批捕，检察机关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后张×被劳动教养。在这个案件中，由于张×根本没有参与游行，公安机关证据不足，检察机关才不批准逮捕，但张×却被当地劳教委决定劳动教养。由此可见劳教委（实际上由公安机关）适用劳动教养的随意性。通过该案例，可以让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五、改革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构想

对于劳动教养的出路，理论界大致有三类主张：一是主张保留并强化，认为劳教制度创建50年来，教育改造了几百万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人，不仅为稳定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把大量被劳教人员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因而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二是主张废除，认为劳教性质不明，劳教对象混乱，操作过程缺乏监督，随意性大，且期限过长，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是法治不健全时代的产物，应予以废除；三是主张改革，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社会治安、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仍需进一步稳定，在这种形势下，要一下子把实行了50年之久的劳动教养制度完全取消，不切实际。再者，我国刑法对犯罪概念既有定性规定，又有定量规定（而西方国家的刑法却只有定性规定，没有定量规定），定量规定决定了我国刑法偏重于结果本位，忽视行为人的人格状况，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二者均对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因素考虑不够，从而在预防和治理犯罪上留下一种结构性缺陷，这一结构性缺陷需要劳动教养这样一种侧重行为人的主观恶习而关注其人格矫治的方法来弥补。但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种种弊端又确实不容忽视，因而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从近几年的讨论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人属于第三种观点，即主张改革，笔者同样倾向于该观点。那么，究竟应如何改革呢？下面笔者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1、劳动教养制度应尽快上升为法律，取得法律上的依据。

目前，我国关于劳动教养制度方面的规定，主要存在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及有关的规范性文件中，法律尚未对劳动教养制度作出任何规定。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颁布，劳动教养制度已与这些法律直接发生冲突，而且事实上已经处于不合法的境地，只是未被明令废止而已。因此，为解决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所面临的窘境，必须尽快制定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使其合法化。

2、劳教立法应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

我们都知道，性质不明是制约劳动教养制度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劳动教养定性不明，才导致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发生理解和适用上的混乱。我国劳动教养制度自从创建以来，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提法。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劳动教养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之后颁布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又规定：劳动教养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实践中更有人把劳动教养看作是“准刑事处罚”。究其缘由，乃法律规定不明确所致。因此，对劳动教养进行法律定性就成为完善劳教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必须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因此，笔者建议在修改和完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时，首先要明确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

就劳动教养的性质而言，其究竟属于行政处罚，还是属于“准刑事处罚”，还是属于其他性质呢？从我国劳动教养的方针和具体内容来看，劳动教养似更注重对违法行为人的教育改造，注重对违法行为人的心态和人格的矫正。因此，其与行政处罚或“准刑事处罚”的职能有一定的距离，将其归类于行政处罚或“准刑事处罚”，称谓似乎不太恰当，而且可能会不利于违法行为人的心态、人格的矫正，使其产生逆反心理，影响其改造效果。从这一点来看，笔者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更加突出对违法行为人心态、人格的矫正，另外，考虑到违法行为矫治的强制性，笔者认为，将其定性为行政强制措施似乎更为恰当，而且这样一来也可和我国已经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对接。

3、劳教立法应统一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对象。

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在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上极其混乱和随意。在适用范围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未作规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为大中城市，后来随着农村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一些地方又把劳动教养的适用面扩大到农村；在适用对象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了四类，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也可以收容劳动教养。而且适用对象也扩大到六类，后来又明确规定对赌博，制作、出售或传播淫秽物品和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的人员亦可实行劳动教养，对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的，应当实行劳动教养。这样适用对象再一次扩大。这些都充分表明了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在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上的混乱和随意。因此，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屏弃这些弊端，取消适用范围上的地域限制，统一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规定把劳动教养普遍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每一个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中国公民，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4、劳教立法应缩短劳动教养的期限。

从我国现行劳动教养规定来看，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3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这样的期限规定与刑法中的管制、拘役和短期自由刑相比，在严厉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违背了罪（错）罚相当原则，在实践中危害极大。因此，笔者建议，未来劳教立法应缩短劳动教养期限，将期限改为3个月至1年。必要时可延长半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好其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规定的衔接问题。

5、劳教立法应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监督机制及救济途径。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任何一种制度，不管设计得多么完善，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在实践中也很难保证公正、公平和有效的保障人权。尤其是在今天“权力分离、权力制衡”的法治社会，越来越要求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

我国现行劳动教养之所以遭到人们的质疑，一方面是法制冲突的因素，另一方面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缺乏监督和救济方面的规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改革后的劳教制度应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监督机制和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如完善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规定行为人不服劳动教养可申辩、申请复议、提起诉讼，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有权获得国家赔偿等，以此来更好地督促国家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公民的人权。

6、劳教立法应明确劳动教养决定程序及配套程序。

从决定的主体来看，建议废除劳动教养委员会这一形同虚设的机构，明确规定由公安机关决定，但必须向检察机关报告并接受其监督。检察机关认为不适当的，可要求公安机关重新作出决定或直接作出决定。同时赋予行为人申辩权、申请复议权、提起诉讼权、获得国家赔偿权等。另外，要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决定的时限、报告的时限、重新作出决定的时限、行为人行使各项权利的时限，只有明确提出时限要求，才能保证国家机关正确、及时行使职权，保证行为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和及时的救济。

总之，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其在实践中的危害也是有目共睹，不容忽视，而且正越来越显现出来。因此，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显得非常的必要和紧迫。然而，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内外关于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废之争的白热化，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早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3年，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127名代表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劳动教养立法》的议案；2004年3月7日，《违法行为矫治法》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中。本文中，笔者仅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几年来实践经验的积累，对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有感而发，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仅希望能籍此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劳教制度改革。

参考书目：

1、夏宗素、张劲松主编：《劳动教养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2、常兆玉主编：《劳动教养管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参考论文：

1、魏晓鹏：《对劳动教养工作的调查》，《法学杂志》1998年第6期。

2、刘仁文：《劳动教养亟需立法》，《法学杂志》1998年第5期。

教养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劳动教养合理性缺陷立法改革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存在了50年，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国际人权斗争日益尖锐的新形势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问题已成为国内甚至国际法学界和人权组织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从事劳教工作多年，本着对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关心和理性思考，不揣冒昧，试就劳动教养制度的合理性及改革取向提一些不成熟的见解。一、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如何评价一项法律制度？它的标准是什么？这是评判劳动教养制度存在是否合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任何法律制度都是现实经济关系和现实社会要求的表现，判断一项法律制度存在是否合理，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来检验，看它是否符合和体现我们党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我们说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主要原因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它的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来看，它符合和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领域里，一项制度的存在是否合理，评判基准为特定时空条件下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劳动教养50年的曲折历程，尽管受到过创办初期“反右”斗争等政治运动的消极影响，但它的主流仍然集中体现了在社会治安需要中扩大，在发挥社会功能中发展这一劳动教养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劳动教养制度已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据统计，劳动教养自创办至今全国已收容教育了300多万违法犯罪人员。这些人经过劳动教养回归社会以后，90％左右的人都能够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由过去社会上的“害群之马”，成为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之材。正如著名的法学家储槐植教授所说的，劳动教养“对满足社会需要功不可没。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劳动教养存在的合理性的基本缘由”。1（二）劳动教养制度在运作机制上也是朝着法治化的方向发展的一是劳动教养从党内指示开办，逐步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先后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及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多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二是在审批程序上，国务院1982年1月批转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明确规定：“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从制度上否定了公安集办案、审批于一体的做法。三是在劳动教养的执行上，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探索劳教工作特色，创办劳动教养学校，创建现代化文明劳教所等等。近年来更是把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引入到劳教场所中来，在保护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因而，赢得了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和国际友好人士的赞扬。（三）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劳动教养制度必须进行改革，但从社会需要这个角度来说，劳动教养制度仍然日益显示出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政治上看，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并没有减轻。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劳动教养作为国家维护政治统治与社会秩序的手段显然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经济上看，我国已进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的进程，人、财、物的流动，违法犯罪活动也进入了案件的多发时期。有学者预测，由于社会转型的相关效应、市场经济的相关效应、规范缺失、道德失范等原因，我国的违法犯罪仍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从法律上看，我国刑法建立在行为本位的基础上，犯罪的概念兼有定性和定量的因素。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为，我国刑法的这一规定符合我国的国情，从保护人权的角度来看也有正面意义，刑法的定量因素不宜取消。而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之外尚有两块领地专属劳动教养，其一是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治安管理不足以惩戒，刑法上又没有相应罪名的。如强制戒毒后复吸毒者，处以劳动教养。其二是“大法不犯、罪错不断、危害治安、百姓憎恶、法院难办”的“刑法边缘行为”，客观恶行不重而主观恶习较深，构不成犯罪，刑法对之只能无奈；这就是我国刑法的结构性缺损，而劳动教养制度正好弥补了刑法的结构性缺损。因此，作为处置“刑法边缘行为”的劳动教养制度其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当然不可或缺。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劳动教养制度仍然有必要长期存在。二、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缺陷劳动教养制度尽管在总体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本身，在运作机制上它又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具体来说，劳动教养制度在运行机制上存在三个方面的严重缺陷：（一）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效力不足、法律性质与其实际严厉程度不相适应1.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效力不足。现行劳动教养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79年）和国务院批准、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其中《决定》和《补充规定》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由于它们都是由国务院颁布的，因而其本质上应属行政法规.虽然《试行办法》第1条的规定表明它是根据前述《决定》和《补充规定》而制定的，但纵观其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对《决定》和《补充规定》的全面修改和补充，因此，事实上《试行办法》就成为劳动教养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我国2000年3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明确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显然，《试行办法》等不符合该要求。另外，按照目前对劳动教养性质的定位，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而我国199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处罚法》在其第8条所规定的7种行政处罚种类中，并无“劳动教养”这一种。该法第9条第二款还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因此，作为行政规章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也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还有，我国已经在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9条第一款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这里的“法律”，业内人士都清楚，应指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样，劳动教养现在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失去了作为行政处罚应有的法律地位。

2.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与其实际严厉程度不相适应。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或者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但从劳动教养的期限以及剥夺被劳动教养人员的人身自由程度看，却比适用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还要严厉，甚至严厉得多：管制的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则为1至3年，必要时还可延长1年；被判处管制的犯罪人，在原居住地执行，属限制部分人身自由的开放性刑罚，被判处拘役的犯罪人，就近执行，每月可以回家1至2天。被劳动教养的人，则要收容于专门的警卫森严的劳教场所，节、假日一般只能就地休息。不仅如此，刑法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还可适用缓刑，而劳动教养则无此类规定。劳动教养的这种严厉性，使人们都习惯于把劳改与劳教混为一谈，普通老百姓视劳教与劳改一样，都是“坐牢”，即使国家机关，也常常把二者相提并论（统称为“两劳人员”），有时甚至等同起来，如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通过的《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其中第1条规定：“劳动教养人员逃跑的，延长劳动教养期限。劳动教养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三年内犯罪，逃跑后五年内犯罪的，从重处罚，并且注销本人城市户口，期满后除确实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重新劳动教养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这里，就是把劳教人员与劳改罪犯放在同一个层面上来对待的。而它与某些刑事处罚内在逻辑的颠倒，还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以下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有的共同犯罪中，主犯被判管制、拘役或有期徒刑缓刑，而从犯却反而被劳动教养1年以上；有的案件如盗窃，盗窃一两千元，刑期仅为几个月，而偷拿不足千元的几百元钱，却要被劳教2至3年；有的劳教人员，刚被投入劳教，便主动坦白交代劳教前的犯罪问题，恳请被法院判刑，从而用较短的刑期来免去较长的劳教期。这些现象的存在，在社会上和部分劳教人员中产生了“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的印象，严重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这也说明劳动教养在执行上特色不鲜明的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劳动教养至今仍被一些人称为“二劳改”而受到非议。（二）劳动教养的收容范围不统一、适用的对象不稳定1.劳动教养适用范围缺乏一致性的统一规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规定为“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增加了“对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但《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严禁的决定》等则没有地域限制，可见，收容范围在地域范围和对人的效力上缺乏一致性的规范，人为地造成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因人因地而异，显然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2.劳动教养适用的对象不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规定的适用对象是4种人。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将其适用对象扩充为6种人。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司法文件中也有关于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规定，适用对象增加到20多种。地方法规对适用对象的规定更加宽泛。随着治安形势的变化，收容对象适当增加是必要的。但增加过多过快，一些地方立法的权力，甚至超出了法定的范围。适用范围和对象的混乱，使执法、司法、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适用法律造成了困难，违背了我国规章不能与法规相矛盾，法规不能与法律相冲突的法治统一原则，影响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整性、权威性和稳定性。不仅损害了劳动教养的法制形象；而且存在着可能被滥用的危险性，不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三）劳动教养审批程序不正当法治的精义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尽管劳动教养被定性为强制性教育行政措施或行政处罚，但其实质仍然是限制公民较长时间自由的一种严厉处罚。从法理上讲，公民有免于不经审判而被监禁的权利。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明文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必须经合格的法庭来裁定。”劳动教养的决定不经过司法程序，执法主体从审查到批准决定，实际上均由公安机关一家负责。这种根据书面材料认定案情的做法难免会在认定证据、事实上有失偏差，依据的证据材料有时也难以真正得到核实、质证，显然与“非经审判不得监禁”的法治精神相冲突，而且，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法律、法规，还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弊端。对于劳动教养案件办理的行政程序，如调查取证、传唤讯问、听证申辩、赔偿请求等基本操作程序均没有明确规定。由于劳动教养决定缺乏起码的程序保障，劳教案件也难免会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造成实体决定的错误。

三、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取向维护社会治安，是劳动教养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需要，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严重缺陷则是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内在要求。正视劳动教养制度在运作机制上的严重缺陷，通过立法把劳动教养制度纳入法治化和司法化的轨道，是改革和完善劳动教养制度的必由之路。（一）两种方案探讨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目前法学界和司法行政界提出了多种方案。有的主张取消我国刑法的定量因素，代之以定性的方法，实现劳动教养的犯罪化和刑罚化；有的主张参照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制度，1建立起中国保安处分体系，等等。笔者仅就上述两个方案进行评析并提出我们的构想。1.取消刑法的定量因素，不符合中国国情。这种方案实施的后果是明显的，由于取消刑法的定量因素，并入刑法体系的就不单只劳动教养，还有现有的治安管理处罚，两者都会在我国的处罚体系中消失。随之而来是犯罪概念的泛化和犯罪圈的极大扩张。根据对《中国法律年鉴》相关资料的分析，治安管理处罚数大约是法院有罪判决数的5倍，也就是说，公民中的犯罪记录将会是现在的6倍以上。这样的后果，一有违我国的文化道德传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犯罪记录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负面社会心理效应是广泛而沉重的，不仅对于当事人及其家属的发展不利，而且由于社会歧视等原因，还可能引发其他事端或违法犯罪行为，增加社会的不稳定的因素。二有违建国以来提出的正确的治国理论与实践，不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邓小平、等领导人都先后提出过“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政策措施和治国理论，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取消刑法的定量因素必然是消极因素的增加和激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不利影响。三有违保护人权的宗旨。很显然，取消刑法的定量因素，相当一部分本来只应受到劳动教养或治安管理处罚的人，将受到更为严厉的刑事处罚。即使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去衡量，也是负面作用多于正面效应。（当然，刑法上的定量因素也有其弊端。本文从略。）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审判如此庞大的犯罪案件，审判的成本也将大幅提高，法院也不堪重负。而且，我国的刑法刚作修改，不可能在短期内又作大幅的修改，它的现实可行性显然很小。

教养制度范文篇8

今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我国现有法律制度的反思，尤其是在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法律制度方面，我们还有相当多的立法空白和谬误亟需梳理审查。作为限制公民人身权的劳教制度，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其先天不足，与现行法律背离，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根据《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行政处罚法》则规定，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设定权，只能由法律行使，不能授权。在此前提下审视现有的劳教制度，不难发现，当前的劳教的法律依据是：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以及去年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等法规，均非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

一、当前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规定

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2002年4月12日）中用整章的篇幅对40多年来各种法律、法规中关于劳动教养对象的规定进行了梳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至第12条的规定，可以将适用劳动教养的条件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适用劳动教养的主体条件

所谓适用劳动教养的主体条件，是指接受劳动教养处理的人在年龄、身份、身体状况、责任能力以及因此而引起的适用条件和处罚原则方面的必要条件。《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至第12条中有如下规定：

1、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必须年满16周岁。对未成年人决定劳动教养，应当严格控制。

2、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是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和无生理缺陷及其他身体情况的人。

3、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是在中国境内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特定的中国公民。

（二）适用劳动教养客观方面的条件

所谓适用劳动教养的客观方面的条件，是指使用劳动教养的客观事实，即违法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危害程度等方面的条件和情形。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共十项的规定，适用劳动教养的行为可归纳为下列两类：

1、应当依法决定劳动教养的行为：即第9条中的十项规定；

2、可以决定劳动教养的行为：即第9条第十项后半部分规定的“对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的人，因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院不起诉、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可以依法决定劳动教养。”

二、完善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构想

虽然公安部的《规定》对劳动教养对象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还存在理论与现实脱节的情况，结合劳教案件的办理实际，我认为今后在立法完善劳教对象范围方面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调整：

（一）以立法形式，明确劳教人员的法律地位

劳动教养人员的法律地位是指作为劳动教养法律关系主体的劳动教养人员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劳动教养人员虽犯有罪错，但仍是国家公民，享有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公民权。对此，《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及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均未做出明确阐述，我认为应当予以补充。

明确劳动教养人员的法律地位，有利于将劳动教养机关的执法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在劳动教养法中，明确有劳动教养人员的权利与义务，一方面确定了劳动教养人员在劳动教养期间的行为规则；另一方面也对劳动教养机关的执法工作提出了依法办事的严格要求。从劳动教养的提出到解教整个过程，劳动教养人员都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应该履行哪些义务，执法机关应尊重和保护劳动教养人员依法享有的权利，强制其履行应尽的义务。这必将推进劳动教养的法制化进程。

劳动教养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可作如下规定：（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申诉、辩护、控告和检举权；（3）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的权利；（4）人格不受侮辱、诽谤和不受打骂、体罚、虐待的权利；（5）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义务为：（1）认罪认错，服从管教；（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劳教机关的监督管理规定；（3）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爱护劳动工具；（4）努力学习政治、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5）检举揭发所内和社会上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根据公正原则，对适用对象平等对待

公正原则是指在适用劳动教养时，应当具有公正性。公正，首先要求对于任何人，在劳动教养的适用上应当一律平等。其次，公正还要求劳动教养的适用应当适当和适度，不得滥用。再者，劳动教养的轻重程度应当与行为人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人身危险性相当。当前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时,由于地区经济差异和立法滞后等原因,在适用对象和范围的把握上,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有悖于公正原则:

首先，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中，对两类人员进行劳动教养已有相当程度的萎缩：一类是人员；一类是教唆他人违法犯罪，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对这两类人员，《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第六项、第八项，有明确规定是属于应当劳教的，根据公正原则，应依法报劳教。

其次，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第十项的规定，对有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劳动教养的情形的，也应当劳教。主要包括：1、以自残手段逃避惩罚的违法犯罪分子（公安部、

司法部[88]公刑字75号《关于坚决依法惩处以自残手段逃避惩罚的犯罪分子的通知》）；2、盗伐、滥伐森林的人员（林业部、公安部林安[1985]249号《关于盗伐、滥伐森林案件划归公安机关管辖后有关问题的通知》）；3、利用摘节育环进行违法犯罪的人员（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83]法研第25号《关于依法惩处利用摘取节育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分子的联合通知》）；4、有配偶的人与他人非法姘居的人员（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关于重婚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对这几类人员，也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给予劳教。

第三，对劳动教养的适用地域，规定中只规定了对外国人、无国籍人、华侨，台湾居民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不得决定劳动教养。没有规定城、乡的差别对待，所以在地域上劳教制度不应仅限于城市，也应当将此制度推行到农村。

第四，对于涉及“非典”的违法行为应尽快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可将之纳入劳动教养对象。

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应该在立法和执行方面加以完善。只有将劳动教养制度适用于每一个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三）对复吸毒人员，建议以强制戒毒代替劳教

首先，从主观上看，复吸毒人员是由于对的依赖成瘾导致复吸毒行为发生的，其主观恶性有别于其他几种违法行为（有的医学研究认为吸毒成瘾是一种精神病态现象，不应当认定为违法犯罪），应与《规定》第9条中其他九种劳教人员区别对待；其次，从客观条件看，劳教所的医疗条件与强制戒毒所的条件有一定差距，其戒毒方式往往是以闭代戒，缺乏治疗、心理辅导等措施，戒毒人员的医疗康复权利往往被忽视。此外，戒毒人员在劳教所内得到减期的机会也比较少，其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证。因此，我认为应将吸毒人员与其他劳教人员分离，将之送强制戒毒所，对其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康复计划。

（四）对未成年人，应严格把关，从宽处理

对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10条规定明确了未成年人不得劳教的条件：初犯、在校学生，且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实际管教能力的。那么，属于初犯、在校学生，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无实际管教能力的；再犯而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实际管教能力的，是否就一定要报劳教呢？我认为值得商榷：

1、对未成年人是否再犯的问题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为根据《规定》，未成年人初犯而监护人有管教能力的不应劳教，则对初犯没有相应的记录；因此，对再犯也就无法取得所谓“初犯”的书证资料。那如何确定是否再犯呢，只有靠行为人的口供，这是立法上不合逻辑的地方。

2、对监护人有无实际管教能力取证难，也缺乏统一的标准。由于深圳是一个流动人口比例较大的城市，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多为外地人口，法律中只规定要对未成年人父母是否具有管教能力进行调查，没有规定父母与未成年人分居两地的，是否就可以直接认定其无管教能力。此外，从情理上讲，任何人的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被处罚，所以实践这项法律的后果就是只要父母俱在，大多数父母都不会承认自己没有管教能力。而公安机关在实践中，往往以推理代替调查，给出非深圳户籍未成年人无监护能力的证明，这能否经得起法律的推敲？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3、对未成年的侦查存在先天的漏洞。《规定》第十七条：“讯问未成年违法犯罪嫌疑人，除有碍调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教师到场。”由于深圳的违法未成年人多为外地人，致使此项规定基本形同虚设。同时，根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法律应该在权利界定上使社会成本最低化。在我市的实际情况下，如果坚持对讯问时应有监护人到场的规定，事实上就是人为地造成社会成本（监护人往返的时间成本和路费成本）的浪费。

鉴于以上三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对非深圳籍的未成年人，既要使案件得到公正处理，又要在程序不违法，实是两难之境。因此，建议对此类人员以收容遣散代替劳动教养。

（五）经教不改应视为情节，而不做为定性的标准

经教不改的规定，贯穿于劳教立法的整个过程。《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第三项明确规定了四类经教不改的违法行为，即：1、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罪名包括：刑法第237条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第238条的非法拘禁罪）；2、妨碍社会管理秩序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刑法301条、279条、280条、312条）；3、侵犯财产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刑法264、266、267、268、274条）；4、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刑法227、206至209条）。

在实践中，我们对上述四类人员劳教时有所突破，我认为这种突破是合乎立法本意的，理由是：

1、经教不改的性质应当属于从重的情节，而非定性的标准。经教不改从性质上是属于累犯的情形，比照《刑法》关于累犯的规定（第六十五条），是应当从重处罚，而《行政处罚法》中则没有对此情况进行规定。劳教作为介于刑事、行政中间的一种处罚形式，《规定》的立法本意不应与现有高层次法律（《刑法》）相违背。参考《规定》对其他九项不需要屡教不改情形的规定，可知两者均为情节低于犯罪的违法行为，是否需要对犯罪行为在性质上加以区分？我认为，没有必要，也无法区分，区分只能在刑罚上体现出来。同理，将经教不改作为违法行为的定性标准，实际上就是对违法行为的属性进行轻重的排列，也是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实际上只要具备犯罪要件，就可以对行为做出认定，是否经教不改应当作为处罚的情节，而非定性的前置要件。

2、从社会效益的角度，经教不改也应视为从重情节。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提到，对累犯实施比初犯更为严厉惩罚的惯例一般只限于刑罚通常为徒刑的情况，这表明其所适应的社会目标是预防犯罪。如果将经教不改作为劳教的定性标准，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一公安内部的法律适用标准很难向全社会普及，所以也就收不到预防犯罪的效果。而如果将经教不改作为从重情节，作为加重人身自由限制程度的一条法理依据，则由于适用面的扩大，此原则将较易于普及，也能确实保证处罚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预防犯罪）。

教养制度范文篇9

劳动教养制度始于1957年反右这一特殊时期，现今的依据是1982年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至今为止，实施了近50年。人民代表的呼声终于引起了立法高层的注意，用以取代劳动教养制度的新的“矫治措施”即将出台，如果这个“立法规划”能促成现行劳教制度的废止，则是将国家之幸、人民之幸。报道此事的媒体评价它“对于处理轻微违法行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固然不错。但是它在发挥这些作用时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因此，这是一项极其腐朽的制度。

先来看所谓“处理轻微违法行为”的作用。如果是处理轻微违法行为，当用轻微的处罚措施，那么劳动教养是否是轻微的呢？劳动教养，是对那些不够刑事处罚或不需要刑事处罚且具有劳动能力的违法人员，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最为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名为“教养”，但因其完全剥夺人身自由、在劳教场所内强制关押，与刑罚措施在惩罚的严厉性上无异。其期限是1至3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可以长达4年。在内容上它与在监狱服刑并无差别，其对被劳教人员人身自由剥夺的程度和期限，甚至比刑罚中的管制（3个月以上2年以下，只需监外执行）、拘役（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短期有期徒刑（6个月以上3年以下）还要严厉。用这样的手段处理轻微违法行为，实为酷刑，违背了刑法和行政处罚法中的比例原则，严重侵犯人权。

另外，劳动教养在实体依据上也为宪法法律所不容。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作为宪法性文件的《立法法》第8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劳动教养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措施，并不存在真正的“法律”渊源，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从性质上来说属于部门行政规章，未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规章无权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措施，而且劳动教养也不是《行政处罚法》明文规定的处罚种类。劳动教养制度缺乏法律依据。它在处理违法上发生了一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践踏法治、违背宪法的消极作用。

再来看所谓“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从劳动教养的决定程序来看，公安机关是事实上的审批机关，同时劳动教养的调查和申请者，在公安机关与被劳教人员之间，缺乏一个居中裁判者，不需法院裁判，不需检察监督，当事人没有提出回避和请律师辩护的权利，公安机关便可通过内部报批程序就可以将被劳教人员送往劳教所。因此，劳动教养程序违背了公开、中立、独立的正当程序要求，还可能滋生公安机关在劳教决定过程中的腐败。

国家有维护社会秩序的权力与责任这当然不错，但是，国家在维护秩序的同时要时刻警惕其使用的手段可能侵犯公民权利，以公民权利为代价的秩序，其背后则是人民的忍受和牺牲。一个社会从来都不是以这样的秩序为目的的，否则，某些黑社会的“绿林规则”也可在一定的意义上“维护社会秩序”，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违背正当程序要求的所谓秩序，人民是不需要的，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也是不能容忍的。

什么是正当程序？美国学者、《人民的权利》一书的作者麦文·尤诺夫斯基（MelvinUrofsky）指出：正当程序是“指每个被告人，无论受到何种指控，都有权经过一定的程序，确保他/她最终得到公正的、根据法律进行的、公开的、让公众对这个制度的公正性感到放心的审判。”（MelvinUrofsky，《人民的权利》，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rop/roppage.htm.）费利克斯·法兰克富特（FelixFrankfurter）大法官曾说：“美国的自由史在相当不小的程度上是程序史。”总之，“任何州也不得未经法律正当程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

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单向性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的国家，会不会因为审判程序的繁琐和复杂让有一些违法犯罪的人得以逍遥法外呢？“回答是肯定的，这是我们为坚持正当程序的制度所付的代价之一。偶尔会有一个罪犯逃出法网，但我们的目的是确保不让任何无辜的人误受惩罚。这个制度不是尽善尽美，但它的确以理想为准则。要保护人民的权利，民主国家中的正当程序就不能是一句空话。”（MelvinUrofsky，《人民的权利》。）在民主法治社会，处理违法、维护秩序永远不能作为排斥人民程序权利的理由。

教养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劳动教养/作用/缺陷/改革

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由来

1955年下半年，我国在取得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又在机关内部开展了大规模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共中央于1955年8月25日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1956年1月10日，党中央又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该指示对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指导原则、审批权限、领导和管理等问题作了原则规定。从此，劳动教养机构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诞生。

1957年8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于8月3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又于同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根据社会治安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在1986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通过了《关于严禁的决定》，这些规定进一步对劳动教养的对象作了扩大。此外，一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也对劳动教养工作作出了补充规定，如1989年国务院的《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处理反动会道门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上述法规、规章、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共同构成了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指导、规范着我国的劳动教养工作。

二、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发挥的作用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自1955年创立以来，迄今已走过了50年的历程。50年来，这项制度在预防犯罪和改造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使那些处于犯罪边缘的人避免了继续违法和走向犯罪，而且通过改造也使那些已经违法犯罪的人认识到罪错，及时纠正了自己的不良行为习惯。据调查显示：经过改造的人员返回社会后，他们中的90％左右的人都能够遵纪守法、自食其力，有的甚至还被评为“先进模范”，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主要表现在：

1、预防、震慑作用。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及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对劳动教养的性质、适应的对象、劳动教养的期限等内容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劳动教养的适用有了一定的规则和依据，这些规则和依据会有效指引行为人的行为，使行为人能够及时根据相关规定了解和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属违法犯罪行为，是否会受到劳动教养处罚，并有意识地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另一方面，通过劳动教养的适用，不仅使得违法行为能够得到相应处罚，起到有效遏制、预防犯罪的作用；而且也能够警戒社会上不稳定分子，使他们不敢挺而走险。尤其，劳动教养最高处罚四年的规定，更对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

2、教育、改造作用。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开宗明义：“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劳动教养问题，作如下决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三条：“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教育感化第一，生产劳动第二。在严格管理下，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锻炼，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尊重公德，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材。”。依照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劳动教养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违法犯罪，而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强制性的教育改造。

实践中，劳动教养的教育、改造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如：为有利于劳教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就业，不少劳动教养管理所办有电脑、裁剪、缝纫、电器维修、木工、烹调、理发、汽车驾驶和维修等职业技术培训班；劳教人员学习文化和职业技术经考试合格的，发给社会承认的文化或技术等级证书；劳教所还积极与劳教人员的家属、原工作单位和原居住地的政府及有关单位建立联系，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以及签订“联合帮教协议”等方法，对劳教人员共同进行帮助教育；这些都使广大劳教人员体会到党和政府及社会公众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增强了改正错误的信心。

三、我国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的尴尬

勿容置疑，劳动教养作为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也曾经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该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尤其，随着我国《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出台，更将劳动教养制度推上了不合法的境地。

1、劳动教养制度违反《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据此规定，我们可以推出：长时间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应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否则，均应认为是非法（从国外立法来看，长时间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也无不置于司法机关的合法监控之下）。而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及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劳动教养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来审查批准的（实际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而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又是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依此程序来对行为人实施限制人身自由时间较长的劳动教养显然严重违反《宪法》规定，背离《宪法》和法治精神。

2、劳动教养制度违反《行政处罚法》、《立法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无权设定，而作为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基础性法律依据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在性质上至多属于行政法规（有人认为其更像似政策性文件）。因此，以行政法规来设定限制人身自由这样重大的行政处罚已明显违反《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规定。

3、劳动教养制度不符合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九条第一项、第四项明文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因此，从该规定来看，公约要求任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都必须始终处于司法机关的合法监控之下。而与之相比，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显然差之甚远。

4、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不明、且期限过长。

劳动教养制度自创建以来,迄今为止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提法”，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二条：“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之规定，劳动教养的性质是一种强制教育措施,而根据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二条：“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之规定，劳动教养的性质又是一种行政措施，另外，实践中有的学者根据劳动教养期限的长期性，更将劳动教养制度看成为“准刑法”性质。虽然根据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可以推断出劳动教养的性质应为行政处罚，但根据现行法规，作为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又是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这一性质不明的机构作出，这让我们又难以自圆其说。

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期限，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及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也作了相关规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第三条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节日、星期日休息。”，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劳动教养期限，根据需要劳动教养的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动机和危害程度，确定为一至三年。劳动教养时间，从通知收容之日起计算，通知收容以前先行收容审查或羁押的，一日折抵一日。”。根据这些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一般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可以达到四年，如此长的期限规定实际上与剥夺自由的有期徒刑无异，甚至比《刑法》所规定的管制、拘役、刑期较短的有期徒刑还要重。而劳动教养所适用的对象，却仅为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者，并且从程序上来看，劳动教养也不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而直接由劳教委就可作出决定，无怪乎实践中有些违法犯罪人宁愿被定罪处刑也不愿被劳动教养。

四、改革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劳动教养作为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自1955年实施以来，确实在感化人、教育人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曾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突飞猛进，社会主义法制也日臻完善，依法治国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写进了十五大，再加上当前面临着某些地区存在严重司法腐败和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人权问题的指责，使我们不得不对我国劳动教养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改革完善，使之更适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现代社会“法制统一”规则的要求。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渊源包括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及其他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其中，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是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基础性行政法规，国务院后来转发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在性质上也仅仅属于部门规章，而近年来我国颁布实施的若干基本法律实际上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劳动教养的合法性。如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可见构成劳动教养制度法律依据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规定，已明显与现行法律作出的明确规定相违背，而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理，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事实上已经处于不合法的境地，只是未被明令废止和撤销而已。

2、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遵守和履行国际公约的要求。

中国政府一再承诺，信守已签署的国际公约规定的责任和义务。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根据公约，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决定只有通过正当程序由法院作出，才符合国际人权保护精神。虽然我国目前尚未正式批准加入该公约，但那只是时间问题，最终批准却是必然的。而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规定与公约要求的格格不入，必将影响到我国批准该公约的进程，进而影响到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因此，如果我们不及时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将会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中国政府违背国际公约和侵犯人权留下最好的借口。

3、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现代社会“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原则的要求。

由于长期受“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导致我国一段时间以来在法律制定和法律适用上出现了片面追求实体而忽略程序的现象，认为只要“实体公正”就是公正，程序无关痛痒，忽视“程序公正”的存在。近年来，随着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程序的独立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考察我国现行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实体方面规定的较为丰富，程序规范却严重缺乏。表现在：劳动教养直接由承办的公安机关报请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即可，其内部性、部门性、非诉性、简易性的特点决定了其缺乏严格和公正，因而很难避免对公民作出不公正的处理，使一部分不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员被劳教；劳动教养审批程序剥夺了被劳动教养者的参与机会，如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赔偿请求权等均没有规定，违背程序公正原则；不服劳动教养决定的救济途径基本没有规定，实践中，虽然被劳教人员不服劳教决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由于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往往很难行使诉权，劳教决定很少受到司法监督。上述种种缺陷，严重影响了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形象。

4、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劳动教养制度自身及实践对其提出的要求。

自劳动教养制度创立以来，我国立法机关作出了不少含有劳动教养的决定，行政机关也制定、颁布、批转了不少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司法、执法机关也对劳动教养工作制发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可谓“法出多门”。但从内容上看，绝大多数都是粗略的实体规定，程序规定几乎为零，另外还有些规定或前后不一、或相互矛盾，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

正是由于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才使得劳教委（实际上由公安部门）适用劳动教养和劳教机关执行劳动教养存在很大程度的随意性，为执法腐败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在现实办案过程中存在不少由于缺少法律规定滋生的以罚代教、以教代刑甚至不够劳动教养条件而被强行劳动教养的不正常现象。例如：笔者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个案件，×市出租车司机为反对无营运手续的出租车及非法运营的三轮车上街运营而举行集体游行示威（此次游行没有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张×是当地一名出租车司机，当日上街观看。被×市×区公安带走询问，后被刑事拘留，×区公安提请批捕，检察机关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后张×被劳动教养。在这个案件中，由于张×根本没有参与游行，公安机关证据不足，检察机关才不批准逮捕，但张×却被当地劳教委决定劳动教养。由此可见劳教委（实际上由公安机关）适用劳动教养的随意性。通过该案例，可以让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五、改革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构想

对于劳动教养的出路，理论界大致有三类主张：一是主张保留并强化，认为劳教制度创建50年来，教育改造了几百万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人，不仅为稳定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把大量被劳教人员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因而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二是主张废除，认为劳教性质不明，劳教对象混乱，操作过程缺乏监督，随意性大，且期限过长，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是法治不健全时代的产物，应予以废除；三是主张改革，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社会治安、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仍需进一步稳定，在这种形势下，要一下子把实行了50年之久的劳动教养制度完全取消，不切实际。再者，我国刑法对犯罪概念既有定性规定，又有定量规定（而西方国家的刑法却只有定性规定，没有定量规定），定量规定决定了我国刑法偏重于结果本位，忽视行为人的人格状况，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二者均对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因素考虑不够，从而在预防和治理犯罪上留下一种结构性缺陷，这一结构性缺陷需要劳动教养这样一种侧重行为人的主观恶习而关注其人格矫治的方法来弥补。但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种种弊端又确实不容忽视，因而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从近几年的讨论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人属于第三种观点，即主张改革，笔者同样倾向于该观点。那么，究竟应如何改革呢？下面笔者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1、劳动教养制度应尽快上升为法律，取得法律上的依据。

目前，我国关于劳动教养制度方面的规定，主要存在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及有关的规范性文件中，法律尚未对劳动教养制度作出任何规定。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颁布，劳动教养制度已与这些法律直接发生冲突，而且事实上已经处于不合法的境地，只是未被明令废止而已。因此，为解决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所面临的窘境，必须尽快制定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使其合法化。

2、劳教立法应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

我们都知道，性质不明是制约劳动教养制度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劳动教养定性不明，才导致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发生理解和适用上的混乱。我国劳动教养制度自从创建以来，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提法。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劳动教养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之后颁布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又规定：劳动教养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实践中更有人把劳动教养看作是“准刑事处罚”。究其缘由，乃法律规定不明确所致。因此，对劳动教养进行法律定性就成为完善劳教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必须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因此，笔者建议在修改和完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时，首先要明确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

就劳动教养的性质而言，其究竟属于行政处罚，还是属于“准刑事处罚”，还是属于其他性质呢？从我国劳动教养的方针和具体内容来看，劳动教养似更注重对违法行为人的教育改造，注重对违法行为人的心态和人格的矫正。因此，其与行政处罚或“准刑事处罚”的职能有一定的距离，将其归类于行政处罚或“准刑事处罚”，称谓似乎不太恰当，而且可能会不利于违法行为人的心态、人格的矫正，使其产生逆反心理，影响其改造效果。从这一点来看，笔者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更加突出对违法行为人心态、人格的矫正，另外，考虑到违法行为矫治的强制性，笔者认为，将其定性为行政强制措施似乎更为恰当，而且这样一来也可和我国已经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对接。

3、劳教立法应统一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对象。

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在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上极其混乱和随意。在适用范围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未作规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为大中城市，后来随着农村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一些地方又把劳动教养的适用面扩大到农村；在适用对象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了四类，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也可以收容劳动教养。而且适用对象也扩大到六类，后来又明确规定对赌博，制作、出售或传播淫秽物品和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的人员亦可实行劳动教养，对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的，应当实行劳动教养。这样适用对象再一次扩大。这些都充分表明了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在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上的混乱和随意。因此，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屏弃这些弊端，取消适用范围上的地域限制，统一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规定把劳动教养普遍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每一个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中国公民，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4、劳教立法应缩短劳动教养的期限。

从我国现行劳动教养规定来看，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3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这样的期限规定与刑法中的管制、拘役和短期自由刑相比，在严厉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违背了罪（错）罚相当原则，在实践中危害极大。因此，笔者建议，未来劳教立法应缩短劳动教养期限，将期限改为3个月至1年。必要时可延长半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好其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规定的衔接问题。

5、劳教立法应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监督机制及救济途径。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任何一种制度，不管设计得多么完善，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在实践中也很难保证公正、公平和有效的保障人权。尤其是在今天“权力分离、权力制衡”的法治社会，越来越要求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

我国现行劳动教养之所以遭到人们的质疑，一方面是法制冲突的因素，另一方面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缺乏监督和救济方面的规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改革后的劳教制度应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监督机制和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如完善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规定行为人不服劳动教养可申辩、申请复议、提起诉讼，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有权获得国家赔偿等，以此来更好地督促国家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公民的人权。

6、劳教立法应明确劳动教养决定程序及配套程序。

从决定的主体来看，建议废除劳动教养委员会这一形同虚设的机构，明确规定由公安机关决定，但必须向检察机关报告并接受其监督。检察机关认为不适当的，可要求公安机关重新作出决定或直接作出决定。同时赋予行为人申辩权、申请复议权、提起诉讼权、获得国家赔偿权等。另外，要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决定的时限、报告的时限、重新作出决定的时限、行为人行使各项权利的时限，只有明确提出时限要求，才能保证国家机关正确、及时行使职权，保证行为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和及时的救济。

总之，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其在实践中的危害也是有目共睹，不容忽视，而且正越来越显现出来。因此，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显得非常的必要和紧迫。然而，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内外关于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废之争的白热化，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早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3年，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127名代表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劳动教养立法》的议案；2004年3月7日，《违法行为矫治法》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中。本文中，笔者仅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几年来实践经验的积累，对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有感而发，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仅希望能籍此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劳教制度改革。

参考书目：

1、夏宗素、张劲松主编：《劳动教养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2、常兆玉主编：《劳动教养管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参考论文：

1、魏晓鹏：《对劳动教养工作的调查》，《法学杂志》1998年第6期。

2、刘仁文：《劳动教养亟需立法》，《法学杂志》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