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行范文10篇

交行范文篇1

向交通银行分行投递了简历，暑假期间。于年月日接到交行的面试通知，当时我河北老家，通知我号就要赶到交行参加面试，接到通知后我收拾了下，站了一夜的火车赶到交通银行分行，通过了初试，紧接着参加了第二天的笔试，成绩可能年后才能知道。年再次接到通知，28号参加第二次面试，同样是站了一夜的火车，因为这两次都赶上了春运的高峰期，同样很幸运的通过了面试，从一开始200多人，最后行长只留下了5个人，让我更为庆幸的5个人当中，唯一一个本科生，另外四个女的都是研究生。终于有幸可以进入交通银行分行实习了虽然到现在实习的时间不长，却在这宝贵的时间里学到好多东西，丰富并实践了大学的理论知识，同时也深感自己知识面的匮乏，鉴定了积极学习的信念。工作中，工作态度的转变是学到重要的一笔人生财富。技术水平只能让你达到一定的层次，而为人出事的态度及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才是提升你真正法宝。处长的一席话给我上了实习的第一课。实习期间，虚心学习，认真工作，认真完成工作任务，并与同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得到行里员工的一致认可。

一、经营管理现状

一)总体情况

也是中国早期的发钞行之一。1958年，交通银行(BankofCommun始建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中国早期四大银行之一。除香港分行仍继续营业外，交通银行国内业务分别并入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和在交通银行基础上组建起来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86年7月24日，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交通银行。1987年4月1日，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

交通银行完成了财务重组，国务院批准了交通银行深化股份制改革的整体方案。改革中。成功引进了汇丰银行、社保基金、中央汇金公司等境内外战略投资者。2005年6月23日，交通银行在香港成功上市，成为首家在境外上市的内地商业银行。

137个城市设立了分支行(除上述92家分支行外还有45家非单独核算的县级城市支行)营业机构近2600个。纽约、东京、香港、新加坡、汉城设有分行，交通银行拥有辐射全国、面向海外的机构体系和业务网络。境内有27家省分行、7家直属分行、58家省辖分(支)行。伦敦、法兰克福设有代表处。与全球107个国家和地区的819家银行的1751家总分支机构建立了行关系。全行员工5.5万人。

作为银行设立基金公司的三家试点行之一，交通银行拥有以“外汇宝”太平洋卡”基金超市”为代表的一批品牌产品。2005年。交行发起设立了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推出了带有战略合作伙伴汇丰银行标识的中国人的环球卡”――太平洋双币信用卡，这标志着交通银行将为海内外客户开展服务。

资产和存款总额双双突破1万亿元，年。不良资产比下降到3%以内。截至末，交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11.29%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达8.68%资产规模达到12925亿元，较重新组建初期的201亿元增长63倍；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1475亿元；年上半交通银行实现税后利润46.05亿元。交行已经成为国内仅次于四大国有银行的第五大商业银行；按总资产排名，位列世界1000家大银行的89位。

二)实习所在分行情况

位于市市南城区解放路111号，交通银行分行。分行坚持锐意改革，开拓进取，始终以提高经营效益为中心，以建设现代化、规范化的商业银行为目标，不断进行业务手段和经营方式的创新，加强各项制度建设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初步建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求平衡、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营机制。分行连续三年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先进企业”或“模范企业”连续两年被评为“文明单位”被省政府授予“敢为三晋先”光荣称号。

二、具体实习工作

一)ATM机的选址

开始实习，年月日我正式到交通银行分行报道。被分到电子银行部实习，报道第一天主要和电子银行部的各位同事相互认识了一下，和处长聊了一会，聊的过程中才知道这位郭处长竟然和我校友，也是中北毕业的可他那时不叫中北大学，叫机械学院。郭处长根据我实际情况给我安排了工作，那就是自动柜员机的选址，之前还有一位中北大学的学生在这实习，由于业绩出色被调到个金部信用卡营销队了郭处长和我说了一下选址的重点主要在大的商场，超市(美特好，山姆士)医院，学校…

万事开头难!第一天工作根本就摸不到头脑，俗话说。无从下手。第一天工作，把目标定位在柳巷的个大商场，首先来到联洋百货里面，商场里转了好长的时间，就是不敢张口，当然最后还是鼓足了勇气，找到办公的地方，直接找它财务经理，因为是第一次，加上自己是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实习生，和经理交谈的过程中难免有些紧张，最后那位经理说现在商场内没有地方，叫我留了一个联系方式，如果以后需要的话，会联系我!从那出来后我心里很复杂，街上转了好几圈，调整了一下，最后去了贵都、铜锣湾时尚馆，铜锣湾国际，总算工夫不负有心人，铜锣湾国际找到财务总兼郑素梅，和她谈过之后，允许交行在那放，但是要放到商场后门，因为在正门已经放了两家其它银行的回去和处长商量后，处长认为那的客流量不是很好，最终没有放。

有了一个好的开端，迈出了第一步。慢慢的进入了状态，这段实习期内，先后联系了御花园时代广场、华宇国际精品、山西女子医院，人人和连锁超市，东方家园装饰材料超市，青龙电脑城、赛格数码广场、山西国体…去过重机、太钢、高新开发区…这段时间里，不能说我走遍了每个角落，但我可以说，主要街道我差不多都走过。这个工作很辛苦，下公交车后，一走就把一条街走完，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后，用纸一擦鼻子都是黑的

二)太平洋借记卡和双币卡的销售

正是这些知识的培训，期间进行了几次相关业务的培训。使我逐渐了解了金融，解了银行，更是解了交行。通过学习交行，使我越来越深刻地了解了交行相对于其他银行的不同之处，解了交行为客户着想的各种业务，想这正是可以使交行在银行业间不断壮大不断深入人心的关键所在交行的细腻，周到以及独到业务，不仅使客户选择了交行，同时也使我十分自豪可以在这样一个蓬勃向上有活力的银行实习。有了这些对交行的解，便可以代表交行去做销售工作。

每个实习生都有的任务，面试通过后。那就是销售出去50张借记卡(普通太平洋卡)和50张贷记卡(太平洋双币卡)并拉来一定的存款(没有上限)外面选址的过程中，把交行介绍给大家，使尽量多的人可以享受的交行优质的服务，同时也拓展客户群，为交行创收。实习期内，共销售出11张太平洋双币卡，和15张借记卡，这对我一个外地学生来说，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我一直坚持着!

三、实习感受

交行范文篇2

关键词:新媒体;公共艺术;公共空间;公众参与;社交行为

公共空间、艺术创作和公众参与是公共艺术的三大要素，其中公众参与是核心要素。当新媒体公共艺术出现在公共空间中时，丰富多样的新媒体手段和炫酷夺目的声光影像便轻易地吸引了公众的目光，但作为公共艺术，其价值最终仍需通过艺术创作触发公众主动参与和交流才能体现出来，而非单向的吸引与欣赏。本文由此视角出发，尝试探讨新媒体公共艺术与公众社交行为触发的相关问题。

一、当代城市公共空间社交与新媒体艺术介入

城市公共空间是否能够实现其在公共生活中的功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开放空间”，最重要的评估指标就是公众进入和使用该空间的情况。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密集的社会互动是城市生活的生命力①。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也正是源于社会活动，而非空间本身。集体事件、共同记忆、人文景观和自然环境都是公共空间吸引公众的要素，这些要素也构成了公众在公共空间中开展活动的背景和原因。人在开放空间中的活动通常可以分为三类，即必要活动、可选活动和社交活动，而公共空间是可以将这三种活动融于一体的空间。人们在街头观看艺人的表演，在广场的纪念碑或雕塑前驻足，被共同关心的节日活动吸引，或是偶遇某一特定主题事件时，都会触发社交活动。这些社交活动通常属于被动接触的范畴，例如仅仅是看到或听到他人对共同经历事件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也同样完成了公共空间社交。当代城市中用来为公众展开对话、阐述观点的特定空间已越来越少，人们更多开始习惯于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表达自我，当代人这种对互联网和新媒体社交的依恋，一度引发了人们对物理公共空间正逐渐丧失其公共性的担忧。学界也认为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已开始贬值，公众正逐渐失去与他人分享生命体验的感受，公共空间与城市文化、共同记忆的关联构建更无从谈起。然而，这个问题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网络虚拟空间的侵蚀和替代，更不能将公共空间和互联网等新媒体手段对立起来。事实上，全球的社会学家、艺术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甚至科学家都在各自的领域着手探索扭转这一局面的可能路径。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开展着公共空间的修复活动，有些人致力于空间本身的改造，比如用绿植和水流等自然力量让人们慢下来，与他人一同体验特定空间环境，有些则利用艺术构建或装置来吸引公众进入与使用公共空间。无论是自然或是艺术元素，其目标都是吸引人，只是前者关注感知和敏感度，后者则聚焦于交互和反馈。由此可见，吸引公众使用是激活公共空间的起点，引发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行为则是公共空间修复和改造的目的。所以，新媒体携艺术之力重返物理空间，将自然、技术、艺术等要素结合起来，无疑将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积极探索和尝试。新媒体艺术自身的实验性为公共空间的优化提供了有效的实验平台，影像、表演、交互、网络等手段，让虚拟和物理要素在异质时空中相互作用，回应了当代人在公共空间中实现交流和表达的诉求。事实上，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西方新媒体艺术介入城市公共空间的探索就已经开始，而今，新媒体艺术与公共空间的结合，更是成为激活城市公共空间，实现其公共性价值的新举措和发展趋势。藉由新媒体手段，公共艺术创作有了全新的面貌和可能，吸引公众参与的方式也因此更新，从参与到社交行为的触发，成为公共艺术实现其公共效能的升级阶段。

二、新媒体公共艺术的社交行为触发要素

于公众而言，从“吸引”到“参与”，再从“交互”到“对话”的过程，既是新媒体公共艺术有效介入公共空间的路径，也成为其触发公众社交行为的4个基本要素。(一)吸引。新媒体公共艺术对于公众的吸引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声光影像赋予了新媒体手段在感官刺激上的先天优势，主动展示远比等待发现更能引起公众的关注。而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更使得新媒体公共艺术的自我展示拥有更多的可能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味依赖感官刺激产生的吸引，难免有产生审美疲劳的可能，今天人们在面对开放空间中扑面而来的精美商业影像时，往往很难再有新鲜的体验。因此，除了感官吸引，主题的吸引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2019年初，巴塞罗那的新媒体设计工作室Playmodes就将电子音乐、动态影像、灯光与位于西班牙曼雷萨市的一座14世纪哥特式大教堂融于一体，创作了名为《奇迹之光》(theLightMiracle)的开放空间新媒体艺术作品。数千人在熟悉的主题空间中，体会到了完全不同的感官体验，而哥特式教堂同样也为新媒体表现注入了宗教主题与时间力量。事实上观念先行的当代艺术往往更注重聚焦当代社会问题，新媒体艺术作为当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积累了很多形式和观念的实验成果，而当新媒体艺术进入公共空间，这些实验成果也得到了普适于大众的机会，成为吸引公众的内在力量。(二)参与。尽管让观众参与艺术品创作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甚至公共艺术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公众参与，但直接在街头利用新媒体手段将随机观众转化为创作者，无疑为公共空间增加了新的品质和吸引力。无论是激浪派运动还是概念艺术，又或是约瑟夫博伊斯的“社会雕塑”实验，都是当代艺术关注当代主题、关注参与和过程的探索与尝试。只是这些实验成果大多陈列在美术馆里，或是出现在理论书籍里。而新媒体公共艺术就发生在街头，在邀请普通观众参与其创作的同时，鼓励观众表达其存在感和情感。比如，由贾米•普伦萨(JaumePlensa)创作的芝加哥千禧公园里的皇冠喷泉，将公民自身的影像与喷泉结合，每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前来。而拉斐尔•洛扎诺•汉默(RafaelLozano－Hemmer)的“身体电影”(BodyMovies)系列作品，则利用光影设备将观众的影子大小不同地投射到广场或建筑表面，而近百名观众可以同时带着不同的情感和身体语言参与其中，成为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身体电影”曾在荷兰、西班牙、加拿大等不同国家的不同城市开展，用新媒体艺术方式激活了当地的公共空间。这些新媒体广告艺术可能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邀请公众参与到艺术作品的创作当中，将路人从被动观察者变为积极活跃的参与者。由此角度来看，与传统的雕塑、纪念碑等公共艺术作品不同，新媒体公共艺术的核心内容并非展示，也不是到底采用了何种新的技术媒材，而是注重公共空间中的公众关注度和参与行为。(三)交互。互动性是数字媒体的必要条件，也是数字艺术的必然特征。关于交互性如何运作，如何与人交往，以及最终如何达成公共空间与社会的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种互动涉及人与人、人与机器之间的信息交换，且这些交换应该形成循环的系统，循环的过程就是一次次对话，对话的创造力和多循环的实现则同时激活着空间和空间中的人。通过新媒体手段让人与人之间形成短暂交流，并体验共存感和群体相互作用，其特点是同时在空间和社会维度上对话和接近。2012年，BjarkeIngels集团(BIG)与时代广场联盟合作，在纽约时代广场上创作了一件名为“大爱纽约”(“BIGloveNYC”)的交互装置艺术作品。该作品由400根透明的LED发光丙烯酸管组成，中间有一个发光的心脏图形，当人们触摸传感器，能将能量转换成光，心形图案则会发光并跳动，人越多，光和跳动就越强。这件作品不但成功吸引了公众的参与，更用爱的主题，为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所有人营造了积极的社交情感语境。近年来，由于智能自适应系统的发展，交互的方式变得更为负责也更具吸引力。具有嵌入式控制器的传感设备和程序协作，能够随时间的推移在空间中不断学习，以优化和发展自身行为，这样人和机器交互的体验也形成新的体验，新媒体带来的全新可能，进一步丰富了公共空间中交互的内涵和外延。(四)对话。无论是日常行为还是偶发事件，产生交互的起点和形式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对话。比如，当观众在观看街头表演者的表演时，会共同分享快乐，并会就表演者的表现进行交谈，表演者的精彩技艺就成为吸引人们留在空间并进行社交活动的原因。而新媒体公共艺术则以更为复杂的跨媒介、事件化、交互性能力，成为公众在公共空间中进行社交活动的“触发器”。最终，越来越多的人将出现在公共空间中，在不同的活动水平上参与创作，创造出一个生动的社交场面。当新媒体艺术创作出现在公共空间中时，很容易吸引人们与其进行交互，并形成许多后续的社交活动。与艺术装置互动的人成为公共空间中的“表演者”，或者说是艺术创作的组成部分，而其他人倾向于加入或观察这些“表演者”，分享他们观看或参与的体验。新媒体的媒介灵活性甚至可以进一步提升公众的参与维度，不同的装置类型和交互模式不仅提供人与影像或装置的互动，也允许观众通过手机等私人移动端设备完成多点互动，共同营造一种环境和互动景观。这也是新媒体公共艺术区别于传统公共艺术的独到之处。从吸引到参与再到交互，并最终形成交互对话，触发社交活动，对于新媒体公共艺术来说，公众的行为回应才是成功介入的标志，也是其“公共性”的直接体现。

三、新媒体公共艺术的社交行为触发策略

当触发公众的社交行为成为创作目标时，艺术家显然正面回应了公共艺术价值实现的根本诉求———“从参与到对话”。而寻找社交行为触发可能的过程中，地点、主题、形态等各种因素同样共同参与其中。(一)因地置艺。新媒体公共艺术往往能够轻易地吸引受众的关注，而是否能够真正实现交互和触发人与人之间在公共空间中的社交活动，则需要满足几个条件。首要的条件是必须选择合适的地点。地点的重要意义在于，面对不同类型的空间，新媒体公共艺术的类型是否能够找到有效介入的一般规律。比如，以空间激活、触发公众参与社交活动为目标，在广场、街道、机场、车站、建筑立面等不同空间位置，新媒体装置的设置一定有差异化的要求，同时也必然有某种规律。一方面，新媒体公共艺术的空间优化效能取决于其所在空间的社会氛围、受众类型、文化背景等因素，受众对新形式的接受度与敏感度决定了其关注和参与度。另一方面，有些公共空间本身就有许多如巨幕、发光建筑表面等设施设备，又或是雕塑、纪念碑等地标性构筑，有些地方则可能同时有表演、展示等主题活动，新媒体公共艺术创作要充分利用这些不同空间中的差异要素。有时，即便是相同的新媒体装置放置在不同的公共空间，都有可能产生多样化和不可以预测的社会行为。2019年农历春节期间，故宫博物院就在乾清宫东庑利用数字投影、虚拟现实、体感交互等形式，让神秘而古老的紫禁城焕发出新的生机。冰嬉乐园、门神佑福、花开岁朝、戏幕画阁、赏灯观焰、纳福迎祥6个主题创作，通过新媒体技术把京剧、书法、绘画、春节习俗等元素与故宫结合起来，让公众在主题空间中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带来的碰撞之美。可以试想，同样的形式与内容如果在其他空间中展示，观众的体验必然也将大不相同。虽然新媒体艺术的公共空间介入，有利于公众之间的相互交往，但若要顺利实现这一目标，仍应充分考虑一些先决条件和因素。比如，特定区域的空间特征、社会氛围，观众的类型和文化背景，空间装置的位置，装置的交互耐受性，装置与地点的空间融合度等等，这些都会成为影响新媒体公共艺术效能的重要因素。(二)宁小勿大。早期的新媒体公共艺术作品，往往体量巨大，且在一段时期内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这里面有开放空间自身的空间包容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大型作品更易于第一时间引起公众的关注，公众的震撼体验给了创作者积极的正反馈。然而随着作品体量的不断增大，问题也随之而来，艺术家们需要不断地创作更庞大而炫目的作品，来保证公众视听感官的新鲜感和敏感度。这种通过强化感官刺激的创作方式，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景点式新媒体公共艺术作品虽然花费大量成本，视觉形式和技术运用充分，但实际上对于触发公众交流的效能未必更大。人们往往是在导览者的带领下对装置进行观察，而不是探索式的参与交互，从某种意义上反而弱化了触发社交行为的可能性。因此，许多艺术家开始探索以更具交互和参与性的小规模新媒体艺术创作进入公共空间。《雨室》(RainRoom)是英国著名艺术团体“兰登国际”(RandomInternational)的重要作品，艺术家们通过3D追踪摄像头和电磁水阀管理系统在小小的空间内制造出下雨的效果。有趣的是，“雨水”会根据观众的移动而局部停止，行走其间的观众身上不会被淋湿。下雨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一种自然现象，但在某一空间里体验这种特别的“雨中漫步”，无疑是人与自然的奇妙关联。这件作品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公共空间中都展出过，在我国的上海、北京等地也曾吸引大批观众。从“兰登国际”的其他作品中我们同样不难看出，艺术家们希望通过气球、镜子、玻璃、水等最简单的道具，让人们在日益机械化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诗与远方”，而在这种简单与日常的情景中，人们也更能够获得沟通与交流的共鸣。一方面，从触发社交行为的角度来看，专注小规模的媒体和互动艺术干预，专注创建和激励参与与交往的项目，将更好地适应城市更新的目标。尽管可能规模有限，但这些项目既比传统公共艺术具有更多交互可能，又能长期以更具可持续的方式激活公共空间。这些项目提供了共享经验和记忆的可能，有能力为公共空间增添新的价值，并有效地提升公众对城市社区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小”意味着创作要求和创作门槛的降低，艺术家的创作便捷性和积极性也将获得提升，更重要的是，公众直接参与创作的可能性，以及公众在公共空间中接触新媒体公共艺术的几率，都将得到极大的提高。(三)去永固性。雕塑、纪念碑等传统公共艺术品有着恒久、永固的审美特性，这也是它们能够历经岁月成为艺术经典的原因所在，但这种永固性却不应成为新媒体公共艺术创作的目标。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PierreBaudelaire)曾提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②。新媒体公共艺术的媒介灵活性，是其杂糅、流变和偶发的现当代艺术特性所决定的，只有在其介入公共空间的过程中发挥媒介的灵活优势，才能与传统经典形成反差，并最终获得公共空间激活和优化的全新可能。首先，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新媒体公共艺术不仅在视觉效果上能够吸引受众，更重要的是其介入有不可预期性，这对公众来说更有个性化，更富挑战性，也是其不断吸引公众参与的优势所在。其次，全球有许多城市都举办了新媒体和互动艺术节，面对这种阶段性的主题创作，观众明显带着期望而来，参与互动的主动性更大，对他们发现的各种情况持更开放的态度。这些活动大多是暂时性的，但却会循环出现在不同的地点，吸引在地的居民和游客，尤其是让在地居民对已经熟知的空间产生新的认识，发现他们不曾发现的空间特殊品质。再者，新媒体让原有空间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产生新的连接，创造出了新的城市记忆，具有自我参与叙述的共同记忆。2019年1月，陕西西安碑林区的一座兵马俑影像互动装置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公众可以通过扫描将自己的面部影像投射到兵马俑雕像的脸上，虽然看起来有些突兀，但网友们还是被这件作品所吸引，纷纷表达了希望参与尝试的愿望。其实，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艺术家托尼•奥斯勒(TonyOursler)就进行了这种形式的创作实验，他把人的五官以投影的方式投射在雕塑、建筑、纪念碑和树木之上，用影像打破了客观物体的静态、固化状态，虽然在当时看起来十分诡异，但却成为开放空间中视觉艺术虚实结合创作表达的重要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体艺术的干预不但影响了公众对公共空间的感知和态度，同时唤起了关于市民身份的思考，如果善加利用，这其实与纪念碑凝结共同记忆的功能不谋而合。总之，随着新媒体公共艺术节和新媒体公共艺术创作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共空间中，公众对新形式的敏感度也逐渐降低，形式吸引必然不是新媒体公共艺术发展的方向。只有吸引公众参与互动，触发公众之间的社交行为，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艺术干预。

四、结语

新媒体介入公共空间不仅是一种利用新技术的环境美化行为，而且能利用艺术干预力量激活公共空间的公共效能，促进公众参与，有效提升城市社区认同。尽管新媒体公共艺术有这种潜力，但是真正实现有效干预，吸引、参与、交互和对话4个要素缺一不可。而无论是地点选择、规模控制，还是媒介融合策略，都应将有效触发公众社交行为作为目标和评价依据，这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让艺术介入并对城市公共空间实现“公共性”产生作用。

［参考文献］

［1］戈特迪纳•巴德．城市研究核心概念［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10．

［2］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485．

［3］迈克尔•拉什．新媒体艺术［M］．俞青，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

［4］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交行范文篇3

一、公交行业概况及其改革历程

截至20*年底，本市公共汽电车企业（以下简称公交）43家、职工7.17万人，线路1*1条、车辆16573辆（其中空调车占82%）、日均营运里程3*万公里，日均客运量728万人次、占公共交通日均客运总量的54%（其中，轨道交通占23%，出租汽车占23%）。

1996年，本市公交行业在全国率先实施了以“体制、机制、票制”为突破口的改革，公交行业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折。

20*年，本市公交启动了以理顺内部体制、建立公益性扶持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第二轮改革，实现了政企分开和区域差别化管理，促进了行业发展。

公交行业历经两轮共12年的改革和发展，打破了行业“大锅饭”，引进了市场化运作方式，形成了竞争机制，提高了服务和管理水平，市民群众“乘车难”的矛盾逐步缓解，公交整体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一是政府扶持力度不断加大。20*—20*年，市、区县两级政府以及政府性投资公司，先后为车辆更新、公交停车保养场建设，以及油价上涨等补贴共投入资金54.73亿元。

二是车辆装备明显改善。公交车辆折旧从14年缩短到8年（普通车）或12年（高等级车）；空调车增加到1.35万辆，占全部车辆的4/5，乘车环境明显改善。

三是服务供应能力快速增长。车辆增加了27%，营运里程增加了1倍，客运量增加了16%。

四是运营效率不断提高。单车日均营运里程增长了48%，单车里程载客量下降近40%，效率和舒适度明显提高。

二、进一步深化公交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成功举办2010年*世博会的特殊要求，公交发展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解决。

一是行业服务和保障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随着轨道交通和城市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公交线网与轨道交通的衔接、与大型居住区和重点民生项目的配套，以及既有公交线网的调整、优化尚显滞后。同时，公交发展还不均衡，部分偏远地区和城乡结合部地区群众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出行难”的问题。

二是政府监管和支持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行业监管和规范制约尚不够到位，监管方式和手段还比较粗放、简单。公交企业数量仍偏多、经营相对分散，有些线路运营秩序较为混乱。公交企业经营成本不断增加，负债率逐年提高，扶持行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尚不完善。

三是企业经营和管理的方向有待进一步明晰。部分公交企业的经营倾向、经营理念表现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报。企业管理相对滑坡，内部分配不够规范，对一线职工关心不够，职工收入偏低，司售岗位缺乏吸引力，公交职工队伍社会地位以及整体素质有所下降，一线职工后继乏人。

三、进一步深化公交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举办2010年*世博会为契机，全面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坚持完善行业公益性和运作市场化相结合的机制，以强化国有主导、优化经营格局为重点，深化公交行业体制改革，进一步突出行业公益性；以提高运行效率、提升服务能级、降低营运成本、强化政府监管为目标，进一步完善市场化运作机制，推进公交行业更好发展，积极构建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地位相匹配、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市郊协调发展、内外有机衔接的一体化公共客运体系，努力为市民群众提供便捷、安全、经济、可靠的出行条件。

通过深化公交改革，促进行业发展，实现五项具体目标：

——健全和完善国有主导、有序竞争的公交市场经营格局；

——健全和完善手段有效、掌控有力的政府监管调控机制；

——健全和完善长效稳定、透明规范的公共财政扶持政策；

——健全和完善绩效挂钩、合理递增的职工收入保障制度；

——健全和完善线网优化、服务优质的公交运营服务体系。

（二）基本原则

深入推进公交改革和发展，必须牢牢把握公交行业公益性的本质属性，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垄断与竞争、企业管理者与职工、市区与郊区的关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进一步凸显公交优先的战略地位。公交优先是从根本上解决*交通问题的必由之路，必须充分体现规划用地、建设投资、路权分配、政策扶持等方面的优先地位。

二是坚持进一步突出公交行业的公益特性。公交作为准公共产品性质的民生事业，要求票价政府确定、产权国有主导、企业承担社会公益服务和政府指令性任务，不断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三是坚持进一步完善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优化公交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坚持适度竞争，促进企业提高服务质量、运行效率和控制成本，实现公共财政效用最大化。

四是坚持进一步强化公交企业的社会责任。引导和督促企业妥善处理好市场与公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切实增强社会责任感，自觉承担社会公益性服务。

五是坚持进一步调动公交职工的积极性。切实维护公交职工的合法权益，提高公交一线职工收入，进一步充分调动公交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队伍素质。

四、进一步深化公交改革的主要任务

以深化体制改革、完善经营格局、强化政府监管、提升服务能级、降低出行成本等为主要内容，推进公交行业的改革和发展。

（一）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营格局

贯彻国务院关于公交行业“国有主导、多方参与、规模经营、有序竞争”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公交体制改革。

一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以巴士公交等资产从上市公司退出为突破口，逐步实现骨干企业国有控股，进一步发挥国有资本在公交投资、建设和营运管理中的主导和支撑作用，形成保障公益性要求的产权制度。

二是完善市场经营格局。按照相对区域经营、提高市场集中度、促进有序竞争的基本思路，推进形成浦西、浦东、郊区等3大相对区域经营格局。

——以久事公司为主体，实施浦西公交重组。久事公司成立国有巴士公交集团公司，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下设若干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公交营运企业，保持适度竞争。在内部整合基础上，对其他公交企业实施收购兼并。

——以浦东新区政府为主导，推进浦东公交整合。浦东区域公交先组建1家国有独资的公交公司，控股下辖若干家营运企业，取消经营者持股。

——以“一区一骨干”为模式，推进郊区公交整合。总结推广嘉定、松江区公交国有控股经验，依托区县政府，推进区域公交兼并重组，成立国有控股骨干企业。

三是创新管理体制和机制。实施适度规模经营，建立和完善营运企业之间、相对区域经营的竞争机制。探索建立集团化管理与营运企业竞争相结合的运行管理模式，使集团管控有力，营运企业保持活力，将竞争的核心放在独立核算的公交营运企业，重点引导和激励营运企业开展服务质量、安全运行、成本控制和营运效率等“四项竞争”，以竞争创活力、出品牌。通过竞争促进市场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企业资源向优秀管理者集中、激励政策向关键岗位和贡献突出人员集中，不断增强公交营运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二）提升服务能级，全面提高供应水平

以迎世博为契机，全面提升服务供应水平，提高公交便捷、安全、舒适度，吸引市民出行更多选择公共交通。

一是提高公交服务供应的均衡性。重点结合轨道交通发展、住宅基地开发、边远小区配套、城乡一体化建设，完善并有序实施公交线网三年优化调整方案。公交线网实现与轨道交通有机衔接，开通各种形式的短驳和换乘线路，适时减少与轨道交通功能重复的公交线，逐步形成骨干线、区域线、接驳线三级功能清晰的网络，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公交线路与大型居住区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同步配套，会同规划、住房等部门建立大型居住区公交配套会审制度，在新建居住区开发建设和竣工销售前，由交通主管部门对公交线路配套情况进行审核，以保障大型居住区居民出行；及时在城乡结合部、郊区大型动迁基地和行政村开辟经济效益差，但群众有需求的冷僻线路，改善市民出行条件。进一步将公交线路站点设置、线路开辟权和营运服务的管理监督权下放给郊区县，充分调动区县政府发展公交的积极性。

二是提高公交服务供应的便捷性。加快公交客运枢纽和专用道建设，对3车道以上的主干道辟出1条高峰时段专用道，新建和扩建道路时同步建设专用道，积极选择具备条件的重点客运走廊推进快速公交建设，开展信号优先配时试点，提高公交快捷和可靠性。加大公交停车保养场、港湾式站点和始末站的建设力度，并配套相应设施，改善站点秩序和工作环境。运用信息化手段，突出公交导引服务功能，推进公交候车亭与电子站牌整合、综合交通枢纽信息联网，建设完善公交信息系统、出行查询系统和营运监管系统。推进轮渡及“三岛”水上客运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提高客运服务水平。

三是提高公交服务供应的经济性。在目前降低市民出行成本已经采取的换乘优惠措施的基础上，今年4月1日起推出扩大换乘优惠措施，做到“两覆盖一延长”——由目前仅进入内环以内的423条公交线路上的空调车实施换乘优惠，覆盖到全市所有线路、所有车辆，换乘优惠时间由目前的1.5小时延长至2小时。同时，按照“放宽基准乘距、费率递远递减”的基本原则，拟于今年上半年适时统一城乡票价结构。此外，抓紧研究进一步方便郊区大型动迁基地居民出行的相关措施。

四是提高公交服务的安全环保性。加快信息化建设，成立城市交通指挥监管中心，加强行业服务和安全监控。近期实现GPS装置在内环线内车辆全覆盖，内环线外车辆覆盖率超过50%。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加快更新符合安全、节能、环保要求的公交车辆，中心城区内基本消除公交车“冒黑烟”。结合迎世博600天行动，对排放不达标、技术性能差、维修成本高的国Ⅱ公交车实施更新。推进符合公交营运特点的绿色环保能源、成熟技术产品在*公交车上的应用。

（三）强化政府监管，切实规范市场行为

按照市人大提出的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要求，修订完善《*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条例》，从制度上保障公交优先的各项政策和措施落到实处；政府健全服务标准体系和以成本规制、经营权管理为主要抓手，以信息化为有效手段，加大监管力度。

一是推进实施公交成本规制。在全行业实施成本规制和经营评价制度，市交通港口局和市财政局联合下发《成本规制管理办法》和《公交会计核算办法》，统一核算制度，明确成本构成、约束标准、监审程序以及违规处理等要求，对营收和相关资源性收入等建立相应监控措施；营运成本向社会公开，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与此相配套，在管理层面，建立由市分管领导牵头的推进公共交通优先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同时履行公交成本费用评价委员会职能，邀请社会专家参加，评估企业经营状况，提出政府扶持意见；在技术层面，加快信息化进程，建设企业营运监管系统，即时采集和分析客流、能耗数据，为成本规制提供依据。

二是健全完善各类规范标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完善公交线网规划，建立公交服务和技术标准体系，明确各类标准规范。在硬件方面，健全公交车辆、站点及配套设施的标准，对公交车辆技术、车辆排放、车辆广告、路牌识别以及公交站亭、站牌、首末站和枢纽等相关技术和建设等明确标准。按照市政府批转的《*市公共交通车辆、车站广告设置暂行规定》，全面进行公交车辆广告整治。在软件方面，完善公交营运服务规范，对营运时间、车辆配置、服务供应、票务管理、安全行车等明确规范要求，并通过健全和完善监督评价制度，充分运用行政稽查、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等综合手段，促进企业规范服务。

三是加强公交经营权管理。完善经营权管理制度，与诚信考核相结合，建立优胜劣汰机制，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和市场秩序。重点对行车作业计划、车辆配备、首末班车时间、服务质量、安全营运等加强日常监管与考核。对管理混乱、服务质量差、安全隐患多的企业，依法收回或吊销线路经营权；对新辟线路，进一步严格招投标管理，培育行业品牌，实现线路资源向服务质量好、社会效益显著的企业集聚。加强对校车、大卖场班车等具有公交性质而非公交车辆的管理，进一步规范客运市场秩序。

四是完善长效发展的扶持机制。将公共交通投入纳入公共财政预算体系，创新政府对公交投入的长效机制，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在继续加大公交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完善现行公交补贴政策，制定既有利于促进企业发展，又有效防止片面依赖政府的操作办法。通过提高行业公交车辆补贴和对国有企业追加资本金等方式，鼓励加快车辆更新，普通公交车补贴从5万元提高到7万元，高配置公交车补贴从8万元提高到11万元；根据世博环保要求，提前更新车辆的残值补贴从80%提高到100%。政府对换乘优惠、老人非高峰免费乘车等惠民措施，以及要求企业承担社会福利性项目和完成指令性任务，实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继续实行油价补贴和完善基础设施使用办法。完善政府投资的公交枢纽、站点对公交营运企业免收租金，公交停车保养场低价租赁给营运企业使用等政策。同时，发挥政府性投资公司的统筹平衡作用，确保行业安全、稳定、有序运转。

（四）加强企业管理，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

强化职业道德和业务培训，不断改善职工工作和生活环境，提高职工社会地位，增强公交行业吸引力。

一是增强营运企业内部管理动力。督促公交企业增强服务、成本、效益和管理创新的竞争意识，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加强一线车队建设和现场管理，实现管理重心下移，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运行效率。国资管理部门加强对国有控股公交企业监管，完善考核评价体系，规范经营行为，切实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促进企业健全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制衡机制，不断创新和提高企业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是强化职工职业道德和业务培训。将公交驾驶员从业培训项目纳入补贴培训范围，不断加大从业培训力度；在公交行业或集团内，建立驾驶员培训和实习基地，实行集约化、专业化管理；探索在职业技术学校开设相关专业，为公交定向培养人才。全面推行公交服务人员文明用语和行为规范，示范线路推进“双语”服务试点，促进行业规范、亲切服务，努力展现*公交新形象。

三是提高一线职工收入保障职工权益。充分发挥公交行业工会和协会的作用，落实市总工会牵头调研形成的《关于加强公交职工工资收入分配工作的指导意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等部门督促企业贯彻《劳动法》，改善公交职工福利待遇，保障其合法权益；公交首末站点配套相应设施，改善一线职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企业作为提高职工收入的责任主体，建立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与劳动力市场价格水平相适应，与服务质量、安全运营相联系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公交营运企业经营者收入与一线职工收入相挂钩，并保持在合理比例内。

五、深化公交改革的时间节点安排

2010年*世博会召开为近期目标节点，落实深化公交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一）公交改革

2009年3月，完善补贴扶持和购买公共服务政策，制定加大投入的操作办法。巴士重组方案待国家证监会正式批准后，巴士公交集团挂牌成立，启动对其他公交的兼并重组工作；浦东公交新公司推行区域公交控股重组。公交全行业实施成本规制和经营评价制度。

2009年，先行启动奉贤、青浦区域公交整合，有序推进其他区县公交兼并重组。

2010年5月*世博会前，完善行业公益性与运作市场化相结合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相对区域经营格局，公交企业数量控制在20家左右，国有公交成为行业主力军。

（二）服务水平

2009年3月，健全完善公交各类技术标准和服务规范，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营运企业的意见后，正式向社会公布实施。

2009年，市政府《*城市公共交通白皮书》，进一步指导和规划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2009年，完善公交线网规划，新辟、延伸、调整优化公交线路200条以上，其中开辟城乡巴士线路50条、社区巴士10条，行政村公交通达率达到95%。

2010年5月*世博会前，实现内环线以内公共交通站点300米服务半径基本覆盖，内外环之间和郊区城镇500米服务半径全覆盖；道路、桥梁符合公交通行条件的行政村实现“村村通”公交。实现中心城两点间公共交通出行在1小时内完成，郊区新城1次乘车可进入轨道交通网络，新市镇与所属行政村之间1次乘车到达。

（三）硬件设施

2009年，建成公交停车保养场泊位660个，开工建设公交客运枢纽26个，公交专用道达230公里，90%以上公交车安装车载GPS装置；同时，按照《*市公共交通车辆、车站广告设置暂行规定》全面进行广告整治，车辆、站点及配套设施基本规范有序。

2010年5月*世博会前，建设84个公交客运枢纽，更新公交车4000辆，国Ⅲ排放和环保公交车辆达到50%以上，基本实现GPS装置在公交车内全覆盖；建成功能齐备、外观靓丽的候车站亭3400个，站点设施明显改观，公交营运服务和监管的信息化系统基本建立；基本形成300公里公交专用道，其中中心城区110公里，高峰时段专用道上的公交车时速平均达到18公里/小时以上，准点率达到90%。

（四）职工收入

2009年初，市总工会、市交通港口局等部门和单位联合《关于加强公交职工收入分配工作的指导意见》。

2009年底，公交职工收入待遇进一步改善，公交一线职工平均工资收入达到本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交行范文篇4

一、公交行业概况及其改革历程

截至20*年底，本市公共汽电车企业（以下简称公交）43家、职工7.17万人，线路1041条、车辆16573辆（其中空调车占82%）、日均营运里程305万公里，日均客运量728万人次、占公共交通日均客运总量的54%（其中，轨道交通占23%，出租汽车占23%）。

19*年，本市公交行业在全国率先实施了以“体制、机制、票制”为突破口的改革，公交行业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折。

20*年，本市公交启动了以理顺内部体制、建立公益性扶持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第二轮改革，实现了政企分开和区域差别化管理，促进了行业发展。

公交行业历经两轮共12年的改革和发展，打破了行业“大锅饭”，引进了市场化运作方式，形成了竞争机制，提高了服务和管理水平，市民群众“乘车难”的矛盾逐步缓解，公交整体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一是政府扶持力度不断加大。20*—20*年，市、区县两级政府以及政府性投资公司，先后为车辆更新、公交停车保养场建设，以及油价上涨等补贴共投入资金54.73亿元。

二是车辆装备明显改善。公交车辆折旧从14年缩短到8年（普通车）或12年（高等级车）；空调车增加到1.35万辆，占全部车辆的4/5，乘车环境明显改善。

三是服务供应能力快速增长。车辆增加了27%，营运里程增加了1倍，客运量增加了16%。

四是运营效率不断提高。单车日均营运里程增长了48%，单车里程载客量下降近40%，效率和舒适度明显提高。

二、进一步深化公交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成功举办2010年*世博会的特殊要求，公交发展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解决。

一是行业服务和保障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随着轨道交通和城市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公交线网与轨道交通的衔接、与大型居住区和重点民生项目的配套，以及既有公交线网的调整、优化尚显滞后。同时，公交发展还不均衡，部分偏远地区和城乡结合部地区群众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出行难”的问题。

二是政府监管和支持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行业监管和规范制约尚不够到位，监管方式和手段还比较粗放、简单。公交企业数量仍偏多、经营相对分散，有些线路运营秩序较为混乱。公交企业经营成本不断增加，负债率逐年提高，扶持行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尚不完善。

三是企业经营和管理的方向有待进一步明晰。部分公交企业的经营倾向、经营理念表现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报。企业管理相对滑坡，内部分配不够规范，对一线职工关心不够，职工收入偏低，司售岗位缺乏吸引力，公交职工队伍社会地位以及整体素质有所下降，一线职工后继乏人。

三、进一步深化公交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举办2010年*世博会为契机，全面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坚持完善行业公益性和运作市场化相结合的机制，以强化国有主导、优化经营格局为重点，深化公交行业体制改革，进一步突出行业公益性；以提高运行效率、提升服务能级、降低营运成本、强化政府监管为目标，进一步完善市场化运作机制，推进公交行业更好发展，积极构建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地位相匹配、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市郊协调发展、内外有机衔接的一体化公共客运体系，努力为市民群众提供便捷、安全、经济、可靠的出行条件。

通过深化公交改革，促进行业发展，实现五项具体目标：

——健全和完善国有主导、有序竞争的公交市场经营格局；

——健全和完善手段有效、掌控有力的政府监管调控机制；

——健全和完善长效稳定、透明规范的公共财政扶持政策；

——健全和完善绩效挂钩、合理递增的职工收入保障制度；

——健全和完善线网优化、服务优质的公交运营服务体系。

（二）基本原则

深入推进公交改革和发展，必须牢牢把握公交行业公益性的本质属性，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垄断与竞争、企业管理者与职工、市区与郊区的关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进一步凸显公交优先的战略地位。公交优先是从根本上解决*交通问题的必由之路，必须充分体现规划用地、建设投资、路权分配、政策扶持等方面的优先地位。

二是坚持进一步突出公交行业的公益特性。公交作为准公共产品性质的民生事业，要求票价政府确定、产权国有主导、企业承担社会公益服务和政府指令性任务，不断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三是坚持进一步完善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优化公交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坚持适度竞争，促进企业提高服务质量、运行效率和控制成本，实现公共财政效用最大化。

四是坚持进一步强化公交企业的社会责任。引导和督促企业妥善处理好市场与公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切实增强社会责任感，自觉承担社会公益性服务。

五是坚持进一步调动公交职工的积极性。切实维护公交职工的合法权益，提高公交一线职工收入，进一步充分调动公交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队伍素质。

四、进一步深化公交改革的主要任务

以深化体制改革、完善经营格局、强化政府监管、提升服务能级、降低出行成本等为主要内容，推进公交行业的改革和发展。

（一）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营格局

贯彻国务院关于公交行业“国有主导、多方参与、规模经营、有序竞争”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公交体制改革。

一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以巴士公交等资产从上市公司退出为突破口，逐步实现骨干企业国有控股，进一步发挥国有资本在公交投资、建设和营运管理中的主导和支撑作用，形成保障公益性要求的产权制度。

二是完善市场经营格局。按照相对区域经营、提高市场集中度、促进有序竞争的基本思路，推进形成浦西、浦东、郊区等3大相对区域经营格局。

——以久事公司为主体，实施浦西公交重组。久事公司成立国有巴士公交集团公司，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下设若干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公交营运企业，保持适度竞争。在内部整合基础上，对其他公交企业实施收购兼并。

——以浦东新区政府为主导，推进浦东公交整合。浦东区域公交先组建1家国有独资的公交公司，控股下辖若干家营运企业，取消经营者持股。

——以“一区一骨干”为模式，推进郊区公交整合。总结推广嘉定、松江区公交国有控股经验，依托区县政府，推进区域公交兼并重组，成立国有控股骨干企业。

三是创新管理体制和机制。实施适度规模经营，建立和完善营运企业之间、相对区域经营的竞争机制。探索建立集团化管理与营运企业竞争相结合的运行管理模式，使集团管控有力，营运企业保持活力，将竞争的核心放在独立核算的公交营运企业，重点引导和激励营运企业开展服务质量、安全运行、成本控制和营运效率等“四项竞争”，以竞争创活力、出品牌。通过竞争促进市场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企业资源向优秀管理者集中、激励政策向关键岗位和贡献突出人员集中，不断增强公交营运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二）提升服务能级，全面提高供应水平

以迎世博为契机，全面提升服务供应水平，提高公交便捷、安全、舒适度，吸引市民出行更多选择公共交通。

一是提高公交服务供应的均衡性。重点结合轨道交通发展、住宅基地开发、边远小区配套、城乡一体化建设，完善并有序实施公交线网三年优化调整方案。公交线网实现与轨道交通有机衔接，开通各种形式的短驳和换乘线路，适时减少与轨道交通功能重复的公交线，逐步形成骨干线、区域线、接驳线三级功能清晰的网络，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公交线路与大型居住区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同步配套，会同规划、住房等部门建立大型居住区公交配套会审制度，在新建居住区开发建设和竣工销售前，由交通主管部门对公交线路配套情况进行审核，以保障大型居住区居民出行；及时在城乡结合部、郊区大型动迁基地和行政村开辟经济效益差，但群众有需求的冷僻线路，改善市民出行条件。进一步将公交线路站点设置、线路开辟权和营运服务的管理监督权下放给郊区县，充分调动区县政府发展公交的积极性。

二是提高公交服务供应的便捷性。加快公交客运枢纽和专用道建设，对3车道以上的主干道辟出1条高峰时段专用道，新建和扩建道路时同步建设专用道，积极选择具备条件的重点客运走廊推进快速公交建设，开展信号优先配时试点，提高公交快捷和可靠性。加大公交停车保养场、港湾式站点和始末站的建设力度，并配套相应设施，改善站点秩序和工作环境。运用信息化手段，突出公交导引服务功能，推进公交候车亭与电子站牌整合、综合交通枢纽信息联网，建设完善公交信息系统、出行查询系统和营运监管系统。推进轮渡及“三岛”水上客运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提高客运服务水平。

三是提高公交服务供应的经济性。在目前降低市民出行成本已经采取的换乘优惠措施的基础上，今年4月1日起推出扩大换乘优惠措施，做到“两覆盖一延长”——由目前仅进入内环以内的423条公交线路上的空调车实施换乘优惠，覆盖到全市所有线路、所有车辆，换乘优惠时间由目前的1.5小时延长至2小时。同时，按照“放宽基准乘距、费率递远递减”的基本原则，拟于今年上半年适时统一城乡票价结构。此外，抓紧研究进一步方便郊区大型动迁基地居民出行的相关措施。

四是提高公交服务的安全环保性。加快信息化建设，成立城市交通指挥监管中心，加强行业服务和安全监控。近期实现GPS装置在内环线内车辆全覆盖，内环线外车辆覆盖率超过50%。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加快更新符合安全、节能、环保要求的公交车辆，中心城区内基本消除公交车“冒黑烟”。结合迎世博600天行动，对排放不达标、技术性能差、维修成本高的国Ⅱ公交车实施更新。推进符合公交营运特点的绿色环保能源、成熟技术产品在*公交车上的应用。

（三）强化政府监管，切实规范市场行为

按照市人大提出的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要求，修订完善《*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条例》，从制度上保障公交优先的各项政策和措施落到实处；政府健全服务标准体系和以成本规制、经营权管理为主要抓手，以信息化为有效手段，加大监管力度。

一是推进实施公交成本规制。在全行业实施成本规制和经营评价制度，市交通港口局和市财政局联合下发《成本规制管理办法》和《公交会计核算办法》，统一核算制度，明确成本构成、约束标准、监审程序以及违规处理等要求，对营收和相关资源性收入等建立相应监控措施；营运成本向社会公开，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与此相配套，在管理层面，建立由市分管领导牵头的推进公共交通优先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同时履行公交成本费用评价委员会职能，邀请社会专家参加，评估企业经营状况，提出政府扶持意见；在技术层面，加快信息化进程，建设企业营运监管系统，即时采集和分析客流、能耗数据，为成本规制提供依据。

二是健全完善各类规范标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完善公交线网规划，建立公交服务和技术标准体系，明确各类标准规范。在硬件方面，健全公交车辆、站点及配套设施的标准，对公交车辆技术、车辆排放、车辆广告、路牌识别以及公交站亭、站牌、首末站和枢纽等相关技术和建设等明确标准。按照市政府批转的《*市公共交通车辆、车站广告设置暂行规定》，全面进行公交车辆广告整治。在软件方面，完善公交营运服务规范，对营运时间、车辆配置、服务供应、票务管理、安全行车等明确规范要求，并通过健全和完善监督评价制度，充分运用行政稽查、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等综合手段，促进企业规范服务。

三是加强公交经营权管理。完善经营权管理制度，与诚信考核相结合，建立优胜劣汰机制，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和市场秩序。重点对行车作业计划、车辆配备、首末班车时间、服务质量、安全营运等加强日常监管与考核。对管理混乱、服务质量差、安全隐患多的企业，依法收回或吊销线路经营权；对新辟线路，进一步严格招投标管理，培育行业品牌，实现线路资源向服务质量好、社会效益显著的企业集聚。加强对校车、大卖场班车等具有公交性质而非公交车辆的管理，进一步规范客运市场秩序。

四是完善长效发展的扶持机制。将公共交通投入纳入公共财政预算体系，创新政府对公交投入的长效机制，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在继续加大公交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完善现行公交补贴政策，制定既有利于促进企业发展，又有效防止片面依赖政府的操作办法。通过提高行业公交车辆补贴和对国有企业追加资本金等方式，鼓励加快车辆更新，普通公交车补贴从5万元提高到7万元，高配置公交车补贴从8万元提高到11万元；根据世博环保要求，提前更新车辆的残值补贴从80%提高到100%。政府对换乘优惠、老人非高峰免费乘车等惠民措施，以及要求企业承担社会福利性项目和完成指令性任务，实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继续实行油价补贴和完善基础设施使用办法。完善政府投资的公交枢纽、站点对公交营运企业免收租金，公交停车保养场低价租赁给营运企业使用等政策。同时，发挥政府性投资公司的统筹平衡作用，确保行业安全、稳定、有序运转。

（四）加强企业管理，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

强化职业道德和业务培训，不断改善职工工作和生活环境，提高职工社会地位，增强公交行业吸引力。

一是增强营运企业内部管理动力。督促公交企业增强服务、成本、效益和管理创新的竞争意识，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加强一线车队建设和现场管理，实现管理重心下移，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运行效率。国资管理部门加强对国有控股公交企业监管，完善考核评价体系，规范经营行为，切实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促进企业健全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制衡机制，不断创新和提高企业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是强化职工职业道德和业务培训。将公交驾驶员从业培训项目纳入补贴培训范围，不断加大从业培训力度；在公交行业或集团内，建立驾驶员培训和实习基地，实行集约化、专业化管理；探索在职业技术学校开设相关专业，为公交定向培养人才。全面推行公交服务人员文明用语和行为规范，示范线路推进“双语”服务试点，促进行业规范、亲切服务，努力展现*公交新形象。

三是提高一线职工收入保障职工权益。充分发挥公交行业工会和协会的作用，落实市总工会牵头调研形成的《关于加强公交职工工资收入分配工作的指导意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等部门督促企业贯彻《劳动法》，改善公交职工福利待遇，保障其合法权益；公交首末站点配套相应设施，改善一线职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企业作为提高职工收入的责任主体，建立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与劳动力市场价格水平相适应，与服务质量、安全运营相联系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公交营运企业经营者收入与一线职工收入相挂钩，并保持在合理比例内。

五、深化公交改革的时间节点安排

2010年*世博会召开为近期目标节点，落实深化公交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一）公交改革

2009年3月，完善补贴扶持和购买公共服务政策，制定加大投入的操作办法。巴士重组方案待国家证监会正式批准后，巴士公交集团挂牌成立，启动对其他公交的兼并重组工作；浦东公交新公司推行区域公交控股重组。公交全行业实施成本规制和经营评价制度。

2009年，先行启动奉贤、青浦区域公交整合，有序推进其他区县公交兼并重组。

2010年5月*世博会前，完善行业公益性与运作市场化相结合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相对区域经营格局，公交企业数量控制在20家左右，国有公交成为行业主力军。

（二）服务水平

2009年3月，健全完善公交各类技术标准和服务规范，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营运企业的意见后，正式向社会公布实施。

2009年，市政府《*城市公共交通白皮书》，进一步指导和规划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2009年，完善公交线网规划，新辟、延伸、调整优化公交线路200条以上，其中开辟城乡巴士线路50条、社区巴士10条，行政村公交通达率达到95%。

2010年5月*世博会前，实现内环线以内公共交通站点300米服务半径基本覆盖，内外环之间和郊区城镇500米服务半径全覆盖；道路、桥梁符合公交通行条件的行政村实现“村村通”公交。实现中心城两点间公共交通出行在1小时内完成，郊区新城1次乘车可进入轨道交通网络，新市镇与所属行政村之间1次乘车到达。

（三）硬件设施

2009年，建成公交停车保养场泊位660个，开工建设公交客运枢纽26个，公交专用道达230公里，90%以上公交车安装车载GPS装置；同时，按照《*市公共交通车辆、车站广告设置暂行规定》全面进行广告整治，车辆、站点及配套设施基本规范有序。

2010年5月*世博会前，建设84个公交客运枢纽，更新公交车4000辆，国Ⅲ排放和环保公交车辆达到50%以上，基本实现GPS装置在公交车内全覆盖；建成功能齐备、外观靓丽的候车站亭3400个，站点设施明显改观，公交营运服务和监管的信息化系统基本建立；基本形成300公里公交专用道，其中中心城区110公里，高峰时段专用道上的公交车时速平均达到18公里/小时以上，准点率达到90%。

（四）职工收入

2009年初，市总工会、市交通港口局等部门和单位联合《关于加强公交职工收入分配工作的指导意见》。

2009年底，公交职工收入待遇进一步改善，公交一线职工平均工资收入达到本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交行范文篇5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社交；调查分析

1引言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得到快速的发展，成为大学生日常主要社交工具，以其自身快捷的传播形式和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影响着大学生的生活方式。网络社交成绝大部分大学生生活的一部分，但其也是一把双刃剑，给大学生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伴随着潜在危害，为了促进大学生网络社交的健康发展，本文针对网络社交对大学生人际交往关系的影响进行了调查研究，分析和了解基于网络环境下大学生社交行为的差异，指出不足及给出建议。

2大学生社交网络基本状况分析

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大学生选择了使用网络社交工具中的聊天交友、休闲娱乐。看来大学生对于网络的主要用途是娱乐方面，对于查阅学习资料这一块只有少数人选择。认为网络欺诈、网络谣言的散布、色情传播、网络信息的盗取以及网络黑客这些网络现象对大学生的危害最大。

3大学生网络社交行为的差异分析

3.1大学生网络社交在性别方面的差异。卡方检验的结果，这里显著性水平α为0.05，由于卡方的概率P值大于α，因此应接受原假设，认为男生和女生对“使用网络社交工具时是否填写真实信息”的看法是一致的性别对每天网络社交时间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输出表。可以看到：在显著性水平α=0.05，概率P值大于显著性水平α，以我们认为性别对每天网络社交时间水平无显著性影响。3.2多因素方差分析。性别与上网时间对依赖度的多因素方差分析从表1可以看出，F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Fx1,Fx2,Fx1∗x2的概率P值在显著性水平α为0.05，均小于0.05，所以应拒绝原假设，可以认为不同性别和上网时间在依赖度上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4结语

再被调查的大学生中，有大部分大学生认为网络社交给自己的生活、学习带来了影响。网络社交同时也给大学生带来很多的积极影响，比如可以方便与亲友的沟通联系，加强人际关系。男女生大学生在网络社交方面也会有差异性。学校方面还应该及时掌握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开设一些专题知识讲座。学校加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还要加强大学生的网络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社会方面应该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网络社交平台。用法律手段来维护网络社交平台的治理，健全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对社交网络进行严格的监督，为大学生营造一个纯净的网络社交环境。大学生应正确认识网络交友中的风险性，同时也要有较强的自控能力，能够合理利用网络社交，从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大学生应合理的运用网络社交，控制自己不要过度沉迷。

参考文献

［1］吕津津.大学生网络社交关系与行为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6.

［2］姜嘉.大学生网络社交行为引导策略优化［J］.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6（12）.

［3］陶冶.基于微信平台的大学生网络社交行为研究［J］.科技展望,2016（13）.

交行范文篇6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责任交行，责任人》。

众所周知，我们百年交行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责任立业创新超越。责任是我们交行的立行之本，发展之基。从1908年建造至今，已百年有余，100多年来，我们一代代交行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以国家、民族的兴衰为已任。特别是近年来，我们的祖国母亲命运多难，08冰雪灾害、汶川地震，一次次灾难的降临令做儿女的心都碎了，我们百年交行也心如刀割，及时向母亲伸出了缓手，向遭受雨雪、冰冻灾害的湖南、贵州、湖北、安徽、江西五省捐赠共计1093.9万元人民币，用于抗冰救灾。向四川汶川地震灾区捐款8199.44万元人民币，用于抗震救灾。同时组织各分行参与灾后重建，上海市分行向中建八局提供为灾区安置房建设贷款1.92亿元，为国药控股的抗震救灾贷款开启绿色通道，提供紧急贷款2000万元。员工已积极参与到抗震救灾中来，主动承担责任，到当地献血中心献血，组成青年志愿者突击队奔赴灾区前线参与志愿救援，向灾区运送救灾物资，开展赈灾义卖等活动。这一个个活生生的数字，体现着我们百年交行的社会责任，下面这一个个的荣誉又是代表着社会对我们百年交行的认可：2008年1月，荣获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颁发的“2007年度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突出贡献企业”称号。同年4月，荣获民政部颁发的“最具爱心内资企业”十强称号。12月，荣获我国慈善领域最高政府奖---民政部颁发的“中华慈善奖”。同年7月，荣获《银行家》（内地）杂志颁发的“最佳履行社会责任奖”。同年12月，荣获中国电子商务协会颁发的“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奖”。每当面对这块块光荣的牌匾，作为一个交行的职工，我是感到光荣和自豪的。那作为一个交行的职工应该怎样践行“责任立业”的核心价值观呢，我认应该牢固树立“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思想，立足本职，努力工作，回报社会。

爱岗敬业是责任的基础，我们很难想像一个连自己本职工作都不爱、都做不好的人，他能爱祖国、能对社会有责任，既使他在那里夸夸其谈，人们也一定觉得很可笑，也不会信任他。我们交行的职工就是从做好本职工作开始，不断兑现着我们对社会承诺的责任。交通银行青岛分行香港中路支行的职工张东胜、交通银行西安太华路支行大堂经理陈宏辉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立足本职，认真研究，坚持“有情服务”，不断发展壮大所在分行的客户群体。首先是在汇款大户上下功夫，并在平时关注金额较大的客户，热情进行推荐宣传，经常主动与他们取得联系，掌握他们心理及业务需求；其次是对一些身体有残疾的客户，亲自上门服务;客户生病了，主动嘘寒问暖，甚至去医院看望；客户有困难了，积极为他们排优解难。这样既服务了客户，又做好了本职，也为交行赢得了赞誉。

无私奉献是责任的落实，在爱岗敬业的基础上，没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承担社会责任也是一句空话，为了提高职工的社会责任感，培养职工无私奉献的精神，交行加大了职工培训，组织各种竞赛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有效地提高了职工为社会服务、为社会奉献的责任感。交通银行成都分行全体员工就是在交行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职工代表。他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舍小家、顾大家，第一时间恢复营业，开辟绿色通道，全力保障金融服务，减免费用，帮灾区人民渡难关，信贷支持，力助灾后重建家园。在做好本职支援灾区的同时，员工们还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踊跃捐款捐物、献血，奉献爱心。踊跃交纳“特殊党费”。特别是重灾区的都江堰支行22名党员，在家庭财产遭到地震灾害影响的情况下，每个党员仍积极向党组织自愿交纳“特殊党费”。这一份份“特殊党费”，凝聚了交通银行广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真情奉献，是对共产党员先进性的生动诠释。“心系群众安危,全力抗震救灾,保障灾后金融服务”成了交通银行成都分行在危急时刻体现出了自己的价值，用行动谱写出了抗震救灾的英雄壮歌，兑现了自己对社会责任的承诺。

交行范文篇7

大家好！

首先要感谢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让我有机会站在这里演讲，我感到很荣幸。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为500做贡献。

作为一名**交行人，虽然我们只是沧海一粟，只是普通一员，我们已经在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积极地准备着，默默地耕耘着。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就是发展，面对近几年来交行改革改制以来突飞猛进的变化，谁能不为之兴奋，谁的心中不在唱一首赞美的歌！当我们高歌科学发展观，加快交行大发展的时候；当我们深化银行文明创建，展现交行人风采的时候；当我们满怀胜利的喜悦和奋进的豪情，走进充满希望的2009年时。我们禁不住热血沸腾，信心倍增！

我虽是交行战线上的一名新兵，可是工作**来的所闻所感，却足以让我思潮翻涌、激情难抑。还记得我刚来到交行时，当时的我刚离开青涩的校园，第一次迈入芜杂纷繁的社会。在这里，英明果敢的领导班子、团结拼搏的员工队伍、求实创新的发展战略、客户第一的服务理念、整洁明亮的办公环境、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无时无刻不感染、激励着我。在这里，浇灌夏的繁荣、收获秋的果实、分享冬的喜悦。在这里，我们紧紧抓住手中的机遇，打造出骄人的业绩，面对激烈的竞争、严峻的挑战知难而上、愈战愈勇。在这里，我学到了业务知识、熟悉了操作技能，经历了成长的烦恼、懂得了收获的快乐，看到了拼搏向上的力量、感受了团结互助的温暖。**公司带给了我与众不同的人生，对工作的感悟也就更加深厚。也许生活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是将个人的生活赋予意义，将自己的生命赋予光彩。

今年*月，分行还对我们新员工进行了培训。通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后，我对交行的认识有更深刻的理解，对自己的工作有更深刻的认识。

在此，我想谈谈自己对500计划的一点想法。支行为500工程策划了“万元户”活动、争创一季度开门红、冲50亿大关等一系列活动。我们作为交行的一份子，应该积极响应公司的号召，积极的投入到500工程中去。

各位评委、各位领导、同事们，也许今天我的演讲并不动人、也并不精彩，但我一定会以自己赤诚的心和实际行动奉献给我所热爱的银行事业。在此，我想用主席的一句诗作为我此次演讲的结束语：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交行范文篇8

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认为：“文化因素进入现实政治领域的程度，要比专攻国际关系和相关研究的许多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所承认的要大得多。也许可以再一次在不同程度上说，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他在这里强调了文化与现实国际政治的深刻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向我们提示了文化要素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本原意义。

文化是美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具有强大辐射性和渗透性的软国力，文化和政治、经济、军事等要素一样，一直是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驱动力之一。文化要素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不象其它要素的作用那么明晰和直接，但它象幽灵一般控制着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其作用更具有本原性。

一、作用机理与控制模式

迈克尔·H·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审视了建国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历程。他认为，为了更好地把握意识形态，应该从与文化体系相关联的角度去理解它，忽视文化价值的作用会走入误区。的确，文化作为一种本原性和导向性的要素，影响着美国外交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环节。那些曾经左右过以及现在正在左右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人物，都或多或少表达过这方面的体验。吉米·卡特就曾说过，世界的新现实要求“一种新型的美国外交政策——永远坚持我们的价值观与传统的乐观主义基础上的政策”。乔治·W·布什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了外交政策中的一些不变的精神：“自我们国家的初建时日以来，许多已经改变了，但指导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仍然相同。在未来的年月中，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体现美国的最高理想。”这里所说的数百年不变的基本原则、国家利益和最高理想，都来源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亨利·基辛格曾经从观念的角度谈论文化对决策者的影响，“领导人登上高位前形成的观点，是一笔智力财富，他们在整个任职期间会经常用到。”这里所说的观点是指这些领导人在共同的美国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

外交行为作为一种由特定的人和人群实施的国家行为，从其内容到实现方式和手段都显示出浸润在行为者身上的独特的文化底蕴。正如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论述文化对人类进化的意义所指出的，“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最重要的是大脑皮层——部分是在与文化的交互作用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没有有意义的符号体系提供的指导，它就不能指引我们的行为或组织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行动，甚至我们的情感，象我们的神经系统自身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我们可以说，文化决定了一个国家外交行为的基本内涵，因为作为外交行为主体的人——无论是决策者（或决策集体）还是实施者（或实施集体）——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任何行为（包括外交行为）都必然带有深刻的文化印记，这种文化印记构成了外交行为的内在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对人类行为起着一种广义的控制作用。格尔茨曾提出过有关人类行为控制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文化控制。这一概念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文化对外交行为的作用机理的文化人类学方面的思路。他认为，人类“极度依赖于超出遗传的、在其皮肤之外的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他把这称为文化的“控制机制”。事实上，文化控制确定了人类行为、尤其是包括外交行为在内的人类复杂行为的社会意义。

文化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机理可以表达为“文化控制”。文化控制使美国的外交行为具有一贯的和确定不变的基本走向，并确保它不会偏离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对于外交行为的主体而言，文化不是附加物和附属品，而是他的“中心的组成部分”。因此，这种控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力量，而是来自于内在的非强制性的力量。这种控制机制是一种内在的机制。

总统、总统的顾问们、国务卿、国会议员们、外交官们以及由他们组成的政府机构、相关的国会机构以及各种外交机构都是美国文化的产物，这些美国外交行为的主体决定外交政策、采取外交行动、判断各项政策和行动的利弊得失。所有的外交行为因行为主体的不同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例如人们很容易看出威尔逊和哈定、卡特和里根、克林顿和布什之间的差异，但人们同样也很容易认定，他们的外交行为都是典型的美国的外交行为，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倾向。共同的文化控制着不同的行为者的外交行为，使这些行为指向同一个价值目标，并使这些行为获得由美国文化带来的某些特征。

文化对美国外交行为的控制是多方面的：

（一）引导外交行为的走向。形象地说，文化是美国领导人决策的“导航仪”。伊恩·约翰斯顿在1995年指出，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重点，而战略重点来自该国早期的或已经形成的经验，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国家或精英们的哲学、政治、文化和认识特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文化作为“导航仪”引导着国家在国际关系海洋中航行的方向。在变幻莫测的复杂国际环境中，美国的国家领导阶层观察世界和作出决定总是通过自身的文化棱镜来进行的。美国文化为他们提供了独特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取向，强烈地影响着他们对国际关系中各种问题的看法。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他们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其文化观念作为选择坐标。显然，文化对美国的外交行为的方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为外交行为提供力量和信心的基础。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帝国”力量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占优势的组织制度，来自为军事目的而迅速动员巨大的经济和技术资源的能力，来自美国生活方式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和来自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精英十足的活力和固有的竞争力。布热津斯基所说的“文化上的吸引力”无疑为美国的外交行为提供了一种无形的然而又是强大的力量和信心。约瑟夫·奈把文化的这种作用表述得更为透彻。他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断言，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强的同化能力。他把这种力量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同化性力量是一种能力。同化力的获得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的能力。他认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自己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重要的力量来源。“美国大众文化、高等教育和外交政策中经常体现的民主、个人自由、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公开性等价值观，都在多方面加强了美国的力量。”他还引用德国记者约瑟夫·乔菲的话说：“美国文化，无论是粗俗的还是高雅的，都强烈地向外散射，类似于罗马帝国时代，只是更具有新奇性。罗马和苏联的文化影响仅限于他们的军事疆界。而美国的软实力遍及一个太阳永远不落的帝国。”他还认为，美国的文化广为世界所接受，在世界事务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比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要大。蕴含在产品和交往中的美国大众文化具有广泛的感召力，美国文化的种族开放性和美国民主与人权价值观的政治感召力，使其具有了国际影响力。

（三）为外交行为提供规范。“信任”作为强有力的社会资本就是外交行为的一种规范。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强调了社会信任的意义。他认为，国家的福利及其竞争力受到普遍的文化特性的制约，这是一种社会信任在起作用的表现。国家的社会信任度的高低差异，必然影响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合作程度。福山在《大断裂：人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称这种信任为社会资本。“它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例示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和规范，他们得以彼此合作”。“能够产生社会资本的规范必须实质上包括一些美德，如讲真话，履行义务，互惠互利等等”。“这些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与韦伯谈到的清教徒的价值观相重叠。”“信任的作用像一种润滑剂，它使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作更有效率。”他认为，美国具有高度的社会信任和自发性社交的强烈倾向，这会导致产生一种巨大的、复杂的、涉及全球的组织，即多国合作。因此，美国文化通过它为外交行为提供这种强有力的社会资本，对国际社会的信任程度、国际合作机构的性质产生重要的影响。

（四）把文化的主要特性注入外交行为中。傲慢与霸道就是美国外交行为中表达的美国文化的典型特性之一。美国经常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优势，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宣扬他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极力把自己的文明变成其它国家效法的榜样，使之成为全世界的普遍文明。由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的比较优势必然能动地对异质文化的挑战作出回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里，美国的文化扩张势头更盛，这就必然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和抗争，即使在同一文化范畴的西方国家之间，由于他们的文化差异也必然引发矛盾和冲突。西方文明同源异流，虽然在价值取向上基本一致，但在不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待不同的问题也往往出现歧见。它们在处理国际关系的不同问题时，也因不同对象、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和不同利益驱动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做法。因此，美国与西方其他国家也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但是，在探折美国文化对其国际关系的作用时，既不能把美国文化的作用看得过分强大，也不能把文化差异引发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无限夸大，更不是塞缪尔·亨廷顿所断言的“文明冲突将支配全球的政治”。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渗透在美国外交行为中的傲慢与霸道的文化特性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中引发矛盾与冲突的重要根源。

二、文化特性与外交行为特性

美国的外交行为的那种世所共知的独特个性来源于这个国家的文化特性，外交行为的特性是文化特性的一种转移、复制和表达。

美国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有其独特的背景。

背景之一：美国是一个开放型的移民社会。美国人口从建国初期的350万增加到今天的包含着100多个种族的2.5亿只用了200多年。这就是美国文化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特殊环境。美国政治家梅里亚认为：“美国思想的特性是很多因素形成的”，“其他许多民族的文化也在我国获得了反映，全都混合在民族的大熔炉里。”但是，美国主体文化的基因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到北美的移民是信仰新教的白人，以他们为代表的文化成为美国文化的主导模式，也就是“沃斯普”（WASP）文化。穷苦的移民远涉重洋，带着缥缈不定的期盼来到北美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进行创业，他们的艰苦奋斗、开拓变革精神和自我意识成为美国文化的特殊传统，“合众为一”（Fromthemany,one）成为美国的箴言。

背景之二：美国社会与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的地位凸显，影响巨大。10个美国人中有9个信仰上帝并作祈祷，基督教的新教伦理对美国人的价值观有很深刻的影响。全美国有1300多家广播电台、36家电视台用全部或大部时间宣传宗教。《圣经》成为畅销书，美国总统宣誓就职要把手放在《圣经》上，国会每届议会都要由牧师先祈祷再工作。在军队里，海陆空三军都有随军牧师。不信奉上帝的人不能在法庭上作证人。宗教对美国教育的作用更是令人瞩目。除教会办校外，学校还开设宗教课程。在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宗教生活是美国生活中的一部分。马克思·韦伯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清教徒们崇尚自由，不迷恋于教义、教条，而注重求实、创新和开拓、试验，强调勤俭致富，达到拯救灵魂。清教徒的苦行伦理造就了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作风和追求财富的动力，养成了开发新疆土、征服大自然的冒险精神。这些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清教徒致力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创造一种新的社会模式的使命感产生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将所有的宗教与世俗的成员都团结在一起，把宗教的改革与社会的改革结合在一起。总之，清教徒对美国国民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社会风俗、生活模式有着深刻影响，可以说，它是美国文化的根源。随着美国社会的演进，早期清教主义的“苦行”伦理逐渐让位于现代文化的享乐主义，中产阶级的消费文化充斥了美国社会，但是宗教文化的影响仍然很大，讲究物质享受的美国人同时信奉上帝。正如美国学者威廉·伊塞尔所说的：“美国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又是现代国家中宗教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罗伯特·格罗登把美国文化概括为“基督教、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特别混合物”。这是构成美国文化的三个最基本的元素。这些元素是从欧洲文化中继承和发展过来，又在开拓北美新大陆的历史进程中本土化的。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美国文化在发展和演化过程中形成了若干明显的特性：

1、种族主义。

这是种族优越感的产物。在美国的历史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救世主精神”和“自命不凡的使命感”。这与大多数美国人信仰基督教有关，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有着“天定命运”，要教化全世界。此外，在美国历史演变中，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曾经非常盛行，它在美国种族观念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这种观念鼓吹白皮肤的美国人（尤其英国后裔）属于最精华的种族。美国人从他们的欧洲近亲的先辈那里继承了深厚的种族观念，视其他种族（尤其有色人种）为低劣民族。自我中心的种族观念成为“无法抗拒的遗产代代相传”。在美国的种族主义者看来，美国人是上帝所选中的人民，有权获得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在过去，他们出征世界的时候是“在为上帝而战”。今天，他们强调的是要担负领导并帮助保卫世界各自由国家的责任。这就是他们的“天定命运”。综观美国的历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国国民中，“优越感”、“救世主精神”、“自命不凡的使命感”一直是他们“明显的精神支柱”。这也是“美国例外论”的思想根源。

2、个人主义。

美国社会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就是个人主义，它强调自主动机、自主抉择、自力更生、尊重他人、个性自由、尊重隐私。这是美国文化的显著标志。个人主义不同于利已主义，其内涵蕴含着民主自由思想。美国民主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对个人自主的追求。个人主义在19世纪的西方世界已经非常盛行，到了20世纪，个人主义思想“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有支配地位。在美国，个人主义更是成为一种道德标准、社会的主要信条和国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人而言，个人主义就是最生命攸关的身份认同。

3、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美国社会中的一对孪生兄弟。他们标榜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追求财富的自由。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人权法案》都确认了这种自由观念。在威尔逊总统看来，“英裔美国人的自由思想与自由制度是普遍适用的。”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正是美国民众思想观念的典型代表。自由主义是美国政治文化的基础，也是美国立国的重要思想。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本世纪所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和大动荡，“迫使处于人类文明先锋地位的欧洲和北美的各个社会更加充分地实现他们的自由”。他认为，在20世纪，世界历史发生的根本变化就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胜利。今后统治物质世界的将是自由主义思想。显然，自由主义历来一直被视为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也是美国文化最突出的标志。

4、功利主义。

个人主义孕育了功利主义。在美国社会，讲究实用，追求功效和利益已成普遍的伦理观念。托马斯·潘恩和约翰·洛克都认为，在美国，政治进步和经济进步是每个个人行为的产物，指导个人行为的准则是功利和自身利益。这种功利主义时而表现为“理想主义”，时而表现为“现实主义”，综观美国文化发展史上的许多争辩都贯穿着这两种思潮，此起彼伏，相互渗透，不管那种观念占支配地位，其目的都是对功利的追求。美国人有一种观念，即他们必须维护的不是什么原则，而是利益，没有任何朋友，只有利益。利益才是他们真正崇拜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亨廷顿教授说得不错，西方人在出征世界的时候，“既是为上帝而战，又是为黄金而战”。讲究功效，追求利益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种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念，也有明显的表现。他们的“功”在于谋求支配世界，他们的利在于满足自身的利益需要。

5、扩张主义。

美国的文明史和西方许多国家一样，都是一部扩张史。扩张主义是“种族优越论”的必然产物。在美国的思想界里，扩张主义的色彩十分明显，他们宣称：“扩张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美国的生存规律。”美国著名分析家路易斯·哈里斯指出：“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贪婪的掠夺成性的。”美国独立后不久就步英国后尘，推行扩张政策，《独立宣言》所谴责的殖民主义行径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一幕幕重演。美国从建国初期的北美13州，逐渐扩大为50个州。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亚洲、非洲、拉美的许多国家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美国等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在开拓新的边疆，同时也用传教士的圣经去传播上帝的旨意，他们还借助商品的力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去占领新的世界市场。在美国人看来，他们“应当主动地、像传教士那样地去发挥他们的救世主作用”，“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越是主动献身于摧毁势力范围，他们在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方面就走得越远。”美国对亚、非、拉美新兴的独立国家的态度、观念始终没有根本改变，极力把其社会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二战以后有更多事实充分表明美国文化的扩张特性。

在美国文化的上述主要特征中，贯穿着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天赋人权”的观念。这是美国文化最本质的核心内容。美国立国之初的三个历史文献——《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及《人权法案》——集中体现了天赋人权的思想。《独立宣言》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1787年制订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开创了人权立法的新时代。宪法确保建立一个更完备的联邦政府来代替松散的邦联政府，从而更加有效地保障“自由、平等和财产”。1791年12月15日生效的宪法修正案——《人权法案》——是《独立宣言》中人权思想的发展。它是早期人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对西方人权理论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宣言》、《宪法》和《人权法案》所体现的“天赋人权”观念也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和弱点。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多种限制。以选举权为例：人民受到财产、年龄、性别、居住期限、教育程度的限制。美国国务院在一份人权报告中承认了如下事实：“美国土著的命运和许多土著文明社会相似，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均遭破坏并被取代。”“美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员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来到美国海岸的移民“常常受到歧视或抵制，这又加深了移民的困境。”迄今为止，美国印第安人、非洲裔美国人以及妇女的人权状况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不过，“天赋人权”观念在美国国内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并不妨碍它在美国文化价值观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国民对以自由、民主、平等为基本内涵的“天赋人权”观念始终情有独钟，这种观念逐渐被强烈的民族主义和自我中心的色彩所浸润。这是美国独特的历史背景下演化而成的精神产品。“沃斯普”（WASP）文化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发端。正如迈克尔·H·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所说的，美国民族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烈的千年盛世情结。这一情结铸就了这个国家，使它向人类承担特殊责任，担当起救世主的角色”。自我中心意识实质上就是种族优越感，“认为自己的种族处于中心地位，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

美国文化的上述本质特征被深深地镶嵌在美国的外交行为中，成为美国的外交行为的本质特征。

美国外交行为对理想目标的追寻源自于他们“天定命运”的信念。美国的“最高理想”就是完成他们引以为荣的所谓上帝赋予的使命——使全世界都变成“民主的资本主义”。早在1776年，托马斯·潘恩在其著作《常识》一书中就曾引用清教徒关于至福千年的理想，说只有受上天祝福的上帝的选民才能在全球精神再生中起到特殊的领导作用。美国人自认为他们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在为自己尽责的时候，也就为世界尽了责任。在西奥多·罗斯福看来，世界是种族竞争和国家竞争的舞台，在一个充满竞争，有时很凶暴的世界上，美国具有崇高的责任，就是要把挑战找出来，制服它们，使强者愈强，这是生死攸关的关键。他认为，文明种族与野蛮种族间的冲撞是无可避免的，进步只能来自文明人“制服他们的野蛮邻居”。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书中进一步说明：“一个理想的世界是：所有国家都有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永远忠实于社会正义和人权。”综观美国历史，美国历届领导人都以类似的语言强调，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的民主国家，要承担领导并保卫自由世界的责任，要在全世界推进和增强民主价值观。在这种民主自由的理念中，在他们的使命感中，表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著名学者本杰明曾对这种种族优越感作如下描绘，美国迄今的所有扩张都“起源于这种信仰，即美国的文明是迄今产生的最高文明，其他民族达到美国水平的能力被认为至少取决于它树立的榜样，也就是取决于美国教化他们的努力”。昔日美国的领土扩张和今天美国的霸权行径，其本质都是与杰斐逊的“民主理想”一脉相承。

美国外交行为对国家利益的诉求始终与美国的根本价值取向紧密相连。美国历届政府的领导人都极为重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并将这种价值观向全球宣扬和推行，这是他们的一贯目标，促进国外民主的发展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用克里斯托弗的话来说，民主就是“道德命令和战略命令”。他们的目的正是通过扩散其价值观来扩张其国家利益。此外，美国外交政策对国家利益的诉求还有赖于美国文化的无形的力量。美国国家利益最基本的内涵就是要确保国家的绝对安全，促进经济增长，维护头号强国和世界霸权地位。布热津斯基认为，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在军事方面，它有无可匹敌的在全球发挥作用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它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在技术方面，美国在开创性的尖端领域保持着全面领先地位；在文化方面，美国文化虽然有些粗俗，却有无比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世界的青年中。所有这些使美国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影响。这四个方面加在一起，使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超级大国。”他还指出，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他在这里表达了对加强文化在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中的作用的期待。事实上，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已经凭借诸多具有吸引力的渠道和手段在全球扩张。如一些美国学者所说，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显然，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全球性扩张已被视为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具“魅力”的途径。

种族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和扩张主义这些美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伴随着傲慢的使命感和对自身价值观的优越感，在美国的几乎所有外交行为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美国的外交行为中，他们时而突出对“自由民主”理想的关怀，时而突出对自身战略利益的关怀，时而突出对人权的关怀，时而扮演上帝的使者，时而充当世界警察，天赋人权的观念连同它衍生出来的各种主要的文化特征在美国的外交行为中交替出现或同时出现。

在过去的200年间，美国至少150次把它的军队送到世界各地，为的是追逐他们的利益、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和完成“上帝”的使命。1801年，美国入侵非洲的利比亚，封锁的黎波里港，并于1805年迫使利比亚片面给予最惠国待遇。1815年3月对阿尔及利亚宣战，并于6月迫使阿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36年，美国用武力迫使摩洛哥、突尼斯接受不平等条约，并向美国交纳贡款。1846—1848年，美国发动了侵略墨西哥战争，掠夺了得克萨斯。1844年7月3日胁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获取《南京条约》中的开放五口通商权利及片面的最惠国条款和治外法权。1858年6月18日，美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二战以后，美国走上全球扩张的道路，中国、朝鲜、希腊、伊朗、危地马拉、黎巴嫩、古巴、越南、多米尼加、智利、格林纳达、利比亚、巴拿马、海地、伊拉克、前南斯拉夫等国都留有美国对外扩张的劣迹。

我们先看一下越南。迈克尔·H·亨特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美国为什么要在一个很小、很远的国度里打这么一场费用惊人、破坏严重的战争，而美国与这个国家并无利害冲突，干预的主要理由，最后只有归结到‘信念’二字。”实际上，美国在这块土地上的行为，既表达了对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追求，又表达了对美国在亚洲利益的追求。

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的外交行为显示出典型的功利主义特性。美国政府在1990年前后的对伊政策完全不同。1990年8月以前，萨达姆·侯赛因被视为美国在中东遏制伊朗影响的有用盟友。直到1990年4月26日，当时的助理国务卿凯利还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作证说，布什政府仍然尝试同伊拉克逐步发展互利关系，以便加强伊拉克的外交和国内政策中的积极倾向。布什政府继续通过进出口银行为伊拉克提供出口保证，商业部和国务院也鼓励美国同伊拉克的贸易，并设法抵制国会的制裁措施。1990年8月2日，伊拉克悍然出兵侵占科威特，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美国政府对伊拉克的政策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美国政府把萨达姆谴责为希特勒的化身，彻头彻尾的魔鬼，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拉克采取了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在美国策动下，开始了“沙漠盾牌”的军事行动，以后美国主导的多国部队又实施了“沙漠风暴”行动，发动了海湾战争。1991年2月27日，布什总统宣布解放了科威特，以美国为主的多国部队以微小的伤亡代价获得了全面的军事胜利。从此以后，伊拉克就一直处在美国等某些西方大国的军事打击的威胁之下。由于美国等的阻挠，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至今仍未解除，使伊拉克的经济濒临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9·11”恐怖袭击一年以后，美国又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准备对伊拉克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美国的对伊政策表明，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和石油安全，就美国国家利益而言，在波斯湾地区，至关重要的是确保石油供应。

外交行为体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最极端的例证是，美国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设定为敌对力量。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取得政权以后，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就把布尔什维克视为“人类头脑中从未有过的最骇人听闻的、最可怕的东西”，“是对现代文明的彻底抛弃”。这种源自文化价值观对立的敌视性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当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曾情不自禁地说：“铁幕消失了，柏林墙被推倒了，同它一起崩溃的是一种叫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纵观世界各个角落，你们会发现，美国的榜样正在发生作用。”《华盛顿邮报》在一篇评论中说，西方世界为寻求瓦解共产主义的方法，花费半个世纪和亿万美元，却忽然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美国一位著名电影制片人曾在一篇题为《好莱坞对抗共产主义》的文章中宣称，好莱坞影片是“铁盒里的大使”，“是对抗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这种所谓“最有效的摧毁力量”随后又被用来指向中国。1991年9月10日，《纽约时报》在一篇关于美中关系的评论中毫不掩饰地说：“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敢于这么大胆地维护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是过时或邪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随着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供美国人谩骂的邪恶帝国的位置出现了真空。现在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填补这个真空，成为美国主要意识形态对手和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讨厌的象征。”在美国人看来，“一场成功的革命，必须符合美国人头脑里他们所熟悉的自己那场革命的目的、方法与他们的政治修养。”“这些观念深深地扎根在政策制订者的脑头中。”也许是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由此出发形成的战略决策和政策选择，使美国那种世界领袖地位的心理受到挑战，使美国人那种唯我独尊的民族心态受到挫伤，因而在国会、在新闻媒介就响起一阵又一阵的“遏制”、“制裁”的喧嚣。在美国领导人看来，不管对中国实行哪种政策，其目的，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是为了自身利益以及自身安全。从长远来看，美国要鼓励中国内部“实现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以促使“中国出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的广泛的、和平的演变”。显然，美国对华的各种政策选择和实际行为都深刻地打上了其文化价值观的烙印。

文化扩张——文化在实现外交目标中的工具性功能

美国文化除了作为本原性和导向性要素控制着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之外，还越来越多地在美国的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独立的作用。文化除了扮演导向性角色外，还扮演着工具性角色。文化已经成为美国实施国际战略的工具。文化扩张就是这种工具性角色的体现。

约瑟夫·奈认为，在当代国际社会里，“在众多与美国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单靠军事力量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如果美国想保持强大，美国人也需要关心我们的软实力。”“这种力量能让其他人做你想让它们做的事。”“如果美国代表了其他人愿意仿效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可以不费气力地发挥领导作用。”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文化“是一种毋需投入过多并且相当有价值的软力量资源”。“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强的同化能力。”“美国已经成功地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组织机构化搭起了一个政治框架。”事实上，美国政府一贯重视策划和运用文化力量来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这就是美国的文化战略。在美国领导人看来，应用文化力量来推行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最有效的办法。美国重视文化战略的运用，是因为文化产品本身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意识、自由民主观念和价值取向。美国文化产品的生产和输出不仅可以获得巨额的商业利润，而且还会产生巨大的政治思想影响和社会效果。据统计，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占了世界市场的75%。美国400家最富有的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美国的音像业仅次于航天工业居出口贸易的第二位。今天的美国社会，自由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一切精神产品都已市场化和商品化，文化力和商品力紧密融合，特别是高科技的运用，使其文化产品更具剌激性、更具吸引力，也更具同化力。

美国的文化扩张在以下几个方面正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把“人权”作为实现外交目标的工具。如一些研究者所说的，美国把“人权外交”视为“精良武器”，视为“自由民主国家为扩大影响而进行斗争的最重要的优势”。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颐指气使，一再发难，受指责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西方的生活方式就是其他国家仿效的灯塔，西方的社会制度就是其他社会学习的榜样。以维护人权的名义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甚至进而颠覆别国政权，已成为美国实现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推行“人权外交”已成为美国的国策。

（二）在国际机构中加强文化渗透。控制国际机构推行霸权主义。美国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际机构，使其代表美国的价值观，为其利益服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目前很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都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宰下建立起来，带有明显的美国和欧洲文化的特性，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控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坦率承认，美国控制着国际政治和安全机构，用“世界大家庭”来代替“自由世界”，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把体现西方利益的决定当成世界大家庭的愿望向世界提出。“西方实际上正使用国际机构、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管理世界，其做法是保持西方的优势，维护西方的利益，推行西方的政治经济价值观念”，“千方百计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民采取西方有关民主和人权的概念”。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们以自己的价值观和人权标准为普遍原则，竭力使联合国以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方式发挥作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所采取的某些行动有时会蜕变成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的工具。公务员之家:

（三）利用“人道主义干涉”推行新干涉主义。新干涉主义有几个基本思想，一是人权高于主权；二是推行全球“民主化”；三是扩展民主不受国界限制。据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可按照自己的“文明”标准对被认定为侵害人权的国家进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美国和北约盟国动用当代最先进的军事手段野蛮轰炸南联盟正是在“制止民族清洗”的借口下进行的。

（四）利用市场经济进行文化渗透。美国的文化战略十分注重文化产品的配套生产和广泛输出，他们充分利用市场力量来传播其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力图使市场经济成为加强接触、灌输思想、移植观念的主要渠道。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文化产品的输出异常活跃，而高科技的运用，又使美国的文化产品更具吸引力、渗透力和竞争力。他们大力加强和扩大意识形态的产业，如电影、电视、广播以及激光唱片、传真机、互联网等产业，并以优越的条件和先进的手段提高这些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及市场占有率。美国的大众传媒被称为“另一个政府”，有人还把报纸称为“民主的圣经”。美国的网络技术占有垄断地位，在现有的3.2亿网页中，来自美国的信息占80%以上，而服务信息则占95%以上，有人把互联网称为“空中的民主墙”。美国还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力图在发展中国家打破限制，开放市场，使其文化产品的输出与扩张畅通无阻。美国记者登克莱·琼斯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的《西方文化冲击着东方》一文中称，在亚洲各地，贸易、技术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已经和冷战后形成的思想、人员和大众文化的大量流入相结合，亚洲人的社会价值观念，正在发生转变。自身社会价值观念在被削弱的过程中异化，已使亚洲人感到不安，但却正是西方人所希望达到的社会效果。

交行范文篇9

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认为：“文化因素进入现实政治领域的程度，要比专攻国际关系和相关研究的许多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所承认的要大得多。也许可以再一次在不同程度上说，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他在这里强调了文化与现实国际政治的深刻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向我们提示了文化要素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本原意义。

文化是美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具有强大辐射性和渗透性的软国力，文化和政治、经济、军事等要素一样，一直是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驱动力之一。文化要素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不象其它要素的作用那么明晰和直接，但它象幽灵一般控制着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其作用更具有本原性。

一、作用机理与控制模式

迈克尔·H·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审视了建国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历程。他认为，为了更好地把握意识形态，应该从与文化体系相关联的角度去理解它，忽视文化价值的作用会走入误区。的确，文化作为一种本原性和导向性的要素，影响着美国外交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环节。那些曾经左右过以及现在正在左右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人物，都或多或少表达过这方面的体验。吉米·卡特就曾说过，世界的新现实要求“一种新型的美国外交政策——永远坚持我们的价值观与传统的乐观主义基础上的政策”。乔治·W·布什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了外交政策中的一些不变的精神：“自我们国家的初建时日以来，许多已经改变了，但指导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仍然相同。在未来的年月中，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体现美国的最高理想。”这里所说的数百年不变的基本原则、国家利益和最高理想，都来源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亨利·基辛格曾经从观念的角度谈论文化对决策者的影响，“领导人登上高位前形成的观点，是一笔智力财富，他们在整个任职期间会经常用到。”这里所说的观点是指这些领导人在共同的美国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

外交行为作为一种由特定的人和人群实施的国家行为，从其内容到实现方式和手段都显示出浸润在行为者身上的独特的文化底蕴。正如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论述文化对人类进化的意义所指出的，“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最重要的是大脑皮层——部分是在与文化的交互作用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没有有意义的符号体系提供的指导，它就不能指引我们的行为或组织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行动，甚至我们的情感，象我们的神经系统自身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我们可以说，文化决定了一个国家外交行为的基本内涵，因为作为外交行为主体的人——无论是决策者（或决策集体）还是实施者（或实施集体）——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任何行为（包括外交行为）都必然带有深刻的文化印记，这种文化印记构成了外交行为的内在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对人类行为起着一种广义的控制作用。格尔茨曾提出过有关人类行为控制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文化控制。这一概念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文化对外交行为的作用机理的文化人类学方面的思路。他认为，人类“极度依赖于超出遗传的、在其皮肤之外的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他把这称为文化的“控制机制”。事实上，文化控制确定了人类行为、尤其是包括外交行为在内的人类复杂行为的社会意义。

文化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机理可以表达为“文化控制”。文化控制使美国的外交行为具有一贯的和确定不变的基本走向，并确保它不会偏离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对于外交行为的主体而言，文化不是附加物和附属品，而是他的“中心的组成部分”。因此，这种控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力量，而是来自于内在的非强制性的力量。这种控制机制是一种内在的机制。统、总统的顾问们、国务卿、国会议员们、外交官们以及由他们组成的政府机构、相关的国会机构以及各种外交机构都是美国文化的产物，这些美国外交行为的主体决定外交政策、采取外交行动、判断各项政策和行动的利弊得失。所有的外交行为因行为主体的不同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例如人们很容易看出威尔逊和哈定、卡特和里根、克林顿和布什之间的差异，但人们同样也很容易认定，他们的外交行为都是典型的美国的外交行为，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倾向。共同的文化控制着不同的行为者的外交行为，使这些行为指向同一个价值目标，并使这些行为获得由美国文化带来的某些特征。

文化对美国外交行为的控制是多方面的：

（一）引导外交行为的走向。形象地说，文化是美国领导人决策的“导航仪”。伊恩·约翰斯顿在1995年指出，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重点，而战略重点来自该国早期的或已经形成的经验，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国家或精英们的哲学、政治、文化和认识特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文化作为“导航仪”引导着国家在国际关系海洋中航行的方向。在变幻莫测的复杂国际环境中，美国的国家领导阶层观察世界和作出决定总是通过自身的文化棱镜来进行的。美国文化为他们提供了独特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取向，强烈地影响着他们对国际关系中各种问题的看法。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他们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其文化观念作为选择坐标。显然，文化对美国的外交行为的方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为外交行为提供力量和信心的基础。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帝国”力量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占优势的组织制度，来自为军事目的而迅速动员巨大的经济和技术资源的能力，来自美国生活方式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和来自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精英十足的活力和固有的竞争力。布热津斯基所说的“文化上的吸引力”无疑为美国的外交行为提供了一种无形的然而又是强大的力量和信心。约瑟夫·奈把文化的这种作用表述得更为透彻。他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断言，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强的同化能力。他把这种力量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同化性力量是一种能力。同化力的获得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的能力。他认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自己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重要的力量来源。“美国大众文化、高等教育和外交政策中经常体现的民主、个人自由、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公开性等价值观，都在多方面加强了美国的力量。”他还引用德国记者约瑟夫·乔菲的话说：“美国文化，无论是粗俗的还是高雅的，都强烈地向外散射，类似于罗马帝国时代，只是更具有新奇性。罗马和苏联的文化影响仅限于他们的军事疆界。而美国的软实力遍及一个太阳永远不落的帝国。”他还认为，美国的文化广为世界所接受，在世界事务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比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要大。蕴含在产品和交往中的美国大众文化具有广泛的感召力，美国文化的种族开放性和美国民主与人权价值观的政治感召力，使其具有了国际影响力。

（三）为外交行为提供规范。“信任”作为强有力的社会资本就是外交行为的一种规范。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强调了社会信任的意义。他认为，国家的福利及其竞争力受到普遍的文化特性的制约，这是一种社会信任在起作用的表现。国家的社会信任度的高低差异，必然影响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合作程度。福山在《大断裂：人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称这种信任为社会资本。“它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例示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和规范，他们得以彼此合作”。“能够产生社会资本的规范必须实质上包括一些美德，如讲真话，履行义务，互惠互利等等”。“这些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与韦伯谈到的清教徒的价值观相重叠。”“信任的作用像一种润滑剂，它使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作更有效率。”他认为，美国具有高度的社会信任和自发性社交的强烈倾向，这会导致产生一种巨大的、复杂的、涉及全球的组织，即多国合作。因此，美国文化通过它为外交行为提供这种强有力的社会资本，对国际社会的信任程度、国际合作机构的性质产生重要的影响。（四）把文化的主要特性注入外交行为中。傲慢与霸道就是美国外交行为中表达的美国文化的典型特性之一。美国经常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优势，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宣扬他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极力把自己的文明变成其它国家效法的榜样，使之成为全世界的普遍文明。由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的比较优势必然能动地对异质文化的挑战作出回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里，美国的文化扩张势头更盛，这就必然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和抗争，即使在同一文化范畴的西方国家之间，由于他们的文化差异也必然引发矛盾和冲突。西方文明同源异流，虽然在价值取向上基本一致，但在不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待不同的问题也往往出现歧见。它们在处理国际关系的不同问题时，也因不同对象、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和不同利益驱动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做法。因此，美国与西方其他国家也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但是，在探折美国文化对其国际关系的作用时，既不能把美国文化的作用看得过分强大，也不能把文化差异引发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无限夸大，更不是塞缪尔·亨廷顿所断言的“文明冲突将支配全球的政治”。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渗透在美国外交行为中的傲慢与霸道的文化特性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中引发矛盾与冲突的重要根源。

二、文化特性与外交行为特性

美国的外交行为的那种世所共知的独特个性来源于这个国家的文化特性，外交行为的特性是文化特性的一种转移、复制和表达。

美国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有其独特的背景。

背景之一：美国是一个开放型的移民社会。美国人口从建国初期的350万增加到今天的包含着100多个种族的2.5亿只用了200多年。这就是美国文化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特殊环境。美国政治家梅里亚认为：“美国思想的特性是很多因素形成的”，“其他许多民族的文化也在我国获得了反映，全都混合在民族的大熔炉里。”但是，美国主体文化的基因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到北美的移民是信仰新教的白人，以他们为代表的文化成为美国文化的主导模式，也就是“沃斯普”（WASP）文化。穷苦的移民远涉重洋，带着缥缈不定的期盼来到北美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进行创业，他们的艰苦奋斗、开拓变革精神和自我意识成为美国文化的特殊传统，“合众为一”（Fromthemany,one）成为美国的箴言。

背景之二：美国社会与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的地位凸显，影响巨大。10个美国人中有9个信仰上帝并作祈祷，基督教的新教伦理对美国人的价值观有很深刻的影响。全美国有1300多家广播电台、36家电视台用全部或大部时间宣传宗教。《圣经》成为畅销书，美国总统宣誓就职要把手放在《圣经》上，国会每届议会都要由牧师先祈祷再工作。在军队里，海陆空三军都有随军牧师。不信奉上帝的人不能在法庭上作证人。宗教对美国教育的作用更是令人瞩目。除教会办校外，学校还开设宗教课程。在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宗教生活是美国生活中的一部分。马克思·韦伯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清教徒们崇尚自由，不迷恋于教义、教条，而注重求实、创新和开拓、试验，强调勤俭致富，达到拯救灵魂。清教徒的苦行伦理造就了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作风和追求财富的动力，养成了开发新疆土、征服大自然的冒险精神。这些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清教徒致力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创造一种新的社会模式的使命感产生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将所有的宗教与世俗的成员都团结在一起，把宗教的改革与社会的改革结合在一起。总之，清教徒对美国国民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社会风俗、生活模式有着深刻影响，可以说，它是美国文化的根源。随着美国社会的演进，早期清教主义的“苦行”伦理逐渐让位于现代文化的享乐主义，中产阶级的消费文化充斥了美国社会，但是宗教文化的影响仍然很大，讲究物质享受的美国人同时信奉上帝。正如美国学者威廉·伊塞尔所说的：“美国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又是现代国家中宗教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罗伯特·格罗登把美国文化概括为“基督教、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特别混合物”。这是构成美国文化的三个最基本的元素。这些元素是从欧洲文化中继承和发展过来，又在开拓北美新大陆的历史进程中本土化的。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美国文化在发展和演化过程中形成了若干明显的特性：

1、种族主义。

这是种族优越感的产物。在美国的历史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救世主精神”和“自命不凡的使命感”。这与大多数美国人信仰基督教有关，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有着“天定命运”，要教化全世界。此外，在美国历史演变中，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曾经非常盛行，它在美国种族观念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这种观念鼓吹白皮肤的美国人（尤其英国后裔）属于最精华的种族。美国人从他们的欧洲近亲的先辈那里继承了深厚的种族观念，视其他种族（尤其有色人种）为低劣民族。自我中心的种族观念成为“无法抗拒的遗产代代相传”。在美国的种族主义者看来，美国人是上帝所选中的人民，有权获得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在过去，他们出征世界的时候是“在为上帝而战”。今天，他们强调的是要担负领导并帮助保卫世界各自由国家的责任。这就是他们的“天定命运”。综观美国的历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国国民中，“优越感”、“救世主精神”、“自命不凡的使命感”一直是他们“明显的精神支柱”。这也是“美国例外论”的思想根源。

2、个人主义。

美国社会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就是个人主义，它强调自主动机、自主抉择、自力更生、尊重他人、个性自由、尊重隐私。这是美国文化的显著标志。个人主义不同于利已主义，其内涵蕴含着民主自由思想。美国民主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对个人自主的追求。个人主义在19世纪的西方世界已经非常盛行，到了20世纪，个人主义思想“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有支配地位。在美国，个人主义更是成为一种道德标准、社会的主要信条和国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人而言，个人主义就是最生命攸关的身份认同。

3、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美国社会中的一对孪生兄弟。他们标榜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追求财富的自由。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人权法案》都确认了这种自由观念。在威尔逊总统看来，“英裔美国人的自由思想与自由制度是普遍适用的。”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正是美国民众思想观念的典型代表。自由主义是美国政治文化的基础，也是美国立国的重要思想。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本世纪所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和大动荡，“迫使处于人类文明先锋地位的欧洲和北美的各个社会更加充分地实现他们的自由”。他认为，在20世纪，世界历史发生的根本变化就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胜利。今后统治物质世界的将是自由主义思想。显然，自由主义历来一直被视为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也是美国文化最突出的标志。

4、功利主义。

个人主义孕育了功利主义。在美国社会，讲究实用，追求功效和利益已成普遍的伦理观念。托马斯·潘恩和约翰·洛克都认为，在美国，政治进步和经济进步是每个个人行为的产物，指导个人行为的准则是功利和自身利益。这种功利主义时而表现为“理想主义”，时而表现为“现实主义”，综观美国文化发展史上的许多争辩都贯穿着这两种思潮，此起彼伏，相互渗透，不管那种观念占支配地位，其目的都是对功利的追求。美国人有一种观念，即他们必须维护的不是什么原则，而是利益，没有任何朋友，只有利益。利益才是他们真正崇拜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亨廷顿教授说得不错，西方人在出征世界的时候，“既是为上帝而战，又是为黄金而战”。讲究功效，追求利益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种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念，也有明显的表现。他们的“功”在于谋求支配世界，他们的利在于满足自身的利益需要。、扩张主义。

美国的文明史和西方许多国家一样，都是一部扩张史。扩张主义是“种族优越论”的必然产物。在美国的思想界里，扩张主义的色彩十分明显，他们宣称：“扩张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美国的生存规律。”美国著名分析家路易斯·哈里斯指出：“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贪婪的掠夺成性的。”美国独立后不久就步英国后尘，推行扩张政策，《独立宣言》所谴责的殖民主义行径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一幕幕重演。美国从建国初期的北美13州，逐渐扩大为50个州。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亚洲、非洲、拉美的许多国家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美国等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在开拓新的边疆，同时也用传教士的圣经去传播上帝的旨意，他们还借助商品的力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去占领新的世界市场。在美国人看来，他们“应当主动地、像传教士那样地去发挥他们的救世主作用”，“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越是主动献身于摧毁势力范围，他们在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方面就走得越远。”美国对亚、非、拉美新兴的独立国家的态度、观念始终没有根本改变，极力把其社会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二战以后有更多事实充分表明美国文化的扩张特性。

在美国文化的上述主要特征中，贯穿着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天赋人权”的观念。这是美国文化最本质的核心内容。美国立国之初的三个历史文献——《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及《人权法案》——集中体现了天赋人权的思想。《独立宣言》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1787年制订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开创了人权立法的新时代。宪法确保建立一个更完备的联邦政府来代替松散的邦联政府，从而更加有效地保障“自由、平等和财产”。1791年12月15日生效的宪法修正案——《人权法案》——是《独立宣言》中人权思想的发展。它是早期人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对西方人权理论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宣言》、《宪法》和《人权法案》所体现的“天赋人权”观念也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和弱点。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多种限制。以选举权为例：人民受到财产、年龄、性别、居住期限、教育程度的限制。美国国务院在一份人权报告中承认了如下事实：“美国土著的命运和许多土著文明社会相似，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均遭破坏并被取代。”“美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员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来到美国海岸的移民“常常受到歧视或抵制，这又加深了移民的困境。”迄今为止，美国印第安人、非洲裔美国人以及妇女的人权状况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不过，“天赋人权”观念在美国国内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并不妨碍它在美国文化价值观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国民对以自由、民主、平等为基本内涵的“天赋人权”观念始终情有独钟，这种观念逐渐被强烈的民族主义和自我中心的色彩所浸润。这是美国独特的历史背景下演化而成的精神产品。“沃斯普”（WASP）文化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发端。正如迈克尔·H·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所说的，美国民族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烈的千年盛世情结。这一情结铸就了这个国家，使它向人类承担特殊责任，担当起救世主的角色”。自我中心意识实质上就是种族优越感，“认为自己的种族处于中心地位，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

美国文化的上述本质特征被深深地镶嵌在美国的外交行为中，成为美国的外交行为的本质特征。

美国外交行为对理想目标的追寻源自于他们“天定命运”的信念。美国的“最高理想”就是完成他们引以为荣的所谓上帝赋予的使命——使全世界都变成“民主的资本主义”。早在1776年，托马斯·潘恩在其著作《常识》一书中就曾引用清教徒关于至福千年的理想，说只有受上天祝福的上帝的选民才能在全球精神再生中起到特殊的领导作用。美国人自认为他们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在为自己尽责的时候，也就为世界尽了责任。在西奥多·罗斯福看来，世界是种族竞争和国家竞争的舞台，在一个充满竞争，有时很凶暴的世界上，美国具有崇高的责任，就是要把挑战找出来，制服它们，使强者愈强，这是生死攸关的关键。他认为，文明种族与野蛮种族间的冲撞是无可避免的，进步只能来自文明人“制服他们的野蛮邻居”。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书中进一步说明：“一个理想的世界是：所有国家都有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永远忠实于社会正义和人权。”综观美国历史，美国历届领导人都以类似的语言强调，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的民主国家，要承担领导并保卫自由世界的责任，要在全世界推进和增强民主价值观。在这种民主自由的理念中，在他们的使命感中，表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著名学者本杰明曾对这种种族优越感作如下描绘，美国迄今的所有扩张都“起源于这种信仰，即美国的文明是迄今产生的最高文明，其他民族达到美国水平的能力被认为至少取决于它树立的榜样，也就是取决于美国教化他们的努力”。昔日美国的领土扩张和今天美国的霸权行径，其本质都是与杰斐逊的“民主理想”一脉相承。国外交行为对国家利益的诉求始终与美国的根本价值取向紧密相连。美国历届政府的领导人都极为重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并将这种价值观向全球宣扬和推行，这是他们的一贯目标，促进国外民主的发展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用克里斯托弗的话来说，民主就是“道德命令和战略命令”。他们的目的正是通过扩散其价值观来扩张其国家利益。此外，美国外交政策对国家利益的诉求还有赖于美国文化的无形的力量。美国国家利益最基本的内涵就是要确保国家的绝对安全，促进经济增长，维护头号强国和世界霸权地位。布热津斯基认为，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在军事方面，它有无可匹敌的在全球发挥作用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它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在技术方面，美国在开创性的尖端领域保持着全面领先地位；在文化方面，美国文化虽然有些粗俗，却有无比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世界的青年中。所有这些使美国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影响。这四个方面加在一起，使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超级大国。”他还指出，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他在这里表达了对加强文化在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中的作用的期待。事实上，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已经凭借诸多具有吸引力的渠道和手段在全球扩张。如一些美国学者所说，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显然，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全球性扩张已被视为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具“魅力”的途径。

种族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和扩张主义这些美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伴随着傲慢的使命感和对自身价值观的优越感，在美国的几乎所有外交行为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美国的外交行为中，他们时而突出对“自由民主”理想的关怀，时而突出对自身战略利益的关怀，时而突出对人权的关怀，时而扮演上帝的使者，时而充当世界警察，天赋人权的观念连同它衍生出来的各种主要的文化特征在美国的外交行为中交替出现或同时出现。

在过去的200年间，美国至少150次把它的军队送到世界各地，为的是追逐他们的利益、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和完成“上帝”的使命。1801年，美国入侵非洲的利比亚，封锁的黎波里港，并于1805年迫使利比亚片面给予最惠国待遇。1815年3月对阿尔及利亚宣战，并于6月迫使阿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36年，美国用武力迫使摩洛哥、突尼斯接受不平等条约，并向美国交纳贡款。1846—1848年，美国发动了侵略墨西哥战争，掠夺了得克萨斯。1844年7月3日胁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获取《南京条约》中的开放五口通商权利及片面的最惠国条款和治外法权。1858年6月18日，美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二战以后，美国走上全球扩张的道路，中国、朝鲜、希腊、伊朗、危地马拉、黎巴嫩、古巴、越南、多米尼加、智利、格林纳达、利比亚、巴拿马、海地、伊拉克、前南斯拉夫等国都留有美国对外扩张的劣迹。

我们先看一下越南。迈克尔·H·亨特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美国为什么要在一个很小、很远的国度里打这么一场费用惊人、破坏严重的战争，而美国与这个国家并无利害冲突，干预的主要理由，最后只有归结到‘信念’二字。”实际上，美国在这块土地上的行为，既表达了对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追求，又表达了对美国在亚洲利益的追求。

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的外交行为显示出典型的功利主义特性。美国政府在1990年前后的对伊政策完全不同。1990年8月以前，萨达姆·侯赛因被视为美国在中东遏制伊朗影响的有用盟友。直到1990年4月26日，当时的助理国务卿凯利还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作证说，布什政府仍然尝试同伊拉克逐步发展互利关系，以便加强伊拉克的外交和国内政策中的积极倾向。布什政府继续通过进出口银行为伊拉克提供出口保证，商业部和国务院也鼓励美国同伊拉克的贸易，并设法抵制国会的制裁措施。1990年8月2日，伊拉克悍然出兵侵占科威特，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美国政府对伊拉克的政策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美国政府把萨达姆谴责为希特勒的化身，彻头彻尾的魔鬼，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拉克采取了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在美国策动下，开始了“沙漠盾牌”的军事行动，以后美国主导的多国部队又实施了“沙漠风暴”行动，发动了海湾战争。1991年2月27日，布什总统宣布解放了科威特，以美国为主的多国部队以微小的伤亡代价获得了全面的军事胜利。从此以后，伊拉克就一直处在美国等某些西方大国的军事打击的威胁之下。由于美国等的阻挠，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至今仍未解除，使伊拉克的经济濒临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9·11”恐怖袭击一年以后，美国又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准备对伊拉克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美国的对伊政策表明，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和石油安全，就美国国家利益而言，在波斯湾地区，至关重要的是确保石油供应。交行为体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最极端的例证是，美国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设定为敌对力量。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取得政权以后，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就把布尔什维克视为“人类头脑中从未有过的最骇人听闻的、最可怕的东西”，“是对现代文明的彻底抛弃”。这种源自文化价值观对立的敌视性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当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曾情不自禁地说：“铁幕消失了，柏林墙被推倒了，同它一起崩溃的是一种叫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纵观世界各个角落，你们会发现，美国的榜样正在发生作用。”《华盛顿邮报》在一篇评论中说，西方世界为寻求瓦解共产主义的方法，花费半个世纪和亿万美元，却忽然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美国一位著名电影制片人曾在一篇题为《好莱坞对抗共产主义》的文章中宣称，好莱坞影片是“铁盒里的大使”，“是对抗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这种所谓“最有效的摧毁力量”随后又被用来指向中国。1991年9月10日，《纽约时报》在一篇关于美中关系的评论中毫不掩饰地说：“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敢于这么大胆地维护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是过时或邪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随着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供美国人谩骂的邪恶帝国的位置出现了真空。现在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填补这个真空，成为美国主要意识形态对手和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讨厌的象征。”在美国人看来，“一场成功的革命，必须符合美国人头脑里他们所熟悉的自己那场革命的目的、方法与他们的政治修养。”“这些观念深深地扎根在政策制订者的脑头中。”也许是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由此出发形成的战略决策和政策选择，使美国那种世界领袖地位的心理受到挑战，使美国人那种唯我独尊的民族心态受到挫伤，因而在国会、在新闻媒介就响起一阵又一阵的“遏制”、“制裁”的喧嚣。在美国领导人看来，不管对中国实行哪种政策，其目的，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是为了自身利益以及自身安全。从长远来看，美国要鼓励中国内部“实现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以促使“中国出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的广泛的、和平的演变”。显然，美国对华的各种政策选择和实际行为都深刻地打上了其文化价值观的烙印。

文化扩张——文化在实现外交目标中的工具性功能

美国文化除了作为本原性和导向性要素控制着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之外，还越来越多地在美国的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独立的作用。文化除了扮演导向性角色外，还扮演着工具性角色。文化已经成为美国实施国际战略的工具。文化扩张就是这种工具性角色的体现。

约瑟夫·奈认为，在当代国际社会里，“在众多与美国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单靠军事力量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如果美国想保持强大，美国人也需要关心我们的软实力。”“这种力量能让其他人做你想让它们做的事。”“如果美国代表了其他人愿意仿效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可以不费气力地发挥领导作用。”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文化“是一种毋需投入过多并且相当有价值的软力量资源”。“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强的同化能力。”“美国已经成功地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组织机构化搭起了一个政治框架。”事实上，美国政府一贯重视策划和运用文化力量来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这就是美国的文化战略。在美国领导人看来，应用文化力量来推行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最有效的办法。美国重视文化战略的运用，是因为文化产品本身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意识、自由民主观念和价值取向。美国文化产品的生产和输出不仅可以获得巨额的商业利润，而且还会产生巨大的政治思想影响和社会效果。据统计，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占了世界市场的75%。美国400家最富有的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美国的音像业仅次于航天工业居出口贸易的第二位。今天的美国社会，自由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一切精神产品都已市场化和商品化，文化力和商品力紧密融合，特别是高科技的运用，使其文化产品更具剌激性、更具吸引力，也更具同化力。美国的文化扩张在以下几个方面正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把“人权”作为实现外交目标的工具。如一些研究者所说的，美国把“人权外交”视为“精良武器”，视为“自由民主国家为扩大影响而进行斗争的最重要的优势”。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颐指气使，一再发难，受指责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西方的生活方式就是其他国家仿效的灯塔，西方的社会制度就是其他社会学习的榜样。以维护人权的名义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甚至进而颠覆别国政权，已成为美国实现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推行“人权外交”已成为美国的国策。

（二）在国际机构中加强文化渗透。控制国际机构推行霸权主义。美国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际机构，使其代表美国的价值观，为其利益服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目前很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都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宰下建立起来，带有明显的美国和欧洲文化的特性，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控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坦率承认，美国控制着国际政治和安全机构，用“世界大家庭”来代替“自由世界”，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把体现西方利益的决定当成世界大家庭的愿望向世界提出。“西方实际上正使用国际机构、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管理世界，其做法是保持西方的优势，维护西方的利益，推行西方的政治经济价值观念”，“千方百计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民采取西方有关民主和人权的概念”。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们以自己的价值观和人权标准为普遍原则，竭力使联合国以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方式发挥作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所采取的某些行动有时会蜕变成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的工具。

（三）利用“人道主义干涉”推行新干涉主义。新干涉主义有几个基本思想，一是人权高于主权；二是推行全球“民主化”；三是扩展民主不受国界限制。据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可按照自己的“文明”标准对被认定为侵害人权的国家进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美国和北约盟国动用当代最先进的军事手段野蛮轰炸南联盟正是在“制止民族清洗”的借口下进行的。

交行范文篇10

关键词：公交优先;扶持发展;服务

为推动烟台开发区公共交通事业更好、更快发展，近期我们赴青岛、常州、无锡、苏州、张家港等先进地区进行了考察学习，得到了一些启发。

1烟台开发区公共交通行业的现状

近年来，开发区公交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公交网络布局和运力结构日趋完善，服务能力显著提升，群众出行更加便捷。全区公交运营线路达23条、运营车辆657台、线路总长608.1km，公交覆盖率达到98％以上，近3年年均完成客运量7511万人次。但同时，受资金匮乏、硬件滞后等因素制约，公交行业的发展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和群众需求，与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不相适应，与群众对公交行业的期望值还存在一定差距。

1.1公交行业总体规模不断扩大，但运营亏损也随之持续增加

作为公益性企业，公交行业由于投入大、收入少，不可避免地产生亏损。一是主营收入远远少于成本支出。据统计，近3年公交平均每年主营收入约5500万元、成本支出约8000万元，年均亏损2500万元，运量越大则亏损越大。另外，受公益政策免费乘车、车辆折损、物价等因素影响，成本支出每年都要新增1500余万元。二是车辆购置贷款压力巨大。对于新购公交车辆，开发区财政给予6年贷款贴息的政策，而公交公司在这6年时间内很难还上贷款，贷款缺口严重。

1.2公交运力配置增强，但车辆状况普遍较差

随着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公交需求量不断增加，而现有的公交运力很难满足需求。据统计，该区公交万人拥有率为13.8标台，市民出行公交分担率为19.5％，远低于全市17标台、26%的水平；全区大多数线路发车间隔较长，平均满座率70％以上，公交运力缺口很大。另外，由于缺乏资金支持，没有能力足量购车，更没有能力购置大容量车、环保车等高档车型，导致全区公交车辆拥挤度高、车辆档次普遍较低，影响了群众满意度。

1.3公交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但相关配套设施不尽完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西区多条交通干道相继通车，全区道路通行环境持续改善。但由于公交场站、维修保养场地等配套设施相对滞后，导致车辆进站率低、清洁保养频率低、车辆卫生条件差，给车辆的调度和安全管理带来很大难度。另外，随着产业膨胀和人口增加，一批新兴工业园区和住宅小区均提出了乘车需求，急需完善公交配套设施、增加公交运力。

1.4公交服务质量明显提高，但群众满意度偏低

近年来，公交行业狠抓内部管理，完善工作制度，着力提高服务质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相关扶持政策不够明确，资金压力大，在提高服务质量方面有些力不从心。公交车司机的工作时间长、工资待遇低，导致公交车司机招聘难度大、队伍不稳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影响了公交形象和服务质量。

2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

从这次调研来看，政府对公交都给予了很大的政策扶持，通过“政府向公交企业购买服务”的方式，实现公交服务惠及群众。

2.1在公益性定位方面

这5个城市都将公益性公交的定位落实到具体政策中，把优先发展公交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常州市连续3年将发展公交列入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通过低票价政策让利百姓；无锡市将公交作为推动城区拓展和融合的有效手段，城区开发与城市公交一体谋划、统筹推进。

2.2在补偿政策方面

青岛市实行财政全额负担公交场站建设、车辆购置和政策性亏损；常州市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核算公交企业经营成本，财政给予全额补贴；无锡、苏州、张家港3个城市对公交政策性亏损也是给予全额补贴。

2.3在车辆购置方面

青岛市、常州市公交车辆购置完全由财政出资；无锡、苏州、张家港等城市的公交车辆购置由财政承担一定比例，但车辆资产全部计入折旧进入经营成本，对经营成本进行全额补贴。

3进一步加快该区公交发展的建议

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求，进一步提高公交发展水平，建议如下。

3.1进一步明确公益性定位，改善公交运行环境

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角度出发，明确公交定位，大力发展与该区城市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益性公交。一是实行公交票价改革，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乘车人群收入状况，合理确定公交票价，建议降低并实行单一票价，同时取消分段计费，给群众看得见的实惠。二是实行公交优先通行，在部分拥堵路段设置公交专用车道，在高峰期仅对公交车辆开放，提高公交运行效率。三是改善群众乘车环境，根据全区运力需求，足量配置公交车辆，同时新购置车辆应与该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需求相适应，使群众由“拼命挤公交”变成“享受公交服务”。

3.2进一步强化对公交发展的政策扶持

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对公交发展给予政策上的优先考虑和支持。一是对公交车辆更新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对运营期满8年的公交车辆，到期按规定予以更新，对购置车辆形成的贷款，财政全额贴息。二是完善公交行业补亏制度。对政策性免费乘车、开辟冷僻线路等造成的亏损，考虑公司财务状况、市场性运营收入、财政负担能力等因素，由财政综合核定并给予补亏。三是加大对公交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结合城市发展和功能区布局，超前规划和建设公交场站、维修站等基础设施，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并将公交场站建设列入全区基本建设预算。

3.3进一步完善公交企业改革，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

一是坚持“适度举债发展公交事业”的发展思路，通过增加资本金、划入国有资产、拓展市场化业务等方式，增强公交公司的资本实力，构建业务多元化、管理精细化、运营市场化的公交集团，有效发挥其公交事业融资主体作用，保持合理负债率和现金流水平。二是加强对公交公司的考核管理，以公司制改建为契机，深化管理、创新制度，将公司业务按属性分为公益性和市场化两类，实行分账核算、分类考核，调动企业优化服务、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公益性业务即公交业务，重点考核群众满意度；班车、出租车、车体广告等市场化业务，重点考核经济效益，通过拓宽收入来源，反补公交主业，减轻财政压力。三是加强公交服务品牌建设，通过优化公交线路、改善乘车环境、减少发车间隔等方式，最大限度地优化服务、吸引客流；通过提高职工待遇、改善工作环境、提升公交公司社会认可度等方式，提高员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打造良好的公交队伍形象。四是加强公交信息化建设，逐步实现公交场站、公交车辆与公交服务的信息化管理，提高公交服务水平。

4结语

公共交通作为城市建设发展和群众出行的重要工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公共交通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政府面对制约公共交通发展的瓶颈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办法和应对方案，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这对保障城市化发展、提升环境质量、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者:孙常华 单位: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运输监察大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