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局范文10篇

僵局范文篇1

【关键词】公司僵局；司法解决；策略分析

由于公司僵局的出现会直接损害股东、公司等主体利益，因此我国在2006年1月1日所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就针对部分公司僵局问题与解决方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一举措不仅突破了原有《公司法》在处理公司僵局这一方面的立法空白，同时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但由于部分原则性的规定相对较为简略，不够丰富全面，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司法实践的难度，为此，进一步健全与完善公司僵局司法解决策略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公司僵局概述

根据公司僵局形成的原因可知，公司僵局的发生并不是偶尔的。但由于公司内部无法通过自身的运行来有效打破僵局，因此这就需要司法程序的介入。而司法解散制度的设计就是在这种规制下形成的，其有效性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有效的验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国立法在这一方面仍旧不够明确，且存在一定的解释空间，这就大大增加了司法实践的难度。基于此，本文章就依据我国当前的立法现状来对模糊性的立法进行逐一的解释分析。

二、公司僵局带来的危害

（一）对公司利益的损害。若一个公司的决策机构处于瘫痪状态，那么其内部系列的管理活动也会停滞，且无法制定出科学、可行的经营决策。在这种形势下，公司氛围会十分紧张，且工作效率也会下降，这就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正常的运作与发作。同时也会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疏忽客户与供应商的管理。上述现象长久的持续下去不仅会大大降低公司自身的经营能力，影响公司的社会形象，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的行业竞争能力，甚至是导致公司面临破产。（二）对股东利益的损害。当公司出现僵局时，多数派就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对少数派进行折磨，例如停止支付股利，罢免其带新职务等。因此，若任何一排拥有公司的控制权，另外一派就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由此可知，公司僵局的形成会损害到少数派以防股东的利益。但在一般情况下，少数派股东是没有权利解散公司的，在加上公司自身面临着较为艰难的处境，这就会导致少数派股东的预期投资目标无法实现，自身利益也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三）对社会利益的损害。长期实践表明，公司僵局的发生不仅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会直接损害到公司、股东等主体的利益，同时也会对市场交易的安全性造成较大的冲击，引起市场震荡，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三、我国公司僵局解决机制的立法现状以及缺陷

（一）我国公司僵局的立法现状。在新公司法没有正式颁布与执行前，在解决公司僵局这一问题上是没有明确的规定的。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法院所面临的公司僵局纠纷也越来越多，一旦解决不当就会直接损害到公司、股东、债权人以及社会的利益。但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新公司法的颁布，公司僵局的解决也有了法律依据与制度保障。新公司法，对公司自治权与股东知情权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改善，针对公司僵局问题的解决在第一百八十三条中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若公司的经营管理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困难，若继续存续会损害到股东切身的权益，且用过其他途径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持有本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就可以申请法院解散公司，以此来为为公司僵局的破解提供强有力的法律理论支持［1］。（二）我国公司僵局制度的缺陷分析。第一大缺陷就是恶意诉讼解散，在司法实践中，有部分较为精明的小股东会通过法律途径来申请公司解散，并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要求大股东以较高的价格来买入股权。因此，这种以造假诉讼的形式会直接侵害到他人的合法权益。第二大缺陷就是解散法定的事由不明确。目前，我国法律规定股东解散请求权的法定事由主要包括如下几种。第一种是一般概括式，第二种是限定列举式。其中，一般概括式的法定事由为“公司经营管理面临着较大的艰难，若选择继续存续就会损害到股东切身的利益”，但由于这一标准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且相对较为抽象，因此就会导致少数别有用心的股东滥用诉权，损害他人利益。

四、完善我国公司僵局解决机制的建议

（一）适度量化“重大损失”对“重大损失”。进行适度量化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重大损失”既包含已发生的重大损失，也包括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损失。其中，已发生的重大损失可以借助会计审计与评估等方式来进行量化，将来发生的重大损失只能够通过已发生损失的具体情况来实施大概、预测性的估量。另一方面，要充分考量公司、股东以及社会利益三者之间的平衡。（二）修改《公司法》中与异议股东请求公司回。购股权的相关规定针对异议股东请求公司回购股权等相关问题，我国《公司法》中给出了明确的规定。当公司陷入僵局时，要由公司负责收购异议股东的股权。这就可以有效减少司法实务中，在《公司法》与《公司法》司法解释之间相互冲突的情况发生。（三）确定调解程序为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必经程序。当股东正式提出解散公司的诉讼时，股东之间的信任已经完全丧失，特别是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向法院申请判决公司解散是一种有效解决公司僵局的方法，同时也是基于人合性丧失的前提下而启动的一种司法程序［2］。另外，由于股东提出解散公司的诉求会直接影响到公司、股东、员工、债权人以及社会利益，因此可以尽可能考虑选择调解这种解决机制，以此来在不伤和气的基础上有效减少成本，且社会效果更为良好。基于此，应该规定股东正式提出解散公司之诉后，双方当事人都要先通过法院主持的调解程序，若调解失败，或者是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调解协议后，再启动诉讼程序。（四）确立股东恶意解散公司的担保制度与损害赔偿机制。要想有效预防与解决股东恶意解散公司的情况发生，就要积极学习与借鉴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严格要求申请人进行担保的规定，作出如下规定：当原告提出解散公司诉讼时，法院要根据职权要求来让原告提供担保。原告提供担保的形式可以是抵押、质押，也可以是保证。在设计损害赔偿机制时，可以充分借鉴侵权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理论［3］。首先要告知股东，恶意解散公司的行为本质上就属于一种侵权行为，会同时对公司、股东、债权人以及社会公众的权益造成侵害。另外，恶意解散公司作为一种侵权行为，不仅要具备一定的因果关系、损害事实与侵权行为，同时也要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进行重点考察。（五）建立替代性的救济途径。在我国现阶段，建立替代性救济的重点就是根据法律中给出的明确规定，通过股东间强制转让股权的方法来有效解决公司僵局。其中，强制股权转让就是在公司僵局诉讼案中，法官要结合公司僵局形成的原因、特点以及少数派股东申请，对公司或多数派股东受让少数派股东股权的救济措施进行裁定［4］，具体细分为强制买入与强制卖出。在一般情况下，这两种概念是相互对应的。强制买入就是通过强迫的方式来促使公司买入他方或者是股东出售股份，强制买入就是通过强迫的方式来让股东卖出所持股份，以此来有效解决公司僵局。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公司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一定建立在挽救公司，维护商事关系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为了消灭公司，阻碍民商关系长远发展。为此，在制定公司制度的过程中，既要考虑我国法律所给予的正当权利与自由，同时也要积极探索符合公司发展实际的相关制度与章程，以此来有效预防与解决公司僵局危机，尽可能地维护股东与利益相关者的正当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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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宏义．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9（32）：26-27．

［3］何杨杨．论公司僵局下小股东的权益保护［J］．法制与经济，2019（02）：114-115．

僵局范文篇2

公司僵局形成的原因可从三个方面分析：

1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公司僵局是主体利益差异性决定的。在公司中，股东、董事各自的利益不同，会在公司的经营决策上发生严重分歧，这种基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矛盾往往是不可调和的，利益的差异使其无法形成共同的意志，导致公司事务不能正常运转。

2从公司法理角度分析，公司资本三原则是公司僵局形成的关键。资本法定原则和资本维持和充实的、股东不得抽回出资原则导致了任何公司一经成立，非经法定的程序，股东不能随意抽回出资，资本实际上已被冻结。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通过决议采取“股东多数决”原则，在大股东控制对数表决权或者股东表决权和都是人数对等化的时候，股东会和董事会就会形同虚设，股东或董事之间矛盾无法调和时，任何一方可能都无法形成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要求的表决多数，决议的通过几乎不可能，从而无法避免和打破公司僵局。

3从公司自身角度讲，公司人合性的丧失公司僵局形成的本质因素。

公司创立之初的“人合性”使得合作各方更容易达成一致，更有利于团结一致把公司经营管理好，但是合作与矛盾总是相伴而生的。一旦股东之间的摩擦，损害了公司的人合性，往往造成公司运作失灵。当公司运作机制的失灵无法完全在公司内部化解时，便会出现整个公司运作的瘫痪，造成公司僵局。因此公司僵局多发生在具有较强“人合性”特征的有限责任公司中也就不难理解了。公司僵局根源于公司内部存在的尖锐矛盾损害了公司的人合性。公司人合性的丧失及公司管理和决策所实行的多数表决制度，是造成“公司僵局”的本质因素。

二、对我国解决公司僵局问题的反思

《新公司法》颁布实施之后，完全可以通过陷入僵局的当事人一方提起解散公司的诉讼，彻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苦恼。但是与国外特别是美国在这方面的立法相比，我国新《公司法》对公司僵局的规定存在明显的不足，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解决公司僵局的措施上显得过于单一。依据我国的新《公司法》第183条的规定，当公司陷入僵局时可以向法院强制解散公司。该条虽然为司法介入公司僵局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解散公司并非是解决股东困境的最佳方式。西方国家打破公司僵局的救济措施，除了司法解散之外，还有强制股份收购、第三人的介入制度、法庭任命管理人、任命临时董事等措施，措施的多样化更有利于对当事人利益以及整个社会利益的保护。

2新《公司法》第183条本身存在缺陷。解散公司的法定事由规定的较为抽象、模糊，尚需解释，可操作性不强，且易滋生滥用危险。另外，在对起诉股东的资格限定上只规定了持股比例的限制(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而没有持股时间的限制也会使心怀叵测的股东滥用这一权利变得更加容易。并且新《公司法》第183条在诉讼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三、我国公司僵局问题的立法完善

综上所述，我国新《公司法》对公司僵局问题的立法规定显得过于粗糙，在立法上仍需要对公司僵局问题进行完善，具体做法主要是对公司法第183条强制解散公司的规定进行完善同时在公司法律中增加公司僵局的其他救济措施，同时就有关程序性的的问题作出规定，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一)强制公司解散措施的立法完善

我国新《公司法》第183条虽然规定了强制公司解散的僵局救济措施，但是在强制公司解散的具体规定上，还存在着值得商榷和完善的地方：

1司法解散的法定事由问题。

在法定事由的规定上，我国公司采取概括式的立法模式，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这种模式的缺点是有助于弥补列举模式的不足，但因其含义较为抽象，尚需解释，不易操作，且易滋生滥用危险。我国应借鉴英国和德国等国家的限定列举模式，在具体列举的基础上，以“其他事由”作为“兜底条款”。

2原告的主体适格问题。

我国新公司法第183条明确规定了提起司法解散之诉的主体是公司的股东，并且把起诉股东的资格限定为拥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这种限定是必要的。但是没有对股东的持股时间作出规定，鉴于国外的立法例，我国公司法应该在利益衡量基础上，对提起公司解散请求权的股东既要有一定持股比例的限制又要有一定持股时间的限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规定持股时间为1年以上较为合适。这对避免以搞垮公司为目的的“人为制造”的公司僵局具有重要意义。

3司法解散的被告。虽然原告常常认为，与其发生利害冲突并侵害其权益最后导致公司僵局的是其他股东而非公司，故而被告应是其他股东。事实的确如此，然而公司才是实体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判决的效力须及于公司，所以当原告股东只将其他股东定为被告时，法院应将公司一并列为被告。

4以穷尽其他救济措施为司法解散的前提。司法解散公司的结果是终结公司的法人人格，运用不当将产生种种弊端。应将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作为适用该项救济手段的前置程序，只有在公司自力救济、行政管理、调解、仲裁等手段已无法有效解决僵局纠纷的情况下，当事人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增设公司僵局的救济措施

面对公司僵局，如果依据公司法第183条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结果是解决了僵局问题同时消灭了公司，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股东不一定愿意通过如此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很有必要从借鉴其他国家的方法入手，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在公司法中增加其他救济措施1强化公司章程的作用。

公司章程是股东之间对公司行使经营管理权的自治规则，在预防公司僵局方面理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股东在制定公司章程时，应就将来可能出现的公司僵局情形及其解决方案在公司章程中作出约定。同时改变实践中大部分公司并不注重公司章程的作用，往往照搬工商登记部分的章程范本，工商部门在制作公司章程范本中最好予以说明和引导投资人对公司章程予以重视。还要发挥律师在公司章程制定中的作用，律师因其职业经验和技能对公司僵局有深刻的认识，对公司僵局的预防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2将调解作为解决公司僵局的必经程序。调解的介入能使双方缓和利益的差异，回到共同的利益上来，可以快速有效地解决僵局，防止损失的扩大，同时可以降低僵局的处理成本，使公司回到正常的经营轨道上来。因此，应以法律明文规定将调解作为司法介入的前置程序。还应建立行业调解员制度，规范调解的主体和程序。这是考虑到如果让当事人自己从社会上找一个各方都同意的、熟悉公司所在行业的专家并不容易，而行业调解员制度可以方便各方对调解主体达成共识，降低调解成本，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3引入临时管理人制度。

公司一旦陷入僵局，公司管理混乱或者无人管理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在公司争议各方派系明显的情况下，引入临时管理人对公司进行过渡性的管理。临时管理人的作用在于争议方寻求矛盾解决的同时，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临时管理人在得到各方确认后行使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在听取各方意见后，本着善意、诚信的原则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公司的一般性经营活动作出决策，争议各方除有理由说明善意管理人存在重大过错的原因外，必须服从临时管理人的决策。

4增设强制股份收买。

强制股份收买是一种特别的股权退出机制。它是指由公司或发生争议一方的股东收买对方股东的股权，使其退出公司，以化解公司僵局、相对于解散公司的方式来讲，这种强制股份收买的方式是一种比较折中的方式。从国外的立法看，这种规定较为普遍。如在美国，现有一半州的法律规定了法院可以采用这一方法打破公司僵局。新的公司法已经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合法性，因此对于通过采用这种股份收买的方式来使二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出已经给予以法律上的承认。从而为我采用强制股份收买机制在法律上进一步扫清了障碍。

［参考文献］

僵局范文篇3

1.资本多数决原则

资本多数决又称股份多数决，此原则是各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普遍采用的原则，它以持有资本多少来决定表决权大小，其实质在于，公司内部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度，让公司依据持股多数的股东意见，而不是所有股东的意见来作出经营判断，持有多数股份的股东的意思视为公司的意思。“体现了投资的多少与风险的负担和公司事务管理权的安排的合理关系”资本多数决原则有利于鼓励股东的投资热情，确定股东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之间的正比关系，具有合理性。然而其一旦被滥用就极可能导致公司僵局的形成。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董事会通过决议需要至少半数以上的表决权或者人数的同意，对于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对于董事会的决议，有的公司章程甚至规定了更高的表决多数。当股东或者董事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任何一方都无法形成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要求的多数表决权，决议也就无法形成，导致公司陷入不能正常运转的僵局状态。举一个最为简单而又典型的例子，由两名各占百分之五十股份的股东组成公司，股东会决议的形成都需要双方股东的一致意见，当他们在董事会人选或者其他公司重大事项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资本多数决原则下的表决机制运转失灵，导致公司陷入僵局状态。

2.法定资本制度

法定资本制度给公司僵局的形成提供了制度土壤。传统的公司资本制度分为法定资本制度和授权资本制度，法定资本制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其意义在于使公司以其资本的充足、维持和不变来维护公司的对外信用。我国采用法定资本制度，并且奉行法定资本制度下的资本确定、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等资本三原则。在法定资本制度下，公司一经成立资本实际上已被冻结，非经严格复杂的程序，股东不能随意抽回出资。使得公司股东在产生矛盾后难以通过减资或者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退出公司以化解矛盾，相反的是加剧矛盾和冲突，导致僵局状态的形成。

3.封闭公司的封闭性和人合性

封闭公司具有封闭性和人合性的特点。封闭公司的封闭性是以股份转让的限制来维持的，法律规定封闭公司股东转让股份，公司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封闭公司内部常常以章程形式禁止股东向外部人转让股份。公司外部由于没有公共、广泛的市场，封闭公司的股东转让股权在现实受到限制，难以象公众公司的股份一样的流动性。在此种情况下，如果股东在公司重大决议上之间发生争执而相持不下时，就会使公司的对峙局面因没有顺畅的股份转让途径而得不到很快解决，导致公司陷入僵局的状态；人合性是封闭公司的重要属性，强调股东间的相互信任和友好合作是公司设立和良性运作的基础。在公司运营过程中股东之间难免会出现摩擦和猜疑，一旦股东之间的摩擦损害了公司的人合性，往往造成公司运作的失灵。如果发生严重的运作失灵，而又无法在公司内部及时解决时，便会导致公司僵局的出现。

二、导致公司僵局形成的我国特殊性原因

1.公司章程缺乏对僵局的预先防范规定

在英美法系国家，公司章程十分重视对公司僵局的相关规定，在公司章程中制定预先计划来尽可能避免和应对公司僵局。而我国公司实践中情况却恰恰相反，股东在制定公司章程时，大都仿照和抄袭法律条文、公司登记机关备置的章程格式、有关机关的章程指引或者其他公司的章程，表现出缺少个性的雷同化倾向。我国公司对未来经营冲突解决方案预先规定在公司章程中的做法几乎没有，缺乏对未来经营冲突的应有分析和预见，缺少对公司僵局的预防和解决办法，没有做到防患于未然，从而不能有效的预防僵局，以及在僵局出现后束手无策。

2.股东素质的现实状况

在我国，股东素质的现实状况是不容乐观的。在相对低下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和传统观念的制约与影响下，股东的素质整体上不高，而且参差不齐。在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往往会因为管理理念、管理能力等的差异，彼此之间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导致公司陷入僵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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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曹功林.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J].北方经贸，2007，(01)：55-56.

僵局范文篇4

［论文摘要］由于公司主体之间利益的差异和公司资本三原则等原因，在实践中出现公司僵局。现行《公司法》关于公司僵局的司法解散的规定不完善，应对公司僵局采取多样化的救济途径，完善法律制度。

所谓公司僵局是指公司存续运行过程由于股东或董事之间发生分歧或纠纷，且彼此不愿妥协处于僵持状况，导致公司不能按照法定程序做出决策，从使公司陷入无法正常运转，甚至瘫痪的事实状态。新公司法第183条规定：“公司在经营管理产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法院解散公司。”按此条规定，在公司陷入僵局并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公司的股东可以请求解散公司，新《公司法》的规定为公司僵局的司法打破提供了法律依据，被认为是新公司法的一大进步。

一、公司僵局危害性及其形成的原因

公司僵局形成的原因可从三个方面分析：

1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公司僵局是主体利益差异性决定的。在公司中，股东、董事各自的利益不同，会在公司的经营决策上发生严重分歧，这种基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矛盾往往是不可调和的，利益的差异使其无法形成共同的意志，导致公司事务不能正常运转。

2从公司法理角度分析，公司资本三原则是公司僵局形成的关键。资本法定原则和资本维持和充实的、股东不得抽回出资原则导致了任何公司一经成立，非经法定的程序，股东不能随意抽回出资，资本实际上已被冻结。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通过决议采取“股东多数决”原则，在大股东控制对数表决权或者股东表决权和都是人数对等化的时候，股东会和董事会就会形同虚设，股东或董事之间矛盾无法调和时，任何一方可能都无法形成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要求的表决多数，决议的通过几乎不可能，从而无法避免和打破公司僵局。

3从公司自身角度讲，公司人合性的丧失公司僵局形成的本质因素。

公司创立之初的“人合性”使得合作各方更容易达成一致，更有利于团结一致把公司经营管理好，但是合作与矛盾总是相伴而生的。一旦股东之间的摩擦，损害了公司的人合性，往往造成公司运作失灵。当公司运作机制的失灵无法完全在公司内部化解时，便会出现整个公司运作的瘫痪，造成公司僵局。因此公司僵局多发生在具有较强“人合性”特征的有限责任公司中也就不难理解了。公司僵局根源于公司内部存在的尖锐矛盾损害了公司的人合性。公司人合性的丧失及公司管理和决策所实行的多数表决制度，是造成“公司僵局”的本质因素。

二、对我国解决公司僵局问题的反思

《新公司法》颁布实施之后，完全可以通过陷入僵局的当事人一方提起解散公司的诉讼，彻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苦恼。但是与国外特别是美国在这方面的立法相比，我国新《公司法》对公司僵局的规定存在明显的不足，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解决公司僵局的措施上显得过于单一。依据我国的新《公司法》第183条的规定，当公司陷入僵局时可以向法院强制解散公司。该条虽然为司法介入公司僵局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解散公司并非是解决股东困境的最佳方式。西方国家打破公司僵局的救济措施，除了司法解散之外，还有强制股份收购、第三人的介入制度、法庭任命管理人、任命临时董事等措施，措施的多样化更有利于对当事人利益以及整个社会利益的保护。

2新《公司法》第183条本身存在缺陷。解散公司的法定事由规定的较为抽象、模糊，尚需解释，可操作性不强，且易滋生滥用危险。另外，在对起诉股东的资格限定上只规定了持股比例的限制(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而没有持股时间的限制也会使心怀叵测的股东滥用这一权利变得更加容易。并且新《公司法》第183条在诉讼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三、我国公司僵局问题的立法完善

综上所述，我国新《公司法》对公司僵局问题的立法规定显得过于粗糙，在立法上仍需要对公司僵局问题进行完善，具体做法主要是对公司法第183条强制解散公司的规定进行完善同时在公司法律中增加公司僵局的其他救济措施，同时就有关程序性的的问题作出规定，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一)强制公司解散措施的立法完善

我国新《公司法》第183条虽然规定了强制公司解散的僵局救济措施，但是在强制公司解散的具体规定上，还存在着值得商榷和完善的地方：

1司法解散的法定事由问题。

在法定事由的规定上，我国公司采取概括式的立法模式，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这种模式的缺点是有助于弥补列举模式的不足，但因其含义较为抽象，尚需解释，不易操作，且易滋生滥用危险。我国应借鉴英国和德国等国家的限定列举模式，在具体列举的基础上，以“其他事由”作为“兜底条款”。2原告的主体适格问题。

我国新公司法第183条明确规定了提起司法解散之诉的主体是公司的股东，并且把起诉股东的资格限定为拥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这种限定是必要的。但是没有对股东的持股时间作出规定，鉴于国外的立法例，我国公司法应该在利益衡量基础上，对提起公司解散请求权的股东既要有一定持股比例的限制又要有一定持股时间的限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规定持股时间为1年以上较为合适。这对避免以搞垮公司为目的的“人为制造”的公司僵局具有重要意义。

3司法解散的被告。虽然原告常常认为，与其发生利害冲突并侵害其权益最后导致公司僵局的是其他股东而非公司，故而被告应是其他股东。事实的确如此，然而公司才是实体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判决的效力须及于公司，所以当原告股东只将其他股东定为被告时，法院应将公司一并列为被告。

4以穷尽其他救济措施为司法解散的前提。司法解散公司的结果是终结公司的法人人格，运用不当将产生种种弊端。应将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作为适用该项救济手段的前置程序，只有在公司自力救济、行政管理、调解、仲裁等手段已无法有效解决僵局纠纷的情况下，当事人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增设公司僵局的救济措施

面对公司僵局，如果依据公司法第183条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结果是解决了僵局问题同时消灭了公司，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股东不一定愿意通过如此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很有必要从借鉴其他国家的方法入手，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在公司法中增加其他救济措施。

1强化公司章程的作用。

公司章程是股东之间对公司行使经营管理权的自治规则，在预防公司僵局方面理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股东在制定公司章程时，应就将来可能出现的公司僵局情形及其解决方案在公司章程中作出约定。同时改变实践中大部分公司并不注重公司章程的作用，往往照搬工商登记部分的章程范本，工商部门在制作公司章程范本中最好予以说明和引导投资人对公司章程予以重视。还要发挥律师在公司章程制定中的作用，律师因其职业经验和技能对公司僵局有深刻的认识，对公司僵局的预防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2将调解作为解决公司僵局的必经程序。调解的介入能使双方缓和利益的差异，回到共同的利益上来，可以快速有效地解决僵局，防止损失的扩大，同时可以降低僵局的处理成本，使公司回到正常的经营轨道上来。因此，应以法律明文规定将调解作为司法介入的前置程序。还应建立行业调解员制度，规范调解的主体和程序。这是考虑到如果让当事人自己从社会上找一个各方都同意的、熟悉公司所在行业的专家并不容易，而行业调解员制度可以方便各方对调解主体达成共识，降低调解成本，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3引入临时管理人制度。

公司一旦陷入僵局，公司管理混乱或者无人管理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在公司争议各方派系明显的情况下，引入临时管理人对公司进行过渡性的管理。临时管理人的作用在于争议方寻求矛盾解决的同时，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临时管理人在得到各方确认后行使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在听取各方意见后，本着善意、诚信的原则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公司的一般性经营活动作出决策，争议各方除有理由说明善意管理人存在重大过错的原因外，必须服从临时管理人的决策。

4增设强制股份收买。

强制股份收买是一种特别的股权退出机制。它是指由公司或发生争议一方的股东收买对方股东的股权，使其退出公司，以化解公司僵局、相对于解散公司的方式来讲，这种强制股份收买的方式是一种比较折中的方式。从国外的立法看，这种规定较为普遍。如在美国，现有一半州的法律规定了法院可以采用这一方法打破公司僵局。新的公司法已经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合法性，因此对于通过采用这种股份收买的方式来使二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出已经给予以法律上的承认。从而为我采用强制股份收买机制在法律上进一步扫清了障碍。

［参考文献］

僵局范文篇5

关键词：公司僵局；强制收购股权；救济

一、公司僵局的界定及成因

实践中，在运营过程中的公司可能会发生各种问题，公司僵局就是严重影响公司正常运转的困顿。对于公司僵局的界定，在学术界，赵旭东教授比较早地提出了：“所谓的公司僵局是与电脑死机颇为类似的一种现象。电脑死机时，几乎所有的操作按键都完全失灵。公司陷于僵局时，一切决策和管理机制都彻底瘫痪，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因对方的拒绝参会而无法有效召集，任何一方的提议都不被对方接受和认可，即使能够举行会议也无法通过任何议案”[1]。我国人大法工委编著的《公司法释义》给出的定义是：“因股东间或者公司管理人员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导致公司的有效运行失灵，股东会或董事会因对方接受和认可，即使能够举行会议也无法通过任何议案，公司的一切事物处于一种瘫痪状态。”另外，《布莱克法律词典》等权威的法学词典，《日本商法典》、《法国民法典》中都有对公司僵局的界定，我国《公司法》第183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也被普遍认为是对公司僵局的规定。

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公司僵局指的是，因为公司的决策和管理机制的失灵所导致的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陷入持续停滞的状态。其主要表现为：股东会失灵导致的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集和举行或者决策无法作出；董事会失灵导致的经营管理活动无法正常进行；以及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风险所致的公司无法正常运转。

公司僵局形成原因是多样化的。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股东会的议事规则实行资本多数决。公司虽然是法人，但是公司毕竟不能自己生成意思，公司意思形成仍然要靠组成它的股东的意志。但现实中，股东的意见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在对公司事务进行决议时，大多数国家以资本多数决为一般原则，即由表决权较多的股东的意志代表公司的意思。在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重大事项决议要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其他事项可由公司章程约定表决方式；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要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重大事项要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这样虽然替公司寻到了意思形成的方法，但是，不免出现这样的情形，即当股东内部分裂成几个派别并且僵持不下时，任何一派的观点都无法形成多数意见，则股东会无法作出决议。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其次，股权结构不当也会造成公司僵局形成。现实中很多公司的股东各自持有公司一半的股权，并由各自推选了等量的董事进入董事会，当股东的意见相左时，不仅股东会不能做出决议，董事会也无法作出决议。另外，股东或者董事无故离开公司长期失踪也会使得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无法召开而导致公司僵局[2]。

公司僵局严重危害公司自身及其股东的利益，在美国等国家法院提供了很多种解决公司僵局的方式，包括公司的强制解散、强制收购股权、任命临时董事、任命破产管理人或监管人等方式。遗憾的是，我国《公司法》只确立了法院强制解散公司的救济方式。对公司僵局的救济方式也应当是多样性的，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强制收购股权制度的救济方式。

二、确立强制收购股权方式的合理性

公司僵局发生表明股东之间已经处于僵持状态，这时要期望股东之间通过自行协商的方式来化解僵局已万分渺茫，须要通过外部力量的介入，司法方式，即由具有强制力的法院介入则是最优方式。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当通过其他方式不能解决时，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这种强制司法解散是法院介入的一种方式。强制司法解散的后果是在市场中挣扎奋斗了数年的公司将在市场上消失殆尽，不能再为股东积聚财富，不能再为经济运行作出贡献。如果公司所有的股东都不想继续经营了，那么解散皆大欢喜，但若是仍有一个股东对公司充满期待，满怀经营热情，解散公司则会重创此股东的投资热情，使其对公司这种企业形式失去信心，也会给社会整体经济带来损失。因此，强制司法解散只能作为公司僵局最后的救济方式，只有当股东穷尽其他方式都不能解决的时候，再不请求解散公司会造成更大的损失的时候，才适用此方式。公司法律制度应立足于尽量挽救一个公司，而不是毁灭一个公司，若是让想离开的股东妥善退出，想留的股东能继续经营，则能达到既化解公司僵局又挽救公司之双重功效。强制收购股权，即法院通过判决的方式强令公司或者一方股东买断异议股东的股权的方式即旨在此。

三、强制收购股权方式的制度设想

（一）强制收购股权程序的启动

强制收购股权虽然是通过法院介入的方式来解决公司僵局，但是按照民事诉讼之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不会主动去启动强制收购程序，而必须由具备条件的股东提起。股东提起强制收购股权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由想要离开的股东请求收购其股权。这里暂且把想要离开的股东称为异议股东。异议股东请求公司或股东收购其股权，其退出公司，打破公司表决权平均的局面，固然可以化解公司僵局。在具体的收购方式上，我们可以借鉴学者海勒林顿和多利所设计的“自动清购权”方案[3]，由异议股东首先要求公司回购其股份，公司可以选择回购或拒绝回购，若公司回购，则视同为公司减资；若拒绝回购，则必须把股份出让给其他股东，由他们提出按比例购买的要约，公司和股东要在法定的时间内按照法院确定的价格购买异议股东的股份。如果他们不同意购买异议股东的所有股份，则异议股东可以请求强制解散公司。此方式的问题在于，若是异议股东不愿意提起收购申请，而是采取消极的方式处理公司僵局，或者异议股东直接提出强制解散公司而不是先提出收购申请，则要么公司僵局不可被解决，要么公司要面临灭失的风险。并且，异议股东请求其他股东强制收购其股份也会因其他股东没有足够资金收购其股份而宣告失败。所以，我们要探讨的第二种方式是，是否可由一方股东提出收购另一方的股份。这样做的问题在于，被收购的股份如何确定。假如不对此作出任何限制，任由一方随意提出收购另一方的股份，则我们无法确定另一方是否确实愿意离开公司，假若其根本不愿意离开公司，强制其出卖股权的做法显然对其不公平。《美国标准公司法》赋予闭锁公司或者其股东选择以公平价格购买起诉股东所有股份的权利，但规定除非经法院决定，该选择不得撤回[4]。我们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将一方股东提出收购另一方股东的股份作为司法解散过程中的可介入程序，即在部分股东向法院提起强制解散公司的诉讼后，其他股东才可以向法院请求强制收购起诉股东的股权。并且，这种请求要在起诉后的法定期间内提出。因为按照常理可以自然推断出已经提起强制解散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已经毫无留恋，其想要离开公司的意志已经非常坚决地通过起诉行为表达出来，这时如果允许仍然想继续经营的股东提出收购请求，由法院强制起诉股东以公平价格将其股份出让给其余股东，公司即可被挽救，强制解散公司的程序也没有必要继续进行。

（二）强制收购股权的股价确定方式

确定一个公平合理的收购价格是强制收购股权的一个关键问题。收购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确定一个公允的股价。在美国，主要有三种公平价格确定方法。第一，综合法。即对被评价公司的股票的市场价格、盈利情况和资产价值三方面进行评估，再对所得的三方面因素予以中权平均，以形成最后的公平价格。第二，折现金出账流分析法（DCF）。即首先预测公司未来的现金流，然后将折扣为现值。目前，DCF被广泛使用。第三，资本现金流分析法（CCF）。该方法是在DCF基础上对每一步的计算加以完善的方法[5]。

在我国，最能使双方满意的方式应该是在法院的主持下由被收购方和收购方进行协商，确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但是，在公司僵局已经形成的前提下，股东之间的意见要达成一致非常困难，所以这种公平协商的方式虽然结果最理想，但实际很难实现。

其实为避免纷争，公司可以预先在章程中规定强制收购股权的价格计算方法。制定章程是股东实现公司自治权的方式，公司章程是公司成立之前由发起人共同确定的公司的行为准则，公司章程对公司的所有股东都具有约束力。因此，当章程中对强制收购股权有约定的时候，应当按照章程中规定的价格确定方法确定股价。并且因为章程是在公司设立时，由全体发起人共同协商确定的，其协商的过程尊重了所有发起人的意见，而在公司运行过程中新加入的股东必然首先要接受公司的章程，在公司运行过程中，股东还可以提出修改公司章程，因而我们可以认为章程规定的事项是所有股东都接受的，按照章程规定的股价确定方法计算股价也可被认为是对双方都公允的方式。不过这种规定仅限股价计算方法，而不是直接规定具体的每股收购金额。因为股价是随时变动的，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动，现金的价值也是会发生变动的，制定章程的时候约定的股价在公司僵局发生的时候来执行，显然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更，原来的价格已然失去了公允性。

如果收购方和被购方既不能就收购股价达成协议，他们的公司章程中又没有关于强制收购时股价计算方法的规定，就只能委托专业机构对股价进行评估。为了保证评估结果的公允性，应充分考虑到公司的资产情况，并尽可能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

（三）强制收购程序的终结

强制收购程序一旦启动，法院则应积极地促成公允收购价格的确定，并就收购事宜作出裁定。收购方按照确定的股价向被收购方进行支付，被收购方将股权转到收购方名下退出公司。如果顺利的话，强制收购程序就如此终结。但并不是每个强制收购程序都可如此完满。在由想离开方请求强制收购其股份的情形下，公司不愿回购，而其他股东又无财力购买，该股东如果符合司法解散公司的条件，可以转而请求强制解散公司，强制收购程序终结。在由一方股东申请强制购买起诉股东股权的情形下，不存在股东无财力购买的可能，因为无财力股东不会提出申请，那么申请程序一旦启动了，就不能允许其随意撤回，强制收购程序只有在收购方支付了收购价格，取得了被收购方股权的情况下才得以终结。

僵局范文篇6

论文摘要：我国《公司法》第183条规定了公司僵局情况下的司法解散,完善了公司僵局出现后对股东的司法救济,如何适用该条原则性规定,需要树立积极慎用的理念,兼顾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平衡,保证股东投资公司目的实现,又要避免轻易解散公司引起的社会动荡。

一、公司僵局的内涵

公司僵局(CorporationDeadlock)是英美法上的一个概念。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定义，公司僵局是指“公司的活动被一个或者多个股东或董事的派系所停滞的状态，因为他们反对公司政策的某个重大方面”。英美法系虽未对公司僵局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是，因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是否构成公司僵局，法官具有自由裁量权，故并不影响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审理。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或法学著作中，并没有与公司僵局相对应的概念。本文比较赞同赵旭东教授的解释，他将其定义为:“因股东间或公司管理人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导致公司的有效运行机制失灵，股东会或董事会因对方的拒绝参会而无法有效召集，任何一方的提议都不被对方接受和认可，即使能够举行会议也无法通过任何议案，公司的一切事务处于一种瘫痪状态。”[1]本文作如下表述：公司僵局是指因股东之间或董事之间或者他们之间出现自身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导致公司的运作机制失灵，股东会、董事会因对方的拒绝参会而无法有效召集；或虽能如期举行会议，因任何一方的提议都不被对方接受和认可，也无法形成任何决议，公司运营陷于瘫痪，已经不能够为股东和债权人的最佳利益行事的一种僵持状态。公司僵局根源于公司内部存在的尖锐矛盾损害了公司的人合性,也就是说“人合性”的丧失是公司僵局形成的根源。

二、公司僵局形成的法律症结

公司僵局形成的原因何在?一是有限责任公司封闭的特性所致,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最大区别在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可以自由转让,一旦少数股东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即可抛售股份“,用脚投票”。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要转让出资必须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为维持公司的封闭性,许多公司甚至以合同的形式禁止向外部人员转让出资。“即使没有法定或约定的限制,由于缺乏公开交易的市场，价格不易确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出资也难有与股份一样的流动性。”[1]这样,股东的出资就被长期锁定。少数股东即使深受多数股东的压制、剥削也无退出的途径。二是在公司法的法定资本制和资本不变。原则之下,任何公司一经成立,资本实质上就被冻结,除非通过严格复杂的减资程序,股东的出资不能收回。法律虽然允许股东通过股权转让退出公司,但在公司尖锐的矛盾冲突情况下,股权的转让存在严重的困难,因为公司内部中公司决策和管理所实行的是多数决制度。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通过任何决议都需至少半数以上的表决权或人数的同意,对于股东会增加资本、减少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以及修改章程的决议,则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的表决权同意,对于董事会的决议,有的公司章程甚至规定了更高的表决多数。这样大股东一旦控制了表决权的多数,小股东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股东会、董事会形同虚设;或者股东表决权和董事人数对等化,各方股东派任的董事人数基本相当或相同之情形下,股东或董事之间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升级,甚至完全对抗,任何一方可能都无法形成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要求的表决多数,决议的通过几无可能,公司的僵局状态由此形成。

三、一种合理化的干预主义——司法救济的介入

首先，关于诉讼主体、诉讼程序和管辖法院的确定有权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请求解散公司的适格原告，只能是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但应以谁为被告?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原告股东或者董事可能会认为，与其发生利害冲突并侵害其权益最后导致公司僵局的是其他的股东或者董事，而非公司，故被告应该是其他股东。实践中许多案件原告人均是将对方股东或董事列为被告，而将公司列为第三人民提起诉讼。笔者认为，公司是实体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判司决的效力必将及于公司，因而公司应是司法救济诉讼的法被告。大陆法系各国都采用这种方式，即解散之诉应针对公司提出，其它股东或者事一般情况下应当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为案件的判决结果与他们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参加诉讼便于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公平的裁判。

其次，关于能否将强制股份收购作为打破公司僵局的替代方式强制股份收买是一种特别的股权退出机制。它是指由公司或发生争议一方的股东收买对方股东的股权，使其退出公司，以化解公司僵局。相对于解散公司的方式来讲，这种强制股份收买的方式是一种比较折中的方式，目的在于在保全公司的前提下打破公司僵局，避免了因强制公司解散带来的不利后果。从国外的立法看，这种规定较为普墒。如在美国，现有一半、l''''l的法律规定了法院可以采用这一方法打破公司僵局在德国，则通过法院判例法的形式创立了两种与此相类似的替代救济方法：退出权和除名权，即让僵局中某方股东出让股份，退出公司并从公司的1I殳东名册中除名。新的公司法已经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合珐性，因此对于通过采用这种股份收买的方式来使二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出已经给予以法律上的承认，并且．新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四)项也规定，异议股东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从而为股东退出公司提供了法律途径因此，报据新公司法，法院可以通过强制股份转让作为打破公司僵局的替代方式。

最后，关于判决解散公司时的裁判范围。公司解散是指公司因发生法律或章程规定的事由而停止业务适动，并引起公司清算的法律行为。根据公司盛第一百八十一条和第一百八十四条，公司被解散后．应在15日内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法院判决解散公司属于公司的强制解散，由于公司僵局的存在，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属性丧失．因股东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公司管理机构的瘫痪，被强制解散的公司在通常情况下是无法组织进行清算的。如果仅判令解散公司，而不对公司的清算作出裁判，将不可能顺利对公司进行清算，往往又会引发无休止的争讼，增加当事人的讼累，井可能导致公司财产流失，公司债权人和胜诉股东的利益将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因此．借鉴美国标准公司法的规定，法院在作出解散公司的判决时，应当一并作出特别清算的裁决和安排：确定解散生效日期．并判令清算义务人按照公司法的规定限期对公司进行清算。这是一种既有利于当事人又有利于社会的司法选择。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僵局范文篇7

任何真正关心三农问题或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朋友，都不会拒绝以下说法，那就是我们不论做任何事，都应把问题分析清楚，认清我们的处境，以便更有效地的选择我们的行为，争取达致较好的效果。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早就成为上至中央政府总理，下至平民学子们的普遍共识，有关的探讨热闹非凡，但谋求缓解乃至根本改变“三农”命运的尝试，至今收效甚微，空有许多对策，就是无从下手。为什么呢？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和三农问题庞大的需要比起来，我们相应的资源和力量极其有限，却不怎么清楚如何有效运用这些极其有限的力量。有时候，盲目的行动比不行动还糟糕。所以各方面关心三农问题的朋友，有必要疏理一下头绪，建立起码共识，对针下药，有的放矢。

我尝试从三农现状、现有对策、现实途径、我们的选择等几方面阐述一下自己的思考。个人的力量有是限的，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现状：一副破败和矛盾尖锐的图景

无论来自城市或农村，绝大部份人都能感受到“三农”问题的严重和危险。但感觉不能代替理性的认识。

李昌平揭示了当今农村这样一副图景：1、负担如“泰山”（农民不堪重负，有的地方甚至已出现抛荒现象）；2、债台如“珠峰”（农村债务直线上升，全国3000县估计不低于6000亿）；3、干部如“蝗虫”（干部队伍"债主化"，并导致基层政权与社会流氓势力的结合，权势群体非法的私有化已成公开秘密，干群关系恶化）；4、盲流如“洪水”；5、责任制如“枷琐”（种地没收益，不种也要交税费）；6、政策如“谎言”（江西桂晓琦事件：以中央和有关省市的减负政策编成的小册子成为禁书）；7、假话如“真理”（数字出干部；报忧得忧，报喜得喜）；8、疾病流行危及人畜生存而无人顾及；9、义务教育成画饼（希望工程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么？）；10、水利设施日趋老化；11、县级政权面临危机（现在农村和农民已经不象过去那样能向城里输血以缓解城市问题了，而且还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地方和群体，县级政府实际上是坐到了火山口上。）（见李昌平：《给总理的一封存信》等文。本文主要表达基本观点，非学术文章，相关文章网上已多如牛毛，且所引全部材料在网上一查即有，恕不详引详注。）

除了东南沿海一带要好一些，全国其他地方比这好不到哪儿去。既便东南沿海一带，不也是建立在对北部、中西部广大地区“打工仔、打工妹”的任意遣用上？既然关心三农，那就要看到，不论留守农村的，还是进城的，都是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处境最不利、并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的庞大人群，这是不能分割开的。

纸上谈兵的必须对策：全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三农问题纵然如此严重，却并非没有对治的办法。现实要求必须实施以下的综合配套方案，三农的命运才有可能改观。

第一、界定产权、还权于民，保护农民基本权利。借用一位自称为“老牛”的上访农民自己的话说，农民缺的不是科技，甚至不是资金，而是缺乏一个起码的好环境。中国农民是最没有权利的，没有财产权，没有公共事务参与权，甚至没有自主经营权和人身安全权。周其仁说缺乏农地使用权、生产决策权、放弃农地自用的喊价权和交易权、劳力和各种才能的租金权利以及结社权等各种基本权利，是制约农民发展的要害。只有有了这些权利，农民收益才能得到保障，各种资源才能得到优化利用。更重要的，是农民才会因此具有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才会有进一步改善自身处境的动力和能力。界定产权、还权于民的核心是限制政府行为能力，如果无法限制政府行为能力，一切将注定徒劳。（见《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

第二、免除农民税费，打破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公民义务平等，建立以所得税为核心的城乡统一现代化赋税体制。（以下几条主要是温铁军的政策建议，也有秦晖等专家的建议）。即使按照政府公布的统计，农民月均收入也不过300元，城里人是达到800元才开征。再说土地对中国农民实质已变成社会保障，没有哪个国家对社会保障征税，相反倒应该用财政来保证社会保障。所以现在继续征农业税从道理上是讲不通的。或问，给农民免税，各项农村建设费用、管理费用等所需经费从何而来？温铁军以为，只要把现在花在吃饭财政和腐败的这些钱腾出来，已经绰绰有余，甚至还可把目前短缺的科研经费、教育经费等一并解决了。

第三、实行真正的村民自治，根据小农经济的现实重构县乡上层建筑。目前政府硬要对2.4亿农户征收税费，还要加强管理，不仅乡镇已经“六套班子，七所八站”，还要把村级也叠床架屋地搞“三套班子”；这些政策都要收钱才能执行，而且自然会导致机构膨胀，这就是目前任何减负措施都遭致失败的原因。所以，可行的政策是把社区自治体作为财产主体和纳税主体，把政府直接面对2.4亿小农户转化为面对70多万个村，把乡级政府改为乡公所，合并乡镇，以此降低交易成本。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社区组织与行政部门对人民负责的制度。没有县乡政府的自治，村民自治就是一句空话。

第四、落实义务教育。并按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提出的运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大方式，开展公民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文艺教育和生态教育五大教育。

第五、以综合改革推进农村城镇化。按照目前旧体制搞城市化是走不下去的。现有的“造城运动”盲目性很大，大量占农民的地，却排斥农民就业。不但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反而是恶化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的灾难。因此，不能简单地强调“加快城市化”，而必须“以综合改革推进农村城镇化”，撤乡并镇，发展中心城镇，把和传统农区经济半径最短的城镇发展起来。一个县市最多发展3－5个中心镇，尽可能让中心镇吸纳农村过剩人口。改革政府垄断征占土地这种制度，不要让征地成为权钱交易腐败的根源，而是要把政府垄断占有的土地“证券化”变为失去土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现在建立在对资源高消耗基础上的城镇规划根本不应该在中国实行。

第六、砍掉现有城市对农民进城的门坎，保证进城农民权益。但是目前各级城市庙里的各位菩萨、各个部门、各个正殿偏殿，都没有一家说我愿意砍门坎，都是在不断加高。加的越高，垄断收益就越高。这怎么能够城市化呢？

第七、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在金融、保险、流通、批发等非农生产领域中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并对农民发展合作组织免税。现在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和各种金融、销售等所谓“服务”的政府部门垄断力量太强，垄断转化为各种名目的收费，所以这些部门的固定投资最后还是转化为农业成本，导致农业成本的不断上升，这正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原因。不把这些有利可图的领域还给农民，农民就彻底无利可图。农民发展合作金融，发展合作销售，获利之后才能返还农业。同时，要把原来给政府各个部门的投资集中定向于各种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原有各垄断部门的人员可以分流，也可以加入合作组织，前提是必须变成农民。对农民发展合作组织免税的条件是合作组织必须把收入中至少60%的部分返还农民，用于农村适用技术的推广，用于农村社会事业建设，这等于间接用于农业补贴。这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等东亚小农社会稳定农村经济的最根本经验。

第八、改变现有农业投资渠道和投资方式，使投资真正到位。不改变现行投资方式而加强农业投资，那就意味着各部门到财政的盘子里来分钱。水利分多少，农业部分多少，供销社多少，粮食局分多少，电力局分多少，文化部门分多少，教育部门分多少，科技部门分多少。财政部门不过是一个盘子，大家一块分，分完了，好了，可以做报告了，说加强农业投资的措施已经到位了。但真用到了实处吗？没有，还不够养活各权力部门吃饭买车盖房子呢。

第九、以工代赈，引水治荒，缓解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治理荒漠可用以下办法：用去一个劳动力给3份以工代赈的口粮和基本生活必需用品，可以带家属，然后国家投资就定向地解决国内这些过剩的基本消费品生产企业，把过剩的消费品调到水库工地，然后随水变村，一片一片扎根了，就变成农民当地的水利开发了，同时建路，沿渠建路、沿路建筑，按新体制办旧事，这样就能战略性地配置调整资源和人口，缓解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同时，要放弃规模经济的想法，走以劳动投入代替资本之路。

不要空中画饼

这九条是改变农民处境，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如果能在做到这九条的基础上，把留在农村的人协调起来，以参与式方法进行类似晏阳初乡村建设的“新农村运动”，坚持以人为中心，立足现有条件，发展可持续农业，中国农村才可能有出路。

这看似简单而有效的九条，任何实施哪一条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收益，也必然给执政者带来极高的历史性的声誉（但可能对现有既得利益者并不利）。但这九条都有一个前提，足够开明、强大的政府才可能实施。问题是，李昌平刻骨铭心的体验表明，农村改革已失去动力，中央政策已失去权威，农村改革者缺位，县乡政府及其部门已成为中央农村政策执行和深化农村改革的最大障碍，而农民还没有获得中国公民的权利，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70%的人就像哑巴一样的生活着，这是极其悲哀而无奈的现实！（还有什么能比李昌平的亲身经历更“经典”呢？在中央以至省市领导层层关注之下，这位有良知的乡官仍然被迫出走，其建议、改革无一落实，走后三月内该县又逼死四位农民，再无人过问。这一事实本身也许比多少长篇大论、多少高调口号，更能揭示中国问题的实质。在《我向总理说真话》一书中，他详细叙说这一亲身感受的同时，把中国农村、中国官场这只麻雀，作了无与伦比的解剖。）公务员之家

可以想见，不经过一场从观念到体制的大解放，这九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现体制和现行官员所容纳与接受。正因为如此，原中顾委委员、近20年来对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主要贡献的权威人士杜润生强调：一切的关键还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这对中华民族来讲又是一项综合性的大工程。中华民族身处转型期，几乎什么事都盘根错节，这和已经走上现代化轨道的先进国家问题比较单纯有根本性区别。

谁来改革？谁给权利

无论是李昌平，还是温铁军，还是其他对三农问题卓有见地的杜润生、周其仁、党国英、曹锦清、秦晖等等，都提出了极好的分析和对策，都在作着挽救中华民族命运的呼吁。其他许许多多的有良知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学者，和部份饱受摧残后的农民、流动民工，也在做着同样的呼吁和努力。这些呼吁和努力不能说不是没有成效的，而是仅仅只有这些是绝对不够的。其实大家也不是不明白，这样的呼吁和政策建议，会被决策者认真采纳吗？实质的问题是：谁来改革？谁给权利？改革只能寄希望于一种飘渺的希望吗？

一位名叫“西乌拉帕”的朋友，看到了希望的另一面，也许是更可靠的一面：走向民间立场。他严肃地提醒所有富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们，9亿农民不需要、也不可能依靠别人的施舍过活。要解决“三农”问题，需要的是力量。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什么良心、正义感、下跪、乞求、流泪…所有这些都不能形成与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有效搏弈的力量。要改变命运，9亿农民唯有靠自身的团结、勇气、智慧去努力争取。一切将农民的意愿弃置不顾或将农民排斥在外的解决方案，都不会取得成功。他举了四川谢安乡农民自发团结起来，学法、用法、宣传法，不屈不挠地进行维权努力而获得的成功的例子，强调作为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在研究三农问题时，一定要高度重视和相信农民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一定不能忽略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西乌拉帕：《从李昌平的失败看解决农民问题的路径选择》）。该例中自省委书记以下各级官员都还比较开明、明智，也都还有代表民众利益的诚意，但在人治中国的现实中，这一例子有多大的可推广性呢？但无论如何，（政府）让农民团结起来，（民间）把农民团结起来与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展开博奕，是改善农民境遇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而且也是最后必走的途径。政治学有个解释，保守、充满惰性、僵化、倾向于行政集团利益，本身就是公共机构的特性。如果总是把眼光和努力的方向投向政府，而没有民间的推动，没有民间与政府的互动，什么样的改革也不可能实现。政府如果真想为民众利益着想，真有诚意克服利益集团的阻碍，那么，也应该重视民间的作用，支持民间发展，向民间寻求力量和同盟，这样的改革才有希望。

曹锦清强调，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要害是农民行为方式的现代化，即从“善分不善合”的无组织状态，向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平等协商的有组织状态转变。为此，需要一大批热心于农民与农村事务的知识分子志愿者，从外部将新的合作组织与原则导入到农村与农民中间去。（《黄河边的中国》）

如果政府自己没有充分的力量改革（这是现实），又不让民间团结力量进行改革，使整个社会没有出路，没有途径，那么，所有的矛盾只能堆积，所有的不满只能忍耐，忍耐总有限度，反弹亦将惊人。

中国人在能做稳奴隶的时候是顺民，在连奴隶也做不成的时候就变成暴民，极端的暴民。这是我们的耻辱，也是我们的现实！现实中国在城市的歌舞升平之中，正在蕴酿着忿恨的火山。这火山一旦爆发，灼热的熔浆将淹没这片脆弱至几欲崩溃的大地。王力雄《黄祸》预言的悲剧和灾难，恐成现实！每一个有良知的或者明智的中国人，都应为避免这一悲剧和争取改善民族的命运而努力。

能否改良社会结构决定一切

可以得出结论，三农的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三农的命运，是和法治的进程、市场经济的完善等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杜老所说的，在当前中国一切的关键，都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但在整个民间被控制得铁桶一般的情况下，政府又被利益集团和奇特的文化观念所左右的情况下，直接改变体制希望不大，但是可以逐渐改变其结构性基础，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的结构，这是构建良性社会的必经之途！我们必须接受挑战，直面问题，抛开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又不能盲干。

结构是比体制更广义和更根本的东西。结构决定体制，体制制造（或解决）问题。一切历史性的困境，往往由结构造成。这在其他国家、以至目前的人类，也是这样的。不考虑改良结构，而进行盲目的修补或等待，要么是纸上谈兵，空中画饼，要么是好心帮倒忙。真正的问题是找到并按照能改良现有结构的途径去努力。

改良现有结构，这应成为我们一切努力的中心目标。改良结构离不开健康的力量，我们可能依据的只有自己的勇气、道德、理性、智慧和意志。我目前想到的改良结构可以做的有以下几条：1、从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人开始，使之都具有明确的公民权利和责任意识（详见我的《你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吗》）；2、开展非盈利项目甚至一切项目时，都要以提高人们的参与意识、主体意识、平等意识、合作精神和相关能力为首要目标；3、积极参与各种力所能及的局部性改革和尝试，探索改良各领域的发展模式。一切探索都应使之可推广和积累力量，并力行推广。那种认为无力改变整体从而（或者就干脆）认为只有专注某一局部领域才是有价值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顺便提一下，现在国际国内致力于农村局部性改良的尝试很多，有介入到卫生领域的，有农村教育的、有保障妇女权益的，有生态治理的，有村民自治的，但无论哪一种，都会碰到现体制的障碍，所为极其有限。纵有幸找到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独特地方做实验，也仅仅是实验而已，再有价值的结果，在没有对现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之前，根本就不可能推广。不能推广不是没有价值，至少对那个地方有相当的价值，但我们面对的是全部的农村，局部无济于事。我们确实只能从局部性努力入手，重要的是自己不要被事项本身遮蔽了整体性的问题和中心目标。否则浪费了资源还自以为是。我们不注重行为的有效性是不行的，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我们想面对什么？4、更关键的是要在上述基础上有意识的形成协调性的力量。

如何健康并团结起来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挑战

某种意义上，中华民族的命运（必然影响全人类的命运），就系在我们正在进行的竞争：一场与灾难爆发速度的竞争，唯一的希望就是能通过政府与民间的配合，把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隐患一一化去，至少在灾难爆发前积累起必要的对治力量。

相比起困难，我们的力量是很弱的，甚至就根本没有力量；相比起问题，我们的选择是极其有限的。但我们的弱小，表面是由于外界客观的因素所致，但实际完全不是这样。面对外在的困难，我们更需要审视的，是自己内心的不足。真正的力量在哪儿？在我们的勇气、道德、理性、智慧和意志。我们是没有什么，但如果我们拥有这些，我们就可以拥有一切。可惜我们并没有充分发展这些内在财富的力量。在困难、障碍和危险面前，我们变得极其自私、短视、畏缩，一昧想回避责任，逃离家园，甚至想混水摸鱼。但我们如果只想逃离，回避困难，同样的处境就会一再重演，甚至变得更糟。

我们谋求的实质，只能是以道德上的超越来推动社会合理制度的进程，这离开了团结是不可想象的。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怎样使民族团结和健康起来。现在有关政策是在限制社团组织的发展，但团结是不一定需要组织的，组织却是团结的结果。中国最需要团结，可是和“日本股份有限公司”的精神相比，中国人的团结精神却是最差的。中国人表面上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很高调，但骨子里却是不折不扣的小家庭主义、病态狭隘的个人主义（丁学良）。这和具有独立人格、具有现代公民权利责任意识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完全格格不入。中华民族不是完全缺乏伟大的精神，但一些伟大的精神在我们身上已经消失了，负面的东西却很多。现在主导社会潮流的是忽视人文关怀、社会关怀的物质功利主义价值观，整个社会有一种精英流氓化、群众痞子化的风气。同时，纵使在已经非常珍稀的健康人士中间，仍是善分不善合，个人利害胜于一切。中山先生百年前就概叹中国一盘散沙，直至今天，我们仍不得不痛心的承认，中华民族仍是一个缺乏远见，缺乏大智慧，从政府到民间都长于内耗而短于合作的民族。你能怪那病态的日本看不起中国吗？你能怪国际上人们都对中国人抱有蔑视的心理吗？中国文化源头的易经明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众志成城，无坚不摧。如何才能团结起来（而又不走向专制），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挑战！

何处寻健康力量，引领民族超越

社会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我们必须走进社会，担当一切！我们一切的努力，都要使这个充满了分裂因素的社会重新团结起来！何光沪先生指出，公民社会的生成需要超越精神在我们民族身上的复兴。我们只有首先使自己变得伟大，才能战胜重重困难，实现伟大的目标。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超越自己，整个中华民族需要超越自己。生命的价值在于服务社会，生命实质就是一种超越的过程，不断地内向超越自己，外向超越障碍，这不是生命最大的意义吗？但时代已经被一种生活主义所主导了，生命精神对人们已经很隔膜了。我们应该把困难视作服务社会的机会，是对自身潜力和丰富想象力的挑战！只有战胜自我的障碍和外在的困难，我们才能真正和更好地服务社会。

僵局范文篇8

关键词:伤害法官事件;公信力;安保工作体系;法治

我们普遍认为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无疑就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想要维护好司法公正，维护法治秩序，首先就该确保我们敬爱的法官的人身安全。然而近几年，伤害法官事件时有发生，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严惩恶徒只能是治标不治本，面对这些伤害法官事件，我们应当冷静分析其演变缘由。笔者看来，之所以时有伤害事件发生，主要是有以下几大方面的原因:

一、法院公信力的缺失

法院的公信力在近几年跌入谷底，造成公信力缺失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法官个人方面的因素，一些法官司法作风不正，玩忽职守，进而影响公信力;司法体制存在种种弊端，各地相类似案件判决不一，导致当事人不信任司法机关;实践中由于法院任务繁重、人员紧缺等原因，一些应当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的内容未及时公开，使得当事人对执法的公正性存有疑虑等等。而且，抱怨法院办案的不止是当事人和公众，法官与律师之间的矛盾也愈发激烈，有的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然而法官们很多时候却还自我感觉良好。对于前几年发生的伤害法官事件，较多的法官除了把受害法官当作完全的受害者，对当事人进行谴责以及对部分幸灾乐祸的公众表达不满之外，并没有反思自身在处理日常案件时，是否有做得不妥之处，是否有些做法正可能是引起当事人报复的引燃点。也正是由于少部分法官至公信力于不顾，滥用职权，使得部分公众对法院愈发失望，这也正是每每出现这些伤害事件时，总有些网友认为是法官办案不力，滥用职权才遭到当事人报复。而当事人采取这样一种激进的做法，往往不单纯仅是因为判决对自己不利而丧失理智，更多时候是当事人认为法官徇私枉法，收受钱财使得自己败诉，才会如此愤怒以致悲剧的发生。

二、司法审判制度的不完善

在我国，法官平均每年审理三四百个案件，且并非如美国一般，陪审团负责对案件的事实审理，法官负责案件的法律审理，使得法官面前有了一道屏风，法官就站在一个相对真空的位置上，无需面对舆论的压力，当事人即使对案件判决不服，也不会把气全撒在法官身上。真正实行了法庭内的分权与制衡，对推进司法公正起到了巨大作用。而我国，不论事实审理还是法律审理，都压在法官身上。法官需要对每个案件做出是非的明确定论，而案件的审理很多时候是无法让双方当事人都满意的。在如今法院公信力缺失的背景下，有的当事人便会认为是法官判案不公，而当事人过于偏激时，便容易发生伤害法官事件。尽管我国有陪审制度，实行陪审员与法官共同决定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预期是想起到制约法官权力、保障审判公正的作用。但在现实中，陪审员往往形同虚设，往往没有真正参与到审判中去。这样的陪审制度并不能给法官提供一道相对隔离舆论压力的屏风，反而是把法官推向舆论的浪头。

三、法院干警的安全防范意识不强，法院领导重视程度不足

法院干警作为法院安保工作的执行者，应当是时刻防止妨害法院司法工作的事件出现。然而很多法院的干警，特别是与当事人接触的基层法院的干警，很少意识到法院安保工作的重要性，未意识到日常的出入登记，盘查询问来访接待工作与法官等司法工作者的人身安全相挂钩。而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意识，使得很多当事人可以随意进出法院办公大楼，从而有了一些不该发生的悲剧。另一方面，法院的领导对安保工作也不够重视。使得在出现一些人力物力不足的问题时，并没有及时重视和采取措施。使得目前法院安保工作体系仍然存在较多问题:干警编制不足，且长期得不到严格的训练;干警编制呈现老化趋势，量少质弱;在相关安保工作所需的设备也存在欠缺，甚至有些老化设备没能得到及时的更换等等。

四、法院尚未形成完善的安全保卫工作体系

由于领导对安保工作体系的不重视，使得很多安保制度未能很好地实际落实下去。在很多法院办公大楼，并没有安装相应的身份识别系统，也没有设立隔离于办公区的专门招待室，安全检查也甚为随性。使得很多当事人可以任意进出法院办公大楼。也就给了行为过激的当事人伤害法官的机会。而在法庭庭审时，很多基层法院因为干警人员不足，并没有在相应的法庭里配备足额的干警，也没有增加相应的安保防护设施。这也是之前几起伤害法官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在意识到问题所在时，我们更重要的是思索出防范措施，并把措施逐步落实到位。这样才能防止以后尚还会有伤害法官事件的发生。而伤害法官事件并非只在中国发生，美国也曾发生过多起伤害法官事件。我们可以先从美国的相关数据及举措中，寻找突破点。根据美国法警总署U．S．Marshallserice调查显示，1997年到1998年，有20%的联邦法官指出曾经遭受当事人的言语侮辱，口头威胁，身体接触和人身攻击;2003年至2008年的五年中，美国联邦法院法官受到伤害的事件几乎翻了一番，从674起增长到1278起。①1999年，针对宾夕法尼亚州1029名法官的调研也显示了令人堪忧的司法工作环境，52%的法官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曾被当事人言语侮辱，口头威胁，甚至人身攻击。更令人震惊的是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法官表示因为受到当事人的威胁或者侵害而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自己未来的司法行为。而美国“国家司法行政官协会”NSA也统计过过去35年内州司法官员的侵害事件:8名州法官被杀，13名州法官受伤。3名地方检察官被杀害，4名地方检察官受伤。至少5名法律执法机关工作人员如警察，在法庭被杀害，27名法律执法机构工作人员受伤，至少42名诉讼参与人如证人，在法庭被杀害，53名诉讼参与人受伤……②从这些数据来看，美国发生过的伤害法官事件比我国要多很多，那么在检索美国应对伤害法官事件的几大策略后，笔者将其中的亮点部分归纳了以下三点:首先，美国于2003年就有首法官会议和美国州法院行政官会议倡议成立了法院安全和紧急情况委员会，其主要任务就是发现影响州法院系统安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其次，美国成立了专门的司法人员安保机构，在法警总署内部成立了专门的司法安全处judicialsecuritydivision．加大对司法系统安保工作的财力物力通入。每年在购买设备一块就花费高达3个多亿美金。并定期安排安保培训，对安保工作人员进行系统化的训练。再次，美国推出了伤害风险评估系统。通过借助当事人经历和日常行为表现，分析并评估其可能成为伤害法官的施害者的概率，并通过这一概率显示，对高概率者进行监视等。而笔者认为，要想降低伤害法官事件的发生率，保护好司法公正的守门人，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完善:

(一)建设司法公信力，加强法制宣传

在我国，由于“官本位”思想作祟以及“有关系好办事”这种观念的影响，群众很容易对法官产生不信任感，从诉讼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到处找关系，深怕自己不找关系就一定会败诉。之所以公众会有如此认知，归根结底，就是公众对法院乃至法律的认知受限引起的，这导致其认为法律只是一纸空文;另一方面，因为对法律的认知不足，法官在对当事人作释法析理工作时，反而导致当事人产生误解，容易不信任法官。虽然现在推行依法治国，公众普遍维权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提高，但这不意味着公众对法律有充足且正确的了解。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仍需在各地区深入开展普法活动，可以在义务教育中注入法制教育。也可以在一些偏远、相对落后的地区进行相关的法制宣传，宣传一些关于司法机构办事细则，向群众解读法律，让群众真正懂法守法，依法维权，摒弃官本位思想。

(二)完善司法审判制度

笔者认为，我国的陪审制度并未起到预期效果，审判员时常听任法官的指挥，甚至很多时候在开庭时玩手机玩游戏。这种行为被当事人看见，便会觉得法院工作人员办事不力，玩忽职守，甚至把这些行为认为是法官所为。进而对主审法官产生不信任感。而且很多偏远的地区选拔陪审员的方式往往是把法官的亲戚叫来当陪审员，以便多领一份工资。这样的陪审员质量如何，可想而知。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任用陪审员时，除了规定随机由电脑筛选符合条件的陪审员外，还应当规定每个陪审员在一定时期内比如一年内，只能参与几起案件的审理。且陪审员也应当与法官对所审案件负终生责任。这样，才会引起陪审员对案件的足够重视，分担法官的部分压力。

(三)加强司法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模拟伤害法官事件，开展安全防范讲座。来增强司法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一方面，应当抓紧出台有关“法院来访登记、办公楼的巡逻、来访安检等法院日常安保工作”的具体规范细则，并对干警进行相关岗前培训。另一方面，应当开设有关全体司法人员的安全防范讲座，增强全体司法工作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

(四)完善法院安保工作体系

对于完善安保工作体系，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做法，禅寺推出伤害评估系统。科学地根据当事人的以往表现、性格特点以及近期行为，分析“施害者”的出现概率，进而采取相关防范措施，从而避免伤害法官事件的发生。但这样的评估系统是否可移植到我国来尚需试点尝试。再次，对于安保设备方面，我们必须加大对安保器械的投入，定期排查安保设备，以便将过质过期的老化设备及时更新。

作者:吴栩洁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孙伟良．我国法官权利保障研究［D］．吉林大学，2012－6－1．

［2］张玉洁．法官权益保障研究［D］．湖南大学，2009－4－20．

［3］兰玲．基层法院法官保障制度研究［D］．吉林大学，2015－4－1．

［4］涂龙科．法官人身安全保护制度亟待完善［N］．上海法治报，2016－3－2．

［5］蒋惠玲，黄斌．美国保护法院人员安全的十大策略［N］．人民法院报，2016－3－4．

［6］王禄生．来看看美国是怎么处理伤害法官案子的?［Z］．智合法律新媒体，2016－2－9．

僵局范文篇9

的经济利益，都力求在交锋中占据优势，控制局面。在较量过程中，

双方都列举事实，希望对方理解并接受自己的意见，在相互讨价的基

础上，对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再进行磋商，较量阶段是谈判过程中最

关键的时候，也是最应注意谈判礼仪的时候。商务谈判中失礼的言

行，大都发生在这个阶段。因此，谈判人员要时刻把握好“利益”和

“礼仪”的辩证关系。

谈话礼仪

要心平气和地讨价还价和讨论问题。在较量阶段，双方为了各

自的经济利益，唇枪舌剑，很容易感情冲动，稍不留神，就会酿成谈判

人员的个人冲突。失去理智，不顾礼仪，也就失去了生意。较量过程

中，有礼节的做法是：谈话范围广阔，双方有充分的回旋余地；较量限

于双方观点的交锋，而不是双方人员的冲突；诚心诚意地探讨解决问

题的共同途径；要有张弛，不要一个回合就想取胜和轻易逼人就范。

注意态度

谈判中态度要端正，语言要文明。在较量阶段，一般说来，一忌

无理纠缠或不顾事实地狡辩、诡辩；二忌抓辫子，打棍子，抓住对方的

偶尔口误不放；三忌讽刺、挖苦、嘲笑；四忌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穷

说，不知的瞎说。对争论的问题概念要明确，事实要清楚，推理要有

逻辑性，论证要有说服力，让对手心悦诚服地接受。

举止庄重

较量过程中举止要庄重。商务谈判自始至终都应注意自己的一

举一动，但在较量阶段尤其要注意举止姿态的礼仪，否则，极易引起

误解。举止适度不仅是一种礼节，而且表现出热情、诚恳、谦虚的交

往态度。举止不适，则不仅失礼，而且常常被人们理解为傲慢、冷漠、

虚伪、做作。比如，双臂交叉抱于胸前，往往被认为表示防备、疑窦心

理，或表达对对方意见持否定态度；两腿经常挪动或不时来回交叉，

则会被认为不耐烦或有抵触情绪，揉眼睛、捏鼻子、仰靠在椅背上，是

抵触、不信任或对继续谈判失去兴趣的表示；两手手指顶端对贴在一

起，掌心分开形似尖塔，通常表示高傲、自信、踌躇满志或暗示自己地

位高，是降贵纡尊同对手谈判等。所以应避免使用这些动作，而一些

符合礼仪的举止动作，往往可以引起对手的好感，有利于谈判的顺利

进行。比如，身体正对谈判对方，挺胸抬头，目光平视，面含微笑，表

现出谈判人员有自信心、有兴趣、有进取心。近台而坐，身子前倾，目

光专注，则表示注意力集中，态度诚恳，期盼谈判成功。微笑是社交

中最好的非语言性信号，恰当适度地运用往往可以表达谈判者的自

信、大度，对融洽双方关系也有很大的作用。

善于打破僵局

要用礼节性的方式打破僵局。交锋阶段如果双方想法和要求差

距很大，或是差距不大但都各持己见，就会出现僵局，使谈判停滞不

前。出现僵局时，要讲究礼仪，用灵活的方式打破僵局。常用的方

式、方法有如下几种：

1．变换谈判议题

由于某个议题引起争执而又一时无法解决时，不妨变换一下议

题，把僵持不下的议题暂且搁置一旁，等其他议题解决好，再在友好

的气氛中讨论僵持的议题。

2．暂时休会

谈判出现僵局时，应当从谈判者的实际利益出发，彼此约定再次

商谈的时间、地点，以冲淡僵局的气氛。

3．为对方找台阶

在僵局状态下让步是有损“面子”的事，懂得这一点，必要时给对

方提供一些打破僵局的台阶，往往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

4．将问题上交

谈判陷入僵局而又没有可以奏效的方法时，谈判双方可将问题

上交各自的委派者或上级主管部门，由其提供解决方案。

此外，还有寻找调解人、寻找第三方案等，都是打破僵局的好办

法。

谈判较量阶段是最需礼仪保驾护航的阶段，在谈判中千万不能

僵局范文篇10

关键词：公司司法解散公司僵局公司法

公司解散是以消灭公司的法人资格为目的而终止公司的业务活动且对公司财务进行清算的行为。依解散事由的不同，公司解散一般有自愿解散、行政解散与司法解散三种情况。其中，公司的司法解散。广义上是指在公司出现僵局或其他问题，经相关当事人申请，由法院判决公司解散。狭义上是指当公司内部发生股东之间的纠纷，在采用其他的处理手段尚不能平息矛盾，赋予少数股东请求司法机关介入以终止投资合同，解散企业恢复各方权利，最终使基于共同投资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得以解决的可选择的一种救济方式。新公司法第183条明确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公司司法解散的情形。新规定有利于及时终结处于高危状态的公司资产，减少了投资风险，避免股东在公司陷入僵局之时无法自拔。尤其对中小股东权利保护不失为一条必要的救济渠道，也是我国改进公司制度的一大体现。欣喜之余，我们不得不正视由于该条规定过于笼统，引发了司法实践中操作起来困难重重，争议颇多等问题。

一、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价值及其法理分析

在一个国家的公司法律体系中，确立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具有重大的制度价值。一是解决公司僵局、维护股东利益的有效途径。在公司实务中，经常存在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虽然公司没有达到破产的界限，但继续维持会使股东利益受到更大损失，或者因股东之间分歧严重，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又不能作出公司解散清算的决议，在此情形下，赋予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的权利，有利于解决公司僵局，维护投资人的利益。二是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有力措施。如果公司形成僵局又不及时予以化解，则矛盾冲突将会波及错综复杂的各种法律关系的主体，对社会来讲，这是一种潜在的严重的不安定因素。从社会学角度看，运用司法手段化解公司僵局，其目的是使基于股东共同投资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得以解决。三是市场经济“经济民主”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一般不应参与调解、裁决公司股东之间的纷争。这类纠纷往往涉及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涉及财产的占有与经济利益的分配，冲突各方大都以谋求公平为己方的奋斗目标。因此，须司法机关经特定程序加以解决。否则经济民主将无从谈起。事实上，在任何法治国家，司法都是化解利益冲突的最终途径，是解决社会争端的最后一道屏障。四是完善公司法律制度的需要，公司作为一种聚合社会资本的经营方式，不但应该有形成机制，也应该规定一定的退出机制，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公司制度。而当公司经营出现僵局时，依法赋予公司的股东通过申请司法解散的方法来摆脱困境也是一种必要的救济手段。

从法理上分析，股东解散公司之诉的基础主要是关系合同(relationcontracts)和合理期待(reasonableex，oectations)的损失。所谓关系合同是指长期存续、各方接触频繁、其利益需求因外界情形变化而随时调整的合同，如婚姻、雇佣及特许权等合同。关系合同理论主张，只要缔结这种关系，就不能期待一次缔结，终身受用。而必须应时而变，使合同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处于一种开放式的修正状态中。公司章程究其性质而言理应属于关系合同。而公司是以章程这一契约化载体为中介而形成的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以及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对于该契约的全面、实际履行，每一位股东均有期待的权利和利益。公司陷入僵局，股东应有的参加公司决策和管理的权利以及获得股利等权益之期待落空。因此，应当赋予其请求救济以至申请司法解散公司的权利。在公司法理论中，该理论又称为公司股东的合理期待落空理论。

二、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比较考察

美国《示范公司法》(修订本)第14章规定了有权申请司法解散公司的情况：(一)如果发现公司通过欺骗或隐瞒重大事实而注册成立，或公司经营业务超越法律允许范围或滥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等不法行为，各州检察长可以公诉人身份起诉，要求法庭勒令公司解散并将公司执照吊销。(二)如果能证实董事在经营公司事务时陷于僵局，股东没有能力打破这一僵局，并且不可补救的损害正威胁着公司或公司正遭受着这一损害，或者正因为这一僵局，公司的业务或事务不能再像通常那样为股东有利地经营：董事们或者那些支配着公司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曾经是、正在是或将来是非法的、压制性的、欺诈的：在投票力量上股东们陷入僵局，他们在至少两次年会的会期内不能选出任期已满的董事的继任者：公司的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等情况，公司股东可以起诉。请求法庭勒令公司解散。(三)如果能证实债权人的债权请求已为判决所确认但其执行未能如愿，债权人可以起诉，请求法庭勒令公司解散。

《日本商法典》第406条规定：假如公司在业务执行中遇到显著困难，已经产生难以挽回的损失或者有产生损失之虞，以及管理或者处分公司财产显著失当，危及公司的存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持有全部股东表决权数1/10以上的股东请求法院判决公司解散。此外，在有权代表公司的人连续不断地实施犯罪等行为时，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法务大臣、股东、公司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请求法院命令公司解散。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规定：如果公司所追求之目的不可能达到，或者存在由公司其他情况决定的应予解散的重大理由时，公司可以通过法院判决而解散：解散之诉针对公司提出，并且只能由其股份限价至少达到基本资本1/10的股东提出。德国的《股份公司法》中没有规定股东提起司法解散公司的权利。对股份公司而言，只有公司所在地的州最高行政机构，在股份公司因其行政管理人员违法而危及公共利益，并且其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又没有罢免这些人员的职务的情况下，可以申请法院通过判决解散该公司。

综合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性立法例，不难发现，两大法系国家对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的设置都持谨慎态度，因此，在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公司僵局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务必遵循一定的原则和严格的程序，以充分体现公司法律制度所确立的交易效益和实质正义的价值趋向。

就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所应遵循的原则而言，归纳起来主要有：(一)自力救济优先原则：在公司僵局形成后，首先要由当事人自行协商，给予股东对僵局所持意见的充分考虑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则可以通过向股东及非股东转让股份的方式解决僵局；(二)利益平衡原则；解散公司对僵局来说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案，但对那些经营状况良好或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公司，因为其内部决策和管理机制的暂时失灵即终止其存在，成本显然较高，是对资源的浪费；因此，在处理解散公司之诉时，要采取审慎态度，尽可能在保护个别股东利益与保护其他股东和公司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点，寻求一种公平、公正的解决方式，即必须穷尽其他手段(如由其他股东收购其股份)还不能解决时，才能诉请解散公司：(三)限制股东诉讼解散公司的原则：如果只要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就允许股东提起解散公司的诉讼，一方面可能导致股东为了达到其他目的而滥用该权利，如以此作为与公司讨价还价的手段：另一方面，判决解散公司往往会不合理地对僵局的一派有利而牺牲了另一派的利益：因此。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可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四)司法分类介入原则；对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造成的公司僵局纠纷，司法完全干预，体现国家公权力对公平这一法律终极目标的维护：对纯粹商业意见分歧造成的公司僵局纠纷，司法谨慎介入，符合社会对司法权功能的定位：对基于公司运营以外的其他因素导致的公司僵局纠纷，若纠纷导致当事人缔结关系的基础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法官则应当在自由心证的基础上考虑同意一方股东的退出请求或解散公司。

就公司解散的诉讼程序而言，具有不同于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派生诉讼的特殊性。(一)适用范围。通过比较各相关立法例，一般认为适用公司司法解散的事由主要有：公司经营遇到障碍或者公司遭受重大损害：公司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压制性、欺诈性等不公平行为的发生：公司法人人格被用于不正当目的等。(二)立案的标准。对该类纠纷的立案审查应当把握以下几个形式要件：1，纠纷发生于封闭性公司内部，主要是有限责任公司、不上市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带有封闭性特征的股份合作制公司，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等：2，公司股东所占股份或股权相当，已形成表决僵局，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无法召集或作出多数决定：3，因公司僵局致使公司或股东就其民法、公司法实体或程序性权益请求司法救济。(三)诉讼主体资格的确定。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对公司解散诉讼的原告资格确定是不同的，总体而言，前者所确定的原告范围较后者宽。一般认为，原告应该是提起诉讼的股东，且必须达到一定持股数量的股东，以防止其滥用诉权：被告应是不同意解散公司的其他股东，被解散的公司不能列为被告，应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尽管有人认为公司解散之诉的被告应为公司，但现实中出现了身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大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的案件，在此情形下，若以公司作为被告显然不妥。(四)举证责任的分配。用举证责任的分配。对当事人诉讼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如何证明被告符合适用公司僵局的要件上，原、被告的举证能力显然极不对等。由原告负举证责任，则比较苛刻，僵局诉讼制度将形同虚设：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又可能导致个别股东对公司僵局诉讼制度的滥用。为此，应考虑采用表见证明规则，其具体要求为：原告需提供证据证明涉诉公司的登记以及自己遭受的损失，并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滥用权利的行为，证明程度为足以使法官产生合理怀疑，而后，提供证据的责任转移到被告方，由被告提供证据最终证明自己与涉诉公司之间的关系是正当的或者自己的行为与原告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但在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者不当行为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仍应判决原告败诉。三、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制度缺陷

新公司法第183条对公司司法解散过于原则的规定，引发了诸多争议，在实践中导致了立案难、审理难等现象的产生。归纳起来，该条规定存在的缺陷主要有：

(一)前置程序设置不明确。为防止恶意诉讼，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中应设置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前置程序，即必须存在股东在起诉前曾以内部救济方式向董事会、股东大会提出纠正错误决议的要求遭到拒绝，或者转让股权受到阻碍的客观事实。新公司法183条中“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之规定，显然是作为公司司法解散的前置条件而设定的，但引发的问题是：该规定应作为起诉受理的前置条件还是司法判决的前置条件?且“其他途径”具体包括哪些具体方式?

(二)诉讼主体的地位未明确。新公司法183条明确规定了原告的资格，但是公司以及其他股东在诉讼中应当分别处于什么地位?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被告如何确定，应该是其他股东还是公司本身?没有明确规定。

(三)解散的判断标准不具体。新公司法183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被认为是公司司法解散的一个判断标准。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何谓经营管理发生困难?发生严重困难或股东僵持达到多长时间方符合解散条件?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是一种现实性还是可能性?等。

(四)管辖法院不明确。新公司法183条没有对解散公司之诉的管辖法院作出明确规定。由此引发的问题是：适用地域管辖还是级别管辖?还是两者兼用?

(五)解决问题不彻底。新公司法183条仅仅规定在符合公司解散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作出解散公司的判决。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在实践中，仅仅判决公司解散很难彻底解决公司僵局问题。因为公司的解散并不必然导致公司法人人格的消灭，还必须通过清算才能使公司法人人格归于消灭。四、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完善措施

针对上述缺陷，尚需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深入、细致的探讨加以丰富与完善。

(一)应明确司法解散的前置程序。新公司法183条规定的“其他途径”过于抽象，作为公司司法解散的前置程序，在现实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应采取自力救济优先原则，股东应穷尽一切方式后仍未打破公司僵局时才可选择诉讼的手段，如要由当事人自行协商，通过设置诸如“经过连续的两次股东会”等程序性要求来给予股东对僵持意见的充分考虑和协商时间，如果协商不成则可以通过内部和外部转让股份的方式解决僵局等。

(二)应明确司法解散之诉的被告资格。有些西方国家规定公司解散之诉的被告是公司，但现实挑战了这一看法，在实践中出现了大股东起诉要求解散公司的案件，而同时大股东又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我国，多数人认为应将公司和其他股东列为共同被告：也有人认为解散公司之权在股东，公司无需列为被告：还有人认为应将公司列为第一被告，其他股东作为被告或者第三人较好。㈣笔者认为，被告应是不同意解散公司的其他股东，被解散的公司不应列为被告，而是应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三)应明确司法解散的判断标准。新公司法183条所指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其含义应包括公司权力运行发生困难及公司的对外经营活动发生困难两方面。此外，对界定经营管理发生困难还可以进行一些列举式的规定，如连续两年未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公司的经理无法正常行使权力达到两年或三年，并且由此给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或应得利益的重大损失。“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中“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存续时间”应该限定在2至3年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