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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思想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4 20:12:59

建党思想

建党思想范文篇1

一、邓小平制度建党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同志注重制度建设的思想是对党的历史的深刻总结，它的产生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中，忽视制度建设的教训是极其沉痛的，特别是建国以后。从建国初到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虽然也制定了一系列党内制度、规定、条例等，但主要还属于基本制度，对各项具体制度仍不够重视，许多党内问题无制可依，致使党的一些基本制度得不到充分体现和保证。党的领导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靠个人素质而不是靠制度来保证的状况。这种状况在客观上提供了一种党内滋长官僚主义和专断作风的条件。实践也证明，正是这个原因使党内官僚主义、专断作风得以滋长，造成了党内生活的不正常。正如邓小平同志总结的那样，归根结底是因为"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开始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从历史的教训中，全党充分认识到党的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注重制度建设的重要思想。之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又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要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从此，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党的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邓小平制度建党思想的理论特色

邓小平制度建党思想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如，关于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关于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化的思想，关于健全党内监督制度的思想，关于改革党的干部制度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

一是继承与创新相统一。邓小平制度建党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建党思想中有关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保持了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加以丰富和发展。如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加强党内外监督等方面，更多地表现了它的继承性。但在"实行一人一票表决制"，破除"主席有最后的决定权"的特权规定，实行集体交接班制度等方面，又体现了大胆的创新。这种创新，还体现在对过去不科学的制度的大胆修正，根据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提出系统的制度建党思想，制定一些新的制度规范等方面。继承性说明邓小平制度建党思想有科学的理论依据，创新性使这一思想在新形势下增强了针对性，从而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

二是思想教育与制度约束相统一。着重于思想建党，一直是我党建设的一大特点。但实践证明，仅靠思想教育是不够的。邓小平在肯定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更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比如，他关于加强监督意识的教育，加强制度观念的教育，加强民主集中制的教育的一系列思想，都反映了他对思想教育的首肯；而他提出的关于制度更带有根本性的思想，以及他在各方面提出的应建立的制度，又反映了他对制度建设应与思想教育形成互补、相互统一的强调，以思想建设促进制度的正确制定和严格执行，以制度建设保证正确思想的弘扬和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抵制。因此，邓小平同志注重制度建设思想的提出，并不是对思想建设的贬低，并不是对"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思想的否定，而是在坚持思想建设的基础上，对党的建设中长期存在的重思想建设而轻制度建设偏颇的纠正。

三是立足现实与着眼长远战略相统一。邓小平制度建党思想不仅立足于当前，力求解决现实生活中最紧迫的问题，而且他还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放眼未来。例如，他的干部制度改革的思想，一方面，从当前改革的迫切需要出发，看到了这一改革是整个改革的关键，从而提出了有关的一系列思想。实践的结果，是增强了干部队伍的活力和生机，推进了其它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又从长远战略考虑，强调干部制度的改革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接班人的培养与选拔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

三、邓小平制度建党思想的现实意义

党的**大提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既立足于做好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新的形势和任务下，邓小平制度建党思想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必须加强，早已成为全党之共识。而加强制度建设，对于新形势下搞好党的建设进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显得更为必要、更为迫切。从党的历史来看，党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党的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使一种好的思想作风继承和发扬光大，就应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如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和作风，要靠制度建设来坚持。再从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来看，我们党一方面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倡导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逐步走向法制化，这种趋势给我们党的建设特别是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任务，都迫切要求党的建设必须走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路子，都迫切要求我们切实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和突出的环节，下大力气抓紧抓好。

这些年来，党的制度建设在解决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解决党的干部队伍整体性新老交替中的突出问题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对解决当前党的作风建设的突出问题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等党内重要法规的颁布施行，都对解决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必须用制度建设来解决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这是这些年来党的制度建设的一条成功经验。

第二，有利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党的基本路线是在对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它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确定党在这个阶段的工作布局、指导思想、政策策略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只有沿着这条基本路线走向21世纪，才能兴旺发达，繁荣富强。党的方针、政策能否得到落实，是党的执政地位是否巩固的主要标志。如何才能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有效落实，一个重要的保证就是建立一整套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

健全的制度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一是制度建设具有稳定性。制度是长期起作用的，它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从而有利于保持党的方针政策的连续性，有利于避免朝令夕改的现象。二是制度建设具有全局性。制度是对全局起作用的，不因地域不同而改变制度的功能；制度是对所有人起作用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因身份不同而改变制度的约束力。因此，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止因地域不同而各自为政，维护全党的团结和统一，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党的制度建设加强了，可以增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规范性，从而在制度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

第三，有利于党的生活的正常化。从党的历史教训看，缺乏制度约束是造成党内生活不正常，最终导致重大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那么加强制度建设无疑就是党的生活正常化的重要保证和避免重大失误的治本措施。

制度建设是党的生活正常化，党的建设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只看到了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制度是好的，忽视了在坚持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还要有好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因而在实践上走单纯强化思想教育，注意作风整顿和主要靠搞政治运动的路子，这就是党的历史上经常出现的"运动整党"的现象。这种运动整党的方式，虽能在短期内发生一定效应，但不能正确解决问题。鉴于这些沉痛教训，邓小平认为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相比，制度更带有根本性，提出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这是他从对历史，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时期曲折和成败的反思中得出的与传统观点完全不同的结论。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制度建设是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保证。我国是一个具有较长封建历史的国家，"人治"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后我们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致使人治的传统观念长期在我们的决策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起作用。其具体表现，一是重人轻制。决策主要靠领导人的个人素质，而不是靠一种集中民主智慧的机制；二是重经验轻科学。决策主要靠工作经验，而不注意借助研究机构、现代科学手段进行论证。这方面的教训，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决策都不乏其例。因此，健全和完善民主科学的决策制度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根本保证。

第四，有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之后，能否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关系其执政地位是否巩固的大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政治上层建筑又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党内产生的一系列腐败问题与党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方面存在的弊端有着直接的联系。邓小平同志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认识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和观点，提出了注重制度建设的重要思想。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深刻阐述了党内不正之风同我们领导制度的不完善、弊病的必然联系，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话不仅指出了党内存在腐败现象的总病根，也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找到了有效途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是各经济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参与活动的内在动力。这种趋利性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竞争意识、进取意识，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容易诱发人们将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使党的干部滋长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想，产生腐败现象。近年来，少数党员党的宗旨意识越来越淡漠，思想蜕变，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拜金主义恶性膨胀，有的甚至走上贪污腐化的道路。因此，防止党员思想蜕变，扼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发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建立健全一整套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从根本上防止市场经济负作用对党员队伍的侵蚀，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

第五，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一定的上层建筑必须同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并为之服务。党要有力地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通过制度建设来改进、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从而有效地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建党思想范文篇2

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建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也是历史上我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企望，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模式的种种规划。早期道家的社会理想是崇尚远古时代的原始氏族社会。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就描绘了一幅原始氏族社会的图画。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等人也都曾设计过他们思想的社会蓝图，最有代表性的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此后，大同思想历经沧桑而不衰，不仅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重视，而且成了历次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构划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社会。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不仅在内容上接受了大同思想，而且直接用“大同”一词来命名他关于理想社会蓝图的著作。与前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强调要在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和社会化。孙中山也把大同作为他的理想，认为按照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建国，“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并于1919年把他的“新村计划”付诸实践。“新村计划”失败后，并未完全抛弃大同思想，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手段和途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人民民主专政，从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会的金钥匙。这是对传统大同思想的弘扬和升华。勿庸讳言，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时，更多地受到了大同思想中空想因素的影响，离开了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去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因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既超越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又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但超越是主要的，这正是的伟大之处。

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应该说，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晶。但是作为学风，“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最早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意思是做学问务必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以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求实的学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明末清初，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痛心清谈误国而力倡“经世致用”，希望以“求实”救其偏弊，后因乾嘉学派偏向训古考据而使明清实学流于空泛。19世纪初，龚自珍针砭时弊，力主转变“九州风气”，大胆提出经世致用之学，以取代空疏的宋学和烦琐的汉学。魏源也极力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这些事实说明，“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思想家承袭了这一治学精神。发扬光大了这种学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从思想上建设党，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这是建党思想的最突出的特点。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写出《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大促进了党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成熟。极力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是对中国传统学风的简单照搬和重复，而是在吸收其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及重构，它不仅指学术研究的态度，而且涵盖了思想方法、认识路线和工作态度等诸多方面，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以这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为中介，把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的朴素学风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三、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为我党制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直接的思想材料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墨家是主张尚贤的著名学派，墨子是尚贤思想的先驱。他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因此，“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必须“察尚贤为政之本”而后可。孔子曾把“举贤才”作为重要的施政方针。孟子更认为统治者“不用贤则亡”，“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东汉思想家王充也主张举贤用能。三国时期的曹操更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唐太宗李世民广纳贤才，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中国古代这种尚贤用能的思想，随着历史的变迁，被融入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可见，为我党制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是对传统尚贤思想的批判继承。

四、党的群众路线

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探索的热门话题。早在殷商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西周政治家周公则以商亡为鉴，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发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之叹。孟子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荀子对民本思想有新的阐发，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并且认为“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到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鉴于秦亡之训，强调“民为国本”。唐太宗李世民更把“君舟民水”当作口头禅，反复叨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至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完善，许多思想家断言：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民本思想。康有为认为，在“民情”与“天命”之间，应该“以民情验天心”，“民之所归，即天之所与也”。孙中山更是深切体会到“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民本思想，以畏民为出发点，以防舟覆为归宿点，通过对“民”的地位的强调使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自身行为适当加以约束，最终为统治者在安定中获取利益服务。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我党一条彻底的、科学的群众路线。首先，科学地界定“民”的概念。认为，“民”是相对于“敌”而言的，它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工农群众是“民”最基本的成份，共产党首先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为实现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其次，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共产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丧失生存条件，就将一事无成。第三，把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共产党人的“爱民”观，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说，从而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民本观的藩篱，赋予“民”实实在在的地位和尊严。第四，以“爱民论”为前提和中介，把传统的“听政于民”提炼成为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五、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强调德治。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

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孔子也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以名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名为治最重要的是礼义廉耻，这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了发挥道德的政治作用，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认为具有良好品质的统治者，才能取信于民、政通人和。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时还要把“正”推及“天下”，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统治地位的巩固。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这一优良传统的合理内核，十分重视道德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17年，就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不仅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阶级实质，而且对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有了科学的认识。1929年底，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违反无产阶级思想道德的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在这里，强调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对完成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认为这对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正因为如此，非常重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它列为的必读文件，用以加强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他说，他讲“整风”，刘少奇讲“修养”，其实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运动，是一种大规模的灌输无产阶级道德价值观念，培养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情感的强化教育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持续不断的全国范围的整风整党、思想教育运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道德价值氛围，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等为人民所称道的道德楷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如何加强党员的道德修养呢？摒弃了古人“自省”、“慎独”的修养方法，号召共产党员到革命实践中去发现并克服自身的缺点，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完善自我。同时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革命事业有用的人。

重视和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的思想，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德精神，又是对它的超越。传统的重德精神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提出的加强党员思想道德修养，则是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

六、集体主义精神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必然遇到如何处理个体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可见，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群体人格，是群体利益的代表者、组织者和创造者。墨家和法家也强调群体利益。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是一种典型的群体精神。法家强调“公则天下平”，“失之必以偏”。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为政莫若至公”。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把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这种群体意识本质上以家庭、国家、社稷的利益为道德的最终归向，它一方面构成了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思想支柱，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培育了中国人民对群体的坚固责任感和追求群体和谐、社会稳定的文化心态。

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时，批判了传统群体意识在压抑人性方面的消极成份，继承和发扬了其中的积极因素，为确立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要求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对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的传统命题，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它的合理内核。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应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而且应“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多次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关于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党员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筑在人民群众的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它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群体意识的思想境界。特别是本人对这一思想躬行践履，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善统一，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从以上分析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在创立、建构、发展无产阶级建党思想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采撷了许多思想瑰宝，使他的建党思想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由于博采中华文化诸长，传统底蕴厚实，因此，建党思想具有坚实的本土文化根基，这是它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建党思想正是“我们民族

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合乎规律的发展”的时代产物。

参考文献：

[1]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2]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3]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建党思想范文篇3

一

探究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不能不透视的读书生活。

除马列著作之外，读得最多的是中国的书。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诗辞歌赋到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读。这使国学功底深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不是为读历史而读历史，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历史为借鉴，站在历史的巅峰来反观历史，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因此，建党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传统文化素养。

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统文化观，为的建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建党理论。那么在构建建党思想的过程中，究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呢？举其要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党的最高纲领的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建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也是历史上我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企望，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模式的种种规划。早期道家的社会理想是崇尚远古时代的原始氏族社会。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就描绘了一幅原始氏族社会的图画。受老子的影响，庄子构筑了一个具有原始氏族生活意景的“至德之世”的理想王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等人也都曾设计过他们思想的社会蓝图，最有代表性的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此后，大同思想历经沧桑而不衰，不仅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重视，而且成了历次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构划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社会。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不仅在内容上接受了大同思想，而且直接用“大同”一词来命名他关于理想社会蓝图的著作。与前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强调要在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和社会化。孙中山也把大同作为他的理想，认为按照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建国，“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P844)

勿庸讳言，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时，更多地受到了大同思想中空想因素的影响，离开了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去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因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既超越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又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但超越是主要的，这正是的伟大之处。

2.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应该说，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晶。但是作为学风，“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最早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意思是做学问务必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以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求实的学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明末清初，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痛心清谈误国而力倡“经世致用”，希望以“求实”救其偏弊，后因乾嘉学派偏向训古考据而使明清实学流于空泛。19世纪初，龚自珍针砭时弊，力主转变“九州风气”，大胆提出经世致用之学，以取代空疏的宋学和烦琐的汉学。魏源也极力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这些事实说明，“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思想家承袭了这一治学精神。

发扬光大了这种学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两种学风的根本对立，指出：实事求是的学风，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不要割断历史；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极力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是对中国传统学风的简单照搬和重复，而是在吸收其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及重构，它不仅指学术研究的态度，而且涵盖了思想方法、认识路线和工作态度等诸多方面，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以这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为中介，把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的朴素学风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他从一种新的思维角度出发，进一步阐释了“实事求是”的特定涵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对“实事求是”一词的科学界定，使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所作的理论创造。1941年12月底，把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规定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从此，“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被确定下来了。3.关于党的干部路线。为我党制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直接的思想材料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墨家是主张尚贤的著名学派，墨子是尚贤思想的先驱。他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因此，“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必须“察尚贤为政之本”而后可。孔子曾把“举贤才”作为重要的施政方针，并视为智愚的标准。孟子更认为统治者“不用贤则亡”，“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东汉思想家王充也主张举贤用能。三国时期的曹操更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唐太宗李世民广纳贤才，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清末龚自珍目睹世危时艰，急切地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

中国古代这种尚贤用能的思想，随着历史的变迁，被融入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可见，为我党制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是对传统尚贤思想的批判继承。在这里，任人唯贤的“贤”已不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为统治者服务的本领，而是以贤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思想内涵，也就是德与才、红与专的辩证统一。为了使德才统一、红专并进，特别强调要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反对任人唯亲。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4.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探索的热门话题。早在殷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尚书·盘庚》中就有“重我民”之语。西周政治家周公则以商亡为鉴，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发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之叹。孟子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听政于民”论。荀子对民本思想有新的阐发，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并且认为“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到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鉴于秦亡之训，强调“民为国本”。唐太宗李世民更把“君舟民水”当作口头禅，反复叨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至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完善，许多思想家断言：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民本思想。康有为认为，在“民情”与“天命”之间，应该“以民情验天心”，“民之所归，即天之所与也”。孙中山更是深切体会到“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P718)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民本思想，以畏民为出发点，以防舟覆为归宿点，通过对“民”的地位的强调使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自身行为适当加以约束，最终为统治者在安定中获取利益服务。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我党一条彻底的、科学的群众路线。首先，科学地界定“民”的概念。认为，“民”是相对于“敌”而言的，它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工农群众是“民”最基本的成份，共产党首先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为实现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其次，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共产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丧失生存条件，就将一事无成。第三，把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共产党人的“爱民”观，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说，从而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民本观的藩篱，赋予“民”实实在在的地位和尊严。第四，以“爱民论”为前提和中介，把传统的“听政于民”提炼成为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根本利益为标准和出发点，是主动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而传统的“听政于民”，它的前提和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虚伪性。5.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强调德治。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孔子也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则认为，威势有三种：“道德之威者，暴察之威者，狂妄之威者”，其中道德之威最重要。至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以名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名为治最重要的是礼义廉耻，这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了发挥道德的政治作用，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认为具有良好品质的统治者，才能取信于民、政通人和。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时还要把“正”推及“天下”，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统治地位的巩固。孔子、孟子一生以“有教无类”为己任，主张通过外在的道德教育和内在的自省方法，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

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这一优良传统的合理内核，十分重视道德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17年就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P86)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不仅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阶级实质，而且对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有了科学的认识。1929年底，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违反无产阶级思想道德的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在这里，强调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对完成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认为这对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他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改正他们的错误，从而影响全民族。正因为如此，非常重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它列为的必读文件，用以加强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他说，他讲“整风”，刘少奇讲“修养”，其实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运动，是一种大规模的灌输无产阶级道德价值观念，培养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情感的强化教育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持续不断的全国范围的整风整党、思想教育运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道德价值氛围，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等为人民所称道的道德楷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

如何加强党员的道德修养呢？摒弃了古人“自省”、“慎独”的修养方法，号召共产党员到革命实践中去发现并克服自身的缺点，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完善自我。同时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革命事业有用的人。

重视和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的思想，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德精神，又是对它的超越。传统的重德精神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提出的加强党员思想道德修养，则是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正如他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6.关于集体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必然遇到如何处理个体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可见，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群体人格，是群体利益的代表者、组织者和创造者。墨家和法家也强调群体利益。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是一种典型的群体精神。法家强调“公则天下平”，“失之必以偏”。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为政莫若至公”。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把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这种群体意识本质上以家庭、国家、社稷的利益为道德的最终归向，它一方面构成了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思想支柱，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培育了中国人民对群体的坚固责任感和追求群体和谐、社会稳定的文化心态。

7.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其方法和途径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他推崇的一种道德素养和待人处事的准则，也是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认为“不及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所说的“中行”即“中庸”，它的两端是“狂”和“狷”。“狂”即“过，“狷”即“不及”。“过”与“不及”都不好，唯“中庸”为上乘者。作为“过”的“狂”，其可取的一面在于“进取”，不可取的一面在于“偏激”；作为“不及”的狷”，可取之处是不该为能不为，不可取之处在于该为而不为。孔子主张舍“狂”之“偏激”而取其进取；弃“狷”之保守而扬其有所不为”。这样，就可以将两个对立物中各自合理的因素统一起来，既能“进取”又能“有所不为”。由此可见，中庸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列宁第一次把党内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概括为“两条战线的斗争”。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在把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时，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睿智眼光，正确地透视中庸思想的内在本质，批判地吸取其合理内核，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左”反右的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理论。认为，中庸思想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方法论；(P380)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P145)所谓“作两条战线斗争”，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146)“左”和右都失之偏颇，都必须反对。

根据列宁反倾向斗争的理论，在批判地吸取中庸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党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1936年，他在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不仅强调必须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而且必须进行必要的反倾向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到正确的制定和执行，党的建设才有可靠的政治保证。在关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思想的闪光点，吸收了它的形式，但注入了新的内容。正如所说：“旧统治阶级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P368)

建党思想范文篇4

建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近代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是建党思想产生的浓厚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构成建党思想最直接最主要的理论渊源，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建党思想深厚的民族根基。在关于建党问题的著述中，处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的火花，鲜明地表现出了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表明，任何一种反映时代精神的理论形态都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体。民族性规定了它的基本特征，而世界性则反映着它超越民族界限的普遍意义和共同价值。探究建党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质，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建党思想的历史渊源及精神实质。一探究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不能不透视的读书生活。除马列著作之外，读得最多的是中国的书。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诗辞歌赋到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读。这使国学功底深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不是为读历史而读历史，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历史为借鉴，站在历史的巅峰来反观历史，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因此，建党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传统文化素养。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统文化观，为的建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建党理论。那么在构建建党思想的过程中，究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呢？举其要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党的最高纲领的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建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也是历史上我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企望，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模式的种种规划。早期道家的社会理想是崇尚远古时代的原始氏族社会。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就描绘了一幅原始氏族社会的图画。受老子的影响，庄子构筑了一个具有原始氏族生活意景的“至德之世”的理想王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等人也都曾设计过他们思想的社会蓝图，最有代表性的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此后，大同思想历经沧桑而不衰，不仅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重视，而且成了历次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构划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社会。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不仅在内容上接受了大同思想，而且直接用“大同”一词来命名他关于理想社会蓝图的著作。与前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强调要在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和社会化。孙中山也把大同作为他的理想，认为按照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建国，“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1](P844)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并于1919年把他的“新村计划”付诸实践。“新村计划”失败后，并未完全抛弃大同思想，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手段和途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人民民主专政，从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会的金钥匙。这是对传统大同思想的弘扬和升华。勿庸讳言，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时，更多地受到了大同思想中空想因素的影响，离开了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去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因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既超越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又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但超越是主要的，这正是的伟大之处。2.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应该说，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晶。但是作为学风，“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最早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意思是做学问务必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以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求实的学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明末清初，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痛心清谈误国而力倡“经世致用”，希望以“求实”救其偏弊，后因乾嘉学派偏向训古考据而使明清实学流于空泛。19世纪初，龚自珍针砭时弊，力主转变“九州风气”，大胆提出经世致用之学，以取代空疏的宋学和烦琐的汉学。魏源也极力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这些事实说明，“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思想家承袭了这一治学精神。发扬光大了这种学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两种学风的根本对立，指出：实事求是的学风，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不要割断历史；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极力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是对中国传统学风的简单照搬和重复，而是在吸收其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及重构，它不仅指学术研究的态度，而且涵盖了思想方法、认识路线和工作态度等诸多方面，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以这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为中介，把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的朴素学风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他从一种新的思维角度出发，进一步阐释了“实事求是”的特定涵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对“实事求是”一词的科学界定，使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所作的理论创造。1941年12月底，把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规定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从此，“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被确定下来了。3.关于党的干部路线。为我党制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直接的思想材料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墨家是主张尚贤的著名学派，墨子是尚贤思想的先驱。他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因此，“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必须“察尚贤为政之本”而后可。孔子曾把“举贤才”作为重要的施政方针，并视为智愚的标准。孟子更认为统治者“不用贤则亡”，“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东汉思想家王充也主张举贤用能。三国时期的曹操更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唐太宗李世民广纳贤才，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清末龚自珍目睹世危时艰，急切地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中国古代这种尚贤用能的思想，随着历史的变迁，被融入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可见，为我党制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是对传统尚贤思想的批判继承。在这里，任人唯贤的“贤”已不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为统治者服务的本领，而是以贤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思想内涵，也就是德与才、红与专的辩证统一。为了使德才统一、红专并进，特别强调要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反对任人唯亲。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4.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探索的热门话题。早在殷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尚书·盘庚》中就有“重我民”之语。西周政治家周公则以商亡为鉴，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发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之叹。孟子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听政于民”论。荀子对民本思想有新的阐发，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并且认为“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到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鉴于秦亡之训，强调“民为国本”。唐太宗李世民更把“君舟民水”当作口头禅，反复叨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至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完善，许多思想家断言：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民本思想。康有为认为，在“民情”与“天命”之间，应该“以民情验天心”，“民之所归，即天之所与也”。孙中山更是深切体会到“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1](P718)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民本思想，以畏民为出发点，以防舟覆为归宿点，通过对“民”的地位的强调使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自身行为适当加以约束，最终为统治者在安定中获取利益服务。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我党一条彻底的、科学的群众路线。首先，科学地界定“民”的概念。认为，“民”是相对于“敌”而言的，它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工农群众是“民”最基本的成份，共产党首先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为实现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其次，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共产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丧失生存条件，就将一事无成。第三，把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共产党人的“爱民”观，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说，从而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民本观的藩篱，赋予“民”实实在在的地位和尊严。第四，以“爱民论”为前提和中介，把传统的“听政于民”提炼成为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根本利益为标准和出发点，是主动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而传统的“听政于民”，它的前提和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虚伪性。5.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强调德治。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孔子也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则认为，威势有三种：“道德之威者，暴察之威者，狂妄之威者”，其中道德之威最重要。至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以名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名为治最重要的是礼义廉耻，这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了发挥道德的政治作用，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认为具有良好品质的统治者，才能取信于民、政通人和。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时还要把“正”推及“天下”，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统治地位的巩固。孔子、孟子一生以“有教无类”为己任，主张通过外在的道德教育和内在的自省方法，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这一优良传统的合理内核，十分重视道德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17年就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2](P86)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不仅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阶级实质，而且对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有了科学的认识。1929年底，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违反无产阶级思想道德的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在这里，强调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对完成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认为这对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他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改正他们的错误，从而影响全民族。正因为如此，非常重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它列为的必读文件，用以加强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他说，他讲“整风”，刘少奇讲“修养”，其实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运动，是一种大规模的灌输无产阶级道德价值观念，培养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情感的强化教育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持续不断的全国范围的整风整党、思想教育运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道德价值氛围，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等为人民所称道的道德楷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如何加强党员的道德修养呢？摒弃了古人“自省”、“慎独”的修养方法，号召共产党员到革命实践中去发现并克服自身的缺点，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完善自我。同时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革命事业有用的人。重视和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的思想，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德精神，又是对它的超越。传统的重德精神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提出的加强党员思想道德修养，则是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正如他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6.关于集体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必然遇到如何处理个体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可见，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群体人格，是群体利益的代表者、组织者和创造者。墨家和法家也强调群体利益。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是一种典型的群体精神。法家强调“公则天下平”，“失之必以偏”。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为政莫若至公”。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把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这种群体意识本质上以家庭、国家、社稷的利益为道德的最终归向，它一方面构成了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思想支柱，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培育了中国人民对群体的坚固责任感和追求群体和谐、社会稳定的文化心态。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时，批判了传统群体意识在压抑人性方面的消极成份，继承和发扬了其中的积极因素，为确立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要求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对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的传统命题，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它的合理内核。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应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而且应“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多次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关于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党员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筑在人民群众的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它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群体意识的思想境界。特别是本人对这一思想躬行践履，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善统一，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7.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其方法和途径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他推崇的一种道德素养和待人处事的准则，也是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认为“不及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所说的“中行”即“中庸”，它的两端是“狂”和“狷”。“狂”即“过，“狷”即“不及”。“过”与“不及”都不好，唯“中庸”为上乘者。作为“过”的“狂”，其可取的一面在于“进取”，不可取的一面在于“偏激”；作为“不及”的狷”，可取之处是不该为能不为，不可取之处在于该为而不为。孔子主张舍“狂”之“偏激”而取其进取；弃“狷”之保守而扬其有所不为”。这样，就可以将两个对立物中各自合理的因素统一起来，既能“进取”又能“有所不为”。由此可见，中庸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列宁第一次把党内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概括为“两条战线的斗争”。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在把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时，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睿智眼光，正确地透视中庸思想的内在本质，批判地吸取其合理内核，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左”反右的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理论。认为，中庸思想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方法论；[3](P380)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4](P145)所谓“作两条战线斗争”，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4](146)“左”和右都失之偏颇，都必须反对。根据列宁反倾向斗争的理论，在批判地吸取中庸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党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1936年，他在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不仅强调必须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而且必须进行必要的反倾向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到正确的制定和执行，党的建设才有可靠的政治保证。在关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思想的闪光点，吸收了它的形式，但注入了新的内容。正如所说：“旧统治阶级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3](P368)从以上分析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在创立、建构、发展无产阶级建党思想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采撷了许多思想瑰宝，使他的建党思想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由于博采中华文化诸长，传统底蕴厚实，因此，建党思想具有坚实的本土文化根基，这是它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5](P348)建党思想正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合乎规律的发展”的时代产物。收稿日期：2001-04-25【参考文献】[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3]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4]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建党思想范文篇5

一

探究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不能不透视的读书生活。

3.关于党的干部路线。为我党制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直接的思想材料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墨家是主张尚贤的著名学派，墨子是尚贤思想的先驱。他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因此，“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必须“察尚贤为政之本”而后可。孔子曾把“举贤才”作为重要的施政方针，并视为智愚的标准。孟子更认为统治者“不用贤则亡”，“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东汉思想家王充也主张举贤用能。三国时期的曹操更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唐太宗李世民广纳贤才，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清末龚自珍目睹世危时艰，急切地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我党一条彻底的、科学的群众路线。首先，科学地界定“民”的概念。认为，“民”是相对于“敌”而言的，它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工农群众是“民”最基本的成份，共产党首先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为实现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其次，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共产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丧失生存条件，就将一事无成。第三，把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共产党人的“爱民”观，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说，从而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民本观的藩篱，赋予“民”实实在在的地位和尊严。第四，以“爱民论”为前提和中介，把传统的“听政于民”提炼成为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根本利益为标准和出发点，是主动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而传统的“听政于民”，它的前提和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虚伪性。.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强调德治。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孔子也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则认为，威势有三种：“道德之威者，暴察之威者，狂妄之威者”，其中道德之威最重要。至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以名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名为治最重要的是礼义廉耻，这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了发挥道德的政治作用，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认为具有良好品质的统治者，才能取信于民、政通人和。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时还要把“正”推及“天下”，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统治地位的巩固。孔子、孟子一生以“有教无类”为己任，主张通过外在的道德教育和内在的自省方法，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

关于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党员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筑在人民群众的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它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群体意识的思想境界。特别是本人对这一思想躬行践履，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善统一，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在关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思想的闪光点，吸收了它的形式，但注入了新的内容。正如所说：“旧统治阶级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P368)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P348)建党思想正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合乎规律的发展”的时代产物。

【参考文献】

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建党思想范文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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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不能不透视的读书生活。

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并于年把他的“新村计划”付诸实践。“新村计划”失败后，并未完全抛弃大同思想，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手段和途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人民民主专政，从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会的金钥匙。这是对传统大同思想的弘扬和升华。

建党思想范文篇7

一

探究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不能不透视的读书生活。

4.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探索的热门话题。早在殷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尚书·盘庚》中就有“重我民”之语。西周政治家周公则以商亡为鉴，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发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之叹。孟子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听政于民”论。荀子对民本思想有新的阐发，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并且认为“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到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鉴于秦亡之训，强调“民为国本”。唐太宗李世民更把“君舟民水”当作口头禅，反复叨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至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完善，许多思想家断言：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民本思想。康有为认为，在“民情”与“天命”之间，应该“以民情验天心”，“民之所归，即天之所与也”。孙中山更是深切体会到“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1](P718)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民本思想，以畏民为出发点，以防舟覆为归宿点，通过对“民”的地位的强调使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自身行为适当加以约束，最终为统治者在安定中获取利益服务。

5.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强调德治。西周大政治家周公最早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孔子也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则认为，威势有三种：“道德之威者，暴察之威者，狂妄之威者”，其中道德之威最重要。至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以名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名为治最重要的是礼义廉耻，这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了发挥道德的政治作用，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认为具有良好品质的统治者，才能取信于民、政通人和。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时还要把“正”推及“天下”，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统治地位的巩固。孔子、孟子一生以“有教无类”为己任，主张通过外在的道德教育和内在的自省方法，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

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这一优良传统的合理内核，十分重视道德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17年就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2](P86)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不仅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阶级实质，而且对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有了科学的认识。1929年底，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违反无产阶级思想道德的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在这里，强调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对完成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认为这对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他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改正他们的错误，从而影响全民族。正因为如此，非常重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它列为的必读文件，用以加强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他说，他讲“整风”，刘少奇讲“修养”，其实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运动，是一种大规模的灌输无产阶级道德价值观念，培养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情感的强化教育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持续不断的全国范围的整风整党、思想教育运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道德价值氛围，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等为人民所称道的道德楷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列宁第一次把党内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概括为“两条战线的斗争”。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在把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时，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睿智眼光，正确地透视中庸思想的内在本质，批判地吸取其合理内核，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左”反右的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理论。认为，中庸思想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方法论；[3](P380)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4](P145)所谓“作两条战线斗争”，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4](146)“左”和右都失之偏颇，都必须反对。

在关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思想的闪光点，吸收了它的形式，但注入了新的内容。正如所说：“旧统治阶级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3](P368)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5](P348)建党思想正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合乎规律的发展”的时代产物。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3]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建党思想范文篇8

一

探究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不能不透视的读书生活。

【参考文献】

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建党思想范文篇9

【参考文献】

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建党思想范文篇10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

建党思想是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精华。在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建党思想，领会理论创新的精神，对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进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时展的客观要求

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要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中从未遇到过的崭新问题，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严峻考验。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特殊环境里建设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其一，党的建设是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大多数的条件下进行的。不解决好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共产党就不可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就不可能在农村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

其二，党的建设是在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开展的。党内如果不加强党性修养，部分不坚定分子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尾巴。

其三，党的建设是在武装斗争的严酷环境中进行的，与党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过程紧密相联。武装斗争的成败直接影响到党的命运，不理解武装斗争，就不能正确理解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

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又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关注。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过程中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但是，共产国际的一些人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也出现过瞎指挥的情况，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客观历史环境出发，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同志豪迈地称之为“伟大的工程”。

2建党思想的创新成果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转变为执政党的活力源泉。的建党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学说理论创新的科学成果，其主要表现在：

2.1提出党是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思想

“两个先锋队”的思想，是建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在中国这个特殊国情下成长起来的，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政治组织，它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和蓬蓬勃勃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及在这些实践中产生的丰富的经验，为深入地思考和探索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提供了实践基础。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同年12月，瓦窑堡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1]1937年10月，在《论鲁迅》一文中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2]

“两个先锋队”的思想的提出，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两个先锋队”指导思想的确定，使党的组织迅速扩大。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我们党大批吸收、培养新干部，大量吸收新党员，壮大了革命队伍。到1945年党的七大，党员数量发展到121万多人，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两个先锋队”思想是根据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具体国情得出的科学结论。这在马列书本上找不到，教条主义者也无法理解。共产国际的一些人也长期对我们党的性质持怀疑态度。回忆说：“1940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3]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中国的山沟里不仅能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能锻造出无产阶级的伟大政党。这是一个史元前例的伟大创举。

2.2提出党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和领导核心的思想

的建党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和历史使命这一重大问题。指出，党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注和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和战斗指挥部，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两个先锋队”在党的职能上的具体体现。

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勇敢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线，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以对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卓越贡献和几十万优秀党员、数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和领导核心，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

2.3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与人民军队的关系，如何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问题，是党的建设中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解决得不好，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不可能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中国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同志是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也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为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三湾改编”，建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古田会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提出了加强党对红军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和措施，进一步完善了党领导军队的制度，为我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基础。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解决了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问题。1938年10月，同志在总结反对斗争的经验时，明确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4]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使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一支无坚不摧、无往不胜革命军队，我军经受住了各种艰难困苦和惊涛骇浪的严峻考验。历史充分证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是人民军队建军之魂、胜利之本。

2.4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这是建党思想的最突出的特点。

从思想上建设党，核心是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提出了对农村根据地的党组织实行“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提高理论水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与思维能力。领导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同当时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号召全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理论水平。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写出《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大促进了党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成熟。在期间，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的七大上，思想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在党的思想建设中，创立了党的思想建设的主要原则、基本内容、重要形式和基本方法。提出并实践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批评—团结”、“思想上入党”、“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等一系列基本的原则。着力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中国共产党人。

2.5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统一起来，以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形成了独具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点。认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统一起来，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中，使党的组织原则又具有了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意义。

2.6坚持和运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是列宁提出来的。然而，国际共运中肯定还是否定民主集中制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后来，国际共运中还出现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从建立时起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并将民主集中制确定为党的组织原则。

在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论。科学地论述了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辩证关系，多次强调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强调扩大党内民主，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概括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原则。强凋各级党组织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要提交党委会讨论，作出决议，然后执行。为了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要求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

2.7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别的任何政党的三个显著标志

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是建党理论在中国的又一个独创性的贡献。党的作风，是指党在思想、政治、组织和工作等各方面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体现着党的行为准则和精神风貌。把党的作风建设提到工人阶级政党的党性原则的高度，把它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别的任何政党的三个显著标志。它集中反映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党的党性的集中表现。

由倡导和培育，在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党的三大作风，以及其他许多优良传统作风，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了党的正确性、先进性，认识了党是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的真正代表者，看到了党的伟大形象，从而使党在人民群众中具有伟大崇高的威望，保证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党获得了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的强大力量。

2.8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组织建设中的核心问题是党的干部问题。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保证。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众多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5]

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上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的贡献在于坚持了“任人唯贤”的路线，实行正确的干部政策，善于关心、识别、使用、爱护和团结干部，并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对待犯错误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正确方针，对于那种破坏党的团结，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进行严肃的斗争，始终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2.9对跳出历史“周期率”，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兴国的新考验。

纵观历史，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一种社会，一个王朝，初建时朝气蓬勃，兴旺发达，到后来却败象丛生，直至灭亡。这种现象循环往复的发生，被人们称之为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同样面临着如何跳出这一历史怪圈的问题。

建国后，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对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要求，采取了许多新措施，对保持党的性质和提高党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强调党的建设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提出执政党要把反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作为长期的任务；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一再告诫全党同志必须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建国初期，及时地领导全党开展了“三反”运动。党的八大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和党内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地强调了民主集中制问题。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在1962年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民主集中制问题，要求各级党委要坚持集体领导，不能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64年以后多次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指出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2.10发展和壮大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如何发展和壮大统一战线是与党的建设密切相关而又必须处理好的大问题。

创造性地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的理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包括两个性质不同的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的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可以争取的非劳动者的联盟。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中党的独立自主原则。这实质是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这是决定统一战线成败的关键。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策略思想，从而调动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新中国建立后，有的人提出还要不要统一战线的问题。认为，统一战线不仅要坚持，而且要扩大和发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和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和坚持了共产党和各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战略性的方针，努力调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切积极因素，直接间接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建党思想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除以上所论述的以外，还有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如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党的三大法宝的思想等等。

3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的建党思想

建党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为指导，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独创性经验作了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且带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

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的建党学说作了客观公正的比较和评价，指出：“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正是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同志。……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6]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指出：“在旧中国小生产十分广大、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社会里，在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和白色恐怖下的城市，建设起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见的壮举”。[7]党对以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为在中国建设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开创的“伟大的工程”作出了高度评价。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提出的许多正确的思想在实践中没能坚持下去。但对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艰辛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经验，为党的建设开辟新的思路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建党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成果，反映了党的建设的客观规律，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党的建设的光辉指南。建党思想，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是我们首要政治任务，是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也是我们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思想的迫切需要。要紧紧抓住用科学理论武装学员这个根本，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做好“三个代表”三进入的工作，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广大学员、广大官兵头脑中扎根，确立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

坚持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思考筹划学院建设，不断开阔新视野，确立新观念，理清新思路。积极推进各项改革和创新，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用新观念谋求新发展，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用新作风开创新局面。坚持执政为民，立党为公，贯彻“四个尊重”，充分代表和维护广大教员、学员和基层官兵的切身利益。

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学院党委建设，按照“十六字”方针要求，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健全党委常委会的决策程序，使党委的重大决策在决策立意上有“高度”，在决策前的酝酿中有“广度”，在决策议事中有“深度”，在决策的贯彻落实上有“力度”，以实际行动开创军事经济学院教学科研工作的新局面。

收稿：2003-10-09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3

[3]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