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范文10篇

华裔范文篇1

一战前后崛起的现代主义小说见证了第一波创伤叙事的兴起。它不仅在主题上表现创伤，而且在形式上采用了意识流等全新手法潜入人物内心，书写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战争带来的创伤感。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涌现了新一波的创伤叙事，呈现出以下特征:(一)不遵循传统的叙事方法和技巧。因为创伤主体受暴力、难言的身体和精神苦痛折磨，无法用清晰的语言表述可怕的经历;(二)违反传统的情节设置模式。创伤叙事打破时间顺序，故事情节不连贯，支离破碎;(三)叙事主体受创伤困扰，陷入无力自拔、难以控制的重复讲述状态;(四)叙事中充斥了幻觉、鬼魂、暗示性梦幻、与死者的会见等内容。卡鲁斯本人强调了创伤叙事中对历史的间接指涉，创伤历史的指涉性与它在发生时被理解的程度相仿，一个创伤性历史事件在其发生之时并没有被理解和体验，而是被压抑到潜意识里面了。这种经历是在之后的不同时间和地点才被体验的，正是创伤的滞后性决定了创伤者历史体验的特殊时间结构。这种时间结构在创伤小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过去不断地侵袭现在，在这种侵袭中现在和过去的界限被模糊了。〔2〕创伤叙事小说，作为间接指涉历史的叙事作品，不仅能为读者抵达创伤历史和记忆提供途径，也能在重复创伤体验的历史叙事中帮助个人和整个族裔记忆创伤、消解创伤。

《骨》(1993)是美国当代华裔女作家伍慧明取材于个人亲身经历的一部处女作。在这部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作品中，创伤气息贯穿始终，不仅小说主题与人物塑造涉及创伤经历与记忆，而且作品的意识与结构也映射出创伤的节奏、过程与不确定性。小说从梁家长女莱拉的视角讲述了一个生活在旧金山唐人街上的美国华裔家庭的悲情故事。在作品中，作者不仅呈现了个人及家庭的种种“创伤”经历，还将个人、家庭与族群的历史用记忆连接起来，谱写出一部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创伤叙事。小说《骨》中没有完整的、连贯的叙述，许多分离散乱的细节以看似偶然或混乱的状态并置在一起。伍慧明通过这种断裂式的创伤叙事手法，突破了时间、空间、因果等逻辑关系的限制，使小说叙述者莱拉的意识可以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空中往返穿梭，将过去生活片段的回忆与当下家庭生活中破碎的现实有机融合，连成一体。通过莱拉对妹妹安娜自杀事件的回溯，小说向读者展现了一系列带有创伤记忆的家庭事件，使读者感受到了叙述者的强烈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在这些创伤性经历中，父母的婚姻不幸、洗衣店的生意失败以及安娜的自杀无疑是最为沉痛的创伤经历，它们贯穿小说家庭创伤叙事的整个过程。家庭作为个体成长的最初和最重要场所，其环境和氛围是影响一个人心理韧性的重要因素。小说中，利昂和妈妈达尔西的关系极不和谐，他们的婚姻生活充斥着争吵和矛盾。莱拉认为“他们的婚姻就像服苦役，是两个人一起服苦役”〔3〕。为了便利而非爱情所拼凑的家庭似乎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痛苦和创伤的种子。父亲利昂总是游离于家庭的中心，只是家庭生活中的陪衬角色，而母亲达尔西虽为女人却因丈夫时常漂泊在海上，成为了家庭的支柱，既要在血汗工厂没日没夜地工作，还要照顾家庭，养育三个女儿。因为生活的困顿和情感的空虚，妈妈达尔西曾一度投入雇主汤米•洪的怀抱。利昂出海归来，无法面对妻子的背叛，大发雷霆，搬进三藩公寓以逃避婚姻失败的现实。

利昂和达尔西婚姻的不幸给所有家庭成员都带来了难以磨灭的伤痛和创伤记忆，这也在不同程度上给三个女儿带来了心理阴影。大女儿莱拉夹在利昂与妈之间，总是感到很累，尤其是担心“妈孤零零一个人呆在这里，而梅森还在那里苦等着我”〔4〕。因为父母的不幸婚姻，莱拉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婚姻有排斥情绪。与莱拉和尼娜相比，二女儿安娜在父母的争吵和冲突中似乎感到最为痛苦。当父母激烈争吵时，莱拉会紧闭心门，任他们大喊大叫。尼娜则会对争吵的父母大喊大叫，然后离开。只有安娜总是会想方设法从中调停，维持父母的关系。在利昂发现妈的出轨而爆发的家庭危机中，年仅十岁的安娜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用她的耐心和爱心感化了离家出走的父亲利昂，使其放下心中的芥蒂，重返家庭。安娜在这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执着和勇气的确令人敬佩，但是她在扮演调停者角色过程中所经历的内心创痛与伤害也是可想而知的。小女儿尼娜虽是家中最我行我素的一个，但是她“没心没肺”的外表之下其实隐藏着一颗敏感脆弱的心。与姐姐在纽约享用大餐时，她问起父母近况，当莱拉直言父母因婴儿店的灯再起争执时，尼娜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表情”，她的双目“突然低垂下去，嘴巴像是吃到了什么味道很苦的东西一样扭曲起来”〔5〕。家庭不和使三个女儿的童年记忆充满苦涩，成年后她们都以自己的方式逃离这个创伤之家，希冀在新天地中寻得一份解脱，但家庭创痛显然是“逃避”无法消解的。如果说不幸的婚姻给梁家两代人带来了难以言喻的情感创伤和持续的心理压力，那么翁梁两家因洗衣店生意失败而睚眦相向、相互交恶则是梁家遭受的最为惨痛的经济打击和情感伤害，而且也是导致梁家无法挽回的家庭悲剧的导火索。利昂将自己的失望和挫败感化作怒气全部发泄到无辜的安娜身上，逼迫安娜与翁家的儿子奥斯瓦尔多分手，因此关系一向最为亲密的父女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两人愤怒的争吵不仅惊动了鲑鱼巷的左邻右舍，还使安娜不得不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而离家出走。在这场轩然大波之中，父女二人都伤痕累累，认为对方背叛了自己，留下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一向乐观和聪慧的安娜自童年时期便在家中扮演着父母矛盾的调解人，她用自己对家人的热爱努力维系着自己珍视的创伤之家，然而在她的恋爱问题上，父母前后态度矛盾，完全不顾及她的感受和立场，这令一直忠诚于父母的安娜感到无尽的失望。年仅20岁的她变得更能隐藏自己，总是一个人闷着，把心里的秘密瞒着家人。过往的创痛使她产生了无法战胜的心理障碍和困忧，最终感到绝望的她选择了纵身一跃，逃离了她所厌倦的世界。创伤叙事是对创伤的抚慰和治疗，因为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小说《骨》中作者伍慧明通过“莱拉”这个人物对自身创伤记忆的叙述，使得那些被压抑进美国华裔后代潜意识的创伤体验重新浮现，使她们能够在痛处哀痛，以此释放那些影响着自己当下生命的过往感受，重新获得生命的自由。小说中的许多故事都来自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其他华裔的真实生活，因此可以说这部小说也是伍慧明为自己以及其他华裔后代书写的创伤记忆。

华裔范文篇2

关键词:讲故事;文体;传统叙事;文化身份

汤婷婷无疑是自70年代后期以来华裔美国作家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位。她的《女勇士》、《中国佬》和《孙行者》荣获美国各类文学大奖,使其在美国作家中享有盛誉。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她通过运用多种文体、讲故事、中国传统叙事手法，将现代西方叙事策略和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手法兼收并蓄，将寓言故事与通俗故事揉为一体，互为言说，自由转换，并在中美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下使之象征化、寓言化，使得小说更具文化内涵和艺术张力。

一传统中国小说的叙述结构

虽然生长在美国，汤亭亭不可能摆脱从父母那里承继来的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传统。她对中国的了解和体验，建立在母亲给她讲的中国故事传说之上。此外，汤亭亭还曾读过英语版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中国神话故事、李白、杜甫诗选等。因此，在她的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汤亭亭在作品中也借用了传统中国小说的结构形式来描述华裔在美国的生活，抒写华人的英雄业绩,重建华裔历史,追寻美国华裔的身份和位置。

《中国佬》巧妙地戏仿中国小说的特殊结构模式,质疑和颠覆了貌似客观的官方历史的权威,从而实现了对华裔历史的重构。此书共有六个主体故事，每个故事都有一个小标题1,“中国来的父亲”;2,“檀香山的曾祖父”;3,“内华达山脉中的祖父”;4,“造就更多的美国人”;5,“美国父亲”;6“在越南的弟弟”。在这六个主体故事之间,还穿插了十二个轶闻插曲式的小故事。有的来自中西文学作品,有的是神话传说,有的是新闻报道,有的是史实,也有作者自撰的故事。她有意将典故、历史、轶事、新闻等传说故事与主体部分的现实故事并置在一起,书写出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代又一代华裔移民的事迹。她巧妙地运用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叙事结构，把情节不相联系的几个故事排列在一起，在叙述中颠覆华裔男性在美国主流社会的负面形象，重塑美国华裔历史，重拾美国华裔破

碎、丢失的文化身份。

二讲故事

口头文学的历史在中国源远流长，因其表演性和社会性，为民众所喜闻乐见，在影响人的行为与文化传播中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代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国移民妇女移民美国后，她们对自我的认同面临重重危机。为缓解移民生活的压力，一些中国移民妇女会以保持中国文化习惯的方式，如品尝中国美食、讲故事等，在精神上安慰自己。她们希望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灌输给孩子。“讲故事”是第一代华裔美国妇女的生存策略，她们通过这种方式来给自己建立一个精神的家园，想象中国，也构筑梦想。

在创作中，汤亭亭有意识地在她的作品中使用“讲故事”的叙述策略，借以表达自己双重文化背景中华裔文化之本。她的作品注重语言的表演性打破了西方文学传统中体裁与叙事媒介的界限。正如她在其访谈录中所说的那样，汤亭亭煞费苦心所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为了在肯定多元文化的同时，不断追溯过去中寻找自己的身份，努力缓和两种不同文化带来的冲突与对立。“这些是讲故事者的故事…是华裔美国人文化的一部分，作为一位作家，我只是文化的一部分。这是我的书中真正的人，我尽力准确地去叙述他们，我讲述他们对自己的虚构。”

立足于多元文化的同时，汤亭亭从女性视角出发，试图溶解两性的不和谐因素，肯定华裔女性的文化身份。在她的成名作—《女勇士》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交替出现却又相互对立的叙述者。母亲与女儿以“讲故事”为武器进行斗争，母亲要用故事来教育女儿成长。母亲是一个派生出来的叙述者，她讲的故事千奇百怪；无名姑姑的故事、花木兰的传说、自己求学的经历、各种鬼怪故事……女儿边听，边重述，母亲讲的故事变得面目全非。“白虎山学道”中。母亲叙述的故事的现实层面视角是，母亲讲述中国的神话和传说故事；而“我”叙述故事的现实层面视角则是:身处现实世界的“我”讲述神话或传说世界中的“我”的故事，即虚构自己的故事。显然“我”在虚构姑姑故事时，渗透了现代女性的经验，与母亲讲述的故事相抗衡，从而消解了母亲故事中传递男权话语的功能，构建了华裔女性的自我话语权和文化身份。

三糅合多种文体

汤亭亭的作品自问世以来，在备受推崇的同时也引来了多方面的争议。而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其体裁，主要围绕它是自传，神话改写还是小说体展开。实际上，汤亭亭作品体裁杂糅了各种文体，她的作品融汇神话、传奇、历史、自传等多种体裁，贯穿着作者与叙事者交叉而又分离的沉思、回忆和想象，无论在表现内容或形式方面都显现出对文类的跨越性。汤亭亭正是试图通过自己的这种杂化叙述，既在读者那里复活自己祖先辉煌的过去和失却的记忆，从而也为个人和她所属群体的新身份证实。

汤亭亭的作品《女勇士》就彻底打破了时空顺序和线形叙事模式。小说中有两位叙述者和两种叙事视角：一个是“母亲”，另一个是“我”。因此可以说，母女俩是这部作品的共同完成者。虽然一部自传必然要涉及到作者之外的人物，但是从其结构和内容上看，必须是以作者为中心的。此外，《女勇士》一书展现给读者的完全是人物的内心世界。书中虽然有许多史的成分，从中可以考证一些确实发生过的事实和历史人物，但在“我”的外部世界中，只有少数的公共场所和历史事件是从汤亭亭的生平中可以辨认得出的。

其次，《女勇士》还可以被看作是汤亭亭的自传。《女勇士》虽然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别人为叙述中心展开叙述，但最终目的是为了成功地描写“我”作为一个美国华裔女性，在中美文化夹缝中艰辛的成长过程。小说中的五个故事虽然各有自己的叙述重心，但每个故事的主人公都对作者的成长经历起着重要影响。女性主题成为联结五个不同故事的主线。每一个故事都为成长过程中的作者提供了一个女性角色模式，从整体来看，真正的中心还是作者自己，表现了作者在中美两种文化的缝隙中挣扎、质疑、寻找自身位置的奋斗过程。

结语

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汤亭亭作品的叙事策略呈现出多种特点，而且受到越来越多批评家和华裔文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汤亭亭运用多种叙述策略，试图通过追溯华裔文学叙事方式的根源，突显华裔族性，表述华裔情感，构建华裔多元文化身份。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华裔作家叙事策略的分析，我们可以在当今全球文化的并存与逐步融合中真正在美国文学甚至世界文学的领域中去提升华裔文学的地位。

参考文献

[1]KayBonetti.AnInterviewwithMaxineHongKingston:ConversationswithMaxineHongKingston.Mississippi:UniversityPressofMississippi.1998:37．

[2]汤亭亭．女勇士．李建波．陆承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华裔范文篇3

所谓异质文化，是指不同种族在不同的生活背景和社会经历中长期积累形成的不同社会习性以及精神文明的状态，它是最能体现不同民族的表达方式、心理意图、个性魅力以及文化差异性的部分。在全球化背景的今天，不同种类的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必然会不断地相互碰撞和产生冲突，而这种文化的异质性在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中尤显突出。

二、华裔美国文学的兴起

在以白人主流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文学界，由有色人种构成的少数族裔文学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是处于异质文化中的“边缘文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作为从不同文化背景迁徙过来的群体以及他们的后裔，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在直面母体文化与生活中异质文化的冲突之后，不断在其小说的创作中引入不同背景文化间的碰撞与摩擦，深刻地展示了异质文化间由矛盾冲突到相互融合的特色，逐渐被西方主流文学所关注。华裔美国文学作为美国当代文学中的一支新生力量，受到世界各地文学评论家的一致肯定。尤其是华裔小说作品不仅在美国华裔界反响强烈，同时也深受众多美国本土读者的喜爱。此类小说作品大都描述了在经历了艰辛磨难迁徙到美国的第一代华裔移民及出生在美国从小饱受西方文化思潮影响的第二代子女们之间的异质文化意识的碰撞，着重分析了华裔后代们对西方文化的主观认同但总是被客观排斥、抵制本族传统文化却又始终无法与之剥离的矛盾心理，展现了其不断探索自己身份、寻求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立足点的心路历程。华裔美国文学的兴起首先是以妇女作家的创作为标志的，她们的创作灵感往往来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中美文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美国华裔小说家汤亭亭于1976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女勇士》，标志着华裔文学进入美国主流文学的开始，而谭恩美的《喜福会》更成为华裔美国文学的杰出代表。下面就以这两部小说为例，来探讨华裔美国文学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

三、华裔美国文学的开篇之作———汤亭亭之《女勇士》

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HongKingston），出生于美国加州，可谓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其父母都是典型的中国移民，一直以来都以开洗衣店来维持生计。一方面，她同许多其他华裔后代一样，经常听大人们讲述着远在中国老家的简陋的故居，先辈们一代代传下来的家族经历，以及包含有狐狸精、吊死鬼和英雄侠女等的传奇故事……这些离奇的神话故事所折射出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成为她日后参加反战运动、主张妇女寻求独立和解放的最主要的力量源泉；另一方面，由于从小就生活在美国的文化背景下，接受着西方思想的熏陶，她在主观上又绝对认可自己的美国人身份。汤亭亭的处女作《女勇士》一经面世，即在美国文坛引起了轰动效应，此书不但荣膺美国“全国图书奖”，还成为当时人们竞相传阅的为数不多的优秀华裔作品之一。此书形象地揭示了第二代美国华裔女性奋力冲破中国传统文化对她们思想的禁锢与束缚以及在美国西方文化的种种排斥之下，最终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中寻找到真实自我、勇敢地融入到美国西方文化的艰难历程。此小说的出版发行，一举奠定了汤亭亭本人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在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女勇士》主要描述的是一名美国华裔女子的童年经历。一方面，她抱怨父母总是墨守成规地沿袭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总是强加给她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这让她在美国生活得很不自在；另一方面，美国文化对少数族裔文化的不认同，甚至排挤，使得她充满了种族焦虑感和种族自卑感。两方面的因素使得她既不能完全地按美国人的方式生活，也不能按部就班地按中国的传统进行生活。最后不得不在多年的痛苦生活中，努力地找寻自我，确立自信心，公开表达自己的独特思想情感。有研究表明：汤亭亭是第一个将自己的个人经历以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的华裔作家，她和她的小说为华裔美国人在西方国家中的社会与文化地位的提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汤亭亭有意识地给《女勇士》加上了个副标题———《一个生活在群鬼之间的女孩的回忆录》，其真正的意图是希望能够向读者传达这样一种思想：主人公对于以母亲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每天耳濡目染的美国西方文化之间充满着不尽的困惑和缺乏归属感的无所适从。汤亭亭在小说中所提到过的各种各样的鬼怪精灵，都将处于双重文化身份中挣扎的主人公的困惑、迷茫和浮躁体现得淋漓尽致。压抑与反抗的情绪贯穿全篇。作品极力塑造一个勇敢、坚强且具有自由和独立意识的新女性形象，以兼容并蓄的方式直面两种文化所带来的冲突与压制。

四、华裔美国文学的杰出代表———谭恩美之《喜福会》

谭恩美（AmyTan），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父母在40年代从充满战乱的中国移民到美国。由于受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母凭子贵”思想的影响，母亲对她的期望很高，不仅很早就为她规划了读医科，还要求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钢琴，其目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够出人头地，成为家人乃至所有华裔朋友们的骄傲。但作为从小生长于美国环境的谭恩美，在主观上却相当认同美国的文化，努力地融入美国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采取持抵制态度的。这就导致了她不得不一直维系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属性于一身：既抵制中国传统文化，又不能轻易融入美国西方文化，在夹缝中生存而始终无法找到自我。不仅如此，在整个人生成长的过程中，东方人的面孔和血统以及家庭所秉持的中国文化传统还常常让她苦恼不堪，这都在她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在汤亭亭的《女勇士》出版十年之后，谭恩美的《喜福会》终于得以完成并发行。小说详实地描述了四个美国华裔家庭母女两代人的情感纠葛，深刻地剖析了华裔移民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艰难生存和探求自我身份的艰辛历程。母亲们在旧中国受尽磨难，为了生存她们迫不得已离开家乡而远赴异国他乡，所以母亲们总是对女儿寄予厚望，希望她们在美国有所作为的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兼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而女儿们都是出生于美国，在美国文化背景与社会教育的熏陶下逐渐成长，对美国本土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母女间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属性必将导致一系列的误解和冲突的产生，封建、传统的东方文化和开放、先进的西方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喜福会》中，以吴晶妹为代表的年轻美国华裔一代因纠结的生活状态和矛盾的心理情感不断地寻觅华裔群体在两种异质文化碰撞下的生存方式以及对于人生命运和抉择的思考。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看，四对母女之间的误会和沟通恰恰象征了中美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冲突与融合。华裔孩子们从小就生长于美国，深受美国精英式教育的培养，同时又受到来自家庭和周围华裔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强烈的边缘文化意识以及身份危机感始终困扰着他们。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长幼尊卑、母凭子贵和媒妁之约，而美国西方文化所推崇的是成员平等、个人奋斗及婚姻自由，要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属性强扭在一起，必将不可调和。小说中，当钟薇弗莱获得全国象棋冠军后，走在回家的路上，秉承中国传统“母凭子贵”思想的妈妈逢人便以“冠军的妈妈”来炫耀自己，而深受西方个人奋斗主义思想影响的女儿却很看不惯，非常愤慨地反驳道：“为什么你总是要用我来炫耀呢？你要是想出名，就自己去学下棋啊。”她从此不再下棋，母亲也因女儿的责备而沉默了。最后，自信的“象棋神童”在妈妈的不闻不问中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天赋异禀，变成了一个胆怯、平庸的普通人，再也无法找回往日的辉煌，不得不在14岁的时候就放弃了“冠军之路”。除此之外，母亲们还坚持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如要求子女对长辈的尊敬和绝对服从等。因此，当吴晶妹不愿按妈妈的意愿弹奏钢琴的时候，妈妈便非常生气地训斥道：“女儿只有两种，听大人话的和不听大人话的。只有一种女儿可以住在这个家里，那就是听话的女儿。”而美国精英教育强调的是家庭成员之间人人平等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不论长幼，在自己的事情上都享有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其他成员无权干涉，主张将孩子作为平等的家族一员来看待，充分给予孩子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长辈们对年轻人婚姻大事的关注和建议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当母亲钟林冬发现女儿薇弗莱的男友是美国人而且“看穿”他一定是个“花花公子”以后，她便坚持己见并企图拆散他们，甚至用鞋子去追打他们。但是深受美国婚姻自由思想影响的女儿却对母亲的这一做法非常抗拒，最终以私奔的形式来表达她对母亲———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抗议。母亲们本希望女儿能够继承和发扬她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性，但在经历了长期的阳奉阴违和反抗之后，她们不得不改变了策略。她们不再将自己的传统思想一股脑地强加于早已长大成人、思想也已经成熟的女儿们，而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将自身经历传授给她们，以期能够在情感上进行感动和教化，在精神上赋予支持和鼓励。

小说中，母亲们通过回忆将历史与现在连接，女儿们则通过母亲们的故事去探索祖国这个“熟悉的陌生人”，继而去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小说结尾，尽管母女双方分别代表着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传统文化，但经过了一系列的冲突和碰撞之后，最终都达成了共识，实现了相互理解和和解。谭恩美因《喜福会》一炮走红，一举晋升到西方主要作家的行列，逐渐成为华裔美国文学继汤亭亭之后的又一代表性人物。其作品《喜福会》受到世界范围内文学评论家的高度评价，曾连续九个月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首位。《纽约时报》还形象地把它比作是“一颗璀璨的明珠”。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作品接连荣获了“全美图书奖”、“全美图书评论奖”和“海湾地区小说评论奖”等三项大奖，并被列入《诺顿文学入门》的书目教材，成为美国众多高等院校师生的必读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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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文学性；族裔性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的族裔文学，现已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部分作品被选人美国主要文学选集之中，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引起了美国读者以及学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反响。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断地在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摆动。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冒现(emerging)的文学，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对文学性的诉求，可以说，华裔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批评话语的多元，而批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又能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思考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转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一、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产生为华裔文学的“冒现”奠定了基础，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学术建制的组成部分，应归于华裔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批评文本，而没有早期批评家的努力，美国华裔文学也许还要沉默更长时间，正是由于赵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让美国华裔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到读者面前。因此，回顾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梳理批评的轨迹。从时间上看，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较少，形式多为口头文学，歌谣，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华女阿五》等，这些著作引起渎者关注的往往是其写实特点，对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写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从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视为转折期，该时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较强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学性明显增强，汤亭亭与谭恩美两位女性华裔作家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繁荣阶段，作家及其创作均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论从体裁还是题材上较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汤亭亭、谭恩美的新作明显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书》、《拯救落水之鱼》等；同时，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以任碧莲、雷祖威等人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则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他们的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看来，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哈金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异军突起，然而他们的创作没有讲述“移民的生活和经历”，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创作称为“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新移民文学给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轨迹。在美国，许多研究者把华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当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的内容，美国学界曾硬性地把《中国佬》划归为少数民族研究的范畴，使之接近于历史文本，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对于《女勇士》，学术界往往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女性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作品文学性的探究。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根据“亚裔感性”判定华裔作家的“真”“伪”，他们编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随着以任碧莲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崛起，美国的亚裔文学批评开始向“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1)”视角的转换，研究者对于族裔性的关注随之弱化，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流散批评取代了单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作品的形式研究，这无疑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可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难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为前提吗?没有了华裔族性的文本还属于美国华裔文学吗?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作有促进作用，同时，前期的研究成果对于后续研究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然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批评话语的重复与研究视角的相对单一，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多元相比，美国华裔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创作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华裔作家，而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亦有不同的特点，这都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说哈金早期的作品《等待》是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故事，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则是作者站在华裔美国人的立场上描写的移民生活，属于典型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然而，哈金描写的新移民生活与汤亭亭、谭恩美等笔下的移民生活不同，也与赵建秀等人描写的美国经验迥异，解读这类作品，不能简单地套用已有的研究范式。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哈金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人”，他所描写的真实的“中国经验”不正反映了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吗?的确，哈金的作品带有写实的特点，但过于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虚构性，因为他的作品属于小说范畴，不是生活实录，不属于人种学研究的内容，也不是社会学资料大全，研究人员对于作品“中国性”(Chineseness)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二、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是伴随着对于族裔性的争论发展起来的。1974年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美国日裔诗人稻田等人合编的《唉咦!亚裔美国作家文集》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文集，“标志着亚美文学作为被承认的研究领域的开端”。该书的序言常被看作亚裔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堪与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相提并论。但是，赵健秀对于“亚裔感性”的界定引起了评论界的一场论争，习惯上被称为“汤赵之争”，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真正的亚裔美国作家的界定，对于这一点，张子清教授曾经提到：赵健秀与汤亭亭就美国华裔族性的争论之激烈，没有任何其他亚裔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一批华裔／亚裔美国评论家，如：林英敏(AmyLing)、黄秀玲(Sau—lingWong)、张敬珏(King—KokCheung)、金惠经(ElaineH．Kim)等。

其实，美国华裔文学的命名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特殊性的政治诉求，国内学者蒲若茜认为，赵健秀、徐忠雄等致力于建立“亚裔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少数族裔追寻族裔性的胜利”。的确，族裔性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亚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20世纪末，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崛起，迁徙、越界俨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国家、民族具有时代性、虚构性，个人的国族归属也非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族裔性遂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属性，许多亚裔学者也积极呼应这种观点，评论家林玉玲(ShirleyGoek—linLim)就明确提出：“属性本来就有些暖昧……属性的意涵一直在变，而且属性建构不免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属性不是天生注定，更不是亘古不变”。研究者在构建美国华裔文学族裔性的同时，也在努力超越“族裔性”给研究带来的种种限制，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的是普遍的人学，对于特定群体经验的言说如果缺乏普遍意义，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金惠经1982年发表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介绍及其社会脉络》被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著作”，也被看作是第一部主题学研究专著，该书超越了赵健秀等人建构的亚裔“英雄传统”，突出了亚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但她的研究与《唉咦!》文选一样，亚裔美国文学与主流文化的“同化”或“抵抗”构成了二者关系的主体。虽然金惠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赵健秀等人的民族主义偏狭，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但其多样性分析仍仅局限在亚裔美国文学内部，亚裔美国文学在改变美国文学传统、重构美国文学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90年代以来，亚洲移民在美国的人口数量激增，美国亚裔文学创作也进一步繁荣，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亚裔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显然不能适应亚裔文学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后殖民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跨民族主义和离散视角”的转向l6J，许多研究表明，亚裔美国文学并非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之外，两者之间存在协调互动关系，亚裔美国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特点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人员开始把华裔美国文学纳入美国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重新审视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如TinaChen的《双重能动性》(DoubleAgen—cy，2005．)重新思考亚裔美国主体身份；KandiceChuh所著《另外的想象——论亚裔美国批评》(／mag／r~Oth．e一DnAsianAmericanistCritique，2003。)以及周肖劲等人编著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形式及流变》(FormandTransformationinAsianAmericanLiterature，2005．)均突出了亚裔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学间的互动研究。而2005年出版的《文学姿态——亚裔美国写作中的美学》(LiteraryGestures：TheAestheticinAsainA．n~canWriting，2005．)则鲜明地突出了对作品文学性的诉求。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略晚，江小明在1981年第1期《外国文学》首次介绍了华裔作家汤亭亭：“新起的华裔美国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这标志着国内华裔文学引介的开始，早期比较完整评介美国亚裔文学的论文应为吴冰教授在1995年第2期《国外文学》上发表的“哎一咿!听听我们的声音!一美国亚裔文学初探”一文，但研究发展的速度很快，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译介，教材的编写，研究机构的成立，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形式的多样，有不少专著问世，此外，以美国华裔文学为研究内容的博、硕士论文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然而，国内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汤亭亭和谭恩美及其作品，相对忽视了其他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者更多地从中国文化视角观照作品表现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表现，相对忽视了作品的形式研究。国内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专著多集中在作品的文化内容，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受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对立起来，认为“美国亚(华)裔文学与欧美‘主流’文化和文学相互对立或者毫不相干”…，受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影响，批评话语主要集中在女性作家及作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话语的独白和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

三、批评话语的融合

综合国内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许多研究者——通常是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和资深学者，他们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美国文学中的“边缘”文本，缺乏足够的研究价值，族裔文学更多地被看作文化研究而非文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构文学经典，改写美国文学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兼具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文化知识，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权利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不应被“边缘化”，而应当成为批评的中心话语。

究竟这两种声音孰是孰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所采取的立场及视角不用，研究者得出了迥异的看法。造成两种观点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把经典文学与新兴文学对立起来，其实，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也非互相排斥，美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也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吗?美国文学从英国文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更是民族繁多，人种也绝非同源。经典文学研究无疑能够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提供借鉴，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则有助于丰富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拓宽美国文学研究的疆界，丰富研究的内容。因此，经典文学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参照，相互融合的。

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文本的主题内容或者阐释其特有的文本结构，更在于揭示文本的复杂性，因此，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既不应仅限于族裔性的争论，也不应为探求作品的文学性而无视其族裔性，因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带有了时代的特征，同时，它也拥有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性，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在一定意义上依托其族裔性，而族裔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强着作品的文学性，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

华裔范文篇5

华裔美国文学的回译之所以特殊关键在于华裔美国文学作家的双重文化身份背景。华裔美国文学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19世纪华人到达美洲大陆后的产物。华裔美国文学作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出生在中国，后移居美国的华人。他们直接地接触中美两国文化，对于两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之处有着最切身的体会。《花鼓戏》的作者黎锦扬，《等待》的作者哈金皆属于这一类作家。第二类是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的华人。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接触并不那么直接，大多是通过其父辈的讲述，受其父辈们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家庭生活所影响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类作家包括汤亭亭、谭恩美、赵健秀、黄哲伦等。相对于第一类而言，第二类华裔美国文学作家的成就更为显著，受到的关注也更加广泛。不论是第一类作家还是第二类作家其拥有的双重文化身份都对文本本身，尤其是对其翻译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近十几年来，我国翻译事业蓬勃发展，有人甚至将其称为第四次翻译高潮。然而，对于这种边界文化或流散文学的翻译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华裔美国文学作家本身是两种文化的结合体，也是两种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最佳表现者，这也就使得他们的作品与在一般单一文化中成长的作者的作品，在风格与表达方式上大相径庭。这样一种具有双重文化底蕴的作品也给翻译带来了另一种挑战，也就造就了其回译的特殊性。

二、华裔美国文学回译的特殊性

1、原文的隐形为什么这里原文是隐形的呢？原文文本不就是好好的摆放放在那的英文文本吗？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回译的问题。回译是指将已译成特定语言的文本译回原语的过程。如果按上述问题的逻辑来思考，那么华裔美国文学是不存在回译现象的。一般文本的回译会拥有三个文本，即原文文本、译入语文本、回译后的原文文本。然而，华裔美国文学只有两个文本，即英语文本与汉语文本。我们之所以说华裔美国文学存在回译问题是因为还有一个最初的原文文本并不是实际存在的，而是客观存在于华裔作家脑中的文本。下面我们要将单一文化作家与华裔作家进行对比：单一文化作家（以美国本土作家为例）华裔作家头脑创作中英文中文/英文写作英文英文从上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创作过程中两种作家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从华裔作家的作品中看出其中文的思维轨迹。绝大多数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所体现的都是中美两国文化的碰撞，他们都是双语的习得者，我们先撇开其遇见美国文化时用英语创作不说，在预先思维中遇到中国文化时，他们是不可避免会用到中文思维逻辑的。在《喜福会》中就有很明显的例子，妈妈们在一些情况下会说中文，在英语文本中的体现便是那支离破碎的英语句子。作者在这样的情况下脑海中所想到的必定是中文句式。这也就是华裔美国文学回译特殊的存在形式。在回译的过程中我们参照的是一个对作者脑中原文的主观臆测，而非客观存在。所以我们说其原文是隐形的。

2、文化的独特性在华裔美国文学作家的笔下，其作品往往是具有中美两国双重文化特色的。不论这两种文化是冲突还是融合，都为作品增加了其独特的视角与品味。在吴冰教授所编写的《华裔美国作家研究》一书中曾指出：前一个时期，国内曾有评论试图或“争取”把华裔美国文学，尤其是其中的华文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我认为华裔美国文学作家无论是用英文或是华文写作的华人在美经历的作品，都不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她指出华裔美国文学是美国文学的分支，并告诫读者不应以中国文化视角来评论华裔美国文学译介的不足。我认为华裔美国文学既不可以完全地从中国文化视角来鉴赏，同样也不能够片面的以美国文化视角来评论。所以这里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是一种具有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相互杂糅的特定历史所产生的华裔文化。吴冰教授说：“华裔美国作家笔下的中国文化便是他们的再创作，他们传达的就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按照这样的推演关系，我们是否也可以认为受其中国文化的影响，其所体现的美国文化也不是完全本土化的。因为华裔美国作家不仅改写了中国故事，同时也对外国故事进行了改写。在面对华裔美国文学回译的问题时，译者仅仅拥有中、美两国的文化知识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掌握特定的华裔文化知识。译者对这种夹缝中生存的文化了解程度也决定了在回译过程中文化传播的准确程度。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华裔文化虽然是中美两国文化相互结合，是中美两国历史相互作用的产物。但是华裔文化绝不等于美国文化或是中国文化。所以在回译时，我们应将文本置于相对独立的位置，有利的转换三种文化在回译过程中的作用力。

华裔范文篇6

一、实现美国梦中的文化身份建构

美国梦一直是华裔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大都描写华裔在追逐美国梦的过程中如何从华裔转变为真正的美国人，拥有真正的“美国性”是大多数华裔的渴望。“美国人”这一概念“不仅使生长在美利坚合众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使这片土地之外的人民困惑不已”[1]。不同族裔由于其所处文化母基因的不同，对美国梦的阐释也不同。美国人对美国梦的阐释为开发自我、实现自我，而华裔由于受到母体文化的影响则把美国梦阐释为在多大程度上对家庭、国家做出了贡献。因此，不同的文化阐释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身份建构观，不同的建构观就决定了其在文化适应期如何处理由于文化冲突所带来的心理冲突。任碧莲的《典型美国佬》就以描述主人公拉尔夫?张的美国梦来实现文化身份建构。“通过描绘主人公对美国梦的盲目追寻到传统价值观的失落到再觉醒，作家表现了新一代移民在美国这片大陆上重新寻找并定位自我身份、重新调整价值观念的过程。”[2]主人公张一峰怀着美好的梦想，成为一个工程学博士，然后学成回国。在这种美国梦中融汇着浓厚的中国文化精神。但在实现美国梦的过程中，他遭受了巨大的文化冲击，美国的生活渐渐地改变着他那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他逐渐被美国文化同化，也不断地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重建。每一次文化身份建构都是对族裔身份的超越，但在无意识中总会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如主人公在每次受挫后，总是不自觉地想起一些中国典故，如东山再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并用这些成语和典故来激励自己。“这样，这些经典的语句无论是在美国读者或是中国读者的头脑中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仿佛读者也身临其境地在主人公的双重语言、双重文化和双重思想的旅程中前进。”[3]但随着梦想的改变，拉尔夫开始用西方式的精神来鼓励自己，比如他放弃大学职位后，办公桌上放满了《成为你自己的老板》、《赚大钱》等书，他还把葛洛夫所总结的成功三部曲“去祈祷、去联想、去实现”视为成功的至理名言。同时他对葛洛夫的挥霍无度崇拜到迷信的地步，坚信敢冒险是男人的信条。在其后追寻美国梦的过程中，金钱的诱惑使他从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投机商人，所有传统中国学者的德行都被其抛到九霄云外。美国梦的诱惑使他的价值观发生了极大的转折，传统的中国价值观被其抛弃，他甚至内化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固定化偏见“有钱，就是一切；没钱，就是中国人”。可见其自我心理认同和信心的增长日益美国化。但在其美国梦遭受巨大挫折之时，“只有在梦想幻灭时，他们才感觉到家庭的重要”[4]。“对于拉尔夫而言，只有重新认识自己，找到自己在这夹缝中的位置，才能走出失落的低谷，重新建构幸福的生活。盲目地模仿主流社会的一切观念和思想，而摒弃自身文化价值中的精华，是注定会碰壁的。”[5]这则暗示了“在多元的文化景观中，不同民族与文化身份的人应该‘互为主体’，以便破除偏见，反省自我，丰富自我，从批评战场走向建设性途径”[6]。对华裔而言，在美国这片新大陆上不但要重新寻找并定位自我身份，进行文化身份建构，而且这种建构必须是在不断的冲突和交融中进行动态的平衡式的多层次建构。也即是通过对美国梦的追寻，主人公加深了对典型的美国人文化身份的认识以及对本民族潜在的文化基因和其隐蔽的文化历史达到一种新认识：“在塑造文化身份中的作用，认为文化身份既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变化，它在联系中存在着差异，而在差异中又伴随着连续性持续的存在。”

二、双重身份和族裔身份建构之矛盾

华裔在进行文化身份建构时，常常面临着一种否定：对自己的族裔身份采取文化疏离的方法来否定自我，试图清空头脑中固有的文化母基因；对自己的族裔身份进行否定，崇拜美国，渴望成为美国人，为自己的族裔身份而感到深深地自卑，渴望在美国的大熔炉中被同化。如谭恩美在其小说《喜福会》中就生动地描绘了四个女儿否定自我族裔身份，试图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经历。她们一方面自我歧视，一方面对有相同族裔身份的团体进行歧视。但是当她们面对美国主流社会的歧视和偏见之时，她们则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边缘化境地，只能在两种文化之间痛苦挣扎。如任碧莲在《典型的美国人》中描写了华裔第二代努力融美国教育和中国传统于一体的挣扎情形。拉尔夫张、海伦和丽莎接受了他们所鄙夷的美国价值观和文化，他们所面对的文化双重性以及心理上的骚动不安。作品超越了单纯的族裔描写，解释了族裔人群在面对两种文化、两种语言间的成对张力冲突。因此作家笔下的华裔美国人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既不是本土居民，也不是外来移民。他们始终处于一种新旧世界之间的矛盾冲突之中。而在《应许之地的梦娜》中作者又把这种矛盾的双重性延伸到多重性的深层矛盾，如拉尔夫的女儿梦娜皈依犹太教。一方面他们要跨越两种文化，另一方面还要面对现实，正视自己的族裔文化。在三方合力的作用下，主人公经历着文化心理冲突的煎熬。不论是作品中的主人公还是华裔作家，他们必须把历史和现状协调起来，把两种文化进行杂糅，平衡好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开启一条超越自身族裔文化、居住国文化的新道路。正如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所认为的美国黑人与美国人的身份冲突中，既将美国身份意识内化，同时又透过它来辨认自己的黑人身份，捕捉非洲文化的旧影残疾。“他既是美国人，又是非洲人。统一黑人身体内存在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股相互冲突的力量，两种矛盾的理想”[8]。这一说法同样也适合于华裔。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思想和力量形成了华裔美国文学的独特特点：“一个有着矛盾情结的文化身份和将自己和谐融入美国文化的困难形成了作品在美国神话中别具一格的特征”[9]。这一矛盾情结是指文化身份建构的双重性，是超越民族学的文化继承的双重性和族裔影子映照下所构成的建构张力。由矛盾情结所形成的文化建构张力在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突显为美国华裔作家作品中所描绘的文化冲突，如谭恩美、任碧莲和黄玉雪等作家。他们在创作中一方面要凸破狭隘地描写族裔生活经历的写作压力，成为一个能超越族裔主题的作家；另一方面，还要凸显作为本族裔群体在文化身份建构时所具备的基本特征。因此，文本写作中所体现的文化身份建构不断地在分离、冲突、张力、矛盾等形式下，以显在的方式呈现出来。小说里不断地把两种文化的不同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进行比较，但又对这种比较感到失望，最终得不到一个明确的观点，找不到真正的自我，而她又不断地寻找自我，试图建构一个确定的文化身份，减少跨文化生活中的心理焦虑感和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其文化身份的建构具有一种双重性和矛盾性，这种双重性体现为华裔的美国生活遭遇了中国情结。新崛起的美国华裔作家努力在文本表达中撒播这种双重性，如任碧莲在《地道的美国人》中，试图把第二代华裔的中国传统和美国教育进行融合。文本中的地道美国人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既不是本土居民，也不是外来移民。他们的文化身份建构必须超越族裔身份，却又通过族裔影子返照自我，将族裔性投射到文化身份建构中，特别是自己的族裔被压抑和否认时，被压抑和否认的族裔自我变成了疯狂的确是一种自尊的反抗。

三、身份新追寻中的新建构

身份新追寻是指在自我转变、现代生活的新模式下的追寻。在族裔范畴下，所进行的文化碰撞、交融、相互适应与同化，同时这一追寻还具有典型的美国风格，如任碧莲的小说《地道的美国人》中的梦娜对不同族裔文化身份差异的困惑。梦娜试图融犹太文化、美国文化、中国文化于一体，但其在各种文化的困惑中，在族裔内外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中，体验到新的文化冲击，并试图在新的追寻中建构新的文化身份。这一新建构在《应许之地的梦娜》中得到了全新的探寻与诠释。在美国多元文化的冲突中，散居族裔犹如散播的种子，在新的土壤中发生自我转型和自我变异。梦娜一方面对美国文化进行自我肯定，逐渐适应美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自信恰如美国人；另一方面，梦娜还超越了中国文化中的自谦内涵，更加关注自己的生活与文化认同，并以此来颠覆美国华裔的套式形象观念。其身份不是单一的文化身份建构，而是在不同社会、文化、宗教背景下的身份改变和建构。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观，存在是特定时间内的存在，是时间维度之内的存在，是为我们的存在，“存在的意义首先在于我们人的存在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以及自身与周围世界的关系的理解之中”[10]。在这种情况下，严格意义上的明确的自我文化身份建构则是不可能的。华裔的文化身份建构和其所生存的周围世界的关系密不可分，这种关系可分为华裔后代与自己先辈的关系、华裔的文化背景同其所生存处境的文化背景之关系。这些关系一直处于不断的矛盾变化之中。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个人身份的追寻比自我建构更为重要。

华裔范文篇7

广东和福建是纽约华埠新老移民的两大故乡。虽然在美国人眼中，他们都是黄皮肤的一家人，但是文化习俗的差异，仍然在社区里演绎着戏剧性的冲突。特别是婚嫁习俗的不同，令喜庆业者不得不诚惶诚恐、小心翼翼。

华埠知音婚纱影城董事长林学文指出，在为粤籍和闽籍新人筹备婚礼的过程中，光是婚姻菜谱就差异明显。例如，粤籍家庭一定会点一道炸子鸡，但是闽籍家庭基本上就不会点任何与鸡肉有关的菜肴，而是选择鸭肉或鸽肉。

林学文解释说，炸子鸡虽然在广东家庭中有“当红”、“暴富”的意味，但在福州人眼中，意境再深远，也难抵味蕾的麻木。福州新移民普遍从事外卖中餐馆业，鸡肉是最主要的原料，成天与炸鸡翅、炸鸡腿、芥兰鸡打交道，往往闻到鸡肉的味道就想呕吐。鸡肉做得再美味，也提不起福州人的胃口，只好敬而远之。

广东人虽然在婚宴中会点一道鸡肉菜肴，但不会点白切鸡。华埠喜万年大酒楼董事长苏焕光表示，结婚是红喜事，白切鸡的肉是白色的，没有一丝血色，许多广东人觉得不够吉利，因此愿意点炸子鸡等象征富贵发达的菜肴，为新人添个好彩头。

华埠喜来登娱乐演出公司董事长林瑞清说，华人家庭最常见的海味螃蟹，福州人和广东人在婚宴上的解读也大为不同。在福州人眼中，螃蟹是一种可口的海鲜，在婚宴上必不可少。然而在许多广东人眼中，却是避之唯恐不及，因为“蟹”字发“嗨”字音，听起来像是叹气的声音。

华裔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华裔英语文学；后殖民性；后殖民文学批评方法；再现；中国性

华裔英语文学是主要在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它以华裔美国文学作为主导，迅速在英、美、加等国形成一个极具特色的文学现象，并构成当代世界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但是华裔英语文学很难准确地界定，宽泛地说，它指的是由西方，主要是英美华人后裔作家用英语创作的各种作品。虽说北美的华裔文学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半叶，其在美国文学中的脱颖而出还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以后，彷佛雨后春笋般“冒现”而出，因此又被称作是“冒现的文学”。在英国，以毛翔青(TimothyMo)为代表的华裔英语文学虽然还难以与主流文学抗衡，甚至也无法与其他弱势族裔的文学，如印裔英国文学相提并论，作为当代英国文学的一个个性鲜明的组成部分，它的重要性却不容小觑。华裔英语文学作品涉及的题材丰富多样，与主流文学相比，它们在叙事方式、主题关注、修辞手法等方面都表现出独特性，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因而也呈现出多角度、多层面的特点。

1．0后殖民理论与华裔英语文学研究

华裔英语文学创作虽然已有多年的历史，且种类繁多，对华裔英语文学的建制化研究，则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单德兴，2006：187)，至今方兴未艾。华裔文学最初得到评论界较为广泛的关注是在美国文坛，随着汤亭亭的《女勇士》(TheWomanWar-rior)(1976)的出版和获奖，美国华裔文学开始在美国当代文坛占据一席之地。这时的评论者大多可分成两类，一是自己本身是华裔，他们多从作品的社会意义上来关注这些作品，如，多把《女勇士》看作是书写华裔移民生活经历的尝试，侧重其再现历史的真确性；另一类则可泛称为西方评论家，经常沿袭传统的东方主义视角来关注作品的“异国情调”(exoti—cism)，聚焦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和碰撞。后来，随着华裔英语文学的迅速发展，评论家开始更加认真地看待这一文学现象，有的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解读华裔文学，或是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华裔文本，还有论者从文学修辞研究入手，探讨这些作品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以及对当代西方文学所做的贡献。近年来，华裔英语文学研究更有纳入文化研究脉络的倾向，突出华裔文本的历史、社会和政治意义。

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当代最新理论思潮之一的批评理论，也是华裔英语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视角。但是，虽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华裔英语文学的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后殖民理论与华裔英语文学的关系还是鲜有人进行过深入、系统的探讨。主要原因是，作为当代英美弱势族裔文学的一个分支，华裔英语文学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后殖民文学范畴。简单地说，后殖民文学是指前殖民地国家的人们所创作的作品。不管是北美的还是英国的华裔移民，都很难说直接受到过殖民统治，他们甚至可以说是居住在“第一世界”的中心，享受着第一世界的优越和特权。然而，这些人却并不为主流社会所接纳、认可，他们与殖民地人民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如他们相对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地位，族裔历史的湮没、文化认同的危机、重写历史、再现“过去”的必要等等。西方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排斥和压迫，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殖民，也就是说，他们是被西方为中心的话语所宰制，成为被殖民者，而西方作为一个整体自然成为此意义上的殖民者。换言之，这些华裔移民同其他身处西方的少数族裔一样，被内在殖民化了(intemallycolonized)。在西方中心主义霸权话语前，华裔移民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文学实践可称作是发出自己族裔声音的渴望的表达，而他们反抗、揭露文化殖民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加拿大华裔作者Laiwan，在其代表性诗歌《殖民化了的文化》(TheImperialismofSyntax)中，清楚地表达了对西方通过语言来统治华裔移民的愤怒和苦涩：

生硬的发音，成了让人奚落的笑料，

强咽舌上新文化的苦涩，

为了生存，得证明你的同化。

证实自我的消失。

(Laiwan，1991：58)

李健孙的处女作《支那崽》(ChinaBoy)也清楚地表达了反殖民主义的立场。这部自传色彩浓郁的小说，记录了一个年仅7岁的中国男孩在种族歧视和中美文化冲突之中寻求自我认识的过程。故事的主人公丁改是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男孩，父母是二战期间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当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的母亲去世、父亲再娶一个白人妻子之后，丁改的遭遇变得十分悲惨。继母艾德娜作为纯粹的美国人的代表，即美国文化的体现者，走进丁改母亲生前建立的充满中国色彩的家，“像德国人开进巴黎，确信能够征服，并充分准备好扑灭一切抵抗”。(Lee，1991：56)进门伊始，誓与“中国的”一切誓不两立。她焚烧了丁改母亲从中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带来的家庭相册，甚至装这些相册的箱子也不能幸免。她叫嚣着：“这是美国!她根本不存在!”(同上：85)。她把汉语看成是“敌意的语言”，不允许在家里与英语“并存”。像殖民者竭尽所能抹杀被殖民者的历史记忆一样，艾德娜残酷地毁坏了丁改和他的姐姐们赖以明确自己是谁的文化记忆，禁止他们使用传承中国文化的语言。“殖民者”的高压政策带来的是“被殖民者”的反抗和发愤图强。年幼的丁改决定改变自己弱不禁风的“支那崽”的形象，发愤学习拳击，终而一举击败校园恶少，对继母的欺压也不再忍气吞声。原为蔑称的“支那崽”被丁改变为具有尊严的称号。后殖民的研究视角无疑会更加突出作者反殖民主义的努力。

汤亭亭在《金山勇士》(ChianMen)中以类似编年史的叙述手法呈现华裔移民史。作者借着自己家族四代男性在夏威夷和美国大陆的经历，书写了一部华裔移民家族史，使小说的英文名字“ChinaMen”一词被赋予了崭新的内涵。很明显，这样的作品可以被视为作者重建华人移民史意图的反映。实际上，文学是华裔重建华人移民历史和文化、建立文化身份的根本途径。后殖民文学的典型特征都在华裔英语文学中有具体的体现，如后现代的立场、双重的视角、想象中的家园、文化的混杂性以及对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批判态度等等。况且，通常应用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后殖民理论，其矛头多指向文化殖民主义，聚焦文化再现的诸多问题。它与第三世界国家，或者说殖民地国家的人们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无直接的联系。由此看来，后殖民主义本质上只是一种批评话语，是“新的跨文化批评”(Ashcrofteta1．，1989：2)，它自然可以用来分析解读与后殖民文学有诸多一致性的华裔英语文学。后殖民文学批评中常常使用的术语，如族裔属性、文化身份、经济及文化生存策略、刻板印象、再现、异质文化、语言差异、挪用、混杂性等，都适用于华裔文学研究。

在对华裔英语文学的批评实践中，后殖民理论经常用来突出华裔作家解构文化殖民主义、建立崭新的族裔文化身份所做的尝试。作为来自香港的华裔移民，毛翔青经常被定位为后殖民作家，对他的作品的后殖民解读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代表作《酸甜》(SourSweet)，多次被从后殖民理论的视角进行探讨。如LauraHall在《新国家，新自我：毛翔青和石黑一雄的小说》一文中就从后殖民理论的基本点出发，指出了这两位作者在作品中对“英国性”(British．ness)的再协商，和对建立超越本质论的文化身份的呼唤。(Hall，1995)伍慧明的《骨》、梅恩格(MeiNg)的《裸体吃中餐》、李群英的《残月楼》等作品也因有力地再现了北美华裔个人、家族及族裔的历史和生存状况，经常被纳入后殖民批评的范畴。任碧莲在《典型的中国人》、《爱妾》等作品中对华裔身份混杂性的再现、后多元时代的描摹也不断得到后殖民解读。王索玲(SaulingCynthiaWong)在《从必需到奢侈——解读亚裔美国文学》一书中，也从后殖民方面探讨了一些重要亚裔美国作家的主题关注。(Wong，1993)她的解读策略基本上是后殖民主义的。书中属于后殖民文学批评的术语，如他者、异国情趣化、协商、挪用等可说是俯拾皆是。也有大量的评论者对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结合女性主义与后殖民文学批评进行了解读，强调了弱势族裔女性在主宰的白人文化和各自的族裔文化双重殖民下的的艰难处境，以及她们打破沉默、发出自己独特声音的不懈努力。这与斯皮瓦克所坚持的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活跃于该批评领域的常荆苛(CheungKing-Kok)和林英敏(AmyLing)等均属于此列。陆薇(2007)的《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则系统地采用后殖民批评策略来解读华裔美国文学作品。这些研究工作证明，作为华裔英语文学研究的一种批评工具，后殖民理论是恰当而有效的。

2．0后殖民解读华裔作品中“中国性”的再现

在后殖民理论的语境下，“再现”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词。叙述(narratives)被看作是帝国主义及其“他者”必争的领地，双方为能够控制人们和地域的再现权殊死搏斗。人们对特定地方、特定人群的认识，往往基于他们所读到的文字叙述。正如HomiBhabha所言，国家本身即是叙述@。(Bhabha，1990)从这个意义上说，华裔英语文学体现了作家们对“中国性”(Chineseness)再现的关注。他们实际上是将文学再现作为身份建构的一种有效途径，试图粉碎西方文学传统中对“中国性”的刻板印象化(stereo—typing)，并用生动、真实的叙述来重建自己的身份和族裔属性。虽然对于什么是“中国性”，目前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随着文化历史背景的变化，这一概念的含义在不断发生演变，而华裔英语作家其实是在用自己的作品对此进行商讨。他们的文学创作是对西方“他者化”中国的应答。用笔做武器，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族裔构建了新的动态的文化身份，使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在这些英语国家以崭新的姿态存在，并构成西方多元社会的一部分。

华裔英语文学的一个普遍的主题即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这与后殖民文学的核心关注是一致的。赛义德认为，文化身份不是自然形成的，稳定不变的，而是人为建构的(赛义德，1999)，在后殖民理论的透视下，华裔作家为粉碎西方文学中对华人类型化的塑造、构建新的华人形象所做的贡献会更加突出。在当代多元化的社会里，认同并参与这样的工作，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为塑造新的华人形象，这些作家致力于在作品中解构西方文学中所构建的华人族裔的刻板化形象，表现与之截然不同的“中国性”。这些作品里，既有叛经离道的女勇士的生动刻画，也有不同时代的金山勇士、中国小子等迥异于西方文学传统中女性化的华裔男性的形象塑造，还有在多元文化中成功找到平衡点、达到文化融合和混杂的华裔代表，如《爱妾》中的卡内基·王。通过在作品中探讨在这些西方国家作为华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作家呈现出不同境况下异彩纷呈的“中国性”。他们所再现的中国及其文化传统，因为缺乏亲身经历，很多是基于间接经验的“文化想象”，构建的是颇有争议的“文化中国”(CulturalChina)④，但无可置疑的是，这些个性化的创造“集体文化身份”的努力构成了“中国性”的不同层面，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移民及其后代文化认同的多元性也得到了体现。这一切都与后殖民地国家人民重述历史的文学策略殊途同归。因此，后殖民文学批评方法使这些作品的深层意义得到进一步开掘。

与“中国性”的再现有关的另一个方面，是真确性(auhtenticity)问题。华裔英语作家毕竟身处西方，用英语进行写作，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模拟”了主流文化的话语，套用了“殖民者”的价值观和评判事物的标准，并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族裔属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经常被批评为卖族裔的“他者性”而求荣了。他们的作品中，中国的故事、传说和典故遭到大胆的改动，经常变得面目全非。例如，受到赵健秀等人炮轰的《女勇士》里花木兰的传说，《喜福会》中的一些典故，都经过了作者看似离谱的改写。不过，依此为据谴责这些作者歪曲华裔文化、篡改华裔历史，却有失公允。华裔作家成长于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中，他们无法沿袭任何已有的文学传统来表现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这些经过改动的传统文化元素，实际上是他们文化混杂性的体现，反映了他们建立一种可以被称作是“华裔英语文学传统”的载体的企图。

然而，对华裔英语文学中“中国性”的再现应以批评的眼光来看待。IenAng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现在世界上有不同的华人群体，“中国性”的含义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集体文化身份的构建也应随着社会文化背景的演变而增加新的内容。(Ang，2001)如何从后殖民的角度来解读日益繁荣的华裔英语文学，因而有着文学上和现实上的双重价值。

3．0后殖民理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陷阱

使用得当，后殖民批评话语在研究华裔英语文学的过程中，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批评方法和武器，更好地凸现华裔作家争取(claim)真实的华裔移民历史、商讨动态的文化身份和建立华裔英语文学传统所做的努力。然而，基于后殖民理论本身的种种争议和局限，其在华裔文学批评实践中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

首先是西方评论者基于东方主义假定对华裔英语文学的误读。他们把华裔英语文学看作是充满异国情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以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立来衡量和评价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他们往往从作品中寻找符合或不符合这些假定的元素，并以此来判断作品是否真实地再现了中国文化。悖论的是，华裔文学评论家(包括中国大陆和港台学者)自己也容易深陷这种本质上是西方或东方中心论的泥潭：他们熟知华裔作品中涉及的典故、传说等中国文化内容，却以是否复制和传承了中国文化传统来衡量这些作品，因而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华裔英语文学虽与中国文学有着某些联系，它却是完全分离的另一种文学，作家们意在转化、改变中国的故事、传说，而不是简单地呈现。

与之相联系的，是某些后殖民学者倡导多元文化所可能布设的出人意料的陷阱。多元文化的主张，有的时候会导致对“异国情调”的过度追求，进而导致作家们出卖自己文化的“他者性”以求作为主流文化的点缀被接纳。这背后的逻辑是，“他者性”是永恒的，东方就是东方，应满足于自己的从属、边缘的地位，而西方仍是西方，没有必要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具体到华裔英语文学中，那就是要求华裔作者更多地关心如何写出自己族裔文化的异域色彩，为多元社会增添一种多样性，而不应该过多地着墨于揭露和批判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

最后，是在运用后殖民理论的实践中出现的对静态的族裔属性的坚持。在当前学术界针对再现的真确性以及谁更有权力代表华裔移民的激辩背后，隐含着这样的潜台词，即有一种特定的“中国性”的存在。显而易见，族裔属性是不断变化的，其再现也应该是各式各样的，因背景差异而各具特色。从某种程度上说，差异和不同才是最重要的再现内容。这种在后殖民理论不当应用中产生的本质论，恰恰违背了后殖民理论去中心化的原则。

华裔范文篇9

关键词：《千年敬祈》，家庭关系，文化差异，沟通

电影《千年敬祈》（AThousandYearsofGoodPrayers）改编自著名华裔女作家李翊云于2005年出版的同名短篇小说集，讲述的是中国人在美国的故事。原著一经出版受到广大读者和学界的关注与喜爱，并获得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怀丁作家奖和美国笔会海明威奖等多个文学奖项。2007年曾拍摄过《喜福会》《雪花秘扇》等影片的著名华裔导演王颖（WayneWang）将其拍摄成同名电影搬上荧幕，由亨利·欧和俞飞鸿主演，于2008年9月在美国上映。导演王颖善于用简单平淡的画面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其电影多是关于中国人的故事。《千年敬祈》在国内外上映后获得观众和媒体的广泛称赞，并在第55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金贝壳大奖、“最佳男演员”银贝壳奖等影视大奖。影片由史老先生从中国北京来到美国看望刚离婚不久的女儿即影片主人公华人宜兰开始。电影一开始的画面就预示了影片的整个基调以及父女之间的关系。已经等候在机场的女儿宜兰见到父亲后，他们没有热烈的拥抱，只有平淡的几句客套问候以及之后在车内长时间的沉默，这让观众感到诧异。父女之间关系生疏，而且影片中父女在一起的整个氛围也让观众颇感压抑。

一、“疏离”的父女关系

影片中主人公宜兰虽然生活在美国，但仍然摆脱不了那个时代很多人普遍隐忍的个性特点，她从小沉默寡言，父女之间交流不多，一方面是由史先生职业的保密性所决定，另一方面则是父女之间都不善于交流沟通。史先生几乎不懂英语，在美国也很难与其他人进行交流，而影片中多次出现的父女一起吃饭场景，两人也几乎是无话可说，虽然父亲做了很多中国菜，但女儿食之无味，她经常借口外出参加聚会或是独自去电影院也不愿意留给父亲同自己交流的机会。宜兰在美国工作生活多年，她努力融入美国生活，接受美国主流文化，学会用流利的英语自如地同人交流。宜兰同父亲阔别已有十二年，表面看来她完全接受了美国主流文化，已经习惯了美国的饮食，她吃西餐、喝冰水，父亲做的中国菜对她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另外，影片中宜兰说到自己没有学会用母语表达自己，无法用中文同人交流，当然也包括自己的父亲。宜兰从小就沉默寡言，在父母寡言少语的影响下，她没有学会也不知道怎么用中文同别人尤其是自己的丈夫进行情感交流，导致她婚姻的失败。“如果你从来没有用伴随你成长的语言来表达过自己的感受的话，那么，学会一门新的语言，用它来说更多的话反而会简单一些，这会让你成为一个新的人。”于是她学会用一门新的语言来与人交流，也善于用流利的英文同美国朋友或是影片中出现的俄罗斯裔男人交谈，这一切也让父亲史先生感到惊讶与不解。同时，由于宜兰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非常在意自己的隐私空间，认为父亲来美国的目的更多的是打探自己的隐私，特别是当父亲看到俄罗斯裔男人送女儿回来后的不断追问，他们之间的冲突终于爆发。虽然女儿同自己的父亲多年未见，即便父亲远道而来，她对父亲的态度也很冷淡，几乎不与父亲深入交流，彼此之间感到生疏。通过影片中父亲与女儿之间的日常生活细节，可以看出中国人表现出的情感多是含蓄的，在感情方面他们大都不太善于表达自己，正如导演王颖在接受访谈时说道：“东方家庭里很多话都不讲明，就算讲出来，也会有不同的讲法。”由于父女之间的沟通障碍，父亲在单位被误认为是“作风有问题”而被降职之事给女儿的心理带来阴影，直到影片结尾父亲才在女儿的逼问下说出了事实的真相，最后，影片的镜头聚焦在父女二人坐在河边的长椅上，女儿第一次面对父亲露出释然的微笑。影片中父女二人都是孤独的，因沟通障碍对彼此的误解和不理解而一度无法深入交流，父母的沉默及家庭氛围都对女儿宜兰造成不小的伤害。但最终女儿与父亲之间因为彼此坦诚交流而解开心结达成和解，疏离的关系得到改善，父亲最终听从女儿的建议去环游美国，父女之间也因坦诚交流后才达到彼此心灵的默契。

二、传统的婚恋观

影片中多处出现史老先生同女儿谈到对婚姻和家庭的传统看法。当女儿提到父亲应该改变想法，在老年大学说不定还能碰到一个脾气相投的老伴时，父亲坚定地反驳说“我这辈子只有你妈一个人”以表自己的专一。当父女谈到其爷爷并说到隔代亲的问题时，父亲想让女儿考虑让他当外公的事，“女儿已经不是二十几岁的人，耽误不起”。在如父亲一样的很多老一辈国人眼里，女孩在一定年纪应该结婚生孩子，以家庭为重。那个年代在父亲史先生的潜意识里一直认为，女人离婚被抛弃是不正常的，是违背社会道德的。《千年敬祈》的“故事核心逻辑是其人物的非正常性”。当宜兰说只有两个人吃饭不用做那么多菜时，父亲却说“你得多增加营养才能恢复得快”，在父亲看来，女儿离婚不但心理不正常，身体也受到伤害，需要补充营养才能较快恢复。影片最后女儿问父亲要打算在美国住到什么时候时，父亲直接说“要住到你恢复正常”。在父亲眼里，女儿是被抛弃的，一定会不开心、不正常。由于父女之间缺乏交流沟通，父亲不知道女儿离婚的具体原因，认为女儿离婚后肯定会感到孤独、痛苦，于是从北京来美国希望帮助女儿重新建立起对生活的信心，帮助她物色合适的丈夫，不能在婚姻中再栽跟头。当得知女儿是主动提出离婚时，在父亲的传统思想中，好好的家庭女儿为什么要离婚、要背叛自己的丈夫，女儿是有很大问题的。当他发现晚归的女儿是另外一个男人开车送回来时，他一直紧紧追问女儿同男人的关系，“一个安分的女人也不应该这么晚回来”。当被告知女儿离婚就是因为那位俄罗斯裔已婚男人时，他感到愤怒，认为女儿是背叛自己的丈夫，这严重违背了他自己的价值观，他试图用自己传统的观念去改变女儿。殊不知，正是自己才给女儿留下了阴影、造成创伤。影片的最后，史老先生终于说出自己话语少的原因。原本自己是火箭专家，由于与女同事时常一起聊天，在当时被认为是作风有问题，最终导致自己被降职成为一名文职人员，一干就是三十年，直到退休。那个年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父母之间亦缺乏交流沟通，不善于表达彼此的感情，即使听到邻居的闲言碎语，也不正面解决问题，只是保持沉默，这些都对女儿宜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女儿同俄罗斯裔男人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再现了其父亲曾经经历的画面。另一方面，女儿宜兰也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始终保有传统的婚恋观，这一点与父亲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她虽然能用英语同俄罗斯裔男人进行交流，但她最终并没有选择同他结婚。影片的尾声，她对俄罗斯裔男人说出中国一句耳熟能详的古话“修百世可同舟，修千世可共枕”，来回答他们之间的缘分还未到，《千年敬祈》即是取“千年修得”之意。

三、红色的中国元素

影片中多处出现中国元素如红领巾、中国“福”字等，特别是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史老先生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红色在中国象征着喜庆、吉祥，大型节日一般喜欢用红色装饰。影片中两次出现的红领巾，第一次是观众看到的史先生用红领巾系在自己的行李箱上作标记以方便辨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父亲心目中还保存有女儿戴红领巾的模样。当女儿看见红领巾后，说父亲有创意，并问道“安检没问题吗”，第二次是在女儿家里，父亲把红领巾又系在客厅的窗帘上。除了鲜艳的红领巾之外，影片还有个镜头是父亲把“福”字挂在门上，女儿回来看到门上带有“福”字的红色挂物心有不悦，稍顿片刻顺手取下但随后又重新挂上。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父亲在门上挂大红“福”字，既想增加喜庆，又期望它能给女儿带来好运。虽然女儿感到不悦，但她为了尊重父亲而选择保持沉默，又将“福”字挂回原处。同时，影片中史先生也几次提到自己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身份，一次是同来家里传教的两位美国青年说起这一经历，还有一次是同伊朗裔妇女聊天时谈到“男人的想法”时说“他十六岁参加了青年团”，他还喜欢听红色歌曲甚至着迷。红领巾、“福”字红色挂物以及两次提到年轻时候自己的身份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人的红色情结。

四、不同的饮食习惯

中美的饮食观念和习惯各不相同，中国饮食讲究味道，注重烹饪的色香味俱全。影片中多次出现父亲同女儿一起吃饭的场景，父亲来到美国后用新买的中式炒锅，做了很多中国菜，但对女儿没有吸引力，她喝冰水以及上班前带的简餐都表明女儿已经习惯了美国饮食方式。即使是在鸡肉中加有西红柿，父亲也说可能是美国做法。女儿已经接受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也习惯于西方的饮食，父亲仍保持着自己的中餐饮食习惯。中国人一般喝热水，西方人大都习惯于喝冷水或冰水。在影片中，当有两位美国年轻人来家里传教时，他们都喝冰水。史老先生直言道：“美国人喜欢冰水，这对胃不好，伤气伤身。”这很明显是中西方生活观念的不同，饮食文化方面差异。史先生以自己的传统思想观念来考量美国人的饮食习惯，认为喝冰水对身体不好。五、“顺畅”的跨文化交际影片反映出另外一个主题，即来自不同国家的陌生人却能超越语言方面的障碍相互交流。史老先生虽然不太懂英文，但并不妨碍他与不同的人进行交流。他坚持保留着自己的生活习惯，甚至以自己的观念想法教导别人。他在飞机上与邻座的美国女士谈得也很开心，说到自己是“火箭专家”，一见到女儿就说“美国人友好、热情”。另外，史先生在水池边碰到的那位年轻女孩，虽然女孩主动打招呼，当说到“科学家”时史先生很激动，这又不得不让他提到自己是“火箭专家”，但史先生同女孩交流时，因为女孩穿着暴露，他不敢直视女孩，于是他们的聊天匆匆结束。影片结尾，在火车上从史先生的手势可以看出，他又在同坐在对面的女士说自己是“火箭专家”。影片中史先生经常去公园，有时甚至是特意在公园等一位来自伊朗的妇人。他们都用着蹩脚的英语并夹杂各自的本国语一起聊天，虽然彼此也不懂对方的语言，但聊得甚是愉快，从天气、子女、到政治等话题。当史先生谈到女儿的丈夫离开女儿回国时，他们在情感上也找到了共鸣，彼此之间的沟通似乎无障碍。人们在异国他乡不管是会英文还是不懂英文，都面临着一定的身份认同困境，仍然会感到自己处于边缘地位。影片开始，当父亲说美国人又友好又热情时，女儿说道：“您才刚来，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了吧！”宜兰虽在美国学会了一门新的语言，并发现自己用英文表达会更容易。她用流畅的英文同朋友、陌生人愉快地交流，与原本中文语境中沉默寡言的自己判若两人。但她在身份认同方面也面临着一定的文化冲突问题。在俄罗斯裔男人问她彼此间有多少缘分时，她说了中国的一句古话“修百世可同舟，修千世可共枕”，她即便同这位男士能交流、沟通无障碍，但她也没有选择同他结婚，反而劝男人努力把家眷接来美国团聚，尤其是他的女儿，可能他并不了解自己女儿的想法。她希望男人可以在将来的某一天，在一切都不太晚的时候应该告诉女儿“可能想对她解释些什么，关于爱、男人，所有甚至连她母亲也不知道的”，这正是宜兰真正的内心世界、真实想法，她对父亲史先生对自己造成的伤害仍未释怀，仍然处在阴影之中，也反映出她潜意识中渴望得到父亲的解释。此外，影片中多次出现的伊朗裔妇女虽然生活在美国，却保留着自己本国的传统文化习俗，有自己的朋友，用自己的本国语同朋友交流。虽然两次提到自己喜欢美国，但她依然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习惯，她能适应不同文化之间的切换。华人宜兰努力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只有用英文她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这也代表她在美国的一种新的身份，开始一种新的人生。电影《千年敬祈》以平淡的日常生活镜头向观众展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反映出华人家庭关系主题，整部影片虽是淡淡的陈述，却表现出对人物形象刻画的力度，将女儿宜兰和其父亲的生活和心理展现无遗，让人感到无奈和悲伤，同时也引起观众对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华人在美国主流社会的生活现状以及现代社会人们内心孤独话题的关注，以及对人性、家庭关系问题的思考。

参考文献：

[1]YiyunLi.AThousandYearsofGoodPrayers：Stories[M].NewYork：RandomHousePress，2005：199.

[2]梁茹冰.《雪花秘扇》：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故事——王颖访谈[J].电影艺术，2011（5）：60-64.

[3]戴月行.镜像：读者为他者和作者为他者[J].海外文坛，2013（3）：76-80.

华裔范文篇10

一、中国文化在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塑造

周宁指出,“中国形象”是流行于社会的一整套关于“中国”的“表现”或“表述”系统,其中同时包含知识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的内容,具有话语的知识与权力两方面的功能。从知识与想象方面看,中国形象包含着三层意义:一是西方对现实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的认知与想象,二是西方对中西关系的自我体认、焦虑与期望,三是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达。[11](P7)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大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传统。中国的风俗习惯和传统观念等在第一代华裔脑海中根深蒂固。对于第二代华裔,胡勇指出“……对于他们来说,中国只能在父辈的故事中和文字记载里塑造。他们对中国的体认既是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还包含着更多的理性反思,他们所能体认的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她们笔下的文化中国形象,其所包含的儒家价值伦理与外延的社会交往礼仪和风俗习惯,散发着浓重的苦涩味。”[12](P20)诸如黄玉雪、汤婷婷、谭恩美等美国华裔作家都属于第二代华裔,她们从小就对父母所固守的中国传统文化耳濡目染,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想象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翻译到美国主流社会,塑造出心目中的中国文化形象:

1•“封建专制的落后国度”的中国形象美国华裔作家在其作品中塑造的中华民族深受儒家学说影响,追求中庸和谐、“忠”“孝”“礼”“义”等,提倡以父权为主的封建家长制度,主张女人“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落后思想。《华女阿五》中,玉雪的父亲坚信一个人可以没有才能,但必须有道德,教育孩子们做人要诚实、要尊敬师长、不能动手打人、要勤俭节约、辛勤耕耘等;父亲在家庭中占绝对地位,父母家教极严,坚信“严厉的鞭打是培养孝女才子的最有效方法”[8](P53),他们要的是对孩子绝对的控制权;在黄家女孩终究不能与男孩相提并论———父亲不顾玉雪想完成高等教育的要求直言家里的财政状况只能优先让可以传宗接代、延续黄家香火的儿子继续接受教育。汤亭亭的《女勇士》中,中国被描述成一个男尊女卑的女性炼狱:其中有大量如“女娃好比饭里蛆”、“宁养呆鹅不养女仔”[9](P39)等歧视女孩儿的民间谚语,女性丧失了应有的独立人格和婚姻自主权。而在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中,母亲们脑海中始终保留着中国式的“孝”———忍耐、孝顺、遵从父母的意愿,这就是为何许安梅的母亲虽然被自己母亲辱骂并残酷地赶出家门,但当母亲病危时,她仍旧义无反顾地赶回到母亲身边,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不惜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给母亲做药引。

2•“怪诞诡异的古老国家”的中国形象美国华裔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为了表现了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异国情调”,展现了大量中国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以满足美国读者的猎奇心理,但同时也展现了中国文化怪诞诡异的一面。黄玉雪在《华女阿五》中有大量庆祝传统节日、结婚、生孩子、殡葬仪式等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文化的描写,如玉雪小时候受惊吓生病后,外婆买来白矾为其举行趋惊仪式;唐人街的葬礼要请法师为死者超度灵魂,要撒纸钱等。汤亭亭的《女勇士》中塑造的中国文化更是充满迷信色彩:母亲勇兰在医院求学时得与形形色色的鬼作斗争;当社区医院弄错地址将别人家的药送到家里时,母亲坚持要女儿去药店所要一些糖果作为赔偿以驱走被送药的晦气。汤亭亭在小说中还详尽地描述了母亲烧的许多奇怪的菜肴,如黄鼠狼、乌龟、熊掌、浣熊等,让女儿心神不宁,发出“宁愿吃塑料也不愿吃这些”[9](P83)的感叹,这些在重视和保护自然生态的西方人眼里简直怪异恐怖至极。谭恩美在《喜福会》中用中国传统文化要素———五行理论将华人性格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如安梅天生缺木,所以容易优柔寡断;精美的父亲火元素太多,所以脾气很大等。小说中还描述了中国人对魂灵的敬畏———安梅的母亲选择在除夕夜自杀,只为第二任丈夫一家能因害怕其灵魂烦扰而好好对待安梅,这些都弥漫着怪诞诡异的色彩。

3•“神秘奇特的东方大国”的中国形象中国有着几千年连续发展的悠久文化,其对华夏儿女的影响也极为深远,美国华裔作家在其作品中也继续传承着中国神秘奇特东方大国形象。黄玉雪的《华女阿五》中用大量篇幅描写中国饮食文化,介绍了大量中国菜的独特做法,从炊具、配料到火候、调味汁,这些都充满了神秘奇异的色彩。汤亭亭的《女勇士》中还有大量中国民俗故事和神话传说,如蟾蜍吃月的故事以及最具魅力的女英雄“花木兰”上山习武、建功立业等的传奇故事,这些也都增添了中国独特神秘的文化形象。谭恩美的《喜福会》中,素云向女儿描述自己曾在中国拥有的一张麻将桌时说那是用一种贵重的叫做“hongmu”(红木)的木材做成的,在英语里没有对应的译词,其实不然,而素云说红木在英文里没有对应的单词是因为在她的心目中认为自己的故国中国始终是独特、无可比拟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就曾描述过中国繁荣仓盛的景象,中国的陶瓷、丝绸等都曾引起西方各族的觊觎,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神秘奇特的古老东方大国形象。

二、美国文化在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塑造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短短两百多年时间里崛起,其独特文化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美国华裔作家的身上沉淀着从祖辈那儿传承来的中国文化,但他们自幼在美国生长、受教育,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特殊的身份使其在作品中展现的是中美文化的混合体,是美国多元文化中的一元。汤亭亭曾说:“实际上,我作品中的美国味儿要比中国味儿多得多。我觉得不论是写我自己还是写其他华人,我都是在写美国人。”[13](P17)(转引)事实上,正如周宁所述,中国形象作为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他者”,与其说是表现中国,不如说是表述西方;与其说是认识中国,不如说是认同西方。它随着西方文化自身的变化以及中西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并非决定于中国的现实。[11](P7)美国华裔作家在其作品中塑造他者形象———中国文化的同时,也的确根据自己切身观察体验及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他们心目中的美国主流文化形象:

1•“发达文明的理想国度”的美国形象美国虽然只有短短两百多年历史,但北美辽阔的疆土和肥沃的土地为其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早在20世纪30、40年代,电灯、火车、电梯等虽然也已进入中国,但这些在中国被视为新欣事物的现代文明在美国早已普及,在第二代华裔心目中,与出生在旧中国并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父辈记忆中的中国相比,美国绝对是发达文明的理想国度。黄玉雪在《华女阿五》中对繁华忙碌的旧金山唐人街的描绘就可以体现出美国的发达文明:“紧靠旧金山著名的诺勃山东坡是北美洲的独特风景点之一。此地虽然很小,前后延伸才几个街区,但是人口密集,能够鸟瞰整个忙碌的港口。在狭小拥挤的街道尽头,格雷斯天主教堂的时钟每一刻报时一次……”[8](P1)汤亭亭的《女勇士》中,遥远的中国对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们来说只是未知的黑暗、世界的边缘,美国才是世界的中心,他们可以在这个发达文明的国度里接受现代教育,可以利用这个国度赋予他们的自由与机会出人头地。谭恩美在《喜福会》会中更是在篇首就就描述一位老太太为了忘却以前的痛苦经历,为了下一代能过上自由平等富足的生活,抱着一只天鹅背井离乡、带着希望和梦想来到美国这个理想国度。

2•“民主平等的希望之乡”的美国形象在许多美国华裔作品中读者虽然也不难发现有关白人对华裔种族歧视的描述,但一般篇幅甚少,描述更多的是华裔如何在崇尚个人主义精神的美国主流社会获得民主平等的机会最终实现自身的价值。黄玉雪在1989年版的导语里这样说道:“在亚洲,作为亚洲人,我们无法找到选择的自由,而这是我们作为美国人生来就有的、特有的权利。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祖先。在这个国家比在其他国家更有机会。”[8](P6)美国华裔作家在其作品中大都有美国式的成功故事:通过个人的努力达到所要追求的幸福,实现心中的“美国梦”。如《华女阿五》中,玉雪不断挣脱着传统的中国式的价值观念,在父母只能供哥哥继续学业的情况下,她自力更生、勤奋努力,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终于从物质和精神上实现了自身的价值。汤亭亭希望在美国这个理想国度里用自己的笔来书写美国华裔的生活和情感,寻求其精神和文化独立,实现其价值。她在《女勇士》中通过嫁接和改写,将中国民间故事里那个顺从、雌雄难辨的中国古代传奇女子转变成一个能力超群、积极主动、具有女性特征同时又拥有男性力量的传奇女英雄。谭恩美《喜福会》中的母亲们软弱而又坚强,都曾在中国有过痛苦的回忆,然而来到美国这片民主平等的土地后,她们都毅然决然地奋起反抗,成功地赢回了自己的权利,也为女儿找回了自我。

3•“交汇融合的年轻新大陆”的美国形象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多民族国家,除印第安人为其土著居民外,其余近一百多个民族皆为继哥伦布到达“新大陆”后移居美国的移民,其文化交融现象便成为其多民族社会的特点。罗志野说:“美国本身没有传统文化,美国文化开始时没有主线,各国移民带去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习惯和语言。后来这些元素互相融合,从而形成了统一的美国文化精神。”[14](P19)美国华裔文学中也有不少体现由中国移民携带并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如黄玉雪的《华女阿五》里犹为详尽地描写了中国菜的各式调料和配方,烹调成了玉雪与美国白人交流和获得好感的主要方式,而美国人喜爱中国饮食也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中国独特的饮食文化很好地融入了美国这个“大熔炉”。当然,移民带到美国的一些文化有时也不免要经过“美国化”,如汤亭亭在《女勇士》中描述的“花木兰”形象不再只是忠孝两全的奇女子形象,在美国主流社会里这一人物更显示出女权主义心目中的女英雄形象。同时,在大量中美文化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中,作为有色种族的华裔与美国白人间的联姻由排斥逐渐变得普遍,如谭恩美《喜福会》中第二代华裔许露丝和美国白人泰德的婚姻。

三、中美文化在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塑造产生的影响

诸如黄玉雪、汤婷婷、谭恩美等美国华裔作家同时面临着父母所固守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冲击,介于中美文化的边缘,其双重文化身份使得她们的创作既融合了带有异域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带有美国本土特色,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黄玉雪素有“华裔文学之母”之称,其作品《华女阿五》1950年出版后立刻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并高居榜首达数月,汤亭亭的《女勇士》在当时也轰动文坛,而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出版当年曾连续八个月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可见华裔文学的影响之大。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华裔作家通过手中的笔刻画出并展示给广大读者他们心目中丰富多彩的中国形象和美国形象,增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了解及文学交流,他们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对中美文化的塑造充当着中美文学文化交流的使者。然而,正如周宁所述,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真正的意义不是认识或再现中国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西方文化必要的、关于中国的形象,其中包含着对地理现实的中国的某种认识,也包含着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当然更多的是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达,它将概蓬、思想、神话或幻象融合在一起,构成西方文化自身投射的“他者”空间。[15](P5)美国华裔作家对中国的文化塑造,如陈爱敏在其《流散者的困惑———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的母亲形象解读》一文中所说,美籍华裔作家们接受西方的文化教育,西方人的价值观念等自觉与不自觉地成为她们评判与衡量父母/华人的标尺。[16](P31)吴冰也指出“既然华裔美国文学是美国文学的分支,华裔美国作家笔下的中国文化是他们的再创造,他们传达的就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何况华裔美国作家,尤其是用英语写作的华裔美国作家,认为自己首先是美国人,他们对中国文化也远不如对西方文化熟悉,引用时难免出错。”[13](P19)以黄玉雪、汤亭亭及谭恩美为代表的美国华裔作家很好地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精华和神秘之处,将其描绘得栩栩如生,让西方读者对其深信不疑,从而认为小说中描绘的不论是精华还是糟粕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真实存在的,诸如《华女阿五》中描述的压抑玉雪个性发展及限制其自由的父权制、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以及原始怪异的饮食习惯等;《女勇士》中传达的文化腐朽、人性残忍、思想愚昧的遥远东方古国形象;《喜福会》中如安梅母亲“割股疗亲”的愚孝、琳达的“童养媳”经历、充满荒诞与威胁的一些鬼故事,以及里面一些落后野蛮的行为等,这些也许曾经出现在过中国传统文化里,也许是谣传,但在后殖民语境下,美国华裔作家们在其文化塑造过程中拿中国古代或近代甚至谣传来的一些文化事物跟美国发达文明的现代文化相提并论,解构并重构了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的刻板化、妖魔化,难免有东方主义倾向之嫌。

美国华裔文学在让美国读者了解仔国文化的同时,也增进了中国读者对美国的了解。虽然美国华裔作家笔下的中国文化并非原汁原味,但他们对美国文化却更加熟悉。他们借助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文化形象作为参照,构造出了心目中令人瞩目的美国形象,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中国读者更加了解发达文明的美国,但也有可能引起某些中国读者的盲目崇拜和向往,从而落入某些西方霸权主义国家试图随“全球化”趋势推行文化殖民的陷阱。中国文化拥有五千多年的传统文明,有着东方文化与众不同的魅力;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对其发展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以中美文化为主题的美国华裔文学历史虽然不长,但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强大及中美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美国甚至世界将更加关注和重视中国文化,美国华裔文学也将继续成长。为了让美国华裔文学更好更真实地诠释好中美文化、避免因对中美文化的误读和盲目崇拜而陷入“东方主义”或“文化殖民”等陷阱,以及使美国华裔文学得到长足发展,笔者认为美国华裔作家还应作出以下努力:

1•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加强学习、研究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