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范文10篇

华夏范文篇1

媒介分析更侧重的是“丝绸之路”本身，作为一种高度具体化的技术手段，它是华夏文明传播实现的现实途径和渠道。

“丝绸之路”是连接东亚、西亚和地中海的一条世界贸易的古道，德国地理学家李希和芬首命其名。在我国古代，广义上的“丝绸之路”共有三条：

最主要的一条即是指西汉张骞始而开辟的东起长安，西达大秦（印度），横贯亚洲的陆上通道。这条“丝绸之路”是汉武帝为了联合中亚地区的大月氏人共同抵抗匈奴而派张骞开拓的。此后，汉朝大规模经营西域。进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两边开辟正规的驿道，并向西延伸到帕米尔高原以外，与中亚、西亚、南亚原有的道路衔接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于丝绸西传的“丝绸之路”也形成了：它是连接亚、欧、非三个大陆的大动脉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被人们称为世界文明的摇篮的四个亚非文明古国——中国、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以及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希腊和罗马，都是“丝绸之路”所通达的地区。

这条陆上“丝绸之路”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一条直线上形成了许多条类似射线的路线，其中的一路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而另一条可达伊拉克，进而跨越叙利亚沙漠，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帕米拉、安都奥克等地，并可以从这里取海路到达罗马。在穆斯林初期的前倭马亚朝时代，“丝绸之路”进而从开罗通过北非沿岸西进到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我国的造纸术从巴格达传至开罗后，一方面由意大利传入德国，一方面又由摩洛哥传入法国和英国，这正是因为“丝绸之路”远达伊比利亚半岛的缘故。

和横跨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齐名的还有一条传播中国丝绸和交流其它商品以及文化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古代，我国航海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通过陆路与世界各国交往贸易的同时，我国还通过海路与亚非各国建立了贸易关系。这条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有东海和南海两条起航线。南海起航线东起中国的扬州、泉州、广州等港口，连接东南亚，经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天竺（今印度半岛各国），越印度洋、阿拉伯海，最后到达大食（阿拉伯帝国）。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西亚和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当时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世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这条以传播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播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播和影响，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东海起航线以山东的登州为起点，跨黄海、抵朝鲜，再东渡日本。

除了这两条以外，连接东西方的纽带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西南丝绸之路”。早在上古时期，西南各族的人民出于交换产品、相互往返的需要，开辟了一条从成都地区出发，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商道。这条古道比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及东南的“海上丝绸之路”还要早些，而且是我国西南地区与西欧、非洲距离最短的陆路交通线。“西南丝绸之路”使用骡子作为运输工具，将已经蜚声世界的蜀地和云南丝绸运至印度，又转运至欧洲。古老的“西南丝绸之路”正好与今天的川滇、滇缅、缅印公路的走向大体一致，并且有一些段落重合在一起，它所经过的地区历史上曾分布有六个少数民族，因此，可以说这条古道在当时是一条各民族往来的走廊。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丝绸之路”并不只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一条以主干道为依托而形成的具有辐射性的四通八达的商道。“丝绸之路”被认同并投入使用的最初动因是人们需要利用它进行物物交换，然而同时信息的传播也随着物质的交换在相同的时空产生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信息遵循了一种自高级文明部落向次高级文明部落流动的秩序。

二、控制分析

传播者或者叫做把关人也许是在有关“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研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内容了。丝绸古道上的所有关于传播者的叙述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神话的外衣。最早的传播者可以算是周穆王了。虽然关于他的“西行见西母王“的故事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但在人们的头脑中揭开了西行的一幕。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丝绸之路”上的商贾、使节、僧侣、以及屯田戍边的官兵等各方人士，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1.商贾

在各种有关“丝绸之路”的史料中，商贾是在“丝绸之路”上来往最频繁的一群人，也是为数最多的一群人。商贾往来于丝路，早于张骞通西域。张骞出使大月氏时，已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了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大夏人告诉张骞，这些货物是“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就是说这些货物来自“身毒”这个国家，而据考证，“身毒”的位置在今天的云、贵、川一带。由此可见，在丝路开辟前，已有中国和印度商贾往返于中国与南亚、中亚的千里交通线。

西汉时，丝路的开通使西域各国和汉朝建立了友好关系。商贾往往假借汉使的名义赴西域从事贸易，携带价值万金的丝绸等物资前往西域各国换回珠宝等物品。丝绸的大量外销，对输入地区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千多年来，丝路上东来西往的商贾不绝于道，但留下的具体记载并不多，从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真实生活。生活的艰辛和风险，疾病和野兽的侵袭，盗匪的劫掠和屠杀都挡不住超额的商业利润。他们为中国和各国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他们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古文明传到了西域各国，又将西域各国的古文明带到了中国。一千多年来，友谊之桥很大部分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架设起来的。

2.使节

中外使节是“丝绸之路”的文明传播中最自觉的一类。从唐代文化交流的先驱鉴真到唐代的第一个到达非洲的文化友好使者杜环，再到14世纪畅游非洲大陆的汪大渊，最后到历经七次西洋的明代航海家郑和，都在有意或无意之间传播了礼仪之邦的种种先进文明。

杰出的中日交流使者鉴真是唐代扬州人，14岁出家，20岁成为佛门高徒。他作为律宗的一名僧人，深入研究了佛教中严守戒律这一宗派。由于当时日本佛教戒律制度尚未确立，因此日本政府请鉴真出使日本讲学。冒着恶劣的自然条件和55岁的高龄，鉴真六次东渡，终于成功

地将最成熟的唐代文明介绍给了日本。他带去了许多书籍，传播了医道，讲授了建筑知识。日本的唐招提寺就吸收了唐代建筑的最新成就。此外，鉴真和他的弟子们在文学、雕塑、绘画、书法及榨糖、制酱油、豆腐、缝纫方面对日本人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僧侣的往来也传播了文明的种子。三国僧人朱士行是中国西行求经第一人，此后，西行僧徒日众，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他们舍身求法，不仅对佛教经籍的流传而且对古代东方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3.移民

在以传播为己任的主流传播者之外，还有一些传播者的传播行为的发生是无意识的。这其中就包括因为各种原因而移居境外的中国人。

在汉朝以后，由于连年战乱，一些中国人为了躲避战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逃到了日本，他们被称为“归化人”。这些人有不少技术人才和士人出身，他们向所居住地区带去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从西域往外迁居的中国人也都无形之中将华夏的文明传至各地。据载，早在公元2世纪末中国人就迁居到了亚美尼亚边境，其中一些还成了当地著名的家族。

4.战争的领袖和士兵

军队在战争中是破坏者，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却又是文化的传播者。13世纪的时候，蒙古帝国兴起并不断向外扩张。后来蒙古军攻下了巴格达，建立伊儿汗国，它以大不里士（今伊朗境内）为首都，疆域以波斯和小亚细亚为中心。蒙古西征时征集了大批中国的抛石机手、炮手、弓弩手从军，并带去大量火药武器。蒙古军之所以所向披靡，和这些先进的火药武器及制造技术的传入不无关系。伊儿汗国时期，波斯在史学方面成就最高，出现了一些历史著作，最著名的是丞相拉施都丁负责编纂的历史巨著《史集》，有两位精通天文历法与历史的中国学者李大迟、倪克孙参加了该书的编写。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有时候战争的胜利补给可以使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施加统治，而且还可以使一种文明俘虏另一种文明，毕竟战争的失利在一定程度上同文明的发展高低有关。后来，在蒙古军队和阿拉伯国家的对峙中，欧洲人慢慢接触并学会了火药的制造和火药武器的使用。近代欧洲的文明的确得益于古代中国的文明，也得益于蒙古铁骑的西征。

三、内容分析

通过上述三条“丝绸之路”可见，文明的传播经历了很多种形式，比如实物的形式传播，像陶瓷、丝绸、漆器等器物。还有关于技术的传播，像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冶炼技术等，还有伴随着书籍的传播而名扬海外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这些传播，华夏文明沿着“丝绸之路”不停地向着对于他们陌生的区域延伸。

1.器物传播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家，而到汉代，我国就能生产出各种精美的丝织品。中国丝绸的西传到了隋唐时期达到高潮。在约公元4世纪时，欧洲各国的贵族阶层都穿上了美丽的丝质服装。在丝绸西传时，中国丝绸也不断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往东方的朝鲜和日本。古罗马作家曾赞誉中国丝绸“色彩像鲜花一样美丽。质料像蛛丝一样纤细”，阿拉伯的《古兰经》曾记载：“中国的丝绸是天国的衣料。”罗马的上流社会尤其喜欢中国的丝绸。随着丝绸的西传，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技术也逐渐传于各地。公元6世纪时，中亚和波斯等地已经学会了制丝技术。

漆器是我国传统工艺品，与北京的景泰蓝和江西景德镇瓷器并誉为我国工艺品的“三宝”。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就能制造漆器，而且已有朱墨两种漆料。远在汉代，就随其它器具被送至西方各地。当漆器传入欧洲后，特别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掀起的“中国热”中，它和中国画、瓷器、家具等一样，受到狂热的欢迎。法国路易十四爱好东方艺术，在他执政时，法国的“中国趣味”极其浓厚，在他的宫廷里摆满了中国的桌子、瓷器、花瓶和漆器。北欧各国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用漆器作壁饰。

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所以有不少外国人称中国为“瓷器之国”，而我国的英文名字“CHINA”就来源于瓷器。我国的瓷器早在唐宋时期，即以造型优美、色彩清雅、风格独特而闻名于世。驰名中外的“唐三彩”向来被认为是古代文明艺术的杰出代表。大约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我国的陶瓷便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华盛顿和杰斐逊是美国的两任总统，他们都有自己专用的中国陶瓷餐具。而在墨西哥，贵族们以拥有中国瓷器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财富多寡的标准，同时也是衡量一个人受教育程度深浅的重要标志之一。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织品以及绘画等传入西方，在欧洲上流社会中出现了采用中国物品、模仿中国式样为时尚的“中国趣味”或称为“中国风格”的风气。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器物传播也许是最早的中西文明沟通的内容，同时器物也作为一种审美倾向的载体在东西方之间流动，不论是丝绸的景物图案还是漆器的山光水色，都在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把这种审美倾向通过器物之载体传播出去。

2.技术的传播

中国是四大发明的产生地，而四大发明向西传播也大多得益于“丝绸之路”的畅通。纸张发明后很快随丝路西传。首先在阿拉伯的撒马尔罕形成了造纸中心，后来进一步西传至欧洲、美洲。西方各国都受惠于这项技术发明。中国印刷术的传播首先指向朝鲜和日本。8至12世纪传入波斯、埃及。元代时传入欧洲，德国谷登堡就是受到中国活字印刷的影响，发明了更加先进的铜活字印刷技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对17、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发生和科学技术的兴起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世界的变革作用是巨大的，火药和指南针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海外殖民扩张与掠夺和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作用不可低估。而造纸术与印刷术的传播则大大帮助了西方资产阶级宣讲或者迅速传播资本主义思想，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东方文明的技术支持下兴起的。

此外，中国的铸铁技术使西域大批国家完成了由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促进了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凿井灌溉技术也是随着丝路的发展和西汉大量的外移居民由中国传入中亚和印度的。这种技术成了沙漠地区的主要灌溉技术方法，为西域经济发展作出很大贡献。

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历法、医学都取得一系列世人瞩目的成果，通过丝路的传播，对到达地区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进步影响。

3.图书及东方思想的传播

图书是记录人类社会知识的重要物质载体，它永远是人类社会文献体系交流中最重要的工具。我国图书进行国际交流的历史悠久，同一文化圈内国家间的图书交流历史更加久远。至少在3世纪时，中国的图书就已经传入日本，这些图书传到日本是通过迁移到日本的“秦汉归化人”和公元3至7世纪的新汉人带去的。日本民族的文字也是以汉字为基础的。日本留学生回国曾带回了《唐礼》、《大衍历经》等书。鉴真赴日时带去了《华严经》、《大集经》、《大品经》、《道教经论》、《六妙门》、《禅门》、《梵纲经疏》、《诸经要集》等。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当时在日本已有中国藏书1579部。日本还参照唐朝的学校制度，创造了一套适合于日本国情的教育制度。

中国的儒学通过书籍在日本广泛传播。日本统治者尤其重视儒家的忠、孝、礼、义，并以此作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思想工具。儒学从6世纪初传入日本，直至现在的几千年间，一直对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书籍，尤其小说传入欧洲以后，曾对欧洲的现实主义小说产生强大影响。如莱布尼茨受过《周易》的影响，歌德受过《好逑传》的影响。

四、效果分析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的原有道路得以衔接起来。中国与上述地区的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状况。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以自己博大的胸怀，无私地将自己数千年里创造的文明贡献给了各国人民。频繁的交流、融合，丰富了各个国家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首先，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丝绸的外传，不仅给所到之处带去了精美的物品，还带去了先进的技术。例如丝绸，有助于改善当地人民穿衣问题，丰富美化了人民的生活，还有助于一些国家的丝织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丝织工业的发展。

文明的生活方式也是传播的重要贡献，这从郑和七下西洋的活动中可以看出。郑和刚到马六甲时，这里的生活非常原始，人们懒于生产，没有追求，寝、食的地方和厨、厕都在一起，生活条件极差。郑和派人教居民建造房屋，并用中国带去的砖瓦给他们盖房顶，又派船队的医生到各处为当地居民治病。今日东南亚有不少药用植物就是用从中国带去的种子繁殖出来的。

中国的儒家文化对于全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曾作为一种替代文化，后来以此为母体孕育生长出了日本的本土文明。儒家文化对于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历代的传教士将大量的中国文化介绍回了欧洲，中国的《四书五经》相继被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介绍到欧洲。中国成了欧洲启蒙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国度，孔子一度成为欧洲思想界的偶像。可以说中国的古典经籍对欧洲近代文明的诞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至于更具体的内容，在上面的内容分析中已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衰落说明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阶段性变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与它的开放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丝绸之路”作为物化的形态，展现了我国古代要求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的愿望。的确，“丝绸之路”应该算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向世人展现了它1500多年的光辉历程。“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贸易的范畴。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又把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美洲印加文明和中国文明等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大动脉，使这些文明经过大动脉的互相交流而放出了异彩。

文明只有在交流之中才能更加发展。华夏文明的发展的确也是借助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交流产生需求，也才更加刺激文明的发展。到今天，这种规律依然发挥作用。中国的发展还是离不开与外界的交流。特别是在开发大西部的呼声中，远方静静躺着的“丝绸之路”仿佛在召唤我们。曾经的不论陆上还是海上的古道，现在已是崎岖变通途了，随之重新恢复和发展“丝绸之路”的呼声高涨起来。中国为了恢复古道的繁荣正在积极创造条件，“欧亚大陆桥”的建设就很能说明问题，现在从中国的连云港到地中海的铁路基本接通，一些货物集散地和中转站的建设，正在运转和完善。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古“丝绸之路”在传播华夏文明中焕发生机，今天中国的对外开放和西部大开发也必将在繁荣昌盛的国力面前稳步前进。借古思今，这正是本文的论证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①马通.丝绸之路上的穆斯林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②董锡钦，金秋.丝绸之路[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

③中国教育报刊社图书编辑中心.丝绸之路史话[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8年。

④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⑤江玉祥.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⑥沈济时.丝绸之路[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⑦马树德.中外文化交流史[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

华夏范文篇2

关键词：F分数模型；华夏保险；财务风险

1华夏保险公司简介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保险公司），成立于2006年12月，是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一家全国性、股份制人寿保险公司，公司注册资本金153亿元，总资产5445亿元人民币，公司人员队伍超过30万。公司总部设在北京，目前设有24家直属分公司，分支机构合计673家（含筹）。华夏保险公司近几年发展速度十分快，在2019年，华夏保险正式进军世界财富500强，位列第442位。华夏保险在快速发展的这几年中，财务状况及财务风险控制的如何，值得深入探究。本文运用F分数模型，对华夏保险公司2015－2018年财务状况进行分析，探究其财务状况的变化过程。

2F分数模型的含义

2．1Z计分模型。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爱德华•阿特曼在1968年对美国破产和非破产生产企业进行观察，采用了22个财务比率经过数理统计筛选建立了著名的5变量Z－SCORE模型。Z－SCORE模型是以多变量的统计方法为基础，以破产企业为样本，通过大量的实验，对企业的运行状况、破产与否进行分析、判别的系统。Z－SCORE模型在欧美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模型A：针对上市公司的破产财务预警指数模型：Z＝0．012X1＋0．014X2＋0．033X3＋0．006X4＋0．999X5X1＝净营运资本／总资产＝（流动资产—流动负债）／总资产，该指标充分反映出流动性与规模特点。流动资本＝流动资产—流动负债，拥有越多的流动资本，那么就具有越高的偿还能力，即反映出的是短期偿债能力。X2＝留存收益／总资产，这一指可以知道企业积累的利润，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X3＝息税前收益／总资产＝（利润总额＋财务费用）／总资产，该指标主要衡量的内容是：即不考虑融资与税收影响，企业的具体生产能力如何，是衡量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利润水平。X4＝优先股和普通股市值／总负债＝（股票市值＊股票总数）／总负债，主要体现的是企业财务结构状况以及股东权益资本和债权人供给资本之间的联系。X5＝销售额／总资产，这一指标衡量企业产生销售额的能力。判断依据：如果Z值＜1．81，那么就表示企业已经濒临破产，遇到了财务危机；当Z在1．81到2．675范围，表明财务状况可能存在一定问题与不足，很容易破产；如果Z在2．65到2．99范围，表明企业需要面临较大的财务压力；如果Z＞2．99，则表明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模型B：针对非上市公司的破产财务预警指数模型：Z＝0．717X1＋0．84X2＋3．107X3＋0．420X4＋0．998X5X4＝企业账面价值／总负债面值，剩余指标均与上述内容相同。判断依据：Z值＜1．1时，则表明企业遇到了财务危机，濒临破产；当Z值在1．1到2．6，在财务状况方面具有较大的波动，无法进行准确说明与判断；如果Z值＞2．6，则表明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2．2F分数模型。我国学者研究过程中发现Z模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不断研究与创新过程中，基于Z模型进行了优化与调整，增加了现金流量这个要素，最终研究出F分数模型，并且在分析过程中选择的样本公司超过了4000家，评估了F分数模型的客观性与准确性情况。具体表达式如下所示：F＝－0．1774＋1．1091X1＋0．1074X2＋1．9271X3＋0．0302X4＋0．4961X5X1、X2和X4均与Z值模型一样；X3＝（净利润＋折旧）／总负债，X3反映的内容是具体经营管理过程中，公司的偿债水平；X5＝（净利润＋利息＋折旧）／平均总资产，X5表示现金流量水平。如果F值＜0．0274的时候，则表明未来企业可能破产；如果F值＞0．0274，则表示未来发展过程中不会出现破产；当F值在－0．0501－0．1049之间的时候，这种方法判断无效，需要结合其他信息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3华夏保险财务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3．1华夏保险。F分数模型数值分析华夏保险公司2015－2018年的财务报表数据如表1所示，表中数据是根据华夏保险公司官网披露的信息数据整理得出。基于表1中的财务数据，利用EXCEL和F分数模型公式计算得出华夏保险公司近四年的F值，如表2所示。通过表2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华夏保险公司近四年的F值均低于临界值0．0274，由此可以判断公司的财务风险很大，公司还将长期处于一个较高的财务风险阶段。从具体F值来看，2015年的F值为－0．627，公司存在较大的财务风险，之后的2016年和2017年分别为－0．642、－0．664，F值变化不大，华夏保险公司继续延续了这中高财务风险状态，2018年为－0．441，有了一个小幅度的增长，这可以推断出华夏保险公司在2018年财务的相应的措施来降低财务风险。但总的来说，但总体来说，华夏保险公司仍存在较大的财务风险，必须采取相应的财务风险管理措施进行管理，否则，严重的财务危机依然存在。3．2华夏保险财务风险分析。（1）偿债能力不足。F分数模型中，X1是营运资本与总资产的比率，华夏保险公司近四年的该比率一直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2018年该比率为－0．264，相较于前三年一直在－0．5至－0．4之间波动，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总体来看，华夏保险公司短期偿债能力较弱。X4是企业账面价值与总负债的比值，反映的是公司资产机构的稳定性，华夏保险公司近四年的该比值同样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2016年该比值为0．093，2017年为0．029，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并且之后延续了这种态势，这说明公司的企业账面价值在不断减少，这将严重影响公司的偿债能力，倘若华夏保险公司没有实施有效的方法改善偿债能力，公司会面临难以对债务进行偿还的风险。（2）现金流能力弱。X3反映的是净利润加折旧与总负债的比率，用来衡量公司的现金流量用于偿还债务的能力，既能反映现金流量的状况，也能反映出偿还债务的能力。华夏保险近几年的净利润一直是正值，公司盈利状况还是良好的，但X3的比率较小，这说明公司的资本结构中，负债所占比重过大，导致公司现金流能力较弱。X5体现的是净利，润加利息加折旧与总资产的比值，反映的是公司总资产在创造现金流方面的能力，除了刚提到的净利润外，利息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华夏保险公司近几年的利息一直都很高，这导致到X5的比值一直都很低，并且该数值一直在下降，从2015年的0．05下降到2018年的0．034，这表明，公司这几年的资产在创造现金流量方面能力不断下降。总的来说，华夏保险公司近四年的现金流能力不断在减弱，如果一直处于这样的情况，公司很容易引起资金链断裂，企业也将会面临较高的破产风险。3．3应对措施。（1）提高经营管理人员的财务风险意识。财务管理人员作为企业财务行为的发生主体，为了有效的面对和解决可能发生的财务风险，首先，重视财务人员，提高风险意识；第二，对于财务部门而言，需要具备更高的财务风险意识；第三，在整个企业广泛宣传风险意识。财务相关部门要对风险意识防范方面的知识具备充分的理解和熟知。此外，需要针对企业人员进行各种宣传与培训活动，不仅需要面向管理层，还需要包括普通员工，覆盖整个企业，使得所有员工都了解风险内容，具备较高的风险意识。如此才会促使公司更好的应对各类风险，平稳快速发展。公司发展过程中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全面研究与分析财务风险，具有针对性的开展各类教育活动，制定出完善的财务考核制度，通过公证的考核评价来进行管理，培养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的财务风险意识。（2）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偿债能力。公司举债主要是为了解决现金流不足的问题，由于企业大部分资产无法及时变现，例如固定资产，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还包括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准备金等长期资产，负债过多自然会对公司产生严重影响，无法按时偿还债务。华夏保险公司需不断优化发展战略，调整发展措施，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结合，对资本进行优化配置，并且适当采取负债措施，对资本结构进行合理优化。企业发展过程中要对负债与资产的比例进行科学合理的控制，负债适当可以促使企业拥有更多的现金流，可以更好的应用到生产经营过程中，迅速占领市场，得到更高的竞争力，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然而负债必须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如果过大则企业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偿还，那么对企业会产生严重影响，不仅有损良好信誉，而且还会出现财务危机，更有甚者可能出现破产。（3）提高现金流能力。要想提高现金的现金流能力就要从企业的应收账款出发，为了确保公司发展过程中拥有充足的经营现金流，促使经营能力进一步提高，增强竞争实力，应该有效落实应收保费工作。现阶段大部分产品采取的都是分期付款的结算方式，尽管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客户前来购买，提高了公司影响力与销售业绩，然而也延长了公司保费缴纳期限，导致难以及时回收保费，对未来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通过了解发现，选择此种付款方式的客户占据大多数，导致公司无法及时回收保费，对公司的资金要求更加严格。所以，华夏保险公司发展过程中需要采取了一系列方式来确保可以更好的落实回收保费工作。

4结语

基于F分数模型的分析，华夏保险公司近几年的财务状况不容客观，存在较大的财务风险，为改善这种高风险的财务状况，公司管理层需有所作为，对公司的债务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对应收账款项目加强管理，通过这些措施，不断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提高公司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苗明慧．基于F分数模型的贝因美公司财务状况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8，（24）：119－120＋132．

［2］李春梅．我国农业上市企业财务风险评价研究———基于F分数模型［J］．南方企业家，2018，（03）：3－5＋10．

华夏范文篇3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比较清楚地了解远古传说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概况，包括黄帝其人及他对华夏族的形成所做的贡献、尧舜禹的“禅让”和原始社会走向终结的有关史实，为学生进一步了解我国远古传说时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华文明的演进奠定基础。

学习和思考本课所叙述的远古传说时代的发展进程，首先要通过引导学生对课本中插图的观察、想象以及对具体材料的分析入手，推导结论，初步培养学生进行历史感知、历史想象的形象思维能力；其次是初步培养学生全面、系统地思考问题和追踪历史发展线索的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发展观。第一，使学生认识到我们的祖先在生产技术和文化方面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二，使学生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融合而成的，黄帝是华夏族的人文初祖，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增强民族意识。

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一、重点和难点

本课的主题是“人文初祖”黄帝的传说。全课围绕主题，向学习者展现了华夏始祖创造华夏文明的历史场景。首先，介绍炎帝、黄帝和炎黄战蚩尤，为理解华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二，列举大量的远古传说，展现黄帝对中华文明的杰出贡献，进一步揭示其主题——黄帝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

黄帝——“人文初祖”是全课的重点子目。第一，通过介绍炎、黄战胜蚩尤，进一步说明黄帝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打破了氏族之间狭隘的界限，促进了相互间的交流和融合，为华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而被尊为华夏族的祖先。第二，我们通常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是从中华文明的始祖黄帝算起的。黄帝发明了衣裳、舟车、宫室、挖井等，为后世的衣食住行奠定了基础。后人还把其他一系列发明创造都归于黄帝名下，认为他对中华早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缔造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称他为华夏的“人文初祖”。有关他品行、才能、功绩的传说，反映了后人对他的尊敬。至今，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仍到黄帝陵祭拜、凭吊，足见他在中华民族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正确认识尧舜禹的“禅让”的含义是一个难点问题。讲清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

1．说明“禅让”的实质——是原始社会时期的一种民主推选部落联盟首领的制度。2．其表现有两点：新的部落联盟首领是通过部落联盟会议民主推选出来的；这些被推举出的部落联盟首领没有特权。结合尧、舜、禹的功德讲解，有助于对难点的理解。

二、教法建议

1．教师可以先给学生播放录像《海内外华夏子孙在陕西黄帝陵举行盛大的祭祖活动》，引起学习的兴趣和探求问题的欲望。

2．教师可通过计算机、投影仪或挂图的形式展示《黄帝》图、《炎黄战蚩尤示意图》，使学生了解黄河流域的空间位置以及炎帝、黄帝、蚩尤等部落的活动区域，使他们对炎帝、黄帝、蚩尤等部落和部落之间的征战有更直观的了解和认识。

3．教师直接提出问题：“涿鹿一战是怎么一回事？”要求学生通过对教材的阅读理解和思考，对征战的部落双方、征战的过程、征战的结果作出解答。在此基础上，教师可引导学生对其进行评价，得出涿鹿之战为华夏族的形成奠定基础的认识。

4．教师要求学生阅读孙中山的一段话和观察教材中的插图《传说中黄帝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提出设问：“后人为什么称黄帝是‘人文初祖’？”要求学生找出可以论证此结论的传说依据。在学生思考解答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互相交谈，并适时插入一些富有趣味性的讲述。

5．教师展示出《祭黄帝文》，以加深对黄帝功绩的认识。再要求学生谈一谈自己对黄帝的评价和感受，表达对祖先的传颂、尊崇和怀念。然后可回放《祭祖盛典》，让学生再次感受作为炎黄子孙的自豪之情。

6．教师在讲述尧、舜、禹的“禅让”时，首先，应向学生说明“禅让”的实质——是原始社会时期的一种民主推选部落联盟首领的制度。被推举的部落联盟首领没有特权。第二，由学生阅读有关小字的材料，解答说明。第三，教师设问：“谈一谈什么样的人才能被选为部落联盟首领？”要求学生举出实例说明（德才兼备，以身作则，没有特权，是社会的公仆。大禹治水的故事）。

7．为了说明“原始社会的终结”，加深学生的认识和理解，形成对原始社会发展过程的完整认识。教师可以作一图示讲解说明。

漫长的原始社会走向终结（约前2070年）奴隶社会

8．结合本课的“活动与探究”，引导学生开好形式活泼、内容新颖的历史故事会。

三、学法建议

1．指导学生通过对本课内容的阅读和理解，概括提炼所涉及的基本知识要点（炎黄战蚩尤、华夏族、黄帝——华夏始祖、尧舜禹的“禅让”、原始社会的终结、约前2070年禹建立夏——第一个奴隶制王朝），明确本课所要了解的主要知识，并能依据自己的理解进行简略的表述。

2．学习本课后，要指导学生联系、归纳前两课的有关内容，系统了解原始社会的发展全貌，认识华夏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

3．除了理解和接受教科书上的知识以外，还应引导学生收集、查阅、整理其他相关信息，进一步拓宽知识，丰富对本民族历史的了解。

四、问题探究

动脑筋

1．你对上述神话（即黄帝时期有关发明的各种神话传说）有什么看法？认为哪些是可信的？哪些带有神话色彩？怎样看才更为科学？

说黄帝时期已能建造宫室，制作衣裳，挖掘水井，制造舟车，出现文字，编出乐谱，等等，这是可信的。但说这些是黄帝、嫘祖、仓颉或伶伦个人的发明，就带有神话的色彩了。实际上其中的任何一项发明，都不会是一两个人的功劳，而是经过许多人长期探索实践的结果。因此，历史上的这些记载，反映的应该是黄帝那个时代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但由于黄帝是公认的华夏始祖，所以人们也就把这些发明都归功于他和他的妻子及其部属了。

2．你觉得尧、舜、禹有什么优秀品质值得你学习？

尧生活俭朴、克己爱民，舜宽厚待人、以身作则，禹率领人民治水、能与群众同甘共苦，都很值得学习。

练一练

D

活动与探究

（1）“议一议：远古传说与历史事实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远古传说：在文字发明以前，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是先民们对上古洪荒时代历史的一种夸张的记述。不可否认这里有神话的成分，但不难发现这其中蕴含着某些比较可靠的历史资料。炎帝、黄帝时代的传说，不仅在《史记》中的《五帝本纪》有记载，而且已被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的考古发掘所证实。

历史事实：完全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

为讲清这一问题的联系和区别，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理解能力，以举例的方式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理解掌握。

（2）故事会：你还听到过哪些有关炎帝、黄帝和尧、舜、禹的传说？

华夏范文篇4

(一)通过培训了解单位基本情况和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企业文化和营业网点安全保卫等。

(二)学习银行个人业务部的基本业务流程，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熟悉个人信贷管理系统，了解贷款业务流程；在理财经理的指导下，学习华夏银行的各种理财产品；学习为有需要人士办理华夏钛金信用卡。协助接待来访客户，整理客户资料等。

二，实习具体内容

(一)跟支行经理学习相应的理论基础知识及银行相关各种文件

在实习的前几天里，我主要跟个人业务部经理学习相应的理论基础知识及银行相关各种文件。一方面要学习相关的实务操作，另一方面，还要学习人民银行下达的相关文件，个人业务的变化是与时俱进的。结合中行金融报，金融研究等杂志刊物，了解银行改革的方向。同时通过实习还让我了解银行的业务，华夏银行的业务有公司业务，个人业务，资金业务，网上银行业务以及国际业务，平安支行主要划分有4个板块，有公司业务部，个人业务部，大堂业务，其他业务等。我实习在个人业务部，主要包括个人信用贷款，信用卡卡业务，个人理财类产品等。

(二)跟个人业务员学习个人信用贷款系统

我在华夏银行平安支行接触到最多的贷款业务是住房按揭贷款，住房按揭贷款分为一手房和二手房按揭贷款业务，定义分别为:个人一手房按揭贷款是指银行利用信贷资金，向自然人发放的用于购买一手房并以所购房产作抵押的贷款业务。个人二手房按揭贷款是指银行利用信贷资金，向符合华夏银行贷款条件的借款人发放的，用于借款人购买二手房并以所购二手房作抵押的贷款业务。此业务1，贷款期限长:最长期限可达30年。2，担保便利:由开发商承担阶段性担保和以所购房产抵押相结合。3，还款方式灵活:可选择等额本息，等额本金等方式归还贷款本息，并可根据需要办理多次提前还款。

让我记得最深的就是申请贷款需要准备的材料，厚厚的材料塞满了牛皮档案袋，贷款需要提供的证件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经办行认可的有权部门出具的借款人稳定经济收入证明或其他偿债能力证明资料；合法的购买房屋合同，协议及相关批准文件；保证人出具的同意提供担保的书面承诺及保证人的资信证明；借款人用于购买房屋的自筹资金的有关证明或付款凭证；房屋销(预)售许可证等五证或楼盘的房地产权证(现房)；如果借款人为已婚，还须提供配偶相关信息，若配偶与其共同申请借款，借款申请书上还要填写清楚配偶的有关情况，并出示结婚证和户口簿等；本行规定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三)跟理财经理学习并销售理财产品

其在实习期间，我第一次接触理财产品。华夏银行的理财产品多种多样，有长期的，有短期的，有稳赢系列，增盈系列，创盈系列，全赢系列等等。而平安支行的理财经理主要经营增盈系列理财产品，增盈系列产品是向投资者发售的资金投资和管理计划，客户理财资金投资于金融市场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较好的金融工具，主要包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央行票据，债券回购等。理财经理在出售理财产品时，不断地与投资人强调，增盈系列理财产品可能因市场剧烈变化等原因产生投资风险，投资者应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理财经理和我聊天时也总会提到，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投资前要充分了解理财产品，不能盲目。

(四)协助业务人员为人口普查员办理华夏银行信用卡

实习期间，正好是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进行时，因华夏银行与市统计局合作，所以，华夏银行为此次人口普查员办理华夏钛金信用卡，此次办理的信用卡额度最低一万，最高十万，相当于一张小额贷款卡了。在实习期间，我与银行工作人员一起，上街道办事处协助普查人员填写信用卡申请表，在现场进行初次审核，回到银行之后再仔细登记台账，记录信息，核对资料，并打电话再次审核信息，确保信用卡信息的真实性等等。办信用卡时，有些普查员很乐意办理，有些普查员不乐意办理，我就得耐心地和他们说，华夏银行信用卡相对于其他银行信用卡的种种优势。当自己说话说的口干舌燥，换回来填的整整齐齐的申请表时，感觉好极了。

三，实习收获与体会

通过这次暑期实习，除了让我对华夏银行的基本业务有了一定了解，并且能进行基本操作外，我觉得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收获也是挺大的。作为一名一直生活在单纯的大学校园的我，这次的毕业实习无疑成为了我踏入社会前的一个平台，为我今后踏入社会奠定了基础。

我觉得在学校和单位的很大一个不同就是进入社会以后必须要有很强的责任心和扎实认真的工作态度以及做好合理的工作安排。在工作岗位上，我们必须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要对自己的岗位负责，要对自己办理的业务负责，不能像上学时那样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客户和你约定的签约贷款的时间，一定要安排好每一个客户签约的时间，要有条理，不能发生让两个客户同时到银行找你签约的错误。客户的资料也要认真保管，贷款业务的资料很多，难免会弄乱，所以各种证明要按顺序排放，这样就能一目了然缺了哪些，好让客户及时添加。接待客户时的态度也要彬彬有礼，不自傲也不低下，让客户放心与你合作。

华夏范文篇5

第一次迈入芜杂纷繁的社会

华夏银行

我便与你结缘

在这里

英明果敢的领导班子

团结拼搏的员工队伍

求实创新的发展战略

客户第一的服务理念

整洁明亮的办公环境

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

无时无刻不感染、激励着我

在这里

播撒春的希望

浇灌夏的繁荣

收获秋的果实

分享冬的喜悦

在这里

我们紧紧抓住手中的机遇

打造出骄人的业绩

面对激烈的竞争、严峻的挑战

知难而上、愈战愈勇

在这里

我学到了业务知识、掌握了操作技能

经历了成长的烦恼、懂得了收获的快乐

看到了拼搏向上的力量、感受了团结互助的温暖

我与华夏银行

共同在磨砺中成长、在发展中进步

今天，我骄傲地说

我是华夏人、我与华夏共成长

华夏范文篇6

［关键词］古丝绸之路华夏文明传播

Abstract:AncientSilkRoadhasbecomeahistory,butthecollisionsoftheorientalcivilizationwithoccidentalcivilizationitkickedoffhavepromotedthedevelopmentofhumanhistorybylearningandabsorbingthenutrition,beneficialtotheirownculturaldevelopmentfromeachother.

Bymeansofmediaanalysis,controlanalysis,contentanalysisandeffectanalysis,thisarticletriestodemonstratethesplendidpicturethatancientChinesecivilizationwasdisseminateddownthroughtheSilkRoadandtheconclusiondrawnisthatcivilizationgrowsinthecourseofdisseminating.

Also,itisinferredfromthearticlethatmodernChinesecivilizationwillberevitalizedontheancientSilkRoadintheprocessofwesterndevelopment.

Keywords:ancientSilkRoad；Chinesecivilization；dissemination

如果把“丝绸之路”理解为一种技术而不是单一层面上的途径，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众多的传播途径中“丝绸之路”是如此让人难以释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丝绸之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有关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这就像电话或是电报技术进入人类通讯的视野一样，“丝绸之路”作为一种很好的物化形态的技术，使其他有关生存状态的信息，以其他载体的形式在延伸中得以传达。

因此，“丝绸之路”上传递的不仅有丝绸，还有一种信息。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是一种夹带着精神的物质。通过“丝绸之路”，中西文明第一次碰撞，并在以后的历次碰撞中互相激发、互相学习、互相从对方的体系中汲取本文化发展需要的养份，相互滋润，使得人类在征服与被征服中不断地向前发展。

本文试图澄示华夏文明沿着丝绸古路传播的图景。传播主体是华夏文明，更具体的，向外传播的华夏文明。

一、媒介分析

媒介分析更侧重的是“丝绸之路”本身，作为一种高度具体化的技术手段，它是华夏文明传播实现的现实途径和渠道。

“丝绸之路”是连接东亚、西亚和地中海的一条世界贸易的古道，德国地理学家李希和芬首命其名。在我国古代，广义上的“丝绸之路”共有三条：

最主要的一条即是指西汉张骞始而开辟的东起长安，西达大秦（印度），横贯亚洲的陆上通道。这条“丝绸之路”是汉武帝为了联合中亚地区的大月氏人共同抵抗匈奴而派张骞开拓的。此后，汉朝大规模经营西域。进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两边开辟正规的驿道，并向西延伸到帕米尔高原以外，与中亚、西亚、南亚原有的道路衔接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于丝绸西传的“丝绸之路”也形成了：它是连接亚、欧、非三个大陆的大动脉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被人们称为世界文明的摇篮的四个亚非文明古国——中国、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以及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希腊和罗马，都是“丝绸之路”所通达的地区。

这条陆上“丝绸之路”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一条直线上形成了许多条类似射线的路线，其中的一路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而另一条可达伊拉克，进而跨越叙利亚沙漠，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帕米拉、安都奥克等地，并可以从这里取海路到达罗马。在穆斯林初期的前倭马亚朝时代，“丝绸之路”进而从开罗通过北非沿岸西进到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我国的造纸术从巴格达传至开罗后，一方面由意大利传入德国，一方面又由摩洛哥传入法国和英国，这正是因为“丝绸之路”远达伊比利亚半岛的缘故。

和横跨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齐名的还有一条传播中国丝绸和交流其它商品以及文化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古代，我国航海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通过陆路与世界各国交往贸易的同时，我国还通过海路与亚非各国建立了贸易关系。这条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有东海和南海两条起航线。南海起航线东起中国的扬州、泉州、广州等港口，连接东南亚，经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天竺（今印度半岛各国），越印度洋、阿拉伯海，最后到达大食（阿拉伯帝国）。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西亚和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当时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世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这条以传播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播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播和影响，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东海起航线以山东的登州为起点，跨黄海、抵朝鲜，再东渡日本。

除了这两条以外，连接东西方的纽带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西南丝绸之路”。早在上古时期，西南各族的人民出于交换产品、相互往返的需要，开辟了一条从成都地区出发，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商道。这条古道比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及东南的“海上丝绸之路”还要早些，而且是我国西南地区与西欧、非洲距离最短的陆路交通线。“西南丝绸之路”使用骡子作为运输工具，将已经蜚声世界的蜀地和云南丝绸运至印度，又转运至欧洲。古老的“西南丝绸之路”正好与今天的川滇、滇缅、缅印公路的走向大体一致，并且有一些段落重合在一起，它所经过的地区历史上曾分布有六个少数民族，因此，可以说这条古道在当时是一条各民族往来的走廊。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丝绸之路”并不只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一条以主干道为依托而形成的具有辐射性的四通八达的商道。“丝绸之路”被认同并投入使用的最初动因是人们需要利用它进行物物交换，然而同时信息的传播也随着物质的交换在相同的时空产生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信息遵循了一种自高级文明部落向次高级文明部落流动的秩序。

二、控制分析

传播者或者叫做把关人也许是在有关“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研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内容了。丝绸古道上的所有关于传播者的叙述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神话的外衣。最早的传播者可以算是周穆王了。虽然关于他的“西行见西母王“的故事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但在人们的头脑中揭开了西行的一幕。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丝绸之路”上的商贾、使节、僧侣、以及屯田戍边的官兵等各方人士，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1.商贾

在各种有关“丝绸之路”的史料中，商贾是在“丝绸之路”上来往最频繁的一群人，也是为数最多的一群人。商贾往来于丝路，早于张骞通西域。张骞出使大月氏时，已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了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大夏人告诉张骞，这些货物是“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就是说这些货物来自“身毒”这个国家，而据考证，“身毒”的位置在今天的云、贵、川一带。由此可见，在丝路开辟前，已有中国和印度商贾往返于中国与南亚、中亚的千里交通线。

西汉时，丝路的开通使西域各国和汉朝建立了友好关系。商贾往往假借汉使的名义赴西域从事贸易，携带价值万金的丝绸等物资前往西域各国换回珠宝等物品。丝绸的大量外销，对输入地区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千多年来，丝路上东来西往的商贾不绝于道，但留下的具体记载并不多，从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真实生活。生活的艰辛和风险，疾病和野兽的侵袭，盗匪的劫掠和屠杀都挡不住超额的商业利润。他们为中国和各国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他们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古文明传到了西域各国，又将西域各国的古文明带到了中国。一千多年来，友谊之桥很大部分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架设起来的。

2.使节

中外使节是“丝绸之路”的文明传播中最自觉的一类。从唐代文化交流的先驱鉴真到唐代的第一个到达非洲的文化友好使者杜环，再到14世纪畅游非洲大陆的汪大渊，最后到历经七次西洋的明代航海家郑和，都在有意或无意之间传播了礼仪之邦的种种先进文明。

杰出的中日交流使者鉴真是唐代扬州人，14岁出家，20岁成为佛门高徒。他作为律宗的一名僧人，深入研究了佛教中严守戒律这一宗派。由于当时日本佛教戒律制度尚未确立，因此日本政府请鉴真出使日本讲学。冒着恶劣的自然条件和55岁的高龄，鉴真六次东渡，终于成功

地将最成熟的唐代文明介绍给了日本。他带去了许多书籍，传播了医道，讲授了建筑知识。日本的唐招提寺就吸收了唐代建筑的最新成就。此外，鉴真和他的弟子们在文学、雕塑、绘画、书法及榨糖、制酱油、豆腐、缝纫方面对日本人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僧侣的往来也传播了文明的种子。三国僧人朱士行是中国西行求经第一人，此后，西行僧徒日众，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他们舍身求法，不仅对佛教经籍的流传而且对古代东方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3.移民

在以传播为己任的主流传播者之外，还有一些传播者的传播行为的发生是无意识的。这其中就包括因为各种原因而移居境外的中国人。

在汉朝以后，由于连年战乱，一些中国人为了躲避战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逃到了日本，他们被称为“归化人”。这些人有不少技术人才和士人出身，他们向所居住地区带去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从西域往外迁居的中国人也都无形之中将华夏的文明传至各地。据载，早在公元2世纪末中国人就迁居到了亚美尼亚边境，其中一些还成了当地著名的家族。

4.战争的领袖和士兵

军队在战争中是破坏者，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却又是文化的传播者。13世纪的时候，蒙古帝国兴起并不断向外扩张。后来蒙古军攻下了巴格达，建立伊儿汗国，它以大不里士（今伊朗境内）为首都，疆域以波斯和小亚细亚为中心。蒙古西征时征集了大批中国的抛石机手、炮手、弓弩手从军，并带去大量火药武器。蒙古军之所以所向披靡，和这些先进的火药武器及制造技术的传入不无关系。伊儿汗国时期，波斯在史学方面成就最高，出现了一些历史著作，最著名的是丞相拉施都丁负责编纂的历史巨著《史集》，有两位精通天文历法与历史的中国学者李大迟、倪克孙参加了该书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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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有时候战争的胜利补给可以使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施加统治，而且还可以使一种文明俘虏另一种文明，毕竟战争的失利在一定程度上同文明的发展高低有关。后来，在蒙古军队和阿拉伯国家的对峙中，欧洲人慢慢接触并学会了火药的制造和火药武器的使用。近代欧洲的文明的确得益于古代中国的文明，也得益于蒙古铁骑的西征。

三、内容分析

通过上述三条“丝绸之路”可见，文明的传播经历了很多种形式，比如实物的形式传播，像陶瓷、丝绸、漆器等器物。还有关于技术的传播，像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冶炼技术等，还有伴随着书籍的传播而名扬海外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这些传播，华夏文明沿着“丝绸之路”不停地向着对于他们陌生的区域延伸。

1.器物传播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家，而到汉代，我国就能生产出各种精美的丝织品。中国丝绸的西传到了隋唐时期达到高潮。在约公元4世纪时，欧洲各国的贵族阶层都穿上了美丽的丝质服装。在丝绸西传时，中国丝绸也不断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往东方的朝鲜和日本。古罗马作家曾赞誉中国丝绸“色彩像鲜花一样美丽。质料像蛛丝一样纤细”，阿拉伯的《古兰经》曾记载：“中国的丝绸是天国的衣料。”罗马的上流社会尤其喜欢中国的丝绸。随着丝绸的西传，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技术也逐渐传于各地。公元6世纪时，中亚和波斯等地已经学会了制丝技术。

漆器是我国传统工艺品，与北京的景泰蓝和江西景德镇瓷器并誉为我国工艺品的“三宝”。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就能制造漆器，而且已有朱墨两种漆料。远在汉代，就随其它器具被送至西方各地。当漆器传入欧洲后，特别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掀起的“中国热”中，它和中国画、瓷器、家具等一样，受到狂热的欢迎。法国路易十四爱好东方艺术，在他执政时，法国的“中国趣味”极其浓厚，在他的宫廷里摆满了中国的桌子、瓷器、花瓶和漆器。北欧各国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用漆器作壁饰。

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所以有不少外国人称中国为“瓷器之国”，而我国的英文名字“CHINA”就来源于瓷器。我国的瓷器早在唐宋时期，即以造型优美、色彩清雅、风格独特而闻名于世。驰名中外的“唐三彩”向来被认为是古代文明艺术的杰出代表。大约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我国的陶瓷便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华盛顿和杰斐逊是美国的两任总统，他们都有自己专用的中国陶瓷餐具。而在墨西哥，贵族们以拥有中国瓷器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财富多寡的标准，同时也是衡量一个人受教育程度深浅的重要标志之一。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织品以及绘画等传入西方，在欧洲上流社会中出现了采用中国物品、模仿中国式样为时尚的“中国趣味”或称为“中国风格”的风气。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器物传播也许是最早的中西文明沟通的内容，同时器物也作为一种审美倾向的载体在东西方之间流动，不论是丝绸的景物图案还是漆器的山光水色，都在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把这种审美倾向通过器物之载体传播出去。

2.技术的传播

中国是四大发明的产生地，而四大发明向西传播也大多得益于“丝绸之路”的畅通。纸张发明后很快随丝路西传。首先在阿拉伯的撒马尔罕形成了造纸中心，后来进一步西传至欧洲、美洲。西方各国都受惠于这项技术发明。中国印刷术的传播首先指向朝鲜和日本。8至12世纪传入波斯、埃及。元代时传入欧洲，德国谷登堡就是受到中国活字印刷的影响，发明了更加先进的铜活字印刷技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对17、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发生和科学技术的兴起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世界的变革作用是巨大的，火药和指南针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海外殖民扩张与掠夺和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作用不可低估。而造纸术与印刷术的传播则大大帮助了西方资产阶级宣讲或者迅速传播资本主义思想，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东方文明的技术支持下兴起的。

此外，中国的铸铁技术使西域大批国家完成了由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促进了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凿井灌溉技术也是随着丝路的发展和西汉大量的外移居民由中国传入中亚和印度的。这种技术成了沙漠地区的主要灌溉技术方法，为西域经济发展作出很大贡献。

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历法、医学都取得一系列世人瞩目的成果，通过丝路的传播，对到达地区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进步影响。

3.图书及东方思想的传播

图书是记录人类社会知识的重要物质载体，它永远是人类社会文献体系交流中最重要的工具。我国图书进行国际交流的历史悠久，同一文化圈内国家间的图书交流历史更加久远。至少在3世纪时，中国的图书就已经传入日本，这些图书传到日本是通过迁移到日本的“秦汉归化人”和公元3至7世纪的新汉人带去的。日本民族的文字也是以汉字为基础的。日本留学生回国曾带回了《唐礼》、《大衍历经》等书。鉴真赴日时带去了《华严经》、《大集经》、《大品经》、《道教经论》、《六妙门》、《禅门》、《梵纲经疏》、《诸经要集》等。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当时在日本已有中国藏书1579部。日本还参照唐朝的学校制度，创造了一套适合于日本国情的教育制度。

中国的儒学通过书籍在日本广泛传播。日本统治者尤其重视儒家的忠、孝、礼、义，并以此作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思想工具。儒学从6世纪初传入日本，直至现在的几千年间，一直对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书籍，尤其小说传入欧洲以后，曾对欧洲的现实主义小说产生强大影响。如莱布尼茨受过《周易》的影响，歌德受过《好逑传》的影响。

四、效果分析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的原有道路得以衔接起来。中国与上述地区的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状况。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以自己博大的胸怀，无私地将自己数千年里创造的文明贡献给了各国人民。频繁的交流、融合，丰富了各个国家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首先，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丝绸的外传，不仅给所到之处带去了精美的物品，还带去了先进的技术。例如丝绸，有助于改善当地人民穿衣问题，丰富美化了人民的生活，还有助于一些国家的丝织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丝织工业的发展。

文明的生活方式也是传播的重要贡献，这从郑和七下西洋的活动中可以看出。郑和刚到马六甲时，这里的生活非常原始，人们懒于生产，没有追求，寝、食的地方和厨、厕都在一起，生活条件极差。郑和派人教居民建造房屋，并用中国带去的砖瓦给他们盖房顶，又派船队的医生到各处为当地居民治病。今日东南亚有不少药用植物就是用从中国带去的种子繁殖出来的。

中国的儒家文化对于全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曾作为一种替代文化，后来以此为母体孕育生长出了日本的本土文明。儒家文化对于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历代的传教士将大量的中国文化介绍回了欧洲，中国的《四书五经》相继被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介绍到欧洲。中国成了欧洲启蒙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国度，孔子一度成为欧洲思想界的偶像。可以说中国的古典经籍对欧洲近代文明的诞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至于更具体的内容，在上面的内容分析中已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衰落说明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阶段性变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与它的开放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丝绸之路”作为物化的形态，展现了我国古代要求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的愿望。的确，“丝绸之路”应该算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向世人展现了它1500多年的光辉历程。“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贸易的范畴。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又把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美洲印加文明和中国文明等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大动脉，使这些文明经过大动脉的互相交流而放出了异彩。

文明只有在交流之中才能更加发展。华夏文明的发展的确也是借助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交流产生需求，也才更加刺激文明的发展。到今天，这种规律依然发挥作用。中国的发展还是离不开与外界的交流。特别是在开发大西部的呼声中，远方静静躺着的“丝绸之路”仿佛在召唤我们。曾经的不论陆上还是海上的古道，现在已是崎岖变通途了，随之重新恢复和发展“丝绸之路”的呼声高涨起来。中国为了恢复古道的繁荣正在积极创造条件，“欧亚大陆桥”的建设就很能说明问题，现在从中国的连云港到地中海的铁路基本接通，一些货物集散地和中转站的建设，正在运转和完善。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古“丝绸之路”在传播华夏文明中焕发生机，今天中国的对外开放和西部大开发也必将在繁荣昌盛的国力面前稳步前进。借古思今，这正是本文的论证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①马通.丝绸之路上的穆斯林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②董锡钦，金秋.丝绸之路[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

③中国教育报刊社图书编辑中心.丝绸之路史话[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8年。

④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⑤江玉祥.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⑥沈济时.丝绸之路[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⑦马树德.中外文化交流史[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

华夏范文篇7

脸上洋溢了我是中国人的神色

热爱祖国服务人民

是炎黄子孙一直在履行的神圣职责

崇尚科学辛勤劳动

是我们民族几千年传呈下来的美德

团结互助诚实守信

孩童时代我们就知晓这个再简单不过的"法则"

遵纪守法艰苦奋斗

始终不移地中国人民走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跟随了脚步也开放

使的我们的潜意识偶尔会迷茫

但是丧尽天理腐蚀灵魂的事情

我们不去做

当年小米加步枪先烈们依然保护了自我

------(我们的价值观,人生,世界观)

和平气息下幸福的人们啊

尽情享受今天的暖暖阳光吧

祖国大地散发的芳香是我们心灵永远的栖息地

非,恶,丑......

我们不需要更会不屑一顾

热爱祖国因为我是她的孩子

荣蠕观纵使我永远清醒

华夏范文篇8

（一）

京剧“男旦”是历史的产物。历史上，导致这种并非常态的“男扮女”现象的原因之一，当跟旧时代禁止女演员登台的封建道德律令有关。京剧崛起在200多年前，尽管女伶演戏在元明舞台上曾一度活跃（尤其是元代），但到了清代，随着礼教意识的强化，由于统治者明令禁止女子演戏、禁止蓄养家班，京城等地梨园竟成为清一色男演员的天下。从康熙开始，几乎每朝每代都有禁令，甚至连女子看戏也严加禁止。在此背景下，早期京剧界“全男班”盛行，从编剧、演员到乐师、化妆师，台前幕后，各色人等无不由男性担当，而剧中人物无论男女老幼，也均由男子来扮演，至于女人则被排斥在这艺术的大门之外。标志京剧诞生的四大徽班北上之前，走红京城舞台上的有乾隆年间二上北京、一下扬州的川籍秦腔花旦魏长生，他就是以男扮女的艺术驰誉遐迩。即便是第一个进京献艺的三庆徽班，其领班人高朗亭也是以旦行擅名当时。在此男人主宰的天下，当然拒收女弟子也不用女艺人。及至后来，即使是在风气渐开、坤角初起时期，女演员登台仍难免遭受冷眼，如《六十年京剧见闻》所述：“从前京剧演员只有男性没有女性，这就是男扮女的由来。光绪中叶有了女演员，但受到歧视，被称为髦儿戏。进不了大班，男角称为名伶，女角则以坤角呼之，以示区别。一方面是受重男轻女封建旧观念的支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坤角的艺术难与男性名角比拟，大都演些减头去尾的唱工戏。”（2）既然如此，从社会学角度说“男扮女”或“男旦”这表演艺术在京剧舞台上自诞生起就跟性别歧视的封建社会土壤有着不解之结，想必无人异议。

作为历史的产物，戏曲表演中演员与角色性别错位式的“男旦”，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权力话语染指。“四大名旦”标志着近世京剧舞台上旦行艺术的发达走红，而梅、程、荀、尚没有一个不是以七尺男儿身饰演俏美女子的高超技艺赢得海内外观众赞誉。但无可辩驳的是，男旦作为封建文化背景下生长出的一种奇特社会现象，分明又透露出跑江湖的戏曲艺人社会地位低下的现实（尤其是饰演女角的艺人），透露出陈腐的封建制度压抑、禁锢、剥夺女性参与公共活动权利的事实，其骨子里深藏着封建男权中心社会对女性（女色）既渴望又拒斥、既赞美又诅咒的矛盾心理。明明是女角，为什么偏偏要让男子而不准女性来演？男扮女行当千古不衰的背面，反照出男尊女卑社会反对女子抛头露面粉墨登场的道德企图。不妨说，是发达的舞台技艺搅和着病态的文化基因铸就了男旦艺术。唯此，对之的评价便成为近百年中国文化史上众说不休的话题。尽管京剧男扮女艺术是随着封建道德律令下女演员退下舞台而发达起来的，但梨园演艺史上，男旦的确由来已久（如宋元戏剧中便有“净扮姑儿”、“外扮老夫人”等，旦角由男子扮演的描写在明代小说中也屡见），昔有戏曲联语即云：“男无假，女无真，为何无人嫌假；你不来，我不怪，怎么不请自来。”这“女无真”，就指的是男扮女表演。因此，鲁迅才说“我们中国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激越战将鲁迅对京剧舞台上男扮女式表演艺术不以为然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很大程度就是出于对禁锢人性尤其是女性的封建制度的痛恨。他的《略论梅兰芳及其它》等文，与其说是在把批评矛头对准作为个人的梅兰芳，倒不如说是在抨击一种自病态化历史土壤产生的病态化社会现象，作者的立足点是在社会学而非艺术学。惟因男旦产生的根底里含有这种病态的社会学基因，直到今天，仍有言辞激烈者拿它和东南亚的“人妖秀”并提，视其为“变异人性”的艺术而主张让其消亡。

男性中心话语对旦行艺术的染指是多方面的。有看戏经验者皆知，旦角儿上台，腰肢要柔，步态要碎，走起路来“风摆柳”、“扭麻花”才风情万般招人爱怜。仔细想来，如此柔弱的步态身段，总不免跟过去时代步履蹒跚姿态扭捏的缠足女子的“三寸金莲”相关。读元明清剧作，常常可见剧中男子对女子缠足的由衷赞美乃至肉麻依恋，这当然不会不投射到旦行表演中。梨园行话有道：生角要俊要帅，旦角要柔要媚。媚是一种动态美，旦角要怎样动才媚才美呢？以川剧为例，据前辈艺人讲，得让旦角的步态身段随着锣鼓点子“zhuai”（或“zuai”，四川话中翘舌音和平舌音往往混淆）起来。“‘zhuai’是一种四川土话，艺人手抄本上往往写成‘’，也就是对旦角活泼、轻盈以至轻佻的舞步的俗称。”（3）巴蜀方言中这个由“小足”（上“小”下“足”）组合的“”字，形象地道出了旦角表演语汇深处隐藏的性别文化密码。以摧残女性肉体为代价的缠足，是旧时代女子能否成为男权社会“被看”对象的基本条件，作为病态化的性审美目标，它为男子提供着勾魂夺魄般的性刺激和性心理满足。把“”作为戏曲女角行当的技艺追求和审美标准之一，正是由男权主位语境所造就的并顺应着男对女的那种心理期待。至于梨园中为旦角表演专用的踩跷，就更是女子缠足陋俗在舞台上最直接也最写实的体现，那捆缚在演员脚下的“跷”，其造型即是一双活灵活现的“三寸金莲”（当然，从纯技术层面看，男旦踩跷也为的是将男子的一双天然大足遮掩起来）。旦角踩跷，在旧时又直观地称作“装小脚”，其在本土戏曲表演史上尽管并非像有人说的起自魏长生，但恰恰是“自魏三擅名之后，无不以小脚登场，脚挑目动，在在关情”（《燕兰小谱》卷三），以致“京伶装小脚，巧绝天下”（《金台残泪记》卷二），八方效仿。从性别研究视角看，有如缠足，旦角踩跷无疑为满足男权化的“看”提供着更充分的性审美对象（须知，当年魏长生就是借踩跷来助长其表演之色情意味的）。既然如此，这象模象样地“装小脚”的“踩跷”，在上个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也就难免被目为封建尤物而痛加鞭挞；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女子缠足陋习被彻底废除，其在全社会“破四旧”浪潮中就更是不可逃避地被赶下了戏曲舞台。

（二）

诚然，从社会学角度看，京剧“男旦”的产生有其无法否认的历史局限性，但作为梨园艺术，它从古到今活跃在舞台上，又自有其不可忽视的艺术学依据。百年回眸，从“五四”到今天，尽管经历了种种风风雨雨，戏曲舞台上旦角依然在“”（zhuai），男旦艺术还是那么风光，甚至绝迹已久的跷功也重现在改革开放后的梨园中并赢得观众喝彩。上个世纪90年代被文化部列为传统剧目改编的优秀成果之一的新编目连传奇《刘氏四娘》（川剧）中，便有以鬼狐旦应工的女主角刘氏踩跷的精彩表演。2004年刚刚拉开帷幕，就有消息传来：正月十四、十五两天，武汉京剧院根据冯骥才同名小说改编的大幕戏《三寸金莲》在武汉剧院上演，而“跷功”正是该剧招引舆论和观众的一大卖点……

对此现象，我们应该作何看待和评价呢？不可否认，男权中心的封建主义文化留在戏曲躯体上的烙印甚深，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时代虽已一去不复返，但其残留的阴影在意识形态领域还不能一下子彻底扫除，对之进行学术清算，在今人乃是必然。但是，又须指出，从学术研究出发剖析旦行艺术深处的性别文化密码，绝对不是说今天的作戏者或演戏者沿用此手段塑造人物展现技艺就怀有什么不健康的性别意识。事实上，此乃历史的积淀，从发生学意义上可以指认隐藏其中的性别歧视基因，但它跟后世借此程序化手段进行创作和表演的作家、艺术家并无瓜葛。如旦角踩跷虽源于摹仿“三寸金莲”，可它偏偏在舞台上发展出一种无可取代的高难度技巧之美，而后世演员向台下观众展示踩跷技巧时，或者说后世观众津津有味地欣赏台上演员的跷功时，绝不能说他们就怀有封建士大夫那种“恋足癖”似的病态赏玩心理。同理，一旦社会背景转换，随着性别歧视色彩淡化和技巧审美特征突出，男旦作为一种假定性的“性别反串”艺术也就自有某种存在的合理性。如今，人们感兴趣的乃是舞台技艺，使他们沉醉其中的也只是透过这种舞台表演展示出来的演员功夫，而对其背后隐藏的文化密码并无所知也不必知晓。当年，辛亥革命后，不少持见激烈者视踩跷为封建文化残余，主张应同缠足一样废弃，这固然不错，但他们又忽略了，跷功起自缠足但并不等于缠足，其作为程序化的舞台表演技艺更多凝结着的还是一辈又一辈艺术家的心血和经验，对后者我们没有理由轻视甚至抛弃。今有社会学研究者主张分别从跷的“技术功能”和“象征功能”这不同层面来认识其功过是非（4），倒是不失公允之见。事实上，对“男旦”、“踩跷”以及诸如此类现象，我们都应分别从技巧审美角度和性别审美角度作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既不因其艺术学价值就回避其社会学病根，也不因其社会学病根就否认其艺术学价值。从畸形的文化生发出非凡的技艺，乃是奇特的“蚌病成珠”现象，其在世界戏剧史上并非仅此一二例，识其糟粕不等于就弃其精华，因噎废食、连孩子同洗澡水一块儿泼掉是绝对不可取的。

当年，曾有人问梅兰芳先生，京剧男旦是不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后者仅仅回答了四个字：“这是艺术。”梅先生的回答耐人寻味。的确，“男旦”是艺术，对之我们必须有立足艺术学的审视和理解。这里，有两点务必明确。首先，“艺术并不要求把它的作品当成现实”，在写意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中国戏曲，就更是如此。譬如戏曲舞台上的一桌二椅，借符号学的说法，其作为孤立的“能指”什么也不是，但随着剧中人出场，在表演者的唱做念舞中被赋予规定情景中的“所指”，时而是桥，时而是山，魔术般地变幻出审美时空的气象万千。同一舞台，可以是山是水，也可以是天是地；可为春夏秋冬，也可为风霜雨雪；挥手间已历百岁千载，投足处又越千山万水；既可作陈妙常追赶潘生的秋江，又可作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洞房……但这一切，都是在演员虚拟化的表演动作中“暗示”给观众的。没有实物性的对象，只有虚拟化的表演，但观众丝毫也不觉得有何不妥，因为戏曲是艺术，而艺术是假定性的。中华戏曲尤其看重舞台时空的心理化写意化，把时空营造依托于演员拟象写意的虚拟化表演，并不刻意追求独立于人物表演之外的自然环境写实，离开表演者的唱做念打，舞台上就只剩下一块仅有长、宽、高空间三维却没有任何审美意义的空白场地。戏曲舞台上，时空环境是随着剧中人物的活动不断变化的，让时空流动服从于人物表演需要并通过后者获得具体规定性，景随人走，境随情迁，戏曲演员常常讲要“带戏出场”，便道出个中奥妙。舞台时空处理如此，人物扮演也是这样。京剧“四大名旦”个个是现实生活中的须眉男儿，一旦他们走上舞台，其精彩的表演呈现在观众眼前的就只有“扮女”的艺术。正如观赏传统目连戏中《会缘桥》一折的观众不会去斤斤计较地追究那舞台上设置的是桥还是桌一样，他们也不会去莫名其妙地责问这女角戏中的扮演者是女还是男。换言之，他们明明知道台上道具是桌，但就是要看作戏中的桥；他们明明晓得台上演员是男，但就是要视为戏中的女，因为这是规定情境中由演员和观众之间老早就搭好的审美默契使然。既然“虚戈为戏”，归根结底，以男扮女的“男旦”艺术符合戏曲假定性原则。

此外，还须看到，艺术作为人类精神的花朵，起自人类对自然物的不满足，它是体现着人类能动创造意志的产物。以男扮女的“男旦”技艺，恰恰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人类渴望超越自然局限而走向创造自由的内心愿望，因而得人赞赏。当年，名列川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薛艳秋，就是男扮女角，擅长跷功，而且他脚上的跷鞋乃是铜跷鞋，可见其功夫已臻上乘，“他在宜宾演出《情探》中的焦桂英，因穿着铜跷，一停一步，完全脱去男性体态。”（5）令人惊叹。相对于以女演女出自本色的“坤旦”，以男演女的“乾旦”（男旦）首先就多了一道克服生理性别差异的难关，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正如梅派传人自述学艺经历所言：“那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学习过程。我很清楚，男人演女人比女人演女人要困难得多，要辛苦十倍。比如发音的部位，女人的假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嗓，与她的真声相差就不大。而男生的假声，与他的真声相差得很明显。乾旦的说话与演唱完全像两个人，可见差距之大。”（6）差距越大，突破越难，创造的乐趣也越多。真正的艺术，上乘的艺术，总是要在不可能中寻可能，有限中求无限，束缚中争自由。不断克服困难、不断超越局限的过程，也就是人的创造意志和能动作用不断显现的过程，此乃一块硬币的两面。况且，“男旦演员和后来的坤旦相比，毕竟也有长处。首先作为一种歌唱艺术，男旦底气充足，尤其把唱腔从舞台演出中‘抽出来’细细品味的时候。其次，男旦的艺术生命长久，坤旦一过三十岁就差了。再次，男旦与男性小生做戏时，会在体现‘性’关系的地方敢做又会做，就容易达到美的极致；相反，坤旦和男性小生做戏做到这里，双方难免拘谨。”（7）就此而言，要说性别反串式的男旦仅仅是“扭曲人性”的艺术而绝无存在价值恐怕很难，因为从正面看，那发达得近乎完美的表演技巧中分明还凝聚着一代代艺术家努力挣脱生理局限而不懈创造的精神，这种创造精神我想是任何艺术都永远需要的。诚然，从客观环境看，“乾旦”的出现有其不可讳言的社会学病因；但是，从主观意志看，其形成和发展又很难说跟艺术的美学本质和人类的创造天性无关。

（三）

立足文化人类学，对“男旦”存在的合法性，还可以深入原型（archetype）层面去加以探讨。在我看来，无论“男演女”还是“女演男”，实质上都在阴阳相兼、刚柔相济的审美追求中或多或少体现出“双性同体”的原型。作为基于原始思维的文化原型，“双性同体”在人类历史上起源古老又影响深远，并且随人类文明演进不断显影在东西方文学艺术中。该原型具有跨民族和跨地域的共通性，尤其在世界诸多民族神话传说中得到鲜明体现，“古代人通常将神圣者描绘为两性兼体的即它既是男的又是女的。……事实上，两性兼体是古代人表示全体、力量以及独立自存的普遍公式。人们似乎觉得，神圣性或神性如果要具备终极力量和最高存在的意义，它就必须是两性兼体的。”（8）

从字面上看，“双性同体”（androgyny）又称“雌雄兼体”（hermaphroditism），本是生物学概念，一般用来表述自然界的植物雌雄同株或现实中某些罕见的生理畸形者如阴阳人。当此概念越出生物学接口而被引入人类社会意识领域后，便获得一种文化意义上整合两性力量的超性别的精神内涵。从性别文化研究视角去识读，在原型层面上不难发现，那是旨在从性别合一的叙事中突出一种超性别的非凡力量。这力量，不仅仅属于“阴”（女性）也不仅仅属于“阳”（男性），而是从“阴”、“阳”的团结合力中诞生，它在超常态叙事中往往表现出某种非凡的力量和品格，因而多被作家、艺术家运用在塑造非凡角色、超常人物尤其是正面英雄身上。“双性同体”总是象征着一种超凡的神性和神力，其能量既来自“阴”又来自“阳”，其力度既胜过单“阴”又胜过单“阳”，它是来自两大性别世界的力量的整合与升华，所以它在理论上是不可战胜又战无不胜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证明，这种原始的整一乃是人类发展史上一种相当古老的群体观念，究其心理发生，应源于人类渴望从两性互补中达到强壮有力的内心祈愿，并且有着跟人类自身一样悠远的来历。“双性同体”原型在东方戏曲中有直接体现，如集净角式阳刚和旦角式阴柔于一体而具有明显的双性文化特征的“女花脸”。梨园中习称此类脸谱为“阴阳脸”，譬如川剧《凤凰村》、粤剧《棋盘大会》、莆仙戏《齐王点将》以及闽西汉剧中的钟无盐，还有草台昆《取金刀》中的杨七娘、甘肃秦腔中的穆桂英，其脸谱描绘皆作半净半旦处理。川剧舞台上，《白蛇传》中时而现女身时而现男身的青蛇（生、旦同体）也是同类例证。（9）由此来看以男（阳）扮女（阴）的“男旦”艺术，其无疑当属该原型意识的体现之一。

作为古老的原型，“双性同体”体现着人类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unconscious），具有强大的文化辐射力。从心理分析角度看，美籍德裔学者弗洛姆指出：“男性与女性之间截然相反的原则也存在于每一男子和每一女子之中。正像在生理上，每一男子和女子都具有相反的性激素一样，它们在心理上也是两性的。他们自身带有接受和渗入的本性、肉体和精神的性能。男子──女子也是如此──只有在他的女性和男性的两极融合中才能找到其自身的融合。”（10）原型又称原始意象（primordialimage），在集体无意识研究方面贡献卓著的精神分析学家荣格的理论认为，每个人的潜意识（集体无意识）里都存在一种异性的原始意象，该原始意象可能成为一种起均衡作用的灵感来源和获得对异性了解的知识来源，也就是说，它们分别给男女双方提供着同异性交往的参照系。每个男子身上都存在着潜意识的女性倾向即“阿尼玛”（anima），每个女性身上都存在着潜意识的男性倾向即“阿尼姆斯”（animus），犹如其它原型意象，二者是从物种的原始历史中产生的，具有人类学的普遍意义。“不管是在男性还是在女性身上，都伏居着一个异性形象，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仅仅是因为有更多的男性基因才使局面向男性的一方发展。”（11）反之亦然。如此说来，人人天生都有双性基因，只因“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的主次强弱不同，才有了现实中男人、女人之别。以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著名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谈到太极图时也说：“我相信中国人很早就已意识到这个图隐含的原理：即每个男人都具有或显或隐的女性成份，而每个女人也都具备或隐或显的男性成分”（12）。荣格等人的理论在文化意义上给我们启示多多，它有助于我们超越性别偏见去全面认识人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既然男性精神中含女性特征而女性精神中含男性特征，要顺应此状况，就须使两性都认识到他们各自都本然地具有对方的特点，而这种认识恰恰有助于更全面和更富于创造性的个人产生。即是说，一旦着眼于“人”或“人类”的整体概念，两性互补，生态平衡，才能发展出完整的人格及人类社会。惟其如此，该理论在呼吁建立两性平等互补的“伙伴关系”社会的西方女权学者那里也得到共鸣。（13）

这种两极融合，意义重大，用弗洛姆的话说乃是“一切创造力的基础”。东西方文学艺术中集男、女性别特征于一体的种种事例，其原型喻指在深层意义上正与此相沟通。这种超性别的双性观念，对我们来说并非全然陌生，中国文化史上起源古老的“阴阳和合”学说就与之不谋而合。“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易·系辞上》），“阴阳者，二仪也”（王夫之《周易外传·说卦传》）。作为华夏上古文明的结晶，“《易》以道阴阳”（《庄子》），阴、阳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二者是对立统一，“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阴阳和合而万物生”（《淮南子》），此乃华夏阴阳学说的核心所在。从原始生殖文化语义上看，阴阳和合，孵养人类生命，化育宇宙万物，它是生命之本体和生命之源泉，具有无比强大、崇高、神圣的品格。古老的“太极图”作为具有宇宙生成论意义的东方文化符号，虽以头尾相追迎让有致的黑、白二鱼组成，却偏让黑鱼头部点以白眼而白鱼头部点以黑眼，分明又传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阴阳合体意味。惟此，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说：“太极者乾坤之合撰”，气虽有乾、坤之分，但二者不能孤立地存在，它们总是相互包涵并结合成统一体存在，“是故乾纯阳而非无阴，乾有太极也；坤纯阴而非无阳，坤有太极也。”（《周易外传·系辞上》）阴、阳携手合作方能超凡入圣、强大有力，这是传统阴阳学说的精髓所在，所以，中国艺术总是以刚柔相济为上乘境界。正如有人指出，京剧名家杜近芳“说她在跟梅兰芳先生学戏的时候，必须是先把自己从女的变成男的，表演时再把自己变成女的，这很值得我们从发声、技巧和对女性的观察三个方面进行思考，尤其是对乾旦更有特殊的意义”（14）。以刚性男儿扮柔性女子的“乾旦”或“男旦”，当然也是在这种阴与阳、刚与柔的磨合中成就其艺术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它跟兼容双性的古老原型有着深层次的瓜葛。

（四）

“男旦”招人不悦，除了上述病态基因以及人们对其存在的合理性一面认识不足外，还有没有其它原因呢？有。从接受心态看，这就是以男尊女卑为底蕴的传统性别观念对社会意识的深度制约。按照数千年男性本位社会的文化预设，女性是弱者，是第二性，是次等公民；男性是强者，是第一性，是首等公民。在此观念支配下，任何事物，任何理论体系，任何文化形态，只要一跟女性沾边，就有贬值、降格、掉价的危险，就有被视为“另类”而遭到主流排斥的危险；相反，某种东西一旦跟男性挂钩，就有可能成为增值、升格、提价的对象。现实生活中，有阳刚气的女子往往被看作“女强人”、“女英雄”，受到社会褒扬；带阴柔气的男子则难免被视为“娘娘腔”、“变态者”，遭到世人唾弃。

如此性别观念，当然也会反映在戏曲当中。三国故事中的“六出祁山”，家喻户晓。五丈原，魏、蜀两军对阵，相持不下。狡猾的司马懿按兵不动，诸葛亮粮草不够难于久撑，形势日见危急。聪明的蜀汉丞相终于想出一个激将妙法，他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妇女穿戴的凤冠霞帔和一道战表，试图激怒对方。战表曰：是大将，就堂堂正正领兵出战，决一胜负；是女人，就穿戴上这风冠霞帔，缩在营中……这段故事，后来被搬演在京剧《胭粉记》里，为戏曲观众所熟悉。故事结局如何并不重要，让我们感兴趣的倒是这奇特的“诸葛妙计”。孔明先生用来对付司马懿的这种手段在今人看来如同儿戏，可在那个男尊女卑社会的道德观念中却是不得了的事情。既然“女人”被权力话语定位为跟“小人”为伍之流（儒门向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一说），让男着女装，也就是让男效女态，这绝对是七尺男儿堂堂大丈夫很难容忍得下的奇耻大辱。同类例子，在旧时本土乡村社会民俗中也能见到，是作为对肇事男子的惩罚手段使用的。乡里社会的民俗中，涉及乡村管理的惯制之一是“村制裁”，这是针对村内成员的惩罚事务，其形式多种多样，如罚钱、示众、烧屋、没收、赶出村寨等等，如民俗学家乌丙安指出，“满族17世纪的部落制裁有用锅底黑灰抹脸示众，男穿女服示众，‘划地为牢’（罚站示众）等习惯刑法。”（15）这里，“女服”依然是被作为羞辱符号使用的，本质上跟以上“诸葛妙计”并无不同。从民俗和戏曲的例子不难看出，原本并不包含什么感情色彩和评判意味的“女服”，恰恰由于男性中心社会里男尊女卑意识的强势渗透，才变成了一种可以用来使当事人脸面扫地的武器或工具。对其中蕴含的性别文化密码，我们不可不反思。

放宽眼界来看，上述现象在整个戏曲艺术中绝非是孤立的。此前，笔者分析过戏曲中转易性别的身段表演，发现男扮女式的“女身法”往往出现在喜剧里，女扮男式的“男身法”则总是亮相于正剧，其中显然包含着基于性别意识的道德评价。即是说，让男扮女装或男作女态，其运用在舞台上往往具有喜剧色彩，意味着某种非肯定性的道德和审美评价，这从京剧《胭粉记》中的“诸葛妙计”以及川剧《做文章》里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无聊时学女人步作女人态的表演可以窥豹。那么，让女作男态或女扮男装，其出现在戏曲作品里又情况如何呢？看看迄今犹被再三搬上影视屏幕的《孟丽君》、《木兰从军》之类描写女扮男装女子建功立业的故事，当不难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些表现女性不甘雌伏不甘压抑的精神呐喊之作，古往今来脍炙人口，是梨园作者和广大观众共同感兴趣的、明显体现出肯定性乃至歌颂性评价的正面题材。拿“女扮男”和“男扮女”作对比，二者异同很容易看出来：首先，从人物形象看，“女扮男”往往受到社会承认和礼赞而且人物也多以正面形象定位（如沙场立功的英雄花木兰、金榜题名的才女孟丽君等），“男扮女”总是遭到非议、嘲笑、否弃，其人物不是以喜剧形象就是以反面形象出之（如《做文章》中学“女子身法”的公子哥儿）；其次，从人物处境看，“女扮男”故事中女子易性乔装多是出自主动（如木兰姑娘为尽孝道主动提出替父从军，从头到尾她都心甘情愿无有怨言），“男扮女装”题材中男子易性乔装多处于被动（如敌方送给司马懿的女装，绝对不会是他想要的）……

由此对比，一个常常被世人忽略却又十分重要的性别文化事实便呈现在我们面前：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戏曲作品里，“男扮女”和“女扮男”在世人的接受意识中之所以成为两种意味相反的塑造和评判人物手段，根底里还是基于人类历史上那种古老又传统的性别观念──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男贵女贱。男扮女装是尊向卑低就，当然用于否定性对象或表达否定性评价；女扮男装是卑向尊看齐，自然用于肯定性对象或表达肯定性评价。（多年来世人对男扮女的“男旦”表演心存反感，仅仅视其为“扭曲人性”，难道说丝毫未受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吗？）看看，同样性质（性别越位或错位）的现象，却得到截然对立的价值评判，让人不能不感到奇怪，也不能不引起警惕和反思。我想，作为学术研究者，我们应当保持头脑清醒和立场公正，大可不必受此观念影响戴着有色眼镜而“谈女色变”。今天，当我们讨论京剧“男旦”艺术以及诸如此类文化现象时，还是努力跳出这种性别观念旧窠，少受如此这般惯性思维的束缚为好。

注释：

（1）关于笔者所作这项研究，请参阅廖明君《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研究——李祥林访谈录》（载《民族艺术》2000年第2期）、周企旭《戏曲研究的开拓创新——〈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读后感》（载《四川戏剧》2001年第5期）、叶鹏《用现代意识烛照民族艺术的新成果——评李祥林〈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载《艺术界》2002年第3期）、廖全京《在戏剧常青藤上理性地栖居——读几位戏剧学人近著札记》（载《四川戏剧》2003年第3期）等文章。

（2）江上行《六十年京剧见闻》第170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0。

（3）王朝闻《万丈高楼平地起：〈川剧艺诀释义〉序》，载《川剧艺术》1980年第1期。

（4）黄育馥《跷在京剧中的功能：性别研究的观点》，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

（5）丁天锡《“艳丽亲王”薛艳秋三次来宜演出追记》，载《宜宾文化》2006年第3期。

（6）（14）梅葆玖等《看乾旦说乾旦》，载《中国京剧》2004年第1期。

（7）徐城北《品戏斋神游录》第20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8）卡莫迪《妇女与世界宗教》第14页，徐均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9）参阅拙作《戏曲中的“双性同体”及其文化意蕴》，载《福建艺术》2001年第6期。

（10）弗洛姆《为自己的人》第256—257页，孙依依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11）荣格《心理学与文学》第78页，冯川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

（12）引自郑思礼《中国性文化：一个千年不解之结》第150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

华夏范文篇9

在北京市密云县建设“中国印”摩崖石刻和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中华和平龙”,是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为推进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于同时期向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奥组委领导同志提出建议和创意,在得到肯定和支持后,予以全面发起和大力推动的重大文化项目。目前,“中国印”摩崖石刻已于今年7月13日即北京申奥成功7周年之际正式落成,成为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的一道壮丽景观;“中华和平龙”建设的创意和设计方案在去年年底向全球广泛征集后,今年又进入了“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和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的重要阶段。可以相信,这两个文化项目的实施,一定会对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汉字,是中华文化在抽象状态意义上的主要载体;龙,是中华文化在形象状态意义上的主要载体。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长期以来一直对汉字文化与龙文化的精神内涵进行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多次指出,汉字具有抽象性和形象性结合的意蕴和结构,不仅在意蕴上可以不断纳入时代精神,推陈出新,而且可以在结构上通过艺术造型,产生新的重大文化内涵,“中国印”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而龙文化的内涵是“和谐共生、团结合力”,这可以从龙的形象是多种动物形象的合成和龙文化的民俗民风项目舞龙和赛龙舟是个人与集体力量有机融会的特殊项目这两个基本事实予以证明。这说明,无论是抽象状态意义上还是形象状态意义上的中华文化载体,其本身都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内在气质,而这种气质与奥林匹克精神所强调的“和平、友谊、进步”也是完全一致和相通的。因此,用“中国印”摩崖石刻和“中华和平龙”建设这样两个文化项目来体现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对接和结合,本身就具有在理念上和气质上完全相通相合的境界。

“中国印”摩崖石刻建设在北京市密云县这样一个生态县,“中华和平龙”将建设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这说明我们在建设人文项目时,同时追求人文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印”是北京奥组委经过征评而确定的北京奥运会标志,用摩崖石刻方式建设既定的文化标志,相对而言可以推进得快一些;而“中华和平龙”的建设,首先要通过面向海内外征集创意和设计,确定能够表现中华龙“和谐共生、团结合力”内在特质的方案,相对而言其精神劳动量会更大、更复杂一些。因为,将“中华和平龙”建设在以“奥林匹克”命名的公园,标志着中华龙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永远贯通,我们有理由、有责任把精神劳动做得更扎实、更细致、更稳妥一些。现在,经我国有关部门批准,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与台湾有关机构共同发起了“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和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必将把“中华和平龙”创意和设计的征评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从而更有力地促进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举办将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但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将是我们要推动的永恒事业。我相信,这一事业将在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腾飞的历史进程中,同时走向成熟和辉煌!

和谐共生团结合力

2006年10月,与建设“中国印”摩崖石刻项目的倡议一起,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向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奥组委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以“和谐共生、团结合力”的文化理念为主题,向海内外全面征集创意和设计,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中华和平龙”的建议,得到了肯定和支持。2007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下文同意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开展设计工作,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于当年9月向全球,特别向海内外华人征集“中华和平龙”建设的创意和设计。

将“和谐共生、团结合力”作为“中华和平龙”建设的文化主题,是华夏文化纽带工程长期深度研究和大力弘扬中华龙文化精神内涵的结果。2000年是龙年,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与国家体育总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一起,在海南省举办龙文化艺术节。他们于1999年年底,就组织课题组,研究中华龙文化的精神内涵,力图从理论上回答中华民族为什么以龙作为自己的象征。他们的研究结果是,中华龙文化的精神内涵应当是“和谐共生、团结合力”。首先,这可以从龙的形象是诸种动物形象的合成这一事实得到证明。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将自己的各种动物图腾形象集中到了龙的形象中予以表现,黄帝的传说中也有过这方面的表述。其次,这可以从龙文化的民俗民风项目舞龙和赛龙舟是个人和集体力量完整的有机组合这一事实得到证明。在舞龙和赛龙舟中,个人的操作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必须在操作和谐中得到共生,必须在团队团结中形成合力。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多位领导同志的肯定。钱其琛同志于2000年为华夏文化纽带工程举办龙文化艺术节而作的《深刻开掘和研究龙文化的精神内涵》一文明确提出了这一论点。以后,担任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主任委员的成思危、李贵鲜、韩启德、周铁农及叶小文等领导同志也先后撰文阐发过这一问题。

在从理论上提出“和谐共生、团结合力”是龙文化精神内涵的同时,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力图将这一深层理念转化为艺术形象,先后于2000年年底和2004年举办了“华夏龙情”和“龙的传人”大型演唱会,并形成了由成思危、许嘉璐等同志审定的《让中华巨龙飞起来》的主题歌。2002年,时任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易建湘同志向组委会提出建设“中华和平龙”的设想,并根据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委托,连续组织了龙文化知晓程度的深度抽样调查。抽样调查结果证明,多数受访者肯定自己是龙的传人,但不知道为什么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一事实推动了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通过建立艺术形象来传播和普及龙文化精神内涵的步伐。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中华和平龙”的项目由此提出和发起。

追求文化主题和艺术形象的和谐统一

在确定一定的文化主题后，全面征集与此相适合的艺术创造，是国际开展大型活动的惯例。如，北京奥组委就全面向国内外征集北京奥运会会徽和吉祥物的创意和设计方案。可以预见，这种方式将会越来越普及和普遍。但是，这也会形成一个内在的深刻矛盾，即抽象的文化主题和具体的艺术形象如何能达到和谐统一。在遵循国际惯例开展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和设计第一轮征评活动时，我们也遭遇了这一深刻矛盾。

自2007年9月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开展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和设计第一轮征评活动后，在全球收到创意设计作品近70份，符合征集要求的20余份，收到支持信函600多份。从我们征集到的创意设计作品来看，其中有精彩之作，我们已评选出海峡两岸的优秀作品4件，准备予以颁奖。但即使是精彩作品，也尚未能解决以艺术形象反映龙文化深刻主题的问题。第一，如何使龙的艺术形象全面展示龙文化“和谐共生、团结合力”的深层理念？由于形象性作品往往具有个体性，因而具有单面性，不能起到全面展示的作用；第二，在反映深刻内涵后，如何使其艺术形象的创造具有神圣、神奇、神往的风格，具有艺术震撼力和辐射力？由于用抽象状态的作品表现文化主题，虽然全面性程度高，但艺术形象的缺憾比较大。为此，我们将以追求文化主题和艺术形象和谐统一的思路，来开展“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

我们认为，以精品性的艺术形象来反映深刻的文化主题完全是有可能的。海内外的相关事实和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和设计第一轮征评活动都为我们解决这一课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首先，可以通过群体性的形象，多侧面从而全面地反映文化主题。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就用5个福娃共同表现主题；同时，也可以用较抽象性的图案来反映较为全面的主题。因为具象形态的作品反映主题一般单一，抽象形态的作品反映主题的涵盖面较大。如北京奥运会的会徽中国印，其设计相对抽象，但涵盖了北京奥运会的主题和理念。但是，无论用群体形态还是抽象形态的作品反映文化主题，都应贯彻创新精神并融入时代元素，这就要求作者深刻开掘主题并全面理解时代精神，这实际是能够以精品性的艺术形象反映深刻文化主题的前提和基础。

本着上述理念和理解，我们将全力投入到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中去，以求在中华和平龙项目的运作过程中达到预期目标，为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做出贡献。

加强两岸中华文化理念上的交流与合作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和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于今年5月共同发起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活动,各自负责海峡两岸的中华和平龙建设活动的宣传和运作。根据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的委托,有关台湾人士已向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寄送了有关中华和平龙的一件雕塑创意和平面照片;一首主题歌;一件书法作品,并将来京参加“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仪式。

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和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的合作基于双方有着共同的文化认同,双方都一致认为,为了海峡两岸同胞的和谐相处,必须达到双方在文化理念上的深度沟通。因而,双方都要弘扬中华龙文化的“和谐共生、团结合力”精神。

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与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已有过一次成功的合作。2000年底,双方发起了《中华故土地图》推广活动,即在全国各行政区域的名胜古迹处采取原质土壤,送到北京,制成特型地图――《中华故土地图》,予以安放。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在连战先生等一批重要人士题词支持下,于2001年1月1日在阿里山采取原质土壤,于当年3月2日(即习俗中的龙抬头日)送到北京长城脚下,参加两岸汇土仪式。2003年,央视春节晚会以艺术形式报道了这一重大活动;2003年正月初一,汇聚了台湾同胞送来的原质土壤的第一块《中华故土地图》文化标志被安放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之所以有这样的重大举措,是因为双方对中华大地文化有着共通的认识。双方一致认为,“聚沙成塔,汇土成地”是中华民族团结合力的深刻体现。这种精神,孔子也有过经典论述。《论语?子罕》中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这一含义在传说由孔子整理的《尚书》中成为经典性的成语“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整体的意思是,缺少一筐具体的土,就不能汇成高山。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这种大地文化,双方共同组织了《中华故土地图》推广活动。

在中华经典《易经》中,开首就是乾坤二卦,分别以龙寓天,以马寓地。中国人所说的龙马精神就是从此而来。在组织了汇土活动后,再组织弘扬中华龙文化活动,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天地人合一精神和龙马精神。而中华龙文化“和谐共生、团结合力”的精神内涵与“聚沙成塔,汇土成地”的中华大地文化完全是一脉相通的,共同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谐与和合。

龙文化的精神内涵是“和谐共生、团结合力”。这可以从两个基本事实得到证明。第一,龙的形象是诸种动物形象的合成。古人说过,龙“角似鹿,头似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这说明中国人民是在发展过程中,将各种动物图腾集中在龙身,使龙成为中华民族和谐共生、团结合力的象征;第二,舞龙和赛龙舟是民俗民风中龙文化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在舞龙和赛龙舟中,个人必须把自己的行动完全融入集体合力中,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个人和集体的智慧与力量得到了最充分的融合。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团结合力精神也是和谐文化的充分体现。

从2000年起,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始终弘扬并强调这种龙文化的深层理念。支持和参加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活动的多位国家领导同志都撰文阐述过这一理念。在海峡两岸关系出现转机的重大历史时刻,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高度认同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提出的这一理念,并共同决定,以此理念为内核和指导,开展“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

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和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在共商中华和平龙建设文化理念过程中体会到,“和谐共生、团结合力”的龙文化精神内涵是对海内外华裔同胞骨肉亲情、血脉相连的反映和体现;是对中华民族从来具有但在2008年特别体现出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民族精神的反映和体现;是对中华民族情义无价、大爱无疆价值观的反映和体现。在“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开展全过程中,应坚持这种文化理念和高度。坚持“和谐共生、团结合力”的文化理念和高度,能够使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明白自己为什么是龙的传人,明白中华民族为什么要以龙作为自己的群体象征,从而提高文化自觉性,增强文化凝聚力,加强海峡两岸同胞的交流和沟通,加强海内外华人的交流和沟通,加强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的交流和沟通。在“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开展全过程中,坚持这种文化理念和高度,就是坚持使中华和平龙的艺术形象具有更为深刻和丰厚的内涵,不至于流于肤浅和片面。这是历史和时代的要求。

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和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在此过程中也认识到,将深刻的文化理念转化为艺术形象有着很大的难度,将深刻的文化理念转化为有震撼力的艺术形象有着更大的难度,需要参与者具备更高的激情,更强的意志。为此,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和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呼吁海内外华裔同胞和国际友人,积极参加“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献出自己的心智来创意和设计,使中华和平龙真正能够建设成为和谐文化的体现和象征。

2003年春节，由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和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从海峡两岸汇土制成的第一块《中华故土地图》文化标志在北京中华世纪坛正式安放。

致力于深度文化的沟通

中国印摩崖石刻已经在北京市密云县建成,中华和平龙建设目前进展到了什么阶段?

中华和平龙建设更致力于海峡两岸同胞、海内外华人的深度文化沟通,更致力于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深度文化沟通。这两个项目是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同时向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奥组委领导同志提出建议的。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奥组委领导同志的意见,北京奥组委和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分别指导了这两个项目的工作。这也说明,后一个项目是城市建设中的重要项目,时间可以相对长一些。同时,用摩崖石刻方式展示中国印,已有了中国印的设计方案;而中华和平龙建设,首先需要汇集全球的创意和设计,形成精品方案。将中华和平龙建在一个用“奥林匹克”命名的公园里,必须致力于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深度沟通,以此标准筛选出设计方案进行建设,才会具有长效性。

将中华和平龙建设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中,有什么深度内涵?

华夏范文篇10

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中，所有存在重大差异的文明之间，其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上存在的差别【3】，如本文中涉及的具有古希腊文明特征的西方文明，具有华夏文明特征的华夏文明圈，具有犹太－基督教文明特征的宗教文明等等。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不同文明的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锏牟畋穑饔糜诟髯晕拿鞯墓乖旎疲纬闪瞬煌拿鞴乖旆妒降牟畋稹T谖拿魇返难莼讨校庖徊畋鸨唤徊饺谌氲礁髯晕拿鞣⒄乖诵械哪谠诨浦校纬啥杂Φ亩谰咛氐愕纳缁嵯窒筇卣骱蜕缁嵩诵谢啤?/P>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些现象特征和社会运行机制，与文明构造的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体系密切相关，所以在涉及不同文明间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运行机制评价时，就出现了评价机制和评价标准的差异。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一差异的存在成为了不同文明间冲突的根源，并且自这一差异产生时开始，文明间的冲突就已产生，并伴随了文明史演化的始终。近现代广泛引起关注的文明间冲突和文化冲突问题就源于这一差异。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冲突也是同一类型的问题。

因此，回顾历史，方法论范畴衍生的问题，是一个伴随了文明史演化进程的问题。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方法论构建和应用问题伴随了人类文明演化发展的始终。

今天，我们面对世界文明交融、不同文明间方法论体系相互渗透的时代背景，进行相应的方法论比较和诠释，厘清其方法论本源问题的认识，澄清其沿革路径上的种种误区，有利于对许多本质问题的认识和评价。

以诚实务实的态度考察分析，要做好这一工作，逻辑的起点仍需要回归到文明起源，从文明起源的基本问题上入手介入相关问题的分析。只有这样，拨开历史掩盖的真相和学术探索的歧义，还原相关问题的本来面目，中国文明的方法论和中西文明的比较等历史性质的问题及困惑，才有可能逐渐清晰起来。

二、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和考察问题的视角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人类必须面对和处理两大基本问题。其一，人类必须处理和自然环境间的关系问题（人类个体生存的特定地理空间内自然环境和人类的关系问题）。其二，人类必须面对和处理特定社群内的人与人关系问题。这两大问题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群生存和延续的条件。

在人类处理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时，人们需要观察、演绎、诠释这一特定地理空间内的自然现象和物像，探索和自然环境间相互适应与协调的方式方法。如怎样认知特定地理空间季节变化（春夏秋冬四时节令）及其气象变化（天气的阴、晴、雨、风以及干燥和潮湿），怎样从所处的特定地理空间环境中取得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如何适应气候物候的变化，保持身体的健康等等。

在人类处理社群间人与人关系时，人们需要探索如何同社群中的其他个体处理关系。如血缘的和非血缘的关系、经济利益的关系等等。在文明进化到国家层面时，人类还要处理社会个体和国家与民族的关系。

在人类的演化史中，这两大问题是人类探索与生存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基本前提，也是人类文明演化的一前提。

如何考察和认识、演绎和诠释特定地理空间内自然现象和物像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任何考察和认识、演绎和诠释特定社群间人与人之间关系，是人类与自然界协调相处以及社会关系协调的基础。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一协调的基础对应了人类文明的起点。

在文明史的沿革中，现实的问题是如何选择考察的视角？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中，因为不同的视角选择会产生不同的问题界定以及不同的逻辑演绎方式方法，会得出不同的认知结论。更有意义的是这些结论和结果延伸到对自然界各种物像和现象关系的解释，会作用和影响人类对于自身和自然环境间相互关系的处理，并影响人类社会个体间相互关系的评价和处理方式。

从现实可考的人类文明史演化轨迹出发，本文选择对现实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古希腊文明、华夏文明和犹太－基督教文明作为分析和考察样本，考察其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差别。从文明演化的路径这一角度，考察不同文明在构造机制上蕴含的文明构造范式的差异。【4】

就古希腊文明的发展演化过程而言，古希腊哲学在发展之初，古希腊先哲做了一个自然界构成的假定，即假定自然界是由微观结构——元素和原子构成的。古希腊哲学家这一自然界微观构成的假定，及其探索自然世界的目的——自然界构成的本源和原理，确立了古希腊文明考察自然界的视角。在阿娜克萨戈拉和柏拉图将这一探索自然界的视角，引入社会问题探索后，成为古希腊文明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视角。【5】

和古希腊文明确立的考察世界的微观视角不同，华夏文明先哲确立了“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世界的视角。华夏文明确立的这一视角和古希腊哲学确立的微观视角的差异在于，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视角在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问题时，突破了古希腊哲学范畴的考察视角过分注重考察对象的微观层面，即从微观层面界定考察对象——样本，从考察对象演化轨迹中确定样本选择和选择样本时间序列的方法。“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将影响考察对象演化发展的现实环境因素纳入考察的范围内，注重相关因素对于考察对象现实状态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见下文）。因此，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确立了其考察方法的整体性和现实性。二者相比较，华夏文明的方法论视角选择，恰好克服了方法论演绎中的现实条件性的桎梏，这是注重在历史轨迹中选择样本和时间序列的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难以逾越的。

和古希腊哲学的考察视角与华夏文明的考察视角都不同，犹太－基督教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视角是界定在宗教（神性）上的。犹太民族的先祖在其文明演化之初，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及其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上，将考察和设定职能赋予了上帝，并归结在上帝的创始设定中。在《圣经•旧约》的开篇，上帝创造天地万物，设定了自然界万物间的关系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后的诸约中，上帝又设定了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这一视角，在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和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处理上，省去了需要考察者弹精竭虑探索思考的过程。在具体的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和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处理上，犹太－基督教文明设立了神职人员来协调这一关系。【6】

三、中国古文字中的视角、概念、逻辑和时态

——以“事”的文字解析为例的古希腊哲学相关比较

在人类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认知的演化过程中，人类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问题的知识是从具象到抽象渐次进行并取得的，并且这种认知的取得基本上依照考察对象的确定、考察对象的研究分析、考察对象的认知形成和考察对象的认知检验等环节。在具体的考察工作中，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要确定一个具象的考察对象，首要的工作就是对考察对象进行界定和描述。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考察对象的界定和描述需要相应的语言或文字工具来展开。在人类文明的演化进程中，语言或文字的构造及其应用规则，也被打上了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烙印，蕴藏着许多内在的机巧。这是因为，其一语言或文字的结构构造和应用规则，受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选择的影响与制约；其二，语言或文字是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载体。因此，在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展开和语言或文字的运用中，二者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共生关系。

因此，在具体的考察对象界定和描述中，考察对象的界定过程和结果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其一是考察对象的视角，其二是考察对象界定和描述时所应用的语言或文字选择和构造。考察对象的视角影响考察对象的界定和描述的原因在于，考察对象的视角存在差异时，对于被考察的问题而言，其被感知的层面和状态就会存在差异。如观赏山水时，远近高低不同的角度观景，会看到不同的景色，既所谓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现实问题的考察中，这一现象也广泛存在。

在对具体对象进行考察时，除考察视角之外还会涉及到考察对象的具象和抽象、涉及到考察对象的界定、涉及到考察对象的运行过程（样本选择和时间序列），及其考察对象的描述。

在进行具体对象的考察中，相关问题的阐释比较抽象和复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下文的展开中，尝试以古文字“事”的文字结构解析为例，辅助解析这一问题。

1、“事”文字结构及其解析

“事”在华夏文明的文字结构体系中，“事”是一个复杂的文字结构，其文字结构中包含了数个相关的文字结构和概念关系及相应的时间序列问题。同时，“事”的文字结构表述概念内涵的实指和虚指，涉及到了前文表述的考察对象的具象和抽象、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表述及其相应的方法论范式问题。【7】

“事”，《说文解字》中说：“事，职也。从史，之省声。”许慎的这一交代表明，“事”的文字结构和“史”、“之”相关。“史”，《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许慎的这一交代表明“史”的文字结构和“又”与“中”相关。“又”，《说文解字》中说：“又，手也，象形。”“中”，《说文解字》中说：“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也。”“口”，《说文解字》中说：“口，回也。象回币之形。”“丨”，《说文解字》中说：“丨，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读若毛卤；引而下行，读若退。”

这里顺着许慎的《说文解字》梳理了“事”的文字结构。其实在“事”的文字结构中还有一个字和其密切相关——“吏”。在“事”的文字结构演化中，“吏”和“事”【8】的文字结构和概念语义具有承起关系。“吏”，《说文解字》中说：“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声。”

如此梳理下来，可以发现，在“事”的文字结构中，蕴含有以下具有完整意义的文字结构：（1）口；（2）丨；（3）中；（4）史；（5）又；（6）吏；（7）一；（8）事。在“事”的这些相关文字结构及其概念内涵的逻辑演绎中，每一个文字的结构都有其完整的概念内涵，“事”的文字结构和概念内涵由这些相关的文字结构和概念演绎导出。

“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作“回也，象回币之形。”许慎以回币之形释“口”，许是借鉴古钱币外圆内方之型。外圆内方是华夏文明方法论范畴的一个重要概念。“圆”的寓意是天，“方”的寓意是地。作为“地”的“方”，有四方的语义，是一个空间概念。

具有空间概念的“口”和表上下的“丨”构字，形成了“中”字的文字结构。许慎释作“中，内也。从口、丨，丨上下通也”。从文字结构的具象和抽象考察，表四方的“口”和表上下的“丨”结合构字，其语义怎么会衍生出许慎给出的“内也”呢，其“内也”的确切含意又是什么呢?“口”表示的四方之型，如果将其边界缩小，小到可以将其划在一个器物上，那么“口”表示的就是一个平面。在一个平面中有一个表示上下的“丨”贯穿其中，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空间。再将为了形象化而缩小的平面扩展，还原回其四方的观念中，其实在“中”立体空间概念内涵中，包含了可观、可感、可思、可冥想的天上、空中、地上、水中、地下的万物。所以许慎释“中”曰“内也”。【9】

按照许慎给出的“中”的文字结构的释义，近现代运用的“中”字的字意，应是取意于“中”字的文字结构所表示的立体空间的交点。【10】

在“事”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的逻辑演绎中，“中”字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的阐发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研究工作做的不好，将影响“事”的文字结构解读、逻辑关系推演和语义阐发，从而影响到本文阐发的主体。

按照《说文解字》中“事”的文字结构解析，分析了“中”字的文字结构和语义，接下来应该分析“史”的文字结构和语义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史”作“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在“史”的文字结构中，前文已经交代了“中”，而“又”是“手”的变体。

在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中，天地间万物经过了行为主体“人”的活动，由“人”的手（又）去加工、去塑造、去美化、去劳作，留下的轨迹就是“史”。在考察对象的表述中，其实“又”的动作执行的时间序列，并不仅仅是“史”——轨迹涵盖的内涵，还包含有“又”的动作执行的状态和发展趋向的内容。从文字的结构和逻辑关系演绎及语义的沿革考察，许慎表述的“史”的语义“记事者也”，应是“史”的文字结构和逻辑关系演绎中其“轨迹”被记录的部分。

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范畴中，天地间万物的运动都有其特定的约束。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范式体系中，将这种约束归结为“道”。所以，在由“中”和“又”构造了“史”的文字结构后，古人开始考虑考察对象（被“又”操持和把握者）运行轨迹约束的表述问题。

对于考察对象运行轨迹约束的表述，古人造字时在“史”的文字结构上加了一个“一”，构成了“吏”字。

“一”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和方法论范畴的“道”密切关联。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一”：“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一”和“道”构成了他们思想体系的联结点。其实，在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和方法论体系中，“一”是华夏文明先民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协调和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协调的归结，是天地间万物存在、繁衍生生不息的道的承载。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吏”：“吏，治人者也。”将“一”作用于“史”，即“一”对于考察对象（史）的约束释作“治人者也”，应是交代了许慎释“吏”时考察问题的视角。从社会的角度考察比拟华夏文明方法论系统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关系的演化。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中，吏——政府官员实际控制着人类社会运行的轨迹、状态和发展趋向。

从“吏”的文字结构和逻辑演绎考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出的“吏”的释义，缩小了“吏”字的文字结构和逻辑演绎中应涵盖的范围。

前文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基础，解析了和“吏”有关的文字结构、逻辑关系演绎过程及其语义。下文以此为基础解读“事”的概念界定及其相关问题。

在“吏”的字型结构中，其“史”字字型结构中的“又”，还有一种变形“”，这样就演化出了一个“吏”的变体字“”。

在“又”作用于考察对象的时间序列中，“史”是“又”作用于考察对象留下的轨迹和痕迹，在时间序列的时态分布中属于过去的状态。当“又”作用于考察对象时，“中”的文字结构中的“丨”从“又”（手）中穿过，预示着考察对象还在人手的握持和操持状态中（在时间序列的时态分布中属于现在进行时的时间状态）。于是，在文字的字型结构演化中就有了“事”的文字结构。

2、“事”的文字结构取向及概念和古希腊哲学相关问题比较

从“事”的文字结构解析可以发现，就“事”的文字概念和语义而言，“事”的文字结构包含着以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A、“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包含的对象是天地间（中）存在的万物。B、“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对象可以是具象的对象，也可以是抽象的对象。当“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对象是具象的对象时，其“事”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是考察、分析和操作（又）的具体的对象（事或物）。当“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对象是抽象的对象时，其“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泛指天地间和人的行为（又）有关的所有对象（事或物）。C、行为主体——人，对于考察、分析和操作（又）对象的动作过程，要受到天地间运行的大道“一”的约束。D、“事”和“史”之间具有路径关系，“史”是行为主体——人考察、分析和操作（又）作用于对象——“事”留下的轨迹或痕迹，“事”是“史”的具象演化过程中每一时点的状态。

“事”的文字结构分析和概念、语义演绎表明，华夏文明的文字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问题的取向和构造方法体系的视角，和“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方法论取向和视角相一致。

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中，其考察问题的微观视角设定及其自然界构成的“元素”、“原子”论假设，决定了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在界定考察和分析对象时，必须进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及物像的分类和分割，因为不同的类及其分割部分，可能源于不同的元素组成或原子结构。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分类、分割工作不能完成，其相关的研究考察工作就难以展开。

在现实的工作中，要完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分割和分类工作十分困难。因为假定中的元素和原子构成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和物像，其元素的构成和原子的结构极少表现在其现象和物像的表象中，所以相关的分类和分割只能通过现象和物像的某些特征及其运行轨迹中的某些痕迹分布来实现。近现代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在世界的科学实践，也体现了这一特征。

对于考察对象的分类界定——概念而言，相关的问题还表现在概念表述的文字或语言构造上。华夏文明的文字构造因其和方法论体系同源，具有象形和会意的属性，从而蕴含了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属性。同时，文字结构组合中蕴含了文字结构的概念关系和时间序列问题，所以文字结构中还蕴含有逻辑内涵。

就考察对象的表述——考察对象的概念界定而言，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表述选择的是拼音语言。在拼音语言的选择中，字母构造和字母组合已经脱离了其表述对象的具象和抽象。所以，就其字母组合的概念表述而言，不得不用字母组合的相关词汇给以说明。这是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自产生之初就构造有明确的概念要素的原因之一（解决考察对象的表述问题）。

同时，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是从微观视角选择考察对象的。在对考察对象进行考察和分析时，由于考察对象的微观结构——元素和原子在其表象中常常难以直接表现和体现出来，因此为了研究的方便，不得不对其表象特征进行假定前提下的分割和分类，归结考察对象的现象特征（确定样本属性），并以此设定样本的时间序列，归纳演绎考察对象的“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

但是，在具体研究工作的展开中，由于考察对象现象特征的相关分割和分类的界限和边界确定，不同的研究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至于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中，必须要明确考察对象现象特征的的界限和边界，并给出相关概念间的关系——包含和相容，然后相应的研究工作才能进行。这是其方法论体系中必须构造概念要素的原因之二（解决考察对象的界限和边界）。

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中，在概念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逻辑属性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范式形成的过程中，考察对象的确定是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和物像的分割和分类中进行的，考察对象被分割和分类后，还必须考虑这一对象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整体及局部间的关系问题，考虑其间的相容和包含关系。在古希腊哲学史的演化中，这一相容和包含关系演化出了古希腊哲学范畴方法论体系中的逻辑问题之一（概念间关系表述）。

同时，在考察对象运行状态的表述中，也是由于选择的语言字母构造脱离考察对象的具象和抽象的原因，不得不构造出特定的句式结构来处理其运行状态的时间序列问题，并产生了相应的句式结构中的时态，形成了句式结构的逻辑。这是古希腊哲学在产生之初就有逻辑要素存在的原因之二（时间序列表述）。

前文的研究分析表明，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二者之间，由于方法论体系的介入视角和文字或语言构造不同，对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表述也不相同。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方法论体系介入视角下，考察和分析对象及其运行状态的表述体现在文字的构造中，文字结构中蕴含有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概念和逻辑要素，所以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没有独立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存在。而对于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而言，其方法论体系介入的微观视角和拼音语言构造，使方法论体系的展开不得不创造概念要素以使相关工作能够进行，并同时衍生了其方法论体系中的逻辑问题。

四、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中的认知与操作状态的衔接

——以“是”和“政”的文字解析为例及相关比较

前文说明了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考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又以“事”的文字解析为例，分析了这两个方法论体系相关的概念界定及表述、逻辑演绎及其相应的时间序列问题。但是，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的具体分析过程中，方法论体系设定的视角如何展开、“事”的认知结果如何和操作过程“又”进行衔接，以及如何实现操作过程“又”的社会效果评价等问题，仍然是一些现实的问题。

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演化过程中，这些工作又极其重要，因为对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知（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理论），只有实现了与其操作状态（实践）的衔接，才能体现整个考察和分析过程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如何实现这些工作、这些工作的实现又如何表述呢？

1、对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知及其与操作状态的衔接——“是”

华夏文明在文字上构造了一个判断的结构“是”，将考察和分析对象取得认知——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与操作状态进行衔接（即近现代概念范畴的理论和实践衔接，或者通俗的说“从理论到实践”）。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是”：“是，直也。从日，正。”在“是”的文字结构中，许慎给出了“日”和“正”两个结构。“日”是太阳的象形，在概念内涵和语义上没有进一步解析的必要。

“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正，是也。从止，一以止。”。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一”是一个特定的概念（释义参阅前文释“一”）。“止”《说文解字》中说：“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芷，故以止为足。”其实在甲骨文的文字结构中，“止”就是“足”的象形。【12】

在文字结构的取象中，“足”是站立和行走的工具。其抽象的语义可以延伸为行为。人的行为合乎文明体系方法论范畴规范的“一”（或“道”），就是“正”。“正”的判断能够暴露在阳光下，人人都可以观察得清楚明白，就是“是”。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是”，用甲骨文中眼睛象形的文字构造——“直”来释“是”：“是，直也”。【13】

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进行考察和分析的过程中，人们取得的认识和知识——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是关于特定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知，并且这一认知在时间序列中属于“史”（过去）的范畴，要实现认知与特定考察和分析对象操作的状态（现在）的衔接，“是”的判断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环节。只有实现了认识和知识与考察对象在操作状态中的各个变量（诸环境条件）变化的综合判断后，才能实现认识和知识与考察对象的操作状态衔接，指导规范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操作过程。如图：

但是，在具体问题的考察、分析和操作中，作为社会个体的具体的“事”的参与者，由于生活环境、个人阅历、知识结构和水平、考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异。因此，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个体在考察和分析一个既定的对象时，对考察“一”的认知和把握以及过程的理解和判断都是存在差异的。这一差异的存在产生了对“事”的演化过程的认识的差异，并形成相关的判断“是”的差异。

就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而言，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考察和分析过程与操作状态的衔接，需要复杂的概念间关系和时间序列的逻辑演绎过程。在这一逻辑演绎过程的处理中，由于不同的处理者对考察对象的分析有不同的分类或分割方式（即不同的概念界定边界），所以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界定到“某些原理及原因的知识”，再到“某些原理及原因的知识”与考察和分析对象操作状态的衔接，如何处理概念间的相容和包含问题困扰着自古希腊以来的研究者。如亚里士多德、康德、海德格尔，直到现代流行于西方世界的现象学派和解释学派。

对于“事”的演化过程和操作状态判断形成的差异问题，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将其归结为社会学、行为学、心理学等学科范畴，并衍生出其他的一些相关学科。

2、社会行为之于操作状态认知（“是”）的校正——政【14】

在社会现实的问题中，社会个体的行为作用于特定的考察和分析对象，其行为过程受相应的“是”的判断制约。由于社会个体存在着资质及对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识和知识理解解读的差异，从而形成了社会个体对于特定的考察和分析对象及其运行状态判断——“是”差异，并且这一差异的存在作用于其行为（“又”的动作），形成社会个体社会行为的差异。

在处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时，对于特定考察和分析对象而言，社会个体行为差异的存在，如果具有了普遍性并且产生了社会效果，会导致社会个体行为与方法论体系设定的“一”的失调和失范。在社会的演化中，这一失调和失范的存在会危及整个方法论体系构造的人类与自然协调和人类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协调。因此，这是一个必须给予社会关注和社会校正的问题。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演化中，这些相关的问题及其社会处理方式方法，被构造在一个文字结构——“政”的内涵中。

“政”，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政，正也。从攴，从正，正亦声。”前文已经交代了“正”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给出了“正”的概念解析和界定。

“攴”，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作：“攴，小击也。从又，卜声。”前文在“事”的文字解析中交代了“又”是手的一个变体。“卜”在甲骨文的结构取象中是一个带叉的树条。【15】“攴”字意的“小击也”本义就是手中拿了一支树条实施轻轻得打击。因此从“政”的文字构造考察，“政”就是当“正”出现了非“正”的状态时，用手中拿的树条去实施轻轻得打击（注意：不能是大力的打击，打击得力度过大会产生矫枉过正），将非“正”校正到“正”的状态，从而实现方法论体系构造的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和谐以及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和谐。

就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而言，社会个体行为的校正问题被分割和归结到“正”的求证——法理、“正”的规则设计——立法、“正”的实施——司法审判、“正”的实施机关——政府等相关问题中。

在以古希腊哲学为方法论范式的西方世界，自古希腊柏拉图以来，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和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处理，以利益博弈的“正”（正义）求证为基点，指导和规范着相关问题的展开。近现代的西方社会也继承了这一精髓，并凝聚为西方社会的精神。

其实如前文交代所言，人类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类的生物属性决定了人类具有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需求和七情六欲。人类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个体的生存和存在以其他个体的生存和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物质生活资料的取得只有在和自然界的和谐相处中才能伴随着人类的繁衍不断取得。只有实现了社会个体间的和谐，人类的种群才有可能发展到较大的规模。

其实这是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考察视角的预设，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将其割裂成不同的学科范畴进行研究。但是自古希腊以来，学科范畴的分割并没有实现整合。

五、笔者对华夏文明古文字的几点认识

1、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结构在演化路径上的关系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方法论体系的构造和文字结构的构造是一体的。华夏文明经典文献的五经之首，《易·系辞下》中交代：“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构造中，八卦是方法论视角“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起点，也是古文字结构构造的起点。关于这一点，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做了进一步的交代：“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接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

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与古文字结构构造的初始路径同源，是华夏文明演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华夏文明史的演化中，方法论体系的视角和逻辑演绎被应用于文字结构的构造，同时这种文字又被用来进行方法论体系的表述，从而形成了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结构关系的一体化。

2、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中文字结构演化简史

再追溯华夏文明的沿革史，其实这一一体化也有一个发展过程。甲骨文的发现使这一过程的梳理有了起点。

传说中源于庖犧氏八卦的文字起源，造就了华夏文明以象形和会意为主体的文字结构构造。如甲骨文以象形和会意为主体的文字结构。在甲骨文的部分文字结构中，已经可以发现前文分析和演绎的“一”在一些文字构造中的应用，如“正”、“吏”、“是”、“政”等文字。

商周之交，武王克殷，问政于萁子，萁子叙《洪范》，言治国大道。于是，周公制礼。华夏文明史的这一沿革，《尚书》和《史记》等文献中都有明确的交代。其实，在华夏文明史的沿革中应该还有重要的一幕，就是商周之际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文字结构构造的重新梳理。

对于历史文献的梳理，反映在《礼》（《周礼》、《仪礼》和《礼记》）中，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

商周之际对于文字的整理，则体现在商周之交后，文字的结构由甲骨文的字型结构变成了周时期的字型结构。许慎作《说文解字》时参照的古文，近现代整理的春秋战国时期简帛、金文、陶文文献说明了这一判断。

从华夏文明史发展的脉络考察，近现代整理的简帛、金文、陶文文献文字结构的差异只可能形成于商周相交之际。这是因为，其一，商周之交武王用萁子之言，对前代文献的整理形成了蔚为大观文献，如三礼，相关文献的形成与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间具有衔接关系，与萁子在《洪范》中的约定一致。其二，商周之交后的文字结构沿革和甲骨文的文字结构间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所以现在研究甲骨文仍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线索。其三，文字结构和方法论体系间的密切衔接，需要与文字结构构造相衔接的社会学术范围和生活环境。其四，春秋以后纷乱已起，各地诸侯为了书写得方便或其他原因，纷纷变更部分文字的结构，至此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已经混乱，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社会现象和学术氛围，不可能再存在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的结构衔接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其五，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选择的文字的字型结构，依据的是以孔子壁中书为基础的春秋文字、大篆、小篆，并以秦小篆的文字结构进行整理。其六，秦小篆的文字结构承袭于大篆，大篆承袭于甲骨文和商周之交文字。

秦汉之交，文字隶变，文字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文字沿革史上，这一变化奠定了其后文字的基本结构，汉以后两千多年文字的结构再也没有大的变化，因此文字被名为汉字）。所以汉武帝时得孔子壁中书，几乎无人认读，并导致后世的古今文之争。

许慎师从贾逵治古文（孔子壁中书等春秋文字），解析古文字的结构与文字语义的关系，希望减少由于匿猜文字的语义而导致先秦经典文献（尤其是儒家文献）的误解和误读，引发社会精神文化资源的评价和继承问题。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交代的文字结构的构造，源于以孔子壁中书为主体的春秋文字，借助秦小篆的字型结构进行解析。【16】在许慎的文字结构解析中，以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视角为起点，以文字结构取象和取意为逻辑展开的初始路径，还原文字构造中文字结构和语义的关系。因此，在汉以后的华夏文明史沿革中，许慎的《说文解字》成了解读先秦经典文献和精神文化资源的钥匙。

自许慎以后，《说文解字》的研究家辈出，对《说文解字》进行解读和注译。从笔者接触到的有限的相关文献考察，后世对于《说文解字》的研究和注译，往往过分关注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出的具体文字的释义，忽视了文字结构构造和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间的关系和衔接。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一忽视的存在造成了方法论体系演化路径的模糊不清（方法论体系中的概念和逻辑要素缺失），以及相关精神文化资源分析和比较的困难。

3、笔者在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古文字结构研究中的发现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西学东渐，以古希腊哲学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传入我国，并在我国的学术领域成为显学，促进了我国学术界思考自己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构建和沿革问题。

这一思考发现，我国的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除了考察和分析视角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有重大差别外（宏观和微观），在表述和表达方式上还有重大差别，既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要素。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没有独立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形成了形式上的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概念和逻辑要素的缺失。对于一个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的方法论体系而言，这两个要素的缺失产生了方法论体系梳理和其它方法论体系比较上的障碍。而解决这一障碍的探索过程，促进了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结构衔接的探索。

笔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的课题研究中，发现了古文字结构中的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关概念体系的构造和逻辑框架的展开。

但是，由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涉及的是一个文明史演化中的制度与经济关系问题，所以本文涉及的问题在书中只是提到，没有展开。在此，本文涉及的主体，算是进一步的交代。

六、结语

任何一个文明的构造和发展都需要相应的方法论体系支持，选择考察和分析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视角，确定界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方式方法，指导考察和分析过程的实现及结果的表达，是一个文明得以发展和延续的基础。

在文明史沿革中，一个特定的考察和分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视角、以及界定考察、分析对象的方式方法和考察分析实现的过程及结果的表述表达，构成了一个文明特定的方法论范式。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些特定的方法论范式构造了相应文明的特征，构造了相应文明处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方法和态度，构造了相应文明的制度和经济关系。因此，存在较大差异的文明间，向上追溯都可以发现其方法论体系构造上的差异。

本文在逻辑体系展开中涉及的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华夏文明如此，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文明如此，前文提及但没有在行文中展开的犹太－基督教文明也是如此（在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社会个体间的关系，设定在神职人员——拉比和上帝的约定中，因此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关系的处理中，犹太－基督教的方法论体系省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微观结构的界定和相互关系演绎的过程）。

因此，不同文明间的比较需要从其文明构造的方法论体系入手，否则可能难以把握其文明构造的内核，不能把握其文明构造的内核，要评价其文明甚至将其作为至宝的精神文化财富配置到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则会出现文明间的衔接问题。我国百余年的社会实践已经为此做了说明。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度，这一历史和文化传统源自于华夏文明特定的方法论体系的构造。当今世界，文明交融，需要对当代不同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及其相应文明的运行机制进行诠释和评价，并配置到社会实践中，实现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但是，在华夏文明史的沿革中，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的构造缺失了，并且在文明的发展和延续中造成了传统精神文化资源解读和评价方面的困难，造成了文明交融中和其它文明方法论体系进行比较的困难，造成了解读其它文明运行机制的困难。

这种局面的存在，既不利于国家为社会的长治久安配置人类文明的一切精神文化资源的要求，也不利于国家为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而采取的文化发展战略。

在历史的演化中，许多仁人志士为华夏文明精神文化资源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工作。尤其是近现代，许多志士在多学科研究的背景下做了许多有益的基础工作，为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构造的还原和解读奠定了基础。

目前，随着多学科研究的发展和文明交融中方法论体系比较的探索，为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还原和解读的工作做了铺垫，许多基础的工作大体铺就。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为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为了我们社会的长治久安，有志于此道者开始这一工作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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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笔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提出相关问题。但是由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主体研究的是制度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所以本文有关的问题没有展开。在中西文明交融和一体化的背景下，笔者感觉这些问题有进一步梳理的必要，以便于相关问题的澄清。刘涛著《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2】哲学是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联系的概念，所以在涉及不同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比较时，回避统一使用哲学这一概念，以表明其中的差别。

【3】这是笔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研究中构造的概念，用以搭建不同文明间衔接研究的平台。相关研究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文明史研究范式的探索历程及其社会价值─写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发行之后》（见哲学网站：孔子2000）。

【4】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导论、第一章。

【5】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第一章的相关内容。《理论中的现实和现实中的理论——中西文明方法论述评》中也有相关的表述。参阅哲学网站：孔子2000。

【6】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这一视角选择，由于简略了考察分析对象的界定和相关逻辑的演绎过程，所以在本文的行文中，也不涉及相关的分析，只将其作为文明史演化中一个方法论视角的存在，做一交代。

【7】相关的研究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中重要概念的界定，《文明史演化的逻辑•试论政》。《書和書字的结构及其相应的哲学问题》哲学网站：孔子2000。

【8】在《汉语大字典》简编本中，将“史”、“吏”和“事”归结在一起，解为同一个字。在文字结构的演化中，这一归结忽视了三个文字间结构和语义演化的关系。见下文。

【9】这一立体空间表示的六个方位，也被称作****，****有时既指天下，也指万物。

【10】在当代的文字学文献中，常常将“中”释作旌旗的象形。笔者认为或许表示旌旗象形的“中”有聚集和召集人集中的意思，但和“史”和“事”的文字结构有关的“中”，应与表示旌旗的“中”有差别。

【12】参阅《甲骨文大字典》释“止”。徐仲舒主编《甲骨文大字典》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

【13】在甲骨文的字型结构中，“直”是眼睛的象形。见《甲骨文大字典》释“直”。

【14】在1996年笔者成曾对“政”进行了尝试性的解析，形成了《试论政》一文，并对后来《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的体系构造产生了影响。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试论政》。

【15】参阅《甲骨文大字典》释“卜”。

【16】参阅《说文解字•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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