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战略范文10篇

缓和战略范文篇1

一、现实的趋利选择

1969年1月尼克松执政伊始，美国世界战略赖以运行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尼克松政府面临着重大而艰难的抉择。

首先，美苏之间军事力量对比呈现新态势。60年代末，美苏战略武器相对均衡。1969年，美国共有陆基洲际导弹1054枚，苏联达到1050枚。1970年，美国继续保持原数，而苏联的洲际导弹则增至1300枚。（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8页。）到1972年美苏战略武器包括洲际导弹、潜艇发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数量，苏联2167件，美国2165件。美国的核弹头数量和准确性处于领先地位，苏联在运载工具和投掷重量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336页。）可见，美苏军事实力基本处于均衡状态。有鉴于此，尼克松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提出以“充足论”代替优势论，即均衡数量与质量，以确保美苏双方战略效能的均衡。另一方面，尼克松赋予美国外交战略以新的面容，他认为必须改变以强硬对抗的方式与苏联竞争，主张以谈判代替对抗，他说“美国需要一个谈判时代，而不是对抗时代”。

其次，国际战略格局呈现新局面，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平的力量有了重大发展。60年代之前，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是美苏两国。此后，西欧、日本、中国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强，美苏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应付裕如地扩张争霸。加之，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第三世界国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们强烈要求缓和国际局势，反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这对美苏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震撼力量。一向自诩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美国，也需要有一种相应的姿态。

第三，越南战争使尼克松政府面临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持续多年的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一场全面危机，美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越南战争已使美国社会绷紧到了崩溃的边缘，并把自杜鲁门最初在1947年宣布了遏制主义以来逐渐形成的对冷战外交政策的一致支持打得粉碎。”（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5—66页。）尼克松政府成为“战后这一代第一个不得不在没有全国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来处理它的外交政策的政府。”（注：（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而且，从6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到美国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国内问题，一股新孤立主义思潮随之衍生。新孤立主义者主张尽可能多地削减军费，减少美国在海外承担的义务。尼克松任职时只有不足10％的美国人赞成增加防务费用，而肯尼迪执政初始这个数字为70％。（注：“ColdWarPatriotandStatesman:RichardM.Nixon”,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GreenwoodPress,1993,p161.）尼克松政府既要同新孤立主义思潮做斗争，以防止出现轻率地迁就苏联的倾向，又不得不在国会及公众的强大压力下，削减防务开支。从这个意义上说，尼克松实施缓和战略也是受民意的趋动。

第四，国际战略流程的客观要求。依照国际战略学理论，在国际战略总流程的军事战阶段，对外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在经济战阶段，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交错并用；到知识战阶段，外交手段则成为经常性、主导性的手段。从50年代中期起，美国已进入信息社会，然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不是通过谈判解决战后一系列新问题，而是要把当时美国存在着的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即整体上的相对优势，转变成为整体上的绝对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333页。）美国实际上是在新条件下重复旧时代的“绝对哲学”，即抱定绝对目的，实施绝对手段，以期取得绝对的胜利。退一步讲，如果美苏在达到战略均衡前，美国以军事手段为主体与苏联抗衡尚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的话，那么随着双方战略均势的形成，外交战略必然处于升势。尼克松不得不顺应国际战略流程演进的态势，更多地倚重外交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战略。“从根本上讲，缓和战略是采用外交途径来对付苏联的问题。”（注：现代国际关系译丛16：《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上述诸种因素汇集起来，促使尼克松政府因势利导地变换与苏联强硬对抗的策略，转而采用缓和战略。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向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和平新战略”。其宗旨是以与盟国的伙伴关系为核心，以实力为基础和后盾，以谈判为重要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缓和新战略，用以达到遏制苏联扩张的目的。

二、美苏关系的一把双刃剑

缓和外交必须具备一大前提，即对峙双方的共同利益必然大于冲突，它意味着与其它选择相比，缓和带来的利益将大于所付出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美苏缓和正是基于核时代的现实。在“恐怖核均势”形成后，避免一场将会两败俱伤的核大战是两国共同的选择，正如尼克松所说：“既然两个大国都有能力毁灭全球，在维护和平方面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

当时苏联也有缓和的意图。首先，苏联国内面临经济困难，需要西方世界的技术、资金及贸易，勃列日涅夫希望通过缓和谋取和平红利，进而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其次，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意欲阻止美中接近，转而联合美国共同孤立、遏制中国。第三，通过缓和确立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缓和对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来说，同样是有利可图的、必要的。”（注：（美）沃尔特·拉弗贝《（1945—1975）美苏冷战史话》，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1页。）1971年4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上发出缓和信号，宣称要在70年代把“缓和”摆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并着重同美国改善关系。

美国方面，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就开始与苏联谋求紧张局势的松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后，美苏之间建立了热线，并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美苏还签订了若干双边协定。这一切为尼克松的缓和战略提供了一个起点。然而，肯尼迪与约翰逊时期的“缓和”仍然停留在该词的传统涵义上。

“缓和”（détente）是法语词，意思是“缓解紧张状态”。在传统的外交用法中，“缓和”意味着两个国家采取步骤远离武装敌意，它并不意味着存在敌意的强国间建立一种新的、和平的关系”。（注：MichaelRoskinandNicholasBerry,"IR:A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Prentice-HallInc,1990,p.137。）尼克松时代，“缓和”则被赋予新的内涵。“实质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与苏联搞缓和的观念是发展国际体系进程的一部分，而与传统的用维持国际体系来达到缓和的外交职能恰成鲜明的对照。”（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尼克松的缓和是指一个建立规范与制度的复杂的过程，意在通过软手段谋求硬目标的实现。

在尼克松任期内，美苏共举行了三次首脑会晤。首脑会晤是美苏缓和的重要形式与内容。

1972年5月22日，尼克松抵达莫斯科，美苏双方举行第一次首脑会晤，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该协定的基本文件有两部分，一项是《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另一项是为期五年的《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协定使美苏在战略核力量方面保持大体平衡。这次首脑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件，确认以“和平共处”、“缓和”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还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能源、医药和公共卫生、环境、扩大贸易、探索与利用外层空间、科技等若干方面的协定。这标志着美苏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1973年6月18日，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美苏签署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会谈的基本原则》、《防止核战争协定》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领导人还讨论了中东形势、欧洲安全、欧洲共同均衡裁军和越南问题。

1974年6月27日，尼克松再次前往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第三次首脑会晤。双方签署了《苏美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和《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议定书》，并就经济、技术、能源等方面达成了合作协议。

70年代前期，美苏贸易有了很大发展，这也是缓和的一项标志。在对苏贸易问题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主张“联系论”，即把美苏间的贸易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苏联在越南、中东、柏林等问题上的让步与合作联系起来。简言之，通过贸易限制苏联的政治、外交行为。尼克松曾形象地将其表述为：“在我们的商品上不但要印上经济价码，而且要印上政治价码”。（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签订后不久，美国就与苏联签署了一项粮食贸易协议：三年内美国将向苏联出售价值7.5亿美元的粮食，同时向苏联提供7.5亿美元信贷用于粮食购买。此举可视为联系原则的一个应用。

1972年10月18日，美苏签订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全面贸易协定，共有四项主要条款：一、苏联同意在30年内向美国偿付按照租借法欠下的战时债务7.2亿美元，美国承诺要国会批准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二、反倾销条款。三、两国同意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立贸易办事处。四、要求贸易争端按照联合国机构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在第三国解决。

但是，尼克松的战略构想受到国会的掣肘。1973年12月11日，国会通过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反对通过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的贸易法案，要求苏联放宽犹太人移民政策，把最惠国待遇同苏联的犹太人移民政策结合起来。该修正案限制了美苏贸易的发展，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加之由于苏联也不肯轻易就范，尼克松的“联系”政策当时未能取得相应的效用。但它仍为美国以非军事手段演变苏联打开了缺口。

在尼克松眼中，缓和不是威慑的替代物。他始终认为，缓和并不表明超级大国间对立和冲突的终结，缓和是通过有限的合作减少冲突；清醒的缓和是把缓和同威慑结合起来，缓和不是绥靖的同义词，也不是遏制的替代物。（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49、353页；前引《真正的和平》，第32页。）因此尼克松仍然强调力量的重要性：“在一个动乱和变化的世界上，我们的力量是个主要的稳定要素。我们的朋友们信赖它，我们的对手们尊敬它。它是我们致力于增进国际谅解和减少战争风险的外交的支柱。”（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正所谓不能言战就不能言和。尼克松时代，美苏之间曾有过几次关系极度紧张的时刻。如1970年的约旦危机、古巴西恩富戈斯港核潜艇基地事件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对这些触及美国重大利益的事件，尼克松政府都采取强硬措施，以威慑手段予以解决。威慑加缓和的策略就是实力加谈判的写照。

60年代，欧洲兴起一股不可逆转的缓和浪潮，美国出于控制欧洲缓和进程的目的，积极参予其中。1970年3月26日，英、法、美、苏四国开始就棘手的柏林问题进行谈判。1971年9月3日，缔结了《四国柏林协定》。柏林协定有利于缓和该地区局势，对于美苏缓和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为加强东西欧之间的往来，进一步渗透、争夺东欧国家，美国还参加了欧洲安全会议和中欧裁军会议。欧洲缓和与美苏缓和相互促进。

三、缓和的战略得失

70年代前期的美苏缓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这在双边关系史上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美苏缓和推动了整个东西方的缓和进程，也有助于缓和整体国际局势。美苏两国在极端复杂与微妙的核武器问题上进行谈判并达成一系列协议，虽然未能完全阻止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但它本身的意义仍是值得肯定的。

尼克松实施缓和战略有一个前提，即并没有假定苏联已成为一个友善的大国，或者冷战已经结束。缓和不是冷战的替代物，美苏之间仍视对方为主要对手，所以缓和并不意味着美苏竞争与冲突的消失。缓和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美国力图主要运用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策略，“作为一种处理超级大国竞争关系的政治方法，这一战略寻求以较少紧张和较低代价保护美国的利益，而运用冷战对抗和经常的危机办法代价会更高。”（注：JohnSpanier,"AmericanForeignPolicySinceWorldWarⅡ",CongressionalQuarterlyInc,1992,p.191。）缓和不是遏制的终结，而是遏制的新形式，是遏制的继续。

对美国来说，缓和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缓和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1973年1月27日，美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西贡政权四方在巴黎正式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长达十二年之久的越南战争终于结束。缓和使美国在从权力顶峰下落中获得一定的缓冲。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缓和战略加强了对苏联的渗透，“缓和为西方影响进入苏联打开了大门，从而在意识形态上使苏联受到一定冲击。”（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75页。）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整个70年代苏联凭借缓和之机，大力扩充军备，以咄咄逼人之势在世界各地大肆扩张。1971年，苏联利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纠纷及美国在亚洲收缩力量之机，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在东巴成立孟加拉国；美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后，苏联支持越南黎笋集团的“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吞并和侵占老挝和柬埔寨，并把原美军在越南的海军基地金兰湾变为苏联的海军基地。1974年苏联在索马里建立海军基地，1975年把安哥拉变为亲苏国家，1978年又渗透埃塞俄比亚。更为严重的是，1973年之后，苏联在阿富汗连续发动政变，直至1979年12月公然出兵全面占领阿富汗。（注：参见刘德斌：《美国世界战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页。）

苏联的乘势扩张正是导致缓和在美国国国内颇有争议的主要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缓和时期美国失大于得；美苏战略态势是“苏攻美守”；也有学者认为缓和的结果对于美苏双方来讲都是有得有失。究竟如何看待缓和之“失”？若从美国短期国家利益看，苏联的扩张确实损害了美国，美国在军事上暂时处于劣势。但从长远战略角度审视，美国并没有遭到重创，恰恰是苏联那种缺乏深厚经济支撑的过度扩张使其元气大伤，极大地消耗了自身的实力，并在以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苏联经济是军事内涵性经济，其经济建设的步伐被扩张军备的高额费用拖得举步维艰。1969年，美国的防务费用（不包括在东南亚的战争费用）为520亿美元，1974年增至860亿美元。同期苏联的防务费用由640亿美元增加到1060亿美元。苏联的防务费用比美国高出20％以上。（注：“ColdWarPatriotandStatesman:RichardM.Nixon”,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GreenwoodPress,1993,p160.）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统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为美国的67％；美国方面估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57％。（注：转引自顾关福：《战后美苏关系的演变》，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由此可见，两国的经济实力不属同一个层次。在苏联变本加厉的扩张攻势背后，已经蕴含了战线过长、力不从心的危险因素。

缓和战略范文篇2

一、现实的趋利选择

1969年1月尼克松执政伊始，美国世界战略赖以运行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尼克松政府面临着重大而艰难的抉择。

首先，美苏之间军事力量对比呈现新态势。60年代末，美苏战略武器相对均衡。1969年，美国共有陆基洲际导弹1054枚，苏联达到1050枚。1970年，美国继续保持原数，而苏联的洲际导弹则增至1300枚。（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8页。）到1972年美苏战略武器包括洲际导弹、潜艇发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数量，苏联2167件，美国2165件。美国的核弹头数量和准确性处于领先地位，苏联在运载工具和投掷重量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336页。）可见，美苏军事实力基本处于均衡状态。有鉴于此，尼克松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提出以“充足论”代替优势论，即均衡数量与质量，以确保美苏双方战略效能的均衡。另一方面，尼克松赋予美国外交战略以新的面容，他认为必须改变以强硬对抗的方式与苏联竞争，主张以谈判代替对抗，他说“美国需要一个谈判时代，而不是对抗时代”。

其次，国际战略格局呈现新局面，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平的力量有了重大发展。60年代之前，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是美苏两国。此后，西欧、日本、中国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强，美苏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应付裕如地扩张争霸。加之，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第三世界国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们强烈要求缓和国际局势，反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这对美苏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震撼力量。一向自诩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美国，也需要有一种相应的姿态。

第三，越南战争使尼克松政府面临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持续多年的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一场全面危机，美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越南战争已使美国社会绷紧到了崩溃的边缘，并把自杜鲁门最初在1947年宣布了遏制主义以来逐渐形成的对冷战外交政策的一致支持打得粉碎。”（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5—66页。）尼克松政府成为“战后这一代第一个不得不在没有全国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来处理它的外交政策的政府。”（注：（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而且，从6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到美国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国内问题，一股新孤立主义思潮随之衍生。新孤立主义者主张尽可能多地削减军费，减少美国在海外承担的义务。尼克松任职时只有不足10％的美国人赞成增加防务费用，而肯尼迪执政初始这个数字为70％。（注：“ColdWarPatriotandStatesman:RichardM.Nixon”,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GreenwoodPress,1993,p161.）尼克松政府既要同新孤立主义思潮做斗争，以防止出现轻率地迁就苏联的倾向，又不得不在国会及公众的强大压力下，削减防务开支。从这个意义上说，尼克松实施缓和战略也是受民意的趋动。

第四，国际战略流程的客观要求。依照国际战略学理论，在国际战略总流程的军事战阶段，对外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在经济战阶段，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交错并用；到知识战阶段，外交手段则成为经常性、主导性的手段。从50年代中期起，美国已进入信息社会，然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不是通过谈判解决战后一系列新问题，而是要把当时美国存在着的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即整体上的相对优势，转变成为整体上的绝对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333页。）美国实际上是在新条件下重复旧时代的“绝对哲学”，即抱定绝对目的，实施绝对手段，以期取得绝对的胜利。退一步讲，如果美苏在达到战略均衡前，美国以军事手段为主体与苏联抗衡尚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的话，那么随着双方战略均势的形成，外交战略必然处于升势。尼克松不得不顺应国际战略流程演进的态势，更多地倚重外交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战略。“从根本上讲，缓和战略是采用外交途径来对付苏联的问题。”（注：现代国际关系译丛16：《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上述诸种因素汇集起来，促使尼克松政府因势利导地变换与苏联强硬对抗的策略，转而采用缓和战略。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向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和平新战略”。其宗旨是以与盟国的伙伴关系为核心，以实力为基础和后盾，以谈判为重要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缓和新战略，用以达到遏制苏联扩张的目的。

二、美苏关系的一把双刃剑

缓和外交必须具备一大前提，即对峙双方的共同利益必然大于冲突，它意味着与其它选择相比，缓和带来的利益将大于所付出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美苏缓和正是基于核时代的现实。在“恐怖核均势”形成后，避免一场将会两败俱伤的核大战是两国共同的选择，正如尼克松所说：“既然两个大国都有能力毁灭全球，在维护和平方面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

当时苏联也有缓和的意图。首先，苏联国内面临经济困难，需要西方世界的技术、资金及贸易，勃列日涅夫希望通过缓和谋取和平红利，进而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其次，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意欲阻止美中接近，转而联合美国共同孤立、遏制中国。第三，通过缓和确立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缓和对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来说，同样是有利可图的、必要的。”（注：（美）沃尔特·拉弗贝《（1945—1975）美苏冷战史话》，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1页。）1971年4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上发出缓和信号，宣称要在70年代把“缓和”摆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并着重同美国改善关系。

美国方面，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就开始与苏联谋求紧张局势的松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后，美苏之间建立了热线，并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美苏还签订了若干双边协定。这一切为尼克松的缓和战略提供了一个起点。然而，肯尼迪与约翰逊时期的“缓和”仍然停留在该词的传统涵义上。

“缓和”（détente）是法语词，意思是“缓解紧张状态”。在传统的外交用法中，“缓和”意味着两个国家采取步骤远离武装敌意，它并不意味着存在敌意的强国间建立一种新的、和平的关系”。（注：MichaelRoskinandNicholasBerry,"IR:A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Prentice-HallInc,1990,p.137。）尼克松时代，“缓和”则被赋予新的内涵。“实质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与苏联搞缓和的观念是发展国际体系进程的一部分，而与传统的用维持国际体系来达到缓和的外交职能恰成鲜明的对照。”（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尼克松的缓和是指一个建立规范与制度的复杂的过程，意在通过软手段谋求硬目标的实现。

在尼克松任期内，美苏共举行了三次首脑会晤。首脑会晤是美苏缓和的重要形式与内容。

1972年5月22日，尼克松抵达莫斯科，美苏双方举行第一次首脑会晤，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该协定的基本文件有两部分，一项是《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另一项是为期五年的《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协定使美苏在战略核力量方面保持大体平衡。这次首脑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件，确认以“和平共处”、“缓和”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还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能源、医药和公共卫生、环境、扩大贸易、探索与利用外层空间、科技等若干方面的协定。这标志着美苏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1973年6月18日，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美苏签署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会谈的基本原则》、《防止核战争协定》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领导人还讨论了中东形势、欧洲安全、欧洲共同均衡裁军和越南问题。

1974年6月27日，尼克松再次前往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第三次首脑会晤。双方签署了《苏美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和《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议定书》，并就经济、技术、能源等方面达成了合作协议。

70年代前期，美苏贸易有了很大发展，这也是缓和的一项标志。在对苏贸易问题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主张“联系论”，即把美苏间的贸易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苏联在越南、中东、柏林等问题上的让步与合作联系起来。简言之，通过贸易限制苏联的政治、外交行为。尼克松曾形象地将其表述为：“在我们的商品上不但要印上经济价码，而且要印上政治价码”。（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签订后不久，美国就与苏联签署了一项粮食贸易协议：三年内美国将向苏联出售价值7.5亿美元的粮食，同时向苏联提供7.5亿美元信贷用于粮食购买。此举可视为联系原则的一个应用。

1972年10月18日，美苏签订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全面贸易协定，共有四项主要条款：一、苏联同意在30年内向美国偿付按照租借法欠下的战时债务7.2亿美元，美国承诺要国会批准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二、反倾销条款。三、两国同意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立贸易办事处。四、要求贸易争端按照联合国机构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在第三国解决。

但是，尼克松的战略构想受到国会的掣肘。1973年12月11日，国会通过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反对通过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的贸易法案，要求苏联放宽犹太人移民政策，把最惠国待遇同苏联的犹太人移民政策结合起来。该修正案限制了美苏贸易的发展，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加之由于苏联也不肯轻易就范，尼克松的“联系”政策当时未能取得相应的效用。但它仍为美国以非军事手段演变苏联打开了缺口。

在尼克松眼中，缓和不是威慑的替代物。他始终认为，缓和并不表明超级大国间对立和冲突的终结，缓和是通过有限的合作减少冲突；清醒的缓和是把缓和同威慑结合起来，缓和不是绥靖的同义词，也不是遏制的替代物。（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49、353页；前引《真正的和平》，第32页。）因此尼克松仍然强调力量的重要性：“在一个动乱和变化的世界上，我们的力量是个主要的稳定要素。我们的朋友们信赖它，我们的对手们尊敬它。它是我们致力于增进国际谅解和减少战争风险的外交的支柱。”（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正所谓不能言战就不能言和。尼克松时代，美苏之间曾有过几次关系极度紧张的时刻。如1970年的约旦危机、古巴西恩富戈斯港核潜艇基地事件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对这些触及美国重大利益的事件，尼克松政府都采取强硬措施，以威慑手段予以解决。威慑加缓和的策略就是实力加谈判的写照。

60年代，欧洲兴起一股不可逆转的缓和浪潮，美国出于控制欧洲缓和进程的目的，积极参予其中。1970年3月26日，英、法、美、苏四国开始就棘手的柏林问题进行谈判。1971年9月3日，缔结了《四国柏林协定》。柏林协定有利于缓和该地区局势，对于美苏缓和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为加强东西欧之间的往来，进一步渗透、争夺东欧国家，美国还参加了欧洲安全会议和中欧裁军会议。欧洲缓和与美苏缓和相互促进。

三、缓和的战略得失

70年代前期的美苏缓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这在双边关系史上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美苏缓和推动了整个东西方的缓和进程，也有助于缓和整体国际局势。美苏两国在极端复杂与微妙的核武器问题上进行谈判并达成一系列协议，虽然未能完全阻止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但它本身的意义仍是值得肯定的。

尼克松实施缓和战略有一个前提，即并没有假定苏联已成为一个友善的大国，或者冷战已经结束。缓和不是冷战的替代物，美苏之间仍视对方为主要对手，所以缓和并不意味着美苏竞争与冲突的消失。缓和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美国力图主要运用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策略，“作为一种处理超级大国竞争关系的政治方法，这一战略寻求以较少紧张和较低代价保护美国的利益，而运用冷战对抗和经常的危机办法代价会更高。”（注：JohnSpanier,"AmericanForeignPolicySinceWorldWarⅡ",CongressionalQuarterlyInc,1992,p.191。）缓和不是遏制的终结，而是遏制的新形式，是遏制的继续。

对美国来说，缓和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缓和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1973年1月27日，美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西贡政权四方在巴黎正式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长达十二年之久的越南战争终于结束。缓和使美国在从权力顶峰下落中获得一定的缓冲。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缓和战略加强了对苏联的渗透，“缓和为西方影响进入苏联打开了大门，从而在意识形态上使苏联受到一定冲击。”（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75页。）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整个70年代苏联凭借缓和之机，大力扩充军备，以咄咄逼人之势在世界各地大肆扩张。1971年，苏联利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纠纷及美国在亚洲收缩力量之机，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在东巴成立孟加拉国；美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后，苏联支持越南黎笋集团的“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吞并和侵占老挝和柬埔寨，并把原美军在越南的海军基地金兰湾变为苏联的海军基地。1974年苏联在索马里建立海军基地，1975年把安哥拉变为亲苏国家，1978年又渗透埃塞俄比亚。更为严重的是，1973年之后，苏联在阿富汗连续发动政变，直至1979年12月公然出兵全面占领阿富汗。（注：参见刘德斌：《美国世界战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页。）

苏联的乘势扩张正是导致缓和在美国国国内颇有争议的主要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缓和时期美国失大于得；美苏战略态势是“苏攻美守”；也有学者认为缓和的结果对于美苏双方来讲都是有得有失。究竟如何看待缓和之“失”？若从美国短期国家利益看，苏联的扩张确实损害了美国，美国在军事上暂时处于劣势。但从长远战略角度审视，美国并没有遭到重创，恰恰是苏联那种缺乏深厚经济支撑的过度扩张使其元气大伤，极大地消耗了自身的实力，并在以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苏联经济是军事内涵性经济，其经济建设的步伐被扩张军备的高额费用拖得举步维艰。1969年，美国的防务费用（不包括在东南亚的战争费用）为520亿美元，1974年增至860亿美元。同期苏联的防务费用由640亿美元增加到1060亿美元。苏联的防务费用比美国高出20％以上。（注：“ColdWarPatriotandStatesman:RichardM.Nixon”,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GreenwoodPress,1993,p160.）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统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为美国的67％；美国方面估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57％。（注：转引自顾关福：《战后美苏关系的演变》，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由此可见，两国的经济实力不属同一个层次。在苏联变本加厉的扩张攻势背后，已经蕴含了战线过长、力不从心的危险因素。

缓和战略范文篇3

一、现实的趋利选择

1969年1月尼克松执政伊始，美国世界战略赖以运行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尼克松政府面临着重大而艰难的抉择。

首先，美苏之间军事力量对比呈现新态势。60年代末，美苏战略武器相对均衡。1969年，美国共有陆基洲际导弹1054枚，苏联达到1050枚。1970年，美国继续保持原数，而苏联的洲际导弹则增至1300枚。（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8页。）到1972年美苏战略武器包括洲际导弹、潜艇发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数量，苏联2167件，美国2165件。美国的核弹头数量和准确性处于领先地位，苏联在运载工具和投掷重量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336页。）可见，美苏军事实力基本处于均衡状态。有鉴于此，尼克松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提出以“充足论”代替优势论，即均衡数量与质量，以确保美苏双方战略效能的均衡。另一方面，尼克松赋予美国外交战略以新的面容，他认为必须改变以强硬对抗的方式与苏联竞争，主张以谈判代替对抗，他说“美国需要一个谈判时代，而不是对抗时代”。

其次，国际战略格局呈现新局面，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平的力量有了重大发展。60年代之前，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是美苏两国。此后，西欧、日本、中国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强，美苏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应付裕如地扩张争霸。加之，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第三世界国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们强烈要求缓和国际局势，反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这对美苏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震撼力量。一向自诩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美国，也需要有一种相应的姿态。

第三，越南战争使尼克松政府面临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持续多年的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一场全面危机，美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越南战争已使美国社会绷紧到了崩溃的边缘，并把自杜鲁门最初在1947年宣布了遏制主义以来逐渐形成的对冷战外交政策的一致支持打得粉碎。”（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5—66页。）尼克松政府成为“战后这一代第一个不得不在没有全国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来处理它的外交政策的政府。”（注：（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而且，从6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到美国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国内问题，一股新孤立主义思潮随之衍生。新孤立主义者主张尽可能多地削减军费，减少美国在海外承担的义务。尼克松任职时只有不足10％的美国人赞成增加防务费用，而肯尼迪执政初始这个数字为70％。（注：“ColdWarPatriotandStatesman:RichardM.Nixon”,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GreenwoodPress,1993,p161.）尼克松政府既要同新孤立主义思潮做斗争，以防止出现轻率地迁就苏联的倾向，又不得不在国会及公众的强大压力下，削减防务开支。从这个意义上说，尼克松实施缓和战略也是受民意的趋动。

第四，国际战略流程的客观要求。依照国际战略学理论，在国际战略总流程的军事战阶段，对外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在经济战阶段，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交错并用；到知识战阶段，外交手段则成为经常性、主导性的手段。从50年代中期起，美国已进入信息社会，然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不是通过谈判解决战后一系列新问题，而是要把当时美国存在着的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即整体上的相对优势，转变成为整体上的绝对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333页。）美国实际上是在新条件下重复旧时代的“绝对哲学”，即抱定绝对目的，实施绝对手段，以期取得绝对的胜利。退一步讲，如果美苏在达到战略均衡前，美国以军事手段为主体与苏联抗衡尚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的话，那么随着双方战略均势的形成，外交战略必然处于升势。尼克松不得不顺应国际战略流程演进的态势，更多地倚重外交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战略。“从根本上讲，缓和战略是采用外交途径来对付苏联的问题。”（注：现代国际关系译丛16：《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上述诸种因素汇集起来，促使尼克松政府因势利导地变换与苏联强硬对抗的策略，转而采用缓和战略。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向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和平新战略”。其宗旨是以与盟国的伙伴关系为核心，以实力为基础和后盾，以谈判为重要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缓和新战略，用以达到遏制苏联扩张的目的。

二、美苏关系的一把双刃剑

缓和外交必须具备一大前提，即对峙双方的共同利益必然大于冲突，它意味着与其它选择相比，缓和带来的利益将大于所付出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美苏缓和正是基于核时代的现实。在“恐怖核均势”形成后，避免一场将会两败俱伤的核大战是两国共同的选择，正如尼克松所说：“既然两个大国都有能力毁灭全球，在维护和平方面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

当时苏联也有缓和的意图。首先，苏联国内面临经济困难，需要西方世界的技术、资金及贸易，勃列日涅夫希望通过缓和谋取和平红利，进而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其次，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意欲阻止美中接近，转而联合美国共同孤立、遏制中国。第三，通过缓和确立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缓和对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来说，同样是有利可图的、必要的。”（注：（美）沃尔特·拉弗贝《（1945—1975）美苏冷战史话》，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1页。）1971年4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上发出缓和信号，宣称要在70年代把“缓和”摆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并着重同美国改善关系。

美国方面，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就开始与苏联谋求紧张局势的松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后，美苏之间建立了热线，并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美苏还签订了若干双边协定。这一切为尼克松的缓和战略提供了一个起点。然而，肯尼迪与约翰逊时期的“缓和”仍然停留在该词的传统涵义上。

“缓和”（détente）是法语词，意思是“缓解紧张状态”。在传统的外交用法中，“缓和”意味着两个国家采取步骤远离武装敌意，它并不意味着存在敌意的强国间建立一种新的、和平的关系”。（注：MichaelRoskinandNicholasBerry,"IR:A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Prentice-HallInc,1990,p.137。）尼克松时代，“缓和”则被赋予新的内涵。“实质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与苏联搞缓和的观念是发展国际体系进程的一部分，而与传统的用维持国际体系来达到缓和的外交职能恰成鲜明的对照。”（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尼克松的缓和是指一个建立规范与制度的复杂的过程，意在通过软手段谋求硬目标的实现。

在尼克松任期内，美苏共举行了三次首脑会晤。首脑会晤是美苏缓和的重要形式与内容。

1972年5月22日，尼克松抵达莫斯科，美苏双方举行第一次首脑会晤，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该协定的基本文件有两部分，一项是《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另一项是为期五年的《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协定使美苏在战略核力量方面保持大体平衡。这次首脑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件，确认以“和平共处”、“缓和”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还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能源、医药和公共卫生、环境、扩大贸易、探索与利用外层空间、科技等若干方面的协定。这标志着美苏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1973年6月18日，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美苏签署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会谈的基本原则》、《防止核战争协定》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领导人还讨论了中东形势、欧洲安全、欧洲共同均衡裁军和越南问题。

1974年6月27日，尼克松再次前往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第三次首脑会晤。双方签署了《苏美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和《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议定书》，并就经济、技术、能源等方面达成了合作协议。

70年代前期，美苏贸易有了很大发展，这也是缓和的一项标志。在对苏贸易问题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主张“联系论”，即把美苏间的贸易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苏联在越南、中东、柏林等问题上的让步与合作联系起来。简言之，通过贸易限制苏联的政治、外交行为。尼克松曾形象地将其表述为：“在我们的商品上不但要印上经济价码，而且要印上政治价码”。（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签订后不久，美国就与苏联签署了一项粮食贸易协议：三年内美国将向苏联出售价值7.5亿美元的粮食，同时向苏联提供7.5亿美元信贷用于粮食购买。此举可视为联系原则的一个应用。

1972年10月18日，美苏签订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全面贸易协定，共有四项主要条款：一、苏联同意在30年内向美国偿付按照租借法欠下的战时债务7.2亿美元，美国承诺要国会批准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二、反倾销条款。三、两国同意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立贸易办事处。四、要求贸易争端按照联合国机构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在第三国解决。

但是，尼克松的战略构想受到国会的掣肘。1973年12月11日，国会通过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反对通过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的贸易法案，要求苏联放宽犹太人移民政策，把最惠国待遇同苏联的犹太人移民政策结合起来。该修正案限制了美苏贸易的发展，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加之由于苏联也不肯轻易就范，尼克松的“联系”政策当时未能取得相应的效用。但它仍为美国以非军事手段演变苏联打开了缺口。

在尼克松眼中，缓和不是威慑的替代物。他始终认为，缓和并不表明超级大国间对立和冲突的终结，缓和是通过有限的合作减少冲突；清醒的缓和是把缓和同威慑结合起来，缓和不是绥靖的同义词，也不是遏制的替代物。（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49、353页；前引《真正的和平》，第32页。）因此尼克松仍然强调力量的重要性：“在一个动乱和变化的世界上，我们的力量是个主要的稳定要素。我们的朋友们信赖它，我们的对手们尊敬它。它是我们致力于增进国际谅解和减少战争风险的外交的支柱。”（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正所谓不能言战就不能言和。尼克松时代，美苏之间曾有过几次关系极度紧张的时刻。如1970年的约旦危机、古巴西恩富戈斯港核潜艇基地事件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对这些触及美国重大利益的事件，尼克松政府都采取强硬措施，以威慑手段予以解决。威慑加缓和的策略就是实力加谈判的写照。

60年代，欧洲兴起一股不可逆转的缓和浪潮，美国出于控制欧洲缓和进程的目的，积极参予其中。1970年3月26日，英、法、美、苏四国开始就棘手的柏林问题进行谈判。1971年9月3日，缔结了《四国柏林协定》。柏林协定有利于缓和该地区局势，对于美苏缓和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为加强东西欧之间的往来，进一步渗透、争夺东欧国家，美国还参加了欧洲安全会议和中欧裁军会议。欧洲缓和与美苏缓和相互促进。

三、缓和的战略得失

70年代前期的美苏缓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这在双边关系史上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美苏缓和推动了整个东西方的缓和进程，也有助于缓和整体国际局势。美苏两国在极端复杂与微妙的核武器问题上进行谈判并达成一系列协议，虽然未能完全阻止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但它本身的意义仍是值得肯定的。

尼克松实施缓和战略有一个前提，即并没有假定苏联已成为一个友善的大国，或者冷战已经结束。缓和不是冷战的替代物，美苏之间仍视对方为主要对手，所以缓和并不意味着美苏竞争与冲突的消失。缓和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美国力图主要运用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策略，“作为一种处理超级大国竞争关系的政治方法，这一战略寻求以较少紧张和较低代价保护美国的利益，而运用冷战对抗和经常的危机办法代价会更高。”（注：JohnSpanier,"AmericanForeignPolicySinceWorldWarⅡ",CongressionalQuarterlyInc,1992,p.191。）缓和不是遏制的终结，而是遏制的新形式，是遏制的继续。

对美国来说，缓和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缓和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1973年1月27日，美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西贡政权四方在巴黎正式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长达十二年之久的越南战争终于结束。缓和使美国在从权力顶峰下落中获得一定的缓冲。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缓和战略加强了对苏联的渗透，“缓和为西方影响进入苏联打开了大门，从而在意识形态上使苏联受到一定冲击。”（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75页。）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整个70年代苏联凭借缓和之机，大力扩充军备，以咄咄逼人之势在世界各地大肆扩张。1971年，苏联利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纠纷及美国在亚洲收缩力量之机，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在东巴成立孟加拉国；美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后，苏联支持越南黎笋集团的“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吞并和侵占老挝和柬埔寨，并把原美军在越南的海军基地金兰湾变为苏联的海军基地。1974年苏联在索马里建立海军基地，1975年把安哥拉变为亲苏国家，1978年又渗透埃塞俄比亚。更为严重的是，1973年之后，苏联在阿富汗连续发动政变，直至1979年12月公然出兵全面占领阿富汗。（注：参见刘德斌：《美国世界战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页。）

苏联的乘势扩张正是导致缓和在美国国国内颇有争议的主要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缓和时期美国失大于得；美苏战略态势是“苏攻美守”；也有学者认为缓和的结果对于美苏双方来讲都是有得有失。究竟如何看待缓和之“失”？若从美国短期国家利益看，苏联的扩张确实损害了美国，美国在军事上暂时处于劣势。但从长远战略角度审视，美国并没有遭到重创，恰恰是苏联那种缺乏深厚经济支撑的过度扩张使其元气大伤，极大地消耗了自身的实力，并在以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苏联经济是军事内涵性经济，其经济建设的步伐被扩张军备的高额费用拖得举步维艰。1969年，美国的防务费用（不包括在东南亚的战争费用）为520亿美元，1974年增至860亿美元。同期苏联的防务费用由640亿美元增加到1060亿美元。苏联的防务费用比美国高出20％以上。（注：“ColdWarPatriotandStatesman:RichardM.Nixon”,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GreenwoodPress,1993,p160.）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统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为美国的67％；美国方面估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57％。（注：转引自顾关福：《战后美苏关系的演变》，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由此可见，两国的经济实力不属同一个层次。在苏联变本加厉的扩张攻势背后，已经蕴含了战线过长、力不从心的危险因素。

缓和战略范文篇4

一、现实的趋利选择

1969年1月尼克松执政伊始，美国世界战略赖以运行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尼克松政府面临着重大而艰难的抉择。

首先，美苏之间军事力量对比呈现新态势。60年代末，美苏战略武器相对均衡。1969年，美国共有陆基洲际导弹1054枚，苏联达到1050枚。1970年，美国继续保持原数，而苏联的洲际导弹则增至1300枚。（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8页。）到1972年美苏战略武器包括洲际导弹、潜艇发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数量，苏联2167件，美国2165件。美国的核弹头数量和准确性处于领先地位，苏联在运载工具和投掷重量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336页。）可见，美苏军事实力基本处于均衡状态。有鉴于此，尼克松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提出以“充足论”代替优势论，即均衡数量与质量，以确保美苏双方战略效能的均衡。另一方面，尼克松赋予美国外交战略以新的面容，他认为必须改变以强硬对抗的方式与苏联竞争，主张以谈判代替对抗，他说“美国需要一个谈判时代，而不是对抗时代”。

其次，国际战略格局呈现新局面，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平的力量有了重大发展。60年代之前，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是美苏两国。此后，西欧、日本、中国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强，美苏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应付裕如地扩张争霸。加之，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第三世界国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们强烈要求缓和国际局势，反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这对美苏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震撼力量。一向自诩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美国，也需要有一种相应的姿态。

第三，越南战争使尼克松政府面临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持续多年的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一场全面危机，美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越南战争已使美国社会绷紧到了崩溃的边缘，并把自杜鲁门最初在1947年宣布了遏制主义以来逐渐形成的对冷战外交政策的一致支持打得粉碎。”（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5—66页。）尼克松政府成为“战后这一代第一个不得不在没有全国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来处理它的外交政策的政府。”（注：（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而且，从6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到美国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国内问题，一股新孤立主义思潮随之衍生。新孤立主义者主张尽可能多地削减军费，减少美国在海外承担的义务。尼克松任职时只有不足10％的美国人赞成增加防务费用，而肯尼迪执政初始这个数字为70％。（注：“ColdWarPatriotandStatesman:RichardM.Nixon”,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GreenwoodPress,1993,p161.）尼克松政府既要同新孤立主义思潮做斗争，以防止出现轻率地迁就苏联的倾向，又不得不在国会及公众的强大压力下，削减防务开支。从这个意义上说，尼克松实施缓和战略也是受民意的趋动。

第四，国际战略流程的客观要求。依照国际战略学理论，在国际战略总流程的军事战阶段，对外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在经济战阶段，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交错并用；到知识战阶段，外交手段则成为经常性、主导性的手段。从50年代中期起，美国已进入信息社会，然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不是通过谈判解决战后一系列新问题，而是要把当时美国存在着的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即整体上的相对优势，转变成为整体上的绝对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333页。）美国实际上是在新条件下重复旧时代的“绝对哲学”，即抱定绝对目的，实施绝对手段，以期取得绝对的胜利。退一步讲，如果美苏在达到战略均衡前，美国以军事手段为主体与苏联抗衡尚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的话，那么随着双方战略均势的形成，外交战略必然处于升势。尼克松不得不顺应国际战略流程演进的态势，更多地倚重外交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战略。“从根本上讲，缓和战略是采用外交途径来对付苏联的问题。”（注：现代国际关系译丛16：《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上述诸种因素汇集起来，促使尼克松政府因势利导地变换与苏联强硬对抗的策略，转而采用缓和战略。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向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和平新战略”。其宗旨是以与盟国的伙伴关系为核心，以实力为基础和后盾，以谈判为重要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缓和新战略，用以达到遏制苏联扩张的目的。

二、美苏关系的一把双刃剑

缓和外交必须具备一大前提，即对峙双方的共同利益必然大于冲突，它意味着与其它选择相比，缓和带来的利益将大于所付出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美苏缓和正是基于核时代的现实。在“恐怖核均势”形成后，避免一场将会两败俱伤的核大战是两国共同的选择，正如尼克松所说：“既然两个大国都有能力毁灭全球，在维护和平方面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

当时苏联也有缓和的意图。首先，苏联国内面临经济困难，需要西方世界的技术、资金及贸易，勃列日涅夫希望通过缓和谋取和平红利，进而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其次，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意欲阻止美中接近，转而联合美国共同孤立、遏制中国。第三，通过缓和确立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缓和对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来说，同样是有利可图的、必要的。”（注：（美）沃尔特·拉弗贝《（1945—1975）美苏冷战史话》，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1页。）1971年4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上发出缓和信号，宣称要在70年代把“缓和”摆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并着重同美国改善关系。

美国方面，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就开始与苏联谋求紧张局势的松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后，美苏之间建立了热线，并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美苏还签订了若干双边协定。这一切为尼克松的缓和战略提供了一个起点。然而，肯尼迪与约翰逊时期的“缓和”仍然停留在该词的传统涵义上。

“缓和”（détente）是法语词，意思是“缓解紧张状态”。在传统的外交用法中，“缓和”意味着两个国家采取步骤远离武装敌意，它并不意味着存在敌意的强国间建立一种新的、和平的关系”。（注：MichaelRoskinandNicholasBerry,"IR:A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Prentice-HallInc,1990,p.137。）尼克松时代，“缓和”则被赋予新的内涵。“实质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与苏联搞缓和的观念是发展国际体系进程的一部分，而与传统的用维持国际体系来达到缓和的外交职能恰成鲜明的对照。”（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尼克松的缓和是指一个建立规范与制度的复杂的过程，意在通过软手段谋求硬目标的实现。

在尼克松任期内，美苏共举行了三次首脑会晤。首脑会晤是美苏缓和的重要形式与内容。

1972年5月22日，尼克松抵达莫斯科，美苏双方举行第一次首脑会晤，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该协定的基本文件有两部分，一项是《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另一项是为期五年的《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协定使美苏在战略核力量方面保持大体平衡。这次首脑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件，确认以“和平共处”、“缓和”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还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能源、医药和公共卫生、环境、扩大贸易、探索与利用外层空间、科技等若干方面的协定。这标志着美苏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1973年6月18日，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美苏签署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会谈的基本原则》、《防止核战争协定》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领导人还讨论了中东形势、欧洲安全、欧洲共同均衡裁军和越南问题。

1974年6月27日，尼克松再次前往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第三次首脑会晤。双方签署了《苏美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和《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议定书》，并就经济、技术、能源等方面达成了合作协议。

70年代前期，美苏贸易有了很大发展，这也是缓和的一项标志。在对苏贸易问题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主张“联系论”，即把美苏间的贸易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苏联在越南、中东、柏林等问题上的让步与合作联系起来。简言之，通过贸易限制苏联的政治、外交行为。尼克松曾形象地将其表述为：“在我们的商品上不但要印上经济价码，而且要印上政治价码”。（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签订后不久，美国就与苏联签署了一项粮食贸易协议：三年内美国将向苏联出售价值7.5亿美元的粮食，同时向苏联提供7.5亿美元信贷用于粮食购买。此举可视为联系原则的一个应用。

1972年10月18日，美苏签订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全面贸易协定，共有四项主要条款：一、苏联同意在30年内向美国偿付按照租借法欠下的战时债务7.2亿美元，美国承诺要国会批准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二、反倾销条款。三、两国同意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立贸易办事处。四、要求贸易争端按照联合国机构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在第三国解决。

但是，尼克松的战略构想受到国会的掣肘。1973年12月11日，国会通过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反对通过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的贸易法案，要求苏联放宽犹太人移民政策，把最惠国待遇同苏联的犹太人移民政策结合起来。该修正案限制了美苏贸易的发展，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加之由于苏联也不肯轻易就范，尼克松的“联系”政策当时未能取得相应的效用。但它仍为美国以非军事手段演变苏联打开了缺口。

在尼克松眼中，缓和不是威慑的替代物。他始终认为，缓和并不表明超级大国间对立和冲突的终结，缓和是通过有限的合作减少冲突；清醒的缓和是把缓和同威慑结合起来，缓和不是绥靖的同义词，也不是遏制的替代物。（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49、353页；前引《真正的和平》，第32页。）因此尼克松仍然强调力量的重要性：“在一个动乱和变化的世界上，我们的力量是个主要的稳定要素。我们的朋友们信赖它，我们的对手们尊敬它。它是我们致力于增进国际谅解和减少战争风险的外交的支柱。”（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正所谓不能言战就不能言和。尼克松时代，美苏之间曾有过几次关系极度紧张的时刻。如1970年的约旦危机、古巴西恩富戈斯港核潜艇基地事件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对这些触及美国重大利益的事件，尼克松政府都采取强硬措施，以威慑手段予以解决。威慑加缓和的策略就是实力加谈判的写照。

60年代，欧洲兴起一股不可逆转的缓和浪潮，美国出于控制欧洲缓和进程的目的，积极参予其中。1970年3月26日，英、法、美、苏四国开始就棘手的柏林问题进行谈判。1971年9月3日，缔结了《四国柏林协定》。柏林协定有利于缓和该地区局势，对于美苏缓和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为加强东西欧之间的往来，进一步渗透、争夺东欧国家，美国还参加了欧洲安全会议和中欧裁军会议。欧洲缓和与美苏缓和相互促进。

三、缓和的战略得失

70年代前期的美苏缓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这在双边关系史上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美苏缓和推动了整个东西方的缓和进程，也有助于缓和整体国际局势。美苏两国在极端复杂与微妙的核武器问题上进行谈判并达成一系列协议，虽然未能完全阻止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但它本身的意义仍是值得肯定的。

尼克松实施缓和战略有一个前提，即并没有假定苏联已成为一个友善的大国，或者冷战已经结束。缓和不是冷战的替代物，美苏之间仍视对方为主要对手，所以缓和并不意味着美苏竞争与冲突的消失。缓和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美国力图主要运用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策略，“作为一种处理超级大国竞争关系的政治方法，这一战略寻求以较少紧张和较低代价保护美国的利益，而运用冷战对抗和经常的危机办法代价会更高。”（注：JohnSpanier,"AmericanForeignPolicySinceWorldWarⅡ",CongressionalQuarterlyInc,1992,p.191。）缓和不是遏制的终结，而是遏制的新形式，是遏制的继续。

对美国来说，缓和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缓和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1973年1月27日，美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西贡政权四方在巴黎正式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长达十二年之久的越南战争终于结束。缓和使美国在从权力顶峰下落中获得一定的缓冲。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缓和战略加强了对苏联的渗透，“缓和为西方影响进入苏联打开了大门，从而在意识形态上使苏联受到一定冲击。”（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75页。）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整个70年代苏联凭借缓和之机，大力扩充军备，以咄咄逼人之势在世界各地大肆扩张。1971年，苏联利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纠纷及美国在亚洲收缩力量之机，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在东巴成立孟加拉国；美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后，苏联支持越南黎笋集团的“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吞并和侵占老挝和柬埔寨，并把原美军在越南的海军基地金兰湾变为苏联的海军基地。1974年苏联在索马里建立海军基地，1975年把安哥拉变为亲苏国家，1978年又渗透埃塞俄比亚。更为严重的是，1973年之后，苏联在阿富汗连续发动政变，直至1979年12月公然出兵全面占领阿富汗。（注：参见刘德斌：《美国世界战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页。）

苏联的乘势扩张正是导致缓和在美国国国内颇有争议的主要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缓和时期美国失大于得；美苏战略态势是“苏攻美守”；也有学者认为缓和的结果对于美苏双方来讲都是有得有失。究竟如何看待缓和之“失”？若从美国短期国家利益看，苏联的扩张确实损害了美国，美国在军事上暂时处于劣势。但从长远战略角度审视，美国并没有遭到重创，恰恰是苏联那种缺乏深厚经济支撑的过度扩张使其元气大伤，极大地消耗了自身的实力，并在以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苏联经济是军事内涵性经济，其经济建设的步伐被扩张军备的高额费用拖得举步维艰。1969年，美国的防务费用（不包括在东南亚的战争费用）为520亿美元，1974年增至860亿美元。同期苏联的防务费用由640亿美元增加到1060亿美元。苏联的防务费用比美国高出20％以上。（注：“ColdWarPatriotandStatesman:RichardM.Nixon”,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GreenwoodPress,1993,p160.）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统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为美国的67％；美国方面估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57％。（注：转引自顾关福：《战后美苏关系的演变》，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由此可见，两国的经济实力不属同一个层次。在苏联变本加厉的扩张攻势背后，已经蕴含了战线过长、力不从心的危险因素。

缓和战略范文篇5

早在冷战结束以前的十年，中国就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际上奉行和平与发展的外交路线的改革开放。

人类是在全球化的大浪潮中甚至欢呼声中进入21世纪的。

乐观的人们以为，全球化以为着原有的国家界限的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全球村”和人类共同体，其既包括经济-贸易上的WTO，也包括更大范围上的世界政治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人们将越来越能够共享一套基本的信念、价值、经济-贸易发展带来的好处、通讯-交通带来的便利。总之，是自由民主的胜利，因此也是“历史的终结”。（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

悲观的人则认为，随着东西两大阵营的冷战以一方胜利而结束，代之而起的，将必定是文明之间的冲突，特别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圈与依斯兰文明圈、儒家文明圈之间的冲突。如果不是文明冲突，还能是什么呢？（SAMULHUNGTINGTON《文明的冲突》）

在中国国内，主导的观念也是和平。在这种观念引导下，不但学术上在反驳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中，主要的反驳基本上是建立在一个“和”字上，例如说儒家文明如何注重“和为贵”，历史上中华文明如何善于吸纳、兼容各种外来文化，等等；而且，在具体的经济-政治布局上，基本上不再考虑毛时代的所谓“备战”，大量的“军转民”（军工生产转为民用生产），国际上也奉行大国外交，一再主动与美国等西方强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参见伏波：）

人们似乎忘记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其实是充满了血腥、暴力、战争和各种规模的武装冲突的世纪。在此之前，从14世纪殖民主义时代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战争和暴力，已经成了强国争夺资源和领土的主要手段。到了18-19世纪，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战争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世界各地展开，其所造成的杀伤和破坏，也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最为震撼的，首推美国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经过了它在越南战争其间对整个村整个镇的地毯式轰炸，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摧毁性轰炸，包括了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滥炸。

更重要的是，从制度的层面上说，现代制度本身，第一次把战争本身也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ofwar）了！暴力，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维度。（Giddens，Nation-StateandViolence），这是前现代国家很少有过的现象，甚至是前现代许多君王和将军也无法想象的。历史上当然有过延续时间很长和涉及范围很大的战争，也有过尚武的时代和国度，西方历史上有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几次十字军东征，东方也有中国古代的战国时代，成吉思汗的所向披靡，等等。但是，这些战争与冲突，都没有如现代社会那样，被制度性地嵌入到体制内部；没有如现代民族-国家那样，把军事作为国家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有机构成；没有如此名正言顺的国防预算、军费开支、军工生产、义务征兵，等等。

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理论，是为了确保本国公民的安全和权利，同时为了确保国家本身的主权（既包括领域和边界，更包括国内和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性），有必要运用军事的手段或暴力的机构。于是就有了非常矛盾的结构和结果：内部的安全是建立在外部的紧张之上的，很多时候，是用武装保卫和平，用暴力换取平安。这在西方强国里的保守思想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理论中，都可以看到。

再一个基本的理论，是关于列强争夺资源以及后起的强国争夺生存空间的分析。因为早期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不再是各自封闭的小体系，而是越来越连成一体的大体系（“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等），在这个体系内，从早期的领土之争发展到近期的资源之争，强弱之间的力量对比不断变化，强者之间的利益分摊也不断出现新的变化，有的时候是妥协和合谋，更多的时候则是要通过战争一决雌雄。列宁曾经极而言之：帝国主义主义就是战争，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两次世界大战，似乎既应验了这些似乎矛盾的理论，也从这些理论中对实际的冲突有了相当的理解。二战后虽然没有大范围的战争，但是局部武装冲突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大国甚至一直不断挑唆、引发小国开战，为此不惜发动政变、培植傀儡、贩卖军火。一个特别诡秘的现象是，由于战争和暴力本身成了现代国家（尤其是超级大国）建国立国的基础，它们一旦建立起来，就不能没有战争：已经发展起来的军工集团和军火商人，不仅成了最大的经济实体，而且也成了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它们不允许自己的产品无处销售、自己的利益无处表达！

当然，事情远比任何一种理论复杂。在这个意义上，克劳塞维茨还是对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初看起来，在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强国仍然不断发动或参与各次局部战争，科索卧，阿富汗，这个现象似乎是令人费解的。“流氓国家”、“邪恶轴心”等无疑既是托词，也是理由。由于有了所谓“流氓国家”、“邪恶轴心”，有了所谓---特别是911以来---恐怖主义，民主制度受到了新的威胁，而趁着威胁者手上还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所以要赶快动手术，切除“癌细胞”。

在这种托词和理由背后，又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人们立即想到了资源，尤其是石油。而在石油这个东西后面，还有由来已久的巴以冲突，更有一整套地缘政治战略，从中欧、中亚、中东，一直伸延到远东和太平洋等地。

我们应该明白，在整个冷战期间，虽然有诸如越南战争这样的长期的武装冲突，但是毕竟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其基本的原因是非常富于辩证法的：苏美两大集团各自拥有摧毁对方和整个世界的核力量的“均势”，是各自没有轻易拨动核按钮的关键。而在理论上，类似基辛格这样的人对于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彼斯麦时期的梅特涅，关于平衡、制衡等，也至少是美国相当一个时期内处理国际关系的依据。

但是，甚至还在冷战结束前，美国就有一些智囊开始反省这种“均势”理论。他们从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的理论中寻找灵感，发现美国奉行的基辛格那一套缓和战略，苏联得到的好处比西方得到的要多得多。同样的批评也发生在对华战略的检讨中，其认为通过接触政策，中国得到的太多了，而中国的发展，不管是不是最终彻底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都会在经济和资源上导致所谓“中国威胁”，所以至少应该重新回到“遏制”时代。

这些理论决不只是说说而已。举例来说，冷战后每次中美关系出现别扭，除了具体的原因（例如向台湾出售战略进攻性武器、中国大使馆被炸）外，都与这股所谓“新保守主义”重新抬头并入主或影响白宫和五角大楼决策层有关，所以，也基本上每次都是以中国妥协而暂告一段落。而在已经发生的几次冲突、战争背后，都有这套以积极姿态出击的新保守主义智囊团的影子。

很有意思的是，这是一群野心勃勃的理想主义者、乐观主义者，他们反对的是1960年代以来的文化相对论，而要重新确立西方文化大优越性。他们不是原来意义的保守：保卫等级、传统、现存秩序。相反，他们要的是美国式民主的普遍价值在全世界推广，为了这个目标，政治权力---必要的时候军事干涉---必须被积极地运用，从而积极地改变世界。

如今在依拉克运用的军事“威慑”，就是这种理论的体现。其不但接受有限的战争，必要的时候还要先发制人，甚至也可以使用战术核武器；也可以实行单边主义，联合国乃至其他西方国家，不同意、不通过也没有关系。当然，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梅尔（JohnMearsheimer）在他最新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TheTragedyofGreatPowerPolitics，2002）所说：“美国在19世纪以来就有殖民主义和向外扩张的记录，美国人今天当然不这样看待自己的历史，他们唯心主义的一套历史言说实际上遮盖了美国权力如何野蛮地成长起来的过程。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当然要通过联合国来推行其政策，但是当在联合国那里通不过的时候，美国就会置联合国于不顾，用别的办法来推行其政策。”

这种“美国国际主义”（AmericanInternationalism，不是帕特里克·布坎南的“美国第一Americanfirst”，其主张美国从国际事务中撤回来专注于国内事务），二战以来还从来没有这么公开地被鼓吹过。这里可以明显看到列奥·施特劳斯的理论幽灵，它担心，如果民主力量不起来与专治作斗争（包括主动诉诸武力），就不可能占优势；它主张，好的政权有权力、有责任用暴力反对坏的政权，而我们还没有找到比美国更好的制度。

这种理论最大的问题，是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近代历史上，战争并不总是发生在民主与专制国家之间，例如”一战”，当时的交战国其实是民主制度;再如“二战”，德国本身，从选民比例来看，其民主基础要远远高于英法。还有一种战争，是强国不断操纵的结果，比如1970年代早期，美国的民主政府动用军事手段推翻了智利的民主政府，却扶持了一个极端专制的政府上台。

这种理论的另一个阐释，是由罗伯特·库伯（RobertCooper）完成的。无独有偶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是从相反的立场来阐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库伯提出并不断地宣讲的一个主要概念是“新帝国主义”。他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后现代国家，既北美、欧洲的国家和日本；第二类还是传统国家，即它们还是民族-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还有一类是前现代国家，如非洲国家、阿富汗、中东国家。新帝国主义的意思是，后现代国家首先要动用它们的国家力量---如果必要，动用他们的武力---来控制现代国家，同时也用武力去制止前现代国家那些诸如屠杀、专制之类的事情。库伯提出，“在后现代国家内部，我们应当按照法律原则及安全协作的原则来行事，但是对于传统国家，我们还可以使用过去那些粗暴的方式：动用武力，防御性进攻以及欺骗等，总之，我们要用一切手段来对付那些至今仍然生活在19世纪那个自私时代的国家。我们之间可以讲法律，但当我们进入丛林时，我们就应该按照丛林法则来行事。”（罗伯特·库伯《恢复世界秩序》，参见：法国《世界报》2003年4月25日文章“后现代帝国主义”）

库珀发表这一套新帝国主义理论以来，西方许多很有影响的主要刊物，比如《泰晤士报》、《外交季刊》等，又公开地、正面地重新开始讨论帝国主义问题了，而二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要么回避“帝国主义”这个词汇，要么认为这是个负面的甚至是可耻的词汇，但现在，它居然又成了正面的东西了。（参见：PerryAnderson：“三种新的全球化理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还有，如今由美国共和党政府所领导的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军事行动，无一例外都得到了英国工党政府的全力支持。它是不是也反映了一个无情的现实：不管国内政策可能有多大的差别，在国际事务、争端、冲突中，英美总是彼此呼应的？或者，如许多批评者所言，库珀乃至布莱尔，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现在，布什和布莱尔，已经双双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这是要证明用暴力换和平的合法性，还是要彻底改变“和平”两个字的本来含义？

历史走到了如此的反讽地步，以至于原来鼓吹用革命暴力打碎旧制度的国家机器的国家，要么彻底瓦解或缴械（苏联东欧），要么完全相信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了时代的主流（中国）。而正是当初被革命的暴力理论要推翻的对象美国（以及英国），今天却张扬起“正义”的大旗，要用武力去“解放”被压迫的人民！

更大的问题是：在这种种迹象、势力、理论背后，还有没有可能实现和平？或者说，反战，还是一种可行的方案吗？

如今，我们还没有处在所谓的后现代时代，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仍然还是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制度和权力架构。虽然，我们已经开始不断碰到来自全球化的挑战---资本、技术、产品、信息和人本身的跨国大流动；但是，如果现在就说人们---或者，发达国家的人们---已经进入了后现代时代，未免也太“乐观”了。

记得1970年代初曾经有法国朋友问中国总理，你怎样评价法国革命？的回答是：法国革命到如今还不到200年，评价它为时太早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基本制度，还是法国革命以来所形成的，它当然包含了很多阴暗的方面，特别是战争和暴力。如果说，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制度还仍然是最为基本的制度，那么，它所赖以成立的基础---独立、主权等，还没有过时，我们需要检讨的，是究竟如何处理好国内的事务，究竟如何处理好国家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处理好跨国的种种力量关系和现象。

和平，首先就是在这个层面提出来的。国与国之间，不论什么纠纷，如果总要以枪炮相见，则不论什么理由，都会造成生灵涂炭，平民遭殃，环境恶化，仇恨加剧。而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似乎忘记了：人权国家有多大的能力横扫世界不民主的各个角落？用武力把人权的价值强加给其他地区的其他人群，怎么体现人权的意义而不是违背人权的本意？对于广大“传统国家”和“前现代国家”来说，来自发达的“后现代国家”的暴力、轰炸，怎么保证不会孕育出来自所谓“恐怖主义”或恐怖分子的抵抗？而且，暴力也好，恐怖也好，怎么保证它们就不会来自“发达社会”本身而不是什么“塔里班”和“基地”？最后，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保证武装干涉、单边轰炸、先发制人等不会演化为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民族-国家作为一种体制，有很大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恰恰是它太依赖暴力了，总是在以暴易暴的规则下彼此争斗，我们如果要超越它，有没有可能不通过暴力去实现。世界上大概只有一种暴力是不应该简单受到谴责的：那就是弱者的反抗！而今天，即使是反抗，也没有条件了，人民革命已经成为历史，老牌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也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动员全世界的弱者的反抗，不是用暴力，而是用和平，这里首先要反抗的，就是新帝国主义的霸道秩序。

人类如果一定还要有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必须是无硝烟的，例如抗击SARS之战，在这样的“战争”中，各个国家和地区所需要的，恰恰是和平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