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范文10篇

皇太极范文篇1

一、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

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复萌，政局急转直下。这个贪财好利，集腐败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种种恶行，尽载于史册[5]，已为人们所知，自不待赘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吕坤痛陈“天下安危”，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不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出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他诉说最近几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本费又各几百万矣。”由此可知“今国家之财耗竭”。他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6]

吕坤的这番话，是对万历十年以来，至二十五年之间计15年形势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

努尔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吕坤指出明朝形势开始变坏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尽管当时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实际上已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明亡始自万历十年以后，而清之肇兴，明确的时间，亦在万历十一年。清与明，一兴一亡，同步进行。

努尔哈赤以起兵复仇为契机，迅速演变为对建州女真的统一。从整个明清兴亡的历史过程来看，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开始，换言之，没有起兵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同明朝的彻底决裂。当然，直到建国前，努尔哈赤并没有公开反明，相反，他还同明朝保持着朝贡的隶属关系。但是，随着他先统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大其统一，却已引起明朝的有识之士的警觉，连连同朝廷发出警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侍郎杨道宾上《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指出：“努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尔哈赤“蹂躏属国，勾连野人，迁徙诸朝，逆已形矣，恶已著矣，而督镇诸臣犹然以为未形未著，岂以为必抗旌犯顺，鸣钟向洛，乃称显逆显恶哉！”努尔哈赤与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7]。

明朝对东北女真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早在明成祖时，已将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海西、野人），析卫所地站为262个，“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于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善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是时，部份边臣和朝臣主张：“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但这种主张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很危险。因为“国家本藉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8]，如任其兼并，实力“坐大”，将来势必“徐图内犯”，将把明朝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9]。

显然，努尔哈赤横刀跃马，在明朝边防重镇辽东东征西讨，从根本上破坏了明朝治理女真的政治格局，打乱了明朝对女真人的统治秩序，实际上已经开始反明。这一点，已为上述有识之士所看破，未来的事变，完全证实了他们的预见，可谓不幸而言中！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是明清兴亡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代，这就是努尔哈赤正式宣布建金国称汗，已把“意在自外”变为现实。后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清朝的勃兴，女真人开始再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一变而为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跻身于中华民族之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给明朝敲响了丧钟。两年后，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著名的“七大恨”，向明朝宣战，首战抚顺、清河，拉开了明清（后金）长期战争的序幕。自此，女真（满洲）同明朝200多年的政治隶属关系彻底终结，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终于走上了同明朝争夺统治权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努尔哈赤叛明，或称为反明，其义为一。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努尔哈赤建国称汗，进而向明朝宣战，是否具有正义的性质，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应当承认女真人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约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海西女真出现分合不定之势，先后有祝孔革、速黑忒、王忠、王台等著名的首领崛起，攻伐不已，其势互为消长。当王台势最盛时，曾被明朝“犁庭扫穴”的建州部女真，在沉寂了数十年后，再次复兴，涌现出王杲、王兀堂等强有力的人物，各控制一方，自行其是，所谓“海、建诸部日强，皆建国称汗。”[10]就是对当时形势的概括。努尔哈赤登上政治舞台时，正值群雄并起，各部展开弱肉强食的战争，都力图消灭别的部落，扩大自己的势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生动地描绘了女真各部斗争的景象：“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11]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乃至建立个人的统治权，恰是女真社会大变动的生动反映。在努尔哈赤之前，约60余年中，那些女真的英雄们都曾各领风骚，称雄一方，却都没有达到统一女真的政治目标，昙花一现，如匆匆过客，先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唯努尔哈赤继其后，大展雄才，实现了先辈们的夙愿，重新把女真各部统一成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可见，女真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尽管明朝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却无法阻止历史的前进。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女真的统一是历史的进步，应给予肯定。

其次，我们还应当承认，明朝对女真人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阻碍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必然激起他们的反抗。凡亲明的，明朝都给予扶持，反之，必欲消灭而后已；同时，又利用亲明的一方去镇压反明的一方，因而加剧了女真内部的斗争。如建州部王杲、阿台父子属反明派，哈达部王台是亲明派，则被利用来镇压王杲父子；海西部清佳砮、杨吉砮反明，也遭到打击。努尔哈赤的父、祖原属亲明派，却被明军杀害，虽属“误杀”，其实做了明朝“分而治之”政策的牺牲品。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实际是对明朝“分而治之”的民族压迫和统治的有力控诉。当然，在努尔哈赤之前，女真人尤其是在反明派的首领指挥下，曾屡次入边，袭扰汉人，造成了程度不同的财产与生命的损失。但明朝做为最高统治者，不能不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行政策的本质是民族压迫的。因此，努尔哈赤的历经30余年统一大部女真后，建国反明，不能认为是“犯上作乱”，因为他顺应了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常说，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是天然合理的，总是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样，努尔哈赤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领袖，率领女真人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也是合理的。

我们在评价努尔哈赤时，往往忽视他对推翻明朝腐朽统治所起的巨大作用，往往把这一巨大作用单纯归结为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事实上，努尔哈赤起兵复仇时，李自成尚未出生；而当其建后金时，李自成仅是个10岁的孩童。即使二年后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战争，李自成也不过12岁。迟至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李自成在陕西米脂县参加起义[12]，努尔哈赤已去世四年。所以，从亡明的时间上，李自成不占有首要地位，而努尔哈赤实为反明、亡明的第一人。

二、夺取辽东即是亡明的开始

明代辽东地区，其辖境东至鸭绿江畔，西抵山海关；北达开原，南止于旅顺，疆域广阔，相当于现今辽宁省境。辽东地处东北，为沟通东北与华北的咽喉，其南部隔海与山东相望，东南则与朝鲜仅一江之限，而与日本一衣带水，近在咫尺。尤其是东北、北部及东部，周边布满了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是他们活动的广阔的历史舞台。辽东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她在有明一代居于战略地位。刚刚建都南京的朱元璋，就以战略家的眼光，发现了辽东对明朝的一统江山极端重要。如洪武九年（1376年），他曾明确地指出：“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成守。”[13]明在辽东不设州县，专设卫所以守。自洪武四年（1371年）首设辽东卫于盖州得利赢城（今辽宁复县东北得利寺山城），延至宣德初年，历57年，遂形成以辽阳为中心的25卫的建置体系。这一建置，实则是军事防御体系，特别是洪武十四年(1381)建山海关，设山海卫“限隔内外”，将辽东置于严密的军事统治之下。明朝为何在辽东实行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军事体制？后人看得很明白，如嘉靖时辽东巡抚王之诰曾说：辽东“边鄙瓯脱之俗，华夷杂糅之民，迹近胡俗，易动难安，非可以内地之治治之也。”[14]凡到过辽东，或在此地任过职的将吏，无不认识到“辽东乃东北之雄藩，实国家之重镇。”[15]但又以“辽防为难者，北于属夷，东于高丽，而又渡海归内地，故不设州县，编民一以卫所制之者……恃其卫所以束伍耳。”[16]自永乐迁离南京，定都北京，距辽东不过千七百里（此为明人所修《大明一统志》所载，按今道里计之，实为千五百里左右），中间仅以雄关山海关拱卫北京，故辽东之安危直接关系北京存亡。辽东对明朝之重要，如同她的一只臂膀，以处北京左侧，向以“左臂”称辽东，故又称“辽左”。

明称为辽东的这一广大地区，自古就是“英雄百战之地”，关系天下安危。朝鲜人对此作过如下的精辟评论：

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何也？诚以平远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曾无门庭之限，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17]。

这一评论，无疑是对历史经验的精确总结。他所说“天下安危常系辽野”，又为明朝的历史所验证。如所周知，元朝自被逐出北京，其余众及其后裔散布长城以北，明人概称为“北虏”。终明之世，“北虏”一直是她的一大劲敌，双方时战时和，迄无定局。至明末，蒙古大部主要居于长城以北，瀚海以南的漠南蒙古归服后金，成为后金的一支生力军。明朝的另一劲敌，就是女真，明人称之为“东夷”。明朝统治者以金（女真）元（蒙古）世仇，长期采取“以东夷制北虏”之策，欲利用女真人以对付蒙古。辽东处于女真人与蒙古人包围之中，在军事上首当其冲，遂成为必争之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中叶以后，女真人渐次复兴，给辽东造成了巨大威胁。这样，到了后期，明朝便承受着既来自蒙古又来自女真的两个方面的军事压力。于是，明朝不惜一切代价，向辽东地区倾注亿万金钱，修边墙，筑城堡，兴建数以千计的墩台，派驻重兵防守：“自山海关至开（原）、铁（岭），每三十里即筑城，势若连珠……皆列兵戍守。”还在山顶上每五里或十里筑墩台，俗谓：“十里一墩，五里一台”[18]，置烽燧以报警。清初，一个叫王一元的，目睹明朝的这些遗迹，不胜感叹地说：“明季防边既周且备，不知费去几万万金钱！”[19]

明朝以二百余年的漫长岁月，不停地加强辽东的军事防御，已把辽东建设成为一大军事重镇。除此，明朝还在沿长城内侧，分别构筑了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固原、太原、宁夏、甘肃等8处重点军事防御，合辽东为九镇，而辽东居九镇之首。这表明，辽东的军事战略地位在明朝统治者心目中是何等重要！换言之，他们把明朝的安危系于辽东。

我的老师、已故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孙文良教授早在1962年就著文《明代的辽东和明末的辽事问题》，首次论证明末辽事与明亡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明末的辽事问题反映了一朝一代的兴亡，明清统治的交替并非偶然。”至1990年，他又续作《明朝兴亡所系辽东之得失》[20]，结论尤为精辟：“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论证之精确，已成不易之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亡辽者恰恰就是努尔哈赤开其端，亦即明亡的开始。事实证明，亡辽的过程就是明亡的过程，而全辽皆失之日，明朝最后灭亡随之到来。我们从下列明清（后金）战争进程便可得到验证：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与明首战抚顺、清河，虏人畜30万，消灭明军万余。

天命四年，双方激战于萨尔浒，为明清战史上第一次战略决战，明军近10万被击溃，死伤大半；继之，正式向辽东进军，攻取明开原、铁岭两城，歼灭明军近万。

天命六年（1621年），发动辽沈大战，先克重镇沈阳，破敌七万，再夺明在东北的政治与军事中心——辽阳，破明军近20万，辽河以东70余城传檄而定。明失辽阳，标志着明在东北的统治宣告瓦解，同时，也意味着明行将灭亡。

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初，向辽河西岸的重镇广宁（辽宁北镇）发起大规模进攻，血战西平堡，歼明军近万人，在沙岭（北镇南）再歼明援军3万，不战而得广宁，克义州（辽宁义县），歼明军数千。废弃广宁而不守，全师退回辽东。

天命十一年（1626年）初，再次进军辽西，攻击辽西另一重镇宁远（辽宁兴城），遭到对明战争以来第一次重创，无功而返。同年八月，努尔哈赤病逝。至此，他已夺得全辽之半[21]。

自抚顺、清河首战以来，后金与明交战，远远不只上述所举重大战役，随着战争的不断进行，为后金的发展开拓了胜利之路。同时，努尔哈赤联络蒙古科尔沁部，结为同盟，共同对明；向黑龙江中下游发展，吸收当地少数民族加入八旗，后金势力迅速增长。努尔哈赤占据辽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对不久的将来明亡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一再迁都，先迁辽阳，至天命十年，再迁“四通八达之处”的沈阳[22]，做为稳固的根据地，成了清入关前与明朝京师对峙的都城，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努尔哈赤占据辽东，已将明朝推向衰亡之路。他主要通过战争的手段，使明朝为辽东付出了重大代价，实力遭到严重削弱。

皇太极继承其父的遗志，全面发展其父的未竟事业。他从辽东出发，分别于天聪元年（1627年）、崇德元年（1636年）两度出兵朝鲜，彻底征服李氏王朝，确立了君臣之盟，从而翦除了明朝的羽翼，为己所用，使明受到孤立。他继续向北用兵，将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诸民族置于他的统治之下；他剿抚并用，使广大的漠南蒙古脱离明朝，加入了清（后金）政权；至其晚年，又有西藏班禅遣使赴沈阳，建立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皇太极以辽东为根据地，对明朝成功地实行了政治与军事的大包围。

皇太极始终保持着对明朝的强大的军事与政治的压力，挺进辽河以西的地区。我们从以下战事记录中可知全辽的丧失，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过程：

天聪元年（1627年），首战宁远与锦州，受阻于坚城之下，遭炮火攻击，被迫退兵。

天聪六年（1632年），围大凌河城（辽宁锦县）。皇太极称：明“精兵尽在此城，他处无有”[23]，攻下此城，便消灭了明的有生力量。围城三月余，迫使明将祖大寿出降，全城军民所剩1万余人皆归后金所有，祖大寿以下，百余名将官尽数归降（祖大寿降后又脱逃）。

天聪七年，攻取旅顺，明将黄龙自杀，其所属近万人非死即降。明在辽东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丧失，其统治势力，完全被逐出辽东半岛。

崇德二年（1637年），袭取皮岛，明将沈志祥投降。明在辽东的海上防线也最后崩溃。

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围锦州，明兵精锐数万被围于城内。

崇德六年，松山决战。明调集“九边”精锐之旅共13万，力救锦州，企图防护山海关，保障京师安全。仅数日，明全军覆没，主帅洪承畴被俘投降。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四城随之而破。这是继萨尔浒决战以来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决战。仅此役使明“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精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24]足见这次决战对明清兴亡影响之大。此役后，明在全辽仅剩下中前所、中后所、宁远、前屯卫四座城镇（均在今辽宁省兴城与绥中县境）了[25]。一代大明江山处于岌岌可危之中。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逝。这时，距明亡还不到一年。新即位的顺治帝，在他的两位叔父多尔衮与济尔哈朗的辅佐下，乘松山大战之胜，于皇太极病逝一个月后，便向中后、中前、前屯卫发动攻击，在不到10天内，连克三城，歼灭与收降明军1.5万余人[26]。

此时，明在辽东，只剩下吴三桂独守的宁远一座孤城了。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清兴亡的最后时刻终于来临。耐人寻味的是，明亡之时，恰恰是明失全辽之日。这年三月初，农民起义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北京逼进之际，明崇祯帝始下决心，征调吴三桂率部进京勤王，宁远城无条件放弃，实际是白白送给了清朝。吴三桂率军民进入山海关，继续向北京进发，至三月二十日抵丰润，李自成已于前一日即十九日进入北京，明朝276年的统治至此终结。

在清入关前的28年间，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同明朝集中争夺辽东，逐城逐地争夺，战事之酷烈，交战之频繁，影响之深远，为明开国以来所仅见！其他诸如东征朝鲜、北征黑龙江、西征蒙古，都是围绕争夺辽东这个焦点进行的。从以上所列军事斗争的历程，我们看到，辽东实系明朝的命脉，其衰而亡，是同明逐渐丧失辽东同步发展的。全辽丧失，明朝亦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早在明亡100余年前，嘉靖时已有人预言：辽东，“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故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焉。”[27]万历中期，又有人说：“京师去辽才七百里（指北京至山海关），辽亡则京师未得安枕卧也。”[28]辽亡，何只“关乎盛衰”、“安枕卧”，而是关系存亡的一大关键！但他们已把话说到这种程度，确属相当难能可贵。历史已为他们的预言做了明确的回答。所以，明亡并非始亡于李自成农民军，从根本上说，始亡于辽。我师所说：“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实在是卓异之见，精辟的理论概括。

三、“辽事”动摇了明朝统治根基

明朝亡于神宗，而神宗之亡明，又始于辽东之丧失。神宗的腐朽统治，已使整个社会危机四伏，作为边防重镇的辽东地区，其形势急剧恶化，为努尔哈赤所乘，遂引发天下大乱，导致明朝迅速走向败亡。

神宗暴虐，倒行逆施，不顾国家安危，其中，为祸最烈莫过于重用大批宦官，充当矿税使，分赴全国各地，大肆掠夺民财。他们打着皇帝钦差的旗号，如狼似虎，无恶不作，引起民变、兵变、商变，天下骚动。矿税使的种种暴行，详载《明史》诸书，为治史者所熟知，不须赘引。

辽东是受害严重的地区之一。宦官高淮被派到这里，为害10年，民谣称：“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29]寥寥数语，已把高淮作恶刻划得淋漓尽致。其次便是辽东总兵李成梁，与高淮勾结，狼狈为奸；再是巡抚赵楫，也助纣为虐，为害地方。时人把他们三人称为辽东“三患”，换言之，实为“三害”。主要还是高、李二人，搞乱辽东，人心思逃，“生于辽，不如走于胡”，就是对当时人心趋向的真实写照[30]。在高淮、李成梁先后被赶跑或罢官后，辽东受害已深，形势进一步恶化。朝廷选将不得其人，兵备废驰，民穷财尽，国家财源枯竭。辽东陷入混乱之中。

努尔哈赤就是利用明朝衰弱，辽东混乱的局势，乘机起兵，东征西讨，明朝麻木不仁，任凭其兼并，终于完成了对女真诸部的统一，建国称汗，迅即掉转进攻的矛头，直指明朝统治者。“辽事”问题，由此而起。

所谓“辽事”，主要是指努尔哈赤对辽东的争夺。自辽东传来警报，就把明朝拖上死亡之路，并且随着战争频繁进行，规模不断扩大，争夺日趋激烈，从根本上动摇了明朝统治的根基，明朝这座立国已达200多年的大厦将倾，风雨飘摇。

自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在长达近30年里，清（后金）越战越强，不断发展壮大，而明朝却被打得精疲力尽，财源柘竭，经济危机加深。远的不说，从神宗后期，经熹宗朝，至崇祯，为防护辽东，阻止后金的进攻，倾注了全国人力、物力与财力于一隅之地，筑城堡，修工事，运粮饷，备器械，派重兵，已将国家的财政储备消耗殆尽。投放到这东战场上的粮饷和武器装备，或成为清（后金）的战利品，或在战争中被销毁。明朝为支付巨额军费开支，屡次向全国额外加派税额，名曰“辽饷”，合“剿饷”与“练饷”为“三饷”，已成为明末一大虐政，农民不堪重负，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加速了社会经济的总崩溃。清（后金）对明朝的打击和破坏，并不限于并外辽东地区，皇太极在位时，先后五次派大军突袭长城，进入中原，举凡京畿、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腹地遍受蹂躏，所谓“旌旗所指，无不如意”[31]。计五次所掠，人口达百余万，牲畜无数，掠黄金、白银更以千万两计，致使京师以南地区“民亡十之九”，行程千里，“一望荆榛”[32]。清军不以占城夺地为目的，专事破坏和掠夺，消耗明朝的经济实力和有生力量。皇太极把他的这一做法，形象地比喻为“伐大树”，他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33]他从辽东的攻战，到屡次进关袭击，都是在贯彻他的战略思想，直至把明朝这课大树砍倒为止。

清（后金）把明朝拖入“辽事”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因为经济状况的恶化，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险象环生，零星的小规模的反抗活动，正在酝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仅如此，“辽事”问题也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政争日趋激烈，各立门户，党同伐异，统治集团内部一派混乱。

围绕“辽事”问题，明朝廷臣议战守，迄无定策，由意见分歧，进而发展成宗派与门户之争，致使将相不和，文武对立，言官拨弄是非，朝政黑暗，正直大臣遭到陷害、排挤，乃至死于非命，招致战场上一败涂地。如，杨镐奉命首次伐后金，廷臣主要是言官们以“师老财匮”，累累发红旗催战。杨稿分兵四路冒进，在萨尔浒决战中被彻底击败，朝廷以“失陷封疆”罪，将他处死；王化贞与熊廷弼，以战守意见不一，意气用事，自行其是，致有广宁之逃，熊王二人被逮，先后被处死；大学士孙承宗自请督师关外，辽西的军事与政治形势得以改观，但因为不阿权贵，终被排挤出朝廷，只得告老还乡，让阉党分子高第担当孙承宗的职务；敢言战守的袁崇焕两度挫败后金的进攻，给明朝带来了希望，皇太极施离间计，明廷臣与崇祯不辨真伪，将他残酷处死。《明史》评论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34]在袁崇焕经略辽东时，擅自处死总兵毛文龙，明在海上防线渐致瓦解，自毁海上长城。至洪承畴率13万精兵援锦，本待徐图渐进，行以守为战的“持久之策”[35]，却被兵部职方司张若麒与兵部尚书陈新甲所逼，改为速战速决而惨败，洪本人被俘，精兵猛将及大批物资毁于一旦。兵部尚书陈新甲也因瀉露与清和谈的机密而被杀。凡此种种，都是政治黑暗带来的恶果，内耗损失了自身实力，在强大的清朝面前只有被动挨打。尤其是宦官柄政、监军，利用“辽事”战守问题，对不合己意的文臣武将大肆排遣，无端陷害，如熹宗朝的魏忠贤与客氏相结，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崇祯初一度消除宦官干政，不久他又重蹈覆辙，利用宦官监军。这些本属皇帝的奴仆，不过是供酒扫庭院的无知之人，竟高居于将领之上，监督战守，瞎指挥，岂能不败！在明朝处于危亡瞬间之际，廷臣议宁远是否该放弃，吴三桂所率辽兵劲旅应否进京勤王，除了吴麟征力主撤宁远，调吴三桂进京以卫京师，廷臣们互相推委，却唱出祖宗土地不能随意放弃的高调，绝口不谈撤兵进京勤王，唯恐招惹祸端。最后一次挽救灭亡的机会失去了，当崇祯醒悟过来时，为时已晚，明朝终于难逃亡国的命运。

一系列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在明末农民起义很久之前，清（后金）依靠自己的实力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同明朝展开了军事的与政治的斗争，使明朝财力、物力和人力耗尽，变得虚弱，不堪一击。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在明朝已被清（后金）部分肢解，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爆发的。而后来成为农民领袖的李自成迟至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才投入不沾泥的起义队伍，失败后，再度崛起，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张献忠也独树一帜，同明军作战。还有其他多股农民军，独自展开反明活动。但是，他们早期的活动范围，大体还局限在陕西地区，有时也突入到山西、河南、湖北等地区，以流动作战而著称。总的说来，对明朝还构不成严重威胁。事实上，这些起义军特别是李自成几度遭到明军的致使打击，总是死里逃生。但关外的清军却逐渐取得对明军的战略优势。至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才获得大转机，迅猛发展起来。恰好同年八月，发生了明清战史上的又一次决战——松锦决战，自此次决战后，明朝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应当指出，松锦决战对李自成的命运关系极大。在此役之前，明朝是分内外两线作战，内线是对李自成，外线是对清军，东西兼顾，当明朝误以为李自成溃不成国，偃旗息鼓，便以关外清军为大患，遂抽调李自成的劲敌洪承畴率13万精兵出关援锦，迎战清军。公平地说，皇太极发动对锦州的战役，吸引和牵制了明朝的雄兵猛将，的确是帮了李自成的大忙，他就是趁明军东调关外的机会，乘机复出，其势不可制。而明朝13万精兵没于松山战场，再也没有力量回师关内，去对付声势浩大的李自成起义军了。正如前文已指出，在明朝存亡的关键时刻，明为阻止清军入关，仍然不肯及时地把它的最后的一支劲旅——吴三桂所统的辽兵调进北京。这不是清太宗帮了李自成的忙，牵制了吴三桂所部，使李自成统率的数十万大军，在突破了居庸关之后，如入无人之境，一鼓作气，兵临北京城下。李自成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有利条件下，一举夺取了北京。明朝就此灭亡。李自成直接亡明，居于首功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当论及明亡的时候，还不能忽视张献忠的作用。张献忠没有直接参与攻取北京的军事行动，是为人们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他对推翻明朝毫无关系。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有过一段评论：“论者又以献据蜀，闯则犯阙，按法行诛，薄乎减等，而不知献乱以来，财赋绌于吴、楚，士马毙于荆、襄，民命涂于中野，夫是以土崩瓦解，一蹶而坏。譬犹人之死也，献执其手，而后闯刺其心；献揕其胸，而后闯扼其吭，则献之与闯，厥罪惟均也。”[36]

谷应泰作为封建史家，在评论张、李亡明这个问题上，认为罪过同等，却讲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张、李共同灭亡了明朝。他称两人之“罪惟均”，而我们应看作“功劳”同等。事实的确如此。张献忠率军入湖南、江西后入川，分散和牵制了明朝的大量兵力，也为李自成进军北京大大减轻了来自明朝的军事压力。但是，谷应泰却不敢论及清朝在亡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事实是，在李自成进北京前，与关外的清朝，四川的张献忠，已形成了三支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谋略各不同，政治目标却是一致的，都为推翻明朝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而浴血奋战。他们之间虽无联系，实际是分兵作战，共同肢解了明朝，而李自成捷足先登，抢先夺取了北京。

从努尔哈赤公开宣布叛明，中经皇太极，直至进关夺取政权，近30年间，在亡明的漫长过程中，始终发挥了主导作用。即使如明末农民大起义，除了明朝的腐朽统治，天灾肆虐，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努尔哈赤父子打乱了明朝的统治秩序，使她为“辽事”所困扰，引发天下大乱，而一发不可收拾。从全局看问题，却是努尔哈赤父子率先灭亡明朝，不管他们是否预料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李自成进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扫除了前进的障碍，让他扮演了亡明的英雄角色，演出了最后的壮观一幕。自清入关后，诸如摄政王多尔衮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帝，总是否认清朝亡明的事实，强调夺之于“流寇”之手，宣扬清得天下“光明正大”。在他们看来，亡掉一代王朝，并夺其政权，不合乎理性，不符合传统道德，这与他们所倡导的“忠君体国”的思想是相悖的，所以清朝统治者连他们的祖先曾隶属为大明的臣民这个事实也予以否认。这就是说，从其先祖与明无臣属关系，至推翻明朝，也非亡于清朝。他们一再强调清朝一统天下，符合道德，顺应天理，其原因在此。

明清兴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涉及很多问题。以往的论述，都把明亡归因于农民起义，具体说，就是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推翻了明朝统治。这就把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给简单化了。本文所论，力图把明亡的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作一综合考察，就不难看出努尔哈赤父子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从明清鼎革的全过程看，始终是明与清（后金）两大势力的生死较量，而李自成、张献忠各自领导的农民军，是在明清斗争后期加入的两支生力军，为明清兴亡起了催化与加速的作用。

注释：

[1][3]《明史·熹宗纪》卷22。

[2]《明史·穆宗纪》卷19。

[4][5]《明史·神宗纪》卷21、22，并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

[6]《明史·吕坤传》卷226。

[7][8][9]《明经世文编》卷453。

[10]《明史·张学颜传》卷222。

[11][2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4。

[12]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35—36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年。

[13]《明太祖实录》卷103。

[14][15]《辽海丛书》“全辽志叙”、“辽东志书序”。

[16]《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55。

[17]金景善：《燕辕直指》卷1。

[18]宋小濂：《北徼纪游》4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辽左见闻录》（手抄本）。

[20]孙文良：《满洲崛起与明清兴亡》，辽大出版社1992年。

[21]《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参见拙著《明清战争史略》（合著）。

[23]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

[24][35]谈迁：《国榷》卷97。

[25][31][33]《清太宗实录》有关各卷。

[26]《清世祖实录》卷2。

[27]王之诰：《全辽志叙》。

[28]《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1。

[29]《明经世文编》卷467，宋一韩疏。

[30]陈继儒：《建州考》。

[32]李永茂：《荆襄题稿》。

皇太极范文篇2

一、宁锦防线

明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袁崇焕取得了宁远（辽宁兴城）大捷。翌年，又获得宁锦大捷，朝野同声相庆。明熹宗说：“朕廑念东事，从前皆因守之不固，更何言战？昨闻设奇应变，贼且退避，此足明固守之验矣，”[1]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关门既已无虞，”[2]认为“关门之倚宁远，宁远之倚塔山、锦州，皆层层外护，多设藩篱以壮金汤。”[3]此议得到许多臣工的赞同和支持，于是明廷改变了过去王在晋、高第等人推行毁弃关外诸城，退守关门的错误御敌方针，而易为调兵遣将，增拨粮饷，修筑城堡，操练军士。使关外诸城互为犄角，既能坚壁清野，独自抗敌，又可首尾相应，协同作战；进则直趋辽沈，收复全辽，守能拱卫关门，保护京师的一道坚实的宁锦防线。宁远、宁锦接连遭到重创，皇太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针对明朝宁锦防线采取以下措施：

——避实击虚。皇太极深知八旗劲旅长于野战，不善攻坚，所谓“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固守，我国每每弗下。”[4]因此，他认为“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5]天聪三年（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亲统八旗大军，避开明的宁锦防线，以蒙古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噶都为向导，取道内蒙，由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进入关内，明廷大惊，京师戒严。后金兵进逼北京，蹂躏京畿各州县，随之占领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皇太极企图在永平等地建立关内据点，东可进攻山海关，西可威胁京师，由于遭到明军猛烈进攻，未能如愿。此后，皇太极多次兴兵从内蒙进关骚扰，使明京师重地不得安宁，从而削弱了宁锦防线的作用；

——乘疑用间。袁崇焕取得宁远、宁锦大捷后，遭到一些同僚的嫉妒，被阉党诬陷去职。崇祯帝即位后，诛魏忠贤，袁崇焕复出，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赴关外御敌。崇祯二年（天聪三年）十一月中旬，袁崇焕得报后金兵入关，进逼京师的消息，未奉圣旨，擅自率军离开汛地，兵至河西务，明廷命袁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而他却认为“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驻营京师广渠门外。“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6]故在崇祯帝召见袁崇焕时，“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域中，不许，”[7]对他已有猜疑。此时，皇太极采用范文程的“进密策，纵反间”[8]计。十一月二十日，后金兵在广渠门外击败袁崇焕等援军。二十七日，皇太极闻袁崇焕等“复聚败兵，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于是令后金兵“列阵，逼之而营”。随后，他与诸贝勒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指出：“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此不过败残之余耳，何足以劳我军，”[9]遂返回大营。是日，据《清太宗实录》记载：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递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10]

二十九日，皇太极纵明太监归，其中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11]崇祯帝“信之不疑，……遂缚下诏狱。”[12]袁崇焕蒙冤，被凌迟于北京西市，明朝宁锦防线失去一位杰出的统帅；

——自造火炮。西洋大炮明末传入中国，身管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安有瞄准装置，“发时以铳尺量之，测远镜度之，无不奇中，……攻守重器也。”[13]明廷将此炮安放在重镇要隘。皇太极深知，八旗劲旅，仅凭刀矛弓箭，攻取架设西洋大炮的坚城，极为困难，于是下令仿制西洋大炮。命总兵官额驸佟养性为督造、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荫、铸匠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等一批汉官汉匠参与制造西洋大炮[14]，铸成后，赐名“天佑助威大将军”，后金“造炮自此始。”[15]皇太极考虑到满人不熟悉放射火炮，故将满洲八旗中析出部分汉人军士，组成汉军，命佟养性为昂邦章京，统领这支炮队。

二、掘壕长围

袁崇焕死后，明廷命孙承宗为督师。他深知八旗兵善于奔袭，不可轻敌，所以仍采取积极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命祖大寿，何可刚等率军修筑大凌河城（辽宁锦县），以加强宁锦防线。天聪五年（崇祯四年）五月三日，自锦州来归后金的汉人张士粹等三人，“俱言，明人修筑大凌河城，基址已完，灰池亦备云。”[16]六日，诸贝勒大臣向皇太极议奏：

明人若果修城，我兵即当速往，不知皇上庙算如何。臣等愚见，此次出兵，彼若出战则已，倘彼遁入锦州，我兵不可引还，恐往返之间，徒疲马力，非计也。且彼已畏我，不战而退，我又何为还军，凡遇城池，务围困之，方为得计。倘蒙允行，则宜令多备糗粮，以充军实，至围城之事，秋不如夏之便也。[17]

皇太极对此议没有立即表态，可是二十九日得白布赫报告，率兵至十三站，“会祖大寿兵千余，自锦州来援，我兵寡不能支，故引还，阵殁者十一人。”[18]皇太极一方面得知明军修筑大凌河城，另一方面又见明军出锦州城北上，因此引起他的重视。六月十一日，皇太极“遣叶努十六人，往觇大凌河明人筑城之事。”[19]二十日，叶努还奏：“明筑大凌河城未果，止于四隅造台云。”[20]七月十八日，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会议，议设统兵将帅。“其随营红衣炮，大将军炮四十位，及应用挽车牛骡，皆令总兵官佟养性管理[21]，这是炮兵首次出征。二十一日，皇太极“闻明总兵祖大寿与何可刚等副将十四员，率山海关外八城兵，并修城夫役，兴筑大凌河城，欲乘我兵未至时竣工，昼夜催督甚力，因统大军往征之。檄归附蒙古贝勒头目，各率所部兵，来与大军会。”[22]二十七日，皇太极命贝勒杜度等留守盛京，自率大军西进。二十八日，皇太极在行军途中召集诸将曰：

我等所居沈阳，辽东之地，原系我属乎？乃天赐与我也。若不事征讨，坐视明国开拓疆土，修建城郭，缮治军械，使得完备，岂能使我等安是耶？命及於此，遂以征明所获财帛，及与朝鲜通商所得货物，收购蒙古马匹。所以兴师致讨者，乃是故也。……我自征明以来，或攻城，或野战，每战必胜。然而，我等何以退缩耶？明国屡次战败，仍不足惧何为耶？乃因彼虽不长于骑射，而于临阵时通晓文武法律故也。……统观我军，为数众多，若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各就所属，分别诚谕，则为数不多也。若当众申明法令，爱惜士卒，则孰不欲效死于尔诸将之前面耶？[23]

八月一日，蒙古科尔沁、阿鲁、扎鲁特、巴林、敖汉、奈曼、喀喇沁、土默特等部，率领两万余人前来会师，随之亦晓谕军令，不得违犯。八月二日，后金兵过旧辽阳河，军分两路并进，命贝勒德格类、岳托、阿济格等率军二万，由义州进发，屯于锦州大凌河之间以俟。皇太极自将大军由白土场入趋广宁大道，约六日两军会于大凌河。此日凌晨，两路军俱至，并擒获一汉人供称：“修筑大凌河城，已经半月，城墙已完，垛墙完其半。有祖总兵官及其长子，副将七员、游击、参将约二十，马兵七千，步兵七千，筑城夫役，商贾七、八千在焉。”[24]

大凌河城，在大凌河西，小凌河东，离锦州四十里。明时称大凌河中左千户所，属锦州守备管辖，明宣德三年建城，周围三里十二步，阔一丈。嘉靖四十二年，巡抚王之浩重修，筑高二丈五尺，门一四角更房各一，明末被毁。[25]祖大寿等率领明军工役修筑大凌河城，尚未完工，后金兵已经进围其城。七日，皇太极分析了宁锦形势，及大凌河城的处境，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随之召集诸贝勒下令曰：

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于计为便。因命正黄旗固山额真＠①额礼，率本旗兵围北面之西。镶黄旗固山额真额驸达尔哈，率本旗兵围北面之东，贝勒阿巴泰率护军在后策应。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色勒，率本旗兵围正南面，莽古尔泰、德格类两贝勒率护军在后策应。镶蓝旗固山额真宗室篇古，率本旗兵围南面之西，贝勒济尔哈朗率护军在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吴讷格，率本旗兵围南面之东。正白旗固山额真喀克笃礼，率本旗兵围东面之北，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率护军在后策应。镶白旗固山额真伊尔登，率本旗兵围东面之南，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率护军在后策应。正红旗固山额真额驸和硕图，率本旗兵围西面之北，大贝勒代善，率护军在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鄂本兑，率本旗兵围正西面。镶红旗固山额真叶臣，率本旗兵围西面之南，贝勒岳托，率护军在后策应。蒙古诸部落贝勒，各率所部兵围其隙处。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率旧汉兵戴红衣炮、将军炮，当锦州大道而营。诸将各固守汛地，勿纵一人出城。[26]

皇太极做了以上严密布署后，各旗分赴汛地，环城四面掘壕，据《满文老档》记载：“壕沟周长三十里，城与壕之间有三里。壕深一丈，广一丈，壕外砌墙，高一丈，墙上有垛口。于墙内五丈外掘壕，其广五尺，深七尺五寸，覆以黍秸，掩上其土，于周围尽扎营。营外亦掘壕，深五尺，广有五尺，防守既固，困于城内之人不能出，城外之人不能入。”[27]并在“各山遍野，共扎大小营盘四十五处，营内有马槽、碾盘、辘轴、打造铁炉。”[28]皇太极为了迅速而准确的了解明军动态，又命每牛录派护军一名，左翼四旗以总兵官阿山为主将，右翼四旗以参将劳萨及备御图鲁什为主将，往锦州、松山一带侦察敌情。明军守将祖大寿、何可刚等因城中粮草不足，极盼援军解困，但又不能坐以待毙，所以不断派遣小股部队出城试探。八月九日，明军百余骑出城被歼。十日，明军又有马步兵五百余人出城，后金固山额真额驸达尔哈率军击败，追至城壕。同日，明人出城刈禾者被杀六十三人。十二日，明军出城诱战，图赖轻敌，未得命令，却率军突入，随之额驸达尔哈也率兵继进，两黄旗一动，“四面军士见之，亦各进战。两蓝旗兵径抵城壕，舍骑步战，逼明兵入壕。壕岸明兵，与城上兵，炮矢齐发，两蓝旗兵乃退，”[29]结果副将孟坦、革职副将屯布禄、备御多贝、侍卫戈里及士卒多人阵亡。当时镶白旗的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也领护军冲入。这一违反军律行动，致使后金兵战败，皇太极得知大怒，自此后金兵不再进抵城壕与明军交战，以免伤亡，而是加紧包围大凌河城。因此三十日，当大凌河城明军出城攻打后金兵所得之台，竖梯攻战时，正红旗固山额真和硕图、镶红旗固山额真努臣、镶蓝旗固山额真篇古、正蓝旗固山额真色勒、镶白旗固山额真图尔格、蒙古固山额真吴讷格等，“各率兵出营，齐进夹攻，大败之。敌兵奔入城，我军追击，至城壕而还。”[30]可见接受了上次失败的教训，不再恋战。

三、坚决打援

皇太极对大凌河城围而不攻，打援却毫不懈怠，主要表现以下两方面：

1.清除墩台。大凌河城四周建有不少土石木夯筑的墩台，内有驻军，相互策应，此时它一是可以出兵支援，二是则起牵制围城作用。因此皇太极以文武兼施，将其瓦解或摧毁，致使犄角失势。根据《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记载统计，自八月十日至十月十四日，招抚3台，归降4台，攻克5台，共计12个台。后金兵在攻打墩台时，充分发挥火炮的威力，如十月九日，“遣官八员，率兵五百人及旧汉兵全军，载红衣炮六位、将军炮十四位，往攻于子章台。”[31]这是一座大的墩台，地势险要，驻有重兵，垣墙坚固，攻下此台后，“周围各台明人闻之，近者归降，远者皆弃台而遁。”[32]于是后金兵清除3大凌河城的四周墩台，该城如同海中孤岛。

2.阻歼援军。明廷闻祖大寿等被围困在大凌河城，命关外诸城出兵援救。督师关外兵马的孙承宗由山海关来到锦州，组织明军前去解围，但是辽东巡抚邱禾嘉“恒怯、屡易师期”，又和总兵吴襄、宋伟“不相能”，[33]这就给皇太极围城打援提供了有利条件。八月十六日，明松山有二千人马前来支援，被负责侦察锦州、松山敌情的阿山、劳萨、图鲁什等率领的后金兵击败。皇太极见明军开始出动援救大凌河城，必有大军到来，二十三日，命贝勒阿济格及硕托“率每旗纛额真一员，护军五十及蒙古敕汉、奈曼、科尔沁、阿鲁、巴林、扎鲁特各部兵之半，往锦州路，拦击明援兵”。而且“亲往指示立营、了哨之地。”[34]二十六日，锦州有明军六千来攻阿济格、硕托营地，被击溃逃回城。十二日，皇太极闻明由关内增兵来援锦州，他以贝勒阿济格军中兵寡，“命总兵官杨古利额驸为主将，率八旗护军之半，前去之每旗五十名护军亦计入数内，前往增援。”[35]十六日，皇太极率亲随护军，贝勒多铎率所部护军二百、营兵一千五百，佟养性率领炮兵和车盾，往击锦州援兵。他留车兵在后，而己前往，见锦州城南尘起，命前哨图鲁什、劳萨率军察看，令众军停止前进，自己与多铎率护军同往。这时锦州明军七千，追击图鲁什等至小凌河岸。皇太极见此情形，率亲随护军二百，冲入明营，将明军击溃，逃回城中。贝勒阿济格所部和留后军俱至，锦州明军再次复出，步军列车盾大炮鸟枪于城壕外，骑兵随其后列阵。后金兵向明军发起攻击，“敌兵望风远遁”，“斩副将一员，生擒把总一员，于是收军。”[36]十九日，皇太极利用祖大寿等明军将领盼援心切，“率每甲喇二纛、厮卒及众护军，乃向锦州驰骋扬尘。佯作锦州兵至，以诱大凌河明兵，至山外设伏。”[37]大凌河城明军见锦州方向尘土飞扬，以为援军将至，因此祖大寿等领兵出城，攻打后金兵所占之台相呼应。“当其竖梯攻城南台时，镶红旗、镶蓝旗及蒙古鄂本堆旗兵齐出，遂击败之。”[38]此时，祖大寿等方“知堕计，奔入城，……闭城，不敢复出。”[39]二十四日，明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钟纬等，率副将、参将、游击、守备、都司、备御、千总共百余名，马步兵四万余，由锦州来援大凌河城，欲解祖大寿之围。二十五日，明军渡过小凌河，“即行掘壕，列车盾枪炮，整列甚严”。皇太极得到探报，立即分军为二，亲率其半先往，亦布列车盾，与明军对阵。他“见明兵壁垒森严，此军来必与我战，何必攻其坚，致伤我军，欲俟彼起行前来，攻其不备，遂引军还。”[40]二十七日，张春、吴襄等率领明军四更拔营起行，直趋大凌河，距城尚有十五里。此时皇太极集中兵力打击援军，留部分队伍守壕监视城内明军动静。他与大贝勒代善等率领两万大军前去迎敌；“见明马、步兵合营，四面布列大小枪炮，以备接战。”[41]皇太极见此情景，认为“若候战车兵至，势必迟误。于是，率两翼骑兵列阵，呐喊冲击。”可是“明兵竟岿然不动，从容应战，齐发枪炮，声震天地，铅子如雹，矢如雨霰。”[42]右翼兵冲在前，左翼兵紧随在后，与明军展开激战，右翼首先冲入张春营，明兵溃逃。战败的明军复聚顽抗，被左翼兵击溃，截杀大半。这时总兵吴襄等收溃兵立营迎战，皇太极命佟养性的炮兵部队，屯于敌营东，发大炮毁其营，据《满文老档》记载，“时有黑云起，且风向我军，明兵趁风纵火，火燃甚炽，将逼我阵。天忽雨，反风向西，火灭，明军反被火燎。”[43]这场火攻战后，皇太极“先遣精锐为伏兵，扼敌归路，而列营兵车盾于前，护军及蒙古兵于后。于是行营兵推战车迎敌，纵骑兵发矢冲阵”。可是明军“阵坚，施火炮鸟枪力战”。后金兵发动猛烈进攻，明兵终“不能当，遂溃走”，又遇“伏军发，悉歼之。”[44]当明援军与后金军进行激战时，大凌河城中的总兵祖大寿等，“复以此战为诱赚之计，故城中无一人出者。”[45]结果明援军战败，主将张春、都督张洪谟、副将杨华征、薛大湖及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备御、千总共三十三员被生擒；副将张吉甫、满库、王之敬等阵亡；总兵吴襄、钟纬等皆逃走；前来解围的四万明兵生还无几。自此关外明军已无力再派兵援救了，孙承宗也束手无策返回山海关，只好任凭大凌河城的祖大寿等将领处置。

四、积极招抚

皇太极包围大凌河城后，便不断向城内祖大寿等致书招抚，八月十一日，皇太极首先致书城内的蒙古将领，以求内应，同时也希望明人归降。书云：

我诸申、蒙古，乃相同之国，明则异国也。尔等如此为明效死，我甚惜之。尔等之意，今若归降，恐我杀戮，故不相信耶！不惟不杀尔蒙古，即明人为我仇敌，除其拒战而被杀者外，凡来降之人，我均收养矣。[46]

十四日，皇太极致书祖大寿曰：

前李喇嘛、方吉纳等往来时，我诚心欲和，因尔等一面遣使往来，一面修筑锦州城，故我以书付尔使杜明仲寄尔，言尔等如不罢锦州城工，我将发兵等语。……其后，获尔哨座银柱，我仍欲和，释之遣归，并无回报。……夫征战者，岂我所愿乎？不得已而后用之矣。我厌兵戈而愿太平，故又遗书往。惟将军思之，若愿议和者则令我前遣之银柱来，凡我所欲言，将悉语之，勿疑我执而杀之。[47]九月十八日，皇太极又致书给祖大寿曰：

兵，乃凶器也。战，乃危事也。岂有不愿太平而愿征战者耶？……今议和既绝（指明金议和），我遂坚固国家，乃留兵居守，率军长驱直入。幸遇将军于大凌河，似有宿约。我内心仰慕将军久矣。盖天欲我二人和妤，以共谋前程，故欣然遣使致书。我之所以仰幕将军，因我起身东陲，惟知军旅之事，而不知养民抚兵之道，未谙山川地势之险易。征战之事，我自任之。示教之事，求将军任之。休戚与共，富贵同享，此我之愿也。……倘将军以我言为是，望速回音。……惟将军熟思而独断之，勿轻信众言。[48]

十月七日，皇太极击败张春等率领的援军后，“命阵获明文武官二十三员，各以己意为招降书，遣千总姜桂，赍往大凌河，遗祖大寿。”姜桂见到祖大寿等将领，告知援军“俱被满洲大兵截杀，今被擒众军各修书令我送至”。祖大寿见众将怕皇太极诱骗而屠戮，不从者居多，所以对姜桂说：“尔不必再来，我宁死于此城，不降也。”[49]

九日，皇太极再次致书祖大寿等曰：

姜桂还，言尔等恐我杀降，故招之不从。夫我国用兵，宜诛者诛之，宜宥者宥之，酌用恩威，岂能悉以告尔。……一经归顺，我即加恩养，尔等定未之闻耶。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军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故以肝膈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支饰之言耶。倘实欲共事，可遣人来，我当对天盟誓，我亦遣人至尔处莅盟。……幸勿迟疑，伫俟回音。[50]

由上可见，皇太极对祖大寿等招抚是有诚意的，始终坚持招抚的政策。此时，祖大寿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外无援兵，内无刍糗，军民危急已极，”[51]城中“粮绝薪尽，兵民相食”[52]。于是祖大寿等企图突围求生，十四日，皇太极命参将姜新前来招抚，祖大寿便率领众官出城相迎，随之遣游击韩栋从姜新回营，观察虚实。韩栋回城后，将目击后金兵“纪律，及堵守戒严状，料一人不能潜脱，还白大寿。”[53]祖大寿感到突围很难成功，“降志始决”。[54]二十五日，祖大寿命义子祖泽润，系书于矢，自城内射出，“言令石副将（即石廷柱）来，亲与面议。”[55]二十六日，遣副将石廷柱，巴克什达海、库尔缠、觉罗龙什、参将宁完我等前往城南台下，令阵获千总张卫入城联系，城内明军游击韩栋偕张卫至，并对石廷柱等人曰：“我祖总兵官令尔石副将亲来。彼出城立于壕前，俟尔往时，亲告以心腹之言”。达海怕有诈，对韩栋说：“未奉汗命，不敢擅遣石副将往”。韩栋明白其意，便直言：“尔等若不信我等，可遣尔一人同往，即送祖总兵官子祖可法来，留于尔处。”于是韩栋回城，果领祖可法前来，至贝勒济尔哈朗、岳托营中，行抱见礼，受到热情款待。随后，库尔缠、宁完我等人立于城外壕边，石廷柱独自过壕与祖大寿相见。祖大寿曰：“人生天地间，岂有长生不死之理乎？惟有国、家、命三者是亲。我等既放弃尽忠朝廷，报效国家之念，惟惜身命，倾心归降于汗。然身虽得生，而不能与妻子相见之，生亦何益哉！尔等果不回军，欲进图大事，尔先攻锦州，当用何策以取之，则听尔便，倘得锦州，则我妻子可得相见也。”[56]当石廷柱返回时，祖泽润从城中射出书两函，这可能是祖大寿授意写的，其内容是对姜桂携书劝降未从的原因，及与石廷柱所言内容的解释和补充。石廷柱等回营后，向皇太极奏报了祖大寿言和祖泽润书，出城归降的条件，一是要求不要杀戮，二是进取锦州解救其眷属。皇太极得知后，关于前者在上书中已经言明，绝不杀害降者，有关后者则遣石廷柱等往谕曰：“尔等若愿议攻取锦州之策者，则可遣大臣官员来商议。”[57]当夜，祖大寿命祖可法、张存仁、韩栋前来，皇太极曰：“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被创，不能前进。尔等既降，其城或尔等力攻，或以计取，乃听尔等自便。否则尔坐守其城，我亦将驻守尔等。”[58]祖大寿闻言，自知皇太极对其归心有疑虑，不愿出兵攻打锦州，因此只好计取。次日，他遣施中军往后金营曰：“我降志已定。至汗或杀或养，我归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再者，我若派奸细往锦州，我弟不可信，奸细倘被执讯，诘出虚实，为之奈何？或我亲率兵，佯作逃走之状，如何？唯汗睿裁也。”[59]二十八日，祖大寿与诸将“合谋归降”，何可刚反对，被推出城外处斩。随后祖大寿遣副将四人，游击二人前往后金营盟誓。皇太极与诸贝勒誓曰：“大明国总兵官祖大寿，……韩栋等，率大凌河城内众官兵民归降于我。如我对此归降将士，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后，离析其妻孥，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其纪算，使之夭折。凡归降将士若坏欺挟诈，或逃或叛，天地必谴之，夺其纪算，使之夭折。”[60]祖大寿等誓曰：“率众筑城，遇满洲国兵，围困三月，军饷已尽，率众出降，倾心归汗，毫无猜疑。归顺以后，官军人民家口，俱获保全。若大寿等违心背盟，天地鉴之，殃及其身，死于刀箭之下。倘汗以计诈害，亦惟汗自知之。”誓毕，皇大极派遣库尔缠等前往城内，问祖大寿曰：“取锦州之策，从速言之为好，宜当用何策以取之？”祖大寿曰：“我即亲往汗前商议此事。”[61]当晚，便出城至皇太极营中，受到热烈欢迎，行抱见礼，“遂定取锦州之策。”[62]二十九日夜，皇太极命贝勒阿巴泰、德格类、多尔衮、岳托等，率领换穿汉装的四千人马，与祖大寿所属旧部三百五十人，“作溃奔状，袭取锦州。”[63]二更，大凌河城内突然炮声隆隆，两军起行，不巧大雾迷漫，对面不相识，怕自相厮杀，便收兵而还，此计未成。十一月一日，皇太极与诸贝勒议定，放祖大寿回锦州，组织旧部，起兵献城。于是派人告诉祖大寿说：“今令尔至锦州，尔以何计入城。既入，又以何策成事”。祖大寿回答说：“我但云昨夜溃出，逃避入山，今夜徒步进城，彼未有不令入城者。……如初二日闻炮，则知我已入城，初三初四日闻炮，则我事成。”[64]皇太极欣然同意，当天晚上祖大寿带领二十六人，步行返回锦州。直到九日，祖大寿方遣张有功携书来到大凌河，奏曰：“先蒙盛意，常识于心。独相约之事，昼夜踌躇，难以骤举。且所携心腹人甚少，各处调集之兵甚多，众心怀疑，不胜恐惧。巡抚、巡按，防御甚严。又有陈二等三人，自大凌河逃回，机事渐露。是以迟误至今。……望皇上悯恤归顺士卒，善加抚养，众心既服，大事易成，至我子侄等，尤望皇上垂xī＠②，俟来年相会，再图此事。吾心惟天可表，断不为失信之人也。”[65]皇太极见此书，并没有责怪祖大寿违背诺言，相反给予体谅和安慰。他复祖大寿书曰：“相约之事，将军不能速成，意寡不敌众故耳。徐为图之，尚须勉力。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军信息。至于将军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66]

皇太极考虑到官兵离家三月，思亲厌战。同时也想到祖大寿的处境，及归降诸将眷属的安全。因此，他不愿这时攻占锦州，于是下令毁大凌河城，率领诸贝勒大臣和归降官兵凯旋而归，十五日回到沈阳。大凌河之战的胜利，对明的宁锦防线是个沉重打击。

五、结语

皇太极即位后，“参汉酌金”进行改革，大凌河之战中可见三点颇有意义的变化。

第一，用人以策略为先。皇太极广泛任用汉官，而这批人往往为了名声，宁死不愿合作。因此，皇太极则以策略用人，使其归降，大凌河之战就是一例。如对祖大寿，皇太极致祖大寿书中，既自谦，又尊重对方，书曰：“因我起自东陲，但知军旅之事，至于养民驭兵之道，实所不知。……倘得倾心从我，战争之事，我自任之，运筹决胜，惟将军指示。”[67]当祖大寿归降后，要求潜回锦州聚所属旧部夺城，这样可能一去不回。皇太极认为“与其留大寿于我国，不如纵入锦州，令其献城，为我效力，即彼叛而不来，亦非我等意料不及而误遣也。彼一身耳，叛亦听之，若不纵之使往，倘明国令人入据守锦州、宁远，则事难图矣。今纵还大寿一人，而先携其子侄及其诸将士以归，厚加恩养，再图进取，庶几有济也。”[68]祖大寿果然一去不返，皇太极并未责怪。又如监军道张春被俘以后，不肯剃发，誓死不降。皇太极感叹说：“壮哉，鬼神且惮之，朕敢违天杀春乎！子卿之事任为之。”[69]没有杀之，令与白喇嘛同居沈阳三官庙，一住十年，始终不降。对大凌河归降诸将，没有杀戮，赏赐甚厚，设大宴，亲自酌酒慰劳，这批汉官后来有的成为皇太极的谋士，有的成了汉军八旗的著名战将。明清之际是个风云变幻、剧烈动荡的年代，许多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追求选择生活道路，皇太极以策略用人，起到了壮大自己，削弱敌人的作用。

第二，开始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期。后金兵作战原“未备火器”。[70]天聪五年正月，首次仿制红衣大炮成功，建立了炮兵兵种。三月，皇太极考察炮兵素质，“出阅新编汉兵（炮兵），命守战各兵，分别两翼，使验火炮鸟枪，以器械精良，操演娴熟，出帑金大赍军。”[71]七月，令总兵官佟养性率领炮兵第一次出征，参加大凌河之战。这支炮兵营于锦州大道，与明援军展开激烈炮战，还摧毁大凌河城周围，及至广宁一路的墩台，发挥了火炮巨大威力。因此，明廷震惊，兵部题本中指出，“火器原为中国（朝）长技，……但所为长技者，已为奴有，则我之防范可不为绸缪，以遏其将来之狂逞乎！”[72]大凌河战后，皇太极更加重视炮兵，大批制造红衣大炮。这在清朝开国和清初统一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首次围城打援战术演习成功。皇太极深知后金八旗兵长于野战，不善攻坚，以轮番人海战术强攻坚城，得与不得，皆要付出重大伤亡。因此，这次大凌河之战，改变过去的打法，指出“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无论明军出城突围，还是外来援军，对八旗兵都有利发挥野战的优势。此次战术演习，提高了组织指挥能力，锻炼了部队协同作战技能。到了崇德年间，明清松锦大决战，皇太极用大凌河之战成功的围城打援战术，在锦州城外掘壕筑墙，祖大寿再次被围困，蓟辽总督洪承畴等，率领明军步骑十三万前来解围，结果全军覆没，洪承畴被擒。锦州城长期被围困，城内出现人食人，祖大寿无计可施，只好开城第二次投降。自此，明朝在关外精锐丧失殆尽，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

注：

[1]《明熹宗实录》卷67，天启六年正月癸酉。

[2]《明熹宗实录》卷68，天启六年二月丙子。

[3]《明熹宗实录》卷86，天启七年七月己卯。

[4]《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第48页。

[5]《清太宗实录》卷6，天聪四年二月甲寅。

[6]《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7]《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8]钱仪吉：《碑传集》卷4，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

[9]《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一月。

[10]《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一月。

[11]《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一月。

[12]《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1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6，大铳。

[14]红衣大炮即红夷大炮，明人称满族为夷，因以谐音改为红衣大炮。

[15]《清太宗实录》卷8，天聪五年正月壬午。

[16]《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五月。

[17]《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五月。

[18]《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五月。

[19]《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六月。

[20]《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六月。

[21]《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七月。

[22]《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七月。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下，第1128—1129页。（以下简称《满文老档》）

[24]《满文老档》下，第1131页。

[25]《全辽志》卷1，图考。《锦州府志》卷2，古迹。

[26]《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八月。

[27]《满文老档》下，第1131页。

[28]方裕谨选辑：《明与后金大凌河城之战史料片断》，见《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第28页。

[29]《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八月。

[30]《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八月。

[31]《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月。

[32]《满文老档》下，第1160页。

[3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锦宁战守。

[34]《满文老档》下，第1143页。

[35]《满文老档》下，第1148页。

[36]《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九月。

[37]《满文老档》下，第1151页。

[38]《满文老档》下，第1151页。

[39]《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九月。

[40]《满文老档》下，第1153页。

[41]《满文老档》下，第1153—1154页。

[42]《满文老档》下，第1154页。

[43]《满文老档》下，第1154页。

[44]《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九月。

[45]《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九月。

[46]《满文老档》下，第1133页。

[47]《满文老档》下，第1140—1141页。

[48]《满文老档》下，第1150页。

[49]《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月。

[50]《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月。

[51]《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月。

[52]王先谦：《东华录》，太宗朝，卷1。

[53]《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月。

[54]《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月。

[55]《满文老档》下，第1163页。

[56]《满文老档》下，第1165页。

[57]《满文老档》下，第1167页。

[58]《满文老档》下，第1167页。

[59]《满文老档》下，第1167—1168页。

[60]《满文老档》下，第1169—1170页。

[61]《满文老档》下，第1170页。

[62]《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月。

[63]《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月。

[64]《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一月。

[65]《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一月。

[66]《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一月。

[67]《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九月。

[68]《清太宗实录》卷10，天聪五年十一月。

[69]左懋泰：《张公传》，引自张玉兴：《张春及其＜不二歌＞》，见《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

[70]《清朝文献通考》卷194，兵16。

皇太极范文篇3

明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袁崇焕取得了宁远（辽宁兴城）大捷。翌年，又获得宁锦大捷，朝野同声相庆。明熹宗说：“朕廑念东事，从前皆因守之不固，更何言战？昨闻设奇应变，贼且退避，此足明固守之验矣，”[1]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关门既已无虞，”[2]认为“关门之倚宁远，宁远之倚塔山、锦州，皆层层外护，多设藩篱以壮金汤。”[3]此议得到许多臣工的赞同和支持，于是明廷改变了过去王在晋、高第等人推行毁弃关外诸城，退守关门的错误御敌方针，而易为调兵遣将，增拨粮饷，修筑城堡，操练军士。使关外诸城互为犄角，既能坚壁清野，独自抗敌，又可首尾相应，协同作战；进则直趋辽沈，收复全辽，守能拱卫关门，保护京师的一道坚实的宁锦防线。宁远、宁锦接连遭到重创，皇太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针对明朝宁锦防线采取以下措施：

——避实击虚。皇太极深知八旗劲旅长于野战，不善攻坚，所谓“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固守，我国每每弗下。”[4]因此，他认为“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5]天聪三年（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亲统八旗大军，避开明的宁锦防线，以蒙古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噶都为向导，取道内蒙，由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进入关内，明廷大惊，京师戒严。后金兵进逼北京，蹂躏京畿各州县，随之占领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皇太极企图在永平等地建立关内据点，东可进攻山海关，西可威胁京师，由于遭到明军猛烈进攻，未能如愿。此后，皇太极多次兴兵从内蒙进关骚扰，使明京师重地不得安宁，从而削弱了宁锦防线的作用；

——乘疑用间。袁崇焕取得宁远、宁锦大捷后，遭到一些同僚的嫉妒，被阉党诬陷去职。崇祯帝即位后，诛魏忠贤，袁崇焕复出，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赴关外御敌。崇祯二年（天聪三年）十一月中旬，袁崇焕得报后金兵入关，进逼京师的消息，未奉圣旨，擅自率军离开汛地，兵至河西务，明廷命袁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而他却认为“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驻营京师广渠门外。“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6]故在崇祯帝召见袁崇焕时，“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域中，不许，”[7]对他已有猜疑。此时，皇太极采用范文程的“进密策，纵反间”[8]计。十一月二十日，后金兵在广渠门外击败袁崇焕等援军。二十七日，皇太极闻袁崇焕等“复聚败兵，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于是令后金兵“列阵，逼之而营”。随后，他与诸贝勒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指出：“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此不过败残之余耳，何足以劳我军，”[9]遂返回大营。是日，据《清太宗实录》记载：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递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10]

二十九日，皇太极纵明太监归，其中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11]崇祯帝“信之不疑，……遂缚下诏狱。”[12]袁崇焕蒙冤，被凌迟于北京西市，明朝宁锦防线失去一位杰出的统帅；

——自造火炮。西洋大炮明末传入中国，身管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安有瞄准装置，“发时以铳尺量之，测远镜度之，无不奇中，……攻守重器也。”[13]明廷将此炮安放在重镇要隘。皇太极深知，八旗劲旅，仅凭刀矛弓箭，攻取架设西洋大炮的坚城，极为困难，于是下令仿制西洋大炮。命总兵官额驸佟养性为督造、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荫、铸匠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等一批汉官汉匠参与制造西洋大炮[14]，铸成后，赐名“天佑助威大将军”，后金“造炮自此始。”[15]皇太极考虑到满人不熟悉放射火炮，故将满洲八旗中析出部分汉人军士，组成汉军，命佟养性为昂邦章京，统领这支炮队。

二、掘壕长围

袁崇焕死后，明廷命孙承宗为督师。他深知八旗兵善于奔袭，不可轻敌，所以仍采取积极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命祖大寿，何可刚等率军修筑大凌河城（辽宁锦县），以加强宁锦防线。天聪五年（崇祯四年）五月三日，自锦州来归后金的汉人张士粹等三人，“俱言，明人修筑大凌河城，基址已完，灰池亦备云。”[16]六日，诸贝勒大臣向皇太极议奏：

明人若果修城，我兵即当速往，不知皇上庙算如何。臣等愚见，此次出兵，彼若出战则已，倘彼遁入锦州，我兵不可引还，恐往返之间，徒疲马力，非计也。且彼已畏我，不战而退，我又何为还军，凡遇城池，务围困之，方为得计。倘蒙允行，则宜令多备糗粮，以充军实，至围城之事，秋不如夏之便也。[17]

皇太极对此议没有立即表态，可是二十九日得白布赫报告，率兵至十三站，“会祖大寿兵千余，自锦州来援，我兵寡不能支，故引还，阵殁者十一人。”[18]皇太极一方面得知明军修筑大凌河城，另一方面又见明军出锦州城北上，因此引起他的重视。六月十一日，皇太极“遣叶努十六人，往觇大凌河明人筑城之事。”[19]二十日，叶努还奏：“明筑大凌河城未果，止于四隅造台云。”[20]七月十八日，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会议，议设统兵将帅。“其随营红衣炮，大将军炮四十位，及应用挽车牛骡，皆令总兵官佟养性管理[21]，这是炮兵首次出征。二十一日，皇太极“闻明总兵祖大寿与何可刚等副将十四员，率山海关外八城兵，并修城夫役，兴筑大凌河城，欲乘我兵未至时竣工，昼夜催督甚力，因统大军往征之。檄归附蒙古贝勒头目，各率所部兵，来与大军会。”[22]二十七日，皇太极命贝勒杜度等留守盛京，自率大军西进。二十八日，皇太极在行军途中召集诸将曰：

我等所居沈阳，辽东之地，原系我属乎？乃天赐与我也。若不事征讨，坐视明国开拓疆土，修建城郭，缮治军械，使得完备，岂能使我等安是耶？命及於此，遂以征明所获财帛，及与朝鲜通商所得货物，收购蒙古马匹。所以兴师致讨者，乃是故也。……我自征明以来，或攻城，或野战，每战必胜。然而，我等何以退缩耶？明国屡次战败，仍不足惧何为耶？乃因彼虽不长于骑射，而于临阵时通晓文武法律故也。……统观我军，为数众多，若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各就所属，分别诚谕，则为数不多也。若当众申明法令，爱惜士卒，则孰不欲效死于尔诸将之前面耶？[23]

八月一日，蒙古科尔沁、阿鲁、扎鲁特、巴林、敖汉、奈曼、喀喇沁、土默特等部，率领两万余人前来会师，随之亦晓谕军令，不得违犯。八月二日，后金兵过旧辽阳河，军分两路并进，命贝勒德格类、岳托、阿济格等率军二万，由义州进发，屯于锦州大凌河之间以俟。皇太极自将大军由白土场入趋广宁大道，约六日两军会于大凌河。此日凌晨，两路军俱至，并擒获一汉人供称：“修筑大凌河城，已经半月，城墙已完，垛墙完其半。有祖总兵官及其长子，副将七员、游击、参将约二十，马兵七千，步兵七千，筑城夫役，商贾七、八千在焉。”[24]

大凌河城，在大凌河西，小凌河东，离锦州四十里。明时称大凌河中左千户所，属锦州守备管辖，明宣德三年建城，周围三里十二步，阔一丈。嘉靖四十二年，巡抚王之浩重修，筑高二丈五尺，门一四角更房各一，明末被毁。[25]祖大寿等率领明军工役修筑大凌河城，尚未完工，后金兵已经进围其城。七日，皇太极分析了宁锦形势，及大凌河城的处境，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随之召集诸贝勒下令曰：

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于计为便。因命正黄旗固山额真＠①额礼，率本旗兵围北面之西。镶黄旗固山额真额驸达尔哈，率本旗兵围北面之东，贝勒阿巴泰率护军在后策应。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色勒，率本旗兵围正南面，莽古尔泰、德格类两贝勒率护军在后策应。镶蓝旗固山额真宗室篇古，率本旗兵围南面之西，贝勒济尔哈朗率护军在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吴讷格，率本旗兵围南面之东。正白旗固山额真喀克笃礼，率本旗兵围东面之北，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率护军在后策应。镶白旗固山额真伊尔登，率本旗兵围东面之南，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率护军在后策应。正红旗固山额真额驸和硕图，率本旗兵围西面之北，大贝勒代善，率护军在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鄂本兑，率本旗兵围正西面。镶红旗固山额真叶臣，率本旗兵围西面之南，贝勒岳托，率护军在后策应。蒙古诸部落贝勒，各率所部兵围其隙处。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率旧汉兵戴红衣炮、将军炮，当锦州大道而营。诸将各固守汛地，勿纵一人出城。[26]

皇太极做了以上严密布署后，各旗分赴汛地，环城四面掘壕，据《满文老档》记载：“壕沟周长三十里，城与壕之间有三里。壕深一丈，广一丈，壕外砌墙，高一丈，墙上有垛口。于墙内五丈外掘壕，其广五尺，深七尺五寸，覆以黍秸，掩上其土，于周围尽扎营。营外亦掘壕，深五尺，广有五尺，防守既固，困于城内之人不能出，城外之人不能入。”[27]并在“各山遍野，共扎大小营盘四十五处，营内有马槽、碾盘、辘轴、打造铁炉。”[28]皇太极为了迅速而准确的了解明军动态，又命每牛录派护军一名，左翼四旗以总兵官阿山为主将，右翼四旗以参将劳萨及备御图鲁什为主将，往锦州、松山一带侦察敌情。明军守将祖大寿、何可刚等因城中粮草不足，极盼援军解困，但又不能坐以待毙，所以不断派遣小股部队出城试探。八月九日，明军百余骑出城被歼。十日，明军又有马步兵五百余人出城，后金固山额真额驸达尔哈率军击败，追至城壕。同日，明人出城刈禾者被杀六十三人。十二日，明军出城诱战，图赖轻敌，未得命令，却率军突入，随之额驸达尔哈也率兵继进，两黄旗一动，“四面军士见之，亦各进战。两蓝旗兵径抵城壕，舍骑步战，逼明兵入壕。壕岸明兵，与城上兵，炮矢齐发，两蓝旗兵乃退，”[29]结果副将孟坦、革职副将屯布禄、备御多贝、侍卫戈里及士卒多人阵亡。当时镶白旗的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也领护军冲入。这一违反军律行动，致使后金兵战败，皇太极得知大怒，自此后金兵不再进抵城壕与明军交战，以免伤亡，而是加紧包围大凌河城。因此三十日，当大凌河城明军出城攻打后金兵所得之台，竖梯攻战时，正红旗固山额真和硕图、镶红旗固山额真努臣、镶蓝旗固山额真篇古、正蓝旗固山额真色勒、镶白旗固山额真图尔格、蒙古固山额真吴讷格等，“各率兵出营，齐进夹攻，大败之。敌兵奔入城，我军追击，至城壕而还。”[30]可见接受了上次失败的教训，不再恋战。

三、坚决打援

皇太极对大凌河城围而不攻，打援却毫不懈怠，主要表现以下两方面：

1.清除墩台。大凌河城四周建有不少土石木夯筑的墩台，内有驻军，相互策应，此时它一是可以出兵支援，二是则起牵制围城作用。因此皇太极以文武兼施，将其瓦解或摧毁，致使犄角失势。根据《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记载统计，自八月十日至十月十四日，招抚3台，归降4台，攻克5台，共计12个台。后金兵在攻打墩台时，充分发挥火炮的威力，如十月九日，“遣官八员，率兵五百人及旧汉兵全军，载红衣炮六位、将军炮十四位，往攻于子章台。”[31]这是一座大的墩台，地势险要，驻有重兵，垣墙坚固，攻下此台后，“周围各台明人闻之，近者归降，远者皆弃台而遁。”[32]于是后金兵清除3大凌河城的四周墩台，该城如同海中孤岛。

2.阻歼援军。明廷闻祖大寿等被围困在大凌河城，命关外诸城出兵援救。督师关外兵马的孙承宗由山海关来到锦州，组织明军前去解围，但是辽东巡抚邱禾嘉“恒怯、屡易师期”，又和总兵吴襄、宋伟“不相能”，[33]这就给皇太极围城打援提供了有利条件。八月十六日，明松山有二千人马前来支援，被负责侦察锦州、松山敌情的阿山、劳萨、图鲁什等率领的后金兵击败。皇太极见明军开始出动援救大凌河城，必有大军到来，二十三日，命贝勒阿济格及硕托“率每旗纛额真一员，护军五十及蒙古敕汉、奈曼、科尔沁、阿鲁、巴林、扎鲁特各部兵之半，往锦州路，拦击明援兵”。而且“亲往指示立营、了哨之地。”[34]二十六日，锦州有明军六千来攻阿济格、硕托营地，被击溃逃回城。十二日，皇太极闻明由关内增兵来援锦州，他以贝勒阿济格军中兵寡，“命总兵官杨古利额驸为主将，率八旗护军之半，前去之每旗五十名护军亦计入数内，前往增援。”[35]十六日，皇太极率亲随护军，贝勒多铎率所部护军二百、营兵一千五百，佟养性率领炮兵和车盾，往击锦州援兵。他留车兵在后，而己前往，见锦州城南尘起，命前哨图鲁什、劳萨率军察看，令众军停止前进，自己与多铎率护军同往。这时锦州明军七千，追击图鲁什等至小凌河岸。皇太极见此情形，率亲随护军二百，冲入明营，将明军击溃，逃回城中。贝勒阿济格所部和留后军俱至，锦州明军再次复出，步军列车盾大炮鸟枪于城壕外，骑兵随其后列阵。后金兵向明军发起攻击，“敌兵望风远遁”，“斩副将一员，生擒把总一员，于是收军。”[36]十九日，皇太极利用祖大寿等明军将领盼援心切，“率每甲喇二纛、厮卒及众护军，乃向锦州驰骋扬尘。佯作锦州兵至，以诱大凌河明兵，至山外设伏。”[37]大凌河城明军见锦州方向尘土飞扬，以为援军将至，因此祖大寿等领兵出城，攻打后金兵所占之台相呼应。“当其竖梯攻城南台时，镶红旗、镶蓝旗及蒙古鄂本堆旗兵齐出，遂击败之。”[38]此时，祖大寿等方“知堕计，奔入城，……闭城，不敢复出。”[39]二十四日，明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钟纬等，率副将、参将、游击、守备、都司、备御、千总共百余名，马步兵四万余，由锦州来援大凌河城，欲解祖大寿之围。二十五日，明军渡过小凌河，“即行掘壕，列车盾枪炮，整列甚严”。皇太极得到探报，立即分军为二，亲率其半先往，亦布列车盾，与明军对阵。他“见明兵壁垒森严，此军来必与我战，何必攻其坚，致伤我军，欲俟彼起行前来，攻其不备，遂引军还。”[40]二十七日，张春、吴襄等率领明军四更拔营起行，直趋大凌河，距城尚有十五里。此时皇太极集中兵力打击援军，留部分队伍守壕监视城内明军动静。他与大贝勒代善等率领两万大军前去迎敌；“见明马、步兵合营，四面布列大小枪炮，以备接战。”[41]皇太极见此情景，认为“若候战车兵至，势必迟误。于是，率两翼骑兵列阵，呐喊冲击。”可是“明兵竟岿然不动，从容应战，齐发枪炮，声震天地，铅子如雹，矢如雨霰。”[42]右翼兵冲在前，左翼兵紧随在后，与明军展开激战，右翼首先冲入张春营，明兵溃逃。战败的明军复聚顽抗，被左翼兵击溃，截杀大半。这时总兵吴襄等收溃兵立营迎战，皇太极命佟养性的炮兵部队，屯于敌营东，发大炮毁其营，据《满文老档》记载，“时有黑云起，且风向我军，明兵趁风纵火，火燃甚炽，将逼我阵。天忽雨，反风向西，火灭，明军反被火燎。”[43]这场火攻战后，皇太极“先遣精锐为伏兵，扼敌归路，而列营兵车盾于前，护军及蒙古兵于后。于是行营兵推战车迎敌，纵骑兵发矢冲阵”。可是明军“阵坚，施火炮鸟枪力战”。后金兵发动猛烈进攻，明兵终“不能当，遂溃走”，又遇“伏军发，悉歼之。”[44]当明援军与后金军进行激战时，大凌河城中的总兵祖大寿等，“复以此战为诱赚之计，故城中无一人出者。”[45]结果明援军战败，主将张春、都督张洪谟、副将杨华征、薛大湖及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备御、千总共三十三员被生擒；副将张吉甫、满库、王之敬等阵亡；总兵吴襄、钟纬等皆逃走；前来解围的四万明兵生还无几。自此关外明军已无力再派兵援救了，孙承宗也束手无策返回山海关，只好任凭大凌河城的祖大寿等将领处置。

四、积极招抚

皇太极包围大凌河城后，便不断向城内祖大寿等致书招抚，八月十一日，皇太极首先致书城内的蒙古将领，以求内应，同时也希望明人归降。书云：

我诸申、蒙古，乃相同之国，明则异国也。尔等如此为明效死，我甚惜之。尔等之意，今若归降，恐我杀戮，故不相信耶！不惟不杀尔蒙古，即明人为我仇敌，除其拒战而被杀者外，凡来降之人，我均收养矣。[46]

十四日，皇太极致书祖大寿曰：

前李喇嘛、方吉纳等往来时，我诚心欲和，因尔等一面遣使往来，一面修筑锦州城，故我以书付尔使杜明仲寄尔，言尔等如不罢锦州城工，我将发兵等语。……其后，获尔哨座银柱，我仍欲和，释之遣归，并无回报。……夫征战者，岂我所愿乎？不得已而后用之矣。我厌兵戈而愿太平，故又遗书往。惟将军思之，若愿议和者则令我前遣之银柱来，凡我所欲言，将悉语之，勿疑我执而杀之。[47]九月十八日，皇太极又致书给祖大寿曰：

兵，乃凶器也。战，乃危事也。岂有不愿太平而愿征战者耶？……今议和既绝（指明金议和），我遂坚固国家，乃留兵居守，率军长驱直入。幸遇将军于大凌河，似有宿约。我内心仰慕将军久矣。盖天欲我二人和妤，以共谋前程，故欣然遣使致书。我之所以仰幕将军，因我起身东陲，惟知军旅之事，而不知养民抚兵之道，未谙山川地势之险易。征战之事，我自任之。示教之事，求将军任之。休戚与共，富贵同享，此我之愿也。……倘将军以我言为是，望速回音。……惟将军熟思而独断之，勿轻信众言。[48]

十月七日，皇太极击败张春等率领的援军后，“命阵获明文武官二十三员，各以己意为招降书，遣千总姜桂，赍往大凌河，遗祖大寿。”姜桂见到祖大寿等将领，告知援军“俱被满洲大兵截杀，今被擒众军各修书令我送至”。祖大寿见众将怕皇太极诱骗而屠戮，不从者居多，所以对姜桂说：“尔不必再来，我宁死于此城，不降也。”[49]

九日，皇太极再次致书祖大寿等曰：

姜桂还，言尔等恐我杀降，故招之不从。夫我国用兵，宜诛者诛之，宜宥者宥之，酌用恩威，岂能悉以告尔。……一经归顺，我即加恩养，尔等定未之闻耶。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军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故以肝膈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支饰之言耶。倘实欲共事，可遣人来，我当对天盟誓，我亦遣人至尔处莅盟。……幸勿迟疑，伫俟回音。[50]

由上可见，皇太极对祖大寿等招抚是有诚意的，始终坚持招抚的政策。此时，祖大寿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外无援兵，内无刍糗，军民危急已极，”[51]城中“粮绝薪尽，兵民相食”[52]。于是祖大寿等企图突围求生，十四日，皇太极命参将姜新前来招抚，祖大寿便率领众官出城相迎，随之遣游击韩栋从姜新回营，观察虚实。韩栋回城后，将目击后金兵“纪律，及堵守戒严状，料一人不能潜脱，还白大寿。”[53]祖大寿感到突围很难成功，“降志始决”。[54]二十五日，祖大寿命义子祖泽润，系书于矢，自城内射出，“言令石副将（即石廷柱）来，亲与面议。”[55]二十六日，遣副将石廷柱，巴克什达海、库尔缠、觉罗龙什、参将宁完我等前往城南台下，令阵获千总张卫入城联系，城内明军游击韩栋偕张卫至，并对石廷柱等人曰：“我祖总兵官令尔石副将亲来。彼出城立于壕前，俟尔往时，亲告以心腹之言”。达海怕有诈，对韩栋说：“未奉汗命，不敢擅遣石副将往”。韩栋明白其意，便直言：“尔等若不信我等，可遣尔一人同往，即送祖总兵官子祖可法来，留于尔处。”于是韩栋回城，果领祖可法前来，至贝勒济尔哈朗、岳托营中，行抱见礼，受到热情款待。随后，库尔缠、宁完我等人立于城外壕边，石廷柱独自过壕与祖大寿相见。祖大寿曰：“人生天地间，岂有长生不死之理乎？惟有国、家、命三者是亲。我等既放弃尽忠朝廷，报效国家之念，惟惜身命，倾心归降于汗。然身虽得生，而不能与妻子相见之，生亦何益哉！尔等果不回军，欲进图大事，尔先攻锦州，当用何策以取之，则听尔便，倘得锦州，则我妻子可得相见也。”[56]当石廷柱返回时，祖泽润从城中射出书两函，这可能是祖大寿授意写的，其内容是对姜桂携书劝降未从的原因，及与石廷柱所言内容的解释和补充。石廷柱等回营后，向皇太极奏报了祖大寿言和祖泽润书，出城归降的条件，一是要求不要杀戮，二是进取锦州解救其眷属。皇太极得知后，关于前者在上书中已经言明，绝不杀害降者，有关后者则遣石廷柱等往谕曰：“尔等若愿议攻取锦州之策者，则可遣大臣官员来商议。”[57]当夜，祖大寿命祖可法、张存仁、韩栋前来，皇太极曰：“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被创，不能前进。尔等既降，其城或尔等力攻，或以计取，乃听尔等自便。否则尔坐守其城，我亦将驻守尔等。”[58]祖大寿闻言，自知皇太极对其归心有疑虑，不愿出兵攻打锦州，因此只好计取。次日，他遣施中军往后金营曰：“我降志已定。至汗或杀或养，我归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再者，我若派奸细往锦州，我弟不可信，奸细倘被执讯，诘出虚实，为之奈何？或我亲率兵，佯作逃走之状，如何？唯汗睿裁也。”[59]二十八日，祖大寿与诸将“合谋归降”，何可刚反对，被推出城外处斩。随后祖大寿遣副将四人，游击二人前往后金营盟誓。皇太极与诸贝勒誓曰：“大明国总兵官祖大寿，……韩栋等，率大凌河城内众官兵民归降于我。如我对此归降将士，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后，离析其妻孥，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其纪算，使之夭折。凡归降将士若坏欺挟诈，或逃或叛，天地必谴之，夺其纪算，使之夭折。”[60]祖大寿等誓曰：“率众筑城，遇满洲国兵，围困三月，军饷已尽，率众出降，倾心归汗，毫无猜疑。归顺以后，官军人民家口，俱获保全。若大寿等违心背盟，天地鉴之，殃及其身，死于刀箭之下。倘汗以计诈害，亦惟汗自知之。”誓毕，皇大极派遣库尔缠等前往城内，问祖大寿曰：“取锦州之策，从速言之为好，宜当用何策以取之？”祖大寿曰：“我即亲往汗前商议此事。”[61]当晚，便出城至皇太极营中，受到热烈欢迎，行抱见礼，“遂定取锦州之策。”[62]二十九日夜，皇太极命贝勒阿巴泰、德格类、多尔衮、岳托等，率领换穿汉装的四千人马，与祖大寿所属旧部三百五十人，“作溃奔状，袭取锦州。”[63]二更，大凌河城内突然炮声隆隆，两军起行，不巧大雾迷漫，对面不相识，怕自相厮杀，便收兵而还，此计未成。十一月一日，皇太极与诸贝勒议定，放祖大寿回锦州，组织旧部，起兵献城。于是派人告诉祖大寿说：“今令尔至锦州，尔以何计入城。既入，又以何策成事”。祖大寿回答说：“我但云昨夜溃出，逃避入山，今夜徒步进城，彼未有不令入城者。……如初二日闻炮，则知我已入城，初三初四日闻炮，则我事成。”[64]皇太极欣然同意，当天晚上祖大寿带领二十六人，步行返回锦州。直到九日，祖大寿方遣张有功携书来到大凌河，奏曰：“先蒙盛意，常识于心。独相约之事，昼夜踌躇，难以骤举。且所携心腹人甚少，各处调集之兵甚多，众心怀疑，不胜恐惧。巡抚、巡按，防御甚严。又有陈二等三人，自大凌河逃回，机事渐露。是以迟误至今。……望皇上悯恤归顺士卒，善加抚养，众心既服，大事易成，至我子侄等，尤望皇上垂xī＠②，俟来年相会，再图此事。吾心惟天可表，断不为失信之人也。”[65]皇太极见此书，并没有责怪祖大寿违背诺言，相反给予体谅和安慰。他复祖大寿书曰：“相约之事，将军不能速成，意寡不敌众故耳。徐为图之，尚须勉力。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军信息。至于将军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66]

皇太极考虑到官兵离家三月，思亲厌战。同时也想到祖大寿的处境，及归降诸将眷属的安全。因此，他不愿这时攻占锦州，于是下令毁大凌河城，率领诸贝勒大臣和归降官兵凯旋而归，十五日回到沈阳。大凌河之战的胜利，对明的宁锦防线是个沉重打击。

五、结语

皇太极即位后，“参汉酌金”进行改革，大凌河之战中可见三点颇有意义的变化。

第一，用人以策略为先。皇太极广泛任用汉官，而这批人往往为了名声，宁死不愿合作。因此，皇太极则以策略用人，使其归降，大凌河之战就是一例。如对祖大寿，皇太极致祖大寿书中，既自谦，又尊重对方，书曰：“因我起自东陲，但知军旅之事，至于养民驭兵之道，实所不知。……倘得倾心从我，战争之事，我自任之，运筹决胜，惟将军指示。”[67]当祖大寿归降后，要求潜回锦州聚所属旧部夺城，这样可能一去不回。皇太极认为“与其留大寿于我国，不如纵入锦州，令其献城，为我效力，即彼叛而不来，亦非我等意料不及而误遣也。彼一身耳，叛亦听之，若不纵之使往，倘明国令人入据守锦州、宁远，则事难图矣。今纵还大寿一人，而先携其子侄及其诸将士以归，厚加恩养，再图进取，庶几有济也。”[68]祖大寿果然一去不返，皇太极并未责怪。又如监军道张春被俘以后，不肯剃发，誓死不降。皇太极感叹说：“壮哉，鬼神且惮之，朕敢违天杀春乎！子卿之事任为之。”[69]没有杀之，令与白喇嘛同居沈阳三官庙，一住十年，始终不降。对大凌河归降诸将，没有杀戮，赏赐甚厚，设大宴，亲自酌酒慰劳，这批汉官后来有的成为皇太极的谋士，有的成了汉军八旗的著名战将。明清之际是个风云变幻、剧烈动荡的年代，许多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追求选择生活道路，皇太极以策略用人，起到了壮大自己，削弱敌人的作用。

第二，开始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期。后金兵作战原“未备火器”。[70]天聪五年正月，首次仿制红衣大炮成功，建立了炮兵兵种。三月，皇太极考察炮兵素质，“出阅新编汉兵（炮兵），命守战各兵，分别两翼，使验火炮鸟枪，以器械精良，操演娴熟，出帑金大赍军。”[71]七月，令总兵官佟养性率领炮兵第一次出征，参加大凌河之战。这支炮兵营于锦州大道，与明援军展开激烈炮战，还摧毁大凌河城周围，及至广宁一路的墩台，发挥了火炮巨大威力。因此，明廷震惊，兵部题本中指出，“火器原为中国（朝）长技，……但所为长技者，已为奴有，则我之防范可不为绸缪，以遏其将来之狂逞乎！”[72]大凌河战后，皇太极更加重视炮兵，大批制造红衣大炮。这在清朝开国和清初统一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首次围城打援战术演习成功。皇太极深知后金八旗兵长于野战，不善攻坚，以轮番人海战术强攻坚城，得与不得，皆要付出重大伤亡。因此，这次大凌河之战，改变过去的打法，指出“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无论明军出城突围，还是外来援军，对八旗兵都有利发挥野战的优势。此次战术演习，提高了组织指挥能力，锻炼了部队协同作战技能。到了崇德年间，明清松锦大决战，皇太极用大凌河之战成功的围城打援战术，在锦州城外掘壕筑墙，祖大寿再次被围困，蓟辽总督洪承畴等，率领明军步骑十三万前来解围，结果全军覆没，洪承畴被擒。锦州城长期被围困，城内出现人食人，祖大寿无计可施，只好开城第二次投降。自此，明朝在关外精锐丧失殆尽，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

注：

[1]《明熹宗实录》卷67，天启六年正月癸酉。

[2]《明熹宗实录》卷68，天启六年二月丙子。

[3]《明熹宗实录》卷86，天启七年七月己卯。

[4]《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第48页。

[5]《清太宗实录》卷6，天聪四年二月甲寅。

[6]《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7]《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8]钱仪吉：《碑传集》卷4，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

[9]《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一月。

[10]《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一月。

[11]《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一月。

[12]《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1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6，大铳。

[14]红衣大炮即红夷大炮，明人称满族为夷，因以谐音改为红衣大炮。

[15]《清太宗实录》卷8，天聪五年正月壬午。

[16]《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五月。

[17]《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五月。

[18]《清太宗实录》卷9，天聪五年五月。

皇太极范文篇4

一、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

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复萌，政局急转直下。这个贪财好利，集腐败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种种恶行，尽载于史册[5]，已为人们所知，自不待赘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吕坤痛陈“天下安危”，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不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出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他诉说最近几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本费又各几百万矣。”由此可知“今国家之财耗竭”。他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6]

吕坤的这番话，是对万历十年以来，至二十五年之间计15年形势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

努尔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吕坤指出明朝形势开始变坏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尽管当时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实际上已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明亡始自万历十年以后，而清之肇兴，明确的时间，亦在万历十一年。清与明，一兴一亡，同步进行。

努尔哈赤以起兵复仇为契机，迅速演变为对建州女真的统一。从整个明清兴亡的历史过程来看，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开始，换言之，没有起兵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同明朝的彻底决裂。当然，直到建国前，努尔哈赤并没有公开反明，相反，他还同明朝保持着朝贡的隶属关系。但是，随着他先统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大其统一，却已引起明朝的有识之士的警觉，连连同朝廷发出警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侍郎杨道宾上《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指出：“努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尔哈赤“蹂躏属国，勾连野人，迁徙诸朝，逆已形矣，恶已著矣，而督镇诸臣犹然以为未形未著，岂以为必抗旌犯顺，鸣钟向洛，乃称显逆显恶哉！”努尔哈赤与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7]。

明朝对东北女真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早在明成祖时，已将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海西、野人），析卫所地站为262个，“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于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善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是时，部份边臣和朝臣主张：“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但这种主张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很危险。因为“国家本藉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8]，如任其兼并，实力“坐大”，将来势必“徐图内犯”，将把明朝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9]。

显然，努尔哈赤横刀跃马，在明朝边防重镇辽东东征西讨，从根本上破坏了明朝治理女真的政治格局，打乱了明朝对女真人的统治秩序，实际上已经开始反明。这一点，已为上述有识之士所看破，未来的事变，完全证实了他们的预见，可谓不幸而言中！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是明清兴亡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代，这就是努尔哈赤正式宣布建金国称汗，已把“意在自外”变为现实。后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清朝的勃兴，女真人开始再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一变而为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跻身于中华民族之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给明朝敲响了丧钟。两年后，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著名的“七大恨”，向明朝宣战，首战抚顺、清河，拉开了明清（后金）长期战争的序幕。自此，女真（满洲）同明朝200多年的政治隶属关系彻底终结，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终于走上了同明朝争夺统治权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努尔哈赤叛明，或称为反明，其义为一。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努尔哈赤建国称汗，进而向明朝宣战，是否具有正义的性质，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应当承认女真人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约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海西女真出现分合不定之势，先后有祝孔革、速黑忒、王忠、王台等著名的首领崛起，攻伐不已，其势互为消长。当王台势最盛时，曾被明朝“犁庭扫穴”的建州部女真，在沉寂了数十年后，再次复兴，涌现出王杲、王兀堂等强有力的人物，各控制一方，自行其是，所谓“海、建诸部日强，皆建国称汗。”[10]就是对当时形势的概括。努尔哈赤登上政治舞台时，正值群雄并起，各部展开弱肉强食的战争，都力图消灭别的部落，扩大自己的势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生动地描绘了女真各部斗争的景象：“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11]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乃至建立个人的统治权，恰是女真社会大变动的生动反映。在努尔哈赤之前，约60余年中，那些女真的英雄们都曾各领风骚，称雄一方，却都没有达到统一女真的政治目标，昙花一现，如匆匆过客，先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唯努尔哈赤继其后，大展雄才，实现了先辈们的夙愿，重新把女真各部统一成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可见，女真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尽管明朝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却无法阻止历史的前进。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女真的统一是历史的进步，应给予肯定。

其次，我们还应当承认，明朝对女真人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阻碍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必然激起他们的反抗。凡亲明的，明朝都给予扶持，反之，必欲消灭而后已；同时，又利用亲明的一方去镇压反明的一方，因而加剧了女真内部的斗争。如建州部王杲、阿台父子属反明派，哈达部王台是亲明派，则被利用来镇压王杲父子；海西部清佳砮、杨吉砮反明，也遭到打击。努尔哈赤的父、祖原属亲明派，却被明军杀害，虽属“误杀”，其实做了明朝“分而治之”政策的牺牲品。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实际是对明朝“分而治之”的民族压迫和统治的有力控诉。当然，在努尔哈赤之前，女真人尤其是在反明派的首领指挥下，曾屡次入边，袭扰汉人，造成了程度不同的财产与生命的损失。但明朝做为最高统治者，不能不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行政策的本质是民族压迫的。因此，努尔哈赤的历经30余年统一大部女真后，建国反明，不能认为是“犯上作乱”，因为他顺应了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常说，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是天然合理的，总是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样，努尔哈赤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领袖，率领女真人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也是合理的。

我们在评价努尔哈赤时，往往忽视他对推翻明朝腐朽统治所起的巨大作用，往往把这一巨大作用单纯归结为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事实上，努尔哈赤起兵复仇时，李自成尚未出生；而当其建后金时，李自成仅是个10岁的孩童。即使二年后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战争，李自成也不过12岁。迟至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李自成在陕西米脂县参加起义[12]，努尔哈赤已去世四年。所以，从亡明的时间上，李自成不占有首要地位，而努尔哈赤实为反明、亡明的第一人。

二、夺取辽东即是亡明的开始

明代辽东地区，其辖境东至鸭绿江畔，西抵山海关；北达开原，南止于旅顺，疆域广阔，相当于现今辽宁省境。辽东地处东北，为沟通东北与华北的咽喉，其南部隔海与山东相望，东南则与朝鲜仅一江之限，而与日本一衣带水，近在咫尺。尤其是东北、北部及东部，周边布满了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是他们活动的广阔的历史舞台。辽东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她在有明一代居于战略地位。刚刚建都南京的朱元璋，就以战略家的眼光，发现了辽东对明朝的一统江山极端重要。如洪武九年（1376年），他曾明确地指出：“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成守。”[13]明在辽东不设州县，专设卫所以守。自洪武四年（1371年）首设辽东卫于盖州得利赢城（今辽宁复县东北得利寺山城），延至宣德初年，历57年，遂形成以辽阳为中心的25卫的建置体系。这一建置，实则是军事防御体系，特别是洪武十四年(1381)建山海关，设山海卫“限隔内外”，将辽东置于严密的军事统治之下。明朝为何在辽东实行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军事体制？后人看得很明白，如嘉靖时辽东巡抚王之诰曾说：辽东“边鄙瓯脱之俗，华夷杂糅之民，迹近胡俗，易动难安，非可以内地之治治之也。”[14]凡到过辽东，或在此地任过职的将吏，无不认识到“辽东乃东北之雄藩，实国家之重镇。”[15]但又以“辽防为难者，北于属夷，东于高丽，而又渡海归内地，故不设州县，编民一以卫所制之者……恃其卫所以束伍耳。”[16]自永乐迁离南京，定都北京，距辽东不过千七百里（此为明人所修《大明一统志》所载，按今道里计之，实为千五百里左右），中间仅以雄关山海关拱卫北京，故辽东之安危直接关系北京存亡。辽东对明朝之重要，如同她的一只臂膀，以处北京左侧，向以“左臂”称辽东，故又称“辽左”。

明称为辽东的这一广大地区，自古就是“英雄百战之地”，关系天下安危。朝鲜人对此作过如下的精辟评论：

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何也？诚以平远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曾无门庭之限，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17]。

这一评论，无疑是对历史经验的精确总结。他所说“天下安危常系辽野”，又为明朝的历史所验证。如所周知，元朝自被逐出北京，其余众及其后裔散布长城以北，明人概称为“北虏”。终明之世，“北虏”一直是她的一大劲敌，双方时战时和，迄无定局。至明末，蒙古大部主要居于长城以北，瀚海以南的漠南蒙古归服后金，成为后金的一支生力军。明朝的另一劲敌，就是女真，明人称之为“东夷”。明朝统治者以金（女真）元（蒙古）世仇，长期采取“以东夷制北虏”之策，欲利用女真人以对付蒙古。辽东处于女真人与蒙古人包围之中，在军事上首当其冲，遂成为必争之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中叶以后，女真人渐次复兴，给辽东造成了巨大威胁。这样，到了后期，明朝便承受着既来自蒙古又来自女真的两个方面的军事压力。于是，明朝不惜一切代价，向辽东地区倾注亿万金钱，修边墙，筑城堡，兴建数以千计的墩台，派驻重兵防守：“自山海关至开（原）、铁（岭），每三十里即筑城，势若连珠……皆列兵戍守。”还在山顶上每五里或十里筑墩台，俗谓：“十里一墩，五里一台”[18]，置烽燧以报警。清初，一个叫王一元的，目睹明朝的这些遗迹，不胜感叹地说：“明季防边既周且备，不知费去几万万金钱！”[19]

明朝以二百余年的漫长岁月，不停地加强辽东的军事防御，已把辽东建设成为一大军事重镇。除此，明朝还在沿长城内侧，分别构筑了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固原、太原、宁夏、甘肃等8处重点军事防御，合辽东为九镇，而辽东居九镇之首。这表明，辽东的军事战略地位在明朝统治者心目中是何等重要！换言之，他们把明朝的安危系于辽东。

我的老师、已故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孙文良教授早在1962年就著文《明代的辽东和明末的辽事问题》，首次论证明末辽事与明亡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明末的辽事问题反映了一朝一代的兴亡，明清统治的交替并非偶然。”至1990年，他又续作《明朝兴亡所系辽东之得失》[20]，结论尤为精辟：“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论证之精确，已成不易之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亡辽者恰恰就是努尔哈赤开其端，亦即明亡的开始。事实证明，亡辽的过程就是明亡的过程，而全辽皆失之日，明朝最后灭亡随之到来。我们从下列明清（后金）战争进程便可得到验证：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与明首战抚顺、清河，虏人畜30万，消灭明军万余。

天命四年，双方激战于萨尔浒，为明清战史上第一次战略决战，明军近10万被击溃，死伤大半；继之，正式向辽东进军，攻取明开原、铁岭两城，歼灭明军近万。

天命六年（1621年），发动辽沈大战，先克重镇沈阳，破敌七万，再夺明在东北的政治与军事中心——辽阳，破明军近20万，辽河以东70余城传檄而定。明失辽阳，标志着明在东北的统治宣告瓦解，同时，也意味着明行将灭亡。

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初，向辽河西岸的重镇广宁（辽宁北镇）发起大规模进攻，血战西平堡，歼明军近万人，在沙岭（北镇南）再歼明援军3万，不战而得广宁，克义州（辽宁义县），歼明军数千。废弃广宁而不守，全师退回辽东。

天命十一年（1626年）初，再次进军辽西，攻击辽西另一重镇宁远（辽宁兴城），遭到对明战争以来第一次重创，无功而返。同年八月，努尔哈赤病逝。至此，他已夺得全辽之半[21]。

自抚顺、清河首战以来，后金与明交战，远远不只上述所举重大战役，随着战争的不断进行，为后金的发展开拓了胜利之路。同时，努尔哈赤联络蒙古科尔沁部，结为同盟，共同对明；向黑龙江中下游发展，吸收当地少数民族加入八旗，后金势力迅速增长。努尔哈赤占据辽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对不久的将来明亡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一再迁都，先迁辽阳，至天命十年，再迁“四通八达之处”的沈阳[22]，做为稳固的根据地，成了清入关前与明朝京师对峙的都城，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努尔哈赤占据辽东，已将明朝推向衰亡之路。他主要通过战争的手段，使明朝为辽东付出了重大代价，实力遭到严重削弱。

皇太极继承其父的遗志，全面发展其父的未竟事业。他从辽东出发，分别于天聪元年（1627年）、崇德元年（1636年）两度出兵朝鲜，彻底征服李氏王朝，确立了君臣之盟，从而翦除了明朝的羽翼，为己所用，使明受到孤立。他继续向北用兵，将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诸民族置于他的统治之下；他剿抚并用，使广大的漠南蒙古脱离明朝，加入了清（后金）政权；至其晚年，又有西藏班禅遣使赴沈阳，建立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皇太极以辽东为根据地，对明朝成功地实行了政治与军事的大包围。

皇太极始终保持着对明朝的强大的军事与政治的压力，挺进辽河以西的地区。我们从以下战事记录中可知全辽的丧失，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过程：

天聪元年（1627年），首战宁远与锦州，受阻于坚城之下，遭炮火攻击，被迫退兵。

天聪六年（1632年），围大凌河城（辽宁锦县）。皇太极称：明“精兵尽在此城，他处无有”[23]，攻下此城，便消灭了明的有生力量。围城三月余，迫使明将祖大寿出降，全城军民所剩1万余人皆归后金所有，祖大寿以下，百余名将官尽数归降（祖大寿降后又脱逃）。

天聪七年，攻取旅顺，明将黄龙自杀，其所属近万人非死即降。明在辽东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丧失，其统治势力，完全被逐出辽东半岛。

崇德二年（1637年），袭取皮岛，明将沈志祥投降。明在辽东的海上防线也最后崩溃。

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围锦州，明兵精锐数万被围于城内。

崇德六年，松山决战。明调集“九边”精锐之旅共13万，力救锦州，企图防护山海关，保障京师安全。仅数日，明全军覆没，主帅洪承畴被俘投降。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四城随之而破。这是继萨尔浒决战以来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决战。仅此役使明“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精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24]足见这次决战对明清兴亡影响之大。此役后，明在全辽仅剩下中前所、中后所、宁远、前屯卫四座城镇（均在今辽宁省兴城与绥中县境）了[25]。一代大明江山处于岌岌可危之中。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逝。这时，距明亡还不到一年。新即位的顺治帝，在他的两位叔父多尔衮与济尔哈朗的辅佐下，乘松山大战之胜，于皇太极病逝一个月后，便向中后、中前、前屯卫发动攻击，在不到10天内，连克三城，歼灭与收降明军1.5万余人[26]。

此时，明在辽东，只剩下吴三桂独守的宁远一座孤城了。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清兴亡的最后时刻终于来临。耐人寻味的是，明亡之时，恰恰是明失全辽之日。这年三月初，农民起义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北京逼进之际，明崇祯帝始下决心，征调吴三桂率部进京勤王，宁远城无条件放弃，实际是白白送给了清朝。吴三桂率军民进入山海关，继续向北京进发，至三月二十日抵丰润，李自成已于前一日即十九日进入北京，明朝276年的统治至此终结。

在清入关前的28年间，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同明朝集中争夺辽东，逐城逐地争夺，战事之酷烈，交战之频繁，影响之深远，为明开国以来所仅见！其他诸如东征朝鲜、北征黑龙江、西征蒙古，都是围绕争夺辽东这个焦点进行的。从以上所列军事斗争的历程，我们看到，辽东实系明朝的命脉，其衰而亡，是同明逐渐丧失辽东同步发展的。全辽丧失，明朝亦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早在明亡100余年前，嘉靖时已有人预言：辽东，“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故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焉。”[27]万历中期，又有人说：“京师去辽才七百里（指北京至山海关），辽亡则京师未得安枕卧也。”[28]辽亡，何只“关乎盛衰”、“安枕卧”，而是关系存亡的一大关键！但他们已把话说到这种程度，确属相当难能可贵。历史已为他们的预言做了明确的回答。所以，明亡并非始亡于李自成农民军，从根本上说，始亡于辽。我师所说：“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实在是卓异之见，精辟的理论概括。

三、“辽事”动摇了明朝统治根基

明朝亡于神宗，而神宗之亡明，又始于辽东之丧失。神宗的腐朽统治，已使整个社会危机四伏，作为边防重镇的辽东地区，其形势急剧恶化，为努尔哈赤所乘，遂引发天下大乱，导致明朝迅速走向败亡。

神宗暴虐，倒行逆施，不顾国家安危，其中，为祸最烈莫过于重用大批宦官，充当矿税使，分赴全国各地，大肆掠夺民财。他们打着皇帝钦差的旗号，如狼似虎，无恶不作，引起民变、兵变、商变，天下骚动。矿税使的种种暴行，详载《明史》诸书，为治史者所熟知，不须赘引。

辽东是受害严重的地区之一。宦官高淮被派到这里，为害10年，民谣称：“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29]寥寥数语，已把高淮作恶刻划得淋漓尽致。其次便是辽东总兵李成梁，与高淮勾结，狼狈为奸；再是巡抚赵楫，也助纣为虐，为害地方。时人把他们三人称为辽东“三患”，换言之，实为“三害”。主要还是高、李二人，搞乱辽东，人心思逃，“生于辽，不如走于胡”，就是对当时人心趋向的真实写照[30]。在高淮、李成梁先后被赶跑或罢官后，辽东受害已深，形势进一步恶化。朝廷选将不得其人，兵备废驰，民穷财尽，国家财源枯竭。辽东陷入混乱之中。

努尔哈赤就是利用明朝衰弱，辽东混乱的局势，乘机起兵，东征西讨，明朝麻木不仁，任凭其兼并，终于完成了对女真诸部的统一，建国称汗，迅即掉转进攻的矛头，直指明朝统治者。“辽事”问题，由此而起。

所谓“辽事”，主要是指努尔哈赤对辽东的争夺。自辽东传来警报，就把明朝拖上死亡之路，并且随着战争频繁进行，规模不断扩大，争夺日趋激烈，从根本上动摇了明朝统治的根基，明朝这座立国已达200多年的大厦将倾，风雨飘摇。

自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在长达近30年里，清（后金）越战越强，不断发展壮大，而明朝却被打得精疲力尽，财源柘竭，经济危机加深。远的不说，从神宗后期，经熹宗朝，至崇祯，为防护辽东，阻止后金的进攻，倾注了全国人力、物力与财力于一隅之地，筑城堡，修工事，运粮饷，备器械，派重兵，已将国家的财政储备消耗殆尽。投放到这东战场上的粮饷和武器装备，或成为清（后金）的战利品，或在战争中被销毁。明朝为支付巨额军费开支，屡次向全国额外加派税额，名曰“辽饷”，合“剿饷”与“练饷”为“三饷”，已成为明末一大虐政，农民不堪重负，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加速了社会经济的总崩溃。清（后金）对明朝的打击和破坏，并不限于并外辽东地区，皇太极在位时，先后五次派大军突袭长城，进入中原，举凡京畿、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腹地遍受蹂躏，所谓“旌旗所指，无不如意”[31]。计五次所掠，人口达百余万，牲畜无数，掠黄金、白银更以千万两计，致使京师以南地区“民亡十之九”，行程千里，“一望荆榛”[32]。清军不以占城夺地为目的，专事破坏和掠夺，消耗明朝的经济实力和有生力量。皇太极把他的这一做法，形象地比喻为“伐大树”，他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33]他从辽东的攻战，到屡次进关袭击，都是在贯彻他的战略思想，直至把明朝这课大树砍倒为止。

清（后金）把明朝拖入“辽事”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因为经济状况的恶化，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险象环生，零星的小规模的反抗活动，正在酝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仅如此，“辽事”问题也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政争日趋激烈，各立门户，党同伐异，统治集团内部一派混乱。

围绕“辽事”问题，明朝廷臣议战守，迄无定策，由意见分歧，进而发展成宗派与门户之争，致使将相不和，文武对立，言官拨弄是非，朝政黑暗，正直大臣遭到陷害、排挤，乃至死于非命，招致战场上一败涂地。如，杨镐奉命首次伐后金，廷臣主要是言官们以“师老财匮”，累累发红旗催战。杨稿分兵四路冒进，在萨尔浒决战中被彻底击败，朝廷以“失陷封疆”罪，将他处死；王化贞与熊廷弼，以战守意见不一，意气用事，自行其是，致有广宁之逃，熊王二人被逮，先后被处死；大学士孙承宗自请督师关外，辽西的军事与政治形势得以改观，但因为不阿权贵，终被排挤出朝廷，只得告老还乡，让阉党分子高第担当孙承宗的职务；敢言战守的袁崇焕两度挫败后金的进攻，给明朝带来了希望，皇太极施离间计，明廷臣与崇祯不辨真伪，将他残酷处死。《明史》评论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34]在袁崇焕经略辽东时，擅自处死总兵毛文龙，明在海上防线渐致瓦解，自毁海上长城。至洪承畴率13万精兵援锦，本待徐图渐进，行以守为战的“持久之策”[35]，却被兵部职方司张若麒与兵部尚书陈新甲所逼，改为速战速决而惨败，洪本人被俘，精兵猛将及大批物资毁于一旦。兵部尚书陈新甲也因瀉露与清和谈的机密而被杀。凡此种种，都是政治黑暗带来的恶果，内耗损失了自身实力，在强大的清朝面前只有被动挨打。尤其是宦官柄政、监军，利用“辽事”战守问题，对不合己意的文臣武将大肆排遣，无端陷害，如熹宗朝的魏忠贤与客氏相结，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崇祯初一度消除宦官干政，不久他又重蹈覆辙，利用宦官监军。这些本属皇帝的奴仆，不过是供酒扫庭院的无知之人，竟高居于将领之上，监督战守，瞎指挥，岂能不败！在明朝处于危亡瞬间之际，廷臣议宁远是否该放弃，吴三桂所率辽兵劲旅应否进京勤王，除了吴麟征力主撤宁远，调吴三桂进京以卫京师，廷臣们互相推委，却唱出祖宗土地不能随意放弃的高调，绝口不谈撤兵进京勤王，唯恐招惹祸端。最后一次挽救灭亡的机会失去了，当崇祯醒悟过来时，为时已晚，明朝终于难逃亡国的命运。

一系列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在明末农民起义很久之前，清（后金）依靠自己的实力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同明朝展开了军事的与政治的斗争，使明朝财力、物力和人力耗尽，变得虚弱，不堪一击。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在明朝已被清（后金）部分肢解，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爆发的。而后来成为农民领袖的李自成迟至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才投入不沾泥的起义队伍，失败后，再度崛起，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张献忠也独树一帜，同明军作战。还有其他多股农民军，独自展开反明活动。但是，他们早期的活动范围，大体还局限在陕西地区，有时也突入到山西、河南、湖北等地区，以流动作战而著称。总的说来，对明朝还构不成严重威胁。事实上，这些起义军特别是李自成几度遭到明军的致使打击，总是死里逃生。但关外的清军却逐渐取得对明军的战略优势。至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才获得大转机，迅猛发展起来。恰好同年八月，发生了明清战史上的又一次决战——松锦决战，自此次决战后，明朝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应当指出，松锦决战对李自成的命运关系极大。在此役之前，明朝是分内外两线作战，内线是对李自成，外线是对清军，东西兼顾，当明朝误以为李自成溃不成国，偃旗息鼓，便以关外清军为大患，遂抽调李自成的劲敌洪承畴率13万精兵出关援锦，迎战清军。公平地说，皇太极发动对锦州的战役，吸引和牵制了明朝的雄兵猛将，的确是帮了李自成的大忙，他就是趁明军东调关外的机会，乘机复出，其势不可制。而明朝13万精兵没于松山战场，再也没有力量回师关内，去对付声势浩大的李自成起义军了。正如前文已指出，在明朝存亡的关键时刻，明为阻止清军入关，仍然不肯及时地把它的最后的一支劲旅——吴三桂所统的辽兵调进北京。这不是清太宗帮了李自成的忙，牵制了吴三桂所部，使李自成统率的数十万大军，在突破了居庸关之后，如入无人之境，一鼓作气，兵临北京城下。李自成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有利条件下，一举夺取了北京。明朝就此灭亡。李自成直接亡明，居于首功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当论及明亡的时候，还不能忽视张献忠的作用。张献忠没有直接参与攻取北京的军事行动，是为人们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他对推翻明朝毫无关系。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有过一段评论：“论者又以献据蜀，闯则犯阙，按法行诛，薄乎减等，而不知献乱以来，财赋绌于吴、楚，士马毙于荆、襄，民命涂于中野，夫是以土崩瓦解，一蹶而坏。譬犹人之死也，献执其手，而后闯刺其心；献揕其胸，而后闯扼其吭，则献之与闯，厥罪惟均也。”[36]

谷应泰作为封建史家，在评论张、李亡明这个问题上，认为罪过同等，却讲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张、李共同灭亡了明朝。他称两人之“罪惟均”，而我们应看作“功劳”同等。事实的确如此。张献忠率军入湖南、江西后入川，分散和牵制了明朝的大量兵力，也为李自成进军北京大大减轻了来自明朝的军事压力。但是，谷应泰却不敢论及清朝在亡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事实是，在李自成进北京前，与关外的清朝，四川的张献忠，已形成了三支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谋略各不同，政治目标却是一致的，都为推翻明朝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而浴血奋战。他们之间虽无联系，实际是分兵作战，共同肢解了明朝，而李自成捷足先登，抢先夺取了北京。

从努尔哈赤公开宣布叛明，中经皇太极，直至进关夺取政权，近30年间，在亡明的漫长过程中，始终发挥了主导作用。即使如明末农民大起义，除了明朝的腐朽统治，天灾肆虐，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努尔哈赤父子打乱了明朝的统治秩序，使她为“辽事”所困扰，引发天下大乱，而一发不可收拾。从全局看问题，却是努尔哈赤父子率先灭亡明朝，不管他们是否预料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李自成进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扫除了前进的障碍，让他扮演了亡明的英雄角色，演出了最后的壮观一幕。自清入关后，诸如摄政王多尔衮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帝，总是否认清朝亡明的事实，强调夺之于“流寇”之手，宣扬清得天下“光明正大”。在他们看来，亡掉一代王朝，并夺其政权，不合乎理性，不符合传统道德，这与他们所倡导的“忠君体国”的思想是相悖的，所以清朝统治者连他们的祖先曾隶属为大明的臣民这个事实也予以否认。这就是说，从其先祖与明无臣属关系，至推翻明朝，也非亡于清朝。他们一再强调清朝一统天下，符合道德，顺应天理，其原因在此。

明清兴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涉及很多问题。以往的论述，都把明亡归因于农民起义，具体说，就是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推翻了明朝统治。这就把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给简单化了。本文所论，力图把明亡的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作一综合考察，就不难看出努尔哈赤父子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从明清鼎革的全过程看，始终是明与清（后金）两大势力的生死较量，而李自成、张献忠各自领导的农民军，是在明清斗争后期加入的两支生力军，为明清兴亡起了催化与加速的作用。

注释：

[1][3]《明史·熹宗纪》卷22。

[2]《明史·穆宗纪》卷19。

[4][5]《明史·神宗纪》卷21、22，并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

[6]《明史·吕坤传》卷226。

[7][8][9]《明经世文编》卷453。

[10]《明史·张学颜传》卷222。

[11][2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4。

[12]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35—36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年。

[13]《明太祖实录》卷103。

[14][15]《辽海丛书》“全辽志叙”、“辽东志书序”。

[16]《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55。

[17]金景善：《燕辕直指》卷1。

[18]宋小濂：《北徼纪游》4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辽左见闻录》（手抄本）。

[20]孙文良：《满洲崛起与明清兴亡》，辽大出版社1992年。

[21]《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参见拙著《明清战争史略》（合著）。

[23]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

[24][35]谈迁：《国榷》卷97。

[25][31][33]《清太宗实录》有关各卷。

[26]《清世祖实录》卷2。

[27]王之诰：《全辽志叙》。

[28]《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1。

[29]《明经世文编》卷467，宋一韩疏。

[30]陈继儒：《建州考》。

[32]李永茂：《荆襄题稿》。

皇太极范文篇5

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复萌，政局急转直下。这个贪财好利，集腐败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种种恶行，尽载于史册[5]，已为人们所知，自不待赘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吕坤痛陈“天下安危”，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不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出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他诉说最近几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本费又各几百万矣。”由此可知“今国家之财耗竭”。他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6]

吕坤的这番话，是对万历十年以来，至二十五年之间计15年形势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

努尔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吕坤指出明朝形势开始变坏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尽管当时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实际上已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明亡始自万历十年以后，而清之肇兴，明确的时间，亦在万历十一年。清与明，一兴一亡，同步进行。

努尔哈赤以起兵复仇为契机，迅速演变为对建州女真的统一。从整个明清兴亡的历史过程来看，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开始，换言之，没有起兵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同明朝的彻底决裂。当然，直到建国前，努尔哈赤并没有公开反明，相反，他还同明朝保持着朝贡的隶属关系。但是，随着他先统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大其统一，却已引起明朝的有识之士的警觉，连连同朝廷发出警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侍郎杨道宾上《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指出：“努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尔哈赤“蹂躏属国，勾连野人，迁徙诸朝，逆已形矣，恶已著矣，而督镇诸臣犹然以为未形未著，岂以为必抗旌犯顺，鸣钟向洛，乃称显逆显恶哉！”努尔哈赤与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7]。

明朝对东北女真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早在明成祖时，已将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海西、野人），析卫所地站为262个，“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于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善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是时，部份边臣和朝臣主张：“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但这种主张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很危险。因为“国家本藉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8]，如任其兼并，实力“坐大”，将来势必“徐图内犯”，将把明朝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9]。

显然，努尔哈赤横刀跃马，在明朝边防重镇辽东东征西讨，从根本上破坏了明朝治理女真的政治格局，打乱了明朝对女真人的统治秩序，实际上已经开始反明。这一点，已为上述有识之士所看破，未来的事变，完全证实了他们的预见，可谓不幸而言中！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是明清兴亡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代，这就是努尔哈赤正式宣布建金国称汗，已把“意在自外”变为现实。后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清朝的勃兴，女真人开始再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一变而为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跻身于中华民族之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给明朝敲响了丧钟。两年后，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著名的“七大恨”，向明朝宣战，首战抚顺、清河，拉开了明清（后金）长期战争的序幕。自此，女真（满洲）同明朝200多年的政治隶属关系彻底终结，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终于走上了同明朝争夺统治权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努尔哈赤叛明，或称为反明，其义为一。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努尔哈赤建国称汗，进而向明朝宣战，是否具有正义的性质，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应当承认女真人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约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海西女真出现分合不定之势，先后有祝孔革、速黑忒、王忠、王台等著名的首领崛起，攻伐不已，其势互为消长。当王台势最盛时，曾被明朝“犁庭扫穴”的建州部女真，在沉寂了数十年后，再次复兴，涌现出王杲、王兀堂等强有力的人物，各控制一方，自行其是，所谓“海、建诸部日强，皆建国称汗。”[10]就是对当时形势的概括。努尔哈赤登上政治舞台时，正值群雄并起，各部展开弱肉强食的战争，都力图消灭别的部落，扩大自己的势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生动地描绘了女真各部斗争的景象：“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11]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乃至建立个人的统治权，恰是女真社会大变动的生动反映。在努尔哈赤之前，约60余年中，那些女真的英雄们都曾各领风骚，称雄一方，却都没有达到统一女真的政治目标，昙花一现，如匆匆过客，先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唯努尔哈赤继其后，大展雄才，实现了先辈们的夙愿，重新把女真各部统一成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可见，女真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尽管明朝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却无法阻止历史的前进。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女真的统一是历史的进步，应给予肯定。

其次，我们还应当承认，明朝对女真人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阻碍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必然激起他们的反抗。凡亲明的，明朝都给予扶持，反之，必欲消灭而后已；同时，又利用亲明的一方去镇压反明的一方，因而加剧了女真内部的斗争。如建州部王杲、阿台父子属反明派，哈达部王台是亲明派，则被利用来镇压王杲父子；海西部清佳砮、杨吉砮反明，也遭到打击。努尔哈赤的父、祖原属亲明派，却被明军杀害，虽属“误杀”，其实做了明朝“分而治之”政策的牺牲品。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实际是对明朝“分而治之”的民族压迫和统治的有力控诉。当然，在努尔哈赤之前，女真人尤其是在反明派的首领指挥下，曾屡次入边，袭扰汉人，造成了程度不同的财产与生命的损失。但明朝做为最高统治者，不能不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行政策的本质是民族压迫的。因此，努尔哈赤的历经30余年统一大部女真后，建国反明，不能认为是“犯上作乱”，因为他顺应了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常说，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是天然合理的，总是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样，努尔哈赤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领袖，率领女真人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也是合理的。

我们在评价努尔哈赤时，往往忽视他对推翻明朝腐朽统治所起的巨大作用，往往把这一巨大作用单纯归结为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事实上，努尔哈赤起兵复仇时，李自成尚未出生；而当其建后金时，李自成仅是个10岁的孩童。即使二年后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战争，李自成也不过12岁。迟至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李自成在陕西米脂县参加起义[12]，努尔哈赤已去世四年。所以，从亡明的时间上，李自成不占有首要地位，而努尔哈赤实为反明、亡明的第一人。

二、夺取辽东即是亡明的开始

明代辽东地区，其辖境东至鸭绿江畔，西抵山海关；北达开原，南止于旅顺，疆域广阔，相当于现今辽宁省境。辽东地处东北，为沟通东北与华北的咽喉，其南部隔海与山东相望，东南则与朝鲜仅一江之限，而与日本一衣带水，近在咫尺。尤其是东北、北部及东部，周边布满了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是他们活动的广阔的历史舞台。辽东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她在有明一代居于战略地位。刚刚建都南京的朱元璋，就以战略家的眼光，发现了辽东对明朝的一统江山极端重要。如洪武九年（1376年），他曾明确地指出：“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成守。”[13]明在辽东不设州县，专设卫所以守。自洪武四年（1371年）首设辽东卫于盖州得利赢城（今辽宁复县东北得利寺山城），延至宣德初年，历57年，遂形成以辽阳为中心的25卫的建置体系。这一建置，实则是军事防御体系，特别是洪武十四年(1381)建山海关，设山海卫“限隔内外”，将辽东置于严密的军事统治之下。明朝为何在辽东实行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军事体制？后人看得很明白，如嘉靖时辽东巡抚王之诰曾说：辽东“边鄙瓯脱之俗，华夷杂糅之民，迹近胡俗，易动难安，非可以内地之治治之也。”[14]凡到过辽东，或在此地任过职的将吏，无不认识到“辽东乃东北之雄藩，实国家之重镇。”[15]但又以“辽防为难者，北于属夷，东于高丽，而又渡海归内地，故不设州县，编民一以卫所制之者……恃其卫所以束伍耳。”[16]自永乐迁离南京，定都北京，距辽东不过千七百里（此为明人所修《大明一统志》所载，按今道里计之，实为千五百里左右），中间仅以雄关山海关拱卫北京，故辽东之安危直接关系北京存亡。辽东对明朝之重要，如同她的一只臂膀，以处北京左侧，向以“左臂”称辽东，故又称“辽左”。

明称为辽东的这一广大地区，自古就是“英雄百战之地”，关系天下安危。朝鲜人对此作过如下的精辟评论：

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何也？诚以平远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曾无门庭之限，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17]。

这一评论，无疑是对历史经验的精确总结。他所说“天下安危常系辽野”，又为明朝的历史所验证。如所周知，元朝自被逐出北京，其余众及其后裔散布长城以北，明人概称为“北虏”。终明之世，“北虏”一直是她的一大劲敌，双方时战时和，迄无定局。至明末，蒙古大部主要居于长城以北，瀚海以南的漠南蒙古归服后金，成为后金的一支生力军。明朝的另一劲敌，就是女真，明人称之为“东夷”。明朝统治者以金（女真）元（蒙古）世仇，长期采取“以东夷制北虏”之策，欲利用女真人以对付蒙古。辽东处于女真人与蒙古人包围之中，在军事上首当其冲，遂成为必争之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中叶以后，女真人渐次复兴，给辽东造成了巨大威胁。这样，到了后期，明朝便承受着既来自蒙古又来自女真的两个方面的军事压力。于是，明朝不惜一切代价，向辽东地区倾注亿万金钱，修边墙，筑城堡，兴建数以千计的墩台，派驻重兵防守：“自山海关至开（原）、铁（岭），每三十里即筑城，势若连珠……皆列兵戍守。”还在山顶上每五里或十里筑墩台，俗谓：“十里一墩，五里一台”[18]，置烽燧以报警。清初，一个叫王一元的，目睹明朝的这些遗迹，不胜感叹地说：“明季防边既周且备，不知费去几万万金钱！”[19]

明朝以二百余年的漫长岁月，不停地加强辽东的军事防御，已把辽东建设成为一大军事重镇。除此，明朝还在沿长城内侧，分别构筑了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固原、太原、宁夏、甘肃等8处重点军事防御，合辽东为九镇，而辽东居九镇之首。这表明，辽东的军事战略地位在明朝统治者心目中是何等重要！换言之，他们把明朝的安危系于辽东。

我的老师、已故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孙文良教授早在1962年就著文《明代的辽东和明末的辽事问题》，首次论证明末辽事与明亡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明末的辽事问题反映了一朝一代的兴亡，明清统治的交替并非偶然。”至1990年，他又续作《明朝兴亡所系辽东之得失》[20]，结论尤为精辟：“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论证之精确，已成不易之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亡辽者恰恰就是努尔哈赤开其端，亦即明亡的开始。事实证明，亡辽的过程就是明亡的过程，而全辽皆失之日，明朝最后灭亡随之到来。我们从下列明清（后金）战争进程便可得到验证：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与明首战抚顺、清河，虏人畜30万，消灭明军万余。

天命四年，双方激战于萨尔浒，为明清战史上第一次战略决战，明军近10万被击溃，死伤大半；继之，正式向辽东进军，攻取明开原、铁岭两城，歼灭明军近万。

天命六年（1621年），发动辽沈大战，先克重镇沈阳，破敌七万，再夺明在东北的政治与军事中心——辽阳，破明军近20万，辽河以东70余城传檄而定。明失辽阳，标志着明在东北的统治宣告瓦解，同时，也意味着明行将灭亡。

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初，向辽河西岸的重镇广宁（辽宁北镇）发起大规模进攻，血战西平堡，歼明军近万人，在沙岭（北镇南）再歼明援军3万，不战而得广宁，克义州（辽宁义县），歼明军数千。废弃广宁而不守，全师退回辽东。

天命十一年（1626年）初，再次进军辽西，攻击辽西另一重镇宁远（辽宁兴城），遭到对明战争以来第一次重创，无功而返。同年八月，努尔哈赤病逝。至此，他已夺得全辽之半[21]。

自抚顺、清河首战以来，后金与明交战，远远不只上述所举重大战役，随着战争的不断进行，为后金的发展开拓了胜利之路。同时，努尔哈赤联络蒙古科尔沁部，结为同盟，共同对明；向黑龙江中下游发展，吸收当地少数民族加入八旗，后金势力迅速增长。努尔哈赤占据辽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对不久的将来明亡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一再迁都，先迁辽阳，至天命十年，再迁“四通八达之处”的沈阳[22]，做为稳固的根据地，成了清入关前与明朝京师对峙的都城，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努尔哈赤占据辽东，已将明朝推向衰亡之路。他主要通过战争的手段，使明朝为辽东付出了重大代价，实力遭到严重削弱。

皇太极继承其父的遗志，全面发展其父的未竟事业。他从辽东出发，分别于天聪元年（1627年）、崇德元年（1636年）两度出兵朝鲜，彻底征服李氏王朝，确立了君臣之盟，从而翦除了明朝的羽翼，为己所用，使明受到孤立。他继续向北用兵，将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诸民族置于他的统治之下；他剿抚并用，使广大的漠南蒙古脱离明朝，加入了清（后金）政权；至其晚年，又有西藏班禅遣使赴沈阳，建立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皇太极以辽东为根据地，对明朝成功地实行了政治与军事的大包围。

皇太极始终保持着对明朝的强大的军事与政治的压力，挺进辽河以西的地区。我们从以下战事记录中可知全辽的丧失，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过程：

天聪元年（1627年），首战宁远与锦州，受阻于坚城之下，遭炮火攻击，被迫退兵。

天聪六年（1632年），围大凌河城（辽宁锦县）。皇太极称：明“精兵尽在此城，他处无有”[23]，攻下此城，便消灭了明的有生力量。围城三月余，迫使明将祖大寿出降，全城军民所剩1万余人皆归后金所有，祖大寿以下，百余名将官尽数归降（祖大寿降后又脱逃）。

天聪七年，攻取旅顺，明将黄龙自杀，其所属近万人非死即降。明在辽东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丧失，其统治势力，完全被逐出辽东半岛。

崇德二年（1637年），袭取皮岛，明将沈志祥投降。明在辽东的海上防线也最后崩溃。

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围锦州，明兵精锐数万被围于城内。

崇德六年，松山决战。明调集“九边”精锐之旅共13万，力救锦州，企图防护山海关，保障京师安全。仅数日，明全军覆没，主帅洪承畴被俘投降。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四城随之而破。这是继萨尔浒决战以来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决战。仅此役使明“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精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24]足见这次决战对明清兴亡影响之大。此役后，明在全辽仅剩下中前所、中后所、宁远、前屯卫四座城镇（均在今辽宁省兴城与绥中县境）了[25]。一代大明江山处于岌岌可危之中。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逝。这时，距明亡还不到一年。新即位的顺治帝，在他的两位叔父多尔衮与济尔哈朗的辅佐下，乘松山大战之胜，于皇太极病逝一个月后，便向中后、中前、前屯卫发动攻击，在不到10天内，连克三城，歼灭与收降明军1.5万余人[26]。

此时，明在辽东，只剩下吴三桂独守的宁远一座孤城了。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清兴亡的最后时刻终于来临。耐人寻味的是，明亡之时，恰恰是明失全辽之日。这年三月初，农民起义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北京逼进之际，明崇祯帝始下决心，征调吴三桂率部进京勤王，宁远城无条件放弃，实际是白白送给了清朝。吴三桂率军民进入山海关，继续向北京进发，至三月二十日抵丰润，李自成已于前一日即十九日进入北京，明朝276年的统治至此终结。

在清入关前的28年间，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同明朝集中争夺辽东，逐城逐地争夺，战事之酷烈，交战之频繁，影响之深远，为明开国以来所仅见！其他诸如东征朝鲜、北征黑龙江、西征蒙古，都是围绕争夺辽东这个焦点进行的。从以上所列军事斗争的历程，我们看到，辽东实系明朝的命脉，其衰而亡，是同明逐渐丧失辽东同步发展的。全辽丧失，明朝亦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早在明亡100余年前，嘉靖时已有人预言：辽东，“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故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焉。”[27]万历中期，又有人说：“京师去辽才七百里（指北京至山海关），辽亡则京师未得安枕卧也。”[28]辽亡，何只“关乎盛衰”、“安枕卧”，而是关系存亡的一大关键！但他们已把话说到这种程度，确属相当难能可贵。历史已为他们的预言做了明确的回答。所以，明亡并非始亡于李自成农民军，从根本上说，始亡于辽。我师所说：“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实在是卓异之见，精辟的理论概括。

三、“辽事”动摇了明朝统治根基

明朝亡于神宗，而神宗之亡明，又始于辽东之丧失。神宗的腐朽统治，已使整个社会危机四伏，作为边防重镇的辽东地区，其形势急剧恶化，为努尔哈赤所乘，遂引发天下大乱，导致明朝迅速走向败亡。

神宗暴虐，倒行逆施，不顾国家安危，其中，为祸最烈莫过于重用大批宦官，充当矿税使，分赴全国各地，大肆掠夺民财。他们打着皇帝钦差的旗号，如狼似虎，无恶不作，引起民变、兵变、商变，天下骚动。矿税使的种种暴行，详载《明史》诸书，为治史者所熟知，不须赘引。

辽东是受害严重的地区之一。宦官高淮被派到这里，为害10年，民谣称：“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29]寥寥数语，已把高淮作恶刻划得淋漓尽致。其次便是辽东总兵李成梁，与高淮勾结，狼狈为奸；再是巡抚赵楫，也助纣为虐，为害地方。时人把他们三人称为辽东“三患”，换言之，实为“三害”。主要还是高、李二人，搞乱辽东，人心思逃，“生于辽，不如走于胡”，就是对当时人心趋向的真实写照[30]。在高淮、李成梁先后被赶跑或罢官后，辽东受害已深，形势进一步恶化。朝廷选将不得其人，兵备废驰，民穷财尽，国家财源枯竭。辽东陷入混乱之中。

努尔哈赤就是利用明朝衰弱，辽东混乱的局势，乘机起兵，东征西讨，明朝麻木不仁，任凭其兼并，终于完成了对女真诸部的统一，建国称汗，迅即掉转进攻的矛头，直指明朝统治者。“辽事”问题，由此而起。

所谓“辽事”，主要是指努尔哈赤对辽东的争夺。自辽东传来警报，就把明朝拖上死亡之路，并且随着战争频繁进行，规模不断扩大，争夺日趋激烈，从根本上动摇了明朝统治的根基，明朝这座立国已达200多年的大厦将倾，风雨飘摇。

自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在长达近30年里，清（后金）越战越强，不断发展壮大，而明朝却被打得精疲力尽，财源柘竭，经济危机加深。远的不说，从神宗后期，经熹宗朝，至崇祯，为防护辽东，阻止后金的进攻，倾注了全国人力、物力与财力于一隅之地，筑城堡，修工事，运粮饷，备器械，派重兵，已将国家的财政储备消耗殆尽。投放到这东战场上的粮饷和武器装备，或成为清（后金）的战利品，或在战争中被销毁。明朝为支付巨额军费开支，屡次向全国额外加派税额，名曰“辽饷”，合“剿饷”与“练饷”为“三饷”，已成为明末一大虐政，农民不堪重负，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加速了社会经济的总崩溃。清（后金）对明朝的打击和破坏，并不限于并外辽东地区，皇太极在位时，先后五次派大军突袭长城，进入中原，举凡京畿、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腹地遍受蹂躏，所谓“旌旗所指，无不如意”[31]。计五次所掠，人口达百余万，牲畜无数，掠黄金、白银更以千万两计，致使京师以南地区“民亡十之九”，行程千里，“一望荆榛”[32]。清军不以占城夺地为目的，专事破坏和掠夺，消耗明朝的经济实力和有生力量。皇太极把他的这一做法，形象地比喻为“伐大树”，他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33]他从辽东的攻战，到屡次进关袭击，都是在贯彻他的战略思想，直至把明朝这课大树砍倒为止。

清（后金）把明朝拖入“辽事”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因为经济状况的恶化，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险象环生，零星的小规模的反抗活动，正在酝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仅如此，“辽事”问题也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政争日趋激烈，各立门户，党同伐异，统治集团内部一派混乱。

围绕“辽事”问题，明朝廷臣议战守，迄无定策，由意见分歧，进而发展成宗派与门户之争，致使将相不和，文武对立，言官拨弄是非，朝政黑暗，正直大臣遭到陷害、排挤，乃至死于非命，招致战场上一败涂地。如，杨镐奉命首次伐后金，廷臣主要是言官们以“师老财匮”，累累发红旗催战。杨稿分兵四路冒进，在萨尔浒决战中被彻底击败，朝廷以“失陷封疆”罪，将他处死；王化贞与熊廷弼，以战守意见不一，意气用事，自行其是，致有广宁之逃，熊王二人被逮，先后被处死；大学士孙承宗自请督师关外，辽西的军事与政治形势得以改观，但因为不阿权贵，终被排挤出朝廷，只得告老还乡，让阉党分子高第担当孙承宗的职务；敢言战守的袁崇焕两度挫败后金的进攻，给明朝带来了希望，皇太极施离间计，明廷臣与崇祯不辨真伪，将他残酷处死。《明史》评论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34]在袁崇焕经略辽东时，擅自处死总兵毛文龙，明在海上防线渐致瓦解，自毁海上长城。至洪承畴率13万精兵援锦，本待徐图渐进，行以守为战的“持久之策”[35]，却被兵部职方司张若麒与兵部尚书陈新甲所逼，改为速战速决而惨败，洪本人被俘，精兵猛将及大批物资毁于一旦。兵部尚书陈新甲也因瀉露与清和谈的机密而被杀。凡此种种，都是政治黑暗带来的恶果，内耗损失了自身实力，在强大的清朝面前只有被动挨打。尤其是宦官柄政、监军，利用“辽事”战守问题，对不合己意的文臣武将大肆排遣，无端陷害，如熹宗朝的魏忠贤与客氏相结，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崇祯初一度消除宦官干政，不久他又重蹈覆辙，利用宦官监军。这些本属皇帝的奴仆，不过是供酒扫庭院的无知之人，竟高居于将领之上，监督战守，瞎指挥，岂能不败！在明朝处于危亡瞬间之际，廷臣议宁远是否该放弃，吴三桂所率辽兵劲旅应否进京勤王，除了吴麟征力主撤宁远，调吴三桂进京以卫京师，廷臣们互相推委，却唱出祖宗土地不能随意放弃的高调，绝口不谈撤兵进京勤王，唯恐招惹祸端。最后一次挽救灭亡的机会失去了，当崇祯醒悟过来时，为时已晚，明朝终于难逃亡国的命运。

一系列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在明末农民起义很久之前，清（后金）依靠自己的实力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同明朝展开了军事的与政治的斗争，使明朝财力、物力和人力耗尽，变得虚弱，不堪一击。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在明朝已被清（后金）部分肢解，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爆发的。而后来成为农民领袖的李自成迟至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才投入不沾泥的起义队伍，失败后，再度崛起，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张献忠也独树一帜，同明军作战。还有其他多股农民军，独自展开反明活动。但是，他们早期的活动范围，大体还局限在陕西地区，有时也突入到山西、河南、湖北等地区，以流动作战而著称。总的说来，对明朝还构不成严重威胁。事实上，这些起义军特别是李自成几度遭到明军的致使打击，总是死里逃生。但关外的清军却逐渐取得对明军的战略优势。至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才获得大转机，迅猛发展起来。恰好同年八月，发生了明清战史上的又一次决战——松锦决战，自此次决战后，明朝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应当指出，松锦决战对李自成的命运关系极大。在此役之前，明朝是分内外两线作战，内线是对李自成，外线是对清军，东西兼顾，当明朝误以为李自成溃不成国，偃旗息鼓，便以关外清军为大患，遂抽调李自成的劲敌洪承畴率13万精兵出关援锦，迎战清军。公平地说，皇太极发动对锦州的战役，吸引和牵制了明朝的雄兵猛将，的确是帮了李自成的大忙，他就是趁明军东调关外的机会，乘机复出，其势不可制。而明朝13万精兵没于松山战场，再也没有力量回师关内，去对付声势浩大的李自成起义军了。正如前文已指出，在明朝存亡的关键时刻，明为阻止清军入关，仍然不肯及时地把它的最后的一支劲旅——吴三桂所统的辽兵调进北京。这不是清太宗帮了李自成的忙，牵制了吴三桂所部，使李自成统率的数十万大军，在突破了居庸关之后，如入无人之境，一鼓作气，兵临北京城下。李自成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有利条件下，一举夺取了北京。明朝就此灭亡。李自成直接亡明，居于首功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当论及明亡的时候，还不能忽视张献忠的作用。张献忠没有直接参与攻取北京的军事行动，是为人们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他对推翻明朝毫无关系。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有过一段评论：“论者又以献据蜀，闯则犯阙，按法行诛，薄乎减等，而不知献乱以来，财赋绌于吴、楚，士马毙于荆、襄，民命涂于中野，夫是以土崩瓦解，一蹶而坏。譬犹人之死也，献执其手，而后闯刺其心；献揕其胸，而后闯扼其吭，则献之与闯，厥罪惟均也。”[36]

谷应泰作为封建史家，在评论张、李亡明这个问题上，认为罪过同等，却讲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张、李共同灭亡了明朝。他称两人之“罪惟均”，而我们应看作“功劳”同等。事实的确如此。张献忠率军入湖南、江西后入川，分散和牵制了明朝的大量兵力，也为李自成进军北京大大减轻了来自明朝的军事压力。但是，谷应泰却不敢论及清朝在亡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事实是，在李自成进北京前，与关外的清朝，四川的张献忠，已形成了三支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谋略各不同，政治目标却是一致的，都为推翻明朝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而浴血奋战。他们之间虽无联系，实际是分兵作战，共同肢解了明朝，而李自成捷足先登，抢先夺取了北京。

从努尔哈赤公开宣布叛明，中经皇太极，直至进关夺取政权，近30年间，在亡明的漫长过程中，始终发挥了主导作用。即使如明末农民大起义，除了明朝的腐朽统治，天灾肆虐，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努尔哈赤父子打乱了明朝的统治秩序，使她为“辽事”所困扰，引发天下大乱，而一发不可收拾。从全局看问题，却是努尔哈赤父子率先灭亡明朝，不管他们是否预料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李自成进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扫除了前进的障碍，让他扮演了亡明的英雄角色，演出了最后的壮观一幕。自清入关后，诸如摄政王多尔衮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帝，总是否认清朝亡明的事实，强调夺之于“流寇”之手，宣扬清得天下“光明正大”。在他们看来，亡掉一代王朝，并夺其政权，不合乎理性，不符合传统道德，这与他们所倡导的“忠君体国”的思想是相悖的，所以清朝统治者连他们的祖先曾隶属为大明的臣民这个事实也予以否认。这就是说，从其先祖与明无臣属关系，至推翻明朝，也非亡于清朝。他们一再强调清朝一统天下，符合道德，顺应天理，其原因在此。

明清兴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涉及很多问题。以往的论述，都把明亡归因于农民起义，具体说，就是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推翻了明朝统治。这就把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给简单化了。本文所论，力图把明亡的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作一综合考察，就不难看出努尔哈赤父子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从明清鼎革的全过程看，始终是明与清（后金）两大势力的生死较量，而李自成、张献忠各自领导的农民军，是在明清斗争后期加入的两支生力军，为明清兴亡起了催化与加速的作用。

注释：

[1][3]《明史·熹宗纪》卷22。

[2]《明史·穆宗纪》卷19。

[4][5]《明史·神宗纪》卷21、22，并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

[6]《明史·吕坤传》卷226。

[7][8][9]《明经世文编》卷453。

[10]《明史·张学颜传》卷222。

[11][2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4。

[12]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35—36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年。

[13]《明太祖实录》卷103。

[14][15]《辽海丛书》“全辽志叙”、“辽东志书序”。

[16]《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55。

[17]金景善：《燕辕直指》卷1。

[18]宋小濂：《北徼纪游》4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辽左见闻录》（手抄本）。

[20]孙文良：《满洲崛起与明清兴亡》，辽大出版社1992年。

[21]《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参见拙著《明清战争史略》（合著）。

[23]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

[24][35]谈迁：《国榷》卷97。

[25][31][33]《清太宗实录》有关各卷。

[26]《清世祖实录》卷2。

[27]王之诰：《全辽志叙》。

[28]《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1。

[29]《明经世文编》卷467，宋一韩疏。

[30]陈继儒：《建州考》。

[32]李永茂：《荆襄题稿》。

皇太极范文篇6

八和硕贝勒一词首次出现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规划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训谕：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果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4]

这一规划的一个重要宗旨，是造成八人分主八旗共治国政的局面，以制约被推举为共主的旗主，因而不允许每一个旗主拥有两旗的过强势力，以防这种“强势之人”为汗后“倚强恃势”欺凌他人，导致家族内讧，国家衰亡。这一规制，正是根据本家族和其他女真部族的惨痛教训而制定的，因而“八和硕贝勒”应是按其宗旨而设置的八个旗主。训论中的“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也显然都是确指的八个人。

此后，努尔哈赤为完善这一制度而试行的某些措施、颁发的训示，也都表明八旗旗主确为八人。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努尔哈赤命“八固山王设八臣辅之，以观察其心。”[5]“八臣”为八个人，其辅佐的“固山王”也即旗主也应是八个人。《满文老档》天命八年五月，记努尔哈赤下令“八贝勒之家人”，将其训示之词“缮录八份，分送诸贝勒家各一份。”[6]抄录八份，人手一份，受训示的贝勒正好八人。同书天命十一年（1626年）闰六月十九日，记努尔哈赤命“八固山贝勒各赏以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共赏十六户。”[7]共赏十六户，每人二户（即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被赏的固山贝勒正好八人，因而，这段史料已明确说明所谓“八固山贝勒”不是泛指八旗（固山）的诸贝勒，而是八个固山贝勒。而“固山贝勒”正是旗主，此外固山贝勒的满文，也正与《满文老档》其他处称旗主——固山贝勒的满文一样，都是gūsaibeile[8]，又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八固山贝勒”有八个旗主。

《满洲实录》还特别说明这八个旗主——八固山王是duinambabei-le、duinajigebeile[9]，汉义为四个大贝勒、四个小贝勒。四大贝勒当然是指大贝勒代善（当为正红旗主）、阿敏（镶蓝旗主）、莽古尔泰（正蓝旗主）、皇太极（正白旗主），这四人是当时的旗主已无疑问。关键是四小贝勒旗主究竟是谁，过去对这四个旗主是否确定多抱怀疑态度，或者根本否认。本文认为应是杜度（后改豪格）、阿济格、多铎、岳托。

二、四小贝勒旗主

杜度在天命时期曾任镶白旗主，已为研究八旗制度者所共识，其他三人是否是旗主？下面这段材料虽未直接说明，但已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满文老档》记叙天命九年（1624年）大政殿（八角殿）庆贺元旦的朝仪如下：

（汗）辰时出御八角殿，大贝勒（代善）先叩头，其次恩格德尔额驸率众蒙古贝勒叩头，第三阿敏贝勒，第四莽古尔泰贝勒，第五四贝勒（皇太极），第六阿济格阿哥，第七多铎阿哥，第八阿巴泰阿哥、杜度阿哥，第九岳托阿哥、硕托阿哥。第十抚顺额驸、西乌里额驸率朝鲜官员、汉官员叩头。第十一乌纳格巴克什率八旗众蒙古叩头。[10]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诸贝勒、阿哥行礼所分的八班，正应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

因为后金（清）举行元旦贺仪，习惯以八旗、蒙古贵族、汉官、朝鲜官员这几部分人分别划为班次行礼[11]，天命九年元旦的这次贺仪也应是按照这方式划分班次。其中恩格德尔为首的第二班为蒙古贵族；两个汉人额驸抚顺额驸（李永芳）、西乌里额驸（佟养性）率领的第十班是汉官、朝鲜官员行礼之班；乌纳格率领的第十一班是当时附于八旗满洲之下的众蒙古旗人，做为一个特殊班次放于最后行礼。由此看来，前边的余下班次，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第三班的阿敏，直至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八个班，正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也正因为如此，阿巴泰因与杜度同在一旗，才合为一班，同样，岳托与硕托同在一旗，也合为一班。至于第二班的恩格德尔等蒙古贝勒，是因他们地位较高，才安排在大贝勒代善之后、阿敏之前，插入了八旗之中。

（二）、八旗的这八个班次，又是以旗主为代表叩头行礼。

因为元旦贺仪的八旗之班，或由“八旗诸贝勒各率本旗依齿序行礼”[12]，或由各旗长官固山额真各率本旗官行礼[13]。如上天命九年元旦的八旗班次，诸贝勒虽未率本旗，应是各自代表本旗而行礼的，所以他们虽然只是一旗的代表，却分别代表一班，与八旗之外率众行礼的班次并列而成班，排为第一（除去第二）至第九八个班。而且其按辈份、齿序的排班也与贺仪的惯例吻合。因而，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应是代表正红旗、第三班的二贝勒阿敏代表镶蓝旗、第四班的三贝勒莽古尔泰代表正蓝旗、第五班的四贝勒皇太极代表正白旗。以下第六班的阿济格，第七班的多铎，第八班的阿巴泰、杜度，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四班也必代表其他四旗。前四个大贝勒各为所代表旗的旗主，后四班的小贝勒也必有四人为各自代表之旗的旗主。其中第八班的杜度已明确为镶白旗主（因是同旗的阿巴泰之侄，辈份低，故该班列名位于阿巴泰之后），其他三班之旗的旗主则应是阿济格、多铎、岳托。

（三）、以上八个旗主，又正好与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相同，只是杜度的旗主为豪格所取代，因而天聪之时阿巴泰又与旗主豪格同旗，其他人则一仍其旧。因此，便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测：天命九年以前八旗已经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正是天命后期的八个旗主的延续。其中就包括四小贝勒旗主：阿济格、多铎、岳托、杜度（后改豪格）。杜度无须再证，下面再以具体事实，对其他三人在天命后期充任旗主作进一步的论证。

天聪元年（1627年），代善等诸贝勒曾追述：“阿哥阿济格、阿哥多尔gǔn＠①、阿哥多铎，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14]，说他们在努尔哈赤在世也即天命时期分给了全旗——整个固山，分给其整旗或全旗，与他们任全旗之主是同一语。具体分拨情况，皇太极也有叙述，他曾对多铎说：“昔太祖分拨牛录与诸子时，给武英郡王十五牛录，睿亲王十五牛录，给尔十五牛录，太祖亦自留十五牛录”[15]。当时太祖努尔哈赤领有两黄旗共60牛录，阿济格（武英郡王）、多尔衮（睿亲王）兄弟二人得30牛录，正好一旗，此后及整个皇太极时期，这兄弟二人也始终同在一旗。兄弟二人阿济格年长，故应以他为旗主，这样任命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和八旗制度，如努尔哈赤把莽古尔泰、德格类兄弟二人封入正蓝旗，便以年长之莽古尔泰为该旗旗主。镶蓝旗的舒尔哈齐诸嫡子中，也以年长之阿敏为旗主。所以阿济格、多尔衮两人中，以阿济格为旗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阿济格、多尔衮当时所封入的应是正黄旗，皇太极继位后，以变旗色而不动原所领牛录的方式将此旗改为镶白旗[16]，阿济格又成镶白旗主，可以说，天聪二年（1628年）阿济格被革去的旗主（固山贝勒）[17]，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任命的。

多铎在天命后期分得15个牛录，与其父努尔哈赤同在镶黄旗。努尔哈赤在该旗自留15个牛录。据皇太极说，努尔哈赤死后，是他把这15个牛录分给了多铎。实际上当初努尔哈赤就准备把这15个牛录在生后传给多铎的，因而与多铎同在一旗，将来多铎继承此旗，自然继承了父汗的这些牛录，统领完整的“全旗”。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也有父亲分遗产于诸子，照顾嫡出幼子的习俗。皇太极也承认，这15个牛录“太祖虽无遗命，理宜分与幼子”[18]，也即分与幼子多铎。据此可知，天命后期，虽然努尔哈赤与多铎父子二人共领镶黄旗牛录，但此旗已将要传与多铎，由多铎任旗主当无疑问，多铎继承父产成为真正的旗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事实表明，努尔哈赤在制定八旗旗主共治国政制以后，已经有意识地以多铎为一旗之主，使其“入八分”了。他规划八王共治之制，是不可能留下一旗无主的后遗症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多铎与其他旗主并列而独立代表一班，正是努尔哈赤以他为镶黄旗主的表示，使他与其他旗主一样，出现于正规的政治场合。至少可以说，多铎在天命后期已具有准镶黄旗旗主的身份。因而皇太极继位后，多铎才自然地成为该旗旗主，只不过皇太极将此旗改为正白旗，多铎也随之成为正白旗旗主而已。

附带说明，所谓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兄弟“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不能理解为三人都分给了全旗，每人一旗，共三个旗，都是旗主。当时多尔gǔn＠①并未被任为旗主，更未分给两黄旗之外的第三旗，多尔gǔn＠①是在天聪二年代替阿济格才成为旗主的。上述这句话的注脚应是：阿济格与多尔gǔn＠①二人被分予全旗，多铎一人被分予全旗，兄弟三人是父汗分给全旗之子。因为努尔哈赤当时所能分给之旗，只有他的两黄旗，而且此次分旗是分其遗产与他的三个年岁小的嫡子，没有夺取其他已分家之子应得之旗再分给这三兄弟的道理。考察天命后期的史事，也没有夺某人之旗给多尔gǔn＠①之事。天命后期及整个皇太极时期多尔gǔn＠①与阿济格始终同在一旗的事实，也可证明这一点。所以，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所云：“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人各主一全旗”的说法并不确切[19]。

还应说明的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虽在规划并试行八旗旗主共治国政之制，但他毕竟还是一国之主，而且封入两黄旗的这三个儿子年龄也较小，尤其是多铎，天命九年方11岁，所以两黄旗特别是镶黄旗还不能说与努尔哈赤完全脱离领属与行政关系。

岳托至迟在天命四年（1619年）就已称贝勒[20]，领有牛录诸申，而且分府建宅，其宅地“宽且佳”，甚至超过其父代善的宅地规模[21]。其府第还拥有仪仗，设有总管府第事务的长史——旗鼓[22]。岳托与镶白旗主杜度一样，有嫡长身份，杜度为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嫡长子，岳托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嫡长子。这些事实表明他有较高的地位和身份，有充任旗主的资格和条件。岳托与努尔哈赤祖孙关系也很好，且颇得祖父赏识，其“传记”叙述“太祖高皇帝深爱之，抚育宫中。比长，授台吉，简任阃、外，谋勇兼优”[23]，反映出他在诸贝勒中有较突出的文武才能。岳托与其父代善分家后，仍得努尔哈赤眷顾，当努尔哈赤得知代善分予岳托、硕托兄弟二人的牛录诸申较差时，对代善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这件事也成为代善被废掉太子的原因之一[24]。努尔哈赤废掉代善的太子地位，当然不会希望他在将来八和硕贝勒推举汗时中选，但共举新汗的制度又有可能使代善入选。如果代善是两个红旗之主，无论是对岳托和硕托，还是对其设计的八王共举新汗共治国政的规划都是不利的，有违其初衷，这也正是他最担心的。因而，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规划八王共治之制，令已经与代善分家建府且封旗领牛录的岳托为该旗（镶红旗）旗主，是完全有可能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的八旗排班，已表明岳托与硕托独掌一旗，岳托为旗主。因而天聪初年身为镶红旗主的岳托，也应在天命后期就已被任命了。而且硕托在此后的皇太极时期一直与其兄弟岳托在镶红旗，领有牛录诸申。天命九年元旦与岳托共排一班，证明他在那时已经与岳托一起封在镶红旗。这一点也可做为岳托在当时封在镶红旗为该旗旗主的佐证。

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一直在为以后所实行的八王共治制做准备工作，八旗设立八个旗主以成八家“八分”之制，是其规划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且已经完成。天命九年元旦的朝贺之仪，可视为是当时的八个旗主在重要政治场合的一次集体亮相。

三、豪格代杜度为旗主一事考略

四小贝勒旗主中的杜度后来被豪格取代，时间当在天命九年以后至努尔哈赤去世前。试考析如下。

杜度后来调入了镶红旗，并失去原所在旗旗主的身份。笔者现在所能见到杜度最早在镶红旗的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是《满文老档》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十四日的记载，该日记有：“杜度属下巴布、富喇塔（或译傅拉塔）二牛录”之事[25]。这句话应注意的内容有：一、巴布、富喇塔二牛录是杜度属下。属下，在这条史料中的满文是harangga，汉义是所领有之人、所领诸申的意思。表明他们这两个牛录是杜度所领有的牛录诸申。二、巴布、富喇塔二人是这两个牛录的章京。以牛录章京之名指代该牛录，是当时的习惯称法。而崇德年间的《盛京刑部原档》又明确记载傅拉塔（富喇塔）是镶红旗的牛录章京，第218号档记：“镶红旗傅拉塔于出边时，伊牛录下阿哈舒色失踪，牛录章京傅拉塔未加约束，故罚以规定之罪，偿一人”[26]。《满文老档》太宗崇德朝卷（册）16，元年六月初六日条镶红旗事下，还有富喇塔牛录下人齐牌与安平贝勒杜度有行政关系的记述。可知这三处所记载的牛录章京富喇塔（傅拉塔）是同一个人，在镶红旗任牛录章京。而他在天聪元年正月就已是杜度的属下诸申，同在一旗，说明杜度在天聪元年正月以前就已调入镶红旗。从杜度调入镶红旗的形式，还可以把他调入的时间推前到努尔哈赤的天命末年。

天命后期，杜度任旗主是在镶白旗，此旗在皇太极继位后改为镶黄旗，改旗只是改变了旗纛，原来的牛录并未改动[27]，表明杜度是只身调往镶红旗，未带走原在镶白旗的牛录，因而镶白旗改为镶黄旗后仍是原来的牛录。这种情况，等于是剥夺了杜度在镶白旗的牛录，到镶红旗重新给他分拨牛录。这种做法，不会是出自刚刚继位的皇太极之手。皇太极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的即位誓词中还表示：“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谴，夺其寿算”[28]。不削夺皇考所予诸兄弟子侄的户口，即不侵夺父汗分给他们的旗下牛录。按杜度在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以前调出镶白旗，距皇太极即位不到四五个月时间，皇太极之誓词言犹在耳，随即违背，是不大可能的。除非杜度在这几个月犯了削爵降爵的大过，而实际杜度在皇太极继位后，一直是八议政贝勒之一。所以，将杜度只身调出镶白旗入镶红旗，只有他们的大家长努尔哈赤有这样的权力。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代替杜度为旗主的，则是皇太极之长子豪格。这次调动是在皇太极改旗之前，也即他未继位之时。

豪格在努尔哈赤所规定有资格被推举为汗的诸贝勒中“亦有名”[29]，这种列名其中，可以理解为是八旗旗主之一。皇太极继位后只是“整（正）黄旗一贝勒”，豪格为镶黄旗主，而这一镶黄旗又是努尔哈赤时期的镶白旗改旗而来，从这一情况看，豪格当是在天命末年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并被任为该旗旗主，与杜度之调出镶白旗同时完成。努尔哈赤所以能把豪格封入镶白旗，而把杜度调出，大约是当初努尔哈赤在幽禁褚英或是在处死后，即把褚英之白旗转给了具有嫡子身份的“爱子”皇太极，杜度不过是赖其父褚英对白旗旧属的领有关系，而得以依附皇太极的白旗之下，不久，与阿巴泰一起分出而组成镶白旗。正因为镶白旗与皇太极的正白旗同属皇太极原来的白旗系统，因而努尔哈赤才把皇太极长子豪格又封入镶白旗，将杜度调出。努尔哈赤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理清并确定镶白旗的领属关系，以免留下后遗症。白旗昔日本属皇太极统领，四旗析为八旗后[30]，镶白旗与皇太极还会有某种关联，将来皇太极分予长子豪格牛录，若令其在镶白旗，必与杜度发生矛盾，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令皇太极、豪格父子同掌两白旗，白旗系统最终确定归皇太极一支。而杜度所能调入的适宜的旗，只有红旗系统，这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原则，其父褚英与代善同出一母，杜度与岳托为同一支系的兄弟，因而调入岳托的镶红旗下。

四、小结与余论

综前考述，得出本文的如下结论：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已确定八王共治国政制下的八个旗主，他们是：正红旗主代善、镶蓝旗主阿敏、正蓝旗主莽古尔泰、正白旗主皇太极、正黄旗主阿济格、镶黄旗主多铎、镶红旗主岳托、镶白旗主杜度，后改为豪格。

天命后期，两黄旗尤其是镶黄旗虽然已确定旗主，但仍与努尔哈赤有一定的统属关系。红、白旗系统中，虽然代善、岳托父子分掌两红旗，皇太极、豪格父子分掌两白旗，改旗后又分掌两黄族，由于四旗阶段，代善统领红旗，析为八旗后又有一段时间统领正红、镶红二旗，而皇太极统领过两白旗前的白旗，而且这两个系统的旗主又分别有父子关系，所以，在岳托、豪格充任旗主后，代善、皇太极与其子所领之旗也必然还会有某种关联。

参考文献：

[1]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文收氏之《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再版。李鸿彬、郭成康《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

[2]阿南惟敬《关于清初八王的考察》，文收氏之《清初军事史论考》，甲阳书房1980年版。

[3]神田信夫《关于清初的贝勒》，文载《东洋学报》第四拾卷第四号。

[4]《满洲实录》卷7，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其中“八和硕贝勒”、“八子”、“一个贝勒”、“另七个贝勒”等词语，是笔者据满文直译。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清实录”本第1册349页——350页。

[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天命八年正月初七日。

[6]《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52，天命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书局1990年汉译本上册491页。下行此书不另注者，皆此版本。

[7]《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72，天命十一年闰六月十九日。上册702页。

[8]日本东洋文库本《满文老档》太祖朝第3册1082页第9行、1106页第3行、太宗朝第1册128页第11行。

[9]《满洲实录》卷8，天命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第1册415页。版本同[4]。

[1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60，天命九年正月初一日。上册570页。

[11]参见《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32，天命七年正月初一日，上册287页；《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45，天聪六年正月初一日，下册1187——1188身；《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1页，天聪七年正月初一日。第49页，天聪八年正月初一日。第130页。天聪九年正月初一日。（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2]《清太宗实录》卷8，页2。天聪五年正月乙亥朔。

[13]同[11]所引天聪朝史料。

[14]《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8，天聪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下册871页。

[15]《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6]参见白新良《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载《南开史学》1981年2期。

[17]《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明卷（册）10，天聪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册第883页。

[18]《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9]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八旗制度考实》第240页。版本同前。

[2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3，天命四年九月。上册第120页。

[21]《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4，天命五年三月十日。上册第137页。

[22]《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42，天命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册第388—389页。该日条两处记有岳托之旗鼓，前一处被杖死之旗鼓的为仪仗人员。后一处之管事旗鼓似应为长史，这种旗鼓之称长史，见《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年间议定会典”。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刊本第8页。

[23]《八旗通志》初集卷136《岳托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册第3629页。

[24]见周远廉《太子之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1期。

[25]《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1，天聪元年正月十四日。下册第808页。

[26]《盛京刑部原档》第143页，第218号档，崇德四年七月十五日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并见第139页217号档。

[27]见前引白新良文中所列表及文中说明。

[28]《清太宗实录》卷1，页7。天命十一年九月辛未。

皇太极范文篇7

以往的研究成果，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实》、李鸿彬及郭成康二位先生的《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1]，对旗主都有专门考述。关于天命后期八旗是否设有八个旗主，孟文未作具体说明；李、郭之文则认为当时八个旗中，代善一人掌两红旗，皇太极一人领有两白旗。日本学者阿南惟敬也认为当时的八旗未必是一旗一主[2]。神田信夫先生则持肯定说[3]。

本文认为，天命后期已基本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初年的八旗八个旗主，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安置的。试证如下。

一、“八和硕贝勒”应为旗主八人

八和硕贝勒一词首次出现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规划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训谕：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果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4]

这一规划的一个重要宗旨，是造成八人分主八旗共治国政的局面，以制约被推举为共主的旗主，因而不允许每一个旗主拥有两旗的过强势力，以防这种“强势之人”为汗后“倚强恃势”欺凌他人，导致家族内讧，国家衰亡。这一规制，正是根据本家族和其他女真部族的惨痛教训而制定的，因而“八和硕贝勒”应是按其宗旨而设置的八个旗主。训论中的“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也显然都是确指的八个人。

此后，努尔哈赤为完善这一制度而试行的某些措施、颁发的训示，也都表明八旗旗主确为八人。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努尔哈赤命“八固山王设八臣辅之，以观察其心。”[5]“八臣”为八个人，其辅佐的“固山王”也即旗主也应是八个人。《满文老档》天命八年五月，记努尔哈赤下令“八贝勒之家人”，将其训示之词“缮录八份，分送诸贝勒家各一份。”[6]抄录八份，人手一份，受训示的贝勒正好八人。同书天命十一年（1626年）闰六月十九日，记努尔哈赤命“八固山贝勒各赏以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共赏十六户。”[7]共赏十六户，每人二户（即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被赏的固山贝勒正好八人，因而，这段史料已明确说明所谓“八固山贝勒”不是泛指八旗（固山）的诸贝勒，而是八个固山贝勒。而“固山贝勒”正是旗主，此外固山贝勒的满文，也正与《满文老档》其他处称旗主——固山贝勒的满文一样，都是gūsaibeile[8]，又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八固山贝勒”有八个旗主。

《满洲实录》还特别说明这八个旗主——八固山王是duinambabei-le、duinajigebeile[9]，汉义为四个大贝勒、四个小贝勒。四大贝勒当然是指大贝勒代善（当为正红旗主）、阿敏（镶蓝旗主）、莽古尔泰（正蓝旗主）、皇太极（正白旗主），这四人是当时的旗主已无疑问。关键是四小贝勒旗主究竟是谁，过去对这四个旗主是否确定多抱怀疑态度，或者根本否认。本文认为应是杜度（后改豪格）、阿济格、多铎、岳托。

二、四小贝勒旗主

杜度在天命时期曾任镶白旗主，已为研究八旗制度者所共识，其他三人是否是旗主？下面这段材料虽未直接说明，但已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满文老档》记叙天命九年（1624年）大政殿（八角殿）庆贺元旦的朝仪如下：

（汗）辰时出御八角殿，大贝勒（代善）先叩头，其次恩格德尔额驸率众蒙古贝勒叩头，第三阿敏贝勒，第四莽古尔泰贝勒，第五四贝勒（皇太极），第六阿济格阿哥，第七多铎阿哥，第八阿巴泰阿哥、杜度阿哥，第九岳托阿哥、硕托阿哥。第十抚顺额驸、西乌里额驸率朝鲜官员、汉官员叩头。第十一乌纳格巴克什率八旗众蒙古叩头。[10]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诸贝勒、阿哥行礼所分的八班，正应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

因为后金（清）举行元旦贺仪，习惯以八旗、蒙古贵族、汉官、朝鲜官员这几部分人分别划为班次行礼[11]，天命九年元旦的这次贺仪也应是按照这方式划分班次。其中恩格德尔为首的第二班为蒙古贵族；两个汉人额驸抚顺额驸（李永芳）、西乌里额驸（佟养性）率领的第十班是汉官、朝鲜官员行礼之班；乌纳格率领的第十一班是当时附于八旗满洲之下的众蒙古旗人，做为一个特殊班次放于最后行礼。由此看来，前边的余下班次，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第三班的阿敏，直至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八个班，正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也正因为如此，阿巴泰因与杜度同在一旗，才合为一班，同样，岳托与硕托同在一旗，也合为一班。至于第二班的恩格德尔等蒙古贝勒，是因他们地位较高，才安排在大贝勒代善之后、阿敏之前，插入了八旗之中。

（二）、八旗的这八个班次，又是以旗主为代表叩头行礼。

因为元旦贺仪的八旗之班，或由“八旗诸贝勒各率本旗依齿序行礼”[12]，或由各旗长官固山额真各率本旗官行礼[13]。如上天命九年元旦的八旗班次，诸贝勒虽未率本旗，应是各自代表本旗而行礼的，所以他们虽然只是一旗的代表，却分别代表一班，与八旗之外率众行礼的班次并列而成班，排为第一（除去第二）至第九八个班。而且其按辈份、齿序的排班也与贺仪的惯例吻合。因而，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应是代表正红旗、第三班的二贝勒阿敏代表镶蓝旗、第四班的三贝勒莽古尔泰代表正蓝旗、第五班的四贝勒皇太极代表正白旗。以下第六班的阿济格，第七班的多铎，第八班的阿巴泰、杜度，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四班也必代表其他四旗。前四个大贝勒各为所代表旗的旗主，后四班的小贝勒也必有四人为各自代表之旗的旗主。其中第八班的杜度已明确为镶白旗主（因是同旗的阿巴泰之侄，辈份低，故该班列名位于阿巴泰之后），其他三班之旗的旗主则应是阿济格、多铎、岳托。

（三）、以上八个旗主，又正好与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相同，只是杜度的旗主为豪格所取代，因而天聪之时阿巴泰又与旗主豪格同旗，其他人则一仍其旧。因此，便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测：天命九年以前八旗已经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正是天命后期的八个旗主的延续。其中就包括四小贝勒旗主：阿济格、多铎、岳托、杜度（后改豪格）。杜度无须再证，下面再以具体事实，对其他三人在天命后期充任旗主作进一步的论证。

天聪元年（1627年），代善等诸贝勒曾追述：“阿哥阿济格、阿哥多尔gǔn＠①、阿哥多铎，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14]，说他们在努尔哈赤在世也即天命时期分给了全旗——整个固山，分给其整旗或全旗，与他们任全旗之主是同一语。具体分拨情况，皇太极也有叙述，他曾对多铎说：“昔太祖分拨牛录与诸子时，给武英郡王十五牛录，睿亲王十五牛录，给尔十五牛录，太祖亦自留十五牛录”[15]。当时太祖努尔哈赤领有两黄旗共60牛录，阿济格（武英郡王）、多尔衮（睿亲王）兄弟二人得30牛录，正好一旗，此后及整个皇太极时期，这兄弟二人也始终同在一旗。兄弟二人阿济格年长，故应以他为旗主，这样任命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和八旗制度，如努尔哈赤把莽古尔泰、德格类兄弟二人封入正蓝旗，便以年长之莽古尔泰为该旗旗主。镶蓝旗的舒尔哈齐诸嫡子中，也以年长之阿敏为旗主。所以阿济格、多尔衮两人中，以阿济格为旗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阿济格、多尔衮当时所封入的应是正黄旗，皇太极继位后，以变旗色而不动原所领牛录的方式将此旗改为镶白旗[16]，阿济格又成镶白旗主，可以说，天聪二年（1628年）阿济格被革去的旗主（固山贝勒）[17]，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任命的。

多铎在天命后期分得15个牛录，与其父努尔哈赤同在镶黄旗。努尔哈赤在该旗自留15个牛录。据皇太极说，努尔哈赤死后，是他把这15个牛录分给了多铎。实际上当初努尔哈赤就准备把这15个牛录在生后传给多铎的，因而与多铎同在一旗，将来多铎继承此旗，自然继承了父汗的这些牛录，统领完整的“全旗”。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也有父亲分遗产于诸子，照顾嫡出幼子的习俗。皇太极也承认，这15个牛录“太祖虽无遗命，理宜分与幼子”[18]，也即分与幼子多铎。据此可知，天命后期，虽然努尔哈赤与多铎父子二人共领镶黄旗牛录，但此旗已将要传与多铎，由多铎任旗主当无疑问，多铎继承父产成为真正的旗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事实表明，努尔哈赤在制定八旗旗主共治国政制以后，已经有意识地以多铎为一旗之主，使其“入八分”了。他规划八王共治之制，是不可能留下一旗无主的后遗症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多铎与其他旗主并列而独立代表一班，正是努尔哈赤以他为镶黄旗主的表示，使他与其他旗主一样，出现于正规的政治场合。至少可以说，多铎在天命后期已具有准镶黄旗旗主的身份。因而皇太极继位后，多铎才自然地成为该旗旗主，只不过皇太极将此旗改为正白旗，多铎也随之成为正白旗旗主而已。

附带说明，所谓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兄弟“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不能理解为三人都分给了全旗，每人一旗，共三个旗，都是旗主。当时多尔gǔn＠①并未被任为旗主，更未分给两黄旗之外的第三旗，多尔gǔn＠①是在天聪二年代替阿济格才成为旗主的。上述这句话的注脚应是：阿济格与多尔gǔn＠①二人被分予全旗，多铎一人被分予全旗，兄弟三人是父汗分给全旗之子。因为努尔哈赤当时所能分给之旗，只有他的两黄旗，而且此次分旗是分其遗产与他的三个年岁小的嫡子，没有夺取其他已分家之子应得之旗再分给这三兄弟的道理。考察天命后期的史事，也没有夺某人之旗给多尔gǔn＠①之事。天命后期及整个皇太极时期多尔gǔn＠①与阿济格始终同在一旗的事实，也可证明这一点。所以，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所云：“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人各主一全旗”的说法并不确切[19]。

还应说明的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虽在规划并试行八旗旗主共治国政之制，但他毕竟还是一国之主，而且封入两黄旗的这三个儿子年龄也较小，尤其是多铎，天命九年方11岁，所以两黄旗特别是镶黄旗还不能说与努尔哈赤完全脱离领属与行政关系。

岳托至迟在天命四年（1619年）就已称贝勒[20]，领有牛录诸申，而且分府建宅，其宅地“宽且佳”，甚至超过其父代善的宅地规模[21]。其府第还拥有仪仗，设有总管府第事务的长史——旗鼓[22]。岳托与镶白旗主杜度一样，有嫡长身份，杜度为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嫡长子，岳托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嫡长子。这些事实表明他有较高的地位和身份，有充任旗主的资格和条件。岳托与努尔哈赤祖孙关系也很好，且颇得祖父赏识，其“传记”叙述“太祖高皇帝深爱之，抚育宫中。比长，授台吉，简任阃、外，谋勇兼优”[23]，反映出他在诸贝勒中有较突出的文武才能。岳托与其父代善分家后，仍得努尔哈赤眷顾，当努尔哈赤得知代善分予岳托、硕托兄弟二人的牛录诸申较差时，对代善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这件事也成为代善被废掉太子的原因之一[24]。努尔哈赤废掉代善的太子地位，当然不会希望他在将来八和硕贝勒推举汗时中选，但共举新汗的制度又有可能使代善入选。如果代善是两个红旗之主，无论是对岳托和硕托，还是对其设计的八王共举新汗共治国政的规划都是不利的，有违其初衷，这也正是他最担心的。因而，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规划八王共治之制，令已经与代善分家建府且封旗领牛录的岳托为该旗（镶红旗）旗主，是完全有可能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的八旗排班，已表明岳托与硕托独掌一旗，岳托为旗主。因而天聪初年身为镶红旗主的岳托，也应在天命后期就已被任命了。而且硕托在此后的皇太极时期一直与其兄弟岳托在镶红旗，领有牛录诸申。天命九年元旦与岳托共排一班，证明他在那时已经与岳托一起封在镶红旗。这一点也可做为岳托在当时封在镶红旗为该旗旗主的佐证。

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一直在为以后所实行的八王共治制做准备工作，八旗设立八个旗主以成八家“八分”之制，是其规划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且已经完成。天命九年元旦的朝贺之仪，可视为是当时的八个旗主在重要政治场合的一次集体亮相。

三、豪格代杜度为旗主一事考略

四小贝勒旗主中的杜度后来被豪格取代，时间当在天命九年以后至努尔哈赤去世前。试考析如下。

杜度后来调入了镶红旗，并失去原所在旗旗主的身份。笔者现在所能见到杜度最早在镶红旗的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是《满文老档》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十四日的记载，该日记有：“杜度属下巴布、富喇塔（或译傅拉塔）二牛录”之事[25]。这句话应注意的内容有：一、巴布、富喇塔二牛录是杜度属下。属下，在这条史料中的满文是harangga，汉义是所领有之人、所领诸申的意思。表明他们这两个牛录是杜度所领有的牛录诸申。二、巴布、富喇塔二人是这两个牛录的章京。以牛录章京之名指代该牛录，是当时的习惯称法。而崇德年间的《盛京刑部原档》又明确记载傅拉塔（富喇塔）是镶红旗的牛录章京，第218号档记：“镶红旗傅拉塔于出边时，伊牛录下阿哈舒色失踪，牛录章京傅拉塔未加约束，故罚以规定之罪，偿一人”[26]。《满文老档》太宗崇德朝卷（册）16，元年六月初六日条镶红旗事下，还有富喇塔牛录下人齐牌与安平贝勒杜度有行政关系的记述。可知这三处所记载的牛录章京富喇塔（傅拉塔）是同一个人，在镶红旗任牛录章京。而他在天聪元年正月就已是杜度的属下诸申，同在一旗，说明杜度在天聪元年正月以前就已调入镶红旗。从杜度调入镶红旗的形式，还可以把他调入的时间推前到努尔哈赤的天命末年。

天命后期，杜度任旗主是在镶白旗，此旗在皇太极继位后改为镶黄旗，改旗只是改变了旗纛，原来的牛录并未改动[27]，表明杜度是只身调往镶红旗，未带走原在镶白旗的牛录，因而镶白旗改为镶黄旗后仍是原来的牛录。这种情况，等于是剥夺了杜度在镶白旗的牛录，到镶红旗重新给他分拨牛录。这种做法，不会是出自刚刚继位的皇太极之手。皇太极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的即位誓词中还表示：“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谴，夺其寿算”[28]。不削夺皇考所予诸兄弟子侄的户口，即不侵夺父汗分给他们的旗下牛录。按杜度在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以前调出镶白旗，距皇太极即位不到四五个月时间，皇太极之誓词言犹在耳，随即违背，是不大可能的。除非杜度在这几个月犯了削爵降爵的大过，而实际杜度在皇太极继位后，一直是八议政贝勒之一。所以，将杜度只身调出镶白旗入镶红旗，只有他们的大家长努尔哈赤有这样的权力。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代替杜度为旗主的，则是皇太极之长子豪格。这次调动是在皇太极改旗之前，也即他未继位之时。

豪格在努尔哈赤所规定有资格被推举为汗的诸贝勒中“亦有名”[29]，这种列名其中，可以理解为是八旗旗主之一。皇太极继位后只是“整（正）黄旗一贝勒”，豪格为镶黄旗主，而这一镶黄旗又是努尔哈赤时期的镶白旗改旗而来，从这一情况看，豪格当是在天命末年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并被任为该旗旗主，与杜度之调出镶白旗同时完成。努尔哈赤所以能把豪格封入镶白旗，而把杜度调出，大约是当初努尔哈赤在幽禁褚英或是在处死后，即把褚英之白旗转给了具有嫡子身份的“爱子”皇太极，杜度不过是赖其父褚英对白旗旧属的领有关系，而得以依附皇太极的白旗之下，不久，与阿巴泰一起分出而组成镶白旗。正因为镶白旗与皇太极的正白旗同属皇太极原来的白旗系统，因而努尔哈赤才把皇太极长子豪格又封入镶白旗，将杜度调出。努尔哈赤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理清并确定镶白旗的领属关系，以免留下后遗症。白旗昔日本属皇太极统领，四旗析为八旗后[30]，镶白旗与皇太极还会有某种关联，将来皇太极分予长子豪格牛录，若令其在镶白旗，必与杜度发生矛盾，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令皇太极、豪格父子同掌两白旗，白旗系统最终确定归皇太极一支。而杜度所能调入的适宜的旗，只有红旗系统，这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原则，其父褚英与代善同出一母，杜度与岳托为同一支系的兄弟，因而调入岳托的镶红旗下。

四、小结与余论

综前考述，得出本文的如下结论：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已确定八王共治国政制下的八个旗主，他们是：正红旗主代善、镶蓝旗主阿敏、正蓝旗主莽古尔泰、正白旗主皇太极、正黄旗主阿济格、镶黄旗主多铎、镶红旗主岳托、镶白旗主杜度，后改为豪格。

天命后期，两黄旗尤其是镶黄旗虽然已确定旗主，但仍与努尔哈赤有一定的统属关系。红、白旗系统中，虽然代善、岳托父子分掌两红旗，皇太极、豪格父子分掌两白旗，改旗后又分掌两黄族，由于四旗阶段，代善统领红旗，析为八旗后又有一段时间统领正红、镶红二旗，而皇太极统领过两白旗前的白旗，而且这两个系统的旗主又分别有父子关系，所以，在岳托、豪格充任旗主后，代善、皇太极与其子所领之旗也必然还会有某种关联。

参考文献：

[1]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文收氏之《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再版。李鸿彬、郭成康《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

[2]阿南惟敬《关于清初八王的考察》，文收氏之《清初军事史论考》，甲阳书房1980年版。

[3]神田信夫《关于清初的贝勒》，文载《东洋学报》第四拾卷第四号。

[4]《满洲实录》卷7，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其中“八和硕贝勒”、“八子”、“一个贝勒”、“另七个贝勒”等词语，是笔者据满文直译。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清实录”本第1册349页——350页。

[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天命八年正月初七日。

[6]《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52，天命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书局1990年汉译本上册491页。下行此书不另注者，皆此版本。

[7]《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72，天命十一年闰六月十九日。上册702页。

[8]日本东洋文库本《满文老档》太祖朝第3册1082页第9行、1106页第3行、太宗朝第1册128页第11行。

[9]《满洲实录》卷8，天命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第1册415页。版本同[4]。

[1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60，天命九年正月初一日。上册570页。

[11]参见《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32，天命七年正月初一日，上册287页；《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45，天聪六年正月初一日，下册1187——1188身；《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1页，天聪七年正月初一日。第49页，天聪八年正月初一日。第130页。天聪九年正月初一日。（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2]《清太宗实录》卷8，页2。天聪五年正月乙亥朔。

[13]同[11]所引天聪朝史料。

[14]《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8，天聪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下册871页。

[15]《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6]参见白新良《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载《南开史学》1981年2期。

[17]《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明卷（册）10，天聪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册第883页。

[18]《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9]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八旗制度考实》第240页。版本同前。

[2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3，天命四年九月。上册第120页。

[21]《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4，天命五年三月十日。上册第137页。

[22]《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42，天命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册第388—389页。该日条两处记有岳托之旗鼓，前一处被杖死之旗鼓的为仪仗人员。后一处之管事旗鼓似应为长史，这种旗鼓之称长史，见《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年间议定会典”。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刊本第8页。

[23]《八旗通志》初集卷136《岳托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册第3629页。

[24]见周远廉《太子之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1期。

[25]《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1，天聪元年正月十四日。下册第808页。

[26]《盛京刑部原档》第143页，第218号档，崇德四年七月十五日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并见第139页217号档。

[27]见前引白新良文中所列表及文中说明。

[28]《清太宗实录》卷1，页7。天命十一年九月辛未。

皇太极范文篇8

以往的研究成果，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实》、李鸿彬及郭成康二位先生的《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1]，对旗主都有专门考述。关于天命后期八旗是否设有八个旗主，孟文未作具体说明；李、郭之文则认为当时八个旗中，代善一人掌两红旗，皇太极一人领有两白旗。日本学者阿南惟敬也认为当时的八旗未必是一旗一主[2]。神田信夫先生则持肯定说[3]。

本文认为，天命后期已基本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初年的八旗八个旗主，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安置的。试证如下。

一、“八和硕贝勒”应为旗主八人

八和硕贝勒一词首次出现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规划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训谕：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果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4]

这一规划的一个重要宗旨，是造成八人分主八旗共治国政的局面，以制约被推举为共主的旗主，因而不允许每一个旗主拥有两旗的过强势力，以防这种“强势之人”为汗后“倚强恃势”欺凌他人，导致家族内讧，国家衰亡。这一规制，正是根据本家族和其他女真部族的惨痛教训而制定的，因而“八和硕贝勒”应是按其宗旨而设置的八个旗主。训论中的“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也显然都是确指的八个人。

此后，努尔哈赤为完善这一制度而试行的某些措施、颁发的训示，也都表明八旗旗主确为八人。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努尔哈赤命“八固山王设八臣辅之，以观察其心。”[5]“八臣”为八个人，其辅佐的“固山王”也即旗主也应是八个人。《满文老档》天命八年五月，记努尔哈赤下令“八贝勒之家人”，将其训示之词“缮录八份，分送诸贝勒家各一份。”[6]抄录八份，人手一份，受训示的贝勒正好八人。同书天命十一年（1626年）闰六月十九日，记努尔哈赤命“八固山贝勒各赏以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共赏十六户。”[7]共赏十六户，每人二户（即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被赏的固山贝勒正好八人，因而，这段史料已明确说明所谓“八固山贝勒”不是泛指八旗（固山）的诸贝勒，而是八个固山贝勒。而“固山贝勒”正是旗主，此外固山贝勒的满文，也正与《满文老档》其他处称旗主——固山贝勒的满文一样，都是gūsaibeile[8]，又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八固山贝勒”有八个旗主。

《满洲实录》还特别说明这八个旗主——八固山王是duinambabei-le、duinajigebeile[9]，汉义为四个大贝勒、四个小贝勒。四大贝勒当然是指大贝勒代善（当为正红旗主）、阿敏（镶蓝旗主）、莽古尔泰（正蓝旗主）、皇太极（正白旗主），这四人是当时的旗主已无疑问。关键是四小贝勒旗主究竟是谁，过去对这四个旗主是否确定多抱怀疑态度，或者根本否认。本文认为应是杜度（后改豪格）、阿济格、多铎、岳托。

二、四小贝勒旗主

杜度在天命时期曾任镶白旗主，已为研究八旗制度者所共识，其他三人是否是旗主？下面这段材料虽未直接说明，但已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满文老档》记叙天命九年（1624年）大政殿（八角殿）庆贺元旦的朝仪如下：

（汗）辰时出御八角殿，大贝勒（代善）先叩头，其次恩格德尔额驸率众蒙古贝勒叩头，第三阿敏贝勒，第四莽古尔泰贝勒，第五四贝勒（皇太极），第六阿济格阿哥，第七多铎阿哥，第八阿巴泰阿哥、杜度阿哥，第九岳托阿哥、硕托阿哥。第十抚顺额驸、西乌里额驸率朝鲜官员、汉官员叩头。第十一乌纳格巴克什率八旗众蒙古叩头。[10]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诸贝勒、阿哥行礼所分的八班，正应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

因为后金（清）举行元旦贺仪，习惯以八旗、蒙古贵族、汉官、朝鲜官员这几部分人分别划为班次行礼[11]，天命九年元旦的这次贺仪也应是按照这方式划分班次。其中恩格德尔为首的第二班为蒙古贵族；两个汉人额驸抚顺额驸（李永芳）、西乌里额驸（佟养性）率领的第十班是汉官、朝鲜官员行礼之班；乌纳格率领的第十一班是当时附于八旗满洲之下的众蒙古旗人，做为一个特殊班次放于最后行礼。由此看来，前边的余下班次，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第三班的阿敏，直至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八个班，正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也正因为如此，阿巴泰因与杜度同在一旗，才合为一班，同样，岳托与硕托同在一旗，也合为一班。至于第二班的恩格德尔等蒙古贝勒，是因他们地位较高，才安排在大贝勒代善之后、阿敏之前，插入了八旗之中。

（二）、八旗的这八个班次，又是以旗主为代表叩头行礼。

因为元旦贺仪的八旗之班，或由“八旗诸贝勒各率本旗依齿序行礼”[12]，或由各旗长官固山额真各率本旗官行礼[13]。如上天命九年元旦的八旗班次，诸贝勒虽未率本旗，应是各自代表本旗而行礼的，所以他们虽然只是一旗的代表，却分别代表一班，与八旗之外率众行礼的班次并列而成班，排为第一（除去第二）至第九八个班。而且其按辈份、齿序的排班也与贺仪的惯例吻合。因而，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应是代表正红旗、第三班的二贝勒阿敏代表镶蓝旗、第四班的三贝勒莽古尔泰代表正蓝旗、第五班的四贝勒皇太极代表正白旗。以下第六班的阿济格，第七班的多铎，第八班的阿巴泰、杜度，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四班也必代表其他四旗。前四个大贝勒各为所代表旗的旗主，后四班的小贝勒也必有四人为各自代表之旗的旗主。其中第八班的杜度已明确为镶白旗主（因是同旗的阿巴泰之侄，辈份低，故该班列名位于阿巴泰之后），其他三班之旗的旗主则应是阿济格、多铎、岳托。

（三）、以上八个旗主，又正好与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相同，只是杜度的旗主为豪格所取代，因而天聪之时阿巴泰又与旗主豪格同旗，其他人则一仍其旧。因此，便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测：天命九年以前八旗已经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正是天命后期的八个旗主的延续。其中就包括四小贝勒旗主：阿济格、多铎、岳托、杜度（后改豪格）。杜度无须再证，下面再以具体事实，对其他三人在天命后期充任旗主作进一步的论证。

天聪元年（1627年），代善等诸贝勒曾追述：“阿哥阿济格、阿哥多尔gǔn＠①、阿哥多铎，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14]，说他们在努尔哈赤在世也即天命时期分给了全旗——整个固山，分给其整旗或全旗，与他们任全旗之主是同一语。具体分拨情况，皇太极也有叙述，他曾对多铎说：“昔太祖分拨牛录与诸子时，给武英郡王十五牛录，睿亲王十五牛录，给尔十五牛录，太祖亦自留十五牛录”[15]。当时太祖努尔哈赤领有两黄旗共60牛录，阿济格（武英郡王）、多尔衮（睿亲王）兄弟二人得30牛录，正好一旗，此后及整个皇太极时期，这兄弟二人也始终同在一旗。兄弟二人阿济格年长，故应以他为旗主，这样任命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和八旗制度，如努尔哈赤把莽古尔泰、德格类兄弟二人封入正蓝旗，便以年长之莽古尔泰为该旗旗主。镶蓝旗的舒尔哈齐诸嫡子中，也以年长之阿敏为旗主。所以阿济格、多尔衮两人中，以阿济格为旗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阿济格、多尔衮当时所封入的应是正黄旗，皇太极继位后，以变旗色而不动原所领牛录的方式将此旗改为镶白旗[16]，阿济格又成镶白旗主，可以说，天聪二年（1628年）阿济格被革去的旗主（固山贝勒）[17]，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任命的。

多铎在天命后期分得15个牛录，与其父努尔哈赤同在镶黄旗。努尔哈赤在该旗自留15个牛录。据皇太极说，努尔哈赤死后，是他把这15个牛录分给了多铎。实际上当初努尔哈赤就准备把这15个牛录在生后传给多铎的，因而与多铎同在一旗，将来多铎继承此旗，自然继承了父汗的这些牛录，统领完整的“全旗”。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也有父亲分遗产于诸子，照顾嫡出幼子的习俗。皇太极也承认，这15个牛录“太祖虽无遗命，理宜分与幼子”[18]，也即分与幼子多铎。据此可知，天命后期，虽然努尔哈赤与多铎父子二人共领镶黄旗牛录，但此旗已将要传与多铎，由多铎任旗主当无疑问，多铎继承父产成为真正的旗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事实表明，努尔哈赤在制定八旗旗主共治国政制以后，已经有意识地以多铎为一旗之主，使其“入八分”了。他规划八王共治之制，是不可能留下一旗无主的后遗症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多铎与其他旗主并列而独立代表一班，正是努尔哈赤以他为镶黄旗主的表示，使他与其他旗主一样，出现于正规的政治场合。至少可以说，多铎在天命后期已具有准镶黄旗旗主的身份。因而皇太极继位后，多铎才自然地成为该旗旗主，只不过皇太极将此旗改为正白旗，多铎也随之成为正白旗旗主而已。

附带说明，所谓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兄弟“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不能理解为三人都分给了全旗，每人一旗，共三个旗，都是旗主。当时多尔gǔn＠①并未被任为旗主，更未分给两黄旗之外的第三旗，多尔gǔn＠①是在天聪二年代替阿济格才成为旗主的。上述这句话的注脚应是：阿济格与多尔gǔn＠①二人被分予全旗，多铎一人被分予全旗，兄弟三人是父汗分给全旗之子。因为努尔哈赤当时所能分给之旗，只有他的两黄旗，而且此次分旗是分其遗产与他的三个年岁小的嫡子，没有夺取其他已分家之子应得之旗再分给这三兄弟的道理。考察天命后期的史事，也没有夺某人之旗给多尔gǔn＠①之事。天命后期及整个皇太极时期多尔gǔn＠①与阿济格始终同在一旗的事实，也可证明这一点。所以，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所云：“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人各主一全旗”的说法并不确切[19]。

还应说明的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虽在规划并试行八旗旗主共治国政之制，但他毕竟还是一国之主，而且封入两黄旗的这三个儿子年龄也较小，尤其是多铎，天命九年方11岁，所以两黄旗特别是镶黄旗还不能说与努尔哈赤完全脱离领属与行政关系。

岳托至迟在天命四年（1619年）就已称贝勒[20]，领有牛录诸申，而且分府建宅，其宅地“宽且佳”，甚至超过其父代善的宅地规模[21]。其府第还拥有仪仗，设有总管府第事务的长史——旗鼓[22]。岳托与镶白旗主杜度一样，有嫡长身份，杜度为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嫡长子，岳托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嫡长子。这些事实表明他有较高的地位和身份，有充任旗主的资格和条件。岳托与努尔哈赤祖孙关系也很好，且颇得祖父赏识，其“传记”叙述“太祖高皇帝深爱之，抚育宫中。比长，授台吉，简任阃、外，谋勇兼优”[23]，反映出他在诸贝勒中有较突出的文武才能。岳托与其父代善分家后，仍得努尔哈赤眷顾，当努尔哈赤得知代善分予岳托、硕托兄弟二人的牛录诸申较差时，对代善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这件事也成为代善被废掉太子的原因之一[24]。努尔哈赤废掉代善的太子地位，当然不会希望他在将来八和硕贝勒推举汗时中选，但共举新汗的制度又有可能使代善入选。如果代善是两个红旗之主，无论是对岳托和硕托，还是对其设计的八王共举新汗共治国政的规划都是不利的，有违其初衷，这也正是他最担心的。因而，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规划八王共治之制，令已经与代善分家建府且封旗领牛录的岳托为该旗（镶红旗）旗主，是完全有可能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的八旗排班，已表明岳托与硕托独掌一旗，岳托为旗主。因而天聪初年身为镶红旗主的岳托，也应在天命后期就已被任命了。而且硕托在此后的皇太极时期一直与其兄弟岳托在镶红旗，领有牛录诸申。天命九年元旦与岳托共排一班，证明他在那时已经与岳托一起封在镶红旗。这一点也可做为岳托在当时封在镶红旗为该旗旗主的佐证。

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一直在为以后所实行的八王共治制做准备工作，八旗设立八个旗主以成八家“八分”之制，是其规划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且已经完成。天命九年元旦的朝贺之仪，可视为是当时的八个旗主在重要政治场合的一次集体亮相。

三、豪格代杜度为旗主一事考略

四小贝勒旗主中的杜度后来被豪格取代，时间当在天命九年以后至努尔哈赤去世前。试考析如下。

杜度后来调入了镶红旗，并失去原所在旗旗主的身份。笔者现在所能见到杜度最早在镶红旗的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是《满文老档》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十四日的记载，该日记有：“杜度属下巴布、富喇塔（或译傅拉塔）二牛录”之事[25]。这句话应注意的内容有：一、巴布、富喇塔二牛录是杜度属下。属下，在这条史料中的满文是harangga，汉义是所领有之人、所领诸申的意思。表明他们这两个牛录是杜度所领有的牛录诸申。二、巴布、富喇塔二人是这两个牛录的章京。以牛录章京之名指代该牛录，是当时的习惯称法。而崇德年间的《盛京刑部原档》又明确记载傅拉塔（富喇塔）是镶红旗的牛录章京，第218号档记：“镶红旗傅拉塔于出边时，伊牛录下阿哈舒色失踪，牛录章京傅拉塔未加约束，故罚以规定之罪，偿一人”[26]。《满文老档》太宗崇德朝卷（册）16，元年六月初六日条镶红旗事下，还有富喇塔牛录下人齐牌与安平贝勒杜度有行政关系的记述。可知这三处所记载的牛录章京富喇塔（傅拉塔）是同一个人，在镶红旗任牛录章京。而他在天聪元年正月就已是杜度的属下诸申，同在一旗，说明杜度在天聪元年正月以前就已调入镶红旗。从杜度调入镶红旗的形式，还可以把他调入的时间推前到努尔哈赤的天命末年。

天命后期，杜度任旗主是在镶白旗，此旗在皇太极继位后改为镶黄旗，改旗只是改变了旗纛，原来的牛录并未改动[27]，表明杜度是只身调往镶红旗，未带走原在镶白旗的牛录，因而镶白旗改为镶黄旗后仍是原来的牛录。这种情况，等于是剥夺了杜度在镶白旗的牛录，到镶红旗重新给他分拨牛录。这种做法，不会是出自刚刚继位的皇太极之手。皇太极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的即位誓词中还表示：“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谴，夺其寿算”[28]。不削夺皇考所予诸兄弟子侄的户口，即不侵夺父汗分给他们的旗下牛录。按杜度在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以前调出镶白旗，距皇太极即位不到四五个月时间，皇太极之誓词言犹在耳，随即违背，是不大可能的。除非杜度在这几个月犯了削爵降爵的大过，而实际杜度在皇太极继位后，一直是八议政贝勒之一。所以，将杜度只身调出镶白旗入镶红旗，只有他们的大家长努尔哈赤有这样的权力。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代替杜度为旗主的，则是皇太极之长子豪格。这次调动是在皇太极改旗之前，也即他未继位之时。

豪格在努尔哈赤所规定有资格被推举为汗的诸贝勒中“亦有名”[29]，这种列名其中，可以理解为是八旗旗主之一。皇太极继位后只是“整（正）黄旗一贝勒”，豪格为镶黄旗主，而这一镶黄旗又是努尔哈赤时期的镶白旗改旗而来，从这一情况看，豪格当是在天命末年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并被任为该旗旗主，与杜度之调出镶白旗同时完成。努尔哈赤所以能把豪格封入镶白旗，而把杜度调出，大约是当初努尔哈赤在幽禁褚英或是在处死后，即把褚英之白旗转给了具有嫡子身份的“爱子”皇太极，杜度不过是赖其父褚英对白旗旧属的领有关系，而得以依附皇太极的白旗之下，不久，与阿巴泰一起分出而组成镶白旗。正因为镶白旗与皇太极的正白旗同属皇太极原来的白旗系统，因而努尔哈赤才把皇太极长子豪格又封入镶白旗，将杜度调出。努尔哈赤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理清并确定镶白旗的领属关系，以免留下后遗症。白旗昔日本属皇太极统领，四旗析为八旗后[30]，镶白旗与皇太极还会有某种关联，将来皇太极分予长子豪格牛录，若令其在镶白旗，必与杜度发生矛盾，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令皇太极、豪格父子同掌两白旗，白旗系统最终确定归皇太极一支。而杜度所能调入的适宜的旗，只有红旗系统，这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原则，其父褚英与代善同出一母，杜度与岳托为同一支系的兄弟，因而调入岳托的镶红旗下。

四、小结与余论

综前考述，得出本文的如下结论：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已确定八王共治国政制下的八个旗主，他们是：正红旗主代善、镶蓝旗主阿敏、正蓝旗主莽古尔泰、正白旗主皇太极、正黄旗主阿济格、镶黄旗主多铎、镶红旗主岳托、镶白旗主杜度，后改为豪格。

天命后期，两黄旗尤其是镶黄旗虽然已确定旗主，但仍与努尔哈赤有一定的统属关系。红、白旗系统中，虽然代善、岳托父子分掌两红旗，皇太极、豪格父子分掌两白旗，改旗后又分掌两黄族，由于四旗阶段，代善统领红旗，析为八旗后又有一段时间统领正红、镶红二旗，而皇太极统领过两白旗前的白旗，而且这两个系统的旗主又分别有父子关系，所以，在岳托、豪格充任旗主后，代善、皇太极与其子所领之旗也必然还会有某种关联。

参考文献：

[1]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文收氏之《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再版。李鸿彬、郭成康《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

[2]阿南惟敬《关于清初八王的考察》，文收氏之《清初军事史论考》，甲阳书房1980年版。

[3]神田信夫《关于清初的贝勒》，文载《东洋学报》第四拾卷第四号。

[4]《满洲实录》卷7，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其中“八和硕贝勒”、“八子”、“一个贝勒”、“另七个贝勒”等词语，是笔者据满文直译。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清实录”本第1册349页——350页。

[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天命八年正月初七日。

[6]《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52，天命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书局1990年汉译本上册491页。下行此书不另注者，皆此版本。

[7]《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72，天命十一年闰六月十九日。上册702页。

[8]日本东洋文库本《满文老档》太祖朝第3册1082页第9行、1106页第3行、太宗朝第1册128页第11行。

[9]《满洲实录》卷8，天命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第1册415页。版本同[4]。

[1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60，天命九年正月初一日。上册570页。

[11]参见《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32，天命七年正月初一日，上册287页；《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45，天聪六年正月初一日，下册1187——1188身；《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1页，天聪七年正月初一日。第49页，天聪八年正月初一日。第130页。天聪九年正月初一日。（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2]《清太宗实录》卷8，页2。天聪五年正月乙亥朔。

[13]同[11]所引天聪朝史料。

[14]《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8，天聪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下册871页。

[15]《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6]参见白新良《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载《南开史学》1981年2期。

[17]《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明卷（册）10，天聪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册第883页。

[18]《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9]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八旗制度考实》第240页。版本同前。

[2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3，天命四年九月。上册第120页。

[21]《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4，天命五年三月十日。上册第137页。

[22]《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42，天命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册第388—389页。该日条两处记有岳托之旗鼓，前一处被杖死之旗鼓的为仪仗人员。后一处之管事旗鼓似应为长史，这种旗鼓之称长史，见《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年间议定会典”。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刊本第8页。

[23]《八旗通志》初集卷136《岳托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册第3629页。

[24]见周远廉《太子之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1期。

[25]《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1，天聪元年正月十四日。下册第808页。

[26]《盛京刑部原档》第143页，第218号档，崇德四年七月十五日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并见第139页217号档。

[27]见前引白新良文中所列表及文中说明。

[28]《清太宗实录》卷1，页7。天命十一年九月辛未。

皇太极范文篇9

一

清入关以前，辽沈地区的满族和汉族之间就已开始了大规模的广泛的人流。

早自明初开始，女真人就不断地渗入辽东。明中叶以后，女真人入居辽东更加频繁。当时辽东的辽阳、开原是女真内迁聚居最集中的地方。早自洪武十五年，明廷就在辽阳设置了东宁卫，专门安置来辽东的“高丽、女直来归军民”[1]其中主要是女真人。所以努尔哈赤在入居辽东后曾说：“辽东卫的国人。原是我国人。”[2]辽东除东宁卫外，还有于正统八年自开原移到辽阳的自在州，专为“抚安东宁卫，并附近海州、沈阳中等卫归降达官人等”[3]，亦安置大批女真人居住。正统年间“野人女真各种夷虏之人，俱附辽东地方，……辽东总兵官就于自在州、东宁卫等处城堡。安插者动以千数”[4]，可见当时辽阳已是汉人和女真等兄弟民族聚居的中心。开原是当时通向海西女真等部的惟一通道，也是女真人内迁辽东定居的集居点。明廷在开原设自在、安乐二州。安置要求入居辽东的女真人定居。此外，辽东的广宁卫、沈阳中卫，以及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南四卫，也安插了大批女真人。笔者就《明实录》中记载的女真人迁居辽东的情况略作一钩稽。大体上自永乐六年(1408年)至景泰二年(1452年)要求内迁的女真人，大都安置在辽阳、开原居住。亦有一两例安置广宁的。景泰三年正月以后至成化年间，由于辽阳开原已人满为患，所以此间大都安插在辽东半岛的南四卫居住。除明廷直接安置外，还有一些女真人通过各种渠道而入居辽东：(一)有不少沿边(指辽东边墙)女真人采取“取保居住”[5]的办法长期居于辽东。(二)一些女真人以到汉人家中佣工的名义长期居住辽东。建州女真王杲部与明廷绝市贡后，“杲所部诸酋以绝市贡故窘困，往孤山（系明军沿边驻守的城堡之一）为雇工，庶自给”[6]。连部酋首领都因生活窘困，竟去汉区为雇工，可见一般贫苦女真往汉区佣功当为常事。（三）还有的部落因战争落败而投奔汉区的。万历年间，海西女真王忠、王台部，被建州女真吞并后，其“后裔居中国附塞上袭冠带者为多”[7]。总之，早在努尔哈赤入居辽东以前，辽东地区已经迁入和安置了大量的女真人居住。

1621年(后金天命六年)，努尔哈赤用武力占据了辽东，大批的女真军民风尘仆仆来到辽东，满(女真入)汉人口开始更大范围的交流。在随军事占领之后，努尔哈赤源源不断地将大批满(女真)人迁往辽东，“以其部属分屯开(原)、铁(岭)、辽(阳)、沈(阳)”[8]。为了解决大量迁居辽东地方的满(女真)人的吃住问題。强令“辽东地方的尼堪(汉人)的房屋与诸申(即女真)合住，粮食同吃，分田耕种”[9]。进入辽东的女真人大都集中居住在城镇，如海州、鞍山、牛庄、耀州等地。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又将大批辽东地区的汉人迁移到满族(女真)的故乡，因为大量满人(女真)随军迁移辽东，这样就需要大批汉人去填补。因此努尔哈赤下令，已经入辽东的“诸申的房屋、田地、粮食，全部交给移来的尼堪(汉人)”[10]，用以安置这些远离故土而来到边外的汉人。由于努尔哈赤占领辽东以后，对辽东汉人实行极端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强令汉人“剃发”[11]，伤害了汉人的民族尊严；又两次在辽东汉人地区大规模地移民，使得许多汉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辽东大肆征发繁苛的差役．逼得汉民无以自存；特别是其残酷的屠杀政策．使得成千上万的辽东汉民横遭杀戮。所有这一切，激起了辽东汉人的强力反抗。于是，逃亡成为辽东汉人的普遍的斗争形式。除了少量逃亡辽东沿海岛屿外，大部分逃亡汉人由海陆两路逃亡关内。1621年7月，努尔哈赤在辽东的脚跟尚未站稳，镇江、汤站、险山诸堡的汉人就开始叛逃，投奔据守辽东沿海岛屿的明将毛文龙，以后，又有大批辽东汉人陆续逃往海岛。逃亡关内主要途径，陆路由山海关进入关内，海路自沿海各口进入关内。经山海关的“辽民、难民入关至百余万”。沿海各口，自辽东战事初起，即大舟小船，往返不绝，前后运载亦不下数十万人。大批辽东汉人流亡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甚至远及陕西等省。尽管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但粗略估算，当时辽东汉人中至少有1／4的人口流往关内、

从上述史实来看，努尔哈赤时期是辽东满汉民族之间大规模交叉流动时期，满人(女真人)大批进入辽东，一小部分汉人被强迁入原满人(女真人)生活的地区。而相当一部分汉人则由于战争或努尔哈赤民族歧视政策的压迫流往关内，而辽东的大部分汉人则留在故土与满人(女真人)错居杂处，出现了空前的满(女真)汉大交融。

二

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继承汗位。努尔哈赤一生戎马倥偬，东征西讨，最终用武力占据了辽东，初步奠定了后金政权的统治基础。但是，努尔哈赤留给皇太极的并不是一份太平基业，各种潜伏着的危机，各种萌发中的矛盾都亟须一个个地去排除和解决。当时，后金三面临敌。南有强敌明朝，四有叛服不定的蒙古，东有与之为敌的朝鲜，内部几十万满(女真)、汉、蒙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都聚集在辽河东、西。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实力，皇太极极力用安抚招徕和军事征服的办法扩大满族共同体。一方面迫使乌苏里江及其以东的滨海地区、黑龙江(包括松花江中游)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的女真余部和其他各民族中的许多人纳入到满族共同体中。皇太极对于收服及来归的诸部往往迁其家属（包括老弱妇幼)住于盛京，编人牛录。选其青壮年编甲入伍。仅据东华录自天聪元年(1627年)到崇德六年(1641年)记载的主要数字统计(小规模用兵及归服的少量入门不计)约有五六万人口，其中有相当大部分被迁居到盛京。另一方面，又极力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12]大肆招徕汉人，并几次挥戈入关，掳掠了数十万汉人。于是皇太极时，在辽东这块土地上，又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空前的满汉人口大交流。

1626年(天命十一年)，皇太极即位当年，就屡下谕旨，“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与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者，概置不论”[13]，以安定辽东汉人民心，同时反复谕其臣下“凡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并再三申谕“今后来降之人，若诸贝勒明知而杀者，罚民十户，贝勒不知而小民妄行劫杀者抵死，妻子为奴”[14]。“归附之民人，即我民人”，“擅杀降民者抵罪”[15]。由于实行招徕汉人的政策，一些逃往海岛，或流往关内的汉人纷纷返回辽东，特别是一部分明朝军事将领的归降。带来了大批的汉族士兵。1633年(天聪七年)春，明将孔有德、耿仲明携带家眷，率领士兵共一万二千余人分乘数百只战船自登州渡海来归。不久，明广鹿岛副将尚可喜又率数千名官兵及百姓来归。这些都大大地壮大了皇太极的实力。

皇太极时期数次入关劫掠，获取了大批汉族人口。1630年(后金天聪四年，明崇祯二年)，皇太极采取迂回作战的策略，避开明将袁崇焕镇守的辽西宁远一带，袭扰关内。他亲率大军从喜峰口越长城，直通北京城下，占遵化、永平、滦州、迁安等府县；1643年(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皇太极又分兵四路，攻打宣府大同、应州等地。这两次入关虽然没有明确数字记载，但是都劫掠大批人口和财物而回。永平之役后，“上(皇太极)问是役俘获视前两次如何？对曰：人口较前为多。上曰：财帛虽多不足喜，惟多得人奴可喜也”[16]。可见皇太极率兵入关作战的主要目的在于俘获汉族人口。1636年(崇德元年)皇太极又命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军人独石口，经延庆人居庸关，绕过北京直趋保定，连陷城池l0余处，劫掠约18万人畜及其他大批物资；1638年(崇德三年)皇太极又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贝勒岳托为扬武大将军率军分两路从墙子岭、青山关越长城，然后会师京郊通州，绕北京至涿州，再兵分八路沿运河与太行山之间南下，进广平、顺德、大名等地，然后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山东。从东昌、临昌等处渡过运河，直插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这次入关，时间半年，转掠2000里，克城池50余处，俘获人畜462000有奇，金银百余万两，翌年，由天津返盛京：1642年(崇德七年)皇太极再次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率兵自界岭门、黄崖口分两路入长城。趋蓟州，克河间、衡水等城，又转攻山东。这次入关作战前后8个月，俘获人口37万。皇太极时期10余年间，清军前后5次大规模入关作战，掳掠了上百万人畜。数十万汉族人民被迫迁离故土，来到辽东，使辽东的汉族人口激增，改变了原先辽东的满汉人口的比例。

三

1644年(顺冶元年)清军十余万铁骑入关，迅速占领了明王朝的统治中心一一北京。当年十月，顺治帝出盛京(沈阳)迁都北京，清朝统治从中国的东北角转向中原广大汉族地区，并开始逐步确立对全国范围的统治。

随着清军入关，原来居住在辽沈地区的大部分满族人民和一部分汉族人民，被驱赶进关打仗。

满族人民身受八旗制度的束缚，是不能自由迁徙、自由外出谋生的。所以，清军入关，八旗兵丁的家口，也纷纷随军入关，造成了辽沈地区人口急剧减少，劳动人手奇缺，大量土地荒芜，以致清初一段时间辽沈地区的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但是作为祖宗肇兴之地的辽沈地区毕竟是清朝统治的大后方和根据地，无论兵源还是财源，清廷还不能不依赖辽沈地区．因此，为了迅速恢复辽沈经济，首先必须增加辽沈地区的劳动人口。于是清初统治者，对关外地区实行了明智的开放政策。对于关内各省汉族人民来辽沈地区垦荒种地实行招徠政策。1649年(顺治六年)，清廷首先下令，动员先年入关在内地各省居住的原关外辽沈汉人“愿还乡者”返回辽沈。1651年(顺治八年)，明确提出“民人愿出关垦地者，令山海关造册报部，分地居住”[17]。1658年(顺治十五年)，正式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明确规定：有招至百余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60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50名以上，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民每名给粮一斗，每地一垧给种6升。每百名给牛20头。到1661年(顺治十八年)时，辽西的锦州、广宁、宁远地方从关内迁来的流民竟有千家之多。原來为躲避战乱而逃亡登州及广鹿、长山诸岛的汉民亦纷纷回到辽东。仅回辽东半岛金州原籍者就有七百余名。由于金州一带地荒人稀，清廷准许在金州“任意开垦”。致使金州一带“生聚渐多”。为了招徠更多汉人来沈，清廷采取了降低赋税的办法。1658年(顺治十五年)定辽阳一带每亩只征银三分，这与赋繁税重的关内各省相比，对流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到顺治末年，宁远、锦州、广宁一带“人民凑集”，奉天、辽阳、海城一带亦“稍成府县之规”。自1668年(康熙七年)，清廷对盛京和东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取消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禁止汉民流人盛京及辽东地区垦荒种地。但是，这一时期亦是禁而不止。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大批汉人私自出关，理藩院意见严加惩处，谪发乌喇宁古塔披甲为奴，但康熙认为所议太过，下令在山海关、辽阳等地安插。因此，河南、山东、山西、直隶的汉人，流人辽沈的日益增多。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时，仅山东汉人通过海关或者古北口、喜峰口进入辽沈地区，或“泛海自天津、登州来者”[18]就“多至十余万”。仅从顺治末年到康熙中期，约20余年间，辽东人丁数增加了5倍多”[19]。据统计，奉天、锦州二府，在1661年(顺治十八年)时，仅仅缴纳田赋的汉人丁口数为5557口；1685年(康熙三十四年)时人丁数为26227口；到1724年(雍正二年)时人丁数为42210口[20]。至于那些成千上万私自来到辽东在山区滨海开荒种地的汉人均未统计在内。可见，汉人丁口数增长是十分迅速的。

乾嘉时期，尽管厉行关禁，但并不能绝止关内各省汉民流入辽沈。当时不仅北方各省，甚至远及闽浙一带亦有汉人流往辽沈。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时，奉天、锦州一带沿海地方，竟有闽人搭寮居住。渐成村落，“多至万余产”。嘉庆年间。山东、直隶的贫苦汉人，纷纷到奉天垦荒种地，“愈来愈众”。他们在辽东“安居乐土”。不但不肯回原籍，而且呼朋引友，日积月累，数量不断增加。据统计，1753年(乾隆十八年)时，奉天府丁口数为221742口；1767年(乾隆二十二年)，奉天府人丁数为713485口；1812年(嘉庆十七年)，奉天府人丁数为942003口；l840年(道光二十年)时，该府人丁数为2213000口。前后只87年，奉天府人丁数增长了10倍。而同一时期，直隶地区人丁数只增长25倍。显然奉天府人丁数的迅速增长，并不是入门本身的自然繁衍，而是大批关内流民进入辽东地区的结果。

除了大批汉人来到辽沈外，入关的旗人及其后代，也有不少陆续回到故乡辽沈地区的。清入关时，八旗兵丁约10余万，其中不少人在战争中丧失性命，以致“八旗士卒，多效命疆场。故丁口稀少”[21]。为适应对全国统治的需要，入关后，八旗兵丁数扩充到20余万，清初转战全国各地，最后除部分长期驻防地方外，大部分驻防在北京和东北。至于旗下人口，有的随军居住，大部分定居于北京周围和东北地区。特别是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全国统一后，八旗兵丁纷纷从战场上调回，除部分驻防北京，大量的户下人壮丁和部分正身旗人，下乡耕种庄田旗地；部分在京旗人被允许去奉天设庄守墓。凡是退回所分畿辅旗地，到奉天后就可如数拨绐熟地，即使没有退地的也可以另给荒地，实际上就是鼓励在京旗人回辽沈故乡垦种。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将锦州、凤城等八处荒地，分给旗民开垦，给以耕牛及口粮农具。此外，康熙年间，为巩固东北边防，陆续调拨大量的八旗官兵出关。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时，整个东北驻防旗兵仅11000余人，到1735年(雍正十三年)则达到]7000多人，如果连同八旗官兵的家口计算，总数则在20万人左右。其中辽沈地区是八旗兵驻防的主要地区。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三藩”余部亦被发遣东北。三藩余部辽沈地区的人很多，辽沈是尚可喜的故乡，因此“二藩”余部中的许多人被安置在辽沈地区，编入八旗，或充当台丁、站丁，或充任官庄壮丁，开荒种地。如是，辽沈地区出现了大规模满汉杂居交流的局面。

四

我们在对辽沈地区清入关前后满(女真)汉人流情况作了粗略的历史考察以后，不难发现这种满汉人流对辽沈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民族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入关前后辽沈地区的满汉人流的范围和规模都是空前的。这种交流有的是强制性的，并带有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色彩；有的是自发的，体现了满汉民族之间互相吸引、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的趋势。而强制性的人口，尽管在客观上也起到满汉民族之间互相渗透的作用，但由于带有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色彩，其结果在政治上往往激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引起政局不稳，经济上往往起到破坏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努尔哈赤时期，强制满汉民族杂居共处，结果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民族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引起了满汉人民的强烈不满．特别是汉族人民不堪忍受民族压迫。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到处投毒和暗杀后金统治者和满族八旗兵。造成后金政局的严重不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不可能得到发展，因此，努尔哈赤时期辽沈地区到处是荒芜的土地而无人耕种，粮食特别紧张，往往为了几升粮食而出现杀人夺粮的情况。皇太极时期实行招徕汉人政策，因而使得早已十分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政局趋于稳定，生产有所恢复。但后来几次入关战争，掳掠了上百万人畜，尽管使辽沈地区的劳动人手有所增加，但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被掳掠的汉人不少在旗下为奴，他们怀恋故土和妻儿，根本无生产积极性，并且不断起来进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其结果造成清朝统治者新的后顾之忧。因此，从总体上看，清入关前在辽沈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强制性的满(女真)汉人流。对辽沈地区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作用．

清入关以后直至鸦片战争前，辽沈地区自关内各省辽来大批流民，对辽沈以及整个东北的开发起了巨大的作用。清初，一方面由于战争，大批满汉人口移居关内，导致辽沈地区一时人口空虚；另一方面，关内北方各省由于土地日益集中，加上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形成了大批的流民群。失去土地的农民，迫切需要土地耕种，因此关内各省流民自发地冲破重重阻力到辽沈地区及东北垦荒种地。这是一种适应需要、顺乎自然的自发的人口流动。清初封建统治者，也明智地看到了这一点，在实行封禁政策的同时，网开一面，让部分汉族流民山关谋生，既稳定了社会秩序，又有利于辽沈及东北地区的开发。据统计，奉天、锦州二府，1661年(顺治十八年)时，纳赋田土数为60933亩，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时，田土数为311750亩，到1724年(雍正二年)时，田土数为560658亩[22]。仅就这官方掌握的田土数完全可以看出辽沈地区垦荒开发是非常迅速的而且效果也十分明显。1730年(雍正八年)山东遭水灾，清廷一次就自奉天调运米粮20万石赈济灾区。乾隆后期，辽沈地区每年都向关内输送数十万石粮食，出关的各省汉人在辽沈这块土地上和当地的满汉人民一起共同开发，立下了汗马功劳。足见这种自发的人流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无论是强制性还是自发性的满汉人流，其结果都密切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满汉民族之间互相渗透、互相交融的作用。努尔哈赤时期强制满(女真)汉人杂居共处，甚至同居共食，尽管其间充满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但客观上起到了满汉民族之间互相渗透，互相了解的作用，特别是语言的沟通，生产技术、思想文化上的交流，有利于兄弟民族之问的共同发展，长期的杂居共处，解除了民族之间的戒备心理，特别是皇太极强调“满汉一体”，有利于密切满汉民族之间的关系。清入关前满汉之间几十年的杂居共处，最终使辽东成为清入关的根据地。甚至可以说，没有辽东满汉共处的局面，就没有清王朝统一全国的胜利，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满族统治者要将那些早期占领区的辽东汉人算作“佛满洲”(即老满洲)的缘故。

参考文献：

[1]《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七。

[2]《满文老档》卷二○。

[3]《明英宗实录》卷一○二。

[4]严从简：《残域周咨录》卷二四。

[5]《李朝世宗实录》卷八二。

[6]《昭代武功编)卷八。

[7]张鼐：《辽夷略》。

[8]《山中见闻录》。

[9]《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七。

[10]《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七。

[11]《满文老档·太祖》卷二。

[12]《清太宗实录》卷四一。

[13]《清太宗实录》卷一。

[14]《清太宗实录》卷四。

[15]《清太宗实录》卷五。

[16]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四年四月。

[17]《清朝文献通考》卷一。

[18]杨宾：《柳边纪略》卷一。

[19]《盛京通志》卷二三。

[20]《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

皇太极范文篇10

清朝统一大业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副甲起兵时，也就揭开了清朝开国的序幕。这是以武功开端走上的统一之路。努尔哈赤最有成就的业绩就是统一女真各部乃至建立后金政权、挺进辽沈地区，扩大统一的辉煌局面。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与赫赫武功相适应的是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和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的探索。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交锋、冲突与矛盾。

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这是维系与凝聚本民族的团结的无形而巨大的精神力量。努尔哈赤正是借助于这种力量，而卓有成效地结束了女真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那种互相仇杀、互不相统的严重分裂局面，而实现了统一。这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尚勇武、重财力。这是被全民族普遍认同的指导思想。努尔哈赤在创业过程中充分发展了这一思想。他鼓励与发扬女真民族的勇猛进取精神，坚持行之有效的奖勇罚怯的制度，这种金钱物质的刺激，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奋勇参战的积极性。因而逐步形成了以多杀敌多缴获为荣、以无功无获为耻的社会风气，并成为生活中的普遍原则。进而出现“出征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3〕的景象。抢掠财物与奋勇杀敌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一起，民族成员个人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统治者总体军事政治目标的顺利实现。

重财力的观念更深刻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往往为追逐共同利益而联系在一起，结成利害相关的集团。这样，如何处理好财物的获得与分配，便成了关系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努尔哈赤巧妙地以结盟、联姻等方式不断地吸纳各种集团与势力，以壮大自己的统治阵容。他对归附者、同盟者按其实力大小区别对待。实行均分财物、平养人口，乃至共议国政。最高统治集团内则实行八家共议国政的方针。其思想基础，便是对共同利益的追逐。

这时社会道德的标准是以勇武为荣、以抢掠为荣。把抢掠“邻人”的财富视为当然，上上下下以一个“抢”字便可概括一切。这种文化心态、思想观念在满族初起阶段，对凝聚与统一内部力量及向外扩展时，无疑起了巨大的保证作用。可是当后金建国挺进辽沈地区，即广大汉人住地之后，便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当女真人未进入辽沈地区之前的不断骚掠明边，抢掠人畜财物，已引起汉人的恐惧与仇恨，汉人视女真人为强盗。而后金挺入辽沈之后，对广大汉人实行残酷的奴役和高压统治，这种矛盾便激化了。广大汉人不仅难以容忍这种统治，更对其重财轻义，不注意辈份，不重伦理道德，不讲礼仪之情形视为野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内心的反感极为强烈，反抗斗争便不可避免。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矛盾，也是两种道德观、风俗观即两种文化的矛盾与对抗。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后金的最高统治者努尔哈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汉人，特别是汉族读书人最不可信，“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5〕于是实行残酷统治和大肆屠戮儒生的政策，以强化其统治，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强烈排斥心理。但长期以来以采集、狩猎为主的女真文化毕竟很落后，现实的发展向它提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文化建树该向谁靠拢？人们看到在女真——满族崛起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文化上的突出倾向是向蒙古族靠拢。接受蒙古族文化，诸如新文字的创制、国家制度及统治机构的设置，乃至许多名称的起用等等，均摹仿蒙古。对汉文化采取疏远、戒备甚至抵制的态度。但蒙古文化与延续数千年之久，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是无法比拟的。汉文化的强烈感召力或巨大影响是客观存在。努尔哈赤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发现汉族的体系完备的伦理道德观对维系统治与安定社会的巨大效能。于是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其实，这一靠拢始自起兵初期。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他喜欢《三国志传》与《水浒》，曾尊崇汉人谋士龚正陆，已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使他眼界大开。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对汉文化曾采取抵制的态度，但却摆脱不了汉文化对他的巨大影响。就在他于辽沈地区大肆屠戮汉人之时，却又在仰慕汉文化，甚至宣传汉文化。很有趣味地是，他于晚年竟大讲起礼仪伦理并身体力行起来。

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努尔哈赤对臣下说，宗室里有二兄曾与我作对，“惟知贻我之忧”。还有乌拉岳母及叶赫岳母这两位岳母，曾“唆其夫与我为仇”。他说，尽管这几个人对我没有一点好处，但毕竟是我的亲族或亲戚，所以“敬爱之礼亦不可废”。于是他特意遣人将二兄及二位岳母，还有皇姨（皇后之姊）等人请入宫中。“延二兄于上座，贺正旦，行家人礼。”随后又“拜四妪”。“礼毕设宴”。努尔哈赤“跪而酌酒，令人奉之。”“宴毕，仍赐二兄补服衣，送还。”〔6〕大有克己复礼的味道。这种讲究礼仪伦常的举动（尽管有故意做作之嫌），在此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这年四月，努尔哈赤在一次大宴会上，训谕诸贝勒说：“语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吾后代子孙当世守孝弟之道，不可违也。”他又说：“其为长上者，居恒当和睦子弟。其为子弟者亦宜承顺关切可也。至于上待下，下事上，务以真心实意爱敬之，慎勿怀虚假之念。”〔7〕引经据典，讲的完全是儒家的一套了。可见这时的努尔哈赤心目中，女真人固有的“德”的含义已经转变。

当然，努尔哈赤的这些言行只是他生平中的部分行为，并未形成系统的概念，更未在全民族推广，形成全民族的共识。这时后金国里的大政方针，女真民族的文化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等文化传统，并未发生变化，一切均照旧运行。后金国里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依然如故。尽管如此，努尔哈赤的表现却也清楚地反映了女真族上层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是努力适应新形势的文化探索，是文化转型的萌动。

二、转型时期的文化

所谓转型时期的文化是指由女真——满族的固有文化向汉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靠拢，并接受其文化的演变过程。这是皇太极统治时期的重要成就与突出特点。

皇太极继汗位后，清醒地看到了后金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他以巨大的魄力，进行一系列重大政策的改变，其中着重点在于缓和满汉尖锐的对立与矛盾。对汉人的防范政策由严厉改变为宽松。他继位之初便做了惊人的宣布：凡以往潜逃明国与明国奸细往来而被讦告之人“概置不论”，而想逃未行被人讦告者也不予追究〔8〕。进而强调满汉一体，取消了强迫汉人充当满人之奴的满汉合住的做法，改为“分屯别居”，将相当多的一部分汉人从满洲直接奴役下解脱出来，编成有一定自由的“民户”。〔9〕重新修订《离主条例》，使已经沦为奴隶、奴仆的汉人生命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10〕这使尖锐的满汉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尤为出色之举是大量招收和使用汉人知识分子。天聪三年（1629年），他下令考试儒生，从努尔哈赤残酷统治下幸存的三百余名生员中通过考试录用二百名，分别任用。其中一些人被安排到文馆任职，成为他日后时时咨询的秘书班子的成员而发挥重要作用。此举的重大意义更在于对满汉文化融合的昭示，清楚地表明了后金社会向传统文化的积极靠近。

勇敢地大开言路。皇太极对招收的儒生特别是文馆秀才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放松政策，广开言路，鼓励这些智谋之士大胆进谏，各抒所见，以为后金治国安邦的借鉴。由于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的出现，这些儒士们直言无隐，纷纷向皇太极提出治国之方，强国之策。其中心内容是主张遵汉法，重礼教，行仁政，开一统之业。后金国中存在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被他们看到并坦率提出。仅就天聪六年至九年的《奏疏簿》即《天聪朝臣工奏议》所载的奏疏就足以说明问题。

这些汉族谋士们认为后金日事抢掠是满汉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而抢掠成风是人们素质低下不知礼义廉耻所致，因而明确提出了后金形象必须重新塑造的问题。其途径则是重礼教，加强全民教育，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他们建议“当于八家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使无退缩之辞。”因为“有好师傅，方教得出好子弟”，所以又建议慎选和优礼教师。经过教师的努力，“二三年必将人人知书达礼，郁郁乎而成文物之邦矣。”〔11〕这是为后金社会描绘的理想前景。在实施全民教育中，他们更认为当权者的思想认识来一番改观尤为重要。于是提出“勤学问以迪君心”的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必要的途径，塑造好后金汗的思想才是“务本”。儒臣王文奎说：“臣自入国以来，见上封事者多矣，而无一人劝汗勤学问者。臣每叹源之不清，而欲流之不浊，是何不务本而务末乎”！如何才能务本呢？他认为要读圣贤之书。他指出，“汗尝喜读三国志传，臣谓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而“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明显者详诸史籍。”这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及传统史书。他建议选择“伶俐通文，老成明察”之人，于每天当汗“听政之暇”，向汗“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通过讲解、翻译，请汗“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这样，“君心清而天下治。”〔12〕这完全是在用儒家思想塑造后金汗的灵魂。不久儒臣宁完我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认为《四书》、武经、《通鉴》之类的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他建议“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也。”为打通满汉语言的障碍，可令人翻译出来，“不时进呈，宜静览深思”，即细细体会其中的“美意良法”。〔13〕

文馆儒臣们还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提出了遵汉法，即奉行中国传统制度之事。他们肯定后金“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14〕建议“举孝廉”，提倡忠孝，以为国家培养人才，〔15〕“正衣冠，辨等威”，〔16〕以严明封建等级制度。遵法先王，特别提出要向汉高祖那样在用人、养百姓、立法令、收拾人心等方面尽力，以成大事。〔17〕要行仁修德、延揽豪杰、收拾人心。〔18〕在完善政府，健全统治机构方面他们纷纷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如设内阁、设总理、开言路、立言官、设谏台、设督察之官、设通政司、设六科给事中，以及编修国史，等等。几乎完全都是搬照汉法行事，一切率由旧章。而宁完我提出的见解尤为深刻得体。他认为“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制作”。后金治国确实应该照《明会典》即汉法行事，但不能完全照搬，而应有所思考取舍，应结合实际，看看“某一宗我国行得，某一宗我国且行不得，某一宗可增，某一宗可减”。这样“参汉酌金”，以“渐就中国之制”。而“必如此，庶后得了蛮子地方不致手忙脚乱。”〔19〕这是结合实际的改革建议，是为后金日后夺取全国、统治全国而提出的战略方针。

文馆儒臣们对后金最敏感的有关抢掠的老问题反映强烈。他们尖锐指出，后金国“因地窄人稀，贡赋极少，全赖兵马出去抢些财物。”而抢来之后“必同八家平分之”。抢来的人口，“必八家平养之”。“这个陋习必当改之为贵。”〔20〕要想“大就王业，”必须“广开仁慈”。得到一城，应安定一城，对其人民、妻子、衣服财物，应做到“丝毫不动”〔21〕才是。而现在“出兵之际，人皆习惯，俱欣然相语曰‘去抢西边。’汉人闻我动兵，亦曰‘来抢我矣！’夫‘抢’一字岂可以为名哉！”〔22〕抢掠不停，人心难收。只有停止抢掠，对人民“秋毫无犯”，则“人心无不悦”。〔23〕他们认为后金这个“抢”的老传统危害极大，坚决主张改变。他们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必须“修德行仁，延揽豪杰，收拾人心，为今日第一勾当。”〔24〕“诛人者诛心。”“凡得人心，以仁义得者必得恒久，以势力而得者，多必变更，此人情之必然也。”〔25〕

汉官们的坦诚建议与入情入理的剖析，不啻一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学说的大说教、大宣传，对皇太极治国决策的形成乃至后金思想观念的更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渐就中国之制”的重大思想文化改革措施。皇太极在扭转社会风气改变统治方式，创造良好顺畅的统治环境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他以“参汉酌金”的原则，从后金——清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按着中国传统的思想和统治模式实行了许多重大改革措施，而收到良好的效果。加快了封建化的进程，也使后金——清政权的文化心理环境较之以前大为改观。人们看到皇太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了如下改革。

办学校。天聪五年（1631年）闰十一月下令满洲诸贝勒大臣子弟“凡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这是后金国正式办学之始。这是皇太极针对满洲社会普遍认为教育无用，“不学习未尝误事”〔26〕而拒绝接受教育的传统习惯势力，而采取的坚决措施。而后，这种学校由贵族伸延到平民，并在全社会铺开，为培养人才，提高民族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开科举。这是广搜人才，通过考试以选任官员的一种制度。自隋唐以来为历代所坚持。完善的科举分文武两个途径及四级考试。清入关前只进行文考一途和童、乡两试。分别各进行三次，首次科举于天聪八年（1634年）三月举行。而在此五年之前的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进行了一次考试儒生的举动。从三百名诸生中选二百名，共分三等分别赏赐，“俱免二丁差徭”。〔27〕其实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童试，只不过是从已获得诸生资格者中，又进行一次资格的认定与选拔，以供人才之急需。后金一清的三次童、乡试只分别录取生员335名及举人33名。名额虽然不多，但在人才匮乏的当时来论已相当可观，且意义重大。值得注意的是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考取的10名举人，各授半个牛录章京品级、录取的61名生员各授护军校品级。以往品级多以军功获得。因科举而获品级是前所未有之举。这说明文臣在社会上地位的提高，它反映重武功而轻文治的传统观念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

提倡伦理道德，移风易俗，加强道德规范。皇太极从社会实践中看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观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巨大作用后，便坚决、自觉地加以提倡。当天聪五年他下令诸贝勒大臣送子弟入学时，就明确宣布其目的是使受教育者，能象明人那样“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28〕而儒家的道德观同满洲固有的习俗多相抵触，所以倡导儒家伦理道德的过程便是移风易俗的过程。对此皇太极的态度明确而又坚定。当后金改国号为大清、崇德改元、皇太极称帝之际，更以立法的手段坚决弃旧俗立新风。他说：“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的伯母、婶母、嫂子、媳妇。”并将此写进《会典》之中，成为全社会必须遵守的法令。他还说：“若不遵法，同族相娶者，与奸淫之事一例问罪。”“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29〕而前此满洲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则是“婚嫁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30〕不重辈份，伦理观念淡漠。与此同时，皇太极在登极颁诏大赦时，将“犯上，烧毁宗庙”，“杀伤祖父母、父母、兄卖弟，妻告夫”列入“十恶”，为不赦之罪。〔31〕显然这是将汉族的伦理道德观念即所谓三纲五常，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是对满族道德习俗的一次深刻革命。这种变革的后果在很大程度改变了满族在汉人心目中的形象。

加速进行满译汉籍的工作。这项工作在皇太极继位不久便已展开。具有儒家思想的满洲圣人、大翻译家达海奉命而首开其端。他生前共翻译完成的有《万宝全书》、《三略》、《刑部会典》、《素书》、《国语》。未完成而后继者赓续而成的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演义》等。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大法、封建等级观念、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具载其中。皇太极组织人员进行此项工作便是在全民族中进行儒家观念的教育，这是移风易俗、改变民族思想精神风貌工作的重要一环。

尊孔。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者，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被历代尊崇，已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传统思想的最高代表。尊孔即是尊崇、接受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早在天聪三年皇太极即下令改建沈阳孔庙，开始崇祀孔子。他登极改元的崇德元年八月上丁日，遣大学士范文程祭孔子，祭文赞颂孔子“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昭宣文治，历代尊崇”。〔32〕首开祭孔之典。祭孔的同时又崇祀关公。即三国蜀汉名将关羽。于崇德八年敕建关帝庙，题其扁额为“义高千古”。〔33〕把关公视为忠义的化身，这是倡导忠义，向全民进行儒家思想的教育。

皇太极这种对中国传统思想即儒家思想的认同，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全面改革，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全体成员主要是满族的文化素质，更在某种程度上协调了满汉思想文化上的关系，使满族与汉族在文化心理上的差距有所缩短，出现了某些契合点与共同点。

难除的障碍。皇太极以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气魄，希望消除满汉间的矛盾与对立，达到“满汉一体”，“毋致异同”的境界，而出现治平的盛世。为此，他把儒学做为满汉认同的思想基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水已到而渠未成。直到他逝世前满汉两个民族根深蒂固的尖锐矛盾仍然存在，满汉文化心理上的差距仍然很大。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尚未解决，就是汉官们曾一再吁请、痛言立革的抢掠之风未除，八旗制下八家均分、八家平养的制度未变。因为皇太极不想改变。

皇太极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都有除旧布新之举，唯在这点上毫不动摇。早在皇太极即位之初，开始进行改革之时，生员岳起鸾曾提出应与明朝议和并将俘获的汉人“速行放还”给明朝，“否则亦当归其绅士，不可迟疑也”的建议时，皇太极断然拒绝。他说俘获之士民，乃“天之所与。岂可复还敌国”。最后竟以“蓄谋向敌”〔34〕之罪将岳杀掉。而当改革步伐加快的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礼部承政、甲喇章京祝世昌在上疏言事中，因提出“俘获敌人之妻不可令其为娼妓”的建议时，又一次惹怒了皇太极。被下旨“切责”，并追究其上疏的背景与同伙，结果株连多人。祝世昌被革职流放黑龙江锡伯地方，而协助其修改奏疏字句的启心郎孙应时却被正法处死。〔35〕皇太极口口声声要求群臣直言进谏，此时竟然冒诛杀进谏者的风险，是因为进谏者触犯了满洲抢掠、八家均分这一根本问题。可见在后金——清，其它问题可以讨论，唯独这个问题不可讨论，不可触动。这种抢掠之风不除，反映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入关前的清统治者的根本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未变。这距儒家思想观念所应达到的要求仍有很大的距离。正如天聪六年（1633年）贝勒岳托所说，满洲的这种作风已使汉人“人怀疑惧”，“纵极力抚谕，人亦不信。”〔36〕这是坦诚的大实话。因为只要满洲的烧杀抢掠之风一日不除，汉人与之对抗的心理便一日不消，满汉间尖锐的矛盾与对立便不会缓解。

当清于明清松锦大战中获得全胜之时，大臣们曾建议皇太极直取北京，夺取天下。皇太极却以伐大树为喻，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以为此刻尚未达到明朝自仆的程度，故臣下之议“不可”，〔37〕加以拒绝。这里固然有军事力量尚待进一步加强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不足。满洲仍是不受欢迎的人，满汉严重对立的思想障碍的存在，皇太极心中是有数的。所以他对夺取天下仍然信心不足。只能在关外徘徊而难君临天下。满洲的形象不变，是难以被天下接受的。要天下还是要旧观，问题已尖锐地提到了清统治者的面前。这已是进一步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接轨时期的文化

就在清政权接连取得军事、政治的大胜利，就在社会心理与民族性格亟须调整与重塑之时，皇太极以暴疾溘然长逝。掌握清国实权的摄政王多尔衮，并未在已逝者开创的伟业之上驻足，而当千载难逢的良机来临之时，没有放过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瞬间，在根本问题上立做决断，改弦易辙，基本上完成了满洲自我形象的塑造，终于开创出新的局面，从而顺利实现满汉文化的接轨，为清兵入关创造了水到渠成的良好文化环境，并顺利挥师入关，入主中原，使皇太极多年来苦心改革终结硕果。多尔衮决策的做出、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是一个过程之后的结果。

皇太极逝世不久，中国全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初农民起义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北京发起进攻，明王朝已处于土崩瓦解的危急状态之中。形势的最新变化消息传到盛京，极大地刺激了清统治者多掠财物的欲望。四月初，清国统治集团决定趁此机会再次统兵入关劫掠。其实此时北京已于十多天前被农民军攻破，明王朝已经覆亡，不过他们尚未得知。摄政王多尔衮为顺利实现军事目标而紧急召见正在盖州温泉疗养的大学士范文程回盛京征询意见。四月四日回到盛京的范文程上书多尔衮，他指出明朝已四面受敌，不可救药，灭亡在即。所以此时正是“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而“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百姓的向背关系重大，黄河以北的土地不患得不到，恐怕的是收拢不住百姓之心得而复失。原来我国是与明朝争天下，现在则是与“流寇”即农民军较量。为了同当前这个主要敌人斗争获胜，夺取天下，必须争取人心。“为今之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必须改变方针，不可再走入关抢掠，“惟金帛子女是图”的老路。否则将“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他提出这次入关一定要堂堂正正，“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大力宣传以往之所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为安定人心，入关后要坚决实行“官仍其爵，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厥无告”的政策。这样“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38〕这篇准确深刻的形势分析与苦口婆心的进谏震动了清廷。五天后，即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奉朝廷之命，以大将军的身份，统领满洲、蒙古兵三分之二及汉军全部，在礼炮声中离盛京启行，“往定中原”。〔1〕这与以前毁边入内地的“征明”、“伐明”，已迥然不同。这是自满洲崛起、清朝开国的几十年来第一次战略方针的改变，意义重大。

四月十三日，师次辽河边上，接到了北京已为农民军攻下的消息。为应付最新变化的形势。多尔衮再次以军事向随军的智谋之士咨询意见。三年前于松山战场上战败被俘投降，一直被清豢养的原明军统帅洪承畴，首次露面，他奉命上启多尔衮。一针见血地指出要首先明确出师名义问题。他说：“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即旗帜鲜明地打出灭“贼”的旗号。并宣布此行“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这是争取人心的最好办法。洪承畴同时提出：“军民秋毫无犯”，“百姓仍予安全”〔39〕等安定社会的政策措施。

与此同时，范文程也上书多尔衮说：夺取中原的大好机会来到了。现在我们的打击目标只有一个，即攻陷北京、逼死皇帝的天下“必讨之贼”“闯寇”。他分析说此贼存在着“天怒”、“士忿”、“民恨”三个必败因素。又“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因此应该“声罪以临之”。即鲜明地打出讨贼的旗号，“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他进一步说：“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施；倘思混一区夏，非ㄨ安百姓不可。”〔40〕这不啻激将法，再次强调抢掠杀戮行径必须收场。

多尔衮不愧英明的统帅，他审时度势，完全采纳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立即改变行军路线，由原来打算奔赴墙子岭，毁长城入内地，改为直趋山海关，接受明将吴三桂的投降。在复吴三桂书中说：此次所“率仁义之师”是“底定国家，与民休息”，“期必灭贼，出民水火”。〔41〕出兵的旗号完全改变。吴三桂接书后再次遣人致书说：“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42〕战略方针的改变立即产生了积极效果。二十一日于山海关一片石击败农民军后，清兵大举进关。二十三日，多尔衮向八旗将士指示说：“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43〕在向北京进发途中又以大学士范文程的名义向官民人等告示：“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44〕因而反响强烈，“凡百姓逃窜山谷者，莫不大悦，各还乡里，剃发迎降。”〔45〕于是，便出现了如本文开头所记录的那样清兵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的情况下，在欢迎声中长驱直入北京城的奇迹。

奇迹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清统治者战略方针的重大改变而导致出现的崭新文化环境，这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氛围发挥作用的结果。多尔衮于紧要关头权衡利弊，终于认识到要想夺取天下，必须停止抢掠，而夺得天下要比满足八旗将士的一时贪欲合算得多的道理。何况夺取天下正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生前曾梦寐以求而难以实现的理想。于是从谏如流，一改几十年来坚奉不移的抢掠方针，变抄掠之暴为吊伐之仁，下坚决之令停止抢掠，打出为故明臣民报君父仇的讨贼复仇的旗号。这就等于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文化政治环境，而重新塑造了自我形象，由既往烧杀抢掠被汉人恨之入骨的强盗一跃而成出民于水火的救世主，这样，清兵便以新的面孔出现在广大汉人面前。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自然而然地为广大汉族士庶所接受和欢迎。这是清朝政策的一个伟大胜利。当然这个重大政策的改变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多尔衮也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个业已形成的良好环境。

清兵进占北京后除坚决落实与兑现入关之际禁止抢掠及“复官”、“复业”的许诺之外，又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赢得汉族士庶人心的措施和行动。清廷下令百姓各安本分禁止互相告讦，下令为被农民军逼死的崇祯帝发丧、下令免除明末以来的弊政三饷加派、宣布地亩钱粮按明万历会计簿征收、招山林隐逸之士，开科取士、开经筵、提倡尊孔读经祭孔形成定制、大力表彰明末殉难诸臣及忠孝节烈，以及隆重举行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的登极大典，等等。这表明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朝已完全接受了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思想，用儒家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去规范国家和民族的行动，再塑了满洲民族的性格。至此，皇太极时期文馆诸臣的诸多建议已全部变成现实。显然，这是清入关前长期努力倡导儒学的积累的结果，是逐步发展的系统工程。它由努尔哈赤发其端，皇太极全面更张、大力提倡，至多尔衮最后冲刺而水到渠成。由于准备充分而接轨顺利，满汉双方均未出现重大的障碍，不存在“抗药性”、排它性的问题。这一接轨竟使原有的抗清势力一时之间措手不及，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使清兵入关、入主中原这一震天撼地的大举动，犹如在一次从容不迫的典礼中完成。这一事实不仅震惊了朝鲜，也使清统治集团本身大为吃惊。他们看到事情竟如此之顺畅，以为一切都可传檄而定，进而多方俯顺舆情，甚至发出“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息从其便”〔46〕的政令。

良好的文化政治环境的出现对清兵入关的积极促进的事实，告诉了人们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文化上比较落后甚至“野蛮”的民族如何去统治高度文明的民族并为其接受，只有首先自身去接受与适应先进和文明，通过自身完善，因势乘便，而反客为主，主宰天下。而武功与文治总是相辅相承、互为表里的。文化战线上的成就，往往会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收到武功难以达到的奇效，而且会有力地推动武功的进展，促进总体政治目标的实现。清兵入关之际的文化背景，即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所产生的奇特功效便是明证。

满汉文化接轨推动了清兵入关这一重大政治事变的胜利，尽管能否巩固这个胜利成果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满汉文化的接轨也仅仅是事情的开端，但事实证明，这却是影响清朝一代历史进程的重要开端。有远见有魄力的清朝统治者不仅巩固而且发展了这个胜利。它的标志是顺康以后儒学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与完善，进而促进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当然这是后话，且已不属本文的论述范围。＊

参考文献：

〔1〕〔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二年五月庚戌。

〔2〕〔朝鲜〕《李朝实录》二十二年十一月丁丑。

〔3〕〔朝鲜〕李民（原字为宀加奂，上下结构）：《建州闻见录》。

〔4〕《左传》成公四年。

〔5〕〔27〕《清太宗实录》卷5，页20。

〔6〕〔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8〕〔9〕《清太宗实录》卷1，页9；11。

〔10〕《清太宗实录》卷9，页13。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辽宁大学历史系本，页11；21；62—63；1；11；18；28；4；71；10；44；16；56；4；65。

〔26〕〔28〕《清太宗实录》卷10，页28。

〔29〕《清太宗实录稿本》第14卷。

〔31〕《清太宗实录》卷28。

〔32〕《清太宗实录》卷30，页25。

〔33〕《奉天通志》卷92。

〔34〕《清太宗实录》卷2，页7—8。

〔35〕《清太宗实录》卷43。

〔36〕《清太宗实录》卷11。

〔37〕《清太宗实录》卷62，页14—15。

〔38〕〔39〕《清世祖实录》卷4，页4—6；12。

〔40〕李wēi（原字为雨加尉，上下结构）：《范文肃公墓志铭》，载《碑传集》卷4。

〔41〕〔42〕《清世祖实录》卷4，页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