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贸易范文10篇

国营贸易范文篇1

关键词复兴商业公司贸易委员会统制经济统购统销国营贸易

引言

抗日战争爆发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交通路线和贫乏的交通工具，出口国内农矿产品以换取外汇和偿还借款，同时进口抗战和民生所急需的重要物资，以坚持持久抗战。为此国民政府决定全面实施统制经济的政策，并因应时局与战况的变化，不断予以补充或修正，而对外贸易政策既是统制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内容，它的制定及其演变也必定要与当时总的经济局势及战争需要相一致。

战时国民政府在对外贸易方面推行的重大举措包括成立贸易委员会(最初叫贸易调整委员会)统管全国的贸易行政，管理和统制外汇，对重要出口商品实施统购统销，并由国家投放资本，创办或改组三大国营贸易公司，统一经营出口货物和易货物资的收购、存储、运输及销售业务。在这三家国营贸易公司之中，当属复兴商业公司(FooShingTradingCorporation)的规模最大，职责最重，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贸易委员会相继下令将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裁撤并与之合并，于是复兴商业公司便成为执行战时国家对外贸易统制政策的唯一一家国营公司，同时公司经营的业务也更加广泛。因此，若能以复兴商业公司作为研究个案，对其经营的业务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期间国家推行统制经济的过程及成效，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国家资本在统制经济体制中所占据的地位及如何发挥作用。

复兴商业公司是抗战初期中国为了向美国寻求援助，因应美方要求而创办的一家国家资本贸易公司。公司资本总额1000万元全部来自国库，并由财政部一次拨足，其后又不断予以追加，以有限公司的方式经营具体的业务活动，公司的董监事及主要管理人员则分别由政府主管财政经济的官员及部分银行家出任。①最初成立公司是根据美方要求，接受国家委托，承担国内桐油的收购、运输和对外销售，以完成对美借款的偿付，并负责在美国采购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各种战略物资。1941年7月，复兴商业公司再次修正公司章程，资本总额增加为国币1亿元，亦由财政部一次拨足，并明确规定公司营业范围为经营中国进出口贸易以及接受中外各公司、商行委托代办进出口货物。②随着局势的变化，复兴商业公司的职责不断扩大，经营业务的范围亦更加广泛，最终担负起对全国出口农产品统购统销以及易货偿债的重任。

有关中美桐油借款已有不少学者进行研究③，但关于复兴商业公司的情形却一直无人关注，笔者数年前曾对公司成立的背景以及初期(1939—1941年)的经营活动撰文详加叙述④。本文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贸易委员会及其他相关机构的源文件资料，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兴商业公司的经营活动加以全面的讨论，并进而分析国有企业在对外贸易和易货借款中所承担的责任。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司的应变措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中国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盟国的行列，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同时又得到了美国和英国予以军事及财政援助的允诺，孤立无援的局面有所改善；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向南洋的入侵，使得中国赖以出海的唯一信道陷于中断，外销物资无法运出，国内迫切需要的军事物资也难以输入。1941年12月15—23日，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全会鉴于当时形势的变化，对于各项政策予以调整，大会通过有关经济方面的《确定当前战时经济基本方针案》声称：“自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经济形势为之一变。贸易政策与金融政策均须从新检讨，转移重心，确立自足自给之方略，并奠定战后经济复兴之基础。”⑤而外贸政策亦“因国际运输之困难，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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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商业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及董监事会名单》(1939年1月13日财政部通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简称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229。

②《修正复兴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1941年7月呈部备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9)，江苏古籍出版社l997年版，第437～440页。

③任东来：《中美“桐油贷款”外交始末》，《复旦学报》l993年第l期；刘筱龄：《抗战时期中美桐油借款之研究》，台北《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4期，1993年6月。

④郑会欣：《复兴商业公司的成立与初期经营活动》，台北《近代中国》总第139期，2000年10月。

⑤《确立当前战时经济基本方针案》(1941年12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50页；又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杂志社1983年版，第617页。

贸易之业务应调整，其不能输出之物品，应推广内销，以实国用；贸易委员会之业务，亟应另定方针，重加规划，以期适应战时国计民生之需要，所属公司，并应酌量合并，务求组织简单，节省开支。”①行政院即根据这一原则，于1942年1月12日召集相关部门拟具《战时重要经济设施原则》，财政部亦对其主管的外销物资拟订办法纲要，规定对现行统购统销货品桐油、茶叶、猪鬃等分别情形放松管制，准许内销，同时决定“复兴商业公司与富华贸易公司合并，中国茶叶公司兼办茶叶专卖事宜，以节省人才与经费”。②同年5月11日，国民政府又公布《战时管理进出口物品条例》，而对于经济部门来说，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争取物资。财政部遵照最高当局的指示，拟定“战时经济持久政策”，其中有关物资方面规定：“以贸易方式营运物资。各项外销物资如生丝、羊毛、猪鬃、皮张、桐油、茶叶、砖茶等项，除易货偿债所需外，应积极办理购销，并充实其资金；以管制方式收购物资。关于花纱布之管制，拟特别注重增加棉花生产，并以统购统销之方式达到控制物资之目的，在统购方面，期以最少成本取得最多物资，在统销方面，力求合理分配，尽先供应军需，惟应切实核计数量，以轻国库负担，并严禁浪费，套购囤积，厉行战时节约。”③

复兴商业公司作为贸易委员会属下最大的一家国营公司，自然要遵照国家的指令进行政策上的修正与经营方面的调整，争取和掌握物资，以坚持持久抗战，其后公司经营的重点也不断加以变化。

(一)统制桐油业务的演变

当初创设复兴商业公司的原意就是为了中美两国间桐油借款合同的具体实施，公司成立后首先接收美方拨借之1000辆汽车以备办理承运美国借款项下之进口器材与物资，并偿还对美国的桐油贷款，后因车辆划归中国运输公司，复兴公司便奉命专门负责全国桐油统购统销业务，主要工作也完全围绕着桐油的运输、销售、偿债以及在美购买战略物资的活动而进行。由于桐油是当时中国重要的出口创汇物资，早在抗战爆发后不久(1938年4月)就被列入首批应结外汇之统制物资，1939年2月中美桐油借款正式签订后，经政府授权由贸易委员会和中央信托局负责桐油的收购工作。同年7月，财政部将桐油、茶叶、猪鬃和矿产指定为统购统销物资，规定这四种物资“应由政府贸易机关体察产销情形及国外市价，随时以优惠价格，统筹收购运销，凭准运单向海关报运出口”④，但复兴商业公司最初只是承办桐油的运输和对外销售业务，直到1940年10月财政部公布《全国桐油统购统销办法暨实施细则》，正式规定“全国各地桐油之收购运销事宜，指定由复兴商业公司统一办理”，其目的乃为“提高品质，增加产量，由国营公司集中购运，以应外销，发展国家资源，维护农商利益”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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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关于管理及改进对外贸易报告》(1945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9)，第425页。

②《关于外销物资财政部主管部分办法纲要》，二档，中国茶叶公司档案，273／387；又见《行政院抄发战时重要经济设施原则等训令》(1942年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18—21页。

③《孔祥熙呈送战时经济持久政策具体实施办法致电》(1942年7月3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第157—158页。

④《财政部关于战时贸易政策及设施概况的报告》(1945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9)，第419页。

⑤《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调节管理桐油概述》(1943年5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19。

此时复兴商业公司方成为执行桐油统购统销业务的唯一一家国营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42年4月日军占领缅甸，通往国际的海路交通完全中断，统销物资外销严重受阻，对外交通只能仰仗空运，然而桐油体积笨重，价格低廉，难以出口。政府恐油价跌落，有伤农本，行政院经济会议遂决议废除桐油等统购物资内销的禁令，允许商民可在国内采购、存储、转运桐油，不加限制，并准许商民向复兴公司请领证件报运出口。但后来因汽油来源几告断绝，而桐油经裂变可制为工业燃料，有关部门遂决定于后方各地筹设提炼厂，计划添设新厂20处。此类炼油厂尤以重庆市及附近地区最多，据统计，1942年5月的一个月内重庆各炼油厂从桐油裂变成汽油18350加仑、灯油13450加仑、柴油80800加仑①，预计全年共需桐油约7万吨，可以裂炼汽油400万加仑。②由于国内各炼油厂需要孔急，部分商民以为有利可图而大肆收购和囤储，导致油价大涨，一月之间价格竟相差4倍之多。③在这种情形之下，财政部又于1942年7月颁布了《全国桐油调节管理暂行办法暨实施细则》，重申桐油为统购统销货物，规定其外销业务仍由复兴公司统一办理，该公司可秉承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审核给证，由商民结汇报运出口；内销可由商民经营，贸易委员会则授权根据桐油的产销情形指定管理区域。④复兴商业公司得在管理区及非管理区内参酌生产成本及供需情形，随时规定价格购售桐油，藉以调节购销，稳定油价。

(二)业务经营范围的扩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桐油外销与易货受到极大的阻碍，一方面政府指示“一时不易外销之特种物资，应致力于开拓国内市场，以维生产者之效益，其可供战时军需之用者，如利用桐油提炼代汽油则应扩充设备，充分予以利用”⑤与此同时，为了增加易货物品，财政部又分别于1943年3月及5月将生丝和羊毛列入统购统销物资之中，并分别划定统制区域(生丝统制区域为四川、浙江、苏南、皖南、云南，羊毛统制区域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四川、西康)，在统制区域内，由复兴商业公司负责收购、制定价格并管制运销。所购生丝及羊毛均尽先用于对外易货与国内军需，报关出口则须凭财政部准运单，其他公私机关及个人均不得经营。特别是随着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相继裁撤合并之后，复兴商业公司便成为贸易委员会属下唯一的一家主管对外贸易的国营公司，不但接管了猪鬃、茶叶这些原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所垄断经营的业务，而且还得以享受特权，自1944年起开始兼营进口业务，即以外销所得之外汇在国外购置电器、颜料、药品等国内紧缺物资再以黑市牌价售与国内厂商，因而不但经营的范围日益扩大，而且公司的利润也直线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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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熙鸿主编：《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版，E17—20页。

②《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调节管理桐油概述》(1943年5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19。

③《行政院经济会议贸易组乔云直拟具桐油管制方法呈》(1942年3月25日)，二档，行政院经济会议档案，172／319。

④1942年8月财政部先行指定重庆市与川东、川中以及陕南、鄂北、鄂西凡158个县为第一桐油管理区，实施管制。1943年3月，财政部又指定秭归、云阳、万县、涪陵、彭水等5县及重庆市为应领转运证区域，所有运出或运往上述6县市之桐油概由复兴公司核发转运证方可放行。参见贸易委员会《战时贸易行政及业务概况》(1944年)，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538。

⑤《财政部秘书处抄送1943年度国家施政方针函》(1942年10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第164页。

(三)人事与机构的调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对外贸易政策的内容不断加以修正，贸易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的领导人物亦随之进行重大的调整。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光甫请辞获批，由财政部政务次长邹琳接任，原副主任委员邹秉文(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襄理)、卢作孚(民生公司总经理)也同时辞职，继任者为童季龄(抗战胜利后历任经济部、工商部常务次长)和郭泰桢(长期于外交部任职)。1942年1月邹琳上任伊始，即召集各单位主管及所属各业务部门负责人重订业务方针，如管制外销物资、管理进出口贸易、办理借款购料、履行易货偿债、增产外销物资、促进民营贸易等。①贸易委员会这个原来由工商和金融界巨头经营的部门就彻底为职业官僚所掌控了。

复兴商业公司表面上是一个商业机构，实质上却是国家投资的国营公司，其股东以及董事会的组成完全依照政府的指令行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公司的董事为：孔祥熙、陈光甫、邹秉文、李毓万、席德懋、徐堪、庞松舟、宋子良、卢作孚、贝淞荪、唐寿民、李锐、李泰初、张度、任嗣达，监察人为陈行、钱新之、叶琢堂、李得庸、钟秉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贸易委员会主管人员的重大人事变动，复兴公司的董监事会也经历了较大的调整。按照财政部训令：“查公司董事宋子良、唐寿民、贝淞荪、张度，监察陈行、李得庸、钟秉锋均因事繁不能担任，监察叶琢堂病故出缺，兹改派邹琳、凌冰、童季龄、董承道为董事，李荐廷、郭泰桢、贝淞荪、陆崇仁为监察，并指定李荐廷为常务监察；因常务董事邹秉文、席德懋事繁不能常川驻会，另指定邹琳、凌冰为常董。”②陈光甫原为公司董事长，长期在美国为国家商洽易货借款并采购军用及民用急需物资，贡献良多，然而他却去意坚决，在辞去贸易委员会主委的同时，也辞去了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但仍留任副董事长，董事长一职则由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出任。常务董事凌冰后因公赴美，其职务改由周象贤接任。公司总经理最初仍由陈光甫的下属董承道③续任，但很快即改由孔祥熙的部下席德柄④接替。⑤与贸易委员会的人事更动相适应，复兴商业公司董监事中具有金融界背景的人数明显减少，其遗缺多由财政部的官员担任，虽然这些股东和董事均非个人投资者，但董事会的重大人事变动对于日后公司的业务运作乃至于经营作风还是会带来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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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邹琳：《邹琳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46页；刘师舜：《邹琳先生之生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64页。

②《财政部训令渝人字26672号》(1942年1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5。

③董承道，1897年生，浙江鄞县人。苏州东吴大学文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纽约大学商学管理硕士。曾任上海持志大学商科主任、沪江大学商学院教授、茂和公司进口部经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信托部、放款部及国外部经理，贸易委员会香港办事处主任兼富华贸易公司总经理，抗战胜利后曾任善后救济总署财务厅厅长。

④席德柄，字彬儒，1892年生，江苏吴县人。早年赴美国留学，获麻省理工学院工科学士，再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商学院。回国后历任北京政府财政部秘书、江汉关监督、江汉工程局局长，1937年6月任财政部中央造币厂厂长。

⑤《复兴商业公司第四次董监联席会议记录》(1944年4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376。

二、国营贸易公司的改组与合并

抗战爆发后，为了承担统购统销的任务，贸易委员会先后投资创办或改组成立了复兴商业公司、中国茶叶公司和富华贸易公司，专司负责桐油、茶叶、猪鬃和其他统购物资的收购、储存、运输及销售等具体事宜。三大国营公司的创办标志着国营商业运销系统及其体制的成立，同时它也成为政府实施统制贸易的重要工具。虽然国营公司在统购统销和易货贸易的活动中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机构重叠，三家公司都在许多重要商埠相继设立分支机构，所经营的业务又相差不多，从而造成资源分散，人事上更是尸位素餐，浪费严重，因此有关主管部门早已有对三家公司实行合并经营的设想。

1940年10月19日，贸易委员会奉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面谕：“应将富华与复兴合并”，随即开始商议两家公司合并的具体办法。初步形成的原则大致为富华公司并人复兴公司，复兴公司增加资本，重组董事会，并拟定了改组后复兴商业公司的组织章程。①1941年3月24日，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在贸易委员会的呈文中亲笔批示“两公司应予合并，以节糜费，而资调整；组织章程交部速核正。”为此贸易委员会又拟具签呈，内称“本会自去秋改组后，所有进出口贸易之业务概已交由三公司办理，半载余来，其各业务之进展虽有可观，究因力量分散，未能臻于坚强之境，不无遗憾。今欲充实抗战物资，自非将各公司合并，藉以集中力量，难期有功。中茶公司具有特殊情形，固难一时归并，而复兴、富华两公司所经营之业务，则收购、运销之情形与夫运输路线之方向并无特异。衡诸经济原理及贸易情势，均无两公司分立之必要。”因此再次提出将富华贸易公司并人复兴商业公司，“藉以一其事权，集中力量，而收业务进行上指臂之效”。②5月27日，贸易委员会训令：“为统一业务集中力量以利推进起见，拟将复兴、富华两公司合并。”孔祥熙当即在训令上批示“扩大复兴，消并富华”③，最终确定了合并原则。

然而裁并之事涉及到机构的整合，特别是关于人事上的变动，阻力甚大。原来贸易委员会要求两公司于1941年6月底之前完成合并，但富华贸易公司则称合并需经董事会决定后才能办理，而且合并消息传出后“人心惶惑，难期安定”、“尤以各地分公司距离遥远，更多隔阂”为由加以拖延和抵制④，因而合并之事迟迟未能进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资金短绌，外销业务日趋困难，合并之事更是迫在眉睫，为此贸易委员会在以往拟定的计划上重新制定调整方案，即调整原则：配合业务计划，实行分层负责，限制一人一事，促进内外联系；调整办法：复兴商业公司与富华贸易公司实行合并，其业务仍照原定计划进行，人事与机构的调整原则为原总公司人员重复者适当予以遣散，各地分公司凡重复者则均予裁撒，同时对中国茶叶公司的机构与人事亦略作调整。⑤根据这一原则与方案，复兴与富华两公司于1942年2月正式合并。合并之初两公司共计有17个分公司、3个直属办事处、1个直属厂、130个附属机构，共151个单位；而合并之后不到一年即1942年年底，减至8个分公司、2个办事处、1个直属厂、56个附属机构(如收货处、储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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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贸易委员会签呈稿》(1940年10月19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5。

②《贸易委员会签呈稿》(1941年4月22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5。

③《贸易委员会训令》(1941年5月27日)，二档，富华贸易公司档案，272／858。

④《富华贸易公司代电》(1941年6月21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5。

⑤《贸易委员会所属复兴富华中茶三公司机构调整方案》(1942年1月)，二档，财政部档案，3(2)／2074。

工厂等)，共计67个单位，与合并之初相比减少半数以上；其后公司奉令接办贸易委员会所属之东南、西北两运输处，至1943年度复将该两运输处裁撤，分别归并于湖南、西北两分公司办理，并将两运输处所属机构尽量裁并，至1943年年底止，除分公司及办事处、直属厂数目仍与上年度相同外，其附属机构已减少为52个，合共为63个单位；1944年度仍视业务范围迭次调整，除在印度加尔各答因业务增繁奉令设立办事处外，其余均予以裁减，截至1944年年底，仅存8个分公司、3个办事处、2个直属厂、30个附属机关，合共43个单位。公司职工人数亦以实际需要历年续有裁撤，复兴、富华合并之初公司职工人数为2430人，加上东南、西北两运输处629人，合计3059人；至1942年底，即已减至1705人；1943年底再减至1363人；至1944年底，复减至1042人，较过去减少约70％。①

改组后的复兴商业公司将富华贸易公司的业务全数接管，其资本总额提高到1亿元，业务范围亦大大扩大，如政府统销之桐油、猪鬃及大宗外销之羊毛、生丝等项物品均归其掌管，总公司下设总务、业务、储运、财务四部，并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浙江、江西、苏皖、陕豫、兰州等地设立分公司。②湘桂战争发生后，由于衡阳、梧州相继陷敌，东南各省交通受阻，物资无法西运，业务亦陷于停顿，为此复兴公司又决议将浙江、苏皖两分公司暨江西办事处合并为东南分公司(所在地龙泉)，并在屯溪、泰和设办事处，隶属东南分公司，并规定分公司员工人数要紧缩至最低限度。③下面统计的是1944年12月31日复兴商业公司组织机构各部门主管、驻地及职员人数的有关资料④：

总公司(重庆)总经理席德柄、协理余绍光(285人)

下设秘书、统计二室，总务、业务、储运、财务、会计五处

云南分公司(昆明)经理陆品琴、副经理张松堂(27人)

贵州分公司(贵阳)经理施孔怀、副经理马广文(46人)

下设遵义(3人)、铜仁(11人)、镇远(5人)三收货处

广西分公司(昭平)经理区铨、副经理李锡周(27人)

下设柳州(3人)、梧州(10人)二收货处

湖南分公司(洪江)经理蒋君奇、副经理过履钧(30人)

下设沅陵收货处(6人)(1945年1月撤销，恢复洪江储运站)

浙江分公司(龙泉)经理李永振、副经理章骏(50人)(自1945年1月1日与苏皖分公司、江西办事处合并，改称东南分公司)

下设富华丝厂(遂安，19人)、新湖丝织厂(于潜，12人)

苏皖分公司(屯溪)经理欧阳良举、副经理吴廓民(31人)(自1945年1月1日合并后改称东南分公司屯溪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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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商业公司最近概况》(1944年12月底止)，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696；又见《复兴公司第四次董监联席会议记录》(1944年4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376。

②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编：《六年来之贸易》(1943年1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9)，第411页。

③《复兴商业公司代电》(1944年11月13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58。

④《复兴商业公司最近概况》(1944年12月底止)，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696。

下设渔亭收货处(4人)，大仁(4人)、屯溪(6人)两丝厂及岭北蚕种场(7人)

江西办事处(泰和)主任蒋师冈(22人)(自1945年1月1日合并起改称东南分公司泰和办事处)

陕豫分公司(西安)经理孙纯一、副经理贾东辅(36人)

下设榆林(10人)、南郑(4人)两收货处

西北分公司(兰州)经理马公瑾、副经理袁仲芳、胡纯缵(177人)

下设永登(3人)、平凉(3人)、固原(5人)三收货处，猩猩峡储运站(3人)及猪鬃洗制厂(4人)

成都办事处(成都)主任胡鸣玉、副主任侯克忠(26人)

下设灌县(4人)、雅安(2人)两收货处

重庆猪鬃厂(重庆)厂长杨叔艺、副厂长李梦初(50人)

成都猪鬃厂(成都)厂长陆荫福(14人)

加尔各答办事处(加尔各答)主任王鉴贤(3人)

四川直属各处站仓

巴东(13人)、万县(20人)、彭水(14人)三收货处，涪陵(6人)、合江(2人)、宜宾(2人)、海棠溪(8人)四储运站，羊坝滩(5人)、苏家坝(2人)两油栈，及仓库十处(18人)

总计职员人数1042人

1945年3月28日，财政部又发出训令，命中国茶叶公司于4月1日起裁撤，其业务及人员、资金均合并于复兴商业公司，并规定合并交接办法六项，主要内容包括：凡在同一地区同时设有两公司者，中茶公司即行结束，所有业务、器材、物资、账目等均由复兴公司接管；未设复兴公司地点之中茶公司机构即易名为复兴公司。①合并之后的复兴公司立即全面接管了中茶公司的所有业务，包括收购、运输、销售茶叶及对苏易货等，其业务由总公司在业务处内增设第七组继续办理，其余会计、总务、储运、财务、统计等工作则予以合并，各地分支机构分别裁并，其附设茶厂除合办者继续经营外，其余均停工已久，将来视实际情况再决定是否恢复抑或停办；人员方面，中茶总公司原有职员215人，工役164人，合并后遣散职员118人，因案停职3人，高级职员解聘7人，调回贸易委员会7人，留用84人，工役遣散l07人，留用57人。②经费方面，两公司合并后可能节省之推销费、管理费及其他营业费等计共46035600元；复兴公司下属之江西办事处、湖南分公司及广西分公司三机构裁撒后共遣散职员131人，工役108人，全年(扣除已呈报1个月)可能节省津贴经费(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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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财政部训令渝字第3627号》(1945年3月28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6。

②《复兴商业公司总经理席德柄呈报接收中国茶叶公司情形》(1945年6月19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6。(按：此段文字中中茶总公司合并后遣散、因案停职、解聘、调回、留用人数合计为219人，与原有职员215人不符，但原文如此。)

员每人每月7500元、工役每人每月2500元计)约为13777500元，三机构其他可能节省经费约5026700元，合计18804200元。①

经过一系列的改组和合并，原先贸易委员会属下的三大国营外贸公司变成了独此一家的复兴商业公司，从表面上看，似乎机构缩减，人员减少，效率得以提高；但实际上则是政府更加加强了对经济的垄断与统制，国家资本已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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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财政部关于中茶与复兴合并可能节省经费呈行政院文》(1945年6月5日)，二档，行政院档案，2(2)／2523。

三、公司的资金运营与财务状况

复兴商业公司不论是从资金来源还是从经营范围来看都完全是一个国营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国有营[企]业年度预算，应一律依法如期编制、核定，其盈余应解缴国库，至新办事业系以建设事业专款拨充资金者，并应将所投资金分年折旧摊还，列人营业支出预算”②。

复兴商业公司成立时由财政部一次拨足营运资本1000万元，1940年6月对外贸易行政与业务划分后，贸易委员会由移交物资内划拨周转基金3000万元，同年8月，又由财政部担保，向四联总处抵押借款2000万元，1941年7月公司资本总额又增至1亿元。其间又陆续向财政部申请易货专款，截至1941年年底，该公司累计获拨易货款2．84亿元，业已办理归垫手续呈请抵还者为2．48亿余元，仍结欠3600万元。③统计1940年度公司结盈11181636．73元，1941年度(截至6月底)结盈57235190．72元，合计结盈68416827．45元。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局势发生重大变化，1942年6月贸易委员会上报该会及其属下复兴和中国茶叶两公司1943年度概算时，其数额较上年度均有大幅度增加。其原因主要为：第一，预计国际运输线路将会开通扩大，中印公路赶筑即将开通，预计每月运输量可达1万吨，与以往滇缅路运输量相差无几，同时中印空运航线亦经开始运行，每月运载量约为1.5万吨，加上西北公路运输每月5000吨，总计3万吨，因此运输费用势必大幅增加；第二，由于物价上涨速度极为迅猛(1942年1月已较1937年1月上涨30余倍，较前一年同期升幅亦达2倍以上)，因此收购价亦水涨船高，步步高涨。以桐油为例，1941年1月重庆黑市价格为每公担128．49元(牌价为108元)，至1942年1月已涨到320元(牌价180元)，待到1942年2月政府公布放宽桐油统制，其价格突然暴涨，四川境内的桐油市价每公担涨至500元甚至800元，较前约增三倍至四倍。其他农产品上涨幅度亦大致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复兴商业公司收购农产品的价格亦必须相应提高。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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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行政院抄发加强战时财政合理统筹政策以裕国计而利抗战训令》(1943年1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第166页。

③《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暨所属复兴、富华、中茶三公司最近财务状况》(1940年12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514；又见《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致行政院签呈》(1942年1月16日)，二档，行政院档案，2(2)／2499。

④《贸易委员会调查属下三公司财务状况报告》(1941年12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514。

⑤《贸易委员会呈送该会暨所属公司卅二年度业务计划及概算资料附件》(1942年11月9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53。

表1是复兴商业公司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制定的预算，由此可以看出公司经营的规模及范围。

复兴公司成立后最重要的任务是对外易货偿债及供应盟国军需物资，以换取外汇及抗战建国所需之器材，公司先后承办的外销物资主要是桐油、生丝、猪鬃和羊毛四种。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国际问运输困难，外销物资严重受困，除了生丝、猪鬃因重量轻以致单位价值昂贵仍可继续出口外，桐油、羊毛大半系供应国内军需民用，需要通过发展内销来弥补外销的不足。

有关复兴商业公司后期资产及其运营的资料不够完善，但我们可从公司董监联席会的记录了解到复兴商业公司1942、1943年度业务和资产负债及1944年度的预算情形。①据统计，1942年度公司的收购总值为2．45亿余元，销售5．38亿余元，其中内销占21％，对外商销及易货占79％；1943年度总收购价值为7．5亿余元，销售总值为8．5亿余元，内销占64％，对外商销及易货占36％。至于公司的盈余及资产负债情形，1942年度盈余为3375万元，1943年度盈余为7175万元。1943年度营业收入7．85亿余元，其中商销6．8亿余元，易货收入8800余万元，其他营业收入1680余万元，易货数额仅占商销数额的13％弱。但易货仅对苏联一国，而商销则包括英、美等国，且易货为偿债之用，因为当时中国对苏联债务每年摊还有一定之数额，亦无必要过多输出货物。而商销成本3．6亿余元，与其收入相比，盈余高达3．2亿余元，几乎达成本的89％；易货成本1亿余元，与易货收入比较亏损1200余万元。虽略有损失，但却关系到国家的偿债信誉，这说明作为国营企业的复兴商业公司并非单纯以盈利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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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公司第四次董监联席会议记录》(1944年4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376。

若将1943年度的决算与概算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决算所列营业收入为7．8亿余元，约仅及概算15亿元的50％，销售数量未达到预期目标是因为国内物价上涨，外销物资价格增高，销行于国际市场不无困难；营业支出为7．4亿余元，不足概算数15．4亿余元的一半。在公司营业状况不能如预期之际，营业支出尚能有适度的减少，并未出现销货减少而支出增多的现象。

再分析一下1943年度的资产负债情形。该年度资产类之流动资产计11．23亿余元，应收款项1．2亿余元，仓存、运输中及炼制中货物三项，计4．1亿余元，占整个流动资产总额的36％，虽然数额相当庞大，但因公司对外负供应同盟国军事需要之责，对内又须调剂军需民用，自应掌握大量物资，俾可保证供应，此亦为公司的一大稳健政策，预付货款2．61亿余元，这是为订购货物先期付出的价款，亦是争取物资之必要办法；负债类项下所列损失准备，总数额高达9600余万元，相当巨大，内中似乎暗藏盈余之嫌，但考虑到当时物价剧烈波动的形势以及处于战争的非常时期，这项损失提存实为商业机关所应有之准备，也表示公司处理业务之慎重。其中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的是：一、商品盘存一项除物料以外，存货共值4．38亿余元，此系照进价计算，若按年底售价估计，则可值13亿元以上；二、已对货物落价、战争损失以及房屋、设备折旧等做出充分准备。因此公司基础相当稳固，即使战争结束后因物价跌落，公司的存货价格发生损失也不会导致公司出现危机。

1944年度的业务计划中收购总数估计为15．8亿余元，但业务方针却与以往略有不同。即公司除了仍致力于出口业务外，还计划做一部分进口贸易，这是因为国内物价高涨，各种物资成本随之增加，但外销价格却无法随之提高，只有亏本出售才可维持出口以控制国际市场。因此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一面维持外销，将售价提高，一面则把外销物资所得的外汇款换取进口物资，并将出售进口物资所得的利润贴补外销物资的亏蚀。这一方案当时即得到财政部部长兼公司董事长孔祥熙的赞同，同时又经与英、美两国采办物资的机构几度商讨，从而达成共识。

1945年4月，中国茶叶公司裁并后，复兴商业公司便成为财政部属下从事对外贸易的唯一一家国营贸易公司，经营的业务及公司的资产均有所增加。表2是公司结束前(1945年12月12日)根据各科目结数及各分支机构最后呈报之表格汇总而编制上报的有关资料，从中也可以看出此时公司的经营规模及其成效。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表内资产项目中现金、应收款项和预付货款各科目中包括美金1000余万元及英金60余万镑，但这些外汇在资产负债表中均按法定汇率(即1美元等于20元法币、1英镑等于80元法币)折算，而存货部分亦是按原账值计算，并未升值或调整，因此复兴公司实际盈余要比该表所反映的数额高出许多。譬如表2中预付款项下包括已付外币货款美金5774130元及英金98000余镑，按法定汇率(即官价)共合国币122746600元，但是实际转售给各客商所得之货款则为959570832．50元，应有盈余836824232．50元，而该表仍将其列入预付预收科目货款科目，并未转作损益。①

国民政府在制定统制经济政策时曾多次强调，“战时经济统制之目的，原在发挥经济效率，增强抗战力量，而不在使政府机关牟利。例如出口物资之统制，应着眼于换取外汇，交易物资，故一面应使出口物资集中，一面应奖励其大量生产。”②但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在贸易管制和经营的过程中，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多为不当，国家资本的经营活动更是以谋取垄断利润为目的，因此贸易的管制和经营不仅不能促进后方生产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滞或扼杀了生产的发展。其结果当然不可能解决后方物资匮乏的严重问题，反而进一步助长了黑市贸易和投机商业的泛滥，使之成为战时后方经济的癌变组织。”③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贸易委员会及其属下国营公司在对外贸易中的经营活动及其所获得的利润呢?

抗战期间由于时局的变化，贸易委员会及其属下公司在经营活动的各个阶段中亏损与盈余是不尽相同的。总的来讲，抗战初期多为亏损，后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则呈盈余的趋势。抗战爆发之初，由于交通断绝，战火蔓延，经营农产品出口不但无利可图，而且随时都会遭到损失，故原经营出口业务的洋商均望之却步，导致农产品大量囤积，无法外运。因此当时最高当局设立贸易调整委员会的宗旨就是“一方面在求出口物资生产之增进与价格之提高，以嘉惠于农商；一方面在求出口物资之转运外销，以增加输出，改善国际收支。”④为此财政部一次拨存贸易调整委员会2000万元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出口商承做押汇，承担兵险，若有农产品无人收购，则由该会出面自行收买，组织出口。⑤因此抗战爆发后相当一段时间，国家用于收购出口农产品的金额大大超过销售额，一直到1941年之后，这种情形才发生变化。统计1938—1943年收购总额为1646174529元，销售额(包括易货和国内外商销)为2251348468元，从账面上看是有盈余，但若考虑到销售额中还包括管理和运输等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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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商业公司卅四年度办理业务情形节略》(1945年12月12日)，二档，财政部档案，3(2)／280。

②《军事委员会致行政院密代电》(1941年6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729。

③吴太昌：《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贸易、物资管制及国家资本的商业垄断活动》，《平准学刊》第5辑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668—693页。

④《调整贸易计划大纲》(1937年11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08。

⑤《本会一月来之设计与实施》(1937年11月24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7。

费用，那么不亏损就算是好事了。然而1942—1945年间仅内销额就差不多与收购额持平，而同期的易货和外销额则接近9000万美元①，因此这一时期贸易委员会属下的国营商业公司从事的经营活动应该是有盈余的。②

实际上复兴商业公司的盈余主要来自进口。该公司除了原有桐油、猪鬃、生丝、羊毛(1945年中国茶叶公司合并于复兴公司后又增加了茶叶)的购销业务外，很重要的是该公司还具兼营进口业务特权，且发展速度极为迅猛。复兴公司将外销物资所得外汇用以采购进口物资(如设备、药品、颜料等)，再转售国内厂商，从而获得丰厚的利润。自1944年开始经营进口业务至l945年4月为止，复兴商业公司共计购入价值美金610余万元的进口货物，转卖国内厂商后售得国币9．6亿余元。在商言商，不论是国营企业还是私人资本，追逐利润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复兴商业公司既是国家资本，所赚取的利润应上缴国库，我们不能因复兴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获利就指责它“以谋取垄断利润为目的”，关键是要看这些利润的用途所在。从目前所见的档案资料中尚未发现复兴商业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有甚么严重的贪污事件，按公司自己解释，所获利润“不但外销物资因价格不敷成本之亏损得以弥补，同时更可得大量资金用以收购物资之周转”。③若复兴商业公司真的就是按照这一方针去办理，那倒是值得肯定的。但应该指出，复兴公司的巨额利润是依靠特权而获得的，是以牺牲国内民营生产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同时，根据公司上报的有关报表和统计资料计算，复兴公司出售进口商品的汇率大约为160元，这虽然高于法定汇率8倍，却远低于当时的黑市价格。当然其出售之对象绝非一般民营企业，而都是那些与政府和复兴公司具有密切关系的个人或单位④，其间究竟有何内幕交易虽然暂时无法得知，但其现象的本身却是令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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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会欣：《争取物资与统制贸易：论抗战后期重庆国民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3年新第12期，2003年12月，第331—359页。

②譬如1945年度复兴商业公司全年收购各货总值国币9049578318元，销售(包括内销、外销及易货)共为国币3884040207元，从账面上看似乎是严重亏损，但销售额中外销和易货额是以美金结算，实际数额超过1000万美元，而上述销售总额是按法定汇率美金1元等于法币20元计算的，若按当时实际汇率1美元等于1000元法币计，则销售总额应改为130余亿元。参见《复兴商业公司卅四年度办理业务情形节略》(1945年12月12日)，二档，财政部档案，3(2)／280。

③《复兴商业公司卅四年度办理业务情形节略》(1945年12月12日)，二档，财政部档案，3(2)／280。

④《邵慰祖等奉命调查复兴商业公司视察报告》(1945年9月27日)，二档，财政部档案，3(2)／628。

四、公司的经营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通往海外的国际信道大都中断，而政府统制的出口产品不仅是盟国所迫切需要的战略物资，更成为中国出口换汇的主要对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民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将这些战略物资或是通过飞越“驼峰”的中印航线回空班机运往美国，或是通过西北漫长而又荒凉的陆路输往苏联。据统计，自1942年至1945年8月，这类运往国外的政府统制物资总值达美金6430万元。⑤政府统制的出口物资中除了特矿产品由资源委员会负责外，其他如桐油、茶叶、猪鬃、生丝、羊毛、皮张等农副产品均由贸易委员会经营，而具体执行这一任务的则是贸易委员会属下唯一的一家国营公司——复兴商业公司(原来茶叶由中国茶叶公司经营，1945年两公司合并后，业务亦全归复兴公司经营)，由此亦可得知复兴商业公司在统制经济体制下的地位是如何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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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郑友揆著、程麟荪译：《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76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孔祥熙继任公司董事长，在任期问他曾对公司的经营活动有过如下指示：第一，办理业务要商业化，对国际间贸易要维持信用；第二，对机构人事要实际化，机构应该裁并的裁并，职员应该多培植有用的，而淘汰无能的，总以看实在需要为原则。①因此“商业化”与“实际化”便成为复兴商业公司的经营原则。

前文已经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兴商业公司除了继续管理以往经营的桐油以及接管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经营的猪鬃与茶叶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奉命管理刚刚被宣布实施统购统销的生丝与羊毛的业务。

复兴公司自奉命办理生丝授权外销业务以来，先后于1944年春授权泰记、茂恒、兴记、和记、若记及云南蚕业新村公司等六家商行具体经营，并分别与之洽谈。生丝配额共计2920关担，内已订售丝合约者2160担，所售之丝除一部分为商人自有之丝经订售与复兴商业公司后再行售还外，其余均为复兴公司自有外销剩余之丝。由于经此次授权之后存丝已极为有限，于是公司便将当年所购之丝约1100关担(其中川北春丝500担、秋丝300担、川南春秋丝150担)及丝公司续可供售之秋丝200担，加上原先库存之100余担，共约1400余担，除留供交苏易货及销美共约1000担外，拟提出400关担作为第二次授权外销数额。其售价以春丝成本加利息、保险及授权手续费等，约在每关担38万元左右。②

孔祥熙作为复兴商业公司的董事长，对于生丝外销一事亦甚为关心，1944年他在访美期间还与有关方面洽谈，并特地来电告知美方需要生丝，要求复兴公司设法利用回空飞机及船只装运生丝1000关担，运至纽约洽售，美方或可将售价增至每磅美金11元(纽约交货)。复兴公司接电后即与美国世界公司联系，并请其转告美方，表明公司可以供售500关担生丝，但是提出交货地点应仿照运输猪鬃的办法，改在重庆，并由美国政府自行装运至美③，这也说明战时的运输方式确实是双方讨论的重要议题。

中国的羊毛主要产于西北的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绥远等地，其产量向无精确调查，据估计年产约31万余关担，占全国产量的70％左右。④原本中国羊毛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并不重要，但是因为它是织制军毯、被服的军需物品，更是对苏易货的大宗物资，其地位在战时的中国就显得格外重要。抗战爆发之初贸易委员会曾委托英商怡和洋行派员到西北考察，计划将羊毛发往汉口转运香港出售。然而不久因广州、武汉失守，粤汉铁路中断，销往香港的计划破灭，因而只能另找出路。经贸易委员会与苏联代表商洽，决定以西北出产的羊毛、皮张和茯茶，利用苏联运送援华物资到兰州的回空汽车装运回程，以偿还债务。最初羊毛及皮张等货物是由贸易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以富华公司的名义与苏联驻兰州办事处商务代表商订合同，定期交货，价款在重庆结算，后来易货合同改由贸易委员会与苏联代表在重庆签订后再由兰州双方机构执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外销物资的品种与数额均日渐紧张，财政部便于1943年5月将羊毛正式列入统购统销物资的名单之中，统由复兴公司办理，而西北羊毛等农产品的收购、制定价格和管制运销等则全由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负责。羊毛在易货、军需和商用三方面的需求比重大约为4：2：1，在供给次序上，复兴公司基本上是按照先易货后军需最后商用的原则，易货所用为甘肃、宁夏、青海较好的羊毛，军需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编织军毯及军政部制作军呢之用，商用内销物资一般则为较次的羊毛。但后来由于苏联不再签订羊毛易货协议，羊毛也就改为内销为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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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公司第四次董监联席会议记录》(1944年4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376。

②《复兴商业公司报告生丝授权外销最近洽办情形》(1944年10月25日拟)，二档，复兴商业公司所属单位档案，271／26。

③《贸易委员会第十六次业务会议报告》(1944年8月16日—9月15日)，二档，复兴商业公司所属单位档案，271／26。

④《复兴商业公司在西北羊毛业务述要》(1943年)，二档，复兴商业公司档案，270／54。

表3和表4就是这一时期贸易委员会(主要通过复兴商业公司)进行的对苏易货实际情形。

贸易委员会最初收购羊毛、驼毛和皮张的价格都是根据市场情况及皮毛的质量随时议价购买，自从羊毛被指定为统购统销物品之后，便由复兴公司统一办理，收购价格随市场情况挂牌公布。西北羊毛收购数量以青海为最多，宁夏次之，但这两省长期以来为军阀马步芳和马鸿逵的势力范围，不准他人染指，实际上西北地区真正实行羊毛统购统销办法的只有甘肃一省而已，所以实施统购统销政策以来，羊毛收购的数量并没有显著增加。据当时任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经理的马公瑾后来回忆，1939～1941年每年可从甘、青、宁、绥四省收购羊毛大约10万担左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收购数额则逐年下降至六七万担；从收购总额来看，按1938—1940年的法币币值估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收购总值约为年700—800万元，以后逐年减少，1942—1944年每年收购总值约在500万元左右，1945年至抗战胜利后下降到只有200—300万元。①

当初创办复兴商业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偿还美国的桐油借款，因此公司成立后的主要工作都围绕桐油的收购运销而进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司先后兼并了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于是对外易货借款中所有农副产品的运销就全部由复兴公司管理。由于对外交通路线遭到严重破坏，除了部分猪鬃、生丝等重量轻价值贵的农产品可利用中印航线飞机回航空运外，这一时期易货偿债的主要物资都是通过西北公路而进行的对苏易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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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公瑾：《中国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略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页。

表5反映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贸易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业绩，由于贸易委员会早于1940年就将行政和业务予以划分，所有业务均由属下三家公司分别承担，而复兴商业公司是贸易委员会属下最大的、后来又成为唯一的国营公司，因此也可以将其视为公司的业绩。

除了执行统购统销及实施对外易货任务之外，为了拓宽业务，发展经济，复兴商业公司还先后自办或合资创设了相关企业，并投资有关事业(其中有一些是贸易委员会或原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所拥有的)，这些企业的经营内容大都与复兴商业公司本身所从事的对外贸易和易货偿债业务有关。详情请参阅表6、表7。

由此可见，此刻的复兴商业公司已从当初开办时仅仅是为了完成偿还美国桐油借款的债务而设立的一个临时机构，演变为集收购、生产、储存、运输、销售进口为一身，进而再发展为经营进出口货物的大型国家资本的贸易公司，其作用和地位之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

五、战后扩充计划昙花一现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紧接着苏军向日本宣战，随即分几路出兵，中国抗日军民亦开始全面大反攻。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强大威逼下，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坚持了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抗战胜利虽是迟早之事，但它的突然到来还是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8月10日夜间，当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战时首都时，重庆市民顿时沸腾起来。在这夹杂着胜利的喜悦、兴奋和忙乱之中，大后方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也都忙着准备战后复员和还都的计划。

早在抗战后期，贸易委员会就秉承上级的旨意，决定于战后增加国家资本、扩大经营范围，将国营贸易业务扩展至全国，并相应制定了战后复员计划，表现出要对战后贸易实施独占的强烈意欲。①8月11日，财政部召开会议，认为战时原拟计划已不能全部适用，故要求属下各单位应根据现实情势，速拟复员办法，并就机构、人事、经费、器材和法令各点分别筹划。为此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邹琳当天即向属下各部门下达手令：“日本投降，复员在即，有关本会复员事项，亟应就现在情况重新切实检讨。除由童(季龄)副主任委员、赵(恩钜)处长召商整个计划外，各单位应即分别研究，并将紧急事项办稿实施。”②13日下午4时，赵恩钜处长于贸易委员会会议室主持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复员问题讨论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复员计划。其要点为：贸易委员会及所属外销物资增产推销委员会暨桐油研究所、生丝研究所迁设于南京，各地分支机构除了原设于兰州的西北办事处拟更名为兰州办事处毋庸复员留驻原地之外，应于全国其他各重要地区或改组、或迁移、或增设新的办事处，主管各地贸易与行政事务。各地办事处应视收复地区先后次序及业务进展情形，分别增设调整。具体而言，在贸易委员会迁移以前，首先成立重庆办事处，然后在汉口、上海、广州、昆明等地设立办事处，接着再设立天津、济南等地办事处，最后设立沈阳、台湾办事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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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邹琳致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函及附件》(1944年3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436。

②《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邹琳手令》，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451。

③《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及附属机构复员计划提要》(1945年8月14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451。

由于上海是全国乃至远东最重要的金融与经济中心，进出口通常占全国国际贸易总额的绝大部分，复兴商业公司作为贸易委员会属下唯一的一家国营贸易公司，即决定胜利后首先将总公司迁往上海，总公司及各地分公司职员编制暂定为1000人；公司下属各分支机构则以分区经营业务为原则，除总公司(320人)兼营华东区苏、浙、皖3省业务外，还设立华中区(汉口分公司，150人)，管理湘、鄂、豫、赣、川、康6省业务；华南区(广州分公司，120人)，管理粤、桂、滇、闽、黔5省业务；西北区(兰州分公司，120人)，管理甘、青、宁、陕、新5省；东北区(沈阳分公司，120人)，管理辽、吉、黑、热4省业务；华北区(天津分公司，120人)，管理冀、察、鲁、晋、绥5省业务以台湾分公司(50人)，专门负责台湾本省有关业务，现有分支机构应视业务情形予以调整合并，各分公司得在物资生产之集中及转运地点斟酌需要情形，设立办事处、收货处及制炼厂场，并于国外纽约、伦敦、新加坡、加拿大、澳洲、日本等处设立分支机构，销售出口货品及办理进口业务。①复兴商业公司并拟定了先赴上海筹备复员人员名单：总经理席德柄、主任秘书林芳伯、总务处经理罗宗孟、专员张华联、储运处襄理俞大纲、财务处襄理李祖煊、秘书唐开第、业务处第六组组长李道彭、总务处第一组副组长林荣基。②

9月13日，亦对战后经济与贸易的原则发出训示：“我国战后经济与贸易二种事业，必须确定制度，使能切实执行，合理发展，不可再踏过去听其自然、漫无规则之覆辙，应依据民生主义之准则及中央已定方针，分别设计具体方案，于一个月内呈报为要。”③财政部接奉行政院训令后即按上述指示拟具《战后贸易设施方案》，该方案由总纲、政策、实施办法和组织四部分组成，其宗旨就是战后贸易一是要“采取‘有计划的自由贸易’，导助公私企业，使得相互协调，合理发展”；二是要“顺应世界潮流，并参照历次中外协议之精神及国际会议之决议，以加强国际合作，而促进世界繁荣”。而为了实施上项计划，“政府应在中央设立一个独立的贸易行政机构，加强调整或恢复各地贸易行政机构”，同时“应建立国营贸易业务之体系，在国内及国外各地，依事实需要各设分支机构，以求推进业务”。④

然而此时国内局势出现的变化，却使得有关部门不得不对贸易政策做出重大修正。⑤由于胜利初期各方纷纷抛售囤积物资，物价一度狂跌，各方需求亦大幅减少，导致复兴商业公司经营发生困难。按理说此时应暂停收购统销物资，但因复兴商业公司负有执行统购统销的法令责任，明知亏蚀亦无法停止收购物资。直至10月9日行政院决议取消统购统销办法，复兴公司方停止收购农产品。既然已决定不再实施统购统销政策，那么专为执行该政策而成立的贸易委员会和复兴商业公司也就都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因此10月30日行政院做出决议，决定撤销贸易委员会，并责成复兴商业公司“先行紧缩，至本年年底结束，结束后未了业务交经济部接办”。⑥

复兴商业公司在接到贸易委员会“先行紧缩，限期结束”的训令后，即开始研究讨论公司的善后事宜，对于公司的具体业务有所交代，同时列出公司的结束步骤如下⑦：

(一)对苏易货合约。本年度签订易货合约，原规定10月底交清，除一部分已交空运外，因战事结束后空运停顿，曾洽苏方改在上海、天津交货，自长江航运恢复后，即开始运沪，已先后运出三批，余当陆续取得吨位后交运，并拟洽请苏方展至本年12月底在上海交货，届时除存兰州皮张及砖茶外，大部分当可交清。

(二)对英、美猪鬃合约。未交部分约有8000余关担，已洽妥改在上海交货，正接洽吨位，希望能于12月底前交清，交清后可得货款美金7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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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商业公司战后复员准备工作节略》(1945年8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451。

②《复兴商业公司协理余绍光致贸易委员会副主任童季龄函附件》(1945年8月18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452。

③《委员长侍秘字第二九五二一号申元手启代电》(1945年9月13日)，《民国档案》2003年第3期，第39页。

④《战后贸易设施方案》(1945年10月)，二档，经济部档案，4／30408。

⑤关于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外贸易政策上的转变笔者将另行撰文分析，本文不予详述。

⑥《复兴商业公司卅四年度办理业务情节略》(1945年12月)，二档，财政部档案，3(2)／280。

⑦《复兴商业公司总经理席德柄致贸易委员会主任邹琳函》(1945年11月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5)／248。

(三)对商人订购合约。本年度在统购统销办法未取消前向商人订购猪鬃17500关担、生丝1120关担、羊毛19000关担，其中尚待付款收货者猪鬃约9000关担，惟猪鬃合约尚未奉核准，应请贸易委员会即日批覆，生丝已陆续交收中，秋丝在12月底可期交清，羊毛合约尚有5000余公担以上，订购各货匡计共需资金40亿元。

(四)员工遣散。11月底先遣散职员半数至2／3，工役3／4，其余留待结束，至12月底全数遣散，所有遣散费除照例按薪金3倍发给外，并呈请酌给回籍旅费，以示体恤。

(五)退股投资厂商。本公司投资各厂商，如全部由公司出资者，即行结束，如合资或认股者，洽商退股。

接着公司即先于11月15日遣散员工101人，工友23人，其余人员则视业务需要再行资遣。①

12月15日，贸易委员会约集经济部代表及复兴公司暨财政部有关各单位会商，议决公司撤销相关办法②，由于其中有些办法暂时无法取得决议，因而再由财政部常务次长李傥召集国库署杨绵仲署长、会计处张国正会计长以及复兴商业公司席德柄总经理详加商讨，最终确定结束复兴公司的六项办法③：(一)复兴公司债权债务，除财政部以该公司解存央行外汇担保央行借款应查照原案办理不予移交外，其余一律移交经济部，其未了业务将来所得外汇，仍应由经济部随时存入央行；(二)复兴公司仓存及运输途中物资一律移交经济部，按照该公司以往成例作价列入资产；(三)仓库连同产权一并移交经济部，并作价列入资产内；(四)总分支公司房屋、器具，除财政部必需应用者先行保留移交该部外，其余一律移交经济部，并作价列人资产，财政部所需房屋、器具应于1月上旬内由复兴公司与该部有关各单位洽定，分别交接具报；(五)复兴公司自办生产机构应将各自项目移交经济部，产权亦移归经济部，并作价列入资产，但应先行查明列单，并开具节略报财政部查核；(六)复兴公司投资事业之股权应先由该公司于三日内查明投资种类数目报财政部核洽办理，其属于合办性质之事业亦一并查报。

在这种形势之下，复兴商业公司不但未能实现其战后抢占市场、扩大经营规模的宏伟计划，甚至连贸易委员会及公司本身也都要遭到撤销解散的命运，从而走完了它自创立以来不到7年的短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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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商业公司代电》(1945年11月19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5)／248。

②《复兴商业公司呈报公司结束及移交办法代电》(1945年12月15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5)／248。

③《财政部常务次长李傥为商议解决复兴公司未了业务签呈》(1946年1月3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5)／248。

结语：国营贸易在统制经济中的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曾先后多次颁布法令，设立专门机构，对所有重要出口农矿产品实施统购统销，并由国家出资，创立国营贸易公司，实施贸易管制并全权负责易货借款的偿付。应该说，贸易委员会及其属下的国营公司在寻取外援、争取物资、坚持抗战等方面曾做出过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初期，贸易调整委员会在协助运输、调剂金融、促进货运、增加出口诸方面都曾发挥过积极作用①，而贸易委员会属下的三大国营贸易公司也都分别承担战时对外贸易的重任，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譬如复兴商业公司成立后即认真履行桐油借款的收购与运销工作，不仅提前完成了借款的偿付工作，而且还为实现易货借款、寻求外援开创了一种模式，同时它也成为中国政府战时实施统购统销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

国营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本全数由国家投入，作为国营公司，主要管理层人员的职务当然都是由国家任免，它的基本任务就是贯彻和执行国家下达的一切指示与命令，具体表现在经济活动上要首先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由于国营企业资本雄厚，具有强烈的官方背景，在中国这个官本位思想和势力极为强大的国家里，它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国家处于统制经济的体制之下，也正是因为国有企业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使它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垄断的地位，能够发挥私人企业所无法替代的作用，不论是资金来源的落实，或是货物运输的调配，乃至于购销价格的制定，都可以得到国家的支持，因而能够较为全面地完成易货偿债、寻求外援的任务，这在前文中均已作了详尽的介绍。

复兴商业公司以有限公司的形式出现，不但表面上具有公司的形式，同时也具有公司的经营结构，公司的董事和监事由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共同组成。然而因为公司的资本全部是由国家投入，导致了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公司名义上虽然享有经营自主权，然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官僚机构，不论是资金来源还是人事变动，都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公司本身的生产目的与经营方向也基本上与公司管理层没有直接的关系；同时国家资本实施垄断经营，缺乏有效的监管，尽管公司曾经进行过多次机构和人事上的精简，但公司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般国营公司的通病，诸如机构臃肿、叠床架屋的官僚作风，官商不分、以权谋私的腐朽恶习。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复兴商业公司成立之初，公司的领导层就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曾企图予以改变。按公司负责人的理解，当初创设复兴公司的原意是“应美国贷款者之要求，避免政治关系”而“力趋商业化”，但当公司总经理董承道刚到重庆履新之后即发现“最大影响本公司实太官僚化”。譬如公司属下各处、部每当遇到有请核事件时，不论事件本身之大小，都要缮具签呈手续，层层上报，这样既浪费时间，更影响效益。因此他提出建议，以后所有外来文件必须在三日内答复，如须向各方询问者亦当先行覆示；他更要求以后经理室每天要及时将收发文摘要上报，而运输部、营业部、会计处则各自编制表格呈核，这样“则可费十分钟时间即可阅毕，而公司业务进行亦大致明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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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抗战初期贸易调整委员会的成立经过和工作状况可参阅郑会欣《贸易调整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民国研究》第6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81页。

②《复兴商业公司第一次常务会议记录》(1939年11月29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917。

至于国有企业中极易滋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弊端，有关当局亦并非没有察觉，抗战初期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即关注到当时中国官僚资本得以迅速发展的情形。他们以为原始资本主义的构成主要依靠的是大量的资本、土地以及经营之技术和劳工的能力，而中国的“官僚资本则无须乎此，其所凭借者，一为政治的地位，二为政治的权力，三为政治的运用，因利乘便，巧取豪夺，方法之妙，叹观止矣”。鉴于官僚资本“直接影响民生，间接危害抗战”，为此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通过严防官僚资本主义及官僚经商的议案，重申“严禁官吏经营商业，最低限度亦不许经营与职务有关商业”，同时要“明定统制范围及职权，并严防其弊病”，其目的就是“严惩官僚资本主义者”。①

复兴公司成立初期贪污腐败的风气尚不严重，但由于国家资本实施垄断经营，特别是统购统销政策垄断了所有出口商品的收购与运销，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监管，因此而产生了许多弊端，导致国有企业内官商习气日益严重，官僚机构中那种人浮于事、尸位素餐的陋习亦随之出现。由于公司的经营与个人的表现及其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滥用职权者有之，玩忽职守者有之，浪费公帑者更有之。尤其是到了抗战的中后期，随着战局相对陷于胶着状态，大后方的政治氛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上专制、经济上腐败的现象日益加剧，官僚经商、官商勾结、以权谋私已蔚然成风，而且这种风气还迅速蔓延。由于这种体制上弊端的日益系统化，腐败现象已成为制度上的癌变细胞并不断加以扩散，国营公司各级职员亦上行下效，特别是贸易委员会和复兴商业公司的领导层由职业官僚取代了金融资本家之后，官场上的腐败现象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国营企业中的种种陋习也越来越严重。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对这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象极为不满，国民参政会和大后方的报纸经常口诛笔伐，声讨这种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的行径，而复兴商业公司作为主管对外贸易、执行统购统销政策最大的一家国营公司，自然成为舆论攻击的一致目标。

1944年9月，财政部收到一份揭露复兴商业公司以权谋私、浪费公帑的密报，内称“渝市区嘉陵江畔有某国营国际贸易机关，内部情况确有异于常情”者，然后列出十条涉及复兴商业公司领导人以权谋私、腐败享乐的事例。财政部即将密报转交贸易委员会再抄送复兴公司总经理席德柄，席德柄接信后立即复信，他虽然承认密报中“所述各点系指本公司殆无疑议[义]，惟列举十项完全虚构事实，凭空捏造”，并逐项加以解释。②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可不是密报，而是有人以“读者投书”的名义公开在报上发文，指名道姓地攻击复兴商业公司，其标题十分醒目：“统购统销彻底破产，复兴公司腐败不堪”，揭露复兴公司“囤积居奇，利用公款大做生意，高级职员贪污腐化，黑暗，污秽”。作者声称是原复兴公司的职员，所披露公司的腐败内容众多，包括公司高层扣发、迟发职员奖金，以供高层去进行投机；隐瞒公司赢利，私分公司资产；利用特权由美国进口西药，再转由亲朋友好出售以牟暴利；虚报公司职员名额，冒领员工工资；高级职员利用职权，收取回扣等等。③由于此事已经公开见报，有关部门亦不得不进行调查。从财政部派员调查的结果来看，上述指控虽然某些内容有所夸大，但绝非空穴来风。譬如虽未发现公司高级职员利用员工奖金投机黄金的证据，但公司多次迟发职员红利却是事实；公司外汇收支与账列数额虽然相符，但公司以往外币收支报告向付阙如，易生流弊；公司进口西药虽经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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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通过严防官僚资本主义之发展以免影响民生主义之推行案》(1940年7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41—43页。

②《复兴商业公司总经理席德柄致贸易委员会主任邹琳函》(1944年10月3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680。

③1945年7月17日重庆《商务日报》，原剪报见二档，财政部档案，三(2)／628。

核准，暂时亦无法查清承购商行是否确为公司高级职员之亲友，但因此事完全于暗中进行，事先并无公告，故承购者必为公司上层之熟人，且进口数量也远远超过自用，因此转售牟利当属事实；经核查公司员工并无虚报情事，但该公司职员与工役之比例几乎高达1：1，远远超过政府规定4：1的比例，人浮于事、浪费公帑乃是自然之事；有关公司高级职员利用职权收取回扣虽查无实据，但确有公司职员(如业务处生丝组组长艾补勤等)玩忽职守、内外勾结、牟取私利之事实。①

关于复兴公司员工贪污腐败、玩忽职守的事例除了上面所说的之外还可以举出很多，譬如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经理勾结宁夏银行驻兰州工作人员，以次充好，将2万公斤甘肃羊毛混充宁夏羊毛由复兴公司收购再转售各毛纺厂，甘肃羊毛每公担仅值6400元，而宁夏羊毛则值2．3万元，仅此一笔差价已达三四百万元②；再如复兴公司常德收货处勾结当地税务局开设商行，专贩桐油，利用职权贿放桐油出境达2万余担，进而牟取暴利，以致复兴公司收货处无油可收。③至于国营公司的官商作风和欺行霸市的行径更是司空见惯，各地收购处对货物百般挑剔，任意压价，还动不动就借口仓储已满而停止收购，以致长途运送货物的农民和商贩蒙受巨大损失。国营公司既垄断农矿产品市场及其价格，同时又限制商品出路，自然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抗战期间，国家为了争取物资、坚持抗战而实施统制经济，即对重要农矿产品出口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对于一般关系国计民生的必须品实施专卖政策，应该说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也是唯一可行的对策，而且它的立意也符合抗战建国的伟大宗旨。但是战争期间局势瞬息万变，有关政策虽经历次修正，但也赶不上形势的变化；同时，由于统购物资的收购价格常常低于生产成本，从而严重地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导致抗战后期大后方各地桐农、茶农和矿工毁坏桐林、砍伐茶树、放弃采矿的事例时有发生，造成出口农矿产品的产量下降。加上国营企业官商习气严重，漠视民情，有时甚至对产农百般挑剔，借机压价，所以抗战期间在产品收购方面生产者、地方政府和中央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而且长期未能得以解决。就连当时曾亲身参与并执行统购统销政策的重要人物寿景伟(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张嘉铸(中国植物油公司总经理)在战后也承认：“我国出口贸易之盛衰，直接关系农村经济，间接影响政治秩序，故确立国策，至为重要。在抗战期中，当局曾实施统购统销与专卖统制，惟因条件未备，致生产本身萎缩，人民怨声载道，其结果则‘有害民生，无裨国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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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邵慰祖等奉命调查复兴商业公司视察报告》(1945年9月27日)，二档，财政部档案，3(2)／628。

②《国家总动员会议代电》(1944年)，二档，财政部档案，3(2)／628。

③《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1941年6—11月份工作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563页。

④寿景伟、张嘉铸：《出口贸易与收购政策之商榷》(194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财政经济”(6)，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56—557页。

国营贸易范文篇2

[关键词]国营贸易企业，农业政策，透明度原则

自从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诞生以来，它一直是各国保护本国市场、维护国内经济稳定及安全的重要手段，也成为一些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阻碍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工具。我国也在2001年12月10日颁布的《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中专门规定了国营贸易，确定了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部分货物的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入世以来，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规模快速增长，2004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居世界第5位，进口额为世界第4位，农产品贸易大国地位凸显。但进入“十五”后期，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进口快速增长，我国保持多年的农产品净出口国地位发生逆转，2004年和2005年连续两年出现农产品贸易逆差。因此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局势下审视我国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的各项规则，考察该制度与WTO相关规则的协调，并评估其以后的发展趋势，对促进和发展我国的农产品贸易不无裨益。

一、WTO下的农产品国营贸易体制

(一)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国营贸易企业(statetradingenterprisesSTE)

国营贸易制度无论在农产品领域还是在工业品领域都有存在，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运用，它是农产品贸易的首选政策。在通知给WTO的150多个国营贸易企业中，大约有70%涉及农业或相关贸易。随着成员通知义务的履行，这个数量还会增力口。在农业国营贸易企业中，由于贸易流向不同，可以将之分为出口导向型和进口导向型两种。几乎所有出口导向型STE都是以发达国家为基地，比较著名的有美国农产品信贷公司、加拿大小麦局、新西兰乳制品局、澳大利亚小麦局。在1995年一份世界主要出口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向WTO的通报中，当年小麦出口中近60%是由STE经营的。此外，STE还控制了几乎一半的世界大米出口，但最大的大米出口国泰国，并没有通知国营贸易出口。对于乳制品出口，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波兰和美国向WTO通报的STE控制了世界脱脂奶粉出口的30%到40%，以及25%左右的世界奶酪出口。

在进口方面，1994—1997年间，约有1／3到1／2的世界小麦是通过STE进口的，由于对STE定义也有争议，所以进口STE对国际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影响及作用是否有出口STE那么大是有疑问的。现在许多国家如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及菲律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向私营竞争者开放国内市场，进口STE面临相当的改革压力。不过我国的入世对上述情形有所改变，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之一，1996年进口农产品占世界总进口额的10%，，其中包括世界进口总额10%的棉花和16%的植物油。所以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入世后进口方面的STE的作用将得到提高和加强。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许多国家对国营贸易制度进行改革，除了上述墨西哥、印尼等国已经向私营竞争者开放市场外，日本、土耳其等国也开始将原专属于STE的专营权授予私营企业，南非的改革则更为彻底，它在1997年撤销了11个商业贸易局。甚至连长期采用国营贸易体制的澳大利亚对未来是否继续延续该制度也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至于各国向WTO通知STE存在的理由，则是五花八门，诸如对国内生产者的收入支持，稳定市场的需要，粮食安全的目的，等等。从理论上讲，国营贸易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是有利有弊的，因此对保留还是废止该制度的争论一直如影相随。在主张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学者看来，国营贸易企业通过人为排除潜在竞争者，带来交易活动暗箱操作、缺乏透明度，价格决策又不以商业因素为基础，割裂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的联系，扭曲价格信息，因此STE是贸易自由化的绊脚石。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保留国营贸易制度，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该制度的坚决拥护者，他们认为，国营贸易制度对于防止国际市场盲目竞争、保证国内经济稳，定、维护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及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此外STE也是弱小国家保持和增强国际竞争力与大型跨国公司抗衡的有利手段。目前跨国公司通过控制约75%的国际粮食装运量对粮食贸易产生主导作用，一旦取消STE，最有可能的后果就是跨国公司的迅速介入，如果粮食贸易被具有垄断力量的私营企业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由此看来，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都表明STE仍将在相当期间存续，“诸多的STE也许会扭曲国际贸易，但是如果不考虑这些STE存在的理由和运作的环境而试图简单禁止STE，势必会遭致许多WTO成员国的反对。”

(二)GATT／WTO体制中有关STE的规则

在WTO法律文件中，以GATT第17条为核心，对各成员的国营贸易进行了规定，此外，GATTl994第2条第4款、关于第11条、第12条、第13条、第14条及第18条的注释也涉及国营贸易规则。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关于解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的谅解》(下称谅解)，对国营贸易下了“工作定义”，并且对通知义务、工作组等程序性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各成员方于1998年对货物贸易理事会1960年的“国营贸易问卷”进行了修改，进一步完善了WTO的国营贸易行为规则。概括而言，GATT／WTO的国营贸易规则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在实体法上要求成员方在数量限制、关税减让、贸易谈判等领域贯彻非歧视原则，在程序法上则主要是有关国营贸易的通知和程序需遵循透明度原则。通过对WTO国营贸易规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现行规则对STE的定义界定不清楚

早在关贸总协定酝酿之时，STE就与关税、海关手续、数量限制、补贴等一起作为国际贸易规则干预的对象，但是总协定实践达半个世纪之久，对国营贸易企业的界定却始终未能理清一个清晰的头绪。

GATT第17条第1款(a)、总协定附件9对第17条第1款的注释涉及到国营贸易企业概念时，均仅强调该类企业得到了政府的独占或特别的权益，但一直没有下正面的定义。前述《谅解》第1条给国营贸易企业下的工作定义除了继续强调STE得到政府的专营权之外，还进一步提出了非政府企业只要得到授权能够影响进出口贸易也可以是被认为STE。因此，在WTO框架下，国营贸易企业并非专指所有制形式为国家所有，事实上也包括得到“专有权或特权”的私营企业、非政府团体。

但是，政府授予权利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用宪法、法律规定的，也有政府在职权范围内给予，对何谓来自政府的专门授权，GATT第17条没有逐条列明。由于缺乏清晰而可供共同接受的定义，各国在使用政策工具及运营方式上有存有巨大差异，因此势必在成员国之间为哪些属于STE而发生争议。

例如，美国通过一系列法案对农业联合体、企业以反垄断法下的例外、豁免。1922年颁布的凯伯一沃尔斯塔德法案就使得美国农户在免受反垄断法约束下能够组成联合体，通过提高价格增加收益。以后美国又相继颁布实施了“合作销售法案”、“农业公平行为法案”和“出口贸易公司法案”等，这些法案不仅使农业联合体继续免受反垄断法约束，还扩大了对他们从事进出口联合经营权的授权范围，在购买商因为农民组成联合体而拒绝采购其产品或采取其他方式予以抵制，农民还可以向美国农业部起诉农产品购买商的不当行为。凯伯一沃尔斯塔德法案等系列法案对美国农业联合体的种种授权是否构成国营贸易企业的“专有权、特殊权利或特权”，这些联合体或企业是否应该受到WTO国营贸易规则约束呢?许多成员认为有必要对之进行鉴定，以确定其是否属于STE，更有学者毫不犹豫地认为美国这些受惠于反垄断法例外的农产品出口企业应被纳入GATT第1了条的“国营贸易企业”的范畴。

由此可见，至少在目前的WTO法律文件中，还缺乏对国营贸易企业的清晰而可供共同接受的定义。

2、对STE透明度要求也不清楚，哪些STE需要通知有疑问

依据透明度要求，各成员国应每3年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交国营贸易问卷所要求的6方面的信息，包括国营贸易所涉特定产品分类清单、确定国营贸易经营方式的理由与目的、对已确定的国营贸易企业产品没有发生进出口行为所作出的解释等等。虽然1998年的问卷调查比1960年版本更加详细，但是总的说来，有关国营贸易企业透明度的规则并不成功。

首先，提交问卷调查、完整履行透明度义务的国家较少。根据Ingco和Ng(1998)的调查，在1980到1994年间，只有45个成员国提交了通知而其中只有3个成员国则完全履行了提交调查报告的义务，1998年新调查问卷出台后，134个WTO成员国中，有76个成员国履行了通知义务，还有58个未履行通知义务。其次即使提交问卷调查，内容也很不完整，没有对STE的详细报告。有些国家存在STE活动也不履行通知义务，例如埃及的物质供应中心局(GASC)，巴基斯坦的粮食农业合作理事会等具有国营贸易性质的STE就没有通知给WTO，埃及的GASC在农产品贸易中一直具有垄断地位，但自从1993年起，埃及政府就允许私营企业从事小麦进口，至1997年GASC占小麦进口量的60%，其余的则为私营企业经营。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尽管GASC在进口中仍占主导地位，但已经不是市场唯一的经营者，此时是否仍可认为其具有“专有权”或“特优权利”呢?对什么需通知给WTO，事实上WTO的规则仍然是不明确的。

3、某些实体规则还缺乏具体适用的标准

GATT第17条要求国营贸易企业在购买或销售时应只以商业考虑为根据，并按照商业上的惯例为其他缔约方的国营企业参与这种购买或销售提供充分的竞争机会。但是该条对于如何认定商业考虑并未给出明确标准，该规则只是个别地指出，“根据商业上的原因，适应出口市场上的供求情况”，在不同市场内以不同价格出售商品的行为符合“商业考虑”；在国际市场采购货物时，可以把某项“附有条件的贷款”作为一种“商业考虑”加以考虑。

显然这些含义晦涩的条款本身就会给人以不确定的感觉，在遇到具体案例时因为解释困难必然会带来适用的困难。2002年11月17日美国诉加拿大谷物贸易政策案中就涉及对“商业考虑”的解释，美国认为加拿大小麦局具有政府授予的垄断权，在购销活动中主要是为了扩大政府收入而不是出于商业考虑。但是WTO专家小组没有支持美国的主张，认为美国缺乏足够证据证实这一点，而且所有销售行为都应认为是一种商业行为，因为税收而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就是一个商业目标。该案例专家组的解释扩大了“商业考虑”的含义，也使得WTO框架下的国营贸易规则更为宽松。

二、我国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相关问题剖析

在入世之前，我国外贸经营权的授予分外贸流通经营权和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权，相应地采用核准制和登记制，因此对外农业贸易几乎完全为国营。入世后我国正式确立了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专门规定了国营贸易和指定经营的具体制度，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进出口货物目录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经济管理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此后，新的《货物进口许可证管理办法》、《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规定》陆续出台，国营贸易产品的进口配额制度也逐步确立，包括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于2002年1月公布的《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规定》及其后的《2003年重要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分配实施细则》。最后2004年4月通过的新外贸法增加了国营贸易的内容，我国农产品国营贸易的法律框架基本建立。

在WTO下，我国农产品国营贸易将面临以下一些问题：

(一)政府主导型STE与农民自发型联合贸易体

前文论及，WTO框架下的国营贸易企业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国营企业”或“国有企业”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概言之，界定国营贸易企业，只有一个标准，即该企业是否被授予特定产品的进出口专营权，不以企业形态为标准，更不以所有制为标准。

依据中国入世议定书附件2A所列，对粮食、棉花、植物油、食糖和烟草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的进口实行国营贸易经营，企业有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华润公司、南光进出口公司，对茶、大米、玉米、大豆、丝、棉花等商品的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出口方面的国营贸易企业有吉林粮油集团进出口公司、中国丝绸、纺织品等进出口公司等垄断经营，这些企业都由国家控制所有，是政府主导型STE。

虽然上述产品已经明确规定由国营贸易企业专营，但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趋势看，对国营贸易的约束越来越严格，其范围也将逐步缩小。这已在我国入世承诺中和国内立法中有所体现，即一方面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国家允许非国营贸易企业从事部分数量的进出口，例如我国加入议定书2Al有成品油和原油的非国营贸易允许经营的数量及年增长率的原则性约定；另一方面，我国将视情况调整由国营贸易专营的进出口货物目录和企业名录，甚至会取消个别产品的专营。比如丝及丝织品的出口国营贸易管理和植物油的进口国营贸易管理分别在2005年1月日和2006年1月1日之前取消。这说明，我国由国营贸易专营的农产品也在一定范围内允许非国营贸易企业经营。

那么在我国是否会出现类似美国那样的农业联合团体，由于经营国营贸易专营的农产品，而被其他WTO成员方认为属于STE，应受GATT17条管制?这些农业联合团体与STE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呢?某些国家的农民联合团体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我国研究和借鉴。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出口销售局就是在战争时期由于单个农民力量薄弱自发组成联合体以避免中介力量的控制，最后要求政府介入使所有农民“强制合作”。但是这种以出口销售局为特征的出口STE往往将狭隘的部门利益置于公共和国家利益之上，总体上被认为是缺乏效率的。

而美国式的农业联合体，仅享有反垄断法的例外，还未完全得到政府的专门经营特许权，在实践上并没有接受GATT第17条管制(尽管有些国家和学者已经提出质疑)，与澳大利亚的出口销售局、我国的中粮(集团)等具有垄断性质的STE有本质的区别。从目前多哈谈判的进展情况来看，美国希冀严格管制具有垄断性质的STE，而对非垄断性的出口贸易企业——农业联合体等却闭口不提，谈判策略不可谓不巧妙。

我国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有农民自发形成的专业化组织，并为农民提供技术支持或仓储、运输及销售等服务，这种有农民自发形成的经济实体，对我国农业未来发展有深远意义。在WTO关于STE规则更加严格的趋势下，笔者认为对这些农民自发联合体，政府不能武断加以限制和干涉，应该给与其一定生长空间，使其能够配合我国的STE与国外的垄断集团抗衡，从国内发展和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也只有农民的专业化和组织化程度提高了，政府才能真正听到农民的呼声，农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更有效的维护。

(二)农业国营贸易企业的运作方式

1、我国仍应维持一定的国营贸易的垄断权。

我国农业国营贸易企业垄断专营权来自法律法规的直接授权，也要遵守我国入世议定书和加工工作组报告中有关STE的具体承诺。从加入工作组报告内容来看，农业国营贸易企业的垄断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适时适机给与非国营贸易商以一定的进出口货物权，如前述丝及丝织品的出口国营贸易管理和植物油的进口国营贸易管理分别在2005年1月日和2006年1月1日之前取消。公务员之家

根据2004年8月多哈工作计划下总理事会的决议及附件A农业方面达成的框架协议，尚未形成有关STE最新的纪律。根据附件1第18段，各成员方同意在各方同意的时间内，最终取消有关出口STE的贸易扭曲作法，包括取消有政府财政和损失担保方式提供给STE的出口补贴，该段还表明对STE使用垄断力量的议题将进一步谈判。附件1的第25段则进一步申明，在发展中国家中，以稳定国内消费者价格及确保粮食安全为目的而享有特殊权利的STE，对维持其垄断地位方面应加以特殊考虑。从多哈回合谈判过程看，各方利益不同，立场相异，STE与其他谈判议题交织，显然现阶段无法对STE的垄断权方面达成更进一步的规则。

我国现有的农业保护水平较低，因此在农产品方面的入世承诺上，相应换取了在国营贸易管理上较为有利的条款。我国国营贸易企业经营的农产品是粮食、棉花、油、茶、原油等涉及国计民生、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物质，对这些物质实行国家垄断经营意义重大，即使对丝、丝织品等取消垄断专营权，对某些物质给与一定范围的开放，但必须确保国家在战略物质上仍具有主导、垄断地位。

2、我国履行透明度义务的问题。

我国对农产品STE经营采取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和配额制度进行调控管理，就许可证的应用领域而言，几乎涉及所有农产品的进口，其中包括种子的进出口。H.Colby等认为，许可证是中国政府控制粮食和石油政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进口许可证由外经贸部管理，主要进口粮食和棉麻的中粮公司和中国棉麻进出口公司等国营企业可以自动从外经贸部获得进口许可证，但是对其他大多数从事农产品贸易的企业来讲，办理这一手续面临许多障碍和隐含成本。而据J.Schmidhuber观察，中国政府从1996年4月1日起对小麦、玉米、大米采用关税配额制度，但从没有公布关税配额的管理办法，也没有公布配额数量。谷物的进口配额由国务院决定，然后由中粮公司具体执行。H.Colby等更深入地指出，中国的配额制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一是中国对进口配额从未公布控制有关贸易的制度、法规和政策，二是无论对国际市场还是对国内的最终用户来说，配额数量的确定和分配办法都不透明。

国营贸易范文篇3

（一）反向通知的一般涵义

关于反向通知的一般涵义，在美洲自由贸易区合作协议（FreeTradeAreaoftheAmericas，简称FTAA）及WTO相关协议（《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于解释第17条的谅解》、《农产品协议》、《反补贴协议》、《纺织品与服装协定》）均有所涉及。

在美洲自由贸易区2001年7月3日达成的区域合作协议中有关农产品的协议中对反向通知进行了规定，其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与WTO协议规定是一致的。

其中第5.1.2条规定：在开始农产品关税减让谈判前，各成员方有权进行反向通知，针对那些会影响已经实施的关税措施以及那些被其他成员方视为是非关税壁垒和那些被认为与非关税壁垒有同等作用的措施，如SPS措施、贸易技术壁垒之类会扭曲或会造成成员之间不公正贸易的措施，如果它们与已建立的多边性规则及义务不一致的话。

成员方有权针对其他成员方所实施的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做出反向通知，后者将在不迟于14天的时间表内回复该反向通知。

该协议还规定了处理反向通知的机制：处理这些措施的方法将在谈判进程中加以明确。一旦FTAA建立，将有一个新型的反向通知机制以及处理程序。

可以看出该协议并未对反向通知进行详细的规定，只从总体上进行了构建，具体的实施细则还要留待成员方在谈判中及以后加以细化。

而在WTO协议中就有相对较细致的规定，但是鉴于WTO协议中没有关于反向通知这一程序方面术语的明确定义，故仍然需要对协议其中的相关条文进行分析。

（二）反向通知在WTO协议中的涵义

在WTO协议中涉及反向通知的条文主要有：在《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于解释第17条的谅解》、《农产品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和《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1.《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于解释第17条的谅解》（TheWTO(TM)UnderstandingonArticleXVⅡ)关于国营贸易：第4条规定反向通知的程序和做法

GATT规则向成员国施加了两项有关国营贸易企业(StateTradingCompany)的义务。首先，该规则要求国营贸易企业应当在商业让与(CommercialConsiderations)基础上从事经营活动；其次，为确保成员国国内国营企业进出口产品的透明度，他们要求各成员国向WTO秘书处通知其经营活动的有关情况。

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本第17条第4段要求所有WTO成员国对其境内的国营贸易企业的法律规定是WTO法律文本中“反向通知”内容的重要体现，其所界定的国营贸易企业为：政府与非政府企业，包括其市场营销部，这一企业因为得到宪法或法规的授权而享有独断或特殊的经营权，并有权行使专有权利在市场上进行购买或销售，从而对其所在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及方向产生影响。该法律所规定的成员国对其国营贸易企业的通知义务及“反向通知”的权利的主要内容有：

1)通知义务

A.对通知义务的简介：

首先，无论WTO成员国国内是否有国营贸易企业，其均应由WTO递交一份说明书，履行其通知义务，在成员国国内没有国营企业的情形下，其应向WTO说明这一情况，如果这一企业在规定的通知期间没有从事任何进出口活动，该成员亦应填具表格，向WTO通报该事实。

其次，这一通知义务不适用于供政府部门直接使用或最终由政府部门消费的进口产品，亦不适用于国营贸易企业自身使用的进口产品，或者进口的目的用于再销售以及用于生产供销售的原材料。

最后，设立通知义务的目的在于提供有关国营贸易企业经营状况以及他们对国际贸易活动所造成的影响的信息。

B.通知的内容：

成员方应向WTO通知的内容包括：

a.对国营贸易公司所经营的产品的描述

b.建立／维持国营贸易公司的原因或目标

c.向国营贸易公司授予独家经营权或许可其特殊经营权的法律基础的概述

d.对国营贸易公司所享有的权利的描述

e.有关进口、出口或国内生产产品的统计数据

C.通知的时间及频率：

成员国每年均应履行一次通知义务，并应在三年一个轮回的基础上履行这一义务。在这三年中的第一年，也就是所谓的“最初和完全”的通知应包括对成员国国内贸易活动的完整的描述。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成员国应向WTO汇报其国内所发生的与先前年度通知内容有所变化的情况。即使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成员国亦应向WTO汇报这一事实。

2)反向通知

A.成员国认为其他成员国所做出的通知不完整或不准确时，有权做出“反向通知”。

B.成员国没有做出反向通知，则其向WTO所递交的书面的实质内容，亦可被视为“反向通知”

C.设立一工作组，代表货物贸易理事会审议通知和反向通知。按照此理，并在不损害第17条第4款(C)项的情况下，货物3贸易理事会可就通知是否适当和是否需要提供进一步信息提出建议。工作组还应按照收到的通知，审议上述国营贸易问卷是否适当及根据第1款作出的国营贸易通知的范围是否适当、它还应制定一份例示清单，表明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类型，及这些企业从事的可能与第17条的目的有关的活动类型。各方理解，秘书处将向工作组提供一份关于国营贸易企业的经营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总体背景文件。工作组的成员资格应向所有表示愿意在其中任职的成员开放。工作组应在《WTO协定》生效之日起1年内召开会议，此后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工作组应每年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报告。

2.《农产品协议》(AgreementonAgriculture)

《农产品协议》第一次将农产品置于中心位置，并成功地将世界范围内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引向正轨，“纠正和防止世界农业市场上的种种限制和扭曲现象”。在《农产品协议》所规定的争端解决条款中提及了反向通知措施的使用。其遵循了与其他WTO协议相一致的规定。然而《农产品协议》本身提供了特定的机制，使各成员方可以表明他们将无追索权(WithoutRecourse)地使用更为正式的争端解决程序的主张。在这一方面农业委员会的审议程序本身提供了一个讨论性的论坛，并且协议自身也允许所有成员方询问包括委员会议程讨论所有议题的规定。同时《农产品协议》还规定了一个反向通知条款。委员会的工作程序亦允许成员方请求主席参与调解可能产生的争端。但是由委员会参与的解决措施将不影响成员方在任何时候寻求正式的争端解决措施。因此，可以看出反向通知是作为WTO协议项下的争端解决方式的程序性规定。

3.《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反补贴问题与农产品是紧密相连的。在出口竞争方面，要求大力削减“对出口的直接财政援助和各种补贴”。在国内支持方面，要求降低包括价格支持、直接补贴、营销费用优待等，“以减少最大贸易扭曲，增加市场导向性”。《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规定了政府必须做的工作，其中的一般工作之一为：各成员方必须通知WTO所有被保留的补贴，并尽快提供有关补贴形式、补贴率、拟通过补贴实现的政策目标、补贴期限和统计数据等情况，以便其他成员评估补贴对贸易产生的影响。若有关成员方未进行通知，甚至在得到提醒后也不打算通知WTO其补贴情况时，其他成员可对该成员的补贴情况进行反向通知（即举报）。

4.《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规定任何成员均有权就GATT1994的正当理由或就可能未根据本条规定进行通知的任何限制向纺织品监督机构（TextileMonitoringBody，简称TMB）做出反向通知，供其参考。任何成员可根据GATT1994的有关规定或WTO有关机构的程序对此类通知采取行动。各成员应将第1款所指的、对本协定的执行有影响的措施通知TMB。如此类措施已向WTO其他机构做出通知，则提供关于原通知的概要即可满足本款的要求。任何成员均可向TMB做出反向通知。

二、反向通知的目标与必要性

通知与反向通知制度在WTO有关货物贸易的多边协议乃至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协议中，不能构成各成员方基础性、实体性的义务，也不是协议中各国目光的焦点。但在WTO有关协议过去的执行的经验和协议中有关通知或反向通知的规定表明：如果希望WTO有关的重要原则（如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及有关重要制度（贸易评审制度）得到切实的执行，这一程序性规定是必不可少的。

（一）反向通知制度的直接目标

1.相互监督机制

为了实现WTO协议中有关非歧视、透明度等基本的贸易原则。有关协议中规定了成员方的通知与公布其国内相关法规、措施的义务。但是要求各国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完全自觉、充分地履行此义务是较困难的。为此，WTO协议中规定相应的防范措施与制度。反向通知正是充分利用了各成员国之间相互监督的机制，为弥补通知制度的不足，强化程序性措施。完善通知体系，堵塞程序上的遗漏而产生的。

2.完成WTO有关机构的设立和工作目标

在关于国营贸易企业的有关谅解中规定成立一个对所有成员都开放的工作组，由它来执行评审工作，包括接受通知与反向通知。工作组还应写出一个解析表来说明政府与这类单位之间关系的种类，以及这类单位从事的与第17条有关的活动情况。货物贸易理事会据此工作组的评审，在无损第17条第4款(C)项条件下，得对这些通知与报告是否充分以及是否需要加以补报。WTO秘书处通过工作组，提供一个政府专控产品贸易单位与国际贸易有关的营运情况的总背景报告。而反向通知制度正可以提供上述机构所需的信息，是其重要来源。因此，反向通知制度是此类工作组、委员会及WTO秘书处完成其设立与工作目标的重要凭仗之一。

3.一种非正式解决争端的方式

在《农产品协议》中，协议为各成员方提供了一种不需要诉诸DSB的非正式争端解决方式，这种方式是农业委员会的审议程序主要是通过通知与反向通知为各国的相关争议提供了一个讨论与磋商的场所。此外，农业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允许成员方要求委员会主席对它们之间的争议进行调解。但这一方式不影响成员方寻求正式的方式争端解决。

（二）反向通知制度的最终目标

1.完善贸易政策评审机制

贸易政策评审机制（TradePolicyReviewSystem，简称TPRS）作为强化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重要因素，其目的在于：审核各成员方贸易政策与实际做法对整个WTO贸易体制的影响并通过透明性有助于改进对WTO规则的遵守。在评审过程中，各成员方政府自己提交报告，同时WTO秘书处也出具一份报告。因此，建立在通知制度上的反向通知所提及的信息及WTO有关机构因采取此措施而获得信息，将成为WTO贸易评审机制的根据之一。所以，通知与反向通知制度为畅通信息渠道，弥补程序上的遗漏，捕捉审查视线的死角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其最终目标之一是完善贸易政策评审机制，提高贸易评审的有效性。

2.按非歧视原则经营贸易

非歧视原则的精神表现在各成员方应在无歧视的基础上进行贸易，相互间的贸易关系中不应存在差别待遇。每个成员方都必须平等地对待与其它成员方的贸易，即要求一成员方给予其他成员方以平等待遇。为了使此原则得到落实，仅依靠各成员方对本国的贸易措施与法规自觉的公布或通知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各国在利益的差别与驱使下不能自觉地充分地履行这一义务，实现公平的贸易环境。而WTO有关的职能机构的察觉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依靠其他成员方的敏锐的察觉与监督能力，以弥补WTO有关的职能机构的察觉能力的不足。再由WTO有关机构采取下一步的措施。这是使非歧视原则实现的有效途径之一。

3.落实透明度原则

贸易政策透明度是GATT创立之初就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含义是成员方正式实施的有关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法规及条例，以及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关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的政策的现行协议都必须公布，都必须使其他成员方与WTO有关机构能够知晓。因此，通知与反向通知制度也是实现透明度原则的有效手段。

国营贸易范文篇4

关键词：国际贸易；跨文化；营销管理；路径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展开，我们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选择跨国营销和国外的一些企业合作，而跨国营销确实也让我国很多企业迎来了一个新的机遇，但是未来跨国营销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跨文化营销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想要做好跨文化营销工作，相关的企业就一定要对这些问题重视起来，因为跨文化营销不仅仅的是和一些国外的企业合作并且融入他国的文化，而是要根据他国文化的价值和市场的一系列特点，综合起来考量。

一、国际贸易中跨文化营销管理的重要意义

1.迎合经济发展趋势

在近年来的国际贸易中，经济全球化已经呈现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很多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都开始采取跨国营销的方式，中国也不例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到国外去探索和发展，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不同，文化也就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企业在跨国贸易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化冲突，这也就会跨国营销提供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是就全球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跨国营销又是一个不得不进行的发展进程，因为既然已经呈现出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那就说明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跨国营销，在这样的世界贸易环境中，如果中国企业固步自封，一直死守在国内做贸易，那么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企业的发展，而且也会导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割裂开来，所以说跨国营销是企业发展过程当中不得不进行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企业在跨国营销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更好地迎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发展当中的主要经济趋势，它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各个国家跨国营销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企业进行跨国营销虽然会面临一定的冲突，但是却可以更好地迎合世界的发展机遇，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有利的条件。

2.帮助拓展国际市场

企业跨文化进行的营销和管理，不只是企业营销上的简单变化，也是企业管理方面整体的变革，企业在跨文化营销的过程当中，虽然会面临文化冲突问题，但是跨文化营销确实可以为企业拓展更多的国外市场，为企业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而且企业在进行跨文化营销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充分地做好跨文化营销管理工作，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文化冲突，虽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但是如果企业在管理的过程当中，能够适应其他国家文化的环境和风俗习惯，还有历史背景等，就可以在不同的经济活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新定位，为企业更好地拓展国外市场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而且跨文化管理也是每一个企业在跨国营销过程当中的发展基础，充分做好跨文化管理工作，就可以让国外的客户充分看到中国企业的特长以及魅力，为中国企业在国外拓展到更新的市场，拉拢到全新的客户，这样一来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的发展。而且在跨文化营销管理的过程当中，虽然处于不同的国土，但是相信文化之间都会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企业在跨文化管理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些共同之处来向国外的一些客户展现出我国企业的优秀魅力，以此来达到拓展市场的目的。

3.促进企业整体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无论是我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都不可能只是安于国内的发展，必然会向国际上拓宽自己的市场，而跨国营销就成了企业拓宽市场的一个主要方式，在跨国营销管理的过程当中，企业如果能够充分将自己和国外的文化环境等融合起来，并且在保证国内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在国外拓展出新的市场，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企业的整体发展，因为企业在国内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客户都已经是固定的了，如果想要在从国内扩大企业的发展规模就需要耗费很大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如果企业顺应全球经济化的发展趋势，把在国内原有的规模保持住，并且向国际上进行发展，就例如与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像越南、朝鲜、俄罗斯等国家进行发展，就可以在海外扩展出一个新的市场，新的市场就可以吸引来更多的新客户，这样一来不仅保留了国内原有的市场，而且在海外还拓展出了新的市场，通过国内和国外两方面双管齐下的经营，就可以从整体上促进企业的发展，为企业带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可以为企业的跨国营销提供更多的优势和便利。企业在跨国营销的过程当中，如果充分做好管理工作就可以带动企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二、国际贸易中跨文化营销管理的文化冲突

1.文化冲突的特点

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在文化上就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文化冲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企业跨国营销管理当中的文化冲突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是文化冲突具有非常显著的复杂性，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发展以及历史背景形成的，在世界上没有哪两个国家的历史会完全相同，所以衍生出来的文化也不同，而文化又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内容，所以说文化的冲突具有复杂性。第二个就是文化冲突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因为在企业进行跨国营销的过程当中，如果想要让跨国的企业和他国文化进行融合，那就会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国家的文化会发生变化，会有新的文化加入，可能也会有其他的文化消失，而企业也在发展，所以说在企业和文化相互适应的过程当中，就会存在一定的滞后问题。第三个就是企业的文化冲突具有非常明显的不可预见性。因为国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肯定都不会是单一的文化，而是多元文化，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的过程当中，也会随着时代一起发展，不会一成不变，所以说企业和文化双方都有改变性。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文化冲突具有不可预见性的特点。

2.文化冲突的原因

企业在进行跨国营销管理的过程当中，因为是从本土国家辗转到其他国家拓展海外市场，那么企业在营销和管理时，就难免会带有自己国家文化的特色，但是既然要做好跨国营销，那么就不得不融入到他国的环境当中，而有一些国家的文化和我国的文化虽然会有共通之处，但是也会有存在冲突的地方，因为不同的国家在文化方面自然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就像是中国和韩国，如果中国的企业到韩国进行跨国营销，那么在文化上的不同之处就会凸显出来，韩国人十分重视资历，也就形成了前辈文化，也就是说如果在企业发展当中要雇佣一些当地的员工，那么无论新员工的年龄多大，只要是比自己先到公司的人员，他们都会称之为前辈，这一点就和中国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因为在中国如果要论资历的话，通常要考虑年龄因素，但是在韩国他们就不会考虑年龄这一问题，只是凭借着先来后到，无论新员工的年龄有多大，都要称呼老员工为前辈。

3.文化冲突的影响

企业在进行跨国营销管理的过程当中，文化冲突会对企业造成很大的影响，最显著的一点影响就是它会影响企业与他国管理人员之间的相处，因为对于很多进行跨国营销的企业来说，他们通常都会聘用一些当地的人员对企业进行管理，但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仍然是本国的人员，这样一来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就很有可能会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相处问题，而且这样的文化冲突很有可能会造成管理者和当地人员之间的冲突，让管理者和当地的工作人员之间很难建立起一个相互信任的关系。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运行，而且如果文化冲突过于严重的话，还会降低企业的经营效率，因此在国际贸易的过程当中，企业跨文化营销不仅要保持住自己本国文化的特色，也要与当地的文化进行充分融合，但是文化冲突如果没有及时解决，那么时间越长问题就会越大，就会在企业和当地的环境以及工作人员之间造成很多的隔阂，这样一来就会形成企业的内耗现象，就会从整体上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影响企业的后续发展。

三、国际贸易中跨文化营销管理的路径

1.树立正确的管理理念

企业在进行跨国营销管理当中，首先要做到的一点就是要树立起正确的跨文化管理理念，因为如果一个企业真正想要做好跨国营销工作，那么在开展工作之前就应该做好接受其他国家文化的准备，而且针对各种不同种类的文化，应该秉承着一个开放包容的态度，不能一味偏袒自己国家的文化，也不能一味地崇洋媚外，通过对文化整体的包容，并且与当地的文化充分融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文化冲突的问题，企业的跨文化管理是存在双面性的，它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要更好地适应国外的环境，推动企业整体的发展，另一方面，如果跨文化管理没有做好的话，那也会从整体上拖慢企业的进程甚至会导致企业内部出现问题，在跨文化管理的过程当中企业应充分接受当地的文化并且融入其中，树立起一个正确的跨文化管理理念。进而从整体上推动企业的发展，如果企业在跨文化管理过程中没有一个正确的跨文化管理理念，就无法做好企业内部的管理工作，针对这一问题企业可以聘请一些当地的管理人员到企业内部进行管理，让国外的管理人员和国内的管理人员进行融合，共同管理企业。

2.合理应用跨文化管理策略

企业在跨文化营销管理的过程当中，要对跨文化管理的策略进行合理应用，而且在出现文化冲突的时候，要尽量解决矛盾，不要对任何文化存在贬低的态度。在传统的企业跨文化管理的过程当中，跨文化管理策略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接受当地的文化，这也是在很多企业跨文化管理当中比较常用的一个策略，既然企业要到他国去做营销，那么就需要接受当地的文化并且充分尊重当地的历史背景以及风俗习惯，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文化冲突；第二个策略就是文化融合策略，文化融合策略就是指企业在他国进行营销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自己国家文化的影子，但是这样的文化差异又无法消除，所以说企业就可以将这两种文化进行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在企业开展一系列战略或者是任务的过程中，取这两种文化的长处结合到一起，然后再把它们发挥出来就可以很好地实现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也就可以解决文化冲突问题；第三个策略就是文化回避策略，通常企业在跨国营销管理的过程当中，很少会采取这样的策略，但是有一些国家实在和自己的本土国家的文化存在太大的差异，而且还不能够充分地进行文化融合，这样一来企业如果想要发展就不得不采取文化回避的策略，在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就要尽量规避其他国家的文化。

3.开展系统化的管理培训

企业在进行跨国营销的过程当中，通常都会派一些外派人员先到自己所要拓展业务的地区去熟悉环境，并且洽谈一些客户，企业可以先对这些外派人员进行一系列的培训，很多企业在对这些人员培训的过程当中，培训的重点通常都是放在技术和管理这两个方面，而对于当地的文化，却很少涉及，所以说跨国企业在进行跨文化管理的过程当中也要适当地对这些外派人员进行一些当地的文化培训，这样一来，在企业将业务拓展到国外的过程当中，这些外派人员就可以在本土文化和当地文化之间起到一个缓冲作用，这样就可以尽量地减少文化冲突问题，而且外派人员如果能够对当地的文化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并且融入其中就可以作为一个缓冲来更好地推动企业和当地文化的融合，就可以在无形之中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很多企业在跨文化营销管理的过程当中，之所以会出现文化矛盾，并且拖慢企业整体进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企业和当地文化之间，没有一个连接人，如果对外派人员展开系统化的跨文化管理培训，那么也就是在企业和当地文化之间架起了一个桥梁，这样一来，企业也就可以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当中。

4.充分利用当地文化

企业的跨文化营销管理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会面对文化冲突。如果当地的文化时代和企业的本土文化存在太大的差异的话，那么企业就完全可以把当地的文化应用到企业的文化管理当中。因为文化冲突既然已经出现，而且差异太大，没有办法融合，那么就可以充分地利用当地的文化为企业打造出一个良好的企业形象，在跨文化管理的过程当中，企业的管理者首先要熟悉当地的文化背景，就像企业如果是从中国跨文化营销到朝鲜，那么相关企业的管理者，就要先了解一下朝鲜的风俗习惯，就像是饮食习惯当中的冷面和泡菜，这些都要有一定的了解，企业就可以根据朝鲜的饮食习惯，然后利用到企业管理当中来为企业打造出一个特色的当地品牌，这样一来虽然没有将朝鲜的文化和我国本土的文化融合，但是利用好当地的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文化冲突问题。企业管理者在管理的过程当中，对文化冲突一定要重视起来，对当地的文化也不能产生歧视心理，如果实在不能进行文化融合，那么就可以把当地的文化当成另一种形式，运用到企业管理当中，这样不仅可以降低文化冲突对企业的影响，还可以为企业的管理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四、结束语

国际贸易中跨文化营销的管理虽然存在着文化冲突，但是只要企业能够充分地掌握文化冲突的特点、原因以及产生的一系列影响，然后再树立起正确的管理理念，合理应用跨文化营销策略，并且对企业内部开展系统化的跨文化营销管理培训，把不同国家的文化尽量融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跨文化营销当中的文化冲突问题。

参考文献：

[1]单麒凝.浅谈国际贸易中跨文化营销管理的策略[J].消费导刊,2019,000(040):94.

[2]冯慧菊.国际贸易中跨文化营销管理策略[J].商情,2019,000(010):68,72.

[3]王明.国际贸易业务中跨文化差异产生的影响———以中美为例[J].现代营销（信息版）,2019(04):146.

[4]李庆子.国际市场营销中的跨文化障碍及应对策略———以华为为例[J].中国商论,2018,000(022):68-69.

国营贸易范文篇5

关键词：国际贸易；跨文化；营销管理；路径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展开，我们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选择跨国营销和国外的一些企业合作，而跨国营销确实也让我国很多企业迎来了一个新的机遇，但是未来跨国营销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跨文化营销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想要做好跨文化营销工作，相关的企业就一定要对这些问题重视起来，因为跨文化营销不仅仅的是和一些国外的企业合作并且融入他国的文化，而是要根据他国文化的价值和市场的一系列特点，综合起来考量。

一、国际贸易中跨文化营销管理的重要意义

1.迎合经济发展趋势

在近年来的国际贸易中，经济全球化已经呈现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很多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都开始采取跨国营销的方式，中国也不例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到国外去探索和发展，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不同，文化也就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企业在跨国贸易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化冲突，这也就会跨国营销提供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是就全球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跨国营销又是一个不得不进行的发展进程，因为既然已经呈现出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那就说明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跨国营销，在这样的世界贸易环境中，如果中国企业固步自封，一直死守在国内做贸易，那么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企业的发展，而且也会导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割裂开来，所以说跨国营销是企业发展过程当中不得不进行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企业在跨国营销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更好地迎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发展当中的主要经济趋势，它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各个国家跨国营销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企业进行跨国营销虽然会面临一定的冲突，但是却可以更好地迎合世界的发展机遇，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有利的条件。

2.帮助拓展国际市场

企业跨文化进行的营销和管理，不只是企业营销上的简单变化，也是企业管理方面整体的变革，企业在跨文化营销的过程当中，虽然会面临文化冲突问题，但是跨文化营销确实可以为企业拓展更多的国外市场，为企业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而且企业在进行跨文化营销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充分地做好跨文化营销管理工作，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文化冲突，虽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但是如果企业在管理的过程当中，能够适应其他国家文化的环境和风俗习惯，还有历史背景等，就可以在不同的经济活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新定位，为企业更好地拓展国外市场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而且跨文化管理也是每一个企业在跨国营销过程当中的发展基础，充分做好跨文化管理工作，就可以让国外的客户充分看到中国企业的特长以及魅力，为中国企业在国外拓展到更新的市场，拉拢到全新的客户，这样一来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的发展。而且在跨文化营销管理的过程当中，虽然处于不同的国土，但是相信文化之间都会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企业在跨文化管理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些共同之处来向国外的一些客户展现出我国企业的优秀魅力，以此来达到拓展市场的目的。

3.促进企业整体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无论是我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都不可能只是安于国内的发展，必然会向国际上拓宽自己的市场，而跨国营销就成了企业拓宽市场的一个主要方式，在跨国营销管理的过程当中，企业如果能够充分将自己和国外的文化环境等融合起来，并且在保证国内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在国外拓展出新的市场，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企业的整体发展，因为企业在国内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客户都已经是固定的了，如果想要在从国内扩大企业的发展规模就需要耗费很大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如果企业顺应全球经济化的发展趋势，把在国内原有的规模保持住，并且向国际上进行发展，就例如与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像越南、朝鲜、俄罗斯等国家进行发展，就可以在海外扩展出一个新的市场，新的市场就可以吸引来更多的新客户，这样一来不仅保留了国内原有的市场，而且在海外还拓展出了新的市场，通过国内和国外两方面双管齐下的经营，就可以从整体上促进企业的发展，为企业带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可以为企业的跨国营销提供更多的优势和便利。企业在跨国营销的过程当中，如果充分做好管理工作就可以带动企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二、国际贸易中跨文化营销管理的文化冲突

1.文化冲突的特点

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在文化上就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文化冲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企业跨国营销管理当中的文化冲突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是文化冲突具有非常显著的复杂性，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发展以及历史背景形成的，在世界上没有哪两个国家的历史会完全相同，所以衍生出来的文化也不同，而文化又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内容，所以说文化的冲突具有复杂性。第二个就是文化冲突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因为在企业进行跨国营销的过程当中，如果想要让跨国的企业和他国文化进行融合，那就会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国家的文化会发生变化，会有新的文化加入，可能也会有其他的文化消失，而企业也在发展，所以说在企业和文化相互适应的过程当中，就会存在一定的滞后问题。第三个就是企业的文化冲突具有非常明显的不可预见性。因为国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肯定都不会是单一的文化，而是多元文化，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的过程当中，也会随着时代一起发展，不会一成不变，所以说企业和文化双方都有改变性。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文化冲突具有不可预见性的特点。

2.文化冲突的原因

企业在进行跨国营销管理的过程当中，因为是从本土国家辗转到其他国家拓展海外市场，那么企业在营销和管理时，就难免会带有自己国家文化的特色，但是既然要做好跨国营销，那么就不得不融入到他国的环境当中，而有一些国家的文化和我国的文化虽然会有共通之处，但是也会有存在冲突的地方，因为不同的国家在文化方面自然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就像是中国和韩国，如果中国的企业到韩国进行跨国营销，那么在文化上的不同之处就会凸显出来，韩国人十分重视资历，也就形成了前辈文化，也就是说如果在企业发展当中要雇佣一些当地的员工，那么无论新员工的年龄多大，只要是比自己先到公司的人员，他们都会称之为前辈，这一点就和中国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因为在中国如果要论资历的话，通常要考虑年龄因素，但是在韩国他们就不会考虑年龄这一问题，只是凭借着先来后到，无论新员工的年龄有多大，都要称呼老员工为前辈。

3.文化冲突的影响

企业在进行跨国营销管理的过程当中，文化冲突会对企业造成很大的影响，最显著的一点影响就是它会影响企业与他国管理人员之间的相处，因为对于很多进行跨国营销的企业来说，他们通常都会聘用一些当地的人员对企业进行管理，但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仍然是本国的人员，这样一来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就很有可能会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相处问题，而且这样的文化冲突很有可能会造成管理者和当地人员之间的冲突，让管理者和当地的工作人员之间很难建立起一个相互信任的关系。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运行，而且如果文化冲突过于严重的话，还会降低企业的经营效率，因此在国际贸易的过程当中，企业跨文化营销不仅要保持住自己本国文化的特色，也要与当地的文化进行充分融合，但是文化冲突如果没有及时解决，那么时间越长问题就会越大，就会在企业和当地的环境以及工作人员之间造成很多的隔阂，这样一来就会形成企业的内耗现象，就会从整体上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影响企业的后续发展。

三、国际贸易中跨文化营销管理的路径

1.树立正确的管理理念

企业在进行跨国营销管理当中，首先要做到的一点就是要树立起正确的跨文化管理理念，因为如果一个企业真正想要做好跨国营销工作，那么在开展工作之前就应该做好接受其他国家文化的准备，而且针对各种不同种类的文化，应该秉承着一个开放包容的态度，不能一味偏袒自己国家的文化，也不能一味地崇洋媚外，通过对文化整体的包容，并且与当地的文化充分融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文化冲突的问题，企业的跨文化管理是存在双面性的，它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要更好地适应国外的环境，推动企业整体的发展，另一方面，如果跨文化管理没有做好的话，那也会从整体上拖慢企业的进程甚至会导致企业内部出现问题，在跨文化管理的过程当中企业应充分接受当地的文化并且融入其中，树立起一个正确的跨文化管理理念。进而从整体上推动企业的发展，如果企业在跨文化管理过程中没有一个正确的跨文化管理理念，就无法做好企业内部的管理工作，针对这一问题企业可以聘请一些当地的管理人员到企业内部进行管理，让国外的管理人员和国内的管理人员进行融合，共同管理企业。

2.合理应用跨文化管理策略

企业在跨文化营销管理的过程当中，要对跨文化管理的策略进行合理应用，而且在出现文化冲突的时候，要尽量解决矛盾，不要对任何文化存在贬低的态度。在传统的企业跨文化管理的过程当中，跨文化管理策略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接受当地的文化，这也是在很多企业跨文化管理当中比较常用的一个策略，既然企业要到他国去做营销，那么就需要接受当地的文化并且充分尊重当地的历史背景以及风俗习惯，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文化冲突；第二个策略就是文化融合策略，文化融合策略就是指企业在他国进行营销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自己国家文化的影子，但是这样的文化差异又无法消除，所以说企业就可以将这两种文化进行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在企业开展一系列战略或者是任务的过程中，取这两种文化的长处结合到一起，然后再把它们发挥出来就可以很好地实现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也就可以解决文化冲突问题；第三个策略就是文化回避策略，通常企业在跨国营销管理的过程当中，很少会采取这样的策略，但是有一些国家实在和自己的本土国家的文化存在太大的差异，而且还不能够充分地进行文化融合，这样一来企业如果想要发展就不得不采取文化回避的策略，在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就要尽量规避其他国家的文化。

3.开展系统化的管理培训

企业在进行跨国营销的过程当中，通常都会派一些外派人员先到自己所要拓展业务的地区去熟悉环境，并且洽谈一些客户，企业可以先对这些外派人员进行一系列的培训，很多企业在对这些人员培训的过程当中，培训的重点通常都是放在技术和管理这两个方面，而对于当地的文化，却很少涉及，所以说跨国企业在进行跨文化管理的过程当中也要适当地对这些外派人员进行一些当地的文化培训，这样一来，在企业将业务拓展到国外的过程当中，这些外派人员就可以在本土文化和当地文化之间起到一个缓冲作用，这样就可以尽量地减少文化冲突问题，而且外派人员如果能够对当地的文化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并且融入其中就可以作为一个缓冲来更好地推动企业和当地文化的融合，就可以在无形之中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很多企业在跨文化营销管理的过程当中，之所以会出现文化矛盾，并且拖慢企业整体进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企业和当地文化之间，没有一个连接人，如果对外派人员展开系统化的跨文化管理培训，那么也就是在企业和当地文化之间架起了一个桥梁，这样一来，企业也就可以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当中。

4.充分利用当地文化

企业的跨文化营销管理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会面对文化冲突。如果当地的文化时代和企业的本土文化存在太大的差异的话，那么企业就完全可以把当地的文化应用到企业的文化管理当中。因为文化冲突既然已经出现，而且差异太大，没有办法融合，那么就可以充分地利用当地的文化为企业打造出一个良好的企业形象，在跨文化管理的过程当中，企业的管理者首先要熟悉当地的文化背景，就像企业如果是从中国跨文化营销到朝鲜，那么相关企业的管理者，就要先了解一下朝鲜的风俗习惯，就像是饮食习惯当中的冷面和泡菜，这些都要有一定的了解，企业就可以根据朝鲜的饮食习惯，然后利用到企业管理当中来为企业打造出一个特色的当地品牌，这样一来虽然没有将朝鲜的文化和我国本土的文化融合，但是利用好当地的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文化冲突问题。企业管理者在管理的过程当中，对文化冲突一定要重视起来，对当地的文化也不能产生歧视心理，如果实在不能进行文化融合，那么就可以把当地的文化当成另一种形式，运用到企业管理当中，这样不仅可以降低文化冲突对企业的影响，还可以为企业的管理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四、结束语

国际贸易中跨文化营销的管理虽然存在着文化冲突，但是只要企业能够充分地掌握文化冲突的特点、原因以及产生的一系列影响，然后再树立起正确的管理理念，合理应用跨文化营销策略，并且对企业内部开展系统化的跨文化营销管理培训，把不同国家的文化尽量融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跨文化营销当中的文化冲突问题。

参考文献：

[1]单麒凝.浅谈国际贸易中跨文化营销管理的策略[J].消费导刊,2019,000(040):94.

[2]冯慧菊.国际贸易中跨文化营销管理策略[J].商情,2019,000(010):68,72.

[3]王明.国际贸易业务中跨文化差异产生的影响———以中美为例[J].现代营销（信息版）,2019(04):146.

[4]李庆子.国际市场营销中的跨文化障碍及应对策略———以华为为例[J].中国商论,2018,000(022):68-69.

国营贸易范文篇6

关键词：对外贸易法；地位；作用；问题；修改

一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对外贸易法是指国家对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它包括宪法、对外贸易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一部法律的重要性，是由该法律调整的对象和范围决定的。对外贸易法调整的是一国对外贸易及投资法律关系的。而在当今世界，各国外贸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外贸法地位也日趋重要。随着WTO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日益加大，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经济大国的经济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越来越高。所谓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高低。经济最发达的占世界经济总量1/4的大国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0.7%，日本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为20.1%.[1]这些国家重视外贸法的程度也愈来愈高。美国从其独立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外贸，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200多年的外贸发展历程中，尤其是二战之后，美国已成为国际贸易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但是从60年代起在日本及70年代日益强大的欧盟的强烈竞争下，使其外贸法既有管理本国进出口功能，又有在竞争中趋利避害的服务功能。“在美国，国际贸易是最热门的话题，外贸法也是最为社会关心的法规之一。因为它直接涉及美国人的就业问题，同时也直接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2]因此，对外贸易法在这些西方贸易大国早已越出了一般部门经济法的范围，无论从立法和执法的角度，都赋予其特别重要的地位，给予非同小可的重视。

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对外贸易的管理权直接掌握和控制在国会手中。该对外贸易管理权是通过制定法律、批准条约、决定征税以及掌握开支等方式行使的。行政部门则负责外贸法的实施和执行。美国政府中负责对外贸易管理的机关决不只由商务部负责，它同时还设有其他部门共同负责，主要有美国贸易代表以及一个独立机构———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还专门设有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巡回区上诉法院，分别受理一审和二审的国际贸易案件。美国总统作为行政最高长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享有很大的权力，他可以直接介入贸易事务并根据有关部门的建议采取措施，在是否采取保障措施、贸易禁运、贸易制裁等方面享有最终决定权。

美国对外贸易法的内容丰富而具体，仅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就达1000多页，其内容涉及贸易待遇，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互惠待遇、普遍优惠待遇、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进口救济与贸易秩序，包括反倾销法、反补贴法、保障措施、调整援助[3]、市场扰乱[4]、不公平贸易做法[5]和非经济原因[6]的进口管制；出口促进与管制，包括301条款制度[7]和贸易促进、出口管制。日本政府的贸易管理组织主要包括日本贸易会议、经产省、大藏省、日本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经济企划厅、公正交易委员会等。但日本贸易会议的主席由内阁总理大臣亲自担任，其成员包括经产省、大藏省、农林水产省、外务省、运输省等重点省大臣、日本银行及进出口银行总裁、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经济企划厅长官等组成。日本的特点是总理亲自处理，重要部门联手共管外贸。

欧盟负责制定和实施贸易政策的主要机构包括欧盟委员会（欧盟的行政机构）、欧盟理事会（欧盟的执行机构）、欧盟议会（代表欧盟的公民）和欧洲法院。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外贸法的特殊重要地位表现在：

（1）由最高权力机关立法；

（2）由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实施；

（3）全国一盘棋，主要部门及其第一把手亲自参与对外贸易法的执行；

（4）内容详细灵活，在管理国内进出口的同时，强调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和拓展。

二我国应对对外贸易法予以特别重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的外贸发展特别迅速。1978年进出口额仅为206亿美元，1994年贸易总额为2000多亿美元，而2002年我国的进出口额达到6200多亿美元，在世界贸易大国中的位置已上升到第6位；今年上半年的发展势头更是强劲。我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协议投资金额已达8300亿美元，实际投资额达4500亿美元。我国共批准设立三资企业已超过40万家。同样，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也十分高，有经济学家统计，2002年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44%.[8]尽管各国测算外贸依存度的方法不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外经外贸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将越来越不可忽视，因此，作为调整外经外贸工作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理所当然要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相对于西方贸易大国，我国的对外贸易法起步晚，重视不够，当然这与我国长期以来进出口数量有限，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弱有关，但是，从现在我国外贸的实际情况出发，外贸法的重要性已经凸现，外贸法应该予以重新定位并提到重要日程。

三当前对外贸易法的若干前沿问题

（一）透明度原则

1.透明度原则的由来

透明度原则源于西方世界。它早期是伴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作为商人，面临市场的巨大挑战，就要设法克服市场因政策法律变动而带来的风险，商人们迫切要求市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要求政府管理市场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透明，以便公众能方便地获得政府管理和服务市场的信息。因此透明度原则早期又称之谓“阳光原则”或“知晓原则”。

透明度原则的日趋明确，那是在二战之后，它作为调整战后贸易制度的基本规范，被引入了“关贸总协定”，其内容逐渐明确，尤其是该原则被引入到WTO的各主要协议之中后尤为突出。透明度原则的核心条款是关贸总协定的第10条。随着WTO影响的扩大，该原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数十年以来，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各国外贸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列入其主要条款。

2.透明度原则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

根据WTO各主要协议的规定，透明度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公布和告知原则。该原则要求成员方管理机构必须将正式实施的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条例以及政策予以公布；必须将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现行条约及政府协定，予以公布；在实施具体贸易过程中的法令、条例以及一般援用的司法判例及行政决定，都应迅速公布。二是关于行政和司法过程中的透明度。

要求各成员管理外贸过程及审理外贸案件的过程透明，并要求能对政府管理外贸过程中的决定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

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WTO基本原则中带有基础性的一项重要原则，能否切实地履行透明度原则，不仅是衡量中国承诺履行WTO各项制度的法律基础，而且也是衡量中国遵守WTO各项法律义务的信用基础，更是我们运用WTO规则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重要前提。

3.中国正积极地遵守透明度原则

中国依据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作出的郑重承诺将使中国的经济环境更具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中国政府在原则问题上的承诺，关键的或者说具有突破性的一点就是政府在管理外贸工作中取消内部文件（亦称红头文件），即凡是执行的，必须是公开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政策。

中国对履行WTO透明度原则迅速而全面地做出上述承诺，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该原则的重视，也表现了中国全面履行WTO各项法律规定的决心和能力。

（二）对外贸易经营权

西方国家对外贸易法历来重视对外贸易经营主体问题，把它作为外贸制度的基础。美国外贸法专家认为，是否允许个人或所有企业从事外贸，这是一国对外贸易法的基石，犹如一国宪法是否保护人权一样重要。因为对外贸易主体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外贸易的自由度（即自由化）问题。它涉及对外贸易的几乎所有制度，比如工商管理、海关、外汇及税收等一系列法律，也就是说，对外贸易经营权是整个外贸制度开放的晴雨表。西方各国的外贸法对此都作出了相当宽松的规定，美国、欧盟及日本等西方国家都规定了其自然人、法人及合伙企业都能自由获得对外自由贸易权。

中国在加入WTO时承诺3年内放开外贸经营权。即在加入WTO3年后，即从2004年12月11日起应对这类企业（包括自然人）放开外贸经营权。

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法应参照国际惯例，规定除在特定的贸易领域内从事国营贸易的专营权或特许权外，所有在中国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都可以享有外贸经营权。

（三）国营贸易

1.国营贸易是各国外贸法中普遍存在的特殊概念

外贸法上的国营贸易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企业并非一个概念，和中国目前的国有外贸企业也不能等同，它具有特定的含义。根据世贸组织《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17条和其他有关规定，所谓国营贸易企业是指在国际贸易中根据国内法律或在事实上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的政府企业和非政府企业，其购买和销售活动影响了国家进出口水平和方向。因此，世贸组织中判断国营贸易企业的关键是看企业是否在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这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并无必然联系，其判断标准也不是所有制形式。因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或者半官方的贸易机构，若它们在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则都应视为国营贸易企业。

2.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国外贸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营贸易通常存在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贸易领域。实行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国家在一些关键领域享有直接的控制权，从而可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活，因此其在一国贸易中的意义不可低估，国营贸易因而成为国际上的一种通行做法，世贸组织各成员在不同领域中都实行着不同程度的国营贸易。目前，世界范围内国营贸易制度主要集中在农产品方面，兼有若干重要的矿产品。有些欧洲国家也在烟草和食盐方面维持着国营贸易制度。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各设有一个专营销售局，而这两个企业控制着1/3的世界小麦出口。而在新西兰，一个牛奶专营国营企业控制着约30%的世界牛奶出口。

由此可见国营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占有的规模和地位确实是十分巨大的。

3.中国外贸法应妥善处理国营贸易问题

中国要按照世贸有关规则有针对性地加强在一些重点贸易领域中的国营贸易制度，使其成为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保障。国营贸易的最大优势在于政府可以对其实施较为直接的控制，进而控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产品的进出口，这些领域和产品对国民经济、社会稳定、人民生活都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只有真正确保国家在这些关键领域中享有控制权，中国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保证国民经济的安全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因此，国家在某些领域继续维持国营贸易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世贸规则允许的例外，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个例外并将其体现在本国的外贸法中。

（四）自由贸易区

所谓自由贸易区通常是指签订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所组成的经济贸易集团，在成员国之间废除关税和数量限制，使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但各成员国仍保持自己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壁垒。自由贸易区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中最基本、最一般的形式，一般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成员国内部取消贸易障碍，实现自由贸易，但没有共同对外关税；二是通常采取原产地规则。

目前，建立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寻求发展本国经济、抵御经济衰退的一项重要举措。

鉴于自由贸易区具有的积极作用，关贸总协定第24条对其作了特别规定，从而使自由贸易区成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并明确允许各成员国或各成员在其领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实践证明，自由贸易区对于多边贸易体系并未构成重大威胁；相反，由于它的目标是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可以率先在区域实现内部贸易自由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多边贸易体系具有互补性，也可以推动多边贸易的发展。因此，自由贸易区和多边贸易体系可以共存，事实上世贸组织的很多成员同时也是各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目前除亚洲的中国、日本、韩国以外，世界上几乎各主要贸易国均已参加自由贸易区，有的还是多个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参加任何自由贸易区，这对于本国的外贸发展并非好事。中国游离于自由贸易区之外，一方面使中国无法享受区域贸易安排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区域贸易安排对区内国家实行优惠待遇，其成员对区外贸易伙伴仍保留各自原有的贸易壁垒，因而其贸易转移效果甚至排他性的特征日益明显，致使中国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视性影响。同时，自由贸易区是世贸组织明文允许存在的例外，不予以积极利用就没有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为本国谋取应得的利益，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中国都应重视和利用自由贸易区来推动本国外贸的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中国在自由贸易区内的积极作用。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并积极参与东盟十国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活动，与东亚的韩国、日本等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进行了持久的探讨，这些都说明，中国在修改外贸法时有必要增加规定国家制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积极建立和完善外贸促进机制的有关内容。

（五）贸易壁垒调查

世贸组织的宗旨是扩大自由贸易，消除各国间的各种贸易壁垒，其重点已经从关税壁垒转移到了各种各样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所谓贸易壁垒是泛指一国采取、实施或者支持的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合理障碍的立法、政策、行政决定、做法等各种措施，其范围极广，以对贸易造成扭曲效果为判断标准。

贸易壁垒的种类数量大、花样多，而且层出不穷，例如关税壁垒、关税税则分类、配额、进出口许可、政府采购、自愿出口限制、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等等，而“两反一保”的滥用也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壁垒。同时，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也在国际上愈演愈烈：前者是进口国以保护国家安全、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安全、防止欺诈行为等目的，通过繁杂和苛刻的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合格评定程序来限制贸易，而后者是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口号，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建立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和繁琐的检验认证而设立的贸易障碍。例如，1997年欧美国家通过提高技术性条件要求实际上禁止了从中国进口禽肉，而2002年初欧盟又以中国产的蜂蜜含有氯霉素等抗生素超标为由中止了从中国进口蜂蜜，中国的这些传统优势产品因此丧失了这些市场。

贸易壁垒的实质是限制进口，但它们具有技术性强、隐蔽性好、涉及面广、效果明显的特点，而且往往具有正当理由支持，因此管制的难度很大，但这些贸易壁垒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遏制这些贸易壁垒，世贸组织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动植物和卫生检疫措施协议》等，但其规制的范围和力度还远不足以形成国际法上全面、有效的管制。

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原外经贸部（即商务部）于2002年颁发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从而有了自己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但这一规则还只是部门规章，未来应该将其上升为法律。在中国《对外贸易法》的修改中，应对政府实施对外贸易进行调查的范围及其具体程序作出规定，以便有更强的法律基础来保证本国产品和企业免受国外的不公正待遇。

（六）贸易救济措施

1.反倾销

在国际贸易中，倾销是指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在这种情况发生时，进口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我们称之为反倾销措施。可以采取的反倾销救济措施是征收反倾销税或者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尽管反倾销的理论基础早已为人诟病，但反倾销现在更多的是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而得到广泛的使用。由于反倾销简便实用、效果明显，因此也是三种贸易救济措施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中国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反倾销的第一受害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今中国产品已经遭遇到了500余起反倾销案，被调查的产品有4000多种。在这些反倾销调查案中，由于以往中国企业经常采取不应诉的做法，加之中国在这方面人才缺乏、企业不重视、政府组织不力等因素，中国企业能争取到较好裁决结果的仅占到三成，绝大部分被课以高关税，损失比较严重。而对中国使用反倾销措施的主要国家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及部分拉美国家等。例如，墨西哥从1994年11月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和服装征收反倾销税，税率最高可达533%.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对中国出口彩电征收的高达44.6%的反倾销税使中国产品几乎退出欧洲市场，而美国现在正在酝酿对中国彩电采取反倾销措施。在1994年，美国对中国大蒜裁定了高达376%的反倾销税，也迫使中国大蒜因此退出了美国市场。更为严重的是，反倾销案件往往产生连锁反应。1993年墨西哥对中国十大类4000多种商品进行反倾销后，巴西、阿根廷、秘鲁等国纷纷对中国这些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据估计，中国企业因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达到100亿美元以上，而丧失的市场份额和其他间接损失则难以计算，国外对中国产品频繁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一个巨大贸易障碍。

2.反补贴

补贴是指出口国（地区）政府或者其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并为接受者带来利益的财政资助以及任何形式的收入或者价格支持，某些贸易活动中的补贴也是一种不公平贸易行为。当进口产品存在补贴，并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进口国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采取征收反补贴税、要求出口国政府停止补贴或要求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中国产品目前很少遭到反补贴调查，因为中国产品一般是反倾销措施的目标，而目前中国也尚未对其他国家产品实施反补贴措施。

3.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是进口国对某些产品在公平竞争情况下因进口数量猛增而采取的紧急限制措施。当进口产品数量大量增加，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时，进口国可以采取保障措施来缓解这种严重损害或威胁。具体措施有提高关税、采取配额制等。保障措施是关贸总协定最重要的条款之一，该条款就像一个“安全阀”，使得缔约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背离总协定一般规则，即通过免除该缔约方所承诺的义务，达到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的目的。仅在1995年到2000年期间，美国就发起了9起保障措施调查。而在2002年3月5日，美国总统宣布对10类进口钢铁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加征关税最高达30%，涉及国家包括欧盟、日本、韩国、中国、瑞士、挪威、新西兰、巴西等，最终成为一场涉及各大主要贸易国的贸易风波。

为了保护本国产品免遭国外采取的救济措施打击，中国参照各国的成功经验加强了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建设，先后启动了汽车、钢铁、化肥等易受冲击行业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以便于防患于未然。

三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及其修改的指导思想

（一）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1994年外贸法与WTO及我国的入世承诺相比，与国际贸易格局急骤变化的要求相比，与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日益增加的贡献相比，确实存在不少差距，这主要表现在：

1.《外贸法》没有对WTO所倡导的“关税减让”、“一般取消数量限制”、“透明度”、“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和“公平平等处理贸易争端”等原则作出规定。而且，它的有些规定已经不适应外经贸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与WTO倡导的国际贸易内涵不符合，如《外贸法》没有对境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国营贸易和电子商务等作出规定，也没有对原产地规则、自由贸易区和单独关税区作出规定，甚至没有对外国产品进行调查、报复，保护国内产业权益的贸易壁垒调查制度；而这些原则及规定，都属于西方国家外贸法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利用外贸法规趋利避害的重要内容。

2.《外贸法》的有些规定过于原则，自由裁量权过大，需要细化，以便于操作，如有关对外贸易秩序、对外贸易促进、对外贸易救济和法律责任等规定。

3.《外贸法》在一定程度上遗留了计划经济行政管理的色彩。这不仅与WTO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相去甚远，也不能为国内外各经济主体开展外贸活动提供一部具有可预见性、规范性和便于操作的外贸根本法[9].例如，《外贸法》第19条规定，“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或者许可证管理；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但规定的审批机关是“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有关部门”不清楚。审批时间和审批条件是怎样的，也不清楚。而且在实施中往往是涉及哪个部门就找哪个部门，而不是美国、日本和欧盟那样，把外贸事务视为生命线，由影响国计民生的部门共同负责。这些行政部门参与外贸管理不是临时性的，而是其重要的职责。

4.《外贸法》的原则离WTO协议所倡导的“国民待遇”、“市场准入”、“透明度”、“一般取消数量限制”还有较大差距，在外贸经营权上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在具体制度上不符合或不能完全满足WTO协议的要求。例如，该法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而外商投资企业则可以免于办理内资企业必须办理的许可。[10]该法规定的对外贸易经营许可制度，使得同是中国企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外贸经营权的获取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且，个人也被排除在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之外。[11]我国入世时承诺，通过国内立法途径将WTO协议及我国入世承诺转化成国内法内容，以便其在我国贯彻实施。这也要求我们按照WTO和我国的承诺对作为外贸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进行修订。

（二）修改现行《外贸法》的指导思想

1.反映对外贸易发展情况，体现WTO规则修改《外贸法》必须反映现阶段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发展方向，反映中国的贸易地位，同时体现WTO规则及其发展变化（既要体现承诺义务，也要体现实现权利，保障权利、监督制约对方应承担义务的内容）.

2.体现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

可预见性是指《外贸法》的修改要反映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目标和WTO新一轮谈判的精神，可操作性是指应该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中国国情。

3.增强外贸法的开拓和防御能力

增强外贸法的主动防御功能，是当今各国外贸法的立法趋势。例如美国外贸法的许多规定就具有对外进行市场开拓，对内进行保护国内产业的能力。如美国外贸法中规定保障措施的201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国外贸易做法作出反映的301条款、特殊301条款、超级301条款，授权针对国外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报复的337条款以及针对中国的特保立法的421条款。而我国1994年外贸法在这方面的功能较差，主要是一部管理对外贸易关系的法律。战斗性、开拓性及主动防御性尚缺。

4.对《外贸法》功能重新定位

通过对1994年“外贸法”的修改，需要对外贸法在国内的地位重新定位，对它的特殊重要性进行确认，对其内容进行充实，使其在世界贸易的新格局中真正起到保护和促进我国外贸事业的基本法作用，在这一点上西方贸易大国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1）美国贸易法的做法美国贸易法对内尽量扩大自由度，而对外则侧重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出口和对国内产业的救济，因此是一部对内管理相对自由、对外职能强化的贸易法[12].

（2）加拿大对外贸易立法体现了其对国内产业、企业的充分保护

除在国际贸易法庭法、特别进口措施中有关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进行专门规定外，在海关法、海关税则法、进出口许可证法中也有对国内产业、企业提供保护的法律救济措施，另外其反倾销法等规定的法律层次较高，由议会通过。

1994年《对外贸易法》在管理方面其侧重点在于对贸易主体的经营资格和经营行为以及商品的管理，自我约束较多，反映当时的管理手段和体制，主要是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为主的法律，对外扩大我国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机会、消除外国贸易壁垒以及其他维护公平贸易秩序的能力不足。这就需要我国贸易法转变管理重心，向对内放宽管制、对外加强职能的方向转变。在这方面，加拿大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加拿大的外贸立法在不违背WTO原则和规则的前提下仍然保留了大量的许可证贸易管理方式。我们认为，我国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可在履行WTO义务和我国有关承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用足用好许可证等贸易管理手段和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

因此，我国《对外贸易法》应是合理的外贸促进法，这既符合WTO规则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法，使其成为有效的贸易防御法和积极的市场开拓法，例如，遏制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拓宽贸易投资。

[注释]

[1]刘国光。内需为主与外贸依存度问题[OL].中国经济展望网，2002-04.

[2]Int‘lTradeandInvestment，RALPHH.FOLSM，19.

[3]对因进口竞争而受到损害的工人、企业和产业的援助。

[4]是指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给美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认定市场扰乱的标准比反倾销和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标准要低，更便于使用。

[5]依据美国现行法律，即美国贸易法337条，所有人、进口商、承销商将货物进口美国或销售中的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做法，或实质性损害美国产业，阻止美国产业建立，或限制或垄断美国的贸易和商业，国际贸易委员会应当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则不需要证明损害的存在，便可构成337条所规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6]指基于国家安全、人权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原因。

[7]1974年美国贸易法规定了一般301条款、特殊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一般301条款规定了当外国限制美国货物和服务的进口时，美国贸易代表应当或可以采取的救济措施；特殊301条款针对外国违反知识产权义务的各种措施和行为；超级301条款则针对外国限制进口措施的重点国家和重点做法。适用于整个301条款的救济措施有中止与外国达成的贸易协定、取消给予外国的优惠待遇、取消对美国的商业限制、通过贸易协定向美国提供补偿利益等。

[8]沈利生。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测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4）.

[9]沈吉利。入世与修改《对外贸法》的建议[J].国际商务研究，2002（4）.

[10]见《对外贸易法》第9条。

国营贸易范文篇7

关键词：对外贸易法；地位；作用；问题；修改

一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对外贸易法是指国家对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它包括宪法、对外贸易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一部法律的重要性，是由该法律调整的对象和范围决定的。对外贸易法调整的是一国对外贸易及投资法律关系的。而在当今世界，各国外贸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外贸法地位也日趋重要。随着WTO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日益加大，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经济大国的经济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越来越高。所谓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高低。经济最发达的占世界经济总量1/4的大国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0.7%，日本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为20.1%.[1]这些国家重视外贸法的程度也愈来愈高。美国从其独立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外贸，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200多年的外贸发展历程中，尤其是二战之后，美国已成为国际贸易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但是从60年代起在日本及70年代日益强大的欧盟的强烈竞争下，使其外贸法既有管理本国进出口功能，又有在竞争中趋利避害的服务功能。“在美国，国际贸易是最热门的话题，外贸法也是最为社会关心的法规之一。因为它直接涉及美国人的就业问题，同时也直接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2]因此，对外贸易法在这些西方贸易大国早已越出了一般部门经济法的范围，无论从立法和执法的角度，都赋予其特别重要的地位，给予非同小可的重视。

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对外贸易的管理权直接掌握和控制在国会手中。该对外贸易管理权是通过制定法律、批准条约、决定征税以及掌握开支等方式行使的。行政部门则负责外贸法的实施和执行。美国政府中负责对外贸易管理的机关决不只由商务部负责，它同时还设有其他部门共同负责，主要有美国贸易代表以及一个独立机构———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还专门设有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巡回区上诉法院，分别受理一审和二审的国际贸易案件。美国总统作为行政最高长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享有很大的权力，他可以直接介入贸易事务并根据有关部门的建议采取措施，在是否采取保障措施、贸易禁运、贸易制裁等方面享有最终决定权。

美国对外贸易法的内容丰富而具体，仅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就达1000多页，其内容涉及贸易待遇，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互惠待遇、普遍优惠待遇、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进口救济与贸易秩序，包括反倾销法、反补贴法、保障措施、调整援助[3]、市场扰乱[4]、不公平贸易做法[5]和非经济原因[6]的进口管制；出口促进与管制，包括301条款制度[7]和贸易促进、出口管制。日本政府的贸易管理组织主要包括日本贸易会议、经产省、大藏省、日本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经济企划厅、公正交易委员会等。但日本贸易会议的主席由内阁总理大臣亲自担任，其成员包括经产省、大藏省、农林水产省、外务省、运输省等重点省大臣、日本银行及进出口银行总裁、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经济企划厅长官等组成。日本的特点是总理亲自处理，重要部门联手共管外贸。

欧盟负责制定和实施贸易政策的主要机构包括欧盟委员会（欧盟的行政机构）、欧盟理事会（欧盟的执行机构）、欧盟议会（代表欧盟的公民）和欧洲法院。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外贸法的特殊重要地位表现在：

（1）由最高权力机关立法；

（2）由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实施；

（3）全国一盘棋，主要部门及其第一把手亲自参与对外贸易法的执行；

（4）内容详细灵活，在管理国内进出口的同时，强调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和拓展。

二我国应对对外贸易法予以特别重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的外贸发展特别迅速。1978年进出口额仅为206亿美元，1994年贸易总额为2000多亿美元，而2002年我国的进出口额达到6200多亿美元，在世界贸易大国中的位置已上升到第6位；今年上半年的发展势头更是强劲。我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协议投资金额已达8300亿美元，实际投资额达4500亿美元。我国共批准设立三资企业已超过40万家。同样，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也十分高，有经济学家统计，2002年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44%.[8]尽管各国测算外贸依存度的方法不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外经外贸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将越来越不可忽视，因此，作为调整外经外贸工作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理所当然要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相对于西方贸易大国，我国的对外贸易法起步晚，重视不够，当然这与我国长期以来进出口数量有限，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弱有关，但是，从现在我国外贸的实际情况出发，外贸法的重要性已经凸现，外贸法应该予以重新定位并提到重要日程。

三当前对外贸易法的若干前沿问题

（一）透明度原则

1.透明度原则的由来

透明度原则源于西方世界。它早期是伴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作为商人，面临市场的巨大挑战，就要设法克服市场因政策法律变动而带来的风险，商人们迫切要求市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要求政府管理市场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透明，以便公众能方便地获得政府管理和服务市场的信息。因此透明度原则早期又称之谓“阳光原则”或“知晓原则”。

透明度原则的日趋明确，那是在二战之后，它作为调整战后贸易制度的基本规范，被引入了“关贸总协定”，其内容逐渐明确，尤其是该原则被引入到WTO的各主要协议之中后尤为突出。透明度原则的核心条款是关贸总协定的第10条。随着WTO影响的扩大，该原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数十年以来，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各国外贸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列入其主要条款。

2.透明度原则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

根据WTO各主要协议的规定，透明度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公布和告知原则。该原则要求成员方管理机构必须将正式实施的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条例以及政策予以公布；必须将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现行条约及政府协定，予以公布；在实施具体贸易过程中的法令、条例以及一般援用的司法判例及行政决定，都应迅速公布。二是关于行政和司法过程中的透明度。

要求各成员管理外贸过程及审理外贸案件的过程透明，并要求能对政府管理外贸过程中的决定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

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WTO基本原则中带有基础性的一项重要原则，能否切实地履行透明度原则，不仅是衡量中国承诺履行WTO各项制度的法律基础，而且也是衡量中国遵守WTO各项法律义务的信用基础，更是我们运用WTO规则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重要前提。

3.中国正积极地遵守透明度原则

中国依据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作出的郑重承诺将使中国的经济环境更具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中国政府在原则问题上的承诺，关键的或者说具有突破性的一点就是政府在管理外贸工作中取消内部文件（亦称红头文件），即凡是执行的，必须是公开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政策。

中国对履行WTO透明度原则迅速而全面地做出上述承诺，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该原则的重视，也表现了中国全面履行WTO各项法律规定的决心和能力。

（二）对外贸易经营权

西方国家对外贸易法历来重视对外贸易经营主体问题，把它作为外贸制度的基础。美国外贸法专家认为，是否允许个人或所有企业从事外贸，这是一国对外贸易法的基石，犹如一国宪法是否保护人权一样重要。因为对外贸易主体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外贸易的自由度（即自由化）问题。它涉及对外贸易的几乎所有制度，比如工商管理、海关、外汇及税收等一系列法律，也就是说，对外贸易经营权是整个外贸制度开放的晴雨表。西方各国的外贸法对此都作出了相当宽松的规定，美国、欧盟及日本等西方国家都规定了其自然人、法人及合伙企业都能自由获得对外自由贸易权。

中国在加入WTO时承诺3年内放开外贸经营权。即在加入WTO3年后，即从2004年12月11日起应对这类企业（包括自然人）放开外贸经营权。

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法应参照国际惯例，规定除在特定的贸易领域内从事国营贸易的专营权或特许权外，所有在中国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都可以享有外贸经营权。

（三）国营贸易

1.国营贸易是各国外贸法中普遍存在的特殊概念

外贸法上的国营贸易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企业并非一个概念，和中国目前的国有外贸企业也不能等同，它具有特定的含义。根据世贸组织《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17条和其他有关规定，所谓国营贸易企业是指在国际贸易中根据国内法律或在事实上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的政府企业和非政府企业，其购买和销售活动影响了国家进出口水平和方向。因此，世贸组织中判断国营贸易企业的关键是看企业是否在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这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并无必然联系，其判断标准也不是所有制形式。因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或者半官方的贸易机构，若它们在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则都应视为国营贸易企业。

2.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国外贸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营贸易通常存在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贸易领域。实行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国家在一些关键领域享有直接的控制权，从而可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活，因此其在一国贸易中的意义不可低估，国营贸易因而成为国际上的一种通行做法，世贸组织各成员在不同领域中都实行着不同程度的国营贸易。目前，世界范围内国营贸易制度主要集中在农产品方面，兼有若干重要的矿产品。有些欧洲国家也在烟草和食盐方面维持着国营贸易制度。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各设有一个专营销售局，而这两个企业控制着1/3的世界小麦出口。而在新西兰，一个牛奶专营国营企业控制着约30%的世界牛奶出口。

由此可见国营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占有的规模和地位确实是十分巨大的。

3.中国外贸法应妥善处理国营贸易问题

中国要按照世贸有关规则有针对性地加强在一些重点贸易领域中的国营贸易制度，使其成为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保障。国营贸易的最大优势在于政府可以对其实施较为直接的控制，进而控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产品的进出口，这些领域和产品对国民经济、社会稳定、人民生活都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只有真正确保国家在这些关键领域中享有控制权，中国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保证国民经济的安全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因此，国家在某些领域继续维持国营贸易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世贸规则允许的例外，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个例外并将其体现在本国的外贸法中。

（四）自由贸易区

所谓自由贸易区通常是指签订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所组成的经济贸易集团，在成员国之间废除关税和数量限制，使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但各成员国仍保持自己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壁垒。自由贸易区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中最基本、最一般的形式，一般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成员国内部取消贸易障碍，实现自由贸易，但没有共同对外关税；二是通常采取原产地规则。

目前，建立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寻求发展本国经济、抵御经济衰退的一项重要举措。

鉴于自由贸易区具有的积极作用，关贸总协定第24条对其作了特别规定，从而使自由贸易区成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并明确允许各成员国或各成员在其领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实践证明，自由贸易区对于多边贸易体系并未构成重大威胁；相反，由于它的目标是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可以率先在区域实现内部贸易自由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多边贸易体系具有互补性，也可以推动多边贸易的发展。因此，自由贸易区和多边贸易体系可以共存，事实上世贸组织的很多成员同时也是各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目前除亚洲的中国、日本、韩国以外，世界上几乎各主要贸易国均已参加自由贸易区，有的还是多个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参加任何自由贸易区，这对于本国的外贸发展并非好事。中国游离于自由贸易区之外，一方面使中国无法享受区域贸易安排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区域贸易安排对区内国家实行优惠待遇，其成员对区外贸易伙伴仍保留各自原有的贸易壁垒，因而其贸易转移效果甚至排他性的特征日益明显，致使中国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视性影响。同时，自由贸易区是世贸组织明文允许存在的例外，不予以积极利用就没有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为本国谋取应得的利益，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中国都应重视和利用自由贸易区来推动本国外贸的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中国在自由贸易区内的积极作用。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并积极参与东盟十国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活动，与东亚的韩国、日本等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进行了持久的探讨，这些都说明，中国在修改外贸法时有必要增加规定国家制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积极建立和完善外贸促进机制的有关内容。

（五）贸易壁垒调查

世贸组织的宗旨是扩大自由贸易，消除各国间的各种贸易壁垒，其重点已经从关税壁垒转移到了各种各样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所谓贸易壁垒是泛指一国采取、实施或者支持的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合理障碍的立法、政策、行政决定、做法等各种措施，其范围极广，以对贸易造成扭曲效果为判断标准。

贸易壁垒的种类数量大、花样多，而且层出不穷，例如关税壁垒、关税税则分类、配额、进出口许可、政府采购、自愿出口限制、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等等，而“两反一保”的滥用也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壁垒。同时，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也在国际上愈演愈烈：前者是进口国以保护国家安全、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安全、防止欺诈行为等目的，通过繁杂和苛刻的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合格评定程序来限制贸易，而后者是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口号，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建立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和繁琐的检验认证而设立的贸易障碍。例如，1997年欧美国家通过提高技术性条件要求实际上禁止了从中国进口禽肉，而2002年初欧盟又以中国产的蜂蜜含有氯霉素等抗生素超标为由中止了从中国进口蜂蜜，中国的这些传统优势产品因此丧失了这些市场。

贸易壁垒的实质是限制进口，但它们具有技术性强、隐蔽性好、涉及面广、效果明显的特点，而且往往具有正当理由支持，因此管制的难度很大，但这些贸易壁垒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遏制这些贸易壁垒，世贸组织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动植物和卫生检疫措施协议》等，但其规制的范围和力度还远不足以形成国际法上全面、有效的管制。

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原外经贸部（即商务部）于2002年颁发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从而有了自己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但这一规则还只是部门规章，未来应该将其上升为法律。在中国《对外贸易法》的修改中，应对政府实施对外贸易进行调查的范围及其具体程序作出规定，以便有更强的法律基础来保证本国产品和企业免受国外的不公正待遇。

（六）贸易救济措施

1.反倾销

在国际贸易中，倾销是指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在这种情况发生时，进口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我们称之为反倾销措施。可以采取的反倾销救济措施是征收反倾销税或者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尽管反倾销的理论基础早已为人诟病，但反倾销现在更多的是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而得到广泛的使用。由于反倾销简便实用、效果明显，因此也是三种贸易救济措施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中国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反倾销的第一受害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今中国产品已经遭遇到了500余起反倾销案，被调查的产品有4000多种。在这些反倾销调查案中，由于以往中国企业经常采取不应诉的做法，加之中国在这方面人才缺乏、企业不重视、政府组织不力等因素，中国企业能争取到较好裁决结果的仅占到三成，绝大部分被课以高关税，损失比较严重。而对中国使用反倾销措施的主要国家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及部分拉美国家等。例如，墨西哥从1994年11月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和服装征收反倾销税，税率最高可达533%.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对中国出口彩电征收的高达44.6%的反倾销税使中国产品几乎退出欧洲市场，而美国现在正在酝酿对中国彩电采取反倾销措施。在1994年，美国对中国大蒜裁定了高达376%的反倾销税，也迫使中国大蒜因此退出了美国市场。更为严重的是，反倾销案件往往产生连锁反应。1993年墨西哥对中国十大类4000多种商品进行反倾销后，巴西、阿根廷、秘鲁等国纷纷对中国这些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据估计，中国企业因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达到100亿美元以上，而丧失的市场份额和其他间接损失则难以计算，国外对中国产品频繁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一个巨大贸易障碍。

2.反补贴

补贴是指出口国（地区）政府或者其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并为接受者带来利益的财政资助以及任何形式的收入或者价格支持，某些贸易活动中的补贴也是一种不公平贸易行为。当进口产品存在补贴，并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进口国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采取征收反补贴税、要求出口国政府停止补贴或要求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中国产品目前很少遭到反补贴调查，因为中国产品一般是反倾销措施的目标，而目前中国也尚未对其他国家产品实施反补贴措施。

3.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是进口国对某些产品在公平竞争情况下因进口数量猛增而采取的紧急限制措施。当进口产品数量大量增加，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时，进口国可以采取保障措施来缓解这种严重损害或威胁。具体措施有提高关税、采取配额制等。保障措施是关贸总协定最重要的条款之一，该条款就像一个“安全阀”，使得缔约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背离总协定一般规则，即通过免除该缔约方所承诺的义务，达到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的目的。仅在1995年到2000年期间，美国就发起了9起保障措施调查。而在2002年3月5日，美国总统宣布对10类进口钢铁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加征关税最高达30%，涉及国家包括欧盟、日本、韩国、中国、瑞士、挪威、新西兰、巴西等，最终成为一场涉及各大主要贸易国的贸易风波。

为了保护本国产品免遭国外采取的救济措施打击，中国参照各国的成功经验加强了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建设，先后启动了汽车、钢铁、化肥等易受冲击行业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以便于防患于未然。

三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及其修改的指导思想

（一）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1994年外贸法与WTO及我国的入世承诺相比，与国际贸易格局急骤变化的要求相比，与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日益增加的贡献相比，确实存在不少差距，这主要表现在：

1.《外贸法》没有对WTO所倡导的“关税减让”、“一般取消数量限制”、“透明度”、“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和“公平平等处理贸易争端”等原则作出规定。而且，它的有些规定已经不适应外经贸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与WTO倡导的国际贸易内涵不符合，如《外贸法》没有对境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国营贸易和电子商务等作出规定，也没有对原产地规则、自由贸易区和单独关税区作出规定，甚至没有对外国产品进行调查、报复，保护国内产业权益的贸易壁垒调查制度；而这些原则及规定，都属于西方国家外贸法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利用外贸法规趋利避害的重要内容。

2.《外贸法》的有些规定过于原则，自由裁量权过大，需要细化，以便于操作，如有关对外贸易秩序、对外贸易促进、对外贸易救济和法律责任等规定。

3.《外贸法》在一定程度上遗留了计划经济行政管理的色彩。这不仅与WTO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相去甚远，也不能为国内外各经济主体开展外贸活动提供一部具有可预见性、规范性和便于操作的外贸根本法[9].例如，《外贸法》第19条规定，“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或者许可证管理；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但规定的审批机关是“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有关部门”不清楚。审批时间和审批条件是怎样的，也不清楚。而且在实施中往往是涉及哪个部门就找哪个部门，而不是美国、日本和欧盟那样，把外贸事务视为生命线，由影响国计民生的部门共同负责。这些行政部门参与外贸管理不是临时性的，而是其重要的职责。

4.《外贸法》的原则离WTO协议所倡导的“国民待遇”、“市场准入”、“透明度”、“一般取消数量限制”还有较大差距，在外贸经营权上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在具体制度上不符合或不能完全满足WTO协议的要求。例如，该法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而外商投资企业则可以免于办理内资企业必须办理的许可。[10]该法规定的对外贸易经营许可制度，使得同是中国企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外贸经营权的获取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且，个人也被排除在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之外。[11]我国入世时承诺，通过国内立法途径将WTO协议及我国入世承诺转化成国内法内容，以便其在我国贯彻实施。这也要求我们按照WTO和我国的承诺对作为外贸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进行修订。

（二）修改现行《外贸法》的指导思想

1.反映对外贸易发展情况，体现WTO规则修改《外贸法》必须反映现阶段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发展方向，反映中国的贸易地位，同时体现WTO规则及其发展变化（既要体现承诺义务，也要体现实现权利，保障权利、监督制约对方应承担义务的内容）.

2.体现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

可预见性是指《外贸法》的修改要反映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目标和WTO新一轮谈判的精神，可操作性是指应该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中国国情。

3.增强外贸法的开拓和防御能力

增强外贸法的主动防御功能，是当今各国外贸法的立法趋势。例如美国外贸法的许多规定就具有对外进行市场开拓，对内进行保护国内产业的能力。如美国外贸法中规定保障措施的201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国外贸易做法作出反映的301条款、特殊301条款、超级301条款，授权针对国外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报复的337条款以及针对中国的特保立法的421条款。而我国1994年外贸法在这方面的功能较差，主要是一部管理对外贸易关系的法律。战斗性、开拓性及主动防御性尚缺。

4.对《外贸法》功能重新定位

通过对1994年“外贸法”的修改，需要对外贸法在国内的地位重新定位，对它的特殊重要性进行确认，对其内容进行充实，使其在世界贸易的新格局中真正起到保护和促进我国外贸事业的基本法作用，在这一点上西方贸易大国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1）美国贸易法的做法美国贸易法对内尽量扩大自由度，而对外则侧重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出口和对国内产业的救济，因此是一部对内管理相对自由、对外职能强化的贸易法[12].

（2）加拿大对外贸易立法体现了其对国内产业、企业的充分保护

除在国际贸易法庭法、特别进口措施中有关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进行专门规定外，在海关法、海关税则法、进出口许可证法中也有对国内产业、企业提供保护的法律救济措施，另外其反倾销法等规定的法律层次较高，由议会通过。

1994年《对外贸易法》在管理方面其侧重点在于对贸易主体的经营资格和经营行为以及商品的管理，自我约束较多，反映当时的管理手段和体制，主要是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为主的法律，对外扩大我国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机会、消除外国贸易壁垒以及其他维护公平贸易秩序的能力不足。这就需要我国贸易法转变管理重心，向对内放宽管制、对外加强职能的方向转变。在这方面，加拿大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加拿大的外贸立法在不违背WTO原则和规则的前提下仍然保留了大量的许可证贸易管理方式。我们认为，我国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可在履行WTO义务和我国有关承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用足用好许可证等贸易管理手段和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

因此，我国《对外贸易法》应是合理的外贸促进法，这既符合WTO规则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法，使其成为有效的贸易防御法和积极的市场开拓法，例如，遏制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拓宽贸易投资。

[注释]

[1]刘国光。内需为主与外贸依存度问题[OL].中国经济展望网，2002-04.

[2]Int‘lTradeandInvestment，RALPHH.FOLSM，19.

[3]对因进口竞争而受到损害的工人、企业和产业的援助。

[4]是指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给美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认定市场扰乱的标准比反倾销和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标准要低，更便于使用。

[5]依据美国现行法律，即美国贸易法337条，所有人、进口商、承销商将货物进口美国或销售中的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做法，或实质性损害美国产业，阻止美国产业建立，或限制或垄断美国的贸易和商业，国际贸易委员会应当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则不需要证明损害的存在，便可构成337条所规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6]指基于国家安全、人权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原因。

[7]1974年美国贸易法规定了一般301条款、特殊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一般301条款规定了当外国限制美国货物和服务的进口时，美国贸易代表应当或可以采取的救济措施；特殊301条款针对外国违反知识产权义务的各种措施和行为；超级301条款则针对外国限制进口措施的重点国家和重点做法。适用于整个301条款的救济措施有中止与外国达成的贸易协定、取消给予外国的优惠待遇、取消对美国的商业限制、通过贸易协定向美国提供补偿利益等。

[8]沈利生。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测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4）.

[9]沈吉利。入世与修改《对外贸法》的建议[J].国际商务研究，2002（4）.

[10]见《对外贸易法》第9条。

国营贸易范文篇8

关键词：对外贸易法；地位；作用；问题；修改

一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对外贸易法是指国家对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它包括宪法、对外贸易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一部法律的重要性，是由该法律调整的对象和范围决定的。对外贸易法调整的是一国对外贸易及投资法律关系的。而在当今世界，各国外贸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外贸法地位也日趋重要。随着WTO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日益加大，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经济大国的经济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越来越高。所谓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高低。经济最发达的占世界经济总量1/4的大国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0.7%，日本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为20.1%.[1]这些国家重视外贸法的程度也愈来愈高。美国从其独立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外贸，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200多年的外贸发展历程中，尤其是二战之后，美国已成为国际贸易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但是从60年代起在日本及70年代日益强大的欧盟的强烈竞争下，使其外贸法既有管理本国进出口功能，又有在竞争中趋利避害的服务功能。“在美国，国际贸易是最热门的话题，外贸法也是最为社会关心的法规之一。因为它直接涉及美国人的就业问题，同时也直接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2]因此，对外贸易法在这些西方贸易大国早已越出了一般部门经济法的范围，无论从立法和执法的角度，都赋予其特别重要的地位，给予非同小可的重视。

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对外贸易的管理权直接掌握和控制在国会手中。该对外贸易管理权是通过制定法律、批准条约、决定征税以及掌握开支等方式行使的。行政部门则负责外贸法的实施和执行。美国政府中负责对外贸易管理的机关决不只由商务部负责，它同时还设有其他部门共同负责，主要有美国贸易代表以及一个独立机构———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还专门设有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巡回区上诉法院，分别受理一审和二审的国际贸易案件。美国总统作为行政最高长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享有很大的权力，他可以直接介入贸易事务并根据有关部门的建议采取措施，在是否采取保障措施、贸易禁运、贸易制裁等方面享有最终决定权。

美国对外贸易法的内容丰富而具体，仅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就达1000多页，其内容涉及贸易待遇，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互惠待遇、普遍优惠待遇、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进口救济与贸易秩序，包括反倾销法、反补贴法、保障措施、调整援助[3]、市场扰乱[4]、不公平贸易做法[5]和非经济原因[6]的进口管制；出口促进与管制，包括301条款制度[7]和贸易促进、出口管制。日本政府的贸易管理组织主要包括日本贸易会议、经产省、大藏省、日本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经济企划厅、公正交易委员会等。但日本贸易会议的主席由内阁总理大臣亲自担任，其成员包括经产省、大藏省、农林水产省、外务省、运输省等重点省大臣、日本银行及进出口银行总裁、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经济企划厅长官等组成。日本的特点是总理亲自处理，重要部门联手共管外贸。

欧盟负责制定和实施贸易政策的主要机构包括欧盟委员会（欧盟的行政机构）、欧盟理事会（欧盟的执行机构）、欧盟议会（代表欧盟的公民）和欧洲法院。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外贸法的特殊重要地位表现在：

（1）由最高权力机关立法；

（2）由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实施；

（3）全国一盘棋，主要部门及其第一把手亲自参与对外贸易法的执行；

（4）内容详细灵活，在管理国内进出口的同时，强调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和拓展。

二我国应对对外贸易法予以特别重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的外贸发展特别迅速。1978年进出口额仅为206亿美元，1994年贸易总额为2000多亿美元，而2002年我国的进出口额达到6200多亿美元，在世界贸易大国中的位置已上升到第6位；今年上半年的发展势头更是强劲。我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协议投资金额已达8300亿美元，实际投资额达4500亿美元。我国共批准设立三资企业已超过40万家。同样，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也十分高，有经济学家统计，2002年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44%.[8]尽管各国测算外贸依存度的方法不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外经外贸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将越来越不可忽视，因此，作为调整外经外贸工作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理所当然要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相对于西方贸易大国，我国的对外贸易法起步晚，重视不够，当然这与我国长期以来进出口数量有限，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弱有关，但是，从现在我国外贸的实际情况出发，外贸法的重要性已经凸现，外贸法应该予以重新定位并提到重要日程。

三当前对外贸易法的若干前沿问题

（一）透明度原则

1.透明度原则的由来

透明度原则源于西方世界。它早期是伴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作为商人，面临市场的巨大挑战，就要设法克服市场因政策法律变动而带来的风险，商人们迫切要求市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要求政府管理市场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透明，以便公众能方便地获得政府管理和服务市场的信息。因此透明度原则早期又称之谓“阳光原则”或“知晓原则”。

透明度原则的日趋明确，那是在二战之后，它作为调整战后贸易制度的基本规范，被引入了“关贸总协定”，其内容逐渐明确，尤其是该原则被引入到WTO的各主要协议之中后尤为突出。透明度原则的核心条款是关贸总协定的第10条。随着WTO影响的扩大，该原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数十年以来，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各国外贸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列入其主要条款。

2.透明度原则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

根据WTO各主要协议的规定，透明度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公布和告知原则。该原则要求成员方管理机构必须将正式实施的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条例以及政策予以公布；必须将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现行条约及政府协定，予以公布；在实施具体贸易过程中的法令、条例以及一般援用的司法判例及行政决定，都应迅速公布。二是关于行政和司法过程中的透明度。

要求各成员管理外贸过程及审理外贸案件的过程透明，并要求能对政府管理外贸过程中的决定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

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WTO基本原则中带有基础性的一项重要原则，能否切实地履行透明度原则，不仅是衡量中国承诺履行WTO各项制度的法律基础，而且也是衡量中国遵守WTO各项法律义务的信用基础，更是我们运用WTO规则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重要前提。

3.中国正积极地遵守透明度原则

中国依据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作出的郑重承诺将使中国的经济环境更具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中国政府在原则问题上的承诺，关键的或者说具有突破性的一点就是政府在管理外贸工作中取消内部文件（亦称红头文件），即凡是执行的，必须是公开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政策。

中国对履行WTO透明度原则迅速而全面地做出上述承诺，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该原则的重视，也表现了中国全面履行WTO各项法律规定的决心和能力。

（二）对外贸易经营权

西方国家对外贸易法历来重视对外贸易经营主体问题，把它作为外贸制度的基础。美国外贸法专家认为，是否允许个人或所有企业从事外贸，这是一国对外贸易法的基石，犹如一国宪法是否保护人权一样重要。因为对外贸易主体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外贸易的自由度（即自由化）问题。它涉及对外贸易的几乎所有制度，比如工商管理、海关、外汇及税收等一系列法律，也就是说，对外贸易经营权是整个外贸制度开放的晴雨表。西方各国的外贸法对此都作出了相当宽松的规定，美国、欧盟及日本等西方国家都规定了其自然人、法人及合伙企业都能自由获得对外自由贸易权。

中国在加入WTO时承诺3年内放开外贸经营权。即在加入WTO3年后，即从2004年12月11日起应对这类企业（包括自然人）放开外贸经营权。

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法应参照国际惯例，规定除在特定的贸易领域内从事国营贸易的专营权或特许权外，所有在中国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都可以享有外贸经营权。

（三）国营贸易

1.国营贸易是各国外贸法中普遍存在的特殊概念

外贸法上的国营贸易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企业并非一个概念，和中国目前的国有外贸企业也不能等同，它具有特定的含义。根据世贸组织《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17条和其他有关规定，所谓国营贸易企业是指在国际贸易中根据国内法律或在事实上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的政府企业和非政府企业，其购买和销售活动影响了国家进出口水平和方向。因此，世贸组织中判断国营贸易企业的关键是看企业是否在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这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并无必然联系，其判断标准也不是所有制形式。因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或者半官方的贸易机构，若它们在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则都应视为国营贸易企业。

2.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国外贸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营贸易通常存在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贸易领域。实行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国家在一些关键领域享有直接的控制权，从而可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活，因此其在一国贸易中的意义不可低估，国营贸易因而成为国际上的一种通行做法，世贸组织各成员在不同领域中都实行着不同程度的国营贸易。目前，世界范围内国营贸易制度主要集中在农产品方面，兼有若干重要的矿产品。有些欧洲国家也在烟草和食盐方面维持着国营贸易制度。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各设有一个专营销售局，而这两个企业控制着1/3的世界小麦出口。而在新西兰，一个牛奶专营国营企业控制着约30%的世界牛奶出口。

由此可见国营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占有的规模和地位确实是十分巨大的。

3.中国外贸法应妥善处理国营贸易问题

中国要按照世贸有关规则有针对性地加强在一些重点贸易领域中的国营贸易制度，使其成为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保障。国营贸易的最大优势在于政府可以对其实施较为直接的控制，进而控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产品的进出口，这些领域和产品对国民经济、社会稳定、人民生活都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只有真正确保国家在这些关键领域中享有控制权，中国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保证国民经济的安全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因此，国家在某些领域继续维持国营贸易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世贸规则允许的例外，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个例外并将其体现在本国的外贸法中。

（四）自由贸易区

所谓自由贸易区通常是指签订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所组成的经济贸易集团，在成员国之间废除关税和数量限制，使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但各成员国仍保持自己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壁垒。自由贸易区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中最基本、最一般的形式，一般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成员国内部取消贸易障碍，实现自由贸易，但没有共同对外关税；二是通常采取原产地规则。

目前，建立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寻求发展本国经济、抵御经济衰退的一项重要举措。

鉴于自由贸易区具有的积极作用，关贸总协定第24条对其作了特别规定，从而使自由贸易区成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并明确允许各成员国或各成员在其领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实践证明，自由贸易区对于多边贸易体系并未构成重大威胁；相反，由于它的目标是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可以率先在区域实现内部贸易自由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多边贸易体系具有互补性，也可以推动多边贸易的发展。因此，自由贸易区和多边贸易体系可以共存，事实上世贸组织的很多成员同时也是各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目前除亚洲的中国、日本、韩国以外，世界上几乎各主要贸易国均已参加自由贸易区，有的还是多个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参加任何自由贸易区，这对于本国的外贸发展并非好事。中国游离于自由贸易区之外，一方面使中国无法享受区域贸易安排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区域贸易安排对区内国家实行优惠待遇，其成员对区外贸易伙伴仍保留各自原有的贸易壁垒，因而其贸易转移效果甚至排他性的特征日益明显，致使中国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视性影响。同时，自由贸易区是世贸组织明文允许存在的例外，不予以积极利用就没有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为本国谋取应得的利益，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中国都应重视和利用自由贸易区来推动本国外贸的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中国在自由贸易区内的积极作用。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并积极参与东盟十国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活动，与东亚的韩国、日本等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进行了持久的探讨，这些都说明，中国在修改外贸法时有必要增加规定国家制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积极建立和完善外贸促进机制的有关内容。

（五）贸易壁垒调查

世贸组织的宗旨是扩大自由贸易，消除各国间的各种贸易壁垒，其重点已经从关税壁垒转移到了各种各样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所谓贸易壁垒是泛指一国采取、实施或者支持的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合理障碍的立法、政策、行政决定、做法等各种措施，其范围极广，以对贸易造成扭曲效果为判断标准。

贸易壁垒的种类数量大、花样多，而且层出不穷，例如关税壁垒、关税税则分类、配额、进出口许可、政府采购、自愿出口限制、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等等，而“两反一保”的滥用也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壁垒。同时，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也在国际上愈演愈烈：前者是进口国以保护国家安全、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安全、防止欺诈行为等目的，通过繁杂和苛刻的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合格评定程序来限制贸易，而后者是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口号，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建立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和繁琐的检验认证而设立的贸易障碍。例如，1997年欧美国家通过提高技术性条件要求实际上禁止了从中国进口禽肉，而2002年初欧盟又以中国产的蜂蜜含有氯霉素等抗生素超标为由中止了从中国进口蜂蜜，中国的这些传统优势产品因此丧失了这些市场。

贸易壁垒的实质是限制进口，但它们具有技术性强、隐蔽性好、涉及面广、效果明显的特点，而且往往具有正当理由支持，因此管制的难度很大，但这些贸易壁垒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遏制这些贸易壁垒，世贸组织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动植物和卫生检疫措施协议》等，但其规制的范围和力度还远不足以形成国际法上全面、有效的管制。

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原外经贸部（即商务部）于2002年颁发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从而有了自己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但这一规则还只是部门规章，未来应该将其上升为法律。在中国《对外贸易法》的修改中，应对政府实施对外贸易进行调查的范围及其具体程序作出规定，以便有更强的法律基础来保证本国产品和企业免受国外的不公正待遇。

（六）贸易救济措施

1.反倾销

在国际贸易中，倾销是指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在这种情况发生时，进口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我们称之为反倾销措施。可以采取的反倾销救济措施是征收反倾销税或者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尽管反倾销的理论基础早已为人诟病，但反倾销现在更多的是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而得到广泛的使用。由于反倾销简便实用、效果明显，因此也是三种贸易救济措施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中国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反倾销的第一受害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今中国产品已经遭遇到了500余起反倾销案，被调查的产品有4000多种。在这些反倾销调查案中，由于以往中国企业经常采取不应诉的做法，加之中国在这方面人才缺乏、企业不重视、政府组织不力等因素，中国企业能争取到较好裁决结果的仅占到三成，绝大部分被课以高关税，损失比较严重。而对中国使用反倾销措施的主要国家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及部分拉美国家等。例如，墨西哥从1994年11月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和服装征收反倾销税，税率最高可达533%.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对中国出口彩电征收的高达44.6%的反倾销税使中国产品几乎退出欧洲市场，而美国现在正在酝酿对中国彩电采取反倾销措施。在1994年，美国对中国大蒜裁定了高达376%的反倾销税，也迫使中国大蒜因此退出了美国市场。更为严重的是，反倾销案件往往产生连锁反应。1993年墨西哥对中国十大类4000多种商品进行反倾销后，巴西、阿根廷、秘鲁等国纷纷对中国这些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据估计，中国企业因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达到100亿美元以上，而丧失的市场份额和其他间接损失则难以计算，国外对中国产品频繁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一个巨大贸易障碍。

2.反补贴

补贴是指出口国（地区）政府或者其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并为接受者带来利益的财政资助以及任何形式的收入或者价格支持，某些贸易活动中的补贴也是一种不公平贸易行为。当进口产品存在补贴，并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进口国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采取征收反补贴税、要求出口国政府停止补贴或要求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中国产品目前很少遭到反补贴调查，因为中国产品一般是反倾销措施的目标，而目前中国也尚未对其他国家产品实施反补贴措施。

3.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是进口国对某些产品在公平竞争情况下因进口数量猛增而采取的紧急限制措施。当进口产品数量大量增加，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时，进口国可以采取保障措施来缓解这种严重损害或威胁。具体措施有提高关税、采取配额制等。保障措施是关贸总协定最重要的条款之一，该条款就像一个“安全阀”，使得缔约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背离总协定一般规则，即通过免除该缔约方所承诺的义务，达到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的目的。仅在1995年到2000年期间，美国就发起了9起保障措施调查。而在2002年3月5日，美国总统宣布对10类进口钢铁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加征关税最高达30%，涉及国家包括欧盟、日本、韩国、中国、瑞士、挪威、新西兰、巴西等，最终成为一场涉及各大主要贸易国的贸易风波。

为了保护本国产品免遭国外采取的救济措施打击，中国参照各国的成功经验加强了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建设，先后启动了汽车、钢铁、化肥等易受冲击行业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以便于防患于未然。

三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及其修改的指导思想

（一）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1994年外贸法与WTO及我国的入世承诺相比，与国际贸易格局急骤变化的要求相比，与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日益增加的贡献相比，确实存在不少差距，这主要表现在：

1.《外贸法》没有对WTO所倡导的“关税减让”、“一般取消数量限制”、“透明度”、“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和“公平平等处理贸易争端”等原则作出规定。而且，它的有些规定已经不适应外经贸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与WTO倡导的国际贸易内涵不符合，如《外贸法》没有对境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国营贸易和电子商务等作出规定，也没有对原产地规则、自由贸易区和单独关税区作出规定，甚至没有对外国产品进行调查、报复，保护国内产业权益的贸易壁垒调查制度；而这些原则及规定，都属于西方国家外贸法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利用外贸法规趋利避害的重要内容。

2.《外贸法》的有些规定过于原则，自由裁量权过大，需要细化，以便于操作，如有关对外贸易秩序、对外贸易促进、对外贸易救济和法律责任等规定。

3.《外贸法》在一定程度上遗留了计划经济行政管理的色彩。这不仅与WTO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相去甚远，也不能为国内外各经济主体开展外贸活动提供一部具有可预见性、规范性和便于操作的外贸根本法[9].例如，《外贸法》第19条规定，“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或者许可证管理；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但规定的审批机关是“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有关部门”不清楚。审批时间和审批条件是怎样的，也不清楚。而且在实施中往往是涉及哪个部门就找哪个部门，而不是美国、日本和欧盟那样，把外贸事务视为生命线，由影响国计民生的部门共同负责。这些行政部门参与外贸管理不是临时性的，而是其重要的职责。

4.《外贸法》的原则离WTO协议所倡导的“国民待遇”、“市场准入”、“透明度”、“一般取消数量限制”还有较大差距，在外贸经营权上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在具体制度上不符合或不能完全满足WTO协议的要求。例如，该法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而外商投资企业则可以免于办理内资企业必须办理的许可。[10]该法规定的对外贸易经营许可制度，使得同是中国企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外贸经营权的获取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且，个人也被排除在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之外。[11]我国入世时承诺，通过国内立法途径将WTO协议及我国入世承诺转化成国内法内容，以便其在我国贯彻实施。这也要求我们按照WTO和我国的承诺对作为外贸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进行修订。

（二）修改现行《外贸法》的指导思想

1.反映对外贸易发展情况，体现WTO规则修改《外贸法》必须反映现阶段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发展方向，反映中国的贸易地位，同时体现WTO规则及其发展变化（既要体现承诺义务，也要体现实现权利，保障权利、监督制约对方应承担义务的内容）.

2.体现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

可预见性是指《外贸法》的修改要反映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目标和WTO新一轮谈判的精神，可操作性是指应该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中国国情。

3.增强外贸法的开拓和防御能力

增强外贸法的主动防御功能，是当今各国外贸法的立法趋势。例如美国外贸法的许多规定就具有对外进行市场开拓，对内进行保护国内产业的能力。如美国外贸法中规定保障措施的201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国外贸易做法作出反映的301条款、特殊301条款、超级301条款，授权针对国外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报复的337条款以及针对中国的特保立法的421条款。而我国1994年外贸法在这方面的功能较差，主要是一部管理对外贸易关系的法律。战斗性、开拓性及主动防御性尚缺。

4.对《外贸法》功能重新定位

通过对1994年“外贸法”的修改，需要对外贸法在国内的地位重新定位，对它的特殊重要性进行确认，对其内容进行充实，使其在世界贸易的新格局中真正起到保护和促进我国外贸事业的基本法作用，在这一点上西方贸易大国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1）美国贸易法的做法美国贸易法对内尽量扩大自由度，而对外则侧重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出口和对国内产业的救济，因此是一部对内管理相对自由、对外职能强化的贸易法[12].

（2）加拿大对外贸易立法体现了其对国内产业、企业的充分保护

除在国际贸易法庭法、特别进口措施中有关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进行专门规定外，在海关法、海关税则法、进出口许可证法中也有对国内产业、企业提供保护的法律救济措施，另外其反倾销法等规定的法律层次较高，由议会通过。

1994年《对外贸易法》在管理方面其侧重点在于对贸易主体的经营资格和经营行为以及商品的管理，自我约束较多，反映当时的管理手段和体制，主要是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为主的法律，对外扩大我国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机会、消除外国贸易壁垒以及其他维护公平贸易秩序的能力不足。这就需要我国贸易法转变管理重心，向对内放宽管制、对外加强职能的方向转变。在这方面，加拿大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加拿大的外贸立法在不违背WTO原则和规则的前提下仍然保留了大量的许可证贸易管理方式。我们认为，我国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可在履行WTO义务和我国有关承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用足用好许可证等贸易管理手段和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

因此，我国《对外贸易法》应是合理的外贸促进法，这既符合WTO规则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法，使其成为有效的贸易防御法和积极的市场开拓法，例如，遏制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拓宽贸易投资。

[注释]

[1]刘国光。内需为主与外贸依存度问题[OL].中国经济展望网，2002-04.

[2]Int‘lTradeandInvestment，RALPHH.FOLSM，19.

[3]对因进口竞争而受到损害的工人、企业和产业的援助。

[4]是指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给美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认定市场扰乱的标准比反倾销和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标准要低，更便于使用。

[5]依据美国现行法律，即美国贸易法337条，所有人、进口商、承销商将货物进口美国或销售中的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做法，或实质性损害美国产业，阻止美国产业建立，或限制或垄断美国的贸易和商业，国际贸易委员会应当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则不需要证明损害的存在，便可构成337条所规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6]指基于国家安全、人权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原因。

[7]1974年美国贸易法规定了一般301条款、特殊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一般301条款规定了当外国限制美国货物和服务的进口时，美国贸易代表应当或可以采取的救济措施；特殊301条款针对外国违反知识产权义务的各种措施和行为；超级301条款则针对外国限制进口措施的重点国家和重点做法。适用于整个301条款的救济措施有中止与外国达成的贸易协定、取消给予外国的优惠待遇、取消对美国的商业限制、通过贸易协定向美国提供补偿利益等。

[8]沈利生。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测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4）.

[9]沈吉利。入世与修改《对外贸法》的建议[J].国际商务研究，2002（4）.

[10]见《对外贸易法》第9条。

国营贸易范文篇9

关键词：对外贸易法；地位；作用；问题；修改

一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对外贸易法是指国家对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它包括宪法、对外贸易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外贸易法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一部法律的重要性，是由该法律调整的对象和范围决定的。对外贸易法调整的是一国对外贸易及投资法律关系的。而在当今世界，各国外贸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外贸法地位也日趋重要。随着WTO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日益加大，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经济大国的经济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越来越高。所谓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高低。经济最发达的占世界经济总量1/4的大国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0.7%，日本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为20.1%.[1]这些国家重视外贸法的程度也愈来愈高。美国从其独立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外贸，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200多年的外贸发展历程中，尤其是二战之后，美国已成为国际贸易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但是从60年代起在日本及70年代日益强大的欧盟的强烈竞争下，使其外贸法既有管理本国进出口功能，又有在竞争中趋利避害的服务功能。“在美国，国际贸易是最热门的话题，外贸法也是最为社会关心的法规之一。因为它直接涉及美国人的就业问题，同时也直接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2]因此，对外贸易法在这些西方贸易大国早已越出了一般部门经济法的范围，无论从立法和执法的角度，都赋予其特别重要的地位，给予非同小可的重视。

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对外贸易的管理权直接掌握和控制在国会手中。该对外贸易管理权是通过制定法律、批准条约、决定征税以及掌握开支等方式行使的。行政部门则负责外贸法的实施和执行。美国政府中负责对外贸易管理的机关决不只由商务部负责，它同时还设有其他部门共同负责，主要有美国贸易代表以及一个独立机构———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还专门设有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巡回区上诉法院，分别受理一审和二审的国际贸易案件。美国总统作为行政最高长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享有很大的权力，他可以直接介入贸易事务并根据有关部门的建议采取措施，在是否采取保障措施、贸易禁运、贸易制裁等方面享有最终决定权。

美国对外贸易法的内容丰富而具体，仅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就达1000多页，其内容涉及贸易待遇，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互惠待遇、普遍优惠待遇、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进口救济与贸易秩序，包括反倾销法、反补贴法、保障措施、调整援助[3]、市场扰乱[4]、不公平贸易做法[5]和非经济原因[6]的进口管制；出口促进与管制，包括301条款制度[7]和贸易促进、出口管制。日本政府的贸易管理组织主要包括日本贸易会议、经产省、大藏省、日本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经济企划厅、公正交易委员会等。但日本贸易会议的主席由内阁总理大臣亲自担任，其成员包括经产省、大藏省、农林水产省、外务省、运输省等重点省大臣、日本银行及进出口银行总裁、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经济企划厅长官等组成。日本的特点是总理亲自处理，重要部门联手共管外贸。

欧盟负责制定和实施贸易政策的主要机构包括欧盟委员会（欧盟的行政机构）、欧盟理事会（欧盟的执行机构）、欧盟议会（代表欧盟的公民）和欧洲法院。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外贸法的特殊重要地位表现在：

（1）由最高权力机关立法；

（2）由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实施；

（3）全国一盘棋，主要部门及其第一把手亲自参与对外贸易法的执行；

（4）内容详细灵活，在管理国内进出口的同时，强调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和拓展。

二我国应对对外贸易法予以特别重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的外贸发展特别迅速。1978年进出口额仅为206亿美元，1994年贸易总额为2000多亿美元，而2002年我国的进出口额达到6200多亿美元，在世界贸易大国中的位置已上升到第6位；今年上半年的发展势头更是强劲。我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协议投资金额已达8300亿美元，实际投资额达4500亿美元。我国共批准设立三资企业已超过40万家。同样，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也十分高，有经济学家统计，2002年我国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44%.[8]尽管各国测算外贸依存度的方法不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外经外贸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将越来越不可忽视，因此，作为调整外经外贸工作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理所当然要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相对于西方贸易大国，我国的对外贸易法起步晚，重视不够，当然这与我国长期以来进出口数量有限，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弱有关，但是，从现在我国外贸的实际情况出发，外贸法的重要性已经凸现，外贸法应该予以重新定位并提到重要日程。

三当前对外贸易法的若干前沿问题

（一）透明度原则

1.透明度原则的由来

透明度原则源于西方世界。它早期是伴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作为商人，面临市场的巨大挑战，就要设法克服市场因政策法律变动而带来的风险，商人们迫切要求市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要求政府管理市场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透明，以便公众能方便地获得政府管理和服务市场的信息。因此透明度原则早期又称之谓“阳光原则”或“知晓原则”。

透明度原则的日趋明确，那是在二战之后，它作为调整战后贸易制度的基本规范，被引入了“关贸总协定”，其内容逐渐明确，尤其是该原则被引入到WTO的各主要协议之中后尤为突出。透明度原则的核心条款是关贸总协定的第10条。随着WTO影响的扩大，该原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数十年以来，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各国外贸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列入其主要条款。

2.透明度原则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

根据WTO各主要协议的规定，透明度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公布和告知原则。该原则要求成员方管理机构必须将正式实施的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条例以及政策予以公布；必须将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现行条约及政府协定，予以公布；在实施具体贸易过程中的法令、条例以及一般援用的司法判例及行政决定，都应迅速公布。二是关于行政和司法过程中的透明度。

要求各成员管理外贸过程及审理外贸案件的过程透明，并要求能对政府管理外贸过程中的决定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

透明度原则已经成为WTO基本原则中带有基础性的一项重要原则，能否切实地履行透明度原则，不仅是衡量中国承诺履行WTO各项制度的法律基础，而且也是衡量中国遵守WTO各项法律义务的信用基础，更是我们运用WTO规则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重要前提。

3.中国正积极地遵守透明度原则

中国依据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作出的郑重承诺将使中国的经济环境更具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中国政府在原则问题上的承诺，关键的或者说具有突破性的一点就是政府在管理外贸工作中取消内部文件（亦称红头文件），即凡是执行的，必须是公开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政策。

中国对履行WTO透明度原则迅速而全面地做出上述承诺，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该原则的重视，也表现了中国全面履行WTO各项法律规定的决心和能力。

（二）对外贸易经营权

西方国家对外贸易法历来重视对外贸易经营主体问题，把它作为外贸制度的基础。美国外贸法专家认为，是否允许个人或所有企业从事外贸，这是一国对外贸易法的基石，犹如一国宪法是否保护人权一样重要。因为对外贸易主体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外贸易的自由度（即自由化）问题。它涉及对外贸易的几乎所有制度，比如工商管理、海关、外汇及税收等一系列法律，也就是说，对外贸易经营权是整个外贸制度开放的晴雨表。西方各国的外贸法对此都作出了相当宽松的规定，美国、欧盟及日本等西方国家都规定了其自然人、法人及合伙企业都能自由获得对外自由贸易权。

中国在加入WTO时承诺3年内放开外贸经营权。即在加入WTO3年后，即从2004年12月11日起应对这类企业（包括自然人）放开外贸经营权。

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法应参照国际惯例，规定除在特定的贸易领域内从事国营贸易的专营权或特许权外，所有在中国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都可以享有外贸经营权。

（三）国营贸易

1.国营贸易是各国外贸法中普遍存在的特殊概念

外贸法上的国营贸易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企业并非一个概念，和中国目前的国有外贸企业也不能等同，它具有特定的含义。根据世贸组织《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17条和其他有关规定，所谓国营贸易企业是指在国际贸易中根据国内法律或在事实上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的政府企业和非政府企业，其购买和销售活动影响了国家进出口水平和方向。因此，世贸组织中判断国营贸易企业的关键是看企业是否在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这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并无必然联系，其判断标准也不是所有制形式。因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或者半官方的贸易机构，若它们在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享有专营权或特许权，则都应视为国营贸易企业。

2.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国营贸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国外贸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营贸易通常存在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贸易领域。实行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国家在一些关键领域享有直接的控制权，从而可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活，因此其在一国贸易中的意义不可低估，国营贸易因而成为国际上的一种通行做法，世贸组织各成员在不同领域中都实行着不同程度的国营贸易。目前，世界范围内国营贸易制度主要集中在农产品方面，兼有若干重要的矿产品。有些欧洲国家也在烟草和食盐方面维持着国营贸易制度。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各设有一个专营销售局，而这两个企业控制着1/3的世界小麦出口。而在新西兰，一个牛奶专营国营企业控制着约30%的世界牛奶出口。

由此可见国营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占有的规模和地位确实是十分巨大的。

3.中国外贸法应妥善处理国营贸易问题

中国要按照世贸有关规则有针对性地加强在一些重点贸易领域中的国营贸易制度，使其成为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保障。国营贸易的最大优势在于政府可以对其实施较为直接的控制，进而控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产品的进出口，这些领域和产品对国民经济、社会稳定、人民生活都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只有真正确保国家在这些关键领域中享有控制权，中国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保证国民经济的安全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因此，国家在某些领域继续维持国营贸易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世贸规则允许的例外，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个例外并将其体现在本国的外贸法中。

（四）自由贸易区

所谓自由贸易区通常是指签订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所组成的经济贸易集团，在成员国之间废除关税和数量限制，使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但各成员国仍保持自己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壁垒。自由贸易区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中最基本、最一般的形式，一般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成员国内部取消贸易障碍，实现自由贸易，但没有共同对外关税；二是通常采取原产地规则。

目前，建立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寻求发展本国经济、抵御经济衰退的一项重要举措。

鉴于自由贸易区具有的积极作用，关贸总协定第24条对其作了特别规定，从而使自由贸易区成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并明确允许各成员国或各成员在其领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实践证明，自由贸易区对于多边贸易体系并未构成重大威胁；相反，由于它的目标是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可以率先在区域实现内部贸易自由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多边贸易体系具有互补性，也可以推动多边贸易的发展。因此，自由贸易区和多边贸易体系可以共存，事实上世贸组织的很多成员同时也是各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目前除亚洲的中国、日本、韩国以外，世界上几乎各主要贸易国均已参加自由贸易区，有的还是多个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参加任何自由贸易区，这对于本国的外贸发展并非好事。中国游离于自由贸易区之外，一方面使中国无法享受区域贸易安排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区域贸易安排对区内国家实行优惠待遇，其成员对区外贸易伙伴仍保留各自原有的贸易壁垒，因而其贸易转移效果甚至排他性的特征日益明显，致使中国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视性影响。同时，自由贸易区是世贸组织明文允许存在的例外，不予以积极利用就没有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为本国谋取应得的利益，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中国都应重视和利用自由贸易区来推动本国外贸的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中国在自由贸易区内的积极作用。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并积极参与东盟十国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活动，与东亚的韩国、日本等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进行了持久的探讨，这些都说明，中国在修改外贸法时有必要增加规定国家制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积极建立和完善外贸促进机制的有关内容。

（五）贸易壁垒调查

世贸组织的宗旨是扩大自由贸易，消除各国间的各种贸易壁垒，其重点已经从关税壁垒转移到了各种各样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所谓贸易壁垒是泛指一国采取、实施或者支持的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合理障碍的立法、政策、行政决定、做法等各种措施，其范围极广，以对贸易造成扭曲效果为判断标准。

贸易壁垒的种类数量大、花样多，而且层出不穷，例如关税壁垒、关税税则分类、配额、进出口许可、政府采购、自愿出口限制、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等等，而“两反一保”的滥用也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壁垒。同时，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也在国际上愈演愈烈：前者是进口国以保护国家安全、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安全、防止欺诈行为等目的，通过繁杂和苛刻的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合格评定程序来限制贸易，而后者是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口号，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建立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和繁琐的检验认证而设立的贸易障碍。例如，1997年欧美国家通过提高技术性条件要求实际上禁止了从中国进口禽肉，而2002年初欧盟又以中国产的蜂蜜含有氯霉素等抗生素超标为由中止了从中国进口蜂蜜，中国的这些传统优势产品因此丧失了这些市场。

贸易壁垒的实质是限制进口，但它们具有技术性强、隐蔽性好、涉及面广、效果明显的特点，而且往往具有正当理由支持，因此管制的难度很大，但这些贸易壁垒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遏制这些贸易壁垒，世贸组织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动植物和卫生检疫措施协议》等，但其规制的范围和力度还远不足以形成国际法上全面、有效的管制。

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原外经贸部（即商务部）于2002年颁发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从而有了自己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但这一规则还只是部门规章，未来应该将其上升为法律。在中国《对外贸易法》的修改中，应对政府实施对外贸易进行调查的范围及其具体程序作出规定，以便有更强的法律基础来保证本国产品和企业免受国外的不公正待遇。

（六）贸易救济措施

1.反倾销

在国际贸易中，倾销是指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在这种情况发生时，进口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我们称之为反倾销措施。可以采取的反倾销救济措施是征收反倾销税或者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尽管反倾销的理论基础早已为人诟病，但反倾销现在更多的是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而得到广泛的使用。由于反倾销简便实用、效果明显，因此也是三种贸易救济措施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中国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反倾销的第一受害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今中国产品已经遭遇到了500余起反倾销案，被调查的产品有4000多种。在这些反倾销调查案中，由于以往中国企业经常采取不应诉的做法，加之中国在这方面人才缺乏、企业不重视、政府组织不力等因素，中国企业能争取到较好裁决结果的仅占到三成，绝大部分被课以高关税，损失比较严重。而对中国使用反倾销措施的主要国家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及部分拉美国家等。例如，墨西哥从1994年11月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和服装征收反倾销税，税率最高可达533%.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对中国出口彩电征收的高达44.6%的反倾销税使中国产品几乎退出欧洲市场，而美国现在正在酝酿对中国彩电采取反倾销措施。在1994年，美国对中国大蒜裁定了高达376%的反倾销税，也迫使中国大蒜因此退出了美国市场。更为严重的是，反倾销案件往往产生连锁反应。1993年墨西哥对中国十大类4000多种商品进行反倾销后，巴西、阿根廷、秘鲁等国纷纷对中国这些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据估计，中国企业因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达到100亿美元以上，而丧失的市场份额和其他间接损失则难以计算，国外对中国产品频繁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一个巨大贸易障碍。公务员之家

2.反补贴

补贴是指出口国（地区）政府或者其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并为接受者带来利益的财政资助以及任何形式的收入或者价格支持，某些贸易活动中的补贴也是一种不公平贸易行为。当进口产品存在补贴，并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进口国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采取征收反补贴税、要求出口国政府停止补贴或要求出口商提供价格承诺。

中国产品目前很少遭到反补贴调查，因为中国产品一般是反倾销措施的目标，而目前中国也尚未对其他国家产品实施反补贴措施。

3.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是进口国对某些产品在公平竞争情况下因进口数量猛增而采取的紧急限制措施。当进口产品数量大量增加，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时，进口国可以采取保障措施来缓解这种严重损害或威胁。具体措施有提高关税、采取配额制等。保障措施是关贸总协定最重要的条款之一，该条款就像一个“安全阀”，使得缔约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背离总协定一般规则，即通过免除该缔约方所承诺的义务，达到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的目的。仅在1995年到2000年期间，美国就发起了9起保障措施调查。而在2002年3月5日，美国总统宣布对10类进口钢铁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加征关税最高达30%，涉及国家包括欧盟、日本、韩国、中国、瑞士、挪威、新西兰、巴西等，最终成为一场涉及各大主要贸易国的贸易风波。

为了保护本国产品免遭国外采取的救济措施打击，中国参照各国的成功经验加强了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建设，先后启动了汽车、钢铁、化肥等易受冲击行业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以便于防患于未然。

三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及其修改的指导思想

（一）我国现行外贸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1994年外贸法与WTO及我国的入世承诺相比，与国际贸易格局急骤变化的要求相比，与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日益增加的贡献相比，确实存在不少差距，这主要表现在：

1.《外贸法》没有对WTO所倡导的“关税减让”、“一般取消数量限制”、“透明度”、“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和“公平平等处理贸易争端”等原则作出规定。而且，它的有些规定已经不适应外经贸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与WTO倡导的国际贸易内涵不符合，如《外贸法》没有对境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国营贸易和电子商务等作出规定，也没有对原产地规则、自由贸易区和单独关税区作出规定，甚至没有对外国产品进行调查、报复，保护国内产业权益的贸易壁垒调查制度；而这些原则及规定，都属于西方国家外贸法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利用外贸法规趋利避害的重要内容。

2.《外贸法》的有些规定过于原则，自由裁量权过大，需要细化，以便于操作，如有关对外贸易秩序、对外贸易促进、对外贸易救济和法律责任等规定。

3.《外贸法》在一定程度上遗留了计划经济行政管理的色彩。这不仅与WTO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相去甚远，也不能为国内外各经济主体开展外贸活动提供一部具有可预见性、规范性和便于操作的外贸根本法[9].例如，《外贸法》第19条规定，“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实行配额或者许可证管理；对限制进口或者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但规定的审批机关是“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有关部门”不清楚。审批时间和审批条件是怎样的，也不清楚。而且在实施中往往是涉及哪个部门就找哪个部门，而不是美国、日本和欧盟那样，把外贸事务视为生命线，由影响国计民生的部门共同负责。这些行政部门参与外贸管理不是临时性的，而是其重要的职责。

4.《外贸法》的原则离WTO协议所倡导的“国民待遇”、“市场准入”、“透明度”、“一般取消数量限制”还有较大差距，在外贸经营权上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在具体制度上不符合或不能完全满足WTO协议的要求。例如，该法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而外商投资企业则可以免于办理内资企业必须办理的许可。[10]该法规定的对外贸易经营许可制度，使得同是中国企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外贸经营权的获取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且，个人也被排除在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之外。[11]我国入世时承诺，通过国内立法途径将WTO协议及我国入世承诺转化成国内法内容，以便其在我国贯彻实施。这也要求我们按照WTO和我国的承诺对作为外贸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进行修订。

（二）修改现行《外贸法》的指导思想

1.反映对外贸易发展情况，体现WTO规则修改《外贸法》必须反映现阶段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发展方向，反映中国的贸易地位，同时体现WTO规则及其发展变化（既要体现承诺义务，也要体现实现权利，保障权利、监督制约对方应承担义务的内容）.

2.体现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

可预见性是指《外贸法》的修改要反映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目标和WTO新一轮谈判的精神，可操作性是指应该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中国国情。

3.增强外贸法的开拓和防御能力

增强外贸法的主动防御功能，是当今各国外贸法的立法趋势。例如美国外贸法的许多规定就具有对外进行市场开拓，对内进行保护国内产业的能力。如美国外贸法中规定保障措施的201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国外贸易做法作出反映的301条款、特殊301条款、超级301条款，授权针对国外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报复的337条款以及针对中国的特保立法的421条款。而我国1994年外贸法在这方面的功能较差，主要是一部管理对外贸易关系的法律。战斗性、开拓性及主动防御性尚缺。

4.对《外贸法》功能重新定位

通过对1994年“外贸法”的修改，需要对外贸法在国内的地位重新定位，对它的特殊重要性进行确认，对其内容进行充实，使其在世界贸易的新格局中真正起到保护和促进我国外贸事业的基本法作用，在这一点上西方贸易大国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1）美国贸易法的做法美国贸易法对内尽量扩大自由度，而对外则侧重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出口和对国内产业的救济，因此是一部对内管理相对自由、对外职能强化的贸易法[12].

（2）加拿大对外贸易立法体现了其对国内产业、企业的充分保护

除在国际贸易法庭法、特别进口措施中有关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进行专门规定外，在海关法、海关税则法、进出口许可证法中也有对国内产业、企业提供保护的法律救济措施，另外其反倾销法等规定的法律层次较高，由议会通过。

1994年《对外贸易法》在管理方面其侧重点在于对贸易主体的经营资格和经营行为以及商品的管理，自我约束较多，反映当时的管理手段和体制，主要是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为主的法律，对外扩大我国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机会、消除外国贸易壁垒以及其他维护公平贸易秩序的能力不足。这就需要我国贸易法转变管理重心，向对内放宽管制、对外加强职能的方向转变。在这方面，加拿大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加拿大的外贸立法在不违背WTO原则和规则的前提下仍然保留了大量的许可证贸易管理方式。我们认为，我国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可在履行WTO义务和我国有关承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用足用好许可证等贸易管理手段和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

因此，我国《对外贸易法》应是合理的外贸促进法，这既符合WTO规则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法，使其成为有效的贸易防御法和积极的市场开拓法，例如，遏制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拓宽贸易投资。

[注释]

[1]刘国光。内需为主与外贸依存度问题[OL].中国经济展望网，2002-04.

[2]Int‘lTradeandInvestment，RALPHH.FOLSM，19.

[3]对因进口竞争而受到损害的工人、企业和产业的援助。

[4]是指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给美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认定市场扰乱的标准比反倾销和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标准要低，更便于使用。

[5]依据美国现行法律，即美国贸易法337条，所有人、进口商、承销商将货物进口美国或销售中的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做法，或实质性损害美国产业，阻止美国产业建立，或限制或垄断美国的贸易和商业，国际贸易委员会应当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则不需要证明损害的存在，便可构成337条所规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6]指基于国家安全、人权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原因。

[7]1974年美国贸易法规定了一般301条款、特殊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一般301条款规定了当外国限制美国货物和服务的进口时，美国贸易代表应当或可以采取的救济措施；特殊301条款针对外国违反知识产权义务的各种措施和行为；超级301条款则针对外国限制进口措施的重点国家和重点做法。适用于整个301条款的救济措施有中止与外国达成的贸易协定、取消给予外国的优惠待遇、取消对美国的商业限制、通过贸易协定向美国提供补偿利益等。

[8]沈利生。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测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4）.

[9]沈吉利。入世与修改《对外贸法》的建议[J].国际商务研究，2002（4）.

[10]见《对外贸易法》第9条。

国营贸易范文篇10

[关键词]跨国营销；商贸流通企业；海外品牌建设

21世纪，全球企业都进入了品牌文化和品牌形象经营的新时代。中国商贸流通企业进行海外品牌建设，建立完善高效的企业品牌管理机制，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同时对我国出口外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跨国营销动因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商贸流通企业在本土面临的竞争愈加激烈，行业格局受到各种冲击。中国企业走上国际化道路、进行跨国营销是必然的趋势。中国商贸流通企业进行跨国营销的动因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国内经济环境，跨国贸易规模逐年增长加上我国商贸流通业本身的优势成就了跨国营销的推动力因素；二是国际经济环境，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市场巨大的市场潜力造就了跨国营销的拉动力因素。①

（一）国内环境

1．跨国贸易规模增长。我国外贸规模逐年扩大、交易额不断上涨，但同时整个跨国贸易国际形势愈加复杂，外贸经济结构更加多元，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根据商务部数据统计，2015年我国跨国贸易总额在25.85万亿元，同比下跌6%。其中，出口3.18万亿美元，同比降低2.5%；进口1.97万亿美元，同比降低13.43%。从数据上看，虽然我国进出口贸易额有所降低，增速有所放缓，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比较来看，中国跨国贸易情况好于全球大部分主要经2015年，包括美国、日本、德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在出口规模方面都出现了负增长，出口降幅相比中国都高出不少，中国在出口贸易方面仍保持在第一梯队（见图-1）。从商务部数据可以看出，拉动我国出口的主要原因是一般贸易出口规模一直保持增长。2015年，一般贸易出口占整个外贸出口规模的52%，相比2014年同期增长了1.9%。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国跨国贸易规模的增长。跨境电商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来进行商品交易，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发展，中国跨境电商贸易额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如图-2所示，2016年跨境电商贸易额占到总体出口贸易额的20%，成为促进中国跨国贸易规模和效益增长的重要一环。2．商贸流通业具有优势。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开始向多样化、个性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消费者在进行消费时多会选择多种功能集合于一体的商业综合型场所。这时候商贸流通业开始发挥优势，可以尽可能地节省消费者时间，同时形成商业业态聚集效应。②利用商贸流通业的这种规模化和专业化的优势，消费者可以一次性将自己心仪的商品采购回家，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这种具有规模化和专业化优势的商贸流通业，可以以最低的流通成本和最高的流通效率全方位地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二）外部环境

1．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市场的全球化，商贸流通企业需要在全球市场范围内开展业务，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优势，获取理想的效益。因此，跨国营销是中国商贸流通企业进行资源的高效整合、优化企业结构配置、提升企业规模效益的关键法宝。同时，只有在全球市场上，与来自国内外的优秀商贸流通企业进行正面较量，才能真正了解自身的不足，弥补自身的劣势，提升自身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相应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体之间的各种贸易联盟和贸易协定也为中国商贸流通企业的跨国营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千载难逢的机会。2．国际市场潜力巨大。当前中国与全球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经济结构之间存在多种差异，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差异的存在也是一种市场契机的存在。全球各国家和经济体的消费者们对于经济、市场、商品、服务的需求是多元化、个性化的，有这种需求的存在，就要有相应的解决之道，这就为中国商贸流通企业的跨国营销策略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由于各国家和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在不同国家也有差异，这种商业契机和盈利空间对中国商贸流通企业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也是进行跨国营销的原始驱动力之一。③随着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逐渐激烈，只有实施跨国营销战略，利用好国内外市场的资源、技术优势及时高效进行整合，才能够确保中国商贸流通企业效益稳步提升。

二、中国商贸流通企业海外品牌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海外知名度低

中国商贸流通企业相关品牌在海外市场的知名度比较低，市场认可度并不理想，一些稍有知名度的品牌也只是依靠收购海外品牌才逐渐被当地的消费者所知晓和认可。此外，相当一部分中国商贸流通企业在海外的发展只能依靠低价来勉强维持局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一些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市场发展的同时，并不注重自身企业品牌创新性和个性化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品牌在海外市场一直被消费者定位为低价、低质。在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市场的跨国营销时，依靠低成本、低价格在短时期内确实占据了一定的优势，抢占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长久来看，这种市场营销策略也对这些企业的品牌形象有所损伤。一部分中国商贸流通企业在进行海外市场的跨国营销时，并不注重企业品牌价值的塑造，这就造成了消费者只是因为低价格才去进行消费，对企业品牌并没有认可度和忠诚度。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中国商贸流通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品牌知名度比较低。

（二）品牌与用户之间联系不紧密

一些中国商贸流通企业在海外市场进行品牌建设时只宣传自身商品的功能特性，并不注重自身企业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感情维系，这种对沟通的忽视最终都会在销售业绩上有所体现。同时，需要注意企业品牌的建立和消费者对企业品牌的认同不是心理上的，而是社会性的，这种认同需要网络社交媒体和社交网络来实现。④企业只有和消费者进行友好的良性互动和联系才会形成消费者黏性和忠诚度。

三、跨国营销视角下中国商贸流通企业海外品牌建设策略

（一）重点打造企业品牌文化

1．企业管理者要树立品牌战略意识。建立和强化企业品牌文化和品牌意识对于当前的企业建设非常重要，需要企业的管理者重点关注。企业管理者应该摒弃企业品牌仅仅是企业商标的想法。企业注册多种商标对于企业品牌形象和品牌价值并没有任何帮助。品牌战略意识是引领企业进行海外市场拓展的制胜法宝，也是将来在国际竞争中占领市场先机的重要手段。企业的品牌战略意识是企业在激烈的商场竞争中生存发展的基本理念。只有企业管理者树立品牌战略意识，将企业品牌战略的基本理念与企业品牌文化观、企业品牌发展观等因素相结合，才能融入消费者的生活中，建立消费者对品牌的用户黏性、认可度和忠诚度，才会获得消费者的信任，以此来打开市场销路，提升市场业绩。2．重视树立企业品牌。中国商贸流通企业在海外市场的跨国营销，要注重品牌建设，重新树立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随着全球市场经济继续发展，市场细分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在细分化的市场中，更加注重企业市场规划和企业品牌的营销和管理。企业重视品牌建设，加强品牌管理能力，将会极大地促进企业未来的发展。⑤3．重视宣传企业品牌。中国商贸流通企业海外市场品牌建设还需要通过海外市场的互联网社交、网络媒体对自身企业的商品进行宣传，以此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提升品牌形象。部分国内传统企业的一个通病就是，如果企业出现了资金紧张等问题，首先联想到的是大幅度减少市场推广和广告费用。企业由于资金短缺导致市场营销减少，而市场营销的减少又反过来使企业品牌建设停滞甚至退步，使企业进入了死循环，导致企业运营更加困难。树立企业品牌和经营企业品牌是企业品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阶段，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中国商贸流通企业要重视企业品牌战略，不断推动和改进企业品牌结构和管理模式，全面增强企业品牌意识。当前的市场中，大多数企业都是利用促销、广告等进行品牌形象建设，但由于企业众多营销手法也多，导致消费者开始对企业营销疲劳。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沟通过度，使消费者在繁杂的市场中对企业的认知减弱，并不能增加消费者的黏性。在这种困境之下，企业应该思考如何及时高效地和目标客户进行良性交流互动，确立企业独特的并能吸引消费者的品牌形象定位，使消费者在对企业的商品和企业的品牌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能够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4．注重保护企业品牌。对企业来说，品牌的建立和运营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中国商贸流通企业要在海外市场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建立良好的商业信誉，必须注重保护品牌，维护企业品牌形象，严厉打击假冒、侵权行为。当然，对企业品牌的保护也需要海外市场的当地政府的支持，一个尊重知识产权的良好环境也是必需的。在愈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品牌的竞争是非常重要的竞争形式。一个国家若是没有品牌企业和品牌产品，就不能形成强大的国家经济竞争力。同样的，对于中国商贸流通企业来说，如果没有企业品牌战略的规划就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失去市场活力。中国商贸流通企业想要在海外市场有所建树就要加强品牌的建设和保护，加强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建设，才能以此为突破口，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获得消费者认同。

（二）实施国际化市场营销

中国商贸流通企业海外品牌建设要注重实施国际化市场营销。中国商贸流通企业的海外品牌营销战略需要认识到品牌建设和推广的意义，也就是通过各种网络媒体和广告商的结合来实现消费者对企业品牌的认可以及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良性沟通互动。与此同时，实施国际化市场营销也可以充分利用企业的优势，实现品牌的标准化战略。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进行企业品牌标准化战略都是一项特殊的挑战。在海外市场不但要营销企业的商品，还要注重与海外国家的本地文化相结合，突出企业的经营理念。这种通过国际化市场营销将企业品牌和本地文化相结合，可以极大程度地满足海外市场独特的市场环境要求。中国商贸流通企业进行海外品牌建设、实施国际化市场营销的同时，可以考虑进行全球统一的市场化标准，在核心品牌属性上力求达成全世界范围内的标准统一，同时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微小差异可以作为独特地域属性在品牌战略的延伸中予以体现。在品牌标准化统一的实施中，要重视企业思维国际化、企业运营本土化。企业的运营应该专注于品牌研发、设计等方面的活动，通过制定针对性计划并及时进行市场调研，对企业的品牌结构、品牌建设、品牌框架进行界定，以此来界定企业的品牌属性，尽可能地高效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完成企业品牌定制。

（三）收购海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