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迹范文10篇

轨迹范文篇1

一、“八大“的准备和《论十》的产生

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从1953年就提出中央领导设一线二线，自己退二线，设总书记的问题，并在党内征求意见。由于高、饶事件暂时搁置起来了。直到1955年3月，才在党的7届6中全会上提出，于1956年下半年召开，随即开始了召开八大的准备工作。八大的政治报告以及修改党章的报告是两个重要文件，亲自抓。为此，他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1956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八个年头，也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新中国犹如一轮朝日，刚刚从东方地平线升起。中国农业的合作化已经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公有化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上完成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

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道：“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

在1956年1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提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提出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步伐，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是分不开的。朝鲜停战，经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阶段性的胜利，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他一生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

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地点中南海颐年堂，每天一起床就听汇报，每次都是4、5个小时

在汇报中，他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见解，进行评论，思考着、探索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和可行性计划，梳理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从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

2月14日听国务院主管重工业的第三办公室汇报；15日听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16日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的汇报；2月17日继续听第一、二、三机械工业部的汇报。2月19日、20日，分别听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的汇报。2月21日听城市建设局和二机部汇报。2月22日听二机部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点东西来

2月25日听重工业部汇报。2月26、27日听取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的汇报。2月28日听电力工业部汇报。2月29日听煤炭工业部的汇报。汇报结束时，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13天14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

3月1日轻工业部门开始汇报。对经济建设提出一些战略性的问题。在谈到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时，谈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

3月2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他谈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进一步谈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

3月3日听轻工业部的汇报，这次汇报，谈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和轻工业为重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他还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正与的这些思想相吻合。

3月4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

3月5、6、8、9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汇报。听得很仔细，并不时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

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后，说：我国沿海船吨位占世界总吨位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现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他还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在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说：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岗位。

3月13日听取国务院主管农林水利的第七办公室汇报。

3月15、16、18日先后听取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汇报。

3月19日到21日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五办公室汇报。

3月26、27日分别听取商业部、对外贸易部汇报。

4月2日、5日、8日分别听取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和农产品采购部汇报。

4月9日到11日分别听取财政部、人民银行的汇报。

从3月13日到4月11日的记录，据说没有留下来。

在这期间，同时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那就是由苏共20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由他主持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从4月16日到4月24日就34个部门的汇报作综合归纳和系统分析。在18、19日的汇报中，这样说：“三个关系必须很好的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论十大关系》呼之欲出。

4月24日，批评了一种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就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提出“以苏为鉴”，根据中国的情况走自己的路。继而提出十种关系，这是实实在在听了43天的汇报得出的结论。

1956年4月25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八大的政治报告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但是，一直不同意公开发表，他要在实践中检验这些观点是否正确。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统一战线的发展，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随着知识分子大会的召开，随着文字改革委员会、历史研究委员会等科研文化部门的成立，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人们常说是“双百”方针，实际上应该叫“双百一推方针”，既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推陈出新”这样才比较完整。“双百”强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忽视了“推陈出新”。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苏共20大上全面否定斯大林，尤其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从“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对此很不赞成。他看到苏共领导人越来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向着修正主义的道路上滑去。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运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对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指出两点，说：“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接着，中共中央对于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最终，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写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公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20大，对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立场、观点和态度。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经过的多次修改，许多观点被吸收到《论十大关系》中。在讨论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过程中，以及《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对国际共运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的、慎密的思考，进行了艰苦的、系统的理论开拓。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9月27日在北京召开。对于这次大会的召开，倾注了很大精力。特别是八大政治报告，从7月初动笔起草，直到9月27日大会闭幕，几乎每天都在关注着政治报告的修改。除了会上修改外，他同刘少奇、之间频繁的互相传阅，交替修改，书信往来反映出他们工作的繁忙而认真。不可否认，八大的主要精神，政治报告的主要精神是建设，是要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尽快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然而，政治报告的最后定稿并不让十分满意。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传》所透漏的材料，大概在八大闭幕后两周的时间，对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内部矛盾的实质的定义表示怀疑。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写得：“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传》是这样写得；“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9月27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时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看过，就印发大会了。”后来通过邓力群和胡乔木的回忆，说明这句话是陈伯达等人加上去的。也就是大会闭幕前一小时加上去的。

无论这句话是谁加上去的，也无论《传》的作者的初衷是什么，这种定义显然不符合社会主义阶段社会矛盾的本质。

《选集》第五卷有1952年的一个批示如下：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

(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联系到后来的思想发展路程，他对社会主义阶段社会矛盾的本质的思考，是从共产主义总体进程和全人类的客观情况来把握的。第一，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在建立，还不稳固，资产阶级分子，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社会主义还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中，他们时刻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本质。不过，在他看来，这种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用非对抗性的手段来处理，来解决。也就是说要用和平的方法，用民主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的这一思想，开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先河。这就是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所阐明的思想。

二、《正处》发表前后的思想发展

1956年，国际上出现了苏共20大的修正主义路线，出现了匈牙利政变和屠杀共产党员等事件，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变色、分化、瓦解的现象。对于这些问题，共产党内有些人惊慌失措，这是少数人。多数人则熟视无睹，不以为然。则认为这是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自我变质，改变颜色，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表现。

1956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的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从1956年十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这些情况引起的高度警觉。

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他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一类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在这次会议上，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考虑的问题。他强调，整风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1957年1月18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的最后一天，总结性的讲了话，共讲了7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闹事问题；法制问题；农业问题。这7点，成为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内容。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共讲了12个问题：（一）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这是写的讲话提纲，有手稿。

《正处》讲话，是一系列思想认识比较系统的阐发，包括对国际问题的认识，对国内问题的认识以及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思考。讲话以后，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调查，研究，补充、修改《正处》的主要内容。

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其间，又连续召开了几次大的座谈会。

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

讲话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期。他认为是处在大变动时期，但不是战争时期那样的大变动，而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变动，个体变成集体，私有变成公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比较顺利地完成，许多人都认为这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要在这个新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先进工业国。应该说愿望都是好的。

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极为幼稚。因为，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全民所有制加上非商品制，所以个体变集体，私有变公有连半社会主义都不够。即便实现了全民所有，仍然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只能算是半社会主义。这一点，虽然有所认识，并且多次提出实行供给制，都因为多数人不理解和党内领导层的反对而没能实行。

讲话共分8个部分，其中讲到：百家争鸣，说一百家，其实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说百家，无非言其多也。马克思主义里面也有几家，修正主义算一家，教条主义算一家。

这里所说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社会制度的性质来说的。从国际环境来说，大量的经济基础被资本家占有，这是事实。从社会主义内部来说，许多资产者还占有一定经济基础。就算没有私人占有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存在大量的资产阶级成分，这也是事实。

这里所说修正主义一家，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这些内容，都丰富和深化了《正处》的主题。

3月17日，是个星期天。乘专列离开北京，目的是杭州。利用这次出行，沿途组织了四次讲演。离开北京当天到天津，向天津市委负责人和党员干部讲话；第二次是18日晚上，在山东济南，向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讲话；第三次是3月20日上午在南京，向江苏、安徽两省及省军区的党员干部讲话；下午飞往上海，向上海市党员干部讲话。

这些讲话，中心就是为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如何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矛盾关系。这些关系，基本上都是人民内部各种矛盾的关系，还有一些是把同人民利益相对立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意义和方法。他说到：要让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讲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最后，他的讲话提纲是这样写的：“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他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讲“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这些讲话的重点内容，后来都补充到《正处》一文中了。

3月21日子夜时分，来到杭州。处理完国民经济计划一些事以后，就又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调查研究，分析情况，掌握思想动态。

进入4月，全国各地都在讨论《正处》讲话，并且对党内生活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全党整风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可是，发现一种情况，就是对于围绕《正处》讲话的一些精神，党外比党内反映快，特别是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一声不响。很不满意。

从杭州回到北京，对，《人民日报》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开始布置整风工作。

整风工作大体安排就绪，从4月24日起，只要没有重大活动，就专心致志对《正处》进行修改。到5月7日，形成了第一个修改稿。他自称是“自修稿第一稿”。5月8日上午，又改出“自修稿第二稿”。5月8日晚10时，又改出“自修稿第三稿”。5月10日改出“自修稿第四稿”。在此，对于修改的过程和内容就不再细说了，大家可以看《传》，从中可以领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对党、对人民的负责精神。

其中，除了理论方面的系统化，严谨化，科学化以外，我们可以看到，不断补充新的内容，给人深刻的印象是增加了计划生育的内容等。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尖锐激烈的斗争形势给新的启发，不仅党外人士有人提出不要党的领导，党内也有人提出“轮流坐庄”。对此给予了正确的评估，使人们豁然开朗。整风取得了很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结论式的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领导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事实证明的想法和做法是正确的。

《正处》在深化思想体系方面已经初见端倪。开始注意上层建筑领域和思想界的阶级斗争，开始注意修正主义路线的危险性，并着手防止中国共产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生与发展。这在后来的修改稿中可以触摸到这样的脉搏。

5月24日至6月9日把他自己修改的《正处》稿连续发到党内征求意见，进行修改。一共反复修改了7次。6月14日改出了第八稿，6与16日，进行少量文字修改，为第九稿，第二天，又改一次，共10稿。先后用了55天，改了14搞。终于在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同一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苏联其他几家重要报纸刊载了文章的摘要。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并发表社论。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华盛顿邮报》等报纸，刊载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消息。可见文章影响之大。

拿《论十》和《正处》相比较，《论十》只是在去世后才出版，《正处》一旦定稿，立即发表，并且引起了强烈反响。原因在于《论十》只是当时国内经济建设急迫需要的具体政策和指导方针，而《正处》则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总体政策和长远方针，具有开拓创新的理论意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

又经过10年的实践，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重大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有了进一步深刻的发展与提高。但是，党内的认识并不统一，逐步显现出越来越大的差距。这里就不展开分析这些差距了。

直到今天，《正处》中所得出的结论，并且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结论，仍然被一些人歪曲与否定。原因在于这些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而是站在有产阶级的立场，站在私有制和资本制的立场。在这一层意义上讲，立场对了，一切都对，立场错了，一切都错。

在《正处》中，关于知识分子一节里写到：“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立场表现在主观，表现在世界观方面，也可以说，世界观决定立场。反映在客观方面则是路线，路线决定政策和策略。所以，晚年才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而在1957年7月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则是这样表述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轨迹范文篇2

崩塌落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小型崩塌。崩塌是地质体在重力作用下，从高陡坡突然加速崩落或滚落(跳跃)，具有明显的拉断和倾覆现象。崩塌的地质体通常为大体积岩体或土体；崩塌落石则是斜坡和高陡坡上的个别危岩体在重力和其他外力作用下，突然向下滚落的现象J。相比之下，崩塌落石的形成条件更简单，更容易，通常体积比崩塌灾害的体积小，也无明显的拉断和倾覆特征。崩塌落石隐患防不胜防，造成巨大的损失，且难以通过工程措施彻底消除，所以借鉴运动学原理计算分析崩塌落石运动轨迹，可以为工程治理提供依据具有重大意义[7-11]。

2崩塌落石运动的典型模式

分析落石运动的运动学原理是一种数值模拟方法，属于模拟研究。该方法是以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和碰撞理论为指导，对科研和生产实践中大量的模型试验和现场试验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出对落石运动轨迹影响较大的特征参数，结合运动学公式对落石运动轨迹进行模拟研究。运动学原理的应用能够较准确的预测出落石的速度，弹跳高度和动能等运动特征参数，结果直观可靠，可以编程计算，因此在工程实践中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和推广。根据运动学原理，落石的运动状态按具体的坡面情况分为以下4种类型：

2．1坠落

当危岩体在高陡坡不受坡面地形影响而下落，落石基本无外力阻挡，在重力作用下，发生自由落体运动，在任意下落高度H时，速度V为公式(1)和(2)中，为落石自由落体速度(m•s)；。为落石初始滑动速度(m•S)；g为重力加速度(9．8m•s)；H为铅直下落位移(m)。

2．2滑动

当危岩体在斜坡面上，自重下滑分力大于摩擦力而发生沿斜坡面的滑动时，在任意垂直位移时，落石速度为公式(3)中，为落石滑动速度(m•8)；Y0为落石初始滑动速度(m-s)；g为重力加速度(9．8m•s)；H为垂直位移(m)；f为动摩擦系数；为坡角。

2．3碰撞弹跳

碰撞弹跳是落石运动过程中最复杂和不确定的一种运动，我们采用恢复系数法来描述落石碰撞问题。把落石的碰撞问题当成刚体碰撞，通过恢复系数来考虑碰撞过程中的能量损失，避免了对落石碰撞过程中非线性变形以及摩擦问题的直接讨论，更利于在工程实践中的推广应用。落石碰撞弹跳时，做斜抛运动。斜抛运动是将物体以一定的初速度和与水平方向成一定角度抛出，在重力作用下，物体作匀变速曲线运动，它的运动轨迹是抛物线。根据运动独立性原理，可以把斜抛运动看成是作水平方向的匀速直线运动和竖直上抛运动的合运动来处理(图1)：首先，根据碰撞理论计算碰撞能量损失后的初始速度为公式(4)中，R为切向恢复系数；R为法向恢复系数。落石碰撞弹跳法向恢复系数和切向恢复系数是正确估算落石运动轨迹的两个重要参数。目前，尚没有规范明确给出R和的取值范围，实践经验表明，边坡面出露的基岩越硬，碰撞就越趋向弹性碰撞，相应的法向恢复系数R和切向恢复系数R就越大，经验的，落石碰撞的法向恢复系数在0．2—0．5之间，切向恢复系数R在0．4—0．9之间。然后，设为落石开始弹跳时初速度方向与边坡坡面的夹角，为坡脚。由运动学基本原理，发生碰撞后的速度方程为J_公式(5)中，V。为落石的初速度(m•s)；V为任一时间沿方向的速度分量(m•s)；为任一时间沿Y方向的速度分量(m•s)；为初速度方向与斜坡坡面的夹角；t为碰撞发生开始至任一计算点的时间(s)。发生碰撞后的运动轨迹方程公式(6)中，为沿方向的位移分量，Y为沿Y方向的位移分量。

2．4滚动

当危岩体在斜坡面上，自重下滑分力大于摩擦力，并且发生沿斜坡面的滚动时，为了避免复杂的分析，贴近工程实际，笔者将落石滚动简化为圆形刚体在斜面上的有摩擦滚动。此时，对于任意位置s，落石速度V为如同恢复系数，R一样，滚动摩擦系数也是正确估算落石运动轨迹的一个重要参数。滚动摩擦系数与落石的大小形状、速度以及坡度、坡面地质力学性质有关。

3工程计算实例

3．1工程背景

受“5•l2”汶川特大地震的影响，某核心景区公路旁岩质高边坡发生了较大规模崩塌，并在坡顶处形成了破碎危岩体，众多裂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位移、裂缝增宽等，危岩体内的岩石有形成崩塌落石的趋势(图2)。根据踏勘和工程测量，该高边坡坡向59。，坡顶高程810m，与地面高差约70m，可分为2段：地震崩塌后形成的陡峭岩壁和缓坡。其中，公路高程728m至高程742m为缓坡，坡度25。，坡面略有起伏，局部坡面生长有杂草和灌木；高程742m至坡顶高程810m为陡峭岩壁，坡面陡直，危岩体和坡体岩性为莲花口组厚层状一块状砾岩，坚硬。公路距离危岩体水平距离约35m，严重威胁着景区内景点及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3．2落石计算

3．2．1运动状态分析

在坡型影响下，危岩体脱离母岩下落，整个落石运动过程简化为2段：坠落一碰撞弹跳。首先是在自重作用下，基本不受阻挡，发生坠落即自由落体运动；随后，落石在缓坡面开始发生朝向公路的碰撞弹跳。3．2．1参数选取落石的初速度o为0m•s～；高度日为70m；重力加速度g取9．8m•s～；根据现场调查和经验参数，落实碰撞弹跳计算分析中，法向恢复系数R’取值0．3，切向恢复系数取值0．8。

3．2．2计算过程

为了不失一般性，落石运动的计算分析将落石理想化为半径为1m的球体，从坡体最高处(日=70m)发生崩塌落石，计算结果见表1。具体的，根据公式(1)和(2)求得落石运动在坠落阶段历时约3．7s，碰撞缓坡面前的速度为37m•s～。根据公式(4)落石完成坠落后将完成第一次碰撞弹跳，采用恢复系数法得到沿和Y方向的速度分量分别为Vxl=9．6m•S～，z，1=10．5m•S-。再由公式(5)～(6)求出第一次碰撞弹跳历时约2s，沿方向的总位移约为40m，水平总位移约为39．2m。约1S时落石弹跳高度为最大值5．6m，此时沿方向的位移约为7．7m，水平位移约为7．6m。在发生第二次碰撞弹跳前一瞬间，根据公式(5)速度计算结果为，=12．9m•S～，l=一8．7m‘S～。同理可得刚完成第二次碰撞弹跳后沿和Y方向的初速度分量，分别为v=10．3m•S～，V但=2．6m•S～。根据公式(6)第2次碰撞弹跳历时约0．5s，沿方向新增总位移约为5．4m，新增水平总位移约为5．3m。约0．3s时落石弹跳高度为最大值0．4m，此时沿方向的新增位移约为3m，水平新增位移约为3m。在发生第三次碰撞弹跳前，V=11．1in•s～，v论=一2．2m•S～。第3次碰撞弹跳刚完成后的方向初速度为，=8．8m•S～，Y方向初速度为v侣：0．6•S～，历时约0．13s，沿方向的新增总位移约为1．1m，新增水平总位移约为1．1in，弹跳高度近乎为0，近乎于贴地面的滚动。最终落石)，方向速度在第三次碰撞弹跳结束后为零，落石的碰撞弹历经3次后停止。随后，落石将发生紧贴地面的滚动，实质上是一系列连续的，弹跳距离很小的，弹跳高度很低的抛物线运动，考虑到摩擦系数，以及落石滚动等价于一系列连续的碰撞弹跳，且根据前面实际计算中碰撞弹跳的能量损失和速度的锐减结果，特别是现场对“5•l2”汶川特大地震时发生崩塌落石的现场位移观察，可认为落石的滚动距离为Om。

3．3结果分析

根据计算结果(图2)，落石运动轨迹覆盖了公路。落石在完成坠落后，第1次碰撞弹跳阶段出现最大速度和最大弹跳高度。最大速度取刚完成第一图2崩塌落石计算削面及运动简图Fig．2CalculationsectionandmotionSchematicdiagramofrockfalls次碰撞弹跳后，合速度约为14．2m-S～，偏于保守；最大弹跳高度出现在1s后，沿x方向的位移约为7．7m，水平位移7．6m处，高度为5．6m。最大速度可以求取落石动能大小，其计算公式为E=÷(8】公式(8)中，E为动能(1【J)；为落石速度(in•s)；m为落石质量(kg)。根据公式(8)计算出落石动能E=1132kJ。因此，建议在缓坡面距离陡峭岩壁7．7m处设置高度不小于5．6m的SNS柔性主动防护网，参考拦截撞击能不小于1132kJ。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公路改道或外移，彻底避让。

轨迹范文篇3

自2003年1月3日深成指最低点2673.25点算起，升至2004年4月8日4、87.23点(涨幅56.63%)，至2004年9月12日2996.08点止，中国股市已经完整地走完了由熊市至牛市的第一轮周期。中国证券市场不但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第﹁次起到宏观经济晴雨表的作用，还第一次走出了符合波浪理论的标准五浪。如果说深成指2996.08点是中国股市牛市起动波的终点，那么3008.31点则是中国股市牛市长期主升浪的新起点。

在2003年11月我们就曾经在《中国股市底轴线：3000点》(详见当月《证券时报》)中明确指出，深证成份指数为中国股市的运行区间给出了两条熊市底轴线：一条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熊市底轴线——1000点，它是以中国八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国民经济为基础，代表当时综合国力的实际支撑线；一条是2002年以来的熊市底轴线——3000点，这是以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所提升的总体国力为基石的底轴线.当上证综指跌破1300点之际，深成指3000点大关并未失守，事实再次证明了这条底轴线的有效性。

深成指3000点是一个整数大关，但其支撑意义并不仅在于此。深成指3200点为中国股市活跃度的分界线，我们称之为无泡沫地带。若一但被击穿，股市将进入沽水区域。所以3200点至3000点是最理想的建仓区。(详见《巨潮内参》2004年8月号)如果深成指逼进3000点附近的区域，必然是市场陷入深度低迷之时，各种问题被集中暴露后金融系统性风险开始显现，市场各方风险承受能力达至极限，此时出现反弹将是反转的决定性信号。因此，深成指3000点虽然不能说是调控市场的一个参照，但却是市场“否已极，泰将来”的一个重要信号。

经验与教训

我们2003年预测的2004年股市牛市高峰期来得快，去得也快。究其外因无非是两个：其一，由于《国九条》出台令市场信心高涨，使股市1V浪在时间上(正常应1个月左右)和深度上都不够，回调在3800点遇到强大支撑而提前结束(理想应及至3600左右)，造成IV浪蓄势不足，令V浪在两次创出新高后便草草收兵；其二，由于股市对于宏观调控的灵敏反映，使A浪下跌深度加大，B浪反弹无力。但如果分析其市场内因，需要总结的经验和教训也很多。

教训之一：基金违反分散持股原则，集中炒作大盘股

2003年基金高举“价值投资”旗帜，提出“核心资产”概念，从“二八现象”到“一九现象”，实际上是基金假戏真唱自陷迷局的结果。

基金倡导核心资产始于熊市低谷，其本意是为渡过寒冬而抱团取暖，在无股可买的熊市中给基金持有人一个交待，具有很强的防御目的。因此，核心资产大多属于防御型股票，具有流通性较强、股价表现平稳、业绩相对稳定、成长性一般等基本特征，其突出共同点是“大”——流通市值、收入利润和资产规模都远远超过其他公司。“大”的优势在于稳定性较好，劣势在于成长性不足。对业绩相对稳定的大盘股，历史上市场基本以20倍市盈率为定价核心，其估值低于A股整体水平，这是成长性不足而导致的合理结果。然而，随着中国宏观经济复苏，各行业出现持续景气回升，大盘股受到基金狂热追捧而逐渐失去其防御本色，反而成为最具攻击性的群体。在此次基金发动集中持股大盘股的炒作中，相当部分的大盘股被炒到40倍市盈率以上，估值高于A股整体。所以一但出现系统风险，最终造成“进得去，出不来”的局面；被人称为“1800点看多，1300点看空”的结局。

投资基金能否放弃暴利取向，重回科学有效的、有差异的分散投资组合操作理念是今后一个时期股市能否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

教训之二：投资者结构亟待改善

由于基金的自陷迷局集中炒作大盘股，中国股市在2004年上演大起大落的一幕，到9月中旬，深成指重低3000点，投资者信心严重受创。基金持股市值占A股流通市值25g6左右，其持有的股票家数则占A股公司10%不到，基金的失误本不应该危及整个市场：但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其原因在于目前的投资者结构非常单一。

当前市场中，机构投资者的概念几乎就等同于证券投资基金，以前表现活跃的券商、信托公司、投资公司和上市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几乎都已销声匿迹。我们不否认基金的壮大对市场发展有利，但前提是市场能充分多元化。证券市场是高风险的市场，多元结构能更好地化解风险，单一结构则可能加剧风险，这一点也得到共识。如果投资者结构单一的情况不能有效改善，被动性投资机构——基金继续成为市场唯一的主宰，指望其能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无疑是痴人说梦。

还要指出的是，基金在激励机制上的缺陷导致资金运用效率不高，加剧了投资者结构单一化。早年从扶持基金发展的角度考虑，其管理费按资产规模的固定比例提取，与业绩基本没有直接关系，这导致总资产近千亿的封闭式基金在开放式基金蔚然成风之后逐渐失去进取意识，从众心理普遍，重复持股率居高不下，于是基金蜂拥出入导致了股价剧烈波动的场景便屡见不鲜。

因此，培育更具独立意识的其他机构投资者是当前迫切要求之一，多元化投资者结构应该是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内容。

教训之三：必须用法规加强上市公司市场责任

个别上市公司缺乏市场责任意识，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一些上市公司只图圈钱私利，有意无意地隐瞒重要信息，无视流通股东乃至整个市场的利益，令投资者非常反感和失望，造成市场波动。比较典型的有三家公司：TCL集团、江苏琼花和宝钢股份。

TCL集团通过吸收原TCL通讯实现整体上市，堪称金融创新之典范，也因此受到市场热烈追捧。但在整体上市后仅两个月，就传出TCL集团将把资质最好的移动通信业务分拆海外上市消息，令投资者大感震惊，股价随之大幅跳水。虽然从长远来看，分拆上市对公司长远发展利远大于弊，但在时机选择上却没有充分考虑A股股东利益。我们无意去评判这是一个精心安排还是工作失误，无论如何，作为被投资者寄以厚望的深市实业龙头股，TCL没有体现出与其市场地位相称的责任意识。其后果之一，是令投资者自此把“金融创新”与”变着法子圈钱”划上了等号，这对今后金融创新的展开无疑造成了负面影响。这对于TCL本身也带来信誉危机。不久前对于一起对TCL财务问题的指责，毫无疑问指责者缺乏起码的统计常识，TCL董事长的反驳也可谓有理有据，但投资者还是宁可信其有，股价一路下泻。这对市场和TCL都是一个血的教训。

江苏琼花作为中小企业板块首批上市公司之一，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然而在上市仅两周后就爆出隐瞒重大投资行为的丑闻，对市场造成多方面的严重伤害。伤害之一，打击了投资者对新生的中小企业板块的信心；伤害之二，打击了投资者对保荐人制度的信心；伤害之三，打击了投资者对民营企业上市的信心。设立中小企业板块、实行保荐人制度和扶持民营企业上市，无一不凝结了无数关心中国资本市场和民营经济发展的人士的心血，实属来之不易，作为最大受益者的中小民营企业，没有理由不倍加珍惜。江苏琼花在交易所的帮助下，可谓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至于宝钢股份，提出280亿规模的巨额再融资计划并不为过，但时机的选择却大有问题。大多数投资者认为：一方面，证券市场其实已经十分虚弱，就如负重逼近极限的骆驼，再增加一根稻草都可能将之压垮，惶恐如此大规模地扩容；另一方面，钢铁行业正处于景气顶峰，此时集中“变卖资产”，无疑等于将风险转嫁给了投资者。然而，宝钢股份还是义无反顾地提出了再融资计划。我们认为虽然目前的增发制度缺陷无法阻挡这一市场行为，但还是希望宝钢考虑资产的边际效应，不要为了最后的晚餐，购入大量无效资产，使宝钢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最大的垃圾股。四川长虹的前车之鉴，不能熟视无睹。四川长虹的兴衰有多种原因，但1998年毫无必要的无谓配股是将其拖入垃圾股的重要原因。

教训之四：价值尺度的重新审视

轨迹范文篇4

一、1997年《刑法》施行前罚金的立法轨迹

（一）1979年《刑法》施行前的罚金立法。新中国成立后至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通过之间的三十年，刑事立法内容只包括三个单行刑法和包含有刑法规范的行政法规，其中后两个单行法规均涉及罚金刑的适用。这一时期罚金刑的适用特点：一是适用范围方面，罚金刑的适用范围非常之窄、数量非常之少，三个单行法规中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和《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中的四条适用了罚金刑，且对象均为自然人，并未涉及单位犯罪的规定；二是适用方式方面，罚金刑可以与主刑选择适用，主要方式为并选科罚金；三是适用数额方面，都采用无限额罚金的方式，对罚金数额没有明确的规定，基本都是以“罚金”二字概括，并未规定具体的适用数额，给司法以较大的裁量空间。（二）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的罚金立法。1．1979年《刑法》中的罚金立法我国1979年《刑法》对于罚金刑的规定在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中均有所体现。刑法总则中的罚金刑，体现在单独为罚金设立一节，对罚金的适用依据与缴纳方式做出了规定。而在刑法分则中，共计20个条文规定适用了罚金刑。我国1979年《刑法》中罚金刑的适用特点：一是适用范围方面，范围非常集中，基本都体现在第三章和第六章的经济犯罪中，并且适用对象仍然均为自然人，未加入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二是适用方式方面，有并科罚金、选科罚金以及可以并处或单处罚金三种方式；三是适用数额方面，依旧都采用无限额罚金的方式，对罚金数额没有明确的规定，基本都是以“罚金”二字概括，给司法以较大的裁量空间；四是刑法总则对罚金的适用依据与缴纳方式做出了规定，还规定了减少及免除情形。2．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单行刑法中的罚金立法由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直到1997年，共有二十四部单行刑法设立，在这二十四部之中的十四部涉及罚金刑，其中包括58个条文具体涉及。我国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单行刑法对于罚金刑的适用特点。一是适用范围方面，范围扩大，不仅只限于自然人犯罪，对单位犯罪也做出了规定，包括单、双罚制两种方式，并且在犯罪程度上也并不拘泥于轻微犯罪，上至死刑亦可适配。二是适用方式方面，新增了两种适用方式：第一种是单科罚金，单科罚金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单位犯罪而言的；第二种是必并科罚金，在对其进行大量应用的同时，也扩充了其适用的具体情节。三是适用数额方面，增加了两种新的数额适用方式：第一种是限额罚金制，针对具体罪名及程度对金额设置具体的上限与下限；第二种是倍比罚金制，即针对具体罪名及程度对金额设置倍数比例，这样就有了更加明确的参考。

二、1997年《刑法》施行期间罚金的立法轨迹

（一）《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前的罚金立法。1．1997年《刑法》中的罚金立法1997年《刑法》中关于罚金刑的变化在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中均有体现。在刑法总则中罚金刑的变化仅有一点，即在1979年《刑法》的基础上增加了随时追缴的规定，具体表述为“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罚金刑配置在分则中的变化则体现得非常明显。1997年《刑法》配置罚金刑的罪名共有164个，在所有罪名中占比将近40%。我国1997年《刑法》对于罚金刑的适用特点。一是适用范围方面。范围得以大大扩充。在1979年《刑法》中我国罚金刑仅仅是适用于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然而在1997年颁布后，罚金刑在七个章节中都有所适用，仅在三个章节中没有适用。二是适用方式方面。适用方式日益成熟，出现了较多的适用方式，其中适用最多的是必并科罚金刑，有154条。其中包括单纯适用必并科罚金，也包括必并科罚金与其他方式混合适用。三是适用数额方面。依旧采用之前的三种方式，其中无限额罚金占比最大。四是刑法总则对罚金新增了随时追缴的规定。2．1997年《刑法》施行至《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前的罚金立法从1997年《刑法》颁布至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颁布期间，我国共颁布并实行了8个刑法修正案，其中共增加了27个适用罚金刑的罪名，具体包括：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资助恐怖活动组织罪，走私废物罪，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罪，虚假破产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开设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法治安管理活动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伪造、盗窃、买卖、非法提供、非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危险驾驶罪，虚开发票罪，持有伪造的发票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在此期间对于罚金刑的适用特点：一是适用范围方面，范围再次得以扩充，《修八》规定在自由刑实施的同时新添罚金刑，使得罚金刑的范围又一次扩充。二是适用方式方面，并科罚金进一步扩大适用，尤其以必并科罚金为主。将1997年《刑法》中的四个可以单处罚金刑的罪名改为并科罚金制。三是适用数额方面，依旧采用前三种方式，其中无限额罚金比例增大，倍比罚金比例减少。（二）《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的罚金立法。《刑法修正案（九）》对罚金刑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既在总则中对罚金刑的执行制度做了纲领性的调整，又在分则中对单个罪的罚金刑配置进行了具体化的修订，突破了罚金刑的适用数量使其达到最高，“创造了所有刑法修正案中适用罚金刑之最”。［1］在总则中，对其执行制度进行了填充更善，另外增加了延期缴纳方式，原文表述为“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决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在分则中的变化非常之多，主要表现为修改罚金适用数额限定与增设罚金刑。修改罚金适用数额限定指的是对伪造货币罪这一罪名将具体罚金数额取缔，取而代之的是不设定具体数额的无限额度。增设罚金刑则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原有罪名增设罚金刑；二是为新增罪名配置罚金刑。由上述内容我们能够看出《修九》针对罚金刑的适用特点：一是适用范围方面，范围更加宽泛，不再局限于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扩展延伸到了非贪利型犯罪；二是适用方式方面，并科罚金进一步扩大适用，尤其以必并科罚金为主；三是适用数额方面，依旧采用前三种罚金方式，无限额罚金的比例继续增大，限额罚金与倍比罚金比例继续减少；四是刑法总则对罚金刑执行制度中的适用范围和减免程序做了补充完善，另外增加了罚金刑的延期缴纳方式。

三、对我国罚金制立法轨迹的总结与评析

（一）我国刑法中罚金的发展历程与趋势。1．我国刑法中罚金的发展历程。由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罚金刑随着刑法的修立过程不断地进行调整扩充，体现出了多种发展变化。新中国成立初的三部单行法规中，只有4个条文涉及了罚金刑，适用对象仅针对自然人，未规定单位犯罪，适用方式大都为选科罚金，且都采用无限额罚金的方式，对罚金数额没有明确的规定，基本都是以“酌处罚金”概括。至1979年《刑法》颁行后，罚金刑的适用范围集中在第三章和第六章的经济犯罪中，共涉及20个条文。适用对象仍然限于自然人，未加入对单位犯罪的规定，适用方式有并科罚金、选科罚金以及可以并处或单处罚金三种方式，且依旧都采用无限额罚金的方式，对罚金数额没有明确的规定，除此以外的一大重要变化是刑法总则对罚金的适用依据与缴纳方式做出了规定，还规定了减少及免除情形。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共颁布24部单行刑法，其对罚金刑的适用扩充至58个条文，范围不再局限于自然人，而是扩展到了单位犯罪，包括单罚制与双罚制两种方式，适用方式上新增了单科罚金与必并科罚金两种适用方式，且对必并科罚金大量应用，除此以外还增加了两种新的适用数额方式，即限额罚金制与倍比罚金制。限制了法官过于自由的裁量权，使得罚金刑适用更加公正。［2］至1997年《刑法》颁行后，配置罚金刑的罪名扩充至164个，在七个章节都加以适用，必并科罚金的适用再一次得以扩充，占比达到93%，在此同时无限额罚金不论是适用范围还是使用数量占比也非常大，达到62%。除此以外的一大重要变化是刑法总则对罚金新增了随时追缴的规定。从1997年《刑法》颁布至《刑法修正案（九）》颁布期间的8个刑法修正案里再次增加了27个适用罚金刑的罪名，范围再次得以扩充，并科罚金尤其是必并科罚金进一步扩大适用，将四个适用单科罚金的罪名改为并科罚金。除此以外无限额罚金比例也再次增大，限额罚金与倍比罚金比例相应减少。至《刑法修正案（九）》颁布后，共有217个罪名配置罚金刑，其适用范围不再局限于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扩展延伸到了非贪利型犯罪，适用方式上必并科罚金进一步扩大适用，无限额罚金的比例继续增大。除此以外一大重要变化是刑法总则对罚金刑执行制度中的适用范围和减免程序做了补充完善，另外增加了罚金刑的延期缴纳方式，使罚金刑制度更加完善。2．我国刑法中罚金的立法趋势。由上述罚金刑的立法过程我们可以归纳出我国罚金刑的立法趋势，主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适用范围上，横向适用范围越来越广，由一开始的仅规定在经济犯罪，到后来扩充到财产犯罪，再到如今的非贪利型犯罪也有所涉及，这实现了其特殊预防功能。之所以对此类非贪利性犯罪配置罚金刑，正是因为此类犯罪需要依赖财产进行犯罪的前期积累与支持，为了更好地打击其犯罪基础，从源头上予以有效应对，需要配置财产刑以便有效性地提前预防。这一种犯罪类型与以往所接触到的贪利型犯罪有很大区别，他们的意图并非财产，也就是并不追求经济利益，而对此实施罚金刑打破了我们对其刻板印象，罚金刑不仅可用于财产犯罪，也可同样用于非财产犯罪，这无疑是一种横向范围的扩大。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罚金刑在适用范围上的立法趋势，即不再局限于经济犯罪，而是同时适用于贪利型犯罪与非贪利型犯罪。第二，在适用方式上，反映出主刑与罚金刑搭配适用的趋势。正如学者所言，“单独考察，没有任何一种刑罚独自具备所有刑罚的必要属性。为实现刑罚目的，必须有不同的刑罚方法可供选择，并使其存在差异，其中几个可以适用于相同罪名”。［3］自由刑和罚金刑同时在一种犯罪中使用，能够最大化实现刑罚的预防功能，这无疑说明罚金刑在使用方式上的趋势更趋向于与主刑搭配使用。第三，在适用数额上，由前面罚金刑立法发展轨迹的具体展开，我们能够发现适用数额由最初的无数额限定到现在的无限额、限额与倍比三种模式稳定适用。并且同时扩大无限额罚金适用比例范围，首先将无限额罚金全部用于新增罪名中，其次把无限额罚金适用于部分限额罚金罪名与倍比罚金罪名中，替掉原有的制度。相较于后两种罚金制而言，无限额能够让法官更加自由地行使裁量权，在实践中将会更加有意义。第四，在缴纳方式上，方式逐渐增多，缴纳制度逐渐完善。现已有六种缴纳情况，分别是：限期一次缴纳、限期分期缴纳、强制缴纳、随时追缴、延期缴纳以及减少或者免除缴纳。《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延期缴纳主要体现出两大具体变化：一是在“灾祸”后加入了“等原因”三个字，这使得延期的原因范围又增加了；二是具体限制了裁定机关——人民法院，这完善了延期缴纳的具体细节，使得缴纳制度更加完善。（二）对我国罚金立法变化的评析。针对我国罚金刑的立法轨迹，我们可以从适用范围、适用方式、适用数额与适用规定四个方面对其进行评价分析。1．对罚金刑适用范围的分析评价目前我国罚金刑的适用范围非常宽泛，财产型犯罪与非财产型犯罪均可适用。在我国关于犯罪的法定分类中，没有“贪利性犯罪”这一犯罪类型，顾名思义，贪利性犯罪即是贪图利益，是与获取财产上的利益相关的一类犯罪，其范围涵盖经济犯罪、财产犯罪以及主观上以营利为目的的其他犯罪。［4］财产型犯罪由于其犯罪目的与罚金刑相同，均是出于对财产的渴求，所以二者有天然的对应性。如若对其不判处罚金刑，而是仅判处自由刑，则很难去除根本。而对于非贪利型犯罪的罚金刑适用，充分体现了罚金刑的特殊预防功能，在罚金刑的配置上突破了传统的刻板认识，在源头上将其切断，从而预防犯罪，这给了对其使用罚金刑一个理所应当的解释。2．对罚金刑适用方式的分析评价目前主要方式为必并科罚金，包括两种方式，一是必并科罚金单独适用，二是必并科罚金与其他罚金一起适用。《刑法修正案（九）》中对22个原有罪名增设罚金刑，其中绝大多数选取的是必并科方式，在原有的自由刑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一味在数量上新添罚金刑，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刑罚机制，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总体的刑罚量。“只为预防目的而适用罚金刑，有可能使罚金刑成为过剩刑罚之虞。”［5］刑罚轻缓化的观念目前越来越被人接受，罚金刑的适用也正是符合这一观念，而必并科罚金的大量适用显然与刑罚轻缓化这一趋势背道而驰。3．对罚金刑适用数额的分析评价目前我国罚金刑的适用数额大部分采用无限额罚金制，这确实扩大了法官的裁量权，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罚金刑的具体运用缺乏参照系，法官在裁量时无标准可依，无原则可循，具体操作难度大大增加。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消极的司法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按照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以及基本的配刑理论，刑罚也应当根据犯罪情节由轻到重有一个相应的梯度的体现。”［6］我们应当在一个由轻到重的梯度变化内权衡罚金刑的数额适用，做到罪责均衡，而如今的无限额罚金则难以做到这一点。4．对罚金刑适用规定的分析评价目前我国罚金刑的适用规定关于缴纳制度这方面更加全面，现已有限期一次缴纳、限期分期缴纳、强制缴纳、随时追缴、延期缴纳以及减少或者免除缴纳共六种缴纳情况。相对于旧刑法来说，我们可以说目前的缴纳制度已经趋于完善，但仔细探究的话不难看出，在适用规定上仍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首先刑法总则中对于罚金的适用规定非常少，仅有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这两条条文表述；其次关于罚金数额的裁量标准，法律条文仅表述为“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加之无限额罚金的大量适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司法裁量权，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无疑给司法机关的数额裁量造成了很大难度；最后缴纳的程序性规定，条文仅由“经人民法院裁定”一句话概括，除此以外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法，仅仅这一句话对于司法实践来说又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因而在罚金刑的适用规定上，立法方面还应做出具体详尽的规定，建立好缴纳制度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司法更好地加以实践。

四、结语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刑法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更新完善，随之相对应的对于罚金刑的适用也在不断革新扩充，这无疑不体现出我国罚金刑适用的日趋完善与扩大。然而在罚金刑适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体现了罚金刑理论制度并不完善，罚金刑的制度建设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其需要的是坚持不懈的动力，我们应当为建立完备的罚金刑制度体系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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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范文篇5

红歌产生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并伴随着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全过程，从不间断，贯穿始终。红歌，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进程中，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历史时期内所产生并广为传唱的艺术歌曲和大众歌曲总汇。

2红歌的历史轨迹

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产生和涌现出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经久不息的经典歌曲作品，真实写照了中国革命与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在曲折中前行的缩影。自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反饥饿反殖民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席卷全国，红歌如犀利的号角，号召中华民族的热血儿女前仆后继走上革命道路。如早期工农革命创作歌曲，瞿秋白《赤潮曲》，以坚定的信心、豪迈的革命激情，歌颂了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事业和远大理想，表达了共产主义者的英雄气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残酷镇压，人民革命千难万险，星火燎原。如《刘志丹》表达了根据地人民对红军领袖的崇敬和热爱之情;《十送郎当红军》反映了妻子鼓励丈夫参加红军、投身革命的感人情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中国共产党联合一切力量，积极抗日，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代表的作品如《松花江上》表达了人民背井离乡流亡关内，日夜思念家乡，盼望收复失地，回到故乡的心情。《旗正飘飘》表达了“国亡家破，祸在眉梢”的悲愤情绪。解放战争时期，人民革命浪潮摧枯拉朽，风卷残云。如歌曲《解放区的天》情绪热烈高涨，歌颂了共产党的领导。建国初期，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豪情万丈，扬眉吐气建设新中国。红歌唱响了建设祖国的旋律，激发出人们建功立业的热情，为祖国建设大显身手。如《歌唱祖国》表达了站起来的新中国人民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和自豪感。改革开放时期，富起来的中国人春风得意，笑逐颜开，享受快乐，幸福生活。红歌谱写了和谐中国的华彩乐章，抒发出人们对时代的真情，成为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和现实的凝聚力。如《在希望的田野上》歌颂了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农村的新面貌;表达改革开放浪潮的歌曲《春天的故事》;如《不忘初心》让我们重温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重温革命先辈用理想和信念丈量的伟大征程。回首红歌的产生、发展过程，不难发现争取民主、追求幸福、向往富强是红歌永恒的主题，是红歌肥沃的土壤。红歌是大众呼声，是人民心声，是历史召唤，是时代追求。红歌之声、红歌之韵、红歌之神、红歌之魂，流传了八九十年，影响和激励了四、五代人，已经深植于中国人民的心底，成为了一代代中国人民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食粮、支柱和寄托。

3红歌的价值及其高校的德育功能

红歌，作为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代代传唱，广泛流传，思想层面感召之余，其文学、音乐价值、德育功能也是极高的，值得我们探究和传承，并发扬光大。从文学层面看，红歌歌词语言洗练，主题鲜明，平白易懂，表情精准。初期的红歌歌词，大多相对精短，多采用分节歌的形式重复、展开，易于记忆，便于理解，印象深刻，难以忘怀。随着时间的推移，红歌歌词写作呈现出情感更为丰富，结构扩张拓展的编创特点。在反映铁血、火红年代的同时，立意更高，手法更灵活，言辞更生动。时至今日，红歌歌词创作在继承传统写作方法的基础之上，吸收、借鉴其他艺术形式创作之长和手法，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为一体，不断创新，日臻完善。简而言之，经典的红歌歌词，源于生活，是大众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不同历史时期人民心愿的高度浓缩，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经典的红歌歌词发自肺腑，是创作者真实情感的文学凝聚，是词作家灵动智慧的语言结晶，具有积极向上、健康、正能量的内容。经典的红歌歌词，情景交融，感人至深，是不朽的中华诗篇，是瑰丽的民族财富。从音乐层面欣赏，由于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专业作曲家，工农群众、红军指战员和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的革命知识分子就是红歌的生产者，主要采用传统或现成的曲调进行填词或改编的作法，或填词新唱，或改旧新唱［1］。如今，红歌大都是由专业作曲家创作的。红歌的旋法、节奏和结构等方面，也经历了由简到繁，从初级到高级的沿晋与升华。红歌的音调在借助歌词积极向上语义展开的同时，更为歌词插上了音乐旋律想象的翅膀，抽象美、模糊美与文学美、语言美有机结合，相得益彰，珠联璧合。我国最早的一部音乐理论著作《乐记》有云:“德音之为乐”，“乐者，德之华也。”由此可以看出，音乐具有德育教化功能。而两千多年后，作为中华文化艺术实践的先导精英、艺术典范和音乐形式的红歌，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红歌熏陶之下，有多少人受到启发，明确了方向，又有多少人悟出真谛，勇于担当。红歌作为传播真、善、美的特殊意识形态，在德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胡腊妹和万绍芷在《中国红歌会蕴含的价值功能探析》中提到:“红歌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及道德教育的有效载体。”［2］当今世界，多元化的价值标准、纷繁复杂的国际社会环境和互联网快速传播世界各地的信息，强烈撞击着正在形成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高校大学生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红歌和高校结合，增强红歌的吸引力，塑造有中华民族传统兼具现代精神，是高校教师们的工作重心。(1)运用高校公共音乐课堂教学资源，系统开展红歌普及教育工作。普通高校开设的音乐公选课是进行红歌教唱的主要阵地。随着社会进步，大学生在中学时期都受过一定的音乐教育，但主要停留在唱红色歌曲的层面。高校公共音乐课堂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历史角度、音乐层面、文学视角，去欣赏和分析红歌本身的魅力，领会歌曲背后蕴含厚重的社会背景，使大学生接受红歌音乐的洗礼，要把朴实果敢，英勇忠诚，直抒褒贬，执着前行的音乐形象，烙入心灵，融入血液，化作基因，并沿着红歌之路不断成长。(2)借助校园文化艺术活动，开展传唱红歌活动。目前，高校主要通过组织红歌大合唱比赛传唱红歌。合唱具有参与面广，既可增进同学们之间的团队合作精神，又能培养集体主义观念。高校的红歌大合唱比赛，引领着大学生放声高唱，在红歌音乐的天空里展翅高飞，展开想象，联想创造。同时，也使红歌有了健康、鲜活的生命力。(3)利用新媒体平台，促进红歌传播，达到德育目标。“所谓新媒体是指相对于书信、电话、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的新媒体”［3］。新媒体以其便利、快捷等特点，迅速地在广大九零后、零零后的高校大学生中蹿红。目前，互联网和手机通讯技术在大学生中应用非常广泛。新媒体平台的出现，也是红歌传播的新发展、新契机和新阵地，也为高校的德育工作提供了新形式。但是由于新媒体的传播方式的低门槛、传播模式的双向交互性、传播行为的个性化特质，也为高校德育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因此，高校教师要建立有效的、有体系的新媒体红歌宣传平台，强化红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同时加强红歌的德育功能。

总之，红歌歌词和曲调的德育作用是显而易见和不容忽视的，在宣扬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规范大学生行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强大的德育功能将是正能量的、恒久的。通过对红歌进行大学生德育教育，为和谐社会的发展和实现“中国梦”提供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邓国怀．论红色歌曲的时代价值与创新［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7(1):40-42．

［2］胡腊妹，万绍芷．中国红歌会蕴含的价值功能探析［J］．科技致富向导，2010，26(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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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电影歌曲;电影音乐;发展时期

《定军山》的拍摄标志着中国电影的开端，自此起，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便与中国电影的发展相辅相成，在不同的时期绽放着各具特色的魅力。在中国电影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据其发展模式可大致分为六个时期，相对电影歌曲的发展则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05年至1930年，中国电影发展正值默片时代，吸引观众观看电影的因素是现场音乐伴奏，此时电影音乐尤其是歌曲的创作并未形成体系，与其他时期相比，这一阶段，观者并不能直接听到电影歌曲，而是观者配合电影字幕根据配乐在心中哼唱歌曲。这一时期，电影依赖音乐为其填补听觉空缺，加强观者代入感，但由于此时电影歌曲数量较少，无固定音乐创作且表现形式无法称之为歌曲，为此未将其划归至电影歌曲的发展阶段之中。

电影歌曲创作的真正萌芽发生在有声电影发展的初期，1930-1931年间国内形成了有声片风潮，在此过程中经历了由蜡盘发声到片上发音①的转变，电影开始出现人声对白，电影歌曲仍对电影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在有声片的宣传理念“完全对白，有声歌唱”。同时专业作曲家参与到了电影歌曲的创作中，其中便包括黎锦晖等人②，专业作曲家的加入使电影歌曲创制逐渐走向规范。而电影歌曲的使用可分为两部分，一为主题曲，其相当于歌剧中的序曲，揭示剧情走向以及结局；其二则是插曲，相当于传统戏曲中的唱段，作用于剧情，反映人物性格及心理。二者往往在节奏、曲调、曲风上形成鲜明区分。电影歌曲由此进入发展的初期，大多选材于传统戏剧尤其是京剧的唱段，也加入了对传统音乐编创后的歌舞作品。通过初期的经验积累，中国有声电影发展浪潮被掀起，中国电影步入第二个发展时期。1932-1937年，出现许多反帝反封建的电影作品，体现在电影音乐上，随着1933年党的电影小组正式成立，电影歌曲创作成为当时的主导方向，电影歌曲在此期间蓬勃发展，而其发展直接影响了全国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许多进步歌曲通过电影歌曲这一媒介被更多人传唱，左翼音乐小组也在这一大环境下应运而生。在原有专业作曲家的基础上，更多作曲家加入到了电影歌曲创作之中，其中包括聂耳、黄自等人，他们的加入影响了这一时代的歌风，这些歌曲中《长城谣》《渔光曲》等直到现在仍广为传唱，其中《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了国歌。

正如聂耳1934年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中所提及“《渔光曲》一出……其轰动的影响甚至形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够卖座的一个潮流。”由此可见电影歌曲在此阶段广受欢迎，作曲家们也多为电影创作歌曲，为此1935年“八一宣言”后“歌曲作者协会”正式成立。这一时期电影歌曲呈现出民族化、大众化特点，民族化即吸纳地方民歌说唱等演唱曲调及形式或在传统诗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大众化则更加注重歌曲结构简化，使之易于理解与传唱。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部分电影编导对音乐也颇有造诣③，而电影歌曲也大多在编导提供的基础上创作④。在演唱者及形式上，电影歌曲往往由演员演唱或由剧中人物相符的他人代唱，并不讲究唱法，一切只为使电影歌曲更好融入电影表达中。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电影进入发展第三个时期，电影歌曲随之进入发展第二阶段。前半段（1937-1945年）电影及电影歌曲出现了地域化的发展分支，具体而言即上海与其以外地区。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电影歌曲作为商业宣传亮点广受关注，因而形成以歌卖片的风气。

这一时期电影歌曲更多地使用古乐以及传统戏曲曲调，加入唱念做打融为一体的戏曲演唱方式。1941年后电影歌曲创作走向通俗化、流行化及大众商业化，这一时期的电影歌曲创作主要出自严工上、刘雪庵等人之手。上海以外地区，抗战电影蓬勃发展，电影歌曲创作的题材与内容对第一阶段进行了继承与发扬，歌曲在电影中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后半段（1945-1949年）进步电影风潮迭起，战后电影音乐内容与形式更加多样化，器乐曲的大量出现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部分电影歌曲的创作，歌曲创作强调生活化，曲调取材于民间歌谣，并有意抹去过往，演唱形式上规避戏曲化痕迹，演唱讲究自然朴实。同时由于电影歌曲创作量减少，电影插曲中多用现成歌曲，使用主题歌直接反映主题的曲目逐渐减少。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标志着新中国电影发展进入了第四个时期，自此电影歌曲进入了长达十七年的蓬勃发展时期。这时电影歌曲的创作再次被提到重要位置，题材方面吸纳苏联电影歌曲元素，在演唱方面开始讲求专业化、科学化演唱，电影歌曲由专业作曲家制作后以画外音的形式插入，这一转变使得电影歌曲开始脱离电影制作而更加偏向于音乐创作的领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的影响下，中国电影进入缓慢发展的第五个时期，而电影歌曲在1973年前与样板戏的创作融为一体，后者的创作成果直接被用作电影歌曲。而1973年后，随着故事片制作的逐渐复苏，电影歌曲的创作才从原有禁锢中脱离出来，但创作出的优秀作品却屈指可数，这十年笔者暂且将其归为电影歌曲发展的第三阶段。

结束了缓慢发展的十年，中国电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绽放出了新的生机，自此迈入了发展的第六个时期，电影的题材百花齐放。这一大背景下，电影歌曲发展进入第四阶段，电影歌曲选材不再仅限于对本土及外来曲调的改编，同时也直接吸纳了欧美及港澳台地区流传度较高的流行音乐，在歌曲创作中也更多偏向流行歌曲体裁，这一趋势使得电影歌曲对电影的作用转向商业宣传而非内容的表达，这一转变使得二者剥离。随着媒体及网络的发展与普及，电影歌曲的创作群体扩大，不仅限于专业作曲家群体，这些因素对电影歌曲的质量产生了直接影响，也影响了其传唱程度。纵观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历程，电影歌曲发展的起源与核心具有历史必然性，这一发展模式与我国古代音乐发展的轨迹相关。古代音乐起源于歌曲且刘传光，因此电影歌曲成为电影音乐发展的开端与核心符合传统艺术审美，同时歌曲中歌词的运用使听者能够掌握音乐表达内容，进而扩大了传播范围，也使其起到了音乐教育作用，因此电影歌曲的发展意义既有商业价值也有美育价值。未来电影歌曲创作者可以吸取电影歌曲发展历史的经验，在创作中赋予电影歌曲更多中国文化价值及传统美学价值。

参考文献：

[1]王文和.中国电影音乐寻踪[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2]陈斌,程晋.影视音乐[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3]蔡丽宁,张小军,徐琨.浅析中国电影歌曲发展脉络[J].电影评介,2009,(11).

[4]蔡丽宁,张小军,徐琨.浅析中国电影歌曲发展脉络[J].电影文学,2009,(14).

轨迹范文篇7

如果以深成指为参照系，自2003年1月~2004年9月12日以来，中国股市刚好运行了＿个由熊牛转换至起动波的完整周期。

自2003年1月3日深成指最低点2673.25点算起，升至2004年4月8日4、87.23点(涨幅56.63%)，至2004年9月12日2996.08点止，中国股市已经完整地走完了由熊市至牛市的第一轮周期。中国证券市场不但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第﹁次起到宏观经济晴雨表的作用，还第一次走出了符合波浪理论的标准五浪。如果说深成指2996.08点是中国股市牛市起动波的终点，那么3008.31点则是中国股市牛市长期主升浪的新起点。

在2003年11月我们就曾经在《中国股市底轴线：3000点》(详见当月《证券时报》)中明确指出，深证成份指数为中国股市的运行区间给出了两条熊市底轴线：一条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熊市底轴线——1000点，它是以中国八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国民经济为基础，代表当时综合国力的实际支撑线；一条是2002年以来的熊市底轴线——3000点，这是以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所提升的总体国力为基石的底轴线.当上证综指跌破1300点之际，深成指3000点大关并未失守，事实再次证明了这条底轴线的有效性。

深成指3000点是一个整数大关，但其支撑意义并不仅在于此。深成指3200点为中国股市活跃度的分界线，我们称之为无泡沫地带。若一但被击穿，股市将进入沽水区域。所以3200点至3000点是最理想的建仓区。(详见《巨潮内参》2004年8月号)如果深成指逼进3000点附近的区域，必然是市场陷入深度低迷之时，各种问题被集中暴露后金融系统性风险开始显现，市场各方风险承受能力达至极限，此时出现反弹将是反转的决定性信号。因此，深成指3000点虽然不能说是调控市场的一个参照，但却是市场“否已极，泰将来”的一个重要信号。

经验与教训

我们2003年预测的2004年股市牛市高峰期来得快，去得也快。究其外因无非是两个：其一，由于《国九条》出台令市场信心高涨，使股市1V浪在时间上(正常应1个月左右)和深度上都不够，回调在3800点遇到强大支撑而提前结束(理想应及至3600左右)，造成IV浪蓄势不足，令V浪在两次创出新高后便草草收兵；其二，由于股市对于宏观调控的灵敏反映，使A浪下跌深度加大，B浪反弹无力。但如果分析其市场内因，需要总结的经验和教训也很多。

教训之一：基金违反分散持股原则，集中炒作大盘股

2003年基金高举“价值投资”旗帜，提出“核心资产”概念，从“二八现象”到“一九现象”，实际上是基金假戏真唱自陷迷局的结果。

基金倡导核心资产始于熊市低谷，其本意是为渡过寒冬而抱团取暖，在无股可买的熊市中给基金持有人一个交待，具有很强的防御目的。因此，核心资产大多属于防御型股票，具有流通性较强、股价表现平稳、业绩相对稳定、成长性一般等基本特征，其突出共同点是“大”——流通市值、收入利润和资产规模都远远超过其他公司。“大”的优势在于稳定性较好，劣势在于成长性不足。对业绩相对稳定的大盘股，历史上市场基本以20倍市盈率为定价核心，其估值低于A股整体水平，这是成长性不足而导致的合理结果。然而，随着中国宏观经济复苏，各行业出现持续景气回升，大盘股受到基金狂热追捧而逐渐失去其防御本色，反而成为最具攻击性的群体。在此次基金发动集中持股大盘股的炒作中，相当部分的大盘股被炒到40倍市盈率以上，估值高于A股整体。所以一但出现系统风险，最终造成“进得去，出不来”的局面；被人称为“1800点看多，1300点看空”的结局。

投资基金能否放弃暴利取向，重回科学有效的、有差异的分散投资组合操作理念是今后一个时期股市能否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

由于基金的自陷迷局集中炒作大盘股，中国股市在2004年上演大起大落的一幕，到9月中旬，深成指重低3000点，投资者信心严重受创。基金持股市值占A股流通市值25g6左右，其持有的股票家数则占A股公司10%不到，基金的失误本不应该危及整个市场：但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其原因在于目前的投资者结构非常单一。

当前市场中，机构投资者的概念几乎就等同于证券投资基金，以前表现活跃的券商、信托公司、投资公司和上市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几乎都已销声匿迹。我们不否认基金的壮大对市场发展有利，但前提是市场能充分多元化。证券市场是高风险的市场，多元结构能更好地化解风险，单一结构则可能加剧风险，这一点也得到共识。如果投资者结构单一的情况不能有效改善，被动性投资机构——基金继续成为市场唯一的主宰，指望其能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无疑是痴人说梦。

还要指出的是，基金在激励机制上的缺陷导致资金运用效率不高，加剧了投资者结构单一化。早年从扶持基金发展的角度考虑，其管理费按资产规模的固定比例提取，与业绩基本没有直接关系，这导致总资产近千亿的封闭式基金在开放式基金蔚然成风之后逐渐失去进取意识，从众心理普遍，重复持股率居高不下，于是基金蜂拥出入导致了股价剧烈波动的场景便屡见不鲜。

因此，培育更具独立意识的其他机构投资者是当前迫切要求之一，多元化投资者结构应该是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内容。

教训之三：必须用法规加强上市公司市场责任

个别上市公司缺乏市场责任意识，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一些上市公司只图圈钱私利，有意无意地隐瞒重要信息，无视流通股东乃至整个市场的利益，令投资者非常反感和失望，造成市场波动。比较典型的有三家公司：TCL集团、江苏琼花和宝钢股份。

TCL集团通过吸收原TCL通讯实现整体上市，堪称金融创新之典范，也因此受到市场热烈追捧。但在整体上市后仅两个月，就传出TCL集团将把资质最好的移动通信业务分拆海外上市消息，令投资者大感震惊，股价随之大幅跳水。虽然从长远来看，分拆上市对公司长远发展利远大于弊，但在时机选择上却没有充分考虑A股股东利益。我们无意去评判这是一个精心安排还是工作失误，无论如何，作为被投资者寄以厚望的深市实业龙头股，TCL没有体现出与其市场地位相称的责任意识。其后果之一，是令投资者自此把“金融创新”与”变着法子圈钱”划上了等号，这对今后金融创新的展开无疑造成了负面影响。这对于TCL本身也带来信誉危机。不久前对于一起对TCL财务问题的指责，毫无疑问指责者缺乏起码的统计常识，TCL董事长的反驳也可谓有理有据，但投资者还是宁可信其有，股价一路下泻。这对市场和TCL都是一个血的教训。

江苏琼花作为中小企业板块首批上市公司之一，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然而在上市仅两周后就爆出隐瞒重大投资行为的丑闻，对市场造成多方面的严重伤害。伤害之一，打击了投资者对新生的中小企业板块的信心；伤害之二，打击了投资者对保荐人制度的信心；伤害之三，打击了投资者对民营企业上市的信心。设立中小企业板块、实行保荐人制度和扶持民营企业上市，无一不凝结了无数关心中国资本市场和民营经济发展的人士的心血，实属来之不易，作为最大受益者的中小民营企业，没有理由不倍加珍惜。江苏琼花在交易所的帮助下，可谓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至于宝钢股份，提出280亿规模的巨额再融资计划并不为过，但时机的选择却大有问题。大多数投资者认为：一方面，证券市场其实已经十分虚弱，就如负重逼近极限的骆驼，再增加一根稻草都可能将之压垮，惶恐如此大规模地扩容；另一方面，钢铁行业正处于景气顶峰，此时集中“变卖资产”，无疑等于将风险转嫁给了投资者。然而，宝钢股份还是义无反顾地提出了再融资计划。我们认为虽然目前的增发制度缺陷无法阻挡这一市场行为，但还是希望宝钢考虑资产的边际效应，不要为了最后的晚餐，购入大量无效资产，使宝钢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最大的垃圾股。四川长虹的前车之鉴，不能熟视无睹。四川长虹的兴衰有多种原因，但1998年毫无必要的无谓配股是将其拖入垃圾股的重要原因。

教训之四：价值尺度的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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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规制的经济学内涵

规制(Regulation)中文也译成“管制”,狭义上指“政府对经济行为的管理或制约”①。广义上,规制包含一切公权组织对私权个人或小团体的激励和约束,有政治上的规制、法律上的规制、道德上的规制等形式。如米尼克(Mitnick,1980)指出,“规制是针对私人行为的公共行政政策,它是从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②;吉尔洪和皮尔斯(Gellhorn&Pierce,1982)认为“政府的产业规制仅仅是对众多私人经济力量的法律控制形式中的一种”③。一般而言,通过司法程序去实施的规制是间接规制,通过行政部门去实施的规制是直接规制。直接规制又分为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经济性规制是针对特定行业的规制,主要指对自然垄断和信息偏等行业,以价格规制和市场进退规制为主要手段,对企业的进入、退出、产品的价格、服务的质量以及投资、财务等方面的活动进行干预,以确保公平竞争和防止资源配置非效率;社会性规制主要是以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利益为目的,通过制订一定的标准去禁止或限制特定行为的规制,如为防止公害、保护环境而制定的一系列环保法规。规制可从规制的执行主体和被规制的对象来分类,前者有政府规制、法律规制、行业协会规制、集体产权组织规制、社会舆论规制等,后者包括市场规制、社会秩序规制、收入分配规制、卫生保健规制等。市场规制在广义上指各个公权组织对市场失效采取的纠正、约束和激励;狭义上如金泽良雄所定义,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了矫正或改善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而干预经济主体活动的行为”④。即狭义上的市场规制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法律区分开来,将规制限定于那些由行政机构执行的施加于市场的一般性法规和特殊行为。丹尼尔•史普博在此框架下,提出三种类型的市场规制:第一,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的规制。如价格规制、产权规制及合同规则。在某些市场里,价格体系可能完全或部分由商品的行政性配置来取代,如公共企业的行政性定价;第二,通过影响消费者决策而影响市场均衡的规制。消费者的预算组合受税收、补贴或其他转移性支付的制约;第三,通过干扰企业决策从而影响市场均衡的规制。此类约束包括施加于产品特征(如质量、耐久性和安全等)之上的限制,对企业投入、产出或生产技术的限制导致企业产品组合方面的制约⑤。简言之,市场规制在当前的规制经济学理论主要指狭义上的涵义,是政府通过立法、规章和制度的执行去实施对市场的约束和激励,规制方法以经济性规制为主,同时配以社会性规制。

二、市场规制理论的研究进展

1970年前,经济学对市场规制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察某些特殊产业的价格和进入的控制上。这些产业包括:公用事业(电力、管道运输、通讯、交通)与金融(银行、保险、证券)。理论研究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投向规模技术递增收益情况下的定价问题,即如何选择能保证公用事业的资本投资有一特殊回报率的价格,以及维持成本最低化的激励等相关问题之上。对这些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是卡恩(Kahn)教授1970年的经典教科书《规制经济学:原理与制度》⑥。书里卡恩将公共部门和公用事业视为两种“竞争性市场模型明显不能描述或甚至无从描述”的经济,认为“规制的实质是政府命令对竞争的明显取代,作为基本的制度安排,它企图维护良好的经济绩效。”卡恩(1970)所强调的领域主要是对垄断的规制及费率的决定,尤其关心边际成本定价的一般原则、长期和短期边际成本及价格歧视等问题。自卡恩后,市场规制理论研究的对象范围不断扩大。谢泼德和威尔科克斯(ShepherdandWilcox,1979)把“针对工商业的公共政策”划分为反托拉斯法、规制及公共企业三类。斯蒂格勒(1981)又将规制的范围扩展到所有的公共一私人关系中,不仅仅包括“老式”的公用事业和反托拉斯政策,还包括对’要素市场的公共干预”,货币筹措及支付,以及“对商品的服务和生产、销售或交易的公共干预”,还有法律制度。乔斯科(Joskow)和诺尔(Noll)(1981)全面总结了竞争与非竞争产业里的价格与进入的规制,以及对“质量”(环境、健康、就业安全及产品质量)的规制。他们还强调以规制的政治、行政程序为研究重点的规制的立法与官僚理论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关于环境质量、产品安全及工作场所安全的“社会性规制”研究也自1970年后较快发展并渗透于各个产业,这些新的研究领域将市场规制研究范畴扩展到福利经济学、公共财政学及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科学等领域⑦。整体而言,市场规制理论研究迄今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理论:市场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市场规制俘获理论和市场规制经济理论。(一)市场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市场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认为,市场规制发生的原因是存在着市场失灵,包括自然垄断、人为垄断(行政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市场领域,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对市场规制具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这一理论把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看作是政府对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反应,它包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即市场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会导致不公正或低效率。所以,政府规制是针对私人行为的公共行政政策,是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目的是为了防止和控制受规制的企业对价格进行垄断或者对消费者滥用权力,具体措施包括控制进入、限定价格、确定服务条件和质量及规定在合理条件下服务所有客户时应尽义务等;并假定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以代表公众对市场作出一定理性的计算,使市场规制过程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早期美国法院的判决也支持了这一观点,通过市场规制来保护客户免受私人垄断厂商的侵害是正当的。如果从立法者的角度看,对任何行业实行的市场规制符合公共利益,那么只要立法者不是以任性或歧视的态度办事,美国宪法就不阻止这种市场规制,而不论被规制的是公用事业还是其他行业都没有什么区别⑧。公共利益理论得到了很多经济学者的认可和支持,Utton、Breyer、植草益、Weidenhaum等,都把政府规制看作是对市场失灵的反应⑨。他们通过对市场失灵的分析,表明市场失灵会导致资源的误置,认为政府应通过实施市场规制政策而采取行动以矫正这些失灵。比如,在自然垄断情况下,为避免垄断者限制产出并提高价格从而使公众承受垄断价格,政府就应实行价格市场规制。同样,对于厂商通过合谋、控制对产业的进入而造成的人为垄断,政府也应采用反托拉斯政策使合谋非法,并促使市场向竞争开放。再如,对于一个群体要承担另一个群体的负外部性行为所导致的成本,政府就应该采用费税等形式使负外部性内部化,并促使负外部性的产出降低到社会合理水平。总之,市场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主张政府规制从公共利益出发,哪里有市场失灵,就应在哪里实施相应的政府干预,以纠正在市场失灵下发生的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和分配的不公正,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由于在许多情况下公共利益理论的实证、规范分析与现实自相矛盾,市场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遭到部分经济学家的批评

。如维斯库兹、维纳和哈瑞顿认为,市场规制发生是通过立法行动和市场规制机构来完成的,市场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则缺乏这种分析,没有说明对社会净福利的潜在追求是怎样进行的。对市场规制发生的论断并没有进行实证检验,只是一种假定⑩。乔治•施蒂格勒和克莱尔•弗瑞兰德1962年进行的一项著名的研究———1912-1937年期间对美国电力事业价格规制的效果研究表明:市场规制仅有微小的导致价格下降的效应,并不象市场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所宣称的那样市场规制对价格具有较大的下降作用○11。波斯纳(RichardPosner,1974)指出,19世纪80年代后期的铁路市场规制是厂商主动要求政府去做的,并开创了政府进入市场实行干预和规制的先例;历史上地方电话和城市间通讯市场也是这样,是厂商主动要求政府对其“混乱”的市场进行规制,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自然垄断存在或外部性问题的原因。一个似乎合理的解释是:厂商之所以支持政府对市场实施规制,是希望通过市场规制提供稳定的在正常利润水平之上的利益。“15年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市场规制与外部经济或不经济以及垄断的市场结构之间并没有正相关性。”○12这些理论反驳,使市场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出现了“危机”。(二)市场规制俘获理论经济学家们回顾了自19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的市场规制史,发现市场规制和市场失灵之间并没有很强的相关关系。相反,从19世纪以来市场规制总是对生产厂商有利。这一现象的存在导致了市场规制俘获理论的产生。市场规制俘获理论认为:政府对市场规制是为了满足产业对市场规制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即立法者被产业所俘获),而市场规制机构最终会被产业所控制(即执法者被产业所俘获)。这一理论的最大贡献者斯蒂格勒于1971年指出:“市场规制的中心任务是解释谁是市场规制的收益者或受害者,政府对市场规制采取什么形式和政府规制对资源分配的影响。”○13施蒂格勒分析的最初前提是:强制力是政府的根本资源。某利益集团能劝说政府为其利益而运用强制力改善该集团的福利。另一前提在于各市场规制机构的行为选择是理性的,都追求效用最大化。市场规制机构的规制供给与利益集团收入最大化行为的要求相适应,通过市场规制,规制者和利益集团均可增加其收入。施蒂格勒通过完整的研究得出了受市场规制产业并不比无市场规制产业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价格。1976年,佩尔兹曼(Peltzman)在对市场失灵和政府规制结果的预测,以及进而推断政府在市场规制上的有效性等三个层次上更全面地阐述了市场规制俘获理论。他认为无论市场规制者是否获得利益,被规制产业的产量和价格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其主要差别只是收入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14。而威廉姆森(Williamson)则认为政府规制是在消费者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组织交易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不存在政府规制的情况下,让具有不同市场力量的消费者和企业实现外部交易更为有效○15。(三)市场规制经济理论现实的经济现象表明:市场规制与市场失灵并没有太强的相关性(这与市场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相冲突);市场规制也并不是一味地偏袒被规制者(与市场规制俘获理论相冲突)。因此,有必要形成一种能够解释所有这些现象的理论,市场规制经济理论由此产生。市场规制经济理论在国家控制资源、各利益主体具有自己最大化效用理性的前提假设下,指出市场规制是因应利益集团最大化自己的收入要求而产生的。斯蒂格勒与佩尔茨曼的分析认为:其一,市场规制立法机构起着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作用;其二,立法者的行为受谋求继续在位的动机驱动,即立法是为了最大化立法者的政治追求;其三,利益集团之间互相竞争者向立法者提供政治支持以换取对自己有利的立法。结论就是,立法总是对那些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有利(他们能够更有效地提供政治支持),所以这些利益集团能够从市场规制立法中受益(故愿意花费资源来取得政治支持),即市场规制立法总是对小利益集团更为有利。原因是:当某一利益集团认识到他们需要某种立法时,必定是利益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从中获益的可能,而且仅仅就利益集团作为一个整体从某种市场规制立法中得到好处是不够的,其关键在于要使每一个成员获得足够的收益,以激励他们投入资源。在大利益集团中,搭便车现象比小利益集团更为严重。在小利益集团中,成员个人对利益集团的影响比较大,而且其平均获益也会比大利益集团的成员多,所以对利益集团的认同感强,搭便车的现象也就比大利益集团要小。在斯蒂格勒和佩尔茨曼建立的市场规制模型中,立法者或者市场规制者选择最优政策以使对自己的政治支持最大化。盖利•贝克(GaryBecker)的市场规制模型则强调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市场规制倾向于增加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的福利○16。综上所述,当代市场规制理论发展已进入研究在公权的代表———政府对私权交易的市场失灵的规制中,如何保证自身不失灵。第三阶段的市场经济规制理论已表明,竞争力强的利益集团在市场规制中总会获得利益上的倾斜,因此,如何防止在市场规制中利益集团通过寻租和政治影响等手段获得市场规制中的经济租金,将是下阶段市场规制理论研究的着力点。

轨迹范文篇9

关键词：认识轨迹

从已显示的资料看,个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接受,以及他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确认,有如下的过程和理论表现:

一是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接触并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在《谈政治》的文章中说:“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场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指导下,开始积极投身人民解放运动。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使本来落后的苏联产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当代无产阶级的决定人类命运的力量,看到了人类光明的前途已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共识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形成了。对此的理论说明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前途”。这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是指的什么呢?在另一个地方指出,由于国外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失去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可能,我们历史的新选择是:不是倒向资本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而中国百年来到处找出路,曾向西方学习,然而先生老是欺侮学生的现实,使中国人警醒并认识到,世界上那些已经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希望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以,中国只能走向社会主义。长征途中,1935年1月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在思想的领导下,中国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三是在本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为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文化、民主和建设提出的一系列的探索性观点,其中突出之点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理论的系统化。

四是的晚年,在他号召学习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提出了要“社会主义的高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号召人们认识列宁所提的时代的问题。列宁说:我们面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是由历史规律所决定的必然出现的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切民族的解放运动,都不可能不打上社会主义的烙印。

由上可以看出,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以深刻的历史见解和现实运动为依托的:

首先,封建专制在中国已穷途末路,它导致了中国的贫穷、落后和腐败,由此招致了帝国主义的入侵。

其次,在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中国曾进行若干次反抗斗争,从太平天国到,然而都以失败而告终。后来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虽取得局部的胜利,终因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窠臼,又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基地上。这一历史结局,符合私有制条件下的世界性竞争逻辑。因为以竞争利己为本质特征之一的发达资本主义,它的战略谋图是绝对排斥别的大国也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的(即不培植自己的竞争对手)。

再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本来落后的俄国通过十月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并促进了苏联社会的巨大变化。

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要求。然而,早期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幼年时代,还不完善、不成熟。

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革命运动中不断积累、发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逐步加强。中国的社会主义选择、实践和认识正是循此规律进行的。

轨迹范文篇10

1.1数据预处理。初步的数据采集，往往都是不完整的或不一致的，数据当中可能存在缺漏项或重复项，所以不能直接用于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需要进一步进行数据的清理与冗余数据化简操作。出租车的GPS轨迹数据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两点，其一是轨迹点的经纬度坐标越界；其二时轨迹点位置异常。对这两种数据问题进行清理，可通过以下步骤：首先，处理经纬度坐标越界问题，假设数据采集对象为沈阳市辖区，则要划分重点研究区域，若此次研究主要为主城区的交通道路规划提供参考，则要将绕城高速以外的所有坐标记录进行清除处理。其次，处理轨迹点异常的问题，需要进行异常值过滤处理，如，数据的来源出租车的行车速度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同时，还要有效剔除车载GPS的测量异常值，具体办法可结合中位数滤波器进行有效处理。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受到交通拥堵、停靠等现实状况的影响，地位系统当中会出现大量的定位冗余点，若要保证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必须对其进行简化处理。针对这一处理过程，可充分利用计算机图形学与制图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采用Douglas-Peucker即DP算法，针对出租车GPS轨迹数据中曲线节点密度较高的数据类型，能够起到显著的去冗余效果。1.2地图匹配。在实际数据采集过程中，受到GPS定位精度问题的影响，获取到的轨迹点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针对这种数据问题，就需要进一步采用地图数据对其进行匹配纠正处理。较为简单的匹配方法，就是将GPS轨迹点与距离最近的道路进行匹配，主要原理是几何特性，基于道路拓扑关系进行匹配，能够简化匹配过程，且计算更为便捷、准确度更高。对初始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最终得到的轨迹数据，应能够清晰的呈现为目标区域的道路网络。

2利用出租车GPS轨迹数据挖掘居民出行特征的方案设计

2.1高斯定理与轨迹数据。采用高斯定律进行居民出行特征挖掘，是一种类比的应用手段，主要原理是利用高斯定律描述目标场景，进而细致分析出租车轨迹方向与载客数量等特征。高斯定律数学表达公式如下：式中的Ω表示一个封闭曲面，而V则表示由这个封闭曲面所围成的空间；0ε表示介电常数；E表示空间V当中的电场分布矢量函数；而qi则表示空间V当中所包含的电荷。对其进行直观的理解，即公式所表示的的封闭曲面内所包含的电荷之和，与穿过该曲面的电场线呈正比关系。将其类比于出租车GPS轨迹数据挖掘的过程当中，即表示在出租车GPS轨迹数据当中，一个载客段就对应高斯定律当中的一条电场线，而载客段所形成轨迹的起点与终点则为高斯定律当中的正负电荷；假设研究范围内的出租车载客量趋于稳定，皆为1/0λ，则能够进一步得出出租车穿过制定区域的轨迹正比于区域内所有载客段起点与终点之和。将高斯定律类比与出租车GPS轨迹数据，针对尺度不同的区域，其起点与终点之和能够进一步表现各个区域尺度下的载客净流入量密度空间，具体表达公式如下：（count终点-count起点）式中的Ti表示目标区域内的的载客段，当载客段的终点在目标区域之内时，δ（Ti）则为＋1；若终点超出目标区域，则δ（Ti）的值为－1；1/0λ作为出租车的平均载客量，可将其假定为稳定常数。2.2基于高斯定律的轨迹挖掘。类比于高斯定律的出租车GPS轨迹数据挖掘，通过对目标区域中出租车载客段在一定时间内的轨迹进行分析，能够进一步得到在这段时间内，目标区域内出租车的载客净流入量［1］。对于载客净流入量这一数据，能够明确其数据分析指标包括出租车GPS轨迹数据当中的数量特征与方向特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客观的反映出目标区域对居民出现的“吸引力”程度。总结基于高斯定律的出租车GPS轨迹数据挖掘算法如下：（1）首先，初步获取目标区域内的出租车GPS轨迹数据，并对其进行数据预处理操作；然后，将轨迹数据进行有效分割，分割的主要依据为出租者的载客状态，最终形成空车状态数据与载客状态数据，从而提取出区域内出租车载客轨迹的起点与终点。（2）得到有效的出租车GPS轨迹数据之后，进一步分割数据覆盖区域，可采取栅格分割方式来设定分割尺寸。（3）以每个分割单元为单位，统计其中的载客轨迹起始点与终点，统计值即为count终点-count起点。（4）依据公式（count终点-count起点）•1/0λ，得出目标区域内，一定时间内的乘客净流入量。

3利用出租车GPS轨迹数据挖掘居民出行特征的实验结果分析

以某城市交通局提供的，2017年9月1日至2日，城市主城区出租车GPS轨迹数据为例，对其进行数据挖掘实验，进一步分析居民出行特征。3.1数据分析。通过数据预处理后得到有效的轨迹数据，分析得出以下内容：统计时间间隔为10min，从早上5:00至中午12:00，出租车的载客次数呈现为先增加，后区域稳定的趋势；中午12:00至14:00，载客次数出现了明显的下落，此后又逐渐上升；在16:00至19:00之间，再次出现了载客低谷状态。通过分析，能够明确此数据变化形式，与居民的常规出行行为特征基本符合。3.2轨迹挖掘实验。对经过预处理的数据进行分割处理，采用100m作为分割尺度，而500m作为搜索半径，分别对每天5:00至10:30、16:30至22:00两个时段进行分析，每个时段固定为5小时30分钟。在得出9月2日输出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山顶点提取法，分析乘客净流入量、流出量峰值点进行提取，并得出其空间分布状况，挖掘得出有利数据［2］。3.3实验分析。在实验观察中发现，在5:00至10:30这个时间段内，存在明显的高值区域，这种数据形式说明，在目标区域内，这一时段的人流净流量处于较高水平，可将其归类为净流入区；通过实际地图对比，该区域位于城市中心的商业区及邻近区域；在数据当中，显示出明显的低值区域，即此区域内的人流净流量较低，说明为净流出区，与实际电子地图进行对比发现，此区域为城市的主要居民区；数据载一点，则出现了一些相对高值区域，与实际地图相对照发现，此区域内包含城市火车站商圈，以及城市著名旅游风景区。16:30至22:00时段对比于5:00至10:30这个时间段，高值区域的实际地址分布呈现为相反的状态，经过思考分析，能够得出，出租车GPS轨迹数据分析结果，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行为习惯基本相符合，在早上，人们出行多数是去商务区上班，所以形成的商务区为高值区域、居民区为低值区域的数据特征；而傍晚时间，则是人们正常下班回家的时间，导致其高值区域与低值区域正好与早上相反。上述数据分析结果与Alain对城市通勤模式的相关分析基本符合：现阶段的城市通勤模式，呈现为定性的单中心通勤模式，以就业岗位聚集的位置为主要中心，其周边的商业设施以及基础设施等，也可以作为中心区域的覆盖位置；由此向外，呈现为放射性的通勤流格局，在上午时段，通过出租车GPS轨迹数据，能够进一步得出城市居民由向中心聚集、傍晚时段由中心向分散的行为特征。这种城市格局，是造成城市交通不畅的主要因素，在理想的城市规划当中，城市结构应该是多中心格局，这样一来，通过多个“中心”分散原有城市单一中心的人流承载量，能够显著缓解城市的整体交通压力。这就要求在城市规划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城市中心，吸引周边居民的就业与消费等出行习惯，从而分解城市日常运行过程中的城市中心的交通压力。这种城市规划格局长久以来都未能得到有效实现，属于一种理想化的规划目标。针对城市交通规划，在多中心格局还无法全面实现的情况下，折中选择了一种单一中心和多个次中心的组合结构模式，即在规划过程中不进行主次中心的明确划分，相应商务中心位置的就业岗位与商业设施等都进行均等分配建设的方式，在此基础上，通勤流呈现为自由随机的布置格局，长此以往，由于居民的日常行为习惯逐渐趋于稳定，就会形成单一中心和多个次中心的组合结构模式，而城市居民的出行特征，也就成为了放射状与随机共存的格局［3］。3.4实验拓展。进一步拓展出租车GPS轨迹数据挖掘范围，对其工作日与非工作日，同时段内的轨迹数据进行分析，能够发现在工作日，出租车的轨迹数据以及城市居民的出行特征，呈现为上述早上由向中心聚集，傍晚由中心向分散的形式；而在非工作日，城市居民有居民区向更出的火车站商圈以及旅游景区的输出率明显增高。此种研究，不仅有利于城市总体的交通规划，对出租车行业来说，还能进一步降低出租车死机巡游方式下，空载率高的问题，进而更好的为城市居民提供出行服务，综合提升出租车行业运营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4结语

综上所述，对基于出租车GPS轨迹数据挖掘的居民出行特征进行相关研究，有利于推动城市交通规划与出租车行业的共同发展。通过上述分析，基于高斯定律的轨迹数据挖掘方法，能够更好的进行出租车净流入量密度空间的分析，从而得出城市居民的出行行为特征。在未来的应用过程中，可改进文中所述方法存在的局限，充分利用GPS定位终端所产生的历史轨迹数据，与出租车GPS轨迹数据结合应用，能够得到更加精准的分析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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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康.基于GPS轨迹的道路拓扑构建和路径选择方法研究［D］.湘潭:湖南科技大学，2015.

［3］程静，刘家骏，高勇.基于时间序列聚类方法分析北京出租车出行量的时空特征［J］.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16，18（09）:1227~1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