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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牧场范文10篇

时间：2023-03-30 11:29:41

官牧场

官牧场范文篇1

关键词清代官牧场官畜管理发展衰落边塞

清朝封建社会，农业与畜牧业并重，二者皆被认为是国民经济的本业。在北国边塞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传统习惯等因素，畜牧业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成分。我国北部边疆具有极为丰富的畜牧业资源，不仅广大边民在这里广泛地从事着畜牧业活动，而且清政所和皇室也在此开办牧场，发展畜牧业。官方开办的牧场，有其独特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对清代经济、军事产生较大影响，颇具时代的适应性，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

官牧场的设置及其种类

晚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满洲贵族率领强大的八旗军闯进山海关，攻城略地，占领中原，建立了清朝封建政权。满族，原为游牧民族，通常生计，“唯马匹牛羊是赖”。并且，满族武装八旗军是一支以骑兵为主的部队，兵骁马骠，称雄一时。就整体而言，畜牧业曾是满洲贵族或新兴统治者的经济基础和军需的必要资源，至关重要。所以清廷对之十分重视，除了强调振兴民间畜牧业之外，还大办官牧场。

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是清政府在传统畜牧业活动的基础上，集中牧养牲畜的场所，是其行政衙门和军事衙门从事畜牧业生产和管理的一种普通形式，同时也是一种较成熟、较高级的畜牧业管理机构和组织。清朝官牧场主要划分为太仆寺牧场、皇室牧场（上驷院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4部分或4大类。由朝廷开办的太仆寺牧场和由内务府开办的上驷院牧场属于中央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属于地方开办的军牧场。顺治初年，朝廷在张家口外设置种马场，于陕西省设立苑马寺，为军队牧养或提供马匹，皆隶属于兵部。后来到康熙四年（1665年）裁去苑马寺，扩大种马场。5年后，种马场改属于太仆寺，并分设察哈尔左右两翼牧场。位于张家口外哈喇尼敦井的太仆寺左翼牧场，地土辽阔，方圆600里；位于齐齐尔罕河的右翼牧场，方圆400里。康熙时，这两翼牧场共牧养着160群骡马，约3.2万匹，骟马32群，每群59匹——305匹。清初在独石口外设立的直属于上驷院的御马场，地处上都、达里冈爱、商都、达布逊诺尔等处，水草丰茂，地界绵延千余里。最初，上驷院牧务分设3场，后来又增为5个场，分别为大凌河牧群马营、养息木哈达牧群马营、养息木边外苏鲁克牧牛羊群及黑牛群牧营、养息木边外牧群牛营1。上驷院所属牧场，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时，牧养着骡马197群，骟马46群，走马2群，驼22群2，每群马200匹——500匹，每群驼100峰——200峰。建于察哈尔的八旗牧场，也同样是方圆广阔，其占地范围，东至克什克腾旗界，西至归化城土默特旗，南至晋北大同府、朔平府边际，北到苏尼特及四子部界，周边达千里。顺治时分别在这里建有：正黄旗牧场、镶黄旗牧场、正白旗牧场、镶白旗牧场、正红旗牧场、镶红旗牧场、正兰旗牧场、镶兰旗牧场。据康熙四十九年统计，“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牧场各有牛95群，羊180群。牛以120头为一群，共3万余；羊以400只为一群，共216000只”3。到乾隆时，还在大青山后设立了绥远八旗牧场，颇有成效。相比之下，绿营牧场设置较晚，正式成立于乾隆元年（1736年）。起初是因西北用兵，军马缺少，调解艰难，故而吏部尚书刘于义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署理陕甘总督、办理军务时，奏请在西北设立牧场、蓄养军马，以裕边防。胤禛帝批准了刘于义的要求，在4个军事重镇各设牧场1处4。两年后，便在甘州大草滩、凉州黄羊川、西宁摆羊戎、肃州花海子湃带湖建起了最早的绿营牧场。10年后，又于甘肃安西提督牧地建绿营牧场1个。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六年（1760年、1761年），又相继在新疆乌鲁木齐、巴里坤设立两个牧场。几年后，巴里坤牧场便分为东西两场。另外，清政府还在新疆的济木萨、古城、玛纳斯、塔尔巴哈台等处办起绿营兵马场。以上各类牧场，是清政府根据地理特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一种体现。

中央牧场（太仆寺牧场和上驷院牧场）和地方牧场（八旗牧场与绿茵牧场）只是因主办者不同而有差异，没有隶属关系。各类官牧场皆为清朝的军务、政务服务。所以，中央牧场曾向地方牧场解送马匹，以奠定其创立之基和支持其维持之需5。如乾隆时在新疆乌鲁木齐、伊犁设立绿营牧场，开始的一部分马匹、牛羊就是从察哈尔一带的太仆寺牧场解送来的。当然，最初较多的牧畜来源是通过“茶马互市”获取于“番地”的。那时官牧场的牲畜品种很多，就马匹而言，有朝鲜马、蒙古马、俄国哥萨克马和东北建州马、西北西宁马、宁夏马、洮州马、甘州马等。有些牲畜作为贡品被送入官牧场，包括中央牧场；有些牲畜是清政府通过“茶马互市”的形式，向官牧场提供的。史称：“归化城两旗蒙古岁贡马；喀尔喀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岁贡驼马；陕西岷州卫二十四寺番僧岁贡马。均由理藩院咨送（上驷院）各厩……至哈萨克贸易之马尤伙，每年无定额，于乌鲁木齐及伊犁广设牧群以为新疆驻守各兵之用”6。由此可知，进贡与贸易是马种的主要来源。

官牧场的管理形式与经济性质

清代官牧场是一种正规的国营畜牧业组织，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实体，但它同时又是一个行政部门，是当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充分表现出官办实业的特点。在这里，统治者不是以纯粹的经济手段去管理牧场，而是把牧养牲畜这种经营形式纳入衙门的事务中，封建主义的色彩相当浓厚。

从组织机构上讲，中央牧场和地方牧场都要接受两类机构的监督和控制，即服从其内外两方面的领导。各个官牧场上面都同时具有主管部门和主办部门两种单位。主管部门和主办部门又各自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层层节制，共同对牧场产生作用。

太仆寺牧务的主管者或统辖部门分为5个层次：1．总管两翼牧场大臣（兼副都统衔），总领察哈尔两翼“马政”。2．太仆寺寺卿和少卿，掌管两翼牧场的建设与发展事项，从而采取赏罚措施。3．左右司员外郎及满、蒙主事，掌管驮载幔城、网城的驼队，以备巡察；并负责查验牧场牲畜的增减，定时烙印、登记。4．主薄，负责奏章之类的文件呈转等处理工作。5．笔帖式，搞文秘工作，主要负责满、蒙人员有关牧务的文语翻译。其主办部门分别为统辖两翼牧场总管和两翼牧场总管与副管、防御、翼领、骁骑校、护军校、协领、牧长与牧副8个层次。各级机构各自分管一处牧务，或协管场务，包括管理牧地、棚槽、草料以及使用兽医等工作。直接从事牧养活动者乃是牧丁，每群马设置牧丁8名——14名。

上驷院牧务的主管部门也分为5级机构：总管院事大臣（副都统衔）、院卿、左右司郎中及员外郎、主事、笔帖式与侍卫及司鞍等，所具权限和所掌管事务与上述太仆寺牧务的主管部门大体相似。其主办机构分为4个层次：牧场总管与副管、翼领、笔帖式、牧长与牧副，依次负责管理收地、牧群、马槽、帐篷、草料以及牧医、牧丁等。

八旗牧场的建制也与中央牧场基本相同，主管机关有副都统、佐领、领催等各部门；主办机关有牧场总管、侍卫、牧长等各单位各级负责者。直接收养场内牲畜者为八旗官兵。所不同的是：八旗牧务并不是一个整体，每个旗都有自己独立的牧场，皆有互不统属的完整的一套管理机构，从畜牧政策上讲，它们是可以并列存在、平行发展的。

边地绿营牧务的主管机关是：总督衙门、提督衙门和总镇衙门（总兵府），它们逐级负责督导牧养，考核放牧成绩，执行赏罚，查核经费与设备，制定牧场建设规划等事宜。其主办单位是游击府以下的各军事衙门，即依乾隆元年（1736年）所定制度，“每场牝牡马千二百匹，以游击一人为总统，每场分为五群，每群牝马二百匹，牡马四十匹，以千总、把总一人为牧长，外委千总、把总为牧副，兵十名为牧人”7。基本上是将军队官员编制转为牧场的领导结构，由军事衙门移为畜牧衙门，官场风气很浓。

在管理措施上，清政府对官牧场特别是边塞官牧场实行了责任制，订立了严明的奖惩办法，用以保证和促进国营畜牧业的发展。朝廷一再强调将严格的数目指标和严明的奖惩条例对应起来，用量化尺度来衡量其负责者的工作优劣，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以后，这一制度逐渐形成。按规定，张家口外察哈尔各牧群，包括朝廷牧群和八旗牧群，每隔3年，原额的牛、马、羊与新的孳生数要达到3：1。8驼群，每隔6年，原额数与孳生数之间不能小于5：2这个对应值。通常是“每三年一次考校，蕃息者有赏，虚耗者有罚”9。在具体执行程序上，既有阶段性，又有连接性。一般是先布置，后检查；先检查，后评定；先评定，后处理。颇有章法，条理分明，环环相扣。如太仆牧务的督查和考核：每年春天派本寺堂官（满人）1名，出口外察哈尔牧地，“将马驹验骟，秋季往口外分拨骟过三岁之驹入群，三年均齐一次，届期列名，奏请钦点，前往员外郎岁春季往口外稽察孳生、倒毙各数并训练马驹，逐一烙印。秋季往口外验视肥瘠并训练马驹，有未烙印及烙印模糊者补烙印。牝马群计三年之内每三马应孳生一驹，于孳生额数外，多至一百六十匹者为上等，八十匹以上者次之，八十匹以下者又次之。其于孳生数额内少至一百匹或五十匹以上及五十匹以下者亦分三等，牧长、牧副、（牧）丁以是各定其赏罚。牡马群以在场见牧之数区为十分，视其训练及毙损之多寡以定其赏罚，至该管协领以上各官，统计所管马群，得赏受罚之等次，核计有差”10。上驷院牧务和八旗牧务的督理措施也与此大同小异，其中，上都、达布逊诺尔牧场和大凌河牧场马群，每3年奏派堂官巡察1次，驼群，每6年巡查1次。马群每百匹倒毙之数不超过8匹者赏，9匹至12匹者免议，13匹以上者罚。各总管、副管、翼领、牧长、牧副皆照例领受赏罚。所赏之物为马匹，所罚之物也是马匹。对直接放牧的牧丁，凡已超额完成任务指标者，即于额外多出1牛犊、两羊羔者，每人各奖赏毛青布1匹。完不成规定任务者，要接受鞭挞的处罚。从上到下，从官到民，采取和执行了贯穿性或一致性的督饬办法，讲求人人有岗，人人有责。

绿营牧场的督饬和管理制度更为严格，不仅对有关官员、兵卒进行经济上的赏罚，而且还对之进行行政上的鼓励与制裁。按乾隆元年（1736年）原定之条例，每3年举行1次全面而统一的考评活动，称为“均齐”。届时由总督派官员逐场巡察检查，划分等级，题明原委，并详造各牧场官兵花名册，报明兵部备案。照规定，边地牧马（包括内地绿营牧场马），也同样要求在3年内，每3匹马须孳生1匹。在此定额之外，多增加1匹以上80匹以下的给3等奖；牧长加官1级，牧副纪录2次，每兵赏银1两。多孳生80匹——160匹者为2等奖，牧长加官2级，牧副加官1级，每官各赏银2两。多孳生160匹以上者为1等奖，牧长、牧副皆按所加级别补授实职，每名牧兵赏银3两。11若不足定额，少孳生20匹以下者，罚牧长5匹马，责打牧副40杖。少孳生21匹——40匹者，罚牧长马7匹，杖责牧副50。少孳生41匹——80匹者，罚牧长马9匹，杖责牧副60。12“如于原牧数内缺少的，千总、把总（牧长）革职，罚马十八匹，外委（牧副）革去顶戴，仍各责八十，兵责八十。所罚的马归入马群核算。其提、镇、游击统计五群以为赏罚：五群得赏的游击加二级，提、镇加一级。四群得赏，一群得罚的游击加一级，提、镇纪录二次。三群得赏，二群得罚的游击、提、镇无庸议赏议罚。三群得罚，二群得赏的游击降一级留任，提、镇罚俸六月。四群得罚，一群得赏的游击，降一级调用，提、镇罚俸一年。五群全罚的游击革职，提、镇降一级调用。……若在原牧数内缺少的，除将千总、把总罚出马数补入外，余著落游击、提、镇各半分赔”13。显然，绿营牧务的负责面儿较大、赏罚范围极广，既考核主办单位游击府、千总把总衙门；又考核主管单位——提督府、总兵（总镇）府；既查问直接责任，又追究间接责任和连带责任，它是岗位责任制和管理责任制的结合。那时就是通过如此上下一贯制的奖惩手段来实施和执行上面颇具实用性的双管齐下的责任制的。这样，可使主办部门和主管部门之间产生一致的利害关系，促进二者共同努力，抓好牧务，从而加强对官牧场的督导和控制，有效地调动官兵的积极性。不过，这是一种封建主义的管理体制，是一个官督官办或官督军办的经营形式，有相当的专制性。它与中央牧场一样，是与民间畜牧业相互冲突的，因为最好的水草、牧地为其所扩占，对民间畜牧业有所妨碍。

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是供官衙和军队使用马、牛、驼、羊等牲畜，采取牧养与拨用相结合的方式，是一种自给性经济。牧场物品或产品，基本上不进行交换，没有走进市场经济的圈子。北部边地官牧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组织，它具有某种政治属性，是一个指令性的专业服务实体。

边地官牧场除了经营上的承包性质之外，还含有某些差徭性质的封建主义经济因素。各牧场的牧丁要像一般封建户政下的编民一样，承担提供朝廷所需贡物的义务。每年定例将一些畜产品解送到朝廷，交给内务府御膳房，供皇帝和各宫室食用。如在张家口外为镶黄、正黄、正白3旗牧放牛群、羊群的1620名牧丁，每年必须向皇族进贡乳酥油1.0122万斤，乳油4927斤，大小乳饼1158斤。14这是一种以实物形式出现的由牧丁承受的徭役负担，是封建统治者以强力驱使牧丁或役使百姓之变相的反映。

各类官牧业经济的发展与衰落

清政府根据塞外的自然条件和牧区形势环境，封疆划界，确定边地官牧业的范围，严格规定各类牧场的畛域，不得逾越，违者重罚。这一方面对维持畜牧业生产、稳定畜牧业秩序有好处，另一方面，可在较大程度上使官牧场原先占有优越的牧养地理条件不被破坏和侵夺，保障官牧业的正常进行。同时，为适应官牧业生产的需要——尽快繁殖或孳生牲畜，官府（牧衙）按照朝廷之旨，尽量遵守动物生理规律，指令统一配备各牧群的公畜和母畜的数目比例，不论中央牧场还是地方牧场，都按公母1：5的比例执行，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和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对此有详述。这是一项颇具科学性的规定，对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牧群广增母畜是当时公认的原则性措施，就连朝廷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乾隆三年（1738年），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场要求添增公驼、公马数，中央不甚赞同，并指出：“牧厂添设马匹，原为滋生蕃庶起见，若添骟马八千匹，于牧事无益，应减去二千匹，改添骡马（母马）二千匹，促八千匹之数，此外更添骟驼五百只，庶于牧事有济”15。清廷的这一训示，进一步强化了后来官牧场广增母畜、重视繁殖、扩大牧业的思想。由于贯彻执行了以上的牧场经办方针，并全面实施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因而边疆官牧场具备了走向兴盛的必要条件。再加上众多牧官、牧丁、牧兵之间的有机配合和积极努力，逐渐促使塞外官牧业发展壮大起来。起初，在顺治时，中央牧场和地方牧场只有数十处，牧养官马几万匹。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时，仅塞外蒙古地方的官牧场就多达230多处，牲畜数量增加数倍。玄烨帝说：“牧厂唯口外为最善，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有六万，羊至二十万……前巡行塞外时，见牲畜弥漫山谷间，历行八日，犹络绎不绝”16。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官马增长为40多万匹，鼎盛一时。在蒙古及东北官牧业中，察哈尔牧场的发展较为典型，该处官畜，“康熙初年，有骒马40群，骟马8群，由于风调雨顺，经营得法，至乾隆五年（1740年），骒马增至160群，骟马30群。厂马以4万匹为率，至乾隆五年（1740年）足额外溢7000余匹，15年间蕃孳将近两成”17，官畜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尤其是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两牧场，成绩更为突出，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有马驼12.8万，牛3万多，羊约35万。18在西部的凉州、甘州、西宁、伊犁、乌鲁木齐、古城、济木萨、玛纳斯等绿营牧场中，新疆巴里坤牧场的发展较为引人瞩目。该牧场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设置，成立较晚，但成效甚佳。马匹孳生繁衍很快，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时，场马增至5280多匹，因水草不敷，便分成东、西两场牧放，几年后，新生马多达8400余匹，水草仍不敷使用，又于乾隆四十年（1755年）分为3场牧放。到嘉庆十年（1805年），巴里坤牧场养马增加到31359匹（不包括拨往军营之数）19。不久，连新疆古城、济木萨两牧场也出现了“因马多场窄，急于疏通”的状况，该处的“二万三千余匹之马，俱属膘壮”20，人称：马之天、牛之地、羊之海。瞭望远近，一派生机。

官牧业得以兴盛和发展，一方面是占据了良好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之故，即我国北部边疆，山河优美，空气干燥，水草丰茂，地宜放牧，有利于官牧场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因素，是官方积极从事畜牧业活动的成功，并逐步掌握主动之故。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关于经营畜牧业的政策、制度及其督饬管理方面的适当。恩格斯曾经说：“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21。康、雍、乾时期的清朝统治者，就是上述各类政府中以较好方式去搞经济特别是搞畜牧经济的一种政府。由于清朝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畜牧业特别是边塞官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采取了适应性的对策，从而走出了一条较为理想的道路，创造出一个繁荣的局面。其中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经营形式与结构的确定。我们知道，宋、明时期的官牧业是间接经营，是把官畜以徭役的形式寄养于民间22，民养官畜，实际上是一种官督民办制，人工分散，管理分散，又不能合理利用资源，且实行各家各户的个体负责制，御灾之力小，伤民程度大，发展机会少。而清政府一反旧态，牧牛、马、驼以苑、以场，颇近汉唐古义，可以充分开发利用边塞的水草资源，集中牧养、集中管理，实行官衙和部门的总体负责制，或称专职长官与专职兵民的共同负责制。这样，便于指挥调度，即管理集中、得力、灵活，御灾力大，建设力强，发展的可能性大、机会广。故康熙帝言称：“历观宋、明之时，议马政皆无上策”，“唯我朝牧养得法”23，所言不无道理。

同时，清代官牧场的建置是以北方边地为主，并将之作为一项边政战略内容来推行，尤其是西北绿营牧场的建立，其目的十分明确，旨在为军事服务，加强边防建设。如雍正十二年（1734年）西北用兵时，署理陕甘总督兼办军务的吏部尚书刘于义向皇帝奏称：陕甘为边疆军事要地，所需战马甚多，往日多由归化城及其他内地解送，长途供应，既糜费“钱粮”，又贻误时日，流弊颇多，宜就地设立牧场，以裕国防。24朝廷批准了他的奏章。不久出现的凉州、西宁、肃州3镇牧场，就是在他的请求下建立的25。后来，安西、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处的牧场也同样是以边防的需要、以相同的理由而设，并责成各该地驻守汉军进行掌管，成为边境绿营兵活动的一项必要内容。我们知道，建立边地牧场有同边屯一样的重要意义，它是强化边疆经济、缩短军需供给线、增加戍防之物质力量的重要措施，它对乾隆时期的西北军事活动曾予以有力的支援，对其官军的屡次胜利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康熙以后，内地的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人多田少，农耕空间严重不足，牧区的存在和发展十分困难。建立和扩展边地马政，不断开辟北部边疆牧地是大势所趋，是适时之举。它充分利用了人地比例相对较大的边塞地方的田土资源，较成功地建立和维持了官牧基地，成了当时军马尤其是边马供应的重要保证。另外，辽东、甘肃、内蒙、新疆等处的官牧或军牧，实为一种经济有效的生产形式，对当地的农业特别是军屯、民屯都有好处，既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其地的农田肥料供应问题，又可以相应地解决耕育缺乏的困难，保障兵饷供应，并可顺势提高这些地带的交通运输力量，起到一种强边、固边、安边的综合性作用。而边塞物质力量的增强、经济环境的改善，又从另一个方面支持了国防，辅助了边政。

遗憾的是，官牧场的兴盛局面并没有长久地维持下去，到乾隆以后就逐渐地走向衰落了。虽然清政府在官牧业方面实施过较为适宜的政策和制度，但在总体观念上，目光还不够远大，它将官牧业与国防活动或军事行为当作一个整体，把双方的关系看得过分紧密，很少将官牧业当作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来对待。所以，随着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边塞大规模的军事活动结束，蒙古地区的官畜顿减，“原先用作储养军驼、军马和食用牲畜的牧厂，多已闲置。于是从18世纪中期以后，清朝政府在大申禁垦令的同时，这些官牧厂的土地，都屡经乾隆帝敕许，公开进行招民开垦”26。这显然是官牧业在缺乏独立位置的形势下，受到了农业经济的冲击。据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统计，仅太仆寺的右翼牧场就被开垦230余万亩。27同时，独石口外的御马场、张家口外的礼部牧场、归化厅土默特境内和和林格尔厅的右卫八旗军马场等皆曾或多或少地先后被开垦。大青山后，绥远城八旗驻防军马场等牧地，在乾隆中期，因“裁汰兵丁，牧放马少，地亩空闲……待民开垦”28，垦数动辄数万、数十万亩，致牲畜牧放基地日益缩小，官牧业的规模也随之日益变小。尽管清政府倡导农牧并重，但实践证明，后来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上还是缺乏合理的协调。

其次，吏治的腐败也影响和妨碍了官牧业的发展，在绿营牧场尤其是如此。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兵部·马政》，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通过皇帝上谕的形式，规定以后随着官牧群的增多，逐次新辟牧场。可是到乾隆后期特别是嘉庆年间，军队中滋长了官僚主义，并且侵蚀到绿营牧场，使得有关官员不能认真遵守马多分场的定例，导致场地狭窄、水草不敷，不时发生疲瘦伤残之事。史称：“总督则遇事因循，不思振作，提、镇则因分场愈多，责成愈重，而不欲增辟新场，他们每到了马多场窄的时候，都不遵守旧例分场另牧，仅仅把过剩的场马挑变，以维持现状。……但结果只能维持原状的形式，对原状的实质却维持不了”29。同时，随着牧场制度的松弛，许多牧场官员，大肆贪污，吞没马乾，使得马匹越来越少，到晚清，此弊更为严重了30。不仅仅是绿营牧场，就是太仆寺牧场和八旗牧场也有不少官员空报籍册、吞没马乾的事例。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官牧业的衰落。

另外，到了晚清，西方的军事装备、军事技术及其有关的新式交通运输器具的输入，使清政府对官牧场尤其是军马场的重视程度逐渐减弱。在咸丰以后，官牧场的奖惩等考核制度、章程也不严格遵守和执行了，场务的好坏皆显得无关紧要了31，官牧场也就因之愈发不景气了。加之，同治初期陕、甘回民起义，边地绿营牧场被扫荡殆尽，久衰不振。

边塞官牧业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清前中期，国家在北部边塞开办的官牧业是成功的，其经营办法与管理措施是较为适宜的，曾取得良好的效果，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太仆寺牧场、上驷院牧场、绿营牧场等，是一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特征的经济类型，在我国畜牧经济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清代社会经济范畴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官衙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典型行为或集中体现。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对旧的官牧业和对宋、明间接经营制的批判和否定，对以后的官牧业起到一种启迪作用。

上述北部边地官牧场，曾有力地支持了清政府的政治、军事等项活动，积极有效地为其服务。不管是中央牧场还是地方牧场，“自它们建立后，便使清政府的军队和皇室宫廷用马，有了较为可靠的保证，不必单纯依赖茶叶交换马匹了”32。各种类型的官牧场，定时或不定时地向屯垦区提供耕畜、驮畜；向各省区和各边地驿站解送马匹，维持通信活动；向各贵族、各官员供应舆仗等项所用马匹；向朝廷和各级官衙提供运资转饷的驼、马、骡。而更为重要的是，官牧场特别是边塞官牧场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武装配备或军队建设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它完全是官兵的一种后勤部门或军需供应基地，因为牧场包括中央牧场的中心任务是向清军输送马匹。“顺治三年（1646年）定各省营马缺额，开数报兵部，在各（牧）群拨给。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定直隶各标营缺马，在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三牧场拨给。五十一年（1786年）定巴里坤牧场内骟马除拨补巴里坤镇属各营及哈密厅差马，与屯田台站留用外，多余马匹尽数拨送内地各营，以备补额。嘉庆十六年（1811年）定以甘州等各牧场骟马拨给附近各营缺额。此为以牧场孳生马匹拨给的制度”33。上述国家的规定，清楚地反映出我国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的主要职能是经营战马，主要贡献是为国防服务。这些官牧场放养的马种，大多来自长城西北口外，甚为优良，善于驰骋，称作“口马”，是当时最为理想的战马资源。由塞北官牧群大量输往八旗兵和绿营兵的口马，曾在多次的官兵征战中，冲锋陷阵，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太仆寺牧场、上驷院牧场、八旗牧场等北部边塞官牧场，位处我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地带，即处于所谓“依天地自然之力，养天地自然之物”的传统牧区。这里既有各种官牧场，又有众多的蒙古、满贵族私牧场和民间小牧场，呈现出一个多种畜牧业经济成分共存并举的形势。鉴此状况，清政府曾在康、雍、乾时期，十分认真而慎重地开办和经营西北、华北与东北各地的官牧业，特别注意其官牧场的形象问题，更注意与民间牧业及牧民的关系问题或联络事宜，其中对蒙古牧务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乾隆四年（1739年）朝廷宣称：原“养息孳生牧场各牧群牧长、牧丁均系蒙古人，而现在补授系满洲宫，概不晓蒙古语言，不识蒙古性情，不悉游牧利弊。嗣后设四品总管一人，五品副管二人，令京中八旗都统，于各旗蒙古应升官员内，五品旗员并世爵拟补四品总管，六品旗员拟补五品副管，拣选勤慎老谙于牧事者，每旗一人，咨送兵部引见，恭候钦定”34，可谓全盘考虑，统筹兼顾。

事实上，清政府也真是基本上较好地协调了官府与民间、官牧业与私牧业的关系，并使边塞各类官牧场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促进了私牧业的发展。那时清政府在北部边疆官牧场布置了适量的兵卒，既保护了官牧业，也保护了私牧业，创造了在安定的环境下稳步发展的机会。同时，官牧场的一些较好的管理办法也被私牧场所吸取或参用，如一些为数不多的雇佣劳动制内容——按放牧数量多少挣工钱之办法的施行，就与官牧场相似，很有可能是对官牧场作法的承袭或仿效。还有，清代后期蒙古锡盟东乌珠穆沁旗等处的“苏鲁克制度”——具有租佃性质的畜群承包放牧办法（死亡的畜肉归牧户，皮归畜主或皮与肉全归牧户；畜群所产仔畜，百分之一归牧户，其余归畜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参考了官牧场将老弱病残牲畜赏给牧丁之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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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4月版），页100。

2.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7。

3.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8。

4.（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19。

5.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397。

6.（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41，马政。

7.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398。

8.（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0，内务府，畜牧。

9.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6，考牧志。

10.（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41，马政。

11.（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24。

12.同上。

13.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400。

1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0，内务府。

15.《清高宗实录》，卷66，乾隆三年四月癸巳条。

16.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6。

17.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8。

18.《清高宗实录》，卷624，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条。

19.（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24，兵部，马政，牧马。

20.同上。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495。

22.陈建：《皇明通纪》，卷15。

23.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卷6。

24.刘于义：《清设马厂以裕边防疏》，见《皇清奏议》，卷33。

25.（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19。

26.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版），页108。

27.王庆云：《石渠余纪》，卷4，纪牧场。

28.（光绪）《晋政辑要》，卷10。

29.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408。

30.《清史列传》，卷49，翁同书传。

31.同上。

32.林永匡等：《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8月版），页77。

官牧场范文篇2

关键词清代官牧场官畜管理发展衰落边塞

官牧场的设置及其种类

官牧场的管理形式与经济性质

各类官牧业经济的发展与衰落

边塞官牧业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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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4月版），页100。

2.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7。

3.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8。

4.（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19。

5.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397。

6.（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41，马政。

7.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398。

8.（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0，内务府，畜牧。

9.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6，考牧志。

10.（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41，马政。

11.（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24。

12.同上。

13.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400。

1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0，内务府。

15.《清高宗实录》，卷66，乾隆三年四月癸巳条。

16.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6。

17.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8。

18.《清高宗实录》，卷624，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条。

19.（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24，兵部，马政，牧马。

20.同上。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495。

22.陈建：《皇明通纪》，卷15。

23.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卷6。

24.刘于义：《清设马厂以裕边防疏》，见《皇清奏议》，卷33。

25.（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19。

26.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版），页108。

27.王庆云：《石渠余纪》，卷4，纪牧场。

28.（光绪）《晋政辑要》，卷10。

29.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408。

30.《清史列传》，卷49，翁同书传。

31.同上。

32.林永匡等：《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8月版），页77。

官牧场范文篇3

清代对新疆的统一，以彻底铲除地方割据势力的方式进行，不但最终结束了新疆地区自明代初期以来长达数百年的分裂状态，维护了中国西北疆域的完整，还成功地将这一边远而广袤的边陲地区直接置于清朝中央的有效管辖之下，使新疆与内地空前密切地融为一体，[1]由此使得西北地区在当时开发尤其民族贸易中出现了新的内容，与此相适应，清代西北地区的马政也具有新的特点。

清代系由满族建立的政权，满族善于饲养和利用马匹是人人皆知的史实，故在其统治范围内对马匹的生产和买卖非常重视。清代前期最高统治者对于民间马匹采取屡禁屡放的政策，无一定制。自顺治五年（1648年）禁民间饲养马匹，到雍正九年（1731年）80余年间，禁开无常，政策多次反复。虽然多次有禁，但是有一点却是比较明确的，这就是民间私自饲养和贩卖马匹等牲畜始终存在。[2]

下面重点就清代西北甘肃、新疆、青海和宁夏地区的官营牧场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一、甘肃地区官营牧场

前面一再强调，西北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在清代依然得到保持，这样马政便成为西北地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当时西北地区的官营牧场上的牲畜内容包括马、牛、羊、骡、驴、骆驼等，尤其这里饲养着经过杂交优良品种——牦牛和犏牛等。“犏牛蕃种也，乃黄牛与毛（牦）牛交而生者”，而这种新的品种在“兰州以西多有之”。[3]“甘肃熟番地方，多产羊只，又有牦（毛）牛、犏牛”。其中犏牛是西北地区“耕田所用，兼以驾车，在在必需”之牲畜。[4]牦牛则是适合在高原地区牧养、经济效益比较高的畜种，至今依然。另外，具有“沙漠之舟”美誉的骆驼也在西北地区市场上的销路比较好，陕西和甘肃等地区的农民和商人，往往以购买骆驼作为驮运货物的理想载体，[5]尤其在戈壁和沙漠中行走或运送货物，更是如此。至于西北“俱为产马之区，且地又宜马”[6]，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

清初，为了解决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军需用马以及屯垦用马，中央政府决定采用前朝行之有效的“以茶制番”的对策，在西北地区继续开展特殊的民族贸易形式――茶马互市，并且在西北地区开设开成、安定、广宁、黑水、清平、万安、武安等7监，牧养马匹，作为官营牧场。但是，开始的形势并不理想，因为明末以来西北地区官营牧场已经显得非常萧条，正常的民族贸易也受到了致命影响，政府所获得的马匹比较有限，就连供应军需马匹也已经非常紧张，更不要说满足7监牧养马匹了。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于康熙四年（1665年）不得不裁撤苑马各监。

随着清政府在青海蒙、藏地区划编盟旗以及在藏族中设置千百户的措施逐步完成，甘肃和青海藏区处于清中央政府的统一统辖之下而发生了变化，中央政府所需要的马匹可以通过贡赋形式直接获得。

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政府陕西总督刘于义奏请仿效历史上官营牧场繁盛的汉唐制度，在河西等地区设置官营马厂，牧养孳生，发展官营畜牧业。

乾隆元年(1736年)，清政府规定在西北甘州提标凉州、肃州、西宁三镇各设官府马厂一处。其中甘州提标马厂设在大草滩、肃州镇标马厂建在嘉峪关外花海子澎带湖、凉州镇标马厂设于今武威黄羊川、西宁镇标马厂置于摆羊戎。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河西四大官营马厂。在河西四大官营马厂中，每一马厂配备1，200匹种马，分为5群，以放牧孳生。

但是，从整体上看清政府在河西等地设立的牧厂的规模均不是太大，直至道光（1821～1850年）年间发展规模为20，000余匹，就连清政府在进军新疆时，不少马匹还是从陕西、甘肃和蒙古等地征购的。[7]

其中河西地区的马匹所占比例较高，这主要是河西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经济的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这里畜牧业经济素来比较发达，民间饲养牲畜非常普遍，其中如甘肃永昌县，“牛、羊、豕肉甚贱，故贫家亦得常食”，[8]就是典型的例子。

二、新疆地区官营畜牧业的迅速发展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受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和阿尔金山山体和气候的影响，这里的天然草地适于畜牧业生产。天山南北的天然草原，历来水丰草茂，气候适宜草地，是游牧民族理想的生产和生活场所。清代统一新疆后，除了在北疆推行屯垦、发展农业生产外，还积极利用天山南北发展畜牧业的自然优势，在这里设置官府经营的牧场。

清代新疆牧场非常注重牲畜优良品种的繁殖，将互市获得的马驹就近放牧，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早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清政府在乌鲁木齐同哈萨克进行绢马贸易后，便责令有关部门将“其儿骡马，皆于屯田处所加意放牧，将来孳生蕃息，使成好牧群。”并且将此作为一种定制而付诸实施。[9]

天山南路战事结束后，清政府将在战争中退役的马匹和骆驼等，在天山地区就近牧养，以备以后屯田和边防巡逻。清廷认为，“内地马匹原以储备调拨”，既然新疆统一后便不再需要“接济”，这样退役的马匹、骆驼“与其收槽充数，又不若立厂孽生”。因为“即水草以善牧养，于公私均有裨益”。[10]今天看来，乾隆皇帝的这些决策是符合新疆实际的，系一项利国利民的决策，对于发展当地的畜牧业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新疆地区的畜牧业经济在较短时间内就起到了显著成效。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乌鲁木齐和巴里坤就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牧群，尤其巴里坤地域辽阔，草原质地良好，发展畜牧业的自然条件非常好，深受当时前来新疆考察牧场的陕甘总督杨应琚的称誉。杨应琚上奏中央政府，要求将安西、肃州的1，000余匹退役军马划拨巴里坤牧养，从而确定了巴里坤作为北疆东部地区主要官牧场的地位。[11]巴里坤设马场和驼场，而以马场为主驼场为辅。

与此同时，伊犁地区的官营牧场也开始设置，并且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乌鲁木齐和巴里坤牧场。同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该牧场从阿克苏、乌鲁木齐和张家口外达里刚爱牧群运来种马14，000余匹，另外从哈萨克购买种马3，500余匹。一次就增加种马多达27，500余匹，使得伊犁官营牧场一开始规模就非常大，马种质量高，人员配备充足，管理比较正规，中央政府对伊犁牧场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政府又从乌里雅苏台、巴里坤等地购买和调拨孽生羊达87，000余只、骆驼1，500余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政府还从乌里雅苏台、热河达什达瓦部得到孽生牛5，500余头。[12]在短短3年时间内，伊犁官牧场就建立了包括马场、驼场、羊场和牛场在内的大型官营马场，伊犁马场不仅仅以规模大、4种马场并立，且场内牲畜大多为优良品种而在西北畜牧业经济中独树一帜。后来，乌鲁木齐牧场的牲畜群转交给了伊犁牧场，使伊犁官牧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另外，新疆天山南路的哈密、喀什噶尔、乌什、英吉沙尔、库车、喀喇沙尔等地区也相继建立了规模比较小的官营牧场，主要放牧和管理当地驻军的马匹、口食羊以及用于运输的牛和骆驼等，这在当时只是作为大型官营牧场的必要补充。

清代新疆地区官营牧场的效益是比较明显的，《伊江汇览·牧畜》和《伊犁底册·驼马处》分别列举了乾隆四十年（1775年）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伊犁官营牧场主要牲畜的数字：伊犁官牧场乾隆四十年（1775年）孽生场的马匹存栏数为19，279匹，牛的存栏数是9，792头，羊的存栏数为147，195只，骆驼的存栏数为2，080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马匹存栏数为30，906匹（内含1～3岁的马驹及另场的儿骡马），牛的存栏数是18，610头（内含牛犊4，048头），羊的存栏数为147，195只，骆驼的存栏数为3，408峰。伊犁官营备差场乾隆四十年（1775年）马匹存栏数为5，028匹，牛的存栏数是1，890头，羊的存栏数为43，096只，骆驼的存栏数为667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马匹存栏数为6，540匹（内含4岁的马驹2，132匹），牛的存栏数是1，543头，羊的存栏数为161，759只（内含备用大羊57，425只），骆驼的存栏数为1，925峰。[13]从上面列举的数字中可以看出，伊犁孽生场内羊的存栏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与乾隆四十年（1775年）相比没有任何变化、备差厂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牛的存栏数少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外，主要牧群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这反映了当时伊犁官营牧场的显著效益。

清代新疆地区官营牧场的经营机制，主要分为备差场和孽生场两种类型。其中备差场的牲畜直接供政府调拨使用，而孽生场的牲畜则主要作为种群而用于繁衍孽生，大部分牲畜作为孽生牲畜群而放牧的。按清政府的规定，官营孽生场的牲畜群，马群每3年清点数目并核算繁殖率一次；牛群每5年清点数目并核算繁殖率一次；骆驼群每5年清点数目并核算出生率一次；羊群每年进行清点数目并核算繁殖率一次。清点和核算繁殖率的年限，主要根据牲畜的成长周期而确定。

上述情况表明，清代新疆地区的官营牧场主要分布在天山南北路清军驻扎的伊犁、乌鲁木齐和巴里坤等地，主要是为了解决当地驻军的军需用马以及政府屯垦所用牲畜。新疆地区的官营畜牧业的发展，不仅仅使新疆地区的畜牧业经济在统一后尽快恢复，而且从根本上减轻了清政府对民间牲畜的征用，使畜牧业成为新疆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同时也减轻了各族劳动人民的负担，这对于粉碎民族分裂主义的企图，不仅提供了军事方面的保证，也从经济上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另外，新疆官牧厂的管理和经营均比较正规，使得新疆官营畜牧业经济的发展比较快，不但对于新疆地区影响颇大，且对于内地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三、青海地区官营畜牧业状况

清代青海地区国营畜牧业比较发达，其中尤以养马最为重要，同时兼营养驼业等等。

乾隆（1736～1795年）初年，清政府曾经议定在西北地区的西宁、甘州、凉州和肃州等地设置马场。其中西宁镇标马场设置在巴燕戎。按规定设游击1人总管马场，牧马千总1人，牧马把总1人，牧副外委1人，牧丁10人。每个马场牧养马1，200匹，场分5群，每群有牝马200匹、牡马40匹，以作为马匹的配种和产马的保证。每3年进行稽核1次，由总督委官查验，以马匹的多寡为基本的考核依据，分别进行奖惩。与此同时，青海官营牧场对骆驼的牧养也有比较具体的规定。西宁马场在当时管理和经营得比较好，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西宁镇马场生息繁庶，现有大小儿骒骟马三千七百余匹”。[14]

后来因为巴燕戎开垦的农田比较多，而马场的马匹增长数量比较大，使得原来的马场难能适应发展需要，不得不在开辟大通川新马场的同时，多次将这里的马匹分期分批拨往甘州、凉州和肃州等西北马场。据不完全统计，乾隆（1736～1795年）年间仅青海地区的马、牛、羊总数就达到350万匹（头、只）。专家认为，这只是根据畜产品贸易数量等因素推算的数字，或许不能够准确反映清代前期畜牧业经济发展的全貌，但一般认为这个估计并不算高。[15]

清代青海地区在养马业发展的同时，其它畜牧业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据记载，在乾隆（1736～1795年）初期，西宁镇拥有比较固定的骆驼1，000余峰。乾隆十三年（1748年），规定甘州提标，凉州、西宁、肃州3镇标，各设骆驼场1处，场下分为若干群，骆驼160峰为1群，如同牧马场一样，设千总、把总各1人，外委1人为牧副，兵9人为牧丁，另设守备1人监督。每年进行1次稽核，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进行奖惩。

四、宁夏官营畜牧业概况

继承明代传统，宁夏地区在清代是政府军马场设置的另外一个重要场所，养马业在这里比较发达。如《固原州志》所言，今宁夏固原“山深草丰，本游牧所”，[16]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天然畜牧业基地。尽管清初中央政府曾经严令在今宁夏地区裁革苑马寺，以便退牧还田，但是雍正（1723～1735年）时期为适应军事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固原地区设置了提标中营参将马场、提标左营游击马场、提标右营游击马场、提标前营游击马场、提标后营游击马场、提标城守营游击马场等6处军马场。[17]这一情况说明，清代宁夏南部地区仍然是政府控制的军马基地，其与明代相比组织形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在军马牧业继续发展的同时，宁夏地区的民间畜牧业则没有形成规模，只是有零星家畜的饲养，其主要原因是进入18世纪以后，宁夏地区的人口数量增加比较快，出现了农牧争地的严峻社会现实。人们为了生存，便将农业生产置于首要地位，畜牧业经济不得不降于次要位置。[18]

注释

[1]·参见马汝珩、成崇德主编：《清代边疆开发》（上册）第68－6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本节有关新疆地区的畜牧业对该书多有参考，特此注明。

[2]·参见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中）》第1432页，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3]·陈奕禧：《皋兰载笔》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6帙。

[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9辑第21页，乾隆十九年（1754年）六月二十六日甘肃巡抚鄂昌奏。

[5]·《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2辑第669－670页，乾隆二十年（1735年）十月十二日署陕西巡抚台柱奏。

[6]·《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5辑第285页，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十四日杨汝谷奏。

[7]·参见民国《甘肃通志稿》卷53《军政》五《马政》。

[8]·乾隆《永昌县志》卷3《风俗》。

[9]·《清高宗实录》卷572“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十月上”条。

[10]·《清高宗实录》卷606“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二月上”条。

[11]·《宫中档·乾隆朝》，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九月二日杨应琚折。转引自见马汝珩、成崇德主编：《清代边疆开发》（上册）第11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2]·《新疆识略》卷10《厂务》。

[13]·参见马汝珩、成崇德主编：《清代边疆开发》（上册）第12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大清会典事例》卷625《兵部·马政》。

[15]·参见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第380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6]·宣统《固原州志》卷4《兵防志·马厂》。

官牧场范文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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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得益于领导和同事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在民事审判工作中兢兢业业地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理想，那就是做一名人民满意的好法官。随着全院“大学习、大讨论”学习活动的深入开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法为民的司法理念，努力实践“三个至上”的重要思想，处处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把人民满意和维护社会稳定作为自己审判工作的评判标准和出发点，在民事审判第一线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刻苦学习，打实为人民服务的根底

我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杭锦旗第一中学任教。2003年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杭锦旗人民法院工作。我感到党和人民赋予了这个庄严和神圣职业。同时也感到自己的法律知识的不足。我热爱这份神圣的职业，但我深深懂得，要想更好地胜任日益繁重审判工作，仅有忠诚和决心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刻苦钻研业务，具备更高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我暗下决心，要向书本学习，向法官们学习，向实践学习，通过学习开阔自己的工作思路，把握遵循正义和公平的方向，做一名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优秀法官。2007年，既要完成学业，又要完成工作任务，靠着顽强的毅力和永不服输的劲头，我做到了工作学习两不误。我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当年司法考试资格证，成为一名合格的审判人员。在加强学习的同时，通过在工作实践中的强化磨练，自己的办案水平有了长足进步。在审判工作和学习之余，我还结合审判实践，认真探索思考，撰写了部分法学论文。

二、无私奉献，践行让人民满意的誓言

多年的法院工作实践，让我认识到老百姓保护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人民法院。法官工作的点滴都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不能有半点差错。我认为，法官应当切实结合我国的国情，应当真正地为老百姓做些实事。既然是人民法院，就要时刻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不渝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法为民，就要事事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2008年11月15日我院受理了位于巴拉贡镇的原告卢新来诉被告雷树流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被告雇佣原告装木料过程中，因装车木料未放稳脱落致原告八级伤残，原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8万元。立案庭给原、被告双方送达开庭传票确定开庭时间后，被告联系到承办人反映因患高血压病无法乘车到杭锦旗民一庭参加开庭，且被告申请2名证人和人出庭，费用太高，请求法庭延期或另行确定开庭时间。我立即和原告征询延期开庭时间，原告也称背部有钢板乘车回旗开庭有困难。我综合原、被告情况后，决定到现场巡回开庭，就地办案减轻当事人的诉累。2008年12月5日我准时到当事人的住所地开庭，并和邻居及双方人多次沟通，调和本案。

三、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促进社会稳定

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在审判工作中如果只按条文去套，固然简单，但产生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有的甚至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对此，我总是从讲稳定、讲大局出发，不辞辛苦，去做大量的社会工作。这两年我旗经济快速发展导致土地和草牧场价值不断升值。农牧民和企业家之间因土地和草牧场纠纷不断激化。2008年7月6日鄂尔多斯特种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诉巴特尔、其其格排除妨碍纠纷一案经庭审后查明，巴特尔系其其格、莫日更的父亲。2000年莫日更与鄂尔多斯特种养殖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草牧场转包合同，协议约定转包1200亩草场，转包费12000元。2008年6月份巴特尔、其其格以莫日更无权转包属于巴特尔、其其格的草牧场多次阻拦特种养殖公司养殖棚舍的建设，造成原告停工60多天。原告建设项目系经杭锦旗人民政府批准的项目，同时有杭锦旗规划局建设项目批准书，其建设项目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庭审中二被告对侵权事实直言不讳，并在纠纷没有合理解决情况下，原告仍不能进行养殖项目建设，否则将再次阻拦，同时二被告向立案庭立案请求法院确认草牧场流转行为无效，并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莫日更草原使用证。本案侵权事实明确，证据充分，以庭审中双方同意法庭主持调解为契机。充分展开工作。我通过多次耐心倾听原、被告的陈述，充分考虑原、被告的合法利益，多次与原、被告及时交换意见，达成共识。从而使双方消除敌对情绪，正确地权衡利弊，促使原、被告达成调解协议。特种养殖公司再补偿二被告35万元。巴特尔、其其格对行政案件主动申请撤诉。我充分调研案件的性质，把握案件的特点，从根本上解决纠纷为目的，多次与双方沟通协调，最终调解结案达到双方满意，案结事了，并能成功以一案调三案。

在办理民事纠纷案件过程中，遇到的不都是笑脸，遭冷遇的情况有，被当事人和有关部门不理解的情况也有。但为了社会安定，为了当地经济发展，为了人民群众利益，就是再苦再累再困难，我也无怨无悔。

在法院工作几年来，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取得了一点成绩，但是通过在前一阶段“大学习、大讨论”学习活动中，我认为我所做的与党和人民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虚心借鉴和学习同志们的好经验、好作法，再鼓干劲，以争先恐后的工作姿态，以勇当先锋的精神状态，不求索取、自觉奉献，用实际行动走出自己理想的人生之路。

官牧场范文篇5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犉”的牛群，畜牧业亦堪称发达（注：《诗经·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按：黑唇黄牛曰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其中羊三百成群，黑唇的黄牛则九十成群，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夷夏杂处”时代，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政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邠、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邠、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军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邠、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政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政”。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政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政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魏书》卷18《广阳王深传》。）。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军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赟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乳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乳，也不是马乳，而是羊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熲、杨素及宇文忻、李安等，均曾受到隋文帝一次赐羊千口以上的重赏，其中杨素曾一次受赐羊多达2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熲传》、卷4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一时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即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并维持了一千余年（宋元时代仍基本维持着这一结构），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动乱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政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政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军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三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secondary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掉”，“因此，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5%-30%之间。平均说来，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0%，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5%。”（注：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245、253页。）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能量大量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注：〔美〕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李建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59-60页。）。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注：“林德曼效率”亦称“十分之一定律”，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1942年提出。参《普通生态学》，203-207、230-237页；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59页。）。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总是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物），形成所谓“生态金字塔”。正因如此，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于鹿、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扩大其食物来源，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如以畜牧业和肉食为主，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000千卡的热量计算，每人一年需109.5万千卡，以平均亩产400公斤粮食，每克粮食含4.15千卡能量计算，亩产能量是166万千卡，则每人只需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还要大一些，需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按草食动物10%的转化效率计算，那么，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10倍。实际上因为人们不能把所有食草动物在一年内利用完，还需要保持草食动物的一定群体，因此，实际需要耕地面积还要大些”（注：杨怀霖主编《农业生态学》，农业出版社，1992年，73页。）。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时间具体到唐代，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成市亩为1500亩。如据《汉书·食货志》估计方法，则其中1000亩可以开垦为农田（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尽地力之教”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而《商君书·徕民》则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估计，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一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除去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剩余的850亩可做粮用耕地，折算成唐亩约1000亩；取当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1石（均为唐计量）计算（注：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1石。唐人估计当时粟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1石，如《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翱）集》卷3《平赋书》也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此类议论甚多，不一一具引。又，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复种指数提高了，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亩产1石粟（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共可收粟约1000石；其中除去10%的种子、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计算，共可加工成米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2升，人均年耗粮约7石2斗，450石粟米可满足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在唐代，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62.5人，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注：唐代2升约合1.2市升，按小米每市升重约1.5市斤计算，则唐人日均食米约1.8市斤，即人均日食粟米约900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每100克小米含热能约351千卡，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高出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450千卡不少。按：本文唐亩、唐石与市亩、市石的换算，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均依据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论》（农业出版社，1990年）的意见。）。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半干旱典型草原，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后者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姑且将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注：李志农主编《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年，373页。），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190只。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28.5%，姑假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以年均出栏率30%计算，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57只；又，现代北方羊均肉产量约为13公斤，57只羊共产肉约为741公斤（注：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均据上揭《中国养羊学》，138页。阳晔《膳夫经手录》称：其时“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唐制1斤，约合1.19市斤，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30余公斤（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姑置而不论），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在40%-60%之间。据此推算，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羊肉肥瘦相均，每100克含热能307千卡，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供热能2274870千卡，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100千卡的水平，则可供一人消费约734天，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2人。当然，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乳及内脏、头脚等部分，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2倍，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显然，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1/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扩大耕地、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件的典型放牧业，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朝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农耕区域又呈扩展之势，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制，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之故，在隋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像《齐民要术》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即猪、羊地位的升降，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在中古时代，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羊肉的需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羊是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人口密度不高、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发展养羊生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猪的食性较杂，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养改为圈养之后，猪在没有任何空闲草场的情况下仍可饲养，并且更有利于积粪肥田，与作物种植形成有机的配合。正因为如此，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达的家庭养羊业，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局面在当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养猪与耕种相配合的发展老路。四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关联，与所谓“胡化”和“汉化”问题互为表里。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为之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倍受史家关注，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胡化”，语词虽极简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它包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政治构造、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种经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胡化”，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接相关。比如“食肉饮酪”风气的盛行，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许多地方民风悍猛、尚武成风，固然由于世道动乱，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有日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食肉饮酪”、尚武骑射，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与之共居杂处，一向“好儒学”、“重礼文”，视“食肉饮酪”为异俗的汉族“粒食之民”，亦深受此类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更是如此。

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接受了汉族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弃牧畜而事耕稼，其结果是，这些民族逐渐与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汉化”。

所谓“汉化”，同“胡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政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由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这是在“汉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有关著述篇牍众多，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落后的文化”，而将中原汉族文化定性为“先进的文化”，于是，所谓“汉化”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汉族）的先进文化（或文明）所征服，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因此，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就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先进”与“落后”时，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政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逐水草而牧畜”、“食肉饮酪”的固有传统，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改造为牧民，相反却是他们自己逐渐放弃，甚至是主动放弃游牧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和仅仅是因为农耕文化比他们的游牧文化先进吗？

诚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在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确实比游牧方式要高得多，在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被发明、使用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在中原内地，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先进”，但在这里，“先进”的涵义只是“更适应环境”，因此“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400mm的等降水线，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原地区，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但在长城以北地区，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在那里，游牧生产具有“先进性”。这样看来，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亦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这些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相反，许多人却逐渐在“胡风”的熏习下，接受了“逐水草而居处”和“食肉饮酪”的游牧生活方式，“胡化”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尽管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游牧民族一旦采用了农耕生产方式，其必然的后果都将是他们逐渐舍弃其固有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汉族文化，包括汉族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伦理观念和儒家思想体系等等——生业方式改变了，其他方面必然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当我们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汉化”时，不仅应该注意汉文化对他们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或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影响，而且应该特别注意考察这些民族接受农耕，转变为农业生产者的特殊经历，因为在其走向“汉化”的历程中，与统治者接受汉人的治国安邦之道相比，或者与某些社会上层人士学会吟风弄月、投壶博弈相比，广大族众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官牧场范文篇6

[关键词]北魏畜牧业齐民要术农牧结构

北魏是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由鲜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不断对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从而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作为一个由游牧的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北魏的畜牧业生产相当繁荣，在我国畜牧史占有显著的地位。探讨这一时期的畜牧业的发生发展、生产水平、结构变动及产生的影响，是一项颇有价值的工作。本文将就此略作说明，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北魏畜牧业的发展

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还处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1]的原始游牧社会，从事着单一的游牧经济。掠夺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产品以维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时加快了对周边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战争掠夺已然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据初步统计，从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统一这五、六十年间，共发生针对别的部族的掠夺战争不下十五起，而且规模是越来越大[2]。战争不但使得其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业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为后来的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获戎马500万匹，呈现出畜牧车庐，弥漫山谷的景象。这一时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夺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为了安置这些掠夺而来的马牛羊等战利品，同时也为了频繁而又长期的统一战争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区一百多年来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的局面，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于是在北魏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国营牧场便应运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国营牧场

————|建立年代|撤消年代|位置|牲畜头数|牲畜来源|功能

漠南牧场|公元429年|公元433年|东至濡源，西暨阴山，东西三千里[4]|马牛羊600余万|掠夺|向政府交纳贡赋

本表据朱大渭、张泽咸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56－59页资料制成。

代郡牧场是北魏建立的第一个国营牧场，曾于泰常六年（421）进行扩建。北魏迁都以后，大多数牲口都移往了河阳牧场，只保留了一小部分于此。后来北齐恒州的代郡牧场，便是沿袭北魏该地而来的。漠南牧场的经营方式与代郡牧场有所不同，它保留了被征服部族的原部落组织，“使其耕牧，而收其贡赋”[7]。漠南牧场人畜众多，畜牧业生产繁荣，以致于“岁至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毛皮委积”[8]。河西牧场的规模最为庞大，并且存在时间也最长，将近90年，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有显著地位。河阳牧场距黄河仅10里，位于中原腹地，是迁都以后，鉴于代郡牧场和河西牧场距京都较远，为满足京师警备及畜产品消费而兴建的。

从以上对于四大国营牧场的介绍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国营牧场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与北魏拓跋鲜卑的南下逐步统一整个黄河流域最终定都洛阳始终保持一致的，亦反映了北魏畜牧业在时空上的变化。即整个社会在向中原定居的农耕社会转变，畜牧经济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四大牧场前三个牧场的牲畜来源全靠战争掠夺而来的，而河阳牧场的牲畜则是从代郡和河西主要是河西牧场迁入的，说明在北魏中前期，掠夺在畜牧业经济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也即河西牧场建立年间，大规模的掠夺已达到了顶点，国力亦达到最高峰，此后掠夺战争随之减少，国势也渐渐衰弱。值得注意的是，河西牧场的牲畜迁往河阳的过程中，“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9]，然后再转牧于河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北魏的畜牧业生产水平。从每个牧场牲畜惊人的数量可以看出北魏的畜牧业生产规模之大。唐代最大的国家牧场的牲畜总数，也仅为河西牧场的三分之一。可见，北魏的畜牧生产规模及水平，繁荣程度，不但超越了以前历代，就连后来以马政最为著名的唐代甚至也难与之相比。

不但国营畜牧业如此，北魏的私营畜牧业也是比较繁荣的。那些受封牧地的世家大族像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他们的牧地面积多达上百里甚至几百里，所养从事放牧的“牧子”就数以千计，而牲畜的数量更是难以估算。明元帝拓跋嗣（409～423）年间，政府制定了征收牲畜税的政策，规定：“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10]，以马作为征收对象，以羊的数量作为征税标准，如果没有发达的私营畜牧业是不可能的。孝明帝（515～528）时，恒州刺史“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11]。北魏《齐民要术》中提到养羊生产，羊的数量往往以“千口”计，“羊一千口者”“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想必当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单个家庭饲养千口羊的规模也不罕见。值得一提的是，《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本人就曾养了200只羊。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当时私营畜牧业在北魏的畜牧业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从《齐民要术》看北魏畜牧业生产水平

《齐民要术》成书于北魏末年，是一部系统总结北魏及其以前的农业生产经验，特别是北方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学著作，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齐民要术》第六卷专讲畜牧，内容涉及马、羊、牛等家畜，有关技术内容则遍及选种繁育、饲养管理、疾病防治、畜产品的加工等诸多方面，其水平之高，充分反映了北魏畜牧业所取得的成就，对后世的畜牧生产具有很大的影响。虽然这一部分只有一卷且仅占全书的十分之一，“但在中国古代综合性农书中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12]，由此可见其地位与重要性了。而这部分，据游修龄先生统计：叙述马的字数占全部畜牧字数的45.45%，羊占25.75%，马和羊合占71.20%，是绝对多数[13]。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厚的草原文化的烙印，也充分说明了马和羊在北魏畜牧业生产中的地位。

马对于来自北方草原的拓跋鲜卑来说，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首位，主要是马的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包括别的朝代也是如此，而且专辟马政。这从中国古代畜牧兽医方面的书中也可以看出，涉及到马的书占了绝大部分，且大多是以专书的形式出现的。《齐民要术》中关于马的饲养，认为饮食上应当遵循“三刍”即饥时喂粗料，饱时喂精料，引诱多吃和“三时”即朝饮少量，昼饮酌量，暮饮足量；在繁育上，马驴的杂交，需要父强母壮。另外，还提出了军马的临时强健法等等。

但是，《齐民要术》畜牧部分有关养马的内容，缪啓愉先生认为“《要术》所载相马内容，颇为繁琐、零乱重复既多，也间有出入，与他篇大不相同”，“怀疑其中大部分是后人插进去的”[14]，所以它并不能较为深刻系统地反映出当时畜牧业的技术水平。而真正能代表畜牧生产水平与成就并对后来产生很大影响的便是《齐民要术》中的养羊篇。

作为北魏统治者拓跋鲜卑这样的游牧民族，羊的皮毛、肉酪可以满足他们的衣、食、住等方面需求，所以羊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拓跋魏的入主中原，“一向对于乳类没有多大兴趣的汉民族，似乎由于学习北方民族的风尚，大量养羊”[15]，饮食方面渐为“胡化”，羊肉酪浆已然成为“中国之味”[16]，并且做毡及制作酥酪等畜产品的加工已开始盛行，社会的需求俨然促进了养羊业的发展。所以《齐民要术》养羊篇反映的当时生产技术成就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表2：《齐民要术》养羊技术要点

————|技术要点

选种繁育|“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上；十一月、二月者，次之”这个留冬羔作种的原则至今仍在沿用

饲养管理|“牧羊必须大老子、心性宛顺者，起居以时，调其宜适。卜式云：牧民何异于是者”[17]，这是对于牧羊人的选择。“既至冬寒，多饶风霜；或春初雨落，青草未生时，则须饲，不宜出牧”，舍饲与放牧应结合起来

饲草储存|“积茭之法：于高燥之处，竖桑、棘木，作两圆栅，各五六步许。积茭著栅中，高一丈，亦无嫌”，即保存过冬牧草的方法

制酪做毡|“于鐺斧中缓火煎之”，“四五沸便止”，“以张生絹袋子，滤熟乳著瓦瓶子中卧之”，制酪应慢火煎，瓦罐盛。做毡“秋毛紧强，春毛软弱”应该混用，并且“不须厚大，唯紧薄均调乃佳耳”

疾病治疗|“羊有疥者，间别之”当时已经认识到通过隔离以防止疾病的传染。“当栏前作渎，深二尺，广四尺，往还皆跳遇者，无病；不能过者，入渎中行过，便别之”以此来检验羊的健康状况

《齐民要术》养羊篇所总结和反映的北魏畜牧业的生产技术成就，在中国的养羊史甚至于畜牧史上都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和影响。它是“保存到现在的最古我国养羊技术资料”[18]，并且“要了解古代养羊的实际方法，应以《齐民要术》的记载为最有价值”[19]，这是对《齐民要术》养羊篇最好的评价。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养羊篇所载的方法内容，很有可能并不像别的卷篇那样包含了对以前的技术经验的总结，而是在北魏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劳动人民自身在生产实践中总结提炼，并且借鉴北方畜牧生产的经验方法的结果，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上不断交汇融合的产物。日本农史学家天野元之助在其《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研究》一文中就曾指出“《要术》卷六畜牧加工部分是吸收了拓跋族的生产经验。仅从其记叙字数就不难看出，有关羊的饲养比重已远超出此前占优势的猪。从而可见此一时期，华北农民对羊的饲养已处于优势地位。羊的饲养跟农户的活动有密切相关的诸多问题，在《要术》养羊第五十七中，大体可以窥之，而体现这些经验的记述，只能是依据直接经验者，其中理应包括有些是从北方民族学来的”[20]。“要术最重要的优良作风之一是引书都注明出处”[21]，而本篇标明出处的仅有一处，即引用《家政法》中的有关内容，“养羊法，当以瓦器盛一升盐，悬养栏中，羊喜盐，自数还啖之，不劳人收”等。由此看来，养羊篇所反映的成就可能是那一时期独创的。

中国古代农书中关于畜牧兽医方面的，以马、牛为最多，驼、猪次之，但有关养羊的专著，则几乎就没有。同时“属于畜牧学性质的著作，除去相牛经、相马经之类而外，专讲育种、饲养的可说是寥若晨星。反之，兽医书却很不少。在这些著作中，关于家畜的饲养管理的知识沦为附庸”[22]。可见《齐民要术》养羊篇在养羊史上属于一篇非常有分量的著作，并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国现存最早的元代官颁农书《农桑辑要》中涉及到养羊的部分几乎全部引自《齐民要术》。另外一本元代三大农书之一的《王祯农书》中的羊养技术方法，一字不差全部抄自《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中除了马、羊，对于其它家畜诸如牛、驴、骡、猪、鸡等均有所论及。从书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驴骡这两种由北方传入，中原地区以前没有的动物，在那时已经成为很重要的役畜了。书中关于猪和鸡的饲养管理，也都设立了单独的篇章，材料很多，论述很有价值。

三．北魏农牧结构的变动

当北魏的畜牧业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直至达到顶峰的时候，对于作为统治者的拓跋鲜卑来说，农业，这个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更为悠久历史的经济部门，也得到恢复进而不断发展，最终取代了畜牧业经济，在国家经济中重又占据首要地位。

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早期很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到了道武帝拓跋珪（386～408）时期，随着与中原农耕民族不断冲突交往过程中，统治者开始渐渐意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相应的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像“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23]、“给农器，记口受田”[24]等等。但是从建国至北方统一的这一个时期，在推行农业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来自游牧贵族的阻力，加之采取的措施仅具有权宜应急性，所以农业发展缓慢，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非常小。畜牧业经济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水平上都远远超过农业经济，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太武帝拓跋焘（424～452）完成统一北方大业以后，通过颁布政策措施，农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加之随后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少，规模也越来越小，这使得以掠夺为主要来源的畜牧业的比重在有所下降，但比起种植业来还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此时北魏统治集团内部仍有人声称“国人本着皮套，何用棉帛”[25]，可见农业经济结构尚待全面进行调整。

从孝文帝拓跋宏（471～499）太和九年（485）实行均田制到北魏末年，迫于人口激增，对衣食需求的加大，从而进入了农牧并重平行发展并最终农业超过畜牧业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旨在“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26]的均田制的提出与大力推行，使得土地与劳动力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客观上为北魏农业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随后产生的三长制，即设立邻长、里长和党长，三长负责检查户口、收缴赋税、征发徭役以及督促生产，它使得农业成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从而在根本上实现了从畜牧业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如果说均田制的实行是北魏进入农耕社会的标志的话，那么三长制的创立则是北魏“汉化”深化的重要标志。农业经济此时已占据了优势地位，农业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所以《齐民要术》出现在北魏的这个时期并不是偶然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畜牧业的比重在逐渐降低，但“如果说鲜卑拓跋部的游牧经济已不复存在，那是错误的”[27]。河阳牧场的存在，至少是个例证。

四、北魏畜牧业经济的生态影响

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以畜牧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它的主要效益是减少了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从而减少了黄河决口泛滥所带来的灾害。这也是北魏统治者得以把河阳牧场修建在黄河边上的原因。北魏最后一个大型国有牧场河阳牧场，靠近黄河北岸，距离黄河仅10里，沿黄河呈条状分布。作为亦农亦牧的地区，在这之前畜牧业就已有之。《晋书·束皙传》中记载，“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28]。这里的“州司十郡”即包括黄河中游南北两岸境。河阳牧场常备戎马十万匹，不但肩负着京师的警备要务，同时还要为京师提供肉酪等畜产品，可见其对于北魏统治者来说是何其重要了。

从公元70年的东汉初期至九世纪末的唐朝时期，黄河出现了大约有八百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据记载，整个魏晋南北朝一共只发生过六次河患，而北魏仅有两次，且这两次也都发生在道武帝统一北方之前，分别为“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八月河内（今豫北）大水（一作雁门河内大雨水）；神麚四年（公元431年），魏南鄙大水，自山以东，遍遭水害，民多饿死”[29]。如果我们再把历史推进到500年后的北宋，就会发现，虽然长期动乱分裂的局面结束了，但是黄河河患决口却更甚从前，平均每1.5年便决溢一次[30]。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当黄河流域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它对于生态破坏的程度远远小于农耕经济。“历史时期某一地区的植被破坏情况如何，又主要取决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方式”[31]。农耕对于植被的破坏是相当大的，而畜牧经济只要不过度放牧，草原植物基本上就不会受影响。而植被的破坏与否，特别是对于黄土高原来说，直接关系到水土流失的程度以至河道淤积，黄河泛滥。所以当畜牧经济转向更为“文明先进”的农耕经济时，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会发现是得不偿失的。比较北魏和北宋黄河决口的次数，当可说明这一点。即畜牧业处于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就少，当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则偏多。正是由于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的发达，才使得黄河中游较大水患仅发生两次，以致北魏出现了长达九十年的安定局面。谭其骧先生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中指出：“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业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下游之所以会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决定性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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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8．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9．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1期。

注释：

[1]《魏书》卷1《序记》。

[2]参见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399－400页。

[3]《魏书》卷2《太祖纪》、卷103《高车传》。

[4]《魏书》卷4《世祖纪》上、卷103《高车传》。

[5]《魏书》卷110《食货志》。

[6]《魏书》卷44《宇文福传》。

[7]《魏书》卷103《高车传》。

[8]《魏书》卷103《高车传》。

[9]《魏书》卷110《食货志》。

[10]《魏书》卷3《太祖纪》。

[11]《魏书》卷18《广阳王元深传》。

[12]李根蟠：《从〈齐民要术〉看少数民族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13]游修龄：《〈齐民要术〉成书背景小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4]缪啓愉：《〈齐民要术〉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387页。

[15]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59页。

[16]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3。

[17]卜氏语见《史记·平准书》，此处是贾氏意述，不是原文。原文为“非独羊也，治民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

[18]邹介正：《我国养羊技术成就史略》，《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19]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20]天野元之助：《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研究》，山田庆儿编《中国的科学和科学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8年，第548－550页。

[21]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356页。

[22]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农业出版社，1964年，第346页。

[23]《魏书》卷3《太祖纪》。

[24]《魏书》卷3《太宗纪》。

[25]《资治通鉴》卷125《宋纪》元嘉27年。

[26]《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

[27]张维训：《论鲜卑拓跋族由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8]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29]周魁一：《中国水利史稿》上册，水利电子出版社，1979年，第250页。

[30]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

[31]谭其骧：《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页。

官牧场范文篇7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二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三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四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官牧场范文篇8

[关键词]北魏畜牧业齐民要术农牧结构

一、北魏畜牧业的发展

表1：北魏四大国营牧场

————|建立年代|撤消年代|位置|牲畜头数|牲畜来源|功能

漠南牧场|公元429年|公元433年|东至濡源，西暨阴山，东西三千里[4]|马牛羊600余万|掠夺|向政府交纳贡赋

本表据朱大渭、张泽咸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56－59页资料制成。

二、从《齐民要术》看北魏畜牧业生产水平

表2：《齐民要术》养羊技术要点

————|技术要点

选种繁育|“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上；十一月、二月者，次之”这个留冬羔作种的原则至今仍在沿用

饲草储存|“积茭之法：于高燥之处，竖桑、棘木，作两圆栅，各五六步许。积茭著栅中，高一丈，亦无嫌”，即保存过冬牧草的方法

三．北魏农牧结构的变动

四、北魏畜牧业经济的生态影响

参考文献：

1．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韩国磐：《南北朝经济史略》，.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3．石声汉：《中国农学遗产要略》，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4．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5．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6．张仲葛、朱先煌主编：《中国畜牧史料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7．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8．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9．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1期。

注释：

[1]《魏书》卷1《序记》。

[2]参见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399－400页。

[3]《魏书》卷2《太祖纪》、卷103《高车传》。

[4]《魏书》卷4《世祖纪》上、卷103《高车传》。

[5]《魏书》卷110《食货志》。

[6]《魏书》卷44《宇文福传》。

[7]《魏书》卷103《高车传》。

[8]《魏书》卷103《高车传》。

[9]《魏书》卷110《食货志》。

[10]《魏书》卷3《太祖纪》。

[11]《魏书》卷18《广阳王元深传》。

[12]李根蟠：《从〈齐民要术〉看少数民族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13]游修龄：《〈齐民要术〉成书背景小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4]缪啓愉：《〈齐民要术〉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387页。

[15]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59页。

[16]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3。

[17]卜氏语见《史记·平准书》，此处是贾氏意述，不是原文。原文为“非独羊也，治民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

[18]邹介正：《我国养羊技术成就史略》，《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19]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20]天野元之助：《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研究》，山田庆儿编《中国的科学和科学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8年，第548－550页。

[21]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356页。

[22]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农业出版社，1964年，第346页。

[23]《魏书》卷3《太祖纪》。

[24]《魏书》卷3《太宗纪》。

[25]《资治通鉴》卷125《宋纪》元嘉27年。

[26]《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

[27]张维训：《论鲜卑拓跋族由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8]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29]周魁一：《中国水利史稿》上册，水利电子出版社，1979年，第250页。

官牧场范文篇9

本文作者：王杰瑜王尚义工作单位：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

近年来，有学者从政策层面给予了分析和论证，如杨昶的《明朝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7］、杜大恒等的《论明朝安全政策的环境影响》［8］等，笔者也从明朝军事政策对晋冀沿边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和研究［9］，这些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了解该地区历史时期生态环境演变的原因。为了防止蒙古贵族南下的侵扰，明政府于长城一线设立九个军镇，大批军政人口聚集于此，过度的资源消耗才导致了生态与环境的巨大变化，因此长城一带的生态与环境变化与明代军镇建设有着高度的关联性。因而本文拟从大同镇的建设为切入点，从政策层面进一步揭示政策变动与生态环境演变的关系，并探求这种演变的内在规律，为当前及今后这个地区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大同镇建立之后，明政府不断地修筑这里的长城和堡寨。成化年间，巡抚余子俊采用延绥镇筑边之法，组织军丁民众修筑边墙和墩台。嘉靖年间，明蒙激烈对抗，修筑与反修筑长城的斗争不断，明军所修长城不断遭到蒙古军队的破坏。与此同时，靠一两道长城墙体防御蒙古铁骑显得单薄，于是在嘉靖三年（1524年），大同巡抚张文锦在大同城北九十里外，开始修筑水口、宣宁、乃河、柳沟、桦沟等五堡，构筑更加坚固的城防，但因严峻苛刻，引发兵变，边墙、堡寨的修筑暂时进入低潮。十八年后，因战乱不断，故宣大总督毛伯温又大兴土木，开始修筑长城与堡寨。嘉靖十八年（1539年），修筑了弘赐、镇边、镇川、镇虏、镇河等五堡，万历时称之为“内五堡”。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至二十六年（1547年），宣大总督周尚义会同大同巡抚詹荣，以为大同无险可据，于是组织军民修筑长城，西起丫角山，东至李信屯，延袤五百余里，敌台数百座。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翁万达就任宣大总督，督促军民又修筑了镇羌、得胜、拒门等六堡，万历的时候称为“外五堡”。“隆庆和议”，明蒙互开马市，着手修筑了马市堡城。万历年间，对各堡城墙用砖包砌。据罗哲文先生的研究，大同镇所辖边墙东起镇口台，西抵丫角山，全长647里。这个数字只是按线型计算的长度，事实上有些地段的边墙，或修了毁，毁了修，反复几次，或者纵深修筑几道边墙。因此边墙的实际长度远在此数之上。为了提高边墙的防御能力，每隔两箭之地还要修筑敌台（楼）一座，万历七年（1579年）二月明神宗曾命筑大同镇敌台1028座①。城堡是北防防御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度地宜依山据险而为之，各堡积矢石，备器械，官有廨宇，士有营舍，而仓廒草场咸备焉。”②明代，每镇守总兵分辖若干路，由副将或参将驻守，路下辖若干城堡，由守备、操守、防守等官驻守。由守备、操守、防守等官驻守的堡又分辖周围数量不等的小堡，史书把前者称之为官堡，后者曰民堡③。这些小堡其目的在使那些住在乡村的军民得到有效的组织，据顺治《云中郡志》载：大同镇边堡24座，乡堡677座④。这些都是有据可考的，实际上堡寨数量要远大于此。明代将长城设防推向极至，墩台建筑在数量上也史无前例。墩台按分布可分为边墩和腹里墩，按其用途可分为烟墩和火墩，另外还有由戚继光创立的堞楼（空心砖楼）。边墩，每二里设墩一座，守墩兵丁兵一般十五人左右，有的多达三十多人⑤。为了达到自给，政府会从荒地中“拨给沙田四、五十亩，耕种养瞻，专司瞭望。”⑥烽火台原本是利用烟气传递军情的军事设施，但边墩不仅是传递军情的军事设施，临战时又是明军最小的战斗单元，和平时期则成为明军最小的生产单元。腹里墩的设置要疏一些，守军一般为三到五人，承担的军事任务较边墩要简单一些。据成化《山西通志》的记载，成化时大同镇沿边有827个边墩和813个火路墩⑦。至万历时有墩台1459座⑧。3．2屯军揽户，垦殖土地军镇建设首先是屯集大量的军事人员和军马。大同镇在永乐年间，就有军人135778名，到万历初年现额军人有85311名［10］。虽然中间发生变化，但大同镇的军人大多数情况下维持在八万人以上（表1）。明朝为稳定守边军人，自洪武初年，就制定了军士赴卫所可携妻子同往的规定。对于军卫中未娶之男子，政府多采用鼓励婚姻的政策，“如原籍未有妻室，听就彼完聚；有妻在籍者，着令原籍送去完聚。”①按照明制，正统时大同镇辖区内有14卫、7个千户所，按每一军人领有两名家属计算，则有260400人。沿边一带撤消的白登、天成、平地和宣宁等4县，“假定每县平均人口也是1．3万人，就有民籍人口5．2万余。若其中2万人迁入军卫，被军卫带管的民籍人口只有3．2万左右。”②这样大同镇的军户人口约计292400名。到正统以后，边镇驻军的数量严重缺额，开始大量实行招募，因此正统以后以边镇军人的额数与卫所的户数之间已经失去了进行数理推理的可能性。但从嘉靖四十年（1561年）山西行都司的屯田数为四万多顷的事实说明③，这个时期卫所的军户数量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以户均四口计算，大同镇的军户人数有39万多人，若计算在其它地区所募军人为大同镇军人总数的15％，大同地区军户的口数达40多万。为了保障军事性人口激增的供给，大片民田或荒地变为屯田成为这一时期本区域的一大特点。山西行都司从明初实行屯垦始，就很见成效。洪武八年（1376年），大同都卫的屯田就达2649顷④。二十五年（1393年）八月，冯胜、傅友德，到太原、平阳等地，“阅民户四丁以上者，籍为一军”，“分隶各卫，赴大同等处开耕屯田……大同在城立五卫，大同以东立六卫，卫五千六百人。”①二十七年（1395年）下令“山西大同慰朔、雁门诸卫止留千人戍守，余悉令屯田。”②二十八年四月，敕发山西都指挥使司属卫官军26600人，往塞北筑城屯田③。永乐年间，尽管不少卫所内徙，但卫所屯田仍然很盛。永乐九年（1411年），大同镇守总兵就因“山西行都司属卫军士，今或全卫或十之七八屯种，故操练者少”，请求多留军士操练以备边防，太宗于是命“阳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余悉令屯种，作用于耕且守，以为定制。”④正统六年（1441年），因边境宁谧，宜广屯田，于是增大同、宣府二边屯军6700余人⑤。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大同镇的屯田数为46933顷79亩（表2）。万历六年（1578年）到十年（1582年），贾应元主持了大同府及行都司土亩的清丈，册报屯田28590顷34亩、牛具地12996顷29亩、功臣地1698顷23亩、养廉地822顷58亩、赏功地72顷70亩，合计44222顷⑥。

明初大同地区的生态与环境状况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明初大同镇一带的生态较好。长城沿线的树木很多，“大者合抱干云，小者密比如栉。”⑦尤其在内长城以北，森林极为繁茂。在今朔州市南部山地树林“参天蔽日”，应县茹越山“林木深秀”，⑧浑源县和张家口市蔚县一带的高山峻岭“林木茂密。”⑨明初这一带自西向东，森林绵延数百里，南北的宽度有四五十里［2］。不仅森林如此，还存在着良好的草场。洪武三十年（1689年）年明政府划定北边牧场，这里就是极其重要的区域①，设立的牧场属于太仆寺的有：大同中屯、东胜左、东胜右等三卫；属于山西行太仆寺的有：太原左、太原右、太原前、朔州等卫以及山阴、马邑等千户所。宣德年间大同牧场“每岁收草一百七十万余束”②，为了便于管理，政府设置“草场大使一员”，正统七年（1442年）又“增置大同府草场副使”③。到成化时，大同府上缴416张羊皮、草167190束④，说明草场植被的良好程度。由于这一地区植被尚好，境内最大的河流桑干河，具有一定的水量。元代及明代初年就曾想疏浚桑干河发展航运的经历［11］。明中期之前，没有明显的沙尘天气出现。大同军政建设影响下的环境演变大同镇建设有效地防御了蒙古贵族的南下侵扰，但所采取的军政措施使得该区域资源的过渡消耗，对于这一地区的生态与环境影响很大。林木采伐与植被变迁大同镇建立以后，大量官兵俱驻扎于此，因此兴建各级官员的官署和军士的营房都要砍取边山木材。为了保证建筑用材需要，专门设有采木旗军的建制⑤。嘉靖年间，宣大总督翟鹏准许大同镇于北楼口山内采伐大小木头万余株。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大同总兵周尚文申请采伐木材时，雁门兵备道刘玺就认为：“雁门东西十八隘口，多系通贼要路，山木禁例，始自国朝”，故建议宣大总督翁万达，应将所应用木材数目计算好，不必令该镇军人砍伐，而委派大同府所属官员一员，带领民夫，会同北楼口游击，查勘偏僻非蒙古可通行之处，入山砍伐，按数报缴至官，游击于木材上用印烙记。此时，大同镇再派军士前来搬运，不准携带刀斧之类工具，由关口出入，逐一计算。翁万达看后奏陈：“山西、大同两镇，相为唇齿，一于禁，则不便于大同，一于不禁，则不便于山西。法不宜偏，事当有处。山场袤阔，树木丛多，若系紧要路口者，存之以捍虏，僻远无碍者，取之以济用，则适所以相资而非所以相病也。”故建议“将合用木值，就于北楼口等山无碍去处及时砍伐，敢有混斫盗斫紧要应禁树木者，照例问罪。以后凡遇起盖军营，一体查酌施行，不必烦琐奏渎。”⑥嘉靖三十八年（1559），大同总兵又以修盖营房，移文于北楼口采山木，山西巡抚葛缙闻知此事，乃上奏制止⑦。大兴土木对木材需求量的激增，引起木价上涨，因此在成化以后，“大同、宣府窥利之徒，专贩伐木”⑧，出现了一大批“以林木为世家”的木材巨商，因此这一地区的森林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毁。明政府对边山紧要地方虽有严禁樵采之令，却没有开山辟地营田之禁，所以豪官权势之家往往乘机滥伐林木，垦荒辟地设立私庄［12］。沿长城一线的许多地方，因大兴屯田，不少土地被辟为农田。正德年间，“各边关禁例，砍伐林木者治罪，而未有开垦山场之禁，以故奸豪往往垦田立庄，道路日辟，关险寖夷，较之伐木，为患尤甚，乞一体重治。”①锄山为田，不论乔木灌丛一齐清除，对植被破坏更大。万历二十年（1592年）前后，山西巡抚任吕坤曾云：“大同州县居民，日夜锯木解板，沿边守备操防，不惟不能禁约，且所斧锯等钱，通同卖放。彼百家成聚，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②伐树垦荒，不仅仅是森林的消失，也严重影响着当时国家的国防安全，因此不少有识官员便建言献策，要求对此采取措施。成化末丘睿就曾建议：“请于边关一带，东起山海以次以西，于其近边内地之广狭险易，沿山种树，一以备柴炭之用，一以为边塞之敝，于以限虏人之驰骑，于以为官军之伏地。每山阜之侧，不衍之处，随其地势高下曲折，种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系民产，官府即于近便地拨与草场及在官地如数还之，其不愿得地者，给以时价除其租税。又先行下法司，遇有犯罪，例应罚赎者，定为则例，徒三年者种树若干。”③2002年11月底，朔州市城区王化庄村南堡梁发现了一块《退耕还林》碑［12］，可以帮助了解当时的情景：圣旨雁门关钦差整饬雁门关山西等处提刑按察使杨，为修理关隘重险以疆国理事，蒙钦差提督雁门等关抚山西方都察院右抚苏御史，铃钦差总督宣大事兼理粮饷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六部左侍郎翁万达验俱，兵部。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礼部尚书赵等题奉圣旨，雁门、宁武关、西十八隘口切禁山地垦还林，民听弃安住，应该征粮，查册处分。禁山事例，责成提调官来巡视禁缉砍伐林木事宜。隘口以示，每年终将终遣过犯禁军人参劾过官员具奏，各长史司启和春运北、应、朔、浑源、山阴、马邑等处。如果禁山，内有征田备衙大同巡抚衙门查册处分，各府占地土山居人悉照内事理施等因，蒙此合计刻石，晓铨禁约。今后一人等敢有擅入禁山砍伐林木，耕垦地土，参将、守备、守等官便擒解道问发南方烟。钦差整饬雁门等关，兵备山西等处提刑按察使副使王控蒙钦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本道，呈前事踏勘明白，四至分明，本道册由帖为照。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本道呈前事，差委官崞县汪知县、振武卫千户张朋踏明本道有卷存证，地上照旧管业。又蒙巡抚山西察御史姜本道呈前事，委代县张同知、千户许印踏明，立图样，四至分明，东至龙门寺，西至张存，南至山根，北至山根，本道卷按方。嘉靖二十八年岁次已酉丁卯辛丑吉旦。太原左卫所总族陶泰识字张锤旗贾侃刻石。八岔口振武卫所千户张裕忠振武卫乡军人成思。该碑的内容不仅说明了当时禁伐禁垦的范围，要求四至分明，并有卷存证，也明确了禁伐禁垦的责任人，上至总督、巡抚，下至知县、千户，层层负责；同时对于违反者如何处理作出了明确的说明，要求每年年终要对违规者上奏朝廷进行处理。圣旨是古代法律中最具法律效力的法令，该谕令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沿边地区森林的破坏程度。边墙以及部分城堡、墩台多修筑于崇山峻岭或高阜之地，这些地方多为植被较好的地区。无论墙体石筑、土筑还是砖石包砌，都会对经由地的植被形成较大的破坏。尤其是嘉靖以后，不少的墙体均以砖包，且不论筑墙所需要的土方量，就是烧造数量庞大的砖所需要的燃料对周围的林草植被形成的破坏就很大。弘治年间，为了增筑一个广灵城，就命百姓“伐诸山薪，薰取诸野砖”①。大同镇所辖大的堡寨24座，乡堡677，为了保证需要，明神宗就谕令，宣大以西诸镇“宜令沿边军士倍加采打秋青，樵取柴木，以备饲马烧造之用。”②且不说十几万服役劳工炊饭、搭铺、取暖所需的柴薪对森林形成的破坏。湿地消失，土壤沙化，扬尘天气增多推行屯田，虽然解决了军队的粮饷，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边地的开发，但是这种消极后果在正统以后就十分明显地体现出来。首先是湖泊湿地消失。怀仁县镇子海，在明初时“周四十五里。中产鲤鱼，大数十斤，有鹅鸭乃哺其间。”③后来附近的居民为了扩大湖滨滩地而“因居人次退水渠导流于桑干河”，到了明代嘉靖时，已经缩减为“周三十里”了，万历年间“今水涸鱼竭变为禾黍”④，诺大的一个湖泊，经过二百多年已经完全干涸变成了耕地。浑源州城西“神德湖”，辽时尚可观鱼⑤，明初时为一大的沼泽，“浑源川在州西南，……分流至州西北，汇为大泽”⑥，到明中叶后，因浑河分流之水断流，该泽也干涸消失了。其次是土壤沙化严重。大规模垦殖和地表植被破坏的直接后果是土壤沙化。大同所属“沿边玉林、云川、威远、平虏各镇屯田之处，或变为卤碱，或没为沙碛，或荡为沟壑”⑦。怀仁县不少土地因“河湮砂卤”因此而撂荒⑧，万历年间，怀仁县典史郭子直站在县城高处眺望，只见“隍闾之外，白草芃芃，黄沙漫漫”⑨。天启时，朔州以西地方“皆沙瘠，岁苦狂霾”，由于大风扬尘，连庄稼也种不成瑏瑠。朔平府“地寒风猛，收获甚薄，居民迁徙不常瑏瑡。过度垦殖和粗放的耕作方式，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加速了当地的土壤沙化，致使宪宗、孝宗朝以后，“黄沙四塞”、“风霾蔽天”的风沙之灾，累见不鲜瑏瑢。

首先，生态与环境变迁既是一种自然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大同镇所属区域的生态环境，如果没有叠加人类活动的强烈扰动，这些变化是渐进的、缓慢的。许多事实表明，明代大同镇建设所进行的军事性生产和措施对资源形成了巨大的消耗，是引发本区生态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主要因素。其次，在生态与环境诸多要素中，变化最显著、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自然植被的变化。据估计明初，恒山山系当时的森林覆盖率仍然在20％左右，经过明代的破坏后，这个地方的森林覆盖率下降到5％瑏瑣。植被的不断地被吞噬，其生态效益迅速跌落，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土壤保水能力差，风蚀、水蚀严重，土地不断荒漠化，湖泊消失或水面缩小。第三，明代本区生态与环境的变化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大到国计民生，小到百姓日常生活。因植被减少土地沙化，嘉靖、万历时就出现因风沙土地弃耕现象，不少以土地为生的百姓不得不留离失所。同时因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加剧，导致永定河水性与水质发生的变化，给下流北京以及沿岸地区带来的危害也一度愈演愈烈。第四，生态与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科学的发展观。注重资源环境的合理利用，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良性循环的双赢目标。

官牧场范文篇10

1、识记联系的含义

2、理解事物的联系既是普遍的，有是客观的

3、运用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的原理，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等。

【重点和难点】1、事物联系的普遍性

2、事物联系的客观性

【教学过程】

（复习提问）什么是物质？

（导入新课）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通过第一课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被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也了解了马克思哲学对于世界本质问题的基本观点，即：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那么，这个物质世界的状态怎么样？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彼此孤立的还是普遍联系的？是静止不动的还是变化发展的？如果是变化发展的，那么这种变化发展是杂乱无章的还是有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所以从今天起我们开始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系列内容。也就是第二章：用联系发展和矛盾的观点看问题。

接下来老师给大家讲个趣味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很久以前，有个县官，他非常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老虎，可是他画得不好，但又霸气得很，不准别人说不好。有一次他又画了一只老虎挂在堂上，问一个机灵的下属：“你看我画得像吗？”下属答：“我不敢说。”“为什么？”我怕。“你怕什么？”“我怕老爷”。县官一听，有些得意，便追问道：“老爷怕什么？”“老爷怕皇上。”“皇上怕什么？”“皇上怕天。”县官一想，对啊，皇上不是“天子”么，当然怕天，“天怕什么？”“天怕云彩遮住。”“云怕什么？”“云怕风刮”“风怕什么？”“风怕墙挡”“墙怕什么”“墙怕老鼠钻洞。”“老鼠怕什么？”这时候下属说了：“怕、怕、怕老爷画的这个东西。”故事讲完了，老师要问了。这个故事揭示什么哲学道理（提问）？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事物是普遍联系的。”

首先，我们来学习联系的概念，唯物辩证法的联系，就是对万事万物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的概括，它既包括事物外部的关系，又包括事物内部的关系。联系是指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举例：鹰蛇蛙虫

可以说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低级生物到人类，从社会到思维，万事万物无不处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之中。日月星辰在各自的轮道上运行，都是由于引力的作用而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生物界里的鱼虫鸟兽、树木花卉之间，无不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中维护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正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才推动了社会的运动和变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板书）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任何事物内部的各个部分、要素、环节是相互联系的。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由若干部分要素构成的，构成事物的各个部分要素不是散乱的一团而是相互依存，有机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这样事物才能成为有机整体。

例如：构成生命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是由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的相互联系构成的有机体。我们生存在地球上，地球由地核、地幔、地壳三大部分相互联系构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事物内部的各个部分要素、环节是互相联系的。

2、任何事物都与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

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都与周围其他事物处于相互联系之中。这些周围事物是该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失去了这些周围事物，该事物就失去了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大家都听说过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寓言故事吧！故事是说从前有个地方，城门下面有个池塘。一群鱼在游戏，有一天忽然城门着火了，一条鱼看见了，便大声叫喊：“不好了，城门失火了，快跑吧！”但是，其它鱼不以为然，以为城门失火，离池塘很远，用不着大惊小怪。所以没有逃走，后来，人们拿着盛水器来到池塘边舀水救火，不一会儿，火扑灭了。但池塘里的水也被舀干了。结果满池的鱼统统遭了殃。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与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如寓言故事中，火——水——鱼、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池塘中的鱼割裂了三者之间的联系，最终遭到灭顶之灾。下面大家想一想“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一句诗体现了什么联系？（提问）

3、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

宇宙中的万事万物既作为个体事物存在，又作为普遍联系的事物而存在。任何事物都与它的周围事物相联系，而这些周围的事物又与其周围的事物相联系。这样，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纵横联系之中。可以说从自然界的内部到人类社会的内部，人的意识内部，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到客观世界与人的意识之间，都联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就是一幅由种种联系交织起来的丰富多彩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是孤立存在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当我们看电影或电视时，有时出现这样的境头，一声声优美动听的声音，伴随着树上的喜鹊唧唧喳喳的叫声，迎亲的花轿进村了，反之，在一片悲哀声中，几只乌鸦在荒山上发出凄惨的叫声，母亲带着幼儿在刚埋完丈夫的坟前哭得痛不欲生。因此，人们常说：“喜鹊叫，喜事到，乌鸦叫，哀事到。”同样，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把8与“发”，联系在一起，以至犯罪分子作案也选择在：“9月18日”（就要发）这一天。1992年9月18日，一个盗窃团伙盗窃了开封市博物馆69件国家珍贵文物，当这些案犯被捕后，审讯人员问他们为什么选择9月18日这天作案？他们回答说：因为9月18日的斜音是“就要发”他们是想借这个吉祥的日子发财，可悲的是他们不仅没发财，反而被正法，恰恰是1993年9月18日他们被依法处决。同学们，你们认为乌鸦叫与丧事，喜鹊叫与喜事，8与发之间有联系吗？为什么？（提问）

乌鸦叫与丧事，喜鹊叫与喜事，8与发之间不存在联系，是人们主观想象出来的，虚假的联系，也就是联系具有客观性，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第三个问题，事物的联系具有客观性（提问）

事物的联系是普遍的同时又是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它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强加的，人们也无法否定一事物与周围事物的客观联系，也无法割断事物的昨天与今天，今天与明天的联系，人们若不认识或忽视客观事物的联系，就会受到客观联系的奴役、摆布、抛弃和惩罚。

下面老师给大家讲个忽视事物的联系，受到客观联系惩罚的故事：一枚铆钉的与一个帝国的命运。

从前，有一个粗心的工人，在制造铆钉时，忘记了给其中一枚做个钉昌，恰巧这枚铆钉被用来给该国元帅的千里马钉马掌，在一次抗击外族入侵的战斗中，马掌脱落，但元帅并不知晓继续追赶敌人。不久，马的脚伤太重而马失前蹄。元帅从马上摔下被马踩死。顿时，群龙无首。敌军趁机反扑，一举灭掉了这个帝国。大家想想多么悲惨啊！一个小小的铆钉竟然葬送了一个国家，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联系。

认识事物联系的客观性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通过正确认识事物的联系，强化对人们自身有利的联系，弱化对人们不利的联系，下面老师给大家读一个利用联系的客观性的资料：即夜蝴蝶拯救澳洲大陆。

在澳大利亚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蝴蝶拯救澳洲大陆的史实。事情的由来是：在澳洲有一种专门夜间活动的蝴蝶，翅膀长4厘米，灰褐色。虽然这种夜蝴蝶远不如其他花蝴蝶五彩缤纷、招人喜爱，但正是它们在20世纪初仙人掌毁灭性的侵害中，拯救了澳洲大陆。

仙人掌何以会侵害澳洲大陆？原来在1860到1870年间，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从美国南部引进了两种仙人掌。当地人本是用它作为牧场四周的绿篱栅的。可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种生命力极强的多刺植物，一遇到当地异常适宜的条件，便以惊人的速度繁衍起来。几颗种子不用多久便成一大片“带刺的丛林”，十年功夫几千公顷面积的牧场便成了一片荒野。

1887年，在澳大利亚北部展开了同仙人掌的大规模斗争，人们用刀砍、用火烧、连根拔，但都收效甚微。

后来，在用尽了各种办法之后，陷入困境的试验将眼光转向专吃仙人掌的昆虫，可是在澳洲本土却难以找能发挥特大效力的仙人掌克星。

有一位年轻的昆虫学家决定请夜蝴蝶一试。他从阿根廷收集了2750枚夜蝴蝶虫卵带到澳洲，终于获得了成功。夜蝴蝶在这里迅速繁殖，“像火与剑一样”扫荡仙人掌世界。到1935年，已被仙人掌侵没的3000万公顷土地又重新成了农耕地和牧场。

好，到日前为止，这节课的内容基本讲完了，下面大家随我来回顾一下，本节课我们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联系的概念。二、事物联系的普遍性。三、事物联系的客观性，其中事物联系的普遍性是本节课的重点，事物联系的客观性是本节课的难点，希望大家好好把握住。

下面老师出一道选择题。考一考大家对本节课的知识掌握程度。

下列观点作法中正确反映事物普遍联系原理的有（A、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