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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意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4 16:10:58

公意范文篇1

内容摘要：每位思想家都有其自己的理想国，以此寄托其对政治社会的向往与追求的蓝图。《社会契约论》描绘的自然权利论与人民主权论带着极大的乌托邦性质。“我所探讨的是权利的真理，我不要争论事实。”书中第二卷与第四卷中关于主权、公意、自由的探讨无非在论证政府是人民自由意志的产物，所以人民有权废除一个违反自己意愿、剥夺自己自由的政府，而公意是不可摧毁的。只要若干人结合起来自认为是一个整体，并且以一种关系着共同生存及公共幸福的意志维系国家，那么治理这样的国家政府只需要很少的法律而且其必要性早已被人们普遍的认识到。这就是公众意志与自由所形成的巨大权力，由此所形成的各种政府制度、国家制度必然导致一种民主、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升华。

一、公意的提出——卢梭的公意理论说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古典自然法学派中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法律思想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信奉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类最初处于“自然状态”时人人是自由平等的，这是天赋的权利，只有私有财产的确立才导致不平等的产生。作为他的著作之一的《社会契约论》发表于1962年，是卢梭政治法律思想的比较全面的概括。

卢梭认为，理想化社会的人民是完全自由的，是因为他们只服从非个人的、任何人都支配不了的自然力量，即他没有受任何人支配，依然在服从自己的意志。沿着这样的思路，他便找出了一种个体结合的形式，创造一种替换自然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有三个特点：一是对自由和平等的保护是个体力量无法比拟的；二是它是非个人的，没有被个体占有，因而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三是在这种力量作用下，每一个与全体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这种足堪媲美自然力量的社会原则就是作为社会生活最高准则的公意，或者说是“普通意志”。在公意的统治下，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堪注目的变化，“自然状态中仅仅以个人的力量为其界限的自然的自由，被公意所约束着的社会的自由所代替。”

卢梭认为，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由，拒不服从公意的就要迫使他自由。这是因为，公意具有自然力的非个人特征，公意既不是多数人的意志——否则会出现阿克顿勋爵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也不是只着眼于私人利益的众意，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公意从全体出发，并不倾向于某种特定的人、个别的目标，因而服从公意就不存在屈从他人意志和使他人意志屈从于我们意志的情况。所有人在普遍的公意面前都是平等的。公意必须得到尊重，不是因为它更强大，而是因为它是普遍的。卢梭说，个别意志正负相抵消剩下的总和是公意，即公意是在纷争的个人意志中达成的共识，因而服从公意就是服从于个人对自己的立法，卢梭说每个人顺从公意，这还不够，为了遵循公意，就必须认识公意，于是就出现了法律的必要性。正是卢梭开启了从意志角度论述法律之下自由理念的先河，在卢梭看来，法律是公意的记录，法律是公意的行为，由于法律结合了意志的普遍性与对象的普遍性，“唯有法律才赋予人们正义与自由；正是这种全民意志的有益机构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成为应尽的责任；正是这种神圣的声音向每一位公民提出了公众理性的戒令，却又告诫人们按照他们自己判断的准则行事，而又不自相矛盾。”由于公意具有非个人的普遍性特征，只有在作为公意具体体现的

法律指引下，才能给人们带来关系上的平等和自由。

卢梭的公意理论带来了三个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是卢梭的公意理论使他偏离了自然法的传统，在自然法思想家看来，自然法只能认识而不能创造，只能摹写不能变更，世俗法律只是自然法的实证化。而卢梭为自然找到了一个现实的替代物即公意，因此法律则取决于人民的公意，人民参与为自己立法，法律是人民公意的体现，正是卢梭的这一公意理论为现代民主思想奠定了基础。二是卢梭的公意理论成就了康德传统的伦理学，并与之提供理论基础。三是把法律看作公意的体现，并且成为后来社会主义思想家普遍接受的思想，即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二、公意的性质——公意、众意与权力说

如果说生命、财产、自由可以分开来讲的话，霍布斯强调的是生命，人类只有能保全生命，完全可以让渡其他一切权利，所以他渲染了一种及其恐怖的自然状态：人与人之间是狼。竞争、猜疑、荣誉使每个人都虎视眈眈，对他人都想食之而后快，不安和焦虑是人们的第一感觉，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为了避免人不得善终，无法老于瓮牖之下的“横死”状态，利维坦的组建成为头等重要的事情；对洛克而言，他更强调财产权，在自然状态中，“由于人人有惩罚别人的侵权行为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的行使既不正常又不可靠，会使他们遭受不利，这就促使他们托庇于政府的既定法律之下，希望他们的财产由此得到保障。正是这种情形使他们甘愿各自放弃他们单独行使的惩罚权力，交由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来专门加以行使；而且要按照社会所一致同意的或他们为此目的而授权的代表所一致同意的规定来行使。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于此”；相比之下，卢梭更强调自由，“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无法加以任何补偿的。这样一种弃权是不符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为权利而斗争是自己的义务。这恰恰和冯·耶林的观点相吻合。

在卢梭看来，公意就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升华，首先它不是众意，“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而公意却是个别意志相加后多出来的一部分，“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就是结构功能大于各功能简单相加之和，产生的一种系统优化力量；按照涂尔干主义的解释，它是一种“看不见的实在”，是一种人们使心灵依归的“集体力”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公意是和世俗的权力密切相联的，宗教社会学对集体力和权力的关系也曾做出过解释：“事实上，力的观念蕴含着权力的观念，而权力观念又是从占有主导地位的统治和支配，及其推导出来的依赖和服从等观念中产生出来的；所有这些观念所表达的关系明显是社会关系。社会确立了各种存在的高低贵贱之分，把人划分成了发号施令的主人和惟命是从的奴仆；同时社会也将一种独一的属性赋予了前者，确保他的命令行之有效，这就形成了权力。”正是现实中已经存在了统治与被统治、主人与奴隶、依赖与服从、高低贵贱等关系和等级，卢梭正视现实，丝毫没有逃避，也没有恋旧情结，而是采取了积极的入世态度，为人类设计了一个个可能的方案和途径来回应现实。在这一点上，伏尔泰的笑里藏刀的批判是对卢梭的曲解。卢梭把主权看成是公意的运用，权力受公意指导就称为主权，因为公意是自由的化身，所以主权不可转让和分割，就像灵魂之于生命，转移和分割都意味着死亡。其次，公意永远是正确的，因为公意以共同利益为依归，不是指向个人利益或者团体意志，就像法律的非特指性一样，“对事不对人”。因此，公意是永远公正的，它本身就是正义的代名词。再次，从表面上看，众意越集中越有利于公意的形成，个人意志之间的冲突越大越不利于公意的形成，恰恰相反，“如果当人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之间又没有任何勾结；那末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

以产生公意，而且讨论的结果总是好的。但是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种集团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说就成为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分歧在数量上是减少了，而所得的结果却更缺乏公意。”公意正是为了协调个人意志才产生的，没有个人意志的分歧和冲突，公意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了，公意不可以被替代。

在这里，卢梭的思想并没有矛盾之处，是学者们没有真正领悟卢梭的公意的内涵才随意把他评判为民主主义者或者集权主义者的。在思想的表述上，我相信即使是卢梭本人，也常常会在用词上变得笨拙，这样一种复杂而抽象的思想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名词来表达，故而在论述中他极力想用简化的语言来表达，这反而不仅减弱了原有思维的内涵，而且引起争执。

三、公意与主权

依卢梭看来，主权是不可转让且不可分割的。“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只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可转移。”他此番的议论正是针对专制君主而发的，很清楚，卢梭是反对分权理论的，他主张主权者的权利应当高度统一。这绝不是说，首领的号令，在主权者反对他的自由而并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也不能算是公意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缄默就被认为是人民的同意，这道有点像政论家们所玩弄的把戏了。

卢梭假想有一群自由的人民，他们本来各自为政，自由自在的享受着归属于自己的全部权力，当他们认识到合作的必要、认识到协作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大利益的时候，他们决定共同组建一个集体，他们依靠这个集体来保护每个加盟者的权利。显而易见，为了让他们的自由和利益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他们必须放弃部分自由和利益。用现代观念来看，就是众多独立的个人组建一个国家，他们同意接受政府管理、遵守国家的法律、纳税等形式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力，从而得到明确而强大的保护，比如军队、警察等。另一方面，不同个体的自由也不允许互相侵犯，于是建立一个所有人共同遵守的公约势在必行。

卢梭把人民出于这种目的缔结的公约称之为“社会契约”，世界各国的宪法，也就是国家的基本大法，可以理解为卢梭说的契约，只有在宪法的基础上，才有法律体系，继而才有政府体系。然而考虑到法律和政府对人民行为的强大影响力，作为失去部分权力的人民，怎样使这个契约形成的法律和政府不侵犯自己的自由权利，个人能够继续“自由如初，只听从自己的意志”，法律能够体现保护人民权力和权利的精神和原则，政府不至于凌驾于人民之上，用人民主动献出的权力来实施暴政、剥夺人民其他的权力，卢梭说，“这就是社会契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成立国家，建立国家法律，组建国家政府，这本身就是营造一个权力巨大的怪物，不受限制的权力天然有腐败和专制的倾向，这种权力是人民无法抗衡的，一个人失去了应有的自由，也就意味着全体都可能失去了应有的自由，既然社会契约是人民用来保护自己权利的，那么在契约中，也就是我们的宪法中，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如果人民不能够在契约中有效阻止极权和独裁，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契约是无效的，因为它违反了人权原则，恶之果无法开出美之花。不能够反映公意的主权是不存在效力的，正如不符合公意的契约不可能达到它的订立的目的一样。

四、结语

《社会契约论》读了好几遍，似乎仍然没看懂，或许大师们的真实想法在现代是难以完全参透的尽管。尽管全文中我都在大言不惭地对其理念和论断做出自己的理解、重组甚至是批判，或许这是我解读《社会契约论》的方式吧。应该说，我对其的理解是零散的、微小的，也很有可能是断章取义的不成熟的，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卢梭的崇敬，毕竟在那样的时代，有如此惊世骇俗的作品，本身就可令历史失语了。总之，此文只是自己读过全书后的一点浅薄的收获，以及对公意、自由的自我认识，自然也心怀着对理想化社会的无限憧憬和对卢梭思想自我化的解读与理解。

参考文献：

[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2].[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公意范文篇2

摘要：每位思想家都有其自己的理想国，以此寄托其对政治社会的向往与追求的蓝图。《社会契约论》描绘的自然权利论与人民主权论带着极大的乌托邦性质。“我所探讨的是权利的真理，我不要争论事实。”书中第二卷与第四卷中关于主权、公意、自由的探讨无非在论证政府是人民自由意志的产物，所以人民有权废除一个违反自己意愿、剥夺自己自由的政府，而公意是不可摧毁的。只要若干人结合起来自认为是一个整体，并且以一种关系着共同生存及公共幸福的意志维系国家，那么治理这样的国家政府只需要很少的法律而且其必要性早已被人们普遍的认识到。这就是公众意志与自由所形成的巨大权力，由此所形成的各种政府制度、国家制度必然导致一种民主、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升华。

一、公意的提出——卢梭的公意理论说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古典自然法学派中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法律思想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信奉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类最初处于“自然状态”时人人是自由平等的，这是天赋的权利，只有私有财产的确立才导致不平等的产生。作为他的著作之一的《社会契约论》发表于1962年，是卢梭政治法律思想的比较全面的概括。

法律指引下，才能给人们带来关系上的平等和自由。

二、公意的性质——公意、众意与权力说

三、公意与主权

四、结语

如此惊世骇俗的作品，本身就可令历史失语了。总之，此文只是自己读过全书后的一点浅薄的收获，以及对公意、自由的自我认识，自然也心怀着对理想化社会的无限憧憬和对卢梭思想自我化的解读与理解。

参考文献：

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2.[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公意范文篇3

【关键词】公意理论社会契约当代价值

一、卢梭公意理论的内涵

卢梭认为,基于社会契约人们成结合政治共同体,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公意理论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公意是整个共同体意志的表现,公意是国家的最高指导。“只要有若干人结合起来自认为是一个整体,他们就只能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关系着共同的生存以及公共的幸福。”因此,公意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共同体的人民必须服从公意,如果拒绝服从,人们就会迫使他服从公意。

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卢梭指出众意与公意之间经常总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1]公意的形成过程是各种利益博弈的最终结果,即使人们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但各种利益最终会形成总体上的一致。然而,公意的逻辑起点是私意,它的形成必经众意,那么,在此过程中无法避免个人把自己的意志扭曲成形式上的公共意志。“人民是决不会被腐蚀,但人民却往往会受欺骗,而且唯有在这个时候,人民才好像会愿意要不好的东西。”公意的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存在差距甚至发生冲突,就会造成政治共同体的毁灭和国家的灭亡。卢梭认为,公意是永远正确的,但是那指导着公意的判断却并不永远都是那么明智的。对于这种不可避免的因素的存在,卢梭主张用投票的方式形成公意,投票作为实现实现公意目标的最好方案充满了现代价值。唯有公意才能约束个人,判断个人私意是否符合公意要经过人民的自由投票。意志要成为公意,并不永远需要它是全体一致的同意,但必须假定至少有过一次全体一致的同意,多数人的表决可以得出公意。偏私之所以能够达至公正,其原因是人们的偏私或私利之间除了具有冲突性的一面之外,还有一致性的一面。[2]如果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勾结,那么,在多数决原则下的投票结果是人民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后的结果,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最接近公意的结果。卢梭认为以公意思想为基础的社会就是一个合乎道德的社会,是一个基于社会契约的社会,是一个体现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是一个人人享有政治自由平等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法律不是出于个人的意志而是集中体现各个个人意志的公意,是对社会成员需要的完美的反映。

二、公意的当代评价标准

1.公意的实质标准

在现代国家,要达到城邦似的全体公民集会并且充分讨论之后的全体一致的公意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在耗费了大量的资源求得充分、客观的公意之后,行政效率和行政成本也使其受到冲击。因此法律和政策只要符合以下要求就可以判断为是符合公意的。

首先,人民主权是公意的基本标准。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的国家的主权者是人民,人民掌握着代表主权的立法权,法律是人民制定的行为规范,体现着公意。故社会契约国家中的公民具有服从法律的义务,这种服从义务是共同体生存的前提。

其次,自由、平等是公意的内在标准。“人是生而自由的”是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前提。公意是社会公益和与个人自由的理想结合。卢梭认为,人民通过契约建立国家的目的是牺牲自己的自然自由以换取自我生存的条件和更大的社会自由和政治自由。在法治国家,法律体现着公意,立法者和执法者按照法律的要求行为是其获得法律范畴内的自由的条件。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手段。平等要求公平对待,国家在分配资源时平等地对待公民,并且充分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实现社会正义。

最后,保障公民权利是公意的根本标准。公意要求立法权属于人民,而且不可转移。公意要求创制着事先考察他要为之而立法那些人民是否适宜于接受那些法律。现代法治注重保障公民的权利,以权利为本位,法律的运作过程是为了公民权利的实现。实现公意必须防止政府滥用权力,权力制约的目的在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

2.公意的形式标准

第一,实现公意需要多数决的民主形式。多数决原则的运用以及充分注重反对意见是使主观的公意向客观的公意接近的有效手段,其原理等同于囚徒困境的原理,即如果享有共同利益中的个人只为实现自身的利益,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行为而忽视本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其结果是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都得不到最大化。卢梭认为,与自己相反的意见占了上风,只能证明自己所估计是公意的并不是公意。如果人们的意见越是趋于全体一致,则公意也就越占统治地位。

第二,实现公意要求立法过程中的程序正义。仅凭归责不能完全保证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是理性的,现代政府调整选择的主要方式是公正而合理的程序。法律的对象具有普遍性,法律具有强制作用,如果立法过程中缺少程序控制容易导致权力滥用。为了使自由的、民主的选择更合乎公意,就需要采取逻辑严密的推理方法达到正确的决定。因此,以程序作为推定内容正确与否的根据是最好的办法。

第三,实现公意需要公民积极参与、理性服从。公民对国家事务的冷漠导致了社会公共关系结构的松散。公民不积极参与公意的形成就很难形成真正的公意或被掌握权力的利益集团篡夺公意的位置,违背了社会契约对于实现公共幸福的目的。在政治共同体中,公民具有共同体的成员和公民自我的双重身份,一方面要积极的参与共同体的事务以实现公意,另一方面应理性地服从公意,服从公意就是在服从自己的意志,从而获得道德自由和平等。三、公意理论的当代价值

社会契约旨在使个人充分享有自由的权利的同时保障共同体秩序稳定。公意是对共同体意志的最高要求,甚至是道德层面的要求。因此在很难达到公意要求的情况下,分析公意理论的当代价值对国家结构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1.公意在权利博弈中的正义价值

政治公平在西方学者那里有时称为政治正义。当事人按照公民之公共承认的后果——政治的、社会的和心理的——来评价正义原则,而这些正义原则是由他们自己加以确认的,并被用来对基本结构加以有效地调节。公民在资源的分配上没有平等的决策权利,在发展的机会上没有平等的参与权利,在发展所带来的收益上没有平等的分享权利,权利的匮乏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匮乏,权利上的不平等则必然导致经济上的不平等、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社会政治这一层面的公平主要表现在立法方面。公意作为共同体的公共意志和最高指导,每一个订约者在转让自己的全部权利时,平等地获得公意的保护,这种保护的重要途径就是立法行为。法律作为公意的行为,是共同体成员意志的记录,体现着公意和公正。

现代国家中,以本集团的利益为本位的各集团之间冲突普遍存在,国家在立法时必须充分衡量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宪政在弥补人性缺陷上具有功能性价值,从假定每个人都具有天然的恶性角度出发,对公民的权利进行保护以及防止权力对权利的侵害。公意使人们相互联合形成国家,同时又不失去以往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包含了道德自由的社会自由。卢梭认为,公意不仅不能脱离个别意志而存在,反而正是通过这些个别意志间的矛盾和冲突才使公意得以形成。共同体中的个人既有个别意志,又有共同意志,公意就是由个别意志中共同的部分构成的。由此可见,公意并非仅考虑公共意志,它对公民的个别意志也加以考量,从而实现实质的正义。在判断一项法律或某一具体决定时,除了公平这一评价标准,还必须借助于其他价值规范和原则来判断。不能靠公平本身来判断,即要靠民主和法治判断政治公平。

2.公意形成过程中的民主价值

卢梭认为,实现自由的条件是执行公意,由于公意是人民意志的真正体现,主权者必须执行公意,才能保障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和自由。公意在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利和意见的基础上形成,要求共同体成员参与公共事务,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作出的决定才是最接近公意的。民主并不能证明多数人的意志就等同于公意,由于共同利益的存在,才使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因此,民主的决策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公意。共同利益是社会结合的基础,也是法律生效的条件。法律只有在以共同利益为目标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共同体全体成员自愿接受约束的效力。民主的精神使共同体的成员内心生成了统一的精神导向,卢梭认为,铭刻在公民内心的法律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它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5]因此,法律作为连接社会各个部分的纽带,主权者要创立有利于形成社会精神的意识形态以及实现公意目标的法律。

民主作为宪政的基本要素,是宪政制度的基本标志。在国家权力配置中,民主是保护人民主权的最有效的工具。尽管人们参与政治目的在于自身利益,容易产生偏离理性的偏好,然而,有效的民主恰好能够在人们偏好的强度与数量之间达到平衡。阿尔都赛认为全部的困难在于意志的普遍性与利益的普遍性二者何以同一。利益的普遍性或共同性证明了公意具有普遍的内容和普遍的对象。公共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依靠无形之手,而必须依靠人民主观意志的努力,它是行为意志的结果。因此,人们借助民主制度来实现公意,民主制度的优势在于民主管理具有一定的活力,这些能量和活力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形成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国家的政治体系走向法治民主。

参考文献:

[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35-70.

[2]钱福臣.出于偏私的公正.苏州大学学报,2008,(1).

[3]钱弘道.为卢梭申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7.

公意范文篇4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加是奴隶。”这句时常被人引用的名言是第一卷开宗名义所提出的问题，而整本《社会契约论》可以说都是为了解释这句话。

为此他提出了本书的核心观点公意学说。卢梭追溯了现实社会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认为人类在原始状态下是天然平等的，广袤无垠的森林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活动空间，人们的欲求极少，他们不需要依靠别人来生活，他们饿了吃野果，渴了饮溪水，困了就地而卧，连野兽都和他们没有敌意，和平共处。人们在这种状态中不必处心积虑地讨好他人，更没有必要靠奴役他人来实现自己不劳而获的目的，因为那是很不划算的做法：“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因为他力量不但比我大，而且还相当腐化、懒惰、凶恶，竟至强迫我替他觅取食物，而他自己却无所事事呢？那么，这个人就必须下定决心时时刻刻注意着我，在他要睡觉的时候，还得十分小心地把我捆绑起来，免得我会逃掉，或者把他杀死，也就是说，他必须甘愿给自己增加一种负担，而这种负担远比他自己想避免的和他所加给我的大得多。”但是私有制的出现使得这一切都被破坏了，为了私利人类开始表里不一，开始了争斗，开始了奴役状态。所以有了生而自由但又无往不在枷锁中。毫无疑问人们对于这种奴役已经毫无知觉，统治者为了统治必须建立契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依照卢梭的观点，这种契约不是依靠强力而完成的，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一种协商的结果。他认为这种结合的形式是用共同的力量保证生命和财产，服从契约就是服从自己的意愿，这是人们组建契约的本意，因为这里人们没有失去他最本质的东西——自由，虽然自由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但是人们仍然像以往那样自由。只要这个契约是符合公意的，人们所得就大于所失，因为人们失去的是“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的权利”，获得的却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此外还有道德的自由，这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公意理论有着自己的致命缺陷，首先就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公意和众意的界限尽管可能自己已经尽力的区分了，但无疑在很多人看来中区分是不严密的，不清晰的，也是有着内在的矛盾的。在卢梭看来，公意就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升华，首先它不是众意，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是“1＋1＝2”的简单累加，而公意却是个别意志相加后多出来的一部分，是“1＋1›2”的结构形式，“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就是构功能大于元功能之和，产生的一种系统优化力量；按照涂尔干主义的解释，它是一种“看不见的实在（invisiblereality）”，是一种人们使心灵依归的“集体力（collectiveforce）”。这一部分本来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是卢梭接下来的阐述导致了致命问题的出现。卢梭主张人民主权，主权凌驾于一切之上，他又把主权看成公意的运用，权力受公意指导就成了主权，因为公意是源于自由，所以主权不可转让和分割，就像灵魂之于生命，转移和分割都意味着死亡。这是非常可怕的，公意的至上性就意味着，以公意的名义实行暴政成为了可能更重要的是这种“权力”是不可转让的，一旦这种公意陷入疯狂，内部的“良知人士”连从围城中冲出来的机会都没有，公意的集合体不容许背叛，是否像极了法西斯这种极端主义？

其次卢梭又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公意永远是正确的，因为公意以共同利益为依归，不是指向个人利益或者团体意志，卢梭将公意与法律类比以自己的方式论证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普遍性，因而公意永久正确的，更成为了正义的代名词。可以想象一旦走向公意的对立面那就意味着毫无疑问的被判为异端，公民的自由和人权可以想象几乎无法保障，陷入卢梭所说的奴役状态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

再次，“如果当人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之间又没有任何勾结；那末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而且讨论的结果总是好的。但是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种集团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说就成为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分歧在数量上是减少了，而所得的结果却更缺乏公意。”这段引文中，卢梭认为公意正是为了协调个人意志才产生的，没有个人意志的分歧和冲突，公意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了，公意不可以被代表。这一点无疑也是好的，但是后来卢梭认为共和国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而直接民主直接行使公民权利无疑又是卢梭所期望的形式，至此卢梭又背叛了自己的言论，少数服从多数，众意又一次替代了公意。这无疑是致命的。《社会契约论》一度成为专制主义甚至是集权主义理论教科书的原因就在于此。

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对“自由”的认识深刻而独到，其研究往往发人深省、独树一帜。他用以下引语开始了以卢梭为主题的广播演讲：“我始于不受限制的自由，终于不受限制的专制主义。”这句话实际上反映了伯林对卢梭的基本判断，即卢梭热爱自由，但其追求自由的方案最终却走向专制。

在卢梭之前的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另一位大家霍布斯认为人们为了避免自然状态中狼对狼式的灾难性结果，交出部分自由，结成社会契约，形成主权，成立国家。自由像财产一样，是人的拥有物，是可以让渡和交换的。社会契约实质上是人们让渡和交换自由而最终达成的次优结果。卢梭却反对将自由视为可让渡和交换的物。卢梭对“自由”观念的特别强调是区别于以往契约论的原创性所在。在卢梭处，自由是绝对的，不可转让，不可分割。自由是人的根本属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有之，则为人；失之，则非人。卢梭没有像霍布斯那样从“权利”意义上而是人性上或者说人的哲学属性上定义自由。从“自由”这一关键概念与霍布斯的差别上看，卢梭的社会契约首先是人性的，其次才是政治的。因而，卢梭拒绝霍布斯式的妥协与让渡。霍布斯的方案，以牺牲部分自由换取秩序；在洛克处，只是对妥协的界限作出调整；在卢梭处则完全失效——自由不容妥协。在此，卢梭走进了死胡同：既不容妥协，如何结成契约？

于此同时卢梭却又走入了另一个死胡同，在此不得不提及一下卢梭在日内瓦定居多年深受加尔文主义的影响，卢梭的自然法观念是：人必须无条件服从法则。面对如此法则，自由将身处何地？

当然卢梭并非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试图将两个问题融合，对此他表述为“政治中以法律驾驭人的问题，相当于几何学中化圆为方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让人头晕目眩的“公意”理论，公意是抽象的整全概念，而非单纯的政治概念，它熔真理、美德、权力于一体，所以卢梭强调它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代表、永远正确。卢梭以公意融合了绝对的自由与绝对的规则。他得以地认为，在公意之中，两者都得到了完整的保存。然而，公意理论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专制。然后又回归到前文讨论的公意理论所存在的问题了，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专制。

公意范文篇5

关键词：卢梭；浪漫主义；政治思想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两部著作集中展现了卢梭的政治思想，在他阐明政治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依稀发现了一个浪漫主义者的情怀。有人说，浪漫主义的显著特征是以一种对以往怀有无限温馨回忆并对未来抱有无限幻想的思维方式强烈地反对现实的生活状态。卢梭有这种倾向，他在对现实的批判中描绘了一种未来社会的景象，并使社会革命的大潮在他身后汹涌澎湃。所以歌德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时代，而卢梭却开启了一个时代。”

1文明与自然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把自然状态看作是自由、幸福的“黄金时代”，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其乐融融地生活，有的只是自爱心和温暖的怜悯，自爱使得人们必须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而怜悯使得人们出于本能地帮助自己有苦难的同胞。在这种状态下，不仅没有私有的观念，而且没有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大家和平相处。“彼此间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关系，也没有人所公认的义务，所以他们既不可能是善的，也不可能使恶的。既无所谓邪恶，也无所谓美德。”卢梭认为“人生来都是善的，是种种制度才把人弄恶”，是文明社会破坏了人的本性。他说“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奠基者。”因此他发出“回到自然”中去的呼声。这明显地与当时崇尚理性热爱文明的时生了冲突。此文不仅主张消灭私有制，而且对理性也提出了质疑，卢梭认为理性并不意味着一切，也有它的缺陷。

现代的文明和理性培养出来的人由于受到无数的诱惑而变得烦恼和不安宁，所以他写道“人们不得不相互爱抚而又相互伤害；由于义务，人们生来就是仇敌；由于利益，人们必须相互欺骗。”由此我们看出，卢梭总是站在同时代人的前列，以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眼光审视并批判着现实社会，所以赫尔岑说：“当时伏尔泰还在为文明跟愚昧和无知作战时，卢梭却已经痛斥这种人为文明了”。其实卢梭在痛恨这种文明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种解决的方式：文明的缺陷要靠更高的文明来克服。人类只有不断地向前发展才能摆脱由文明带来的束缚。他所倡导的自然状态不是真正的原始社会，而是一种充满自然状态的自由与平等内容的未来社会。因为在卢梭看来自然状态必须改变，不能继续维持下去，如果人类不去改变生存方式的话等待人类的就是消灭。卢梭在理论上批判现实的文明，在实际生活中他也一直厌恶社交场合上的虚伪和矫揉造作，对自然无限向往，甚至一有机会就隐遁于自然中，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浪漫主义者的生存道路。

2自由与平等

说到自由，我们会马上想到卢梭的那句经典的论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是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开篇便提出的，可见自由在他的政治思想中的地位。在卢梭看来，唯有人类拥有了自由与平等才算实现了终级目标，相反地如果“一个人抛弃了自由，便贬低了自己的存在，抛弃了生活，便完全消灭了自己的存在，因为任何物质财富都不能抵偿这两种东西，所以无论以任何代价抛弃生命和自由，都是既违反自然同时也违反了理性。”可是看现实社会的文明人吧，他们生活在各种建制所束缚的枷锁中，虽然享受着和平与安宁，却倍受奴役。既然现代文明社会的私有制制造了不自由和不平等，那么就要推翻封建君主制，建立一种社会制度，实现平等实现自由。

在《社会契约》中他论述了如何改造社会即建立国家制度的原则，卢梭指出，建立社会契约的目的是保障每个缔约者的权利，这样契约既不有损于个人，又不忽略对个人的关怀，那便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象以往一样自由。”人们通过订立契约，恢复了本来属于他自己的权利。不仅如此，自由不只是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更重要的是不屈从于别人的意志，不为别人的意志所累，同时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让别人服从。所以卢梭说：“做了主人的人，就不可能有自由”。由此我们发现，卢梭认为自由与平等是不可分割的：平等，是因为没有他自由便不能存在。平等不能实现，永远谈不上自由，但平等又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平均和对等，而应该是这样：“至于平等，这个名词绝不是指权利与财富的程度应当绝对相等，而是说，就权力而言，则他应该不能成为任何暴力并且只有凭职位与法律才能加以行使；就财富而言，则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富得足以购买另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公民穷得不得不出卖自己”。自由与平等是卢梭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这个浪漫主义者的终极理想。

3公意与契约

卢梭认为自然状态虽然美好，但人们各自独立的力量很难保障自己的生存，只有改变孤立的生存方式联合起来，以共同的力量求得共同的发展，并且不妨碍任何个体的存在，那么就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契约，而这种契约必须是公意的体现。这种契约的本质是“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公意”又是什么呢？在卢梭看来，公意不是全体的意志，而是大多数人的意志，但这种大多数人的意志又与众意完全不同，众意是个别意志和利益的总和，而公意是每个公民的意志中趋于一致的真正共同的东西，因此卢梭说：“唯有公意才能按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因为如果说个别利益的对立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有派系就容易形成众意，防碍公意更好地表达和实现，国家就会陷入党派纷争而支离破碎。既然公意是公共意志的体现，而依契约建立起来的共同体——国家代表了人民的共同意志既公意，那么人民就必须服从这个政治共同体或者叫做主权者。主权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卢梭提出人民主权的四个原则：（1）主权不可转让，人民不必要找一个主权统治者。卢梭反对封建专制，也反对资本主义代议民主制，他说：“议员一旦选出，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2）主权不可分割。卢梭强烈反对孟德斯鸠的分权说，他认为孟德斯鸠没有形成正确的主权权威概念，是把主权权威的派生物理解为主权权威的组成部分了。（3）主权不可侵犯。政府和公民一样都不可侵犯主权，如果政府篡夺了人民主权，人民就有权推翻它。（4）主权不可代表。行政官员不代表人民的意志，只是受人民委派的办事员，人民有权选举罢免他们。这一切均来自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理想，我们尚且不论其实现的合理性，只是这种设想本身就足以证明卢梭昂扬在内心的革命激情。4道德与法治

在卢梭看来，政治与道德以及政治与法律都是不可分割的。卢梭在《爱弥尔》中提到：“企图把政治和道德分开来研究的人，结果是两种东西一样也弄不明白”。道德对政治的作用不容忽视，文明人与野蛮人在道德方面最重要的区别是他的自由不受自然率支配而是受自由率支配。“唯有道德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仅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卢梭重视道德的作用，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的，当时盛行的是一种宗教道德观，断言人们的道德规范是上帝规定的，上帝是判断善恶的唯一标准。但卢梭认为，人类的“内在的良知”是他们行为的法则，良心是道德的标准，使道德摆脱了神学的羁绊，这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显示了一个思想家的重要作用，虽然这种标准正确与否有待讨论。

卢梭重视道德的作用，他认为“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是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另外，卢梭还论述了法律的作用，法律思想也是社会契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法律是政治体唯一的动力，没有法律，已经形成的国家是没有灵魂的。法律“是公意的行为”，离开公意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因此，作为规定公意行为的法律而言，首先必须是全体人民的普遍意志。其次法律的适用者是全体人民，对所有人都采用统一尺度。因此即使主权者对人民发出号令，也绝不是法律，只是命令。这里充分体现了卢梭的平等思想，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也没有特权。那么这样的法律必须有好的立法者，他能确定什么样的法律适合于人民。因此立法的原则有二，一是任何人无权颁布法律，只有主权者才能颁布法律，立法权是共同意志的体现；二是法律只规定全体公民集体的抽象的行为，而不规定个别的具体的行为。“它可以确定一种王朝政府和一种世袭的继承制，但是它却不能选定一个国王，也不能指定一家王室。总之，一切有关个别对象的职能都丝毫不属于立法权力。”卢梭指出，立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类的自由与平等，社会上既不许有豪富，也不许有赤贫。他认识贫富悬殊造成的恶果是对公共幸福的严重损害。今天，我们审视卢梭和他的思想，也许会从中领悟些东西。

卢梭的政治思想中充斥着一个浪漫主义者激昂的情感，以他特有的对平民阶级的关爱和同情谱写着未来理想社会的政治篇章。卢梭的浪漫与卢梭的理性同样支撑着他的思想，所以许多人说卢梭是伟大的，也有许多人说卢梭是不老的，的确是这样，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回眸过去，我们会发现卢梭确有他的伟大之处不朽之处。他的政治思想值得后人不断地探求和研究。

参考文献

［1］于凤梧．卢梭思想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赵林．浪漫之魂——让雅克卢梭［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公意范文篇6

【论文摘要】：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勾画了一幅场景：每一个自由平等的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薏的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这个集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个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我们称之为共和国。

一、卢梭的法律思想

《社会契约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国家如何以其全部力量来捍卫和保障每个公民的人身和财富，确保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的意志，并且仍然像以前一样的自由。毫无疑问，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现象，法是保障个人的自由与平等，调节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秩序最有效的手段。如果说在自然状态之下，面对生活压力，迫于生存的需要使人类凝结为一个共同体，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以及人类对自由、平等等目标的向往的日益增长，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对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约定本身就是社会约定的应有之意，这也是法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法是怎么制订的？法的价值是什么？法是如何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平等的？卢梭的法律思想以其丰富的内涵，体现了其丰富的辩证法，展现了其高度的修辞技巧，这是就其文化层面而言，我们应当学习的地方。但是卢梭的法律思想也同样展示了其丰富的内容，文章择其要点，归纳如下：

1.法是主权者之行为，公意之宣告。本论断包含三层含义：首先，法是主权者之行为。谁是主权者？卢梭认为，"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它的成员称它为主权者。"①主权者，就其本质而言，是全体公民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法的制定主体是主权者，而不是君主，也不是贵族集团，这是民主制区分于贵族制与君主制的重要特点之一。同时，因为主权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作为主权者权力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法，也是至高无上的。其次，法是公意之宣告。公意概念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称之为核心概念绝不为过。但是，什么是公意？卢梭认为公意，即公共幸福，是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为了正确地阐述公意的涵义，卢梭区分了公意与众意，卢梭认为，"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②卢梭进一步认为，为了准确无误地表达公意，国家之内不准有派系存在，每个公民只能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不受制于其他任何的个人与团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意决不会犯错误，也才能保证法律正确无误的体现人民的意志。法律是公意的宣告，法律首先要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体现全体人民的意志。卢梭的法律思想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它的民主性，法律首要的关注在于公意，而不是君主或贵族的利益，也不是某一个政治派别的利益。另外，法律是人们对于自由和平等的追求日益向往及其在现实世界中的现状进行思考的结果，总是表现为特定的国家形式。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的过程，就是法的制定过程，卢梭的民主思想也同样体现在法的制定过程之中。卢梭极力主张全民公决，反对代议制，认为在代议制中，人民只有在其选择代表的时候是自由的，除此之外，人民都是社会的奴隶，也是自己所选的代表的奴隶。在此，卢梭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人民代表是否总是代表着人民的利益？现代民主国家对代表行使权利的诸多限制及人民对于其所选出的代表的监督，我想，也一定与卢梭的法律思想有着某种关联。再次，法律的对象具有普遍性。法律既然是公意的行为，法律的对象也只能考虑涉及人民公共利益的国家以及各种抽象的行为，而不能是个别的人或个别的行为。卢梭的这一法律思想至少体现了两层意义，一是法律调整的人是全体人民，而不是为某些特定的人量体裁衣定做的，不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的人的工具；二是法律调整的事具有全局性，是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的所有事情，而不是一部分事情。卢梭认为，"法律很可以规定有各种特权，但是它却绝不能把特权赋予某一个人；……一切有关个别对象的职能都丝毫不属于立法权力。"③卢梭的这一论述体现了平等思想以及后来许多法学家所津津乐道的"形式正义"。

2.法治国思想。法治对于我们并不陌生，但是什么是法治？按照目前通说，法治与人治相对，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完善的法制；二是法制在社会生活中的有效运行。但是什么是完善的法制？如何才能有效运行？学者们的论述各有千秋，难以一是。法治国思想也是卢梭《社会契约论》必然的逻辑结果。在《社会契约论》中设定的理想的共和国体制之下，社会约定、公意的准确表达、人民直投为制定完善的法制提供了"背景正义"，法制的有效运行则依赖于法制的权威。卢梭的法治思想至少包含了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法律至上性。因为主权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作为主权者的意志表述，法也具有至上性，"我们无须问君主是否超乎法律之上，因为君主也是国家的成员"。④二是依法治国。卢梭认为行政官只不过是主权者的公仆，法律的奴隶，必须严格遵守法律，依照法律办事。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卢梭认为，君主首先是国家的成员，一国的公民，他不具有超乎法律的任何特权。任何人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在法律面前承担平等的义务。

法律是政治体的行动和意志，是政治体得以生存和延续的强有力的手段。法律在社会中具有至上的权威，这也体现在卢梭的立法者理论中。卢梭认为，"立法者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家中的一个非凡人物"，⑤他不仅应该洞悉人世间的一切喜怒哀乐，而且善于改变人性，改变人的素质，使之得到加强。更重要的是，他应该超脱于共和国之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因他个人的感情而影响伟大、神圣的立法事业。在卢梭的眼里，最好的立法者当数上帝。该理论无疑是受到了古希腊哲学家及各个时期自然法理论发展的影响，虽然具有美丽的外衣，但仅仅是"乌托邦"，难以在人类社会实现。

二、卢梭法律思想评述：民主的法是良法？

任何伟大的人物都属于当时的时代，卢梭也同他们一样，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掀起过多大波浪，起了多大作用，都仅仅是当时时代精神的凝结，在今天看来，局限性难以避免。就其法律思想而言，私以为，在以下几个方面尚值得进一步的思考：一是其不成熟的自然法观，卢梭一方面承认，"存在着一种完全出自理性的普遍正义"，⑥只有上帝才是真正正义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情感的活动，我们的理性才能够趋于完善"，⑦认为理性来源于人的自爱心与怜悯心，人才是正义之源。二是"乌托邦"式的立法者理论，卢梭一方面认为公民所选的代表有可能与人民的利益相违背，另一方面又相信完全脱离共和国之外的人能洞悉共和国的一切，能实实在在地表达公意。三是文章想要重点探讨的问题，即民主的法是不是就是良法？

民主是西方国家最基本的政治哲学理念之一，千变万化，综合各种观点，就其主要内容而言，民主是与专制相对的一种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能体现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实现最大多数人的统治。民主的法，就是在自由、平等的背景正义下，在最大多数人的参与之下，按照一系列公开的程序所制定的所有法律规范的总称。民主的法是不是就永远正确？按照卢梭的观点，公意永远是公正的，作为公意的行为--法，也永远不会错误。但是公意会不会错误？如果一个国家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一项法律，目的旨在侵略积怨较深的另一个国家，我们能说这项法律是公正的吗？如果通过的法律是为了杀死无辜的人呢？卢梭思想的逻辑结果容易导致大众的专政，这已为许多学者及思想家所认识。事实上，纳粹德国及我国""的历史已经足以说明一切。民主的法不一定是良法，法除了表现为国家制度之外，也总是表现为一种文化形式，具有文化的延续性及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此外，法总是需要以一定形式存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一定的语言文字为依托，而语言文字及其涵义的发展变化并不总受制于民主制度。我国的学者对此应该深有体会，因为法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如何在我国开花结果是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情，我国法治之路面临重重困难，进展缓慢，与此不无关联。但是，怎么样的法律是良法，良法是怎么制定出来的？这是我们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什么是良法？"良"在英文中称之为"good"，在中文中与"善"相当，与"恶"相左，表现为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内心认可并具有为之向往和追求的驱动。私以为，良法就是正义之法。也许有人会说"正义"和"良"一样具有不可捉摸的面孔，以"正义"诠释"良"不免有循环解释之嫌。正义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作为社会的价值目标，我们依然可以从各个时期不同的论述中把握正义的基本脉搏。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一个人应当做他的能力使他所处的生活地位中的工作"，⑧也就是"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而不管社会对岗位安排是否正义，其实质就是不平等。亚里士多德在继承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纳入"平等"概念，将正义界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在财富分配上实行"按比例分配"原则，其实质是在认可个体差异的前提下，具有相同特性的人获得相同的财富，包含了后来法学家所说的"形式正义"的东西。马克思也将平等纳入正义范畴，认为正义是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和经济上的平等。与他们相较，斯宾塞和康得则认为与正义相联系的最高价值不是平等，而是自由。斯宾塞认为，自由的唯一限制是他人的平等的自由，只要没有侵犯他人的自由，每个人都可以干他所想干的事情。美国当今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则试图将自由和平等结合起来，认为正义包含两个原则：一是平等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二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有满足两个条件是才是正义的，即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其中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在第二个原则中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自由和平等是正义的两个最基本的价值，但并非是仅有的价值，有些人认为正义还包含安全价值。霍布斯和边沁均认为安全才是法律的首要目的，而自由和平等则仅仅处于从属的地位。综上所述，各人对于正义的理解仅仅是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深刻思索，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一种统合性的学说诠释"正义"，作者也不想给正义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从最为一般的意义上讲，正义应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正义应当包含自由、平等、民主、安全及人权等价值，并且当其发生冲突时，能做出最有利的选择；二是正义能够"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主张，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提高社会内聚性的程度"。⑨

判断一项历史的法律是不是良法，已有定论，但是判断当今现行的法律是不是良法，在利益多元化，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的今天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而且对于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观点，难有定论。但是从最通俗的意义上讲，良法应当具备以下几个要素：

1.正义性。这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立法者必须以正义为指导原则，法必须以实现社会正义为自己的最高目标；二是法必须包含正义的基本内容，即应当体现自由、平等、民主、安全及人权等理念，建立最低限度人权保障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程序公开及公正原则、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最低限度的人道主义待遇原则等，并且以正义为评判一项法律优劣的标准。

2.民主性。民主的法不一定是良法，但是不民主的一定不是良法，即使是一项着实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因为其不民主，也难以获得人民内心的认可，更别说获得权威了。民主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立法过程的民主，即应当保证最绝大多数的人参与立法，并且保证立法的一切信息为人民所知晓；二是法律应当确立一些内容，这些内容能够为执法的民主提供一些依据，并且当执法过程走上偏路时，能够及时纠正它，确保执法的民主得以准确无误地执行。如果说正义使法的本质及内容具有至上性的话，民主则使法的形式成为"人民自由的圣经"。此外，民主也是特定的统治阶级转移风险的有效形式。

3.科学性。科学性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法应该适应经济发展的规律，体现科技发展的需要及社会发展进程；二是法应该具有明确性，避免含糊不清，具有实际上的可操作性；三是法应该适应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并且能够提供一种模式避免因语言内在含义的改变而影响法的价值追求。

卢梭的思想博大精深，就其法律思想而言，西方国家的"民意"即源于公意观，西方国家如今所取得的民主法治成就也不能说与卢梭的思想没有关系。我国在经历了历史的许多磨难以后终于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也是法治思想不断发展的结果。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卢梭都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思想家。文章简要地论述了卢梭的法律思想，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不是为了抹煞卢梭的丰功伟绩，而是希望我国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能够对卢梭的巨著--《社会契约论》，引起新的热潮。

注释：

①《社会契约论》,卢梭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2月修订第2版,第25-26页.

②《社会契约论》,卢梭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2月修订第2版,第39页.

③《社会契约论》,卢梭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2月修订第2版,第50页.

④《社会契约论》,卢梭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2月修订第2版,第51页.

⑤《社会契约论》,卢梭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2月修订第2版,第55页.

⑥《社会契约论》,卢梭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2月修订第2版,第48页.

⑦《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著,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62年12月第1版,第85页.

公意范文篇7

关键词：社会契约论、公意、家庭起源论、暴力起源论

在本书中，卢梭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政治理论得到充分的论证。以下本文将就此展开讨论。

社会契约论的几个因素

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卢梭反驳了国家起源的两种理论：一是家庭起源理论；二是暴力起源理论。卢梭认为，家庭是最原始的、最自然的社会，在家庭中以父亲与子女的爱为基础。但在国家中，首领对人民没有这种爱，有的只是发号施令。可见，国家与家庭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他们之间也不可能有什么因袭关系。至于暴力论或者战争论。卢梭说，战争总是要基于一定利益目的之上的，但在自然状态下，谁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财产，所以私人间的战争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这就证明，硬说国家产生于强者的暴力和私人战争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同时，他也阐述了自己的国家理论，并且阐述了相关的因素。

1.前提之假设

（1）天赋人权

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存在着原始社会。“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而孩子也只有在需要父亲养育的时候，才依附于父亲。这种需要一旦停止，自然的联系也就解体。孩子们解除了他们对于父亲应有的服从，父亲解除了他们对于孩子应有的照顾以后，双方就都同等地恢复了独立状态。”从这种人性的角度出发，卢梭认为我们未尝不可以将家庭当作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将父子关系比作原始社会中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不过重要的是，“人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的”。卢梭还进一步批判了格老秀斯和霍布斯的观点。后两者都主张君主专制，认为人类一切权利都应该服务于统治者。卢梭认为他们的观点无异于在说，一群牛羊都有自己的首领，首领保护他们就是为了吃掉他们。正如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皇帝所说的“君王都是神明，或者说人民都是畜生”。或者说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人根本不是天然平等的，而是有些人天生是奴隶，另一些人天生是统治者。卢梭反对这种理论，认为这些只是一种君主的理论。作为一个天生的民主论者，卢梭指出，亚里士多德也许是对的，但他倒果为因了。因为假如真有天然的奴隶的话，那也只是因为已经现有违反了天然的奴隶。强力创造了奴隶并使他们永远成为奴隶。

（2）绝境

卢梭假设“人类曾经达到这样一种境地，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经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能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并且如果人类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消灭。

2.方式：公意与众意

公意在卢梭的政治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社会契约论、主权理论和法律理论等都与之密切相关。尤其是社会契约论，用一句话表达出来即是：“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突出公意，卢梭还进一步严格地区分了公意和众意。他认为公意与众意之间总是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

卢梭认为社会契约是基于公意产生的。在论述其成立具体方式，卢梭提到三个方面：第一转让，如此才可以做到对于所有的人的条件是同等的；第二，毫无保留地转让，这才能使“联合体”完美。如果一些人转让全部权利，而另外一些人只转让部分，那么后果就可能使社会或者国家变成另一些人推行暴政的工具；第三，只有全部转让，才能做到没有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人们可以从社会得到同样的权利，并增加社会的力量以及保护自己的利益。他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集合体才能体现人民最高的共同意志。而他之谓国家或者社会的产生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严格规定的方式下通过协议而产生的。

3.国家之产生

卢梭认为正是基于以上的前提条件和当时的绝境，人们为了自存才不得不让度自己的权利从而组成国家的。总而言之，国家的产生是基于公意的。正是如此，所以国家的立法权属于也只能属于人民。

即主权在民。卢梭还认为政府的产生，并不是契约的内容或契约本身的目的。政府只是人民为执行契约而创设的。他认为“公共力量就必须有一个适当的人把它结合在一起，并使它按照公意的指示而活动；他可以充当国家与主权者之间的联系，他对公共人格所起的作用很有点象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对一个人所起的作用那样。这就是国家之中所以要有政府的理由；政府和主权者往往被人混淆，其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政府就是在臣民与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中间体，它的职能就是使二者相互适应，它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护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

契约论本身的缺陷

1.前提之无法证明

卢梭提供的整个理论似乎是可以自足的，也就是说按照他的理论思路的话，我们可以推导出和他一样的结论。但是其前提是，我们必须认为卢梭提出的假设或者前提为真，因为“任何从错误的前提推导出的结论，其正确性都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卢梭的那些假设是否能遂人愿呢，或者说其说明足以说服我们并使我们相信他的假设是正确的呢？只要，我们认真地去想想，我们就会发现卢梭的前提的正确性与否之论证存在着许多困难。

首先，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是无法直接证明的。卢梭借助原始社会之假设来证明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然而我们对于古人类的生活习性的了解，或者说原始社会的了解，所借助的是对现存的一些原始部落的考察。可是，这些原始部落和我们所认为的原始社会的部落到底有多大共通之处。是有很大疑问的。因为即使这些部落真的原始社会的部落的承继，它们也经过了几万甚至几十万年的发展，他们的近况并不足以说明古人的情况。此外，这几年来的考古学不断地将可能是人类产生的日期往前推进，而每一次发现，都使我们将触角伸及上一次发现的几万年前，甚至几十万年前。相形之下，人类的文明史可谓其短。因而，在原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否自由而且平等或者自由平等有多大限度，依然是值得怀疑的。与其说，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笔者更认为这是人类文明史发展的一种必然，因为在可以考证的社会形态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和平等正是处于一种扩大和上升的趋势的。

其次，所谓绝境的出现，其证明也是有相当难度的。尽管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天，还依然无法完全摆脱自然的威胁。但是，是什么时候是人们感到如果不组成一个国家就生存无望呢？显然，现存的史料并无此类记载。因此，要通过信史加以论证也缺乏可能性。

再次，人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达成了所谓的社会契约之无法证明。当时人类社会居住本身的分散、交通的不便利都使得以那样一种全社会的公意达成契约成为不可能实现的行为。和第二点一样，这也是不可证知的。

就此“三不可知”而言，卢梭的理论是有缺陷的。他在逻辑上的严密并不能弥补他前提的可能性错误的不足。

2.前人不能为后人立法

按照社会契约论，国家或者法律的产生，乃是基于人民的合意。而我们知道，后人并没有参与社会契约的制订过程，而且往往在他们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之后，他们也没有明确地表示现行的社会契约是合乎他们的意愿的并承认该契约对他们的那种强制性的约束力。相反，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前人未经其同意而擅自加于他们的。于是，这里，社会契约论将不得不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人是否生而自由平等的？如果是，那么前人的契约自然无法约束后人，哪怕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因为，后人享有和他们对等的选择自己的生活的权利。如果不是，那么社会契约是如何达成的。

于是，紧接着下来的这个问题，将更加深刻。因为如果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而自由的，那么，社会契约论的基础将不复存在。这时候，我们又不禁要问，在这样一种悖论的情况下，社会契约论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卢梭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后世的持社会契约论的学者也一样未能令人满意地解答人们的疑惑。

3.强调公意不利于人权保护

在卢梭的国家起源理论中，涉及到人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先后问题。卢梭认为人民的权利先于国家权力而存在，国家权力的形成正是人民让度其权利的结果。至于人民是全部转让还是部分转让其权利，卢梭的观点是人民让度其全部权利组成国家，再由国家来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范围。这实际上将人权于消极的境地。一般来讲，法律中自由的含义是——“法不禁止即是自由。而卢梭的这种理论恰恰相反，人们自由的范围和界限由法律加以规定，而此外法律未加以规定的，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授权根据，所以必然也是法律所禁止的。而就此而言，使人权的范围大大缩小，是极不利于人权保护的。

此外，卢梭在书中过分强调公共利益，而忽视了个人之权益。由于，卢梭深深地意识到当时社会各种弊端和压迫正是由于私有制造成的，为了消灭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制度，卢梭过分地强调了公益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完全把自己纳入到共同体中去，并且消灭自己的个性，这样这个社会才是完美的。因此，他同时也抹杀了个性存在的必要和必然性。

忽视了对个体予以保护对于整个共同体的存续的作用。

因此，尽管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宣称“人生而自由平等”，但是由于卢梭社会契约论本身所在的这种人权观的实质，也必然地造成了法国大革命中种种悲剧。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学习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他的理论。从而发现他不足之处。

结论

总而言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社会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推动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理论上本身的缺陷。他之谓“我要探讨的是权利的道理，而不是事实”，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理解，但是这种唯心的论证方法，显然还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也正是因此，才不断地有人对所谓的“社会契约论”提出挑战。

参考资料：

1.【英】鲍桑奎著，《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2.【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徐爱国、李桂林、郭义贵著，《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公意范文篇8

所谓主权的绝对性，说的就是主权者对于主权范围内的任何个体、组织都具有不受限制的权威。卢梭的主权者或者国家是一个道德的人格，这个道德人格与所有的人格遵循一个同样的逻辑——自我保存的逻辑，也就是以保存自身——全体为目的。这样的目的决定了主权者必须对于个体具有绝对的权威，卢梭特别采用了一个有机体的比喻，“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他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这个比喻所述说的道理就是整体高于个体，但是也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个体的生命在整体之中才有意义，卢梭似乎主要强调前一层意思，这后一层意义被黑格尔发扬了。至此，卢梭适时地提出了主权的定义，他的主权概念是，这种整体对于个体的绝对的支配权力受到公意的指导时就是主权。他之所以要突出受到公意的指导，是因为公意是主权的本质所在，以往的理论家没有正确地区分主权和从主权派生出来的东西，把个别性的行为误解为主权行为。

既然主权是绝对的，那么，在主权之下如何保留个体的权利存在的空间呢？卢梭说，除了公共人格之外，我们还得考虑那些构成公共人格的私人。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是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必须考虑的。不管你如何突出公共人格，都不能否定个体生命和自由的天然存在这样一个客观事实。问题在于如何界别公民的权利和主权者的权利，区别他以臣民的身份应尽的义务和以人的资格应该具有的自然权利。

这里我们马上就发现卢梭看起来自相矛盾，因为前面他特别强调缔结社会契约时每一个人必须彻底全部地出让，既然彻底出让，彻底地社会化（在卢梭这里也就是政治化），为什么个人还享有自然权利呢？个人还有什么可以对抗主权者的权利呢？（权利的概念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对抗的资格）如果个人保留某些自然的权利，还有什么主权者不能介入的领域，那么在那个权利的范围内，不还是自然状态吗？社会不还是处于不稳定之中吗？

看到这个矛盾，我们自然也会联想起前面卢梭关于社会状态下私人财产权的论述。既然在形成集体的那一瞬间，每个缔约者要把他本身和他的全部献给集体，为什么还会存在私人的财产权？卢梭解释说，这种转让不是对个人财富的剥夺，而是保证他们对自己财富的合法享有，也就是说，转让行为在同一块土地上创设了两种权利，一种是主权者的权利，另一种是所有者的权利，由于这个转让，我们才能说国家有领土，也由于这个转让，个人对土地的占有才成其为权利。卢梭对财产权的论述对于整个权利的论述都是有意义的，人们出让自由，不是被剥夺自由，而是合法地享有自由，也就是使自由服从相互约定的条件。这里我们可以联系前面第一卷第八章讲的自然的自由——社会的自由（法律下的自由或公意约束下的自由）——道德自由，所有这些论述证明了一点，就是，自然的自由或权利并没有被国家无偿地剥夺，而是发生了转化。但是卢梭压根也没有说过，社会转化是有限的。

在第二卷，卢梭的调子发生改变，他承认，每个人转让出去的一切权力、财富、自由，仅仅是全部之中其用途对于集体有重要关系的那部分。如果是这样，那么个人便保留某些权力、财富和自由。哪些对集体有用呢？换句话说，哪些可以为集体所用呢？卢梭说，只有主权者才能决定。对于卢梭的“全部出让——部分出让”的不一致，我尝试这样解释：全部出让指的是彻底的社会化，而不是被彻底剥夺，有限出让指的是直接为国家所用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一部分转移给国家，一部分由个人保留，但是什么该转移给国家，只能由主权者决定。因为全部转让，个人的一切都服从法律，都负有社会义务，一旦共同利益需要，主权者就可以要求其出让一部分。前者是后者的前提。

这样，我们就逐渐接近卢梭所谓的主权的边界了。这个边界，是由什么划定的呢？是主权的内在规定性所划定的。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卢梭说，主权者对于每一个成员具有绝对的支配权，但是这不是说主权者可以为所欲为，相反，主权者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个限制是什么呢？那就是主权之为主权的内在逻辑。不要忘记，卢梭的主权是受公意指导的，“主权不外是公意的运用”，而公意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使意志得以公意化的与其说是投票的数目还不如说是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公意若要真正成为公意，就应该在它的目的上以及在它的本质上都同样地是公意。”主权者行事不能毫无理由，而只能从全体出发，为公共利益而对臣民施加义务。卢梭说，“主权者这方面，却决不能给臣民加以任何一种对于集体是毫无用处的约束，他甚至于不可以有这种意图，因为在理性的法则之下，恰如在自然的法则之下一样，任何事情决不能是毫无理由的。”这也就是说，国家是一个理性存在物，应该服从理性的法则。对于国家来说，根本的理性法则就是公共利益。

卢梭接下来进一步论证主权的内在规定性——在目的上和在本质上都是公意——来源于社会契约的平等精神及由此产生的正义概念。社会契约之所以成为义务，或具有约束力，就因为它们是相互的，人们在履行约定时不可能只是为别人效劳而不是同时也为自己效劳。没有一个人不是把每个人这个词当成他自己。这就决定了公意必须从全体出发才能适用于全体。一旦倾向于个别的、特定的目标时，它就丧失了它天然的公正性。社会公约在公民之间确立了平等，以至于大家都遵守同样的条件并且应该全都享有同样的权利。

根据上述论述，卢梭界说了主权行为的概念。卢梭说，主权行为是共同体和它的成员之间的一种约定。它是合法的约定，公平的约定，有益的约定，稳固的约定。其实在卢梭的概念中，主权行为就是立法行为。

卢梭回应了前面提出的难题，即如何区别与公民相应的权利和与主权相应的权利。卢梭在提出这个难题时特别加了一个脚注，请求读者不要责备他自相矛盾，他说，由于语言的贫乏，所以他无法避免这种矛盾。他请读者少待。到底他说的矛盾——表面的矛盾——是什么呢？为什么又是因为语言的贫乏呢？中文译注解释道，“作者认为公民和主权者两个名词是可以互相通用的，但在此处又强调二者的区别。”译注而且把全部出让和个人保留自然权利的矛盾包括在这个矛盾内。译注的解释是错误的，因为，第一、卢梭的脚注不是放在“自然权利之后”，所以不包括后半段；第二、卢梭说，个人作为主权者的成员称为公民，而社会共同体当它是主动的时称为主权者，它从来没有把公民和主权者通用。我理解卢梭的意思是，既然公民是主权者的成员，为什么又把二者对立起来，说公民应该享有权利，主权者应该享有权利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卢梭关心的是构成国家人格的那些天然地独立于国家公共人格之外的私人的权利。但这里他没有一个合适的词来表述这些私人，所以只好用公民的概念，但公民的概念和主权者又具有同质性。

在我们读完全章之后，其实在读完第八段之后，就可以理解卢梭其实并不矛盾了。他说，要问主权者和公民这两者相应的权利究竟到达什么限度，那就等于是问公民对自己本身——每个人对于全体以及全体对于每个人——能规定到什么地步。这就是说，主权者的权利不是无所不包的，或无需理由的，而是有限度的，根据社会公约的权利平等的精神，主权者的权利范围就是所有公民的公共利益的范围。卢梭还进一步说，主权权利（权力）不会超出，也不能超出公共约定的界限。这种约定留给私人的财富和自由，他们可以任意处置。这里所谓的公共约定不是原始的社会契约，而是根据原始的社会契约而做出的主权行为，其实就是立法行为。也就是说，主权者在形式上只能进行普遍性立法，不能采取个别行为。这个形式需要服从一个实质的理性法则——公共利益。

至此，卢梭完成了它的主权难题：主权是绝对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同时国家之内又给公民留出了一个权利的空间。

当然，我们发现，卢梭对于主权的限制不是外在的他律，而是自律；不是靠分散主权，以权制权，而是靠集中形成真正的公意，天然公正的意志。

公意范文篇9

一、卢梭的设计

平等的民主观假定存在着一个和谐完美的社会状态，存在着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完全平等的社会。平等的民主观肯定自由的价值，为了实现自由的理想，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只有通过集体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为了化个人的力量为集体的力量，就需要纪律，必要时还需要强制，迫使个人为集体的目标服务。这时，人虽然为纪律所强制，但是人却因此而更加自由了。平等的民主观隐含着这样一种政治观：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政治领域拥有唯一的真理，包容了人的全部存在，政治哲学包含了所有人类生活的真谛，政治民主也就包含了所有方面的民主。1

平等的民主观的思想根源在于把法国十八世纪的思想观念即自然秩序、理性、平等和自由观念极端化。平等的民主观认为，人性是善的，是可以完善的。具有良善本性的自然人是绝对的参考标准，据此所有现存传统、既成制度以及社会安排都必须推翻重造，而最终目的则是保护人的完整的权利和自由。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要把人从既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就要剥夺人身上的不构成共同人性的因素，把人还原为自然的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消灭所有差别和不平等，消灭特权，消灭所有权力和服从的中介点，排除人身上的所有集团和传统利益集团的因素。所以，平等的民主观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均是人，是人的理性和人的得救。它认为，为了加快人类走向自然和谐的步伐，有必要使用强权。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是平等的民主观的代表人物。卢梭思想的核心在于他的公意思想。在卢梭看来，公意是类似于数学真理或柏拉图式观念的东西，它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人民的意志，它“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它与众意不同，“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所以，公意并不是所有人的意志，而是人民的意志，并且也不是人民的考虑，因为“人们总是愿意自己幸福，但人们并不总是能看清楚幸福。人民是决不会被腐蚀的，但人民却往往会受欺骗，而且唯有在这时候，人民才好像会愿意要不好的东西。”2不过人民不是所有的人，而只限于认同于公意和公共利益的人。为了造就认同于公意的人，就要塑造新人，在政治生活中教育和培养人们无拘无束地表达公意，根除利己主义，恢复人的自然的良善本性。塑造的方式是通过掌权者即卢梭的立法者抽掉个人所固有的因素，从而“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赋予个人以本身之外的、而且非靠他人帮助便无法运用的力量。把每个人都改造到“若不靠其余所有的人，就会等于无物，就会一事无成”，并且由此而导致的“整体所获得的力量等于或者优于全体个人的天然力量的总和”3。于是，个人主义为集体主义所取代，利己主义为美德所取代，个人意志也将完全服从于公意，每个人均“能够自由地服从并能够驯顺地承担起公共福祉的羁轭”4，人类也就进入了最完美的境界。显然，卢梭想塑造的新人是纯粹的政治动物，毫无特定的私人或社会忠诚，也没有党派利益，一心只忠于公意，一心只为公共利益服务，能够自由地祛除遮蔽了真与善的种种不符合公意的打算、利益、偏好或偏见。并且如果有人拒绝成为新人，那么就可以迫使他成为新人，因为拒绝成为新人，无异于拒绝服从公意，“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5平等的民主自然而然地拥有了无视个人权利、随时使用强权的正当理由。

公意的外在化是主权者，而主权者就是自然和谐秩序的实际代表。卢梭把外在化的公意和人民主权观念相结合，塑造了平等的民主观，它的内涵是排除党派政治，反对代议制度，尊重多数的至高权威，重人治轻法治，祈求合乎标准的人民，祈求神明式的立法者，追求政治生活规模的最大化。

排除党派政治的理由是，公意的确认只能通过全体人民而不是部分人民的努力，只能通过作为纯粹个人的人民，而不是作为某一党派成员的人民的努力。“如果当人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勾结；那末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而且讨论的结果总会是好的。但是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种集团对它的成员来说就成为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这时候我们可以说，投票者的数目已经不再与人数相等，而只与集团的数目相等了。分歧在数量上是减少了，而所得的结果却更缺乏公意。最后，当这些集团中有一个是如此之大，以致于超过了其他一切集团的分歧；这时，就不再有公意，而占优势的意见便只不过是一个个别的意见。”所以，“为了很好地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并且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为了发扬光大公意并使人民不犯错误，就要消除党派，如果消灭不了，那么就增殖其数目并防止各个党派之间的不平等。

在卢梭看来，党派制度既然是阻碍公意正确表达的因素，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自然也会阻碍民主。因为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不过是党派的分立和制衡，而党派集团总是从自己的立场作出判断；如果一旦一个集团取得了优势，所谓平衡也随之丧失，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也就成了空话；而即使真的势均力敌，由于各个集团均在不同的方向使劲，结果也只能是无所作为。立法的目的不是获得平衡和妥协，而是根据公意行事，为人民谋福祉，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既然做不到这些，那显然是不民主的。

反对代议制的理由与排除党派因素相同，因为公意既然不能通过党派来表达，自然也不能通过某个代议团体或机构来表达。何况主权作为外化的公意既不能转让，也就不能代表。“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构成的，而意志又是决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因此，人民的议员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他们并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凡是不曾为人民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那根本就不是法律。”6古代罗马人和古希腊人经常集会、既行使主权又行使部分政府权利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热爱自由，而英国人民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英国人民就成了议员的奴隶。因为“不管怎样，只要一个民族举出了自己的代表，他们就不再是自由的了；他们就不复存在了。”7所以，卢梭心里的民主实际上就是直接民主，一种一致同意的民主，一种程序极为简单最好是不需要程序的民主。

强调极端的人民主权，其结果必然就是承认事实上的多数专制，否定宪政制度，也就是以人治替代法治。从理论上来看，卢梭并不认为多数的意志本身就是公意，甚至是所有人的意志也不是公意，因为人民也可能会受骗。公意若要真正成为公意，就应该在它的目的上以及在它的的本质上都同样地是公意。所以，公意必须从全体出发，才能对全体都适用。使意志得以公意化的与其说是投票的数目，倒不如说是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但是卢梭也认为，“唯有一种法律，就其本性而言，必须要有全体一致的同意；那就是社会公约。”除去原始契约需要全体一致的同意外，“投票的大多数永远可以约束其他一切人的。”其原因则是“公民是同意了一切法律的，即使是那些违反他们的意愿而通过的法律，即使是那些他们若胆敢违犯其中的任何一条都要受到惩罚的法律。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就是公意；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公民并且是自由的。当人们在人民大会上提议制定一项法律时，他们向人民所提问的，精确地说，并不是人民究竟是赞成这个提议还是反对这个提议，而是它是不是符合公意；而这个公益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意志。每个人在投票时都说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于是从票数的计算里就可以得出公意的宣告。因此，与我相反的意见若是占了上风，那并不证明别的，只是证明我错了，只是证明我所估计的公意并不是公意。假如我的个别意见居然胜过了公意，那末我就是做了另一桩并非我原来所想要做的事；而在这时候，我就不是自由的了。”卢梭虽然对此作了一个补充，“当然，这要假定公意的一切特征仍然存在于多数之中。”8但是，这一假定在实际上是没有保障的，所以卢梭的推理只能无条件地给予多数以至高无上的权力，给其以人民的名义指鹿为马、信口雌黄的自由。实际的政治后果则必然是多数的权力可以不受任何约束，谁反对多数，谁就是人民的敌人，谁就应当被无情地加以消灭。

多数权力至高无上的结果就是人治替代法治。卢梭的确尊重法律的价值，因为他也认识到法律对于自由的价值，但他在本质上尊重人治甚于法治，因为“国家的生存绝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立法权。”9，过去的法律对于现在没有约束力，只要主权者认为不适当，就可以“千百次地废除它们”。这就在理论上摧毁了法治，从而也就摧毁了宪政制度生存的可能性。

在卢梭看来，严格的民主或者真正的民主从未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因为实现民主的条件非常苛刻：一是要有一个很小的国家，使人民很容易集会并使每个公民都能很容易认识所有其他的公民。二是要有极其淳朴的风尚，以免发生种种繁剧的事务和棘手的争论。然后，要有地位上与财产上的高度平等，否则权利上和权威上的平等便无法长期维持。三是要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奢侈，因为奢侈或则是财富的结果，或则是使财富成为必需；它会同时腐蚀富人和穷人，对于前者是以占有欲来腐蚀，对于后者是以贪婪心来腐蚀；它会把国家出卖给软弱，出卖给虚荣；它会剥夺掉国家的全体公民，使他们这一些人成为那一些人的奴隶，并使他们全体都沦为舆论的奴隶。不仅如此，而且“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无止地开大会来讨论公共事务；并且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人民若是因此而建立起来各种机构，就不会不引起行政形式的改变。”10

不过，如果存在经常能够治理得很好的人民，他们就不需要被人统治，他们就有资格享受民主。当然，这样的人民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就有必要对新生的一代进行新式教育，对已经存在的人民大众进行再教育，塑造民主所需要的人。所谓民主所需要的人也就是具有很高德行的人，也就是所谓适于立法的人，即“那种虽然自己已经由于某种起源、利益或约定的结合而联系在一起，但还完全不曾负荷过法律的真正羁轭的人民；就是那种没有根深蒂固的传统与迷信的人民；就是那种不怕被突然的侵略所摧毁的人民；就是那种自身既不参与四邻的争端，而又能独立抵抗任何邻人或者是能借助于其中的一个以抵御另一个的人民；就是那种不需要其他民族便可以过活，而所有其他的民族不需要他们也可以过活的人民；就是那种既不富有也不贫穷而能自给自足的人民；最后，还得是那种能结合古代民族的坚定性与新生民族的驯顺性的人民。”11

但是，由谁来充当教育者呢？卢梭转而祈求全能的立法者。卢梭心中的立法者形象是：“为了发现能适合于各个民族的最好的社会规则，就需要有一种能够洞察人类的全部感情而又不受任何感情所支配的最高的智慧；它与我们人性没有任何关系，但又能认识人性的深处；它自身的幸福虽与我们无关，然而它又很愿意关怀我们的幸福；最后，在时势的推移里，它照顾到长远的光荣，能在这个世纪里工作，而在下个世纪里享受。”12这个立法者显然就是神明，是在一切方面都表现非凡的人物。

卢梭也希望立法者能够拥有“不以暴力而能约束人、不以论证而能说服人的权威”13，用神圣的权威来约束那些为人类的深思熟虑所无法感动的人们，而不是直接用暴力去强迫。但是，既然立法者能够合法地运用暴力，它在无法借助信仰权威之时，就会直接诉诸暴力，这时又有谁能够制约立法者呢？祈求神明并赋予其不受制约的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引来貌似神明、自称圣灵、滥用强权的暴君。

最后，卢梭还希望人民能够时刻关心政治，把政治事务当成他们的主要事务。他认为，如果公民对公共聚会太冷漠，“一旦公共服务不再成为公民的主要事情，并且公民宁愿掏自己的钱口袋而不愿本人亲身来服务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濒临毁灭了。”14他希望，人民能够时刻保持政治热情，永无休止地参与政治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自由。这势必导致社会生活的全面政治化。塔尔蒙说：“高度情感化的集体政治行动势必抹杀私人生活领域，富有激情的群体可以施加极其暴虐的压力，政治扩大到人类生活所有领域，不留丝毫余地，这是走向极权主义的最为便捷的途径。”15把政治看成人类生活的核心，把所有人花极大的精力亲自参与政治当成是摆脱奴役的关键，卢梭最终完成了设计平等的民主观的使命。

二、法国大革命的实践

卢梭的民主理论把人民主权观念推向极端，但其结果必然是把民主推向专制暴政的极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专政就是运用卢梭思想改造社会的政治实验，雅各宾专政的实践揭示了平等的民主观何以想追求民主却走向专制暴政的逻辑。

首先，雅各宾分子为了实现他们心目中的民主，主张利用国家强权来塑造新人。1793年6月雅各宾分子执政，执政的第一个月就公布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法令。他们的想法是以国家代替父权，把年轻的一代教育成新时代的人，爱劳动、守纪律，与被认为已经腐烂的不可救药的人隔离开来。对于成人，则实施再教育，并选举道德模范，从六十岁以上的人中选品德高尚者为道德监护。当然，由于战争迫在眉睫，这一塑造新人的措施实际上只停留在口头上和纸面上，并没有替代既存的教育制度。但为了塑造新人，雅各宾派却实施了钳制舆论、实施新闻管制的政策，查禁了所有被认为是阳奉阴违的学院、学术机构、医学机构、艺术团体、法律机构，逮捕甚至处死被认为是反革命的作家、记者，报纸或者是被封闭，或者成为政府的喉舌。中国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幽灵在法国大革命中再显威风。

其次，以人治替代法治。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废除司法程序，废除司法独立，只要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的命令就可以逮捕任何人，只要经国民公会多数决议就可以把任何人送交革命法庭，而革命法庭的审判只是一种形式，只是执行两个委员会和国民公会的决议。二是视宪政程序为无物，一旦国民公会不如其心意，他们就动员民众走进国民公会，干扰议会的正常议事活动，或者发动“广场短路”，也就是越过国民公会，越过宪政程序，敲响钟楼的警钟，直接召唤民众集会，取得人民的支持，胁迫国民公会，或者干脆直接号召人民起义，用武装力量迫使国民公会就范，重新制宪。所以，雅各宾专政时期的国民公会总是面临着种种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当权者，来自群情激昂的民众，更来自恐怖统治的威胁。其结果就是宪政结构时刻处于不受约束的人民主权的威胁之下，大批的人由于失却了正当司法程序的保护而被随便送上了断头台。丹东派代表人物在审判之时竟被剥夺了申辩权，并匆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罗伯斯庇尔及其战友圣茹斯特等也因为其反对者利用国民公会的不受制约的多数权力而被捕，并丝毫未经司法审判而被押上断头台。卢梭说：“没有别的政府是像民主的政府或者人民的政府那样易于发生内战和内乱的了；因为没有任何别的政府是那样强烈地而又那样不断地倾向于改变自己的形式的，也没有任何别的政府是需要以更大的警觉和勇气来维持自己的形式的。正是在这种体制下，公民就特别应该以力量和恒心来武装自己，并且在自己的一生中天天都应该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背诵。。。。。。‘我愿自由而有危险，但不愿安宁而受奴役。’”16雅各宾专政由于废除了法治，的确是充满内战和内乱的民主，但是公民却似乎也没有因此而滋生足够的力量和恒心，他们恰恰因为失去了法制的保障而丢掉了安宁，他们并没有摆脱奴役，他们想争取自由，但他们获得的却是杀人和被杀的自由，他们时时处于丧命的危险之中。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社会思想背景时发现：“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有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我立即看到，这是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那些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全然不知；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憾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这些可怜虫！他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先辈四百年前用当时朴实有力的法语所表达的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17以废除法治来获得自由，获得的只能是杀人和被杀的自由，只能是奴役者的自由和被奴役者的不自由。

第三，清除所有党派，消灭所有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中介机构，让人民以一盘散沙的形式直接面对国家，直接表达自己的真正意志，从而澄清公意。于是所有的民众团体被强制解散。即使是雅各宾派本身，罗伯斯庇尔也曾经想取消其存在，只是由于政治活动的需要才不得不保留，但也只是允许其自由集会，只允许其作为松散的俱乐部存在，不允许其发展壮大，拒绝各民众团体合并到雅各宾派的要求，更不允许其发展成熟的组织形式。在大范围的民主政治中，广泛的民众政治参与如果没有借助一定的制度机制加以组织化，其结果就必然是民主本身无法制度化，成为骚乱的民主，不稳定的民主，短命的民主。雅各宾专政消灭党派组织，其结果就是刚刚建立的民主因为缺乏组织机制去整合人民参与而总是处于风雨之中；雅各宾派本身也始终没有及时发育成一个成熟的政党，把民众的宝贵支持组织起来，为自己执掌政权打下牢固的组织基础。雅各宾派虽然在实际上掌握了国家权力，但由于缺乏坚实的组织基础，其实际地位却非常脆弱，不堪一击。

第四，界分敌我，实施恐怖政治，消灭所有被划为人民敌人的人。先是把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保皇党人和人民事业的捍卫者两个部分，然后又把人民事业的捍卫者即爱国者分为具有邪恶的公民和具有真正信仰的人，并且在具有真正信仰的人中还要划分出层次出来，从中选出道德典型。在敌我区分中，甚至反对卢梭也成了反对人民的标准。而且为了明显区分爱国者和人民的敌人，居然设想要给爱国者分发“爱国公民证书”。这种划分的直接后果是，一旦罗伯斯庇尔掌握了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以后，这些被视为不同层次的人民敌人的人就会依次惨遭屠杀。在雅各宾专政期间，凡是与罗伯斯庇尔不同政见者，均被视为人民的敌人，可以根据国民公会的多数表决通过的决议处死。1793年10月处死了在押的吉伦特派领导人。1794年3月，罗伯斯庇尔逮捕了违背其意愿要把恐怖统治推向极端的埃贝尔派的领导人。1793年11月，罗伯斯庇尔又逮捕并处死了违背其意愿要求终止恐怖统治、主张恢复法制、提倡司法与人道相结合的丹东派，并于1794年4月将其主要代表人物送上了断头台。救国委员会高度集权，特派员手握生杀大权，可以滥行恐怖，肆意杀人。即使雅各宾俱乐部也经历了多次内部清洗，并且每次集会均有人进行严密监视。暴力统治的高峰是1794年6月国民公会通过的牧月法令。该法令大大简化了审判程序，预审制度和辩护人制度均被取消，惩罚全部为死刑，并且没有证据也可以通过自由心证法得以定罪处死。结果大批无辜者惨遭杀害，人头纷纷落地。实施恐怖统治的间接后果则是因为支持政权的人民越划越少，而敌人则越划越多，政权的基础越来越薄弱，政权最终为自己树立的强大敌人所推翻。

雅各宾专政作为一次平等的民主的实验，并没有机会实现平等民主观所许诺的自由和平等，因为还没有等到新人塑造好，还没有等到清除掉所有人民敌人，还没有等到具备完备民主所需要的所有条件，雅各宾分子就被自己的政敌用他们对付政敌的办法清除掉了。1794年7月27日，反雅各宾分子在国民公会以多数票通过决议，逮捕罗伯斯庇尔兄弟和圣茹斯特等人，并于次日清晨未经审判便把他们送上了断头台。在雅各宾专政之后，法国民主的恐怖气氛虽然有所缓和，但是并未摆脱平等的民主观的逻辑。骚乱的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最后总是以独裁制度的诞生而告终。法国民主很快便为拿破仑的军事独裁所取代，而1799年独裁宪法的起草者也恰恰是1789年人权宣言的作者、1791年宪法的起草者西耶士，这决不是偶然的。

三、古希腊的回顾

当然，雅各宾专政可以说成是非常时期的民主实验，因为当时处于革命的状态，处于情势紧急的战争状态，而革命、战争总是免不了要运用暴力的。但是，如果在平常时期，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的实践将会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平等的民主观所包含的理想原则及其可能的政治后果。

平等的民主观的终极理想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当然在两者之中它更重视平等的价值，平等先于自由，平等重于自由，为了贯彻平等也可以牺牲自由。

从逻辑上来看，为了贯彻平等，我们也可以同时贯彻自由，因为在平等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贯彻每一个人具有同样的自由。但是，在民主中贯彻彻底的平等，我们必然失去自由。因为我们若只要求贯彻数字上的平等，即人头数的平等，从而赋予多数的意志以至高无上的品德和权利，认为多数的意志是公正的和终极的，那么我们的自由完全可能因为多数的绝对意志而被剥夺殆尽。于是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立刻就蜕变为数量上占优势的多数派的专制。这就是重视平等的民主在逻辑上可能而在事实上却是必然的结局。这就是卢梭虽然在理论上只承认一致同意原则但在政策层面上主张多数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原因。

平等的民主观重视平等，也可以为民主做出贡献，因为它主张人人除德行与才智的差别以外不得有任何差别，人人应该享有相同的权利，人人应该均等地享受均等的法律保护并均等地接受法律的惩罚。不承认任何出身的差别，也不承认特权的世袭，人人拥有平等的普选权，人人拥有相同的社会地位，人人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甚至人人能够过上同等的富裕生活。

但是如果继续沿着平等的路线走下去，我们就会闯入沼泽区，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观本身存在着许多陷阱，其中之一就是它并不必然保护自由，而且很可能为了平等而牺牲自由。而自由一旦为平等所牺牲，民主就必然自趋灭亡。因为从逻辑上看，只有在人人皆有自由的前提下，人们才有发言权，人们才有可能自由地提出民主的要求。而没有自由，就意味着没有发言权，而一旦没有发言权，又有谁能够提出民主的要求呢？所以不存在自由，就不可能存在持久的民主要求，而没有持久的民主要求，民主就不可能持久。何况不存在自由的民主必然蜕化为民主的暴政，而民主的暴政也就等于民主的死亡；没有自由的平等，也必然蜕化为奴役的平等，奴役的平等不可能支撑实在的民主。所以，无视自由、只求平等的民主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阿基里斯之踵。这同时也说明，民主必须以自由为前提，无论在逻辑上还是时间上，自由均应先于民主而实现，而现实的持久的民主也应以保护自由为前提。因为民主一旦失去自由，哪怕是失去自由表达的自由，也会变成死气沉沉、荒诞无稽的民主。

陷阱之二在于它只是强调多数意志的权威，强调人民主权高于法律之上。厉行民主，把人民主权推向极端，强调多数的至上权威，必将毁灭保障自由的法律，赤裸裸地以多数意志取代正当的司法程序和法律的权威，从而退回到危险的人治，最终必将导致多数的暴政。托克维尔认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东西”，“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人世间没有一个权威因其本身值得尊重或因其拥有的权利不可侵犯，而使我愿意承认它可以任意行动而不受监督，和随便发号施令而无人抵制。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做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做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18君主掌握绝对权力将导致暴政，多数掌握绝对权力，也将导致暴政。法治灭，暴政兴，自由就丧失了土壤，民主之树也必将枯萎。

陷阱之三是它要求每个人均能平等地参与政治，而这势必造成政治肥大症。因为要求每个人均全心全意致力于政治事务，这势必导致社会生活的结构失衡。于是，民主越完美，政治越肥大，经济生活则越萎缩，公民的生活也就越困苦。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贫穷的多数就会利用政治捷径，即运用多数的权威以均贫富为理由来没收经济境况相对较好者的财产，通过低度水平的均贫富来使大众的心理得到暂时的平衡。而一旦大众的心理暂时得到平衡，参与政治的热情也由此而达到顶峰，但是经济生活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善，相反还可能因为抑制了一部分人的经济创造力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地步。越是贫困，越需要政治捷径，越是运用政治捷径，经济生活就会越困顿，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必然导致公民参政热情的衰竭，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也必然因此而枯萎。当然，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偏爱直接民主，要求所有人均能平等地积极参与政治，其理由是堂而皇之的：亲自行使权力胜于把权力委托他人。但是直接民主实行的结果很可能导致政治肥大与经济萎缩综合症，此外间接的结果则很可能是赋予政治实体以过分的权力，从而限制个人自由。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陷阱之四就是它祈求专家式的公民，要求每一个公民均是政治专家。由于现实不可能满足这一要求，所以变通的办法可能就是：或者在观念上简化政治生活的技术难度，把复杂的政治生活简单化，公民一旦在其位，即有能力谋其政，或者公民素质有朝一日会有很大的提高，从而在逻辑上满足低素质公民参与政治的必要条件；或者就干脆放弃祈求公民，转而寻求圣贤圣哲。前者只能寄希望于遥远的未来，所以当前的民主就被无限期地推延了；放弃对公民的祈求，就等于是承认放弃民主。所以，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也可能因此而走向灭亡。

古希腊民主的典型是雅典民主。在雅典民主政治中，“依从数学概念，则平民群众必需具有最高权力；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19个人的自由不受保护，个人的命运为集体所摆布。个人的人格不受尊重，并且时刻受到怀疑。集体对个人的评价反复无常，对个人的迫害也残酷无情。它尊重个人平等的权威，但是不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它实行贝壳流放的制度，据此，凡被认为是危害城邦安全的公民，可以不经司法审判，只要经过全体公民投票并经多数确认就可以把任何公民处死或者放逐到以弗所的埃尔蒙多5到10年。贝壳流放制度实行的结果就是很多为多数所不容的杰出公民惨遭处死或者流放的厄运，杰出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贝壳民主的牺牲品。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中，每个公民的确能够平等地参与公共决策，但是它禁止存在个人独立性，不保护个人的自由。集体的决定、集体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每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彻底服从集体的决定。于是平等参与决策权就蜕变为每个人均拥有侵犯、迫害他人的自由。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每个人支配所有人，所有人支配每个人，结果肯定是每个人均没有自由，而所有的支配权最终则可能落实在独裁者手里。而这时，民主也就消声匿迹了。这就是雅典民主既骚乱且短命的原因之一。

雅典民主是短命的，其原因之二就在于它尊重多数的意志，而不尊重法律的权威。这就意味着多数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也就是立法至上或人民主权至上取代了法律至上。这时，每个雅典公民均可以提出立法动议去满足一时突发的奇想，于是雅典的法律尽管是以书面形式加以精确表述的，是明确的，但是由于立法意志可以随时修改法律，所以没有人能够确切地保证，今天有效的法令到明天是否还能继续有效。于是所谓法治就成了表面文章，成了披着法治外衣的人治。人民高于法律，民主就会无限扩张，民主也必然变成绝对的无节制的统治。对此，萨托利精辟地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希腊社会中的‘人民权力’作为一种越来越不可抗拒的力量发挥着作用，因为只要民众认可的就能变成法律，而他们行使这种蛮横任性、没有限度的权力则不受任何限制。”20那就是，一旦多数人掌握了未经驯化的绝对权力，也同样会不堪容忍各种束缚，甚至也不能容忍他们自己通过法律而加诸自己的束缚。

雅典民主短命的原因之三在于民主过分扩大造成的政治肥大症。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人离不开城邦，所以城邦几乎是无所不管的。由于只能由城邦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公民的祸福系于城邦的命运，所以所有公民就会自然而然地参与城邦政治活动。幸亏雅典公民有奴隶代其劳动，从而有较充分的闲暇从事政治活动，不过即便如此，奴隶劳动的替代也只能是部分的，大量的非奴隶主公民还必须亲自谋生。这时，充分参与政治就可能导致不充分从事经济，而一旦在政治上能够较方便地解决经济问题，在经济上贫困却渴望富裕、在政治上通过民主机制掌握政治权力的公民就可能经常使用政治手段来改善自己的困境。解决经济问题的最方便的政治手段莫过于均贫富，而均贫富的后果就可能是消耗掉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阻碍经济发展，进一步恶化经济状况。经济状况越是恶化，政治手段就越可能受到青睐，政治手段越受到青睐，经济状况就越恶化，整个社会就进入了恶性循环，直到民主体制完全崩溃。亚里士多德曾经描述过这一现实：“平民领袖们为了讨好群众，不惜加害著名人物，以重课和捐献督责他们，使他们倾家荡产，沦为贫户，或诬告富有之家于法庭，俾可没收他们的资财；这样，最后终至逼迫贵要阶级结合成为反抗力量，”颠覆民主制度。21亚里士多德把雅典的民主政治视为恶劣的多数统治，与恶劣的少数统治即寡头政治相提并论，绝不是出于对民主的偏见，而是对城邦民主生活政治肥大症事实的确切概括。古希腊民主最终均毁于种种极端的政治斗争，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导致的政治肥大症显然就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平等的民主观思想发源于十八世纪，但作为实践却早就出现在古希腊时代。卢梭在其著作中多次称赞古希腊的民主的原因就在于古希腊民主实践与平等民主观在逻辑上的耦合。法国大革命虽然是革命战争时期以卢梭思想为蓝本的民主实验，但把它看作古希腊民主教训的重演，也不为不妥。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以平等为直接目标，以自由为终极目的的平等的民主再次重演于中国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描写的古希腊民主的闹剧，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中国的大民主，除了时代、地点不同，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雷同之处：它们都是骚乱的、短命的，都是人治取代法治，多数意志最终是权力意志压制个人权利，即使手握生杀大权者也无法正常行使公民权利，无法得到司法程序的正当保护；而平等的民主所导致的政治肥大症也不仅没有解决经济问题，反而使很贫困的经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四、自由的民主观

与平等民主观对立存在的民主观是自由的民主观。自由民主观把政治看作是一种试错的过程，认为政治体制是人类灵智在实践中自发创造的产物，它认可在非政治领域个人和集体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成果，不认为唯一的真理存在于政治领域。它不象平等的民主观那样，非常明确地认为人类社会有一个能够实现的美好理想，存在一个理想的自由王国；它对终极目的的描述均是否定性的，并且认为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而运用暴力是邪恶的。自由民主人士相信，即使不使用暴力强制，人类社会总有一天会通过试错的过程达到理想和谐的状态。自由的民主观也追求自由和平等，并认为自由先于平等，自由重于平等。22所以，自由的民主观是以自由为导向的民主观。当然，即使是以自由为导向的民主，只要超越些许的限度，结果仍可能是不幸的，因为自由一旦激起了民主的欲望，民主欲望的极端化仍然可能随时因要求平等而压倒自由，从而使民主自毁长城。

所以，自由的民主观认为，持久且运转良好的民主存在着诸多界限，在此之内，民主将保护自由，从而也保护民主的基石；在此之外，民主将摧毁自由，摧毁自己的基石。因此，自由的民主观认为，为了保护自由，为了建设持久的民主，必须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国家权力；限制政治生活的正常范围；建设民主所需要的适当的自由经济条件；维护法治，维护法律的权威；通过竞争性的选拔制度和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高效率地开发并配置有限的知识资源。

自由的民主观认为，只有在有限权力的国家里，个人自由才有可能得到切实的保障。托克维尔指出，在权力面前“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它前进和使它延迟前进时，自由就要遭到破坏。”23如果民主国家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该国家就不可能是仁慈的、保护自由的国家；相反，它极有可能变成凶恶的、摧残自由而最终只追求奴役式平等的国家。因为人类生活的经验已经表明，绝对权力的国家必然意味着无限的权力，而无限的权力必然意味着最小限度的个人自由。一旦无限的国家权力成为事实，自由和民主也必将一起消失。以平等为导向的平等民主观强调多数的权威，其隐含的意味就是政治共同体拥有绝对的权力。而自由的民主观只希望国家能够提供保护以免于人际的压迫，自由的民主制度本身就是驯化国家权力使之无法压迫个人的制度设置。

自由的民主并不天真地要求所有人均能平等地参与政治。因为它不要求每个人均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政治事务。它尊重这一事实：政治事务只是人类所有事务的一部分，在人类社会中，政治事务并不是最重要的。自由的民主关心的是个人的自由：个人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个人创造经济财富、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所以，它不会导致政治肥大症，不会只运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因为与其用政治方法去解决经济问题，不如运用经济方法去解决经济问题，而一旦在政治上建立了创造财富的经济自由的保障机制，人民的生活也自然而然地会变得更好。恐怕没有什么幸福生活是政治的直接奇迹。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现实是个人的创造力创造财富、创造幸福生活，而所谓的政治奇迹不过是政治放松对个人财富创造力的压制、给予个人以创造财富的自由从而导致经济富裕的奇迹。

因此，自由的民主不偏爱直接民主，相反，它注重间接民主的真实价值。直接民主可能使得政治权力在公意的名义下不受任何制约，从而直接威胁到人类的正常生活。而间接民主虽然可能并不充分表达民意，但是它却可以排除掉许多不相干的不负责任的直接民主因素。并且，政治权力在间接民主的条件下，也无法借助至高无上的公意来对抗所有可能的制约。这就为钳制大规模的政治权力误用或滥用提供了逻辑上的可能性。

自由的民主的经济条件首先就是每个人必须先填饱肚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填饱肚子，就会有生命危险，也就谈不上自由，谈不上民主了。自由，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固然不能解决饥饿问题，但面包也同样不能解决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问题。因为填饱肚子虽然是自由的必要经济条件，但显然不是其充分条件。在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的需要因时而异，并且意识到这一点。在饥饿的时侯，人们想到了面包；在被押上断头台的时侯，人们就会想到政治自由的可贵。所以，面包固然重要，但民主的关键恐怕更在于政治上免于强制、免于权力的压迫。因为民主的真谛在于自由地表示同意。一旦公民失去了自由，也就不可能自由地表示同意，即使公民拥有选举权，也仍然是不自由的。“在刺刀下举行的一种公民投票或选举，或只能投赞成票或不准有反对派候选人的投票或选举，显然就说明不是自由地表示同意。”24经济自由作为民主的条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表示同意的自由直接相关。暴力的限制固然可以剥夺任何人的表示同意的权利，非暴力的限制也同样可以有效地制约某个人表示同意的自由，而经济上的强制就是行之有效的非暴力的强制之一。经济上的强制既可以是私人的强制，也可以是国家的强制，关键在于被强制者的经济生活资源控制在谁的手里。如果经济生活资源控制在国家手里，那么公民的生命就在国家的控制之中，公民就不可能自由地对抗国家，哪怕是自由地表示同意或反对也不可能。如果经济生活资源控制在极少数人手里，那么公民的生命就掌握在极个别人手里，公民的自由也只能取决于极少数人的意志。不管哪种强制，公民均不可能拥有政治的自由，民主自然不是徒有其表就是彻底灭亡。所以，为所有人广开财路，为所有人提供创造财富的市场制度是自由的民主的适当的经济条件。因为在这一经济制度下，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可以自主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决肚子问题，从而自主地表示同意。只有这样，公民才能获得经济上的自由，从而为获得政治上的自由提供虽不是充分但也是很必要的条件。

自由的民主观认为，我们服从法律就可以使我们免于服从主子，只有法律才能保护自由，只有法律才能使我们持久地拥有自由。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法律如果不是既定的，那么就需要去制定。如果法律是制定的，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承认法律是多数意志的产物，在此就可能意味着意志高于法律，意味着立法者统治，或者干脆就是人治。这可能导致一种危险，即一部分人可能无视法律，甚至是自己制定的法律，从而对另一部分人实行残暴的人治。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法律可能不是制定的，而是既定的，或者是早就存在的。这时，法律就无需制定，只要执行法律的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不断发现即可。但这可能导致一种危险：法官在执法过程中可能不把自己视为法律的发现者，而是把自己视为立法者。这可能导致法官专制，其危害程度也决不亚于立法者暴政。那么自由的民主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呢？

自由的民主观设想了一种立宪制度，以维持“人治”和“法治”之间的持久均衡，从而维护法律的权威，制约任何绝对权力的可能性。立宪制度尊重“人治”即尊重立法者的立法权，但是规定立法方式受到严格的立法程序的限制，法律形式本身就包含对法律内容的限制，立法的范围受最高法律的限制。与此同时，立宪制度也尊重“法治”，在立宪制度中给予法官以独立的政治地位，使之在司法过程中掌握一定的司法审查权，以审查部分立法的合法性。在现代社会里，民主政治实际上可能更偏爱立法，但是只要存在着严格的立法程序，存在着确实的更高的法律，存在着依法独立行使的行政权，存在着实质性的司法独立，并且独立的法官还能够捍卫法理和正当的法律程序，那么自由的民主仍然可以遏制代表多数意志的立法者任意践踏法律、继而毁灭自由、葬送民主的可能性。就如托克维尔所说：“假如把立法机构组织得既能代表多数又一定不受多数的激情所摆布，使行政权拥有自主其事的权利，让司法当局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外，那就可以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政府，而又使暴政无机会肆虐。”25

在政治思想史上，自柏拉图以来就有人一直认为，政府的终极目的是人类的福利，而只有那些具有最多知识和最高智慧的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事增进人类福利的事业。所以，从政者必须具有很高的才能。以平等为导向的平等的民主观也认为，民主意味着所有的人均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由此就得出了这一结论：民主必须以高素质的公民为前提。由于现实的公民不可能均有很高的素质，所以许多人对民主抱悲观的态度。有些人因此而祈求于“哲学王”统治，因为杰出的群众难找，杰出的个人总是要好找一些。有些人则认为无论怎样，两害相权，民主的祸害总比专制的祸害要小。这些人的误区在于他们持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观，同时又错误地以为只有大智大慧才有可能给人类创造福祉。自由的民主观敢于直面人类的无知，认为人类的知识不管如何进步，人们总是难以摆脱无知的境地。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乞求全知全能，不在于乞求哲学王，也不在于乞求高素质的公民，而在于如何高效率地开发并配置有限的知识资源。自由的民主采取的措施就是建立竞争性的民主制度，通过竞争机制发现政治人才，并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使通过竞争机制选拔出来的政治人才自觉地为大众的福祉服务。竞争性的人才选拔机制可以选拔出无知者中之多知者，使其有限的知识为无限的大众的福祉服务；同时也促使无知者尽力摆脱无知境地，尽最大的努力去开拓未知的领域。这就成功地解决了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观所无法解决的知识困境，从而为建立现实的民主创造了知识条件，同时也永久性地埋葬了哲学王的专制。

所以，自由的民主意味着个人自由的保障、意味着法治和宪政，而其核心则是建立对权力的制约机制。它认为，任何未受制约的权力，无论为一个人还是为一群人所掌握，均具有侵犯无权者的可能性。为了遏制权力的侵略性，只能运用具体的制度，把竞争性注入权力，并以竞争性替代侵略性。“竞争出现在文明进程中，恰恰是为了限制、教化、最重要的是取代侵略性。”26权力的竞争性可能使我们疲于奔命，竞争的失败也可能导致失败者的种种不幸，但是我们毕竟掌握着竞争的自由、拥有退出竞争的自由，我们毕竟拥有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而在未受制约的富有侵略性的权力面前，除了坐以待毙，无权者别无选择。

这就是平等的民主观和自由的民主观的本质区别所在：平等的民主观关心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社会的公平分配，它以社会为中心，要在国家的权力中嵌入民众的权力，它关心国家权力的理性目标即民众的福利，但它却无意关心权力本身所具有的侵略性，也无意关心个人的自由问题，因为它不懂得个人的自由是现实且持久的民主的前提，不懂得权力的潜在危害。而自由的民主主张驯化富有侵略性的权力，主张从政治上保护所有人的自由，也就是保护公民免于国家压迫，保护任何公民未经正当程序，不得无缘无故被投入牢房。并关心可靠的保障机制，这就是法治和宪政。“（自由主义）特别关心政治约束、个人首创精神以及国家形式问题，（民主主义）则对福利、平等以及社会凝聚力特别敏感。”27一句话，平等民主观关注谁来掌权，自由的民主观关注如何掌权。

在当今世界上，国家权力由于控制技术的发展而与日俱增，“一种借助于技术力量而以指数速率膨胀的完全未经驯化的权力正在多么险恶地到处安营扎寨。”28由于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自己的理性开始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人定胜天，我们整个社会可以在非凡理性的指导下设计得非常完美。这就好象是一个精巧的时钟，事先设定，并能够一劳永逸地运转下去。在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性主义或唯科学主义作怪之下，有人居然天真地以为，对于人的管理将为对物的管理所取代；免于权力压迫、侵害的自由也将为对必然性认识的自由所取代；而自由的民主，也终将为理性的民主所取代。

殊不知，这种对于理性的天真信仰，对于权力的过分轻心，必然弱化对于无知的天然防卫，必然弱化对权力的天然制约，从而导致自由的丧失，导致权力对民主的扼杀。最终我们必将不得不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体验到所谓理性的民主其实只是徒有其表的民主。因为幻象中的理性往往就是现实中的无知；而一旦无知接近权力，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并缺乏制约的机制，那么幻象中所谓对物的管理必将是现实的对人的残暴统治。而这时，民主也已经为暴政所取代了。因此，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自由的民主。因为自由的民主对人的无知有深刻的了解，对权力从未掉以轻心，它不期望任何理想的超人，它也不期望唯唯喏喏的芸芸众生，它只是希望在既有的知识范围内，解决人生的实际问题，那就是运用制度的力量，制约权力，制约无知接近权力，让每一位芸芸众生免于国家权力的压迫，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充分发挥创造性，去开拓未知的领域，去创造惊人的财富，从而过上体面而富足的生活。

哈耶克说：“当人沿着曾导致他取得伟大成就之路继续前进时，他就会陷入最深的误区之中。”29以平等为导向的平等民主观的确也创造了非凡的成就，但是如果继续往前走，就会陷入民主的泥淖，从而葬送民主。在人类历史上，许多人前赴后继，奢望追求彻底平等的极端民主，最终获得的却是专制。人类先驱为了探索真正的民主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先人的教训值得后人汲取，先人的智慧值得后人牢记。选择自由的民主观，抛弃平等的民主观，这应该是现代人的明智选择。

注释

1J。L。Talmon：TheOriginsofTotalitarianDemocracy，BoulderandLondon：WestviewPress，1985，pp。1－3。

2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9页。

3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4页。

4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7页。

5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25页。

6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9页。

7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28页。

8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40页。

9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17页。

10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88页。

11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68页。

12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3页。

13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7页。

14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23－124页。

15J。L。Talmon。：TheOriginsofTotalitarianDemocracy，BoulderandLondon：WestviewPress，1985，pp。1－3。

16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89－90页

17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79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有。

18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89页。

1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1317b。

20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296页。

2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1305a。

22J。L。Talmon：TheOriginsofTotalitarianDemocracy，BoulderandLondon：WestviewPress，1985，pp。1－3。

23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89页。

24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上海译文出版社，1965年，第286页。

25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90－291页。

26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27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394页。

公意范文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