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戏范文10篇

公戏范文篇1

陕南汉中端公戏是中国傩文化的缩毕业文影，傩是中国古代驱逐疫疠、祈祷平安的宗教仪式，是人们在特定季节、特殊环境驱疫逐鬼的祭仪。端公戏体现出的傩文化同中国其它各地的傩文化一样，信奉的是系列傩神，这些傩神同人之间渗透着复杂的人伦关系，表现出鲜明的通过神灵文化展示人伦关怀的伦理特征。

首先，陕南汉中端公戏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是较为原始的傩文化的形式。傩文化起源于农耕社会小农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农耕时代笨拙的手工工具以及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使得人们认识、改造和征服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的低下脆弱，经常面临种种天灾人祸而无能为力、一筹莫展。长期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农耕者，不断地涌现出团团疑难与困惑。也不断地萌生出把给人带来幸福快乐和灾难痛苦的种种事、物、现象虚幻化和神秘化的观念。如奉五谷为神，奉风、雨、雷、电、瘟、痘为神，奉犬、虎、蛇、鸟为神等等。认为人世间的灾难祸福是这些神支配的。于是滋生出对这些神的种种敬畏和祈愿，企望风调雨顺、远离瘟疫、无病无灾、人畜安宁。秦巴山区，山高林密汉水源头，沟壑纵横。亿万年来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大自然育化了人类。人类在远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千方百计地寻求与大自然的沟通，在大巴山的深山老林。山民们跳傩成风，企盼神灵降福于他们，赶走可恶的鬼疫，寻求精神的慰籍。如陕南汉中的端公戏就有为人辟邪攘灾、遣瘟设送、遇旱则祈雨、遇丰则庆坛等内容。

其次，农耕社会形成的以家庭和宗族为细胞的宗法关系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使人们感到个人力量、家庭力量的弱小，于是幻生出对在生时的好人、能人、杰出人物和坏人、奸人等的神化。于是就有三清、三元、玉皇大帝等等。祈求这些神能奉请必到，到则显灵。保佑自己。陕南汉中历代端公们的神榜上供奉儒释道三届教主、观音菩萨、三清、玉皇、武帝官圣等神灵。这实际上就是把人世间的伦理道德转化为神的伦理道德，借助神伦，维护人伦。借助正义之神及其神伦、神力，驱逐邪恶及妖魔鬼怪，迫使坏人恶报，好人好报，以便维护人伦。老端公作为人神的沟通者，借助神力、神伦而彰显神善，显示和弘扬人伦。在陕南汉中，大多数端公较山民有文化，稍知天文地理、物候节气、医药病理，并能歌善舞，在当地略有威望，邻里有难，慷慨相助，家庭纠纷也请为调和。跳端公与病者神药两解；与常人。精神安慰与村政大事，有族长之威。如陕南端公戏《庚关躲煞》，唱到十月怀胎、生育、养育、抚养的过程，母亲由青春少女到耄耋龙钟，教育人们尊敬老人《十望郎》、《十盼姐》则唱到了爱情的美好和企盼。

二、古朴、豪放的表现形式

陕南汉中的端公戏有着悠久的历史，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其表现形式呈现出粗旷性与豪放性的特点。首先，是坛戏布置较朴实粗旷。事主按老端公的要求与安排。就地取材，用竹子、木头、纸张扎就傩堂和傩坛。取材简陋，不要求做太多的加工制作，剪纸制作的各种图像线条粗犷明快，傩堂布置的粗犷中也显示朴实大方的豪放之气。其次，法器、道具的朴实、粗犷和豪放。跳端公的法器是维系端公传承的重要凭证，其代代相传而产生的结果是较好地保留了原生态的傩文化。陕南端公在艺成出师时。要摆坛谢师，师傅要传法器、授师牌。所传法器有：神榜、师牌、令、法印、法铃、脚卦、号角、师刀、令旗、令箭、法衣、法裙、五佛冠、面具、坛神等等。老端公的法器道具众多，不用花太多的钱去置办，法衣是由一般红布裁剪制作而成，没有复杂的图案，法帽为五佛冠，冠面上的图像线条粗犷简洁。其它法器大都也比较简单。毋需精致。如果太精致昂贵，作为普通农民的老端公就购置不起了。此外，端公戏中使用的面具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具有古朴、豪放的典型特征。端公戏的面具有善有恶，有凶有猛，有美有丑，形态各异，用途各异。其制作大都选用杨、柳木制作，柔韧、易刻、轻巧。造型是根据传说故事进行绘制雕刻的，七窍镂空彩绘，线条粗犷豪放。

最后，唱腔朴实无华、粗犷豪放。老端公的唱腔种类虽然较多，但故意装腔作势之处极其少见，少有美声唱法，一般是通俗的大众性的唱法，张口即可诵唱，曲调也朴实无华。人人皆可，唱法和Ⅱ昌词都体现出山里人的粗犷与豪放的性格特质。

三、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陕南汉中的端公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因而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显现出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公戏范文篇2

陕南汉中端公戏是中国傩文化的缩毕业文影，傩是中国古代驱逐疫疠、祈祷平安的宗教仪式，是人们在特定季节、特殊环境驱疫逐鬼的祭仪。端公戏体现出的傩文化同中国其它各地的傩文化一样，信奉的是系列傩神，这些傩神同人之间渗透着复杂的人伦关系，表现出鲜明的通过神灵文化展示人伦关怀的伦理特征。

首先，陕南汉中端公戏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是较为原始的傩文化的形式。傩文化起源于农耕社会小农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农耕时代笨拙的手工工具以及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使得人们认识、改造和征服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的低下脆弱，经常面临种种天灾人祸而无能为力、一筹莫展。长期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农耕者，不断地涌现出团团疑难与困惑。也不断地萌生出把给人带来幸福快乐和灾难痛苦的种种事、物、现象虚幻化和神秘化的观念。如奉五谷为神，奉风、雨、雷、电、瘟、痘为神，奉犬、虎、蛇、鸟为神等等。认为人世间的灾难祸福是这些神支配的。于是滋生出对这些神的种种敬畏和祈愿，企望风调雨顺、远离瘟疫、无病无灾、人畜安宁。秦巴山区，山高林密汉水源头，沟壑纵横。亿万年来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大自然育化了人类。人类在远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千方百计地寻求与大自然的沟通，在大巴山的深山老林。山民们跳傩成风，企盼神灵降福于他们，赶走可恶的鬼疫，寻求精神的慰籍。如陕南汉中的端公戏就有为人辟邪攘灾、遣瘟设送、遇旱则祈雨、遇丰则庆坛等内容。

其次，农耕社会形成的以家庭和宗族为细胞的宗法关系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使人们感到个人力量、家庭力量的弱小，于是幻生出对在生时的好人、能人、杰出人物和坏人、奸人等的神化。于是就有三清、三元、玉皇大帝等等。祈求这些神能奉请必到，到则显灵。保佑自己。陕南汉中历代端公们的神榜上供奉儒释道三届教主、观音菩萨、三清、玉皇、武帝官圣等神灵。这实际上就是把人世间的伦理道德转化为神的伦理道德，借助神伦，维护人伦。借助正义之神及其神伦、神力，驱逐邪恶及妖魔鬼怪，迫使坏人恶报，好人好报，以便维护人伦。老端公作为人神的沟通者，借助神力、神伦而彰显神善，显示和弘扬人伦。在陕南汉中，大多数端公较山民有文化，稍知天文地理、物候节气、医药病理，并能歌善舞，在当地略有威望，邻里有难，慷慨相助，家庭纠纷也请为调和。跳端公与病者神药两解；与常人。精神安慰与村政大事，有族长之威。如陕南端公戏《庚关躲煞》，唱到十月怀胎、生育、养育、抚养的过程，母亲由青春少女到耄耋龙钟，教育人们尊敬老人《十望郎》、《十盼姐》则唱到了爱情的美好和企盼。

二、古朴、豪放的表现形式

陕南汉中的端公戏有着悠久的历史，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其表现形式呈现出粗旷性与豪放性的特点。首先，是坛戏布置较朴实粗旷。事主按老端公的要求与安排。就地取材，用竹子、木头、纸张扎就傩堂和傩坛。取材简陋，不要求做太多的加工制作，剪纸制作的各种图像线条粗犷明快，傩堂布置的粗犷中也显示朴实大方的豪放之气。转

其次，法器、道具的朴实、粗犷和豪放。跳端公的法器是维系端公传承的重要凭证，其代代相传而产生的结果是较好地保留了原生态的傩文化。陕南端公在艺成出师时。要摆坛谢师，师傅要传法器、授师牌。所传法器有：神榜、师牌、令、法印、法铃、脚卦、号角、师刀、令旗、令箭、法衣、法裙、五佛冠、面具、坛神等等。老端公的法器道具众多，不用花太多的钱去置办，法衣是由一般红布裁剪制作而成，没有复杂的图案，法帽为五佛冠，冠面上的图像线条粗犷简洁。其它法器大都也比较简单。毋需精致。如果太精致昂贵，作为普通农民的老端公就购置不起了。此外，端公戏中使用的面具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具有古朴、豪放的典型特征。端公戏的面具有善有恶，有凶有猛，有美有丑，形态各异，用途各异。其制作大都选用杨、柳木制作，柔韧、易刻、轻巧。造型是根据传说故事进行绘制雕刻的，七窍镂空彩绘，线条粗犷豪放。

最后，唱腔朴实无华、粗犷豪放。老端公的唱腔种类虽然较多，但故意装腔作势之处极其少见，少有美声唱法，一般是通俗的大众性的唱法，张口即可诵唱，曲调也朴实无华。人人皆可，唱法和Ⅱ昌词都体现出山里人的粗犷与豪放的性格特质。

三、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陕南汉中的端公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因而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显现出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首先。陕南汉中的端公戏和当地群众的民俗功利紧密结合。每当农户家里有久病不愈，误认为是鬼邪作崇，急需斩妖除邪时，或为消灾免难，亨运相通，为“神”庆贺，以表酬谢时，都需请会跳端公戏的端公前来举办“坛式”。如汉中古老的《羊皮鼓》的坛式内容有“领神鼓”、“占卦开坛”、“升幡请神”、“坎肩滴血”、“招兵降魔”、“起坛攘鼓”、“扎灶”、“登坛打路”等。这些“坛式”因场面各有取舍，按端公可分“三十六坛”、“七十二坛”不等。祭祀活动的内容相对也不确定。不具体。端公作为坛式的主持，时而是表演的艺人，时而是虚拟的神，贯穿整个祭祀活动的始终。使“人神同娱”的表演不仅具有随意性，而且具有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写意性。其表演形式主要是跳打羊皮鼓。这种鼓舞的表演形式和风格特点都打上了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如《羊皮鼓》的征战内容和表演中有模拟“盾牌”的羊皮鼓，藤棍“火枪”道具的使用就和秦汉流传在嘉陵江流域的“巴渝舞”征战内容，“盾”、“矛”器械表演有相似之处。这反映了《羊皮鼓》中表现的古代巴蜀文化同羌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后形成的美学特征。同时，鼓的运用也丰富了当地“祛灾、消难”的祭祀活动，由于增添了一种质朴的艺术美感而使其更具诱惑力，加之祭祀活动给《羊皮鼓》的表演铺垫了神秘的典型氛围。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综合表现出这一地区人民的民俗信仰。

公戏范文篇3

关键词：陕南汉中端公戏美学特征人伦关怀民俗粗旷豪放

陕南汉中端公戏是由上古人类跳傩衍进为巫师(现称端公)在“庆坛”中唱歌跳舞娱神娱人的一个地方剧种。端公戏的产生与陕南地区的风土民情密切相关。陕南重镇汉中位于中国腹心地区。它北通秦川，南接巴蜀，西连陇东，东达荆楚。古达的汉水、嘉陵江水系的水运交通和金牛道、褒斜道等发达的陆路交通，使得汉中成为古代军事、商贸、文化往来的交汇地带。此外，汉中历史悠久。是人类早期活动的古代文化分布区，也是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南北交融的结合地带。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了这片土地独特的文化内涵，这种地域性文化积淀形成了陕南端公戏的独特的美学特征。

一、通过神灵文化展示人伦关怀

陕南汉中端公戏是中国傩文化的缩影，傩是中国古代驱逐疫疠、祈祷平安的宗教仪式，是人们在特定季节、特殊环境驱疫逐鬼的祭仪。端公戏体现出的傩文化同中国其它各地的傩文化一样，信奉的是系列傩神，这些傩神同人之间渗透着复杂的人伦关系，表现出鲜明的通过神灵文化展示人伦关怀的伦理特征。

首先，陕南汉中端公戏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是较为原始的傩文化的形式。傩文化起源于农耕社会小农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农耕时代笨拙的手工工具以及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使得人们认识、改造和征服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的低下脆弱，经常面临种种天灾人祸而无能为力、一筹莫展。长期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农耕者，不断地涌现出团团疑难与困惑。也不断地萌生出把给人带来幸福快乐和灾难痛苦的种种事、物、现象虚幻化和神秘化的观念。如奉五谷为神，奉风、雨、雷、电、瘟、痘为神，奉犬、虎、蛇、鸟为神等等。认为人世间的灾难祸福是这些神支配的。于是滋生出对这些神的种种敬畏和祈愿，企望风调雨顺、远离瘟疫、无病无灾、人畜安宁。秦巴山区，山高林密汉水源头，沟壑纵横。亿万年来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大自然育化了人类。人类在远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千方百计地寻求与大自然的沟通，在大巴山的深山老林。山民们跳傩成风，企盼神灵降福于他们，赶走可恶的鬼疫，寻求精神的慰籍。如陕南汉中的端公戏就有为人辟邪攘灾、遣瘟设送、遇旱则祈雨、遇丰则庆坛等内容。

其次，农耕社会形成的以家庭和宗族为细胞的宗法关系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使人们感到个人力量、家庭力量的弱小，于是幻生出对在生时的好人、能人、杰出人物和坏人、奸人等的神化。于是就有三清、三元、玉皇大帝等等。祈求这些神能奉请必到，到则显灵。保佑自己。陕南汉中历代端公们的神榜上供奉儒释道三届教主、观音菩萨、三清、玉皇、武帝官圣等神灵。这实际上就是把人世间的伦理道德转化为神的伦理道德，借助神伦，维护人伦。借助正义之神及其神伦、神力，驱逐邪恶及妖魔鬼怪，迫使坏人恶报，好人好报，以便维护人伦。老端公作为人神的沟通者，借助神力、神伦而彰显神善，显示和弘扬人伦。在陕南汉中，大多数端公较山民有文化，稍知天文地理、物候节气、医药病理，并能歌善舞，在当地略有威望，邻里有难，慷慨相助，家庭纠纷也请为调和。跳端公与病者神药两解；与常人。精神安慰与村政大事，有族长之威。如陕南端公戏《庚关躲煞》，唱到十月怀胎、生育、养育、抚养的过程，母亲由青春少女到耄耋龙钟，教育人们尊敬老人《十望郎》、《十盼姐》则唱到了爱情的美好和企盼。

二、古朴、豪放的表现形式

陕南汉中的端公戏有着悠久的历史，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其表现形式呈现出粗旷性与豪放性的特点。首先，是坛戏布置较朴实粗旷。事主按老端公的要求与安排。就地取材，用竹子、木头、纸张扎就傩堂和傩坛。取材简陋，不要求做太多的加工制作，剪纸制作的各种图像线条粗犷明快，傩堂布置的粗犷中也显示朴实大方的豪放之气。

其次，法器、道具的朴实、粗犷和豪放。跳端公的法器是维系端公传承的重要凭证，其代代相传而产生的结果是较好地保留了原生态的傩文化。陕南端公在艺成出师时。要摆坛谢师，师傅要传法器、授师牌。所传法器有：神榜、师牌、令、法印、法铃、脚卦、号角、师刀、令旗、令箭、法衣、法裙、五佛冠、面具、坛神等等。老端公的法器道具众多，不用花太多的钱去置办，法衣是由一般红布裁剪制作而成，没有复杂的图案，法帽为五佛冠，冠面上的图像线条粗犷简洁。其它法器大都也比较简单。毋需精致。如果太精致昂贵，作为普通农民的老端公就购置不起了。此外，端公戏中使用的面具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具有古朴、豪放的典型特征。端公戏的面具有善有恶，有凶有猛，有美有丑，形态各异，用途各异。其制作大都选用杨、柳木制作，柔韧、易刻、轻巧。造型是根据传说故事进行绘制雕刻的，七窍镂空彩绘，线条粗犷豪放。

最后，唱腔朴实无华、粗犷豪放。老端公的唱腔种类虽然较多，但故意装腔作势之处极其少见，少有美声唱法，一般是通俗的大众性的唱法，张口即可诵唱，曲调也朴实无华。人人皆可，唱法和Ⅱ昌词都体现出山里人的粗犷与豪放的性格特质。

三、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陕南汉中的端公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因而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显现出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首先。陕南汉中的端公戏和当地群众的民俗功利紧密结合。每当农户家里有久病不愈，误认为是鬼邪作崇，急需斩妖除邪时，或为消灾免难，亨运相通，为“神”庆贺，以表酬谢时，都需请会跳端公戏的端公前来举办“坛式”。如汉中古老的《羊皮鼓》的坛式内容有“领神鼓”、“占卦开坛”、“升幡请神”、“坎肩滴血”、“招兵降魔”、“起坛攘鼓”、“扎灶”、“登坛打路”等。这些“坛式”因场面各有取舍，按端公可分“三十六坛”、“七十二坛”不等。祭祀活动的内容相对也不确定。不具体。端公作为坛式的主持，时而是表演的艺人，时而是虚拟的神，贯穿整个祭祀活动的始终。使“人神同娱”的表演不仅具有随意性，而且具有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写意性。其表演形式主要是跳打羊皮鼓。这种鼓舞的表演形式和风格特点都打上了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如《羊皮鼓》的征战内容和表演中有模拟“盾牌”的羊皮鼓，藤棍“火枪”道具的使用就和秦汉流传在嘉陵江流域的“巴渝舞”征战内容，“盾”、“矛”器械表演有相似之处。这反映了《羊皮鼓》中表现的古代巴蜀文化同羌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后形成的美学特征。同时，鼓的运用也丰富了当地“祛灾、消难”的祭祀活动，由于增添了一种质朴的艺术美感而使其更具诱惑力，加之祭祀活动给《羊皮鼓》的表演铺垫了神秘的典型氛围。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综合表现出这一地区人民的民俗信仰。

公戏范文篇4

关键词陕南汉中端公戏美学特征人伦关怀民俗粗旷豪放

陕南汉中端公戏是由上古人类跳傩衍进为巫师(现称端公)在“庆坛”中唱歌跳舞娱神娱人的一个地方剧种。端公戏的产生与陕南地区的风土民情密切相关。陕南重镇汉中位于中国腹心地区。它北通秦川，南接巴蜀，西连陇东，东达荆楚。古达的汉水、嘉陵江水系的水运交通和金牛道、褒斜道等发达的陆路交通，使得汉中成为古代军事、商贸、文化往来的交汇地带。此外，汉中历史悠久。是人类早期活动的古代文化分布区，也是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南北交融的结合地带。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了这片土地独特的文化内涵，这种地域性文化积淀形成了陕南端公戏的独特的美学特征。

一、通过神灵文化展示人伦关怀

陕南汉中端公戏是中国傩文化的缩影，傩是中国古代驱逐疫疠、祈祷平安的宗教仪式，是人们在特定季节、特殊环境驱疫逐鬼的祭仪。端公戏体现出的傩文化同中国其它各地的傩文化一样，信奉的是系列傩神，这些傩神同人之间渗透着复杂的人伦关系，表现出鲜明的通过神灵文化展示人伦关怀的伦理特征。

首先，陕南汉中端公戏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是较为原始的傩文化的形式。傩文化起源于农耕社会小农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农耕时代笨拙的手工工具以及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使得人们认识、改造和征服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的低下脆弱，经常面临种种天灾人祸而无能为力、一筹莫展。长期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农耕者，不断地涌现出团团疑难与困惑。也不断地萌生出把给人带来幸福快乐和灾难痛苦的种种事、物、现象虚幻化和神秘化的观念。如奉五谷为神，奉风、雨、雷、电、瘟、痘为神，奉犬、虎、蛇、鸟为神等等。认为人世间的灾难祸福是这些神支配的。于是滋生出对这些神的种种敬畏和祈愿，企望风调雨顺、远离瘟疫、无病无灾、人畜安宁。秦巴山区，山高林密汉水源头，沟壑纵横。亿万年来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大自然育化了人类。人类在远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千方百计地寻求与大自然的沟通，在大巴山的深山老林。山民们跳傩成风，企盼神灵降福于他们，赶走可恶的鬼疫，寻求精神的慰籍。如陕南汉中的端公戏就有为人辟邪攘灾、遣瘟设送、遇旱则祈雨、遇丰则庆坛等内容。

其次，农耕社会形成的以家庭和宗族为细胞的宗法关系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使人们感到个人力量、家庭力量的弱小，于是幻生出对在生时的好人、能人、杰出人物和坏人、奸人等的神化。于是就有三清、三元、玉皇大帝等等。祈求这些神能奉请必到，到则显灵。保佑自己。陕南汉中历代端公们的神榜上供奉儒释道三届教主、观音菩萨、三清、玉皇、武帝官圣等神灵。这实际上就是把人世间的伦理道德转化为神的伦理道德，借助神伦，维护人伦。借助正义之神及其神伦、神力，驱逐邪恶及妖魔鬼怪，迫使坏人恶报，好人好报，以便维护人伦。老端公作为人神的沟通者，借助神力、神伦而彰显神善，显示和弘扬人伦。在陕南汉中，大多数端公较山民有文化，稍知天文地理、物候节气、医药病理，并能歌善舞，在当地略有威望，邻里有难，慷慨相助，家庭纠纷也请为调和。跳端公与病者神药两解；与常人。精神安慰与村政大事，有族长之威。如陕南端公戏《庚关躲煞》，唱到十月怀胎、生育、养育、抚养的过程，母亲由青春少女到耄耋龙钟，教育人们尊敬老人《十望郎》、《十盼姐》则唱到了爱情的美好和企盼。

二、古朴、豪放的表现形式

陕南汉中的端公戏有着悠久的历史，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其表现形式呈现出粗旷性与豪放性的特点。首先，是坛戏布置较朴实粗旷。事主按老端公的要求与安排。就地取材，用竹子、木头、纸张扎就傩堂和傩坛。取材简陋，不要求做太多的加工制作，剪纸制作的各种图像线条粗犷明快，傩堂布置的粗犷中也显示朴实大方的豪放之气。

其次，法器、道具的朴实、粗犷和豪放。跳端公的法器是维系端公传承的重要凭证，其代代相传而产生的结果是较好地保留了原生态的傩文化。陕南端公在艺成出师时。要摆坛谢师，师傅要传法器、授师牌。所传法器有：神榜、师牌、令、法印、法铃、脚卦、号角、师刀、令旗、令箭、法衣、法裙、五佛冠、面具、坛神等等。老端公的法器道具众多，不用花太多的钱去置办，法衣是由一般红布裁剪制作而成，没有复杂的图案，法帽为五佛冠，冠面上的图像线条粗犷简洁。其它法器大都也比较简单。毋需精致。如果太精致昂贵，作为普通农民的老端公就购置不起了。此外，端公戏中使用的面具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具有古朴、豪放的典型特征。端公戏的面具有善有恶，有凶有猛，有美有丑，形态各异，用途各异。其制作大都选用杨、柳木制作，柔韧、易刻、轻巧。造型是根据传说故事进行绘制雕刻的，七窍镂空彩绘，线条粗犷豪放。

最后，唱腔朴实无华、粗犷豪放。老端公的唱腔种类虽然较多，但故意装腔作势之处极其少见，少有美声唱法，一般是通俗的大众性的唱法，张口即可诵唱，曲调也朴实无华。人人皆可，唱法和Ⅱ昌词都体现出山里人的粗犷与豪放的性格特质。

三、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陕南汉中的端公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因而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显现出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首先。陕南汉中的端公戏和当地群众的民俗功利紧密结合。每当农户家里有久病不愈，误认为是鬼邪作崇，急需斩妖除邪时，或为消灾免难，亨运相通，为“神”庆贺，以表酬谢时，都需请会跳端公戏的端公前来举办“坛式”。如汉中古老的《羊皮鼓》的坛式内容有“领神鼓”、“占卦开坛”、“升幡请神”、“坎肩滴血”、“招兵降魔”、“起坛攘鼓”、“扎灶”、“登坛打路”等。这些“坛式”因场面各有取舍，按端公可分“三十六坛”、“七十二坛”不等。祭祀活动的内容相对也不确定。不具体。端公作为坛式的主持，时而是表演的艺人，时而是虚拟的神，贯穿整个祭祀活动的始终。使“人神同娱”的表演不仅具有随意性，而且具有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写意性。其表演形式主要是跳打羊皮鼓。这种鼓舞的表演形式和风格特点都打上了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如《羊皮鼓》的征战内容和表演中有模拟“盾牌”的羊皮鼓，藤棍“火枪”道具的使用就和秦汉流传在嘉陵江流域的“巴渝舞”征战内容，“盾”、“矛”器械表演有相似之处。这反映了《羊皮鼓》中表现的古代巴蜀文化同羌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后形成的美学特征。同时，鼓的运用也丰富了当地“祛灾、消难”的祭祀活动，由于增添了一种质朴的艺术美感而使其更具诱惑力，加之祭祀活动给《羊皮鼓》的表演铺垫了神秘的典型氛围。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综合表现出这一地区人民的民俗信仰。

公戏范文篇5

陕南汉中端公戏是中国傩文化的缩毕业文影，傩是中国古代驱逐疫疠、祈祷平安的宗教仪式，是人们在特定季节、特殊环境驱疫逐鬼的祭仪。端公戏体现出的傩文化同中国其它各地的傩文化一样，信奉的是系列傩神，这些傩神同人之间渗透着复杂的人伦关系，表现出鲜明的通过神灵文化展示人伦关怀的伦理特征。

首先，陕南汉中端公戏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是较为原始的傩文化的形式。傩文化起源于农耕社会小农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农耕时代笨拙的手工工具以及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使得人们认识、改造和征服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的低下脆弱，经常面临种种天灾人祸而无能为力、一筹莫展。长期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农耕者，不断地涌现出团团疑难与困惑。也不断地萌生出把给人带来幸福快乐和灾难痛苦的种种事、物、现象虚幻化和神秘化的观念。如奉五谷为神，奉风、雨、雷、电、瘟、痘为神，奉犬、虎、蛇、鸟为神等等。认为人世间的灾难祸福是这些神支配的。于是滋生出对这些神的种种敬畏和祈愿，企望风调雨顺、远离瘟疫、无病无灾、人畜安宁。秦巴山区，山高林密汉水源头，沟壑纵横。亿万年来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大自然育化了人类。人类在远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千方百计地寻求与大自然的沟通，在大巴山的深山老林。山民们跳傩成风，企盼神灵降福于他们，赶走可恶的鬼疫，寻求精神的慰籍。如陕南汉中的端公戏就有为人辟邪攘灾、遣瘟设送、遇旱则祈雨、遇丰则庆坛等内容。

其次，农耕社会形成的以家庭和宗族为细胞的宗法关系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使人们感到个人力量、家庭力量的弱小，于是幻生出对在生时的好人、能人、杰出人物和坏人、奸人等的神化。于是就有三清、三元、玉皇大帝等等。祈求这些神能奉请必到，到则显灵。保佑自己。陕南汉中历代端公们的神榜上供奉儒释道三届教主、观音菩萨、三清、玉皇、武帝官圣等神灵。这实际上就是把人世间的伦理道德转化为神的伦理道德，借助神伦，维护人伦。借助正义之神及其神伦、神力，驱逐邪恶及妖魔鬼怪，迫使坏人恶报，好人好报，以便维护人伦。老端公作为人神的沟通者，借助神力、神伦而彰显神善，显示和弘扬人伦。在陕南汉中，大多数端公较山民有文化，稍知天文地理、物候节气、医药病理，并能歌善舞，在当地略有威望，邻里有难，慷慨相助，家庭纠纷也请为调和。跳端公与病者神药两解；与常人。精神安慰与村政大事，有族长之威。如陕南端公戏《庚关躲煞》，唱到十月怀胎、生育、养育、抚养的过程，母亲由青春少女到耄耋龙钟，教育人们尊敬老人《十望郎》、《十盼姐》则唱到了爱情的美好和企盼。

二、古朴、豪放的表现形式

陕南汉中的端公戏有着悠久的历史，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其表现形式呈现出粗旷性与豪放性的特点。首先，是坛戏布置较朴实粗旷。事主按老端公的要求与安排。就地取材，用竹子、木头、纸张扎就傩堂和傩坛。取材简陋，不要求做太多的加工制作，剪纸制作的各种图像线条粗犷明快，傩堂布置的粗犷中也显示朴实大方的豪放之气。

其次，法器、道具的朴实、粗犷和豪放。跳端公的法器是维系端公传承的重要凭证，其代代相传而产生的结果是较好地保留了原生态的傩文化。陕南端公在艺成出师时。要摆坛谢师，师傅要传法器、授师牌。所传法器有：神榜、师牌、令、法印、法铃、脚卦、号角、师刀、令旗、令箭、法衣、法裙、五佛冠、面具、坛神等等。老端公的法器道具众多，不用花太多的钱去置办，法衣是由一般红布裁剪制作而成，没有复杂的图案，法帽为五佛冠，冠面上的图像线条粗犷简洁。其它法器大都也比较简单。毋需精致。如果太精致昂贵，作为普通农民的老端公就购置不起了。此外，端公戏中使用的面具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具有古朴、豪放的典型特征。端公戏的面具有善有恶，有凶有猛，有美有丑，形态各异，用途各异。其制作大都选用杨、柳木制作，柔韧、易刻、轻巧。造型是根据传说故事进行绘制雕刻的，七窍镂空彩绘，线条粗犷豪放。

最后，唱腔朴实无华、粗犷豪放。老端公的唱腔种类虽然较多，但故意装腔作势之处极其少见，少有美声唱法，一般是通俗的大众性的唱法，张口即可诵唱，曲调也朴实无华。人人皆可，唱法和Ⅱ昌词都体现出山里人的粗犷与豪放的性格特质。

三、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陕南汉中的端公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因而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显现出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首先。陕南汉中的端公戏和当地群众的民俗功利紧密结合。每当农户家里有久病不愈，误认为是鬼邪作崇，急需斩妖除邪时，或为消灾免难，亨运相通，为“神”庆贺，以表酬谢时，都需请会跳端公戏的端公前来举办“坛式”。如汉中古老的《羊皮鼓》的坛式内容有“领神鼓”、“占卦开坛”、“升幡请神”、“坎肩滴血”、“招兵降魔”、“起坛攘鼓”、“扎灶”、“登坛打路”等。这些“坛式”因场面各有取舍，按端公可分“三十六坛”、“七十二坛”不等。祭祀活动的内容相对也不确定。不具体。端公作为坛式的主持，时而是表演的艺人，时而是虚拟的神，贯穿整个祭祀活动的始终。使“人神同娱”的表演不仅具有随意性，而且具有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写意性。其表演形式主要是跳打羊皮鼓。这种鼓舞的表演形式和风格特点都打上了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如《羊皮鼓》的征战内容和表演中有模拟“盾牌”的羊皮鼓，藤棍“火枪”道具的使用就和秦汉流传在嘉陵江流域的“巴渝舞”征战内容，“盾”、“矛”器械表演有相似之处。这反映了《羊皮鼓》中表现的古代巴蜀文化同羌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后形成的美学特征。同时，鼓的运用也丰富了当地“祛灾、消难”的祭祀活动，由于增添了一种质朴的艺术美感而使其更具诱惑力，加之祭祀活动给《羊皮鼓》的表演铺垫了神秘的典型氛围。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综合表现出这一地区人民的民俗信仰。

其次，汉中跳端公的“舞”继承了巴人的粗犷，融入了山民的憨直，“歌”(神调)，包含着山歌、民歌、川江号子，民谚小调。在远古时期。汉水上游流域是古巴国的辖地，巴人崇巫尚武，《华阳国志》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可见当时在巴师中有巫师参战。1976年，从城固县苏村出土的商朝武丁时期的青铜器中有人、兽面具中可看出端倪。这些面具应是巴人的军傩面具。由于汉中历来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巴、蜀、楚、秦互相征伐而互有输赢，战后必有战俘、流民、奴隶，大量的移民迁入迁出，造成了汉中地域文化的包容性，楚灭巴蜀，而秦又灭楚，楚人项羽、刘邦又灭秦，巴蜀文化、秦巴文化都给汉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此外，三国时期魏、蜀争夺汉中，战争不断，诸葛亮久居汉中。摒除祁陇，重用羌人姜维、马超。以致在蜀国的军队中有不少的羌族的士兵，从此汉中、巴蜀和陇东的羌人有了频繁的交往，也使得汉中的端公戏除了打上巴蜀文化和秦巴文化的印记之外，还包含着羌文化的遗韵。如秦巴山区的端公所跳的《羊皮鼓》舞就浸透着“一方水土一方情”的地域风情。《羊皮鼓》中说唱的内容大都是即兴创作，这很自然带上本地浓郁的方言土语，民俗风情。曲调则趋向秦巴民歌，更多带有西南巴蜀的轻快、细腻、委婉风格。

综上所述，陕南汉中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文化形成了端公戏的独有的美学特征通过神灵文化展示人伦关怀古朴豪放的表现形式以及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公戏范文篇6

一、彩调的起源

关于彩调的起源与形成有以下四种说法：

1．明永乐年间彩调起源于桂林永福县罗锦镇林村。明永乐年间福建莆田人郑曦到永福任知县，他带了一个姓林的侍从，该侍从后在永福罗锦林村定居，因水土不服，便回福建老家请了令公托塔天王李靖的牌位和神像回来镇邪，在祭祀令公牌位时分别耍武术和跳令公(神灯)，俗称为武灯和文灯，后又在祭祀时自我模仿摊戏演出来助兴。后这种祭祀形式与福建采茶戏、桂林傩戏等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以桂柳方言演唱、带有浓郁桂北风情的地方戏曲——调子。

2.清代中期，由赴京赶考的落选秀才将江西采茶歌传播到广西。广西一些赴京赶考的落选秀才，返回广西途中，路经江西，闷中寻乐，学唱江西采茶，并把学到的剧目和曲调带回广西传播，这才有了彩调戏。

3．彩调是由湖南的花鼓戏演变而来。“彩调源于湘南的花鼓戏，但难以说明何年何月由何人何班传入，实际上当湖南各地花鼓戏流行之时，不同的班社(或个人)从不同的渠道随着移民纷纷进入广西。”

4.彩调是清代初年在广西民间歌舞和说唱文学的基础上吸收融合湖南花鼓、江西采茶的曲调而形成。“彩调是在广西民间歌舞和说唱文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彩调是在广西民间歌舞和说唱文学的基础上接受外来影响而形成。”《南宁府全志》载：“元夜名坊寺庙，老少咸集，庆灯宴乐，或扮故事游行，金吾不禁。”

二、彩调的发展历程

1．起步阶段。

清初是彩调的起步阶段。

早年，广西各地流行采茶歌、彩灯一类歌舞，但并未形成为戏剧。清代中期湖南移民大量迁徒到贵州北部各县，将调子（湖南南部花鼓戏的别称）传入广西，在流传期间又吸收了广西桂北民歌、小调而逐渐形成彩调。彩调最初为“双簧蛋”形式，单人表演男女两个角色，后来发展为一旦一丑，情节简单、载歌载舞的“对子调”。这类剧目大多是干哥探干妹，或到满妹家玩耍，或给情人送花、送扇，两人情投意合，歌舞一番。唱舞一番后，常由丑角说“要换只‘鞋子’”，旦角就啐他一句：“换只牌子！”于是又换一个曲牌扭唱起来。

2.兴盛阶段。

清末民初是彩调的兴盛阶段。

(1)向戏剧化转变，剧目增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小圩镇的繁荣，城乡交往的日益扩大，以及地方剧种之间交流的日渐频繁，彩调从一丑一旦的对子调形态演变为生、旦、丑演出的三小戏，这标志着彩调向戏剧形态转化的一大进展。这一时期的彩调剧目大大增多。

(2)音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大量吸收民间小曲及其他说唱音乐中，形成了腔、板、调三大类。“调”是民间小调，如《四季花》、《五更天》、《五双鞋》、《石榴花》之类。

(3)开始进入城市，出现了职业性的戏班和固定的演出剧场。关于彩调进入城市演出的盛况，“据著名彩调老艺人张寿廷回忆说，从1915年到1927年以前，经常有二十几个彩调班子来到桂林市内演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4)涌现出了一批声、色、艺兼优的艺人。这一时期，在桂林地区出现了秦老四、朱五八、冷贵甫、罗少廷“四大彩调状元”，他们在广西和湖南都享有盛名;在宜山地区，出现了吴老年、潘老扭、“剃头佬”和傣贵成“四大彩调名旦”，同时还出现了一批坤角，如光绪年间的廖双姑、廖四姑娘、陈四姑娘等，她们打破了彩调无坤角的历史。

3．衰落阶段。

20世纪二十年代初到新中国诞生之前是彩调的衰落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演出内容的庸俗化、低级化。

彩调演出内容的庸俗化、低级化与旧桂系鼓励经营业有着莫大的关系。据史料记载，旧桂系军阀陆荣廷为了扩充军备，以“筹晌”为名，成立抽收烟税、赌税的所谓“筹铜公司”，在市镇经营。老板无不招聘戏班大唱“赌戏”，以广招徕。许多彩调艺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进入唱“赌调”、“赌灯”。彩调原有的刚健清新、生动活泼的表演风格遭到破坏，它明显地在走下坡路。

（2）演出数量的锐减。

彩调演出数量的锐减主要与新桂系的“改良风俗”措施有关。新桂系的该项措施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1933年正式颁布《广西改良风俗规则》，明令凡婚嫁、丧祭、生寿、喜庆及等其他一切陋俗一律取缔。其中第五章第24条“不得迎神建蘸”，第34条规定“唐集歌好唱和淫邪歌曲，妨害善良风俗，或引起门斗者，得制止之，其不服者，处以一元以上五元以下之罚金，或五日以下之拘留。”

（3）在部分地方彩调被禁演。1933年2月3日的梧州《民国日报》，刊登了桂林县禁演彩调的公告全文:“查演唱花调，早经布告严禁在案，……须知唱演花调，不特伤风败俗，且恐易聚歹人。……自此次布告之后，无论各处、街市、村庄，如再敢籍故演唱花调，定将调班各名及为首组织演调之人，概行拘案严办。各区区长，办事警员，查禁不力，亦予以相当处分。除分令各区公所外，仰各遵照，此布。”

4.复活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彩调获得重生。1949年底，桂林郊区调子艺人傣画眉、秦少云等组班进入桂林东旭戏院演出。1955年春,广西文艺干部学校开办彩调训练班，1956年组成广西彩调剧团。1959年,柳州市彩调剧团编演彩调剧《刘三姐》，受到区内外观众的热烈欢迎。1978年春，柳州市彩调剧团应上海之邀，赴沪演出彩调剧《刘三姐》。1981年至1982年间，创编上演了《喜事》、《酒葫芦告状》、《五子图》、《夫妻情》等一批目。上个世纪80年代，彩调剧《五子图》使全国几十个剧种，几百个剧团争相移植上演；上个世纪90年代的彩调剧《哪嗬咿嗬嗨》荣获文华奖、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等部级奖23项。这一时期，专业团和业余剧团演出频繁，彩调又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由此，彩调艺术也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公戏范文篇7

一白砂镇位于闽西中部，全镇面积196平方公里，现辖22个行政村（中洋、梧岗、梧田、塘丰、大田、大金、扶福、樟黄、朋新、岭背、上早康、下早康、丰源、碧沙、大科、长锦、官洋、茜黄、洋乾、军桥、东塘、嫩洋）280个村民小组，总人口6587户2.5万多人，居民姓氏较多。传承有木偶戏班的主要有梁、曾、李、刘、袁、张、邱、黄姓等班社，多为宗族戏班。其中最突出的是大金水竹洋的梁姓戏班与大坪里的曾姓华成堂戏班。大金村水竹洋位于白砂镇的南端，它是大金全村姓梁的一个自然村。据《梁氏族谱》记载，自七世祖缘春公于明初在此开基以来，带来木偶戏及戏神田公元帅，已传17世，到目前是24世，世代从事木偶戏者甚多。至民国初年，据不完全统计，全村有高腔戏班5个，乱弹戏班7个，总共12个（见下表），几乎家家户户有戏班，而当时人口才60多人，约十五六户人家。其中存在时间最长的是以著名艺人梁祥礼（1900—1962）为班主的龙凤堂，延续到1960年停止演出。白砂另一突出的宗族木偶戏班是大金村大坪里的曾姓华成堂。其创始人为曾仰锦（约1860-1932），幼年学艺，二十多岁即挑大梁，成为邑中较为有影响的傀儡师。曾仰锦之子曾梦河，自幼随父跟班，始终在华成堂当下手和掌锣。曾梦河生五子，有长子瑞伦、次子瑞林、四子瑞芬随班学艺。1932年和1934年，曾仰锦和曾梦河父子相继去世，华成堂的重担就落在19岁的曾瑞伦肩上。但在他悉心培训下，其弟瑞李、瑞芬相继成师独立组班，一时间出现了三个华成堂。

虽然名义上分三班，但实际为一体，只要一班有戏，兄弟间就会相互支持，班中成员一般都为家族成员。曾瑞伦之子曾先芬，曾发芬，及其孙曾添山，至今仍为华成堂的主要成员。因此，它是一个严格的宗族戏班。由于是宗族传承，其班社形式多为父子班、兄弟班与夫妻班，艺人学艺没有特殊的拜师授徒仪式，学艺之晚辈，大都自小随班，靠父兄口传身授，表演技巧以手把手形式传授，一般从基本功学起，做到先后场，后前场；熟提纲，补戏文；未学艺，先学法等，而且剧中戏文也靠听熟记切、耳濡目染。因此宗族传承戏班的艺人往往具有扎实的基本功，而且时有技艺高超的名艺人出现，使得该班之表演艺术相沿不绝，代代相传，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清代中叶以来，随着乱弹腔的广泛流传与影响，商业活动和娱人演出成为多数木偶戏班与艺人追随的潮流。在此历史文化背景下，白砂木偶戏宗族传承的惯例逐渐被打破，既保存有传统宗族传承的习俗，又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社会传承。社会传承途径多种多样，主要有艺人相互搭班、名艺人公开向社会收徒授艺及木偶艺人迁移外地等，而其中名艺人公开向社会收徒授艺是传承的最有效途径。闽西各县到白砂拜师学艺的木偶艺人相当之多，他们回去后一般都创办了自己的戏班，有的也收徒授艺。这样，白砂的木偶艺术迅速流传各地，并促进众多木偶戏班的产生，一时间出现了遍地开花的局面。到了清末民初，据统计，上杭县共有108个木偶戏班，其中白砂就有55个戏班，水竹洋周围的大金村也有22个，其中高腔13个，乱弹腔9个。而白砂木偶的流播地域相当广泛，有闽西的上杭、连城、永定、龙岩、武平、长汀，闽南的漳州、江西的赣南、粤东、台湾、香港，以及国外的东南亚等客家人聚居地。社会传承的发展，是白砂之所以成为闽西、乃至整个客家木偶发祥地的关键所在。

二白砂木偶戏属提线木偶，形成于明代，最初为“单高腔”，即一个班只有2人，1人提线，1人掌锣鼓兼帮腔。后来，前台增加1人为副手，演变为“双高腔”。清代中叶以来，随着乱弹腔在各地的盛行，当地有些木偶戏班也改唱乱弹腔，有的仍坚持高腔演出，有的则兼演高腔与乱弹腔，出现了高腔与乱弹木偶并存发展的局面。在艺术形态上，它们之间也存有守成与革新两种情况。一是艺术形态的守成。即注重对传统艺术的吸收和保存，在这方面主要是高腔木偶。其演出仍以酬神祭祀为主，因此从表演仪式、声腔音乐、演出剧目到表演形式等方面，都保存了较多传统的因素，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当然，乱弹腔木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艺术进行沿袭和传承。表演仪式上，与宗教民俗联系较为密切的一部分木偶戏班，在演出上仍保留了完整的表演仪式，有演出前的请神仪式，包括上香、上供、诵请神咒、念经、表章等，其中的杀鸡洒血献祭仪式，是其它地区木偶戏请神仪式所罕见的；正戏演出前的《田公跳台》、《加冠进爵》和《天官赐福》等仪式剧表演；以及木偶戏演出后的送神仪式。

声腔音乐上，白砂高腔木偶继承了弋阳腔的声腔系统，具有“锣鼓、干唱加帮腔”的演唱特点，成为其几百年来一直保持着的演唱形式；在曲体格式上“字多音少，一泄而尽”；唱腔道白“错用乡语”等。高腔有九调十三腔，常用的有十八种基本曲调，其名称为【长行板】【饶平调】【过山调】【山坡羊慢板】【山坡羊快板】【开台曲】【怀胎曲】【生子调】【病人调】【赶人调】【排朝调】【观星调】【和尚调】【道士调】【摆阵调】【阴司调】【石榴板】【唱歌调】。其中有些基本曲调，是在各剧目演出中通用的，如【长行板】【饶平调】【开台曲】等，有些是特定场合使用的，如【怀胎曲】【生子调】【病人调】等。在乱弹木偶中，其声腔音乐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汉剧的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还保留一些原高腔木偶的传统，譬如所用的【开台曲】【十字歌】【数鸟调】【叹无常】【报花名】【反南调】等一些民间小调，便来自高腔木偶，而在闽西汉剧中是没有的。①其主要原因是当地乱弹木偶戏乃由原来唱高腔的木偶戏艺人后来受乱弹的影响而改唱乱弹的。

演出剧目上，白砂木偶戏演出的剧目相当丰富，且多以“忠、孝、廉、节”的教化戏为宗旨，与客家“信鬼神，好戏剧”的宗教民俗相适应。上世纪50年代末，为抢救当地的传统木偶艺术，上杭县文化局召集了一批有名望的老艺人进行口述剧目整理，白砂龙凤堂著名艺人梁祥礼也受到邀请，其中由他一人的口述整理本就多达168个，为闽西傀儡戏保存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多，令人惊叹，也足见其传统文化积淀之深厚了。而在曾瑞伦创立的华成堂班，还保留了许多与酬神赛愿联系密切的传统高腔剧目。其中有《夫人传》、《华光传》、《观音传》、《五星记》、《三官记》等诸多大型神话题材的宗教剧，可长期在各地演“还愿戏”而深受欢迎。叶明生在《福建傀儡戏史论》中提到，在诸多乱弹傀儡班都相继衰亡的情况下，高腔班却能奇迹般地存活于当今社会，这与其所保持的宗教及民俗传统不无关系，华成堂现象是闽西木偶戏具有启示性意义的一种文化现象，颇值得我们思考。②表演形式上，闽西（尤其是白砂）一些有严格家族传承的木偶戏艺人，他们经历长期的演出实践后，共同积累了很多表演技艺与技巧，有的还形成了规范化的程式。拿木偶“提线法”来说，他们根据人物表演动作的需要，归纳出可操作性的程式达到数十种之多。其中，角色提线法，有生角出台提线法，小丑出台提线法，花旦、兰旦出台提线法，老生出台提线法，武生跳台提线法等；动作表演提线法，有上马、上轿、拿杯、提剑、两将相斗、背后取剑、拿马鞭、腾云驾雾、观书写字、兰花手、采茶扑蝶、小和尚下山、驼背跛脚、捋须甩鞭袖等提线法；同时还有情感表现的男人发怒、官员思考、女人发嗔、小和尚得意等提线法；此外还有一些特技提线法。③无疑，这些都是对传统木偶戏表演形式的传承。二是艺术形态的革新。在这方面，乱弹腔木偶作了更多的努力，但并不排除高腔木偶所作的变革。它们主要表现在偶人偶物、提线、舞台装置和表演技艺等方面。偶人偶物上，早期木偶只有十八个偶头，称为十八罗汉。

后来发展到二十四个，称为二十四诸天。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木偶艺术的发展，有的剧目偶人、偶物合起来有数十个，如《水漫金山》，除了素贞、小青、许仙、法海等偶人外，还有龟、鳖、鱼、虾、海螺、蚌、蜈蚣、公鸡、雄鹰、花豹、猛虎等偶物。提线上，早期的一个木偶只有五条线，后来发展到十条、十二条、十六条，如《水漫金山》中的小和尚，新增抓衣角风线，踢脚线和摇二郎腿的摇腿线等。线的长短也有变化，按以前的惯例，命线长1.5尺，背线长1.65尺，腿线和脚线长各3.3尺，肚线长2.4尺，腰线长2.5尺。新中国成立后，有的改用高台演出，每条线都要增加一定的长度。舞台装置上，早期木偶演出的舞台比较简单，一般在祠堂、庙宇或农家厅堂上搭用木板起临时戏台，台上放一桌两椅，脸谱，服饰等道具。左右后三面用谷筤围起来，正面顶上横挂帐眉，两侧挂上帷幕，台上用十八根或二十四根竹竿组成竹竿架，以备挂木偶及其它演出用品。后来，有些木偶戏的舞台也开始布置得新颖别致，增加了各种布景及灯光设置等。表演技艺上，推陈出新成绩最显著的是水竹洋龙凤堂，该班既会演高腔木偶，又改唱汉剧调，还将小头木偶改为大头木偶，全场“死目”改为全场“活目”等，这些都走在木偶艺术变革的前沿。尤其是其班主梁祥礼，绰号“礼怪头”，是闽西木偶戏的著名艺人之一。由于他出生于梁姓木偶艺术世家，艺承祖传，渊源深厚，不仅线工属同行上乘，而尤工唢呐，精通前后台。在他执掌龙凤堂之后，网罗了邑中一批前后台高手，使班名远噪乡里。他之所以被称为“怪头”，是由于他在对傀儡艺术传承的基础上，刻意追求创新。他在演出中不仅善于表现“砻谷碓米”、”挑担砍柴”等生活场景，甚至把刀枪、飞机、大炮、天朝地府的景象，乃至肉傀儡，都别出心裁地运用到表演中，展示其丰富的想象力与高度的创新力。尤其是其乱弹腔《刘海戏金蟾》中的“刘海耍金钱”和昆腔《天官赐福》中的“献八宝”等花色技艺更是其它班社所望尘莫及，对闽西傀儡戏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公戏范文篇8

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戏曲观众采用的是俯视角，西方戏剧观众采用的是仰视角。也就是说，中国戏曲观众处在一种心态上的高位置，去俯视演出；而西方戏剧观众处在一种心态上的低位置去仰视演出。

这种视角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观演关系的中心不同。

在剧场里，演员表演戏剧，观众观看演出，但在观演关系中，二者却不占同等的位置。不同的戏剧，二者的侧重点不同。一是以观众为中心，一是以演出为中心。观演关系中的观众中心制是指观众处在中心地位，在演出时间、演出长度、演出内容上具有较大的决定权，观看时也有较大的自由度。演出中心制则相反，演出者具有较大的自主性，演出时间，剧目内容由演出者决定，观众在观看演出时有较大的限制。在观众中心制的观演关系中，观众在心态上处于高位置去俯视演出，形成俯视的心态视角。在演出中心制的观演关系中，观众在心态上处于低位置去仰视演出，形成仰视的心态视角。

西方戏剧的观演关系倾向于演出中心制，演出者较少与观众提前商量，演出时，与观众的直接交流较少，注重演出的整一连续性，演出过程中较少有与演出无关的穿插。观众提前买票进入剧场，按号入座，观看时不宜做与观剧无关的事，甚至鼓掌也只适合在幕间和演出结束后，以免干扰演出。这时，观众是用仰视的心态视角去观看演出。

中国戏曲的观演关系倾向于观众中心制。中国古典戏曲演出可以分为公众演出和堂会演出，公众演出不管在剧场还是在广场，观众前去观剧的时间都是自由的，观看演出时的限制较少，可以做与观剧无关的事(如聊天、吃东西)，也可以随时表示对演出的喜恶甚至干涉演出(如喝彩、喝倒彩)。为少数观众服务的堂会演出，则完全以观众为中心。演出时间、演出剧目由观众决定，甚至剧目的情节台词因为避讳等原因要做临时改变。演出过程中常加入与剧目不相干的节目(如每有重要人物到场，演出立刻停止，加演“跳加官”之类向来宾祝福的“例戏”)。[1]这时，观众用俯视的心态视角去观看演出。

这种心态视角的差别是如何形成的呢?

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戏曲以唱念做打为表现方法，欣赏戏曲主要是欣赏演员的唱做技艺；而西方戏剧的文学性很强，欣赏西方戏剧主要是欣赏戏剧的思想内容。的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戏剧心态视角差别的形成。但是，这句话却解释不了以下事实：作为西方戏剧重要部分的大歌剧和芭蕾舞，文学性并不强，也是以展示歌舞技艺为主，而人们却以仰视的心态视角去欣赏。昆曲的文学性是很强的，而在堂会演出中，宾客仍以俯视的心态视角去观看。

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不同。

西方戏剧发端于古希腊祭祀大典上的歌舞表演。每年春季祭祀中有人化装成酒神的伴侣——羊人，众人载歌载舞，颂赞酒神的功绩。后来，在歌舞中加进一个演员，由他轮流扮演几个人物，并与歌队长对话，这是最初的戏剧因素。内容也扩大到其他神的丰功伟绩和超人英雄的故事。至此，戏剧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已经成型。整个中世纪的戏剧都是在教堂、广场演出的宗教剧，主要表现上帝的伟大和圣徒事迹。文艺复兴时期正式形成了话剧、歌剧、舞剧三大剧种。

中国古典戏曲的源头说法不一，一说源于俳优，但这仅包含了戏剧的一些表演因素；另一说是源于具有宗教祭祀性质的巫祭祀仪式，但它对中国戏曲的形成起到多大的决定性作用还未达成共识。中国戏曲正式形成较晚。北宋时，为了适应广大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要，各种民间技艺便纷纷从各地汇集到城市里来了。其中，对戏曲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主要有说唱性质的艺术：诸宫调；歌舞性质的艺术：大曲；扮演性质的艺术；傀儡戏、参军戏等，这三种性质的艺术样式相互吸收，才形成了戏曲的雏形阶段——宋杂剧、金院本。这些都是多种民间(或已经走向民间)的娱乐样式的杂合。北宋末南宋初，宋杂剧的一支演变为南戏，中国戏曲才发展成熟。[2]

从中西戏剧形成可以看出，西方戏剧产生于祭祀，是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带有宗教色彩。宗教仪式是庄严肃穆的，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赞颂神的伟大，在观看表现神的伟绩的戏剧时，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这时，戏剧演出处在一种精神上的高位置，观众处在一种精神上的低位置，观众的心态视角是仰视的。后来的戏剧虽然脱离了祭祀的宗教气氛，但这种仰视的心态视角却带着祭祀仪式的痕迹保留了下来。

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是多种娱乐样式的综合。宗教祭祀仪式对它的形成影响并不大，相对于西方戏剧的形成渊源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且，它对多种娱乐手段综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娱乐性加强的过程。人们去瓦肆看戏就是为了娱乐，自然在心理上处在高位置，去俯视处在低位置的戏曲。以后，戏曲走向富贵人家宴请宾朋的堂会，走向农村集市庙会的庙台，走向农村庆丰收的草台，它的观众都是怀着喜洋洋的轻松心情去俯视它。后来的戏曲中也有具有宗教意味的神仙道化剧，但它完全没有西方戏剧初期的庄严神圣的宗教氛围。

这种形成渊源上的差异，影响了中西戏剧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影响了戏剧在正统文艺中地位的差异，这些都加强了观众的心态视角的差异。

古希腊戏剧演员和剧作家的社会地位很高，他们被看作宗教仆人，受人尊敬，古希腊联邦会议规定，他们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无论战时平时，他们能去各地，甚至敌国演出。[3]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戏剧家的社会地位仍很高，法国戏剧家高乃依、布瓦洛等都是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院士，这种现象不只在法国，在欧洲都是普遍的。陈独秀在《论戏曲》中谈到西方戏剧家在民族战争中用戏剧使国民振奋，民族复兴的壮举，并说“戏园者，实天下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之大学教师也。”这虽然是他根据西方的情况对中国戏剧提出的希望，但从侧面反映出了西方人对戏剧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戏剧演员社会地位的评估。试想，“学生们”观看“大学教师”的演出，自然是仰视的心态。戏剧艺术在西方的文艺样式体系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古希腊的文艺理论代表作——《诗学》就是戏剧理论，古罗马时的《诗艺》有三分之一是戏剧理论，黑格尔认为：“戏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要形成最完美的整体，所以应该看作诗乃至一般艺术的最高层。”[4]这种认识强化了戏剧观众的仰视视角。

中国戏曲演员古时的社会地位与古希腊的演员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他们被社会鄙视，被称为“倡优”、“戏子”。先秦时，戏曲艺人的远祖——优，只不过是逗王侯开心的玩物，倡优的身份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进入封建社会后，——他们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隶官倡优(隶籍于宫廷和官府)，一类是私家倡优，前者为官伎，后者为家伎，性质分别为官奴和家奴”，[5]他们“或战争俘虏沦为奴，或属有罪之家罚为奴，或为穷人家子弟卖为奴。他们必须自相婚配，故其奴隶身份也世代相传”。[6]至清朝前期，乐户、官伎等贱民制度被废除，但仍有“一妓二丐三戏子”之说。戏曲作家也只是在元朝废除科举时才专职从事戏剧创作，而正统文人把创作戏曲只是当作业余兴趣而已，抱着一种“玩”的心态，他们出文集时决不把戏曲收入。戏曲艺术始终被拒斥于正统文艺的大门之外。古时观众看“戏子”的演出，自然是俯视的心态。

观众心态视角与戏剧的悲喜色彩的选择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观众心态视角的差异使得戏剧的悲喜色彩倾向不同。反过来，戏剧悲喜色彩的不同又加强了心态视角的差异。

在西方“悲剧历来被认为是戏剧中的冠冕。”[7]但丁认为喜剧是“从逆境与恐怖开始，但以幸福、欢乐与充满魅力的情调结束。”所以，“他的表现风格是卑下的。”[8]丹尼诺认为“喜剧作家拈来素材都是人们熟悉的家庭琐事，虽不能说是低级的甚至邪恶的，但悲剧诗人处理的都是高贵帝王的死亡和庞大帝国的毁灭。”[9]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强调悲剧高于喜剧。西方人推崇悲剧的重要原因是悲剧庄严肃穆的气氛，与作为戏剧源渊的宗教祭祀的庄严气氛最接近，都是用仰视的心态视角。

中国戏曲观众喜欢看喜剧。戏谚有“无丑不成戏”之说。清代流行剧集《缀白裘》中大半是喜剧。这与戏曲形成时的娱乐滑稽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反映出的俯视心态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古典戏曲的演出场合多为农村的年节庙会，城市中的戏园茶园，富贵人家宴请宾朋的堂会等喜庆场合。观众都想来得到娱乐，所以不适合演悲哀死伤等不愉快不吉利的事。这影响到了剧作家的创作。李渔有诗：“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我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即使悲剧(苦戏)中也有许多喜剧成分，也采用喜剧化的手法，如大团圆结局，丑角插科打诨，甚至“苦戏笑唱”。[10]许多剧种都流传这样一出折子戏《傻女婿拜年》，写一农家姑娘被迫嫁给财主的傻儿子。这本是一出悲剧，但却选取了一个喜剧场景：两口子回门给丈人拜年，傻子丑态百出闹出许多笑话。这种“苦戏笑唱”，一来适合了演出时的喜庆气氛；二来把苦事当做笑话讲，这本身就加强了观众俯视心态的意味。难怪有人认为中国戏曲没有真正的悲剧。

同样是看悲剧，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也不相同。中国戏曲悲剧冲突带有鲜明的伦理批判倾向。冲突的基础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伦理道德，如秦香莲与陈世美，敫桂英与王魁之间的冲突都是如此。西方悲剧不管是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都是人对于其强大的对立面，即命运、社会、性格所做的奋力挣扎反抗。如俄狄浦斯之于命运，哈姆雷特之于性格，斯多芒克之于社会，但他们最后都以毁灭告终。中国戏曲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弱小善良的老百姓，尤其是有不幸遭遇和无辜受冤的女性。而西方悲剧的主人公多是高贵、威严、有强大力量的帝王将相、贵族富人、神人英雄等。由此可见，中国戏曲的悲剧是把观众推在高高的道德伦理的评判席上，让观众俯视这些可怜的无辜的弱者，进而对这故事、人物做出道德评判。而西方悲剧的观众仰视着台上那些比自己更有力量的主人公在命运、性格、社会面前做拼死抗争，却仍逃不脱失败的结果，进而产生了“恐惧和怜悯”，从而使观众感情得到“净化”。

中西戏剧各自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只有认清它们的相同和差异，并互相借鉴，才有助于它们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5][6]路应昆《中国戏曲与社会诸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P41；P13；P15

[2]俞为民《中国古代戏曲简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P13

[3]罗念生《古希腊戏剧·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

[4][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P240

公戏范文篇9

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戏曲观众采用的是俯视角，西方戏剧观众采用的是仰视角。也就是说，中国戏曲观众处在一种心态上的高位置，去俯视演出；而西方戏剧观众处在一种心态上的低位置去仰视演出。

这种视角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观演关系的中心不同。

在剧场里，演员表演戏剧，观众观看演出，但在观演关系中，二者却不占同等的位置。不同的戏剧，二者的侧重点不同。一是以观众为中心，一是以演出为中心。观演关系中的观众中心制是指观众处在中心地位，在演出时间、演出长度、演出内容上具有较大的决定权，观看时也有较大的自由度。演出中心制则相反，演出者具有较大的自主性，演出时间，剧目内容由演出者决定，观众在观看演出时有较大的限制。在观众中心制的观演关系中，观众在心态上处于高位置去俯视演出，形成俯视的心态视角。在演出中心制的观演关系中，观众在心态上处于低位置去仰视演出，形成仰视的心态视角。

西方戏剧的观演关系倾向于演出中心制，演出者较少与观众提前商量，演出时，与观众的直接交流较少，注重演出的整一连续性，演出过程中较少有与演出无关的穿插。观众提前买票进入剧场，按号入座，观看时不宜做与观剧无关的事，甚至鼓掌也只适合在幕间和演出结束后，以免干扰演出。这时，观众是用仰视的心态视角去观看演出。

中国戏曲的观演关系倾向于观众中心制。中国古典戏曲演出可以分为公众演出和堂会演出，公众演出不管在剧场还是在广场，观众前去观剧的时间都是自由的，观看演出时的限制较少，可以做与观剧无关的事(如聊天、吃东西)，也可以随时表示对演出的喜恶甚至干涉演出(如喝彩、喝倒彩)。为少数观众服务的堂会演出，则完全以观众为中心。演出时间、演出剧目由观众决定，甚至剧目的情节台词因为避讳等原因要做临时改变。演出过程中常加入与剧目不相干的节目(如每有重要人物到场，演出立刻停止，加演“跳加官”之类向来宾祝福的“例戏”)。[1]这时，观众用俯视的心态视角去观看演出。

这种心态视角的差别是如何形成的呢?

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戏曲以唱念做打为表现方法，欣赏戏曲主要是欣赏演员的唱做技艺；而西方戏剧的文学性很强，欣赏西方戏剧主要是欣赏戏剧的思想内容。的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戏剧心态视角差别的形成。但是，这句话却解释不了以下事实：作为西方戏剧重要部分的大歌剧和芭蕾舞，文学性并不强，也是以展示歌舞技艺为主，而人们却以仰视的心态视角去欣赏。昆曲的文学性是很强的，而在堂会演出中，宾客仍以俯视的心态视角去观看。

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不同。

西方戏剧发端于古希腊祭祀大典上的歌舞表演。每年春季祭祀中有人化装成酒神的伴侣——羊人，众人载歌载舞，颂赞酒神的功绩。后来，在歌舞中加进一个演员，由他轮流扮演几个人物，并与歌队长对话，这是最初的戏剧因素。内容也扩大到其他神的丰功伟绩和超人英雄的故事。至此，戏剧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已经成型。整个中世纪的戏剧都是在教堂、广场演出的宗教剧，主要表现上帝的伟大和圣徒事迹。文艺复兴时期正式形成了话剧、歌剧、舞剧三大剧种。

中国古典戏曲的源头说法不一，一说源于俳优，但这仅包含了戏剧的一些表演因素；另一说是源于具有宗教祭祀性质的巫祭祀仪式，但它对中国戏曲的形成起到多大的决定性作用还未达成共识。中国戏曲正式形成较晚。北宋时，为了适应广大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要，各种民间技艺便纷纷从各地汇集到城市里来了。其中，对戏曲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主要有说唱性质的艺术：诸宫调；歌舞性质的艺术：大曲；扮演性质的艺术；傀儡戏、参军戏等，这三种性质的艺术样式相互吸收，才形成了戏曲的雏形阶段——宋杂剧、金院本。这些都是多种民间(或已经走向民间)的娱乐样式的杂合。北宋末南宋初，宋杂剧的一支演变为南戏，中国戏曲才发展成熟。[2]

从中西戏剧形成可以看出，西方戏剧产生于祭祀，是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带有宗教色彩。宗教仪式是庄严肃穆的，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赞颂神的伟大，在观看表现神的伟绩的戏剧时，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这时，戏剧演出处在一种精神上的高位置，观众处在一种精神上的低位置，观众的心态视角是仰视的。后来的戏剧虽然脱离了祭祀的宗教气氛，但这种仰视的心态视角却带着祭祀仪式的痕迹保留了下来。

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是多种娱乐样式的综合。宗教祭祀仪式对它的形成影响并不大，相对于西方戏剧的形成渊源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且，它对多种娱乐手段综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娱乐性加强的过程。人们去瓦肆看戏就是为了娱乐，自然在心理上处在高位置，去俯视处在低位置的戏曲。以后，戏曲走向富贵人家宴请宾朋的堂会，走向农村集市庙会的庙台，走向农村庆丰收的草台，它的观众都是怀着喜洋洋的轻松心情去俯视它。后来的戏曲中也有具有宗教意味的神仙道化剧，但它完全没有西方戏剧初期的庄严神圣的宗教氛围。

这种形成渊源上的差异，影响了中西戏剧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影响了戏剧在正统文艺中地位的差异，这些都加强了观众的心态视角的差异。

古希腊戏剧演员和剧作家的社会地位很高，他们被看作宗教仆人，受人尊敬，古希腊联邦会议规定，他们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无论战时平时，他们能去各地，甚至敌国演出。[3]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戏剧家的社会地位仍很高，法国戏剧家高乃依、布瓦洛等都是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院士，这种现象不只在法国，在欧洲都是普遍的。陈独秀在《论戏曲》中谈到西方戏剧家在民族战争中用戏剧使国民振奋，民族复兴的壮举，并说“戏园者，实天下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之大学教师也。”这虽然是他根据西方的情况对中国戏剧提出的希望，但从侧面反映出了西方人对戏剧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戏剧演员社会地位的评估。试想，“学生们”观看“大学教师”的演出，自然是仰视的心态。

戏剧艺术在西方的文艺样式体系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古希腊的文艺理论代表作——《诗学》就是戏剧理论，古罗马时的《诗艺》有三分之一是戏剧理论，黑格尔认为：“戏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要形成最完美的整体，所以应该看作诗乃至一般艺术的最高层。”[4]这种认识强化了戏剧观众的仰视视角。

中国戏曲演员古时的社会地位与古希腊的演员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他们被社会鄙视，被称为“倡优”、“戏子”。先秦时，戏曲艺人的远祖——优，只不过是逗王侯开心的玩物，倡优的身份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进入封建社会后，——他们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隶官倡优(隶籍于宫廷和官府)，一类是私家倡优，前者为官伎，后者为家伎，性质分别为官奴和家奴”，[5]他们“或战争俘虏沦为奴，或属有罪之家罚为奴，或为穷人家子弟卖为奴。他们必须自相婚配，故其奴隶身份也世代相传”。[6]至清朝前期，乐户、官伎等贱民制度被废除，但仍有“一妓二丐三戏子”之说。戏曲作家也只是在元朝废除科举时才专职从事戏剧创作，而正统文人把创作戏曲只是当作业余兴趣而已，抱着一种“玩”的心态，他们出文集时决不把戏曲收入。戏曲艺术始终被拒斥于正统文艺的大门之外。古时观众看“戏子”的演出，自然是俯视的心态。

观众心态视角与戏剧的悲喜色彩的选择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观众心态视角的差异使得戏剧的悲喜色彩倾向不同。反过来，戏剧悲喜色彩的不同又加强了心态视角的差异。

在西方“悲剧历来被认为是戏剧中的冠冕。”[7]但丁认为喜剧是“从逆境与恐怖开始，但以幸福、欢乐与充满魅力的情调结束。”所以，“他的表现风格是卑下的。”[8]丹尼诺认为“喜剧作家拈来素材都是人们熟悉的家庭琐事，虽不能说是低级的甚至邪恶的，但悲剧诗人处理的都是高贵帝王的死亡和庞大帝国的毁灭。”[9]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强调悲剧高于喜剧。西方人推崇悲剧的重要原因是悲剧庄严肃穆的气氛，与作为戏剧源渊的宗教祭祀的庄严气氛最接近，都是用仰视的心态视角。

中国戏曲观众喜欢看喜剧。戏谚有“无丑不成戏”之说。清代流行剧集《缀白裘》中大半是喜剧。这与戏曲形成时的娱乐滑稽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反映出的俯视心态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古典戏曲的演出场合多为农村的年节庙会，城市中的戏园茶园，富贵人家宴请宾朋的堂会等喜庆场合。观众都想来得到娱乐，所以不适合演悲哀死伤等不愉快不吉利的事。这影响到了剧作家的创作。李渔有诗：“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我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即使悲剧(苦戏)中也有许多喜剧成分，也采用喜剧化的手法，如大团圆结局，丑角插科打诨，甚至“苦戏笑唱”。[10]许多剧种都流传这样一出折子戏《傻女婿拜年》，写一农家姑娘被迫嫁给财主的傻儿子。这本是一出悲剧，但却选取了一个喜剧场景：两口子回门给丈人拜年，傻子丑态百出闹出许多笑话。这种“苦戏笑唱”，一来适合了演出时的喜庆气氛；二来把苦事当做笑话讲，这本身就加强了观众俯视心态的意味。难怪有人认为中国戏曲没有真正的悲剧。

同样是看悲剧，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也不相同。中国戏曲悲剧冲突带有鲜明的伦理批判倾向。冲突的基础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伦理道德，如秦香莲与陈世美，敫桂英与王魁之间的冲突都是如此。西方悲剧不管是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都是人对于其强大的对立面，即命运、社会、性格所做的奋力挣扎反抗。如俄狄浦斯之于命运，哈姆雷特之于性格，斯多芒克之于社会，但他们最后都以毁灭告终。中国戏曲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弱小善良的老百姓，尤其是有不幸遭遇和无辜受冤的女性。而西方悲剧的主人公多是高贵、威严、有强大力量的帝王将相、贵族富人、神人英雄等。由此可见，中国戏曲的悲剧是把观众推在高高的道德伦理的评判席上，让观众俯视这些可怜的无辜的弱者，进而对这故事、人物做出道德评判。而西方悲剧的观众仰视着台上那些比自己更有力量的主人公在命运、性格、社会面前做拼死抗争，却仍逃不脱失败的结果，进而产生了“恐惧和怜悯”，从而使观众感情得到“净化”。

中西戏剧各自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只有认清它们的相同和差异，并互相借鉴，才有助于它们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5][6]路应昆《中国戏曲与社会诸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P41；P13；P15

[2]俞为民《中国古代戏曲简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P13

[3]罗念生《古希腊戏剧·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

[4][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P240

公戏范文篇10

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戏曲观众采用的是俯视角，西方戏剧观众采用的是仰视角。也就是说，中国戏曲观众处在一种心态上的高位置，去俯视演出；而西方戏剧观众处在一种心态上的低位置去仰视演出。

这种视角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观演关系的中心不同。

在剧场里，演员表演戏剧，观众观看演出，但在观演关系中，二者却不占同等的位置。不同的戏剧，二者的侧重点不同。一是以观众为中心，一是以演出为中心。观演关系中的观众中心制是指观众处在中心地位，在演出时间、演出长度、演出内容上具有较大的决定权，观看时也有较大的自由度。演出中心制则相反，演出者具有较大的自主性，演出时间，剧目内容由演出者决定，观众在观看演出时有较大的限制。在观众中心制的观演关系中，观众在心态上处于高位置去俯视演出，形成俯视的心态视角。在演出中心制的观演关系中，观众在心态上处于低位置去仰视演出，形成仰视的心态视角。

西方戏剧的观演关系倾向于演出中心制，演出者较少与观众提前商量，演出时，与观众的直接交流较少，注重演出的整一连续性，演出过程中较少有与演出无关的穿插。观众提前买票进入剧场，按号入座，观看时不宜做与观剧无关的事，甚至鼓掌也只适合在幕间和演出结束后，以免干扰演出。这时，观众是用仰视的心态视角去观看演出。

中国戏曲的观演关系倾向于观众中心制。中国古典戏曲演出可以分为公众演出和堂会演出，公众演出不管在剧场还是在广场，观众前去观剧的时间都是自由的，观看演出时的限制较少，可以做与观剧无关的事(如聊天、吃东西)，也可以随时表示对演出的喜恶甚至干涉演出(如喝彩、喝倒彩)。为少数观众服务的堂会演出，则完全以观众为中心。演出时间、演出剧目由观众决定，甚至剧目的情节台词因为避讳等原因要做临时改变。演出过程中常加入与剧目不相干的节目(如每有重要人物到场，演出立刻停止，加演“跳加官”之类向来宾祝福的“例戏”)。[1]这时，观众用俯视的心态视角去观看演出。

这种心态视角的差别是如何形成的呢?

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戏曲以唱念做打为表现方法，欣赏戏曲主要是欣赏演员的唱做技艺；而西方戏剧的文学性很强，欣赏西方戏剧主要是欣赏戏剧的思想内容。的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戏剧心态视角差别的形成。但是，这句话却解释不了以下事实：作为西方戏剧重要部分的大歌剧和芭蕾舞，文学性并不强，也是以展示歌舞技艺为主，而人们却以仰视的心态视角去欣赏。昆曲的文学性是很强的，而在堂会演出中，宾客仍以俯视的心态视角去观看。

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不同。

西方戏剧发端于古希腊祭祀大典上的歌舞表演。每年春季祭祀中有人化装成酒神的伴侣——羊人，众人载歌载舞，颂赞酒神的功绩。后来，在歌舞中加进一个演员，由他轮流扮演几个人物，并与歌队长对话，这是最初的戏剧因素。内容也扩大到其他神的丰功伟绩和超人英雄的故事。至此，戏剧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已经成型。整个中世纪的戏剧都是在教堂、广场演出的宗教剧，主要表现上帝的伟大和圣徒事迹。文艺复兴时期正式形成了话剧、歌剧、舞剧三大剧种。

中国古典戏曲的源头说法不一，一说源于俳优，但这仅包含了戏剧的一些表演因素；另一说是源于具有宗教祭祀性质的巫祭祀仪式，但它对中国戏曲的形成起到多大的决定性作用还未达成共识。中国戏曲正式形成较晚。北宋时，为了适应广大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要，各种民间技艺便纷纷从各地汇集到城市里来了。其中，对戏曲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主要有说唱性质的艺术：诸宫调；歌舞性质的艺术：大曲；扮演性质的艺术；傀儡戏、参军戏等，这三种性质的艺术样式相互吸收，才形成了戏曲的雏形阶段——宋杂剧、金院本。这些都是多种民间(或已经走向民间)的娱乐样式的杂合。北宋末南宋初，宋杂剧的一支演变为南戏，中国戏曲才发展成熟。[2]

从中西戏剧形成可以看出，西方戏剧产生于祭祀，是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带有宗教色彩。宗教仪式是庄严肃穆的，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赞颂神的伟大，在观看表现神的伟绩的戏剧时，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这时，戏剧演出处在一种精神上的高位置，观众处在一种精神上的低位置，观众的心态视角是仰视的。后来的戏剧虽然脱离了祭祀的宗教气氛，但这种仰视的心态视角却带着祭祀仪式的痕迹保留了下来。

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是多种娱乐样式的综合。宗教祭祀仪式对它的形成影响并不大，相对于西方戏剧的形成渊源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且，它对多种娱乐手段综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娱乐性加强的过程。人们去瓦肆看戏就是为了娱乐，自然在心理上处在高位置，去俯视处在低位置的戏曲。以后，戏曲走向富贵人家宴请宾朋的堂会，走向农村集市庙会的庙台，走向农村庆丰收的草台，它的观众都是怀着喜洋洋的轻松心情去俯视它。后来的戏曲中也有具有宗教意味的神仙道化剧，但它完全没有西方戏剧初期的庄严神圣的宗教氛围。

这种形成渊源上的差异，影响了中西戏剧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影响了戏剧在正统文艺中地位的差异，这些都加强了观众的心态视角的差异。

古希腊戏剧演员和剧作家的社会地位很高，他们被看作宗教仆人，受人尊敬，古希腊联邦会议规定，他们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无论战时平时，他们能去各地，甚至敌国演出。[3]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戏剧家的社会地位仍很高，法国戏剧家高乃依、布瓦洛等都是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院士，这种现象不只在法国，在欧洲都是普遍的。陈独秀在《论戏曲》中谈到西方戏剧家在民族战争中用戏剧使国民振奋，民族复兴的壮举，并说“戏园者，实天下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之大学教师也。”这虽然是他根据西方的情况对中国戏剧提出的希望，但从侧面反映出了西方人对戏剧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戏剧演员社会地位的评估。试想，“学生们”观看“大学教师”的演出，自然是仰视的心态。

戏剧艺术在西方的文艺样式体系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古希腊的文艺理论代表作——《诗学》就是戏剧理论，古罗马时的《诗艺》有三分之一是戏剧理论，黑格尔认为：“戏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要形成最完美的整体，所以应该看作诗乃至一般艺术的最高层。”[4]这种认识强化了戏剧观众的仰视视角。

中国戏曲演员古时的社会地位与古希腊的演员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他们被社会鄙视，被称为“倡优”、“戏子”。先秦时，戏曲艺人的远祖——优，只不过是逗王侯开心的玩物，倡优的身份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进入封建社会后，——他们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隶官倡优(隶籍于宫廷和官府)，一类是私家倡优，前者为官伎，后者为家伎，性质分别为官奴和家奴”，[5]他们“或战争俘虏沦为奴，或属有罪之家罚为奴，或为穷人家子弟卖为奴。他们必须自相婚配，故其奴隶身份也世代相传”。[6]至清朝前期，乐户、官伎等贱民制度被废除，但仍有“一妓二丐三戏子”之说。戏曲作家也只是在元朝废除科举时才专职从事戏剧创作，而正统文人把创作戏曲只是当作业余兴趣而已，抱着一种“玩”的心态，他们出文集时决不把戏曲收入。戏曲艺术始终被拒斥于正统文艺的大门之外。古时观众看“戏子”的演出，自然是俯视的心态。

观众心态视角与戏剧的悲喜色彩的选择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观众心态视角的差异使得戏剧的悲喜色彩倾向不同。反过来，戏剧悲喜色彩的不同又加强了心态视角的差异。

在西方“悲剧历来被认为是戏剧中的冠冕。”[7]但丁认为喜剧是“从逆境与恐怖开始，但以幸福、欢乐与充满魅力的情调结束。”所以，“他的表现风格是卑下的。”[8]丹尼诺认为“喜剧作家拈来素材都是人们熟悉的家庭琐事，虽不能说是低级的甚至邪恶的，但悲剧诗人处理的都是高贵帝王的死亡和庞大帝国的毁灭。”[9]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强调悲剧高于喜剧。西方人推崇悲剧的重要原因是悲剧庄严肃穆的气氛，与作为戏剧源渊的宗教祭祀的庄严气氛最接近，都是用仰视的心态视角。

中国戏曲观众喜欢看喜剧。戏谚有“无丑不成戏”之说。清代流行剧集《缀白裘》中大半是喜剧。这与戏曲形成时的娱乐滑稽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反映出的俯视心态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古典戏曲的演出场合多为农村的年节庙会，城市中的戏园茶园，富贵人家宴请宾朋的堂会等喜庆场合。观众都想来得到娱乐，所以不适合演悲哀死伤等不愉快不吉利的事。这影响到了剧作家的创作。李渔有诗：“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我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即使悲剧(苦戏)中也有许多喜剧成分，也采用喜剧化的手法，如大团圆结局，丑角插科打诨，甚至“苦戏笑唱”。[10]许多剧种都流传这样一出折子戏《傻女婿拜年》，写一农家姑娘被迫嫁给财主的傻儿子。这本是一出悲剧，但却选取了一个喜剧场景：两口子回门给丈人拜年，傻子丑态百出闹出许多笑话。这种“苦戏笑唱”，一来适合了演出时的喜庆气氛；二来把苦事当做笑话讲，这本身就加强了观众俯视心态的意味。难怪有人认为中国戏曲没有真正的悲剧。

同样是看悲剧，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也不相同。中国戏曲悲剧冲突带有鲜明的伦理批判倾向。冲突的基础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伦理道德，如秦香莲与陈世美，敫桂英与王魁之间的冲突都是如此。西方悲剧不管是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都是人对于其强大的对立面，即命运、社会、性格所做的奋力挣扎反抗。如俄狄浦斯之于命运，哈姆雷特之于性格，斯多芒克之于社会，但他们最后都以毁灭告终。中国戏曲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弱小善良的老百姓，尤其是有不幸遭遇和无辜受冤的女性。而西方悲剧的主人公多是高贵、威严、有强大力量的帝王将相、贵族富人、神人英雄等。由此可见，中国戏曲的悲剧是把观众推在高高的道德伦理的评判席上，让观众俯视这些可怜的无辜的弱者，进而对这故事、人物做出道德评判。而西方悲剧的观众仰视着台上那些比自己更有力量的主人公在命运、性格、社会面前做拼死抗争，却仍逃不脱失败的结果，进而产生了“恐惧和怜悯”，从而使观众感情得到“净化”。

中西戏剧各自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只有认清它们的相同和差异，并互相借鉴，才有助于它们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5][6]路应昆《中国戏曲与社会诸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P41；P13；P15

[2]俞为民《中国古代戏曲简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P13

[3]罗念生《古希腊戏剧·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

[4][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P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