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违法行为范文10篇

公告违法行为范文篇1

关键词：公告违法行为；间接强制执行；行政处罚

Abstract：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isanadministrativemeasureemployedbyadministrativepunishmentagencyaimingatthosewhopracticesevereillegalactsandrefusetocorrectorceasetheiracts.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s，however，isneitheradministrativepunishmentandenforcementofadministrativepunishment，norisadministrativeinformationpublicity.Itcanbeanenforcementmeasuretocorrectorceaseillegalactsoftheconcerningparty，whichshouldbetakenasthepremiseof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administrativeeffects，thepublic‘sknowledgeandrightsoftheadministrativepartiesshouldbeappropriatelydealtwith.Asaresult，muchimprovementshouldbedoneastotheapplicationconditionanditsprocedureof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andrighttolegalremedyshouldbeendowedtoadministrativeparties.

KeyWords：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indirectenforcement；administrativesanction

公告即公开告示，公开告诫。在行政法理论中往往是作为一种程序性、附属性行为来谈的。“告诫就性质而言，它不是一个具体行为而是督促义务人履行义务的一种准法律行为（通知）而已。”〔1〕（P222）而准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就某种具体事实所作出的判断、认识，以观念表示的精神作为构成要素，依法发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活动，又称观念行为、表明行为”。〔2〕（P428）尽管目前在理论上对准行政行为缺乏深层次探索，但“在行政活动复杂的过程中，法律规制后行政主体的行为会经常出现不直接发生法律效果，但往往间接发生法律后果的一类行为，即必须认可准行政行为存在的客观性与必要性”。〔3〕（P13）行政实务部门在具体运作上促进了这一行为的发展。以2002年国家计委颁布的《价格主管部门公告价格违法行为的规定》为例，价格主管部门针对经营者价格违法情节严重，在作出处罚决定后不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应当”在经营者营业场地的公告栏、通道、窗口、柜台、摊位等显著地方公告违法行为。公告违法行为所针对的是：一、不停止违法行为的；二、未恢复到法律、法规等规定状态的；三、其他拒不改正的.此规章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公告违法行为的目的、条件、形式及救济。若按照传统行政法学理论观念以及就国家计委规章中的语义本身理解，公告违法行为似乎是一种程序性、附属性行为。笔者认为公告违法行为是行政主体为督促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而采取的一种以公告违法事实为方式的强制执行。本文试以此概念为基础，对公告违法行为的性质、法律设定及其完善加以合理定位。

一、性质定位

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以及《价格主管部门公告价格违法行为的规定》，我们可以粗略地归纳出公告违法行为所显现出来的外在特征。

第一，公告违法行为是行政机关依据职权所作出的行为。此特征仅从权力性质角度说明了其权力及手段的行政属性色彩及其特征，而并非着眼于其权限的法律依据与来源的合法性。

第二，公告违法行为是针对违法行为严重，且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行政相对人尚未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任何一种依职权作出的行为都有其针对的法律事实和情形。公告违法行为适用条件、情形方面的限定性，反过来又决定了针对违法行为的适时性。

第三，公告违法行为实施方式具有特殊性。即不是直接依靠物理力量的强制、压迫，而是在显著位置公告其违法行为，通过公开并借助社会舆论达到行政执法效果。但它又不仅仅停留在舆论角度的层面，还进一步通过影响信誉以及引导消费者，最终影响其经营而达到迫使其改正之目的与效果。

（一）与相关行为的辨析

1．与行政处罚行为的辨析

公告违法行为尽管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之后作出，与行政处罚有类似之处，但其并不等同于行政处罚。第一，在行政处罚的法定种类当中并无明确规定公告违法行为此种类型，而在《行政处罚法》所允许的新处罚种类中，也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才能够明确规定新的种类。《行政处罚法》第12条规定：“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而不能规定新的处罚种类。第二，公告违法行为和行政处罚中的警告都有告诫和谴责的因素在内，虽然《行政处罚法》第12条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前款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和一定数量的罚款。”但，“从立法上看，警告一般适用于情节轻微尤其是尚未造成具体损害后果的情形，法律在排列处罚轻重措施时，也将警告排列于最轻处罚位置”。〔4〕（P179）而公告违法行为主要针对的是违法情节严重的情形，两者适用违法情形的轻重程度不同。可见，公告违法行为也不是警告。第三，公告违法行为是以行政相对人行为违法且情节严重为适用的事实条件的，而行政处罚是以行政相对人违法并应受处罚为适用的事实条件。即凡能被适用公告违法行为的事实也必然适用处罚；反之，则不一定适用。其焦点在于是否“情节严重”。第四，公告违法行为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后，受处罚人仍然继续实施违法行为，即在被处罚的情形下，并未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显然公告违法行为既不是在原处罚基础上又适用的另一类处罚，也不是针对当事人继续违法实施的新处罚，皆缘于明显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而只是针对当事人不停止违法行为所采取的一种迫使其停止的措施。第五，“行政处罚是一种制裁行为，以损害违法者的自由、财产能力或其他利益为目的，行政处罚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促使行政法上义务的实现，而是要造成违法者精神、自由和经济利益受到限制或损害的后果，惩罚违法者的违法行为”。〔5〕（P464）而公告违法行为是通过公告的手段迫使违法行为人停止继续状态下的违法行为或违法事实，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行政法上的义务。

2．与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行为的辨析

公告违法行为非行政处罚，但亦非对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在《行政处罚法》第51条已明确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1）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额。（2）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抵缴罚款。（3）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政机关不能也不应该再给自己另行设置执行手段。

3．与公开行为的辨析

公开是民主的前提，公开是民主的保障。行政公开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职权对凡涉及相对人的行政行为内容均应依照法定形式使其知晓，凡涉及相对人的权利均应在作出的行政决定中明确告知。行政公开与公告违法都有“公开”、“公示”的意思，但两者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呢？作为行政法基本理念与价值趋向之一，行政公开是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公告违法行为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在具体执法中必然要体现行政公开这一基本原则，这不仅是对违法事实的公开、公布，同时对行政机关而言，也是对行政处理决定和处理后果的公开，更能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两者尽管有紧密联系，但并非等同关系。首先，两者的立法价值趋向不同。行政公开主要是为了促使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勤政、廉政，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公告违法行为则是促使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一种强制执行方式，其目的是为实现行政法上的特殊义务。其次，行政公开是适用于整个行政法律制度的普适性原则，而公告则属于具体的行为设计，有其特殊的适用方式，不具有普遍性。再次，行政公开主要是从程序角度而言的，为了防止和限制恣意，可分为事前公开、事中公开和事后公开；而公告违法行为主要是从实体上对行政主体和被公告人的权利义务进行设计，更强调公告违法行为所达到的执法效果。最后，在适用范围上，行政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明确排除在应公开范围之外；公告违法行为由于涉及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能滥用，故只能对行政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情形才可以适用公告违法行为。

（二）性质探讨

《行政处罚法》第23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据此可以看出尽管实施处罚与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是针对同一违法行为与事实的，但这是包含着不同内容与要求的两个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是针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事实本身所实施的，尽管责令改正是伴随行政处罚作出的，但两者并非同种性质的行为。首先，两者的着眼点不同。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的否定和谴责是通过增添对被处罚人的义务负担实现的，制裁性是行政处罚的最本质特征，着眼于过去；而责令改正则是在处罚基础上的发展，使违法行为从恶性转向良性，纠正性和制止性是责令改正的最本质特征，着眼于未来。另外，也不是针对所有违法行为，在实施行为处罚时，都需要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其次，在调整对象上也有所不同。对于即时性违法行为，由于违法的一瞬间，客观上并无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的可能和必要，仅以处罚来否定其行为的法律正当性即可；而针对具有连续性、重复性的违法行为，前一阶段或前一时期行为的违法，并不必然影响后一阶段或后一时期行为的合法，故有必要采取责令改正方式使后继阶段行为趋于合法。因此，虽然公告违法行为是处于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后，但行政处罚决定并非必然是公告违法行为的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9条在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具备的法定事项时，并未涉及到责令改正的规定。显而易见，公告违法行为仅仅是对“责令改正”处理行为的执行。之所以在处罚决定作出之后，是缘于公告违法行为的行为依据与行政处理决定综合在一起，表现为隐性的处理决定。究其原因就在于处理决定与处罚决定是针对同一违法事实，只是各自着眼点不同而导致两种在内容和目的上完全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因而，此种行政处理决定可与行政处罚决定联合作出，也可单独作出。

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为了便于行政执法，提高行政效率，将“责令改正”规定在处罚决定书中，一方面公告违法行为起到了促进、落实行政处罚书得以实施的作用，避免启动《行政处罚法》第51条规定的执行程序；另一方面，行政处罚决定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改正违法行为”的实施，起到了威慑作用，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公告违法行为的公告对象包括两方面：一是原违法行为和事实，二是新的违法行为及事实，即对原违法行为拒不改正的行为和事实。原违法行为和事实，行政处罚已作出制裁性的否定评价。公告违法行为主要是针对新的违法行为和事实，但由于行为人拒不改正原违法行为，而使此违法行为继续下去。那么对此部分的行为及事实是否属实，违法行为及事实是否已得到纠正，需要行政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及核实。此时会出现两种结果：若没有改正违法行为，则作出公告违法行为的处理决定；若违法行为及事实已得到纠正，则可作出相应的认定、证明，记录在案。

公告违法行为虽是对责令改正处理决定的执行，但也具有一定的制裁性。与行政处罚不同的是，公告违法行为要促使不履行改正义务的当事人履行其义务。“从性质上讲，行政处罚是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科处新的义务，而行政强制执行则是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强迫其履行原来的义务，这是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的一般分界线。”〔6〕（P9－22）从行为方式上看，公告违法行为类似于间接强制中的执行罚。“义务人不履行法定义务，而该义务又不能由他人代为履行，有执行权的机关可通过使不履行义务的法定义务人承担新的持续不断的给付义务，促使其履行义务，称为执行罚。”〔6〕（P9一22）“尽管执行罚也有科以新的义务的内容，但这种科以新的义务的目的仍是为了履行原行政义务，并不以科以新的义务为结束。”〔6〕（P9一22）无论是执行罚还是公告违法行为都不是目的，而是一种间接强制执行手段，以期望产生间接的法律后果，促使相对人履行其法定义务。

从执行对象上看，行政强制执行的对象，比较广泛，可以是物，也可以是行为和人身。那么，人格尊严、名誉等不具有具体形体的人格权能否作为行政强制的执行对象呢？首先，从立法目的上看，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强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行政义务或达到法律规定的状态。公告违法行为正是通过对相对人的道德评价以引起法律效果的变化，这完全符合立法目的。其次，从执行对象的分类上看，行政强制执行的对象既包括财产也包括人身及行为。而其中人身权又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人身是人格权的当然载体，对人格权产生影响，必然是以对人身的影响为前提的。再次，从法律规定和学理上看，尽管行政强制执行在法律、法规中有强制传唤、强制拘留及强制履行兵役义务等规定（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4条、第35条和《兵役法》中第6l条规定），表现为一种物理上的强力，但笔者认为关于人身自由的强制执行仅是起到了举例、示范的作用，是行政强制执行对人身规定的子集合，而非全部。“因为威胁使用物理强力，并不是实施强制的唯一的方式。”〔7〕（P166）

公告违法行为本身并不能给不服从行政处理决定的行政相对人直接带来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如果一个人不能正常地被指望去履行责任和义务，我们就不会尊重他（她）。”〔8〕（P11）随之而来的将导致名誉等人格权受损以及降低社会对违法相对人的社会评价，间接带来经济利益的不利及生活上、心理上的压力和不便。“作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惩罚，应是社会或个人对违反社会秩序者所给予的谴责和否定性评价，它不能仅归结为暴力手段，而应该涵盖道德惩罚，社会舆论谴责，社会组织或个人给予的惩处以及国家运用的各种法律惩罚手段，因为暴力或刑罚毕竟只是惩罚手段中的一种，有时其他惩罚措施如舆论谴责甚至比暴力手段更能发挥作用。”〔9〕（P3）

在日本行政法理论与实践当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即公布违反事实。相对人有义务的不履行或者对行政指导不服从时，将该事实向一般公众公布。“公布本身并不是对不服从指示、劝告者直接带来法律上的不利，但公布将导致受损或降低社会对他的评价，进行有可能间接带来经济上的不利，从而损害交易关系等。为了避免这种事态的发生，期待人们服从指示和劝告，因而设立了公布这一制度。”〔10〕（P171）其目的在于通过公布违反事实引起社会的关注，从心理上迫使其服从行政指导，或者通过事先设定该制度以确保行政指导的实效性……实际上，被认为具有通过执行罚等金钱进行心理压迫同样的机能。在这种意义上，公布违反事实可以定位为间接强制的一种形体。‘’〔11〕（P173）

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是否已经必然包含了对违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责令其停止或者改正违法行为与事实状态的要求？我们认为，在此情况下，在法律程序与法律效果上确已形成了对相对人行为的违法性作出r否定性评价（因为违法事实的存在并被认定是行政处罚成立的前提），但这仅仅是对行政处罚决定成立前的违法行为及事实的一种否定性评价。而就该违法行为与事实状态进一步处理，在处罚决定成立之后仍然会有许多不确定的可能性，有些即时性、一次性违法行为仅需作出处罚决定即可，由于违法行为的不可弥补性没有再做其他行为之必要，大多数违法行为属于此类；有些违法行为会因受到处罚而停止，如无照经营行为或未经许可而从事某项活动的，此类行为多是长期性、持续性的行为；有些违法行为会因受到处罚而继续存在或实施，但需责令补办手续，如《陕西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办法》第35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或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不履行登记手续的，分别由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责令限期补办手续，并可处以土地使用权价款1％以上5％以下的罚款。”有些违法行为会因为受到处罚的同时，还需消除违法行为所造成的事实状态，如责令拆除违章建筑.这些不确定的状态会让当事人无所适从。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行政行为的决定应当具体、明确，应当让相对人充分知晓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故在行政处罚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公告违法行为是在义务人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作出的。我们认为在没有“责令改正”的前提下直接作出公告违法行为是不符合“依法行政”要求的，公告违法行为应当而且只能在“责令改正”的前提下作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告违法行为是一种复合型行政行为，形式上是一种准行政行为，但实质上却由准行政行为演化为一种法律性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为督促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而采取的一种以公告违法事实方式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

二、权益冲突

“强制意味着我仍进行了选择，只是我的心智已被迫沦为了他人的工具，因为我所面临的种种替代性选择完全是由他人操纵的，以致于强制者想让我选择的行为，对于我来讲，乃是这些选择中痛苦最少的选择。”〔7〕（P164）公告违法行为尽管没有直接给相对人的人身、财产及精神造成痛苦、损失，但却以将来的不确定的名誉降低、人格贬损、社会评价降低为胁迫手段，以及随之带来的经济利益损失迫使相对人就范。

公告违法行为就是要通过社会公众对违法相对人的道义谴责、说服、教育，使相对人履行义务，但行政主体仍然应对公告违法行为采取程序上、实体上的控制。公告违法行为虽不直接引起法律上权利义务的变化，但由于其公告行为的目的是为实现行政法上的义务，从责任归属角度讲，应由公告违法行为的作出主体，在实现其职能的同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在现代法律上，利益虽不可量化，但却可以权衡。“有的利益具有更强属性，具有优先性。名誉等人格权有时还受到其他更高利益的限制，这些更高利益有时是相对的，有时是绝对的，例如国家主权。”〔12〕（P326）“个人隐私应受法律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13〕（P591）那么，此时公共利益毫无例外地对人格权也应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公共利益包括行政效率的利益、执法效果的利益和公众了解权的利益在内。”〔14〕（P1060）

第一，行政效果与人格权冲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行政行为需要追求效率，追求效率的行政行为主要是强调行政行为的运行周期短、简易程序多，注重的是方便、快捷。而公告违法行为恰恰是为了把行政相对人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避免物理强力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更大的创伤，避免使用直接强制以片面地牺牲效率而换取公平，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这并不意味着对效率的背离，行政行为要追求效率，但在执法过程中也要追求公平和正义。公告违法行为正是期待相对人自觉履行义务而作出的，给了相对人充分的选择权利，体现了对人性尊严的尊重。其次，行政主体在公告违法行为上追求的执法效果就是促使当事人自觉履行行政决定中的法定义务，改正违法行为，来达到法定状态。“公告”即“告公”，这也是行政决定要公开的一个表现，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监督行政机关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进行文明、公正执法，使行政机关执法规范化、制度化。“公告”行为亦有“杀一儆百”、“示众”的意义在内，对那些违法乱纪的行政相对人起到威慑的作用，但又可以避免社会资源及物质财富不必要的浪费。

第二，公众了解权与人格权之冲突。了解权，又称“知的权利”、“知悉权”、“知情权”，它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政治民主权利最早出现于1946年美国第79届国会通过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中，该法以排除陛立法方式规定除数种政府行为公民无权了解外，其余均可了解。公民一方面要保护自己的自由，不愿意让自己的个人信息和其他私人事务让别人接近，别人知道，公开和传播，其结果是让别人较少地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另一方面，他又要求了解自己应当知道的一切，要求社会尤其是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多一些公开性，增加透明度，以满足其政治上与精神上的需求。其结果是尽量扩大信息视野，拓宽信息来源。这就存在着主张知悉与逃避知悉的二律背反。公告违法行为是对个案的公开，是在相对人拒不履行责令改正义务的前提下，把对相对人的公开扩展到对社会的公开。但这种公开不是没有条件限制的，而是要求行政机关在尽量满足社会公众对违法现象的知情权时，必须以充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前提。

无疑，人类社会选择或设立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行政主体必然要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漠视私权益。在公共利益与私权益发生冲突时私权益成为必然的牺牲品。随着法治行政的发展，行政主体在行使权力时有着越来越多的自由裁量权，“比例原则”应运而生。“其最先起于‘警察行政’的‘警察比例原则’，而‘警察比例原则’是根据警察作用具有威胁市民自由的危险性，为抑制其权力行使而构成的。”〔11〕（P59）这主要涉及到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首先，公告违法行为必须是针对行政相对人拒不履行的事实而实施，即须在行政主体职权范围之内，为追求行政法上的效果而实施的。其次，禁止过度规则，即为了追求行政执法效果而不能不惜一切代价和采取一切手段。公告违法行为正是为避免采用直接强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更大损失和痛苦，而采取的间接强制使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通过道德上的谴责及内心自我反省，而达到法律效果。

三、缺陷与完善

经上述分析，公告违法行为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法律制度上都存在不规范之处，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任何一种法律制度从设立到实施运行以及法律后果上并非都是一致的。就公告违法行为而言，尽管本身并不涉及权利义务的增减，但客观上仍是一种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而且正如德国刑法学家耶林所言：“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15〕（P126）同样，公告违法行为若运用不当，亦如双刃之剑。

（一）法律制度之缺陷

法律的不周延性极易导致权力行使的“真空”。目前关于公告违法行为的规定大多是由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所规定，法出多门，极不统一，且差异性也较大。行使范围、手段及救济途径也各不相同，把设立权和实施权混为一谈。法律、法规、规章之间没有很好地联结起来。在《立法法》中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进行规定，尽管尚未明确规定涉及名誉权是否只能由法律规定，但根据法理精神以及人格权在社会生活中的日益重要性，对名誉权实施的行政强制或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来规定。因此，笔者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无权设定公告违法行为。当法律明确设定后，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及行政规章只能规定具体的实施程序，但不能对法律规定的公告违法行为的对象、范围、条件、方式以及实施机关作出变更或补充规定。

（二）实际效果之缺陷

效益为法律追求的价值之一，是衡量行为、制度的优劣标准之一，而实际效果则是追求效益的实现状态及程度。公告违法行为是通过社会舆论，以引起自身谴责及评价降低，“迫使”行政相对人“自觉”履行法律义务。在日本行政法理论中“公布的实效取决于被指示者或被劝告者的态度以及一般居民、国民的反应，所以在被指示者或被劝告者不介意这种对自己的谴责或批判的情况下，公布是无力的”。〔10〕（P171）若行政相对人毫无廉耻之心，无惭愧之感，对社会评价降低听之任之，置若罔闻，则公告违法行为并不能达到追求的效果，“作为确保行政法上的义务履行的手段，其效果是有限的”。〔10〕（P171）因此，如何使公告违法行为与其它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衔接起来，相互配套与协调使其成为行政强制执行体系的组成部分，以最终达到实现责令改正行为所要求的履行义务之状态和效果，尚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三）程序设置之缺陷

在程序设置上，公告违法行为亦有不妥之处：第一，应当适当放宽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期限，给行政相对人充分的时间自觉履行，尽量避免行政强制的实施。第二，在实施公告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对于相对人的违法事实应尽量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不扩大、不丑化、不失真的态度，不使用污辱、贬损的词语和语气。第三，由于处罚行为是针对相对人本人，故应在法律中进行明确规定，当公告违法行为期限届满，行政相对人仍不履行义务，行政主体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可采用直接行政强制。第四，在救济程序中，大多仅规定行政救济，并未规定是否可提起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无权利则无救济”，法律应对此进行明确规定救济途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和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公告违法行为作为一种行政强制行为，理应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公民对于公告违法行为的不当行使，及造成的损失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告违法行为虽然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实施，但有可能损害其他公民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充分保护每一个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法律应赋予每一个与强制执行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即利害关系人，请求救济的权利，而不仅仅限于行政相对人。公告违法行为是一动态的行为过程，根据行政强制执行的一般构成理论，公告违法行为由告诫、决定公告违法、实施公告违法等阶段复合而成。不同阶段的行为性质都会因其方式及内容不同而可能变化，这就导致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法律救济途径。公告违法行为的基础性行为是责令改正行为而非行政处罚，这直接影响到利害关系人以何种行为作为被申诉、复议、司法审查的对象。正是由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间既不停止违法行为或未主动恢复到法律规范所要求的状态，也未在法定救济期间提起法律救济，行政机关才启动公告违法行为，因而为了保持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行政执法的权威性，行政相对人在进入公告违法行为阶段时已丧失了向人民法院申请质疑责令改正行为合法性的权利，故不宜对责令改正行为再提起诉讼.

尽管公告违法行为已包涵“告诫”的意思，但作为行政公开的要求，公告机关还是应把履行期限、拟采取的公告违法事实的方式等事项告知义务人，以督促其自觉履行义务。“告诫是行政行为还是单纯的通知、强制执行的法定条件？从法律保护的观点来看，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视为行政行为。”〔16〕（P489）利害关系人应具有对告诫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在作出公告违法决定阶段，虽然尚未对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设定新的权利义务，但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角度来看，也应该赋予利害关系人一定诉权。而在实施阶段利害关系人具有诉权则毫无异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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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违法行为范文篇2

关键词：公告违法行为；间接强制执行；行政处罚

Abstract：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isanadministrativemeasureemployedbyadministrativepunishmentagencyaimingatthosewhopracticesevereillegalactsandrefusetocorrectorceasetheiracts.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s，however，isneitheradministrativepunishmentandenforcementofadministrativepunishment，norisadministrativeinformationpublicity.Itcanbeanenforcementmeasuretocorrectorceaseillegalactsoftheconcerningparty，whichshouldbetakenasthepremiseof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administrativeeffects，thepublic‘sknowledgeandrightsoftheadministrativepartiesshouldbeappropriatelydealtwith.Asaresult，muchimprovementshouldbedoneastotheapplicationconditionanditsprocedureof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andrighttolegalremedyshouldbeendowedtoadministrativeparties.

KeyWords：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indirectenforcement；administrativesanction

公告即公开告示，公开告诫。在行政法理论中往往是作为一种程序性、附属性行为来谈的。“告诫就性质而言，它不是一个具体行为而是督促义务人履行义务的一种准法律行为（通知）而已。”〔1〕（P222）而准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就某种具体事实所作出的判断、认识，以观念表示的精神作为构成要素，依法发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活动，又称观念行为、表明行为”。〔2〕（P428）尽管目前在理论上对准行政行为缺乏深层次探索，但“在行政活动复杂的过程中，法律规制后行政主体的行为会经常出现不直接发生法律效果，但往往间接发生法律后果的一类行为，即必须认可准行政行为存在的客观性与必要性”。〔3〕（P13）行政实务部门在具体运作上促进了这一行为的发展。以2002年国家计委颁布的《价格主管部门公告价格违法行为的规定》为例，价格主管部门针对经营者价格违法情节严重，在作出处罚决定后不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应当”在经营者营业场地的公告栏、通道、窗口、柜台、摊位等显著地方公告违法行为。公告违法行为所针对的是：一、不停止违法行为的；二、未恢复到法律、法规等规定状态的；三、其他拒不改正的.此规章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公告违法行为的目的、条件、形式及救济。若按照传统行政法学理论观念以及就国家计委规章中的语义本身理解，公告违法行为似乎是一种程序性、附属性行为。笔者认为公告违法行为是行政主体为督促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而采取的一种以公告违法事实为方式的强制执行。本文试以此概念为基础，对公告违法行为的性质、法律设定及其完善加以合理定位。

一、性质定位

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以及《价格主管部门公告价格违法行为的规定》，我们可以粗略地归纳出公告违法行为所显现出来的外在特征。

第一，公告违法行为是行政机关依据职权所作出的行为。此特征仅从权力性质角度说明了其权力及手段的行政属性色彩及其特征，而并非着眼于其权限的法律依据与来源的合法性。

第二，公告违法行为是针对违法行为严重，且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行政相对人尚未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任何一种依职权作出的行为都有其针对的法律事实和情形。公告违法行为适用条件、情形方面的限定性，反过来又决定了针对违法行为的适时性。

第三，公告违法行为实施方式具有特殊性。即不是直接依靠物理力量的强制、压迫，而是在显著位置公告其违法行为，通过公开并借助社会舆论达到行政执法效果。但它又不仅仅停留在舆论角度的层面，还进一步通过影响信誉以及引导消费者，最终影响其经营而达到迫使其改正之目的与效果。

（一）与相关行为的辨析

1．与行政处罚行为的辨析

公告违法行为尽管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之后作出，与行政处罚有类似之处，但其并不等同于行政处罚。第一，在行政处罚的法定种类当中并无明确规定公告违法行为此种类型，而在《行政处罚法》所允许的新处罚种类中，也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才能够明确规定新的种类。《行政处罚法》第12条规定：“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而不能规定新的处罚种类。第二，公告违法行为和行政处罚中的警告都有告诫和谴责的因素在内，虽然《行政处罚法》第12条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前款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和一定数量的罚款。”但，“从立法上看，警告一般适用于情节轻微尤其是尚未造成具体损害后果的情形，法律在排列处罚轻重措施时，也将警告排列于最轻处罚位置”。〔4〕（P179）而公告违法行为主要针对的是违法情节严重的情形，两者适用违法情形的轻重程度不同。可见，公告违法行为也不是警告。第三，公告违法行为是以行政相对人行为违法且情节严重为适用的事实条件的，而行政处罚是以行政相对人违法并应受处罚为适用的事实条件。即凡能被适用公告违法行为的事实也必然适用处罚；反之，则不一定适用。其焦点在于是否“情节严重”。第四，公告违法行为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后，受处罚人仍然继续实施违法行为，即在被处罚的情形下，并未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显然公告违法行为既不是在原处罚基础上又适用的另一类处罚，也不是针对当事人继续违法实施的新处罚，皆缘于明显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而只是针对当事人不停止违法行为所采取的一种迫使其停止的措施。第五，“行政处罚是一种制裁行为，以损害违法者的自由、财产能力或其他利益为目的，行政处罚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促使行政法上义务的实现，而是要造成违法者精神、自由和经济利益受到限制或损害的后果，惩罚违法者的违法行为”。〔5〕（P464）而公告违法行为是通过公告的手段迫使违法行为人停止继续状态下的违法行为或违法事实，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行政法上的义务。

2．与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行为的辨析

公告违法行为非行政处罚，但亦非对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在《行政处罚法》第51条已明确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1）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额。（2）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抵缴罚款。（3）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政机关不能也不应该再给自己另行设置执行手段。

3．与公开行为的辨析

公开是民主的前提，公开是民主的保障。行政公开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职权对凡涉及相对人的行政行为内容均应依照法定形式使其知晓，凡涉及相对人的权利均应在作出的行政决定中明确告知。行政公开与公告违法都有“公开”、“公示”的意思，但两者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呢？作为行政法基本理念与价值趋向之一，行政公开是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公告违法行为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在具体执法中必然要体现行政公开这一基本原则，这不仅是对违法事实的公开、公布，同时对行政机关而言，也是对行政处理决定和处理后果的公开，更能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两者尽管有紧密联系，但并非等同关系。首先，两者的立法价值趋向不同。行政公开主要是为了促使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勤政、廉政，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公告违法行为则是促使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一种强制执行方式，其目的是为实现行政法上的特殊义务。其次，行政公开是适用于整个行政法律制度的普适性原则，而公告则属于具体的行为设计，有其特殊的适用方式，不具有普遍性。再次，行政公开主要是从程序角度而言的，为了防止和限制恣意，可分为事前公开、事中公开和事后公开；而公告违法行为主要是从实体上对行政主体和被公告人的权利义务进行设计，更强调公告违法行为所达到的执法效果。最后，在适用范围上，行政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明确排除在应公开范围之外；公告违法行为由于涉及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能滥用，故只能对行政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情形才可以适用公告违法行为。

（二）性质探讨

《行政处罚法》第23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据此可以看出尽管实施处罚与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是针对同一违法行为与事实的，但这是包含着不同内容与要求的两个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是针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事实本身所实施的，尽管责令改正是伴随行政处罚作出的，但两者并非同种性质的行为。首先，两者的着眼点不同。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的否定和谴责是通过增添对被处罚人的义务负担实现的，制裁性是行政处罚的最本质特征，着眼于过去；而责令改正则是在处罚基础上的发展，使违法行为从恶性转向良性，纠正性和制止性是责令改正的最本质特征，着眼于未来。另外，也不是针对所有违法行为，在实施行为处罚时，都需要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其次，在调整对象上也有所不同。对于即时性违法行为，由于违法的一瞬间，客观上并无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的可能和必要，仅以处罚来否定其行为的法律正当性即可；而针对具有连续性、重复性的违法行为，前一阶段或前一时期行为的违法，并不必然影响后一阶段或后一时期行为的合法，故有必要采取责令改正方式使后继阶段行为趋于合法。因此，虽然公告违法行为是处于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后，但行政处罚决定并非必然是公告违法行为的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9条在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具备的法定事项时，并未涉及到责令改正的规定。显而易见，公告违法行为仅仅是对“责令改正”处理行为的执行。之所以在处罚决定作出之后，是缘于公告违法行为的行为依据与行政处理决定综合在一起，表现为隐性的处理决定。究其原因就在于处理决定与处罚决定是针对同一违法事实，只是各自着眼点不同而导致两种在内容和目的上完全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因而，此种行政处理决定可与行政处罚决定联合作出，也可单独作出。

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为了便于行政执法，提高行政效率，将“责令改正”规定在处罚决定书中，一方面公告违法行为起到了促进、落实行政处罚书得以实施的作用，避免启动《行政处罚法》第51条规定的执行程序；另一方面，行政处罚决定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改正违法行为”的实施，起到了威慑作用，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公告违法行为的公告对象包括两方面：一是原违法行为和事实，二是新的违法行为及事实，即对原违法行为拒不改正的行为和事实。原违法行为和事实，行政处罚已作出制裁性的否定评价。公告违法行为主要是针对新的违法行为和事实，但由于行为人拒不改正原违法行为，而使此违法行为继续下去。那么对此部分的行为及事实是否属实，违法行为及事实是否已得到纠正，需要行政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及核实。此时会出现两种结果：若没有改正违法行为，则作出公告违法行为的处理决定；若违法行为及事实已得到纠正，则可作出相应的认定、证明，记录在案。

公告违法行为虽是对责令改正处理决定的执行，但也具有一定的制裁性。与行政处罚不同的是，公告违法行为要促使不履行改正义务的当事人履行其义务。“从性质上讲，行政处罚是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科处新的义务，而行政强制执行则是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强迫其履行原来的义务，这是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的一般分界线。”〔6〕（P9－22）从行为方式上看，公告违法行为类似于间接强制中的执行罚。“义务人不履行法定义务，而该义务又不能由他人代为履行，有执行权的机关可通过使不履行义务的法定义务人承担新的持续不断的给付义务，促使其履行义务，称为执行罚。”〔6〕（P9一22）“尽管执行罚也有科以新的义务的内容，但这种科以新的义务的目的仍是为了履行原行政义务，并不以科以新的义务为结束。”〔6〕（P9一22）无论是执行罚还是公告违法行为都不是目的，而是一种间接强制执行手段，以期望产生间接的法律后果，促使相对人履行其法定义务。

从执行对象上看，行政强制执行的对象，比较广泛，可以是物，也可以是行为和人身。那么，人格尊严、名誉等不具有具体形体的人格权能否作为行政强制的执行对象呢？首先，从立法目的上看，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强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行政义务或达到法律规定的状态。公告违法行为正是通过对相对人的道德评价以引起法律效果的变化，这完全符合立法目的。其次，从执行对象的分类上看，行政强制执行的对象既包括财产也包括人身及行为。而其中人身权又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人身是人格权的当然载体，对人格权产生影响，必然是以对人身的影响为前提的。再次，从法律规定和学理上看，尽管行政强制执行在法律、法规中有强制传唤、强制拘留及强制履行兵役义务等规定（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4条、第35条和《兵役法》中第6l条规定），表现为一种物理上的强力，但笔者认为关于人身自由的强制执行仅是起到了举例、示范的作用，是行政强制执行对人身规定的子集合，而非全部。“因为威胁使用物理强力，并不是实施强制的唯一的方式。”〔7〕（P166）

公告违法行为本身并不能给不服从行政处理决定的行政相对人直接带来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如果一个人不能正常地被指望去履行责任和义务，我们就不会尊重他（她）。”〔8〕（P11）随之而来的将导致名誉等人格权受损以及降低社会对违法相对人的社会评价，间接带来经济利益的不利及生活上、心理上的压力和不便。“作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惩罚，应是社会或个人对违反社会秩序者所给予的谴责和否定性评价，它不能仅归结为暴力手段，而应该涵盖道德惩罚，社会舆论谴责，社会组织或个人给予的惩处以及国家运用的各种法律惩罚手段，因为暴力或刑罚毕竟只是惩罚手段中的一种，有时其他惩罚措施如舆论谴责甚至比暴力手段更能发挥作用。”〔9〕（P3）

在日本行政法理论与实践当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即公布违反事实。相对人有义务的不履行或者对行政指导不服从时，将该事实向一般公众公布。“公布本身并不是对不服从指示、劝告者直接带来法律上的不利，但公布将导致受损或降低社会对他的评价，进行有可能间接带来经济上的不利，从而损害交易关系等。为了避免这种事态的发生，期待人们服从指示和劝告，因而设立了公布这一制度。”〔10〕（P171）其目的在于通过公布违反事实引起社会的关注，从心理上迫使其服从行政指导，或者通过事先设定该制度以确保行政指导的实效性……实际上，被认为具有通过执行罚等金钱进行心理压迫同样的机能。在这种意义上，公布违反事实可以定位为间接强制的一种形体。‘’〔11〕（P173）

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是否已经必然包含了对违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责令其停止或者改正违法行为与事实状态的要求？我们认为，在此情况下，在法律程序与法律效果上确已形成了对相对人行为的违法性作出r否定性评价（因为违法事实的存在并被认定是行政处罚成立的前提），但这仅仅是对行政处罚决定成立前的违法行为及事实的一种否定性评价。而就该违法行为与事实状态进一步处理，在处罚决定成立之后仍然会有许多不确定的可能性，有些即时性、一次性违法行为仅需作出处罚决定即可，由于违法行为的不可弥补性没有再做其他行为之必要，大多数违法行为属于此类；有些违法行为会因受到处罚而停止，如无照经营行为或未经许可而从事某项活动的，此类行为多是长期性、持续性的行为；有些违法行为会因受到处罚而继续存在或实施，但需责令补办手续，如《陕西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办法》第35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或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不履行登记手续的，分别由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责令限期补办手续，并可处以土地使用权价款1％以上5％以下的罚款。”有些违法行为会因为受到处罚的同时，还需消除违法行为所造成的事实状态，如责令拆除违章建筑.这些不确定的状态会让当事人无所适从。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行政行为的决定应当具体、明确，应当让相对人充分知晓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故在行政处罚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公告违法行为是在义务人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作出的。我们认为在没有“责令改正”的前提下直接作出公告违法行为是不符合“依法行政”要求的，公告违法行为应当而且只能在“责令改正”的前提下作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告违法行为是一种复合型行政行为，形式上是一种准行政行为，但实质上却由准行政行为演化为一种法律性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为督促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而采取的一种以公告违法事实方式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

二、权益冲突

“强制意味着我仍进行了选择，只是我的心智已被迫沦为了他人的工具，因为我所面临的种种替代性选择完全是由他人操纵的，以致于强制者想让我选择的行为，对于我来讲，乃是这些选择中痛苦最少的选择。”〔7〕（P164）公告违法行为尽管没有直接给相对人的人身、财产及精神造成痛苦、损失，但却以将来的不确定的名誉降低、人格贬损、社会评价降低为胁迫手段，以及随之带来的经济利益损失迫使相对人就范。

公告违法行为就是要通过社会公众对违法相对人的道义谴责、说服、教育，使相对人履行义务，但行政主体仍然应对公告违法行为采取程序上、实体上的控制。公告违法行为虽不直接引起法律上权利义务的变化，但由于其公告行为的目的是为实现行政法上的义务，从责任归属角度讲，应由公告违法行为的作出主体，在实现其职能的同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在现代法律上，利益虽不可量化，但却可以权衡。“有的利益具有更强属性，具有优先性。名誉等人格权有时还受到其他更高利益的限制，这些更高利益有时是相对的，有时是绝对的，例如国家主权。”〔12〕（P326）“个人隐私应受法律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13〕（P591）那么，此时公共利益毫无例外地对人格权也应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公共利益包括行政效率的利益、执法效果的利益和公众了解权的利益在内。”〔14〕（P1060）

第一，行政效果与人格权冲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行政行为需要追求效率，追求效率的行政行为主要是强调行政行为的运行周期短、简易程序多，注重的是方便、快捷。而公告违法行为恰恰是为了把行政相对人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避免物理强力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更大的创伤，避免使用直接强制以片面地牺牲效率而换取公平，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这并不意味着对效率的背离，行政行为要追求效率，但在执法过程中也要追求公平和正义。公告违法行为正是期待相对人自觉履行义务而作出的，给了相对人充分的选择权利，体现了对人性尊严的尊重。其次，行政主体在公告违法行为上追求的执法效果就是促使当事人自觉履行行政决定中的法定义务，改正违法行为，来达到法定状态。“公告”即“告公”，这也是行政决定要公开的一个表现，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监督行政机关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进行文明、公正执法，使行政机关执法规范化、制度化。“公告”行为亦有“杀一儆百”、“示众”的意义在内，对那些违法乱纪的行政相对人起到威慑的作用，但又可以避免社会资源及物质财富不必要的浪费。

第二，公众了解权与人格权之冲突。了解权，又称“知的权利”、“知悉权”、“知情权”，它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政治民主权利最早出现于1946年美国第79届国会通过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中，该法以排除陛立法方式规定除数种政府行为公民无权了解外，其余均可了解。公民一方面要保护自己的自由，不愿意让自己的个人信息和其他私人事务让别人接近，别人知道，公开和传播，其结果是让别人较少地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另一方面，他又要求了解自己应当知道的一切，要求社会尤其是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多一些公开性，增加透明度，以满足其政治上与精神上的需求。其结果是尽量扩大信息视野，拓宽信息来源。这就存在着主张知悉与逃避知悉的二律背反。公告违法行为是对个案的公开，是在相对人拒不履行责令改正义务的前提下，把对相对人的公开扩展到对社会的公开。但这种公开不是没有条件限制的，而是要求行政机关在尽量满足社会公众对违法现象的知情权时，必须以充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前提。

无疑，人类社会选择或设立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行政主体必然要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漠视私权益。在公共利益与私权益发生冲突时私权益成为必然的牺牲品。随着法治行政的发展，行政主体在行使权力时有着越来越多的自由裁量权，“比例原则”应运而生。“其最先起于‘警察行政’的‘警察比例原则’，而‘警察比例原则’是根据警察作用具有威胁市民自由的危险性，为抑制其权力行使而构成的。”〔11〕（P59）这主要涉及到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首先，公告违法行为必须是针对行政相对人拒不履行的事实而实施，即须在行政主体职权范围之内，为追求行政法上的效果而实施的。其次，禁止过度规则，即为了追求行政执法效果而不能不惜一切代价和采取一切手段。公告违法行为正是为避免采用直接强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更大损失和痛苦，而采取的间接强制使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通过道德上的谴责及内心自我反省，而达到法律效果。

三、缺陷与完善

经上述分析，公告违法行为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法律制度上都存在不规范之处，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任何一种法律制度从设立到实施运行以及法律后果上并非都是一致的。就公告违法行为而言，尽管本身并不涉及权利义务的增减，但客观上仍是一种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而且正如德国刑法学家耶林所言：“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15〕（P126）同样，公告违法行为若运用不当，亦如双刃之剑。

（一）法律制度之缺陷

法律的不周延性极易导致权力行使的“真空”。目前关于公告违法行为的规定大多是由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所规定，法出多门，极不统一，且差异性也较大。行使范围、手段及救济途径也各不相同，把设立权和实施权混为一谈。法律、法规、规章之间没有很好地联结起来。在《立法法》中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进行规定，尽管尚未明确规定涉及名誉权是否只能由法律规定，但根据法理精神以及人格权在社会生活中的日益重要性，对名誉权实施的行政强制或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来规定。因此，笔者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无权设定公告违法行为。当法律明确设定后，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及行政规章只能规定具体的实施程序，但不能对法律规定的公告违法行为的对象、范围、条件、方式以及实施机关作出变更或补充规定。

（二）实际效果之缺陷

效益为法律追求的价值之一，是衡量行为、制度的优劣标准之一，而实际效果则是追求效益的实现状态及程度。公告违法行为是通过社会舆论，以引起自身谴责及评价降低，“迫使”行政相对人“自觉”履行法律义务。在日本行政法理论中“公布的实效取决于被指示者或被劝告者的态度以及一般居民、国民的反应，所以在被指示者或被劝告者不介意这种对自己的谴责或批判的情况下，公布是无力的”。〔10〕（P171）若行政相对人毫无廉耻之心，无惭愧之感，对社会评价降低听之任之，置若罔闻，则公告违法行为并不能达到追求的效果，“作为确保行政法上的义务履行的手段，其效果是有限的”。〔10〕（P171）因此，如何使公告违法行为与其它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衔接起来，相互配套与协调使其成为行政强制执行体系的组成部分，以最终达到实现责令改正行为所要求的履行义务之状态和效果，尚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三）程序设置之缺陷

在程序设置上，公告违法行为亦有不妥之处：第一，应当适当放宽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期限，给行政相对人充分的时间自觉履行，尽量避免行政强制的实施。第二，在实施公告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对于相对人的违法事实应尽量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不扩大、不丑化、不失真的态度，不使用污辱、贬损的词语和语气。第三，由于处罚行为是针对相对人本人，故应在法律中进行明确规定，当公告违法行为期限届满，行政相对人仍不履行义务，行政主体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可采用直接行政强制。第四，在救济程序中，大多仅规定行政救济，并未规定是否可提起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无权利则无救济”，法律应对此进行明确规定救济途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和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公告违法行为作为一种行政强制行为，理应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公民对于公告违法行为的不当行使，及造成的损失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告违法行为虽然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实施，但有可能损害其他公民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充分保护每一个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法律应赋予每一个与强制执行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即利害关系人，请求救济的权利，而不仅仅限于行政相对人。公告违法行为是一动态的行为过程，根据行政强制执行的一般构成理论，公告违法行为由告诫、决定公告违法、实施公告违法等阶段复合而成。不同阶段的行为性质都会因其方式及内容不同而可能变化，这就导致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法律救济途径。公告违法行为的基础性行为是责令改正行为而非行政处罚，这直接影响到利害关系人以何种行为作为被申诉、复议、司法审查的对象。正是由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间既不停止违法行为或未主动恢复到法律规范所要求的状态，也未在法定救济期间提起法律救济，行政机关才启动公告违法行为，因而为了保持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行政执法的权威性，行政相对人在进入公告违法行为阶段时已丧失了向人民法院申请质疑责令改正行为合法性的权利，故不宜对责令改正行为再提起诉讼.

尽管公告违法行为已包涵“告诫”的意思，但作为行政公开的要求，公告机关还是应把履行期限、拟采取的公告违法事实的方式等事项告知义务人，以督促其自觉履行义务。“告诫是行政行为还是单纯的通知、强制执行的法定条件？从法律保护的观点来看，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视为行政行为。”〔16〕（P489）利害关系人应具有对告诫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在作出公告违法决定阶段，虽然尚未对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设定新的权利义务，但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角度来看，也应该赋予利害关系人一定诉权。而在实施阶段利害关系人具有诉权则毫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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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违法行为范文篇3

关键词：公告违法行为；间接强制执行；行政处罚

Abstract：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isanadministrativemeasureemployedbyadministrativepunishmentagencyaimingatthosewhopracticesevereillegalactsandrefusetocorrectorceasetheiracts.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s，however，isneitheradministrativepunishmentandenforcementofadministrativepunishment，norisadministrativeinformationpublicity.Itcanbeanenforcementmeasuretocorrectorceaseillegalactsoftheconcerningparty，whichshouldbetakenasthepremiseof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administrativeeffects，thepublic‘sknowledgeandrightsoftheadministrativepartiesshouldbeappropriatelydealtwith.Asaresult，muchimprovementshouldbedoneastotheapplicationconditionanditsprocedureof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andrighttolegalremedyshouldbeendowedtoadministrativeparties.

KeyWords：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indirectenforcement；administrativesanction

公告即公开告示，公开告诫。在行政法理论中往往是作为一种程序性、附属性行为来谈的。“告诫就性质而言，它不是一个具体行为而是督促义务人履行义务的一种准法律行为（通知）而已。”〔1〕（P222）而准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就某种具体事实所作出的判断、认识，以观念表示的精神作为构成要素，依法发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活动，又称观念行为、表明行为”。〔2〕（P428）尽管目前在理论上对准行政行为缺乏深层次探索，但“在行政活动复杂的过程中，法律规制后行政主体的行为会经常出现不直接发生法律效果，但往往间接发生法律后果的一类行为，即必须认可准行政行为存在的客观性与必要性”。〔3〕（P13）行政实务部门在具体运作上促进了这一行为的发展。以2002年国家计委颁布的《价格主管部门公告价格违法行为的规定》为例，价格主管部门针对经营者价格违法情节严重，在作出处罚决定后不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应当”在经营者营业场地的公告栏、通道、窗口、柜台、摊位等显著地方公告违法行为。公告违法行为所针对的是：一、不停止违法行为的；二、未恢复到法律、法规等规定状态的；三、其他拒不改正的.此规章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公告违法行为的目的、条件、形式及救济。若按照传统行政法学理论观念以及就国家计委规章中的语义本身理解，公告违法行为似乎是一种程序性、附属性行为。笔者认为公告违法行为是行政主体为督促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而采取的一种以公告违法事实为方式的强制执行。本文试以此概念为基础，对公告违法行为的性质、法律设定及其完善加以合理定位。

一、性质定位

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以及《价格主管部门公告价格违法行为的规定》，我们可以粗略地归纳出公告违法行为所显现出来的外在特征。

第一，公告违法行为是行政机关依据职权所作出的行为。此特征仅从权力性质角度说明了其权力及手段的行政属性色彩及其特征，而并非着眼于其权限的法律依据与来源的合法性。

第二，公告违法行为是针对违法行为严重，且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行政相对人尚未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任何一种依职权作出的行为都有其针对的法律事实和情形。公告违法行为适用条件、情形方面的限定性，反过来又决定了针对违法行为的适时性。

第三，公告违法行为实施方式具有特殊性。即不是直接依靠物理力量的强制、压迫，而是在显著位置公告其违法行为，通过公开并借助社会舆论达到行政执法效果。但它又不仅仅停留在舆论角度的层面，还进一步通过影响信誉以及引导消费者，最终影响其经营而达到迫使其改正之目的与效果。

（一）与相关行为的辨析

1．与行政处罚行为的辨析

公告违法行为尽管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之后作出，与行政处罚有类似之处，但其并不等同于行政处罚。第一，在行政处罚的法定种类当中并无明确规定公告违法行为此种类型，而在《行政处罚法》所允许的新处罚种类中，也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才能够明确规定新的种类。《行政处罚法》第12条规定：“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而不能规定新的处罚种类。第二，公告违法行为和行政处罚中的警告都有告诫和谴责的因素在内，虽然《行政处罚法》第12条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前款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和一定数量的罚款。”但，“从立法上看，警告一般适用于情节轻微尤其是尚未造成具体损害后果的情形，法律在排列处罚轻重措施时，也将警告排列于最轻处罚位置”。〔4〕（P179）而公告违法行为主要针对的是违法情节严重的情形，两者适用违法情形的轻重程度不同。可见，公告违法行为也不是警告。第三，公告违法行为是以行政相对人行为违法且情节严重为适用的事实条件的，而行政处罚是以行政相对人违法并应受处罚为适用的事实条件。即凡能被适用公告违法行为的事实也必然适用处罚；反之，则不一定适用。其焦点在于是否“情节严重”。第四，公告违法行为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后，受处罚人仍然继续实施违法行为，即在被处罚的情形下，并未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显然公告违法行为既不是在原处罚基础上又适用的另一类处罚，也不是针对当事人继续违法实施的新处罚，皆缘于明显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而只是针对当事人不停止违法行为所采取的一种迫使其停止的措施。第五，“行政处罚是一种制裁行为，以损害违法者的自由、财产能力或其他利益为目的，行政处罚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促使行政法上义务的实现，而是要造成违法者精神、自由和经济利益受到限制或损害的后果，惩罚违法者的违法行为”。〔5〕（P464）而公告违法行为是通过公告的手段迫使违法行为人停止继续状态下的违法行为或违法事实，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行政法上的义务。

2．与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行为的辨析

公告违法行为非行政处罚，但亦非对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在《行政处罚法》第51条已明确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1）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额。（2）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抵缴罚款。（3）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政机关不能也不应该再给自己另行设置执行手段。

3．与公开行为的辨析

公开是民主的前提，公开是民主的保障。行政公开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职权对凡涉及相对人的行政行为内容均应依照法定形式使其知晓，凡涉及相对人的权利均应在作出的行政决定中明确告知。行政公开与公告违法都有“公开”、“公示”的意思，但两者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呢？作为行政法基本理念与价值趋向之一，行政公开是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公告违法行为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在具体执法中必然要体现行政公开这一基本原则，这不仅是对违法事实的公开、公布，同时对行政机关而言，也是对行政处理决定和处理后果的公开，更能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两者尽管有紧密联系，但并非等同关系。首先，两者的立法价值趋向不同。行政公开主要是为了促使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勤政、廉政，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公告违法行为则是促使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一种强制执行方式，其目的是为实现行政法上的特殊义务。其次，行政公开是适用于整个行政法律制度的普适性原则，而公告则属于具体的行为设计，有其特殊的适用方式，不具有普遍性。再次，行政公开主要是从程序角度而言的，为了防止和限制恣意，可分为事前公开、事中公开和事后公开；而公告违法行为主要是从实体上对行政主体和被公告人的权利义务进行设计，更强调公告违法行为所达到的执法效果。最后，在适用范围上，行政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明确排除在应公开范围之外；公告违法行为由于涉及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能滥用，故只能对行政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情形才可以适用公告违法行为。

（二）性质探讨

《行政处罚法》第23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据此可以看出尽管实施处罚与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是针对同一违法行为与事实的，但这是包含着不同内容与要求的两个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是针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事实本身所实施的，尽管责令改正是伴随行政处罚作出的，但两者并非同种性质的行为。首先，两者的着眼点不同。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的否定和谴责是通过增添对被处罚人的义务负担实现的，制裁性是行政处罚的最本质特征，着眼于过去；而责令改正则是在处罚基础上的发展，使违法行为从恶性转向良性，纠正性和制止性是责令改正的最本质特征，着眼于未来。另外，也不是针对所有违法行为，在实施行为处罚时，都需要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其次，在调整对象上也有所不同。对于即时性违法行为，由于违法的一瞬间，客观上并无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的可能和必要，仅以处罚来否定其行为的法律正当性即可；而针对具有连续性、重复性的违法行为，前一阶段或前一时期行为的违法，并不必然影响后一阶段或后一时期行为的合法，故有必要采取责令改正方式使后继阶段行为趋于合法。因此，虽然公告违法行为是处于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后，但行政处罚决定并非必然是公告违法行为的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9条在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具备的法定事项时，并未涉及到责令改正的规定。显而易见，公告违法行为仅仅是对“责令改正”处理行为的执行。之所以在处罚决定作出之后，是缘于公告违法行为的行为依据与行政处理决定综合在一起，表现为隐性的处理决定。究其原因就在于处理决定与处罚决定是针对同一违法事实，只是各自着眼点不同而导致两种在内容和目的上完全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因而，此种行政处理决定可与行政处罚决定联合作出，也可单独作出。

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为了便于行政执法，提高行政效率，将“责令改正”规定在处罚决定书中，一方面公告违法行为起到了促进、落实行政处罚书得以实施的作用，避免启动《行政处罚法》第51条规定的执行程序；另一方面，行政处罚决定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改正违法行为”的实施，起到了威慑作用，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公告违法行为的公告对象包括两方面：一是原违法行为和事实，二是新的违法行为及事实，即对原违法行为拒不改正的行为和事实。原违法行为和事实，行政处罚已作出制裁性的否定评价。公告违法行为主要是针对新的违法行为和事实，但由于行为人拒不改正原违法行为，而使此违法行为继续下去。那么对此部分的行为及事实是否属实，违法行为及事实是否已得到纠正，需要行政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及核实。此时会出现两种结果：若没有改正违法行为，则作出公告违法行为的处理决定；若违法行为及事实已得到纠正，则可作出相应的认定、证明，记录在案。

公告违法行为虽是对责令改正处理决定的执行，但也具有一定的制裁性。与行政处罚不同的是，公告违法行为要促使不履行改正义务的当事人履行其义务。“从性质上讲，行政处罚是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科处新的义务，而行政强制执行则是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强迫其履行原来的义务，这是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的一般分界线。”〔6〕（P9－22）从行为方式上看，公告违法行为类似于间接强制中的执行罚。“义务人不履行法定义务，而该义务又不能由他人代为履行，有执行权的机关可通过使不履行义务的法定义务人承担新的持续不断的给付义务，促使其履行义务，称为执行罚。”〔6〕（P9一22）“尽管执行罚也有科以新的义务的内容，但这种科以新的义务的目的仍是为了履行原行政义务，并不以科以新的义务为结束。”〔6〕（P9一22）无论是执行罚还是公告违法行为都不是目的，而是一种间接强制执行手段，以期望产生间接的法律后果，促使相对人履行其法定义务。

从执行对象上看，行政强制执行的对象，比较广泛，可以是物，也可以是行为和人身。那么，人格尊严、名誉等不具有具体形体的人格权能否作为行政强制的执行对象呢？首先，从立法目的上看，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强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行政义务或达到法律规定的状态。公告违法行为正是通过对相对人的道德评价以引起法律效果的变化，这完全符合立法目的。其次，从执行对象的分类上看，行政强制执行的对象既包括财产也包括人身及行为。而其中人身权又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人身是人格权的当然载体，对人格权产生影响，必然是以对人身的影响为前提的。再次，从法律规定和学理上看，尽管行政强制执行在法律、法规中有强制传唤、强制拘留及强制履行兵役义务等规定（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4条、第35条和《兵役法》中第6l条规定），表现为一种物理上的强力，但笔者认为关于人身自由的强制执行仅是起到了举例、示范的作用，是行政强制执行对人身规定的子集合，而非全部。“因为威胁使用物理强力，并不是实施强制的唯一的方式。”〔7〕（P166）

公告违法行为本身并不能给不服从行政处理决定的行政相对人直接带来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如果一个人不能正常地被指望去履行责任和义务，我们就不会尊重他（她）。”〔8〕（P11）随之而来的将导致名誉等人格权受损以及降低社会对违法相对人的社会评价，间接带来经济利益的不利及生活上、心理上的压力和不便。“作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惩罚，应是社会或个人对违反社会秩序者所给予的谴责和否定性评价，它不能仅归结为暴力手段，而应该涵盖道德惩罚，社会舆论谴责，社会组织或个人给予的惩处以及国家运用的各种法律惩罚手段，因为暴力或刑罚毕竟只是惩罚手段中的一种，有时其他惩罚措施如舆论谴责甚至比暴力手段更能发挥作用。”〔9〕（P3）

在日本行政法理论与实践当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即公布违反事实。相对人有义务的不履行或者对行政指导不服从时，将该事实向一般公众公布。“公布本身并不是对不服从指示、劝告者直接带来法律上的不利，但公布将导致受损或降低社会对他的评价，进行有可能间接带来经济上的不利，从而损害交易关系等。为了避免这种事态的发生，期待人们服从指示和劝告，因而设立了公布这一制度。”〔10〕（P171）其目的在于通过公布违反事实引起社会的关注，从心理上迫使其服从行政指导，或者通过事先设定该制度以确保行政指导的实效性……实际上，被认为具有通过执行罚等金钱进行心理压迫同样的机能。在这种意义上，公布违反事实可以定位为间接强制的一种形体。‘’〔11〕（P173）

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是否已经必然包含了对违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责令其停止或者改正违法行为与事实状态的要求？我们认为，在此情况下，在法律程序与法律效果上确已形成了对相对人行为的违法性作出r否定性评价（因为违法事实的存在并被认定是行政处罚成立的前提），但这仅仅是对行政处罚决定成立前的违法行为及事实的一种否定性评价。而就该违法行为与事实状态进一步处理，在处罚决定成立之后仍然会有许多不确定的可能性，有些即时性、一次性违法行为仅需作出处罚决定即可，由于违法行为的不可弥补性没有再做其他行为之必要，大多数违法行为属于此类；有些违法行为会因受到处罚而停止，如无照经营行为或未经许可而从事某项活动的，此类行为多是长期性、持续性的行为；有些违法行为会因受到处罚而继续存在或实施，但需责令补办手续，如《陕西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办法》第35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或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不履行登记手续的，分别由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责令限期补办手续，并可处以土地使用权价款1％以上5％以下的罚款。”有些违法行为会因为受到处罚的同时，还需消除违法行为所造成的事实状态，如责令拆除违章建筑.这些不确定的状态会让当事人无所适从。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行政行为的决定应当具体、明确，应当让相对人充分知晓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故在行政处罚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公告违法行为是在义务人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作出的。我们认为在没有“责令改正”的前提下直接作出公告违法行为是不符合“依法行政”要求的，公告违法行为应当而且只能在“责令改正”的前提下作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告违法行为是一种复合型行政行为，形式上是一种准行政行为，但实质上却由准行政行为演化为一种法律性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为督促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而采取的一种以公告违法事实方式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

二、权益冲突

“强制意味着我仍进行了选择，只是我的心智已被迫沦为了他人的工具，因为我所面临的种种替代性选择完全是由他人操纵的，以致于强制者想让我选择的行为，对于我来讲，乃是这些选择中痛苦最少的选择。”〔7〕（P164）公告违法行为尽管没有直接给相对人的人身、财产及精神造成痛苦、损失，但却以将来的不确定的名誉降低、人格贬损、社会评价降低为胁迫手段，以及随之带来的经济利益损失迫使相对人就范。

公告违法行为就是要通过社会公众对违法相对人的道义谴责、说服、教育，使相对人履行义务，但行政主体仍然应对公告违法行为采取程序上、实体上的控制。公告违法行为虽不直接引起法律上权利义务的变化，但由于其公告行为的目的是为实现行政法上的义务，从责任归属角度讲，应由公告违法行为的作出主体，在实现其职能的同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在现代法律上，利益虽不可量化，但却可以权衡。“有的利益具有更强属性，具有优先性。名誉等人格权有时还受到其他更高利益的限制，这些更高利益有时是相对的，有时是绝对的，例如国家主权。”〔12〕（P326）“个人隐私应受法律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13〕（P591）那么，此时公共利益毫无例外地对人格权也应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公共利益包括行政效率的利益、执法效果的利益和公众了解权的利益在内。”〔14〕（P1060）

第一，行政效果与人格权冲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行政行为需要追求效率，追求效率的行政行为主要是强调行政行为的运行周期短、简易程序多，注重的是方便、快捷。而公告违法行为恰恰是为了把行政相对人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避免物理强力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更大的创伤，避免使用直接强制以片面地牺牲效率而换取公平，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这并不意味着对效率的背离，行政行为要追求效率，但在执法过程中也要追求公平和正义。公告违法行为正是期待相对人自觉履行义务而作出的，给了相对人充分的选择权利，体现了对人性尊严的尊重。其次，行政主体在公告违法行为上追求的执法效果就是促使当事人自觉履行行政决定中的法定义务，改正违法行为，来达到法定状态。“公告”即“告公”，这也是行政决定要公开的一个表现，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监督行政机关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进行文明、公正执法，使行政机关执法规范化、制度化。“公告”行为亦有“杀一儆百”、“示众”的意义在内，对那些违法乱纪的行政相对人起到威慑的作用，但又可以避免社会资源及物质财富不必要的浪费。

第二，公众了解权与人格权之冲突。了解权，又称“知的权利”、“知悉权”、“知情权”，它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政治民主权利最早出现于1946年美国第79届国会通过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中，该法以排除陛立法方式规定除数种政府行为公民无权了解外，其余均可了解。公民一方面要保护自己的自由，不愿意让自己的个人信息和其他私人事务让别人接近，别人知道，公开和传播，其结果是让别人较少地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另一方面，他又要求了解自己应当知道的一切，要求社会尤其是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多一些公开性，增加透明度，以满足其政治上与精神上的需求。其结果是尽量扩大信息视野，拓宽信息来源。这就存在着主张知悉与逃避知悉的二律背反。公告违法行为是对个案的公开，是在相对人拒不履行责令改正义务的前提下，把对相对人的公开扩展到对社会的公开。但这种公开不是没有条件限制的，而是要求行政机关在尽量满足社会公众对违法现象的知情权时，必须以充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前提。

无疑，人类社会选择或设立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行政主体必然要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漠视私权益。在公共利益与私权益发生冲突时私权益成为必然的牺牲品。随着法治行政的发展，行政主体在行使权力时有着越来越多的自由裁量权，“比例原则”应运而生。“其最先起于‘警察行政’的‘警察比例原则’，而‘警察比例原则’是根据警察作用具有威胁市民自由的危险性，为抑制其权力行使而构成的。”〔11〕（P59）这主要涉及到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首先，公告违法行为必须是针对行政相对人拒不履行的事实而实施，即须在行政主体职权范围之内，为追求行政法上的效果而实施的。其次，禁止过度规则，即为了追求行政执法效果而不能不惜一切代价和采取一切手段。公告违法行为正是为避免采用直接强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更大损失和痛苦，而采取的间接强制使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通过道德上的谴责及内心自我反省，而达到法律效果。

三、缺陷与完善

经上述分析，公告违法行为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法律制度上都存在不规范之处，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任何一种法律制度从设立到实施运行以及法律后果上并非都是一致的。就公告违法行为而言，尽管本身并不涉及权利义务的增减，但客观上仍是一种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而且正如德国刑法学家耶林所言：“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15〕（P126）同样，公告违法行为若运用不当，亦如双刃之剑。

（一）法律制度之缺陷

法律的不周延性极易导致权力行使的“真空”。目前关于公告违法行为的规定大多是由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所规定，法出多门，极不统一，且差异性也较大。行使范围、手段及救济途径也各不相同，把设立权和实施权混为一谈。法律、法规、规章之间没有很好地联结起来。在《立法法》中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进行规定，尽管尚未明确规定涉及名誉权是否只能由法律规定，但根据法理精神以及人格权在社会生活中的日益重要性，对名誉权实施的行政强制或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来规定。因此，笔者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无权设定公告违法行为。当法律明确设定后，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及行政规章只能规定具体的实施程序，但不能对法律规定的公告违法行为的对象、范围、条件、方式以及实施机关作出变更或补充规定。

（二）实际效果之缺陷

效益为法律追求的价值之一，是衡量行为、制度的优劣标准之一，而实际效果则是追求效益的实现状态及程度。公告违法行为是通过社会舆论，以引起自身谴责及评价降低，“迫使”行政相对人“自觉”履行法律义务。在日本行政法理论中“公布的实效取决于被指示者或被劝告者的态度以及一般居民、国民的反应，所以在被指示者或被劝告者不介意这种对自己的谴责或批判的情况下，公布是无力的”。〔10〕（P171）若行政相对人毫无廉耻之心，无惭愧之感，对社会评价降低听之任之，置若罔闻，则公告违法行为并不能达到追求的效果，“作为确保行政法上的义务履行的手段，其效果是有限的”。〔10〕（P171）因此，如何使公告违法行为与其它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衔接起来，相互配套与协调使其成为行政强制执行体系的组成部分，以最终达到实现责令改正行为所要求的履行义务之状态和效果，尚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三）程序设置之缺陷

在程序设置上，公告违法行为亦有不妥之处：第一，应当适当放宽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期限，给行政相对人充分的时间自觉履行，尽量避免行政强制的实施。第二，在实施公告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对于相对人的违法事实应尽量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不扩大、不丑化、不失真的态度，不使用污辱、贬损的词语和语气。第三，由于处罚行为是针对相对人本人，故应在法律中进行明确规定，当公告违法行为期限届满，行政相对人仍不履行义务，行政主体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可采用直接行政强制。第四，在救济程序中，大多仅规定行政救济，并未规定是否可提起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无权利则无救济”，法律应对此进行明确规定救济途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和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公告违法行为作为一种行政强制行为，理应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公民对于公告违法行为的不当行使，及造成的损失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告违法行为虽然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实施，但有可能损害其他公民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充分保护每一个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法律应赋予每一个与强制执行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即利害关系人，请求救济的权利，而不仅仅限于行政相对人。公告违法行为是一动态的行为过程，根据行政强制执行的一般构成理论，公告违法行为由告诫、决定公告违法、实施公告违法等阶段复合而成。不同阶段的行为性质都会因其方式及内容不同而可能变化，这就导致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法律救济途径。公告违法行为的基础性行为是责令改正行为而非行政处罚，这直接影响到利害关系人以何种行为作为被申诉、复议、司法审查的对象。正是由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间既不停止违法行为或未主动恢复到法律规范所要求的状态，也未在法定救济期间提起法律救济，行政机关才启动公告违法行为，因而为了保持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行政执法的权威性，行政相对人在进入公告违法行为阶段时已丧失了向人民法院申请质疑责令改正行为合法性的权利，故不宜对责令改正行为再提起诉讼.

尽管公告违法行为已包涵“告诫”的意思，但作为行政公开的要求，公告机关还是应把履行期限、拟采取的公告违法事实的方式等事项告知义务人，以督促其自觉履行义务。“告诫是行政行为还是单纯的通知、强制执行的法定条件？从法律保护的观点来看，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视为行政行为。”〔16〕（P489）利害关系人应具有对告诫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在作出公告违法决定阶段，虽然尚未对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设定新的权利义务，但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角度来看，也应该赋予利害关系人一定诉权。而在实施阶段利害关系人具有诉权则毫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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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违法行为范文篇4

关键词：公告违法行为；间接强制执行；行政处罚

Abstract：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isanadministrativemeasureemployedbyadministrativepunishmentagencyaimingatthosewhopracticesevereillegalactsandrefusetocorrectorceasetheiracts.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s，however，isneitheradministrativepunishmentandenforcementofadministrativepunishment，norisadministrativeinformationpublicity.Itcanbeanenforcementmeasuretocorrectorceaseillegalactsoftheconcerningparty，whichshouldbetakenasthepremiseof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administrativeeffects，thepublic‘sknowledgeandrightsoftheadministrativepartiesshouldbeappropriatelydealtwith.Asaresult，muchimprovementshouldbedoneastotheapplicationconditionanditsprocedureof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andrighttolegalremedyshouldbeendowedtoadministrativeparties.

KeyWords：Publicannouncementofillegalact；indirectenforcement；administrativesanction

公告即公开告示，公开告诫。在行政法理论中往往是作为一种程序性、附属性行为来谈的。“告诫就性质而言，它不是一个具体行为而是督促义务人履行义务的一种准法律行为（通知）而已。”〔1〕（P222）而准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就某种具体事实所作出的判断、认识，以观念表示的精神作为构成要素，依法发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活动，又称观念行为、表明行为”。〔2〕（P428）尽管目前在理论上对准行政行为缺乏深层次探索，但“在行政活动复杂的过程中，法律规制后行政主体的行为会经常出现不直接发生法律效果，但往往间接发生法律后果的一类行为，即必须认可准行政行为存在的客观性与必要性”。〔3〕（P13）行政实务部门在具体运作上促进了这一行为的发展。以2002年国家计委颁布的《价格主管部门公告价格违法行为的规定》为例，价格主管部门针对经营者价格违法情节严重，在作出处罚决定后不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应当”在经营者营业场地的公告栏、通道、窗口、柜台、摊位等显著地方公告违法行为。公告违法行为所针对的是：一、不停止违法行为的；二、未恢复到法律、法规等规定状态的；三、其他拒不改正的.此规章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公告违法行为的目的、条件、形式及救济。若按照传统行政法学理论观念以及就国家计委规章中的语义本身理解，公告违法行为似乎是一种程序性、附属性行为。笔者认为公告违法行为是行政主体为督促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而采取的一种以公告违法事实为方式的强制执行。本文试以此概念为基础，对公告违法行为的性质、法律设定及其完善加以合理定位。

一、性质定位

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以及《价格主管部门公告价格违法行为的规定》，我们可以粗略地归纳出公告违法行为所显现出来的外在特征。

第一，公告违法行为是行政机关依据职权所作出的行为。此特征仅从权力性质角度说明了其权力及手段的行政属性色彩及其特征，而并非着眼于其权限的法律依据与来源的合法性。

第二，公告违法行为是针对违法行为严重，且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行政相对人尚未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任何一种依职权作出的行为都有其针对的法律事实和情形。公告违法行为适用条件、情形方面的限定性，反过来又决定了针对违法行为的适时性。

第三，公告违法行为实施方式具有特殊性。即不是直接依靠物理力量的强制、压迫，而是在显著位置公告其违法行为，通过公开并借助社会舆论达到行政执法效果。但它又不仅仅停留在舆论角度的层面，还进一步通过影响信誉以及引导消费者，最终影响其经营而达到迫使其改正之目的与效果。

（一）与相关行为的辨析

1．与行政处罚行为的辨析

公告违法行为尽管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之后作出，与行政处罚有类似之处，但其并不等同于行政处罚。第一，在行政处罚的法定种类当中并无明确规定公告违法行为此种类型，而在《行政处罚法》所允许的新处罚种类中，也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才能够明确规定新的种类。《行政处罚法》第12条规定：“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而不能规定新的处罚种类。第二，公告违法行为和行政处罚中的警告都有告诫和谴责的因素在内，虽然《行政处罚法》第12条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前款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和一定数量的罚款。”但，“从立法上看，警告一般适用于情节轻微尤其是尚未造成具体损害后果的情形，法律在排列处罚轻重措施时，也将警告排列于最轻处罚位置”。〔4〕（P179）而公告违法行为主要针对的是违法情节严重的情形，两者适用违法情形的轻重程度不同。可见，公告违法行为也不是警告。第三，公告违法行为是以行政相对人行为违法且情节严重为适用的事实条件的，而行政处罚是以行政相对人违法并应受处罚为适用的事实条件。即凡能被适用公告违法行为的事实也必然适用处罚；反之，则不一定适用。其焦点在于是否“情节严重”。第四，公告违法行为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后，受处罚人仍然继续实施违法行为，即在被处罚的情形下，并未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显然公告违法行为既不是在原处罚基础上又适用的另一类处罚，也不是针对当事人继续违法实施的新处罚，皆缘于明显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而只是针对当事人不停止违法行为所采取的一种迫使其停止的措施。第五，“行政处罚是一种制裁行为，以损害违法者的自由、财产能力或其他利益为目的，行政处罚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促使行政法上义务的实现，而是要造成违法者精神、自由和经济利益受到限制或损害的后果，惩罚违法者的违法行为”。〔5〕（P464）而公告违法行为是通过公告的手段迫使违法行为人停止继续状态下的违法行为或违法事实，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行政法上的义务。

2．与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行为的辨析

公告违法行为非行政处罚，但亦非对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在《行政处罚法》第51条已明确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1）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额。（2）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抵缴罚款。（3）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政机关不能也不应该再给自己另行设置执行手段。

3．与公开行为的辨析

公开是民主的前提，公开是民主的保障。行政公开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职权对凡涉及相对人的行政行为内容均应依照法定形式使其知晓，凡涉及相对人的权利均应在作出的行政决定中明确告知。行政公开与公告违法都有“公开”、“公示”的意思，但两者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呢？作为行政法基本理念与价值趋向之一，行政公开是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公告违法行为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在具体执法中必然要体现行政公开这一基本原则，这不仅是对违法事实的公开、公布，同时对行政机关而言，也是对行政处理决定和处理后果的公开，更能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两者尽管有紧密联系，但并非等同关系。首先，两者的立法价值趋向不同。行政公开主要是为了促使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勤政、廉政，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公告违法行为则是促使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一种强制执行方式，其目的是为实现行政法上的特殊义务。其次，行政公开是适用于整个行政法律制度的普适性原则，而公告则属于具体的行为设计，有其特殊的适用方式，不具有普遍性。再次，行政公开主要是从程序角度而言的，为了防止和限制恣意，可分为事前公开、事中公开和事后公开；而公告违法行为主要是从实体上对行政主体和被公告人的权利义务进行设计，更强调公告违法行为所达到的执法效果。最后，在适用范围上，行政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明确排除在应公开范围之外；公告违法行为由于涉及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能滥用，故只能对行政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情形才可以适用公告违法行为。

（二）性质探讨

《行政处罚法》第23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据此可以看出尽管实施处罚与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是针对同一违法行为与事实的，但这是包含着不同内容与要求的两个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是针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事实本身所实施的，尽管责令改正是伴随行政处罚作出的，但两者并非同种性质的行为。首先，两者的着眼点不同。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的否定和谴责是通过增添对被处罚人的义务负担实现的，制裁性是行政处罚的最本质特征，着眼于过去；而责令改正则是在处罚基础上的发展，使违法行为从恶性转向良性，纠正性和制止性是责令改正的最本质特征，着眼于未来。另外，也不是针对所有违法行为，在实施行为处罚时，都需要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其次，在调整对象上也有所不同。对于即时性违法行为，由于违法的一瞬间，客观上并无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的可能和必要，仅以处罚来否定其行为的法律正当性即可；而针对具有连续性、重复性的违法行为，前一阶段或前一时期行为的违法，并不必然影响后一阶段或后一时期行为的合法，故有必要采取责令改正方式使后继阶段行为趋于合法。因此，虽然公告违法行为是处于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后，但行政处罚决定并非必然是公告违法行为的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9条在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具备的法定事项时，并未涉及到责令改正的规定。显而易见，公告违法行为仅仅是对“责令改正”处理行为的执行。之所以在处罚决定作出之后，是缘于公告违法行为的行为依据与行政处理决定综合在一起，表现为隐性的处理决定。究其原因就在于处理决定与处罚决定是针对同一违法事实，只是各自着眼点不同而导致两种在内容和目的上完全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因而，此种行政处理决定可与行政处罚决定联合作出，也可单独作出。

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为了便于行政执法，提高行政效率，将“责令改正”规定在处罚决定书中，一方面公告违法行为起到了促进、落实行政处罚书得以实施的作用，避免启动《行政处罚法》第51条规定的执行程序；另一方面，行政处罚决定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改正违法行为”的实施，起到了威慑作用，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公告违法行为的公告对象包括两方面：一是原违法行为和事实，二是新的违法行为及事实，即对原违法行为拒不改正的行为和事实。原违法行为和事实，行政处罚已作出制裁性的否定评价。公告违法行为主要是针对新的违法行为和事实，但由于行为人拒不改正原违法行为，而使此违法行为继续下去。那么对此部分的行为及事实是否属实，违法行为及事实是否已得到纠正，需要行政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及核实。此时会出现两种结果：若没有改正违法行为，则作出公告违法行为的处理决定；若违法行为及事实已得到纠正，则可作出相应的认定、证明，记录在案。

公告违法行为虽是对责令改正处理决定的执行，但也具有一定的制裁性。与行政处罚不同的是，公告违法行为要促使不履行改正义务的当事人履行其义务。“从性质上讲，行政处罚是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科处新的义务，而行政强制执行则是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强迫其履行原来的义务，这是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的一般分界线。”〔6〕（P9－22）从行为方式上看，公告违法行为类似于间接强制中的执行罚。“义务人不履行法定义务，而该义务又不能由他人代为履行，有执行权的机关可通过使不履行义务的法定义务人承担新的持续不断的给付义务，促使其履行义务，称为执行罚。”〔6〕（P9一22）“尽管执行罚也有科以新的义务的内容，但这种科以新的义务的目的仍是为了履行原行政义务，并不以科以新的义务为结束。”〔6〕（P9一22）无论是执行罚还是公告违法行为都不是目的，而是一种间接强制执行手段，以期望产生间接的法律后果，促使相对人履行其法定义务。

从执行对象上看，行政强制执行的对象，比较广泛，可以是物，也可以是行为和人身。那么，人格尊严、名誉等不具有具体形体的人格权能否作为行政强制的执行对象呢？首先，从立法目的上看，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强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行政义务或达到法律规定的状态。公告违法行为正是通过对相对人的道德评价以引起法律效果的变化，这完全符合立法目的。其次，从执行对象的分类上看，行政强制执行的对象既包括财产也包括人身及行为。而其中人身权又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人身是人格权的当然载体，对人格权产生影响，必然是以对人身的影响为前提的。再次，从法律规定和学理上看，尽管行政强制执行在法律、法规中有强制传唤、强制拘留及强制履行兵役义务等规定（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4条、第35条和《兵役法》中第6l条规定），表现为一种物理上的强力，但笔者认为关于人身自由的强制执行仅是起到了举例、示范的作用，是行政强制执行对人身规定的子集合，而非全部。“因为威胁使用物理强力，并不是实施强制的唯一的方式。”〔7〕（P166）

公告违法行为本身并不能给不服从行政处理决定的行政相对人直接带来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如果一个人不能正常地被指望去履行责任和义务，我们就不会尊重他（她）。”〔8〕（P11）随之而来的将导致名誉等人格权受损以及降低社会对违法相对人的社会评价，间接带来经济利益的不利及生活上、心理上的压力和不便。“作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惩罚，应是社会或个人对违反社会秩序者所给予的谴责和否定性评价，它不能仅归结为暴力手段，而应该涵盖道德惩罚，社会舆论谴责，社会组织或个人给予的惩处以及国家运用的各种法律惩罚手段，因为暴力或刑罚毕竟只是惩罚手段中的一种，有时其他惩罚措施如舆论谴责甚至比暴力手段更能发挥作用。”〔9〕（P3）

在日本行政法理论与实践当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即公布违反事实。相对人有义务的不履行或者对行政指导不服从时，将该事实向一般公众公布。“公布本身并不是对不服从指示、劝告者直接带来法律上的不利，但公布将导致受损或降低社会对他的评价，进行有可能间接带来经济上的不利，从而损害交易关系等。为了避免这种事态的发生，期待人们服从指示和劝告，因而设立了公布这一制度。”〔10〕（P171）其目的在于通过公布违反事实引起社会的关注，从心理上迫使其服从行政指导，或者通过事先设定该制度以确保行政指导的实效性……实际上，被认为具有通过执行罚等金钱进行心理压迫同样的机能。在这种意义上，公布违反事实可以定位为间接强制的一种形体。‘’〔11〕（P173）

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是否已经必然包含了对违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责令其停止或者改正违法行为与事实状态的要求？我们认为，在此情况下，在法律程序与法律效果上确已形成了对相对人行为的违法性作出r否定性评价（因为违法事实的存在并被认定是行政处罚成立的前提），但这仅仅是对行政处罚决定成立前的违法行为及事实的一种否定性评价。而就该违法行为与事实状态进一步处理，在处罚决定成立之后仍然会有许多不确定的可能性，有些即时性、一次性违法行为仅需作出处罚决定即可，由于违法行为的不可弥补性没有再做其他行为之必要，大多数违法行为属于此类；有些违法行为会因受到处罚而停止，如无照经营行为或未经许可而从事某项活动的，此类行为多是长期性、持续性的行为；有些违法行为会因受到处罚而继续存在或实施，但需责令补办手续，如《陕西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办法》第35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或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不履行登记手续的，分别由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责令限期补办手续，并可处以土地使用权价款1％以上5％以下的罚款。”有些违法行为会因为受到处罚的同时，还需消除违法行为所造成的事实状态，如责令拆除违章建筑.这些不确定的状态会让当事人无所适从。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行政行为的决定应当具体、明确，应当让相对人充分知晓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故在行政处罚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公告违法行为是在义务人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作出的。我们认为在没有“责令改正”的前提下直接作出公告违法行为是不符合“依法行政”要求的，公告违法行为应当而且只能在“责令改正”的前提下作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告违法行为是一种复合型行政行为，形式上是一种准行政行为，但实质上却由准行政行为演化为一种法律性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为督促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而采取的一种以公告违法事实方式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

二、权益冲突

“强制意味着我仍进行了选择，只是我的心智已被迫沦为了他人的工具，因为我所面临的种种替代性选择完全是由他人操纵的，以致于强制者想让我选择的行为，对于我来讲，乃是这些选择中痛苦最少的选择。”〔7〕（P164）公告违法行为尽管没有直接给相对人的人身、财产及精神造成痛苦、损失，但却以将来的不确定的名誉降低、人格贬损、社会评价降低为胁迫手段，以及随之带来的经济利益损失迫使相对人就范。

公告违法行为就是要通过社会公众对违法相对人的道义谴责、说服、教育，使相对人履行义务，但行政主体仍然应对公告违法行为采取程序上、实体上的控制。公告违法行为虽不直接引起法律上权利义务的变化，但由于其公告行为的目的是为实现行政法上的义务，从责任归属角度讲，应由公告违法行为的作出主体，在实现其职能的同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在现代法律上，利益虽不可量化，但却可以权衡。“有的利益具有更强属性，具有优先性。名誉等人格权有时还受到其他更高利益的限制，这些更高利益有时是相对的，有时是绝对的，例如国家主权。”〔12〕（P326）“个人隐私应受法律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13〕（P591）那么，此时公共利益毫无例外地对人格权也应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公共利益包括行政效率的利益、执法效果的利益和公众了解权的利益在内。”〔14〕（P1060）

第一，行政效果与人格权冲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行政行为需要追求效率，追求效率的行政行为主要是强调行政行为的运行周期短、简易程序多，注重的是方便、快捷。而公告违法行为恰恰是为了把行政相对人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避免物理强力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更大的创伤，避免使用直接强制以片面地牺牲效率而换取公平，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这并不意味着对效率的背离，行政行为要追求效率，但在执法过程中也要追求公平和正义。公告违法行为正是期待相对人自觉履行义务而作出的，给了相对人充分的选择权利，体现了对人性尊严的尊重。其次，行政主体在公告违法行为上追求的执法效果就是促使当事人自觉履行行政决定中的法定义务，改正违法行为，来达到法定状态。“公告”即“告公”，这也是行政决定要公开的一个表现，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监督行政机关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进行文明、公正执法，使行政机关执法规范化、制度化。“公告”行为亦有“杀一儆百”、“示众”的意义在内，对那些违法乱纪的行政相对人起到威慑的作用，但又可以避免社会资源及物质财富不必要的浪费。

第二，公众了解权与人格权之冲突。了解权，又称“知的权利”、“知悉权”、“知情权”，它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政治民主权利最早出现于1946年美国第79届国会通过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中，该法以排除陛立法方式规定除数种政府行为公民无权了解外，其余均可了解。公民一方面要保护自己的自由，不愿意让自己的个人信息和其他私人事务让别人接近，别人知道，公开和传播，其结果是让别人较少地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另一方面，他又要求了解自己应当知道的一切，要求社会尤其是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多一些公开性，增加透明度，以满足其政治上与精神上的需求。其结果是尽量扩大信息视野，拓宽信息来源。这就存在着主张知悉与逃避知悉的二律背反。公告违法行为是对个案的公开，是在相对人拒不履行责令改正义务的前提下，把对相对人的公开扩展到对社会的公开。但这种公开不是没有条件限制的，而是要求行政机关在尽量满足社会公众对违法现象的知情权时，必须以充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前提。

无疑，人类社会选择或设立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行政主体必然要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漠视私权益。在公共利益与私权益发生冲突时私权益成为必然的牺牲品。随着法治行政的发展，行政主体在行使权力时有着越来越多的自由裁量权，“比例原则”应运而生。“其最先起于‘警察行政’的‘警察比例原则’，而‘警察比例原则’是根据警察作用具有威胁市民自由的危险性，为抑制其权力行使而构成的。”〔11〕（P59）这主要涉及到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首先，公告违法行为必须是针对行政相对人拒不履行的事实而实施，即须在行政主体职权范围之内，为追求行政法上的效果而实施的。其次，禁止过度规则，即为了追求行政执法效果而不能不惜一切代价和采取一切手段。公告违法行为正是为避免采用直接强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更大损失和痛苦，而采取的间接强制使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通过道德上的谴责及内心自我反省，而达到法律效果。

三、缺陷与完善

经上述分析，公告违法行为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法律制度上都存在不规范之处，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任何一种法律制度从设立到实施运行以及法律后果上并非都是一致的。就公告违法行为而言，尽管本身并不涉及权利义务的增减，但客观上仍是一种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而且正如德国刑法学家耶林所言：“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15〕（P126）同样，公告违法行为若运用不当，亦如双刃之剑。

（一）法律制度之缺陷

法律的不周延性极易导致权力行使的“真空”。目前关于公告违法行为的规定大多是由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所规定，法出多门，极不统一，且差异性也较大。行使范围、手段及救济途径也各不相同，把设立权和实施权混为一谈。法律、法规、规章之间没有很好地联结起来。在《立法法》中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进行规定，尽管尚未明确规定涉及名誉权是否只能由法律规定，但根据法理精神以及人格权在社会生活中的日益重要性，对名誉权实施的行政强制或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来规定。因此，笔者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无权设定公告违法行为。当法律明确设定后，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及行政规章只能规定具体的实施程序，但不能对法律规定的公告违法行为的对象、范围、条件、方式以及实施机关作出变更或补充规定。

（二）实际效果之缺陷

效益为法律追求的价值之一，是衡量行为、制度的优劣标准之一，而实际效果则是追求效益的实现状态及程度。公告违法行为是通过社会舆论，以引起自身谴责及评价降低，“迫使”行政相对人“自觉”履行法律义务。在日本行政法理论中“公布的实效取决于被指示者或被劝告者的态度以及一般居民、国民的反应，所以在被指示者或被劝告者不介意这种对自己的谴责或批判的情况下，公布是无力的”。〔10〕（P171）若行政相对人毫无廉耻之心，无惭愧之感，对社会评价降低听之任之，置若罔闻，则公告违法行为并不能达到追求的效果，“作为确保行政法上的义务履行的手段，其效果是有限的”。〔10〕（P171）因此，如何使公告违法行为与其它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衔接起来，相互配套与协调使其成为行政强制执行体系的组成部分，以最终达到实现责令改正行为所要求的履行义务之状态和效果，尚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三）程序设置之缺陷

在程序设置上，公告违法行为亦有不妥之处：第一，应当适当放宽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期限，给行政相对人充分的时间自觉履行，尽量避免行政强制的实施。第二，在实施公告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对于相对人的违法事实应尽量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不扩大、不丑化、不失真的态度，不使用污辱、贬损的词语和语气。第三，由于处罚行为是针对相对人本人，故应在法律中进行明确规定，当公告违法行为期限届满，行政相对人仍不履行义务，行政主体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可采用直接行政强制。第四，在救济程序中，大多仅规定行政救济，并未规定是否可提起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无权利则无救济”，法律应对此进行明确规定救济途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和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公告违法行为作为一种行政强制行为，理应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公民对于公告违法行为的不当行使，及造成的损失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告违法行为虽然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实施，但有可能损害其他公民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充分保护每一个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法律应赋予每一个与强制执行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即利害关系人，请求救济的权利，而不仅仅限于行政相对人。公告违法行为是一动态的行为过程，根据行政强制执行的一般构成理论，公告违法行为由告诫、决定公告违法、实施公告违法等阶段复合而成。不同阶段的行为性质都会因其方式及内容不同而可能变化，这就导致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法律救济途径。公告违法行为的基础性行为是责令改正行为而非行政处罚，这直接影响到利害关系人以何种行为作为被申诉、复议、司法审查的对象。正是由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间既不停止违法行为或未主动恢复到法律规范所要求的状态，也未在法定救济期间提起法律救济，行政机关才启动公告违法行为，因而为了保持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行政执法的权威性，行政相对人在进入公告违法行为阶段时已丧失了向人民法院申请质疑责令改正行为合法性的权利，故不宜对责令改正行为再提起诉讼.

尽管公告违法行为已包涵“告诫”的意思，但作为行政公开的要求，公告机关还是应把履行期限、拟采取的公告违法事实的方式等事项告知义务人，以督促其自觉履行义务。“告诫是行政行为还是单纯的通知、强制执行的法定条件？从法律保护的观点来看，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视为行政行为。”〔16〕（P489）利害关系人应具有对告诫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在作出公告违法决定阶段，虽然尚未对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设定新的权利义务，但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角度来看，也应该赋予利害关系人一定诉权。而在实施阶段利害关系人具有诉权则毫无异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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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违法行为范文篇5

【关键词】：行政公告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告知

一、源自现实的问题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5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城市市区区域声环境保护的需要，划定禁止机动车辆行驶和禁止其使用声响装置的路段和时间，并向社会公告。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26条规定，单位和个人有本条例所列财政违法行为，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监察机关可以公告其财政违法行为及处理、处罚、处分决定。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人欠缴税款的情况定期予以公告。《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第11条规定，对批准保护的中药品种以及保护期满的中药品种，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在指定的专业报刊上予以公告。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9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药品质量抽查检验结果，定期药品质量公告。药品质量公告应当包括抽验药品的品名、检品来源、生产企业、生产批号、药品规格、检验机构、检验依据、检验结果、不合格项目等内容。

某市卫生局对该市纯净水市场中不同品牌的饮用水进行了大抽查，随后在全市范围内公告了抽查结果，其中被认定存在质量问题的生产厂家认为，卫生局在抽查程序违法且没有合理和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公告抽查结果，影响了该厂的声誉，致使其市场占有量明显减少，侵犯了其人身权和财产权，故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1]

笔者以上所罗列的现实法律规范和案例，旨在表明法律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行政主体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有关行政权行使信息的法律现象。我们姑且将这种以公告形式实现行政目标的行为称为行政公告。然行政公告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是否有足够的法理支撑、应具备哪些构成要素等问题，都有赖于对行政公告的分析和论证。

二、行政公告释义

行政公告并非法律概念，充其量只是法学概念。受研究者兴趣偏好与精力所限，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领域对行政公告的专门研究非常匮乏，[2]行政公告作为普遍存在的行政法律现象，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含义

纷繁复杂的行政公告现象背后，其共性在于行政主体依据法律所赋予的职权，通过公告形式来实现预期的行政目标。据此，行政公告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履行职权，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通过公告形式，将与行政职权行使相关的信息向社会公布的一项行政法律制度。

首先，行政公告只是对一定法律现象形式上的概括，而不是性质上的厘定。现行行政法学研究，都是在界定行政主体行为内容性质的基础上，对形式上具有共性的行为作归类研究。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都是在界定其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律效果这种本质属性基础上，对形式上具有共性的法律现象的概括。而行政公告不是对其意指的法律现象性质上的概括，只是对行政主体通过公告形式实现特定行政目标的纷杂法律现象形式上共性的概括。这表明，行政公告作为法学概念，与现行行政行为具体范畴和种类是不同层面意义上的所指，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其次，行政公告是履行行政职责的表现。依行为性质的不同，行政机关可以有民事主体、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甚至是刑事责任主体的不同身份。行政法所关注的只是行政机关以行政主体身份出现时所表现的权利义务状态。本文的行政公告，是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职责时的公告，虽以公告方式行为，若不是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行政职责，则不在行政法学研究领域范围内，也不是本文所指的行政公告。

（二）种类

不同形态的行政公告，它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法律性质、救济途径等可能存在差别，对不同形态的行政公告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划分，是非常必要的。基于前文是从形式上界定行政公告，以行政公告内容的形式特征为标准，对行政公告进行类型化分析是可行的路径。[3]据此，行政公告可以分为：

1．行政规范性文件公告

它是指行政主体以公告形式，将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报纸、新闻媒体、特定公共场所张贴等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公布的一种行政公告。由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规范对象的广泛性和不特定性，通过对每个被规范对象的具体送达不具备现实性与可行性，故只有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公布。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5条所规定的城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向社会所的公告。

2．行政处理公告

它是指行政主体通过公告形式，将其针对特定相对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公开。行政处理由于涉及特定的当事人，应该遵循政府行政相对性的要求，不得对社会公开，这是公民隐私权保护的需要。然原则依托例外而存在，在特定情况下，因某种因素的介入，行政处理决定可能会丧失“私”的特性，而必须向社会公开。虽然行政处理公告的法理根基、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等都有待于进一步论证，但现实中不乏行政处理公告的现象。如：《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26条规定，对单位和个人的财政违法行为，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监察机关可以公告其财政违法行为及处理、处罚、处分决定。

3．其他行政信息公告

从广义上来理解，一切有关行政权行使条件、范围、过程、内容以及后果等因素都可称之为行政信息。但行政法所指的行政信息，应是与行政权行使直接有关的信息。其他行政信息公告是指，行政主体以公告形式，将除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和行政处理决定之外的，其他直接有关行政权行使的信息向社会公众公布。这类行政公告在法律实践中非常普遍，如药品监督行政主体公布药品抽查结果等。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中，也有大量的关于其他行政信息公告的规定，如：《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18条规定，单位和个人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除依照本规定给予处罚外，可以在其营业场地公告其价格违法行为，直至改正。

（三）相关概念辨析

行政公告作为行政目标实现的手段，它与其他行政手段或者行政法律现象之间的异同比较，有利于其自身内涵的界定和阐释。

1．行政公告与行政行为的告知

依通说，行政行为的告知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将行政行为通过法定程序向行政相对人公开展示，以使行政相对人知悉该行政行为的一种程序性法律行为，包括拟制行政行为的依据、陈述意见的机会、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的告知。[4]作为向相对人告知一定的内容，行政公告与行政行为的告知具有一定的重合之处，如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既属于行政公告范畴，也可以划归行政行为告知的范畴；且两者之间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呈现性质上的一致性。[5]但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1）对象和表现形式不同。行政公告是行政主体通过报刊、新闻媒介、公共场所布告等可见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公布有关行政信息的活动，它的表现形式一般是书面的。而行政行为的告知中，如拟制行政行为依据、陈述意见机会等，都是通过口头或书面向特定相对人进行告知。

（2）内容不同。行政公告的内容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处理决定以及其他行政信息，而行政行为的告知内容包括拟制行政行为的依据、陈述意见的机会、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期限等。前者较概括和抽象，后者较为具体和细化。

2．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是指当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时，行政主体可以用公告形式向相对人送达行政处理决定。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一定期间，视为送达。它与行政公告存在以下差别：

（1）性质上，行政公告只是对行政主体通过公告形式实现行政目标的各种法律现象形式上的概括，不能反映这些法律现象的本质属性，不同的行政公告有不同的法律性质。而公告送达是程序性法律行为，其本身并不直接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影响。

（2）内容上，行政公告的内容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处理决定以及其他行政信息；而公告送达的内容是行政处理决定，至少在现今我国行政法学研究语境下是如此，而不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其他行政信息的公告送达。[6]

（3）对象上，行政公告的对象可以是特定而具体的行政相对人，也可以是非特定的社会公众；而公告送达，在一般情况下，其送达对象为具体、可数的行政相对人。

三、行政公告的性质

本文是从形式上对行政公告内涵作了界定，然真正决定行政公告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法律救济途径等根本性问题的是行政公告的性质。所谓行政公告的性质，是指行政公告是否属于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现有权利义务状态的行政行为范畴。行政公告包罗万千，不同种类的行政公告有不同的性质。

（一）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公告

判断行政主体的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其形式是其次，关键在于行为内容能否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影响。行政公告是否属于行政行为，取决于行政公告具体内容是否对相对人产生新的权利义务变化。一般而言，具备行政行为属性的典型行政公告有以下几种。

1．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

基于不同的目的，根据不同的标准，行政行为可以有不同种类的划分。在非行政规范性文件领域，根据行政行为是否对相对人有惩戒效果，行政行为可以分为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行为与不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行为，前者主要指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7]

之所以将对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等具有惩戒性质决定的公告，纳入行政行为范畴，而否定其他行政处理决定公告的行政行为属性，是因为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影响。现例举法律实践中的具体情形阐述如下。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26条规定，单位和个人有本条例所列财政违法行为，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监察机关可以公告其财政违法行为及处理、处罚、处分决定。据此，财政行政主体可以公告其作出的处罚、处分决定，该行政公告将对相对人现有权利义务状态产生影响，其缘由为：

（1）从立法意图来看。一般而言，行政处罚、处分决定只需送达相对人即可，行政处罚、处分决定无需、甚至不得向社会公开。立法者之所以赋予财政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处分决定的基础上，公告该行政处罚、处分决定的权力，使社会不特定公众知悉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存在以及所受的不利制裁，从而影响相对人的良好声誉和形象，其目的在于加强财政行政主体的管理力度以及行政权行使的有效性。故从立法意图来看，行政处罚、处分决定的公告具有影响相对人人身权的目的，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8]

（2）从公告的内容来看。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意味着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行为作了违法性的宣告和确认，这不仅可能对相对人的财产权产生不利影响，也可能对相对人的人身权产生不利影响，但这种不利影响只局限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特定范围内。而通过公告行政处罚、处分决定，使得原本不知悉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其他社会公众获知该信息，使得相对人的人身权产生了新的不利影响或者扩大了原有的不利影响范围，这符合行政行为的本质属性。

2．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的公告

行政规范性文件和行政处理之外的其他行政信息公告，是否会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影响，没有统一的类型化标准。对于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信息只能作个体化分析，视其具体内容而定。一般而言，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公告在实践中有以下两种常见形式：

（1）对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公告。相对人若有违法行为，法律一般是规定了实体性内容的制裁措施，或者追加规定行政主体可以将对相对人违法行为所作的制裁措施通过公告形式，公之与众，作为加重处罚。但有时，法律也会赋予行政主体可只公布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本身，而无需公布对违法行为所作的制裁决定。如：《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1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本规定所列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除依照本规定给予处罚外，可以在其营业场地公告其价格违法行为，直至改正。

虽然，这种公告行为可以理解为强制执行措施的一种，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将对相对人的人身权产生不利影响。这类行政公告因其具有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现实性，而被归入行政行为范畴。

（2）能引起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检查结果公告。一般而言，行政检查结果只是行政主体作出实体性裁定的基础。但有时候，法律授予行政主体可以公开行政检查结果，而不作实体性裁定。此时，行政检查结果的公开，就可能影响到被检查人等相对人的权益，该行政检查结果的公告就具有行政行为的本质属性。

此类行政公告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负有保证公民生活安全责任的行政主体，通过对有关公民生活安全的物品的监督和检查，向社会对其监督和检查结果所作的公告，如食品安全监督部门、质量监督部门、药品监督部门等对食品、生活用品、药品等是否符合相应质量、安全要求等检查结果所作的公告。如：《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9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药品质量抽查检验结果，定期药品质量公告。药品质量公告应当包括抽验药品的品名、检品来源、生产企业、生产批号、药品规格、检验机构、检验依据、检验结果、不合格项目等内容。

（二）作为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公告

当行政公告不会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效果时，就属于行政事实行为范畴，典型的有以下几种。

1．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

由于行政规范性文件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对象的不特定性，其公开方式只能选择公告的形式，以行政公告为载体。但是，实际上对相对人产生规范性约束的是该规范性文件，而不是行政公告本身，行政公告只是作为该规范性文件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前提。或许有人会质疑，没有经过行政公告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但行政行为效力所具有的可分性表明，行政行为对于行政主体和相对人有不同的效力，且效力发生的时间也不一致，[9]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只是一种附属性的程序行为，其本身不对相对人权益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影响，属于行政事实行为范畴。[10]如：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5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城市市区区域声环境保护的需要，划定禁止机动车辆行驶和禁止其使用声响装置的路段和时间，并向社会公告。

2．不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告

不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处理决定，由于并不包含对相对人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对该处理决定的公告，不会对相对人的人身权造成不利影响，类属于行政事实行为。法律实践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这种行政公告形式。如：

《煤炭法》第26条规定，煤炭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限届满或者经批准开采范围内的煤炭资源已经枯竭的，其煤炭生产许可证由发证机关予以注销并公告。煤矿企业的生产条件和安全条件发生变化，经核查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其煤炭生产许可证由发证机关予以吊销并公告。

《海域使用管理法》第21条规定，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应当向社会公告。

《专利法》第55条规定，专利局作出的给予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应当予以登记和公告。

3．不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公告

除了对行政违法行为和能引起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检查结果的公告之外，对于其他信息的公告，一般都不会产生行政法律效果，具备行政事实行为属性。如：

《人民防空法》第35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试鸣防空警报；并在试鸣的五日以前公告。

《防洪法》第25条规定，防洪保护区是指在防洪标准内受防洪工程设施保护的地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的范围，在防洪规划或者防御洪水方案中划定，并报请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批准后予以公告。

《执业医师法》第20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准予注册和注销注册的人员名单予以公告，并由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汇总，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四、行政公告的适用条件

现代法治社会中，政府行使权力的所有行为，即影响他人法律权利、义务和自由的行为都必须有严格的法律依据。[11]无论是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公告抑或作为事实行为的行政公告，由于都是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公开，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但行政公告的性质不同，即是否会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差别，其适用条件也不同。

（一）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公告适用条件

1．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适用条件

政府行政的相对性，以及过罚相当原则所要求的相对人不因自己违法行为而受到过度的不利影响等决定了，针对特定相对人的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一般不得向社会公开。但当有其他因素介入，经过利益衡量之后，可以允许行政主体以公告形式公开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具体而言，以下情况可适用行政公告：

（1）作为行政执行措施时。通过对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使不履行行政决定义务的相对人的声誉等权益受到减损，给予其较大的压迫感，从而促使其自觉履行行政决定。从这一层面上，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有作为行政执行措施的作用和属性。但若将所有的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定性为行政执行措施，那么将导致这类公告游离于现行行政诉讼体制之外，使得不具备行政公告条件的行政公告逃避司法权的监督，因为对于行政执行措施不能提起行政诉讼。若对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是在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决定义务情况下使用时，其就属于行政执行措施，否则就属于行政处罚的一种，相对人对此享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2）行政处理决定本身的适用范围具有不特定性时。行政行为的执行力一般限于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对于非行政行为当事人不具有实质性的约束力。但是，某些特定情况下的行政处理决定，虽然其相对人是特定的，其内容却具有扩散性，导致了行政处理决定的适用范围具有不特定性和扩散性，要求非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者组织予以执行。此时，该行政处理决定就须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不特定主体广为告知。这种公告形式在实践中并不鲜见：

如《招标投标法》第53条规定，投标人因违法行为而被取消参加今后招投标活动资格的，行政主体在作出取消其资格的决定后，应将决定公告。

《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3条规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受到开除或者撤职纪律处分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其终身不得在金融机构任职，并在全国性报纸上公告。

2．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的公告适用条件

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的公告主要包括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公告和能引起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检查结果公告，其有严格的适用条件限制，必须符合下列其中之一：

（1）作为行政执行措施时。对于相对人的行政违法行为，行政主体一般应给予实体性的行政处罚或者处分，而不能只公告该行政违法行为。倘若违法行为相对人不履行处罚或者处分决定，那么行政主体可以采取公告该行政处罚、处分决定本身，或者只公告该违法行为相对人的违法事实，而不公告处罚、处分决定，以作为行政执行措施，督促相对人履行行政处罚、处分决定的义务。[12]如：《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1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本规定所列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除依照本规定给予处罚外，可以在其营业场地公告其价格违法行为，直至改正。

（2）公共利益介入时。行政主体因履行职权而作的行政检查，一般只涉及特定的相对人，无需且也不能向社会公布检查结果。但是，当行政主体所进行的检查或者其公布的检查结果，关系社会不特定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时，也即当该行政检查或者检查结果有公共利益因素介入时，行政主体应该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公布其检查情况。[13]如食品卫生监督主体对市场上特定食品的检查结果、质检部门对市场上关涉公民人身安全的生活用品等的检查结果，就应该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公布。

（二）作为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公告适用条件

在民主法治国家中，公共行政的目的是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或者大众福祉，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是公共行政的概念属性和功能属性。[14]具有行政事实行为属性的行政公告，虽不直接产生行政法律效果，但由于也属于行使行政权力的积极行为，行政权的公益性决定了其仍然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1．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适用条件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是其对外生效的前提条件，未经公告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行为的依据。所以，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是制定主体的一项义务，只要存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其必须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公布。

2．不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告适用条件

此类行政公告的适用条件应该是当该处理决定的内容有必要使社会不特定公众知悉，以便作为社会公众今后行为的指向或者借鉴的，行政主体才可以用公告形式公布该行政处理决定，否则不得公告。如：《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第11条规定，对批准保护的中药品种以及保护期满的中药品种，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在指定的专业报刊上予以公告。公务员之家

3．不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的公告适用条件

根据行政效益的要求，基于行政成本的考虑，该类行政公告的适用也应具备严格的限制条件，只有在行政信息会对社会公众造成影响，确有必要时，行政主体可以公告，行政主体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人民防空法》第35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试鸣防空警报；并在试鸣的五日以前公告。

五、行政公告的救济

作为行政目标实现手段的行政公告，由于其只是对众多法律现象的形式概括，作为独立的行政手段尚未得到明确和重视，行政法学界关注较少，行政立法和司法实践没有统一和明确的认识，关于行政公告的救济，是一个有待规范的问题。

我国现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体制，均是以行政行为是否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影响为标准，来界定是否将行政行为纳入各自的救济体系。所以，应根据是否具有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属性，分别论证行政公告的救济途径。

（一）具有行政行为属性的行政公告的救济

属于行政行为性质的行政公告主要包括，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对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公告，以及能引起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检查结果公告。对于这些行政公告，由于其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且针对特定的相对人，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相对人若认为该行政公告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对人若认为该行政公告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15]

（二）具有行政事实行为属性的行政公告的救济

具有行政事实行为属性的行政公告，由于它不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效果，所以此类行政公告不应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体系。但必须注意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行为模糊状态的行政公告的救济问题，因为，行政事实行为存在向行政行为转变的可能。由于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行为没有统一而明确的界定标准，两者之间存在一些模糊、变动不居的状态。[16]在界定此类行政公告的救济途径时，必须坚持以最大限度保护相对人权利救济为原则，尽量将有争议的行政公告纳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体系。我们须确立这样的观念，即使是事实行为，若造成人民权利侵害或负担，而产生除去义务或损害赔偿义务时，则不应只视为事实行为，而应允许相对人提起救济。[17]

注释：

[1]类似案例可参见王国和等：《对一起因大桶饮用水质量公告引起行政诉讼的思考》，《中国卫生监督杂志》2000年第2期。

[2]就笔者的阅读范围，无论是教科书体系，还是专著体系，尚未有对行政公告的专门论述，甚至没有出现过行政公告的提法。有关学术杂志上，公开发表的关于行政公告的研究文献也非常鲜见，只有学者张晓玲发表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的《论行政公告》一文。

[3]当然，行政公告还有其他分类标准，如以行政公告的内容性质为标准，行政公告有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公告与非行政行为的行政公告之分；以行政公告是否可以救济为标准，可将行政公告划分为可救济行政公告与不可救济行政公告等。但是，这些标准是建立在形式标准之基础上，没有对行政公告进行形式上的划分之前，就以行政公告的实质作标准进行的划分，有本末倒置之嫌。公务员之家

[4]参见章剑生：《论行政行为的告知》，《法学》2001年第9期。有学者将行政行为的告知限定在具体行政行为中，详见孟昭阳、赵锋：《论行政告知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也有学者将行政告知等同于说明理由制度，见张引、熊菁华：《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及相应制度》，《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

[5]关于此点，请见本文第二部分“行政公告的性质”的相关论述。

[6]其实，抛开学界对“公告送达”的传统认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行为，无论是从实质层面，抑或从形式层面上来说，就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送达行为，因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普遍适用性决定了其无法通过个体的直接送达方式，而只能采取公告送达。

[7]当然这里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行为，仅指纠正相对人违法行为措施之外，对相对人追加的不利处理，不包括对违法行为本身所作的纠正措施，如因相对人违法而需撤销其行政许可证，那么这个撤销决定虽然对相对人来说具有惩戒性质，但其属于对相对人违法行为本身所作的纠正措施，不属于这里特指的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行为。

[8]或许有人会将对行政处罚、处分决定的公告理解为行政处罚、处分的执行措施，督促被处罚人、被处分人依法及时履行义务，但即便如此，该执行措施也会对相对人产生新的影响，它与其他行政执行措施不同，其他执行措施只是单纯的对执行行为内容的实现。

[9]对行政机关本身来说，行政处理效力的开始时期和行政处理的成立时期一致，行政处理一旦作出立即生效。对当事人来说，行政处理只在行政机关使当事人知悉时起才能实施，即行政处理只在公布以后才能对当事人主张有效。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行政处理效力的开始时期，应分对行政机关本身和对当事人而不同。

[10]这也符合我国现行行政诉讼体制中规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可诉的要求，如果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公告将对相对人权益产生影响，将导致该行政公告具有可诉性，必然导致公告所内含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也具有可诉性。当然，行政公告主体、程序上的违法是否可诉，是否影响行政公告的效力则是另外层面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11][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12]在日本就存在作为间接强制执行方式的公布违反事实措施，即相对人有义务的不履行时，将该事实向一般公众公布。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174页。

[13]利益衡量的裁判方法理论要求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时，根据权利重要性等标准，或者一种权利必须向另一种权利让步，或者两者在某一程度上必须各自让步。详见[德]卡尔·拉仑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312～321页。行政主体在此个案中，类似法官的角色，应运用作为裁判方法的利益衡量来决定是否进行公告，以及在什么范围内公告。

[14]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23页。

[15]如在日本，对于公布违反事实措施，可以提起撤销诉讼。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174页。

公告违法行为范文篇6

一、行政处罚适用的案由及依据

（一）案由：未制定施工现场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定性条款：第十六条处罚条款：第三十八条

违法行为构成：施工单位未制定施工现场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裁量幅度:根据工程面积、开工时间、所处位置、居民投诉反映情况、施工现场管理情况等因素确定违法行为的情节。

情节较轻的，责令改正，并可处1万元罚款；

一般情节的，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改正，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二）案由：未把产生噪声的设备、设施布置在远离居住区一侧

定性条款：第十六条处罚条款：第三十八条

违法行为构成：施工单位未把产生噪声的设备、设施布置在远离居住区一侧。

“产生噪声的施工设备、设施”包括：切割机、电锯、水泥泵等运行噪声大且相对固定的机械。具体目录由市环保局会同市建委制定。

关于“远离居住区一侧”的认定，如施工现场仅有一侧边界远离居住区的，则应将产生噪声的施工设备、设施布置在远离居民住宅的一侧；有两侧以上边界远离居住区的，应布置在相对远离居民住宅的一侧；若施工现场四周均为居住区，施工单位采取有效防止噪声措施的，不认定为本案由的违法行为。施工单位或举报人有异议的，可向环境监测部门申请监测认定。

裁量幅度:根据施工现场产生噪声的大小、所处位置、居民投诉反映情况、施工现场管理情况等因素确定违法行为的情节。

情节较轻的，责令改正，并可处1万元罚款；

一般情节的，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改正，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施工单位同时存在未制定施工现场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制度，未把产生噪声的设备、设施布置在远离居住区一侧的违法行为时，案由（一）（二）合并处理，最高罚款不得超过3万元。

（三）案由：特殊时段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从事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

定性条款：第十七条处罚条款：第三十九条

违法行为构成：中考、高考期间及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时段内，除抢修抢险外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从事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

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指医疗区、文教科研区和以机关或者居民住宅为主的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

“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包括：土方工程；浇注混凝土；支、拆模板；大型机械夜间清理施工现场；切割机、电锯作业；夯实作业；捆扎钢筋；破碎作业；拆除作业等。具体目录由市环保局会同市建委制定。

“中考、高考期间”以中考、高考的实际日期为准。

裁量幅度：根据居民投诉反映情况和施工单位属初犯还是多次发生违法行为等因素确定违法行为的情节。

情节较轻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1万元罚款；

一般情节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四）案由：未经批准夜间施工

定性条款：第十八条第二款处罚条款：第四十条

违法行为构成：施工单位未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准予夜间施工的批准文件进行夜间施工。

对已经取得夜间施工批准文件的施工单位，可以《工作建议函》的形式抄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夜间：指晚22点至晨6点之间的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三条第四项）。

中高考期间未取得夜间施工批准文件进行夜间施工的，按案由（三）进行处理。

对已交付使用居民小区内的市政道路、管线维修工程，架空线工程、园林绿化施工、城区水系治理工程的夜间施工，因尚无相关部门开展许可工作，故日常工作中应以行政指导为主，加强提示、劝导、说服，暂不开展行政处罚工作。

裁量幅度：根据施工时间长短、居民投诉情况和施工单位属于初犯还是多次发生违法行为等因素确定违法行为的情节。

情节较轻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1万元罚款；

一般情节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五）案由：进行夜间施工作业未公告相关内容

定性条款：第十九条处罚条款：第四十一条

违法行为构成：施工单位进行夜间施工作业未向周围居民公告相关内容。

公告内容包括：施工项目名称、施工单位名称、夜间施工批准文号、夜间施工起止时间、夜间施工内容、工地负责人及其联系方式、监督电话等。

裁量幅度：根据施工时间长短、居民投诉反映情况、公告内容是否齐全，及给居民造成的影响等因素确定违法行为的情节。

公告内容不全的，作为违法行为情节在自由裁量权幅度范围内考虑处罚。

情节较轻的，责令改正，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一般情节的，责令改正，并处2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改正，并处4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二、工作要求

（一）各级城管执法和建设、环保部门要高度重视环境噪声污染违法行为的管理和执法工作，加强领导，认真部署，切实落实工作职责。

（二）要加强沟通与协作，建立联动工作机制，信息共享、沟通及时，形成管理与执法的合力，确保良好的环境秩序。建设和环保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施工单位有本意见涉及的施工噪声违法行为的，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收集必要证据材料，及时移送城管执法部门进行处理。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将案件处理情况反馈或通报移送部门。

城管执法部门要加大对施工噪声污染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对实施环境噪声污染违法行为的施工单位，需要管理部门采取进一步行政管理措施的，要以《工作建议函》形式将查处单位名单和处罚情况抄告建设和环保部门并提出管理建议，建设和环保部门定期将对管理建议的采纳情况反馈城管执法部门。

（三）各级环保部门应当加强对建筑施工作业可能造成的噪声污染行为的监督管理，提出防治施工噪声污染的要求。

居民以施工干扰正常生活为由，对取得夜间建筑施工许可证的施工作业提出投诉的，由发证单位按照《*市建设工程夜间施工许可管理暂行规定》（京建施〔2005〕1115号）重新审核，对于不符合发证条件和程序的，可撤销其夜间施工许可证。

（四）建设主管部门要对夜间建筑施工的许可和施工单位进行夜间施工作业设置公告的格式、位置进行统一规范。对准予夜间施工作业的，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施工现场是否设有居民来访接待场所，并设置专人值班接待群众来访等进行监督、检查。

公告违法行为范文篇7

一、行政处罚适用的案由及依据

(一)案由：未制定施工现场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定性条款：第十六条处罚条款：第三十八条

违法行为构成：施工单位未制定施工现场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裁量幅度:根据工程面积、开工时间、所处位置、居民投诉反映情况、施工现场管理情况等因素确定违法行为的情节。

情节较轻的，责令改正，并可处1万元罚款；

一般情节的，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改正，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二)案由：未把产生噪声的设备、设施布置在远离居住区一侧

定性条款：第十六条处罚条款：第三十八条

违法行为构成：施工单位未把产生噪声的设备、设施布置在远离居住区一侧。

"产生噪声的施工设备、设施"包括：切割机、电锯、水泥泵等运行噪声大且相对固定的机械。具体目录由市环保局会同市建委制定。

关于"远离居住区一侧"的认定，如施工现场仅有一侧边界远离居住区的，则应将产生噪声的施工设备、设施布置在远离居民住宅的一侧；有两侧以上边界远离居住区的，应布置在相对远离居民住宅的一侧；若施工现场四周均为居住区，施工单位采取有效防止噪声措施的，不认定为本案由的违法行为。施工单位或举报人有异议的，可向环境监测部门申请监测认定。

裁量幅度:根据施工现场产生噪声的大小、所处位置、居民投诉反映情况、施工现场管理情况等因素确定违法行为的情节。

情节较轻的，责令改正，并可处1万元罚款；

一般情节的，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改正，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施工单位同时存在未制定施工现场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制度，未把产生噪声的设备、设施布置在远离居住区一侧的违法行为时，案由(一)(二)合并处理，最高罚款不得超过3万元。

(三)案由：特殊时段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从事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

定性条款：第十七条处罚条款：第三十九条

违法行为构成：中考、高考期间及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时段内，除抢修抢险外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从事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

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指医疗区、文教科研区和以机关或者居民住宅为主的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

"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包括：土方工程；浇注混凝土；支、拆模板；大型机械夜间清理施工现场；切割机、电锯作业；夯实作业；捆扎钢筋；破碎作业；拆除作业等。具体目录由市环保局会同市建委制定。

"中考、高考期间"以中考、高考的实际日期为准。

裁量幅度：根据居民投诉反映情况和施工单位属初犯还是多次发生违法行为等因素确定违法行为的情节。

情节较轻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1万元罚款；

一般情节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四)案由：未经批准夜间施工

定性条款：第十八条第二款处罚条款：第四十条

违法行为构成：施工单位未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准予夜间施工的批准文件进行夜间施工。

对已经取得夜间施工批准文件的施工单位，可以《工作建议函》的形式抄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夜间：指晚22点至晨6点之间的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三条第四项)。

中高考期间未取得夜间施工批准文件进行夜间施工的，按案由(三)进行处理。

对已交付使用居民小区内的市政道路、管线维修工程，架空线工程、园林绿化施工、城区水系治理工程的夜间施工，因尚无相关部门开展许可工作，故日常工作中应以行政指导为主，加强提示、劝导、说服，暂不开展行政处罚工作。

裁量幅度：根据施工时间长短、居民投诉情况和施工单位属于初犯还是多次发生违法行为等因素确定违法行为的情节。

情节较轻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1万元罚款；

一般情节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五)案由：进行夜间施工作业未公告相关内容

定性条款：第十九条处罚条款：第四十一条

违法行为构成：施工单位进行夜间施工作业未向周围居民公告相关内容。

公告内容包括：施工项目名称、施工单位名称、夜间施工批准文号、夜间施工起止时间、夜间施工内容、工地负责人及其联系方式、监督电话等。

裁量幅度：根据施工时间长短、居民投诉反映情况、公告内容是否齐全，及给居民造成的影响等因素确定违法行为的情节。

公告内容不全的，作为违法行为情节在自由裁量权幅度范围内考虑处罚。

情节较轻的，责令改正，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一般情节的，责令改正，并处2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改正，并处4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二、工作要求

(一)各级城管执法和建设、环保部门要高度重视环境噪声污染违法行为的管理和执法工作，加强领导，认真部署，切实落实工作职责。

(二)要加强沟通与协作，建立联动工作机制，信息共享、沟通及时，形成管理与执法的合力，确保良好的环境秩序。建设和环保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施工单位有本意见涉及的施工噪声违法行为的，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收集必要证据材料，及时移送城管执法部门进行处理。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将案件处理情况反馈或通报移送部门。

城管执法部门要加大对施工噪声污染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对实施环境噪声污染违法行为的施工单位，需要管理部门采取进一步行政管理措施的，要以《工作建议函》形式将查处单位名单和处罚情况抄告建设和环保部门并提出管理建议，建设和环保部门定期将对管理建议的采纳情况反馈城管执法部门。

(三)各级环保部门应当加强对建筑施工作业可能造成的噪声污染行为的监督管理，提出防治施工噪声污染的要求。

居民以施工干扰正常生活为由，对取得夜间建筑施工许可证的施工作业提出投诉的，由发证单位按照《北京市建设工程夜间施工许可管理暂行规定》(京建施〔2005〕1115号)重新审核，对于不符合发证条件和程序的，可撤销其夜间施工许可证。

(四)建设主管部门要对夜间建筑施工的许可和施工单位进行夜间施工作业设置公告的格式、位置进行统一规范。对准予夜间施工作业的，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施工现场是否设有居民来访接待场所，并设置专人值班接待群众来访等进行监督、检查。

(五)城管执法机关要依法加大对施工环境噪声扰民行为的检查和执法力度。城管执法机关要加大对施工环境噪声扰民行为的检查力度，严格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同时在工作中充分运用行政指导各项措施，加强对施工单位的引导、服务、规范和监督。

公告违法行为范文篇8

一、行政处罚适用的案由及依据

（一）案由：未制定施工现场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定性条款：第十六条处罚条款：第三十八条

违法行为构成：施工单位未制定施工现场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裁量幅度:根据工程面积、开工时间、所处位置、居民投诉反映情况、施工现场管理情况等因素确定违法行为的情节。

情节较轻的，责令改正，并可处1万元罚款；

一般情节的，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改正，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二）案由：未把产生噪声的设备、设施布置在远离居住区一侧

定性条款：第十六条处罚条款：第三十八条

违法行为构成：施工单位未把产生噪声的设备、设施布置在远离居住区一侧。

“产生噪声的施工设备、设施”包括：切割机、电锯、水泥泵等运行噪声大且相对固定的机械。具体目录由市环保局会同市建委制定。

关于“远离居住区一侧”的认定，如施工现场仅有一侧边界远离居住区的，则应将产生噪声的施工设备、设施布置在远离居民住宅的一侧；有两侧以上边界远离居住区的，应布置在相对远离居民住宅的一侧；若施工现场四周均为居住区，施工单位采取有效防止噪声措施的，不认定为本案由的违法行为。施工单位或举报人有异议的，可向环境监测部门申请监测认定。

裁量幅度:根据施工现场产生噪声的大小、所处位置、居民投诉反映情况、施工现场管理情况等因素确定违法行为的情节。

情节较轻的，责令改正，并可处1万元罚款；

一般情节的，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改正，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施工单位同时存在未制定施工现场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制度，未把产生噪声的设备、设施布置在远离居住区一侧的违法行为时，案由（一）（二）合并处理，最高罚款不得超过3万元。

（三）案由：特殊时段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从事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

定性条款：第十七条处罚条款：第三十九条

违法行为构成：中考、高考期间及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时段内，除抢修抢险外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从事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

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指医疗区、文教科研区和以机关或者居民住宅为主的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

“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包括：土方工程；浇注混凝土；支、拆模板；大型机械夜间清理施工现场；切割机、电锯作业；夯实作业；捆扎钢筋；破碎作业；拆除作业等。具体目录由市环保局会同市建委制定。

“中考、高考期间”以中考、高考的实际日期为准。

裁量幅度：根据居民投诉反映情况和施工单位属初犯还是多次发生违法行为等因素确定违法行为的情节。

情节较轻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1万元罚款；

一般情节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四）案由：未经批准夜间施工

定性条款：第十八条第二款处罚条款：第四十条

违法行为构成：施工单位未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准予夜间施工的批准文件进行夜间施工。

对已经取得夜间施工批准文件的施工单位，可以《工作建议函》的形式抄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夜间：指晚22点至晨6点之间的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三条第四项）。

中高考期间未取得夜间施工批准文件进行夜间施工的，按案由（三）进行处理。

对已交付使用居民小区内的市政道路、管线维修工程，架空线工程、园林绿化施工、城区水系治理工程的夜间施工，因尚无相关部门开展许可工作，故日常工作中应以行政指导为主，加强提示、劝导、说服，暂不开展行政处罚工作。

裁量幅度：根据施工时间长短、居民投诉情况和施工单位属于初犯还是多次发生违法行为等因素确定违法行为的情节。

情节较轻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1万元罚款；

一般情节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五）案由：进行夜间施工作业未公告相关内容

定性条款：第十九条处罚条款：第四十一条

违法行为构成：施工单位进行夜间施工作业未向周围居民公告相关内容。

公告内容包括：施工项目名称、施工单位名称、夜间施工批准文号、夜间施工起止时间、夜间施工内容、工地负责人及其联系方式、监督电话等。

裁量幅度：根据施工时间长短、居民投诉反映情况、公告内容是否齐全，及给居民造成的影响等因素确定违法行为的情节。

公告内容不全的，作为违法行为情节在自由裁量权幅度范围内考虑处罚。

情节较轻的，责令改正，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一般情节的，责令改正，并处2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改正，并处4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二、工作要求

（一）各级城管执法和建设、环保部门要高度重视环境噪声污染违法行为的管理和执法工作，加强领导，认真部署，切实落实工作职责。

（二）要加强沟通与协作，建立联动工作机制，信息共享、沟通及时，形成管理与执法的合力，确保良好的环境秩序。建设和环保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施工单位有本意见涉及的施工噪声违法行为的，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收集必要证据材料，及时移送城管执法部门进行处理。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将案件处理情况反馈或通报移送部门。

城管执法部门要加大对施工噪声污染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对实施环境噪声污染违法行为的施工单位，需要管理部门采取进一步行政管理措施的，要以《工作建议函》形式将查处单位名单和处罚情况抄告建设和环保部门并提出管理建议，建设和环保部门定期将对管理建议的采纳情况反馈城管执法部门。

（三）各级环保部门应当加强对建筑施工作业可能造成的噪声污染行为的监督管理，提出防治施工噪声污染的要求。

居民以施工干扰正常生活为由，对取得夜间建筑施工许可证的施工作业提出投诉的，由发证单位按照《*市建设工程夜间施工许可管理暂行规定》（京建施〔20*〕1115号）重新审核，对于不符合发证条件和程序的，可撤销其夜间施工许可证。

（四）建设主管部门要对夜间建筑施工的许可和施工单位进行夜间施工作业设置公告的格式、位置进行统一规范。对准予夜间施工作业的，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施工现场是否设有居民来访接待场所，并设置专人值班接待群众来访等进行监督、检查。

（五）城管执法机关要依法加大对施工环境噪声扰民行为的检查和执法力度。城管执法机关要加大对施工环境噪声扰民行为的检查力度，严格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同时在工作中充分运用行政指导各项措施，加强对施工单位的引导、服务、规范和监督。

公告违法行为范文篇9

国家停止征收“工商两费”，好处多多。有利于减轻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负担，鼓励个体户发展壮大，促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工商行政管理，促进工商部门依法行政和公正执法，更好地发挥工商部门的行政执法和市场监管作用。停止征收“工商两费”，是我国政府社会治理方式向更加符合社会发展方向转变的重要变革。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更好地履行法定职责和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据统计，目前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由工商总局到省、市、县（区）、所，设置五级管理机构，仅工商所就达二万三千多个，管理人员达到48万人左右，成为行政执法的一支力量雄厚的大军。面对停止征收“工商两费”的新形势，工商系统行政执法和市场监管职能势必加强、案件查办数量势必增加，本文试图在工商行政管理局转型新时期就如何创新监管机制和创造诚信经营环境，提出一点建议，即延伸工商行政处罚程序，加大欺诈经营行为成本，以此抛砖引玉。

目前，工商执法程序（具体内容附后）大体是：检查-查处-告之-处罚。本文认为工商系统在查处欺诈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参与的主要客体只有“工商行政”和“违法商户”，难以形成社会舆论的监督，违法商户可能由于付出的成本过小而导致“屡罚屡犯”，难以形成有效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的局面，同时也增加了工商执法的工作量。

因此，延伸工商执法程序，增加“公告”制度，就会有利于解决以上问题。

具体做法如下：在对违法商户的违法行为和事实认定后，做出行政处罚，将执法材料上交县、区工商分局，经核准制发“处罚公告”，张贴在违法商户门面的醒目位置。

一、可行性分析：

1、工商人员在履行正常执法程序后，仅再增加一项“公告”，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2、对于违法商户而言，“公告”制度就会使其付出经营信誉的成本，杜绝“屡罚屡犯”的情况。

3、对于消费者而言，在与违法商户的每一次商品交易时，张贴于门面的“处罚公告”就会提醒消费者，从而使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二、“公告”制度的意义

1、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在工商执法历程中可以找到很多案例来证明，不法商户的欺诈行为使消费者蒙受多少损失。人民群众进行消费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行为之一，假如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而作为信息不对称的消费者又不能充分了解与其交易商户的信誉，就难免增加上当受骗的机会。相反，“公告”制度使商户的信誉透明化，使人民群众放心消费，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2、有利于形成商户诚信经营的社会氛围

“公告”制度的建立直接目的是增加不法商户的信誉成本，使其违法行为在人民群众的监督目光中无所遁形，同时也保护了其他诚信经营商户的权益，从而形成诚信经营得以彰显、违法经营难以立足的局面，因此，“公告”制度最终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形成商户诚信经营的社会氛围。

公告违法行为范文篇10

现将《市拍卖市场联合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为规范拍卖市场秩序，打击各种违法拍卖行为，营造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行业发展环境，保护拍卖活动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拍卖管理办法》、《拍卖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省拍卖市场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市政府决定于年月至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拍卖市场联合专项整治工作，特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组织领导

市拍卖市场联合专项整治工作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市工商局牵头，市商务局、公安局、监察局、文化局、物价局等部门配合，联合成立专项整治工作机构组织实施。

二、工作目标

（一）通过规范整治，使拍卖活动各方当事人自律意识得到较大提升，拍卖活动的开展更加规范、有序。

（二）通过查处情节严重、社会反映强烈的拍卖违法案件，以点带面，力促拍卖市场健康、正常发展。

（三）通过专项整治，进一步提高各职能部门对拍卖市场的监管水平，建立拍卖市场监管长效机制。

三、工作安排

（一）第一阶段（年月1日—30日）：宣传发动和自查阶段。

各级工商机关和商务部门要对本区域内拍卖企业的审批和登记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建立完善拍卖企业档案，包括企业名称、注册资本、拍卖师名单等基本情况。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加强宣传教育，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召开拍卖企业座谈会、走访指导等形式，广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倡导规范经营、诚信拍卖，提升拍卖活动各方当事人的自律意识，为规范整治、加强监管营造良好氛围。

各拍卖企业要结合实际，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拍卖管理办法》、《拍卖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省拍卖市场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认真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提出整改措施，形成自查报告于6月10日前报所在地工商局和商务局。

（二）第二阶段（年月1日—月31日）：专项整治阶段。

1．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各级各部门要通过拍卖备案、现场监管、处理举报投诉等手段，实现拍卖活动全过程监管。规范拍卖公告和拍卖标的展示，对拍卖公告的内容、时间、方式加强审核，维护拍卖公开原则。加强对拍卖企业的检查，重点查看拍卖企业历史资料、统计报表、拍卖公告、拍卖成交确认书、企业制度建立及人员资质等情况。加强拍卖备案工作，杜绝不办理拍卖备案、拍前办理备案拍后不办理备案、拖延办理拍卖备案等不依法办理拍卖备案的行为。加强对拍卖现场的监管，重点加强对有举报投诉的拍卖活动、参与人数众多的拍卖活动、大宗国有资产拍卖活动、在本地有重大影响的拍卖活动和其他有违法嫌疑的拍卖活动的监督管理，及时纠正拍卖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对拍卖现场中出现的民事争议或属于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问题应予以恰当指导、处理，确保实施现场监管不干扰拍卖活动的正常进行。

2．加大拍卖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各级各部门要下大力气查处拍卖市场违法行为，对拍卖企业的违规违法行为坚决予以查处，力争通过查处一批情节严重、社会反映强烈的拍卖违法案件，达到警示教育的作用。对在拍卖活动中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对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涉嫌违纪的，监察部门要及时介入，严肃处理。

3．突出违法行为查处重点，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要重点加强对各类常见违规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规范拍卖市场秩序。如：相关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违法拍卖公告（广告）、竞价公告、拍卖信息、竞价信息，违法举办拍卖活动的行为；拍卖企业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争揽业务的；不经拍卖程序处分拍卖标的；违规拍卖公告，诱导或阻扰竞买人参与竞争；拍卖企业及其工作人员以竞买人身份参与本公司组织的拍卖会并举牌应价；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本公司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故意隐瞒拍卖标的的真伪或瑕疵，给买受人造成损害的；拍卖企业及其工作人员与竞买人恶意串通，给委托人或买受人造成损害的；在自己的拍卖活动中，采取恶意抬价或压价的方式给其他竞买人或买受人造成损失的；采用恶意降低佣金比例或低于拍卖成本收取佣金，甚至不收取佣金（义拍除外）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拍卖企业未经批准，擅自出租、转让拍卖经营权的；雇用未依法注册的拍卖师或者其他人员充任拍卖师主持拍卖活动，雇用未与拍卖企业签订聘用合同的拍卖师主持拍卖活动的；擅自到异地挂牌或未经批准设立办事机构开展经营活动的；拍卖国家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开展拍卖活动不依法到工商机关办理备案的；其他法律法规禁止的拍卖违法行为。

（三）第三阶段（年月1日—30日）：总结阶段。

各级各部门要对拍卖监管经验及时进行总结，进一步完善拍卖监管工作机制，巩固整治工作成果，使拍卖监管水平得到实质性提升，实现日常监管和长效监管的统一。

市级有关部门将组成联合检查组到有关区、县对拍卖专项整治工作进行检查，采取走访调查、听取汇报、召开片区座谈会等方式，重点抽查问题突出、各方反映较多的企业，并听取相关部门、机构和拍卖企业的意见和建议。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拍卖专项整治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确保专项整治工作收到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