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源范文10篇

根源范文篇1

[关键词]全球化阻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全球利益，也催生了全球价值理念：平等、尊重、互利。但是，现实的全球化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起和推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全球化，在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的病灶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到了全球。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过去具体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生产能力无限扩大的倾向与市场需求增长有限之间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等。那么，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是什么呢？

一是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与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通过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弱点，如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扩展到全世界。出于应对来自世界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和攫取高额利润的需要，跨国公司一方面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实现了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了产品供给和利润增长；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为扩大市场份额，增强竞争能力，往往排挤竞争对手。这时，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活动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它们的活动舞台是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与经济全球化相匹配的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或全球治理模式，还不能像—国国内那样有效控制跨国公司的生产和全球性金融投机活动。无法遏止跨国经济所带来的种种不良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其结果必然在全球范围导致生产发展的盲目性，导致整个世界市场在无政府状态下畸形发展。跨国公司具有的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内部组织性，必然与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产生矛盾，其结果必然造成全球范围生产的盲目性和世界范围有效需求的不足，产生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危机。

二是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在资本全球化条件下，一方面，为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的竞争驱使着资本家疯狂地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发达国家在绝大多数产品上的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垄断资本加大对全球劳工、中心国家加大对国家的剥削力度，使许多国家陷入相对或绝对贫困状态，这种全球贫富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得人类的整体消费能力和市场容量远远赶不上全球规模的生产扩张速度和能力。出现了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由上可见，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被扩展到了全球范围。而这一扩展所导致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其负面影响表现在：

1.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全球化导致科技的共享，国际经济互补性减弱。部分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和产品档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术含量增长，国际经济竞争性相对加强,于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

2.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正如同志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指出的：“在发达国家享尽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仍然饱受贫穷落后之苦。发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以及技术水平的落后，使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3.全球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恶化。资本主义与当前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有着必然的联系。以市场为基础、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永远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大的利润。在全球化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把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他们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垃圾场建立在这些国家。典型的事例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2001年，布什政府为了维护本国资本家的经济利益，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与消费，使人类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产生这一全球性危机的总根源。

全球化的上述负面影响的存在，使得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试图加以抵制、克服。那么，人们找到的对策是什么呢？面对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发达国家找到的办法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和全球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恶化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流行。贸易保护主义是全球化的经济阻力，极端民族主义是全球化的政治阻力，文化原教旨主义是全球化的文化阻力。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阻力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致。

综上所述，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是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被全球化了，并成为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阻力的根源。

全球化的进程表明：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没有也绝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得以解决。经济全球化将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达到极限，也将使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余地达到极限。资本主义最大的敌人就是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其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的基本矛盾，它必然走向死亡，被更合理、更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正如美国研究世界体系的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将成为过去，它的特定的历史体系将不再存在。……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人类剥削形式，在它后面，世界便回复到较为稳定的形式。”

参考文献：

[1]韩源等:全球化阻力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8期

根源范文篇2

一、当前国内腐败呈现的特点。

当前国内腐败的形式五花八门，且在不断翻新，呈现出相对明显、稳定的时代性和隐蔽性特征。

（一）权力性。权力总是和腐败联系在一起，哪里有权力，哪里就容易有腐败。正如英国一哲人阿克顿勋爵告诫世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现在看来仍然是真的。要说掌握公共权力者一定腐败，是不客观的；要说掌握公共权力者可能腐败，确是现实的。权力腐败：一是，指滥用权力谋私利。如权力寻租，即：通常所说的权物交易、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等。以新闻界为例，最基本的方式是利用操控新闻报道权，来达到向报道对象“寻租”的目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假借曝光之名威胁、敲诈报道对象；其二，为报道对象胡编乱造，大肆吹捧，以换取经济回报。除了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外，还有变相的拉赞助、拉广告、收礼品、到企业兼职、参加企业出钱的旅游活动，等等。[2]再譬如买官卖官，2003年黑龙江省绥化市马德卖官案，涉案官员除国土资源部部长、省政协主席、省环保局局长等外，涉及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多达265名，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3]二是，掌握公共权力人员通过不作为获取不当利益。例如，行政审批中的层层拖延，法官在办理案件中迟迟不审理、不结案，就是不作为行为，直至获得某些“好处”，事情才能办妥。

（二）公开性。公开性，一方面指政府不再回避腐败这一现象，公开承认腐败的危害性、严重性，通过整个社会向腐败展开斗争，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另一方面，腐败分子不再羞羞答答，公开行贿、索贿，谋取个人、家族、小集团的私利。腐败已由“潜规则”变成台面上的东西，由隐性变为显性。因此，腐败不再是一种秘密，它时刻都在相关利益者之间进行着，尽管形式也许是隐秘的，但当大家都明白了“潜规则”之后，其实就已经公开了。

（三）普遍性。与权力性、公开性相关，当前的腐败，在行为上普遍存在，在思想意识上普遍承认，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普遍的“合理性”，有人指出“全民腐败”正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有道理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做这样认为“对”的事。在医院动手术之前，要给主刀医生递上一个红包；去驾校学车，要给教练递上一条香烟，去政府部门办事儿，要托熟人；小孩上学，去开家长会，要给班主任送点礼物；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几乎成为我们中国人生活中的常规。为什么这些应该办的事都要有些金钱来做“润滑”，事情才能办得“圆满”。因为，医生手中有权，给了红包，手术能做得更好，否则就免谈；驾校教练手中有权，可以教得更细心，多安排练习时间；教师手中的权力，至少可以把家长的孩子提拔为班干部。这些在以往被老百姓斥为“走后门”的事，现在已经集体无意识，甚至熟视无睹，违法乱纪被视为强者的特征。举目四望，腐败几乎无处不在，官员腐败、国企腐败、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医生腐败、司法腐败，所有人都在腐败中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当社会处在这种状况中时，离危机已经不远了。[4]

（四）多样性。腐败的形式多种多样，且不断翻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每每制定一项反腐措施，又会有新的腐败形式出现，且新腐败都带有一定迷惑性、“合理性”、“科技”含量高。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推行价格体制改革，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大量寻租性腐败机会也由此而产生。顿时，通过“走后门”“、批条子”而争相“寻租”的行贿受贿、投机诈骗、倒买倒卖和“官倒”等腐败现象一度猖獗。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价格双轨制的逐步取消，与此相联系的腐败现象也随之逐渐消失，但以贷款谋私利，以贿赂求“上市”，贪污或挪用公款从事“炒房”、“炒地”、“炒股”、“炒期货”等现象日益严重起来。[5]当前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腐败分子的腐败手段更加高明，腐败方法更加隐蔽，腐败形式更加复杂，由经济腐败升华为生活腐败，个人腐败上升为集体腐败，衣兜腐败转化为嘴上腐败。当然任何腐败都是人制定的游戏规则，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只是打击滞后，措施不力。事实证明只靠自上而下的打击和预防腐败是远远不够的。

二、腐败的根源探究。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要求“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那么腐败的根源在哪里？目前对这个问题讨论的多，但没有取得共识。见诸于报刊杂志上的论点更多的是枝节问题，网路上的一些讨论更有见地，但不被作为正统接受。腐败的根源不能解决，腐败的根基就不能动摇，就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腐败问题。笔者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认识腐败的根源。

（一）私有制存在是腐败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普遍的共识是人类社会第一阶段，即原始社会是不存在私有制的，因为那时生产力低下，产品没有剩余，私有制产生的条件不存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提高，产品有了剩余，私有制才有了产生可能。随着私有制出现，人类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出现了国家，社会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剥削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剥削压榨被剥削阶级，这本身就是腐败。当腐败到了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被剥削阶级的反抗；同时剥削阶级内部也分为不同等级、不同阶层，也存在矛盾冲突，矛盾冲突必然伴随着腐败产生，其最终结果：要么是统治阶级实行自身改良，要么是产生旧统治被推翻的革命。纵观阶级社会的历史朝代的更替，社会制度的变迁，根本原因就是私有制引起的矛盾，直接表现就是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

当前，我国仍然存在着私有经济，并有一定的蔓延趋势，私有观念越来越根深蒂固，这是不可否认的社会现实。这一方面固然有历史传统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当前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不完善的原因。我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增长迅速，国力增强，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另一方面，原有计划经济体制被打乱，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完全建立，各种利益冲突更加突出，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温床。过去，我们强调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调控手段各有优缺点，正确的是发挥各自优点，克服各自缺点。但现实的情况是，计划的优点没有被显现出来，而市场的弊端却不断扩展，这是必须引起注意的地方。

当然有人否认把私有制看做腐败的根源，而认为权力才是导致腐败产生的根源。笔者认为私有制和权力是不可分的，没有必要分孰先孰后，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是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并非一切公权力的合理运用必然导致腐败。也有人以西方发达国家腐败程度较轻，而否认私有制根源。其实西方国家也必然存在腐败，一些国家腐败程度较轻是其自身改良的结果罢了。而国内的一些腐败显然受国外腐败的生活方式影响。

（二）“关系型”社会是腐败产生的根本机制。从近几年国内发生的腐败案例来看，腐败分子的成长离不开一层层的社会关系网，如：家庭关系、亲戚关系、同学关系、战友关系、朋友关系等，而腐败分子的落网也和某一“关系”的破裂有关系。这给我们的启发是，尽管我们处在一个民主法制不断进步的社会，但潜在的规则使人们更多的遵循着“关系”而不是法律办事。在做某一件事时，人们的思维倾向是找“关系”（“熟人”），没有直接关系，就找间接关系，没有“关系”就想办法建立“关系”。这就必然给腐败提供了机会，让权力成为个人、家族、小集团谋私利的工具。由于这种“关系”建立在某一利益基础上，必然使其基础不牢固，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这种“关系”必然要破裂。正所谓，这种“关系”成也“利益”败也“利益”。

由于我们处在一个“关系型”社会里，法律意识必然淡薄，法制建设大打折扣，权大于法现象时有发生。正常的行为被掌握权力的人破坏，荣誉评定、人事调动、晋职升官、求学就业、医院看病、交通收费、法庭审理、开发建设等社会各方面被“关系”侵蚀。“关系型”社会存在，法治就难以推行，腐败就会不断孳生。

（三）人性中的欲望是腐败产生的内驱动力。私有制和“关系型”社会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原因，人的需要是腐败产生的主观因素，特别是人性中的欲望是腐败产生的内驱动力。

根源范文篇3

关键词：会计诚信缺失；博弈论；根源；治理对策

1会计诚信缺失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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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会计诚信缺失的内涵之前，首先要明确的是，“会计诚信缺失”与“会计信息失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会计信息失真，是指由于会计信息提供者的主观或客观原因，造成会计信息与其所反映的经济活动本身相偏离，且这种偏离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公允性或者超过了审计的重要性水平从而影响信息使用者决策、使其利益受到危害。由此可见，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有会计信息差错和会计诚信缺失两种。

会计信息差错是指会计信息提供者在遵循会计规范提供信息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判断失误、经验不足和会计本身的不确定性，致使会计信息与经济活动事实之间有所出入，这种出入具有以下特点：①当事人无弄虚作假的主观愿望；②差错在会计核算资料中暴露得较明显；③差错责任人一般得不到经济利益或其它利益；④差错的纠正较顺利。就其后果来看，信息差错未必会达到影响使用者决策的程度。当信息差错使得会计信息有失公允性或超过审计的重要性水平时才算作会计信息失真，而当信息差错处于审计的重要性水平之下、不足以影响信息使用者决策时只能算做一般的信息差错。

会计诚信缺失是指会计信息提供者为了获取一定利益，在提供信息的过程中，利用其掌握的专业知识、现行会计规范体系的不完备性及信息不对称现象，对会计信息进行人为操纵，导致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受损。它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当事人具有弄虚作假以谋取私利的主观愿望；二是被操纵、歪曲的会计信息一般都会影响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并使其利益受到危害。会计诚信缺失一般也被称为会计造假、会计舞弊或会计信息主观违法性失真。

由此可得到如下关系等式：

会计信息差错=超过重要性水平的差错+一般差错

会计信息失真=信息差错中超过重要性水平的差错+会计诚信缺失所造成的信息失真

2会计诚信缺失的根源

（1）博弈方。又称局中人，是指博弈中独立决策、独立承担后果的个人和组织。会计信息供求中的博弈方有多个，主要包括企业的管理当局、会计人员及其它职员，政府有关部门，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供应商、商，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等审计机构，以及咨询管理公司等。根据这些参与者在会计信息供求中的作用不同，可将其大致上分为三组：信息提供者、信息需求者和信息监管者。会计信息提供者主要包括企业管理当局和会计人员；会计信息监管者主要包括政府有关监管机构及民间审计机构；其它参与者都可视作会计信息的需求者。当然，这种划分并非绝对的，所以我们在此将企业管理当局视为会计信息提供者。

（2）策略集。即指博弈方可选择的全部行为或策略的集合。会计信息提供方的策略可分为如实反映和不如实反映这两类；会计信息需求方的策略也有两类，即相信会计信息提供者所提供的信息以及不相信他们提供的信息；会计信息监管者的策略可分为四类，即制定或修订会计信息提供及使用规范，奖励诚实守信的信息提供者及信息使用者，处罚弄虚作假的信息提供者及违规的信息使用者，以及奖惩结合的策略。实际上，博弈中任何一个参与者所采取的策略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的地位及利益，另一方面取决于博弈规则及他所掌握的博弈信息。博弈方自身的地位及利益从根本上决定着博弈方的立场及采取策略的出发点；而博弈规则确定了博弈次序并对博弈方在不同次序中可以选择的策略及行为进行了约束。

（3）博弈信息。即指博弈者所掌握的对选择策略有帮助的情报资料。博弈可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参与者对所有参与者的策略空间及策略组合下的收益有充分了解的博弈称为完全信息博弈；反之，则称为不完全信息博弈。显然，现实中的会计信息供求是一个不完全信息博弈。

（4）博弈的次序。即博弈方作出策略选择的先后顺序，它是博弈规则的核心内容。它直接影响到博弈方可能采取的策略及博弈方最终的收益。一般情况下，会计信息提供者根据信息需求者及信息监管者的要求进行策略的选择与实施，而信息监管者又会根据信息提供者的策略选择与实施行为进行自己的策略调整。但信息监管者并非总能及时、准确地知道信息提供者及需求者的策略，所以这种策略调整的成效是有限的。这就说明，当博弈规则既定时，博弈方的博弈信息获取及策略选择余地都是有限的。也即是说，博弈规则制约着博弈方的策略选择及实施，并且制约着博弈方在特定策略或策略组合下的收益。也正由于这一点，我们可通过改变博弈规则（博弈的次序）来改变博弈的结果。博弈论中“智猪博弈”的经典案例已深入浅出地证明了这一点。

（5）博弈方的收益。又称为效用，是指博弈方做出策略选择后的所得所失，是可以定义或量化的参与人的利益。会计信息提供者的收益是指通过提供会计信息所能获得的经济收益或其它收益。会计信息需求者的收益是指通过获取和使用会计信息而得到的经济收益或其它收益。会计信息监管者的收益是指通过对会计信息提供及使用（尤其是信息提供）的监管所得到的经济收益或其它收益。

天才数学家纳什通过严密的数学推理证明了非合作博弈中“纳什均衡”的存在。纳什均衡是指如下一种博弈结果：在一策略组合中，所有的参与者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当其他人不改变策略时，他此时的策略是最好的。实际上，现实中的会计信息供求博弈结果也是一种“纳什均衡”。假设M、N是会计信息的提供者，A是准备根据相关会计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信息需求者，X是会计信息监管者。那么，对于M而言，无论其它博弈方的策略是什么，于他最有利的策略都是不如实反映，也即会计造假。这是因为，会计造假行为所受到的查处、惩罚力度不够，会计造假所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了因造假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在N不造假的情况下，若M造假，虽然其造假行为可能会被监管者X发现进而受到惩罚，但由于惩罚所带来的损失一般远不及造假所带来的收益，并且还有可能X没有得知M、N的真实策略甚至是在某些利益的驱动下与M合谋，所以M选择造假策略比较合算；而在N造假的情况下，若M不造假，则信息使用者A很有可能根据M、N提供的信息选择有利于N的策略，这样M显然会吃亏，所以M同样会选择造假策略。根据同样的推理，N也会选择造假策略。这样一来，必然是信息需求者A的利益受到最大的损害，而信息提供者M、N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信息监管者X的惩罚，信息监管者X的监管成本也增加了。也就是说，最终的结局对博弈各方都不利。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的经典案例更是深刻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由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存在，个人若仅从利已的角度出发，结果将会是损人不利已；为避免这种结局，个人应采取合作的“利已策略”，也即是在考虑他人利益的基础上“按照你愿意别人对你的方式来对别人”，从而达到共赢的结局。但现实中作为博弈方的人都有天生的自利性，若没有一定的制度或规则来约束他们，要求他们“在考虑他人利益的基础上行事”的想法就很难实现。这就涉及到博弈规则的问题。

博弈规则本身存在问题正是会计诚信缺失的根本原因之一。会计信息供求博弈中的博弈规则有两类：一类是体现信息需求者与信息提供者的利益关系的“会计规范”，包括《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另一类是体现会计信息监管者的立场与要求及其与信息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的“会计监管规范与措施”，包括《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等。除了这些“显规则”之外，在博弈过程中起作用的还有一些“隐规则”。隐规则的制约作用是辅助性的，在博弈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显规则。但是，这两类显规则本身都不完善：其一，规则的制定没有经过充分的博弈，现行会计规范及会计监管规范与措施都主要由会计信息监管方制订，尽管也有一定的试行期，但信息提供方及需求方参与的程度不大。这样制订出来的博弈规则必然不能最大程度地得到所有博弈方的支持；其二，规则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值得商榷。现行会计规范及会计监管规范与措施的不完善性无庸置疑。这种本身存在一定漏洞的博弈规则，要想在本来就不很支持它的博弈方中执行下去，其难度可想而知。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各种会计舞弊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会计诚信缺失的第二个根本原因是博弈信息的传递不通畅。表现在：一方面，会计信息提供方及需求方对博弈规则了解、掌握的程度不够；另一方面，博弈各方对其它博弈方的策略选择及实施的了解程度是不对称的，一般而言，信息提供方及需求方容易得知信息监管方的策略，而信息监管方得知其它两方尤其是信息提供方的相应情况的难度则很大。此即通常所指的信息透明度不够。

3关于治理会计诚信缺失的建议

（1）提高会计信息提供者及会计信息需求者对博弈规则即“会计规范”和“会计监管规范与措施”制订的参与程度。这是使规则受到信息提供者及需求者支持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规则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的重要途径。

（2）提高博弈信息的透明度。这是保证博弈规则真正贯彻实施的前提。

（3）加大会计信息监管方对信息提供及信息使用的监管力度。监管方要加强贯彻博弈规则尤其是“会计监管规范与措施”的力度，首先是要在了解会计信息提供方及需求方的策略选择及实施的实际情况方面下大功夫，要突破种种信息透明度不够的约束，认清规则实施的真实情况；其次是要真正做到奖罚分明且有力度，让采取不同策略的信息提供方及需求方得到其应有的效用，无论收益或处罚，都要有足够的分量。

（4）充分发挥博弈中“隐规则”的正面影响力。社会文化背景、行业风气与惯例、企业文化等隐规则虽然对博弈的过程及过程起不到硬性制约的作用，但其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诚信建设，加强会计行业的职业道德，提高信息的供求双方遵守规则的自觉性。这是杜绝信息提供者舞弊甚至与信息监管者共谋现象以及信息使用者违规使用会计信息（导致部分信息提供者不愿提供真实信息以免泄露商业机密）的根本途径，是根治会计诚信缺失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根源范文篇4

“筹资风险”的含义企业筹资风险又称财务风险(FinancialRisk)，它是指企业因借入资金而产生的丧失偿债能力的可能性和企业利润（股东收益）的可变性。企业在筹资、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各环节中无不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筹资活动是一个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起点。一般企业筹集资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益。企业为了取得更多的经济效益而进行筹资，必然会增加按期还本付息的筹资负担，由于企业资金利润率和借款利息率都具有不确定性（都可能提高或降低），从而使得企业资金利润率可能高于或低于借款利息率。如果企业决策正确，管理有效，就可以实现其经营目标（使企业的资金利润率高于借款利息率）。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行情的瞬息万变，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都可能导致决策失误，管理措施失当，从而使得筹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此产生了筹资风险。企业筹资渠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所有者投资，包括企业的资本金及由此衍生的公积金、未分配利润等；另一类是借入资金。对于借入资金这一类筹资活动而言，筹资风险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借入资金均严格规定了借款人的还款方式、还款期限和还本付息金额，如果借入资金不能产生效益，导致企业不能按期还本付息，就会使企业付出更高的经济和社会代价。例如向银行支付罚息，低价拍卖抵押财产，引起企业股票价格下跌等，严重的则会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因此，借款筹资的风险，表现为企业能否及时足额地还本付息。对于所有者投资而言，它不存在还本付息的问题，它是属于企业的自有资金，这部分筹入资金的风险，只存在于其使用效益的不确定上。正是由于其使用效益的不确定，从而使得这种筹资方式，也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具体表现在资金使用效果低下，而无法满足投资者的投资报酬期望，引起企业股票价格下跌，使筹资难度加大，资金成本上升。此外，企业筹入资金的两大渠道的结构比例不合理，也会影响到资金成本的高低和资金使用效果的大小，影响到借入资金的偿还和投资报酬期望的实现。因此，筹资风险具体有借入资金的风险、自有资金的风险和筹资结构风险三种表现形式。“筹资风险”产生的根源企业筹资风险的形成既有举债本身因素的作用，也有举债之外因素的作用。举债本身因素主要有负债规模、负债的利息率和负债的期限结构等；举债之外的因素是指企业的经营风险、预期的现金流入量和资产的流动性及金融市场等。我们把前一类因素称作筹资风险的内因，而把后一类因素称作筹资风险的外因。1.筹资风险的内因分析（1）负债规模。负债规模是指企业负债总额的大小或负债在资金总额中所占比重的高低。企业负债规模大，利息费用支出增加，由于收益降低而导致丧失偿付能力或破产的可能性也增大。同时，负债比重越高，企业的财务杠杆系数=[税息前利润/（税息前利润-利息）]越大，股东收益变化的幅度也随之增加。所以负债规模越大，财务风险也越大。（2）负债的利息率。在同样负债规模的条件下，负债的利息率越高，企业所负担的利息费用支出就越多，企业破产危险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同时，利息率对股东收益的变动幅度也大有影响，因为在税息前利润一定的条件下，负债的利息率越高，财务杠杆系数越大，股东收益受影响的程度也越大。（3）负债的期限结构。是指企业所使用的长短期借款的相对比重。如果负债的期限结构安排不合理，例如应筹集长期资金却采用了短期借款，或者相反，都会增加企业的筹资风险。原因在于：第一，如果企业使用长期借款来筹资，它的利息费用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将固定不变，但如果企业用短期借款来筹资，则利息费用可能会有大幅度的波动；第二，如果企业大量举借短期借款，并将短期借款用于长期资产，则当短期借款到期时，可能会出现难以筹措到足够的现金来偿短期借款的风险，此时，若债权人由于企业财务状况差而不愿意将短期借款展期，则企业有可能被迫宣告破产；第三，长期借款的融资速度慢，取得成本通常较高，而且还会有一些限制性条款。2.筹资风险的外因分析（1）经营风险。经营风险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本身所固有的风险，其直接表现为企业税息前利润的不确定性。经营风险不同于筹资风险，但又影响筹资风险。当企业完全用股本融资时，经营风险即为企业的总风险，完全由股东均摊。当企业采用股本与负债融资时，由于财务杠杆对股东收益的扩张性作用，股东收益的波动性会更大，所承担的风险将大于经营风险，其差额即为筹资风险。如果企业经营不善，营业利润不足以支付利息费用，则不仅股东收益化为泡影，而且要用股本支付利息，严重时企业丧失偿债能力，被迫宣告破产。（2）预期现金流入量和资产的流动性。负债的本息一般要求以现金（货币资金）偿还，因此，即使企业的盈利状况良好，但其能否按合同、契约的规定按期偿还本息，还要看企业预期的现金流入量是否足额及时和资产的整体流动性如何，现金流入量反映的是现实的偿债能力，资产的流动性反映的是潜在偿债能力。如果企业投资决策失误，或信用政策过宽，不能足额或及时地实现预期的现金流入量，以支付到期的借款本息，就会面临财务危机。此时企业为了防止破产可以变现其资产，各种资产的流动性（变动能力）是不一样的，其中库存现金的流动性最强，而固定资产的变现能力最弱。企业资产的整体流动性不同，即各类资产在资产总额中所占比重不同，对企业的财务风险关系甚大，当企业资产的总体流动性较强，变现能力强的资产较多时，其财务风险就较小；反之，当企业资产的整体流动性较弱，变现能力弱的资产较多时，其财务风险就较大。很多企业破产不是没有资产，而是因为其资产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变现，结果不能按时偿还债务，只好宣告破产。（3）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资金融通的场所。企业负债经营要受金融市场的影响，如负债利息率的高低就取决于取得借款时金融市场的资金供求情况，而且金融市场的波动，如利率、汇率的变动，都会导致企业的筹资风险。当企业主要采取短期贷款方式融资时，如遇到金融紧缩，银根抽紧，短期借款利率大幅度上升，就会引起利息费用剧增，利润下降，更有甚者，一些企业由于无法支付高涨的利息费

用而破产清算。筹资风险的内因和外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诱发筹资风险。一方面经营风险、预期现金流入量和资产的流动性及金融市场等因素的影响，只有在企业负债经营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导致企业的筹资风险，而且负债比率越大，负债利息越高，负债的期限结构越不合理，企业的筹资风险越大。另一方面，虽然企业的负债比率较高，但企业已进入平稳发展阶段，经营风险较低，且金融市场的波动不大，那么企业的筹资风险相对就较小。资信评估与筹资风险资信评估是指对债务发行人的特定债务或相关负债在其有效期限内及时偿付的能力和意愿进行鉴定，或者说是对一个企业的资产质量、偿债能力、守信程度及经营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它反映的是信用风险，即企业所拥有的风险程度（表现为企业未来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不确定性）。从资信评估的概念可以得知，“资信评估”是对企业今后偿债能力的不确定性进行鉴定，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为企业的债务不能到期还本付息，筹资风险的分析就是对这种“不确定性”的一种判断。因此，对企业筹资风险的分析是资信评估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筹资风险分析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分析企业盈利能力及其稳定性。盈利能力是企业经营和理财业绩的主要方面，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个健康企业其偿债资金一般来源于其盈利，而非负债资金，这样企业才有能力抗击各种风险，有实力迅速补偿风险造成的各种损失，否则企业将弱不禁风，随时面临着破产、倒闭的风险。分析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仅看一至两个会计年度是不够的，它仅仅反映了企业的短期经营成果，要将其若干年度的盈利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才能客观地判断企业持续稳定的获利水平和创造能力。因此，盈利能力分析是判断企业是否存在筹资风险的前提条件，也是资信评估中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2）分析企业偿债能力及其可靠性。企业由于自有资金不足，经常要靠举债筹集其所需的资金，企业如果生产经营活动能正常进行，能够及时归还其债务本息，就不致造成财务风险，而且企业还能从举债经营中获得盈利；但是如果缺乏按时偿还债务的准备和能力，企业便会陷入“举债——再举债——债上加债”的恶性循环之中，以致危及企业的生存。在我国资信评估指标体系中评价偿债能力的指标占了较大的比重，这也说明偿债能力分析也是判断是否存在筹资风险的一个重要方面。（3）分析企业资本结构及其稳健性。企业要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拥有一定资本金，并通过最初资本金的运用获得盈利和积累，以扩大和增强企业的实力。企业资本金不仅要有稳定的来源，同时要有合理的构成，且符合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企业有关章程、制度的规定，满足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企业发展方向，体现稳健经营、减少风险的原则；反之如果企业资金来源及构成混乱，企业的内部功能便会减弱，各种风险便会滋生、蔓延。如一个企业接受的投资多数为小轿车、室内装修、高级办公用品等非生产性资产，这种方式虽然增强了企业的实力，扩大了企业固定资产比重，但是企业实际生产能力并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企业的资金利用率，相对减少其盈利，进而增加其财务风险。（4）分析企业资金分布及其合理性。企业经营资金总是分布在生产经营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企业经营的好坏并不完全取决于其筹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否将其筹集的资金合理地运用到经营各个环节，使资金得到充分利用。也就是说，加快企业资金周转速度，以最少的资金量获得最大的收益，使企业增强抗风险的能力。一旦企业的资金在某个环节出现停滞，就会引起其整体经营状况发生恶化，进而引发财务风险。（5）分析企业成长能力及其持续性。成长能力是指企业生产经营发展后劲和持续力，包括企业生产经营的安全性、盈利性、应变性和竞争力及抗风险能力。对企业成长能力的分析往往是对其综合能力的分析，其分析方法有企业市场开发和占有率、生产经营管理组织、技术进步状况、企业管理人员和职工的综合素质、企业产品及其优势等详细分析。一般来说，成长性好的企业抗风险能力强，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根源范文篇5

政府信用理论虽然没有被系统、完整地提出过，但是其它理论学派却给这一理论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委托—理论被广大学者认为是政府信任的理论基础之一，而委托—情况下的信息不对称也恰恰是政府信用危机的理论根源。公众将行政权委托给政府，是委托人，政府是公众委托的人，政府根据公众的授权采取行动完成委托的公共事务。而委托人要有效地控制人的行为，就需要了解人本身以及客观环境的完全信息，了解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限制人的机会主义。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由于政府对信息的天然垄断性，另一方面政府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专业，这些都会导致信息不对称，使公众对政府监督约束困难。在政府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约束的情况下，委托人和人的关系可能完全颠倒过来，人由于掌握着公共权力而成为管理者。这样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出现反客为主漠视委托人意愿的现象，使公众的意愿和利益得不到回应，公众也就无法再信任政府。

体制根源

一是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尽管政府行为的失信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即政府未能正确有效地履行其管理和服务职能，不能满意的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任。受封建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某些管理者超越公众给予的委托权力。部门之间、地方之间相互推诿责任或者相互争夺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

二是约束、监督制度不完善。在实际生活中，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机制缺乏应有的力度，监督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行政监督中监督主体过多、监督无力和监督职能不明确以及缺乏独立性现象普遍存在，这些导致权力机关监督几乎流于形式。

三是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至今我国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责任追究赔偿制度。政府决策危害了公共利益时，应对主要的政府责任人给予一定的惩罚，让失信的行为和失信的责任、后果相对应。长期以来我国行政人员的权责主体很难划分明确，即使有明确的责任主体，但是由于缺乏严格的行政程序规则，当面对行政责任问题时，无力追究或者是不去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四是行政考核机制不健全。目前，对于政府官员的晋升考核机制不健全，过于看重政绩和经济效益，忽略了把社会公众的满意度也作为一个考核标准。

能力根源

（一）财政能力有限

政府的存在和运作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如果财政能力弱小就会限制政府行政职能的履行。而政府行政职能的履行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使得政府的政策执行缺乏物质保障，政策执行不力。财力的缺乏也会导致社会公共事业的服务滞后，像教育、卫生、医疗、水电、交通等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

（二）行政运作的能力低效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改革，各级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几经调整、精简，但至今仍存在机构臃肿、行政低效的局面。在同样的财政能力条件下，一个运作能力强、可以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机构，毫无疑问会比一个低效能的行政管理机构更能满足社会发展和公众的需求，令公众满意和信任。

（三）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较弱

在制度经济学中，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安排最主要的内容。价值观念、社会道德、风俗习性等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选择行为。正确的理念引导正确的行为，而错误的理念也常常导致错误的行政行为。政府危机表面上看是行政行为失范，但是从深层次上看是由于价值思想观念引起的。对于政府来说，通过意识形态来调整和改变公众的价值偏好，使其意识形态能为公众接受，政府就会有很强的威信，就会得到人们的信任。相反如果政府的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很弱，就很难使得政府的意识为大众接受。

（四）制度能力的短缺

提供制度规则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功能和职责，政府根据社会需要设计和组织实施新的制度安排，来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和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也根据制度来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设置合法的空间，来构建、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制度同样也是“经济人”行为选择的一个约束。制度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信任生成机制，由于一些政府无法维护制度的权威性，无法有效的执行制度，才会直接动摇公众对政府权威的信任。

利益根源

一是政府官员作为“经济人”有自己的利益。政府行为的主体是同样具有个人私利的政府官员，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脱于现实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之外。在可能的条件下，他们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更加注重追求自身利益，而这些行为目标并不是总能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吻合。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来自于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来自于同政府行政官员打交道的感知和评判。当公众感受不到公正时，也就会动摇和瓦解他们对政府的信任。

二是政府机构也有自己的利益。实际上，政府机构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主体，也有自己的利益，而且这些利益确实的存在着。随着政府机构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自主权不断提高，其自利性的行为取向也越来越趋于强化，甚至会被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所左右。

三是地方政府机构利益。市场经济要求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地方为了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人为割裂市场、限制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秩序。当地方政府为了利益争夺运用种种技巧和策略博弈时，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用也就逐渐丧失了。

行为根源

（一）政府对市场的过度介入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引导市场的宏观走向、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维护公平竞争、创造良好市场环境，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处于主导作用。但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传统行政思维定势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些行政官员角色错位介入本不应该介入的微观经济活动领域。政府角色错位不但不会发挥维护社会公正秩序和社会信用体系的作用，而且只会成为信用体系的破坏者。

（二）政府行为不符合实际民意需要

有些地方领导在决策方面背离集体决策的原则，不走群众路线，不从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功绩来制定某些脱离实际的政策，不但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效益，导致公众对政府的政策不予以合作，对政府也更加的不信任。

（三）政府行为的短期化和政策的不稳定性

树立良好的公信力要求地方政府在制订出台政策时必须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政策出台后也必须持之以恒的加以贯彻执行。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选拔任用及考核评估机制的存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诱导、驱使地方政府官员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绩效的激励机制。这意味着政府的政策不再是稳定和连续的，使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和稳定的预期，从而降低了企业或个人讲信用的积极性，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的信用。

（四）行政权力运行的法制化程度低

国家法律是保障国家正常秩序的关键，政府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建立在完善的制度保障基础上的。西方发达国家用了约150年的时间建立了相当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使得在市场经济下信用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规范，而更是一种法律要求。我国对政府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有关行政法律、规章较为抽象，规范性和操作性差，导致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等滥用权力的行为。

（五）政府行为缺乏公开性

我国政府信息偏重保密，公开程度较低，许多涉及公众利益的规范文件不向利益关系人和公众公开，公众也没有任何获取信息的手段和途径。政府信息不公开，公众对政府缺乏一种信任的基础，即使政府政策努力追求合理，也难以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六）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

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信用体系也逐渐完备，并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信用体系。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对政府信用的构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受文化传统、小农经济传统的影响和社会信用保障的缺乏，我国目前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

参考文献：

1.安贺新.关于我国政府信用问题的思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3）

2.唐丽萍.关于开展诚信建设的思考[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6）

3.陈淑贞.我国现阶段政府信用的缺失及危害[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4）

4.吴开松.论我国地方政府信用危机[J].当代经济，2006（9）

根源范文篇6

关键词：政府信用危机根源理论体制

作为维系社会共享价值、稳定社会期望模式的复杂机制，“信用”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必须面对的古老议题。社会信用体系主要包括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等，其中政府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整个社会信用都是基于政府信用来推动和发展的。就整个社会信用体系来看，政府信用也面临着危机。分析当前我国政府信用危机的根源，并从根源上解决政府信用危机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目前，我国政府信用危机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理论根源

政府信用理论虽然没有被系统、完整地提出过，但是其它理论学派却给这一理论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委托—理论被广大学者认为是政府信任的理论基础之一，而委托—情况下的信息不对称也恰恰是政府信用危机的理论根源。公众将行政权委托给政府，是委托人，政府是公众委托的人，政府根据公众的授权采取行动完成委托的公共事务。而委托人要有效地控制人的行为，就需要了解人本身以及客观环境的完全信息，了解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限制人的机会主义。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由于政府对信息的天然垄断性，另一方面政府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专业，这些都会导致信息不对称，使公众对政府监督约束困难。在政府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约束的情况下，委托人和人的关系可能完全颠倒过来，人由于掌握着公共权力而成为管理者。这样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出现反客为主漠视委托人意愿的现象，使公众的意愿和利益得不到回应，公众也就无法再信任政府。

体制根源

一是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尽管政府行为的失信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即政府未能正确有效地履行其管理和服务职能，不能满意的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任。受封建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某些管理者超越公众给予的委托权力。部门之间、地方之间相互推诿责任或者相互争夺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

二是约束、监督制度不完善。在实际生活中，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机制缺乏应有的力度，监督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行政监督中监督主体过多、监督无力和监督职能不明确以及缺乏独立性现象普遍存在，这些导致权力机关监督几乎流于形式。

三是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至今我国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责任追究赔偿制度。政府决策危害了公共利益时，应对主要的政府责任人给予一定的惩罚，让失信的行为和失信的责任、后果相对应。长期以来我国行政人员的权责主体很难划分明确，即使有明确的责任主体，但是由于缺乏严格的行政程序规则，当面对行政责任问题时，无力追究或者是不去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四是行政考核机制不健全。目前，对于政府官员的晋升考核机制不健全，过于看重政绩和经济效益，忽略了把社会公众的满意度也作为一个考核标准。

能力根源

（一）财政能力有限

政府的存在和运作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如果财政能力弱小就会限制政府行政职能的履行。而政府行政职能的履行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使得政府的政策执行缺乏物质保障，政策执行不力。财力的缺乏也会导致社会公共事业的服务滞后，像教育、卫生、医疗、水电、交通等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

（二）行政运作的能力低效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改革，各级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几经调整、精简，但至今仍存在机构臃肿、行政低效的局面。在同样的财政能力条件下，一个运作能力强、可以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机构，毫无疑问会比一个低效能的行政管理机构更能满足社会发展和公众的需求，令公众满意和信任。

（三）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较弱

在制度经济学中，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安排最主要的内容。价值观念、社会道德、风俗习性等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选择行为。正确的理念引导正确的行为，而错误的理念也常常导致错误的行政行为。政府危机表面上看是行政行为失范，但是从深层次上看是由于价值思想观念引起的。对于政府来说，通过意识形态来调整和改变公众的价值偏好，使其意识形态能为公众接受，政府就会有很强的威信，就会得到人们的信任。相反如果政府的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很弱，就很难使得政府的意识为大众接受。

（四）制度能力的短缺

提供制度规则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功能和职责，政府根据社会需要设计和组织实施新的制度安排，来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和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也根据制度来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设置合法的空间，来构建、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制度同样也是“经济人”行为选择的一个约束。制度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信任生成机制，由于一些政府无法维护制度的权威性，无法有效的执行制度，才会直接动摇公众对政府权威的信任。

利益根源

一是政府官员作为“经济人”有自己的利益。政府行为的主体是同样具有个人私利的政府官员，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脱于现实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之外。在可能的条件下，他们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更加注重追求自身利益，而这些行为目标并不是总能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吻合。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来自于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来自于同政府行政官员打交道的感知和评判。当公众感受不到公正时，也就会动摇和瓦解他们对政府的信任。

二是政府机构也有自己的利益。实际上，政府机构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主体，也有自己的利益，而且这些利益确实的存在着。随着政府机构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自主权不断提高，其自利性的行为取向也越来越趋于强化，甚至会被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所左右。

三是地方政府机构利益。市场经济要求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地方为了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人为割裂市场、限制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秩序。当地方政府为了利益争夺运用种种技巧和策略博弈时，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用也就逐渐丧失了。

行为根源

（一）政府对市场的过度介入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引导市场的宏观走向、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维护公平竞争、创造良好市场环境，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处于主导作用。但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传统行政思维定势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些行政官员角色错位介入本不应该介入的微观经济活动领域。政府角色错位不但不会发挥维护社会公正秩序和社会信用体系的作用，而且只会成为信用体系的破坏者。

（二）政府行为不符合实际民意需要

有些地方领导在决策方面背离集体决策的原则，不走群众路线，不从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功绩来制定某些脱离实际的政策，不但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效益，导致公众对政府的政策不予以合作，对政府也更加的不信任。

（三）政府行为的短期化和政策的不稳定性

树立良好的公信力要求地方政府在制订出台政策时必须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政策出台后也必须持之以恒的加以贯彻执行。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选拔任用及考核评估机制的存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诱导、驱使地方政府官员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绩效的激励机制。这意味着政府的政策不再是稳定和连续的，使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和稳定的预期，从而降低了企业或个人讲信用的积极性，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的信用。

（四）行政权力运行的法制化程度低

国家法律是保障国家正常秩序的关键，政府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建立在完善的制度保障基础上的。西方发达国家用了约150年的时间建立了相当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使得在市场经济下信用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规范，而更是一种法律要求。我国对政府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有关行政法律、规章较为抽象，规范性和操作性差，导致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等滥用权力的行为。

（五）政府行为缺乏公开性

我国政府信息偏重保密，公开程度较低，许多涉及公众利益的规范文件不向利益关系人和公众公开，公众也没有任何获取信息的手段和途径。政府信息不公开，公众对政府缺乏一种信任的基础，即使政府政策努力追求合理，也难以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六）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

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信用体系也逐渐完备，并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信用体系。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对政府信用的构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受文化传统、小农经济传统的影响和社会信用保障的缺乏，我国目前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

参考文献：

1.安贺新.关于我国政府信用问题的思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3）

2.唐丽萍.关于开展诚信建设的思考[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6）

根源范文篇7

理论根源

政府信用理论虽然没有被系统、完整地提出过，但是其它理论学派却给这一理论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委托—理论被广大学者认为是政府信任的理论基础之一，而委托—情况下的信息不对称也恰恰是政府信用危机的理论根源。公众将行政权委托给政府，是委托人，政府是公众委托的人，政府根据公众的授权采取行动完成委托的公共事务。而委托人要有效地控制人的行为，就需要了解人本身以及客观环境的完全信息，了解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限制人的机会主义。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由于政府对信息的天然垄断性，另一方面政府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专业，这些都会导致信息不对称，使公众对政府监督约束困难。在政府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约束的情况下，委托人和人的关系可能完全颠倒过来，人由于掌握着公共权力而成为管理者。这样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出现反客为主漠视委托人意愿的现象，使公众的意愿和利益得不到回应，公众也就无法再信任政府。

体制根源

一是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尽管政府行为的失信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即政府未能正确有效地履行其管理和服务职能，不能满意的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任。受封建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某些管理者超越公众给予的委托权力。部门之间、地方之间相互推诿责任或者相互争夺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

二是约束、监督制度不完善。在实际生活中，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机制缺乏应有的力度，监督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行政监督中监督主体过多、监督无力和监督职能不明确以及缺乏独立性现象普遍存在，这些导致权力机关监督几乎流于形式。

三是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至今我国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责任追究赔偿制度。政府决策危害了公共利益时，应对主要的政府责任人给予一定的惩罚，让失信的行为和失信的责任、后果相对应。长期以来我国行政人员的权责主体很难划分明确，即使有明确的责任主体，但是由于缺乏严格的行政程序规则，当面对行政责任问题时，无力追究或者是不去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四是行政考核机制不健全。目前，对于政府官员的晋升考核机制不健全，过于看重政绩和经济效益，忽略了把社会公众的满意度也作为一个考核标准。

能力根源

（一）财政能力有限

政府的存在和运作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如果财政能力弱小就会限制政府行政职能的履行。而政府行政职能的履行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使得政府的政策执行缺乏物质保障，政策执行不力。财力的缺乏也会导致社会公共事业的服务滞后，像教育、卫生、医疗、水电、交通等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

（二）行政运作的能力低效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改革，各级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几经调整、精简，但至今仍存在机构臃肿、行政低效的局面。在同样的财政能力条件下，一个运作能力强、可以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机构，毫无疑问会比一个低效能的行政管理机构更能满足社会发展和公众的需求，令公众满意和信任。

（三）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较弱

在制度经济学中，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安排最主要的内容。价值观念、社会道德、风俗习性等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选择行为。正确的理念引导正确的行为，而错误的理念也常常导致错误的行政行为。政府危机表面上看是行政行为失范，但是从深层次上看是由于价值思想观念引起的。对于政府来说，通过意识形态来调整和改变公众的价值偏好，使其意识形态能为公众接受，政府就会有很强的威信，就会得到人们的信任。相反如果政府的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很弱，就很难使得政府的意识为大众接受。

（四）制度能力的短缺

提供制度规则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功能和职责，政府根据社会需要设计和组织实施新的制度安排，来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和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也根据制度来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设置合法的空间，来构建、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制度同样也是“经济人”行为选择的一个约束。制度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信任生成机制，由于一些政府无法维护制度的权威性，无法有效的执行制度，才会直接动摇公众对政府权威的信任。利益根源

一是政府官员作为“经济人”有自己的利益。政府行为的主体是同样具有个人私利的政府官员，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脱于现实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之外。在可能的条件下，他们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更加注重追求自身利益，而这些行为目标并不是总能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吻合。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来自于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来自于同政府行政官员打交道的感知和评判。当公众感受不到公正时，也就会动摇和瓦解他们对政府的信任。

二是政府机构也有自己的利益。实际上，政府机构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主体，也有自己的利益，而且这些利益确实的存在着。随着政府机构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自主权不断提高，其自利性的行为取向也越来越趋于强化，甚至会被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所左右。

三是地方政府机构利益。市场经济要求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地方为了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人为割裂市场、限制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秩序。当地方政府为了利益争夺运用种种技巧和策略博弈时，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用也就逐渐丧失了。

行为根源

（一）政府对市场的过度介入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引导市场的宏观走向、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维护公平竞争、创造良好市场环境，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处于主导作用。但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传统行政思维定势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些行政官员角色错位介入本不应该介入的微观经济活动领域。政府角色错位不但不会发挥维护社会公正秩序和社会信用体系的作用，而且只会成为信用体系的破坏者。

（二）政府行为不符合实际民意需要

有些地方领导在决策方面背离集体决策的原则，不走群众路线，不从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功绩来制定某些脱离实际的政策，不但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效益，导致公众对政府的政策不予以合作，对政府也更加的不信任。

（三）政府行为的短期化和政策的不稳定性

树立良好的公信力要求地方政府在制订出台政策时必须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政策出台后也必须持之以恒的加以贯彻执行。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选拔任用及考核评估机制的存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诱导、驱使地方政府官员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绩效的激励机制。这意味着政府的政策不再是稳定和连续的，使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和稳定的预期，从而降低了企业或个人讲信用的积极性，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的信用。

（四）行政权力运行的法制化程度低

国家法律是保障国家正常秩序的关键，政府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建立在完善的制度保障基础上的。西方发达国家用了约150年的时间建立了相当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使得在市场经济下信用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规范，而更是一种法律要求。我国对政府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有关行政法律、规章较为抽象，规范性和操作性差，导致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等滥用权力的行为。

（五）政府行为缺乏公开性

我国政府信息偏重保密，公开程度较低，许多涉及公众利益的规范文件不向利益关系人和公众公开，公众也没有任何获取信息的手段和途径。政府信息不公开，公众对政府缺乏一种信任的基础，即使政府政策努力追求合理，也难以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根源范文篇8

关键词：医学技术，异化，哲学根源

得益于基础学科的建立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医学技术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科学规范，日趋技术化，成为现代医学进步的载体，在人类的疾病治疗和健康维护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医学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现代医学的变革和发展，填补了医学史上的一个又一个技术空白，为人类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但是不可否认现代医学在医学技术的推动下逐渐丢失医学本质，现代医学技术异化现象频发，出现低效率的医疗服务、低信任度的医患关系、医学人文伦理丧失等现象。因此，明确现代医学技术异化的特征，探索现代医学技术异化的现象并深入剖析其产生的哲学根源，找到合适的消解路径，对过度医疗现象的解决及医患关系的缓解、构建和谐有序的就医大环境有着重大的意义。

1现代医学技术异化的含义及其特征

1．1现代医学技术异化的含义。“异化”一词在学术界中定义不一，源自拉丁文“alienation”，具有表达“他者化”的含义，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1］。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异化是由于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固定化所导致的一种社会现象。具体表现为，人在生产发展及创造过程中，产生的物质产品及精神产品变成一种外在的、与自身不同的具有敌对性的力量，反作用于人的本身，统治、制约人的发展，从而使人丧失主观能动性，失去自身个性，迷失自我［2］。现代医学技术是指20世纪中叶至今的基于科学理论的疾病识别、预防、诊断以及治疗的技术与方法，它不仅包含各种医学设备和工具，也包含各种医学理论和疾病治疗技能和方法［3］。现代医学技术异化就是指现代医学技术本身具备了独特的理智生命，产生了主体性，使原先维护健康、保障生命安全的目标和宗旨被扭曲和背离，使医学技术不再是医学发展进步的促进力量，而是一种压抑、抑制的消极力量。在临床实践中，医学技术主导了人类思想，导致对现代医疗技术的过度依赖、畸形使用等各种违背医学本质、扭曲医学价值、背离医学目标的现象的产生［4］。1．2现代医学技术异化的特征。1．2．1现代医学技术异化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医学技术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步的，因时代的不同有不同的表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医学技术会有各自时代背景下应有的独特作用，这些具有自身时代属性的医学技术相应地会产生个性化的技术异化问题。医学技术的异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技术、认知、文化、环境、社会制度等的差异，有着不同的概念、性质、存在形式以及表现方式。例如，在公元前3200年～公元1543年时期的经验医学技术阶段，在中医中的医学技术表现为针灸、推拿、火罐等经验性技术，这个时期的医学技术没有相应的科学基础，“魔术医学”成为主流；16世纪～20世纪是实验医学技术时期，这个阶段的医学技术具备了科学基础，出现了各种实验仪器，疾病认识从原先的主观经验判断转变为实验证据验证，医学技术对工具和物质的依赖逐渐加深，相应地出现了违背伦理道德、人文精神后退等医学技术异化现象；20世纪50年代之后，基于自然科学的高速发展，医学技术出现了智能化和信息化，基因诊断、靶向治疗、辅助生殖、再生医学……各种新兴技术遍布医学领域，出现了新时代的医学技术异化问题，诸如人类多样性发展的破坏、非法牟利的产生等［5］。综上，现代医学技术异化具有鲜明的历史属性和时代特征。1．2．2现代医学技术异化具有相对性。现代医学技术异化具有主体的相对性。不同的认识主体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群体对医学技术异化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医学技术异化现象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中的表现具有显著差异性［6］。同样的一种医学技术，在某些主体眼中可能极具危害性，但是在另一个主体眼中可能正好相反。例如，吗啡是医学领域中的强效镇痛剂，具有强大的镇痛作用，非常适用于癌症晚期患者的疼痛治疗；但是，吗啡同时也是一种成瘾性极强的药品，是鸦片的重要组成成分，长期吸食会对身心健康造成极大伤害。现代医学技术异化具有价值的相对性。医学技术异化不仅具有负面价值，同时还具有正面价值。医学技术的产生本身是中性的，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只有在使用过程中才会出现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的差异，医学技术异化同样如此。雅思贝尔斯认为，“技术实际上只是单纯的一种手段，没有所谓的善恶之分，是善是恶取决于人对它的利用过程”［7］。因此，对于医学技术异化现象而言，根本问题不在于会产生怎样的负面价值，而在于我们怎么去利用这个现象，从而对医学技术异化现象进行合理的扬弃与利用，实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1．2．3现代医学技术异化具有不确定性。医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填补了医疗领域上的各种空白，缩减了人体健康的未知领域，消除了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但是同时它又创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8］。例如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基因修正”成为可能，使之能够达到治疗甚至预防遗传性疾病的作用，但是基因治疗所导致的遗传性状的改变又会破坏人类自然发展过程中的基因多样性，长久以往使人类基因库呈现趋同化。这种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很难去判断它会产生正向积极的结果还是负向消极的结果，它是不可预测的。现代医学技术就是在不断消除和创造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循环上升的，这种不确定性必然导致医学技术异化现象的不确定性，我们难以通过未知的变化去判断医学技术异化的福与祸，也难以用理性和智慧来预测和控制不确定性的产生。

2现代医学技术异化的现实表现

2．1现代医学技术的主体化。医学技术作为医疗的一种辅助工具，本是医学活动对象中的客体，但却在科技进步的驱动下逐渐取代了人的主体地位，成为医学的主体。医学技术已经成为脱离医学宗旨的独立力量，渗透于医学的方方面面，主导医学发展进程，医学的进步已经被单纯地等同于医学技术的进步，医院的品级、规模也被单纯地等同于床位数以及大型设备的多寡，医师的技术水平高低也被单纯地看作是操作医疗设备的能力水平高低［9］。现代医学对医学技术过度依赖产生了一系列过度医疗现象，表现为医生对躯体、心理疾病的过度诊断，对辅助检查数据的过度依赖，对药品的过度使用以及高危手术的常规化使用（如剖腹产手术成为生产方式普遍选择）等，医生“制造疾病”的现象层出不穷，医疗费用持续高涨。医学诊疗过程在现代医学技术的辅助下，逐渐变为“检查－按照检查结果制定诊疗方案－开药或手术”的流程化过程，医生受限于医疗技术的客观指标和诊疗的标准化流程，忽略了医学领域的经验性思考，逐渐丧失自身的主观思想，自我理性被压制。医生的主体地位被程序化的医学技术取代，使之逐渐缺乏对生命的敬畏之心，与患者的互动性逐渐减弱，人在就医过程中只剩单纯的客体地位，被迫成为与医学技术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工具。2．2现代医学技术的资本化。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我国医疗行业的发展由原先的政府投资逐渐转变为多元投资，公立医院与公立医院、民营医院与民营医院、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等多方机构间的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不管是民营机构还是公立机构要想在医疗市场稳住脚跟，都离不开资本的投入。于是，各家医院争先购买高端医疗设备，不断扩大医院规模，持续引进高新技术和高端人才，以期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医学技术逐渐具备了资本“利润至上、无限增殖、不断扩张”的特性，成为资本实现的手段，被资本控制和占有，成为医院敛财的工具，不断呈现“为资本服务”的异化现象［10］。利益促使“开发性医疗”（制造商非法开发市场、医院无休止扩张）以及“欺诈性医疗”（医生“制造疾病”、滥用医疗设备、过度使用昂贵药品）的产生，医疗成本日益高涨，医疗资源持续浪费。2．3现代医学技术的权力化。马克思认为，技术本身是具备权力属性，资本家通过资本流通对技术进行使用从而行使并扩大权力职能［11］。也就是说，技术的权力化是通过资本实现的，资本通过购买技术获得对技术的支配权力，包括技术隐含的智力、劳力、自然力，从而使技术成为资本的权力工具，进而发挥权力职能。现代医学技术的权力化进程同样如此，医疗机构购买使用医疗技术，谁拥有越高端的医学技术，谁就具有越大的话语权。医院规模越大、医疗设备越先进、医疗技术越精湛，医院就会拥有越大的声誉和权威，在医学领域也会拥有更高的地位，便能享受更多国际和国内的特权，进而也会获得更多患者的信赖与支持，使资本扩大；资本的扩大又会促使更多先进技术的获得，循环反复，权力不断集中。北京协和医院单日门诊量超过12万就是医学技术权力化最直接的体现。此外，现代医学技术是各学科知识的高度综合，具备“知识密集、技术精细、操作复杂”的特性，并非所有医护人员都能熟练掌握并应用于临床，间接导致了医护权威与医疗技术操作水平挂钩的现象，进而出现了对诊疗护理技能的学习深造转变为对高新设备的应用学习的现状，衡量医疗水平高低的标准失衡，现代医学技术异化。2．4现代医学技术的机械化。现代医学的对象是具有不同特性的生命的个体，医学诊疗护理过程中需要人文、道德关怀及情感的衔接。但是，由于现代医学技术的存在，现代患者逐渐变为一种物质或机器，成为机械活动过程中的步骤之一，医生对患者的态度从活的生命个体转变为死的标准数据，医患之间的直接联系缺乏，医患关系分离。医疗活动成为疾病与机械的互动过程，医生沦为技术的奴隶，忠于机械设备的标准和流程，失去自身主观判断；患者受制于机械操作，忠于医生指令，失去主观选择，不良情绪逐渐积聚。理性、客观、冰冷的医学技术造就了机械化的医生、机械化的流程和机械的患者个体，使之人文精神日渐消退，医患关系日益恶化，医学活动愈发扭曲。

3现代医学技术异化的哲学根源

3．1从本体论层面剖析现代医学技术异化的根源。本体论是探讨事物的本质，研究其存在方式和规律的哲学理论［12］。事件发生的根源往往都与事件发生的相关事物的本质特征高度关联，从现代医学技术的本质特征去探索现代医学技术异化现象发生的根源，对问题的解决具有根本性作用。正如前文所说，现代医学技术具备时代性、历史性、相对性及不确定性的特征，这些特性恰恰造成了医学技术异化现象的产生。就拿医学影像诊断技术来说，它是现代医学技术的典型代表之一，被视作诸多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其科学性和客观性极大地减少了医学诊断的假阴性率，为无数患者延长了疾病治疗的时间。但是科学性就代表着确定性吗？当然不是，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实际上是有概率差异的，它是充满不确定的，而且不会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轻易消除［13］。也就是说，医学影像技术是科学的，产生的数据是客观的，但是它的诊断结果却不一定是客观事实，有时反而会偏离客观事实。首先，医学影像的图像产生过程中需要经过参数选择、色度调整、数据运算、数据分析以及图像调整等过程，才会出现一份完整的影像资料和诊断报告。从表面上看，这些数据的产生是通过机器自动生成的，但是实际上却是由设备背后操作的人对生成图像的符合医学知识的有效推断。可见，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是受疾病复杂程度和影像科医生的主观认识的严重影响的。其次，就算成像过程中，设备一致、疾病复杂度一致、影像科医生技术水平一致，进而产生一致性的客观报告和影像资料，但是在读片过程中依旧会产生许多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相同的X光片在思维方式、知识储备、经验积累以及心理素质不同的医生眼中也会出现不同的诊断结果；相同的医生在不同的读片环境下也会做出不同的判断。最后，就算客观环境和医生主观影响因素都已消除，患者配合程度的差异也会成为影响结果判断的重要因素。患者病史交代不清，影响医生数据选择；患者情绪紧张，影响信号传导、图像采集。由此可见，单纯的影像学检查是不能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它是需要结合临床表现和病史变化的。就如2020年国内暴发流行的病毒肺炎的第五版诊疗方案中，将湖北省的疑似病例中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的患者归为临床诊断病例；然而在第六版诊疗方案中“CT影像结果”就不再是确诊标准，仅被作为疑似病例的表现之一［14－15］。通过上述例子可见医学技术的不确定性贯穿于技术使用的全过程，会随着时间的累积而愈发严重，忽略医学技术中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忽视与其相伴随行的风险性。而这种风险性往往会给患者乃至医院带来不同程度的危害，医学技术异化成为必然存在。同样，医学技术的其他特征也会造成相似的影响。综上，忽略医学技术的本质特征，必然会导致现代医学技术异化的产生。3．2从认识论层面剖析现代医学技术异化的根源。认识论是指个体对有关知识的结构、信念、来源及判断的信念，简单来说就是“个体的知识观”［16］。人是在医学技术发展活动过程中的认识主体，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受限于自身的知识储备和能力水平，加之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的约束，认知的能力、水平、范围都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有限的认知下自然而然地促进了医学技术的异化过程。中国是儒家文化的代言人，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普遍形成一种“狭隘的生命观”。孔子在回答子路“何为死亡”时，避而不谈生死问题，只说“未知生，焉知死？”对于死亡，孔子直言，“人之大恶存焉”［17］；荀子对待死亡的态度亦然，“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18］。文化的长期熏陶，使国人对“生”有着超乎寻常的追求，“恶死、惧死、讳死”，不能理智地对待疾病和死亡。“狭隘的生命观”滋生了“狭隘的健康观和医疗观”，现代人时刻将自己置于“疾病”的恐惧之中，受一些所谓的“疾病指标”影响（例如，国人普遍认为空腹血糖高于7．0mmol／L便是患了糖尿病，但临床研究发现该诊断标准的确诊率仅为48．57％［19］），疲于求医，滥用医药。他们将对“生”的渴望寄托于先进的医疗技术上，过高地看重现代医疗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临终患者宁愿花费重金购买“高科技”的医疗服务（如人工呼吸机、血透仪、起搏器、肠外营养等），进行各种各样有损人格尊严的治疗（如各种大型手术、各种插管、放化疗、导尿、灌肠等），也要获取低质量的短期生存率。他们看似延长了生存时间，但实际上却承受着疾病和治疗的双重折磨，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们见不到亲人，见不到朋友，终日与冰冷的机器做伴，闻着医院屎尿消毒水的混合气味，听着机器的滴答声，恐惧、绝望、悲哀是他们生命尽头最后的情绪。认知的局限性使人只关注于现代医学技术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而忽视了同样存在于医学技术中的人文性和艺术性，在追求寿命延长的同时，忽略了生命的质量和人格的尊严，现代医学技术异化。3．3从方法论层面剖析现代医学技术异化的根源。还原论认为任何复杂的事物都可以转化为简单的事物的组合来处理，是生命科学中的方法论范式，在现代医学领域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在还原论的思想下，人类被简单化为生物个体，人体的健康研究被简单化为各个器官的研究的综合，身体的各功能结构被拆分开来单独研究，通过定量检验和循证验证对身体的每个部分进行深入的探索，从而发现疾病规律。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现代医学技术具备了系统的学科理论和科学规范，但是，同时现代“人”也易被看作现代“物”，人被“机械化”，医生只注重疾病产生的因果关系而忽略疾病与人体之间的普遍联系，人的意志、思想、情感被忽略，身心分离，医学伦理备受挑战。此外，在还原论的思想下，人在医生的眼里仅是一个疾病的个体，而不是一个整体的人，各科医生的眼里只有“自管的器官”，缺乏整体思维，忽视科室合作，人被物化，现代医学技术异化。

4结语

根源范文篇9

关键词：企业内部；内部控制；控制理论；控制环境；风险评估

一、内部控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回溯

20世纪40年代以后，内部控制实践与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突飞猛进的发展，内部控制完成了其主体内容的构建，其各项构成要素和控制措施也零星可见，散布于企业各项管理制度和实务中，但未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把内部控制当作管理的附属。1949年美国会计师协会的审计程序委员会在《内部控制，一种协调制度要素及其对管理当局和独立注册会计师的重要性》的特别报告中，承认内部控制超越了与财务部门直接相关的事项。1958年10月，该委员会的第29号审计程序公告《独立审计人员评价内部控制的范围》，对内部控制的定义重新进行了表述，将内部控制划分为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两类。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内部控制理论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西方学术界在对内部控制理论进行研究时，亦已认识到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联系性，但重点逐步从一般含义向具体内容深化。这一变化的标志是1988年4月AICPA的《审计准则公告第55号》，规定从1990年1月起以文告取代1972年的《审计准则公告第1号》。该公告的颁布和实施是内部控制理论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它首次以“内部控制结构”一词代替原有的“内部控制”。指出：“企业的内部控制结构包括为提供企业特定目标的合理保证而建立的各种政策和程序。”并明确解释了内部控制结构的三要素，即控制环境、会计制度、控制程序及它们的具体内容。20世纪90年代后，由美国会计学会、注册会计师协会、国际内部审计人员协会等组织参与的“发起组织委员会”（简称为COSO）报告《内部控制———整体框架》。1996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审计准则公告第78号》，全面接受COSO报告的内容，并从1997年1月起取代1988年的《审计准则公告第55号》。公告中指出内部控制是由一个企业董事会、管理阶层和其他人员实现的过程。旨在为实现经营的效果和效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符合适用的法律和法规等目标提供保证。将内部控制结构分为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5个要素。

纵观内部控制的产生和发展历史轨迹，其理论和概念的演变就本质而言，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形成阶段和发展与完善阶段。20世纪80年代前，人们对内部控制的认识源于内部牵制的理论假设，这一阶段的特点为：在企业内部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内部控制措施、程序和方法，基本上形成了业务处理程序化、业务分工标准化、企业员工间协作与制约制度化，以及与经营目标关联化的理论格局。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理论在于以内部会计控制为主，重点集中在如何防弊纠错上，使内部控制在面对企业管理实际时显得过于消极和狭窄。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系统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影响，以及90年代信息产业和高风险行业兴起的冲击，学术界对内部控制的研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内部控制结构和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两种观点。虽然二者存在有一定的差异，但这一阶段的理论特点则反映了人们对内部控制研究重点的转移，即逐步从一般向具体深化，并将内部控制“要素化”，体现了内部控制源于管理阶层的经营方式与管理过程相结合的特点。

二、内部控制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根源

（一）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自然科学理论是企业内部控制建立的方法论

20世纪40年代起，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生产技术的空前提高，其结果导致了生产迅速增长。一方面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形成了跨越地域的经济垄断集团；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规模扩大，内部职能部门增加，更需要从企业内部进行协调，以达到节约资源、防止差错和舞弊、提高经营效率等经营目标。因此，在客观上要求企业建立包括组织机构、业务程序等在内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机制。而此时的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自然科学的形成恰好为内部控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支持。就控制论而言，它是一种研究由各种耦合元素组成的系统的调节和控制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尤其是以研究系统和经济过程如何发挥其功能、如何控制经济过程为目的的经济控制论，成为内部控制的理论依据之一。这是因为内部控制理论在研究每个具体组织的内部经营管理过程，研究每个单位如何发挥它们应有的管理功能及如何对管理过程进行有效调节和控制时所设立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机制和控制的方法与手段，正是依照控制论的一般原理。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信息论也是内部控制的理论基础。从信息论的角度分析，控制实质上就是一个通过收集、筛选、加工、传输的信息反馈的过程，以指导物流和资金流，按预定目标运行的有效调控机制，其中信息是控制的源泉和依据。它的真实性、及时性是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键因素之一。系统论的诞生，不仅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结出了累累硕果，而且给人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引起了管理方式的巨大变化。依照这一理论观点，把企业当作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若干要素组成的系统，而内部控制则是这一管理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二）审计方法的改变和审计人员法律责任的增强是内部控制理论发展的推进器

在审计发展的初期，审计方法主要采取详细审查，详细检查企业全部会计凭证，计算复核所有账户余额，进行账证、账账核对。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业务活动日趋繁杂，无疑于对传统的审计方法形成了极大的挑战，因此抽样审计的方法便应运而生。抽样审计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益增加的审计任务带来的难以进行详细审计的问题，但却带来了由于审计人员主观判断而形成的审计结论可信度下降的现实情况。另外，如前所述，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净资产的拥有者（投资者和债权人）迫切要求企业管理阶层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为此，许多国家从法律法规的层面上来督促企业外部审计人员更加注重内部控制的审查，一系列案件的发生和有关法令的颁布，在增强审计人员法律责任的同时，也使企业注重自身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以尽量避免注册会计师拒绝接受委托审计或提出保留性的审计意见。

（三）委托理论是内部控制理论发展和完善的内在根源

按委托理论涉及的领域来分析，它主要研究企业内部的一种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下，人根据委托人的委托，在其授权范围内，以人的名义进行相应的活动。从这一理论形成的现实背景可以看出，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企业从个体业主形式转向合伙制，最后变成公司制形式，是委托———这一问题产生的源头；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资本高度聚集和经营职能的高度专业化为其产生创造了条件；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投资主体多元化，以及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是该理论最终形成的内在原因。从企业总体发展的趋势及实际运行的效果来看，公司制企业是一种最高的企业组织形式，即，投资人或股东将企业资产的经营活动权交由经营管理阶层承担，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特别是它们与控制权的分离，使委托———关系存在成为必然。可见，企业作为一张由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契约组织，是多种委托———关系的集合，为使企业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建立健全一个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是解决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内部机理。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实践也证实了委托理论是其发展和完善的内在根源。

（四）政府是内部控制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从内部控制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之所以如此迅速，除企业内部管理要求的一系列因素外，政府是推动其发展的一种主要外部力量。20世纪70至80年代，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内部控制的实施。如1977年的《反国外行贿法案》中规定了每个企业应建立内部控制制度；针对80年代美国出现的一些舞弊性财务报告和企业“突发”破产事件，招致了国会一些议员对财务报告制度提出了质疑，其中所关注之一，是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的恰当性。为此，成立了“反对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增加内部控制标准和指南，其工作成果就是著名的COSO报告。从报告的内容来看，既对以往内部控制定义进行了修正，又为设计更广泛的内部控制系统提供了指南。我国政府于1996年12月，由财政部了《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9号———内部控制和审计风险》，以及1997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等一系列规定和通知，在推动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实践的同时，也大大地推动了内部控制理论发展和完善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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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晓蓉。我国内部控制理论与实践探讨[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7）。

根源范文篇10

[关键词]金融危机投机经济平衡监管

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目前这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距离上次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仅仅十年。纵观世界经济，为什么全球或局部性的金融危机反复出现？为什么它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它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人类应该如何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减轻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将就以上问题展开论述，探讨金融危机的根源，进而寻找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一家之言，欢迎批评指正！

一、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

在自然科学领域，自然界的生物链和生态平衡的概念已经被人们广泛的认识和接受。一旦自然界的生物链和生态平衡被打破，带来的是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本文认为：在经济领域，也存在着一种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一旦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被打破，必然带来经济灾难或金融危机。经济运行的规律与自然界运行的规律在很多层面是相通的。

我们先来看一个自然界最简单的生物链模型：在草原上，生活着狮子和羚羊，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开始点，处于生物平衡的状态。假设狮子的数量开始上升，那么在一定时间内，羚羊开始减少，草原开始茂盛，结果就是狮子被饿死，羚羊获得更多发展空间，草原开始减少；随着羚羊数量增加，草原开始减少，狮子也获得更多食物开始增加；当草原开始减少，羚羊会随之减少，其后是狮子因食物不足而减少；羚羊减少后，草原又开始增加……狮子、羚羊和草原之间正是在反反复复的增加和减少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在自然界，很难找到绝对的平衡。假设狮子过度发展，最终吃光了羚羊，或羚羊过度发展，吃光了草原，结果就是一起毁灭，这就是自然界的危机。

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如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各个环节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当某个环节过度发展，最终会对其他环节产生影响，而严重的失衡状态就是我们谈到的危机。经济本身的波动是一种正常现象，各个环节不同步发展也是客观现象，但是当某个环节的发展超出正常波动的范围，则最终会打破经济原有的平衡状态，表现出来就是经济或金融的危机状态。以金融、房地产、其他实体经济为例，当金融和地产的过度发展最终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透支了实体经济的血液之后，最终金融和地产也会因为缺乏真正的血液而崩溃，这就是目前经济的危机状态。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

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金融泡沫的破裂后表现出来的某些行业严重过剩某些行业严重不足的经济不平衡的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相伴而生的，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最直接和外在的一种表现形式，经济危机则是金融危机的一种后果和本质所在。所以本文在论述时没有加以详细的区分。

下面简单探讨一下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本文认为，金融危机发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金融活动中的过度投机行为，而政府在监管信用交易（投机交易）方面的缺位加速了危机的爆发。

1.金融危机的直接根源：过度投机。投机活动无处不在，但是最容易发生在哪里呢？“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通过这段话不难看出，哪个行业利润高，哪个行业就容易产生投机行为，利润越高，投机产生的风险就越大。

经济中的某个行业如果处于利润过高的状态，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必然会有很多资本包括投机资本流如该行业，其结果就是造成该行业的过剩和其他行业的短缺，这种局面如果维持时间过长的话，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会逐步加剧直到出现该行业因为严重过剩企业大量破产的局面，最终造成银行大量坏账，进而波及其他行业，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

高额的利润诱发过度投机行为。我们从一些数据来看一下金融业和地产业的高利润状况。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美国房价2004年平均涨幅为11％，2005年平均涨幅为13％，美国2000年到2006年全国房价平均价格上涨了90%，其增长速度均超过同期利率回报水平；在国内金融界，2007年11位金融高管年薪过千万；2007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10名中，涉足地产的达到6位，前4名均涉足地产。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金融业和地产业的利润程度，如此高额的利润岂能不诱发资本的逐利行为？其行业投机程度由此可窥见一二。

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此次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其起源都是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这恰好反映出一个问题：金融业和地产业在危机爆发前存在着利润过高和规模过度膨胀的情况。可以说，过度投机使这些高利润甚至是暴利行业过度膨胀，最终助长了经济危机的发生。

在自然界，如果某个物种过度发展，便有可能影响到其他物种的发展，进而可能引发生态危机。在经济领域同样如此，过度投机使某些行业的发展超出了正常的规模，同时其他行业得不到充分的发展空间，最终使经济失衡导致危机的发生。

2.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信用交易失控。为什么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容易成为经济危机的重灾区，或者说，为什么在金融业和地产业更容易产生投机呢？投机需要大量的资本来支撑，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杠杆交易成了投机者最好的工具。正是因为在金融和地产领域广泛存在着杠杆交易，才使得这两个行业成为投机活动的重灾区。

我们知道，在实体经济中，交易1美元，就需要实实在在掏出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投机即使存在，也很难掀起大风大浪，但是，在很多的金融活动的杠杆交易中，投资10美元的东西实际出资只需要不到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暴利是很容易出现的，杠杆越高，投机活动就越密集，最终，疯狂投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平衡状态，当资本获利撤出或市场出现严重过剩后，问题或危机也就随之而来。

举例来说明：目前，世界上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相关资料表明：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高盛、摩根斯坦利等著名美国投资银行及其交易对手出现的流动性危机，都是源于高财务杠杆率支配下的过度投机行为。美国投资银行平均表内杠杆率为30倍，表外杠杆率为20倍，总体高达50倍。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杠杆率则高达62.5比1。

虽然银行可以通过保险等手段转嫁风险给保险公司或基金公司，但是过高的风险总是要有人来承担，保险公司或基金公司也存在因为承担不了风险而破产的可能性。所以说，这个金融链条看似完美，但是一旦有哪个环节因为不堪重负倒下的话，受损害的是整个经济的运行。

为什么房地产行业也容易发生危机呢，按揭贷款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三成首付、两成首付甚至零首付都是变相的杠杆交易。当杠杆交易失去控制，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不良债务和虚假的投机需求，给实体经济带来根本性的破坏。所以政府对杠杆交易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当任何一种经济承担了它本身不能承受的风险，这种经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

三、金融危机的防范及应对措施

1.抑制人为垄断，维护经济的平衡。经济中的垄断行为是高利润的源泉。作为政府来讲，防范经济运行中出现垄断行为是防止经济出现不平衡的重要手段。政府应该在经济中引入更多的竞争来防止经济出现垄断行为。同时还应该立法防止经济中可能出现的串通合谋囤积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引发的人为垄断行为。一旦经济中某环节出现垄断行为，要么效率低下遭人诟病，要么就是借助垄断地位疯狂攫取，而且由于其处于垄断地位，在危机来临时缺乏必要的缓冲，极容易诱发连锁反应，对经济产生强烈的破坏。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该行业有更多的竞争者，至少可以给经济提供足够的缓冲，避免或延缓危机的发生。

垄断企业借助其垄断地位，很容易使其处于一种无法破产的地位，这样便造成一种局面：经济景气时股东赚取高额的盈利，危机时则要动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来拯救。这就是经济中经常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也就是说，当你把某种经济风险全部交给市场中的一个经济体承担时，如果这个经济体本身无法承担这样的风险，那么就存在着道德风险，这种危险最终还是要由政府和纳税人来承担。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就有必要主动承担并监管这种风险，否则的话风险机制就形同虚设。

自由竞争也会导致生产过剩，但是自由竞争产生的生产过剩还不足以形成经济危机，因为任何经济都有波动性，这种波动的幅度在健康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当垄断行为大大加剧了经济过剩，使其有可能超过经济本身的承受能力，造成经济危机。

2.控制信用交易、监管信用交易。(1)严格控制按揭贷款的发放。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此次金融危机，均含有房地产业过度发展的因素，这其中，按揭贷款的发放是诱发房地产行业过度发展的重要因素。银行为了追求利润，先是放贷给放贷给生产者，当消费不畅时，又放贷给消费者。银行按揭贷款的发放对于刺生产激消费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人为放大了房地产的生产和消费。这种做法最终为经济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促使某一能够获得资本的行业过度发展，另一方面为投机者提供了一个自买自卖，假交易套取银行资金的窗口，通过过这个窗口，投机者几乎轻而易举把风险转嫁给银行自身，这和借钱给赌徒几乎没有区别。(2)认真监管期货交易及其资金来源。期货交易是投机交易的重灾区，中国已经有很多企业甚至是大型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巨额亏损的例子。中航油、中信泰富、东航和国航等企业在期货交易领域均出现过巨额亏损，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所以,抑制企业的投机冲动监管企业投机行为也是维护经济稳定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应加强企业财务制度的建设，防范企业投机冲动，尤其是借贷资金或挪用资金进行投机的冲动，切实保护企业运行的安全。

3.建立危机应对机制。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通常的拯救危机的措施主要有减税、政府出资救市等，这些做法很容易遭到用全体纳税人贴补少数投资者的非议，而且是以牺牲政府其他方面支出或者扩大财政赤字为代价，提高了纳税人负担，降低了政府的信用，影响了其行动能力，严重的甚至会拖垮政府，冰岛政府破产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本文认为政府应该改变这种做法，建立一套应对危机的长效机制。具体设想如下：

政府对高利润行业或垄断行业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税收的主要部分用于建立危机应对基金，交由国家专门机构采用稳健保守的方式管理该基金，以便在危机来临是能够提供最大程度的缓冲，为化解危机争取时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首先，分级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的目的是调节各行业之间的利润，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投机对正常经济产生的破坏作用；其次，当危机真正来临时，政府可以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去应对危机；再者，专门机构还可以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探索一套稳定经济的管理模式。

四、结论

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中的过度投机行为和信用交易的失控。政府不应该将经济危机风险交给市场去承担，而应主动监管金融风险，并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建立危机应对基金，抑制过度投机行为，维护经济稳定，探索危机应对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