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群关系范文10篇

干群关系范文篇1

一、干群关系疏远和紧张的原因

1.农村干群关系紧张，权益问题是矛盾的实质。目前，一些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过低，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证，是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一是随着改革深入和经济发展，农民对产前、产中、产后各种社会化服务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迫切。但许多地方产业化经营发展缓慢，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造成农民意见较大，这些意见直接落在基层干部身上。二是改革对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进行了调整，市场经济又强调人们的物质利益，致使农民群众对自身利益的期望值较高，而现实中一时又难以实现。加上转型期分配制度的不尽完善，不公正现象时有发生，农村贫富悬殊状况较为突出，这种利益矛盾最终表现为干群矛盾。但实际上这些问题，不是基层干部所能完全解决的。三是一些村经济薄弱，相当部分是空壳村，为了社会经济发展，只好举债办企业、修公路、通水电、安广播电视、建学校等，致使债务越来越大。

2.农村干群关系紧张，还在于农村干部体制和队伍建设存在薄弱环节。基层干部是基层政权的执掌者，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是乡镇经济社会活动的管理者，是提高群众思想觉悟的教育者，也是各种矛盾纠纷的协调者。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乡镇的农村工作，特别是税收、计划生育等工作仍需依赖村干部。乡镇通常采用决定村干部工资多少、把村经济收归乡镇管理、给予村干部额外补贴等办法来推动村干部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的“准行政化”倾向开始出现，有的村干部在帮助乡镇乱收费的同时也搭便车，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乡镇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官官相护”现象。同时，村委会干部与党支部成员的来源不同，导致两者之间产生矛盾，村民则根据自身利益而拥护不同的干部，使得干群关系更加复杂化。同时，在“压力型”体制下，部分乡镇干部不顾农村实际情况和农民的负担承受能力，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路边花”等劳民伤财项目，给乡镇留下沉重的财政负担。实行分税制以来，乡镇的财力明显不足，但是，乡镇的刚性开支，如教师工资却逐年增加，乡镇干部人数有增无减，乡镇财政无法维持乡镇正常的开支，只好寻求非正常渠道，干群间的矛盾就会激化，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

3.农村干群关系紧张是农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与落后的文化素质强烈反差的集中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已经成为生产和交换的主体，更加关注自己的投入和收益，自然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对待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各种通讯设备、新闻媒体的普及，使农民通过阅读报纸、收听广播、收看电视节目，就可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有关“三农”问题的政策和法规，村民要求在村务上行使民主权利，直接选举和监督村干部，从而真正实现对村务的民主管理和决策。农民民主意识的提高本是件好事，但作为矛盾的一个方面，群众整体素质不高又制约了民主权利的正确行使，成为导致干群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以至于一些村民参与村务管理时出现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影响个人利益就上访告状。二是行使民主权利随心所欲，使本来素质不高的候选人赚得了选票，当选为村干部，为新的干群矛盾埋下了隐患。

二、改善干群关系的对策建议

1.开展“双联双增”活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是改善农村干群关系的根本途径。邓小平讲“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因此紧紧抓住加快农村发展这个中心不放，才能使干群之间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纷繁复杂的内部矛盾迎刃而解。郑州市的“双联双增”活动就是针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发挥共产党员先进性而开展的。“双联双增”即“支部整合联建、党员分类联户，增加农民收入、增进党群关系”。在这项活动中，我们把农村党员分为“双强”型（致富强、带富强）、老龄参谋型、劳力型、救助型四个类型，把农户分为小康型、有潜力无实力型、纯劳力型、救助型四个类型，组织“双强”党员和县（市）乡机关中有帮扶能力的党员联系1—2名致富潜力型农户和纯劳力型农户。使其学一门实用技术、上一个增收项目、带一批群众致富、创一批“双文明户”。通过组织“党群部门联弱村，政法部门联乱村，经济部门联穷村，涉农部门联专业村”，使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零碎的资源整合起来，农村的人才活动起来，先进的技术推广起来，实现了“小产业”与“大市场”的对接，延伸了产业致富的链条。党员分类联户，从过去帮扶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转变到帮扶改善基础设施、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高效特色农业，提高农民群众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通过这一活动，巩固了党在农村的群众基础，构建了新型的农村干群关系。

2.加快农村干部角色转变是改善农村干群关系的基本条件。村委干部应该是村庄公共事业的发起人，现在许多地方水利设施失修，道路急需维护，这些都是村委干部的职责，他们应该在坚持“一事一议”的前提下，积极推动村民兴修公共工程。村委干部还要宣传党和国家有关“三农”问题的政策、法规，积极化解当前农村的各种纠纷。村委干部生活在村民中间，可以利用“熟人效应”，比较容易化解这些纠纷。乡镇干部的工作职能应向服务型转变。乡镇干部应熟悉市场行情，主动钻研农业技术和技能，积极协助村民培育合作组织，减少农民的可能风险和损失。乡镇干部要敞开心扉倾听群众的呼声，从群众的批评、责怪，甚至是辱骂中查找自己工作的不足。

干群关系范文篇2

一、当前干群关系的特点

当前干群关系表现为有限的合作和局部的紧张。从总体上看，干部与群众之间保持一种有限的合作关系，冲突时有发生，有时矛盾还相当尖锐。当前，干群关系呈现如下一些特点：

1.干群关系越往基层情况越不容乐观。从信访工作来看，近年来越级上访事件越来越多。群众信访上升幅度呈“倒金字塔”型。越级上访表明，群众更相信上级党政领导。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只是使干部的整体形象不好，直接影响干群关系的还是在基层、与普通群众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些事件。一些地方的农民说，中央政策是好的，到下面就走样了。甚至有人调侃说：“上面政策很好，下面政策好狠”。

2.干群矛盾的本质是利益矛盾，但是近年来有由经济利益诉求向政治权利诉求转化的趋势。虽然当前绝大多数干群矛盾是由于经济利益得不到满足而引发的，其实质在于经济利益矛盾。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矛盾激化，则有可能由经济性问题向政治性问题转变。近几年一些地方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最初是因为农民对征地补偿标准不满意，或者职工对企业改制过程中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不满，到后来却出现了打出反腐败、反贪官的旗号，要求民主参与、保障政治权益，提出政治诉求、政治维权的结果。

3.干群矛盾的聚合性风险增大。一些地区和行业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潜伏着较大的社会风险，群众对社会的不满意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往往会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而引发，使之爆发出来，迅速演化成一场集体行动。

4.不同的干部阶层之间利益也是有冲突的，一部分干部往往利用或参与普通群众与其他干部的矛盾，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干部群体本身是变化的，而且也是有各种不同的利益取向的，因此不同的利益场合，一部分干部也会与普通群众结合起来，与另一部分干部形成冲突和对立。

5.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原有干群关系均衡状态被打破，国有企业干群关系出现较多问题，部分地区和企业矛盾还相当尖锐，管理者与职工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这些年经过各级政府的努力，国有企业改革中大部分矛盾得到了有效化解，但是也有一些矛盾潜伏沉淀了下来。

6.群众保护自己利益的自觉性和能力提高，使得干群关系保持适度的合作与紧张。在信息比较畅通和发达的今天，在中央的亲民政策影响下，群众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和能力有所提高。当一部分群众利益受到干部侵害的时候，一些在外打过工、当过兵或者退休返乡的干部、教师等地方能人，往往会主动或者被推选出来，与当地干部交涉。如果基层干部不能答应他们的利益要求，他们常常以上访的形式对当地干部施加压力。

二、当前干群矛盾的原因

理论上看，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有两种极端的状态，一是冲突对立，二是服从合作。维系两大群体关系的是利益，既有经济利益，也有政治和社会利益，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很发达的当代，人们更看重的是经济利益。

干群之间的管理和被管理、领导与被领导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全社会的福祉，为了全体公民的利益。但是，作为干部的管理者本身也是有利益需求和利益追求的社会成员，如果没有有效的制约手段，他们很有可能化公为私，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为自己谋取私利，侵占公众的利益。而作为被管理者的群众，又是由不同的社会阶层构成的，具有不同的利益取向。满足和协调这种不同利益追求的任务本来主要应该由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干部来完成，但是，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复杂性以及干部行为的偏差使得各阶层的利益不能很好地协调：一方面干部阶层中的一些人与民争利，引起社会大众的不满，另一方面一部分群众期望的利益没有得到实现，也会把不满指向干部，干部和群众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就在所难免。

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干部借助于强大的组织力量，与群众相比，他们总是处于强势地位。改革发展过程中，干部体制、财税体制、收入分配体制不健全不完善，一些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造成了干群关系的紧张和对立。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既有计划经济的因素，也有市场经济的因素，双重体制的存在以及监管不到位，为一些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干部“寻租”留下了空间。这些因素加剧了群众对干部的不满。

改革过程中，一些群体应有的利益没有能够得到保障，甚至受到损害；一些群体的相对社会地位下降，引起了他们对公共利益调整和保障的干部群体的不满，特别是当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更是如此。例如，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农村税费征收、城镇管理的行政执法等方面，矛盾和冲突比较集中。

在社会开放和流动增加的时代，人们的流动范围扩大，获得信息的渠道增多，获得信息的能力增强，人们的理想和愿望不同于以前，致富的欲望被调动了起来，人们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增强。当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时候，他们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会寻求恰当的表达方式，以期保护和实现他们的利益。

干部阶层本身也是由不同层次和类别的群体构成的，他们由于所处位置不同，利益取向和行为方式也是不同的。干部从事管理工作，首先要追求政绩，追求政绩与他们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因为只有政绩突出，他们才会有较好的地位和待遇。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政绩就是干部的利益。由于政绩考核方式、标准等存在问题，使不同类别和层次的干部对政绩的追求方式不同。地市级以下地方政府的干部与司（厅、局）级以上部门、省级以上干部政绩追求和工作方式有较大差异，县里干部与乡镇干部政绩追求和工作方式也有较大差异。地厅级部门的干部和省级以上机关干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政策，而政策的落实则是县级政府以下干部的工作。县市级干部既是上级政策的落实者又是本地政策的制定者，而乡镇干部则更多的是落实上级政策，他们工作在基层，直接面对群众。体制上的原因、政策上的原因，使得矛盾集中在基层，而地厅级以上部门工作的干部则比较超脱。不同地区政策的不统一、不同历史时期政策的不连续，会使群众产生攀比，造成心理失衡，产生利益诉求，如果利益得不到满足，他们也会对当地基层干部不满。当基层干部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县委县政府和地厅级以上的干部往往成为群众表达诉求的对象和解决问题的依靠。

干群关系范文篇3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党群干群关系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比如，受市场经济影响，村干部们对发展集体经济更关注了，而对党群干群关系的维护放松了；少数党员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不能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农民从集体经济中直接获益有所减少，对集体的依赖性有所减弱了等等诸如此类现象。所以我们现在有必要摸清当前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维护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一、近年来我镇改善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主要做法

近年来我镇着力建设各级党组织，努力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有效载体，努力改善党群干群关系，初步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

（一）、突出党组织自身建设，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

近年来各村党支部从本地实际出发，围绕“在更新观念上有新突破、使农民收入有新提高、村级经济有新发展”的要求，认真抓好党组织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1、建章立制，加强党支部建设。规范党支部的工作，通过以制度来治村，以制度来管人，督促村、组干部深入群众查找问题、解决问题，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为村级经济发展、农民增收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2、明确思路，找准农村经济发展突破口。各村党支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认真分析村情、组情，找准本村的优势与劣势，扬长避短，积极寻找发展新产业。同时，积极引导农民增强市场意识和观念，在选准项目，做好规划的基础上，在效益上下功夫，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上做文章，走特色农业富民之路，依靠科技进步，带领人民群众脱贫致富，为农村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3、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党员素质。一是建立学习教育阵地，每月按时开展支部活动，定期邀请县、镇科技人员、普法人员到村进行理论、科技、法律知识培训。二是村党支部积极组织党员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党支部每月集中学习一次。三是认真开展“三培养三带动”活动，使农村党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带动致富能手入党”，真正把农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出来。

经过努力，各村党支部贴紧农民的实际需要，通过各种形式和载体解决农民“想干不敢于”、“想干不能干”、“想干无力干”等问题。以百姓致富工程为载体着力加快建设好我镇的纺织、建材、无公害蔬菜等基地的形成。比如在党支部的牵头下，以经济利益为纽带联结分散的农户，成立合作社，实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以此作为农民走向市场的桥梁，涌现出了**雪菜专业合作社、**雪菜产业管理协会、古镇雪菜妇女合作社、麟溪鳖业合作社、**翁村丝织业分会、**镇绣花联谊会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合作组织。在这些合作组织中党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党员占总会员数的50%以上，并且担任了社长、会长等职。在党员们的带领下农民们致富路更宽了，比如雪菜种值业，今年上半年每坛雪菜收购价格达到12元，同比去年的价格上涨2-3元，每亩增收500元。又如，在翁村党支部书记、村长的带领下，翁村村已成为我镇的纺织专业村，平均每户有织机3台，全村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从事纺织业。

（二）、突出群众素质建设，大力培育新型农民。

近年来，各村党组织深入开展的创建“文明村”、评选“星级文明户”、“五好文明家庭”等思想政治、社会公德教育活动，对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起到直接的作用，形成爱党、爱国、爱集体的良好氛围，促进党群干群更加紧密团结。1、积极办好村务简报。从**年开始，我镇实现了村级务报三个百分百，第一个是百分百的村办理了简报，第二个是百分百的农户收到村务简报，第三个是百分百按期出刊。在村务简报上，我们积极增强广大群众对于简报的参与程度，我们曾在简报上广泛征求群众对镇党委的意见、建议，举办了小学生优秀作文选登活动等互动活动，极大的提到了村级简报的影响力，成为了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有效载体。2、大力开办“百姓课堂”。因地制宜开展经常性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安全知识、科技知识、健康知识、各类实用技术讲座。如：我镇为提供与百姓之间真诚沟通平台，通过党委政府搭台，以关注百姓健康为目，在“百姓课堂”中加设主要由本镇卫生院医生依托嘉兴市第一医院、市中医院等医疗专家主讲的健康课程，并建立起有效长效随访诊疗服务机制，发放健康直通步卡200多张，针对农村群众不同季节不同需求，宣传健康知识。3、广泛开展文体活动。结合**实际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文体活动，如：春季插秧比赛、端午节包粽子比赛、挑担比赛、看看谁家的媳妇手更巧绣花比赛、看看谁家的雪菜味更鲜的雪菜腌制比赛。

（三）、突出工作制度建设，形成密切党群干群关系长效机制。

1、建立党内的联系机制。我们认为，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过程中，首先是先要把党员紧紧围绕在组织周围，充分发挥党员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积极探索，形成了两项长效机制：建立“党员接待日”制度。以普通党员为连接点，给全镇农村党员及群众提供对党委的重大思路、决策提出意见建议的机会，切实加强党委与普通党员、群众的思想沟通，让每个人都有倾吐心声的机会，反映社情民意，反映对基层支部的一些看法，加强对基层村干部的监督管理等。建立了党员“入党日”谈心谈话制度。即在每位党员发展入党之日，由支部牵头，由每个党员自己评价一年来的学习、思想、工作、生活、作风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履行党员义务方面的情况，党组织负责人听取每个党员的情况汇报以及每个党员想法要求和对党组织的意见、建议。然后，由党组织负责人根据平时对每个党员的现实表现进行点评，肯定成绩，指出不足，交流思想，共同提高。最后，党组织根据每个党员的不同情况及时通报党员参加支部活动以及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情况，严格依照《党章》对每个党员提出希望和要求。

2、建立帮扶百姓工作机制。为了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拓展党员联系群众的途径，丰富党员服务群众的内容，畅通群众表达意愿的渠道，我们建立了以下机制：建立“五访五帮”制度。我镇于**年5月开始，在全体镇村干部中推行“五访五帮”工作制度。“五访五帮”的主要内容是：访贫困户，问衣食冷暖，帮助脱贫致富；访温饱户，问发展思路，帮助走向富裕；访小康户，问发展经验，帮助总结推广；访隔阂户，问事情原委，帮助解结顺气；访党员户、干部户，问兴村良策，帮助支持工作。“五访五帮”程序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每月镇机关干部以联村组为单位，会同村干部走访各类有代表性的农户，开展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收集、汇总各类意见建议，并交镇党委登记备案。第二步，各村根据走访情况和所收集到的意见、建议，制订并落实相应的整改措施，切实帮助农户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对走访中群众反映较为普遍、单个村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交镇领导班子共同协商解决。在开展的“五访五帮”活动中，共走访贫困户147户、隔阂户106户，收集到意见、建议50余条。镇党委正在以定期检查的形式，督促各联村组和各村予以落实解决。建立“信访首访办理责任制度”。针对目前群众重复上访、越级上访等问题，我们要求，有群众到了某一个科室来访，该科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问题能够解决的，7天之内要给予明确的答复。如果该科室无法解决，要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由分管领导与科室一起研究给予及时的答复。如果分管领导也没有这个权力来解决的，分管领导应该向镇主要领导汇报，由镇主要领导召开联席会议来集体协商解决。如果反映的问题镇里也无权解决的，那就由分管领导到县里找有关部门进行会商解决或者给予明确的答复。制度实施以后，确实有效地解决了群众重复上访、越级上访的问题。比如芦荡村的姚某等14人因土地承包中的一些矛盾，集体到镇里上访。首先接待他们的农业副镇长钱明兴作了详细记录，并耐心进行解释；第二天向村里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向县农经局、县信访局咨询有关政策；第三天又与分管信访工作的领导、联系村领导一起向姚某等人反馈解答，使姚某等人感到满意。最终使一场热点矛盾得以及时化解。建立人民代表约见选民制度。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起到桥梁作用，我们在每个月的10日，由市、县、镇三级人民代表下到各村，听取选民们平时的所思所想，再通过人民代表反映给镇党委、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及时解决问题。该项活动有效地发挥了人民代表的独特作用。如三店大桥1988年被撞坏后，因位置特殊和资金不足等迟迟未能重建，致使该村有14户农户只能靠渡船进出，于是集体上访、越级访不断。去年，人大代表到三店村接访后，将选民们提出的意见建议反馈给了县交通局。去年年底，三店大桥的重建工程得以妥善落实。

二、当前影响农村党群干群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成因：

经过近年来的努力，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确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一部分工作方式又没能及时跟上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造成还有不少方面的党群干群关系紧张不见舒缓，有的地方甚至出现矛盾激化现象。归纳、分析后，当前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来看。

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总体状况是好的，但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1、基层党组织责任感不强。有部分村干部一遇上突发事情就过度依赖联村领导，自己往后躲，怕得罪人，主意要联村领导出，事情要联村领导处理，造成村级组织失去了其必要的力度。2、村干部工作方式、方法没不佳。首先，办公机关化倾向。以前是村干部是天天“出诊”，现在是经常“门诊”，走门串户少了，和群众沟通少了，得到的基层信息就更少了。其次工作缺乏深度。在工作中以对付完成上级任务为目标，深入思考问题较少，工作缺乏热情、缺乏主观能动性，没有了激情。最后，工作方法简单。少了以前的耐心，做事急于求成，而忘了农村工作自身的特点。比如我镇的一个村，在该村土地二轮承包手续上由于当时工作不够规范，导致现今矛盾突发。在事件发生后，该村主要干部没有采用妥善的方式、方法去解决，而是态度生硬、脾气火暴，不但没有让事件缓和下去，反而激发了事态的发展，引发了集体访和越级访，导致了党群干群关系的不和谐。3、党员队伍老化、文化程度低造成战斗力不强。据统计资料显示，全镇农村党员共446名，其中60周岁以上的党员占农村党员数的38%共169名；45周岁以下的党员133名只占农村党员数的30%；小学及小学以下的党员174名，占农村党员数的39%。而且党员双带作用不明显。以各村的现状来看，支部书记的致富能力还可以，直接或间接参与企业投资的占70%，但是带领群众致富的作用却没能完全发挥出来。再者，普通党员的带头致富能力不强，甚至落后于普通群众。

（二）、从农民群众自身素质来看。

经过多年的民主建设，目前的农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意识已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这是好现象，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但是，于此同时，农民群众的义务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却在不断下降，对公益等事业态度淡漠。尤其在村庄建设上表现最为突出，以修路为例，一条路的资金来源是国家出大部分资金，集体出一部分资金，受益群众掏一点点资金，但就是这一点点资金却往往收不齐。再加上因为邻里纠纷、个人小利益等等原因造成修路工程止步不前的现象屡见不鲜，农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意识与义务出现失衡，矛盾也就由此产生。

（三）、从农村社会发展现状来看。

随着农村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工厂增多、民工涌入、农田征用、赋税减免、土地增值等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农村社会突然早出现了许多新问题。1、社会治安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偷盗现象有所抬头。现象据数据显示，**镇从**年至今，记录在案的大型案件13起，涉及101人，偷盗案件263起，价值19万多。现象的普遍成了让人们担忧的事情，有钱的人大赌，没钱的人小赌，妇女抱着孩子看赌，破坏了家庭生活，扰乱了社会秩序，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同时，偷盗案件也是屡禁不止，防不胜防，集体财产、私人财产不断被窃，水利设施遭破坏，农副产品受损失。以上两种现象的存在使广大群众产生了强烈不满，那种怨气的不断积累是非常不利于党在群众心目中威信的。2、土地承包纠纷方面。随着农业税的免除，土地附加值的不断增加，土地承包的矛盾不断凸现。当时农民手中的土地产值低、负担重、效益低，所以在二轮承包时土地能送则送，合同能不签则不签。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也就以马虎的态度对待了这项工作，没有民主决策，没有完备的手续，工作不规范、粗造。而如今土地的综合价值发生了改变，在利益的驱使下，农民们开始寻找当时村干们部工作上的漏洞，想方设法开始要回本已不属于他们的土地。而村干部们现在既拿出不充足的凭据来，又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解决方案，导致了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党群干群关系一度紧张。3、农村土地征用方面。近几年，在群众上访案件中涉及土地问题的近70%，其中70%左右涉及征地问题，征地问题的焦点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征地范围过宽、征地补偿偏低和利益分配不当等几个方面。诸多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党群干群关系的紧张的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委、政府在被征地农民心目中的威信。当然在征地过程中也有被征地者主动挑起的矛盾，如漫天要价、借征地的机会发泄对社会的不满等等。

三、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的具体措施

针对当前农村党群干群矛盾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须积极应对，从以下工作着手：

（一）、深化党组织自身建设。

1、是在选好带头人、配强班子上下功夫。使班子富有活力、拥有战斗力。在处理各类事件时做到心中有底、办事有力。同时加强村级组织后备干部培育工作，通过笔试、面试、组织考察等程序在每个村产生一定数量的村后备干部。在招考村后备干部工作中，要尽可能打破行政地域限制，广纳人才，特别是对于具有一定学历和专业知识的人才要积极引导，改变传统观念，激发他们在基层一线工作的热情。选拔产生的后备干部须上岗参与村工作，不能空挂后备，这样才能未雨筹谋，为下一次村级组织换届做好充分准备。2、积极开展党员带头致富活动。积极开展创建党群致富联合体与“三培养”活动，使一大批农村党员走在治穷致富队伍的前列，一大批年富力强的致富带头人被凝聚在党组织周围，党员队伍的生机和活力逐步显现出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3、发挥一员双岗机制作用。进行党员设岗定责，结合新农村建设设定政策宣传岗、治安巡逻岗、环境整治岗、助人为乐岗等等，支部书记和优秀党员积极作好表率，真正做到了“支部有榜样，党员树楷模”。使党员在实践过程中对党有新的领悟，觉悟有新的提升。在群众心目中重塑党员形象、干部形象。4、工作方式要适应新形势。工作方式要实现六个转变，即：在生产组织上，由指令性向指导性转变；在工作推动上，由强制启动向典型引路转变；在领导方法上，由命令式向疏导式转变；在村务处理上，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在行政方式上，由“人治”向“法治”转变；在领导职能上，由“指挥型”向“服务型”转变。

（二）、积极关爱帮扶群众。

农民群众是一个非常感性的群体，他们需要身为家长的党委、政府关心、关爱、给予温暖。冷漠的态度无疑只会拉大相互的距离，所以对他们关怀是我们不可忽视的。1、深入开展定点、结对帮扶活动。通过镇干部定点帮村，村社党员分类帮户，增加农民收入、增进党群干群关系通过这项活动，从过去帮扶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转变到帮扶改善基础设施、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高效特色农业，提高农民群众增收和增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不断巩固党在农村的群众基础，构建新型的农村党群干群、干群关系。2、关怀特殊农民群体。失地农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农民群体，在我国现行征地制度尚未完善的前提下，通过自己的一些小政策来安抚这一特殊群体，做到：生活上多照顾，做到失地不失温暖；就业上多关照，做到失地不失业；感情上多沟通，做到失地不失信心。3、创造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通过加大对盗窃等案件的打击力度，成立公安民警、保安建立专职防控队，建立干部党员义务巡逻队、护村队等方式保一方平安，提高农民群众的安全感。

（三）、完善村务工作机制。

将《村务公约》、村务公开等制度的实施列入村级组织年度考核中，并做到“四个有”：1、公约履行有台帐。每个村必须将履行村务公约的资料进行整理，形成台帐，归入档案，以备今后有据可查。2、村务公开有照片。每一次村务公开后要进行拍照，与公开资料一并归入档案。3、村民代表有签字。村民代表会议要做好会议签到工作，在会议表决程序上，表决结果以代表们签字为准，并做好最后的归档工作。4、民主监督有制度。监督制度要做到“齐全、明了、知晓”，即：制度要齐全，做到监督有依据；制度要上墙，做到制度一目了然；制度要通告，通过宣传做到村中人人知晓。

（四）、培育农民群众主人翁意识。

干群关系范文篇4

一、干群关系疏远和紧张的原因

1.农村干群关系紧张，权益问题是矛盾的实质。目前，一些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过低，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证，是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一是随着改革深入和经济发展，农民对产前、产中、产后各种社会化服务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迫切。但许多地方产业化经营发展缓慢，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造成农民意见较大，这些意见直接落在基层干部身上。二是改革对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进行了调整，市场经济又强调人们的物质利益，致使农民群众对自身利益的期望值较高，而现实中一时又难以实现。加上转型期分配制度的不尽完善，不公正现象时有发生，农村贫富悬殊状况较为突出，这种利益矛盾最终表现为干群矛盾。但实际上这些问题，不是基层干部所能完全解决的。三是一些村经济薄弱，相当部分是空壳村，为了社会经济发展，只好举债办企业、修公路、通水电、安广播电视、建学校等，致使债务越来越大。

2.农村干群关系紧张，还在于农村干部体制和队伍建设存在薄弱环节。基层干部是基层政权的执掌者，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是乡镇经济社会活动的管理者，是提高群众思想觉悟的教育者，也是各种矛盾纠纷的协调者。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乡镇的农村工作，特别是税收、计划生育等工作仍需依赖村干部。乡镇通常采用决定村干部工资多少、把村经济收归乡镇管理、给予村干部额外补贴等办法来推动村干部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的“准行政化”倾向开始出现，有的村干部在帮助乡镇乱收费的同时也搭便车，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乡镇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官官相护”现象。同时，村委会干部与党支部成员的来源不同，导致两者之间产生矛盾，村民则根据自身利益而拥护不同的干部，使得干群关系更加复杂化。同时，在“压力型”体制下，部分乡镇干部不顾农村实际情况和农民的负担承受能力，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路边花”等劳民伤财项目，给乡镇留下沉重的财政负担。实行分税制以来，乡镇的财力明显不足，但是，乡镇的刚性开支，如教师工资却逐年增加，乡镇干部人数有增无减，乡镇财政无法维持乡镇正常的开支，只好寻求非正常渠道，干群间的矛盾就会激化，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

3.农村干群关系紧张是农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与落后的文化素质强烈反差的集中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已经成为生产和交换的主体，更加关注自己的投入和收益，自然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对待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各种通讯设备、新闻媒体的普及，使农民通过阅读报纸、收听广播、收看电视节目，就可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有关“三农”问题的政策和法规，村民要求在村务上行使民主权利，直接选举和监督村干部，从而真正实现对村务的民主管理和决策。农民民主意识的提高本是件好事，但作为矛盾的一个方面，群众整体素质不高又制约了民主权利的正确行使，成为导致干群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以至于一些村民参与村务管理时出现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影响个人利益就上访告状。二是行使民主权利随心所欲，使本来素质不高的候选人赚得了选票，当选为村干部，为新的干群矛盾埋下了隐患。

二、改善干群关系的对策建议

1.开展“双联双增”活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是改善农村干群关系的根本途径。邓小平讲“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因此紧紧抓住加快农村发展这个中心不放，才能使干群之间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纷繁复杂的内部矛盾迎刃而解。郑州市的“双联双增”活动就是针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发挥共产党员先进性而开展的。“双联双增”即“支部整合联建、党员分类联户，增加农民收入、增进党群关系”。在这项活动中，我们把农村党员分为“双强”型（致富强、带富强）、老龄参谋型、劳力型、救助型四个类型，把农户分为小康型、有潜力无实力型、纯劳力型、救助型四个类型，组织“双强”党员和县（市）乡机关中有帮扶能力的党员联系1—2名致富潜力型农户和纯劳力型农户。使其学一门实用技术、上一个增收项目、带一批群众致富、创一批“双文明户”。通过组织“党群部门联弱村，政法部门联乱村，经济部门联穷村，涉农部门联专业村”，使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零碎的资源整合起来，农村的人才活动起来，先进的技术推广起来，实现了“小产业”与“大市场”的对接，延伸了产业致富的链条。党员分类联户，从过去帮扶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转变到帮扶改善基础设施、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高效特色农业，提高农民群众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通过这一活动，巩固了党在农村的群众基础，构建了新型的农村干群关系。

2.加快农村干部角色转变是改善农村干群关系的基本条件。村委干部应该是村庄公共事业的发起人，现在许多地方水利设施失修，道路急需维护，这些都是村委干部的职责，他们应该在坚持“一事一议”的前提下，积极推动村民兴修公共工程。村委干部还要宣传党和国家有关“三农”问题的政策、法规，积极化解当前农村的各种纠纷。村委干部生活在村民中间，可以利用“熟人效应”，比较容易化解这些纠纷。乡镇干部的工作职能应向服务型转变。乡镇干部应熟悉市场行情，主动钻研农业技术和技能，积极协助村民培育合作组织，减少农民的可能风险和损失。乡镇干部要敞开心扉倾听群众的呼声，从群众的批评、责怪，甚至是辱骂中查找自己工作的不足。

干群关系范文篇5

四队：被访对象以前一直在外打工，回家一年有余，专为了解决房改问题。该人对村干部持不满意态度，原因是村干部没有办到实事，而且村干部与村民的联系和互动都很少，另外一点就是村干部的选举大部分是通过代表选举，没直接通过村民。该人对村干部做事时采取协商办法表示满意，但是觉得应该加强干群之间的联系，干部的文化素质有待加强，干部应该更多的为村民做实事，解决村民比如说住房等基本问题，也希望村干部能够对自己的就业有所帮助。

五队：被访对象是个60岁左右的大妈，平日做一些小活打发时间，早晚接送孙子上学，其他事情不怎么参加。该大妈觉得村干部做事情的态度比较好，村财务也比较公开。当村民对村干部做的事情不满意的时候，村干部会通过开会的方式来说服村民，了解了事实就不再反对村干部所做的事情，村子选举，例会，有事开会均通报到户，家长一般都参加，妇女也参加。大妈自家的房基矮，屋子潮湿，遇见下雨天的时候更加不舒服，当向生产队写了申请后，半年之间得到了答复，现在已经建了新房，但是还没有搬过去。但是村干部对村民的关心少，不关心青年人的就业，只要不闹事从来不过问青年人的事情，老年人的生活都靠自己的子女来解决。在文化教育和娱乐方面，村子里建立了文化娱乐中心，日常支出由村财务支出，对这一点表示满意。但是村干部对未满义务教育的青年人不管。村里有医疗站，看病方便，而且交通也方便，去县医院和市医院都很方便。

八队：这是我们访问最多的一个队，被访对象普遍对村干部表示了很强的不满。主要是村干部没有为村民做到事实，而且利用自己的职务为自己谋利，主要例子有四个：1.村干部借学习的名义外出游玩，回来时也没有通过开会等方式告知外出学习的经历和获得的经验，对于没有去的村干部直接发钱表示补偿。2.生产队修路，曾经征求过村民的意见，村民自己也要求修路方便自己的生活，但是按照水泥路的标准钱划出以后，水泥路没有修起来，至今仍然是渣土路。3.生产队的土地被借用房改和其它名义借出以后，被村干部拿去炒股，闲置至今没有得到利用，后经实地勘查，村民反映的那片土地现在正在修建花圃基地。4.在交大门口的商业小区，基本每个生产队长以上的村干部都拥有一个门面，所有权是根据村干部为村子引资办事获得的，获得后都是转租给外地来经商的。选举，例会和财务的不公开也让村民很不满意，虽然每次选举村民都参加，但是选举的代表是内定好的，其余村民很难参选。村财务比如村干部外出学习的费用，修路的费用，集体土地的外借等都没有得到公开。

二队：从该队获得的资料主要是村经济方面的。从二队的村民了解到，整个林湾村整体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是交大门口的生产队。二队虽然不在交大正门，但是直接挨着交大，也可以开个店面做点小生意，同时租房的学生也比较多，所以经济状况也还不错。在整个村子来说，八队由于开有鞋厂，所以八队村民获得的收入比较多，村民也很团结。九队和一队由于离交大远，又没有什么其它的经济来源，所以是整个林湾村整体状况最差的生产队。在村务方面，之前存在土地问题的时候就土地问题开会较多，如补偿分红等，现在由于没有了土地，开会很少。同时二队村民也反映到了村干部借用公职在交大门口占有铺面所有权的事情，村民自己觉得那是不应该的事情，但是无论谁当村干部都会那样，不然没有利益谁去争干部当，所以也无所谓了。

九队：该队远离交大，村民的闲置房子也不能出租，部分村民产生抱怨，羡慕其它生产队的人。所以经济来源主要是靠外出务工，还有就是靠集体土地出租的分红，其中土地出租年收入有1500元左右，但是分红是怎么分的，村民并不了解，生产队也没有开会说明。在九队，普遍反映的就是生活用水困难。九队的生活用水主要是依靠地下水，但是近年水位不断下降，水质也变得很差，主要是由于工厂和挖掘的原因。但是向上反映后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引发了很多村民的不满。同时有村民反映有的干部生活作风不正，存在现象。

中央综合治理委员会曾经出台深入推进农村平安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要高度重视和解决农村因干群关系、农民负担、土地承包、土地征用、环境污染、移民搬迁、拖欠农民工工资、集体资产处置、村务公开、邻里纠纷和宗族问题等引发的矛盾纠纷。综合从林湾村各个生产队得到的资料，总结起来影响干群关系的因素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一、选举和管理不够民主。村民的意愿没有得到很好的表达，这对于村子的管理至关重要，如果村干部不是自己信任的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没有能够得到表达，那么在实行政策和决策其它的事情的时候肯定会遇到不必要的困难。

二、村财务不够公开。村子的集体财务，是村民集体的劳动所得，如果财务没有得到公开，那么自然应该受到村民的质疑，对于村民来说，知道自己劳动成果的去向是自己的权利。如果财务得不到公开，使用方向不明，也会给那些以公谋私的人可乘之机，从而产生腐败问题，引起民怨和民愤。同时，各种“暗工资”包括计划生育罚款、各种上缴的尾数和“回扣”、乡村企业的“红包”及群众的“进贡”等的获取和使用也会引起村民的不满。

三、经济利益的分配。对于村子的集体经济来说，是属于全体村民所有，但是如果分配的不平均，分配情况不为村民所了解，那么不仅会影响村民之间的关系，同时干群关系也将受到影响。

四、村民的生活环境。包括住房，用电，用水，公共交通设施等，这些都是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如果连这些基本的问题都没能得到解决，不能让村民满意，那么村民自然不信任和拥护干部的工作，干部和村民的关系自然不能好，和谐农村自然也很遥远。从林湾村来看，到处都是小工厂，住房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从而让村民产生不满。

五、生活保障和文化教育。对于老年人来说，无非就是想安度晚年，并且看着自己的子孙能够有所出息。安度晚年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作为保障，如果没有保障，老人便无法安心，如果能有一些文化娱乐设施，老人们自然其乐融融。教育不仅能改变人的将来，同时也是国家的百年大计，有的家庭奔波一生，无非就是想让孩子上学，在林湾村，外来人口孩子的上学问题应该受到重视。

干群关系范文篇6

关键词：主体农村干群关系分析当前化解

当前，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干群关系紧张的现象，这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现象，扭曲了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干群关系主体发生了变化，群众、村、乡干部的关系有了新的变化。因此，积极探索化解干群矛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本文从主体角度来分析代表个人利益的群众、代表农村社区和国家合法利益的村干部、代表国家和地方利益的乡干部三方互动对干群关系的影响，对于化解、改善干群关系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一、农村干群关系主体的演变。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矛盾的双方不断地运动、变化，导致矛盾双方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发生变化，从而改变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推动事物向前发展。

化的推行，农民被束缚在自己的村庄里从事农业生产，在政社合一的情况下，农民只是按照要求进行生产的个体。尽管农民对于大队、生产队以及公社干部有不满，但在强大的国家压力下，农民和干部的地位是不对称的，农民也只能默认现实。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改变了原来的管理体制，出现了村民自发组织起来自我管理的村委员会。1983年10月我国开始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并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P561这样，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乡镇干部和村组干部的关系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实施，使得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得到了解放，他们开始向非农领域寻找就业门路。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些与农民有关的新名词——农民工、农民企业家等等，这表明我国农民也开始走向了分化之路。他们分化成从事不同职业的利益群体和阶层。《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标志着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领导被领导关系转变为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村委会和村民小组的干部开始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这样，村干部就不能只是对乡镇负责，他们也要对村民负责。

同时，农村干群关系的主体有出现了一些新的成份：一部分家在农村、因为下岗失业的工人又回到了农村；一小部分非农业户籍但在农村生活的居民；在乡村从事教科文卫工作且具有非农户籍因为自身利益问题而成为农村群众中的一员。

这样，农村干群关系的主体转向复杂化：“群众主体”可以分为农民、非农户籍的农村居民和具有狭义干部身份的乡村教师；而“乡村干部”因为产生的方式和彼此的关系不同而分化为乡镇干部和村组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干群关系的主体就由原来的代表国家利益的（社队）干部和农民转化为代表国家的乡镇干部、代表个体利益的农村群众和代表社区利益的村组干部，从而使主体之间形成了新型的三角关系。

二、当前农村干群关系主体之间的关系现状

从理论上讲，干群关系主体之间的“三角形”关系有利于彼此之间互相制约，从而能保持三者之间的最佳稳定状态。但是，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这种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数地方没有形成融洽的干群关系，反而导致了干群之间的紧张，甚至是对立。主要表现在：

首先，群众对干部的不信任感增强。在转型期的现实中，乡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开始拉远了，群众不愿搭理乡村干部，甚至有困难时，除非不得已也不去找干部；而干部不愿深入农户家中与农民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为他们的生产、生活乃至家庭出谋划策。群众只有在征收税款、计划生育等伸手向农民要钱时才能见到他们。干群关系主体关系疏远，村民对村干部不认可，导致村干部变动频繁。据吉林省梨树县民政局统计，该县落选村主任的人数逐年上升，1998年为13人，1991年为41人，1994年为51人，1998年为113人。[2](P203)而群众虽然对于乡镇干部无权更换，但他们通过行动来表示他们的不满，如消极甚至不履行义务；为干部工作人为设置障碍；对于个别干部进行人身攻击乃至伤害。越级上访是群众对乡镇干部不信任的明显标志，据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和省信访局联合对河南农村10个县，33个乡镇，48个行政村的入村入户调查表明，大规模的集体越级上访事件逐年增多，1998年上半年集体上访187批，24203人，分别比1997年同期上升33.6％和449.7％。[3](P23)

其次，干群主体间冲突不断。党的宗旨和人民政府的“人民”二字表明了我国各级干部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农村基层干部也是如此，按理说他们与村民的关系应该是融洽的。而在当前，一些地方的村民指责乡村干部“不象话”，是“三要”（要钱、要粮、要命）干部，是“保甲长”；乡村干部则认为农民“不听话”，素质低，难领导。“不象话”和“不听话”之间的矛盾越积越多，主体冲突自然增加。吉林省德惠市和平乡杨八郎村的一个屯。1993年村民们要求干部公开帐目的愿望屡屡受挫后，村民们开始拒绝交售定购粮、拒绝上缴统筹提留款和农业税、拒绝出义务工。因为干群关系严重对立，他们将上级派来的干部拒之屯外，当地干部称之为“白区”。[5]同时，一些基层干部在工作中采用非法手段对待农民，致使近年来农村恶性事件屡屡发生。

其三，非农主体也在冲突中显现出来。乡村教师的身份虽然按规定属于干部，但是，他们在乡村的实际生活中属于群众中的一员。虽然近年来国家大幅度提高他们的待遇，可是，大多数乡镇经常发生拖欠或扣发他们工资的现象，有的地方甚至让教师下乡去收三提五统。因此，他们与乡村干部也开始发生了某些冲突，有的地方中小学教师集体停课，要求补发拖欠工资。再者，那些家在农村的下岗失业回乡人员，帮助维护他们亲属的合法权益免受乡村干部的侵犯，也开始成为冲突的主体。这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不曾有过的事情。从而使得主体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耦合状态。

其四，乡村出现了“绝望者”及其报复社会行为。“绝望者”是指他们由于对自身受到的某种对待或遭遇不满，特别是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却没有单位和干部及时能给予化解，导致他们对社会感到失望，进而绝望而产生的，在社会对我不公平的心理支配下，他们因不满而向社会进行报复。这主要表现在村民利益受损或发生纠纷而得不到妥善解决他们因孤立无援而绝望，就出现了过激行为。如震惊全国的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大峪口村14条命案，元凶胡文海曾经也是一个受害者、举报者和上访者。[5]三、对当前农村干群关系的主体成因分析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萌芽、产生、发展的过程，但是，它们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即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的，世界上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转型期农村干群关系趋于紧张，我们可以从其主体之间的变化来分析：

首先，农村群众主体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已经成为了生产和交换的主体，开始关注自己的投入和受益。同时，乡镇开始直接从农民那里收取，这样，作为市场主体的农民自然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对待乡镇收取的每一分钱。各种通讯、新闻媒体的普及，农民通过阅读报纸，收听广播、收看电视节目，从中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有关“三农”问题的政策和法规，村民要求在村务上行使民主权力，直接选举和监督村干部，从而真正实现对村务的民主管理和决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作为单个主体既难抵御市场的风险，也难在生产、生活中完成所有的工作，因此，他们需要帮助和合作，但是，在现有的情况下，乡村组织基本上不能提供这些服务，这样，本来应该走向消亡的宗族、家族，反而又死灰复燃，在个别地区又出现了编族谱、建祠堂，选族长，甚至对基层政权和基层干部构成了威胁。有的地方宗族势力已凌驾于共产党的村级组织之上，族权已代替了基层政权。[6](P294-295)

其次，村组干部工作的“准行政化”倾向。

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乡镇的农村工作，特别是税收、计划生育等工作仍需依赖村干部，所以，乡镇通常采用决定村干部工资多少、把村经济收归乡镇管理、给予村干部额外好处等办法来迫使村干部就范。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村干部的工作天平发生了位移而倒向了乡镇，变成了乡镇在农村的“腿”，村干部的“准行政化”倾向开始出现，有的村干部在帮助乡镇乱收费的同时也打便车，进一步加重农民的负担，乡镇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只要他们做的不过分出格，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官官相护”的现象。即使村干部不加砝码，但村民认为他们没有履行其保护村民权益的责任而责难甚至对抗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和村民的关系自然不会融洽。同时，村委会干部与党支部成员的来源基础不同，导致两者之间产生内讧，村民则根据自身利益而拥护不同的干部，使得干群关系更加复杂化，

其三，“压力型体制”下的乡镇干部。“压力型体制”是指压力是自上而下层层施加的。[7](P28-35)从中央到省、市、县的关于农村发展的各种量化指标，最终都压在乡镇干部的头上。一个干部的政绩、荣辱、升迁与之挂钩，这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按照规定，乡镇干部中党委系统的由上级任命，政府系统的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其负责。但是，在我国当前的干部管理体制下，干部考核是由上级组织部门来进行的，群众平议走形式和乡镇人代会的权力不能真正发挥，使得乡镇干部形成了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现象。也就是说，乡镇官员的“乌纱帽”攥在上级的手里，只要能圆满完成上级的各种任务才能使上级满意，为此，乡镇干部不顾农村实际情况和农民的负担承受能力，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路边花”等劳民伤财项目，以讨得上级欢喜和认可，但给乡镇却留下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实行分税制以来，乡镇的财力明显不足，但是，乡镇的刚性开支，如教师工资，却逐年增加，乡镇财政无法维持乡镇正常的开支，只好向农民伸手。而农民感到负担重，摊派多，拒缴的人数越来越多。无奈，乡镇只好把任务量化到每一个干部，并动用一切手段来加强收缴工作。干群主体间的冲突就会激化，甚至会发生群体性事件。

乡镇干部素质低下，在履行自己职责时谋取私利，甚至是索要钱财，老百姓把这些人描述为“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乱办事”。他们搭便车的结果使得国家政权“内卷化”出现了。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非正式机构的收入也在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致使地方政府成为依赖农民供养的“安置就业的机器”。“赢利性”会使乡镇干部的工作发生质变，把农民当作鱼肉来对待，主体间矛盾激化在所难免。

四、从主体角度来改善当前农村干群关系的新思路

（一）、村干部应摆正其自治的角色。

今后，村干部应该严格按照村民自治法的规定，首先应是村民的代言人，村民通过他们来与代表国家的乡镇干部进行较易。在目前推行税费改革中，既要教育村民按时缴纳税款，又要维护村民利益，依法抵制乡镇的税外收费，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其次，村干部应该是村庄公共事业的发起人，现在许多地方水利设施失修，道路急需维护，这些都是村干部的职责，他们应该在坚持“一事一议”的前提下，积极推动村民兴修公共工程。村干部还要大力向村民宣传党和国家有关“三农”问题的政策、法规；还要积极化解当前农村的各种纠纷。村干部生活在村民中间，可以利用“熟人效应”，比较容易化解这些纠纷。

（二）、乡镇干部的工作职能应向服务型转变。尊重农民合法权益是服务型干部最重要的标志。乡镇干部应熟悉市场行情，主动钻研农业技术和技能，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市场经济是巨大的发展机会，也有巨大的风险。分散的农民很难依靠自身力量能抵御住市场的风险。因此，乡镇干部应积极协助他们培育农民合作组织，减少农民的可能风险和损失。乡镇干部要送法下乡，大力向农民进行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制观念，增进他们的法律意识，使他们逐步向“知法、懂法、守法”的过程迈进。要建立双向信息沟通渠道。干部要创造条件，疏通主体间各种意见的表达和社会沟通渠道，确保群众的各种意见能够畅所欲言，让各种利益集团相互沟通以达到相互理解、协商和妥协。乡镇干部要敞开大门倾听群众的呼声，从群众的批评、责怪，甚至是辱骂中查找自己工作的不足和缺点，同时，倾听群众的不同声音也有利于缓解群众的不满。要加强群众对干部的监督，使每名乡镇干部都处于百名甚至是千名群众的监督之下，群众就会通过监督机制对干部施加影响，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干部的工作作风。

对于其他非农主体，他们对于农村教科文卫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干部应该荡涤官僚主义作风，关心其疾苦冷暖，保障其合法权益，减少干群矛盾的酵母。

（三）、现代公民——未来农民的必由之路。

首先，提高自身科学文化素质和生产劳动技能。农民应加强自身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通过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其它实用致富技术，围绕市场经济自主调整产业结构，主动融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依靠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来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加入WTO后，农民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向非农领域转移成为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农民要想实现非农的合理流动，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技能，才能胜任工业和服务业的要求。因此，农民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刻不容缓。其次，增进公民意识。市场经济条件要求个体自己代表自己的利益，作为平等的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同时，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拓展会人人平等的理念，农民也需要他们具有独立的人格权来平等地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农民要增强自己的公民意识，运用现代的法律和行政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三，建立农民合作组织。农民作为分散的个体，既难以在经济上防御巨大的市场风险，更不能在政治上遏制以国家名义行使行政权的干部的各种侵害，因此，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合作体，以集体的力量共同抵御各种可能给农民带来损害的行为。农民合作组织可以由村干部牵头，也可由村民自己发起，按照自愿联合、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谋发展的原则，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自主决定合作的类型和发展的模式，通过把一个个“马铃薯”整合起来，形成农民的强大阶级力量，增强农民和干部以及政府对话的影响力。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2]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信访局联合调查组：关于当前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的调查[J]，调研世界，1999，

[4]杨八郎村纪事[DB/OL]，/zhuanti/newsprobe/dangan/dangan73.html，2002-11-4

[5]王建民田九星马立明：矛盾是如何激化的[N]，法制日报，2002－6－13，（8）

[6]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M]，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7]容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ToAnalyzeWhatAffectstheRelationsBetweenMassesandCad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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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群关系范文篇7

2007年暑假前夕，我们显得异常忙碌，考试的阴霾还没有挥去，艰苦的实习任务就已经下达，于是我们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辛苦却很充实的5天基层调研。实习第一天我们在安靖学校听了党政办公室主任对安靖镇概况的介绍。通过他的介绍，我们得知安靖镇经济发展水平稳定处于全县前三，他很自豪的告诉我们要是比人均收入，安靖镇应该是全县第一。我们不禁很期待接下来的几天的调查，盼望着用我们的双眼来证实书记的介绍。

可是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在这个经济强镇，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和谐，经过我们的调研，发现村民和村干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拆迁和村务民主两个方面。我特意把采访实录整合起来，搭构起来一个“辩论堂”，邀请雍渡村的数位村民和村官作为正反两方，围绕“拆迁风波”和“民主分歧”两个主题展开辩论，在激烈的“辩论”后道清楚村民和村官之间的矛盾……

一、拆迁风波

踏上雍渡村地盘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的路很差，汽车驶过尘土飞扬，雨天则泥泞不堪。街市很繁华，店铺茶馆一应俱全。道路两侧成排的规划好的四层公寓楼有的已经建成，有的已经成型，楼房外表被涂上了统一的涂料，很是壮观，走在居住区，一墙之隔的是划给海霸王集团的2000多亩地，远远望去，基本荒芜着。好不容易辗转找到了本地人，我们停下来作采访。

这是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儿，丈夫在本村工地做小工，当得知我们是西南交大的学生，她仿佛看到了救星，还没等我们说明来意，她就主动提出要带我们去看看政府帮他们建造的居民楼，虽然我们不能全部听懂她的四川话，但是通过她愤怒的言语和肢体语言，我们还是了解到她对这栋楼房的不满，以及对村委会的怨恨。她用手势丈量着地板，跟我们说，每人36个平方，邻村是每人45个平方，即使这样这36个平方还有水分，她把头伸出窗子遥指着街市的方向说“他们”（指村委）把好地皮出租给外地人，而村民却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闻风跟上来的村民们附和着。当她说道房子的质量也存在问题时，一旁的阿姨激动了，拉着我们的手要我们去看一下他们家的房子……走过一段粗糙的石子路，我们来到了一栋尚未完工的居民楼，从外表看这栋楼和其它的楼一样外表光鲜，走进去，从上楼梯开始我们就发现问题了，楼梯没有扶手，楼体表面水泥脱落，墙上的水泥更是粗糙，那位阿姨用钥匙对着墙面一刮水泥直掉，墙面立即留下了一个小坑，来到楼上，我们发现楼上的地板一片狼藉，我们甚至担忧窗户是否会掉下去……房子的质量令人触目惊心，我们拍了照片。我们问这位阿姨：房子就这样给居民吗？她说：是！我们愕然。我们问：房子质量不好找谁解决，村委不管吗？她说：村委让她们找承包商，承包商不是找不到人就是置之不理……她还跟我们说，为了房子的事情，村民曾经上访过，据说还闹得挺大，村里镇里都出面干预了，结果不了了之。说完她无奈又气愤地叹了一口气。

随后我们带着疑问在镇政府找到了拆迁项目办的一位负责人，在他那里我们得到了如下陈述：兴建的新居民区是村委以招标的方式，委托承包商建造的，安置房的产权就是农民的宅基地，房子都是统一设计，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监管的，而这一切都是由第三方承包完成；村民自己可以在施工的时候自行察看监督，房屋有问题可以找村干部……快结束对他的采访时，他告诉我们可能房屋建造质量的确不太完美，但可以保证房屋结构没有安全问题。

可是在后来我们对一位卸任村干部的采访中，他说道：在房屋建造过程中村官之间存在官官相护，谋私利的情况，现在政策规定征地者负责被征土地上村民的社保，但这笔钱基本被村官们吞了；每个生产队都有人上访，但以雍渡村拆迁问题最为严重；从前几天的调查中可见一斑；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土地荒芜着，村干部们想方设法把这些土地租出去，但得到的利益去向不明。图：新居建造中

然而之前我们和村主任座谈时他说：新农村建设需要项目拉动，否则就是一句空话。从今年7月1日起，征地所得土地流转费中的60%会被强制性转到社保局用来办理居民个人医疗保险和生活保障，因为当地人比较好吃懒做，怕把钱给他们就全花了或者赌了。频繁的上访有时是有别有用心的人操纵的。村官真的难做，一方面要听从上级命令，一方面还要代表民意，自己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决策权。

二、民主分歧

当我们拿着问卷寻找本地人填时，遇到了一位当地的大哥，今年31岁。我们和他攀谈开来。他说他很关心村里的事务，经常去看村里的村务公开栏，但是觉得村务公开，特别是财务公开不是很真实。我们问他村里是否有村务决策会议，他说有，但是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问他是否参加了最近的一次村委换届选举，他说是，但是人已经选定了，所以只是名义上的选举，实际上没有自主权。我们问：那村民有意见是否可以向村委反映？他说向村民意见收集箱投意见是徒劳，就是和村委当面说，他们也只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我们来到一位大叔家，他正闲坐在自家空荡荡的楼房底层吃花生，说明身份意图之后他邀我们坐下来谈。谈话中我们得知这位大叔曾经当过好几年的队长，曾经在团委做过事，爱人是妇女主任，还是党员。这位大叔很健谈，对村里的事务，从招商引资到人情世故都很了解。当我们问道村里基层民主的情况时，他很坚决的对我们说：那都是假的！用句不好听的话说，现在的官员都是对外勾结，对内倾轧，所谓基层民主，村民自治都流于形式。我们问：村干部是选举产生的吗？他回答说：选举是有的，但是在选举之前，镇里面就已经确定人选了，在选举的具体操作流程中，会用各种手段来确保。他讲了其中一种比较“经典”的手段，那就是在寒冬腊月的深夜，让收集选票的人带着选票到每家每户去喊门填选票。试想寒冬腊月的深夜谁还有精力和心情认真看选票，仔细权衡！所以很多情况下就让收集选票的人随便填了了事……说到底，这是对选民选举权的变相剥夺。说到这儿，他变得激动，说基层民主的现状相对于六、七十年代甚至是倒退了，他已经对基层民主丧失了兴趣，自己在2005年就拒绝了参加选举，自己不再在村委做事就是因为看不惯这些欺诈的行为。我们劝他消消气。待稍许平静之后，他又跟我们说起为什么村委这么热衷于招商引资是由于招商引资会给他们带来不菲的回扣，而且也非常符合镇里的思想。当村干部门把精力集中到招商引资上，就没多少精力放到村民最关心的事情例如村里环境（说着他指给我们看尚未完工的路，路上没有留下绿化带的位置），这帮人就是在用村里的集体资源为个人谋利，例如自己的经济情况跟村长的大富大贵就是鲜明的对比（他为了修房子甚至卖了铺面）。当我们问到村务决策会议时，他说参加决策的都是村里的老党员，那些老党员由于年迈对现实情况不太了解，容易被笼络和欺骗。我们问道：那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吗？他说：那是当然，这是得益于大趋势，不是哪个人的功劳。

后来和村主任的座谈中，村主任这样说道：村委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很难保证村民100%的同意村委的做法。新农村建设需要实体项目拉动，否则是空话。村里有重要事件公示制度，村财务1个月公布一次，社半年公布一次，大家参与管理是比较积极的。他谈到了民主与人的劣根性，说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给子说自己的意见会乱套，影响村务实行的效率。村委正在筹建乡村图书馆，健身台，甚至价格昂贵的天网，村委在努力改善村里的环境！我们注意到在填问卷时，村主任认为取消农业税后村民自治面临最大的障碍有邪恶势力和宗族势力。

后来我们采访了一位中年妇女，她说道：公开的村财务账目她看不懂，也不知道有没有掺假，村里的理财小组也不查账。她家的日子不好过，为了修房子，铺面都已经卖了，现在连田也没有了什么都得买，说着看见路上谁掉了一只茄子，她赶紧不好意思地跑过去捡了回来。她愤恨的话语和表情好像对村里面安置房的做法很不满意，但是我发现她很闲适，并没有像我老家江苏那儿的同龄人一样忙碌……

抛开复杂的人情世故，我们至少能总结出以下几点问题：

1.群众对干部的不信任感增强。老百姓普遍不相信村干部，特别在财务和人事方面，这种不信任感更强，究其原因，有一部分是受无商不奸，无官不贪的传统思想影响，然而更重要的现实原因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村干部和村民都趋于理性化。在新的背景下，干群关系的理论基础已经变成了在“公而有私”的基础上利用合法的手段实现个人和集体的经济理性的考虑。首先，个人是否当村干部取决于这一举动能否给个人带来额外的利益，而村干部权力的合法性取决于村民个人以及公共利益得到满足的程度。于是在时期建立的，乡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基于劳动中人人平等和乡土人情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被拉远了，群众不愿搭理乡村干部，甚至有困难时，除非不得已也不去找干部；而干部不愿深入农户家中与农民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为他们的生产、生活乃至家庭出谋划策。群众只有在征收税款、计划生育时才能见到他们。其中，雍渡村村民无奈的上访更是这种不信任达到极端的表现。

2.村委的角色错位。村委就其性质而言是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它的合法性应该存在于当地的村民之中，它的作用应该是代表并保护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可是在现实中村委被行政化了，首先，通过“村财镇管”乡镇政府控制了村委的财权；再者，通过组织和人事上的干涉（例如上文中说到村委改选时人选已经内定了），乡镇政府控制了村委的人事权，这两个举动就把村委的合法性基础改变了，造成了村组干部的准行政化。于是村委决策的出发点就不再是广大村民的利益了，而是乡镇政府的命令指标，此所谓“上若好之，下必甚焉”，而这一切也不全是乡镇政府的过错，因为它作为国家基层行政部门，也是这句话中的受害者。这也正是采访中村主任说没有真正决策权的原因。没有了自治主体性的村委，实际上成了基层政府的任务执行工具，从而在利益分配中能得到一杯羹，若不如此，不愿意吃羹的就会被愿意吃羹的所取代，基层政府知道，不吃羹是没有力气干活的，于是可以包容或者默认或者视而不见这种偷吃行为。

3.缺乏有力的监督。这一点在拆迁风波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本来在村民自治理论框架下，村民最大的监督效力寓于当地村委的合法性中。村民通过选举来制约村委的行为无疑是最具有威慑性的，然而村委的行政化就直接把选举监督给扼杀了，由于乡镇政府与村委的事实利益同一性，从而乡镇政府也不可能对村委实施监督。当农民作为单个主体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时，自然想到了抱团，于是就产生了村主任反映的所谓“邪恶势力”和“宗族势力”，这其实是村民无法通过正当渠道表达自己呼声自然产生的一种“变态”手段。当然，越级上访也能说明监督渠道不畅的事实。

干群关系范文篇8

方针政策讲解员、乡风文明监督员、社情民意通讯员、学习型城区辅导员、和谐社会协调员，天津市*区通过组织“五大员”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密切党群干群关系长效机制。

“只有真正了解群众，才能全面代表群众。”*区委书记、区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有会自豪地说：“‘五大员’直接带来了五大变化，我们*区通过这支千人队伍直接联系万户家庭，在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上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重变——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

从等待群众来访、上访反映问题转变为干部下访，真正地走进群众、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这是密切干群关系的好方法，也是转变机关干部工作作风的有效形式。

“五大员”中的方针政策讲解员，除党校老师外，每月都要到基层村（居）进行包村调研，宣讲中央、市区委工作精神，听取基层实际情况，为村（居）民解决实际困难。区土地局干部魏玉华说：“五大员”工作制度建立以来，为了有针对性地解决征地矛盾增多的问题，全局24名干部除留下四五个人值班外，几乎每天都走乡串户解答群众关心的土地政策问题。而过去我们局主要是做些审核手续、解答咨询等工作。

区委副书记、区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孙富霞介绍说，*年9月，空客A320总装线项目一期工程征地之初，*区各级领导就专门来到么六桥乡召集该乡“五大员”座谈。向他们解释有关政策，了解群众对征地拆迁、享受相关待遇等事项的意见，并通过他们将区委区政府的政策部署转达给群众。随着最后一批村民以“户表决”方式签下拆迁协议，该项目征地工作在短短20多天时间里有效解决。

此外，*区还建立了“五大员”联系户制度，全区1400名五大员每人联系10余户，全区共联系1万户，“五大员”每月到联系户进行一次走访。建立了区级领导调研服务月和带头宣讲制度，每年区级领导要带头下基层讲解至少四次。

二重变——变被动解疑释惑为主动引导思想行为

从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做起，办一批看得见、摸得着、说得出的实事、好事，是“五大员”进村入户的第一步，而学会用群众语言，把党的政策法律法规讲得让老百姓一听就懂，融于百姓生活，则更是关键性的一步。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丰年村街的辛玉海对宣讲工作很有心得。作为一项需要持之以恒、见缝插针的工作，他利用社区党组织定期组织集中活动的时候和晚上的时间走访联系户，做到宣讲随时随地，不限于会议室中。饭桌边、大街上甚至菜市场都成为他宣讲的课堂。话题也是多种多样，大到国家政策，小至柴米油盐，见家长说学杂费减免，碰工人谈工资就医住房，遇低收入者聊低保廉租房，再逐渐深入渗透宣讲内容，既达到了宣讲目的，又易被群众接受，收到的效果比开大会还要好。

三重变——变方针政策宣传客体为方针政策宣传主体

“五大员”工作机制的建立，使许多群众从方针政策宣传的受众转变为方针政策的积极宣传者，通过群众宣传群众、群众组织群众、群众带动群众达到了更好的效果。

为了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乡风文明监督员刘宗德自己通过学习，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平时他就经常从村民的思想观念、日常规范入手，从小事入手，正面引导村民，监督并指出村民不文明的行为。发现有外地人搞传销活动，他就站出来当面制止；发现有人张贴反动标语，他及时与派出所联系；有的村民因对占地费有意见，到处散布不满情绪，他耐心劝说，引导大家通过正当途径反映意见和要求。

据了解，大部分“五大员”寻找工作对象都首先从自己的亲戚朋友开始，在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先动员周围人不参与，进而又向其他群众渗透和扩大，群众之间交流比较通畅、相互更加信任，这既扩大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又减少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几率。

四重变——变多层级管理为扁平化管理

*区通过组织“五大员”，创建学习型城区，引入学习型组织扁平化互动式管理模式，减少管理层次，缩短信息传递的时空距离，便于快速反应与管理。

*区委区政府建立健全畅通社情民意反馈处理机制和民情月报制度。通过社情民意通讯员报送舆情信息和发放《宣讲意见反馈表》，收集群众对各项工作的意愿、建议和诉求。再把问题分解到相应职能部门予以处理，对急需解决的问题责令相关职能部门限期解决，直到提议人签字满意为止。有代表性的意见，利用媒体和宣讲等渠道对处理结果予以公布。这样实现了群众的事有人管，基层的难上层帮。

*区委宣传部还公开了办公电话、地址和电子邮箱，给“五大员”发放信封、邮票等，方便党员群众把意愿、诉求和问题反映上来，以便及时了解舆情。2007年，*区还在“*在线”网站开设了领导干部博客专栏，区级领导带头撰写博文，“五大员”和干部群众踊跃发表意见看法。网友们也与区领导直接对话，这省去了信息传递的滞延环节，给群众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沟通平台。

五重变——变单向少数人决策为多向多数人决策

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我们党的一个工作目标。*区通过“五大员”制度，为探索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积累了一些有效做法。

干群关系范文篇9

一、影响干群关系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市机关部门干群关系从总体上看是健康的、和谐的、融洽的，促进了我市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但是，我市机关部门干群关系在局部地方、某些机关部门和具体工作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须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集中表现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高高在上。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置若罔闻，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对待群众。在处理突发性事件中，少数机关干部缺乏洞察民意的敏锐性，平时不善于或不注重捕捉民情民意，加上群众工作的方法落后、形式单一，往往使小矛盾演化成大矛盾，严重影响干群关系。

二、存在干群关系问题的成因

干群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总体上看，是政治思想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工作方式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具体地说，部分干部在机关养尊处优，少走群众路线，致使长期以来形成的干群间的鱼水关系和血肉联系逐渐淡化，变成了“油水关系”，甚至是“水火关系”；民主意识淡薄，干部之间沟通少，思想作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不够纯正。

干群关系范文篇10

一、群众知情，干部工作就有了体现民主的基础

在各项工作中强化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同志曾将此放在讲政治的高度予以深刻阐述：什么叫政治？从根本上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干部工作，必须真心实意地依靠群众才能做好。基层一级特别是乡镇工作，直接接触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党和政府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最终的落脚点是在农村，受益的对象主要是广大人民群众，群众享有知情权，就为干部工作提供了民主的基础，知情才有依据，知情才有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是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要向广大人民群众适度公开我们的干部工作，努力消除过去的封闭性。同时，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不断地激发群众的热情，引导他们以高度的责任心来关心我们的干部工作。二是积极引导群众关心干部队伍建设。既要敢于向人民群众坦诚地公开干部队伍的现状，乃至干部个人的缺点，也要善于引导群众关注干部工作特别是全镇“三个文明”建设中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三是让群众熟悉干部工作的各个环节，结合民主推荐、干部考察等工作形式，积极宣传《干部作用条例》，广泛宣传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方针、政策、让群众熟悉干部选任工作的程序，知道有关干部的基本情况，了解拟任岗位的要求，为他们更多地参与干部工作创造条件。

二、群众参与，干部工作就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同志说过，扩大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武器。在扩大基层民主工作中广大人民群众应该是主要的参与力量，他们是全国上下整个干部工作的基础，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充分体现了群众参与民主、促进民主的重要性，基层党委、政府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就要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一是把群众推荐作为干部推荐的主渠道。我们结合镇村两级领导班子考察，按年度组织机关干部、党员代表、人大代表等参加后备人才民主推荐。建立一支保持一定常数、各类结构合理的党政后备干部、优秀企业经营管理者和青年科技人才队伍。二是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提高考察质量。一方面，我产定期组织干部公开述职，接受群众的集中评议，另一方面，无论是班子集体调整，还是个别干部的任用，都尽可能多地让真正了解情况的同志参加考察谈话，并引导他们畅所欲言，努力使考察结果更准确、更客观。三是认真对待群众的来信、来访。对群众的信访，我们做到集中梳理，认真分析，妥善处理，并确定专门的党政领导牵头，到所涉及的相关部门去，与干部面对面交流思想，既将一些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又引导、培养干部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服从组织安排，接受组织考验。

三、群众选择，缩短了干部工作与群众之间的距离

干部的一言一行是否代表群众意愿，是否为群众谋利益，群众看得最清楚、体会最深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得为民所谋，需要什么样的领导和干部，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他们有自己的衡量标准，那就是要“万事民为先”，由群众自己选举出的干部，首先从距离上就与群众走得更近了，为营造新时期的干群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实践中，我们一是实行定向民主推荐、差额考察制度，在村支部的换届选举中执行“两推一选”制度和村委会直选制度。长期以来，先后对部分村干部和镇机关干部人选实行定向民主推荐，公布拟选职位，让群众选择更合适的人选。在实行差额考察的过程中，把拟选对象交给群众来比较，做到好中选优。二是把民主推荐作为干部选任工作的必经程序。不论是确定后备，还是提拔使用，不论是个别调整，还是集中换届，事先都要经过组织推荐。没有群众基础的不列为考察对象，没有经过民主推荐的不上会讨论，集体讨论多数成员不赞成的不形成决议。三是充分尊重民意。结合民主测评，听取群众对干部的使用建议，把干部的“升、降、去、留”交给群众去评叛，充分发挥群众参与干部管理工作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