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种制范文10篇

复种制范文篇1

关键词：华北平原二年三熟轮作复种制度夏播大豆

华北平原二年三熟轮作复种制是中国北方旱地农区传统种植制度的典型，而当今学术界对其形成时间的认识却有很大分歧，我曾对此略有研究，建立了二年三熟制明中后期形成的新观点①。当初，因条件所限很少能看到日本学者的论文，1997年11月赴日拜读许多日本前辈的论文，才发现日本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本文即是在此基础上撰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评述中日两国学者在二年三熟制形成时间问题上的研究方法与主要观点，并对自己的观点作一反省和定位。

一、二年三熟制及其形成的条件

二年三熟是指在一块土地上春季种植粟、高粱等作物，待秋收后耕地播种冬小麦，次年五月收麦后，又播种豆、粟等，在连续二年的时间内实现三季收获。如果能够在同一块地里这样周而复始，连续多年地坚持下去，那么，就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制度——二年三熟轮作复种制。

华北平原二年三熟制的形成必然要受到自然环境、种植技术与经济条件等诸多因索的制约。从自然环境条件来看，气候因素对种植制度影响最大。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的温湿程度虽有一定的上下波动，但无论如何变化，华北总不出暖温带地域范围，正常年份其积温与降水状况都完全可以满足农作物的二年三收。也就是说，华北平原实行二年三熟制的自然条件自古具备。因此，下面将着重从种植技术与社会经济两方面论述它的形成。

限制二年三熟制形成的种植技术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冬小麦的推广种植。冬小麦秋季八九月播种，翌年五月初收获，充分利用了气温寒冷的冬季，可与其它作物错开节气搭配形成倒茬轮作复种，因此，冬小麦在二年三熟轮作制中处于中心作物的地位。第二，冬小麦播种前的当年必须收获一季庄稼。第三，收麦后当年必须夏播豆粟等作物，而且当年要有收成。其中，第二与第三项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即冬小麦的前作与后作轮种技术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二年三收，只达到其中的一项是不行的。比如第二项实现，春种秋收谷物后在其地上播种了冬小麦，但如没有在次年麦收后进行复种的话，只不过是谷地改茬种麦，只能实现二年二收；第三项技术成立，收麦后有夏播之豆粟，但如前一年种麦前无谷物收获，也是在二年中实现二熟。

①拙文《论华北平原二年三熟轮作复种制的形成时间及其作物组合》，刊于《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

社会经济条件也是制约二年三熟制形成的重要因素。二年三熟制是一种复种制，在同一块地里一年内种植不止一季作物，这必然会较多地耗费地力。因此，补充肥力，加强养地措施就成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中国传统农业时代，养地之法不外二途，一是多施肥粪，增强地力。在北魏《齐民要术》时代，中国已经使用踏粪、火粪、人粪、泥粪与蚕矢，但这些肥粪数量太少，故《齐民要术》中只有给经济作物瓜、葱、葵等施肥的记载，没有对粟、麦等主粮作物的施肥，到元代王桢《农书》时代，北方仍然是这几种类型的肥料。故我以为靠多施肥粪的养地之法很难支持二年三熟制的形成。二是充分利用作物轮作的生物养地之法，其中有两大措施：第一是利用绿肥作物与粮食作物的轮作，发挥“美田之法”的养地功效，这在《齐民要术》卷1《耕田第一》中有详细说明：“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穫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这是一种大面积的养地方法，但却是以牺牲一季收获为代价的，也与二年三熟的增加复种，提高土地利用率背道而驰!第二乃利用豆类作物与麦谷类作物的合理轮作，因为大豆具有独特的根瘤固氮作用，收获后能遗留一部分氮肥于土壤中，不仅无害反而有利于下季作物的收成。实验证明：“种一亩大豆，就可吸收空气中氮素差不多为7斤，相当于三十多斤硫酸铵”①。与其它作物的耗损地力相比，黄黑大豆是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良好换茬作物，它又可大面积种植，养地效果好，规模大。因此，种植大豆是在肥粪不能充分供应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增加复种的最佳方法。华北农谚中有“麦后种黑豆，一亩一石六”，“麦不离豆，豆不离麦”，正说明麦豆复种能够增产，是最好的搭配形式；而且大豆又“地不求熟②，”适宜免耕直播。故我认为麦后夏播大豆的推广种植是二年三熟制形成的主要标志。

形成二年三熟制另一重要的社会条件是要有一定的人口压力与劳力资源。二年三熟制度下，无论是秋收后种麦，还是麦收后种豆，都要抓紧节气抢收抢种，前者还要耕地整地，播种后都有大量的田间工作诸如中耕锄草、治虫与收获等，这就促使劳动量与劳动强度的大增!而人的劳动能力是有限度的，在地广人稀之时，人们可以大量垦殖荒地，靠扩大耕地面积简单粗放地经营即可获取足够的生活必需品，无心更无力去精耕细作增加复种。只有在土地日辟，生齿日繁，人多地少的矛盾尖锐起来以后，为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衣食之需，人们才必须去努力变革种植制度，争取一年多熟，靠增加复种指数来提高产量；而且，人口压力既给实施精耕细作多熟种植带来了必要性，又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因为农业生产劳动力也会随人口增加起来。

判断二年三熟制在华北平原的形成时间，必须从上述自然环境、种植技术与社会经济三方面全面考虑，三者缺一不可!那么，以此标准来衡量，则无论两汉、北魏还是唐代中期都没有完全达到上述三方面条件的要求，是可知，当前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

①《中国农学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4页。

②《齐民要术》卷2《大豆第六》。

二、明代以前华北平原没有形成二年三熟制

综合中日两国学术界有关二年三熟制形成时间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两汉时形成，北魏时形成，唐代中期形成。下面就这三种观点，先列其论证依据，接着按上节所述标准进行衡量，看其是否能够成立。

1．两汉形成说——日本的米田贤次郎先生最早提出此观点①，中国的郭文韬与韩国的闵成基两位先生皆赞同此说②。

西汉中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在关中推广种植冬小麦，使小麦逐渐普及于华北各地，而且种植地位也不断提高。正因为此，他们认为“冬麦推进了轮作复种制的发展，因为冬麦和其他作物搭配形成了倒茬轮作。西汉《汜胜之书》里有‘禾收，区种麦’的说法，说明西汉时期已经实行谷和冬麦之间轮作复种的二年三熟”。认为西汉形成二年三熟制的学者主要是依据上述小麦推广与“禾收区种麦”的两个证据。实际上这两个证据都不足以说明其观点的成立，因为冬麦的推广种植仅是其条件之一，不能仅仅据此立论，而汜胜之所谓区种是分区精耕细作的方法，粟收种麦不在同一块地里，不是复种，退一步说，即使粟收后在其地上播种冬麦，但麦收后如没有复种，也仅是二年二收。

坚持两汉形成说的最重要证据是郑玄注《周礼》所引东汉初年郑司农(众)的话语。郑玄注《周礼·稻人》引郑众：“今时谓禾下麦为荑下麦，言芟刈其禾，于下种麦也”；注《周礼·薙氏》又引郑众：“又今俗间谓麦下为荑下，言芟荑其麦，以其下种禾豆也”③。前条说的是禾后种麦，后者说的是麦后种植禾豆，是冬季作物小麦前茬与后茬的当年都有了复种的技术，故有人把它作为华北出现多熟种植的确切的文字记载。但是，史料本身并没有提供把禾下麦与麦后禾豆连结在一块地里的证据，第一节已经说明，如果两者不能结合起来，仍然不能实现二年三熟，仅仅只是二年二收。

西汉时著名的农书《氾胜之书》曰：“凡麦田，常以五月耕，六月再耕，七月勿耕，谨摩平以待种时”④，明确地指出种麦地要在五六月耕地，种麦之前的当年不可能有一季作物的种植。崔寔《四民月令》按月叙述农事活动，在五月六月的记事中皆有“菑麦田”的记载，“菑”乃耕义，这正与《汜胜之书》记载的种麦方式相同。郑众提出的禾下麦与其前后时代农书所载种麦的基本方式不同，这只能说明其禾下种麦方式是特殊的没有普遍意义的种植法。两大农书同时也没有五月麦后种植禾豆的记载，同样也说明麦后种植禾豆也是特殊的没有普遍意义的种植法。这两种轮作方式既然都是很不普及的，其结合在同一块地里的可能性更应该是微乎其微的。

从当时的人地关系比例来看，人口并没有形成对土地的压力，缺乏形成二年三熟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元始二年人均占有耕地9．6市亩，每个劳力约需耕种30市亩。这在当时较为落后的生产力情况下，每年种植一季作物已很困难，怎还会有余力去进行复种呢?何况，每年一收已足以自给，何必再去辛辛苦苦地复种二茬作物呢?!

2．北魏形成说——坚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以贾思勰《齐民要术》为依据，认为此书所记的轮作方式可以构成相当发达的二年三熟制。日本米田贤次郎先生在《齐民要术与二年三熟制》一文中首倡此说，中国研究《齐民要术》的学者多信从之。但仔细分析，北魏时代是没有二年三熟制的。《齐民要术》卷2《大小麦第十》：“大小麦皆须五月六月嘆地(不嘆地而种者，其收倍薄)。”暵，即后来的耕地晒*[日＋垈]技术。这里明确表示种麦之前必须从五月份开始耕地，因此当年不可能存在麦子的前茬——春播作物，因任何春播作物都不太可能早在五月份成熟。也就是说，北魏时代的普通轮作种植技术中没有粟后当年种植冬小麦者。从《齐民要术》关于麦、粟、大豆等作物播种日期的记述上看，仅有麦与粟豆的年际轮作，没发现有年内复种者。

①《齐民要术与二年三熟》，《东洋史研究》17卷4号：《关于中国古代的肥料》，《滋贺大学学艺学部纪要——社会科学》13号，1963年；《中国古代麦作考》，《鹰陵史学》8号，1982年。三文后来皆收入同氏《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史研究》(同朋舍1989年版)。

②郭文韬著有《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稿》(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与《中国古代的农作制和耕作法》(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两书，皆坚持二年三熟制西汉时普及说；闵成基先生的《汉代麦作考——禾麦轮作成立期》(《东洋史学研究》五，1971年)，认为二年三熟制成立于西汉武帝时，到东汉时盛行。

③后一条不见于《十三经注琉》，而见之于孙饴让《周礼正义》。

④《汜胜之书》原书已佚，此文见《齐民要术》卷1《耕田第一》所引。

坚持北魏形成说者还有一个证据，即《魏书·世宗本纪》有：“诏：缘淮南北所在镇戍，皆令及秋播麦，春种粟稻，随其土宜，水陆兼用，必使地无遗利，兵无余力，比及来稔，令公私俱济也。”只要认真分析，就可肯定秋种麦与春种粟并不在同一块地上，既不是指麦后种粟，也不是指粟后种麦。

从北魏时代的社会经济形势来看，当时中国北方连年混战，经济残破，劳力缺乏，抛荒地较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来增加复种。

3．唐代中期形成说——西嶋定生先生首倡此说，而后得到天野元之助与大泽正昭两位先生的赞同与补充①。他们三人都是著名的中国农业史研究专家，故此观点在日本影响很大。中国的农史学者也多接受此说。不过，仔细考察，此说颇多破绽，很难成立。

西嶋先生从唐代碾碨的普及论述到当时小麦种植的推广，又引东汉郑众之话，证明东汉初年已出现粟与麦的前后轮作技术，《齐民要术》记载的早熟性与晚熟性谷子品种都有十多种。这些条件加起来，使唐代二年三熟制普遍起来，形成了早粟一冬麦一晚粟的轮作复种体系。

我认为这样的轮作形式是很难成立的，首先，它不符合《齐民要术》所总结的“谷田必须岁易”的轮作原则②；其次，从肥料供给与地力维持角度分析，在粟的年际轮作中又加上一季冬小麦，三季都是特耗地力的作物，当时又缺乏充足的肥粪以补充大量消耗的地力，故不可能成立。日本学者古贺登先生早已看到了这一点，他说：“粟和麦都要求相同系统的肥料，……因此，即使麦茬后播种粟尚能成立，吸肥力特强的粟后种麦时也会令磷肥极度不足，加上麦的吸肥力很弱，就会严重危害麦的生长。”由此，他的观点是“即使在唐代，华北也没有粟与麦组合的轮作复种制”③。

西嶋先生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他认为，唐大中元年十月敕中所说的“二稔职田”是指一年有两次收获。其实“二稔”并非指一块田地的二熟，而是指职田有五月收麦者，有秋季收粟稻者，这正如两税法夏季收麦、秋季收粟稻类似。所以，这一证据无法支持其二年三熟制形成于唐代的观点。

唐代形成说的学者也找到了一条粟后种麦的直接材料，《旧唐书·刘仁轨传》载：“贞观十四年，太宗将幸同州校猎，属收获未毕，仁轨上表谏日……今年甘雨应时，秋稼极盛，玄黄亘野，十分才收一二，尽力刈获，月半犹未讫功，贫家无力，禾下始拟种麦，直据寻常科唤，田家已有所妨”④。从“贫家无力，禾下始拟种麦”来看，这种粟麦组合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史料显示唐代普通的种麦技术仍基本上同《齐民要术》时代一样，种麦前要嘆地。唐末韩鄂撰写的《四时纂要》两次提到“暵麦地”，一是在《夏令卷之三·五月》，二是在《秋令卷之四·八月》。我承认《旧唐书·刘仁轨传》的记载是真实的，粟后种麦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我们知道，即使有了粟后种麦，如果没有麦后复种，仍无法说明形成了二年三熟制。

①西嶋定生：《碾碨的背景》，《历史学研究》125号，1947年，后收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译本此文作《碾碨发展的背景——华北农业两年三季制的形成》；天野元之助：《魏晋南北朝农业生产力的展开》，《史学杂志》66卷10号，1957年；大泽正昭：《唐代华北的主谷生产与经营》，《史林》64卷2号，后收入同氏《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汲古书社1996年版。

②《齐民要术》卷1《种容第三》。

③古贺登：《中国多熟制农法的成立》，《古代学》8—3。

④此事在《唐会要》卷27《行幸》与《册府元龟》卷542《谏诤部·直谏》中也有记载，“只禾下始拟种麦”作“禾下始宜种麦”。

还有两条史料，也均无法说明问题。一是《唐大诏令集》卷1《废华州屯田制》：“今宿麦颇登，秋苗茂盛，私田加辟，公用渐充。”文中宿麦与秋苗并举不能说明麦后种粟，这是因为“秋苗”不是指秋季谷物仍处苗期，而是指春种秋收谷物之苗，唐人颜师古说：“秋者，谓秋时所收谷稼也”①。二是《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秋七月：“又令诸冶，铸农器，籴麦种，分赐沿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余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籴之。来春种禾亦如之”。麦收在五月初，已是初夏，至今华北农民仍称麦收为“夏收”，故麦后种禾如不直接称作麦后种禾，也应是来夏种禾，绝不可说成“来春种禾”，是此文麦禾不在同一块地里明甚。

唐代形成说的学者至今仍没有找到一条直接证明此说成立的史料证据，说明二年三熟制度在唐代仍没有形成。不仅如此，按照我的观点，直到宋元时代，华北平原都没有形成二年三熟制，这有充足的史料依据。被认为金代乃至元初在北方流行的农书《韩氏直说》解释古语“收麦如救火”时说：“若少迟慢，一值阴雨，即为灾伤；迁延过时，秋苗亦误锄治。”元代《农桑衣食撮要》卷上《五月》也有类似记载：“农家忙併，无似蚕麦。(收小麦)迟慢遇雨，多为灾伤，又，秋日苗稼亦误锄治”。麦后如有复种，收麦拖延必误播种晚禾，书中无语，可知并无此类情况。元朝司农司所撰《农桑辑要》所载耕作技术更直接证明当时没有麦后复种之技术，据云：“凡地除种麦外，并宜秋耕”，“如牛力不及，不能尽秋耕者，除种粟地外，其余黍豆等地春耕亦可”。即凡欲种粟黍豆类等须头年秋天或当年春天耕地，全无麦后的夏播复种，更不用说麦后的免耕直播了。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与王桢《农书》所记豆粟稷全为三四月播种，俱无麦后复种者。这一点大泽正昭先生也已经看到了，他说：“确实，通读元代三大农书，全没有记载二年三熟制，其技术仍没有超过《齐民要术》阶段”②。假若当时实行了二年三熟制度，这些大型农书为何全无麦后复种的记载呢?如果不能全盘否定这些农书记载，那就只能承认，唐宋以至元代华北都没有形成二年三熟制，也就是说明代以前华北没有形成二年三熟轮作复种制。

①《汉书·元帝纪》永光元年三月条注。

②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汲古书社1996年版，第91页。

三、华北平原二年三熟制形成于明中后期

元末明初，华北平原遭受战乱与自然灾害破坏最为严重，于是成为明初移民屯垦的重点区域。洪武末年，其区仍有很多荒地，故政府实行“嗣后新垦荒地，永不起科”的优惠政策，鼓励人们垦荒生产。人少地荒的这种情况缺乏激励人们走向精耕细作的动力。可知，明前期华北不会有二年三熟制的产生。

明代中叶以后，华北平原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由于农业经济水平提高，促使人口日益增多，而可供开垦的荒地随着垦殖深入却不断减少，人均占有耕地数量下降，人多地少的矛盾显现出来。据明代实录资料，明正统至嘉靖年间，全国人均耕地多在6．5—8．0明亩之间，按一明亩折0．9216市亩计算，明中后期人均耕地在6—7．5市亩之间③。人多地少不仅可提供足够的多余劳力来进行复种的劳动，而且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增多也要求精耕细作，靠增加复种来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二年三熟制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在华北逐步成熟。

③粱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其次，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逐渐发展并渗透到农村生活中来，赋税折银成为历史的大趋势。小麦面白质清，口感好，人们目为细粮，在市场上易出售，价格也高；亩产量属中等水平，但受水旱影响较小，收成稳定。农民在生产实践中认识到“一麦胜三秋”的道理，纷纷扩大小麦的种植。根据我的研究，明中后期鲁西南平原地区的小麦播种面积逐步扩大，由明前期占总耕地的约三成，提高到明末清初的五成左右①。而且，小麦扩种的这种趋势并非仅为鲁西南地区独有，土壤水热等自然条件基本相同的华北平原各地似应与此同步。故崇祯年间编写的《天工开物》认为：“四海之内，燕、秦、晋、豫、齐、鲁诸道，丞民粒食，小麦居半”②。华北平原小麦播种地位的提高，为增加复种，形成二年三熟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粟后种麦的轮作换茬现象趋于普遍。粟麦轮作技术出现很早，唐朝粟后种麦的现象还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普通的种麦技术仍然必须五六月份暵地，这种状况到元朝时仍未改变。王桢《农书·百谷谱集之一》记载的大小麦种植法仍然是：“大抵未种之先，当于五六月嘆地。若不暵地而种，其收倍薄。”明中叶以后，这种状况有了根本转变，春播秋收茬口地里种植小麦已成为主流。王象晋在明末撰写的《群芳谱》多记有华北的农事，其《谷谱·田事各款·粪地》云：“肥地法，种绿豆为上，小豆、芝麻次之，皆以禾黍末一遍耘时种，七八月耕掩土底，其力与蚕沙熟粪等，种麦尤妙。”这是说春种谷物套种绿肥，并于当年种麦的事情。其书记载的农谚说：“稀谷大穗，来年好麦”，也表明粟后种麦的换茬轮作已较为普及。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五册《山东上》引《汶上县志》说，如果采取暵地措施即当地所谓的塌旱地，次年“来牟(大小麦)之人常倍余田”，暵地现象已经成为较为特殊的现象。顺治时代撰写的《登州府志》更明确地记有“黍后俟秋耕种麦”③，是可知麦之前作现象即禾麦轮作在明中后期已较为普遍。

第四，随着小麦播种面积的增加与禾麦轮作现象的普及，明中后期，麦后复种的晚大豆开始出现并且得以推广，于是秋禾麦豆的二年三熟的农业种植制度逐渐在华北平原形成并趋向盛行。大豆有春播和麦后夏播之分，明代以前的农书均记载北方大豆三四月播种，全为春大豆，大致麦后夏播的晚大豆在明中后期逐渐推广，到明末清初，在土壤较为肥沃的华北平原地区上升为主导地位，基本上取代了春大豆。万历《恩县志》记载，小麦“八月中种，五月初收”，而黄黑绿诸色豆，“俱五月初种，九月中收”④；明末成书的《群芳谱》也说，黑豆在五月“夏至前后下种，上旬种，花密荚多”，黄豆种植时间“与黑豆无异”⑤。麦后种豆乃是直接耩种的免耕法，蒲松龄《农桑经》总结山东麦茬复种豆的经验说：“五月……留麦楂，骑麦垅耩豆，可以笼豆苗”，“豆无太早，但得雨，且不妨且割(麦)且种，勿火时也”⑥。收麦后可随时种豆，甚至可以一边割麦一边种豆。这说明上述《恩县志》与《群芳谱》所谓五月初播种诸豆应为麦茬后作物，因一般春大豆播种当在三四月。顺治时，登州府一般农事安排是：“春时播百谷，正月种麦，二月布谷及黍稷蜀秫麻等项，三月种大豆与稻，稻有水

①拙文《明清山东粮食作物结构的时空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1期。

②宋兴星：《天工开物》卷上《乃粒·麦》。

③顺治《登州府志》卷8《风俗·稼穑》。

④万历《恩县志》卷3《贡赋·种植》。

⑤[明]王象晋著，伊钦恒诠释：《群芳谱诠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⑥[清]蒲松龄撰，李长年校注：《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陆两种，谷雨前种棉花，俱秋收；麦后种豆，黍后俟秋耕种麦；又有冬麦俱来年五月初收”①。如果说这些例证还不能使我们信服二年三熟在明中后期已经成为华北平原重要的种植制度的话，那么，曲阜孔府档案所记载的有关曲阜、汶上等县几十个村庄清初麦后普遍复种黄黑豆的事实，则足以坚定我们的认识。据《顺治九年红庙庄地亩谷租草册》记载：本庄顺治九年，“共麦地一顷二十三亩四分九厘，共该麦八石三斗一升，共该豆八石三斗一升”，顺治十一年也与此相同，种麦地也收取了与麦租等量的豆租②。又据《顺治十一年齐王庄春秋地租总帐》，本庄“共三等麦地一顷六十六亩一分一厘，以上共收半季麦租二十五石九斗二升七合……共该半季豆租二十五石九斗二升七合”。说明麦地的租额一半是麦，一半是豆③。档案中还明确记载，在清初的顺治年间，曲阜、汶上、邹县、泗水、鱼台、菏泽等县二十多个村庄清初的孔府种麦地，除收取麦租外，还收取等量或少量的大豆。明代初年的耕地一般分为夏麦与秋粟两类，到清初，在曲阜孔府的档案中，其实行定额地租的土地一般地被称作麦豆地与春地，后者也可叫做秋谷地，几乎所有各庄清初的档案资料都是如此，充分说明华北平原广大地区普遍实行了二年三熟的种植制度④。西周生撰写的《醒世姻缘传》描述了章邱县明水镇一带明末清初的农事安排，三月里耕地播种，“俟次种完了棉花、蜀秫、黍、稷、谷、粱，种了稻秧，已是四月半后天气；又忙劫劫打草苫，拧绳索，收拾割麦，妇人收拾簇蚕；割完了麦，水地里要急着种稻，旱地里又要急着种豆，那春时急忙种下的秧苗又要锄治，割菜子，打蒜苔……才交过七月来，签蜀秫、割黍、稷，拾棉花，割谷钐谷，秋耕地，种麦子，割黄黑豆，打一切粮食，垛秸杆，摔稻子，接续了昼夜也忙个不了”⑤。从中可以明确地看到秋收谷物后，耕地种麦，麦后种豆的二年三熟轮作复种制。

在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之际，山东各地同样也遭受了战乱与自然灾害的严重破坏，不少土地荒芜，劳力流散，而当时的人们仍然普遍地实行二年三熟的轮作复种方式，充分说明这种制度至此时已经相当成熟与稳定。所以，我把二年三熟制形成的时代推断在明代中后期。到清代中期，由于人多地少给粮食生产带来的巨大压力，二年三熟制在华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平坡地盛行二年三熟制外，即在低洼涝地上，农民也要争取多熟种植，如乾隆时，济阳县低洼地，农民收麦后“即与高阜并种秋禾”⑥，咸丰时任沂水知县的吴树声，著有《沂水桑麻话》，书中说，其县涝地上，“麦后亦种豆，雨水微多，颗粒无收，徒费工本”。那种认为清中期二年三熟制形成的观点则失之太晚。

本文是我的“一家之言”，自己也觉得有些保守，几乎全盘接受了古代农书、地方史志与档案资料的记载，把中国北方先进种植制度的形成时期拉后很长一段时间。但以现有的史料来看，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明中后期形成说最接近历史的真实。真诚地欢迎大家就此展开深入讨论。

①顺治《登州府志》卷8《风俗·稼穑》。

②《孔府档案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1页。

③《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十一分册，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89页。

④《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十一分册，第1—282页。

复种制范文篇2

南宋时代，以长江下游地区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初步发展为标志的复种制度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农学中已有所反映。陈旉《农书》不但记载了稻麦复种等技术方法，而且在理论上有所总结。"六种之宜篇"云：

种莳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尚何匮乏之足患，冻绥之足忧哉！

这里讲的是按时宜安排种植次序，在作物可以生长的季节中把耕地安排得满满的，使之"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其中就包括稻麦复种在内。这是对当时以稻麦复种为代表的复种轮作等农业生产经验崭新的理论概括，在中国农学史上是空前的。《吕氏春秋》、《氾胜之书》、《齐民要术》都没有谈大田复种问题，唯有陈旉《农书》谈了这个问题，并概括出精彩的理论。这是耕作制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陈旉虽然对稻麦复种等新鲜经验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总结，但他总结的技术仍然带有一定地区的和时代的局限性。

从复种的内容看，当时复种的主茬可能是收获较早的晚稻（关于这一问题，下文还要作比较详细的论述）。此外，其他的旱作物也可能作为前茬；据"六种之宜篇"所述，麻枲（正月种，五、六月收获）、粟（二月种，七月收获）、早油麻（三月种，七月收获）、早豆（四月种，七月收获）收获以后都可能再种一季庄稼。后作则是"豆麦蔬茹"，并不完全是麦类。从"六种之宜篇"看，所谓"蔬茹"，主要可能是是萝蔔和菘菜。这种情况在其他材料中也有反映，如曹勋《山居杂咏》："隔岁种成麦，起麦秧稻田。晩禾亦云竟，冬菜碧相连。"讲的是冬麦收获后种晚稻，晚稻收获后种冬菜。总之，不是每年都刈稻种麦，不是严格的"稻-麦"一年两熟制。

从复种的范围看，陈旉《农书·耕耨之宜篇》提到各类土地耕作方法："平坡易野"耕翻后冬浸；"山川原隰多寒"之地，冬耕晒垡；"晚田"冬闲，准备春耕；只有"早田"才在收获后复种。可见，当时只有一部分土地种植越冬作物。

从水改旱的技术措施看，陈旉《农书》指出这种复种制的好处是："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来岁功役（按指免去明年的春耕工夫）；且其收，又足以助岁计也。"把"熟土壤而肥沃之"放在首位，可见作者对水旱轮作培肥土壤的作用有相当深入的认识。但是，水改旱如何进行？陈旉只提到"耕治晒暴，加粪壅培"，没有提到后来广泛采用的起垄开沟等技术措施。如果是"低田"种麦，光是"耕治晒暴，加粪壅培"显然是不够的。所以陈旉《农书》用作复种的"早田"，应是一种地势较高的田。它基本上没有接触和反映"低田"水改旱的技术，这是陈旉《农书》的局限性之一。

总之，陈旉《农书》不但记载了当时大田复种的方式，而且从理论上作了概括，这在中国农学史上是空前的，是复种制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但陈旉《农书》所载仍属稻麦复种制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且没有充分反映低田稻麦复种的技术，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宋代与冬麦复种的是早稻还是晚稻？

陈旉《农书》的"早田"指什么？有的学者把"早田"等同于"早稻田"或"早稻"，据此判断宋代稻麦复种中与麦类复种的是早稻，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划分稻麦复种的发展阶段。如日本学者北田英人提出宋代江南的"旧二作制"是早稻与冬麦复种，种在高田；明清的"新二作制"是晚稻与冬麦复种，种在低田[1]。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写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也把从早稻与冬麦复种转变为晚稻与冬麦复种作为明清时代太湖地区稻麦复种进入新阶段的标志[2]。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讨论的问题。

其实，在稻麦复种中，早稻是很难与冬麦搭配的。宋代的早稻和晚稻，大体是按成熟期区分的。由于各地气候不同，所据历法也不完全一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不过也有某些共同点或相似点，大体说来：早稻六月或七月成熟，以七月成熟的较多[3]；晚稻九月乃至十月收获，早熟的可在八月收获。兹略举数例：

早禾收以六月，中禾收以七月，晚禾收以八月。（《宋会要》"食货"58之24）

大率西昌俗以立春、芒种节种[4]，小暑、大暑节（六月）刈为早稻；清明（三月上旬）节种，寒露、霜降节（九月）刈为晚稻。（曾安止：《禾谱》）

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谓之晚稻。（沈括：《梦溪笔谈》卷26）

明之谷，有早禾，有中禾，有晚禾。早禾以立秋（农历七月初）成，中禾以处暑（农历七月底）成，中最富，早次之。晚禾以八月成，视早益罕矣。（绍定《四明志》）

由于当时的中稻实际上是成熟较晚的早稻，所以有的人仅作早晚稻的区分，把中稻归为早稻一类了[5]。宋代水稻的生育期一般偏长，若按北宋曾安止《禾谱》所载，水稻的全生育期，早稻为150-165天，晚稻为180-200天。陈旉《农书》说："高田早稻[6]，自种至收不过五六月。"亦大体一致[7]。我们取其最低标准--姑把早稻生育期设为五个月。若收获期为七月下旬，则播种期应在二月下旬（春分）；当时育秧期较长，设为一个半月或更长些，则四月上旬或中旬就要开始插秧了。宋陆游《代乡邻作插秧歌》说："浸种二月初，插秧四月中。"讲的也是早稻。当时的长江流域大扺八九月种麦，次年四月中下旬（即小满前后）收获，所以黄震说"收麦在四月"（材料23），嘉泰《会稽志》说早熟的小麦在小满前可以收获；但也有迟至五月收获的，如范成大说"五月江吴麦秀寒"（材料16）。早稻收获后种植冬麦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但稻麦复种最紧张是收麦插秧季节，麦收后插早稻，除了早熟的大麦（三月下旬即可收获），季节上是安排不下来的。由于看到了早稻与冬麦大田生长期重合给复种带来的困难，日本学者大泽正昭设想宋代有一些大田生长期非常短促（如一个半月）的早稻品种与冬麦复种[8]。陈旉《农书·地势之宜篇》载有黄绿谷，芒种节（五月上旬）后种，"自下种至收刈，不过六七十日"，还不到半月，属于大泽氏所说的水稻类型。从季节上看，安排与冬麦复种是没有问题的，但它当时一般是用于在春水过后的湖滩地抢种一茬，"亦以避水溢之患也"；是否用于与冬麦复种未详。宋代还有其他可以安排与冬麦复种的生长期短的早稻品种。如嘉泰《会稽志》载录名为"八十日"的"秋初乃熟"的早稻品种（属占城稻系统），顾名思义，其大田生长期只需80天（暂时排除因强调其生长期短而可能有的某种虚夸成分，实际上不一定刚好80天，可能是80多天），假如七月中下旬收获，插秧期当在五月初或四月底，可以安排在麦收之后，虽然比较紧张。类似的品种应该还有。不过，在稻麦复种制中水稻是主茬，农家主要向水稻要产量，其次才是冬麦。姑勿论大泽氏所说的只能作救荒作物的速生早稻品种，一般而论，生长期短的早稻产量远不及晚稻；速生早稻加冬麦的的产量也未必抵得上一茬好晚稻。农家是不会因种麦而牺牲水稻产量的。所以，在稻麦复种中，只要晚稻能够与冬麦搭配，一般是不会选择生长期短的早稻的。

那么，晚稻是否能与冬麦复种呢？晚稻插秧较晩，一般在五月进行（唐代已如此，见上文），完全可以安排在麦收后进行。所以黄震说："收麦在四月，种禾在五月初，不因麦迟了种禾。"（材料23）。这不会有争议，但晚稻收获后能否安排种麦，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我认为应该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根据上面列举的材料，早熟的晚稻可在八月收获，收获后种麦是来得及的（有关早熟晚稻品种增加的情况，详见本篇的第四节）。或谓陈旉《农书》上卷《六种之宜篇》说："七月治地，屡加粪鉏转，八月社前，即可种麦，麦经两社，即倍收而子颗坚实。"[9]如是，则即使晚稻八月收获，收获后要排水整地才能种麦，仍然是来不及的；麦子只能安排在早稻收获后播种。这种看法，把"麦经两社"的记载绝对化了。我们知道陈旉《农书·六种之宜篇》是讲旱作物种植安排的[10]，未可与水田的稻麦复种机械地联系在一起。而且"麦经两社"是从北方的生产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此说早已见于《齐民要术》，它随着麦作本身一起从北方传到江南，又与容易使人产生某种神秘感的"麦备四时之气"的说法相结合，成为某些人心目中的教条。但这种经验并不适合南方的情况，因为南方温暖，种麦过早反而会因出现冬前旺长等一系列问题而影响产量。所以在实际生产中人们并不刻板地遵从"麦经两社"的教条，而往往把播种期延后。例如，嘉泰《会稽志》说："浙东艺麦晚，有至九月者。"黄震在抚州的劝种麦文选择在中秋节，他当然会把宣传贯彻的时间计算进去，实际上种麦要到九月份了（材料23）。真德秀的祈雨文谈到季秋（九月）以来少雨，下田已种之麦（因下田墒情较好）和高田未种之麦（因高田墒情更差）均受干旱的威胁，则种麦也在九月以至更晚（材料26）。方回谈到南宋末年民间因担心影响秋冬种麦而不敢呈报所受水旱灾害，虽然是泛指各地情况，也可说明晚宋南方一般是在秋冬之际种麦的（材料27）。所以当时早熟晚稻收获后种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明人万表说："按《四时纂要》及诸家种艺书云：八月三卯日种麦全收。但江南地暖，八月种麦，麦芽初抽，为地蚕所食，至立冬后方无此患。吾乡近来种麦不为不广，但妨早禾，纵有早麦，亦至四月中方可收获，只及中禾，若六七月旱，中禾多受伤，不若径种晩禾。"[11]他明白地告诉我们：一，江南种麦宜晚不宜早；二，在稻麦复种中麦收后种早稻是安排不了的，早麦收获后可勉强安排"中禾"，但又容易受旱，所以一般安排晚稻与冬麦复种。这话虽出于明人之口，但应视为江南地区农业生产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谈。

总之，冬麦的收获期是相对"刚性"的，难以提前，它的播种期则是相对"弹性"的，可以延后；晚稻与冬麦复种季节上大致没有问题，早稻与冬麦复种季节上矛盾却很大；而晚稻产量远高于生长期短的早稻--由于以上原因，冬麦一般安排与晚稻复种，而难以安排与早稻复种。[12]

从上表所引宋代稻麦复种的实际材料看，也确实是如此的。能够判断水稻类型的几乎都是晚稻。如曹勋《山居杂咏》："隔岁种成麦，起麦秧稻田。晩禾亦云竟，冬菜碧相连。"（材料10）杨万里《江山道中麦熟》："却破麦田秧晚稻，未教水牯卧斜晖。"（材料15）范成大《刈麦行》："犂田待雨插晚稻，朝出移秧夜食麨。"（材料12）明白无误地表明当时麦收后复种的是晚稻。尤其是叶梦得《奏措置买牛租赁与民耕种利害状》中说："……粗已耕垦，趁种早禾了当，唯有二麦收刈后，合重行耕犁，再种晩禾。"（材料6）清楚地指出早稻在麦收前已经插秧，只有晚稻才是在麦收后犂地插秧的。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如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就描写了麦收前的插秧（早稻）。苏轼《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田间决水鸣幽幽，插秧未遍麦已秋。"[13]也说明早稻插秧在麦收之前。可见，材料中凡是五六月收麦插秧的，都应该判断为晚稻。晚稻收获后可继续播种冬麦（如虞俦《和姜总管喜民间种麦》"腰镰刈晩禾，荷锄种新麦"，材料19）或冬菜（如材料9、10所显示的那样）。

持早稻与冬麦复种观点的论者，能够拿得出来的证据主要就是陈旉《农书》中关于"早田"的记载。我在《中国古代耕作制度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曾说，认为"早田"指早稻，"有望文生义之嫌"。这话说得可能有些绝对化，因为在宋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早田"指早稻田的根据。如陆九渊就说过："江东西田分早晚，早田者种早禾，晩田者种晩大禾。"[14]但"早田""晚田"的含义是随着时代变化的，陆氏毕竟比陈旉晚生63年[15]，陈旉讲的"早田"未必就是陆氏讲的"早田"。就我接触的材料看，"早田""晚田"之称最早出现在《齐民要术》，分别指早熟的"谷（粟）田"和晚熟的"谷（粟）田"[16]。唐代的"晚田"似乎泛指种植各种大秋作物的田，而不是专指谷田[17]。南方以水稻种植为主，宋代南方不少地方把水田（水稻田）称为"田"，把旱地称为"地"；"早田"主要种早稻，"晚田"主要种晚稻的区分就是建立这样一个前提之下的。但陈旉《农书》却是"高田"与"下地"并称，这里的"地"当然不可能是专种旱作物的，则"田"也并非专指水稻田。陆九渊关于"早田"和"晚田"划分的标准，似乎不能机械地套用到陈旉《农书》上。而且，如果把陈旉《农书》的"早田"理解为"早稻田"，从而认定与麦类复种的是早稻，那么，就会与陈旉《农书》关于早稻生育期的记载直接发生冲突。因此，我仍然不打算采用"早田"即"早稻田"的解释，而对陈旉《农书》的"早田"作比较宽泛的理解，即理解为种植成熟较早的水稻或其他旱作物的田。这里虽然不完全排除早稻的种植，但与冬麦复种的主要恐怕还是成熟较早的晚稻。事实上，宋人早稻晚稻的概念并不很严格，他们往往把成熟较早的晚稻称之为"早熟"稻种甚至称为"早稻"，下一节还将论及此事，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对"早田"的这种解释是有根据的。去宋未远的王桢《农书》谈到"高田早熟"实行稻麦复种的"再熟田"，所谓"早熟"，只能理解为早熟晚稻；王桢的"高田早熟"实际上与陈旉的"早田"一脉相承，这也可以反过来印证我们对陈旉《农书》"早田"的理解。当然，不应该把这一论断绝对化。在两种情况下，早稻是可能参加到这一复种制度的行列中来的；在大麦或某些冬菜收获后可以复种早稻，此其一；由于早稻是对光照钝感的类型，它也可以当晚稻种植，此其二。但后者只是晚稻权宜的替代物。这些都不能改变主要是晚稻与麦类复种的事实。[18]

或以《便民图纂》"早稻收割毕，将田锄成垄，令四畔沟洫通水。下种（按指麦种），灰粪盖之"的记载，作为明末以前的稻麦复种是早稻与冬麦复种的证据[19]。按，《便民图纂》虽然谈到"早稻"与大麦的复种，但《便民图纂》中的"早稻"是清明前（三月）浸种，寒露前（九月）收获的[20]，生育期近六个月，所以名为"早稻"，但不是现在科学意义上的早稻，只是早熟的晚稻而已。因此，把它作为早稻与冬麦复种的证据也是不能成立的。[21]

梁嘉尧《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一文，以丰富的史料论证了宋代的稻麦复种有可观的发展，与本文论述的主旨是一致的。梁氏为了回答李伯重关于"早稻与冬麦生长期有重叠之时，因而占城稻的推广不可能导致稻麦复种制的普及"的问题，在分析了水稻和冬麦的播种期、收获期以后提出，宋代麦作与早、晚稻可以互相配合、交替种植：早稻收成后，接续以麦作，次年麦子收成时，虽来不及种早稻，却可以种晚稻，晚稻九十月间成熟，巳无法种麦，于是次年再种早稻，形成两年三作制，梁氏称之为"稻麦轮作"。在这里，梁氏试图突破"在稻麦复种中，冬麦主要与早稻配合"的框框，但由于对晚稻收获后复种冬麦的可能性和好处估计不足，实际上没有能够完全摆脱这种传统观点的影响。梁氏设想的制度在理论上似乎可以说得通，也不排除实际生产可能存在类似的安排，即在稻麦复种的链条中的某个环节插进早稻种植，但我们毕竟看不到关于这种规整制度的记载。究其原因，我想是因为早稻和晚稻对水土条件有不同的要求，人们往往把它们安排在不同的田块上种植（有的地方甚至以此区分"早田"和"晚田"），因而难以和麦作结合成规整的种植制度。因此，在实际生产中所实行的，只能是一种以晚稻与冬麦复种为中心的制度，如同我们在上文分析和列举的资料中所展示的那样。

注释

[1]北田英人《宋明清时期江南三角洲农业の进化と农村手工业に关发展する研究》第1章，1986-1987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成果报告书，高崎，1988。

[2]《太湖地区农业史稿》第123-124页，农业出版社，1990年。

[3]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苏东坡《上吕仆射论浙西灾伤书》说："浙中无麦，须七月初乃见新谷。"（《苏东坡全集·续集》卷11）陆游诗云："东吴七月暑未艾……早禾玉粒自天泻，村北村南喧地堆。"（《剑南诗稿》卷67《秋词》）《宋史》卷176《食货上四屯田》载：北宋时何承矩在河北沿边引淀水种稻，"初年种稻，值霜不成。懋（指闽人黄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气迟，江东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种课令种之，是岁八月，稻熟。"江西也是"七月早禾才熟、"（黄震《乞借旧和籴赈籴及宽减将来和籴申省状》，《黄氏日钞》卷75）。

[4]正月"立春"播种，似乎太早；芒种播种，又似乎大迟，游修龄怀疑记载有误，曾雄生则把"立春芒种"视为"秧期"，不过，这秧期也太长了。但二月播种早稻，在唐诗中可以找到例证。例如：元稹《春分投简阳明洞天作》："中分春一半，分日半春徂……新雨草芽苏，薅余秧渐长。"春分时秧田已经经过除草，可见播种一定在春分之前，可能是惊蛰。

[5]宋代关于早稻晚稻的概念与现代农业科学关于早稻晚稻的概念不完全一样，但两者是可以吻合的。现代讲的早稻晚稻主要是依据其对光照长度的反应区分的，早稻是钝感型或无感型，晚稻是敏感型。早种早熟的品种一般属于钝感型，晚种晚熟的品种一般属于敏感型。

[6]《知不足斋丛书》本作"旱稻"，万国鼎校改为"早稻"，因为下文明确提到灌溉，讲的是水田。万氏的意见是正确的。

[7]曾雄生认为，《禾谱》和陈旉《农书》所载的"早稻"并非真正的早稻，说见《试论占城稻对中国古代稻作的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0卷第1期。我们还看到一些出自低纬度地区的早稻品种引进长江流域后生育期变长的现象。例如，岭南的"蝉鸣稻"是一种插秧后60日成熟的早熟稻，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已引进中原；但唐代江南种植的蝉鸣稻成熟时已届晚秋。骆宾王《在江南赠宋五之问》诗云："蝉鸣稻叶秋，雁起芦花晩。晩秋云日明，亭皋风雾清。"又，占城稻是从占城国引进的有名的早稻品种，但宋真宗在江南、淮南、两浙路推广占城稻时，据《宋会要》食货农田部所载，从浸种到收获长达180天；后来各地才培育出生育期长短不等的各种占城稻种。

[8]转见李伯重《宋末明初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第22页。大泽氏认为这种水稻是原始粗野的，只能充当救荒作物。由于认定冬麦只能与这类速生早稻搭配，这也成为他论证宋代稻麦复种不可能普及的依据之一。

[9]秋社为立秋后的第五个戌日，一般在八月中旬，但有时也会在八月上旬或下旬。

[10]曾雄生指出，"六种"即"陆种"；从《陈旉农书·六种之宜篇》的具体内容看，也是讲旱作物的。参见《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有关篇章。

[11]《灼艾余集》卷2《郊外农谈》。万表（1498-1556），明安徽定远人，曾任都指挥，督全浙粮道，官至南京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文中所说的"中禾"，若按元末《吴门事类》关于早、中、晚稻的划分标准，应该包括宋代的早熟晚稻。

[12]首先提出宋代与冬麦复种的是晚稻这一观点的并不是我。王曾瑜在1986年出版的《平准学刊》第3辑上册发表的《宋代的复种制》中，已明确指出宋代稻麦复种的基本形式是晚稻与冬麦的复种；并以此作为宋代复种制臻于稳定和成熟阶段的标志。我在1989年写作《中国古代耕作制度的若干问题》时还没有看到此文。

[13]《苏轼集》卷3

[14]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16《与章德茂》

[15]陈旉生年为公元1076年，《农书》写成于1149年；陆九渊的生卒年为公元1139-1173年。

[16]《齐民要术·种谷第三》

[17]《全唐文》卷414常衮《减征京畿夏麦制》："其京兆府今年所率夏麦，宜於七万硕内。五万硕放不徵，二万硕容至晚田熟後取杂色斛斗续纳。"可见"晚田"的生产物包括"杂色斛斗"。

[18]对于陈旉《农书》的上述记载，王曾瑜先生有另一种解释。他认为；"陈旉此处介绍的应是早稻与麦类轮作，或是可早在三月半收获的大麦与早稻复种。据前引的不少诗文，稻麦复种的基本形式，仍应是晚稻与冬麦的连作。陈旉对此不作介绍，正是农书的缺陷，也说明此项复种技术的发展和推广，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王氏的这种解释亦可通，尤其是他指出陈旉《农书》有缺陷这一点，是很有启发性的。

[19]《太湖地区农业史稿》第124页。

复种制范文篇3

关键词：耕地集约利用；粮食主销区；浙江

1问题的提出

中央政府要求主销区也要确立粮食面积底线、保证一定的口粮自给率，这一要求强化了主销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中的责任。浙江是仅次于广东的我国第二大粮食主销区，目前的粮食自给率不足40％。随着中央强化对地方粮食安全责任的考核，如何稳定粮食生产能力是浙江面临的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的粮食总产量呈现快速下降的态势，2016年，浙江粮食总产量已不足20年前的一半，耕地利用模式变化是粮食总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为稳定粮食生产，浙江耕地利用模式唯有向集约用地方向转变。目的不同，对耕地集约利用的理解、评价和测度存在差异［1］，地方政府基于分担国家粮食安全的视角，耕地集约利用的关注重点将会投向耕地利用效率特别是耕地的粮食生产效率，因而更多地从耕地的利用强度和单位面积产出来评价耕地集约利用；然而，耕地利用在微观尺度上是一种农户行为［2］，按照舒尔茨［3］（2006）农民理性经济人假设，农户收入最大化的个体追求，会使得众多农户增加对收益更高经济作物的投入或将向二、三产业转移，降低粮食生产投入，从而导致粮食产出下降。上述现象体现了耕地利用目标上政府和农户两者之间的冲突。本文将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统计数据，从耕地复种指数、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产分析入手，从省级和市级两个尺度，分析浙江耕地利用集约度与粮食生产效率的变化，在揭示进入新世纪后浙江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并基于粮食主销区分担国家粮食安全责任的视角，阐述相关政策启示，协调政府与农户在耕地利用目标上的冲突。

2省级尺度上耕地集约利用度的变化

2．1复种指数变化。复种指数是耕作制度研究中衡量耕地资源集约化利用程度的基础性指标［4］，庞大人口的粮食需求以及有限的耕地资源约束，我国长期以来采用多熟种植模式，通过提高耕地利用率，来增加单位面积的农作物产出。本文以耕地面积数据和作物播种面积数据，分别计算了2005～2014年间我国以及浙江省的耕地复种指数。由于2009年全国耕地面积数据依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做出了重大修正，致使该年耕地复种指数出现异常大幅下降，为了便于比较，将研究区间划分为两个时间段，其中，2005～2008年，我国复种指数从127％增加到128％，2009～2014年，从117％上升至123％，年均增长1％。上述两个时段数据存在统计口径的差异，但计算结果均显示，我国耕地复种指数总体呈稳定上升态势，也反映了我国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稳定提高态势。与全国总体上升态势截然不同的是，浙江的耕地复种指数快速下降，从2005年的146％下降到2014年的122％。耕地复种指数是反映耕地利用强度的指标，耕地复种指数下降，意味着单位耕地面积上投入资金、劳动力的下降，也意味着耕地对农户提供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保障效用减少［5］，农户将更多的资金与劳动力从农业生产转移配置到收益更高的非农行业，复种指数降低是农户追求资本生产率以及劳动生产率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浙江耕地复种指数的下降，反映了浙江耕地集约利用水平降低的态势。非农就业机会增加，耕地经营比较收益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无疑是耕地复种指数下降的主因。浙江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是传统的水稻一年两熟地区，1978年，浙江省双季稻与单季稻面积比例高达18．98∶1，到了2014年，上述比例只有0．40∶1，浙江水稻生产已变为单季稻种植为主。除此之外，耕地结构急剧变化、耕地整体质量下降也是这一时期耕地复种指数下降的原因。本世纪初，“土地折抵指标”等土地利用体制改革措施的实施，浙江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大量优质耕地变为建设用地，而“上山下海”式的耕地补充方式导致的耕地质量整体下降以及新垦耕地基础设施的不完善［6］，造成了耕地抛荒尤其是季节性抛荒现象的增多。调研显示，在抛荒的耕地中，立地条件差、肥力低、坡度高、蓄水弱且水利道路等农田基础设施不完备的新垦耕地比例最高。2．2粮食播种面积变化。在浙江耕地利用集约总体水平不断下降的背景下，考察其粮食播种面积变化，是为了分析粮食生产在耕地投入中的变化状况，了解农户的投入偏好，厘清粮食生产中政府目标与农户目标间冲突的原因。2005～2014年全国和浙江省粮食播种面积变化的总体状况，与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总体增长趋势不同，在农作物播种面积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浙江粮食播种面积也持续下降，表明了浙江农户对包括粮食种植在内的耕地投入意愿持续降低。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粮食播种面积的降幅比农作物播种面积的降幅更大，前者为14．94％，而后者为18．93％，这反映了农户耕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即投入粮食生产的耕地比重在下降，而投入非粮生产的耕地相应增加。调查发现，即便在划定的粮食功能生产区，浙江耕地非粮化的现象也比较常见，浙江省对于功能区耕地的种植结构有具体规定，但由于和经济作物相比，粮食种植收益低，上述规定难以得到严格执行。浙江粮食播种面积下降最快的时期是在2005～2007年，而2007年后的播种面积的变化幅度要小得多，这可能和浙江的“土地折抵指标”等土地利用措施在2007年被中央政府实质叫停有关。“土地折抵指标”政策使得新垦耕地快速增加，相应更多的优质“熟地”被转为建设用地，新垦耕地无论是地力条件还是基础设施条件都不如被占用的“熟地”，农户在这类地块进行粮食生产，比较收益更低，这会降低农户对粮食生产的耕地投入，导致粮食播种面积下降，进而影响耕地的集约利用水平。粮食播种面积变化的直接结果是浙江粮食总产量的波动，在“土地折抵指标”政策实施期间，2001～2007年，浙江粮食总产量下降了32．1％，和同期粮食播种面积的降幅基本持平。2．3粮食单产变化。粮食单产反映了单位播种面积上土地、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状况，通过考察粮食单产变化，可以从产出视角分析耕地集约利用状况以及粮食生产效率变化。结合浙江实际，粮食单产分析还可以考察在粮食播种面积下降的背景下，农户在粮食生产上的资金和劳动力投入变化，并进一步揭示个体利益追求下的农户耕地利用行为如何影响耕地的集约利用状况。2005～2011年，浙江的粮食单产总体是增长的，并在2011年达到了历史最高，此后，粮食单产的下降趋势比较明显，2015年继续下降为5887kg／hm2，离历史最高位已越来越远了，也即从粮食单产看，2011年前，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处于上升态势，而此后的趋势是下降的。粮食单产是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投入状况的综合反应，土地主要是指土地质量的变化，多项研究表明，浙江的耕地质量总体是下降的［6，7］，考虑到资本和劳动力对耕地质量存在替代作用，因而，2011年前浙江粮食单产增长是源于单位耕地面积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量的提高，而耕地质量对浙江粮食单产呈现的是负向影响。由于农业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缺乏，近年来，浙江水稻生产“轻简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水稻生产“轻简化”主要是指以撒播为主的直播比例快速上升，直播稻用工少、劳动强度低，是一种劳动力替代技术，但直播稻是相对粗放化的耕地经营方式，影响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水稻生产劳动力投入降低而带来的“轻简化”和“粗放化”可能是2011年后浙江粮食单产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3市级尺度上耕地集约利用度的变化

3．1复种指数变化。为了考察浙江省各地耕地复种指数的变化差异，本文依据统计数据中农作物播种面积和耕地面积，计算出浙江省各地2005年、2009年和2014年耕地复种指数。前文分析表明，浙江耕地复种指数总体呈现下降态势，但2009年前后的下降幅度呈现出阶段性差异，2009年后降幅明显收窄，浙江耕地复种指数在2009年前后也呈现出不同的地区差异性。其中，2005～2009年期间，浙江耕地复种指数变化呈现比较明显的东西差异，浙西南地区的下降幅度远大于浙东北地区。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地区，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多，农业生产比较收益会较低，农户为追求资本和劳动力效益的最大化，倾向于转向效益更高的第二、三产业［4］，而这一时期的浙江，呈现出来的现象刚好相反，相对欠发达的浙西南地区复种指数下降幅度大大高于浙东北地区，造成这一“反常”现象的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浙东北地区的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是传统的农业高产地区，土地耕作条件优于浙西南地区，农业生产特别是水稻种植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相同的农业要素投入，能够获得比浙西南地区更高的经济收益；二是浙东北地区农民在本地获得二、三产业的兼业机会多，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则可以在本地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而浙西南农户更多的是跨地区向非农产业转移，兼业成本高，农户转向非农就业的比例反而更高。当然，浙东北和浙西南的内部各地区也存在差异，浙西南的温州经济发达程度和非农就业机会均不输于浙东北地区，复种指数下降幅度高于浙东北地区的主要因素是农业生产率低；而浙东北的舟山，属海岛地区，户均耕地少，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总体收益低，较多倾向于转向渔业和二、三产业寻求就业机会，耕地复种指数下降幅度大。2009～2014年，浙江省各地耕地复种指数变化幅度均比2005～2009年的变化要小得多，从分地区变化看，浙东北下降幅度最大的依然是杭州和舟山，浙西南地区下降幅度最大也依然是丽水和台州，在指数逆势上涨的三个地区中，最为显著的是浙西南地区的衢州，指数提高了7％，2014年耕地复种指数为167％，仅次于杭州，略高于绍兴，其它较高的地区依次为杭嘉湖平原的嘉兴、湖州以及宁绍平原的宁波。由此可以看出，耕地复种指数高、下降幅度低的地区都位于浙东平原以及浙西耕地资源禀赋最好的衢州。上述不同地区复种指数的变化状况表明，耕地自然本底条件、耕地质量是影响浙江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基本因素。但总览2005～2014年，浙江11地区的复种指数都是下降的，表明农业比较收益下降、农户更多向二、三产业转移是浙江省级复种指数整体下降的主要原因，这和前文省级尺度的变化是一致的。3．2粮食播种面积变化。由于浙江省级耕地复种指数在2009年前后变化的不同特征，为了分析浙江不同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变化下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化特征，本文根据统计数据分别计算了各地区2005～2009年以及2009～2014年两个区间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化。2005～2009年，浙东北和浙西南耕地复种指数变化的差异反映在耕地播种面积上，又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浙西南各地区在复种指数快速下降的同时，粮食播种指数也出现不同程度地下幅下降；而浙东北各地区在复种指数下幅下降的同时，粮食播种面积却普遍提高，增长最大的两个地区是绍兴和嘉兴，分别增长了16．46％和10．17％。浙东北地区复种指数下降而粮食播种面积提高表明该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下降，但投入粮食种植的耕地面积却在增加，耕地复种指数下降可解读成农户追求劳动力效益最大化的结果［4］，在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裕而非农就业相对缺乏的地区，农业生产比较收益下降，农户为了追求耕地经济最大化通常会将更多的劳动力投入经济作物种植，从而使得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但在经济发达、户均耕地面积少的浙东北地区，相对省工的粮食种植是农业劳动力缺乏下农户的理性选择，而将劳动力投入收益更高的二、三产业以追求劳动力效益的最大化。水稻直播、农业机械化等省工技术为延缓浙东北地区粮食播种面积下降提供了技术支持，其中，浙北杭嘉湖平原稻区几乎全为直播稻［8］。浙西南地区这一时期的耕地复种指数也是下降的，且下降幅度比浙东北更大，表明浙西南地区农户也处于追求劳动力效益最大化的阶段，但由于耕地结构等有别于浙东北地区，直播栽培等省工技术并未在这一地区获得推广，加上农民兼业成本高，因而投入粮食和经济作物的耕地面积同时下降。2009年以后，浙江全省各地耕地复种指数下降的同时，粮食播种面积均出现较大幅度地下降，表明拥有耕地自主经营权的农民在成本约束下，为追求劳动力效益的最大化，逐步将更多的劳动力配置于非农产业，这给浙江稳定粮食生产与口粮自给率带来极大挑战。3．3粮食单产变化。粮食单产反映了单位耕地面积上劳动力、资本等的投入状况，基于统计数据整理、计算出2005～2009年以及2009～2014年浙江省各地粮食单产变化情况。在2005～2014年浙江粮食单产总体增长的背景下，在两个时间段，仍呈现出不同的地区特征。2005～2009年，尽管浙东北地区总体增长比浙西南地区的缓慢，但浙江各地区的粮食单产均呈现增长态势，表明单位播种面积上的资本与劳动力总投入在增加，由于科技替代劳力比较普遍，因而总投入的增加实际上是科技和资本投入的增加，直播等种植技术的推广，单位耕地面积劳动力投入其实是下降的。考虑到浙东北2005～2009年的粮食播种面积也是增加的，表明这一时期浙东北各地区投入粮食生产的耕地、资本和劳动力（科技替代）实现了同步增长，这是农户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到了2009～2014年，浙东北地区已有两个市的粮食单产出现了负增长，结合浙东北这一时期粮食播种面积的大幅下降，表明即便有水稻直播等省工技术的广泛采用，由于粮食生产效率提高空间收窄，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也停止增长了。有别于浙东北地区，2009～2014年，浙西南地区各市的粮食单产出现了较快增长，表明单位耕地面积资本、劳动力的总投入在较快增长，由于浙西南这一时期粮食播种面积是下降的，粮食生产中耕地投入和资本、劳动力投入变化出现了不同步现象，2009～2014年，浙西南地区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了27．98％，粮食单产增长了9．71％。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有：一是种植结构的变化，这一地区山地资源多，一些粮食生产效率低的耕地不再种植粮食了，被用于经济作物种植或干脆抛荒、季节性抛荒，2005～2014年，浙西南耕地面积从66．29万hm2增长到96．49万hm2，增长了45．56％，但同期农作物播种面积却从123．65万hm2下降到117．12万hm2，下降了5．28％，这也是该地区耕地复种指数下降速度快的原因；二是浙西南劳动力不能完全转移到比较效益更高的二、三产业，一部分滞留在农村；三是土地流转加快，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会选择承包一些优质耕地，单位播种面积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粮食单产也大幅度提高了。综上所述，除舟山外，浙江东北部各地区在粮食播种面积大幅下降的背景下，粮食单产的增长也趋于停滞，宁波、嘉兴等地已开始负增长；浙江西南部各地区粮食单产仍然保持了稳定增长，但单产增长也是建立在播种面积大幅下降的基础上，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增长后，浙西南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已接近浙东北部地区，持续增长的难度加大。

4结论与政策启示

4．1研究结论。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其一，浙江耕地集约利用度和粮食生产效率总体处于下降状态，在2011年前，尽管粮食生产的耕地投入一直是下降的，但单位耕地面积粮食生产投入的资本与劳动力（含技术替代）是总体增长的，但此后，粮食生产的耕地、资本与劳动力投入均处于下降状态，导致耕地的粮食生产效率的下降。其二，区域尺度上，浙东北地区的耕地集约利用度下降幅度总体要小于浙西南地区；就粮食生产而言，浙东北地区与浙西南地区的投入结构存在差异，浙东北地区耕地投入的下降速度小于浙西南地区，但单位耕地面积的资本、劳动力投入已趋于停滞状态，而浙西南地区单位面积的资本、劳动力投入总体仍处于上升状态。4．2政策启示。其一，政府通过引入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与农民粮食生产收益。耕地自然本底条件、耕地质量是影响浙江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基本因素，而农业比较收益低是浙江集约利用水平整体下降的主要原因。因而，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需要提高农民耕地集约利用激励。按照舒尔茨的观点，传统农业原有生产要素的投资收益很低，提高农业生产率，关键是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3］，除了土地之外，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还包括农业科技以及运用现代生产要素的人等。政府可以通过耕地保护补偿引入现代生产要素：通过改良土壤等提升耕地地力水平；通过提高农田灌溉与机械化作业水平等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科技投入以及农民自身科技文化水平等，以提高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粮食生产效率与农民粮食生产收益。其二，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生产规模效应，降低粮食生产劳动力的投入强度。建立从育秧、耕种、日常管理、收割以及运输等农业生产环节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适应农村劳动力缺乏以及农民兼业耕地经营的要求。在经济发达、户均耕地面积少的浙江，相对省工的粮食种植是农业劳动力缺乏下农户的理性选择，通过提高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水平水平，适应农户追求劳动力效益最大化的追求，以协调政府“要粮”与农户“要钱”二者之间的矛盾。其三，提高省级财政对粮食功能区建设的支持力度。粮食播种面积持续下降是浙江稳定粮食生产能力与口粮自给率的最大障碍，2010年，为了提升耕地质量，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浙江提出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计划通过8～10年努力，建成53．3万hm2粮食生产功能区。在目前的粮食功能区建设中，省级财政投入只占小部分，大多数投入需要市、县、乡三级财政解决，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资金配套困难，应适度提高省级财政对粮食功能区建设的支持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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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种制范文篇4

这次全县“三夏”生产工作会议，是县委、县政府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目的是通过现场观摩评选夏粮优质品种，分析估价全县粮食生产形势，全面安排部署“三夏”生产工作，迅速动员全县上下统一思想，强化措施，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努力夺取夏粮丰收，促进农民增收。早上，大家现场观摩了4个典型，刚才，县农牧局局长就全县冬小麦品种布局安排讲了很好的意见，请大家认真抓好落实。下面，我根据县委、县政府讨论的意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正确估价全县粮食生产形势，切实提高对加强粮食生产重要性的认识

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大任务。今年以来，中央、省、市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年初，中央1号文件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这是协调粮食安全生产与农民增收关系的一个纲领性文件，紧接着省、市又相继出台了《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意见》和稳定粮食生产的有关政策，这些政策措施，都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强调了加强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极端重要性。我县作为农业大县，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比较脆弱，粮食生产的丰歉直接关系着全县政治经济形势。

今年，全县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政策，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农业项目建设和典型培育为带动，在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的同时，坚持把粮食生产摆在农村工作的首位，广泛宣传，精心安排，狠抓落实，形成了大抓粮食生产的共识，科技服务措施进一步加强，农业投入明显增加，全县夏粮生产在克服春旱、强霜冻、干旱等自然灾害影响和播种面积略有减少的情况下，通过落实抗旱增收措施，提高单产，使全县夏粮获得了较好收成。据农技部门调查测产，全县夏粮总面积35.94万亩,比上年统计年报36.43万亩减少0.49万亩,减幅1.3%,总产5.43万吨,较上年5.48万吨减少0.05万吨,减幅0.9%,其中冬小麦播种面积35万亩，与上年基本持平,单产154.8公斤，较上年增产4.23公斤,增幅2.81%,总产5.42万吨,比上年5.27万吨增加0.15万吨,增长2.9%。全县夏粮单产有所增加，总产基本平衡。

这个较好收成的取得是来之不易的，既是我们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精神，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的结果，更是我们加大科技推广力度，落实抗灾增收措施的结果。为此，各级各部门都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虽然去年冬小麦播种时，雨水较多，底墒充足，投入较大，出苗齐全，冬前苗足苗壮，为安全越冬和春季返青奠定了基础，返青后冬小麦长势喜人。但入春以来，3—5月份降水不足，降水量为61毫米，比历年同期偏少35%，造成持续春旱，加之连续遭受两次强霜冻灾害，影响了分蘖成穗及幼穗分化和穗粒数的形成，进入5月中下旬以后，部分区域地块小麦条锈病偏重流行，全县小麦条锈病病田率88.8%,严重度5-20-80%,小麦白粉病发生面积29.6万亩,严重面积15万亩,麦蚜发生面积22.3万亩,平均蚜株率26.4%，对产量造成一定影响。灾情发生后，全县上下组织广大群众采取有效抗灾自救措施，最大限度降低了灾害损失。一是成立了抗灾生产自救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做好抗冻减灾工作的紧急通知》，全面安排了全县的救灾及生产自救工作，采取在县广播电视台举办生产自救措施专题讲座、干部深入一线进行补救技术指导、发放救灾款、生资及种子部门紧急调储生资等措施，认真开展救灾及自救工作。全县先后组织2400多名干部职工深入生产一线组织和领导生产自救工作，在县广播电台、电视台开办讲解秋冬作物成灾后查苗、补苗等田间管理措施的专题节目12期（次）。二是县财政拨付救灾资金12万元，补贴供应辣椒等蔬菜苗22万株，玉米种子4000公斤，磷酸二氢钾等微肥2.4万公斤。生资部门紧急调运储备化肥400吨，种子部门调运储备农药、糜子及荞麦等小杂粮种子150吨。三是在病虫害防治期间，县农技部门组织机防队，对万泉、朱店、阳川三乡镇重发地块统一组织群众，集中连片进行防治，同时抽调35名干部分赴各乡镇指导防治工作。四是结合贯彻全国农资打假治理活动，严厉查处了坑农害农的假冒伪劣农资。下发了《关于2004年全县农资打假工作的通知》，农牧、公安、工商、质检等部门出动宣传车辆40辆（次），举办广播电视讲座12次，在集市、村头路口张贴宣传品1500多张，印发宣传资料5500多万份。查处不合格种子550公斤，肥料15吨，饲料4.5吨,立案查处7件，切实保护了农民利益，维护了农资市场秩序。这些措施的落实，从根本上保证了夏粮丰收。

分析今年全县粮食生产形势，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全县粮食生产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是个别地方退耕还林的遗留问题较多，有耕地撂荒现象，有的村社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手续不全，改变了土地的农业用途。二是个别乡镇对粮食生产上认识还不够到位，只重视产量，不重视品质，优质专用小麦品种推广面积不大。三是一些乡镇在粮食生产上不重视优良品种的选育推广，品种选留中的以粮代种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小麦品种低劣杂乱，抗旱、抗病虫害的优良品种少。四是一些行之有效的生产措施落的还不够实，轮作倒茬、春季化肥深施、镇压保墒、叶面追肥等一些有效措施的推广应用不够，特别是一些乡镇对冬小麦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不及时、不主动，影响了夏粮生产。因此，全县上下要进一步认清形势，高度重视粮食生产，认真贯彻中央1号文件和省市有关精神，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稳定粮食面积，抓好“三夏”生产，确保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二、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全力做好“三夏”生产

“三夏”生产历来是农业和农村工作中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环节。今年全县粮食生产的形势比较好，认真搞好以夏收、夏种、夏管为主的“三夏”生产，就一定能夺取今年粮食全面丰收。根据气象部门预测，7-9月是我县降雨较多，阴雨连绵和雹灾高发的月份，不利夏收，但利复种，这种形势要求我们要更加重视“三夏”生产，加强组织引导，趋利避害，切实加快夏收进度，扩大复种面积，搞好大秋作物田间管理。目前我县夏粮收割已由西到东全面展开，各乡镇和农口各部门要精心安排，立即着手，全力抓好“三夏”生产。当前重点要抓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极防雹、防火、防灾，全力搞好夏收。全县7月份降雨偏多，暴雨、冰雹等灾害天气随之增多，对夏收工作极为不利。各乡镇要立即行动，组织动员群众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快收快碾，虎口夺粮，确保颗粒归仓。农机部门要示范引导群众运用中小型收割和打碾机具，加快收割打碾进度；气象、广播部门要全力配合各乡镇做好气象服务；各乡镇要建立严格的防雹责任制，落实防雹人员和措施，尽量减少雹灾损失；要高度重视防雹安全，加强人员培训，严格按照规范操作，确保防雹人员安全；同时要做好麦场防火，按照划片包干的原则，坚决杜绝公路打碾，防患于未然。

二是实施品种优良化工程，因地制宜抓好夏选留种。通过多年努力，我县的粮食作物良种化程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确保了粮食稳产、高产。但从目前现状看，品种优良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特别是小麦品种布局杂乱，良种率低，这已成为影响夏粮生产的一个突出问题。各乡镇和有关部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力争通过努力，使我县的粮食品种特别是小麦品种全部实现优良化和“三抗一丰”的目标。根据近年来试验示范结果和今年观摩鉴定，今年全县冬小麦布局意见是：中部及西南部温暖河谷灌区（阳川、朱店、万泉、水洛、良邑、南坪的川水地），主栽品种兰天13号、9号，搭配品种83-88-2，示范种植92-47、95-108、95-111、中优9504、CP93-17。东北部冷凉灌区（南湖杨河、通化的川水地）主栽品种9号，搭配品种83-88-2、中梁21号，示范种植95-62-1、兰天13号。中部干旱山区（包括中部、西南部及东北部和柳梁、卧龙赵墩良邑、南坪等乡镇的山地梯田及川旱地），主栽品种10号、中梁22号、中梁23号，搭配品种中93646、95-62-1、兰天14号，示范种植中90117、中88303、90304、93445。关山高寒阴湿区（关山四乡镇及杨河东北部）主栽品种11号、中梁22号，搭配品种中梁21号、兰天14号，示范种植97鉴2、中90117、中93646、静9703。按照这个指导意见，各乡镇、各单位要全力抓好落实。一是农业部门要切实加强小麦新品种的培育推广、提纯复壮和引进工作。同时，建立健全良种推广体系和服务组织，扩大统一供种。种籽公司要与各乡镇密切配合，增设供种网点，采取以粮食换种、上门服务等措施方便群众，加大供种量。二是各乡镇要分级建立良种示范基地，加大种子基地，加快小麦良种的试验、示范、推广步伐；每个乡镇都要至少建立两个种子繁殖村和2处200亩以上种子繁育基地。三是农技种籽部门要指导各乡镇合理确定小麦布局，选择适宜种植的主栽品种和搭配品种，积极引进优良品种，大力筹备后备品种，坚决压缩和淘汰退化品种。各乡镇和农口部门要按照“三高一丰”的目标，宣传引导，动员组织广大群众，利用穗选、块选、场选等办法，进行冬小麦品种的观察、筛选，抓好主栽品种的提纯复壮工作，并全部进行单打、单收、单藏，严防混杂，千方百计备足备好秋播小麦用种。

三是抢抓时机，扩大复种面积。复种是增加粮食产量，调整种植业内部结构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今年全县计划复种总面积17万亩，其中粮食作物8万亩，蔬菜、油菜各2万亩，绿肥4万亩，禾草1万亩。各乡镇要按照县上下达的指导性计划，通过宣传和算帐对比，动员引导群众抓好复种面积落实。特别是赵墩、南湖杨河等中北部山区及东北部山区部分小麦和大秋作物受病虫和干旱冻害影响，要抓住夏收有利时机，及早动手，搞好规划，加大粮食作物复种面积，做到以秋补夏，以小秋补大秋，弥补粮食减产损失，确保粮食总产不减少。韩店、郑河通化、良邑、水洛等养羊、养牛较多的乡镇，要扩大禾草复种面积，以解决饲料不足问题。前川其它乡镇要扩大荞麦、糜子、洋芋复种面积。种子部门要及时调运、供应复种所需的各类良种，保证复种用种；农技部门要广泛开展复种技术培训，大力推广机播、药剂拌种，配方施肥，病虫防治等新技术，提高复种质量；生资部门要调运备足复种所需化肥；其他相关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搞好配套服务。

四是以伏耕为主，抓好土壤机耕深翻。近年来，一些乡镇机耕深翻面积少，耕层越种越浅，土壤的蓄水保墒抗旱能力降低，导致病虫害面积增大。今年要特别重视伏耕深翻工作。各乡镇要对所有的麦茬地不失时机地组织好伏耕深翻灭茬工作，特别是川区乡镇要把机耕深翻作为“三夏”工作的重点，组织机械和人员，集中连片作业，扩大机耕面积。农机部门要抽组人员，启动一切深耕机具，深入生产一线，大力开展机耕深翻工作，杜绝茬地过夏。

五是全面搞好大秋作物田间管理。由于春季连续遭受两次强霜冻灾害，大秋作物缺苗严重，加之初夏干旱，大秋作物苗期生长缓慢，对正常成熟和产量造成严重影响。“三夏”期间是加强大秋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间。一要抓住近期墒情较好的有利时机，全面加强对玉米、洋芋等作物的中耕除草、培土追肥和病虫害防治，有灌溉条件的要尽量结合中耕追肥适时灌水。二要切实抓好玉米螟、粘虫防治，要边收边治，连片防治，不留死角，力争两虫防治率达到80%以上。三要大力推广叶面追肥，促进大秋作物健壮生长。

六是及早安排，做好秋播的各项准备工作。各乡镇和农口有关单位要从“三夏”生产开始，及早着手，坚持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稳定粮食面积并举，规划好明年洋芋、亚麻、药材、蔬菜和草产业基地面积，及早组织群众落实复种小秋、蔬菜、绿肥作物面积和明年种植洋芋、亚麻等作物的地块，抓好秋播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调供的准备工作，为明年粮食生产奠定基础。

三、加强领导，靠实责任，切实做好主汛期防汛工作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降雨与常年相比偏多21%，就全年降雨分析，止6月底，降雨量不足200mm，按正常年份推算，后半年降雨要300多mm，与去年降雨量686mm相比，后半年还要降雨480多mm，而且主要集中在主汛期7、8、9三个月，这充分说明今年的防汛形势不容乐观，任务十分艰巨。4月28日全县防汛工作会议，对今年防汛工作作了具体的安排部署，6月7日至9日，县防汛指挥部对县内水库、河道、水洛城区、水保骨干坝、滑山走坡地区等防汛重点进行了现场检查。总的来看，前一段防汛工作，全县各级各部门都能够认真贯彻落实市、县防汛工作会议精神，按照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要求，层层落实防汛措施，特别是水务、水保、建设、民政等单位都到各自的防汛重点区域进行了认真的现场排查，及时解决了防汛中发现的一些隐患和问题。

但从6月份防汛安全检查情况看，目前全县防汛工作还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城防方面。比较突出的是缺乏排洪渠道，因城区修建垫高地基，造成部分区域洪水没有出路，具体是北城区开建的职教中心、疾控中心、第二安置区、统办一号楼等单位，由于垫高了地基，填埋了排洪渠道，庄的大片民宅处在低洼区，一遇暴雨，洪水没有出路；李家庄的木匠沟、县砖瓦厂旁边的文家沟洪水出路不畅，影响居民住宅；南城区二郎山根排洪渠、汽车站什字至桥段两侧的排洪渠被垃圾淤塞，排洪不畅；水保局门前的居民住宅区地势低洼，容易蓄洪滞洪；一些机关单位排水不畅，前两天下雨时已经出现了洪水积蓄成灾，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的情况。

二是农防方面。部分乡村存在滑山走坡隐患，、等14个乡镇、28个村、1268户、6165人居住在滑山走坡地区，一旦发生洪涝灾害，将直接威胁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三是重点工程。主要是南的砂坑没有回填，第二水厂段在主河道擅自修建便桥，大桥下的河道预制水泥涵管，在建的中洛河大桥目前正在主河道预制桥体构件，影响河道行洪畅通，存在安全隐患；水保骨干坝、淤地坝也有安全隐患，主要是骨干坝下游居住一农户没有搬迁；三座水库没有控制到汛期水位。

对于这些问题，水务局、建设局、水保局等部门和韩店镇已经对各自辖区和职责范围内的隐患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整改措施，并对部分险情进行了排除，落实了检查时提出的防治措施，为今年防汛工作开了好头。但仍有一些乡镇和部门对防汛工作没有引起高度重视，责任不到位，整改措施没落实，存在麻痹侥幸心理。县委、县政府要求各乡镇、各有关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防汛工作，树立“防大汛、抗大灾”的思想，充分认识今年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克服麻痹侥幸心理，采取得力有效的防汛安全措施，认真排查和处理各类防汛隐患和问题，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一要切实加强领导，落实防汛责任制。各乡镇、各部门要分辖区、分村社，实行包干责任制，谁管理，谁负责，全力以赴做好防汛防洪工作。

二要加强安全检查，消除安全隐患。这次会后，县直有关部门和各乡镇要再进行一次“双防”工作检查，边查边纠，彻底查清各类隐患，坚决堵塞各种防汛漏洞，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三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防汛值班。县直有关部门和各乡镇要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做好防汛值班。县防汛办公室要定期不定期的抽查各乡镇及县直各有关单位的值班情况，对擅自脱岗，无人值班的要视其情节通报批评、追究责任。

四要加强预测预报，坚持科学调度。县气象部门要认真分析天气形势，密切注视气象和水雨情变化，及时做出预测预报，为防汛决策提供准确依据。

复种制范文篇5

一、向土地要潜力，在不影响结构调整的前提下增加粮食产量

土地是农业的基础，在土地日益减少、显得弥足珍贵的情况下，该县一方面通过盘活、用好存量土地，扩大增量土地，另一方面通过依靠科技、提高复种指数等方式，向土地要潜力，提高土地利用率，在不影响调整农业结构的同时，又增加了粮食产量。

一是无中生有，深挖有效土地资源。该县把挖掘土地资源当作从“海棉中挤水”一样来对待，想办法、出实招，从存量土地中寻找增量土地，变无形土地为有形土地。加快了土地流转步伐，建立了以村、组为单位，灵活机动、操作性强的土地转包、租赁机制，积极引导种植能手大面积承包外出务工、进城经商等人员闲置、撂荒土地，做到了“可用土地一分都不放过”。在舆论导向、利益导向、机制导向的作用下，该县开发、利用了各种闲置土地1万亩，从根本上杜绝了土地抛荒现象。进一步落实“占一补一”原则，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力度。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土地开发整理扶助专项资金1332万元，县财政拨出专项资金27万元，用于开发整理土地资源，新增耕地2800亩。

二是精益求精，提高农业科技含量。立足于依靠科技，提高科技含量，实施良种良法工程，实现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建立粮食主推品种推荐制度，为农民选用优良品种提供权威性的指导。引进、推广“株两优02”、“两优培特”等两系杂交稻及“65002”等超级杂交稻，普及推广了以“赣晚籼923”为主的优质常规稻，优质率达90%。加强了农业科技培训力度，整合师资力量和培训经费，把扶贫、移民、劳动力转移等培训任务进行统筹，建立了县以培训乡镇农技干部和农村党员干部为主，乡镇以培训科技带头人和示范户为主，村级分社分片培训到农户的农业技术培训机制；健全了县、乡、村三级培训网络体系，共举办培训班24期次，培训农民1.2万人次。

三是科学安排，推广立体农业和提高复种指数。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时空差异，科学开发、合理确定粮经间套复种轮作种植模式，发展立体农业，提高土地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大力推广了在坡度15度以上山地实行林、草、牧相结合、以水域或库区为单元的立体农业、稻田立体农业和庭院立体农业。汪二镇提出“西瓜上山，水稻回家”的思路，在果园、山坡种植西瓜3000余亩，腾出土地种粮食，既确保了粮食种植面积，又做大了“西瓜经济”。提高复种指数，压缩一季稻面积，提高水稻复种率，全县水稻复种率达27%，同比增长4个百分点。在产芋乡推行“芋稻轮作，播面不减”，紫溪等产芋大乡推广地膜覆盖新技术，使红芽芋播种时间提前2个月，实现红芽芋—晚稻轮作目标，全县红芽芋—晚稻轮作面积达2万亩。

二、向统筹要活力，走活调整结构和增加粮食总产一盘棋

该县把全县农业结构调整和粮食生产视为一盘棋，通过统一布局、统筹安排，使粮食总产增加，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从而走活农村经济发展这盘棋。

一是统筹产业分布，搞好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打破过去各地自求平衡的格局，加速区域化、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根据各乡镇地域、资源、气侯等条件的差异，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确定重点产业，培育和发展优势产业，形成特色。该县根据南、中、北三大农业区域的资源特点，形成了南部山区食草动物饲养区，中部丘陵地带生猪饲养、粮食生产、经济作物主产区，北部渔业主产区。通过合理布局，把优势产品和优势产区做大做强，提高了主产区农民收入水平。同时，运用市场机制和政策导向，促进生产要素流动、集中，形成区域明显、优势突出的农业生产布局。为做大湖坊、汪二等地“粮仓”，该县在农业信贷资金、农业机械等生产要素向这些产粮重点乡镇倾斜，促进了产粮大乡（镇）丰产丰收。

二是统筹粮食产品结构，发展粮食替代产品。该县在增加粮食产量时，着眼于“大粮食”范畴，大力发展粮食替代品，既避开了耕地的数量约束，而且优化了农业生产结构。重点抓了牲畜养殖和水产养殖。牲畜养殖方面，坚持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养殖，健全完善了电子化动物疫情传输网络，在全县强制推行免疫标识制度，牛、羊的饲养量同比增长2.3%和57.4%，猪—沼—果（菜、粮）生态养殖户达200户。水产养殖方面，全县水产养殖面积2.85万亩，增加500亩，水产品产量达9000吨，增长1000吨，虾、鳝、鳅、鲶等高效水产品养殖面积同比增长10%以上。通过抓好这两大养殖业，既提高了粮食经济安全系数，又调整、优化了农业结构，扩大了农业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

三是统筹支农要素，建立农业风险保障体系。该县建立农产品风险保障机制，减少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风险，既保护了种粮农民的切身利益，又有力推进了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整合财政、扶贫、信贷资金，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重点抓好以水利和交通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汛抗旱能力。新增有效灌溉面积2600亩，旱涝保收面积1300亩，改善灌溉面积6000亩，改造中低产田4700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500亩，完成了鹅湖镇等8座机电排灌设施改造项目。抓好乡村交通建设，加快实施“村村通”工程。加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农业检疫防疫、质量检测、市场信息等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体系建设。

三、向产业化要动力，打造结构调整和粮食增产双赢格局

该县坚持走农业产业化发展路子，通过规模农业，形成聚集效应，通过搞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实现了结构调整和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两不误、共促进的双赢目标。

一是凸现规模聚集效应，使基地农业向板块农业发展。加快农业基地建设步伐，聚集连片基地形成区域板块，着力打造“板块农业”。在湖坊、汪二两镇建设2000亩标准化绿色大米基地，并以每年2万亩的速度在全县扩展，目前，西部平原区已形成了一个优质水稻种植板块。加快了以紫溪乡、石塘镇为主的万亩红芽芋生产基地建设，在中南部形成了以红芽芋为特色的经济板块。整合鹅湖镇1000亩大棚蔬菜科技示范基地和虹桥、杨林二乡3000亩优质红薯种植基地，形成了中北部反季节蔬菜、红薯特色农业经济区。在基地的辐射带动下，种养大户、规模经营户迅速发展，农业综合效益大大增强。全县水稻种植面积50亩以上的80户，红芽芋种植10亩以上的70户。

复种制范文篇6

粮食生产事关全局，**县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政策措施，**县粮食生产实现了恢复性增长。

一、基本县情

**县地处重庆市东部边缘，是一个以种养业为主的农业大县，全县辖30个乡镇，386个村、居委会，4598个社，24.62万农业户，10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88.65万人，46.14万个农村劳动力。全县幅员面积4099.2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9.35万亩(习惯面积)，其中水田18.3万亩。

二、粮食生产落实情况及效果

（一）粮食产量和面积

2004年，全县实现粮食总产量429552吨，比重庆市下达计划385400吨，增加产量44200吨，增产11.5%；比2003年增产24352吨，增6.0%。全年完成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49.68万亩，比市计划147.90万亩,增加1.78万亩，增1.2%。其中小春播种面积51.08万亩，产量95510吨；小麦15.83万亩、23675吨，胡豌豆7.25万亩、8554吨，洋芋28万亩、63281吨。大春播种面积80.60万亩，产量30292吨；水稻18.09万亩、73021吨，玉米32.74万亩、128623吨，红苕22.40万亩、102401吨，豆类5.66万亩、3961吨，其他杂粮1.71万亩、1286吨。晚秋播种面积20.10万亩、24750吨，比市计划18万亩，增11.7%。再生稻2.10万亩、3600吨，秋洋芋10.5万亩、12600吨，秋红苕5.40万亩、7500吨，秋荞2.10万亩、1030吨。撂荒地5.56万亩已全部复耕，以村为单位经两次公示。目前正在兑现农民直补资金；

（二）技术推广

**县制定了扶耕助粮和狠抓粮食生产的意见。5月上旬，县委、县府、人大、政协领导，带领机关干部到朱衣镇帮助贫困户搞“双抢”，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扶农促耕”活动开展。

在**龙桥乡建立1000亩玉米高产示范片，实现单产485.9公斤，比该乡平均产量增17.9%；在公平镇、红土乡建立稻草覆盖秋洋芋示范片2000亩，得到了市农业局检查的充分肯定。各乡镇分别建立300－500亩的高产示范片，有力地推动了实用新技术的推广。

（三）实施百万工程

**县按照重庆市农业局的统一安排部署，实施了“优质芸豆基地建设项目”，在3个乡镇实施。完成基地建设示范面积1.08万亩，平均亩产192.5公斤，实现总产2079吨，比对照平均亩产102.8公斤，增产89.7公斤，基地良种覆盖率达96.1%，并建立种子繁育基地28亩，为生产提供优良种子。

为了推进产业化实施进程，**县农业局联系了“彭氏加工厂”、“红土地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万胜粮食加工厂”三家龙头企业，并建立长期联系机制，为企业排忧解难。龙头企业与农户落实了订单1.65万亩，农产品数量4950吨，目前已收购产品3890吨，订单兑现率已达78.6%。

（四）信息反馈

**县按照《重庆市调度月历》要求，按时规范上报了相关数据及资料，未出现一项未报情况。并积极主动上传粮食生产动态，增产增收，结构调整，实用技术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推广，产业化开发，抗灾、救灾及民情的民意等信息今年共上报农情统计39次、中国种植业网采用**县农情材料29篇、在《**农业》上报道生产动态155篇。

三、增产原因分析

今年，**县粮食呈现恢复性增长，其原因主要表现为：

（一）政策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农业的高度关注，特别是粮食安全问题。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农民种粮的优惠政策和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在种植面积、生产投入等方面有较大的增长。

（二）播种面积扩大。过去，部分地方片面理解结构调整，认为结构调整就是减粮扩经，没有理解结构调整的真正内涵，缩减了粮食种植面积。通过认真宣传结构调整的真正含义，恢复性的扩大了粮食种植面积。特别是重庆市出台的撂荒地复耕优惠政策，仅此一项就扩大了5万多亩面积，确保了粮食种植面积增加。

（三）粮价上扬，市场看好。从去年10月份以来，粮食价格呈上扬趋势，使种粮效益逐步提高，增强了农民种粮的信心，使部分撂荒多年的土地种上了粮食。

（四）技术落实到位。由于各级政府对粮食生产的高度重视，各级业务主管部门、技术人员广泛开展了技术入村到户，多次印发技术资料、科技赶场、召开各种培训会等种形式，将技术落实到田块，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四、主要措施

（一）理清思路，明确目标

面对全县粮食生产的实际，**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集有关部门对粮食生产进行专题研究。并召开了全县粮食生产工作专题会议，县政府与各乡镇签订了粮食目标责任书，制发了《**县关于抓好2004年粮食生产的意见》，提出了2004年粮食生产的工作思路、总体目标和工作重点，用以指导全县粮食生产工作的全面实施。

基本思路：切实保护和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科技水平，发挥区域优势，优化粮食品种结构和品质结构，突出标准化生产，推进粮食产业化进程，确保全县粮食恢复性增长，实现农民增收。

总体目标是：全县粮食播种面积计划达到145万亩，总产达到42万吨，油菜播种面积达到12万亩，总产达到1.2万吨，粮食总产比上年增长4%以上。

工作重点是：深挖复种潜力，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狠抓晚秋生产，开发利用秋冬资源；大力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提高科技水平。

（二）、深挖复种潜力，增加粮食种植面积

恢复发展粮食的难点是恢复粮食播种面积，由于退耕还林和农业结构调整，加之种粮比较效益低，粮食播种面积一度呈下滑趋势，给恢复粮食播种面积带来了较大难度。**县通过撂荒地复耕，采取间套种，增加复种指数，特别是开发晚秋来扩大复种面积。一是抓住关键季节，指导和鼓励农民种满种尽撂荒地、房前屋后、田边四脚等可利用耕地；二是实行分类指导，适度增加旱粮和杂粮的种植面积，特别是利用田坎种植玉米、高梁、大豆、杂豆等作物；三是科学间套作、优化耕种模式，增加粮食复种指数，提高土地产出率。

（三）、切实抓好晚秋生产，充分利用秋冬季资源

**县秋季光、热、水、土资源丰富，宜种晚秋作物较多，同时晚秋作物具有成本低、时间短、产量高、品质优、商品率高、效益好的特点，把发展晚秋生产作为当前增加粮食产量，调整种植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方面来抓，突出抓好以秋洋芋、秋红苕、再生稻为重点的晚秋生产。

（四）、努力推广标准化先进实用技术

要稳定粮食面积，必须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依靠科技进步，开发秋冬资源，提高复种指数，增加产量，提高质量，节约成本，实现增效。

一是大力推广良种。引导农户选用农业技术部门推介的农作物良种。在市农业局推介品种的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情况，水稻主推了Q优5号，Q优2号、川香优2号、D优68、D优527等优质杂交良种。玉米主推登海3号、登海11号、绵单1号、海禾1号、长城9904、成单19等品种，马铃薯主推鄂薯3号、脱毒米拉等品种，红苕主推67－12、南薯88、梅营1号等品种。

二是加大标准化生产的示范推广力度。根据全国标准化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场的要求，加快建立健全粮食质量标准体系。将市里制定的优质水稻等无公害标准栽培技术编制成普及资料，及时印发培训到农户；重点推广主要粮油品种的无公害标准化栽培技术，同时开展粮食品种、产地环境、生产和加工技术规范、产品质量与安全及相关检测方法等标准、规程的推广，使主要粮食作物产前、产中、产后的每一环节都有标准可循。

复种制范文篇7

一、粮食补助工作存在的首要问题

1、粮食补助面积核实坚苦。粮食补助按国家政策只对种粮面积进行补助，但核实种粮面积十分坚苦：一是因为补助对象触及千家万户，乡镇财务所因为人员有限在短期内基本无法对种粮面积一一核实，种粮面积只能依托村委会协助进行。二是村委会为了简洁工作和赐顾帮衬村民，二轮承包面积内非种粮面积不核减。虽然种粮面积需求公示，然则广大村民只需本人的钱不少，统一个村的人也不会告发。

2、粮食补助的品种过于繁复。我国已出台的粮食补助的品种首要有粮食直接补助、农资综合补助、良种补助（分水稻、玉米、油菜、小麦），并且补助标准分歧。虽然每种补助的意义不一样，但粮食补助品种过多，发放成本高，还会添加犯错的几率，并且不便利农户了解。

3、补助标准不科学。国家制订粮食补助政策的目标，是鼓舞农民栽种粮食，扩展粮食栽种面积，提高复种指数，添加粮食产量，添加农民收入。按政策规则，早稻良种补助为10元/亩，中稻良种补助为15元/亩，晚稻良种补助为15元/亩，小麦良种补助为10元/亩，玉米良种补助为10元/亩，油菜良种补助为10元/亩。小麦和玉米的良种补助程度偏低，这对换动农民栽种小麦、玉米和提高粮食产量的积极性不大，不利于提高复种指数，与补助的目标不符。

4、粮食补助政策难以影响种粮面积继续添加和粮食继续增产。在政策出台初期，粮食补助政策的旌旗灯号效应较为分明。但因为普惠制补助方法不足边沿鼓励效应，粮食补助政策无法继续促使农民不变粮食栽种面积。从近几年查询状况来看，粮食补助资金在促进农民种粮积极性方面的效果微乎其微，甚至局部农民群众把补助资金简略了解为党和县政府的关怀款，与粮食栽种没几多关系。

5、粮食补助政策无法明显促进农民增收。年乡共有15054人，粮食栽种面积共有17790亩，粮食收入约为27494000元，补助资金1542579元，粮食补助只占农民种粮收入的很小比例，对保证农民种粮收入的不变效果不分明。相对整个家庭收入比例更小，对指导农户种粮效果很小。

6、粮食补助政策制约土地流转。粮食补助带来好处关系调整，以往有流转土地意向的农民，目前看到每年都有补助，担忧本人落空土地，会损掉未来更多的国家补助，把土地租给他人耕种或许抛荒，制约了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影响适度规划运营的发展，也进一步增强了小农生产方法。

二、完善粮食补助工作的几点建议

粮食补助工作是一项触及面广、工作量大、操作难度较大的工作，触及全体农民的亲身好处。然则要让粮食补助政策真正起到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效果，相关政策和执行方法还需进一步完善。

1、坚持粮食补助面积申报治理准则。应以县为单位规则申报面积的方法，明确核实面积的主体及责任，将核实面积和发放资金的责任别离。对改动农田粮食生产用处的，应严格退出粮食补助范围。坚持粮食补助面积核实治理准则，对虚报冒领的补助资金要坚持严格的追缴准则，并追查相关人员责任。

2、整合粮食补助资金。将补助资金分为粮食直接补助、农资综合补助、良种补助，农民难于了解，假如统称为粮食补助，不作细分，简略清楚明了，实践工作中也好掌握。并采取一次性发放，在11-12月份将农民全年实践的粮食栽种面积一次性计算，金额一次性核算，不只削减农民领钱的次数，也可以减轻基层干部的工作量，有利于基层干部集中精神发展经济，率领农民致富。

3、增强补助政策，加大补助投入。虽然最近两年粮食价钱上升，补助提高，但农资价钱和人工工资增进较快，农业依然处于弱势，效益低下。种粮农民期盼着“粮价高一点、补助多一点、农资稳一点”，为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必需不断增强粮食补助政策，加大补助投入，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4、合理确定粮食补助标准。因为当前补助标准较低，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效果有限，逐渐提高补助标准，进一步发扬粮食补助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效果，添加农民收入。对种粮农民进行补助，应进一步扩展和放宽补助的种类和范围。关于农民栽种一样面积的分歧粮食作物，应取得一样的补助。然后鼓舞种粮农户添加复种面积，削减时节性抛荒。

复种制范文篇8

为切实抓好秋冬农业生产，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进一步加快我县农村经济的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现就秋冬农业生产工作提出如下意见，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充分发挥区域优势，积极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提高耕地复种指数，着力抓好小春粮油生产和冬马铃薯、冬早蔬菜及晚秋作物的综合开发，加快扩大发展优质高效粮经作物，提高优质优价农产品生产比重，达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的。

二、目标任务

完成秋冬作物种植39万亩，其中种植晚秋作物11万亩（晚秋粮豆4万亩、晚秋绿肥3万亩、晚秋蔬菜4万亩）；小春粮豆作物14万亩（小麦9.5万亩、蚕豆2.5万亩、杂粮2万亩）；小春油料5万亩；实施冬季农业开发9万亩（冬早马铃薯3.5万亩、冬早蔬菜4万亩、冬玉米0.7万亩、冬大豆0.3万亩、大田种草0.5万亩）。角奎镇发展果园种植0.3万亩（樱桃1000亩、李子2000亩）。

实施各级样板4.08万亩，其中小春粮豆样板2.33万亩（小麦样板1万亩、油菜样板1.3万亩），冬季农业开发样板0.45万亩（冬早蔬菜样板0.25万亩、冬马铃薯样板0.2万亩），晚秋作物样板1.3万亩（秋马铃薯样板0.8万亩、秋荞样板0.5万亩。

三、措施办法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秋冬农业生产是我县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耕地复种指数、实现农业增产增收的重要措施。各乡（镇）、县直各有关部门必须切实转变观念，牢固树立“小春不小”的思想，及时成立领导组，落实工作责任制，签订目标责任书，把抓好秋冬农业生产作为恢复生产、灾后自救的重要措施层层抓好落实，实现大春减产小春补、粮食减产经济补的目的。为确保各项任务措施落到实处，在播种结束后，县人民政府将组织检查组到各乡镇进行检查验收，检查验收结果纳入对乡镇及县直有关部门的年终量化考核内容。

（二）精心部署，及早安排。由于今年我县的灾情非常严重，农作物遭受损失较重。各单位、各部门必须及早研究部署，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一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搞好秋冬作物地块规划，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保证技术、服务两到位。二要多渠道筹措支农资金，保证种子、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及早就位，确保秋冬农业生产需要，努力提升科技覆盖率。

（三）择优布局，规范种植。按照“宜麦则麦、宜油则油、宜菜则菜”的原则，切实搞好秋冬作物品种布局，重点抓好冬季农业开发区域性品种布局，坚持面向市场、突出区域特色和优势产业，加大品种结构调整力度。一是以龙街、奎香为主的高二半山区要加大秋荞的种植，着力发展紫皮大蒜等适宜产业，提高土地复种指数。二是牛街、柳溪、洛旺等乡镇要以“双低”油菜和晚秋优质蔬菜种植为重点，把扩大种植面积与提高品质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油料作物发展。三是江边河谷乡（镇）要充分利用充足的光热资源等条件，加大冬季农业开发力度，大力发展冬马铃薯、冬早蔬菜、早熟豌豆等。四是各级农技部门特别是乡（镇）农技人员必须深入村、社、农户落实地块，搞好规划，指导农户进行规范化种植，因地制宜发展晚秋蔬菜、秋马铃薯、红薯、秋荞及绿肥等晚秋作物。

（四）加强管理，努力提升科技含量。一是狠抓良种推广。今年小麦种植要积极引进和推广加工型硬粒小麦及专用良种，主要以绵阳17、18及川麦109等品种为主，加快劣质、抗病抗灾能力弱的地方小麦品种的淘汰步伐，确保大面积种植良种使用率达80%以上，各级样板（含冬季农业开发）良种使用率达100%；加大专用脱毒马铃薯（菜用）的发展力度；冬早蔬菜要重点发展市场前景好、耐贮运、宜加工且比较适宜我县种植的菜豆及甜脆玉米等特色品种。二是加大品种结构调整力度。实行“粮、经、饲”综合搭配种植，重点推广生物多样性种植、优化栽培技术，进一步提升小麦、蔬菜、油料、饲料等作物产值。三是强化田间管理。要加强技术培训和指导，确保秋冬作物种植“精细整地，合理密植，规范种植”，切实抓好移栽、锄草、排涝、抗旱和病虫草鼠害的防治工作。小麦一律实行打塘点播，严禁撒播。二半山以上地区，必须实行留套种植，尽量缓解大、小春争地矛盾；其它蔬菜、油料和冬季农业开发项目也必须严格按技术要求规范种植。四是强化基地建设。重点加强无公害蔬菜基地建设，积极指导农户使用低毒、低残留农药，创立无公害蔬菜品牌。

复种制范文篇9

关键词：明清时期中国南方稻田多熟种植

本文[1]所说的南方，指的是北纬33度以南，长江中下游到珠江流域这一广大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包括今日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上海、重庆等14个省市[2]。这是中国的老稻区，也是中国最主要的稻区，在明代以前，这一地区主要是一年一熟制，从明代开始，这一地区开始普遍提高复种指数，从而形成了一年二熟和一年三熟的耕作制度，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从而为中国在人多地少的历史条件下找到了一条解决耕地不足的新路子。

一、明清时期中国南方稻田多熟种植的技术发展

中国南方稻田的多熟种植早在汉代已见记载，汉代，广东已出现双季连作稻一年二熟制，东汉·杨孚《异物志》中就有“稻交趾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的记载。交趾，古代泛指五岭以南地区，辖境相当于今日广东、广西大部，越南的中部和北部，可见气候炎热，雨量充沛的两广地区是我国双季稻的发祥地。但由于社会经济原因，当时并没有对这一地区的气候资源广泛开发利用，因此双季稻的种植面积不广。

唐代在云南又出现了水旱轮作的稻麦二熟技术，唐代的樊绰在《蛮书》中说：“曲靖已南，滇池已西，土俗唯业水田，……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但当时也只局限于曲靖和滇池地区，整个南方还是种植一年一熟制。

进入明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多熟种植又在闽浙地区发展起来，并创造了间作、混作等的新复种技术。间作，就是在早稻的行间再插种晚稻，让晚稻和早稻在大田内有一段共生的时间，以延长晚稻的生长期，这一技术最早见于明代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十四世纪）的记载：“闽广之地稻收再熟，人以为获而栽种，非也。予常识永嘉一儒者，池仲彬，任黄州黄陂县主簿，询之，言其乡以清明前下种，芒种莳苗，一垄之间，稀行密莳，先种其早者，旬日后，复莳晚苗于行间，俟三秋成熟，刈去早禾，乃锄理培壅其晚者，盛茂秀实，然后收其再熟也。”据清·嘉庆《太平县志》记载，浙江在宋时已有间作稻，名为二稻，或名为传稻，详情待考。所谓混作，就是将早稻和晚稻按一定比例同时播种，共同生长，等早稻成熟，将早晚稻一起收割，收割后晚稻重发再长，等其成熟，再进行第二次收割，这一技术，最初见于明·嘉靖三十年《兴宁县志》卷三：“早枯（音占）稻（白米谷）一石，必先以衬子（赤米谷）二斗染以黑煤，交和于早枯稻中，必使黑白调匀，衬子率五分之一，刈之时留其根二三雨，衬子在其中，生意久郁，以发矣，旋刈旋生，一夜骤长二三寸。”这是利用早晚稻的共生，以延长晚稻生长期的措施，达到种双季稻的目的。

在二熟制发展的基础上，在常年气温较高的地方，到清代又了展了三熟制，其多熟种植的方法是，或是连续种三季稻，或是种二季稻加一季旱作，或是种一季水稻加二季旱作。

二季稻加一季旱作的种植方式，最早见于清康熙时屈大均的《广东新语·食语》：“下番禺诸乡，其俗微重朴勤，能尽地力，早禾田二获之余，则莳菜为油，种三蓝以染绀，或树黄姜、麦牟、或蔓菁、番藷。”

一季稻加二季旱作的种植方式，最早见于光绪《临汀汇考》卷四：“（福建临汀）农民获稻后，率多种豆，至十月可获，且有收豆而又收麦者，不止一再获矣。”

三季稻的种植方式，最早见于乾隆三十九年《番禺县志》卷十七：“南方地气暑热，一岁田三熟，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故广州有三熟之禾，……盖五谷天下所同，惟再熟，三熟则粤东独檀耳。”

由于上述种种类型的种植方式的出现，为不同气候条件、不同经济条件的地区提高复种指数提供了技术保证，因而导致了明清时期多熟种植的发展。

二、明清时期中国南方稻田多熟种植的地理分布

明清时期中国南方稻田的多熟种植有着明显的地理特征，即不同的多熟种植同该地域的纬度和海拔有着密切关系，地处北纬28－33度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因地处北亚热带，无霜期只210－250天，历史上都以种植稻麦二熟制为主，沿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都有分布，其中江苏和浙江主要集中在苏南、浙北的太湖流域地区，从目前查阅到的资料看，除了江苏和江西各有一条明代的资料记载外，其余全部是清代的资料，这说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麦二熟制极大部分是在清展起来的（见附表一）。

在长江流域以南到北回归线之间，即北纬28°－23°26´之间的中亚热带地区，气温较高，无霜期长达250－340天，明清时期的双季稻，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据统计，明清时期种植双季稻的州县，浙江有11个县，江苏2个县，安徽7个县，江西35个县，湖南7个县，湖北8个县，四川1个县，福建40个县，广东61个县，广西18个县，共190个州县，其中17个州县的双季稻见于明代方志的记载，其余173个州县都是清代才有双季稻种植记载的，说明明清时期双季稻的种植91％的州县都是清展起来的，其中广东、福建、江西三省又是南方双季稻种植最多的地区（见附表二）。

北回归线以南至海南岛是北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带，这里温暖无冬，冬季平均气温在10°以上。明清时期，在这一带除种植双季稻以外，还发展了三熟制，据统计，种植三季稻的有广东番禺、广西苍梧、岭溪、台湾及福建和江西的个别地区[3]，种稻稻麦一年三熟的有广东嘉应、海丰和福建[4]，种稻稻菜一年三熟的有广东番禺[5]，种稻豆麦一年三熟的有江西临汀[6]，但在南方种植三熟制的州县是少数，但即使是有三熟制种植的州县，也只是该县中的部分地区，并非整个县都种植三熟制，雍正九年《广东通志》卷五十三说“再熟其常，三熟其偶，盖春熟即不及春种也。”同治十二年《海丰县志》物产说“腴田一年三熟，潮田四月种，十月收，仅一熟耳。”《江南催耕课稻编》说，福建的稻稻麦一年三熟“十亩之中，只有三亩可以如此，以工本稍费，故为之者稀。”其之所以种植不多，是因为自然和经济的原因，上面的例子都反映了这种情况

三、明清时期南方多熟种植发展的社会经济原因

社会经济原因，主要是人口因素。中国人口，在明代以前，据官方的统计，是在5000－6000万之间，入清以后，人口迅速增长，乾隆六年（1741年）人口突破一亿，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人口增加到2亿，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增加到3亿，到道光十五年（1835年）人口增至4亿。从中国历史上看，从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5900万人，到乾隆六年突破一亿，用了1740年，而从1亿增到2亿，只用了24年，从2亿到3亿，仅用了25年，从3亿到4亿只用了45年，由此可见清代人口数量增长之多，发展速度之快，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明清时期耕地面积虽然也有增加，但增加的速度远没有人口增长的快。明洪武十年（1377年）到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435年中，人口增加了5.04倍，耕地只增加了1.18倍，人口增长的速度是耕地增长速度的4.27倍，其中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104年中，人口增长2.48倍，耕地增长48％，人口增长速度是耕地增长速度的5.16倍。

人口增长快，耕地增长慢的结果，是人均耕地的迅速下降，明万历六年（1578年）人均耕地为11.56亩，到清乾隆三十二（1767年）年，人均耕地降为3.72亩，减少了68％，到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人均耕地降为2.19亩，又少了1.53亩，即下降了41％，如果从万历六年算起，到嘉庆十七年，中国的人均耕地足足减少了9.37亩，亦即减少了81％，由此可以看出，明清之际，中国人均耕地下降之快[7]。

据当时人估计，维持一个人生活所需的耕地，大约为4亩。清初张履祥说：“百亩之土可养二三十人”[8]，即每人需3.3－5亩，平均为4.15亩，清代的洪亮吉也说：“一人之身，岁得四亩，便可生计矣。”[9]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人均耕地都在这个标准以下，人多地少演变成全国性的矛盾。当时，除垦荒解决耕地不足之外，千方百计提高土地利用率以解决耕地不足的矛盾便成了当时缓解人多地少矛盾的重要措施之一。

据统计，乾嘉之际，有12个省的人均耕地都在全国的平均水平之下，其中地处南方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等9省，下降尤为严重，这就是明清时期南方水田复种指数提高特别快的社会经济原因(见附表3)。

四、明清时期南方水田多熟种植的特点

（一）多熟种植以沿主谷式的方向发展为其基本特点

所谓主谷式，即以生产粮食为中心。不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双季稻和稻麦轮作制的二熟制，也不论珠江流域的三季稻或二稻加一麦的三熟制都是以生产粮食为中心的，即使是在二熟制和三熟制中种蔬菜，也是以产粮为主的，多熟制中这种作物组合的出现和南方人口激增，耕地不足，粮食缺乏的经济形势有密切的关系，多熟种植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复种指数，增产粮食，以解决人口激增对粮食的需要，即是解决吃饭问题。因此，多熟种植走上主谷式的道路是必然的。

（二）种植麦类在多熟种植中具有重要地位

麦是耐寒的作物，在寒冷的冬季可以越冬生长，种植麦类可以利用冬闲地，延长土地的利用时间，而且它又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南方稻田能形成二熟制和三熟制，稻麦轮作成为其作物基本组合形式之一。

（三）重视用养结合是明清时期多熟种植的第三个特点

在多熟种植的条件下，土壤肥力消耗很大，为了保证既能多熟种植，又使土壤肥力不致衰竭，所以明清时期在多熟种植中十分重视用养结合的措施，这表现在作物组合上，重视安排豆类作物参加轮作，包括大豆、绿豆、泥豆、蚕豆、豌豆等，豆类作物能固定空气中的氮，增加土壤中的氮素，用豆类作物参加轮作，即能获得一季粮食，又能弥补土壤中养分的损耗，实是一举二得之举。同时在耕作措施上又采用了水旱轮作的方法，水旱轮作，既能保证旱作物的种植，又能使土壤中的有机物在土壤含水量不同的情况下，得到充分的分解，增加土壤养分达到培肥土壤的目的。同时也可起减轻病虫和草害的作用。

五、对明清时期南方稻田多熟种植中二个问题的估算

（一）多熟种植面积的扩展程度

明清时期南方稻田大力发展多熟种植，究竟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据《清史稿·地理志》记载，南方各省共有824个州县，其中有多熟种植的州县，据统计为222个，约占总数的27％。多熟种植最多的省是广东，该省有94个州县，有多熟制种植的州县为61个，约占全省州县数的65％。不过这个计算是保守的，它是以作者根据方志查到有多熟种植的县为基础的，作者没有查到的县，历史上有多熟种植而没有记载的县肯定还有。因此，实际上应在27％以上。

在南方种植多熟制的州县中，由于一县中农田的海拔、气候和灌溉条件的不同，也不是全部稻田都种植多熟制的。例如广东的东莞县“种于山田一岁两熟，……种于潮田一熟。”[10]香山（今中山县）“有岁单收者，岁两收者”[11]，新宁县“高田一岁两熟，潮田一岁一熟。”[12]海丰县“腴田一年三熟，潮田仅一熟耳。”[13]又如福建云霄“洋田一年两熟，埭田一年一熟。”[14]仙游“有一年一收者，有一年两收者。”[15]平和“田宜稻，岁则再熟，惟山田止一熟，以其地性凉也。”[16]因此，当我们提到某一县有多熟种植时，不能简单理解为整个县的稻田，都是多熟种植，在某些县只是其中一部分，即使在气温比较高的闽粤地区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

在这个问题中，本来还应估算在多熟制的发展中，扩大了多少复种面积，由于历史上缺少这方面的记载，只能付之阙如。

表1明清时期南方各省稻田种多熟制州县所占比例表

省名|州县数|种多熟制州县数|多熟制州县所占％

广东|94|61|65

广西|76|18|23.6

福建|75|40|53

江西|80|40|50

湖北|62|9|14.5

湖南|76|15|19.7

浙江|78|18|23

江苏|71|8|11

四川|152|4|2

安徽|60|9|15

合计|824|222|27

资料来源：各省州县数据《清史稿》地理志。各省种多熟制州县数见本文附表一、二

（二）多熟种植的增产幅度

多熟种植肯定比单季种植增产，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增产了多少？这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多熟种植，情况是不一样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困难也很大，因为历史上也没有留下明确的系统的记载，现只能根据一些零星的材料作些推算。

（1）稻麦二熟制的增产情况

明末清初，浙江桐乡稻麦二熟制的产量：“田极熟，米每亩三石，春花一石有半，然间有之，大约共三石为常耳。”[17]雍正时陈斌在《量行沟洫之利》一文中也说：“苏湖之民，善为水田，春收豆麦，秋收禾稻，中年之入，概得三石。”[18]按麦7斗抵米五斗计算，春花1.5石相当于稻米1石，由此可知嘉湖地区稻麦二熟丰年的产量为4石，常年为3石。

嘉庆时，苏州地区的稻麦二熟制产量是：“亩常收三石，麦一石二斗，以中岁计之，亩米二石，麦七斗，抵米五斗。”[19]则产量丰年为3.85石，常年为2.5石。

由此可知，在苏湖地区，稻麦二熟制常年的产量为稻米3石，丰年为3.85－4石。常年产量比单季稻高0.5石，丰年高0.85－1石，即常年增产25％，丰年增产28％－33％。

（2）双季稻的增产情况

江西的情况是：

乾隆十五年《会昌县志》卷16：“翻稻（连作晚稻），所收少于早稻之半。”

乾隆七年《石城县志》“翻稻，必田之腴者方可种，每亩所收不及秋熟之半。”即比单季稻田增产50％。

在江西抚州，据何刚德在《抚郡农产考略》中记载，清末早稻（西乡早）亩产3石谷，连作晚稻（抑叶早二淮，袤脚老）的产量高的为3石，一般为2石，低的1石，平均为二石谷，间作晚稻产量为3石谷，单季晚稻（八月白、晚白、金包银）上地约可收4石谷。据此可知，连作稻的产量为5石谷，间作稻的产量为6石谷，分别比单季晚稻增产1石谷至2石谷，即增产25％－50％。

闽粤地区的情况：

福建的情况是“平地之农为洋田，早晚二收则稻春种夏收，晚稻季夏种仲冬获，利仅早稻之半。”[20]即增产50％。

广东潮汕地区：“上者收十一箩，次八九箩，下者五六箩。”[21]平均为8箩，当地以2箩为一石，则平均为4石谷。据近人研究，广东稻田单产为亩产谷3石谷[22]，则潮汕地区双季稻比单季稻多收1石多，即增产33％。

复种制范文篇10

二、工作思路：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相关会议精神，按照保供增收惠民生的工作目标，以“推进亮点工程，打造特色”为契机，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做大做强做优蔬菜产业，实现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城镇蔬菜有效供给的目标。

三、工作重点：完成州对县目标管理各项指标，新建251个蔬菜大棚，加强2595亩城镇专业蔬菜基地建设，加大生姜、辣椒特色产业建设，加强科技兴菜体系建设，培训菜农2000人次。

（四）工作措施：

1、加强蔬菜基地建设。一是稳定现有城镇蔬菜基地面积，抓好、白沙、浦市、洗溪四镇9个城镇蔬菜基地共2595亩的建设，确保蔬菜平均复种指数达3次以上，叶类蔬菜、时令蔬菜等重要蔬菜产品自给率70%以上，保障城镇居民蔬菜供应；二是抓好特色蔬菜基地建设，形成以兴隆场镇、永兴场乡、小章乡为中心的5万亩辣椒生产基地，以解放岩乡为中心的5000亩生姜基地；三是积极争取项目经费加强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清理淤塘、修建水源排灌沟渠设施等。

2、加强科技兴菜体系建设。一是抓好新品种、新技术等“五新”成果的推广，在镇村试验示范蔬菜新品种10余个，新技术、新材料2项，筛选出适宜本地的好品种、好技术等，提高蔬菜品种质量，进一步推广示范，确保基地良种覆盖率达90%以上，农区商品菜基地的良种覆盖率达到50%以上；二是聘请蔬菜专家、教授对全县蔬菜种植大户和主产区的菜农进行培训，有针对性地开展好早春蔬菜、秋延后蔬菜、特色蔬菜等无公害栽培技术培训，提高菜农的科技素养，全年培训人员不少于2000人次。三是继续做好优新辣椒等品种在我县的引种示范工作。

3、加强蔬菜营销建设。一是引导蔬菜基地和超市对接，以减少流通环节降低市场价格和保障蔬菜质量。二是积极培育营销大户和蔬菜经纪人，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扩大营销渠道，增加蔬菜产值。三是继续加大对专业合作社建设的指导和服务，切实帮助解决专业合作社在蔬菜生产、管理、运行和销售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