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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人员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4 13:24:01

服刑人员范文篇1

各位来宾、全体服刑人员：

在举国上下共同庆祝建党××周年之际，我狱隆重召开“同唱一首歌，共赴新生路”文艺晚会。在此，首先我代表狱部向今天的晚会表示衷心的祝贺，并祝中国共产党日益壮大，领导全国人民在新的世纪里再创辉煌！

××年前的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参加会议的十三人，代表了当时全国的五十多名党员，但正是这仅有的五十多名先驱者，却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映红了中国的五湖四海，大江南北。从此，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党，并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了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战争，抛头颅、洒热血，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从此，中华民族翻身得解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和以总书记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初步实现了民族的繁荣昌盛，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终于实现了！

而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年艰辛而又光辉的历程。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年，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经过反复实践而愈益结合的××年，是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而日益成熟的××年。这××年，正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振兴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年的光辉业绩，必将彪炳千古，永载史册。

中华民族从切身体验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强大的中国。原创：正如所指出：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中国共产党的××年，铸就了一个世纪的辉煌。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走进了新时代。21世纪的曙光已经普照神州大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坐的服刑人员大多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但由于自己没有把握好人生的方向，在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驱使下，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做了有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但党和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抛弃你们，相反却是时刻关心着你们的生活，关心着你们的改造，在整个社会物质生活水平还不算富裕的今天，为你们建设了现代化的学习、生活、劳动场所，并采用科学的、文明的管理手段，对你们进行文化、技术、技能的学习和培养，希望你们深刻体会党和政府的良苦用心，真正能够把刑期当成学期，在监狱这所特殊的学校里，脱胎换骨，重塑自我。原创：

服刑人员范文篇2

1996年，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初步建立。？从此，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全面发展。全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为经济困难或特定案件的当事人提供了大量的法律援助服务，维护了他们的合法权益。随着法律援助工作的深入展开，基于切实保障服刑人员合法权益实际需要，有关部门开始尝试对服刑人员提供法律援助。2001年前后，在北京、上海、河北、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开始出现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实践活动。比如，2001年初，河北省冀东监狱联合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唐山市律师协会以“维护狱内罪犯合法权益，稳定罪犯改造情绪，提高教育改造质量，预防减少犯罪”为宗旨，开展对服刑人员的法律帮助活动，由律师为服刑人员提供一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诉讼工作。？冀东监狱的做法已经包含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因素。以后，在我国的其他一些省市区，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实践活动也有出现。在我国监狱系统中，比较早和比较系统开展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实践活动的监狱是广东省佛山监狱。2001年12月，佛山市法律援助中心和佛山监狱联合设立“佛山市法律援助中心服刑人员法律援助部”，开展对服刑人员的法律援助。从相关实践来看，已开展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工作的效果是值得肯定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不仅解决了服刑人员的许多法律实际问题，维护了其合法权益，而且促进了监狱对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推进了监狱管理社会化。可以说，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实践亟待制度规范

我国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实践活动开展至今已经有数年，应当说成绩是显著的。但是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实践也存在着诸多问题。第一，从全国范围来看，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具有不平衡性。沿海发达地区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工作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缓慢，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实践活动远没有普及。第二，已开展相关实践活动的监狱，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内容和方式呈多样化状态。在组织形式、受援对象、业务范围、申请程序、经费来源等方面各具特点，具有很大差异。第三，相关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性。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各地法律援助中心是为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定机构？但是实际情况是，目前许多法律援助中心并未将服刑人员纳人其援助范围。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监狱与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缺乏沟通和联系是主要原因之一。监狱与法律援助机构主管部门同为司法行政机关，但是，长期以来，监狱对服刑人员实行封闭改造，司法行政机关对服刑人员的法律援助重视程度不够，这种状况使得监狱与法律援助机构之间难于形成有效的协调工作机制。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实践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到我国罪犯人权保障的效果，这些问题应当予以解决。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措施是应当尽快建立系统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制度。只有制定全国统一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制度规则，在司法行政机关、监狱管理机关、律师管理机关、法律援助机构、监狱等相关部门和服刑人员之间才能构建起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完整体系。服刑人员法律援助才能在全国普遍开展，对经济困难和特殊案件服刑人员当事人的法律援助才能落到实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才能充分发挥对罪犯人权保障的积极作用。

三．对我国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我国构建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制度应当以《宪法》、《监狱法》、《法律援助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依据，结合我国监狱行刑的实际情况，并注意总结监狱实践中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有益经验，形成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

（一）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则

1．政府责任原则。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工作，为服刑人员法律援助提供管理和财政等多方面的支持，切实保障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2．保障服刑人员依法定条件平等获得法律援助原则。司法行政机关、监狱、法律援助机构密切配合，通力协作，保障服刑人员与社会普通公民依法定条件平等地获得法律援助。3．确保监管安全与秩序原则。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一切行为必须遵守监狱的监管规则并不得损害监狱的监管安全与秩序。

（二）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

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应当包括：法律援助机构的执业律师和法律援助业务人员，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社会执业律师，社会组织法律援助机构的业务人员。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监狱干警不能成为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根据《监狱法》的有关规定，监狱干警是依法履行对服刑人员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监狱干警从事法律援助业务没有法律根据。

（三）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范围

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范围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条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服刑人员权益保障的实际需要加以确定。1．《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适用于服刑人员。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民事、行政法律援助事项与刑事法律援助事项。民事、行政法律援助事项具体包括：依法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等法律事务。获得刑事法律援助的情形包括：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釆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其本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其本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其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除了上述法律援助事项之外，当服刑人员涉及监狱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法律援助补充事项时，有权获得法律援助。2．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特别事项。处于监禁状态之下的服刑人员，与单纯财力困难原因造成的弱势群体有所不同，服刑人员是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服刑人员法律援助范围仅限于《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范围，过于狭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范围应当适当扩充，目前应当将服刑人员由于身份特殊性导致的权益易受损害且处理结果对服刑人员改造效果影响较大的法律事务纳人法律援助范围。具体地讲，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范围，除适用《法律援助条例》的一般规定外，应将一般法律事务咨询、离婚纠纷、子女监护权纠纷、分家析产纠纷、继承纠纷、人民法院已决定再审的刑事申诉案件作为特别事项纳人法律援助范围。除此之外，对于某些特殊的法律事务，依据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则衡量需要进行法律援助的，可以报请有关法律援助机构审核，由其决定是否提供法律援助。

（四）服刑人员获得法律援助的条件

1．经济困难。除特定法律事务外，服刑人员获得法律援助应当具备经济困难条件，其经济困难标准，应当以服刑人员家庭为单位，参照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人民政府公布的获得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执行。2．特定法律事务不要求经济困难条件。某些特定法律事务的法律援助，不要求经济困难条件。这些特定法律事务主要是：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此外，对服刑人员提供一般法律事务咨询，一般也不必要求经济困难条件。

（五）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组织和管理体制

1．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主管。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应当由法律援助机构主管，对服刑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是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责所在。2．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管辖。目前，除北京市的监狱一般关押北京市籍服刑人员外，其他省（区、市）的监狱普遍关押相当数量的外省籍服刑人员。在我国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实践活动中，监狱服刑人员的法律援助一般都由监狱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由于没有全国性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制度规定，跨省（区、市）的法律援助活动非常少，有的地区甚至规定不对外省籍服刑人员提供法律援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省籍服刑人员的权利保障。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必须对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管辖作出科学的规定。我国法律援助机构分为中央、省（区、市）、市（地区）、县（市辖区）四级，在服刑人员法律援助机构的级别上，由于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对象的特殊性，宜于以市（地区）级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关于对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地域管辖方面，应区分法律事务的不同情况作出规定。第一，《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依据该条例规定确定管辖。请求国家赔偿的，由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由提供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由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由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由被请求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刑事法律援助事项一般由审判或处理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第二，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特别事项一般由监狱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服刑人员的法律援助特别事项中的离婚、子女监护权、分家析产、继承等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律事务，法律援助实施者与服刑人员沟通环节非常重要，有些案件的办理可能还需要监狱干警配合做一些工作。这些法律事务应当由监狱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一般法律事务咨询、已立案再审的刑事法律事务由监狱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工作起来也比较方便。因此，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特别事项，应当以监狱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为原则。特殊情况，可以通过有关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协商来解决。3．监狱及其管理机关设立法律援助联络机构。监狱应当设立常设性的法律援助联络机构并配备专门人员。法律援助联络机构可以称为“法律援助联络站”。“法律援助联络站”工作人员应由负责教育改造和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干警组成。“法律援助联络站”的职责主要是：收集整理服刑人员需要咨询的有关法律问题，集中送交所在地法律援助中心，定期组织和协调开展对服刑人员的一般法律咨询；接受服刑人员的法律援助申请并协助其完善资料，将申请材料转递有关法律援助机构，并将援助机构是否予以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转送提出申请的服刑人员；安排法律援助律师或法律援助业务人员与受援服刑人员的会见，传递有关法律文书、法律文件；加强与所在地法律援助中心的联系沟通。监狱管理机关也应当设立法律援助联络机构，主要履行对所属监狱法律援助联络机构的工作管理、指导及协调与相关部门的联系之责。4．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管理机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涉及到监狱管理和法律援助管理，根据我国目前监狱管理体制和法律援助管理体制的实际情况，应当考虑在中央和省级司法行政机关设置专门管理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职能部门或专职人员，专事组织、管理、协调服刑人员法律援助方面的问题，制定有关规章制度，组织对有关法律援助律师和法律援助业务人员进行监狱规章制度方面的专门培训等。

（六）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运行程序

服刑人员法律援助是法律援助的一个特殊类别，其运行程序本质上与普通法律援助的运行程序是相同的，但服刑人员法律援助运行程序又有其特点，表现在服刑人员处于被监禁的状态下，监狱对运行程序施加以保证监管安全和秩序为目的干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运行过程是：1．告知。监狱法律援助联络机构应当在服刑人员人监时即告知其享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及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和程序等。2．提交申请。服刑人员向监狱法律援助联络机构提交法律援助申请。申请应以书面形式提出，书写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联络机构工作人员。3．初审。监狱法律援助联络机构对服刑人员的申请进行初审，对不符合要求的，协助完善资料。4．转递。监狱法律援助联络机构将经过初审的服刑人员申请资料转递有管辖权的法律援助机构。5．受理审查。法律援助机构对转递的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申请，应当在一定期限内按规定进行审查。6．提供援助。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服刑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承办人员在接受指派后，即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履行援助义务。7．结案。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法律援助承办人员应当及时提交结案报告。

（七）服刑人员法律援助的资金保障

服刑人员范文篇3

各位来宾、全体服刑人员：

服刑人员范文篇4

关键词:服刑人权利保护争议问题

本文所称的服刑人，是指除了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以外的所有被依法剥夺人身自由的在押罪犯。现代监狱在依法监管与矫正服刑人的同时，也担负着保障服刑人权利的职责。服刑人因其特殊的法律地位，其权利的享有和行使同一般公民相比有诸多特别之处。服刑人的某些权利，尽管法律和刑事判决并未明确加以剥夺，但因其处在监禁状态而无法正常行使，或者因监管需要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如何合理界定服刑人的权利边界，在保证监狱安全与秩序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拓展服刑人的权利空间，是刑事法领域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就当前服刑人权利保护中的几个争议性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关于服刑人结婚权行使问题

就法律层面讲，服刑人的婚姻自由同一般公民一样受法律保护。婚姻自由包括离婚自由与结婚自由两个基本方面，服刑人的离婚自由是不存在疑问的，但对其在服刑期间是否可以登记结婚，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长期以来实践中因认识不统一，各地做法不一，大多数地方是不允许的，但也有个别地方允许。2004年5月，民政部出台的《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了服刑人员申请办理结婚登记的具体办法，这意味着权威机构已经认可了服刑人员可以行使结婚权利。有学者对民政部允许服刑人员结婚的意见提出批评，理由是：从“法律并未规定服刑人员可以结婚”这一前提，并不能得出服刑人员可以结婚的结论；“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允许的”这一命题是针对普通公民的，不是针对服刑人员的，对服刑人员来说，忍受不自由是他们的义务，因而凡是法律没有允许的，他们都是不能实行的。

笔者对上述观点持商榷立场。“对受刑人人权的确定必须坚持权利推定的原则，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利并不表明受刑人不享有。权利推定原则有利于扩大受刑人权利的外延，防止公权力对受刑人权利的随意克减。”服刑人的权利同普通公民的权利虽然在范围大小和行使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在权利的本质属性上并无不同。现行法律并未对服刑人的结婚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就意味着服刑人仍然享有这一权利；同时，缔结婚姻这一行为本身，并不会对罪犯人身自由被剥夺的法律地位构成冲击和影响，不会影响正常的监管与改造秩序，相反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调动服刑人的改造积极性，因而不应加以不必要的限制。当然，服刑人婚姻权利中的某些内容，如夫妻同居生活的权利，基于丧失人身自由这一事实，自然是受到限制的，服刑人的婚姻权利是一种不完整的权利，这种有限的权利更需要加以切实保障，使之落到实处。

二、关于服刑人与配偶同居问题

近年来，我国一些监狱在监狱设立“鸳鸯楼”、“亲情楼”，允许表现良好的已婚服刑人员与配偶团聚。如南京监狱设立了允许夫妻同居的“特优会见室”，凡管理等级为A级(宽管级)的服刑人，只要有合法的身份证、结婚证，经服刑人本人申请，获批准后，可与其家属住进监狱“特优会见室”，享受夫妻同居权。

对上述举措，社会上看法不一。赞同者认为此举是人道主义的体现，是监狱改革的进步，有助于提高服刑人对社会、家庭、亲人的责任感，进而促进其积极改造。反对者则认为，对服刑人员如此优待不啻于纵容犯罪，监狱的惩戒作用将会大大减弱。

笔者认为，有条件地允许服刑人与配偶同居的做法，作为一种人性化的罪犯处遇措施，是值得肯定的。服刑人长期处在与外界隔离的环境中，其基本的生理、心理欲求得不到满足，长期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容易产生一些心理疾病和生理障碍，这既不利于狱内秩序的稳定，也不利于其顺利回归社会。在监狱设立夫妻同居室的做法，可使已婚的服刑人员从心理和生理上得到正态恢复，有利于维系服刑人员的家庭和婚姻，也有利于促进对其教育和感化，因此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合法性层面来看，服刑人员被剥夺的只是人身自由权，对已婚犯人要求感情和生理交流的权利，法律并没有剥夺，在监狱内设立夫妻同居室的做法，同有关法律的规定并没有抵触，因此是可以有条件地实施的。

在肯定上述举措的同时，必须注意，基于服刑人地位与监狱环境的特殊性，实践中对“特优会见”的范围、条件等必须有严格的限制。比如，只能适用于改造表现好、属于“宽管”级的已婚服刑人员；入住者要绝对保证是服刑人员的配偶，为此应提供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等证件；应有严格的审批程序，服刑人员要先提出书面申请，管教干部根据其服刑表现等情况，审核同意后报监狱主管领导批准。

在当前各地监狱探索“特优会见”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目前基本上是允许男性服刑人享受此项权利，而鲜有允许女性服刑人与配偶同居的做法。据报道，2006年初，某市女子监狱曾打断尝试开设同居会见，挑选12名表现优秀女犯与探监丈夫同居24小时。但有消息称该举措最终未能落实。对女服刑人员与配偶同居的问题，面临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可能引发的服刑人的生育问题。监狱虽然可采取一定的措施，如事前对服刑人员进行教育等，但监狱很难有绝对可靠的措施避免女犯的受孕，而一旦女犯怀孕，势必带来监狱执法上的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若一概排除女性服刑人与配偶同居的权利，则执法的公平性和权利的平等性又无从体现。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有待于理论和实务的进一步探讨。

三、关于服刑人在狱内攻读高级学位课程问题

2002年，曾号称“万州第一贪”的服刑人易某在狱中攻读MBA课程之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争议。易某原是某建筑公司经理、总工程师，因犯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涉案300多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进入重庆某监狱服刑。在服刑期间，重庆某大学录取其为该校MBA课程学院，并采取派教授赴监狱单独授课的方式帮助其完成学业。2003年12月10日，媒体报道了北京市某监狱在押犯杨某，在高墙内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事情。据称，武汉大学专门派五名教授为其在监狱内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会。此事同样引起了不同观点的争辩。

对上述事件，反对者认为，监狱给予罪犯与教育改造无关的受教育机会，实与刑罚的实质相背离；同时，国立大学的教育资源属于公共资源，在当今整体公共教育资尤其是高层次的教育资源还相当稀缺的国情下，学校决策者实行此举有滥用公共权力之嫌。而赞成者则认为，罪犯也有受教育权，不能以其罪行的不可饶恕而否认其应该享受的权利；如果罪犯愿意学习，老师愿意教，且均是国家法律规定允许的范围内，这种做法就无可非议。

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服刑人并不因入狱服刑而被剥夺此项权利，因此，服刑人仍享有受教育权，监狱应当保障罪犯受教育权的实现。另一方面，应当明确，由于监狱环境以及服刑人身份的特殊性，监狱为服刑人所提供的文化教育同普通的学校教育有一定的不同，在教学的内容及形式的安排上都应该考虑服刑人群体的特点，考虑到其回归社会的需要；同时，监狱的文化教育也应适应我国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此，我国司法部于2003年颁布的《监狱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第26条明确规定：监狱组织的文化教育，应当根据罪犯不同的文化程度，分别开展扫盲、小学、初中文化教育，有条件的可以开展高中（中专）教育。鼓励罪犯自学，参加电大、函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并为他们参加学习和考试提供必要的条件。尚未完成国家规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年龄不满45周岁，能够坚持正常学习的罪犯，应当接受义务教育；已完成义务教育或者年龄在45周岁以上的罪犯，鼓励其参加其他文化学习。

可见，在目前条件下，监狱承担为服刑人提供基础性文化教育的义务；对于高等教育而言，虽然服刑人亦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自由，但监狱没有能力直接提供，只能为其接受高等教育创造一定的便利条件。例如，当前，我国许多监狱通过利用电大、函大、业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以及网络远程教育等开放的高等教育，满足罪犯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

笔者认为，服刑人有权在服刑期间接受高等教育，乃至攻读硕士、博士等高级学位课程，监狱及有关的社会教育部门应予以鼓励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便利，因此，监狱支持服刑人学习硕士、博士课程，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这种便利的提供应当考虑到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和教育机会的公平性。虽然服刑人的受教育权应予以保护，但这种权利的实现不应超越社会一般公民现有的权利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前述的大学教授专程赴监狱为攻读MBA学位的在押犯一人授课的形式，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前述的反对者对服刑人受教育权的质疑虽然难以成立，但其提出的公共教育资源的滥用问题，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值得思考。

四、关于服刑人隐私权保护问题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保证其私生活不被侵犯和公开的权利。随着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进步，隐私权已成为个体的一项基本权利，各国法律也日益重视对隐私权的保护。在我国，加强隐私权的保护也正成为立法的重要趋向。

理论和实务上一般认为，凡是涉及公民个人生活秘密，而公民不愿公开，同时对社会利益无害，不违背法律的，都属于公民可享有的隐私权的范围，具体讲包括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

1．居住安宁：指居住、生活的地方不受非法侵入或干扰。

2．身体秘密：指身体隐私部位，身高、体重、健康状况、病历病理、身体缺陷等。

3．私人空间：指个人住宅及周围居住环境，个人住宅，卫生间，抽屉，私人专用箱包，日记本，信札等。

4．个人事实：指个人生活经历、生活习惯、性格爱好、社会关系、学历、职业、婚恋情况、财产储蓄、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

5．私人活动：指一切与社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如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夫妻性生活、婚外性行为等。

关于服刑人有无隐私权，目前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服刑人不存在隐私权，其理由是如果主张服刑人享有隐私权，则不利于监管安全；也有人肯定服刑人享有隐私权。笔者同意服刑人也享有隐私权的观点，同时认为，服刑人所享有的隐私权是有严格限制的，同普通公民在权利的范围上有很大不同。处于监禁状态下的罪犯，与人身自由密切相关的那部分隐私权实际上无法享有或受到严格限制，这是其服刑人地位所引起的必然结果。例如，对服刑人而言，公民在住宅内的活动不受监视、监听的权利是无法实现的；而服刑人通信、会见权因监管秩序的需要而受到一定的限制，服刑人会见的对象和时间等有特定的要求，而来往的信件一般要经过监狱管理人员的检查。

虽然对服刑人来说，隐私权的一般内容中绝大多数都无法实现或无法充分实现，但是从现实情况看，服刑人还享有一定范围内的隐私权，这主要体现在：

（1）服刑人有要求不披露自己的家庭情况及社会关系，以免服刑人本人及家属受到非法骚扰的权利。

（2）服刑人的个人身体秘密和个人事实应受到监狱的保护。监狱管理人员不得对其他罪犯或向他人披露。涉及到服刑人隐私的某些文字材料，如医疗档案、家庭秘密材料等，监狱管理人员应认真保密，不得让其他犯人掌握。

（3）服刑人有关改造生活的照片、文字材料等，未经本人许可，不得在社会上公布、发表。

在服刑人隐私权保护问题上，应重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要处理好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对服刑人隐私权的保护，要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确保监管安全为前提，当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有关或涉及犯罪时，应当服从公共利益的需要。例如，服刑人入监前，必须如实交待生活经历、家庭情况、婚恋情况、家庭地址等；在服刑期间，为了保证监管安全，法律授权监狱可以对服刑人搜身、检查信件和服刑人自己保管的其它的物品，还可以监听服刑人与亲属的会见，但这些限制服刑人隐私权的行为在实体和程序上都应当具备合法性。另一方面，应注意服刑人的隐私并不全部与公共利益相关，对与公共利益不相关的那些隐私，应努力予以保护。

其次，监狱应坚决杜绝某些侵犯服刑人隐私权的行为。在行刑改造实践中，常有这样一些侵犯服刑人隐私权的行为，如：有些监狱在对新收进服刑人行身体检查中，习惯叫全体服刑人集中在一起，脱光衣服，使个别身体残疾或隐疾的服刑人有羞辱之感；有些监狱组织服刑人到社会上进行现身说法时，要求服刑人把个人简历、家庭情况说出来；有些监狱在组织服刑人开展某些活动时，未经服刑人同意，把其照片及个人情况公布出来，向社会进行宣传，甚至刊登发表。这些做法都构成对隐服刑人私权的侵犯，应予纠正。

第三，明确媒体的责任。在服刑人隐私权的保护方面，除了监狱应尽到自己的义务外，社会有关单位和个人尤其是媒体也负有一定责任。应当承认，媒体具有对犯罪案件进行采访报道的自由，服刑人的犯罪行为及同犯罪直接相关的事实，因为涉及公共利益，就不能视为隐私权内容，而排除媒体的报道权利，社会公众也有权了解罪犯的犯罪手段、犯罪过程、危害后果等犯罪行为的信息。但是，媒体不能以公共利益为借口随意扩张自己的权利。当前，社会上许多报刊杂志经常报道各类真实的案件，许多电视台也开辟了不同形式的真实案件追踪报道栏目，这对公民法制意识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有一些媒体忽视对涉案服刑人的隐私权保护，将其某些同犯罪无关的个人信息予以公开，这些行为构成对服刑人隐私权的侵害，应当加以纠正。应当强化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尊重服刑人隐私权的意识，明确除法定服刑人隐私权限制的情形外，媒体公开有关涉及服刑人隐私的内容必须事先得到服刑人的同意，否则即构成对其隐私权的侵害。

五、关于服刑人生育权问题

从各国监狱行刑实践看，即使已婚服刑人，在监狱服刑期间一般都不被允许行使生育权利，这主要考虑到对监管活动的影响，同时，也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生孩子，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也会有不利影响。但是，随着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不少国家都出现了在押犯人希望通过人工授精让妻子怀孕生子的问题。对此问题，各国的法官们态度并不完全相同。

有的国家通过司法判决承认了服刑人通过人工授精让妻子怀孕生子的权利。例如，2006年6月14日，以色列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允许杀害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的凶手阿米尔以人工授精的方式让妻子受孕。以高等法院法官在判决书中表示，尽管阿米尔已被判处终身监禁，但基于人权和以色列基本法，不应阻止阿米尔以人工授精方式让妻子怀孕。2006年7月9日，一名意大利法官裁决一因谋杀而被判终身监禁的黑手党老大马多尼亚，可以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育子，相关费用由公共医疗部门承担。

也有的国家对此持保守的立场。如英国的一个案子。犯人科克·迪克逊，因谋杀罪被判无期徒刑，正在英国的多佛盖特监狱服刑。他的妻子罗兰曾与他在同一监狱服刑，2001年，两人在监狱结婚，罗兰不久后刑满获释。由于罗兰已接近绝育年龄，夫妻俩很希望能够生一个孩子，但是，迪克逊正在坐牢，两人生儿育女的惟一希望寄托在了人工授精上。为此，他们向一家英国法庭提交了申请。但是，法庭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而他们随后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的上诉也遭到了驳回。2006年年4月18日，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裁定，犯人虽然有结婚和组建家庭的权利，但是无权要求进行人工授精。日前，他们再次上诉到欧洲人权法院，希望能够感化法官，圆他们生儿育女的梦。

在我国，近几年也出现了关于罪犯生育权问题的讨论。2001年8月，浙江妇女郑某在其丈夫罗某被判死刑即将执行的情况下向法院提出借助人工授精怀上爱人孩子的请求，中、高两级法院分别以没有先例和现行法律没有相关规定为由予以拒绝。这一事件受到了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法学界的激烈争辩。有人支持法院的立场，认为死刑犯不应享有生育权；也有人基于人道主义和“法不禁止便自由”原则，认为死刑犯也有生育权，并指责法院拒绝郑某的请求不妥。

尽管上述事件涉及的是已决死刑犯的生育权问题，但同监狱服刑人的生育权问题密切相关，在本质上并不不同。笔者同意一些学者的观点，根据现代法治原则的要求，对公民权利的剥夺应当以列举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果立法上没有明示对某种权利进行剥夺，则应推定公民仍享有此项权利。目前，我国没有任何法律对死刑犯、在押犯的生育权进行规定，因此可以推定死刑犯和在押犯是享有生育权的。当然服刑人享有的权利要转化为现实的权利，还要看其是否具备行为能力。由于服刑人的人身自由被剥夺，其性的权利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因此，其生育权难以像常人那样通过性行为来实现，但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出现了人工授精等人工生殖技术，生育权的实现不再限于性行为的方式，这就使得监禁中的服刑人通过其他途径行使生育权提供了可能。因此，在不违背有关法律和监管秩序的前提下，应当认真对待服刑人行使生育权的要求。当然，考虑到服刑人生育权问题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对此应该持审慎的态度，对于如何保障这一权利的行使，同时解决由此导致的某些矛盾性问题，需要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

六、关于服刑人人体器官捐献权问题

2009年6月，媒体有关一名服刑人想给患有尿毒症的弟弟捐肾，而遭到监狱方拒绝的报道引起社会上的热议，也使得服刑人人体器官捐献权问题引起法学界的关注。对于服刑人是否适合开展人体器官自愿捐献，目前我国监狱管理部门原则上是持否定立场的。根据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司狱字（2006）第194号文件，“在国家对罪犯自愿捐献人体组织、器官作出规定前，不宜在罪犯中开展类似工作。”

笔者认为，司法部监狱管理局上述文件的规定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其出发点一方面是是出于保障服刑人权利的考虑，因为在目前有关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在监狱中贸然开展人体器官捐献活动，很难避免权力滥用、侵犯服刑人权利的现象；另一方面，上述文件的规定也是出于对监狱利益的考虑，因为人体器官捐献毕竟涉及到医学风险问题，如果服刑人在器官移植手术中生命健康发生意外，必然给监狱带来负担和压力。但是，服刑人的器官捐献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在法律并没有明确剥夺的情况下，一概加以禁止，不利于体现对服刑人权利的尊重和保障。笔者认为，应当通过完善有关立法，适当允许服刑人行使器官捐献的权利，同时附加严格的适用条件，避免出现侵犯服刑人权利的一些不正常现象。鉴于服刑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人身自由在监狱的控制之下，对服刑人的器官捐献行为，除了符合《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所规定的捐献器官的一般条件，还应当比普通公民有更为严格的限制。必须切实保障器官捐献行为出于服刑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根据有关国际条约及国内立法的精神，知情同意是器官捐献活动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只有在服刑人充分知情并自愿的情况下，才可以允许其实施捐献器官行为。为此，需要设定严格的程序加以规范。此外，应当避免把捐献器官行为同减刑、假释等行刑奖励措施直接挂钩，以防止服刑人仅仅出于功利目的而贸然做出决定，使捐献器官行为向不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也会在客观上损害服刑人的权利。公务员之家

例如，2002年5月22日，正在在河南某监狱服刑的死缓犯刘某与相恋多年的女友在洛阳市某民政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据称这是有记载的新中国服刑人员登记结婚的第一例。在西方国家，也普遍认为监狱中的犯人只有十分有限的隐私权。例如，1984年在美国发生的赫德森诉帕尔默（Hudsonv.Palmer）案件中，法院认为，监狱官员有权对犯人监舍进行彻底的、不事先通知的搜查，犯人不能认为这种搜查侵犯了其隐私权。

参考文献:

【1】侯国云.刑罚执行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224—227.

【2】徐显明.从服刑人权利到受刑人人权[J].学习与探索.2005(3)。

服刑人员范文篇5

第二章司法所职责

第二条对于社区服刑人员可能脱管、漏管或涉嫌重新违法犯罪的，司法所应将有关情况立即报告区社区矫正办和局领导。

第三条司法所于每月5日前将上个月社区服刑人员定期报告情况报区社区矫正办备案。

第四条司法所于每次公益劳动前一个工作日将参加本次公益劳动的社区服刑人员名单、劳动地点、劳动时间等详细情况报区社区矫正办备案。

第五条司法所于每次集中教育、个别谈话前一个工作日将参加本次教育或谈话的社区服刑人员名单、教育谈话内容、教育谈话时间和地点等工作情况报区社区矫正办备案。

第三章区社区矫正办职责

第六条区社区矫正办应将各司法所汇总的情况及时向局领导汇报。

第七条区社区矫正办应根据各所报备情况，对各司法所开展定期报告、公益劳动、集中教育、个别谈话等工作进行检查。

第四章考核奖惩

服刑人员范文篇6

（一）在社会方面

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已经进入高度机械化生产的社会，迫切要充分利用人的全部潜力来提高生产效率，最大限度地创造利润。如何才能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稳定社会秩序成为美国社会的首要问题。另一方面，行为主义是在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产生的。进步主义运动的目的就是为进行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的稳定。然而，铁钦纳的构造心理学和詹姆斯的机能心理学不能满足美国社会的这一要求。

（二）在哲学方面

行为主义心理学实际上是受实证主义的影响。正如黎黑所指：“整个行为主义精神是实证主义的，甚至可以说行为主义乃是实证主义的心理学。”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和杜威。他们认为实用主义就是强调行为、实践、生活的哲学，立足于现实生活，把采取行为当作主要手段。

（三）在心理学方面

主要是机能心理学和动物心理学的影响。机能主义心理学强调人的意识是适应环境的工具，抹杀了人的意识的指导作用，把人的行为等同于动物的行为，为华生的行为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华生的行为主义正是把机能主义合乎逻辑地推向极端，把机能心理学胜利地过渡到行为主义心理学。

（四）在自然科学方面

1863年，俄国心理学家出版了《脑的反射》一书，指出人和动物的心理活动一样，以反射的方式进行。1910年，俄国心理学家别赫切列夫在其出版的《客观心理学》一书中，主张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心理问题，强调用反射来解释人的行为。20世纪初，巴甫洛夫发现了高级神经活动规律，提出了系统的条件反射理论。指出，由声、光、电等作为条件刺激物所引起的条件反射为第一信号系统条件反射，它是动物共有的；由言语信号作为条件刺激物形成的条件反射是第二信号系统条件反射，这是人所独有的。他认为，一切人的主观活动都是由客体、外界所决定的，提出了有机体与环境相适应、心理与生理要统一的观点。他们都以反射来解释一切心理活动，他认为复杂的高级行为、低级运动反射的复合。这些学说对行为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理论运用

我们知道行为主义心理学在西方心理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理论，尤其是一些关于学习的理论。我国关于服刑人员的教育正在进行改革，虽然行为主义几乎被建构主义打败，但是它的一些观点仍对基础教育有重要补充和启示。

（一）注意奖惩

教育改造是监狱机关对在押罪犯进行的转变思想、矫正恶习的系统性教育影响活动。随着社会新形势的发展，党和国家对罪犯教育改造工作越来越重视，明确要求监狱深入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把降低刑释解教人员的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教育改造工作的首要标准，并全面推行了“5+1+1”教育管理模式。然而，现行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他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错误。监狱警官在日常教育中应该妥善处理服刑人员所犯的错误，保证他们心理健康发展。斯金纳关于惩罚的理论观点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斯金纳的理论中指出运用惩罚时应当慎重。之所以慎重是因为惩罚本身包含了许多不良的因素：第一惩罚意味着监狱警察面对服刑人员的问题没有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法；第二惩罚向服刑人员传达了警察对他的看法和态度，不当的惩罚会动摇服刑人员的自信，破坏警犯关系；第三惩罚会给服刑人员带来情绪上的紧张和不快，不利于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为了使惩罚有效，监狱警察应注意：首先惩罚必须与过错有关。惩罚要有助于服刑人员认识自己的过错；有助于教会服刑人员对自己行为负责，监狱警察不可以随心所欲，想当然地出台惩罚办法。也就是说惩罚与服刑人员所犯错误相联系。其次，惩罚方式与行知指导结合。惩罚只能控制不适当的行为，而不能消除不当行为。惩罚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所以，警察在用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教会服刑人员应该如何正确地做。再次，惩罚须紧接在错误行为之后。如果惩罚与错误的行为相隔时间太久，惩罚会对此行为不起作用。总之，我们要适当运用惩罚。

（二）树立榜样

班杜拉的观察学习，对我国罪犯教育中德育有着重要的作用。服刑人员由于大多数学历低，心理水平低。他们具有极大的模仿心理，很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可塑性大，我们应该给他们提供良好的榜样。在教育教学和日常改造生活中都要注意利用榜样示范。榜样示范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教育手段。所谓榜样示范就是以他人的模范行为，影响受教育者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榜样是培养服刑人员优良品德的典范，是为服刑人员提供思想言行规范要求的物化模式。榜样示范，不仅影响服刑人员的行为，让他们去效法榜样，而且对服刑人员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也会产生极强烈的影响。榜样以具体、生动和崇高的理想形象教育和感染服刑人员，激励他们仿效榜样，像榜样那样认识和处理问题。监狱警察为服刑人员树立的形象一旦潜入他们的心灵，就像明灯一样在他们的心灵里闪光，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实践也证明，榜样示范对服刑人员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对于服刑人员的道德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道理。教育是影响人思想、心理和行为的活动，要高度重视服刑人员优良道德品质的培养，指引服刑人员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完善自我，理解他人，学会与他人和睦相处，懂得感恩和承担一定的社会监狱警官为服刑人员树立榜样时也要注意：第一，从实际出发，适当选择榜样。既要选择具有整个社会和全人类普遍性意义的榜样，同时也要及时引入现时社会生活中的“新鲜”榜样，使这种学习常学常新。第二，引导服刑人员进行榜样分析。让他们通过分析榜样，了解榜样，对照自己，找出差距，明确努力的方向。第三，实事求是地宣传和树立榜样。在宣传和树立榜样时要如实地描述其事实，反映其真正具有的高尚的道德品质。

（三）营造良好的改造环境

行为主义者认为，人类的一切复杂行为都取决于环境的影响。因此必须重视环境对服刑人员道德行为的影响作用，培养服刑人员良好的行为习惯。监狱是服刑人员教育改造的主要阵地。教育改造工作必须同监狱环境的改造联系起来，努力创建理想的监狱文化。情绪积极的人在良好的人际环境里可以寻求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及时宣泄和排解内心的痛苦，并及时获得社会支持系统中的心理支持，建立正向的自我认知体系和自我评价体系，因此，更容易形成健康的人格。教育改造工作效果不佳与没有很好地处理警犯关系和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具有一定的关系，同样的改造内容，在融洽和谐的关系中进行实施，就容易得到服刑人员认同；在不和谐甚至充满敌意的关系中进行实施，就容易遭到拒绝。教育改造工作要注重贴近罪犯的思想与生活实际，结合罪犯的心理与行为特征，适应罪犯回归社会的迫切需要，大力加强积极监区文化的建设，努力搭建亲情帮教和社会帮教平台，注重在日常管教活动中适时渗透积极元素，以培养锻炼服刑人员积极的心理品质，帮助罪犯转变死板、沉闷、单一的改造氛围，努力创建一种“严肃、活泼、紧张、有序”的改造秩序，把监狱建成有利于罪犯服刑、通过改造丰富其人生的一所特殊学校，为罪犯的改造营造一种良好、积极、健康的氛围。

（四）加强服刑人员的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影响个体对活动的选择；影响着个人的表现品质；决定着个体的努力程度和坚持性；影响着人们在处理问题时的思想方法和情绪反应。监狱警察自我效能感是从事罪犯教育改造工作时，对其本身所具有的能力，以及对教育改造工作、对服刑人员的影响程度的一种主观评价。教育改造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狱警察是否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即能否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能力及价值，充分发挥主体的意识和作用，使教育改造的目标得以实现。面对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改革，监狱警察必须重新建构元认知，必须学会在有效的参与中调整自我的角色，必须不断提高对管教行为的预期。监狱警察是管理者和教育者，服刑人员是被管理者和被教育者。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样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服刑人员与我监狱警察同样存在着一种人际关系。服刑人员对我监狱警察在态度上有信服的、有喜欢的、有敬佩，也有抵触的、反感的，甚至是仇恨的，因为监狱警察毕竟是一种对其进行专政的强制力量。服刑人员对警察的人际关系知觉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教育内容的主观判断，影响到消极或是积极地认识或接受，以及对此预先知觉直接产生的情感倾向。要想别人相信你是对的，并按你的意见行事，最好是让人信服你或喜欢你，否则服刑人员很难接受你的观点，并且心理上对你的宣传内容百般挑剔，或者消极地理解即使认为你是对的，在情感上也难以接受。因此我们监狱警察应该依法管理、公正廉明，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和人道主义精神，才能得到绝大多数罪犯心理上的接纳。多项调查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的高低与服刑人员的改造学习及身心健康密切相关。在学习方面，自我效能感会影响服刑人员学习活动的动机、参与改造的兴趣、个人目标的确立、对待困难的态度、付诸努力的程度、因果思维（归因）的方式等。在身心健康方面，自我效能感会影响服刑人员的认知调控、情绪反应、活动效率、思维能力、人际关系、潜能开发等。具体方法有：增加服刑人员的成功体验；培养服刑人员积极归因；帮助服刑人员设定目标；改进服刑人员改造策略；感染服刑人员积极情绪；引导服刑人员磨炼意志；评价机制激励服刑人员；个体兴趣驱动服刑人员；积极期望看待服刑人员；榜样示范鼓励服刑人员。

三、结语

服刑人员范文篇7

在喜庆千禧迎新春佳节之际，我们迎来了新禧年的第一个减刑、假释大会。这正所谓喜上加喜，庆中有贺，对我们服刑人员来讲：减刑是生命的延续，假释是新生的考验。在今恩赐我们生命，创造新生机遇的减刑、假释之时，请允许我代表全体服刑法人员向尊敬的人民政府、敬爱的各位领导、热情关怀我们的全体“特殊园丁”真诚地道一声：谢谢你们的帮助！谢谢你们的教育！谢谢你们的真诚！向为减刑、假释工作辛勤操劳、竭尽努力、忠守职责、严格执法的中级人民法院、**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司法人员表示深深地感谢！向减刑、假释和获得自由回归社会的朋友们表示忠心的祝贺！

长期的改造生活使我们深切的感受到：虽然判刑入狱，咎由自取。但身陷囹圄是不幸的，然而，能在××监狱服刑改造是不幸中的万幸。（来自）在这里合法权益受到保护、人权得到尊重、诚实改造形成风气、贡献突出受到奖励。人人努力学习，个个积极劳动，发挥一技之长，报效政府关怀，形成改造新风气。人民政府忠实地执行党的监狱政策，监狱领导竭尽全力为我们创造良好的改造环境，使我们在改造中受到教益。在这里改造，我们反思——惭愧，无地自容，在这里改造，我们感悟——良知，备感自责；在这里改造，我们意识——人生，无限美好；在这里改造我们真正体会到：殊路同归唯有人间正道……。

说句心理话，哪个服刑人员不想减刑，哪个同犯不愿早日回家。然而，常想想回家，不如常想想减刑，常想想减刑，不如常想想自己的改造言行……。只要大家记住政府的教诲，珍惜改造环境；只要大家顾大体、识大局、维护集体荣誉；只要大家清醒身份意识，不望责任和义务；只要大家肯流汉、勤努力，下次减刑会有你。

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有一句明言：我只相信一条，灵魂是在劳动时产生的，劳动是一切灵感的最好医生。请人民政府放心，我们一定遵守监规纪律，牢记罪犯行为规范，积极改造，用我们的劳动汗水洗涤灵魂。请让我以诗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

在我崇拜你之前/我以为世界是个荒原/从我崇拜你开始/我才感受到世界是个乐园/过去的许多岁月/对我像一缕轻烟/当我接受改造时/虽然痛苦/却总感觉到许多庆幸在身边/你眼底一丝光彩/抵的住万语千言/你唇边灿烂一笑/就是我欢乐的源泉/在这个大墙内的世界/有了你/我才感受到命运是何等周全/总有那么一天/让我们牵手跨越那条白色的警戒线/如果有缘/让我们在墙外握手相见，共享兰天。

服刑人员范文篇8

在喜庆千禧迎新春佳节之际，我们迎来了新禧年的第一个减刑、假释大会。这正所谓喜上加喜，庆中有贺，对我们服刑人员来讲：大秘书网减刑是生命的延续，假释是新生的考验。在今恩赐我们生命，创造新生机遇的减刑、假释之时，请允许我代表全体服刑法人员向尊敬的人民政府、敬爱的各位领导、热情关怀我们的全体“特殊园丁”真诚地道一声：谢谢你们的帮助！谢谢你们的教育！谢谢你们的真诚！向为减刑、假释工作辛勤操劳、竭尽努力、忠守职责、严格执法的中级人民法院、**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司法人员表示深深地感谢！向减刑、假释和获得自由回归社会的朋友们表示忠心的祝贺！

长期的改造生活使我们深切的感受到：虽然判刑入狱，咎由自取。但身陷囹圄是不幸的，然而，能在××监狱服刑改造是不幸中的万幸。在这里合法权益受到保护、人权得到尊重、诚实改造形成风气、贡献突出受到奖励。人人努力学习，个个积极劳动，发挥一技之长，报效政府关怀，形成改造新风气。人民政府忠实地执行党的监狱政策，监狱领导竭尽全力为我们创造良好的改造环境，使我们在改造中受到教益。在这里改造，我们反思——惭愧，无地自容，在这里改造，我们感悟——良知，备感自责；在这里改造，我们意识——人生，无限美好；在这里改造我们真正体会到：殊路同归唯有人间正道……。

服刑人员范文篇9

主要从服刑人员享有的人身权利的特点、范围、缺损和救济等相关方面来分析，力求从务实的角度，展现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

关键词：服刑人员人身权利保障

自**省**市的**提出通过人工授精为判决为死刑(并未生效)的丈夫实现生育权(宪法权利)以来，国内先后发生了多起有关服刑人员人身权利的争议，参与者遍及社会各个领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那么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有什么特点呢?其权利范围有多大及其怎样行使?我们应如何保障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呢?这是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需要探讨的问题。

一、监狱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的特点

现在刑罚理论的折中主义(改造与惩罚相结合，传统的报应刑或教育刑理论在世界各国已经遭摒弃)已经得到各国的普遍接受，但是目前西方各国的刑事司法体制仍然是以促使罪犯早日复归社会为基础建立的，因此对于罪犯的人身权利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放纵现象，如一些北欧国家的监狱就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定期请妓女来监狱居住，其理由是刑罚并未剥夺罪犯性生活的权利。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由于对罪犯的处遇过分“人道化”，赋予其过分的人身权利，造成北欧国家重新犯罪率普遍高达70％-90％。虽然不能说人道和教育刑理论必然导致罪犯自由过分宽泛，但是由于它逐渐背离刑罚的最初目的，因而必然由于过分从所谓的人道和教育出发关注罪犯个体，所以造成了对罪犯人身权利问题的处理出现了矫枉过正的趋势。只有正确了解了服刑人员人身权利的特点，才会尽量避免出现上述问题。众所周知，罪犯的人身权利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他们依然是公民，理应享有除被刑罚依法剥夺的自由以外的，一般公民所具有的人身权利，从国外立法来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指出：“宪法与美国的监狱之间并无铁壁隔耳。”从我国立法来看，《宪法》第33条、《民法通则》第10条、《监狱法》第7条等都有相应的规定。但是，服刑人员毕竟不是普通公民，他们由于实施了危害社会的犯罪

行为而受到刑罚处罚，而刑罚本身就意味着罪犯权利的剥夺和限制，因此这就决定了罪犯的人身权利在具有一般公民的人身权利的普遍性的同时，还具有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罪犯享有的人身权利的范围与一般公民相比具有特殊性，二是罪犯在行使其应有的人身权利时，其行使内容和方式受到制约，与一般公民相比也具有特殊性。

1.1服刑人员人身权利范围的特殊性

服刑人员到底应享有哪些人身权利?哪些人身权利应该是被剥夺或者限制的?或者说他们享有人身权利的界限到底是什么?这其实就是服刑人员人身权利不同于一般公民的特殊性。一般公民享有完整的人身权利，而服刑人员由于其犯罪行为，被刑罚剥夺了人身自由，事实上，就是回答刑罚到底应剥夺或者限制服刑人员的哪些人身权利。从我国情况看，已经普遍接受刑罚对于犯罪人同时具有惩罚和改造功能，并认为改造功能是我国刑罚对犯罪人的主要功能。那么在此前提下我们讨论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的范围，就应该同时考虑到刑罚的惩罚属性和教育改造属性。但是，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强调刑罚对罪犯应当具有的惩罚性。这是长久以来被我们忽视的一个方面。只要有犯罪就有惩罚，犯罪不止，惩罚就不会消亡，报应性惩罚是维护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从这一意义上讲，以使人痛苦为特征的惩罚什么时候也不会消失。无论怎样人道或如何尊重其人格，无论如何强调自由和权利，都不能改变其基本属性。刑罚的惩罚性决定了罪犯不可能也不应该像一般公民那样享有完全的人身权利，他们享有的人身权利的范围应该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应该是什么?

实践中以及理论界都有人认为就罪犯人身权利这一问题来说，法律如果没有明文规定剥夺的，罪犯就可以享有。我们必须承认，刑罚的确不应增加其固有的惩罚，这是保障罪犯基本人权的需要。根据《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57条规定：“监禁和使犯人同外界隔离的其他措施因剥夺囚犯的自由而导致囚犯不能享有自决权利，所以使囚犯感受折磨。因此，除非为合理隔离和维持纪律等缘故，不应加重此项事实本身所固有的痛苦。”也就是说应禁止在执行刑罚的过程中给罪犯造成判决以外的额外痛苦，剥夺其本人不应剥夺的权利。具体到本处就是，这种固有的惩罚是不是只包括法律明文规定剥夺限制的人身权利，除此以外，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罪犯都可以自由行使?

不可否认，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禁止”。凡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都应当属于公民的个人自由范畴。罪犯被判处刑罚投入到监狱服刑，刑罚剥夺了其人身自由，而对于其他方面的人身权利，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罪犯在服刑期间是否有性生活的权利，法律的确没有规定属于刑罚剥夺的自由范围，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认为，罪犯应当享有这些权利呢?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因为这个的前提是错误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剥夺并不意味着法律就没有禁止。我们可以说，监狱本身就代表着“禁止”。在这里，监狱并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还代表着一个符号、一个范围。刑罚剥夺限制罪犯的人身权利本身就内在地包含在监狱范围内所剥夺和限制的一切活动。惩罚是最基本的，那么由惩罚所必然导致的痛苦也是最基本的。剥夺限制罪犯的自由是一个手段而非最终目的，他要通过一些中间环节使罪犯感受到痛苦，这些中间环节就包括着罪犯失去理所当然包含于刑罚剥夺限制罪犯的自由的范围之内，对于罪犯这些人身权利的剥夺限制本身就属于刑罚的固有惩罚范围之内，或者说，这就是罪犯享有人身权利范围的限度。

1.2服刑人员行使人身权利方式的特殊性

服刑人员因其犯罪行为而被判处刑罚，因此其部分人身权利被剥夺限制，而对于被剥夺限制的部分人身权利，监狱为了维持正常的监管秩序以及惩罚改造罪犯，在罪犯行使其合法人身权利时，对于其行使权利的方式也要进行一定的限制，“毫无疑问犯人的权利要求受到双重限制，一方面他们对别人干下坏事，这个事实限制了他们；另一方面监狱的行政管理要求严格约束行动，这个事实也限制了他们。”(见《美国矫正政策与实践》)。这种限制是必要的，是基于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建立良好的监管秩序而规定的，这种限制是一种法定的、理性的保护。按照我国《民法通则》规定，16～18岁或者18岁以上公民都可以在符合条件时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对于监狱内的服刑人员除了受到民法上类似的限制(年龄)外，其行使人身权利还要受一些特殊因素的限制。

1.2.1行为自由的限制

对于在监狱内的服刑人员来说，他们的行动被限制在监狱内，即使他们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也不可能亲自行使法律赋予他们的一切人身权利。一般来说，罪犯亲自行使人身权利只能在监狱范围内进行，如果超出监狱活动的范围就应由其委托人代为行使。具体来说，罪犯的人身权、财产权等人身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行使权利。如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婚姻自主权、发明权、专利权等人格权和知识产权在监狱内罪犯本人可以自己行使。而对于其留置于监狱外社会上的财产所有权等物权、债权、继承权等，法律虽然同样赋予保护，但是罪犯一般只能委托人代为行使。人身权利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人身权利既可以由民事主体亲自实现，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实现。罪犯在监狱内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必然要通过委托人代为行使部分人身权利。制度产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可以扩张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范围，这正好可以弥补罪犯充分行使其人身权利时的不足。罪犯人身自由被限制的状态并不否定其应享有的人身权利，只是决定了相当一部分权利的行使要通过的形式进行。这也是刑罚对罪犯行使人身权利的方式的限制。

1.2.2有关法律、法规的限制

虽然服刑人员的合法权利应当受到保护，但是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是罪犯行使其人身权利的前提，以财产权为例，按照法律规定，罪犯除了被附加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以外，其合法的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非法占有其合法财产或妨碍其自由处置其财产。另外，为了维护正常的监管秩序，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对罪犯行使其财产权利的限制，《监狱法》第十八条规定：“罪犯收监，应当严格检查其人身和所携带的物品。非生活必需品，由监狱代为保管或者征得罪犯同意退回家属，违禁品予以没收。”第四十九条规定：“罪犯收受物品或钱款，应当经批准、检查。”

总之，现行的法律法规对罪犯行使其人身权利的范围以及方式都做了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有利于对罪犯的惩罚改造，也有利于保证监狱的正常秩序和安全，是必要的。

二、我国立法中关于服刑人员人身权利的范围

2004年《宪法修正案》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庄严地写进了宪法，而司法部在2004年颁布了《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将“罪犯”改称“服刑人员”，说明在我国进入人权时代时监狱并未脱节，保障罪犯人权已经成为重要的监狱工作。人身权利则是人权应有之意。服刑人员，即是共同意义上的在监狱服刑的服刑人员，其身份仍然是公民，这一认识就意味着，服刑人员必须存在一定的人身权利和与民事有关的一些利益，这些人身权利和利益，是服刑人员生存的保证和根据。但是，服刑人员由于负有履行一定的刑事强制义务，对于民法为一般公民设定的权利和相关的利益，需要经过刑事强制义务修正后，才能适用于服刑人员。那么，公民的人身权利及其相关利益的范围是什么呢?民法学者根据自身的认识有不同的见解，按照传统的成文法观点，主要有人身权、物权(德国民法典看法，我国采用的此概念)、债权、知识产权、婚姻家庭权以及继承权、会员权等，这些权利是权利集合，其又由很多下位权利组成。比如：人身权又可细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前者又可分为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由于我国政府历来非常注重对罪犯的人身权利的保护，在《中国改造罪犯的现状》白皮书中指出：“罪犯享有财产、继承等方面的人身权利。罪犯入狱前的合法财产，依然受到保护，罪犯有行使收益、处分的权利。罪犯依法享有继承权。罪犯在服刑期间的发明权、著作权，均受到法律保护。罪犯有提出离婚的起诉权和不同意离婚的答辩权。”从我国目前的立法情况来看，罪犯享有的人身权利，只有少数几种被法律明文规定加以撤销或剥夺。主要包括我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护人合法利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比如，因构成遗弃罪或虐待罪而被判处刑罚的罪犯，人民法院可以撤销其对被遗弃者或受虐待者的监护权。还有我国《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如果罪犯因上述原因而犯罪的，不仅受到刑罚处罚还丧失其继承权；另外，目前我国的监狱部门仍在适用公安部1982年2月18日下发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对于在押罪犯服刑期间的部分人身权利，如结婚权、著作权等，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目前现有的法律法规，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文剥夺或限制罪犯的人身权利的内容并不多见，可以说，至少在国家立法的层次上，我国的罪犯享有的人身权利具有广泛性。

三、我国服刑人员人身权利的缺损和救济

如前所述，服刑人员在立法上享有的人身权利是比较广泛的，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加以详谈，在这里，本人就从最基本的几个方面入手。谈谈在司法实践中，最热点的几个具体的权利及其救济。对监管管理人员和对罪犯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实生活中罪犯人身权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损。罪犯人身权缺损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罪犯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丧失了社会的同情，社会上普遍认为，罪犯应该承受比其他人更多的肉体痛苦。二是从罪犯本身来说，在其经受了犯罪追诉与刑事审判以后，自信心往往受到极大挫伤，权利意识明显下降。三是罪犯权利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处于不定状态的，有些权利的享有是附条件的，有时取决于对特殊义务的履行。比如，在狱内违纪违规会受到相应的禁闭处罚，或造成管束升级，使其进入严管状态，其人身强制程度明显加重。

3.1服刑人员健康权的问题

3.1.1存在超时、超体力劳动的现象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7条规定：“监狱劳动不得具有折磨性质，服刑囚犯都必须工作，但以医官断定其身心俱宜为限。”第75条规定：“囚犯每日及每周最高工作时数由法律或行政规则规定，但应考虑到当地有关雇用自由工人的规则或习惯。”我国《监狱法》第71条规定：“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劳动工时的规定执行；在季节性生产等特殊情况下，可以调整劳动时间。罪犯有在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休息的权利。”司法部t995年制定了《关于罪犯劳动工时的规定》，对罪犯劳动时间作出了具体规定。罪犯劳动时间应为6天，每天劳动8小时；监狱除了保证罪犯每周休息一天外，在元旦、春节等按照相关规定安排休假；监狱生产部门要延长劳动时间，必须提前拟订加班计划，经监狱狱政等管理部门审核，得到监狱长批准方可实施，事后安排罪犯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根据延长罪犯劳动时间的长短，支付一定数量的加班费。总体说来，我国监狱中，罪犯劳动时间多数不超过8小时，但也有例外。因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导致了国家拨给监狱的经费不太充足。监狱想要解决经费不足的困境，必须自力更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以监养监”的政策，使得某些监狱的工作重心产生了偏离，对罪犯的劳动时间没有按照规定来执行，对罪犯的劳动定额规定偏高，以各种名义延长罪犯的劳动时间。

3.1.2重病罪犯、精神病人罪犯不能完全得到有效医疗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2条规定：“每一监所最少应有一位合格医官，他应有若干精神病学知识。医务室应与社区或国家一般行政部门建立密切联系。其中应有精神病部门，以便诊断精神失常状况，适当时并予以治疗；需要专科治疗的囚犯，应当转往专门院所或平民医院，如监所有医院的设备，其设备、陈设、药品供应都应符合患病囚犯的医药照顾和治疗的需要，并应当有曾受适当训练的工作人员。”很多国家通过设置医疗监狱来关押患有精神病和其他严重疾病的罪犯。设置医疗监狱对于患有严重疾病罪犯的有效、及时治疗；对于解决监狱中的医疗设施不足、医疗技术匮乏和医务人员缺乏的困难；对于对患病罪犯的有效监管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我国目前没有设置医疗监狱，使患病罪犯的治疗、监管得不到有效的保证。保外就医是监禁刑社会化的一种行刑方式。在我国保外就医主要是根据罪犯的受刑能力所采取的刑罚变通做法。保外就医的适用对象适用于患有严重疾病的有期徒刑罪犯和拘役罪犯。但在实践中，保外就医程序设计不合理，不便操作。《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罪犯患有严重疾病可以保外就医。1990年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发《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将保外就医的法定条件确定为：身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的；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的中慢性疾病长期医治无效；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理的。对以上保外就医的规定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执行程序。监狱和监察部门基于对社会安全的考虑，对保外就医的适用非常谨慎，因此程序运作有时在半年以上，以致患病罪犯贻误救治。我国监狱法律制度中应增加对服刑人员就寝床位的规定，明确规定服刑人员监舍卫生设施标准，系统地规定监狱医生的职责，建立监狱的精神病医生制度。

3.2服刑人员结婚权的问题

在以前，公安部门是不允许服刑犯人结婚的。1982年，公安部颁布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规定：“犯人在关押或保外就医、监外执行期间，不准结婚。”这也是我国历来的法律法规中对未婚服刑人员结婚作出的禁止性规定。但是，我国现行的《婚姻法》以及2003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都没有禁止服刑人员结婚的规定。2003年2月19日，公安部向甘肃省公安厅下发了公监管[2003]28号文件，该文件的主要内容是：结婚是公民的一项人身权利，监所服刑人员服刑期间如申请结婚，应当允许其办理结婚手续，但应保证监管安全。具体事宜由当地民政部门办理。这一文件的出台，修正了公安部1982年的规定，由反对服刑人员结婚变为同意部分服刑人员结婚。民政部2004年3月29日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民函[2004]76号)，规定了“服刑人员婚姻登记应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并出具有效的身份证件”。上述两份法律文件都明确规定了服刑人员有结婚的权利，但是服刑人员结婚有其特殊性：首先，服刑人员结婚权的不完整性。服刑人员在履行完法定的结婚登记手续后，仍然要回到监狱，不能和普通公民那样举行结婚仪式、与其配偶同居和生育等。有的监狱现行的“特优会见”不是服刑人员结婚后必然可以享受的待遇。当然目前服刑人员提出结婚申请的主要有为未婚生子女入学考虑、监所外的女方强烈要求结婚两种情况。其次，服刑人员结婚的非自主性。服刑人员结婚要事先向监狱申请，只有通过监狱的审查并由监狱作出专门安排后，服刑人员才能参加结婚登记。最后，服刑人员结婚的有条件性。服刑人员结婚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部门办理婚姻登记手续，而服刑人员出监是有严格的限制条件的。只有在确定服刑人员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害性很小的前提下，才可能允许服刑人员出监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实践中有这样的问题，作为服刑人员，人身自由依法被剥夺，他们履行登记结婚以及履行婚姻义务或实现婚姻权利，在客观上已无法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实现，要实现这一权利，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机关就要为服刑人员结婚登记提供便利，到犯人监管场所现场办公。但从行政程序上讲，这种特殊照顾并不是民政部门的义务范围。同样，此前已有的监管人员陪同服刑人员去登记结婚，但监管方也并无这一义务。为方便服刑人员实现结婚权，可以考虑出台更加“人性化”的措施，比如日本的服刑人员提出结婚申请后可以委托登记，不必亲自到婚姻登记部门，我们认为，解决服刑人员结婚难题的对策之一就是改革婚姻登记办法，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委托登记结婚。但是我国《婚姻法》规定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部门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如果允许服刑人员委托登记结婚的话，必须修改《婚姻法》，而对于修改《婚姻法》这样的基本法律，不论在法律修改程序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无疑是一件难事。因此，巫昌祯教授建议，服刑人员结婚的程序如结婚登记等事项的具体操作，应当由监狱管理机关与民政部门协调后，制定出具体的实施办法。让服刑人员可以更快地回归社会。如果在对待服刑人员结婚问题上，有关部门能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意见，保障那些想结婚的服刑人员实现自己的权利，对于更好地改造罪犯，使他们将来很快地融入社会，无疑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3.3服刑人员同居权的问题

前几年，我国不少监狱推出了“特优会见”、“亲情会见”、“夫妻房”等“特殊政策”或“优惠待遇”来满足服刑人员及其配偶的同居需要，以稳定和巩固服刑人员的婚姻和家庭。可是当具体操作时出现一些违法犯罪、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以及“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和媒体的炒作时，有些监狱就停止了“特优会见”。反对的人认为，同居权是否可看做是犯人的权利。如果是犯人的权利，同居权就应该平等地赋予给每一位服刑的犯人。但前提必须是平等的，同居权不能专属于某些犯人，不能成为极少数人的“特权”。然而，这样的“权利”对于在押犯来说，却有违刑罚的目的。徒刑类刑罚是以通过限制犯人的人身自由来实现的。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在押犯一定不能享有“同居会见权”，但作为在押犯，他已经失去了行使“与配偶同居权”的可能。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还谈何同居权?另外，监狱为服刑人员提供与配偶“同居”方便的权利没有法律依据；监狱如何挑选允许与配偶同居的服刑人员；根据法律，怀孕的女性服刑人员不能在监狱中服刑，女犯跟配偶同居，如果怀孕了怎么办。赞成的人认为，对已婚犯人要求感情和生理交流的权利，法律没有权利剥夺。按照现代司法理念，一个人因自己违法被关进监狱，他只是法律意义上的“罪人”，因而，除了法律规定必须强制剥夺的那一部分权利之外，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情感交流，生理需要，是不能被剥夺的，相反，由于服刑人员所处的特殊环境，他们的基本权利在某些方面更应该得到理解、同情和尊重。我们认为，服刑人员服刑期间与其配偶的同居权虽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事实上法律并未剥夺服刑人员的同居权。司法部应尽快制定明确具体的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各省监狱管理局及各个监狱都要制定相应的操作性规定或制度，把“特优会见”措施规范化、制度化，明确服刑人员能够与配偶同居的条件、要求、纪律和费用，把握好“遴选”机制，并且作为“狱务公开”的一项内容，接受全体服刑人员和社会的监督。为了避免女犯因同居导致怀孕进而逃避法律制裁，监狱可以要求获得同居会见的女犯签订有关协议，保证其在同居会见期间避免怀孕。在思想上统一、理论上成熟以及实践中不断完善后，有必要在《监狱法》中确认“特优会见”措施，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从而有利于保障服刑人员的“同居权”。

3.4服刑人员隐私权的问题

所谓隐私，一般是指仅与特定人的利益或人身发生联系且权利人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私人生活和私人信息。服刑人员作为一名“特殊公民”，一方面，其隐私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换言之，罪犯在服刑期间，基本上不享有或享有很少的隐私权；另一方面，随着监狱行刑的现代化、文明化和法制化，服刑人员有限的隐私权也应受到保护。服刑人员隐私权的限制主要是为了保障监狱行刑权的有效行使，保证监狱安全稳定和有效教育改造服刑人员。在此前提下，从尊重服刑人员人格、维护服刑人员权利出发，服刑人员也享有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隐私权，对此，有关国际准则和有关国家立法、法院判决都有明确的阐述或者从阐述中可以推定出保护服刑人员隐私权的精神。《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45条规定：“囚犯被送入或移出监所时，应尽量避免公众耳目，并采取保安措施，使他们不受任何形式的侮辱、好奇的注视或宣传。”随着我国监狱行刑的法制化、文明化和现代化，服刑人员的合法、合理的隐私权要求也越来越得到尊重和保护。

《监狱法》第18条规定，女犯由女性人民警察检查；第40条规定，女犯由女性人民警察直接管理；第47条规定，罪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受检查。在行刑实践中，很多监狱都严格遵守上述法律法规，并根据实际情况推出了一些“人性化”措施。如北京女子监狱对卫生间、浴室等特殊场所均采用磨砂玻璃门窗，使服刑人员在这些特殊场所活动时监控中均呈现出动画式、剪影式影像，既保证了监管安全，又保护了服刑人员的隐私权。

服刑人员范文篇10

“一位国家公务员、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和一个罪犯之间，只是一念之差，一步之遥。”这是日前中共宜宾市委一位副书记在听取服刑人员现身说法后发自内心的感叹！

6月10日，四川省宜宾市召开有500多名副县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参加的大型党风廉政警示教育会，4名原是机关或企业党员领导干部、后沦为罪犯的服刑人员，以沉痛的心情讲述了他们“贪婪走上犯罪路、侥幸终成阶下囚”的亲身经历。服刑人员讲完后，又由4位律师分别进行了点评。

这次党风廉政警示教育会在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一位机关党员领导干部说：“听后震动太大了，让人感到教训深刻，‘廉洁自律’千万不可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