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苏范文10篇

复苏范文篇1

1997～1999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

1.经济结构改革、调整进展缓慢。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下同）在70年代起开始实施依靠引进外国投资发展面向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形成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带动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形成了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和高度依赖电子、电机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贸易结构。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后起新经济增长区（中国、越南、印度）的激烈竞争，为此它们在90年代初提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的战略目标，但进展却十分缓慢。出口增长速度逐步趋缓，加上1995年起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国际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东盟四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金融自由化政策实施得过早、过急。80年代末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速度不断加快。但是与新加坡、香港相比，甚至与台湾相比，它们的金融市场体制都并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强，金融管理技术不成熟。金融自由化固然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入，但在条件不完备的背景下却容易形成一种在缺乏防范、缺少制约手段的条件下把吸引国际资金放在首要目标（不仅是长期直接资本投资的流入，更多的是短期借款甚至是投机资金的流入）的金融体制。这就容易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操纵当地金融市场以牟取暴利，把当地金融市场搞乱后又迅速撤走资金的机会与条件，并形成以房地产、股市为中心的“泡沫经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区。其中泰、马、印尼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导致菲律宾居民对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发的。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1.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受影响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内发的、迅速引发的和全面触发的。这直接起因于其内在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与金融政策失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股市，从而形成“泡沫经济”成分较大、不良债权比率高、外债数额庞大等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端。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问题；(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小。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企业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

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社会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况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响程度比东盟四国大得多，其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东盟四国的下降幅度。(2)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是重灾区，到了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尽管它们的国内经济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良债权处理也还不彻底，但它们对美国市场、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响程度也较低。(3)东盟四国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及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加之其出口产品多为信息电子产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在东盟四国中也最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国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

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除了电子产品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与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显的差异，两次衰退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1997年7月～1999年6月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导因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制、企业债务危机等问题。而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锐减）传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衰退（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南亚国家虚拟经济的巨大影响，而第二次衰退则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有第一次大，新、马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具体而言，2002年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为：

1.各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成效。鉴于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系国际需求锐减的结果，2002年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加上全球利率水平走低，国内需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

泰国政府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又采取降低利率、向居民提供消费贷款和创业基金、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宣布从2003年1月起实施“减税计划”，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2002年泰国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4.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5.9%。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上半年泰国内需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出口，这与以往泰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情况相比乃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泰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由单轨转向双轨。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经济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企业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

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róng＠①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目前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促进了东盟成员间及东盟成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2002年菲律宾的出口增长9.1%，是东盟老成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5.4%，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对美国的出口则衰退了3.6%。马来西亚、泰国与新加坡的出口则分别增长6.7%、5.4%与2.7%。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各国电子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2003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响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

属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研究它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与自由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这一过程虽可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但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一过程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更为不利，而且经济越是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是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就越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尚未充分整备、金融管理体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过度、过急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可能遇到的挑战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判断，必须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谨慎地、逐步地、稳妥地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

2.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起实施了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1986年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倾向，使经济取得迅速增长。但它们对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结构性弊端却没能采取正确的、有效的措施及时纾解。例如，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贸易地区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商品过分集中于近10年来国际市场需求较大的信息技术产品与电子产品（主要为零部件、部分是成品），出口制品多半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收支呈现长期逆差，外资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装配工业，对国内经济的带动性不强，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得到改造，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程缓慢，等等。这些经济结构性沉痼正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两次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应该承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引进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和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资本投资的有利时机，中国应将这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高潮有效地化为提高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大好条件，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3.健全金融体制、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和及时调整金融政策是防止爆发金融危机的关键。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起因于其金融危机，除了上述金融市场、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管理与监督能力薄弱之外，未能及时采取灵活的金融政策也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以泰国为例，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政策的失误：(1)在出口竞争日益激烈、出口增长速度长期趋缓的形势下，仍然没有调整货币汇率政策。(2)放松对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的监管，以致于让大量的银行贷款投入到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一旦房地产热、股市热导致的“泡沫经济”破灭，不少企业倒闭，呆账、坏账大量出现，银行倒闭，外商迅速撤走资金，使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乘虚而入。(3)过于重视引进国际资金，而忽视了对国际资金流入结构、流向进行监督与管理。(4)用高利率吸引外国资金流入，泰铢利率高于美元利率，导致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利用利率差价进行投机，搞乱泰国金融市场。这些金融市场、体制、管理与政策方面的缺陷与失误，是值得中国认真吸取的教训。

4.东南亚国家在两次经济衰退期间均能有针对性地、比较及时果断地采取一些有效的政策应对。它们在第一次经济衰退前期，采取了以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为主要内容的政策应对，先取得金融与经济形势的稳定，然后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形势下及时地采取放宽财政金融紧缩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特别是马来西亚政府敢于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与条件，对外资投资流动采取管制的严厉措施以求得金融形势稳定的改革经验尤为值得重视。东南亚国家在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针对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这一起因，采取了扩大内需、调整出口市场、加速亚太地区区域内和东盟地区区域内经济合作步伐等政策应对，从而在2002年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形势下，取得了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2.3%回升到3.6%的经济复苏。这些政策应对方面的宝贵经验也是值得中国吸取的决策财富。

【参考文献】

(1)日本贸易振兴会：《贸易振兴会白皮书：投资篇》，东京，日本贸易振兴会，1997～2002年。

(2)日本经济企划厅：《东亚经济》，东京，日本经济企划厅，1997～2002年。

(3)ASIANDEVELOPMENTBANK,AsianDevelopmentOutlook2003,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

(4)张蕴岭、孙士海：《形势与热点问题透视》，载《2002年亚太地区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汪慕恒、周明伟：《2002年亚太发展中地区经济回顾与展望》，载《厦门特区论坛》2003年第3期。

复苏范文篇2

关键词：日本，景气复苏，前景展望

一、景气复苏的概况

(一)GDP增长

因IT泡沫崩溃，日本经济2001年度出现负增长，GDP增长率(实际增长率，下同)比上年度下降1.1%。日本经济从2002年初开始复苏，当年度GDP增长率恢复到1.1%，2003、2004、2005年度分别比上年度增长2.3%、1.7%和3.3%；2006第一、第二、第三季度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3.6%、2.5%和2.7%(参见表1)。

表1新世纪以来日本经济的发展情况(实际增长率，%)

年度历年2006(月)

20012002200320042005200120022003200420051-34-67-9

国内总生产(GDP)

（名义GDP）

国内需求-0.70.41.51.22.30.8-0.91.21.52.52.82.01.7

民间需求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家庭最终消费支出

住宅投资

企业设备投资-1.1

公共需求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公共固定资本投资0.4

总固定资本投资-4.5-3.21.50.74.3-1.4-5.70.31.13.38.44.73.5

商品、服务贸易出口

商品、服务贸易进口-7.1

注:总固定资本投资=民间住宅投资+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公共固定资本投资

资料来源:<日>内阁府《国民经济计算》，2006年11月14日公布。

这次景气从2002年1月开始，到2006年11月已持续了58个月，超过了1965年10月-1970年7月的伊奘诺景气的57个月，已成为战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景气。不过，与伊奘诺景气期间实际GDP年均增长11.5%相比，这次景气期间只增长2.4%，所以在NHK的电视采访中被国民讥讽为“牛步景气”。这次景气的实际增长率虽然不算高，但与上世纪90年代年均1%的增长率相比明显提高。由此，日本经济终于摆脱了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的长期停滞局面。

(二)企业收益增加，破产减少

从2002年开始，日本企业的经营状况就开始好转。2004、2005年度，全产业的销售额经常利润率分别达到4.2%和4.5%，都超过了1989年度的3.9%。2005年度，制造业大企业的销售额经常利润率达到6.08%，是1974年度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钢铁工业经常利润比上年度增加42%，汽车工业和房地产业也都增加了35%以上。由此，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的40%经常利润创历史最高水平，股份分红总额比上年度增加34.7%。

伴随景气持续回升，企业破产和破产负债总额都明显减少了。2002－2005年度，企业破产案件由19807件减少为12998件，破产负债总额由137824亿日元减少为67034亿日元，分别减少34.4%和51.4%。2006年第二、第三季季度，企业破产案件虽然比上年同期有所增加，分别增加1.7%和2.7%，但都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其中，第二季度大型破产负债额比上年同期减少5.0%，第三季度破产负债额比上年同期减少27.5%。

(三)就业形势好转

伴随景气的持续回升，完全失业人数在2002年增加到360万人以后转为减少，2004、2005年分别减少为308万人和289万人，2006年9月末又减少为281万人。结果，完全失业率在2002年达到最高的5.4%后也转为下降，2003、2005年末分别下降为5.1%和4.5%，2006年10月又下降为4.2%。与此同时，有效求人倍率(企业求人数/个人求职数)由1999年12月最低的0.49倍回升到2005年12月的1.00倍,这是1992年以来的第一次；2006年10月又提高到1.08倍。

(四)不良债权基本消除，通货紧缩明显缓解

自泡沫经济崩溃以来，不良债权和通货紧缩就是长期困扰日本经济的两大难题。然而，伴随持续的景气复苏，不良债权基本消除，通货紧缩也明显缓解了。

首先，从不良债权方面看，2005年3月末，日本全国银行的不良债权总额由2002年3月末最高的43.21万亿日元减少为17.93万亿日元，减少58.5%；2006年3月末又减少为13.37万亿日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5.4%。与此同时，日本全国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也由2002年3月末的最高的8.4%，分别下降到2005年3月末的4.0%和2006年3月末的2.9%；其中，七大银行集团的不良债权比例分别下降为2.9%和1.8%。由此，银行不良债权处理在2005年3月末已经达到了金融再生计划要求减半的目标，其中主要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率先达到了正常的水平；2006年3月末，全国银行平均的不良债权比例也达到了正常的水平。

由于不良债权处理已经不再是银行经营的压力，2005年3月末主要银行年度决算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黑字；当年9月末，全国银行年中决算的最终利润合计为21242亿日元，16年来第一次超过了1989年9月末年中决算的12624亿日元，创历史最高纪录。2006年9月，六大银行集团的年中决算又实现了新的最高盈利水平，其中瑞穗金融集团、三菱UFJ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银行集团、住友信托银行合计的当期利润超过了1万亿日元以上。

其次，从通货紧缩方面看，多年来一直下跌的国内企业物价开始回升，2004、2005年分别比上年上升了1.5%和2.1%，2006年第二、第三季度又分别比上年同期上升3.1%和3.5%，10月又比上年同期上升2.8%。消费物价指数2004、2005年虽然都下降了0.1%，但2006年第二、第三季度分别上升0.2%和0.6%。为此，日本内阁府从2006年7月的《月份经济报告》起，就不再提通货紧缩了。新任财务大臣尾身当年10月3日在内阁会议后会见记者时说：作为政府，即使宣布摆脱通货紧缩也是可以的；安倍首相10月4日在参议院会议上也说已经看到了摆脱通货紧缩的希望。尽管如此，但如果扣除石油涨价和其他特殊因素，消费物价实际上并没有提高。所以，内阁府在11月的《月份经济报告》中继续对通货紧缩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并没有宣布已经消除了通货紧缩。

(五)股市和地价转为回升

由于景气持续复苏，多年来一直疲软的股市和地价都出现了止跌回升的局面。从股市方面看，东京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2002年末为843.29点，2003、2004、2005年末分别回升为1043.69点、1149.63点和1649.76点；日本经济新闻社225种工业股票价格2002年末为8520日元，2003、2004、2005年末分别回升为10710日元、11480日元和16050日元，2006年12月1日为16321日元。

从地价方面看，到2006年6月末为止，全国地价一直是下降的趋势，与1990年9月的最高水平相比，全部用途土地的地价下降了75.5%，依然形势严峻。不过，根据日本国土厅2006年8月2日公布的数字，日本土地价格14年来第首次摆脱低迷，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根据《每日新闻》8月8日的报道，东京都23区写字楼空室率自1992年5月以来第一次低于3%。这标志着自上世纪90年代初持续的地价下跌也开始出现了止跌回升的迹象。

二、景气复苏的特点

(一)波动起伏的景气复苏

虽说是景气复苏，但从各季度的经济增长情况看，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波动起伏，两次低谷都出现过负增长。由此，这次景气复苏虽然在时间方面超过了伊奘诺景气，成为战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景气，但走走停停，复苏乏力，难以有大的起色。

第一阶段是景气开始复苏的一年间。这一期间，虽然美国经济好转结束了日本2000年末IT泡沫崩溃以后的库存调整，带来了出口扩大，但由于当时日本企业的主要精力放在调整“三过剩”方面，结果抑制了设备投资和个人消费，致使景气复苏非常缓慢。因此，以2002年下半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导致出口减少为契机，景气从第四季度开始走下坡路，2003年第一季度出现了比上季度下降0.2%的负增长。

第二阶段从2003年下半年到2004年初。一方面，中国出现新一轮高速经济增长带动了日本出口扩大；另一方面，企业“三过剩”调整初见成效，企业收益增加带来了设备投资增加和失业率下降，雇佣者收入也停滞下降，景气在2003年第四季度达到了顶点。2004年第二季度以后，因全球信息化设备投资疲软，日本半导体的出口和生产都受到影响，景气复苏放慢，第二、第四季度分别出现了比上季度下降0.2%和0.1%的负增长。

第三阶段从2005年开始到2006年11月。这一期间，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全球信息化设备需求增加再次带动了出口扩大；另一方面，虽然出现了油价上涨的局面，但在企业收益和设备投资继续增加的情况下，雇用和个人消费都有所改善了。因此，2005年除第三季度增长率明显下降外，其余三个季度都保持了稳定的增长；进入2006年以后，以上年末开始的以设备投资和个人消费等民间需求扩大为中心，景气继续保持了复苏的势头，从而形成了战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景气。

(二)出口带动的景气复苏

在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外贸易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次景气复苏也不例外。根据表1的统计，日本对外商品、服务贸易的出口自2001年起连续4年出现了较快的增长，2001、2002、2003、2004年度分别增长11.4%、9.7%、11.4%和和9.1%；2006年第一、第二、第三季度，又分别增长13.4%、10.3%和10.1%。

(三)民间主导的景气复苏

新世纪以来，在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空前增加的形势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实施财产重建的政策，连年压缩了财政预算特别是公共投资的规模。由此，公共投资连年减少，公共需求就拉了景气复苏的后腿。根据表1的统计，2001、2002、2005年度公共需求基本上没有什么增加，2003、2004年度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公共固定资本投资则是连续5年的负增长，其中2003、2004年度分别减少了9.5%和12.4%；2006年度，公共需求仍然是负增长的局面，其中公共固定资本投资在第二、第三季度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9.3%和16.8%。相比之下，从2003年开始，民间需求特别是企业设备投资则出现了较快的增长。2002、2004年度，民间需求分别增长2.2%、2.1%和3.5%；其中企业设备投资分别增长7.0%、5.6%和7.3%。2006年度，民间需求继续扩大，其中企业设备投资在第一、第二、第三季度分别比上年同期增加7.5%、9.5%和10.4%。由此，就形成了以民间需求为主导的景气复苏。

(四)景气复苏不平衡

1.大都市复苏明显，地方复苏不明显

以三大都市圈为中心的太平洋沿岸发达和日本海沿岸落后，一直是日本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标志，在这次景气复苏期间，经济中心城市与落后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又再次扩大了。从整个情况看，这次景气复苏是以三大都市圈为中心而展开的，其中，以名古屋为中心的中京都市圈(东海地区)的景气复苏最为明显，其次是东京都市圈(关东地区)和大阪都市圈(近畿地区)。相比之下，北海道、东北地区、九州地区和冲绳地区的景气复苏则明显滞后。以工矿业生产为例，2003、2004、2005年度，东海地区分别比上年度增长6.0%、8.9%和8.5%，关东地区分别增长2.9%、3.9%和0.5%；相比之下,冲绳地区分别下降4.3%、3.1%和5.7%，北海道2003、2004年度都只增长0.2%，2005年度也下降了3.6%。再以对景气繁荣最为敏感的就业为例，2003、2004、2005年度，东海地区的完全失业率分别为4.0%、3.5%和3.2%，关东地区分别为4.9%、4.4%和4.2%；相比之下,北海道分别为6.7%、5.7%和5.3%，九州?冲绳地区分别为5.9%、5.5%和5.3%。同期，有效求人倍率东海地区分别为0.90倍、1.22倍和1.41倍，关东地区分别为0.70倍、0.94倍和1.11倍；相比之下，北海道只分别为0.49倍、0.50倍和0.57倍，冲绳地区只分别为0.36倍、0.40倍和0.43倍。

2.制造业复苏明显，非制造业复苏不明显

这次景气复苏是以制造业为中心而展开的。从经常利润增加的情况看：2002-2005年度，制造业增加79.5%，非制造业增加58.5%，二者相差21个百分点；其中，在经常利润增长最快的2004年度，制造业增长29.1%，比非制造业的19.5高近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销售额经常利润率制造业由2001年度的2.8%提高到2005年度的5.0%，非制造业只由1.8%提高到2.8%。

从设备投资增加情况看：2002-2005年度，制造业增加56.2%，大大高于非制造业的16.9%；2006年度,制造业设备投资计划增加12.5%，也明显高于非制造业的6.2%。

3.大企业复苏明显，中小企业复苏不明显

这次景气复苏是从大企业开始的，中小企业的复苏明显滞后。从经常利润增加的情况看：2003-2005年度，资本金10亿日元以上大企业增加40.2%，而1-10亿日元中等企业只增加22.6%，1000万日元以下小企业只增加8.3%。

从设备投资增加的情况看：2002-2005年度，资本金10亿日元以上大企业增加30.8%，而1-10亿日元中等企业只增加7.9%，1000万日元以下小企业则减少10.4%。另外，根据2006年度的设备投资计划，大企业比上年度增加11.5%，而中小企业则比上年度减少3.1%。

由于中小企业景气复苏滞后，因此地方银行不良债权处理也明显落后于主要城市银行。2005年3月末，113家地方银行的不良债权虽然减少为10兆3670亿日元,但自1999年3月以来却第一次超过了主要银行的不良债权；2006年3月末，地方银行不良债权的比例仍为4.5%，其中信用金库为7.1%，信用组合为10.7%，仍处于不正常的水平。

4.企业收益增加明显，个人和家庭收入增加不明显

景气复苏以来，日本企业的经常利润一直迅速增加，2003、2004、2005年度分别比上年度增加16.9%、24.6%和8.4%，2006年第二、第三季度又分别比上年度同期增加12.9%和6.6%。

相比之下，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却没有什么增加，其中人均实际工资2004年度减少0.3%，2005年度只增加1.0%。2006年以来，职工的工资水平仍没有什么提高，其中5人以上企业固定支付的工资8月比上年同期减少0.2%,9月也只是与上年同期持平。由于工资增长缓慢，工薪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在2002、2003年度分别比上年度减少4.2%和0.5%，2005年也只增加0.2%。结果，家庭实际消费支出在2004、2005年度分别比上年度减少0.5%和0.6%，2006年第二、第三季度又分别减少1.5%和3.9%。

可见，在这次景气复苏中获益的只是企业，日本国民除了失业减少外，还没有得到景气复苏的好处。

三、景气复苏的原因

(一)企业素质提高

在这次景气复苏的过程中，泡沫经济崩溃造成的“三过剩”的后遗症得以消除，日本企业的素质明显提高，并成为推动景气复苏的重要原因。

1.雇用过剩消除

自1998年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起，日本企业就开始大规模地裁减雇用人数。与此同时，伴随高龄者逐渐退休，到2004年日本企业基本上消除了雇用过剩的状态。由此，企业雇用转为缓慢增加，有效求人倍率也显著提高了。这样，与上次景气复苏期间失业率继续提高相比，这次景气复苏期间出现了失业率下降的局面，雇用形势逐步好转了。

2.设备过剩消除

在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期间，日本企业曾进行了大规模的设备投资，致使泡沫经济崩溃后出现了严重的设备过剩状态。结果，整个90年代在企业销售额减少的情况下，设备折旧就严重压迫了企业经营，设备投资大为减少了。由于日本企业连续十多年控制投资规模，淘汰陈旧过时的设备，因此到2005年初，不仅企业设备过剩的局面基本消除，而且普遍实现了设备更新。以钢铁工业为例，与企业收益明显改善相比，其设备投资虽然增加并不快，但由于设备更新换代，先进的新型的设备普及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明显提高了

3.债务过剩消除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企业负债累累，不得不用经营利润或变卖资产来偿还债务，很多企业既难以得到新的贷款，也不敢轻易地举借新债。2002年以来，伴随企业经营利润的迅速增加，企业债务过多的局面迅速改变，到2005年3月末，在主要城市银行不良债权比率下降到正常水平的同时，企业的过剩债务也基本上消除了。在上述过程中，不仅银行改变了多年来谨慎贷款的态度，企业也增强了增加借款的信心。

“三过剩”现象的消除，意味着“过剩的企业”基本上淘汰的差不多了。经过10多年来的长期经济停滞，弱不禁风，经不起折腾和考验的企业大都破产了；剩下的企业，大都是身强体壮，经得起折腾和考验的企业，其应付危机的能力都有所提高了。

(二)企业经营方式调整

如前所述，这次景气复苏是民间主导的景气复苏，企业设备投资扩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毫无疑问，企业设备投资扩大是以企业经营改善和企业收益增加为前提的；而企业经营改善和经营收益增加，则是企业努力调整经营方式的结果。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面临1998年前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企业大量破产和大量裁员的情况下，作为日本式经营基础的终身雇佣制进一步瓦解。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企业以人员调整为中心调整经营方式，不仅开始减少雇用，全国雇用人数由1997年的5391万人减少到2004年的5355万人，而且还减少长期雇用和正式雇用，增加短期雇用和非正式雇用。与此同时，日本企业还利用工会确保雇用的要求，以承诺不大量解雇和辞退职工为条件，迫使工会降低春季工资斗争的条件，1998-2004年连续7年压低了工资水平，其中2002年度压低2.9%，2004年度压低0.8%，直到2005年度才提高1.0%。由于人事费是企业最大的成本，因此日本企业以人员调整为中心调整经营方式，就收到了减员增效的显著效果。2001-2005年度，日本全产业的销售额增加12.7%，其中制造业增加14.8%；相比之下，经常利润则分别增加83.0%和105.2%。与此同时，日本企业的劳动分配率即人事费占企业附加价值总额的比例，就由2001年度的75.1%下降到2005年度的70.0%，而营业纯利润占附加价值总额的比例则由7.0%上升到13.1%，前者下降了5.1个百分点，后者上升了6.1个百分点。

(三)结构调整

为适应高龄少子化和日元升值的局面，日本顺应东亚经济合作扩大和产业国际转移的潮流，加强了经济结构和产业调整的步伐，不断淘汰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价值的产业，集中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价值产业的产业。结果，从量的方面看，日本经济发展虽然很慢，但从质的方面看，日本经济的素质和水平却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以产业调整为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产业一直是日本发展最快的产业部门。1995年，信息产业的GDP〔实际GDP，下同〕为32.91万亿日元，超过了零售商业的27.10万亿日元和运输业的23.91万亿日元，仅次于批发商业的40.26万亿日元和建设业〔不包括信息通信建设业〕的37.86万亿日元，是日本第三大产业部门。1996年，信息产业GDP增加到37.52万亿日元，首次超过了建设业的36.89万亿日元；2000年，信息产业GDP增加到46.36万亿日元，又首次超过批发商业的40.96万亿日元，跃升为日本第一大产业部门。2004年，信息产业的GDP达到61.91万亿日元，稳居日本第一大产业部门的地位。从整个情况看，1995－2005年，信息产业GDP增加88.1%，其中2001-2004年增加21.9%，都大大高于全部产业平均增长的9.1%和5.3%。由此，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就带动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景气复苏。

(四)科技投入和科技进步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但政府和企业在研究开发方面的投入和产出都在继续增加，科技进步并没有停滞。

1995-2005年度，日本企业研究开发人员数由37.81万人增加到45.59万人，研究开发费由8.98万亿日元增加到11.87万亿日元，分别增加20.6%和32.2%。从国际比较看，日本研究开发投入和研究开发成果多年来一直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至于研究开发费占GDP和企业销售额的比例，研究开发人员占企业就业人数的比例，日本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都一直是高踞榜首，这种情况在新世纪初也没有什么变化。2002-2004年度，日本研究开发费连续3年占GPD的3.35%，明显高于美国的2.73%，德国的2.53%、法国的2.26%和英国的1.87%。2004年度，日本企业研究开发费占销售额的比重为3.11%，其中制造业企业为3.87%，分别高于1997年的2.85%和3.67%。2004年3月末，日本企业每万名就业人员中有研究开发人员767人，比1998年3月末的555人增加38.2%；制造业企业研究开发人员的比重更高，每万名就业人员中有955人，其中IT工业多达2255人，电子应用、电气仪表企业多达1680人，精密机械企业也多达1207人。

因此，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但日本的科技进步不仅没有停滞，反而出现了新的发展。2000-2004年度，日本每年申请的发明创造专利平均为426651件，与90年代前期的365733件和90年代后期的388998件相比，分别增加了16.6%和9.7%。由于日本研究开发继续以产业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新产品、新技术为中心，新产品、新工艺的更新换代不断加快，因此，不仅汽车等传统工业继续保持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而且IT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迅速提高了。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半导体产品DRAM（记忆存储器）曾垄断国际市场的50%以上，现在虽然被韩国和台湾省等所取代，占国际市场的比重已下降为25%左右，但从整个情况看，日本半导体产业仍然保持世界独一无二的竞争力。目前，日本的半导体、半导体零部件生产仍然位居世界第一，其中太阳能电池和半导体、液晶显示器原材料之一的机能性化工产品的产量都占世界的一半以上；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液晶电视等数码家电以及机器人、机械加工设备等传统产品，也都继续垄断国际市场。

从个人和家庭消费方面看，由于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数码相机、液晶超薄电视、计算机和手机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和畅销产品，其普及率迅速提高，更新换代也很快，成为拉动消费进而拉动景气复苏的重要因素。

(五)出口增加和“中国特需”

这次景气复苏是在世界经济形势好、东亚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利国际环境中实现的。由此，日本才实现了出口增加并以此带动了景气复苏。2002、2003和2004年，日本出口分别增加8.5%、6.3%和10.1%；其中对中国出口分别增加34.3%、33.3%和20.5%。2005年，日本对中国出口增加虽然减速为10.6%，但仍高于其出口增加7.3%。2006年以来，日本对中国出口再次提速，1－10月增加22.6%，仍高于其出口增加15.5%。

日本对华出口以集成电路、半导体元器件等关键零部件和钢铁、化工等优质原材料为主，还有机械设备等。因此，随着对华出口的迅速增加，日本企业的开工率普遍提高，机械设备订货也很旺盛；其中，钢铁在2005年甚至一度出现了少有的供不应求的局面，机械订货2005年12月超过2万亿日元，是1987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日本造船业、海运业也接满了定单，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由此，从2003年开始，“中国特需”一词就不胫而走，成为推动日本景气复苏的重要因素之一。

(六)超金融缓和政策

90年代以来，面临经济长期停滞的局面，在财政政策不见成效反而造成债台高筑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坚持实施了超金融缓和的政策。日本银行自1999年把法定贴现率由1995年的0.5%下调到0.1%以后，还通过有关措施，把银行间有担保短期融资的拆借利率诱导为0.01%，使之正好与银行的手续费相等，从而实施了闻所未闻的“零利率政策”。进入新世纪以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日本银行从2001年3月起又开始实行“数量缓和政策”。所谓数量缓和政策，就是通过大幅度增加超过准备，使金融机构能够容易地低成本地筹措资金，继续发挥银行金融中介的机能，以确保企业贷款在内的各种资金供给顺利进行，进而克服通货紧缩。根据存款准备金制度，全国金融机构2005年6月在日本银行账户的准备存款应该为6万亿日元左右，而按数量缓和政策的要求，在资金需求旺盛时，则可有超过这一数额的“超过准备”。为此，日本银行账户存款余额的目标值自2004年1月提高到30-35万亿日元以来，就一直保持未变。

在不良债权问题严重，金融体系不稳定预期增强的形势下，零利率政策和数量缓和政策相互配合，既扩大了货币供应，保障了资金的顺利供给，又实现了金融市场的稳定，为银行处理不良债权和企业重建创造了宽松有利的金融环境。从政策发挥作用的路径看，在政策实施期间确保了中长期贷款的稳定和低利率；在期待效果方面，使个人和家庭消费对物价走势的判断趋于乐观。

2006年3月9日，由于在景气持续复苏的形势下出现了消除通货紧缩的迹象，日本银行正式宣布终结数量缓和政策。当年8月16日，日本银行又宣布终结零利率政策，把法定贴现率由0.1%提高到0.4%，重新恢复了利率的杠杆作用和市场机制。

四、景气复苏的现状与前景展望

根据日本内阁府2006年11月的《月份经济报告》，日本政府对当前景气形势的总体判断是：消费虽然疲软，但景气仍在继续复苏。关于景气继续复苏的主要表现，《月份经济报告》例举了四个方面：第一，企业收益改善，设备投资继续增加；第二，雇用形势虽然不容乐观，但正在趋于改善；第三，个人消费基本上踏步不前；第四，出口踏步不前，生产缓慢增加。根据上述判断，日本政府认为只要企业经营状况继续好转并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收入增加，日本经济就会继续实现以国内民间需求为主导的景气扩大。

根据日本主要民间调查机构2006年8月20日前公布的预测，这次景气复苏虽然会持续到2007年，但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到2%左右。根据OECD当年11月28日公布的世界经济预测，2006年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为2.8%，当前的景气复苏虽然可持续到2007年乃至2008年，但实际经济增长率将下降为2.0%，与上述日本国内的预测基本一致。

从目前情况看，影响日本景气复苏的外部因素，一是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二是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走势。鉴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在2006年7月末达到1桶78.40美元后已经大幅度回落，10月20日下降为56.82美元，12月初为60美元左右，再加上近年来的石油涨价并未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势头，因此，只要石油价格不在2006年7月的基础上出现新的暴涨，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就是有限的。由此，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的走势就成为影响日本景气复苏的最重的外部要因素。

从美国经济形势看，2006年第三季度GDP增速下降为1.6%，低于第一季度的5.6%和第二季度的2.6%，是2003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政府2006年11月21日公布的经济预测，2006年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为3.1%，低于年初预测的3.4%，2007年将下降为2.9%。根据上述OECD的世界经济预测，2006年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为3.3%，也低于年初预测的3.6%；2007年，因利率、税率提高以及石油涨价等因素的影响，实际经济增长率将下降为2.4%。由于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也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对象国，因此，美国经济减速就将成为影响日本景气复苏的不利因素。

从中国经济形势看，GDP在连续三年保持10%以上高速增长的基础上，2006年上半年又增长10.9%，其中第二季度增长11.3%；第三季度，尽管中国政府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力度，控制了投资的过快增长，GDP仍然增长10.4%。从目前情况看，全年GDP增速将为10.5%左右。关于2007年中国经济的走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10月公布的预测将减速为10.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预测将减速为9.5%；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11月14日公布的预测将减速为9.6%。另外，根据前述OECD的世界经济预测，2006年中国经济增速为10.6%，2007年减速为10.3%后，2008年将再次加速为10.7%。由于日本对华出口增长最快，因此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就意味着“中国特需”将继续成为推动日本景气复苏的有利因素。

主要参考资料

<日>内閣府「月例経済報告」，2006年11月。

<日>経済財政政策担当大臣報告，「平成18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内閣府2006年7月18日。

复苏范文篇3

1.世界经济、贸易复苏时间延迟、力度减缓，各大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纷纷调低预测

2002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实现5.0%增长之后的表现不尽如人意，随后爆发的金融欺骗丑闻和股票市场大幅下跌一度几将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消失殆尽。世界经济和贸易在经历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在2000年同时达到高点之后迅速跌入谷底的首要原因是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火车头的美国经济和另两大经济体——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同时出现问题。即使是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影响也远没有如此严重。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各大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在新近发表的秋季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及其他一些场合中纷纷调低了各自对2002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预测。例如，联合国将其对2002年和2003年全球GDP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了0.1和0.3个百分点，对世界贸易量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了0.6和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2002年全球GDP增长的预测仍维持了春季2.8%的速度，但对美国和欧元区的增长预测分别下调了0.1和0.5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一般预计世界经济和贸易出现明显复苏将会延迟到2003年中左右。因此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将放缓，这是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纷纷调低预测数字的主要原因。

2.世界贸易将随着经济复苏恢复增长，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上升空间有限，中国在世界贸易份额中的排名继续上升

2001年世界贸易额增长率从2000年的13%迅速下降为-4%，是多年以来的第一个负增长。从各地区的进出口情况看，除转轨经济国家保持增长外，其他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受发达国家需求大幅度下降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减缓的影响，对外需依赖较强的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进出口下降达13%。

2002年全球贸易呈逐步恢复增长态势。美国第二季度的进口重现增长极大促进了其他国家出口的复苏，最新数字显示美国8月份的同比进口增长速度已经上升为7.3%。另一方面，日本出口的恢复增长也对近来日本经济形势的一些变化产生积极影响。在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当中，除新加坡对外贸易仍然比去年下降之外，其他各国进出口均已恢复增长。总体看来，受上半年国际贸易继续下滑的影响，2002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仍将较低。预计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2003年将可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

自1996年以来，以美元计算的国际市场非能源类产品价格持续下跌。至2001年底，制成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超过20%，而初级产品价格更是下降30%以上。国际市场除石油外的主要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一是需求不旺和一些产品，如办公及电子通讯器材生产能力过剩；二是美元持续坚挺；三是全球通胀压力减弱。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下跌并没有给出口国带来更大收益，相反由于初级产品价格的下跌幅度超过制成品，反而使收益向发达国家转移。

2002年第二季度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国际市场主要产品价格有所上升。未来一段时期，伴随着世界贸易增长的复苏，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将会终止逐年下滑的势头，但是由于供求关系难于迅速调整，以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迅速调整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国际市场主要产品价格上升的空间十分狭小。由于美元汇率变化所带来的价格变化和对供求关系调整带来的影响值得关注。

与2001年以来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国际贸易衰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进出口继续呈现较快增长。根据WTO的统计，2001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6大进口和出口国。其中出口超过加拿大，从2000年的第7位上升至第6位；进口则超过意大利和加拿大上升至第6位，占世界进出口的份额也分别从2000年的3.4%和3.9%上升为3.8%和4.3%。由于2002年中国外贸继续加速增长，预计将会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5大出口国。

3.经济复苏程度在地区间存在差异，经济增长的格局出现一些局部性变化

美国经济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风向标。由于美国决策当局，特别是美联储适当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美国经济正在逐步走出2002年2季度以来金融市场丑闻的影响，带动世界经济贸易走向复苏。然而欧元区经济发展的表现却一直没能达到人们自欧元启动以来的乐观预期。尽管欧元区的利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财政状况稳定，通胀也基本保持在控制水平内，但是由于生产停滞不前，信心不强和支出增长乏力，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使欧元区经济发展始终落后于美国。与之相反，同时作为3大经济体之一的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衰退的边缘苦苦挣扎。尽管目前出现了一些复苏迹象，2003年实现正增长的预期仍需要做出巨大努力。

世界经济复苏在地区间存在差异的同时，经济增长的格局也出现了一些局部性变化。首先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增长仍未恢复到1997年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尽管这些经济体的工业化程度较高，逐步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的中后期，但新经济，特别是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崛起又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由于这些经济体的规模较小，长期以来所采取的依靠大量外资流入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得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较高，国内市场的相对狭小制约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东亚发展中国家能否在信息经济时代继续取得新的经济发展奇迹仍然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转轨经济国家已经走出了新旧经济体制交替所导致的经济严重衰退时期，经济呈逐步加速增长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轨经济国家衰退程度逐步减缓。随着私营经济部门的兴旺发展、外资流入和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加强。1999年转轨经济国家实现了稳定的经济增长，2000年增长率达到了6.6%。尽管国际经济环境陷入低谷和内部经济问题依然难于克服，2001年转轨国家经济依然实现了5.0%的增长。作为最大的转轨经济国家，2000年和2001年俄罗斯分别实现了9.0%和5.0%的经济增长，尽管存在着长期以来产业结构不合理、设备老化和技术落后、债务负担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但是自普京政府上任之后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已经收到成效，俄罗斯经济已步入稳定发展阶段。

伴随着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步伐的明显放缓，转轨经济国家由于有着与欧洲工业化国家地理位置接近、文化背景相近等的得天独厚条件，一旦渡过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走上迅速发展的轨道，将对世界经济的格局变化产生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1.投资复苏仍不确定，私人消费增长难于乐观

2002年以来，全球性投资增长缓慢或收缩的局面仍在持续，消费增长难于乐观。首先，经济增长乏力、收入增长缓慢和就业形势严峻使消费者信心受损；其次，金融市场动荡使投资者的资产缩水并影响消费和投资增长；第三，新经济泡沫的破裂不仅使投资者收入预期下降，也使企业的盈利大幅度减少。

投资的迅速增长是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新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力量，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投资出现衰退。因此投资能否实现较快增长对世界经济发展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从当前形势来看，投资的复苏依然是不确定性的。2002年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的私人投资仍将为负增长，支持GDP增长的主要因素仍是消费需求增长。但是预计消费需求增长仍将是温和的并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尽管目前一般的预测都认为2003年投资需求将明显加速增长，并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能否实现这一预期仍需进一步观察。

2.全球性金融调整与动荡仍在继续

随着美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和新经济泡沫的破裂，美国股市下跌并导致新一轮的全球性金融调整。

股票市场下跌的背后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下降与调整。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字，200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比上年大幅下降51%，为7350亿美元，其中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为1240亿美元，也比2000年的3356亿美元大幅减少。同时，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也正在逐步减少对美国股市的新增投入。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字，2002年1月～7月，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市场公司股票的净值仅为387.31亿美元，为2001年同期水平的44.8%。

国际金融市场的另一个调整是货币汇率的变化。随着美国经济光环的逐渐退色，主要国家货币汇率体系正在发生新的调整。美元兑欧元汇率一度跌至2002年7月19日1欧元兑1.0156美元的低位，欧元正在实现其价值的回归；但是美元兑日元一度升至2002年2月8日的1美元兑134.77日元的高位。近期美元兑日元汇率有所下调，但是仍然处在较高水平。国际货币汇率体系调整的背景是与国际经济发展和股票市场的调整相一致的，也与国际资本的流动格局变化密切相关。然而由于欧元区，特别是日本经济目前仍然困难重重，国际资本无法找到另外一个更安全、投资收益更大的成熟市场，因此国际货币汇率体系动荡仍将继续。

国际经济和金融的另一风险来自拉美。这一地区一些主要国家对国外资金的依赖和自身金融体系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拉美地区金融危机不断的根源。拉美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外债负担日益沉重。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拉美债务危机爆发时，该地区的外债总额为3800亿美元，然而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拉美地区债务总额已达到7516亿美元之巨。这意味着拉美地区每年用于支付外债的资金接近1500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年外贸收入的30%左右。拉美地区的“债务综合症”并不是一朝一夕感染上的，是其多年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战略决策失误使然，因此也决不可能指望能迅速加以解决。

3.货币政策调整空间有限，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弱化

2001年美联储连续11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至1.75%，达到近40年来的低点。美联储和格林斯潘运用利率政策工具成功保证了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获得了极大声誉。然而利率继续下调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其作用能有多大更值得考虑。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是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物价稳定，从目前情况看执行结果是成功的。但是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特别是股市的持续下跌对经济发展的风险不容掉以轻心。以往的利率调整都对投资者信心的恢复和股票市场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目前资本流入量大幅下降和低利率水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将会下降。

4.美国“双高”赤字问题：高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和高财政赤字

美国高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问题由来已久，2001年经常项目赤字达3934亿美元，外贸逆差更是达到4496亿美元。克林顿政府几经努力于1998年成功消灭财政赤字之后，由于布什上台以来推行大规模减税计划和增加军费开支，于9月30日结束的2002财政年度再次出现1590亿美元赤字。

由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和重要地位，美国的长期“双高”赤字并未给经济带来太大的麻烦，而且其大规模的进口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如果长期累积起来的风险在商品、市场和资金的某一链条的断裂上释放出来，影响也将是巨大的。

在可预见的时期之内，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地位仍然无可替代。尽管一般预计美国的对外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仍将呈扩大之势，但不至于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其前提是美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和资本项目下的资金流入。然而财政赤字如果持续扩大则会对实体经济的运行和资金流动，从而也会对资本市场带来影响。

5.高失业下的复苏与通货紧缩

近期国际上在对世界经济形势分析预测当中有两个观点，一是认为美国经济正在经历在高失业下的复苏；另一个是认为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通货紧缩时期。

2002年以来，尽管美国经济走出了短暂的衰退，但失业率却仍然居高不下。月度数据显示，2002年以来失业率稳定在5.5%～6%范围内，9月份的数字为5.6%。

全球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低通胀时期。1994年～2001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年均为2.1%和15.7%，分别比1984年～1993年期间低2.1个和32.8个百分点。从近期看，2002年美国CPI月同比增长最高仅为1.7%，增速大幅放缓。欧元区通胀率始终稳定在欧洲央行所设定的2%左右的调控目标范围内，其中一些主要国家，如德国、法国等低于整个欧元区的数字。而日本则在近10年的经济不景气中进入通货紧缩。发展中国家通胀也呈逐年下降趋势，中国在数年的高通胀之后，也进入了一个物价低增长时期。

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仍然是脆弱的。一般而言，就业增长缓慢是经济增长乏力所决定的。一种对美国高失业的解释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上升了。但是目前美国的GDP增长速度显然低于其潜在增长水平，同时失业率也明显高于GDP迅速增长的1997年～2000年。因此，如果不能成功解决就业问题，美国经济实现稳定复苏仍然是困难的。

全球性低通胀的主要原因：一是全球性部份产品，特别是半导体器材、电子通讯产品等生产能力过剩；二是部分发达国家消费和投资需求不旺；三是作为全球经济火车头的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四是国际市场主要初级产品价格仍然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谷底徘徊。美国的高失业和全球性通胀低位运行都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同时也是经济增长乏力的必然结果。根据IMF的预测，2002年～2003年美国的失业率将继续有所上升，全球主要地区和国家的通货膨胀仍然将低位运行，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尽管将有所上升，但仍然为近年来的较低水平。

6.带动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

复苏范文篇4

1.必须熟悉新生儿的呼吸和循环生理及缺氧窒息的病理改变。

2.必须切实掌握新生儿复苏对象及缺氧窒息的诊断技术。

3.必须熟悉新生儿复苏的各种步骤及有关操作技术和药物的应用。

4.必须熟悉掌握有关新生儿的监测技术。

一、新生儿常见的缺氧窒息原因

1.产妇疾病：高龄初产(>35岁)、糖尿病、高血压、妊娠毒血症、贫血(血红蛋白<10g／100ml)、免疫和遗传性疾病、感染、胎盘功能异常(雌三醇减少)胎盘早剥、产前出血、严重心脏病，低血压、酒精中毒以及药物作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利尿药、降压药、硫酸镁等)，影响胎儿生长发育。

2.分娩情况：胎儿异常、产钳、吸引产和剖腹产、产程过长、宫缩剧烈(宫内压力>25-35mmHg)、胎膜久破、羊水过多、胎盘血流受阻影响气体交换，以及在分娩1～3小时内应用镇静药和镇痛药，抑制胎儿呼吸中枢。

3.胎儿因素：多胎、羊水被胎粪污染、早产、胎儿生长迟缓、脐带打结、绕颈和脱垂、缺氧和酸中毒、羊水和血液吸入呼吸道，颅内血肿损伤以及新生儿心肺畸形等。

二、新生儿复苏对象及临床估计

窒息缺氧是新生儿死亡主要原因，因此新生儿复苏的对象主要是窒息缺氧(2)。对新生儿情况的临床估计，目前大多数医院仍沿用Apgar评分法，出生后1分钟及5分钟进行记录。

1分钟评分主要反映新生儿酸碱状态，评分越低，酸中毒和低氧血症越严重，评分低于6分，PH<7.25，SaO2<50％，5分钟评分可提供预后指标，8～10分：情况良好。

5～7分：轻度抑制，对强烈刺激和吸氧有反应，3～5分钟后常好转。

3～4分：中度抑制，常有青紫和呼吸困难，用面罩吸氧或加压呼吸仍不好转，应立即气管插管，必要时给碳酸氢钠。

0～2分:严重抑制，需立即复苏。

三、新生儿复苏措施(复苏可分三步骤)

新生儿复苏的步骤

复苏第一步骤(I)

1.面罩吸入100％氧；

2.辅助呼吸；

3.监测心率肤色和肌张力，若30秒内无反应则行。

复苏第二步骤(Ⅱ)

要求援助，若30秒钟内仍无反应则行。

复苏第三步骤(Ⅲ)

1.以100％氧连续行IPPB；

2.开始胸外心脏按压；

3.建立静脉输液——脐静脉；

4.给予含有0.45生理盐水的5％葡萄糖液，或10％葡萄糖5-10ml／kg；

5.碳酸氢钠1-2mEq／kg，以1：2稀释于葡萄糖液中；

6.1：10.000肾上腺素0.1ml静注，可反复进行。

胎儿分娩后迅速用温毛巾擦干，通过轻快的背部摩擦进行刺激，及轻柔吸引口与鼻腔，若不出现积极反应，则用合适的面罩给以100％氧。

氧输送系统应附有贮气囊。若给氧10～15秒后仍未改善自主呼吸，则开始用气囊和面罩作辅助呼吸15-20次／分复苏I。助手监测心率和作轻快的背部摩擦刺激，若在30-60秒新生儿对上述处理无反应时.应采取复苏I步骤。即用喉镜行气管内插管，完全控制通气道。然后经气管导管吸引后接T型管装置，给以IPPV(间歇正压通气)。此时注意：

(1)窥喉插管及吸引过程中，要连续监听呼吸和心音。

(2)需有经验者操作，插管勿过深，以过声门2cm为度，判断导管在气管内位置时，不能完全依赖听诊，因为一侧肺不张时两侧呼吸音仍可听到，可误认为正常，应仔细观察两侧胸廓抬高是否对称，如一侧抬高，另一侧不抬高，或有先后时，导管可能进入支气管，应引起注意。

(3)iE压呼吸时压力切忌过大(开始张肺时，气道压力可用20～30CmH2O以，后减至10～20cmH2O),否则可致新生儿肺泡破裂、张力性气胸或死亡。若复苏有困难或延缓时应请儿科医师会诊。

连续监测心率，如<60次／分，对纯氧无反应，需立即开始胸外心脏按压，方法与成人不同，二拇指放在胸骨中部，食指等环胸在背后支持，将胸骨向脊柱方向压下2cm左右，频率100次／分左右，不可压胸骨下部，以免损伤腹腔脏器，按压时可监测心率，瞳孔和动脉压，心率>120次／分，血压80／20mmHg，表示复苏满意，如舒张压<10mmHg，可致冠状血流灌注不足。复苏欠佳时，同时伍用1：10，000肾上腺素0.01ml／公斤体重，可收到“药物挤压”的效果。至于给药途径现多主张脐静脉或气管内给药，(气管插管和清理呼吸道后，气管内注入肾上腺素0.05-0.1mg／公斤，肾上腺素以0.5-1ml生理盐水稀释，注药后立即人工呼吸)。其效果完全同于心脏内给药，可避免心内给药的弊处。(3)进一步复苏(Ⅲ)则需要由有经验的人员进行脐静脉插管，以便纠正酸中毒和扩容。

脐静脉插管操作：常规皮肤消毒铺巾(脐带用碘酒酒精消毒)距脐孔5-7cm处用刀片将脐带修齐并用纱布条勒住以防出血。脐静脉为单根、腔大、壁薄无肌层。脐静脉插管用F3-5不透X光末端开口导管，或18号静注用塑料管，插管前接注射器，用生理盐水充盈以免带入气栓，插管时用血管钳牵引脐带断端，通过脐孔到有回血为止。插管深度经脐孔约5-7cm进入胸段下腔静脉，估计距离为肩-脐距离的2／3，导管尖端位于胸椎6-9水平。此时注意脐静脉给药不当的并发症：

(1)脐带血肿使重复给药困难。

(2)药物未进入循环不能发生药效。

(3)高渗溶液刺激脐静脉甚至发生门静脉栓塞，但门静脉栓塞大多数发生在较长时间脐静脉插管后。

(4)注药同时空气误入脐静脉，引起肺循环栓塞或经右向左分流引起脑或冠状循环气栓。

新生儿复苏的多数情况下，由于通气膨胀了肺，可使缺氧情况好转，随之酸血症全部(或部分)得到纠正。可是尚有部分病例，虽然有良好通气也不能使末梢循环得到改善，则提示已存在低血容量和酸血症，应立即经脐静脉补充必要的药物。

复苏范文篇5

[关键词]宗族文化信仰路径依赖

宗族、宗族文化研究向来是学术界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切入点。农村改革使农村的面貌大为改观，农民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许多农民对祖宗神灵（化身为菩萨）的信仰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笔者对江西F村宗族文化活动的调查，或许能透视宗族文化兴起的内在根源。

一、宗族文化及其复苏

1.宗族文化概念

宗族文化在很多专著或文章中有所论述，比较代表的有钱杭、谢维扬和周大鸣。张善斌认为，宗族文化有其特定的内涵，一般是指以家族的存在和活动为基础，以家族的认同和强化为特征，注重家族延续与和谐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的文化系统。宗族文化通常包括家族的结构、功能、行为、伦理、观念、心理精神和礼俗等层面（张善斌，2002）。笔者认为，宗族文化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相对稳定地积淀在族人心理层面的宗族观念、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和价值传统。

2.宗族文化在乡村的复苏

宗族文化在乡村的复苏主要表现为祭祖联宗、编撰族谱、修建祠堂、组织农村乡俗活动等。F村是宗族文化活跃的典型村，全村不足四百人，以傅姓为主，刘姓只有少数几家。傅姓族谱早已编撰完毕，2000年重修傅氏宗祠并且有宗祠的组织机构——傅氏宗祠神部，在神部的组织下开展了一系列宗族文化活动，如重要节日的祭拜活动等。

在农村重大节日，特别是春节期间，全村每户（包括刘姓）村民都要派代表去宗祠祭拜，这种祭拜活动是村民自愿参加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希望神灵保佑，以求平安富贵。正月初一，宗祠尤为热闹，全村男女老少欢聚一堂，欣赏燃放爆竹的“精彩”，喜饮新添男丁家庭赠送的甜酒，畅谈外出打工的喜怒哀乐。

正月初六是众菩萨拜年的日子。这一天上午年轻的小伙子在神部负责人的组织下，在锣鼓声中，扛着菩萨走门串户，给家家户户拜年。菩萨拜年，每户须准备一个红包、两包香烟和其他祭品，并且菩萨到门口时有持续时间较长的爆竹迎接。如不这样将被视为对神的不敬，定有灾难降临。

二、乡村宗族文化复苏的深层原因

关于宗族文化复苏的原因，学界说法颇多：有的学者认为国家控制的松弛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施行是其复兴的制度环境；有的把它归结为中国社会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力量（强大的物质生产力）冲击根深蒂固的宗族文化。这些原因不无道理，但却不能解释经济发达地区为何会大量修建宗祠或宗庙的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宗族文化复苏呢？通过调查，笔者发现，宗族文化复苏的深层原因在于人们对祖宗神灵（化身为菩萨）的信仰，即对祖宗神灵存在心灵上的路径依赖。

在谈及为何修宗祠时，一位神部负责人显得很激动。他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我们祠堂里菩萨可灵验啦，特别是那个傅老将军能帮助我们驱鬼避邪，保护我们的平安。我亲眼所见，那将军附在人身上有神奇的威力。你想，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平时走路都困难，老将军附体于他，他就会行走如飞，近一米高的村栏，他轻轻一跳就过去了。另一位神部负责人说，邻村有一对夫妇生了几个女儿却没有儿子，于是夫妇就到祠堂向观音菩萨祈祷，不久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为了感谢观音还特意包了一百多块钱作为回报。他补充说，你说巧不巧，不去求就是女儿，一去求就是儿子，观音真灵。

可见，宗族文化复苏的根源在于人们对祖宗神灵的信仰，这种信仰成了村民开展宗族文化活动的路径依赖。众所周知，思想支配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反映人的思想。在对祖宗神灵共同的信仰支配下，宗族文化活动才有可靠的信仰支撑，人们的行为才能一致。这种信仰，无论多大的物质力量都难以摧毁，经济发达地区发达的物质力量并没有阻止大量宗祠或宗庙的建立及大量信男信女们的祭拜活动。

三、宗族文化复苏的评价、启示和历史性的消解

（一）宗族文化复苏的评价

对于广大农村发生的宗族文化复苏现象，学界争议颇多。有人认为是封建主义回潮，是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如肖唐镖、幸珍宁认为，宗族势力的发展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一股不可忽视的破坏性力量，它危及到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稳定，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肖唐镖、幸珍宁，1997）。

有的学者把宗族文化活动视为中性，如刘小京认为，宗族组织具有很强的适应力和内聚能力，是一种中性的社会组织，并非对社会有害无益（刘小京，1993）。还有的学者认为，宗族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满足了村民的需要。如钱杭、谢维杨认为，宗族的出现和持续存在，从根本上说，是汉人为满足对自身历史感和归属感需求的体现，是汉人的本体性需求（钱杭、谢维杨，1995）。

笔者认为，宗族文化活动是基于对祖宗神灵的信仰而开展的活动，它要求人们为善、趋利避害。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能满足村民的精神需要，化解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困惑与不安，具有合理性。而且，村民开始从对宗族文化活动的关注到重视事关村民切身利益的公共卫生和道路建设：在F村宗族负责人的领导下，村里修起了水泥路、翻新了公厕，村容村貌大为改观。由此观之，宗族是一股建设性力量，促进了农村的发展。（二）宗族文化复苏的启示

宗族文化复苏在许多乡村已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现象，正确正视这一现象对探索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宗族文化复苏给我们以下启示：

1.民主推选的集体领导机制

F村宗族文化活动得以顺利开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有较有力的组织机构。神部的七位负责人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他们自愿为村民服务，他们的活动要经集体讨论决定，并接受村民的监督。

2.宗族文化活动的阳光机制

F村宗族文化活动中涉及村民切身利益时采取的是阳光操作，活动所花费用和捐款都非常清楚，不存在贪污挪用现象，宗祠门口常有捐款的详细数字公布。如神部功德箱于2005年6月15日（农历）公布了一组捐款数字：共得捐款379.2元。神部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公布捐款，这也就保证了宗族文化活动的持续性。所以，村民对神部组织的活动比较放心。

3.共同的信仰支撑

无论是民主选举的集体领导机制还是开展活动的阳光机制都基于村民对祖宗神灵的共同信仰。他们在心中已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祖宗神灵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干坏事都会受到神的惩罚。祖宗神灵的潜在威力使村民不敢妄为，这种无形的力量约束着村民和负责人的行为。

（三）宗族文化复苏的历史性消解

然而，宗族文化活动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基于年轻人对祖宗神灵的信仰发生动摇，那些神灵的威力和影响在他们身上正在淡化和消失。年轻人对菩萨的信仰提出质疑。当对“神会保佑你吗？”展开辩论时，一位老妇人说，神会保佑的，要不还有那么多人进庙求菩萨，电视上不是经常看到有人到庙里求神拜佛吗？一经常外出打工的小伙子则反驳说，你说神会保佑人，那为什么神部的首位负责人会得癌症？按理说，他是最虔诚的，早晚都去祠堂祭拜，菩萨们应尽力保护他的健康才是。另外还有村里一老奶奶也经常去祠堂祈祷，那为什么还会在祠堂拐角的地方摔坏了脚，卧床三个月不起呢？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有些乡村还会重新出现宗族文化活跃的现象，他们正在仿效已经有声有色开展宗族文化活动的村庄。

[参考文献]

[1]张善斌.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传统宗族文化与农村社会发展[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2.

[2]肖唐镖、幸珍宁.江西农村宗族情况考察[J].社会学研究，1997.

复苏范文篇6

[论文摘要]目的：总结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后并行心脏复苏困难的原因及处理方法。方法：对我院2004年1月～2008年7月心内直视手术18例心脏复苏困难患者情况进行回顾分析，处理方法包括再次阻断升主动脉温血灌注、纠正酸碱电解质失衡、药物辅助及反复电击除颤等。结果：18例患者均顺利脱离体外循环。结论：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中心脏复苏困难的原因与心脏本身病变、气栓、酸碱电解质失衡等因素有关。

我院2004年1月～2008年7月实施体外循环下心内直视术患者225例，其中复苏困难18例(除颤3次以上)，占总数的8％。现就我院体外循环下心内直视手术复苏困难的原因进行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全组发生心脏复苏困难病例18例。其中，男性13例，女性5例。年龄3～81岁；体重9～71kg。其中，9例为心脏瓣膜病合并巨大左心室，心肌肥厚；3例为先天性心脏畸形合并重度肺动脉高压(室间隔缺损2例，室间隔缺损合并主动脉窦瘤破裂1例)；4例术中出现严重高血钾症；2例出现冠状动脉气栓。

1.2体外循环方法

全组病例均在全麻浅、中低温下行心内直视手术，选用乳酸林格液、4％琥珀酰明胶作为基础预充液。术中采用浅中低温（23～32℃），中高流量[2.0~2.5L/(min·m2)]，中度血液稀释（Hct0.22～0.26）。转流中监测桡动脉压、中心静脉压、灌注压、鼻咽温、肛温、尿量、电解质及血气分析，根据结果随时调整灌注流量，以保证重要脏器的血液供应。13例在阻断升主动脉后经主动脉根部灌注0～4℃4∶1氧合血全钾停搏液，5例给予晶体冷停搏液灌注。

1.3复苏方法

升主动脉开放后心脏复苏困难的原因比较多，我们针对不同原因进行处理。

1.3.1有9例巨大心脏、心肌肥厚的瓣膜病患者，开放升主动脉时鼻咽温34～35.5℃，血气、血生化均正常，而心脏不能自动复跳，给予电击除颤20～30J，3～7次后心脏仍不能恢复搏动，或仅有几次搏动后，又转为室颤，时间长达12min以上。我们经积极处理无效后再次阻断升主动脉，根部灌注37℃半钾温氧合血，灌注400～600ml，灌注压力为200mmHg，心肌电活动消失即可，3～5min后开放升主动脉，其中，4例自动复跳，3例电击20J除颤一次复跳，另有2例除颤数次后仍不能复跳，再次阻断后灌注半钾温氧合血停搏液10ml/kg左右，使心电机械活动完全停止，开放循环后1例自动复跳，1例除颤复跳。

1.3.2有2例患者开放升主动脉后肉眼见气体进入冠状动脉，心脏收缩无力，心电图表现为ST段抬高红旗样改变。立即行冠状静脉窦逆灌单纯氧合血将气栓驱除，成人灌注压力为40～60mmHg，小儿灌注流量和压力稍小。排气彻底后开放升主动脉均除颤复跳，心肌收缩有力，心电图恢复正常。

1.3.3有4例患者开放升主动脉后心脏出现室颤或心电图呈直线，采取电刺激除颤(10～30J)，除颤次数4～6次，无效，而此时血钾为5.6~7.0mmol/L。立即一次给予胰岛素8～12U，并动态监测血糖浓度；其次加强利尿，补钙1～2g，同时还给予5％碳酸氢钠联合应用，安装超滤器，快速滤出含高钾血液。血钾降至正常以20J除颤2次心脏复跳，顺利停机。

2结果

所有患者均顺利脱离体外循环。体外循环时间55～240min；主动脉阻断时间23～170min；第二次主动脉阻断温血再灌注时间4～30min；辅助时间15～30min；其中有1例室缺患者因心率慢，给予安装临时起搏器。

3讨论

造成心内直视手术心脏复苏困难与多种因素有关。在排除手术操作本身的因素，患者心功能较差、电解质紊乱、酸碱失衡及术中心肌保护效果不佳是造成术后复苏困难的常见原因。复苏困难多发生在瓣膜手术，占80％以上，其中又以主动脉瓣手术多见[1]。病程长，心功能差，心脏扩大，特别是心肌肥厚扩张，对缺氧耐受能力差，部分患者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冠状动脉阻塞性病变，给术中心肌保护带来一定困难。我们采用再次阻断升主动脉，二次温血停搏液灌注方法取得良好效果。二次温血停搏液可以为已发生潜在缺血性损害的心肌提供充分的氧供，用于恢复受损害的心肌组织，并且二次可冲洗代谢酸性产物，为心脏复苏创造良好条件。同时做好左室减压，充分的左心引流降低左心室内压及张力，减少心室做功。在手术过程中尽量避免心脏过分牵拉，辅助循环时心脏不宜过胀，以免损伤心肌纤维，尽量减少电击除颤等机械性操作的损伤，减少心律失常的发生，对体外循环下患者顺利复苏有很重要的意义。

体外循环中血钾高于5.5mmol/L为高钾血症。高钾血症的原因：①大量库血的预充，库血储存时间越长血钾越高。②外科操作致停跳液大量回收使血钾明显升高。③肾排钾减少，体外循环低血压，血管活性物质增加使肾血流量减少，肾小球滤过率降低，尿生成和排钾功能障碍。④体外循环中酸中毒使血中pH值下降，细胞内钾外移产生高钾。⑤血液破坏。⑥内分泌异常。冠心病患者多合并糖尿病，体外循环中交感神经兴奋加重胰岛素分泌障碍产生高钾[2]。所以体外循环中应随时监测血钾浓度的变化并注意钾和镁的适当补充。在开放升主动脉后心脏多次除颤不复跳者应怀疑高钾的可能。复跳前查血钾，一旦怀疑或确诊，体外循环不能停止，以防高钾停搏。本组病例中经利尿、补钙、胰岛素(4U/g糖)、高糖及5％碳酸氢钠、安装超滤的联合运用下血钾均调至正常，除颤复跳，顺利停机。

心肌保护对任何体外循环下的复苏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为一定要慎于术前，严于术中，善于术后。手术中心肌保护的关键在于降低心肌耗氧量，减轻或预防心肌缺血和再灌注损伤[3]。灌注心脏停跳液是心肌缺血期间重要的心肌保护措施。全组阻断升主动脉灌注(4∶1)氧合血、晶体停搏液，首次灌注要充足15～20ml/kg，此后每隔30min复灌10ml/kg，停搏液的温度控制在4℃，使心肌处于低温，可降低代谢率及氧耗。冠脉系统进气或阻塞造成心脏复苏困难也较为常见，表现为心脏收缩不协调、无力或持续室颤，心电图表现为ST段抬高。对于此类患者一旦确定，立即阻断主动脉，于根部高压高流量灌注纯温血停搏液，同时做好左房减压和右房引流，防止心脏膨胀。对于左冠系统的进气，我们选择冠状静脉窦逆行灌注，取得较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体外循环、外科和麻醉医生密切配合下，术前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制定个体化的手术规划，术中积极灵活地采取适当措施，对于处理体外循环下心脏手术复苏困难，挽救患者生命是非常有效的。

[参考文献]

复苏范文篇7

2002年初日本经济从低谷缓慢爬出，2003年初才摆脱危机状态，经过2004、2005、2006三年的巩固与扩大，如今有可能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复苏最长的一个周期。此次日本经济得以持久复苏的主要原因就是外需、内需两大动力先后开动马力、推动日本经济。

复苏的第一阶段2002-2004年，来自中国的外需推动了日本经济前期复苏。据日本海关统计。2002年日本出口总额仅仅增加107.24亿美元，但是对中国直接出口竟然增加了121.61亿美元，这意味着日本当年对其他国家出口总体是下降的，但是对中国出口足足抵消下降的损失之后还有富余。

将日本对中国直接、间接出口增长因素全部估计在内，可拉动2002年日本名义GDP增长0.46个百分点。

2004年5月，我国政府出台宏观调控局部经济过热措施，当年10月从日本进口增长开始放慢，对日本经济拉动作用才趋缓。可以说2002—2004年间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摆脱衰退、走出谷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阶段为2004-2006年，此时企业开始扩张经营。90年代日本经济进行结构调整、改革，企业严格限制新的投资。进入经济恢复增长第一阶段后，日本企业连续盈利，又看准了市场前景，投资逐步活跃，2002年企业实际投资增长为-2.9％，至2003年则跃为6.1％，2004年为6.3％。2005、2006年仍然保持较快增长。这四年日本企业投资比90年代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不仅如此，2002—2006年日本在就业、薪金方面情况也有好转，2002年日本社会失业率为5.6％，2003年降至5.4％至2004年11月降至4.5％，出现明显好转，持续至目前最新统计，2007年8月已经降至3.8％，表明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带来的高失业率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考虑到日本企业雇用工增加，工作时间延长等，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实际金额从2004年起转为小幅增长。如果认为2000-2003年日本个人消费实际增长处在低水平的话，从2004年起个人消费实际增长幅度出现放大趋势。

据日本政府统计，2002年内需同比增加1.7万亿日元，而外需同比增加3.6万亿日元，外需带动日本经济实际增长0.7％，内需仅带动0.3％。2003年日本内外需分别增加6.49万亿日元和4.09万亿日元，自此日本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作用才超过外需。但是内需不足、外需依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经济此次复苏，第一动力来自外需。在外需持续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日本企业经营业绩出现根本性改观。然后企业才开始扩大经营，增加投资、增加雇员。进而从更加深层次分析，可以看到外需肯定先是带动出口产业复苏，再逐步扩大到装备制造业，又由制造业传递到服务业，实现三大产业全面复苏。实现日本经济再生产全过程复苏。可见外需带动日本经济走出10年泥沼，足足花赞了近三年时间，一直渗透到日本经济各个领域，发挥的是第一动力和原动力作用。而投资、消费带动日本经济复苏发挥的作用仅仅是第二动力和派生性动力，即在第一动力“点火、催生”之后产生的动力。通过这次分析日本经济复苏过程，我们还更加深刻地认识到，2002-2004年外需启动了日本经济复苏，同时还启动了投资和消费，使其在经济复苏的第二阶段发挥作用。2000年-2004年外需启动，2004-2006年日外需和内需两大动力同时发挥作用，使日本经济复苏得以持久。而后期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7成以上的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持续增长，实现了内需为主、外需为辅带动增长的势头。但还没有形成以内需为主稳定增长的模式，还不能称为内需主导型经济。

2美国作用何在

如果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在中国投资或者租用企业，其制造的产品有—部分销售到中国市场，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销往美欧市场，笔者称其为“面向美国市场的日本分支迂回出口”。不仅日本包括亚洲四小也模仿日本企业做法，将中国作为加工基地，将制造的产品转口到美国、欧洲。如前所述亚洲四小在大陆制造的产品其使用的零部件也有些相当部分来自日本，笔者称其为：面向美国市场的“亚洲四小分支迂回出口”，类似还有“美国分支迂回出口”。也就是说，在21世纪初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在亚洲演变出一个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中国内地扮演加工基地角色，提供廉价土地、劳动力、厂房等生产要素，参与分工；日本扮演零部件、中间产品供应商和全球战略经营角色；美则扮演市场吸收器和全球战略经营角色；亚洲四小则扮演少部分零部件供应商和全球战略经营者角色。而日本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里获取利益有三大类：

一类在中国加工、在中国销售，获取低成本制造和绕过中国贸易壁垒实现间接出口；二类在中国加工向美欧迂回出口，获取低成本制造和扩大对美欧出口，以及规避与美欧发生贸易摩擦的风险；三类向亚洲四小分支、美欧分支、美欧分支等在华经营的企业提供零部件、中间产品，获取扩大出口、绕开贸易壁垒及分散贸易摩擦风险的利益。

综上可见，亚洲新的分工体系提供的巨大外需是支撑日本经济持续复苏的主要动力之一。据日本海关统计，2007年2002年比，日本对美国直接出口占比由28.5％降至20.6％，同期对亚洲出口占比由43.1％升至47.8％，其中对中国出口占比由15.7％提高到20.4％，对亚洲四小出口占比仍保持在22.7％水准。

复苏范文篇8

股改无疑是中国证券市场一次深层次的制度变革,经过这次裂变之后,中国证券市场将走向全流通的规范发展道路。为配合股改的推进,A股市场融资功能被监管层“叫停”,随着股改总市值过半,市场对再融资和新老划断的预期日益强烈,再融资有望恢复,对融资新格局及未来影响有必要加以分析。

恢复在何时

根据股改进程推测恢复再融资的时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市场对于再融资的时间预期一直有着较多的猜想,最先抛给市场一个朦胧信息的是原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李青原。

她曾表示,资本市场新老划断、新股上市等工作不可能等到近1400家上市公司全部完成股改后再进行。可以说,这种提法当时被市场看成是一个风向标,即占总市值近60%-70%的上市公司完成股改后,新老划断工作即可启动。

随着股改进程的加快,对于再融资、IPO启动时间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说法。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曾表示,新股上市的前提有三:一是股改进展;二是配套政策的逐步推出和完善,让新股上市拥有比较完备的制度环境;三是市场预期稳定。

其后,2005年11月底,上交所副总经理周勤业指出,股改有望在2006年内基本完成,IPO和再融资开闸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市场稳定;二是完成股改的公司市值超过总市值的50%。

截至2006年2月底,随着沪深两市第22批49家公司股改的推出,完成股改和进入股改程序的上市公司市值已占A股总市值的53.85%,顺利完成了股改重点推进阶段的预期目标。其中,一批权重公司相继完成股改,上证50指数成份股公司37家,上证180指数公司116家,占比均超过了60%,为股改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实现股市市值过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进行了10个月的股改已任务过半,重点推进阶段顺利结束。

按照目前的进程以及股改推进速度,接下来的10个月将是关键时期。存在各种困难的公司将陆续进入股改程序,由于问题多,股改整体时间拉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为慎重起见,管理层倾向于在综合考虑股改进程和市场格局等因素后,再分步骤恢复融资。权衡之后,很可能是先在大部分公司完成股改后推出再融资,然后再考虑市场预期稳定以及股改基本成本的合适时机推出新股发行。

同时,再融资和新老划断的启动是和政策的进程紧密相关的,具体实施的时间将在配套政策推出和完善之后才可能推出。因此,开启融资大门,首先要等到再融资管理办法的出炉,考虑到再融资管理办法讨论稿从征求意见到正式发文的时间,预计再融资的启动应定在今年年中左右。

另外,在股改这一特殊阶段,融资要让位于股改。虽然管理部门希望尽快恢复融资,但从市场和政策的几次博弈看,管理部门遵从“国九条”的“积极稳妥”要求,对市场稳定高度重视,因此,再融资何时开闸,管理部门会更多地考虑市场承受力的因素。先推进股改,当投资者对股改形成了比较明确的预期,市场运行稳定后再考虑再融资问题,这已经得到了高层的肯定。

因此,再融资的推出山将会是一个综合考虑市场各方面因素之后的审慎抉择,今年年中附近恢复再融资,可能是市场条件比较成熟的前提下较为合适的选择。

变化有几许

日前,《再融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简称新办法）亮相,和原有的管理办法相比,新办法做了较大程度的修改和调整。

首先,对再融资条件中的硬约束做了调整,对软约束则进一步加强,形式上和国际惯例进一步靠拢。原规定中反映盈利能力的指标要求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调,比如原规定要求配股的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而新办法已经没有了这方面的要求,门槛放宽了。

再如,此前上市公司最近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不得进行再融资。而新办法只要上市公司最近一期末的分配利润为正数即可,也就是说只要求分配过利润,并不强调一定要现金分红,而且明确是最近一期。显然,约束条件放宽了。

另外,为了和国际接轨,新办法增加了经营活动现金流相对稳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正等反映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指标。作为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的有效工具,海外投资者对现金流指标较为看重,增加现金流指标是新办法不同于原办法的很重要一点,这将大大提升上市公司“做”报表的难度和成本,有利于提高报表的真实性,确保融资公司及融资项目的质量,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而强化发行软约束条件符合国际惯例,也是新办法的重要特点之一。在软约束方面,新办法系统、完整地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组织机构及内控制度的健全程度、运行的规范性、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募集资金的使用提出了严格要求。

其次,可募集资金额大幅降低。配股方面,新办法将上市公司配股比例不超过前股本30%下调至不超过15%;增发方面,新办法将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上年度末净资产值调整为不超过净资产额的50%。可转债也是一样,发行后累积债券余额由不高于净资产值的80%下调至40%。

再次,新办法拓展了发行方式,引入定向发行。定向发行有利于上市公司引入有实力的战略或策略投资者,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就证券市场而言,则有利于减少或缓解二级市场的资金压力,减轻多年来一直困扰股市的顽疾。另外,定向发行对象将“经国务院相关部门认可的境外投资者”包含在内,为向外国投资者定向发行铺平了道路。

最后,新办法加强创新,引入了配股权证和附认股权的公司债券,增强了再融资的吸引力,提升了融资的定价水平。对提高上市公司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缓解市场融资压力、稳定股市等方面均有好处。

影响有几何

新办法门槛的高低以及达标公司可融资总量的增减固然会影响市场的预期,但最终决定影响程度的不是它们,而是实际的再融资量。达标公司可融资总量并不等于实际的融资量,而达到再融资条件也不意味着上市公司一定会融资或一定能够融资,实实在在的再融资压力才是影响市场的关键。

从2002～2005年的再融资规模看,每年均分布在260～480亿元之间,平均每年350亿元。2005年由于股改再融资停了半年多,规模仅为271亿元。

2006年,若在今年年中恢复再融资,实际融资时间仅为半年,和2005年差不多。但股市景气状况却要好于2005年,预计再融资规模应大于270亿元,估计在270～350亿元之间。

实证分析表明,我国股市融资总额和股市成交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0.95。一般而言,融资额约为股市成交量的2.3%～3.1%。2006年,估计全年股市总成交金额可达42000亿元,下半年成交额应为25000亿元,照此计划,融资额应在575～775亿元。而一般再融资占融资总额比重为44%,由此可推算出下半年再融资额应在250～340亿元。

因此,可以认为,2006年股市的再融资规模约在300亿元左右。

按照上述测算的再融资额,新办法基本实现了达标公司可融资总量与历史可融资总量间的平滑过渡,使再融资对市场的心理负面影响大为减小。同时,300亿元的再融资规模不到目前两市总市值的1%,比例较小,处于市场可承受范围之内。

复苏范文篇9

2002年初日本经济从低谷缓慢爬出，2003年初才摆脱危机状态，经过2004、2005、2006三年的巩固与扩大，如今有可能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复苏最长的一个周期。此次日本经济得以持久复苏的主要原因就是外需、内需两大动力先后开动马力、推动日本经济。

复苏的第一阶段2002-2004年，来自中国的外需推动了日本经济前期复苏。据日本海关统计。2002年日本出口总额仅仅增加107.24亿美元，但是对中国直接出口竟然增加了121.61亿美元，这意味着日本当年对其他国家出口总体是下降的，但是对中国出口足足抵消下降的损失之后还有富余。

将日本对中国直接、间接出口增长因素全部估计在内，可拉动2002年日本名义GDP增长0.46个百分点。

2004年5月，我国政府出台宏观调控局部经济过热措施，当年10月从日本进口增长开始放慢，对日本经济拉动作用才趋缓。可以说2002—2004年间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摆脱衰退、走出谷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阶段为2004-2006年，此时企业开始扩张经营。90年代日本经济进行结构调整、改革，企业严格限制新的投资。进入经济恢复增长第一阶段后，日本企业连续盈利，又看准了市场前景，投资逐步活跃，2002年企业实际投资增长为-2.9％，至2003年则跃为6.1％，2004年为6.3％。2005、2006年仍然保持较快增长。这四年日本企业投资比90年代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不仅如此，2002—2006年日本在就业、薪金方面情况也有好转，2002年日本社会失业率为5.6％，2003年降至5.4％至2004年11月降至4.5％，出现明显好转，持续至目前最新统计，2007年8月已经降至3.8％，表明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带来的高失业率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考虑到日本企业雇用工增加，工作时间延长等，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实际金额从2004年起转为小幅增长。如果认为2000-2003年日本个人消费实际增长处在低水平的话，从2004年起个人消费实际增长幅度出现放大趋势。

据日本政府统计，2002年内需同比增加1.7万亿日元，而外需同比增加3.6万亿日元，外需带动日本经济实际增长0.7％，内需仅带动0.3％。2003年日本内外需分别增加6.49万亿日元和4.09万亿日元，自此日本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作用才超过外需。但是内需不足、外需依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经济此次复苏，第一动力来自外需。在外需持续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日本企业经营业绩出现根本性改观。然后企业才开始扩大经营，增加投资、增加雇员。进而从更加深层次分析，可以看到外需肯定先是带动出口产业复苏，再逐步扩大到装备制造业，又由制造业传递到服务业，实现三大产业全面复苏。实现日本经济再生产全过程复苏。可见外需带动日本经济走出10年泥沼，足足花赞了近三年时间，一直渗透到日本经济各个领域，发挥的是第一动力和原动力作用。而投资、消费带动日本经济复苏发挥的作用仅仅是第二动力和派生性动力，即在第一动力“点火、催生”之后产生的动力。通过这次分析日本经济复苏过程，我们还更加深刻地认识到，2002-2004年外需启动了日本经济复苏，同时还启动了投资和消费，使其在经济复苏的第二阶段发挥作用。2000年-2004年外需启动，2004-2006年日外需和内需两大动力同时发挥作用，使日本经济复苏得以持久。而后期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7成以上的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持续增长，实现了内需为主、外需为辅带动增长的势头。但还没有形成以内需为主稳定增长的模式，还不能称为内需主导型经济。

2美国作用何在

如果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在中国投资或者租用企业，其制造的产品有—部分销售到中国市场，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销往美欧市场，笔者称其为“面向美国市场的日本分支迂回出口”。不仅日本包括亚洲四小也模仿日本企业做法，将中国作为加工基地，将制造的产品转口到美国、欧洲。如前所述亚洲四小在大陆制造的产品其使用的零部件也有些相当部分来自日本，笔者称其为：面向美国市场的“亚洲四小分支迂回出口”，类似还有“美国分支迂回出口”。也就是说，在21世纪初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在亚洲演变出一个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中国内地扮演加工基地角色，提供廉价土地、劳动力、厂房等生产要素，参与分工；日本扮演零部件、中间产品供应商和全球战略经营角色；美则扮演市场吸收器和全球战略经营角色；亚洲四小则扮演少部分零部件供应商和全球战略经营者角色。而日本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里获取利益有三大类：

一类在中国加工、在中国销售，获取低成本制造和绕过中国贸易壁垒实现间接出口；二类在中国加工向美欧迂回出口，获取低成本制造和扩大对美欧出口，以及规避与美欧发生贸易摩擦的风险；三类向亚洲四小分支、美欧分支、美欧分支等在华经营的企业提供零部件、中间产品，获取扩大出口、绕开贸易壁垒及分散贸易摩擦风险的利益。

综上可见，亚洲新的分工体系提供的巨大外需是支撑日本经济持续复苏的主要动力之一。据日本海关统计，2007年2002年比，日本对美国直接出口占比由28.5％降至20.6％，同期对亚洲出口占比由43.1％升至47.8％，其中对中国出口占比由15.7％提高到20.4％，对亚洲四小出口占比仍保持在22.7％水准。

复苏范文篇10

【关键词】心肺脑复苏；气管插管；对策

心跳呼吸骤停是威胁心肺脑急危重患者的一个重要因素，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患者大脑缺氧的发生率。患者出现心肺脑急危重症后，需要在最短时间内实施心肺脑复苏抢救，重新帮助患者建立有效的身体循环，提升心排血量。而气管插管时间是心肺脑复苏抢救能否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及时地气管插管能够有效缓解患者机体短暂的缺氧和缺血状态，为患者赢得更多的抢救时间[1]。但结合以往情况分析，多数患者在入院初期已经陷入了严重的昏迷状态并伴有缺氧，加之病情复杂，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气管插管难度。为此，本研究主要探讨心肺脑复苏患者气管插管时间的影响因素，并探讨针对性的解决对策，结果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2020年12月至2021年11月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接诊的接受心肺脑复苏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选择其中气管插管时间超过黄金时间（>5min）34例患者为病例组，按照组间性别构成、年龄匹配的原则选择34例气管插管时间未超过黄金时间的患者为对照组。所有患者均为急性呼吸衰竭、严重创伤以及脑出血等因素而引发的心肺脑急危重症，同时排除存在恶性肿瘤或严重的血液系统疾病的患者。对照组男18例，女16例；年龄24～70岁，平均46.6±8.3岁。病例组男17例，女17例；年龄23～73岁，平均47.1±7.9岁。两组患者性别构成、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资料收集

本研究中为患者实施气管插管的医师均具有丰富的临床插管经验。记录所有心肺脑复苏患者气管插管成功时间、存活情况、复苏情况、血氧饱和度以及患者自身存在插管困难、呼吸道异物等信息。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率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血氧饱和度比较

病例组血氧饱和度为81.39±9.86%，对照组为90.83±6.54%，病例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652，P=0.000）。

2.2两组患者存在插管困难、呼吸道异物的比例比较

病例组存在插管困难、呼吸道异物的比例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讨论

心肺脑复苏是临床上对患者实施急救过程中的一种常用急救手段，而气管插管是对患者实施心肺脑复苏过程中应用率较高的一种手段[2]。有调查研究显示，对患者实施气管插管越早，效果往往越好，患者的抢救成功率越高。而为了有效保证临床上针对心肺脑复苏患者气管插管的效率，一方面应有效分析影响患者气管插管时间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则需要针对相关的影响因素制订针对性的解决策略，有效提升患者在抢救过程中的气管插管效率，为成功抢救患者打下扎实的基础。从本研究开展情况分析，血氧饱和度、呼吸道异物以及插管困难是影响患者气管插管时间的因素。气管插管技术本身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医师要想熟练掌握这项技术，则需要反复的进行实践操作练习，才能对气管插管的相关操作技巧有更深入的认识，进而有效保证患者气管插管的成功率。本研究工作开展过程中，负责为患者进行气管插管操作的医师均具有丰富的气管插管临床操作经验，所有医师均能够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插管方式，同时相关操作的熟练度较高。由于急诊科患者的疾病复杂，同时病情普遍较重，患者在接受抢救过程中随时有出现心搏骤停的可能。因此，急诊科医师在日常工作以及学习过程中需要加大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力度以及相关操作方式的训练力度，尤其是对一些存在插管困难问题的患者，要能够有效结合自己既往的临床经验以及患者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寻找导致插管困难发生的原因，进而针对性地寻找解决方案，确保患者的问题能够及早得到有效处理，为缩短患者在接受心肺脑复苏治疗过程中气管插管时间打下良好的基础[3]。医师应深入了解患者上呼吸道位置的局部解剖结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操作手法的规范，还需要掌握不同气管插管方法的具体适应证。在对患者实施气管插管的过程中，要能够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持续不断提升自身抢救性气管插管的操作技能水平。例如，部分患者存在高喉头、巨大舌、扁桃体中度肿大、张口困难、高度肥胖颈短等方面问题时，插管的难度则会相应增加，进而导致患者气管插管的时间相应延长。因此，医师在实际接触患者时则需要能够对气管插管的难度作出及早的初步判断，并且针对性地实施处理，尽可能缩短患者气管插管时间。在患者气管插管难度较大的前提下，医师可以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进行针对性的处理：①采取面罩加压呼吸的处理方式，使患者的呼吸道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畅通，进而有效降低气管插管难度；②相关的插管操作由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麻醉师以及医师负责；③在对患者实施气管插管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纤维支气管镜的引导作用，此外，也可以采用环甲膜穿刺逆向放置硬膜外导管的方式进行引导，改变以往气管插管实施过程中盲目操作的方式，有效提升气管插管的成功率，缩短气管插管时间；④在时间允许的前提之下可以采用紧急气管切开术的方式来降低患者气管插管难度。有调查研究显示，心肺脑复苏患者的预后效果直接受血氧饱和度的影响。本研究中，所有患者的血氧饱和度需要在80%以上才能实施气管插管，并且在此过程中需要密切监测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如果发现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在80%以下，则需要第一时间停止相关的气管插管操作，必要时采用无创通气的方式对患者实施干预。在患者的血氧饱和度达标后才能实施气管插管的相关操作。有调查研究显示，在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干预过程中，患者自身在具备足够体能保证的前提下，身体的氧供才能基本得到保证，而即使患者的插管时间超出了黄金区间心肺脑复苏干预的质量也会相应的得到保证。因此，对于血氧饱和度较低的患者应积极地实施无创通气，待患者的血氧饱和度达标后再对其实施相应的气管插管操作。此外，患者呼吸道异物也是影响气管插管时间的重要因素。因此，从临床角度分析，患者在入院后需要第一时间检查呼吸道的畅通度，如果患者的呼吸道内部存在异物则需要及时清理，最大限度地维持患者呼吸道畅通，进而有效降低气管插管的操作难度。需要接受心肺脑复苏干预的患者病情普遍复杂，而多数情况下患者的气管插管时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预后效果以及抢救的成功率。因此，临床应重视这一问题，在明确患者气管插管时间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实现患者气管插管时间效率的整体提升，为心肺脑复苏相关治疗活动顺利展开打下良好的基础，促进患者预后效果的改善。综上所述，影响心肺脑复苏患者气管插管时间的因素主要包括血氧饱和度、插管困难、呼吸道异物3个方面。如果患者血氧饱和度较低或存在呼吸道异物、插管困难等，插管的时间则会相应增加。

4参考文献

[1]张晨霞,楼肖阳,黄灶榕.心肺脑复苏患者气管插管时间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8,15(16):41-43.

[2]张晨霞,罗宇彬,唐碧玉.不同气管插管时间对心肺脑复苏患者预后的影响[J].现代诊断与治疗,2017,28(10):1867-1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