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价值素质范文10篇

富价值素质范文篇1

数分钟后，放在前面的大写字板上就写满了建议：关闭这家工厂；封存那条生产线；开除那些平庸的管理人员。“好极了！”咨询专家说。“现在我们来探讨我们应如何进行这些工作。”

然而，咨询专家接下来听到的议论与平时处理这种事情时所听到的议论毫无二致：“我们不能这样干。”我们不能这么干？为什么？因为这太残酷，太激进了，有人回答说。在座的一位管理人员解释说，这么干“会伤筋动骨”；没有人会愿意这么干。所需采取的措施太痛苦，难以付诸实施。

这两位咨询专家是来自波士顿管理决策公司（ManagementDecisions）的安德林？思莱伍斯基（AdrianJ.Slywotzky）和大卫？莫里森（DavidJ.Morrison）。他们的经历揭示了我们司空见惯，人所皆知的现实：该采取的措施不去采取，因为这些措施会导致不愉快的后果；这已不是什么新问题了；它源远流长，已经成为哲学和许多主要宗教信仰的核心问题。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使得这一问题变得十分紧迫：至少在今后的十年中，管理者最重要的素质将不是营销才能、信息技术或其他任何专业知识，而是个人特性──愿意甚至渴望采取重大而又痛苦的决策。

你对此持怀疑态度吗？90年代工商业的发展似乎为具有这一优良品质和不具这一优良品质的管理者的经营成果提供了脚注。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们将会把90年代视为工商管理发生革命的时代，而我们则无需用太长的时间就已经看出正在发生的变化。90年代初，各类主要因素的变化一目了然：信息技术发展迅速，许多行业管制放松，世界范围贸易壁垒减少，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不断扩大。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的冲击力十分强大，促使企业发生了巨大的、艰难和痛苦的历史性转变。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唯一的问题是有人愿意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必要的调整，有人则不愿意改变自己。我们立即就可以得到答案。在1992-1993年间非同寻常的十八个月中，通用汽车（GeneralMotors）、IBM、西屋（Westinghouse）、美国运通银行（AmericanExpress）、柯达（Kodak）等美国著名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均被解雇了。后来，一些管理者“退休了”，但都不是因为“健康原因”，或从未听说过的“长期计划安排”；他们被炒了鱿鱼。企业管理获得成功的新条件一下子变得十分明确。哈佛商学院迈克尔？简森（MichaelJensen）教授介绍了一个带有我们时代特征的故事：他的一位朋友曾经是一家名列《财富》杂志最大500家公司前茅的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整个职业生涯都服务于这家企业。然而，一旦革命袭来，他不能采取必要的应变措施。企业的市场价值开始滑坡，当企业市场价值降到原价值一半的时候，他被解雇了。他无法接受这是他的过错。简森教授分析说：“他由于不能改变自己对业务管理模式的看法，而毁坏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业务管理模式”是一个关键的术语。在革命化年代中，工商业管理者必须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业务管理模式──创造价值的基础，或我们通常所说的赚钱诀窍。思莱伍斯基和莫里森认为每一管理者都应当像英特尔公司那样，每隔五六年就改变一次自己的业务管理模式。英特尔公司曾经主营记忆芯片制造；在这种芯片制造看上去开始成为没有优势的业务时，他们转而生产微处理器；一旦处理器受到商品化威胁，他们又将处理器促销为名牌消费品。思莱伍斯基说：“今天，僵死的业务模式是没有生路的。”但是很少有企业将其业务设计思想制度化，或者甚至没有明了清楚地表述过。（贵公司是否这样做了？思莱伍斯基和莫里森建议你到公司各处转一转，问一问你手下的人：“我们是如何赚钱的？”）因为这太危险了，你可能会发现你必须采取某些重大而又艰难的决策。

事实上，你可能会做出与英特尔公司完全相同的决策，因为，英特尔面临的局势实际上已摆到了每一个人面前：生产效率急剧提高，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化威胁无所不在。这种形势发展十分迅速；它要求人们作出人类最为艰难的反应：退出市场，开除员工，承认自己错了（或者至少不是完全正确）。因此，未来将需要更多具有优良品质的管理人才──能够接受甚至追求心理痛苦和性格刚毅的管理者。

我还没有发现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世界正在造就更多这样的人才；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文化的评论家们认为现在更少了。但是，对此类人才的需求日益扩大，哈佛商学院迈克尔？简森教授正在以全新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难题，从而指出了这个难以对付的问题的原因所在。

简森不是学哲学的。他在芝加哥大学接受过严格的计量分析教育，是一位财务经济学家。他曾多年坚信人是理性的福利最大化追求者，人永恒不变地遵循着资源、评价和最大化模式（Resourceful，Evaluative，MaximizingModel，REMM），这是他自己归纳出来的模式；但他现在再也不这么看了。过去的几年中，他在哈佛大学参加了心智行为研究计划（Mind，Brain，BehaviorInitiative），该计划的参与者还有内科医生、心理学家以及许多其他行业的专家，他们研究的内容正如计划的题目所示。简森现在认为，人有一半的时间遵循资源、评价和最大化模式；其余的时间则笼罩在痛苦规避模式（PainAvoidanceModel，PAM）下。痛苦规避模式是非理性的：沿着现有痛苦避让道路发展将可能带来更大的痛苦；但这种模式已存在於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道理非常简单。在我们脑袋下面有个小小的器官叫作扁桃体，其功能就是评价外来刺激是否带有威胁性。如果外来刺激带有威胁性，这一器官就会作出著名的肾上腺素反应，它还会把阻碍其部分功能的化学成分带到表层──大脑的理性部分。这就是一位坠机生还者说他不知道他是如何从机舱里爬出来的的原因；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想，我就那么做了。”

当我们的身体受到外来伤害时这类化学反应是十分有用的。问题是这类反应仅是对外界刺激本能的情感反应。这就是对一个人不好的评价似乎马上导致被批评者产生抵触情绪的原因：一旦一个人的扁桃体发现自己受到了伤害，他的大脑马上触发痛苦规避模式，进而准备进行反击或予以规避。简森认为，这也是企业管理人员及其企业难以吸取教训的原因。失去控制，承认自己的错误，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及其本身都会带来痛苦，都会刺激痛苦规避系统，导致化学反应，影响我们的理性思维将所有信号全部记录下来。如果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错误，我们就无法汲取教训。所以，如果管理者不愿意采取不愉快的行动，他们所要规避的痛苦实际上就是采取必要措施所必须承受的痛苦。

简森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好奇。他说：“企业将为此付出成千上万亿美元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像许多个人和民族一样，非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才不得不进行扭转乾坤，但会令人不愉快的变革的原因。简森说：“如果没有来自产品、工厂或资本市场危机的直接威胁，任何公司都不会主动进行改革。”我们大家都知道事实确实如此。那些在1992-93年间业绩较差的公司就是极好的例证。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一些措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一些倾向于防患於未然的企业常常会在危机真正到来之前创造危机，将自己推下断崖绝壁，希望在危机袭来之前找到能够力挽狂澜、拯救自己的有效措施。融资购并就是防患於未然的措施之一。巨额债务负担会有效地迫使管理者采取必要的痛苦措施。一些企业（如SealedAir公司，一家泡沫塑料包装材料生产厂家）实行了没有购并的融资购并，只是大量举债，作为巨额特殊红利分配给投资者。另一些企业（如坎贝尔公司，CampbellSoup）则采取了更剧烈的措施，要求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和亲自持有一定数量的公司股权；持股量要求很高，乃至于管理人员不得不举债购买。令人十分惊奇，在这些措施下，企业采取痛苦决策的阻力大为减轻。

企业可以根据是否具有愿意面对残酷的现实、勇挑重担的精神来聘用和提拔管理人员。当然，每一个管理人员都会说自己具有勇挑重担的精神（他们还会说他们都愿意倾听反面意见）。即使如此，这些是否足以构成瞬息万变时代管理者所必须具有的个人特性了呢？FMC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布特（RobertBurt）说，他们公司评价管理人员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视其如何处理人事问题。因为，人事问题确实是管理者必须面对的最难处理的问题。

然而，我们还必须涉及个性问题，还必须探讨存在于公司某处的优良素质问题。归根到底，由谁来启动或强制实行股权拥有计划，或探究管理人员是如何作出强硬决策的呢？聊以自慰的是我们还不至于那么束手无策。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们指出，在扁桃体将信号传递给表层的同时，另外还有一条传递途径，允许我们的理性对扁桃体的本能施加影响。简森的说法是：这就象我们的肌肉训练一样。这一说法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一条众所周知的基本道理：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个性。

富价值素质范文篇2

关键词:新江苏发展目标;终身教育;法制保障;必要性

在2014年12月视察江苏时要求江苏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描绘出江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发展蓝图，“强富美高”成为江苏建设“十三五”的目标任务，也是未来江苏发展的着力点。在当前江苏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要实现“强富美高”的新江苏建设目标，需要依托终身教育的实施与发展。当前在国家立法缺失，其他部分地区终身教育立法已先行的情况下，江苏要加快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开展法制保障建设已是当务之急。

一、“强富美高”新江苏发展目标的内涵解读

(一)“经济强”:新江苏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强”被置于新江苏四大目标任务的首位，也是新江苏发展的物质基础。江苏作为我国的主要经济省份，多年来地区生产总值(GDP)均位居全国前列，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江苏的地区生产总值(GDP)达到77388．28亿元，居全国第二。江苏经济发展的历程、禀赋和定位，决定了江苏未来建设发展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建设经济强省。所谓“经济强”，并非单纯追求经济体量，而应体现在创新能力强、经济结构强、质量效益强、企业活力强、特色优势强，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实力的总体强劲。距离这一目标，江苏还存在着产业结构未臻合理、产品附加值有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仍需加强等问题，在当前能源资源短缺、可供利用的土地资源不足以及环境容量有限、市场竞争加剧的形势下，压力巨大。以服务业为例，众所周知，进入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服务业的高水平发展，2016年江苏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9．9%，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比相比，差距较大，与全国平均水平也存在1．9个百分点的差距。生产性服务业带动性不足，新兴服务业领军企业数量偏少，产业结构转换系数的区域差异明显都是江苏经济优化结构、增效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而高新技术产业近年来虽然在产值的绝对量和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都实现了较大增长，但以生产零部件和材料为主的产品较多，战略性整机产品较少，品牌产品、高端产品较少，而贴牌产品、低端产品较多，“高端产业，低端环节”的矛盾较为突出，自主创新能力偏弱、市场规模较小、布局规划不合理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未来几年，江苏应积极构建以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发展体系，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全面提高全省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综合竞争力。［1］(二)“百姓富”:新江苏发展的价值追求。在“强富美高”新江苏的发展目标中，“百姓富”是检验发展的直接标准，也是推动江苏发展的价值追求，在总发展目标中是最为根本的目标。“百姓富”的江苏，就是要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高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优美的居住和生活环境。具体而言，“百姓富”应体现为几个方面:一是收入财富方面，居民能充分就业，收入水平逐步提升，同时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维持在合理区间，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相对合理，家庭财富积累速度加快;二是社会保障体系更为完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实现全覆盖，社会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升，就业、医疗等保障力度加大，城市管理、社区服务等工作成效明显，为城乡居民创设更为优良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三是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提升消费水平和档次，使百姓的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四是精神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居民学历教育年限进一步延长，终身学习成为百姓的生活方式，文化娱乐生活不断丰富，民主政治生活参与程度不断提高，社会安全感日益提升。但是，当前江苏距离这一目标的实现仍有一定差距，民生建设方面还面临着缩小城乡差距、满足偏远多层次需求的挑战，民生保障依然是推进区域城乡一体化的薄弱环节。2016年江苏人均可支配收入32070.10元，人均GDP为96887元，占比为33.1%，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44.1%，与一些发达省市相比，差距更大，这反应了江苏居民劳动报酬在经济总量中占比较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型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等指标同样如此。此外，苏南、苏中与苏北在这些指标方面的区域差异也十分明显。因此，未来江苏的民生建设，应在增加居民收入、发展社会事业、推进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提高扶贫开发水平上着力，实现全方位多元化的“百姓富”目标。(三)“环境美”:新江苏发展的生态需求。“环境美”是江苏发展的生态需求，即有清新的空气、优良的水质、洁净的环境，自然环境美、景观特色美、城乡协调、文化交融。这一目标任务可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治理环境污染。江苏环境管理已经实现了从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浓度控制到总量控制、污染物的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的转变，使常规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持续下降。［2］但除了常规污染物以外，一些新型污染物的排放问题也值得重视。大气雾霾和水污染治理问题日益突出，治理环境污染问题仍是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重点突破的问题。二是建设生态环境。改善环境质量，青山绿水、生物多样、生态系统和谐稳定、城市和村庄面貌得到改变，城市融入自然，现代融入村庄，宜居乐居，让诗画美景展现在江苏大地，群众对环境质量认同度提高。三是推进生态文化建设。引导居民逐步形成节约、环保、绿色、生态的意识，加深对生态资源重要性的了解和认识，形成生态文化，并外化为居民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的行动。但是，江苏目前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足的矛盾仍较为突出，以单位能源消费量为例，江苏与一些注重能耗控制、强化高能耗产业管理的地区相比，差距较大，而在工业污染物排放量方面也与广东等省份差距明显，因此，抓好生态空间源头管控、强化资源节约高效利用以及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重点任务需要在未来几年加大推进力度。(四)“社会文明程度高”:新江苏发展的重要体现。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的意见》指出:“社会文明程度高，就是要有共同精神家园、良好社会风尚、广泛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秩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公民素质高、社会风尚好、文化软实力强，公平正义得到保障，遵法守法成为习惯，诚信友善蔚为风气，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社会文明程度高”目标的实现有三个方面的重点:一是公民素质的提高。社会的文明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并不会必然带来精神文明的发展，相反在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行为可能更为凸显，公民素质的高低决定了社会文明程度，因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教育公民，提升公民素质，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核心。二是文化繁荣发展。相对于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居民多样化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未能得到满足。顺应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城乡居民共享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让全体江苏人都能浸润在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中，是文化繁荣发展的表现。三是社会治理法治化。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是社会文明程度的关键因素。而法治化是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增强法治观念，明确权利义务，进一步确立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调处利益关系中的权威地位，可以促进社会各阶层和谐有序相处，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文明程度是新江苏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体现，江苏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正在缩小，但在提升公民文明素质上仍需付出努力。

二、终身教育与“强富美高”新江苏发展目标的内在联系

通常认为，终身教育是指人在其一生中各个阶段所受到的各种教育的总和。在推动“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实践中，终身教育因其终身性、全民性、广泛性和灵活性的特征，体现出必不可少的作用，与新江苏建设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内在联系。(一)终身教育为“经济强”目标实现提供创新动力。面对江苏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要实现“经济强”的发展目标，必须聚焦创新，而终身教育则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创新动力，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调整需要终身教育提供必要支持。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的倒逼下，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而在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原来集中在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不断减少，流入第二、第三产业，要求劳动者在重新就业时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术，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岗位变化。与此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中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也不容忽视，这也同样对这些产业中的就业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依靠学校的一次性教育无法满足产业结构调整中对劳动力的需求，终身教育为此提供了必要支持。二是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人才需求需要通过终身教育来满足。江苏目前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正在做大、做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新材料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和能源互联网产业、空天海洋装备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随着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对劳动者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要求也将不同于传统产业，通过接受终身教育不断学习，是满足这些新兴产业发展中人才需求的必要途径。三是科技创新发展需要终身教育的驱动。江苏当前正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专业化服务业体系，鼓励企业开展科技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云计算、物联网服务、电子商务、互联网平台经济等新兴服务业态发展，促进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生产要素中科技含量的增加、知识与技术的更新速度加快，都对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智力的发展、知识的获得和运用源于学习和教育，［3］终身教育必将成为科技创新的驱动力。(二)终身教育为“百姓富”目标实现创设必要条件。“百姓富”目标的实现，既要使百姓收入逐步提高，也要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使全体居民享受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而终身教育的实施，为这一目标创设了必要条件，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终身教育为富民增收创设条件。“百姓富“目标中最首要的就是城乡居民充分就业，收入逐步增加。在当前科技高速发展、信息爆炸的时代，终身教育为人获得全面的教育、可持续的教育提供了机会。居民可以通过接受终身教育，不断完善自身知识体系，提高素质与能力，并为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与更高的收入奠定基础。而针对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工的各种职业培训，促进了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以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为目标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为提高农业技术、引导农业新业态经验发展、帮助农民创业、增加农民收入提供了更多可能;针对大学生和其他人员的创新创业教育，为自主创业、激发潜能提供了更多机会。二是终身教育是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作为社会公共服务重要内容的教育，除了学校的学历教育以外，终身教育为居民提供各种丰富生活、提高技能、增强素养的服务，甚至因其开放性和广泛性等特征，受众面更广，满足居民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是民生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提高百姓满意度的重要指标。(三)终身教育为“环境美”目标实现培育理念。知识“环境美”在当前乃至将来一段时间内，是新江苏建设中需要着力去补的一个“短板”，终身教育将在这一目标的实现中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一是环保理念的形成需要终身教育的倡导和宣传。江苏人口密度大，产业集中度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实现“环境美”目标的形势十分严峻。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全体居民形成保护环境、保护生态、节约资源的“绿色”理念，才能真正意义上减少污染排放，形成绿色、生态的生活方式，节约资源。而这种理念的宣传教育，是一个贯穿始终的过程，是一种面向全体的教育，通过终身教育倡导、宣传这种理念，具有持续性、广泛性，手段和方式也可以更为灵活和丰富，居民的接受程度将更高。二是通过终身教育为环保传播科学知识。大到环保产业的发展、企业的清洁生产、低碳技术的发展和绿色制造的技术，小到环保法规制度、权利义务、危废品的处置、辐射的防范乃至垃圾分类等，这些科学知识均需要通过终身教育来获得并维持。“环境美”的目标任重而道远，如果说政府加快完善制度、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大整治污染力度、加快环境建设是“标”，理念的形成和知识的获得就是“本”，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终身教育的重要任务。(四)终身教育与“社会文明程度高”目标指向一致。“社会文明程度高”是区域良好形象和较高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是需要从多维度考核和评价其达成程度的目标。终身教育与“社会文明程度高”目标的指向一致，关系密不可分。一是终身教育的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文明程度。“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核心评价指标就是公民素质高。而教育是公民素质提高的阶梯，终身教育具有普适性和终身性，内容则包括职业教育、社会教育、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科学引领，吸收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促进全社会形成良好道德风尚具有决定性作用。二是终身教育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社区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近年来也在不少地区的实践中显示出它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不少社区以兴趣为切入点凝聚形成的居民学习团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代社区人口多、密度大、异质性强，人与人之间关系较冷漠的问题。而通过对社区各类草根学习团队的规范化管理，增进了群众团队的自治能力。同时，社区教育具有“面对面”功能，教育服务构架起民情民意上传下达的通道，为居民搭建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提升了居民的社区参与感和社区责任心，促进了和谐、互动的良性社会治理方式形成，对提高社会文明程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强富美高”新江苏目标下终身教育法制保障建设的必要性

(一)加快终身教育法治化进程，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需要。要建设一个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满足江苏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离不开终身教育的实施来提高公民素质、提高劳动力和人才质量。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终身教育的法治化亟待立法建设。江苏进行终身教育地方性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如何，国外发达国家立法的经验是否值得借鉴，国内其他地区的立法的理论基础以及实践情况，开展地方立法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等内容，都将在开展地方立法的过程中进一步梳理、分析与总结，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深化终身教育立法的理性认识的进程，同时也是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和比较研究，加快终身教育法治化的进程，从而推动江苏终身教育的规范化、法制化，使江苏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工作在法制的规范和指导下进行，有利于终身教育的实施并提高其发展水平，是实现新江苏四大目标任务的重要保障。(二)强化公民学习权保障，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需要。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学习权宣言》对“学习权”下了经典定义:“所谓学习权乃是:读与写的权利;持续疑问与深入思考的权利;想象与创造的权利;阅读自己本身的世界而编纂其历史的权利;获得一切教育方法的权利;使个人与集体的力量发达的权利。”学习权作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国际社会中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并获得了法律身份认同。但在我国相关法律特别是终身教育领域中，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党的十八大提出“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根本保障，也是“强富美高”新江苏目标实现的重要基础。但是当前终身教育的理念尚未真正深入人心，人们普遍对此认识不足，或存在观念上的误区，很大程度上制约并影响了终身教育的发展。法源于权利意识，终身教育的推进需要立法来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公民终身学习的权利更需要进一步明确并落到实处，开展终身教育立法，将终身教育相关制度写进法律文本，是宣扬终身教育理念，转变传统观念，为公民学习权提供法律保障的必然要求，而在此基础上，落实此项权利，促进人的素质全面提升，为新江苏建设目标任务的实现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三)破解终身教育发展瓶颈，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需要。江苏“强富美高”发展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教育特别是终身教育的助推。社会经济新常态对更新学习理念，更新知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终身教育适应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经济强、百姓富需要终身教育提供的人力资源为引擎，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更是有赖于终身教育的实施而使人的素质全面提高、文化生活不断丰富。江苏作为全国的经济大省、教育强省，终身教育体系建设起步较早，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是目前也存在法制保障缺失、经费保障不到位、资源整合程度不够、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区域内发展不平衡、评价监督机制的缺失、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发展终身教育，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政策不少，但是未能上升到立法层面而无法真正落实，根据江苏终身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开展地方立法，是破解当前江苏终身教育发展瓶颈，推动江苏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新江苏四大目标任务的现实需要。“强富美高”新江苏的目标任务，实践中体现为“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发展方略，这一目标任务根本上是为了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这与终身教育的本质追求是一致的，而当前江苏终身教育立法的缺失，制约着区域终身教育的发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新江苏目标任务的实现形成了桎梏。开展地方终身教育立法，推动终身教育进入规范化、高水平发展的轨道，无疑是当前江苏提升居民素质，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参考文献:

［1］江苏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用“强富美高”引领江苏“十三五“发展［J］．群众，2015，(12):13．

［2］李宁宁．江苏环境美:目标内涵与对策措施［J］．唯实，2015，(05):62．

富价值素质范文篇3

中央党校博士刘海湘王荣启晏荣

中科院心理学博士侯瑞鹤

主持人：白全贵

要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党的中央全会第一次提出并强调心理和谐，说明促进心理和谐非常重要，它是社会和谐的一个敏感点。

记者：六中全会，提出促进人的心理和谐，这是中央全会第一次提出来的。为什么要强调人的心理和谐？

青连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社会心理就像一个传感器，牵动着人们的敏感神经，对社会和谐的影响会是深层次的。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也要求我们必须注重人的心理和谐。

以人为本，就需要注重促进心理和谐。以人为本，就必须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内在地包含了心理和谐、心理健康的需要。发展为了人民，必然要求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心理健康。

从促进提高民族素质方面来讲，也需要注重促进心理和谐。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民族素质的提高。这就要求，通过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健康素质。与此同时，也要通过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咨询网络，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不断提高全民族的心理素质。

心理和谐，是形成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心理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要努力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构建这样的和谐社会，形成这样的生动局面，必须以和谐的人际关系为纽带。心理和谐、心理健康能够大大增强社会凝聚力，提高社会的整合程度，促进和谐人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是人们心理的敏感时期，需要人们有良好的心态去面对。新世纪新阶段，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党和政府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个公民，也应该更加理性地面对各种矛盾特别是利益矛盾。这就必须大力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促进心理和谐，努力形成一种理性平和的良好社会心态和心理素质。

目前社会心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就个人层面而言，主要表现为心浮气躁和急功近利，就集体层面而言，主要表现为相对剥夺感和社会歧视。

主持人：社会心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现阶段的我国社会，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刘海湘：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利益分化、道德失范、价值多元化等也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也使社会发展面临诸多新的挑战。这些心理不和谐的表现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就个人层面而言，主要表现为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凡事希望一蹴而就、立竿就要见影，缺乏长远打算和务实作风。例如，有些学者为了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虚构调查研究数据，甚至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一些地方官员只关注GDP增长谋取政绩，全然不顾由此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问题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

其次，就集体层面而言，主要表现为相对剥夺感和社会歧视心理。相对剥夺感，即以他人或其他群体为参照物形成的心理感受，如果认为自身的经济状况或生活处境低于参照对象的对应水平，从而形成心理落差，认为自身利益被侵占、夺取的一种心理状态。一方面，他们的生活状况客观上与少数富人形成鲜明对照；另一方面，不断扩张的社会经济总量和持续的增长速度唤起了多数公众的内心生活期待。这种由富裕阶层较高的经济生活水准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以及内心更高的生活期待，会引发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群体的高期望、高失落感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相对剥夺感，并且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被剥夺感不断发酵而迅速膨胀，由此可能诱发仇富、对抗社会等不正常社会心理。

社会歧视心理，通常表现为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存有偏见，采取不公正的区别对待态度，这与仇富心理恰恰相反，表现为“贱贫”。如“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某些发达地区人们乃至地方政府当局对来自贫困落后地区的人们存有排斥和防范心理等。

主持人：那么，这些心理问题会对社会和谐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王荣启：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等人提出的“挫折—攻击假说”认为，当人们正在进行某种有目的的行为受到阻扰，即遇到挫折时，容易诱发攻击行为。上述不良社会心理往往容易导致社会成员的受挫感，而这种不健康心理有可能给社会和他人造成伤害，带来连锁负面效应，影响社会和谐。这主要表现在：

引发社会焦虑。如果个人急于求成或受到他人的不公正对待，将导致不确定因素增加，使人们感到烦躁不安、内心充满焦虑。由于个人利益的获得与所属群体密切相关，因而获利较少的个体总是期望流动到获利较多的群体当中，但这种流动往往需要承担较大的机会成本，个体在踌躇中形成焦虑感，又在焦虑中采取行动。于是，出现一系列不正常社会现象，如高校毕业生择业选择一元化，纷纷向往大城市和发达地区，文化资源拥有者不是沉下心思做研究而是忙于“走学术穴”，权力资源拥有者利用其优势到赢利机构兼职或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停薪留职”，以及有钱者花钱买声望等，这些社会地位不整合的状态反过来又加剧了这些人的社会焦虑感。

淡漠人际关系。相对剥夺感和社会歧视现象容易导致心理失衡，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和自尊得不到实现，会感到压抑、自卑、无助、受挫、孤立，使得该群体的社会心理趋于冷漠化，对社会问题及自己身边的人与事只要不涉及自身的利害，均持观望或听之任之的态度，甚至过分渲染人们之间的对立情绪，形成嫉富、仇富心态，认为但凡富人皆有原罪，每一个铜钱都沾满了贫困者的鲜血。而急功近利的心理则往往造就功利思想和自利心态，唯利是图，淡化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容易导致短期行为和利己行为。所有这些不良心理现象，不断拉开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造成人与人之间感情淡漠。时而见诸报端的关于见死不救却讨价还价的报道常常让人既恨且忧，诸如此类的人际关系不和谐现象严重背离了和谐社会关于“诚信友爱”的本质要求。

影响心理和谐的因素很多，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大量“潜规则”的存在，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变异等是其中的主因。

主持人：那么，造成上述不和谐心理的原因有哪些？

晏荣：首先是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影响。随着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成员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一部分人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先富起来；另一部分人却走向社会的“边缘”，成为弱势群体。

面对收入分配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尤其是在利益诉求渠道不畅的情况下，部分社会成员，特别是利益受损的那部分社会成员萌生一些诸如不平衡、浮躁、嫉妒甚至仇恨的心理也就比较“正常”了，加上平均主义思想的“惯性”作用，这种巨大的反差就更明显了，相对剥夺感等心理也就由此而生。

其次是大量“潜规则”的存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职业、收入等经济“指标”逐渐代替了阶级出身等政治性因素，成为确定、评价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在某些人看来这甚至成了唯一的标准。于是，产生了一些一味追逐经济利益的、丑恶的、违背道德、违犯法律的现象，形成了很多的所谓“潜规则”，增加了社会活动的成本，形成了不好的社会风气，加剧了人们对自我、外部世界的认知矛盾，影响了人们内心的和谐。

再次是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变异导致心理不和谐。现阶段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但是，社会不同部分的变迁速度是不一样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总是滞后于经济层面的变化。这就是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所说的“文化堕距”现象。我国就在经历这样的阵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各种思想价值观念传入，对建国后经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造成了冲击。一些人原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完全瓦解，出现了很多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崇洋媚外的心理和行为。

最后是不正确的思想舆论导向的影响。在信息化的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对各种社会心理的产生、发展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一些媒体或大众传播机构缺乏必要的社会责任感和专业素质，以提高收视率、点击率为唯一目标，迎合所谓时尚、前卫的观念，夸大或放大了一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和思想观念，客观上对受众进行了错误的引导，特别是对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造成了巨大的不良影响。此外，个体因素也是影响心理和谐的重要原因。

要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和挫折，树立一种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主持人：对社会心理，我们应从哪些方面进行引导？

侯瑞鹤：在保持自己内心和谐的同时，要特别注意与他人和谐相处。正确对待他人，和他人和谐相处。

尊重他人作为和你一样的独特个体而存在。个体内心和谐的表现就是不卑不亢，一个人当他面对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亢或不尊重时，相应地，当他面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时，就一定会表现得卑微而生出奴相，所以，居高位者有无尊严的卑微者，居低位者有有尊严的自信者。我曾遇到过这样一名小企业主，当他面对下属时，总是趾高气扬，傲慢无礼，认为是自己养活了他们，谈到员工时洋洋得意地说：“我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得干什么。”他对自己的员工没有最基本的尊重，那么当面对他的上级领导时，他立即又表现出了另一副模样，立即鞍前马后地伺候，看人脸色行事，一副奴相，过分卑微，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不能正确地对待他人，怎么可能与他人和谐相处，又谈何保持自己内心的和谐呢。

尊重他人独特的成长历史和经验。这一点在个体内心和谐的表现就是对于他人所拥有的东西能平静待之，认识到你有你的拥有，我有我的快乐。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更倾向于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努力，把失败归因于环境；而把他人的成功归因于环境，把失败归因于个人。这一点或许可以解释仇富和为富不仁现象，仇富者认为是环境让自己失败，从而认为社会不公正，为富不仁者认为我是通过自己努力成功的，谁穷是活该，与京城某位地产大亨所放言的“房奴是活该”有异曲同工之妙。

富价值素质范文篇4

当今我国为什么要进行社会和谐治理？笔者认为，国内社会存在的种种严重失衡现象表明，必须对我国进行社会和谐治理，否则就有可能步入“拉美陷阱”。当前我国国内社会的失衡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利益失衡，二是贫富失衡，三是城乡失衡，四是地区失衡，五是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六是人与自然的失衡。笔者在此把它们简称为“六大失衡”。这六大失衡严重影响中国的发展和稳定，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以下笔者主要通过一些权威的数据和具体的社会现象来说明这六大失衡的严重性。

（一）利益失衡。

当前，利益失衡引起的突出问题当属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

如果政府通过以低廉的价格征用大量土地来搞开发、来获得招商引资的成功并把它视为最后的跨越型发展机遇并使政府和开发商均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话，（即所谓的城市经营理论），那么，大量失地农民得到的低廉补偿并无配套的社会保障措施却是巨大的利益损失。

在目前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境况己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2004年上访事件明显增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失去土地而又未得到妥善安排、公正补偿的农民。按征用土地量和农民人均土地量的保守估算，目前全国有约4000万失地农民，其中那些“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己经成为一个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社会群体。据测算，如果征地成本价是100%，被征土地收益地方政府占20%至30%，开发商占40%至50%，村级组织占25%至30%，失地农民占5%至10%。即使这样，很多开发商还空手套白狼，对补偿费能拖就拖，一些部门还雁过拔毛，造成补偿费常常不能全额发放到农民手中。失地农民因失地而丧失虽然低微但相对稳定的基本生活来源，再就业又困难重重，又因没有社会保障使生活前景充满风险。而一些地方政府不善于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动用行政和司法强力进行强制性征地，更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失地农民不仅在失地时得到的补偿低，而且在失地后还面临着生计、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这对农民来讲，是利益的极大损失。另外，很多地方政府把征用农民土地的差价作为”第二财政“，土地在征用过程中又容易产生腐败，农民极为不满。

（二）贫富失衡。

贫富失衡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公平与效率的失衡。公平和效率是一对矛盾，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也是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很难处理好的问题。鉴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政府将精力过多地集中在效率上。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公平价值取向，导致价值在社会再分配过程中失衡现象严重。而恰好这种社会再分配过程的失衡直接导致了贫富失衡，贫富失衡将会导致仇富心理，仇富心理容易导致袭富、杀富行为，袭富、杀富行为严重影响人与人的和谐。同时贫富失衡又容易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如群体性事件、各种社会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均呈上升趋势等等，因此，贫富失衡又影响人与社会的和谐。贫富失衡主要表现在贫富收入差距上。

贫富收入差距是各种收入差距的综合反映，也是衡量社会公正、公平的主要尺度，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0就属于分配不公平范畴。近年来，中国贫富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经调整后的中国基尼系数2001年已达0.415。据国内有关专家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比1984年的0.26扩大了一倍，己超过了警戒线。中国己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家转变为贫富悬殊的国家，贫富差距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据200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5-0.53，高于美、法、日、英、德、韩等国的0.3-0.4，接近俄罗斯、新加坡、伊朗的0.46-0.43，低于巴西、智利、墨西哥的0.55-0.59。据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前的调查，近年来，中国富人收入来源呈多样化，增值速度加快；而穷人收入来源逐步萎缩，呈递减趋势，形成了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其后果之一是富者过度储蓄和穷人紧缩消费。高收入者结余购买力通过各种渠道转化为金融资产，据估算，在金融资产和储蓄存款中，60%-80%为20%的高收入者所占有，80%的中低收入者对消费有较大需求而无购买力。

（三）城乡失衡。

城乡失衡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状况上。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收入和消费增加了不少，但与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相比，速度要慢得多，并且收入和消费差距明显拉大。

一般情况下，农民消费增幅小于城镇居民，主要是因为农民收入的增幅要小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而农民收入的增幅要小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就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外，城乡失衡还体现在公共服务方面。农村居民在公共、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方面与城镇居民相比存在巨大差距。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教育水平差距比较明显。这反映在人口受教育程度上。2000年我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85年，与城市平均9.80年的水平相差近3年。从二大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来看，农业人员也最低，2000年仅仅为6.79年，另外，农民子女的教育受到很大限制。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儿童失辍学现象严重，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仅存5.79年，具备科学素质者仅占农村居民的4%。在公共卫生资源的城乡配置方面也不公平。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国城乡人口比例大约为36:64，但城市公共卫生资源占全国公共卫生资源的60%以上。由于农村贫困，农民有病得不到有效治疗的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农民因无钱看病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由于农村公共卫生制度不健全，因健康状况不良而导致贫困的占农村贫困户的30-40%。另外，城乡之间在妇幼健康水平上的差距更为明显。国务院妇儿工委曾在西南、西北86个贫困县对1995-1997年孕产妇的死亡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其孕产妇平均死亡率达每10万人中177.96%人，为全国同期孕妇死亡率的2.8倍。有的县甚至超过了每10万人中300人。而同期上海为每10万人中只有12人（香港和日本仅为4人）。社会保障在城乡之间的提供不公平。目前，城市的社会保障由一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基本上是农民自我保障。

（四）地区失衡。

地区失衡反映的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此，笔者将根据收集的数据资料分别对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的发展状况进行描述。西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仍在拉大。有研究表明2003年中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建制镇的平均财政收入比5.94:1。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研究表明，近几年，虽然国家加大了西部开发力度，但东西部的差距仍呈扩大趋势。2005年全国人均GDP己达14040元，以上海51474元为最高，省区间以浙江27703元为最高，以贵州5052元最低，浙江与贵州的差距由1991年的2.7倍扩大为5.7倍。如按东西部比较，东部人均GDP为22076元，是西部8822元的2.50倍，比1991年的1.86倍扩大了0.64倍。

反映居民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005年全国平均为10493元，最高的上海已达18645元，浙江、广东达1.6万和1.5万元，而新疆只有7990元，青海也只有8058元，高低相差一倍左右，比1991年扩大了近一倍。农民人均收入为3255元，以上海8248元为最高，浙江达6660元，与最低的贵州1877元比较，差距为3.55倍，比上年扩大0.1倍，比1991年扩大了一倍。

中部地区的发展出现尴尬和”塌陷“。根据吴俊杰、张红等人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问题报告》一书中提供的数据表明，”中部塌陷“己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中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和总体发展水平不仅大大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数据显示，中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呈不断下降趋势。反映到人均GDP水平上，1980年中部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1990年下降到83%，而到了2003年，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75%，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GDP差额比进一步扩大。其次，中部地区的发展势头和发展速度不仅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低于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部原本落后的投资增长速度又大大落后于西部地区。1998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2%,比中部地区高16.8个百分点。2001年1-7月，西部地区投资增长20.1%，又比中部地区高2.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成为全国投资的”锅底“。最后，中部地区的”三化“进程即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不仅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2003年为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和反映工业化进程的基本指标，全国该项指标为52.2%，中部六省为45%左右，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近5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状况是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内容，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是反映市场化进程的基本指标之一，中部地区的该项指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二、我国现阶段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现实困境及原因分析。

（一）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之间的冲突。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就以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矛盾凸现出来。过去我们的公共政策只注重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忽视了环境的建设和保护，把自然环境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片面理解为单方面作用于自然环境，而完全忽视了自然环境本身存在的价值。在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关系方面，我们应该从人的政策活动本身、从政策主体方面来理解自然环境的价值，即自然环境应该成为人的政策活动的一部分，成为政策主体自身的一部分；而不应该把环境置于人的政策活动的对立面。很长一段时间的公共政策都没有把自然环境理解为政策主体的身体和政策活动的一部分。虽然现在人们日益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思想，但是在利益驱动下，很多违法违规操作，钻法律空子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因此，我们就没能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关系，从而导致了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矛盾和冲突，近几年日益增多的灾害就说明了一切。

（二）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值之间的冲突。

这里的公共政策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是在同一价值系列中划分的，是指以政策主体直接要求或希望目标的实现为政策的目的性价值，而实现这一价值的诸多条件和中介的价值则为政策的手段性价值。例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政策主体直接要求或希望的目标，那么实现的这一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性价值，而其他构成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如精神充实、物质丰富和社会关系完善等则是手段性价值。但二者的区分也是相对的。政策的目的性价值相对于更高层次的目的则构成政策的手段性价值，而政策的手段性价值相对于较低层次的手段则构成政策的目的性价值。二者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其一，政策的目的性价值虚设，其过分洋溢着乐观主义、理想主义色彩，过分侧重远大高尚的价值目标，而忽视了较远的政策目的性价值的现实化要求，从而导致一些中介环节缺失，最终使其虚设。其二，政策目的性价值固化，即未将政策目的性价值适时转化成实现更高目的手段，导致理想缺失。这是对政策的目的性价值虚设的一种否定，只注重实惠、实利却未能将实惠的获得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当作实现更高层次价值的手段，并视之为唯一的或最高的目的，导致物欲横流和拜金主义等。

富价值素质范文篇5

贵州高校开展生态道德教育的现实诉求

当前，贵州省正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工程。2015年6月，在贵州考察调研时对贵州作出了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重要指示，这为全省人民进一步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抒写好美丽中国的贵州篇章提供了重要遵循。2017年10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出炉，该《方案》指出，要以建设“多彩贵州公园省”为总体目标，建成长江、珠江上游绿色屏障建设示范区、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示范区、生态脱贫攻坚示范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示范区、生态文明国际交流合作示范区，至此，贵州推动绿色发展的行动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贵州省各高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复兴梦，建设“富美贵州”的进程中，担负着重要而特殊的责任和使命。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高校要始终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坚持立德树人的基本导向，本质上要求各高校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把人格的养成、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训练有机统一起来，始终高度重视教育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个人成长成才与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紧密相连，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是生态文明建设工程的生力军和未来主要的参与者，了解生态环境、关注生态安全、培养健康的生态道德观是高素质人才所必备的重要内涵，这直接关系到他们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关乎未来绿色发展的质量和水平，甚至关乎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在全省推动绿色发展、举国建设美丽中国的征程上，高校要抓好思政课主阵地、主渠道的作用，从德育角度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生态道德，这一举措的实施刻不容缓。

生态道德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现实意义

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具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在高校“思政课”中融入生态道德教育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同时也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在贵州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思政课堂在培养大学生的生态责任意识、普及生态道德知识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同时完成这一使命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一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内在需要。高校在进行人才培养方面十分注重专业技能的传授，但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培养基地，高校还必须强调大学生的“全面”“均衡”发展。贵州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也日益显现，而良好的生态环境又是贵州实现后发赶超的重要基础和区位优势。因此，高校教育要统一大学生对生态环境的认识，让他们理解良好的生态环境在全省经济发展大局中占据着基础性地位，使这些未来的建设者们深刻明白“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道理。笔者曾于2016年11月至12月在遵义的5所高校（2所本科，3所专科）进行过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环境基础知识的了解较好，但是大学生的环境保护参与度与环境行为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要求尚有较大差距。大部分同学关注或参与过各种形式的环境保护行动，但是经常性参与比例不高。在日常的生活习惯上，只有27%的同学会将废旧电池和普通垃圾分类投放至不同的垃圾桶，仅有17%的同学坚持每月参与1次以上的环境保护行动。二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顺应当今时展的需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包括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而且基本国情、省情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教育也显得尤为重要。这对培养学生形成文明的行为习惯，养成优良的思想道德品质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2017年6月，在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时任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就强调，“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高校要深入贯彻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扎根贵州大地办大学，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贵州决胜脱贫攻坚、同步全面小康、开创多彩贵州新未来作出更大贡献。”三是改善生态环境、建设“富美贵州”的迫切要求。百姓富则贵州富，生态美则贵州美。百姓富，就是要让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贫困人口逐年减少，并与全国一道顺利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让人人都从发展中获益，增强幸福感和获得感。生态美，就是多彩贵州满眼绿，要不断提高植被覆盖率、改善空气质量、保护水土、珍惜资源。而百姓富和生态美又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通过“多彩贵州”名片，贵州省已经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观光、无数企业前来投资，贵州GDP增速不仅领跑全国，而且绿色GDP所作的贡献也非常可观。大学生通过接受系统的生态道德教育，养成良好的生活和思维习惯，并最终积极投身到家乡的建设洪流，为“美丽家园、富美贵州”的发展贡献应有之力，这是多彩贵州实现“靓丽”发展的迫切需要。

贵州高校生态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应自觉承担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任。和谐发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包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互动，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也与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为核心内涵的贵州人文精神不谋而合，为推动贵州绿色发展构筑了坚实的“理论高地”。如何将和谐发展的理念深植于大学生的内心十分重要。目前，省内各高校在普及生态发展理念方面均有所努力，但仍存在一些主客观方面的问题。课程教材所涵盖的生态道德知识量不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课作为高等院校思政课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所使用的教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书。该书所涵盖的信息量远远不能满足当下大学生生态道德观教育的要求，例如教材上有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容仅有2页，该部分内容占全书内容的比重还不足1%。而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思政课程中，对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生态理念的涵盖面也非常少。作为最能体现贵州特色、反映贵州发展现状的《贵州省情》这门课程虽然在展现贵州生态发展上有大篇幅的描述，但是主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展现各级政府的路线、政策，很少通过现实中的成功案例来引导学生的生态道德倾向，因此，学生和教师很难从教材中汲取足够与生态道德相关的知识。生态道德教育课程趣味性不强。在思政课堂上，教师对于生态道德相关内容的讲解往往采取“涂鸦式”教学，即将保护生态环境、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发展理念通过“灌输式”的讲授传授给学生，而缺乏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沟通。在实践课的安排上，学生的主动性没有得到有效的激发，往往是被动地完成老师预先设置的各项任务，最后形成一些参考价值不大的调研报告。此外，一些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过多的参照教材的知识结构，没有及时从新闻网络媒体等渠道获取一些发生在学生周边的环境案例进行剖析。因而，学生对相关教学专题的兴趣不高，关注度不够。

生态道德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堂的主要路径

提高生态道德教育在思政课堂中的授课比重。高校思政课要从国家发展大局以及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两方面出发，增加生态道德教育在思政课堂中的授课课时，突出生态道德观教育的重要地位。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章节，可以由原先的1个课时调整为4个课时进行讲解，教师要对每一个课时进行认真分解，从不同角度解读生态环境保护既是当前形势所迫，又是一项利在千秋的民生工程，以期达到最佳教学效果。另外，教师要精心挑选教材之外的素材，采用课堂教学与课后指导相结合的形式，延长学生接受生态道德教育的时长。紧密联系时政，寓生态道德教育于“形势与政策”课堂。形势与政策课作为高校思政课的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时政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其主要通过对最新时政的解读、热点问题的剖析来对学生进行教育。因此，思政课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各类媒体资源，把握热点动态，寓生态道德教育于形势与政策教学中，这也是调动学生学习热情，提高学生生态道德素养的有效途径。当前，生态环保主题相关的报道在各类新闻媒体均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些报道既带有新鲜感、时代感，又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易于学生的主动接受。例如结合贵阳生态文明论坛来讲解贵州生态发展的现状、已取得的成果、与国际社会的差距等；亦可以结合乌江水污染事件来深入探讨生态环境破坏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使大学生树立环境忧患和危机意识，增强环境保护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提高培养生态道德素质的认同感。

富价值素质范文篇6

实现共同富裕事关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大局，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都能高屋建瓴，运筹帷幄，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方面。虽然共同富裕伟大战略构想貌似十分遥远，但却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价值诉求，又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的实现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又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针对IHi~@的积贫积弱和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青年时代的就曾发出“大同者，吾人之鹊也”的豪迈之言…”。。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对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长期而艰辛的探索，初步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基本框架。他指出：“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ll”针对改革开放以前的平均主义及其导致的共同贫穷，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富，而且是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311253。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基础上，认为，应该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关键要通过加快发展加以解决。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和处理地区差距问题”，“我们必须坚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4]470。新世纪新阶段，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构想，极大丰富了“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要求从社会整体和全局的角度和高度重视社会发展的均衡性，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_5f2。，认为，共同富裕是“以人为本”的共同富裕，是“协调发展”的共同富裕，是“全面”性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并正以良好的态势向前发展。最近10年，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大跨步前进，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近40万亿元人民币，取代日本成为世界大经济体。虽然中国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我们构建的小康社会仍然是不均衡、不全面、不发达的小康社会，但解决共同富裕问题不能等、不能拖，越往后解决起来越困难，成本也越高，付出的代价也会越大。共同富裕问题，如果我们越早解决，就会处于越主动、越有利的地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就共同富裕问题提出过睿智的见解，他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I6，“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l6_3“。1992年，邓小平对我们长期探索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给予了经典性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_6J3所以，能否通过现实而稳妥的途径实现共同富裕是能否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优越性的“中心课题”，虽然这一过程必定漫长而艰巨，但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应密切关注发展的均衡性、系统性、复杂性和预见性等。

二、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理论分析现阶段，中国已进入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新的发展时期，已步入全面建设发展成果惠及全体13亿多人民、以共同富裕为重要标志的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共同富裕伟大战略构想的实现既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等硬件条件作支撑，也需要过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先进文化等软件条件为保障。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过程中，必须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又好又快的发展模式和路径。

第一，共同富裕发展战略是对以往平均主义发展模式的纠偏。社会主义既反对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也反对平均主义。虽然贫富分化可能会产生暂时的高效率，但必然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不会产生持续的高效率；而平均主义虽然有“结果公平”之诱惑，但却以低效率和普遍贫穷为代价。改革开放前，因受“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思维和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的影响，中国选择了“公平优先、均中求富”的发展模式。不可否认，这一模式在调动人们积极性和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方面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那种通过人为手段建构公平、忽视经济利益发展模式的弊端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凸显，使人们把共同富裕错误地理解为“同时、同步、同等程度的富裕”，形成了职工、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地方吃中央的“大锅饭”的局面。这种状况不仅压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企业在内无动力、外无压力状态下生产，并进而导致经济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因此，为了打破平均主义，激发建设四化的积极性，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实现人民的富裕，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在四天后的另一次谈话中，他又强调指出：“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j3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6J23。他认为“先富一后富一共富”的“大政策”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

第二、不发达的国情以及诸多自然和历史因素决定了我们只能选择“先富一后富一共富”的发展模式。我们知道，邓小平共同富裕战略构想的提出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他曾多次指出，中国底子薄，耕地少，人口多，尤其是农民众多，仍然是世界上较为贫穷的国家之一，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与现代化。众所周知，中国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且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在建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得到坚持。同时，长期受户籍制度等影响，形成了明显的城乡二元格局。尽管名义上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人人平等的，但由于存在多种不同所有制形式，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是不平等的。所以，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发展仍然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J。在中国，虽然按劳分配原则占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劳动者的体力、智力、家庭背景以及勤奋程度存在差异，在以劳动作为个人消费品分配唯一尺度时，不同家庭生活水平和质量也会有所不同。再加上各地自然资源分布和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存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那些技术水平高、劳动效率高、工作熟练的工人和善经营、懂管理、产品适销对路的企业的个别劳动时间必定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们必定能在竞争中获得胜利。这就决定了所有社会成员同时同步同等程度富裕在实际上不具有可行性，也决定了符合实际且行之有效的路径只能是“先富一后富～共富”发展之路，决定了走向富裕的过程必然是有先有后、有快有慢、逐步实现的渐进过程。

第三，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决定了我们应该坚持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我党锲而不舍追寻的目标，是以为首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一以N2_、坚持不懈地探索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就是为了彻底消灭剥削和压迫，为了建立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_邓小平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没有让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_6Il，并要坚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作为评判工作成败得失的依据。新世纪新阶段，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坚持共同富裕价值取向没有变。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战略任务和目标，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着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引领我们实现共同富裕。

第四，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目标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要求。指出：“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邓小平将共同富裕提升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985年3月，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讲话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同年4月，在会见外宾的谈话中他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_I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追求的根本目标，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社会主义能否战胜资本主义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_6。资本主义虽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但这一巨大的社会财富的分配却是以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为代价的。邓小平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l6j2，“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坚持和发展了非均衡发展战略思想，认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只能从本国国情出发，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让一部分地区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部分人富起来、一部分人长期贫困，也不是社会主义。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和帮助未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既定政策。这个政策不能变”_4；，“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_】彻。

第五，坚持共同富裕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唯物史观的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J7。马克思主义以现实个体的人作为出发点，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个体的人的生产能力发展的历史，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体现出对人的终极关怀。所以，发展的真正含义和目的是人和人类的发展，即以人为本的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包括人的各种潜能的拓展，也包括人的多方面需求的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指标。人类一切活动最终都要落实到“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ll。，马克思主义所预见的未来社会图景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16]”。，“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l】_2。因此，一切发展最终都要归结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他一切活动都只能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手段。虽然共同富裕在现阶段代表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价值取向，但相对于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而言，它只能是阶段性目标，只具有工具理性价值。“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212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l2，让人们“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可见，人们除了满足物质需求之外，更需要满足社会公平等精神方面的需求，正如英国史学泰斗汤因比所言，“人不仅仅是靠面包过活的。无论人的物质生活可能被提高得多高，也无法治愈他在精神上对社会公平的需要”。所以，我们自始至终都应把实现社会进步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一切活动的最终归宿。

三、实施共同富裕策略应注意的问题

由上观之，不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原则，还是共产党的目标宗旨，都决定了我们应坚持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只能选择“先富一后富一共富”的发展道路，“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l61“。。在实现共同富裕路径上，邓小平首倡的“先富一后富一共富”发展模式既适合中国国情，又体现中国特色，而且具有稳妥、代价小、风险低等特点。在实施共同富裕策略时我们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贫富差别不能太大。提倡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是要允许不同人、不同地区发展中存在着富裕先后、富裕程度的差别。但这只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阶段，并不是说差距越大就越能尽快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弄清楚富裕程度的差别在什么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必须适时掌握合理的贫富“差别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61373-374。在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向纵深方向推进的过程中，少数人凭借各种资源优势迅速致富，部分人甚至利用权力一夜暴富，而多数人因缺乏资源无法致富甚至落到贫困的境地。而迅速致富者面对未来会有更多机会可供选择，贫弱者可供选择利用的资源和机会却越来越少，甚至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中国迅速从一个平均主义较为严重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较大且继续扩大的国家，自然引起人们的严重关切。如何既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积极作用，又将市场经济自发盲目性及其导致两极分化的消极作用控制在可接受的合理范围内，确实是一道不易破解的难题。否则，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一旦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不仅会使民众产生不满情绪，危及社会稳定，而且会导致技术发明和创新动力不足，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更严重的是关系到社会稳定、改革成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延续、共产党执政地位能否稳固等重大问题。有鉴于此，邓小平告诫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应高度重视，防患于未然，并认为收入差距“太大也不行”l3l。，主张“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71374。

第二，先富只是手段，共同富裕才是目的。提倡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允许人们在富裕程度和时间上有快慢先后之分，目的在于发挥先富群体的标杆和激励作用，让先富人群帮带尚未富裕的人们尽快实现共同富裕，“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的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l6_J。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是暂时的，它同阶级社会因为私有制和剥削造成的两极分化是完全不同的，这一贫富差距的消极影响是可以被限定在有限范围之内的。“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要注意避免两极分化。要逐步增加人民收入，不允许产生剥削阶级”_3。在这里，邓小平指出，在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允许有先富者和后富者。相对于先富者而言，后富者是贫者，但要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深刻阐明了先富、后富与共富的辩证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实践证明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我们国家这么大，各地状况千差万别，发展很不平衡，不可能按一个模式发展，也不可能同步发展、同步富裕。让一部分条件、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先富起来，并以实际的成绩和成功的经验来带动未富的地区也逐步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符合中国经济的客观实际和发展规律的。”1]9_“各地的发展，有先一点后一点，在同一时间内，发展的速度有快一点慢一点，不可能齐步走。但是，各个地区最终都要达到共同繁荣，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I19l71。进一步明确指出：“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并推动先富带未富、先富帮未富。”

第三，实现共同富裕历史进程具有长期性。共同富裕的实现受到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是一个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由量变到质变、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不允许有先有后、有快有慢，要求全国人民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以同等速度达到同等程度的富裕，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在有生之年最后一次谈及共同富裕时曾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从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实现共同富裕与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是基本一致的，“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此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邓小平提出的“_二步走”发展战略要求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J2。也曾指出，“经过30年的不懈奋斗，我们胜利实现了我们党提出的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战略目标，正在向步战略目标阔步前进”，“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lOO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富价值素质范文篇7

讨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先要讨论劳动力与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劳动力是否是一种生产要素。我们今天所说的“生产要素”亦即马克思所研究的“生产条件”，是获得生产成果的必备因素、必有条件。马克思将生产条件分为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即土地、资本等物质生产资料，主观条件则为劳动力。显然，马克思将劳动力划为了生产要素之一。我们跳出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从逻辑关系的角度考虑。以租赁土地种植玉米为例，若我在农村租赁某几家农户的土地来规模化种植玉米，首先要找农户签订承包租赁合同，支付承包费，之后到种子公司买种子、化肥，进行一系列的种植作业，到秋收时节去农机公司雇来收割机收割玉米，由物流公司运输到指定收购点售卖后获得收益。从我的收益中扣除土地承包费用、买种子和化肥等费用、农机使用费及物流运输费后的剩余部分即为我的劳动所得。很明显，在整个过程中，农户提供的土地、种子公司提供的种子和化肥、农机公司提供的收割机、物流公司的交通工具以及我个人的劳动力一起构成了本次生产活动的生产条件，也共同参与了收益分配。其中，我的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我的收益是按劳分配，更是按生产要素分配，按劳分配包含于按生产要素分配之中。

二、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的定义，确认了按劳分配是在以全社会共同占有全部物质生产资料为前提条件的“未来社会”中存在的，引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所述：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也就是说，在生产要素所有权方面，所有人仅剩下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社会分配，土地、资本等物质生产资料的分配部分归全社会共同所有（在我国称为国有），只有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所参与的分配归个人。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当属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在这种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分配方式当然是更进步的分配方式，是分配方式的发展方向。我国现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未来会发展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那我们的分配方式也必然会从现在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升华到以按生产要素分配为本质的按劳分配。

三、现代社会劳动力是商品

翻阅一些关于劳动力与生产要素、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关系的论文、书籍，发现大家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劳动力是否是一种商品。认为只有在劳动力是商品、能够量化的情况下，才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把劳动力是否商品化作为研究的前提。那么，我们也在此讨论一下这个问题。2015年10月8日，一家新闻媒体推送了一条消息：澳洲砖瓦工奇缺，月薪21万！再回顾一下每年春节过后南方多省用工荒，高薪招聘的状况，如此明显的市场交换，难道还不能说明劳动力已然成为一种商品了吗？在现代社会，劳动力不论是体力的还是脑力的，都是一种商品，其所有者提供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得以工资为主要形式的报酬为交换条件。

四、正视收入差距问题

收入差距问题无疑是现在社会的热门话题，少数富人一些“炫富”行为使得一部分社会成员产生了“仇富”心理，甚至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已经偏离了轨道，“先富带后富、共奔富裕路”变成了一句空话。首先，必须明确我国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未曾改变，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未曾改变，宏观方面，改革开放后先富裕起来的人确实在为社会经济发展做着贡献，经济发展先进地区也在努力带动后进地区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部大开发”；其次，要认清社会主体氛围是共同进步的，炫富行为仅为少数现象，仇富也不是全社会共同认知，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差距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市场竞争并不因社会“姓社”还是“姓资”而厚此薄彼。越是开放性的市场，竞争越激烈，在劳动力市场上，因各人竞争力不同，个人收入差距也越大。社会成员想缩小收入差距，首先要从内因出发，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创造价值的能力，提升市场竞争力。在按劳分配的背景下，基本的计薪方式为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稍复杂些的，无法简单的以工作时长和产出数量为计算薪酬的，该单位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会制定适宜的量化考核标准，通过绩效管理实现按劳分配。可见，无论是怎样的工作性质，都会以贡献量或者贡献率来进行初次社会分配，而个人贡献率的提高核心在于个人知识、技能的提升。以往我国调节社会分配的手段无外乎税收、社保、政府投资等宏观手段。近年来，政府工作进入精细化状态，着力于社会分配矛盾点，如针对住房资源分配问题，推出房产税征收制度。同时，我国政府对教育公平问题引起了较高重视，大力推进教育改革，重点扶持基础教育，以“三支一扶”等项目为依托，推动老少边穷地区基础教育水平提升，笔者认为这正是抓住了收入差距的根源，是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治本之举。当下社会的矛盾点归根到底是由初次分配引起的收入差距单纯依靠宏观调控这种二次分配无法有效缩小，而要在初次分配就缩小收入差距，需要劳动者贡献率的均衡，这一均衡源自于劳动者个人知识、技能水平的均衡，在社会大发展的状况下，拉低部分人的水平以求均衡是荒谬的，要求均衡必须提升落后者的素质，这就需要发展基础教育，虽然会经历一个漫长历程，但唯有此法可治收入差距之本。综上，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的进步，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我国当前的核心分配方式，在社会主义建设进入高级阶段后我们必然进入“未来社会”中的按劳分配社会。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收入差距问题日益明显，国家当然应当采取调控措施予以适当干预，但劳动力作为广大劳动者持有的重要商品是群众自行调节收入水平的主要工具，主动提高自身素质，在劳动力市场上缩小差距，必然是调节收入差距的一种有力手段，也是迎接未来按劳分配制度的必要准备。

作者:高媛 王猛 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石家庄市藁城区常安镇人民政府 新奥集团

参考文献：

［1］杨欢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专题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富价值素质范文篇8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政策问题原因构建

一、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存在的问题。

当今我国为什么要进行社会和谐治理？笔者认为，国内社会存在的种种严重失衡现象表明，必须对我国进行社会和谐治理，否则就有可能步入“拉美陷阱”。当前我国国内社会的失衡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利益失衡，二是贫富失衡，三是城乡失衡，四是地区失衡，五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六是人与自然的失衡。笔者在此把它们简称为“六大失衡”。这六大失衡严重影响中国的发展和稳定，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以下笔者主要通过一些权威的数据和具体的社会现象来说明这六大失衡的严重性。

（一）利益失衡。

当前，利益失衡引起的突出问题当属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

如果政府通过以低廉的价格征用大量土地来搞开发、来获得招商引资的成功并把它视为最后的跨越型发展机遇并使政府和开发商均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话，（即所谓的城市经营理论），那么，大量失地农民得到的低廉补偿并无配套的社会保障措施却是巨大的利益损失。

在目前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境况己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2004年上访事件明显增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失去土地而又未得到妥善安排、公正补偿的农民。按征用土地量和农民人均土地量的保守估算，目前全国有约4000万失地农民，其中那些“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己经成为一个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社会群体。据测算，如果征地成本价是100%，被征土地收益地方政府占20%至30%，开发商占40%至50%，村级组织占25%至30%，失地农民占5%至10%。即使这样，很多开发商还空手套白狼，对补偿费能拖就拖，一些管理部门还雁过拔毛，造成补偿费常常不能全额发放到农民手中。失地农民因失地而丧失虽然低微但相对稳定的基本生活来源，再就业又困难重重，又因没有社会保障使生活前景充满风险。而一些地方政府不善于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动用行政和司法强力进行强制性征地，更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失地农民不仅在失地时得到的补偿低，而且在失地后还面临着生计、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这对农民来讲，是利益的极大损失。另外，很多地方政府把征用农民土地的差价作为”第二财政“，土地在征用过程中又容易产生腐败，农民极为不满。

（二）贫富失衡。

贫富失衡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公平与效率的失衡。公平和效率是一对矛盾，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也是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很难处理好的问题。鉴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政府将精力过多地集中在效率上。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公平价值取向，导致价值在社会再分配过程中失衡现象严重。而恰好这种社会再分配过程的失衡直接导致了贫富失衡，贫富失衡将会导致仇富心理，仇富心理容易导致袭富、杀富行为，袭富、杀富行为严重影响人与人的和谐。同时贫富失衡又容易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如群体性事件、各种社会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均呈上升趋势等等，因此，贫富失衡又影响人与社会的和谐。贫富失衡主要表现在贫富收入差距上。

贫富收入差距是各种收入差距的综合反映，也是衡量社会公正、公平的主要尺度，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0就属于分配不公平范畴。近年来，中国贫富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经调整后的中国基尼系数2001年已达0.415。据国内有关专家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比1984年的0.26扩大了一倍，己超过了警戒线。中国己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家转变为贫富悬殊的国家，贫富差距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据200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5-0.53，高于美、法、日、英、德、韩等国的0.3-0.4，接近俄罗斯、新加坡、伊朗的0.46-0.43，低于巴西、智利、墨西哥的0.55-0.59。据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前的调查，近年来，中国富人收入来源呈多样化，增值速度加快；而穷人收入来源逐步萎缩，呈递减趋势，形成了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其后果之一是富者过度储蓄和穷人紧缩消费。高收入者结余购买力通过各种渠道转化为金融资产，据估算，在金融资产和储蓄存款中，60%-80%为20%的高收入者所占有，80%的中低收入者对消费有较大需求而无购买力。

（三）城乡失衡。

城乡失衡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状况上。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收入和消费增加了不少，但与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相比，速度要慢得多，并且收入和消费差距明显拉大。

一般情况下，农民消费增幅小于城镇居民，主要是因为农民收入的增幅要小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而农民收入的增幅要小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就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外，城乡失衡还体现在公共服务方面。农村居民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方面与城镇居民相比存在巨大差距。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教育水平差距比较明显。这反映在人口受教育程度上。2000年我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85年，与城市平均9.80年的水平相差近3年。从二大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来看，农业人员也最低，2000年仅仅为6.79年，另外，农民子女的教育受到很大限制。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儿童失辍学现象严重，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仅存5.79年，具备科学素质者仅占农村居民的4%。在公共卫生资源的城乡配置方面也不公平。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国城乡人口比例大约为36:64，但城市公共卫生资源占全国公共卫生资源的60%以上。由于农村贫困，农民有病得不到有效治疗的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农民因无钱看病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由于农村公共卫生制度不健全，因健康状况不良而导致贫困的占农村贫困户的30-40%。另外，城乡之间在妇幼健康水平上的差距更为明显。国务院妇儿工委曾在西南、西北86个贫困县对1995-1997年孕产妇的死亡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其孕产妇平均死亡率达每10万人中177.96%人，为全国同期孕妇死亡率的2.8倍。有的县甚至超过了每10万人中300人。而同期上海为每10万人中只有12人（香港和日本仅为4人）。社会保障在城乡之间的提供不公平。目前，城市的社会保障由一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基本上是农民自我保障。

（四）地区失衡。

地区失衡反映的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此，笔者将根据收集的数据资料分别对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的发展状况进行描述。西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仍在拉大。有研究表明2003年中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建制镇的平均财政收入比5.94:1。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研究表明，近几年，虽然国家加大了西部开发力度，但东西部的差距仍呈扩大趋势。2005年全国人均GDP己达14040元，以上海51474元为最高，省区间以浙江27703元为最高，以贵州5052元最低，浙江与贵州的差距由1991年的2.7倍扩大为5.7倍。如按东西部比较，东部人均GDP为22076元，是西部8822元的2.50倍，比1991年的1.86倍扩大了0.64倍。

反映居民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005年全国平均为10493元，最高的上海已达18645元，浙江、广东达1.6万和1.5万元，而新疆只有7990元，青海也只有8058元，高低相差一倍左右，比1991年扩大了近一倍。农民人均收入为3255元，以上海8248元为最高，浙江达6660元，与最低的贵州1877元比较，差距为3.55倍，比上年扩大0.1倍，比1991年扩大了一倍。

中部地区的发展出现尴尬和”塌陷“。根据吴俊杰、张红等人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问题报告》一书中提供的数据表明，”中部塌陷“己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中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和总体发展水平不仅大大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数据显示，中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呈不断下降趋势。反映到人均GDP水平上，1980年中部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1990年下降到83%，而到了2003年，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75%，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GDP差额比进一步扩大。其次，中部地区的发展势头和发展速度不仅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低于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部原本落后的投资增长速度又大大落后于西部地区。1998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2%,比中部地区高16.8个百分点。2001年1-7月，西部地区投资增长20.1%，又比中部地区高2.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成为全国投资的”锅底“。最后，中部地区的”三化“进程即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不仅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2003年为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和反映工业化进程的基本指标，全国该项指标为52.2%，中部六省为45%左右，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近5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状况是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内容，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是反映市场化进程的基本指标之一，中部地区的该项指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二、我国现阶段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现实困境及原因分析。

（一）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之间的冲突。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就以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矛盾凸现出来。过去我们的公共政策只注重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忽视了环境的建设和保护，把自然环境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片面理解为单方面作用于自然环境，而完全忽视了自然环境本身存在的价值。在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关系方面，我们应该从人的政策活动本身、从政策主体方面来理解自然环境的价值，即自然环境应该成为人的政策活动的一部分，成为政策主体自身的一部分；而不应该把环境置于人的政策活动的对立面。很长一段时间的公共政策都没有把自然环境理解为政策主体的身体和政策活动的一部分。虽然现在人们日益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思想，但是在利益驱动下，很多违法违规操作，钻法律空子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因此，我们就没能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关系，从而导致了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矛盾和冲突，近几年日益增多的灾害就说明了一切。

（二）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值之间的冲突。

这里的公共政策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是在同一价值系列中划分的，是指以政策主体直接要求或希望目标的实现为政策的目的性价值，而实现这一价值的诸多条件和中介的价值则为政策的手段性价值。例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政策主体直接要求或希望的目标，那么实现的这一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性价值，而其他构成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如精神充实、物质丰富和社会关系完善等则是手段性价值。但二者的区分也是相对的。政策的目的性价值相对于更高层次的目的则构成政策的手段性价值，而政策的手段性价值相对于较低层次的手段则构成政策的目的性价值。二者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其一，政策的目的性价值虚设，其过分洋溢着乐观主义、理想主义色彩，过分侧重远大高尚的价值目标，而忽视了较远的政策目的性价值的现实化要求，从而导致一些中介环节缺失，最终使其虚设。其二，政策目的性价值固化，即未将政策目的性价值适时转化成实现更高目的手段，导致理想缺失。这是对政策的目的性价值虚设的一种否定，只注重实惠、实利却未能将实惠的获得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当作实现更高层次价值的手段，并视之为唯一的或最高的目的，导致物欲横流和拜金主义等。

（三）公共政策主体的职业伦理价值冲突。

公共政策过程从提出政策问题、起草政策文本、执行政策及评估政策效果等过程都体现了决策者的利益偏好。在公共政策中，因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而导致价值冲突，并且这些价值冲突是以职业群体或者集团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现阶段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在各个方面具体表现出来的冲突，就不能为人们提供机会均等、规则一致、收益适当的公平政策环境，长远看来是一种不效率。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引导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工具之一，其采取何种价值取向必然影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三、和谐社会公共政策的构建。

（一）基本政策的完善。

基本政策的完善是社会和谐治理的重要手段。基本政策的完善对社会和谐治理的贡献在于以宪法和法律或党纲的形式颁布新的政策以解决旧的基本政策无法解决的各种严重失衡的问题，从而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实现社会和谐治理就是要通过对基本政策的完善形成一个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群。针对当前严重的各类失衡现象，今后在一段较长的时间段内，要让更多的不利于社会和谐治理的基本政策参与完善或设计出有利于社会和谐治理的新基本政策从而形成一个更具有”善治“功能的政策群。唯有如此，社会和谐治理才能得以实现。

（二）具体政策的构建。

1.损益补偿政策构建。

理性构建损益补偿的具体政策，就要尊重公共政策的损益补偿规律。我们知道，同一项公共政策的代价和获益很难集中于同一社会群体。而代价和获益的不对称性和不均衡性，构成了公共政策损益补偿规律的内在根据。公共政策在分配社会价值的时候，总要着眼于社会利益的均衡。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公共政策承载的利益是特定的。因此，一项公共政策向某些社会群体进行利益倾斜，就可能使另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暂时失衡。损益补偿规律就是在一系列机制的作用下，在失衡与平衡的交替中，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实现社会的稳定和保持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就应该按照公共政策的损益补偿规律，理性构建具体的政策来补偿失地农民，让他们的生计可持续，如设计合理的征地补偿政策、构建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户积累资产的政策、制定促进失地农民生产性就业的政策、出台完善的创业支持体系政策、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的政策等等。

2.收入分配政策构建。

（1）构建低收入群体长期持续的增收政策。

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心所系，社会保障是民安之策，前者是后两者的”木之本，水之源“。只有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促进就业数量和质量的全面发展，才能为低收入群体构建起长效的增收保障机制，为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构筑坚实的基础。

（2）构建中等收入群体相对稳定的保持政策。

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在收入五等份分组中处于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三个组的居民就属于中等收入者。我国的中等收入者这一群体十分不稳定。近期有研究人员对中美居民收入变动性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变动性比美国还要强，也就是说每个人所处的收入等级不稳定。这就说明，在”扩中“的同时还要理性构建注重”保中“的政策。

（3）构建收入分配的宏观监测政策。

理性构建收入分配的宏观监测政策应该把监测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监控城乡生活困难群体的收支状况，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及时调整救声助水平；二是监控农民工工资支付状况，以通过劳动监察和执法切实确保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劳动收入；三是监控行政性垄断行业利润增长和收入分配，以促进从业人员，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增长的正常化。此外，还应为未来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做以下两项基础性工作：一方面应逐步建立个人收入监测体系，实行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和推广财产实名制，为物业税、遗产税等存量税种的开征铺平道路；另一方面要规范垄断收冬的使用，可以通过部分收归财整统一管理、限制垄断企业的利润分配权力等途径，建立垄断所得向全民所有者转移的机制。

3.城乡协调发展政策构建。

（1）构建农村反贫困政策。

首先，要把农村反贫困行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中，国家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货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教育政策、劳动和就业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当偏向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其次，要继续增加国家的扶贫开发投入，建立五保户、农村特困群体阶梯式的救助体系，对于那些虽不符合五保供应条件但因孤寡、残疾、疾病、灾害等原因造成缺乏自给自救能力、常年处于难以维持日常基本生活状态的农村绝对贫困群众给予救助。

（2）构建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流动和转移政策。

必须尽快推进制度创新，消除对农民进城打工的歧视性规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流动和转移。首先，要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其次，要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第三，加快中小城镇建设，通过中小城镇的发展建设，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4.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构建。

（1）构建具有鼓励和规范功能的地方政府间的区域合作政策。

地方政府间的区域合作对于促进各区域发展，协调区际关系，构建联动、有序的区域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还缺少鼓励和规范地方政府间的区域合作的必要的法规和政策，在合作中存在利益分配不公，正当权益缺乏保障，进而引起种种利益冲突的问题。我们应及时制订和实施有关的法规和政策，推动和规范地方政府间的区域合作，保障合作各方的合法权益，达到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目的。

（2）构建各有侧重的区域发展政策。

在构建区域发展的具体政策时，要使各区域的发展各有侧重。西部大开发侧重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改善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培育发展有优势资源（能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和人文资源）支撑的特色产业，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侧重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组改造，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强与毗邻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建设具有比较优势的装备制造、原材料、农产品深加工基地，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侧重依托现有基础，提升产业竟争力，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物流和商贸业，完善市场体系。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侧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促进加工贸易升级，提高外向型经济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

结论

当前我国为何要进行社会和谐治理？笔者通过大量的权威数据说明，我国存在严重的利益失衡、贫富失衡、城乡失衡、地区失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和人与自然的失衡。因此，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必须对我国进行社会和谐治理。

如何进行社会和谐治理？笔者在公共政策的视野中从公共政策的纵向空间层次探讨了相关对策。笔者认为要进行社会和谐治理，就必须对对基本政策进行完善、对具体政策进行构建。

参考文献：

[1]陈华，张芬，完善公共政策构建和谐社会[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5,（S1）。

[2]粱美娜，构建和谐社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政策[N].中国经营报，2005/03/07.

富价值素质范文篇9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政策问题原因构建

一、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存在的问题。

当今我国为什么要进行社会和谐治理？笔者认为，国内社会存在的种种严重失衡现象表明，必须对我国进行社会和谐治理，否则就有可能步入“拉美陷阱”。当前我国国内社会的失衡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利益失衡，二是贫富失衡，三是城乡失衡，四是地区失衡，五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六是人与自然的失衡。笔者在此把它们简称为“六大失衡”。这六大失衡严重影响中国的发展和稳定，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以下笔者主要通过一些权威的数据和具体的社会现象来说明这六大失衡的严重性。

（一）利益失衡。

当前，利益失衡引起的突出问题当属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

如果政府通过以低廉的价格征用大量土地来搞开发、来获得招商引资的成功并把它视为最后的跨越型发展机遇并使政府和开发商均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话，（即所谓的城市经营理论），那么，大量失地农民得到的低廉补偿并无配套的社会保障措施却是巨大的利益损失。

在目前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境况己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2004年上访事件明显增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失去土地而又未得到妥善安排、公正补偿的农民。按征用土地量和农民人均土地量的保守估算，目前全国有约4000万失地农民，其中那些“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己经成为一个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社会群体。据测算，如果征地成本价是100%，被征土地收益地方政府占20%至30%，开发商占40%至50%，村级组织占25%至30%，失地农民占5%至10%。即使这样，很多开发商还空手套白狼，对补偿费能拖就拖，一些管理部门还雁过拔毛，造成补偿费常常不能全额发放到农民手中。失地农民因失地而丧失虽然低微但相对稳定的基本生活来源，再就业又困难重重，又因没有社会保障使生活前景充满风险。而一些地方政府不善于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动用行政和司法强力进行强制性征地，更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失地农民不仅在失地时得到的补偿低，而且在失地后还面临着生计、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这对农民来讲，是利益的极大损失。另外，很多地方政府把征用农民土地的差价作为”第二财政“，土地在征用过程中又容易产生腐败，农民极为不满。

（二）贫富失衡。

贫富失衡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公平与效率的失衡。公平和效率是一对矛盾，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也是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很难处理好的问题。鉴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政府将精力过多地集中在效率上。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公平价值取向，导致价值在社会再分配过程中失衡现象严重。而恰好这种社会再分配过程的失衡直接导致了贫富失衡，贫富失衡将会导致仇富心理，仇富心理容易导致袭富、杀富行为，袭富、杀富行为严重影响人与人的和谐。同时贫富失衡又容易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如群体性事件、各种社会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均呈上升趋势等等，因此，贫富失衡又影响人与社会的和谐。贫富失衡主要表现在贫富收入差距上。

贫富收入差距是各种收入差距的综合反映，也是衡量社会公正、公平的主要尺度，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0就属于分配不公平范畴。近年来，中国贫富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经调整后的中国基尼系数2001年已达0.415。据国内有关专家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比1984年的0.26扩大了一倍，己超过了警戒线。中国己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家转变为贫富悬殊的国家，贫富差距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据200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5-0.53，高于美、法、日、英、德、韩等国的0.3-0.4，接近俄罗斯、新加坡、伊朗的0.46-0.43，低于巴西、智利、墨西哥的0.55-0.59。据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前的调查，近年来，中国富人收入来源呈多样化，增值速度加快；而穷人收入来源逐步萎缩，呈递减趋势，形成了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其后果之一是富者过度储蓄和穷人紧缩消费。高收入者结余购买力通过各种渠道转化为金融资产，据估算，在金融资产和储蓄存款中，60%-80%为20%的高收入者所占有，80%的中低收入者对消费有较大需求而无购买力。

（三）城乡失衡。

城乡失衡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状况上。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收入和消费增加了不少，但与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相比，速度要慢得多，并且收入和消费差距明显拉大。

一般情况下，农民消费增幅小于城镇居民，主要是因为农民收入的增幅要小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而农民收入的增幅要小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就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外，城乡失衡还体现在公共服务方面。农村居民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方面与城镇居民相比存在巨大差距。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教育水平差距比较明显。这反映在人口受教育程度上。2000年我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85年，与城市平均9.80年的水平相差近3年。从二大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来看，农业人员也最低，2000年仅仅为6.79年，另外，农民子女的教育受到很大限制。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儿童失辍学现象严重，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仅存5.79年，具备科学素质者仅占农村居民的4%。在公共卫生资源的城乡配置方面也不公平。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国城乡人口比例大约为36:64，但城市公共卫生资源占全国公共卫生资源的60%以上。由于农村贫困，农民有病得不到有效治疗的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农民因无钱看病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由于农村公共卫生制度不健全，因健康状况不良而导致贫困的占农村贫困户的30-40%。另外，城乡之间在妇幼健康水平上的差距更为明显。国务院妇儿工委曾在西南、西北86个贫困县对1995-1997年孕产妇的死亡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其孕产妇平均死亡率达每10万人中177.96%人，为全国同期孕妇死亡率的2.8倍。有的县甚至超过了每10万人中300人。而同期上海为每10万人中只有12人（香港和日本仅为4人）。社会保障在城乡之间的提供不公平。目前，城市的社会保障由一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基本上是农民自我保障。

（四）地区失衡。

地区失衡反映的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此，笔者将根据收集的数据资料分别对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的发展状况进行描述。西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仍在拉大。有研究表明2003年中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建制镇的平均财政收入比5.94:1。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研究表明，近几年，虽然国家加大了西部开发力度，但东西部的差距仍呈扩大趋势。2005年全国人均GDP己达14040元，以上海51474元为最高，省区间以浙江27703元为最高，以贵州5052元最低，浙江与贵州的差距由1991年的2.7倍扩大为5.7倍。如按东西部比较，东部人均GDP为22076元，是西部8822元的2.50倍，比1991年的1.86倍扩大了0.64倍。

反映居民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005年全国平均为10493元，最高的上海已达18645元，浙江、广东达1.6万和1.5万元，而新疆只有7990元，青海也只有8058元，高低相差一倍左右，比1991年扩大了近一倍。农民人均收入为3255元，以上海8248元为最高，浙江达6660元，与最低的贵州1877元比较，差距为3.55倍，比上年扩大0.1倍，比1991年扩大了一倍。

中部地区的发展出现尴尬和”塌陷“。根据吴俊杰、张红等人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问题报告》一书中提供的数据表明，”中部塌陷“己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中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和总体发展水平不仅大大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数据显示，中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呈不断下降趋势。反映到人均GDP水平上，1980年中部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1990年下降到83%，而到了2003年，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75%，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GDP差额比进一步扩大。其次，中部地区的发展势头和发展速度不仅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低于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部原本落后的投资增长速度又大大落后于西部地区。1998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2%,比中部地区高16.8个百分点。2001年1-7月，西部地区投资增长20.1%，又比中部地区高2.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成为全国投资的”锅底“。最后，中部地区的”三化“进程即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不仅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2003年为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和反映工业化进程的基本指标，全国该项指标为52.2%，中部六省为45%左右，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近5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状况是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内容，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是反映市场化进程的基本指标之一，中部地区的该项指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二、我国现阶段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现实困境及原因分析。

（一）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之间的冲突。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就以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矛盾凸现出来。过去我们的公共政策只注重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忽视了环境的建设和保护，把自然环境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片面理解为单方面作用于自然环境，而完全忽视了自然环境本身存在的价值。在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关系方面，我们应该从人的政策活动本身、从政策主体方面来理解自然环境的价值，即自然环境应该成为人的政策活动的一部分，成为政策主体自身的一部分；而不应该把环境置于人的政策活动的对立面。很长一段时间的公共政策都没有把自然环境理解为政策主体的身体和政策活动的一部分。虽然现在人们日益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思想，但是在利益驱动下，很多违法违规操作，钻法律空子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因此，我们就没能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关系，从而导致了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矛盾和冲突，近几年日益增多的灾害就说明了一切。

（二）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值之间的冲突。

这里的公共政策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是在同一价值系列中划分的，是指以政策主体直接要求或希望目标的实现为政策的目的性价值，而实现这一价值的诸多条件和中介的价值则为政策的手段性价值。例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政策主体直接要求或希望的目标，那么实现的这一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性价值，而其他构成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如精神充实、物质丰富和社会关系完善等则是手段性价值。但二者的区分也是相对的。政策的目的性价值相对于更高层次的目的则构成政策的手段性价值，而政策的手段性价值相对于较低层次的手段则构成政策的目的性价值。二者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其一，政策的目的性价值虚设，其过分洋溢着乐观主义、理想主义色彩，过分侧重远大高尚的价值目标，而忽视了较远的政策目的性价值的现实化要求，从而导致一些中介环节缺失，最终使其虚设。其二，政策目的性价值固化，即未将政策目的性价值适时转化成实现更高目的手段，导致理想缺失。这是对政策的目的性价值虚设的一种否定，只注重实惠、实利却未能将实惠的获得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当作实现更高层次价值的手段，并视之为唯一的或最高的目的，导致物欲横流和拜金主义等。

（三）公共政策主体的职业伦理价值冲突。

公共政策过程从提出政策问题、起草政策文本、执行政策及评估政策效果等过程都体现了决策者的利益偏好。在公共政策中，因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而导致价值冲突，并且这些价值冲突是以职业群体或者集团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现阶段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在各个方面具体表现出来的冲突，就不能为人们提供机会均等、规则一致、收益适当的公平政策环境，长远看来是一种不效率。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引导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工具之一，其采取何种价值取向必然影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三、和谐社会公共政策的构建。

（一）基本政策的完善。

基本政策的完善是社会和谐治理的重要手段。基本政策的完善对社会和谐治理的贡献在于以宪法和法律或党纲的形式颁布新的政策以解决旧的基本政策无法解决的各种严重失衡的问题，从而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实现社会和谐治理就是要通过对基本政策的完善形成一个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群。针对当前严重的各类失衡现象，今后在一段较长的时间段内，要让更多的不利于社会和谐治理的基本政策参与完善或设计出有利于社会和谐治理的新基本政策从而形成一个更具有”善治“功能的政策群。唯有如此，社会和谐治理才能得以实现。

（二）具体政策的构建。

1.损益补偿政策构建。

理性构建损益补偿的具体政策，就要尊重公共政策的损益补偿规律。我们知道，同一项公共政策的代价和获益很难集中于同一社会群体。而代价和获益的不对称性和不均衡性，构成了公共政策损益补偿规律的内在根据。公共政策在分配社会价值的时候，总要着眼于社会利益的均衡。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公共政策承载的利益是特定的。因此，一项公共政策向某些社会群体进行利益倾斜，就可能使另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暂时失衡。损益补偿规律就是在一系列机制的作用下，在失衡与平衡的交替中，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实现社会的稳定和保持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就应该按照公共政策的损益补偿规律，理性构建具体的政策来补偿失地农民，让他们的生计可持续，如设计合理的征地补偿政策、构建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户积累资产的政策、制定促进失地农民生产性就业的政策、出台完善的创业支持体系政策、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的政策等等。

2.收入分配政策构建。

（1）构建低收入群体长期持续的增收政策。

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心所系，社会保障是民安之策，前者是后两者的”木之本，水之源“。只有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促进就业数量和质量的全面发展，才能为低收入群体构建起长效的增收保障机制，为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构筑坚实的基础。

（2）构建中等收入群体相对稳定的保持政策。

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在收入五等份分组中处于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三个组的居民就属于中等收入者。我国的中等收入者这一群体十分不稳定。近期有研究人员对中美居民收入变动性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变动性比美国还要强，也就是说每个人所处的收入等级不稳定。这就说明，在”扩中“的同时还要理性构建注重”保中“的政策。

（3）构建收入分配的宏观监测政策。

理性构建收入分配的宏观监测政策应该把监测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监控城乡生活困难群体的收支状况，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及时调整救声助水平；二是监控农民工工资支付状况，以通过劳动监察和执法切实确保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劳动收入；三是监控行政性垄断行业利润增长和收入分配，以促进从业人员，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增长的正常化。此外，还应为未来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做以下两项基础性工作：一方面应逐步建立个人收入监测体系，实行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和推广财产实名制，为物业税、遗产税等存量税种的开征铺平道路；另一方面要规范垄断收冬的使用，可以通过部分收归财整统一管理、限制垄断企业的利润分配权力等途径，建立垄断所得向全民所有者转移的机制。

3.城乡协调发展政策构建。

（1）构建农村反贫困政策。

首先，要把农村反贫困行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中，国家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货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教育政策、劳动和就业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当偏向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其次，要继续增加国家的扶贫开发投入，建立五保户、农村特困群体阶梯式的救助体系，对于那些虽不符合五保供应条件但因孤寡、残疾、疾病、灾害等原因造成缺乏自给自救能力、常年处于难以维持日常基本生活状态的农村绝对贫困群众给予救助。

（2）构建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流动和转移政策。

必须尽快推进制度创新，消除对农民进城打工的歧视性规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流动和转移。首先，要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其次，要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第三，加快中小城镇建设，通过中小城镇的发展建设，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4.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构建。

（1）构建具有鼓励和规范功能的地方政府间的区域合作政策。

地方政府间的区域合作对于促进各区域发展，协调区际关系，构建联动、有序的区域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还缺少鼓励和规范地方政府间的区域合作的必要的法规和政策，在合作中存在利益分配不公，正当权益缺乏保障，进而引起种种利益冲突的问题。我们应及时制订和实施有关的法规和政策，推动和规范地方政府间的区域合作，保障合作各方的合法权益，达到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目的。

（2）构建各有侧重的区域发展政策。

在构建区域发展的具体政策时，要使各区域的发展各有侧重。西部大开发侧重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改善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培育发展有优势资源（能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和人文资源）支撑的特色产业，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侧重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组改造，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强与毗邻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建设具有比较优势的装备制造、原材料、农产品深加工基地，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侧重依托现有基础，提升产业竟争力，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物流和商贸业，完善市场体系。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侧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促进加工贸易升级，提高外向型经济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

结论

当前我国为何要进行社会和谐治理？笔者通过大量的权威数据说明，我国存在严重的利益失衡、贫富失衡、城乡失衡、地区失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和人与自然的失衡。因此，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必须对我国进行社会和谐治理。

如何进行社会和谐治理？笔者在公共政策的视野中从公共政策的纵向空间层次探讨了相关对策。笔者认为要进行社会和谐治理，就必须对对基本政策进行完善、对具体政策进行构建。

参考文献：

[1]陈华，张芬，完善公共政策构建和谐社会[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5,（S1）。

[2]粱美娜，构建和谐社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政策[N].中国经营报，2005/03/07.

富价值素质范文篇10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政策问题原因构建

一、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存在的问题

当今我国为什么要进行社会和谐治理？笔者认为，国内社会存在的种种严重失衡现象表明，必须对我国进行社会和谐治理，否则就有可能步入“拉美陷阱”。当前我国国内社会的失衡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利益失衡，二是贫富失衡，三是城乡失衡，四是地区失衡，五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六是人与自然的失衡。笔者在此把它们简称为“六大失衡”。这六大失衡严重影响中国的发展和稳定，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以下笔者主要通过一些权威的数据和具体的社会现象来说明这六大失衡的严重性。

（一）利益失衡。

当前，利益失衡引起的突出问题当属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

如果政府通过以低廉的价格征用大量土地来搞开发、来获得招商引资的成功并把它视为最后的跨越型发展机遇并使政府和开发商均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话，（即所谓的城市经营理论），那么，大量失地农民得到的低廉补偿并无配套的社会保障措施却是巨大的利益损失。

在目前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境况己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2004年上访事件明显增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失去土地而又未得到妥善安排、公正补偿的农民。按征用土地量和农民人均土地量的保守估算，目前全国有约4000万失地农民，其中那些“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己经成为一个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社会群体。据测算，如果征地成本价是100%，被征土地收益地方政府占20%至30%，开发商占40%至50%，村级组织占25%至30%，失地农民占5%至10%。即使这样，很多开发商还空手套白狼，对补偿费能拖就拖，一些管理部门还雁过拔毛，造成补偿费常常不能全额发放到农民手中。失地农民因失地而丧失虽然低微但相对稳定的基本生活来源，再就业又困难重重，又因没有社会保障使生活前景充满风险。而一些地方政府不善于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动用行政和司法强力进行强制性征地，更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失地农民不仅在失地时得到的补偿低，而且在失地后还面临着生计、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这对农民来讲，是利益的极大损失。另外，很多地方政府把征用农民土地的差价作为”第二财政“，土地在征用过程中又容易产生腐败，农民极为不满。

（二）贫富失衡。

贫富失衡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公平与效率的失衡。公平和效率是一对矛盾，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也是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很难处理好的问题。鉴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政府将精力过多地集中在效率上。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公平价值取向，导致价值在社会再分配过程中失衡现象严重。而恰好这种社会再分配过程的失衡直接导致了贫富失衡，贫富失衡将会导致仇富心理，仇富心理容易导致袭富、杀富行为，袭富、杀富行为严重影响人与人的和谐。同时贫富失衡又容易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如群体性事件、各种社会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均呈上升趋势等等，因此，贫富失衡又影响人与社会的和谐。贫富失衡主要表现在贫富收入差距上。

贫富收入差距是各种收入差距的综合反映，也是衡量社会公正、公平的主要尺度，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0就属于分配不公平范畴。近年来，中国贫富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经调整后的中国基尼系数2001年已达0.415。据国内有关专家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比1984年的0.26扩大了一倍，己超过了警戒线。中国己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家转变为贫富悬殊的国家，贫富差距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据200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5-0.53，高于美、法、日、英、德、韩等国的0.3-0.4，接近俄罗斯、新加坡、伊朗的0.46-0.43，低于巴西、智利、墨西哥的0.55-0.59。据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之前的调查，近年来，中国富人收入来源呈多样化，增值速度加快；而穷人收入来源逐步萎缩，呈递减趋势，形成了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其后果之一是富者过度储蓄和穷人紧缩消费。高收入者结余购买力通过各种渠道转化为金融资产，据估算，在金融资产和储蓄存款中，60%-80%为20%的高收入者所占有，80%的中低收入者对消费有较大需求而无购买力。

（三）城乡失衡。

城乡失衡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状况上。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收入和消费增加了不少，但与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相比，速度要慢得多，并且收入和消费差距明显拉大。

一般情况下，农民消费增幅小于城镇居民，主要是因为农民收入的增幅要小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而农民收入的增幅要小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就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外，城乡失衡还体现在公共服务方面。农村居民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方面与城镇居民相比存在巨大差距。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教育水平差距比较明显。这反映在人口受教育程度上。2000年我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85年，与城市平均9.80年的水平相差近3年。从二大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来看，农业人员也最低，2000年仅仅为6.79年，另外，农民子女的教育受到很大限制。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儿童失辍学现象严重，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仅存5.79年，具备科学素质者仅占农村居民的4%。在公共卫生资源的城乡配置方面也不公平。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国城乡人口比例大约为36:64，但城市公共卫生资源占全国公共卫生资源的60%以上。由于农村贫困，农民有病得不到有效治疗的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农民因无钱看病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由于农村公共卫生制度不健全，因健康状况不良而导致贫困的占农村贫困户的30-40%。另外，城乡之间在妇幼健康水平上的差距更为明显。国务院妇儿工委曾在西南、西北86个贫困县对1995-1997年孕产妇的死亡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其孕产妇平均死亡率达每10万人中177.96%人，为全国同期孕妇死亡率的2.8倍。有的县甚至超过了每10万人中300人。而同期上海为每10万人中只有12人（香港和日本仅为4人）。社会保障在城乡之间的提供不公平。目前，城市的社会保障由一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基本上是农民自我保障。

（四）地区失衡。

地区失衡反映的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此，笔者将根据收集的数据资料分别对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的发展状况进行描述。西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仍在拉大。有研究表明2003年中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建制镇的平均财政收入比5.94:1。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研究表明，近几年，虽然国家加大了西部开发力度，但东西部的差距仍呈扩大趋势。2005年全国人均GDP己达14040元，以上海51474元为最高，省区间以浙江27703元为最高，以贵州5052元最低，浙江与贵州的差距由1991年的2.7倍扩大为5.7倍。如按东西部比较，东部人均GDP为22076元，是西部8822元的2.50倍，比1991年的1.86倍扩大了0.64倍。

反映居民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005年全国平均为10493元，最高的上海已达18645元，浙江、广东达1.6万和1.5万元，而新疆只有7990元，青海也只有8058元，高低相差一倍左右，比1991年扩大了近一倍。农民人均收入为3255元，以上海8248元为最高，浙江达6660元，与最低的贵州1877元比较，差距为3.55倍，比上年扩大0.1倍，比1991年扩大了一倍。

中部地区的发展出现尴尬和”塌陷“。根据吴俊杰、张红等人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问题报告》一书中提供的数据表明，”中部塌陷“己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中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和总体发展水平不仅大大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数据显示，中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呈不断下降趋势。反映到人均GDP水平上，1980年中部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1990年下降到83%，而到了2003年，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75%，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GDP差额比进一步扩大。其次，中部地区的发展势头和发展速度不仅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低于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部原本落后的投资增长速度又大大落后于西部地区。1998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2%,比中部地区高16.8个百分点。2001年1-7月，西部地区投资增长20.1%，又比中部地区高2.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成为全国投资的”锅底“。最后，中部地区的”三化“进程即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不仅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2003年为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和反映工业化进程的基本指标，全国该项指标为52.2%，中部六省为45%左右，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近5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状况是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内容，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是反映市场化进程的基本指标之一，中部地区的该项指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公务员之家

二、我国现阶段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现实困境及原因分析

（一）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之间的冲突。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就以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矛盾凸现出来。过去我们的公共政策只注重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忽视了环境的建设和保护，把自然环境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片面理解为单方面作用于自然环境，而完全忽视了自然环境本身存在的价值。在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关系方面，我们应该从人的政策活动本身、从政策主体方面来理解自然环境的价值，即自然环境应该成为人的政策活动的一部分，成为政策主体自身的一部分；而不应该把环境置于人的政策活动的对立面。很长一段时间的公共政策都没有把自然环境理解为政策主体的身体和政策活动的一部分。虽然现在人们日益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思想，但是在利益驱动下，很多违法违规操作，钻法律空子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因此，我们就没能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关系，从而导致了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的矛盾和冲突，近几年日益增多的灾害就说明了一切。

（二）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值之间的冲突。

这里的公共政策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是在同一价值系列中划分的，是指以政策主体直接要求或希望目标的实现为政策的目的性价值，而实现这一价值的诸多条件和中介的价值则为政策的手段性价值。例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政策主体直接要求或希望的目标，那么实现的这一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性价值，而其他构成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如精神充实、物质丰富和社会关系完善等则是手段性价值。但二者的区分也是相对的。政策的目的性价值相对于更高层次的目的则构成政策的手段性价值，而政策的手段性价值相对于较低层次的手段则构成政策的目的性价值。二者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其一，政策的目的性价值虚设，其过分洋溢着乐观主义、理想主义色彩，过分侧重远大高尚的价值目标，而忽视了较远的政策目的性价值的现实化要求，从而导致一些中介环节缺失，最终使其虚设。其二，政策目的性价值固化，即未将政策目的性价值适时转化成实现更高目的手段，导致理想缺失。这是对政策的目的性价值虚设的一种否定，只注重实惠、实利却未能将实惠的获得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当作实现更高层次价值的手段，并视之为唯一的或最高的目的，导致物欲横流和拜金主义等。

（三）公共政策主体的职业伦理价值冲突。

公共政策过程从提出政策问题、起草政策文本、执行政策及评估政策效果等过程都体现了决策者的利益偏好。在公共政策中，因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而导致价值冲突，并且这些价值冲突是以职业群体或者集团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现阶段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在各个方面具体表现出来的冲突，就不能为人们提供机会均等、规则一致、收益适当的公平政策环境，长远看来是一种不效率。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引导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工具之一，其采取何种价值取向必然影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三、和谐社会公共政策的构建

（一）基本政策的完善。

基本政策的完善是社会和谐治理的重要手段。基本政策的完善对社会和谐治理的贡献在于以宪法和法律或党纲的形式颁布新的政策以解决旧的基本政策无法解决的各种严重失衡的问题，从而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实现社会和谐治理就是要通过对基本政策的完善形成一个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群。针对当前严重的各类失衡现象，今后在一段较长的时间段内，要让更多的不利于社会和谐治理的基本政策参与完善或设计出有利于社会和谐治理的新基本政策从而形成一个更具有”善治“功能的政策群。唯有如此，社会和谐治理才能得以实现。

（二）具体政策的构建。

1.损益补偿政策构建。

理性构建损益补偿的具体政策，就要尊重公共政策的损益补偿规律。我们知道，同一项公共政策的代价和获益很难集中于同一社会群体。而代价和获益的不对称性和不均衡性，构成了公共政策损益补偿规律的内在根据。公共政策在分配社会价值的时候，总要着眼于社会利益的均衡。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公共政策承载的利益是特定的。因此，一项公共政策向某些社会群体进行利益倾斜，就可能使另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暂时失衡。损益补偿规律就是在一系列机制的作用下，在失衡与平衡的交替中，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实现社会的稳定和保持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就应该按照公共政策的损益补偿规律，理性构建具体的政策来补偿失地农民，让他们的生计可持续，如设计合理的征地补偿政策、构建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户积累资产的政策、制定促进失地农民生产性就业的政策、出台完善的创业支持体系政策、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的政策等等。

2.收入分配政策构建。

（1）构建低收入群体长期持续的增收政策。

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心所系，社会保障是民安之策，前者是后两者的”木之本，水之源“。只有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促进就业数量和质量的全面发展，才能为低收入群体构建起长效的增收保障机制，为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构筑坚实的基础。

（2）构建中等收入群体相对稳定的保持政策。

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在收入五等份分组中处于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三个组的居民就属于中等收入者。我国的中等收入者这一群体十分不稳定。近期有研究人员对中美居民收入变动性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变动性比美国还要强，也就是说每个人所处的收入等级不稳定。这就说明，在”扩中“的同时还要理性构建注重”保中“的政策。

（3）构建收入分配的宏观监测政策。

理性构建收入分配的宏观监测政策应该把监测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监控城乡生活困难群体的收支状况，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及时调整救声助水平；二是监控农民工工资支付状况，以通过劳动监察和执法切实确保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劳动收入；三是监控行政性垄断行业利润增长和收入分配，以促进从业人员，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增长的正常化。此外，还应为未来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做以下两项基础性工作：一方面应逐步建立个人收入监测体系，实行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和推广财产实名制，为物业税、遗产税等存量税种的开征铺平道路；另一方面要规范垄断收冬的使用，可以通过部分收归财整统一管理、限制垄断企业的利润分配权力等途径，建立垄断所得向全民所有者转移的机制。

3.城乡协调发展政策构建。

（1）构建农村反贫困政策。

首先，要把农村反贫困行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中，国家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货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教育政策、劳动和就业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当偏向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其次，要继续增加国家的扶贫开发投入，建立五保户、农村特困群体阶梯式的救助体系，对于那些虽不符合五保供应条件但因孤寡、残疾、疾病、灾害等原因造成缺乏自给自救能力、常年处于难以维持日常基本生活状态的农村绝对贫困群众给予救助。

（2）构建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流动和转移政策。

必须尽快推进制度创新，消除对农民进城打工的歧视性规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流动和转移。首先，要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其次，要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第三，加快中小城镇建设，通过中小城镇的发展建设，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4.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构建。

（1）构建具有鼓励和规范功能的地方政府间的区域合作政策。

地方政府间的区域合作对于促进各区域发展，协调区际关系，构建联动、有序的区域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还缺少鼓励和规范地方政府间的区域合作的必要的法规和政策，在合作中存在利益分配不公，正当权益缺乏保障，进而引起种种利益冲突的问题。我们应及时制订和实施有关的法规和政策，推动和规范地方政府间的区域合作，保障合作各方的合法权益，达到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目的。

（2）构建各有侧重的区域发展政策。

在构建区域发展的具体政策时，要使各区域的发展各有侧重。西部大开发侧重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改善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培育发展有优势资源（能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和人文资源）支撑的特色产业，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侧重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组改造，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强与毗邻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建设具有比较优势的装备制造、原材料、农产品深加工基地，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侧重依托现有基础，提升产业竟争力，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物流和商贸业，完善市场体系。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侧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促进加工贸易升级，提高外向型经济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

四、结论

当前我国为何要进行社会和谐治理？笔者通过大量的权威数据说明，我国存在严重的利益失衡、贫富失衡、城乡失衡、地区失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和人与自然的失衡。因此，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必须对我国进行社会和谐治理。

如何进行社会和谐治理？笔者在公共政策的视野中从公共政策的纵向空间层次探讨了相关对策。笔者认为要进行社会和谐治理，就必须对对基本政策进行完善、对具体政策进行构建。

参考文献：

[1]陈华，张芬，完善公共政策构建和谐社会[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5,（S1）。

[2]粱美娜，构建和谐社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政策[N].中国经营报，2005/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