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保险范文10篇

复保险范文篇1

对复保险的界定，学理和立法上有广义论和狭义论之争。广义论认为，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的保险。至于该数份保险金额总和是否超出该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则无关紧要。我国学者李玉泉、邹海林、郑玉波、桂裕等持此观点。从立法体例上看，《意大利民法典》、我国《澳门商法典》采此立法模式。我国《保险法》也采此立法体例，该法第41条第3款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而狭义论的观点是，所谓复保险乃指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且该数份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我国学者覃有土、樊启荣、李一川、孙积禄、江朝国、林勋发等持此主张。立法上以法国、德国、日本以及英美法系等国家为代表，我国《海商法》也采狭义论的立法体例。在《海商法》第225条规定：“被保险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就同一保险事故向几个保险人重复订立合同，而使该保险标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被保险人可以向任何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被保险人获得的赔偿金额总和不得超过保险标的受损价值……”在海商法中作此规定．究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国际海上保险市场被英国垄断，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在国际保险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统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参照或采用该海上保险法典进行立法，以至于使该法典成为海上保险立法的蓝本，从而导致保险法的国际趋同性明显增强。除狭义论与广义论外，还有一种折中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所有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总和没有超过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应称为复保险，而其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称为重复保险。但是这一观点并没有见诸于立法，支持者甚少。

综观复保险的缘起与立法规制，其宗旨在于确保保险法损失补偿原则之落实和防止被保险人获得不当得利，并以此规范投保人的保险行为和平衡复保险中数个保险人对该复保险分摊的权利救济，求得保险人之间的分摊公平原则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投保人向数个保险人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个保险合同，若各保险合同保险金额总和没有超过其保险价值，既不会损及保险法的损失补偿原则，也不会诱发道德风险；而且从被保险人(投保人)角度来看，订立一个或数个保险合同，只要保险金额总和并没有超过保险价值，除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仅就其所承保危险承担比例分摊责任，其他方面并无质的差异。因此．在法律上加以控制实无必要。这种行为具有复保险的形式，其实质则是合法的保险行为。*但从法律术语的界定上，本文认为我国现行《保险法》中的复保险应做修改，可界定为：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两个以上保险合同，且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之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

二、复保险构成要件的考察

理论上讲，复保险的成立应由哪些要件构成是与复保险内涵的界定相关联的。基于上文对复保险内涵的法律界定，复保险须同时具备以下要件：

(一)必须是投保人与两个以上保险人分别订立两个以上保险合同。如果投保人与数个保险人共同订立一个保险合同．这属于共同保险，即数个保险-公司对同一危险共同承担损失补偿责任，当然参加共同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事先约定的相应比例分得相应的保险费。如果投保人与一个保险人订立一个或数个保险合同，则是单保险合同，也不是复保险。反观我国《保险法》第41条规定的复保险规定中，缺失了数个保险合同的界定。因此，应在表述中加以修正，明确保险合同的复数形式要件，以求严谨、完整，而且也与共同保险作出了明确区分。

(二)必须是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有学者将此要件界定为：三个同一。也就是说，投保人以不同的保险标的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或投标人基于同一保险标的，但以不同保险利益而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或投保人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和同一保险利益而向数个保险人投保不同保险事故的保险合同，均不构成复保险。这一构成要件要求数份保险合同乃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而订立，如货主基于对同一货物的所有权关系与数家保险公司订立了数个火灾保险合同。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要件是复保险构成要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三)保险期间必须是重合的。这种重合性，并不要求数个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完全重合，而只要数个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部分重合即可。由此，保险期间的重合性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完全重合，即投保人基于同一种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不同的保险人订立的数份保险合同，其效力期间的起止时间完全相同；另一种情况是部分重合，即上述数份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的起止时间不完全相同，但有部分重合。完全重合的情况下认定其为复保险，当无疑问。但在部分重合的情况下，学理上多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一个判断时点来界定是否构成复保险。复保险之法理源于保险的损失填补原则，在部分重合情况下，实际损失的额度须以损失发生时才能确定。因此，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一个判断时点来认定有无复保险，方显必要。我国《保险法》对保险期间的重合性要件未作规定，这是复保险制度立法上的一个重大疏漏，应在修改《保险法》时对这一要件分两种重合情况具体作出界定，特别是部分重合情况下应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基准来作出法律认定。

(四)保险金额的总和必须超过保险价值。前文已述，这一构成要件是狭义论和广义论之争的焦点。本文倾向于狭义论的观点，同样，在复保险的构成要件中当然应含此项。此外，在保险期间部分重合的情况下如果缺少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这一构成要件，往往会把所有部分重合的情况全都“一棍子打死”而不分何因何故，这对于被保险人的利益保护明显失当。保险金额的总和是否必须超过保险价值，表面上(形式上)涉及复保险概念和构成要件的界定问题，实质上则关乎立法理念上对保险上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利益的平衡问题。复保险中包含该构成要件，这既能有效地防止不当得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又恰当地为规范、平衡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设置了一个底线，这样也会更能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三、复保险的通知义务问题

从法律上对复保险加以规制，是现代各国保险立法的通例。其中，一个重要的规制手段和措施是投保人须负复保险的通知义务，其立法宗旨在于凭借投保人的通知义务之履行，以免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所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被保险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这样，就可以防止投保人以“化整为零”的方法达到超额保险的目的，防止道德风险和不当得利以及保险欺诈的发生。我国《保险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该款规定过于原则、简单，其中“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等显得失之简略。有学者从法解释学的角度认为，复保险投保人的通知事项应包括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保险责任范围、保险期间、保险金的给付等。”保险业的发展除了法律的严谨规制外，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诚信体制状况是否运行良好，从现实来看，这两方面在我国都有明显欠缺．从严把握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种主张可作借鉴。至于复保险通知义务的履行方式，大多数国家立法例中少有明确规定，我国《保险法》也未作特别要求，因此可解释为口头、书面皆可。但本文认为有两个问题须有探讨的必要：一是通知义务履行的时间，我国《保险法》未作规定。在此，可借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58条规定：“为一个利益，对于同一危险与数个保险人订立保险契约者，成立时即通知每一保险人。”在我国《保险法》修改时，可界定为通知义务履行时间为保险合同成立时即应通知每一保险人。二是投保人履行通知义务是法定性的义务．投保人应主动向各保险人履行通知义务，不以保险人的询问为前提，除非保险合同另有约定或保险人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除外。

四、复保险法律效果的分析

复保险范文篇2

一、保险合同复效存在的基础及其价值

根据《保险法》第59条规定，保险合同复效存在的基础是投保人没有按期缴纳保险费导致保险合同暂停履行后，在规定期限内又向保险人申请保险合同继续履行。

《保险法》之所以引入复效制度，是基于人身保险合同的基本特征以及复效的制度价值决定的：首先，人身保险特别是人寿保险，保险期间都比较长（基本都在10年以上），保险费一般也不是一次缴足，在保险合同履行期间，难免投保人会忘记缴纳，一旦投保人记起，应给给予挽回的机会，这样投保人也不会有损失，保险人的客户也不会流失；其次，人寿保险的保险费都较高，算得上是一笔奢侈性指出，在漫长的履行过程中，难免投保人经济状况发生较大变故，一旦经济紧张，投保人很有可能无力在继续缴纳保险费，当投保人经济好转时也会考虑继续缴纳保险费；再次，复效可以使保险人节约成本，对保险人来说，不用按新订立合同的程序执行，也不用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成本指出减少；最后，由于复效时没有年龄限制，使得超过投保年龄的人不用在担心没有保险。

二、保险合同复效的法律性质

首先，无论是立法还是保险法理论均认为保险合同复效是原来保险合同继续执行，而不是新订立保险合同。根据《保险法》第59条规定，保险合同复效针对的是投保人因没有在合同约定期限内缴纳保险费而导致保险合同效力中止的情形。“中止”和“终止”是有本质的区别，“中止”是暂时性的，可恢复的，而“终止”却是结束，不可恢复的。故《保险法》第59条规定，保险合同中止后投保人与保险人两年内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保险合同才终止。前后的差异，可以清楚的得出复效是原合同的继续执行。

其次，从保险条款本身来看，保险人也认为保险合同效力恢复不是新订立合同。打多数保险条款都规定，被保险人自保险合同生效或效力恢复之日起两年内自杀的，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而《保险法》第66条规定：保险合同生效后两年内，被保险人自杀，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把两者稍作比较就可以清楚的得出：保险合同效力恢复不同于新成立保险合同。否则，保险条款完全没有必要规定效力恢复后的两年内被保险人自杀不承担保险责任。

再次，认定保险合同复效是新订立保险合同，与合同实际履行状况不符。如果复效是新订立保险合同，则保险人应当退还原保单的现金价值并重新向投保人签发保单，且不能要求投保人补缴保险合同中止期间的保险费以及相应的利息。但从复效的实际情况来看，保险人并未退还原保单的现金价值、签发新保单，却都在复效单上要求投保人应补缴合同中止期间的保费及利息，这显然是原合同的继续履行。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的得出：保险合同恢复效力（复效）不是订立新合同，而是原合同的继续履行

三、投保人在保险合同复效时没有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人要求投保人在合同复效时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

首先，《保险法》明确规定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没有规定复效时投保人也应履行如实告知。《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之。据此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告之义务的履行是在订立合同之时，合同生效后，投保人无再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

其次，大多数保险条款明确约定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应如实告知，没有要求投保人在合同复效时还应履行如实告知。例如《吉祥相伴定期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保险条款》”）第十条（告知义务）规定：订立本合同时，本公司应当向投保人说明本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就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做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可见保险人的询问是发生在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也是发生在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在保险合同生效后无再如实告知的义务。

再次，复效时投保人无告知义务是立法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受益人分别为不同的人时，投保人不再继续缴纳保险费的，自保险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两年内，被保险人、受益人向保险人提出补缴保险费、恢复效力的要求，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近公布的《保险法（修订草案）》也没有要求投保人在保险合同复效时应再次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从前述立法可以清楚的看出，在保险合同中止期间只要被保险人、投保人要求复效（被保险人健在），保险人应当复效，保险公司不得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不符合最初投保时的要求而不给予复效，即复效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无需再如实告知。四、最大诚信原则不要求投保人在合同复效时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复效时再要求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违反公平原则，是最大的不诚信

首先，最大诚信原则的内涵和外延均不要求投保人在合同生效后还应如实告知。保险领域之所以引入最大诚信原则，是因为投保人控制着保险标的，了解保险标的的价值和风险状况，而保险人制作专业性很强保险条款，掌握其具体含义，故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引入最大诚信原则的目的是保障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信息的对等性，以保证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涵和外延都不要求合同成立后再如实告知。

其次，复效时被保险人患病不会影响保险费的合理性。首先，保险人在拟定保险费时已经充分考虑到符合投保条件的投保人在投保后发生保险事故的可能性，保险合同成立后被保险人患病是正常的风险，也是保险人应当承担的保险责任范围，根本不影响保费的合理性；其次，根据《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的保险费不能以诉讼方式主张，使保险人在制定保险费时充分考虑到投保人中途停保对成本的影响，即投保人停保不会影响保险费的合理性。以上两方面充分说明：保险人所制定的保险费已经充分考虑到投保人中途停保、被保险人患病保险人的风险因素，复效时被保险人患病不会影响保费的合理性。

再次，保险人以复效时要求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而拒赔违反公平原则，是最大的不诚信。公平原则作为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在保险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同样适用。即疾病是人寿保险保险事故发生的基本事由，是保险人就应当承担保险风险责任。保险合同复效时，保险人不仅要求投保人缴纳了复效时的保费，还要投保人缴纳了保险合同中止期间的保费（即便是保险人不承担保险合同中止期间的保险事故），这已让暂停履行的合同恢复原状，保险人应当根据被保险人在投保时的健康状况以及如实告知情况履行自己的保险责任，不应在额外的排除自己的保险责任。保险人以被保险人在合同生效后患病投保人没有如实告知而拒赔，明显是排除自己的保险责任，违反公平原则，是最大的不诚信。

五、复效时未如实告知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效力问题

从前述分析可知，复效时要求投保人如实告知违反公平原则。虽然保险法规定，保险合同复效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但实际上，保险合同复效，仍然是保险人把一切待“协商”的内容设计好，投保人填写并补缴保费及其利息，即复效过程不具有协商的性质，仍然是双方履行保险人制作的格式条款。既然格式条款，就应当公平合理，根据《合同法》即民商事法律规定，格式条款违反公平原则的，可以认定其无效或撤销该约定。

保险合同生效后，一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就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但并不是所有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均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保险人可以根据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而免除自己的赔付义务。基于合同约定而免除保险人赔付义务的约定属于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投保人在复效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有权拒赔”没有法律规定，故它属于免责条款。一旦保险人没有做到明确说明，根据《保险法》第18条之规定，可以认定该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

复保险范文篇3

关键词：复保险，构成，适用范围，法律效力

复保险（doubleinsurance）又称重复保险，是相对于单保险（simpleinsurance）而言的，通常是指要保人以同一标的、同一利益、同一事故分别与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40条对复保险作了规定。由于复保险制度既关涉到保险合同极其重要的基本特性-损失填补原则（PrincipleofIndemnity），又与公平合理地界定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拟针对我国立法的相关规定，围绕复保险的相关法律问题加以分析，以期对保险制度的运作和保险立法的完善有所助益。

一、复保险的立法意旨

从法律上对复保险加以规制，是现代各国保险立法的通例，由此可见规范调整复保险对保险良性运行的重要性。关于规制复保险关系的立法意旨，举其要者，有以下四端：

其一，防止超额保险。损失填补是保险的重要特性，通过填补被保险人或要保人所遭受的损失，达到消化危险、分担损失、安定社会的目的。英国最高法院法官布莱特曾指出：“补偿（Indemnity）是‘掌握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保险法所应用的每一规则的真正基础是：火险或水险保单内所包含的保险合同是一种补偿合同，仅此而已。要是有人提出一个与之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说，它要么阻碍被保险人获得足额补偿，要么给予被保险人超过其应获得的全部金额的补偿。这种观点肯定是错误的。”①可见，超额保险与保险制度“无损失无保险”的基本理念是格格不入的。保险实务中，一些要保人为规避法律对恶意超额保险效力的否定性评价，②放弃向同一保险人超额投保而变相地采用化整为零的方法向两个以上的保险人投保，从而达到超额保险的真实目的。基于此，法律对此类恶意复保险的应对之策将是否定性的评价。

其二，避免不当得利。正如上文所述，保险的目的在于消化危险于无形、分摊损失于大众，其基本理念应为填补损失，而非使人获利，要保人就同一危险分别与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倘若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从数个保险人处皆能得到补偿，那么保险不仅填补了实际损失本身，还将使其获得额外的利益。如此，无异于鼓励要保人故意重复投保，甚至使保险金额之总和超过保险价值，以期获取非法利益。保险立法为使保险制度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对复保险加以有效控制是十分必要的。

其三，制止道德危险。道德危险（moralhazard），“指因保险而引起之‘幸灾乐祸’的心理，即有保险契约上之利益者或被保险者，在其内心深处所潜伏期望危险发生或扩大之私愿。”③此种道德危险如酝酿日久，必将产生负面效应，甚而使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将之付诸实践，其最终的结果无疑将使灾害横行，人人自危，保险制度本身亦会招致毁灭性的打击。保险所承保之危险（risk）虽不必均由于不可抗力所导致，但绝不可基于故意行为（因履行道德上的义务除外）而引发。因为保险旨在消灾，而非使灾害增多。如果任凭复保险恣意妄为，那么，为获取不正当利益，要保人或被保险人“铤而走险”的情形甚而会成为常态，社会秩序为之紊乱。为控制道德危险，保障保险制度本身，有效调整复保险关系，其意义殊非小可。

其四，增强安全保障。以上三者皆为从保障保险制度本身及维护保险人利益的角度出发而体现的立法旨趣。除此之外，复保险制度尚具有保护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利益的功能-增强安全保障。也正是基于此，立法上对复保险的评价并非全盘否定，而是有区别地进行调整，使之发挥积极作用。在存在复保险的情况下，要保人可能是善意，也可能纯粹是出于多一份安全保障的考虑，而非意图谋利，故区分善意复保险与恶意复保险而为不同的处分，应是必要且可能的。再者，如出现保险人破产或偿付能力下降之情事，合理设置复保险的效力，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则可以减少或避免因保险人资力不足所承担的风险，达到填补损失的目的，使其利益不至于落空，从而增强保险对要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安全保障。

二、复保险的构成要件

《保险法》第40条第3款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二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保险法”第35条规定：“复保险，谓要保人对于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契约的行为。”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对复保险的界定完全相同。据此，复保险的成立须具备以下几个要件：（1）保险标的同一；（2）保险利益同一；（3）保险事故同一；（4）两个以上的保险人；（5）两份以上的保险合同。那么，如此厘定复保险的构成要件是否已经穷尽？或者说，除此之外，复保险的成立还须具备其他要素吗？笔者认为，《保险法》及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保险法”对复保险的界定存有明显的不完备之处。

何为复保险？各国立法不尽一致，与此种状况相对应，学理上对复保险的构成亦莫衷一是，仁智互见。总体而言，对复保险的认定，可分为狭义论和广义论两类。狭义论者认为，所谓复保险，是指要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两个以上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且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的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的行为。立法上以英国、德国、日本、韩国为代表。持狭义复保险论的学者亦不在少数。④广义复保险论者则指出，要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个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份保险合同的行为，均成其为复保险，而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总和是否超出保险标的的价值则在所不问。从《保险法》第40条的规定来考察，显系采广义复保险的立法定义。⑤从立法例来考察，我们还可发现《意大利民法典》第1910条、《澳门商法典》第1002条所调整的复保险关系同样应纳入到广义复保险的范畴中去。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桂裕先生、郑玉波先生为广义复保险论的代表。⑥

笔者认为，广义复保险论不仅不符合复保险制度的立法意旨，而且没有实际意义。基于此，复保险的构成除须具备《保险法》第40条所规定之要件外，尚须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之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始成立复保险，并非一有重复投保即可当然适用复保险的规定。质言之，重复投保绝非必然构成复保险。这是因为：首先，如各保险合同保险金额之总额未超过

保险标的之价值，则无引发道德危险之顾虑及获取不法利益之可能，那么，自无从法律上对之加以限制的必要。其次，在此情形下，要保人向数个保险人投保，一则可分散危险，二则可增强安全保障，此恰恰与保险的基本理念相吻合，亦不会危及保险制度本身的生存。再者，诚如持广义复保险观点的施文森先生所说：“在此情形，仅有复保险之形式，而无复保险之实质，因此，在法律上不影响其效力”，⑦即构成名不符实之“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均为有效。最后，倘若数个保险合同保险金额之总和未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则构成保险合同并存，⑧除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仅就其所承保之危险承担比例分担责任。⑨

设甲公司以其所有设备（价值为10万元），向乙保险人投保金额为10万元的火险，保险期间为2000年1月1日至6月30日。随后，甲又以同一设备向丙保险人投保金额为10万元的火险，保险期间为2000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此时，甲公司的行为构成复保险吗？按照《保险法》第40条的规定来判断，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这一结论显然经不住推敲。因为两份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既不重合亦无交叉，乙丙分别于不同的保险期间内承担保险责任。在这两段时期间，分别只有一份保险合同存在，当无构成复保险之余地。既不存在超额保险，自无引发道德危险、谋取不法利益之疑虑。要保人甲所获取的仅仅是不同保险期间内的安全保障而已，这也正是保险功能得以发挥的体现。鉴于此，笔者认为，复保险的构成必须具备保险期间发生重合或交叉此一要件。须特别指出的是，在损失填补原则下，保险的目的在于填补实际损失，而实际损失之数额，须待至损失发生时（atthetimeofloss）始能确定。因此，是否构成复保险，其判断时点，应以保险事故发生之时为准，而与保险合同订立之时点无关。以此来解释保险期间发生重合或交叉，其意为保险事故发生时，各保险合同均在有效期间内。

申言之，构成复保险，上述七个要件不可或缺。据此，笔者对复保险作如下表述：复保险系指同一要保人，对于同一保险标的，基于同一保险利益，就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数个合同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且其保险期间发生重合或交叉的行为。

三、复保险的适用范围

保险的种类繁多，复保险制度是否对于任一险种均可适用？对此，学界认识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各种保险均可以适用复保险制度。⑩邹海林先生亦认为，基于广义复保险的理念，复保险制度并非财产保险的专有制度，人身保险也可以发生复保险的情形。⑾学者通说则采二分法，认为财产保险应受复保险之限制，而人身保险则无复保险之适用。⑿从德、意、日、韩、中国及澳门地区的立法来看，均将复保险制度编制于财产保险（损失保险）章节中，此种立法体例与二分法论者的观点相接近。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主张中，以后者较为妥适。一者，复保险制度乃源于损失填补原则，故必属损失填补之保险险种，才有适用复保险的余地。二者，《保险法》中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均系人身上利益，而不承认经济上利益，基于人身无价的理念，其价值可以无限大，故不存在超额保险之情形。三者，以人身上利益作为保险利益，导致人身保险基本可归入到定额给付保险的范畴中去，而与损失填补无关。再者，既然复保险之于人身保险无防止超额保险、避免不当得利的实益，若使之适用于人身保险，将会引发不必要的纷争。最后，对于医疗费用保险（medicalexpenseinsurance）的给付，可以采用定额给付方式，也可以采补偿方式。采补偿方式的医疗费用保险，从形式上看貌似人身保险，但实质上属于损失填补型的保险，保险人给付的是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实际支付的费用，故对此种医疗费用保险应有复保险制度的适用空间。

同时，对复保险适用于财产保险而不涉及人身保险的论点，又不宜作绝对化理解。从《保险法》第52条对人身保险合同上保险利益的厘定来看，我国将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主要建立在身份利益基础之上，同时允许源于信赖关系（同意原则）的保险利益存在，而并未将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延伸到经济上的利益。这一方面或许是因为立法之初尚不存在这样的必要与可能，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立法将商业保险以保险标的为标准划分为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两大类相关联。此种划分恰恰忽视了在人身保险中亦有损失填补型的保险，从而不仅未能考虑到不同类型保险合同权利义务性质的差异，且在实务上易滋生法律适用的困惑。⒀我国加入WTO后保险业将面对激烈的竞争，为推广和发展人身保险业务，笔者建议我国保险立法应将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基础扩及于经济上的利益，使损失填补保险在人身保险中有其合理定位。一如上文所述，将商业保险区分为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弊端明显，而从保险本质出发，将其划分为损失填补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已为多数保险立法例及学说所采信。故建议我国修订《保险法》时，舍弃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的分类，代之以损失填补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的区分。如此，不仅可以使保险合同的立法分类能合理地界定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且能科学地廓清复保险制度的适用范围。

四、复保险的通知义务

保险的目的在于分散危险、填补损失，而不在于使人获利。复保险的存在，则可能使被保险人获得较实际损失为多的保险金，从而违反了保险法禁止不当得利的意旨。因而，凭藉通知义务，令要保人将复保险的事实通知各保险人，以免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各保险人所给付的保险金总和超过被保险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在复保险中，对要保人课以通知义务，已为多数国家保险立法所采纳。《保险法》第40条第1款也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

参考各立法例，可以发现，关于复保险要保人的通知事项，各国规定有所不同。德国《保险契约法》第58条第2款规定，通知中应标明与其订立保险的保险人，并告知保险金额。《韩国商法》第672条2款规定，要保人应当向各保险人通知各个保险合同的内容。《澳门商法典》第1002条第1款则规定，要保人“应将已有其他保险合同一事通知各保险人”。笔者认为，上述立法例除《韩国商法》的规定以外，均显得失之简略。例如，保险期间是判断是否构成复保险不可缺少的要素，且至保险事故发生时，如保险人对存有几份有效的保险合同尚不知晓，便无法确定赔付比例，更遑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可见，保险期间应纳入到通知事项之中。反观《保险法》第40条第1款之规定，要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则显得抽象、宽泛。但正是因为这一宽泛的规定，使它本身可以做到“海纳百川”。有学者从解释上认为，要保人履行复保险的通知义务，应当将复保险合同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包括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价值、保险费、保险金额、保险责任范围、保险期间、保险金的给付等。⒁对此，笔者亦表赞同。

关于复保险要保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各国立法少有明文规定。《保险法》亦未见通知方式的特别要求。那么，要保人履行通知义务以口头通知为已足，但是，如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须以书面方式通知者，则从其约定。须指出的是，要保人履行通知义务，应主动向各保险人为通知，而无须保险人询问。复保险的通知与《保险法》第16条规定的告知义务并不相同，故不能依照告知义务的询问主义的立法模式。此外，保险人已经知道或者在通常的业务活动中应当知道的复保险、经保险人申明不需告知的复保险以及投保人按照默示或者明示担保条款不需告知的复保险，要保人不必通知保险人。⒂

《保险法》第40条第1款规定要保人须履行复保险通知义务。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接下来的条文中，却看不到任何有关违反复保险通知义务应承担何种法律后果的规定。如此一来，便使复保险通知义务的规定形同具文。因为不论要保人通知与否，法律后果均相同，甚而至于，不履行通知义务还可能因为保险人不知晓复保险的存在而获得不当得利，要保人何乐而不为？《保险法》所设定的复保险通知义务也就显得毫无意义。

要保人违反复保险通知义务，可否适用或准用《保险法》第16条关于违反告知义务的规定？有学者认为，要保人违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应当依照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规定处理，保险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或者不承担保险责任。⒃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欠妥。首先，复保险与告知义务的理论基础不同。复保险制度源自损失填补原则；而如实告知义务制度的根据，依通说为危险测定说（或称技术说）。⒄其次，两者的立法意旨不同。关于复保险的立法意旨前文已述及，兹不赘言；而告知义务的立法意旨则在于确定和控制保险危险的程度，便于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及应收取的保险费的多少。再者，从已有的立法例来看，它们对违反复保险通知义务和违反告知义务设置了相异的法律后果。譬如，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保险法”第37条规定，要保人故意不为复保险通知或意图不当得利而为复保险的，其合同无效；而依其第64条之规定，要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则赋予保险人以合同解除权。

追根溯源，这个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保险法》“对于复保险的法律效果未能从当事人主观心态的立场加以划分”，⒅而是笼统地规定为：“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定带来的弊端上文已经指明，而且，如此设置复保险的法律效力，其本身亦不合理。为解决这一立法缺漏，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针对要保人的主观心态，将其明确区分为善意与恶意，从而在法律上赋予不同的法律后果，使复保险通知义务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五、复保险的法律效力

对复保险法律效力的设置，应区分要保人的主观心理为善意和恶意两种样态，而为不同的法律评价。

所谓恶意，系指要保人于订约之际，意图谋取不当得利，或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知悉复保险的存在而不为通知，或故意为虚假通知。对于恶意复保险，由于要保人企图谋取不法利益，破坏保险制度分散危险、填补损失的宗旨及功能，因此，多数立法例规定恶意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均无效。如德国《保险契约法》第59条第3款规定：要保人意图借由复保险的订立而获取财产上的不法利益者，以该意图而订立的保险契约无效。《意大利民法典》第1910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保险人对发出通知有恶意懈怠，诸保险人不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此外，《澳门商法典》及《韩国商法》亦有类似规定。⒆建议修正《保险法》关于复保险法律效力的笼统规定，使恶意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均归于无效。如此，不仅可以厘清复保险的效力，而且可以使复保险

通知义务的意义真正体现出来，而不是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

所谓善意，指要保人因估计错误，或者因保险标的价格下跌，使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或缔约之后方知晓存在复保险，且立即向各保险人通知复保险的有关情况。关于善意复保险的法律效力，各国立法例所采取的模式不尽相同，约有三种：

1.优先赔偿主义。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如日本），将复保险分为同时复保险与异时复保险。对前者，各保险人依各自所承保的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来确定应支付的保险金，彼此不承担连带责任；对后者，则按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顺序，依次负担保险金，后订立的保险合同超过保险标的价值部分无效，即后保险人只对不足部分承担填补损失的责任。不难发现，后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因前保险人的赔付而减轻，这对各保险人之间责任的处理有失公平；倘若前保险人破产或丧失清偿能力，则对被保险人不利。故此种立法模式不足采信。

2.比例分担主义。在此种立法模式下，不论构成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是同时成立抑或异时成立，各保险人仅按照其所保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负分担赔偿责任。法国《保险契约法》、《意大利民法典》及瑞士《保险契约法》作此规定。其中，瑞士《保险契约法》第53条及第70条又规定，各保险人中如有一保险人给付不能时，则其分担额由其他保险人按上述比例分担。⒇此种立法例，除瑞士《保险契约法》外，均不能避免一部分保险人给付不能所造成的缺憾，且被保险人须分别向各保险人为给付保险金的请求，颇为不便。

3.连带赔偿主义。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如英国、德国，则不问各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均属有效，各保险人在其保险金额限度内，负连带责任。保险人于给付保险金后，就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得向其他保险人行使求偿权。此种立法，对被保险人的保护较周全，虽要保人仍须向各保险人负担全部保险费，但不致陷入获取保险金困难的窘境，亦符合其增强安全保障的初衷。但须注意的是，当发生一部分保险人给付不能时，则其他保险人所负责任较重，这个问题的存在是现实的。但是，此种立法主义符合“优先保护要保人（被保险人）利益”的立法趋势，又不存在优先赔偿主义及比例分担主义的弊端，可资借鉴。（21）

《保险法》第40条第2款规定：“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由此看来，《保险法》对善意复保险的法律效力采比例分担主义的立法对策。这样，不仅不便于被保险人请求权的行使，且存在被保险人无法获取全部补偿的可能性。换言之，当复保险的保险人中有一人以上破产或丧失清偿能力导致给付不能时，由于各保险人所应负担的比例是固定的，因此，被保险人因为某一保险人给付不能而不能获取保险金，又无法转由其他有给付能力的保险人补偿。笔者认为，为解决此一问题，应借鉴连带赔偿主义的立法技术，使各保险人的外部关系采连带责任，而各保险人间的内部关系则按连带责任的内部求偿权处理，其求偿额度按各自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来确定。具体可规定为：善意复保险，各保险人在其所保金额的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赔偿的义务。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后，依照各个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享有向其他保险人追偿的权利。如此，既可使被保险人自由选择向任一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而不必分别向各保险人一一请求，减轻被保险人的成本支出和诉累，又可对于发生给付不能的保险人所无力支付的保险金，由其他保险人在其所承保限度内支付，被保险人避免或减轻了因保险人给付不能所承担的风险，还可平衡保险人间的内部关系。

注释：

①转引自[英]约翰·T·斯蒂尔：《保险的原则与实务》，孟兴国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57～58页。

②对于恶意超额保险的效力，立法例上有三种主张，即全部无效说、超过部分无效说及得解除合同说，其中尤以全部无效说为重。

③桂裕：《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1页。

④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台湾瑞兴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221页；林勋发：《保险法论著译作选集》，台湾今日书局1991年版，第102页；李一川：《保险合同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孙积禄：《保险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⑤须指出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25条的规定，海上保险中的复保险则为狭义上的复保险。

⑥参见桂裕：《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96页；郑玉波：《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55～56页。此外，祖国大陆的学者邹海林亦持相同见解。参见邹海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⑦施文森：《保险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修订版，第220页。

⑧关于保险合同并存的规定并未见诸《保险法》，其原因在于我国立法对复保险的界定采广义复保险论。

⑨须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数份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总和未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则构成共同保险（Co-insurance）。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台湾瑞兴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221页；陈晓兴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欠妥。所谓共同保险，系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同时与数保险人订立一个保险合同。换言之，即一个保险合同，其保险人为多数之情形。此点可以《意大利民法典》第1911条、《俄罗斯民法典》第953条及《澳门商法典》第1004条为佐证。故保险合同的并存与共同保险属于两种不同的制度，自不应混淆。

⑩⒄参见郑玉波：《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56页，第77页。

⑾但邹海林先生从立法体例出发，又认为我国复保险制度只适用财产保险。参见邹海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⑿参见桂裕：《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00页；施文森：《保险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222页；林勋发：《保险法论著译作选集》，台湾今日书局1991年版，第100页；李一川：《保险合同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⒀鉴于此，有学者开始将人身保险中的健康保险和伤害保险分离出来，而称之为“中间性保险”或“第三种类之保险”。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台湾瑞兴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72页；杨建华主编：《法制现代化之回顾与前瞻》，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514页。

⒁参见邹海林、常敏：《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⒂参见邹海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⒃参见董开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⒅江朝国：《初探两岸保险契约法》，台湾《政大法学评论》1996年总第56期，第149页。

⒆学界通说亦肯定恶意复保险无效的立论。参见郑玉波：《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58页；梁宇贤：《保险法》，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修订版，第169页；孙积禄：《保险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陈晓兴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复保险范文篇4

关键词：复保险，构成，适用范围，法律效力

复保险（doubleinsurance）又称重复保险，是相对于单保险（simpleinsurance）而言的，通常是指要保人以同一标的、同一利益、同一事故分别与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40条对复保险作了规定。由于复保险制度既关涉到保险合同极其重要的基本特性-损失填补原则（PrincipleofIndemnity），又与公平合理地界定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拟针对我国立法的相关规定，围绕复保险的相关法律问题加以分析，以期对保险制度的运作和保险立法的完善有所助益。

一、复保险的立法意旨

从法律上对复保险加以规制，是现代各国保险立法的通例，由此可见规范调整复保险对保险良性运行的重要性。关于规制复保险关系的立法意旨，举其要者，有以下四端：

其一，防止超额保险。损失填补是保险的重要特性，通过填补被保险人或要保人所遭受的损失，达到消化危险、分担损失、安定社会的目的。英国最高法院法官布莱特曾指出：“补偿（Indemnity）是‘掌握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保险法所应用的每一规则的真正基础是：火险或水险保单内所包含的保险合同是一种补偿合同，仅此而已。要是有人提出一个与之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说，它要么阻碍被保险人获得足额补偿，要么给予被保险人超过其应获得的全部金额的补偿。这种观点肯定是错误的。”①可见，超额保险与保险制度“无损失无保险”的基本理念是格格不入的。保险实务中，一些要保人为规避法律对恶意超额保险效力的否定性评价，②放弃向同一保险人超额投保而变相地采用化整为零的方法向两个以上的保险人投保，从而达到超额保险的真实目的。基于此，法律对此类恶意复保险的应对之策将是否定性的评价。

其二，避免不当得利。正如上文所述，保险的目的在于消化危险于无形、分摊损失于大众，其基本理念应为填补损失，而非使人获利，要保人就同一危险分别与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倘若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从数个保险人处皆能得到补偿，那么保险不仅填补了实际损失本身，还将使其获得额外的利益。如此，无异于鼓励要保人故意重复投保，甚至使保险金额之总和超过保险价值，以期获取非法利益。保险立法为使保险制度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对复保险加以有效控制是十分必要的。

其三，制止道德危险。道德危险（moralhazard），“指因保险而引起之‘幸灾乐祸’的心理，即有保险契约上之利益者或被保险者，在其内心深处所潜伏期望危险发生或扩大之私愿。”③此种道德危险如酝酿日久，必将产生负面效应，甚而使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将之付诸实践，其最终的结果无疑将使灾害横行，人人自危，保险制度本身亦会招致毁灭性的打击。保险所承保之危险（risk）虽不必均由于不可抗力所导致，但绝不可基于故意行为（因履行道德上的义务除外）而引发。因为保险旨在消灾，而非使灾害增多。如果任凭复保险恣意妄为，那么，为获取不正当利益，要保人或被保险人“铤而走险”的情形甚而会成为常态，社会秩序为之紊乱。为控制道德危险，保障保险制度本身，有效调整复保险关系，其意义殊非小可。

其四，增强安全保障。以上三者皆为从保障保险制度本身及维护保险人利益的角度出发而体现的立法旨趣。除此之外，复保险制度尚具有保护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利益的功能-增强安全保障。也正是基于此，立法上对复保险的评价并非全盘否定，而是有区别地进行调整，使之发挥积极作用。在存在复保险的情况下，要保人可能是善意，也可能纯粹是出于多一份安全保障的考虑，而非意图谋利，故区分善意复保险与恶意复保险而为不同的处分，应是必要且可能的。再者，如出现保险人破产或偿付能力下降之情事，合理设置复保险的效力，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则可以减少或避免因保险人资力不足所承担的风险，达到填补损失的目的，使其利益不至于落空，从而增强保险对要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安全保障。

二、复保险的构成要件

《保险法》第40条第3款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二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保险法”第35条规定：“复保险，谓要保人对于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契约的行为。”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对复保险的界定完全相同。据此，复保险的成立须具备以下几个要件：（1）保险标的同一；（2）保险利益同一；（3）保险事故同一；（4）两个以上的保险人；（5）两份以上的保险合同。那么，如此厘定复保险的构成要件是否已经穷尽？或者说，除此之外，复保险的成立还须具备其他要素吗？笔者认为，《保险法》及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保险法”对复保险的界定存有明显的不完备之处。

何为复保险？各国立法不尽一致，与此种状况相对应，学理上对复保险的构成亦莫衷一是，仁智互见。总体而言，对复保险的认定，可分为狭义论和广义论两类。狭义论者认为，所谓复保险，是指要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两个以上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且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的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的行为。立法上以英国、德国、日本、韩国为代表。持狭义复保险论的学者亦不在少数。④广义复保险论者则指出，要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个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份保险合同的行为，均成其为复保险，而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总和是否超出保险标的的价值则在所不问。从《保险法》第40条的规定来考察，显系采广义复保险的立法定义。⑤从立法例来考察，我们还可发现《意大利民法典》第1910条、《澳门商法典》第1002条所调整的复保险关系同样应纳入到广义复保险的范畴中去。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桂裕先生、郑玉波先生为广义复保险论的代表。⑥

笔者认为，广义复保险论不仅不符合复保险制度的立法意旨，而且没有实际意义。基于此，复保险的构成除须具备《保险法》第40条所规定之要件外，尚须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之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始成立复保险，并非一有重复投保即可当然适用复保险的规定。质言之，重复投保绝非必然构成复保险。这是因为：首先，如各保险合同保险金额之总额未超过

保险标的之价值，则无引发道德危险之顾虑及获取不法利益之可能，那么，自无从法律上对之加以限制的必要。其次，在此情形下，要保人向数个保险人投保，一则可分散危险，二则可增强安全保障，此恰恰与保险的基本理念相吻合，亦不会危及保险制度本身的生存。再者，诚如持广义复保险观点的施文森先生所说：“在此情形，仅有复保险之形式，而无复保险之实质，因此，在法律上不影响其效力”，⑦即构成名不符实之“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均为有效。最后，倘若数个保险合同保险金额之总和未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则构成保险合同并存，⑧除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仅就其所承保之危险承担比例分担责任。⑨

设甲公司以其所有设备（价值为10万元），向乙保险人投保金额为10万元的火险，保险期间为2000年1月1日至6月30日。随后，甲又以同一设备向丙保险人投保金额为10万元的火险，保险期间为2000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此时，甲公司的行为构成复保险吗？按照《保险法》第40条的规定来判断，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这一结论显然经不住推敲。因为两份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既不重合亦无交叉，乙丙分别于不同的保险期间内承担保险责任。在这两段时期间，分别只有一份保险合同存在，当无构成复保险之余地。既不存在超额保险，自无引发道德危险、谋取不法利益之疑虑。要保人甲所获取的仅仅是不同保险期间内的安全保障而已，这也正是保险功能得以发挥的体现。鉴于此，笔者认为，复保险的构成必须具备保险期间发生重合或交叉此一要件。须特别指出的是，在损失填补原则下，保险的目的在于填补实际损失，而实际损失之数额，须待至损失发生时（atthetimeofloss）始能确定。因此，是否构成复保险，其判断时点，应以保险事故发生之时为准，而与保险合同订立之时点无关。以此来解释保险期间发生重合或交叉，其意为保险事故发生时，各保险合同均在有效期间内。

申言之，构成复保险，上述七个要件不可或缺。据此，笔者对复保险作如下表述：复保险系指同一要保人，对于同一保险标的，基于同一保险利益，就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数个合同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且其保险期间发生重合或交叉的行为。

三、复保险的适用范围

保险的种类繁多，复保险制度是否对于任一险种均可适用？对此，学界认识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各种保险均可以适用复保险制度。⑩邹海林先生亦认为，基于广义复保险的理念，复保险制度并非财产保险的专有制度，人身保险也可以发生复保险的情形。⑾学者通说则采二分法，认为财产保险应受复保险之限制，而人身保险则无复保险之适用。⑿从德、意、日、韩、中国及澳门地区的立法来看，均将复保险制度编制于财产保险（损失保险）章节中，此种立法体例与二分法论者的观点相接近。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主张中，以后者较为妥适。一者，复保险制度乃源于损失填补原则，故必属损失填补之保险险种，才有适用复保险的余地。二者，《保险法》中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均系人身上利益，而不承认经济上利益，基于人身无价的理念，其价值可以无限大，故不存在超额保险之情形。三者，以人身上利益作为保险利益，导致人身保险基本可归入到定额给付保险的范畴中去，而与损失填补无关。再者，既然复保险之于人身保险无防止超额保险、避免不当得利的实益，若使之适用于人身保险，将会引发不必要的纷争。最后，对于医疗费用保险（medicalexpenseinsurance）的给付，可以采用定额给付方式，也可以采补偿方式。采补偿方式的医疗费用保险，从形式上看貌似人身保险，但实质上属于损失填补型的保险，保险人给付的是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实际支付的费用，故对此种医疗费用保险应有复保险制度的适用空间。

同时，对复保险适用于财产保险而不涉及人身保险的论点，又不宜作绝对化理解。从《保险法》第52条对人身保险合同上保险利益的厘定来看，我国将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主要建立在身份利益基础之上，同时允许源于信赖关系（同意原则）的保险利益存在，而并未将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延伸到经济上的利益。这一方面或许是因为立法之初尚不存在这样的必要与可能，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立法将商业保险以保险标的为标准划分为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两大类相关联。此种划分恰恰忽视了在人身保险中亦有损失填补型的保险，从而不仅未能考虑到不同类型保险合同权利义务性质的差异，且在实务上易滋生法律适用的困惑。⒀我国加入WTO后保险业将面对激烈的竞争，为推广和发展人身保险业务，笔者建议我国保险立法应将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基础扩及于经济上的利益，使损失填补保险在人身保险中有其合理定位。一如上文所述，将商业保险区分为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弊端明显，而从保险本质出发，将其划分为损失填补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已为多数保险立法例及学说所采信。故建议我国修订《保险法》时，舍弃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的分类，代之以损失填补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的区分。如此，不仅可以使保险合同的立法分类能合理地界定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且能科学地廓清复保险制度的适用范围。

四、复保险的通知义务

保险的目的在于分散危险、填补损失，而不在于使人获利。复保险的存在，则可能使被保险人获得较实际损失为多的保险金，从而违反了保险法禁止不当得利的意旨。因而，凭藉通知义务，令要保人将复保险的事实通知各保险人，以免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各保险人所给付的保险金总和超过被保险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在复保险中，对要保人课以通知义务，已为多数国家保险立法所采纳。《保险法》第40条第1款也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

参考各立法例，可以发现，关于复保险要保人的通知事项，各国规定有所不同。德国《保险契约法》第58条第2款规定，通知中应标明与其订立保险的保险人，并告知保险金额。《韩国商法》第672条2款规定，要保人应当向各保险人通知各个保险合同的内容。《澳门商法典》第1002条第1款则规定，要保人“应将已有其他保险合同一事通知各保险人”。笔者认为，上述立法例除《韩国商法》的规定以外，均显得失之简略。例如，保险期间是判断是否构成复保险不可缺少的要素，且至保险事故发生时，如保险人对存有几份有效的保险合同尚不知晓，便无法确定赔付比例，更遑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可见，保险期间应纳入到通知事项之中。反观《保险法》第40条第1款之规定，要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则显得抽象、宽泛。但正是因为这一宽泛的规定，使它本身可以做到“海纳百川”。有学者从解释上认为，要保人履行复保险的通知义务，应当将复保险合同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包括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价值、保险费、保险金额、保险责任范围、保险期间、保险金的给付等。⒁对此，笔者亦表赞同。

关于复保险要保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各国立法少有明文规定。《保险法》亦未见通知方式的特别要求。那么，要保人履行通知义务以口头通知为已足，但是，如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须以书面方式通知者，则从其约定。须指出的是，要保人履行通知义务，应主动向各保险人为通知，而无须保险人询问。复保险的通知与《保险法》第16条规定的告知义务并不相同，故不能依照告知义务的询问主义的立法模式。此外，保险人已经知道或者在通常的业务活动中应当知道的复保险、经保险人申明不需告知的复保险以及投保人按照默示或者明示担保条款不需告知的复保险，要保人不必通知保险人。⒂

《保险法》第40条第1款规定要保人须履行复保险通知义务。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接下来的条文中，却看不到任何有关违反复保险通知义务应承担何种法律后果的规定。如此一来，便使复保险通知义务的规定形同具文。因为不论要保人通知与否，法律后果均相同，甚而至于，不履行通知义务还可能因为保险人不知晓复保险的存在而获得不当得利，要保人何乐而不为？《保险法》所设定的复保险通知义务也就显得毫无意义。

要保人违反复保险通知义务，可否适用或准用《保险法》第16条关于违反告知义务的规定？有学者认为，要保人违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应当依照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规定处理，保险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或者不承担保险责任。⒃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欠妥。首先，复保险与告知义务的理论基础不同。复保险制度源自损失填补原则；而如实告知义务制度的根据，依通说为危险测定说（或称技术说）。⒄其次，两者的立法意旨不同。关于复保险的立法意旨前文已述及，兹不赘言；而告知义务的立法意旨则在于确定和控制保险危险的程度，便于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及应收取的保险费的多少。再者，从已有的立法例来看，它们对违反复保险通知义务和违反告知义务设置了相异的法律后果。譬如，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保险法”第37条规定，要保人故意不为复保险通知或意图不当得利而为复保险的，其合同无效；而依其第64条之规定，要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则赋予保险人以合同解除权。

追根溯源，这个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保险法》“对于复保险的法律效果未能从当事人主观心态的立场加以划分”，⒅而是笼统地规定为：“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定带来的弊端上文已经指明，而且，如此设置复保险的法律效力，其本身亦不合理。为解决这一立法缺漏，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针对要保人的主观心态，将其明确区分为善意与恶意，从而在法律上赋予不同的法律后果，使复保险通知义务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五、复保险的法律效力

对复保险法律效力的设置，应区分要保人的主观心理为善意和恶意两种样态，而为不同的法律评价。

所谓恶意，系指要保人于订约之际，意图谋取不当得利，或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知悉复保险的存在而不为通知，或故意为虚假通知。对于恶意复保险，由于要保人企图谋取不法利益，破坏保险制度分散危险、填补损失的宗旨及功能，因此，多数立法例规定恶意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均无效。如德国《保险契约法》第59条第3款规定：要保人意图借由复保险的订立而获取财产上的不法利益者，以该意图而订立的保险契约无效。《意大利民法典》第1910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保险人对发出通知有恶意懈怠，诸保险人不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此外，《澳门商法典》及《韩国商法》亦有类似规定。⒆建议修正《保险法》关于复保险法律效力的笼统规定，使恶意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均归于无效。如此，不仅可以厘清复保险的效力，而且可以使复保险

通知义务的意义真正体现出来，而不是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

所谓善意，指要保人因估计错误，或者因保险标的价格下跌，使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或缔约之后方知晓存在复保险，且立即向各保险人通知复保险的有关情况。关于善意复保险的法律效力，各国立法例所采取的模式不尽相同，约有三种：

1.优先赔偿主义。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如日本），将复保险分为同时复保险与异时复保险。对前者，各保险人依各自所承保的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来确定应支付的保险金，彼此不承担连带责任；对后者，则按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顺序，依次负担保险金，后订立的保险合同超过保险标的价值部分无效，即后保险人只对不足部分承担填补损失的责任。不难发现，后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因前保险人的赔付而减轻，这对各保险人之间责任的处理有失公平；倘若前保险人破产或丧失清偿能力，则对被保险人不利。故此种立法模式不足采信。

2.比例分担主义。在此种立法模式下，不论构成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是同时成立抑或异时成立，各保险人仅按照其所保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负分担赔偿责任。法国《保险契约法》、《意大利民法典》及瑞士《保险契约法》作此规定。其中，瑞士《保险契约法》第53条及第70条又规定，各保险人中如有一保险人给付不能时，则其分担额由其他保险人按上述比例分担。⒇此种立法例，除瑞士《保险契约法》外，均不能避免一部分保险人给付不能所造成的缺憾，且被保险人须分别向各保险人为给付保险金的请求，颇为不便。

3.连带赔偿主义。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如英国、德国，则不问各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均属有效，各保险人在其保险金额限度内，负连带责任。保险人于给付保险金后，就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得向其他保险人行使求偿权。此种立法，对被保险人的保护较周全，虽要保人仍须向各保险人负担全部保险费，但不致陷入获取保险金困难的窘境，亦符合其增强安全保障的初衷。但须注意的是，当发生一部分保险人给付不能时，则其他保险人所负责任较重，这个问题的存在是现实的。但是，此种立法主义符合“优先保护要保人（被保险人）利益”的立法趋势，又不存在优先赔偿主义及比例分担主义的弊端，可资借鉴。（21）

《保险法》第40条第2款规定：“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由此看来，《保险法》对善意复保险的法律效力采比例分担主义的立法对策。这样，不仅不便于被保险人请求权的行使，且存在被保险人无法获取全部补偿的可能性。换言之，当复保险的保险人中有一人以上破产或丧失清偿能力导致给付不能时，由于各保险人所应负担的比例是固定的，因此，被保险人因为某一保险人给付不能而不能获取保险金，又无法转由其他有给付能力的保险人补偿。笔者认为，为解决此一问题，应借鉴连带赔偿主义的立法技术，使各保险人的外部关系采连带责任，而各保险人间的内部关系则按连带责任的内部求偿权处理，其求偿额度按各自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来确定。具体可规定为：善意复保险，各保险人在其所保金额的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赔偿的义务。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后，依照各个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享有向其他保险人追偿的权利。如此，既可使被保险人自由选择向任一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而不必分别向各保险人一一请求，减轻被保险人的成本支出和诉累，又可对于发生给付不能的保险人所无力支付的保险金，由其他保险人在其所承保限度内支付，被保险人避免或减轻了因保险人给付不能所承担的风险，还可平衡保险人间的内部关系。

注释：

①转引自[英]约翰·T·斯蒂尔：《保险的原则与实务》，孟兴国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57～58页。

②对于恶意超额保险的效力，立法例上有三种主张，即全部无效说、超过部分无效说及得解除合同说，其中尤以全部无效说为重。

③桂裕：《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1页。

④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台湾瑞兴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221页；林勋发：《保险法论著译作选集》，台湾今日书局1991年版，第102页；李一川：《保险合同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孙积禄：《保险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⑤须指出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25条的规定，海上保险中的复保险则为狭义上的复保险。

⑥参见桂裕：《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96页；郑玉波：《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55～56页。此外，祖国大陆的学者邹海林亦持相同见解。参见邹海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⑦施文森：《保险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修订版，第220页。

⑧关于保险合同并存的规定并未见诸《保险法》，其原因在于我国立法对复保险的界定采广义复保险论。

⑨须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数份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总和未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则构成共同保险（Co-insurance）。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台湾瑞兴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221页；陈晓兴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欠妥。所谓共同保险，系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同时与数保险人订立一个保险合同。换言之，即一个保险合同，其保险人为多数之情形。此点可以《意大利民法典》第1911条、《俄罗斯民法典》第953条及《澳门商法典》第1004条为佐证。故保险合同的并存与共同保险属于两种不同的制度，自不应混淆。

⑩⒄参见郑玉波：《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56页，第77页。

⑾但邹海林先生从立法体例出发，又认为我国复保险制度只适用财产保险。参见邹海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⑿参见桂裕：《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00页；施文森：《保险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222页；林勋发：《保险法论著译作选集》，台湾今日书局1991年版，第100页；李一川：《保险合同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⒀鉴于此，有学者开始将人身保险中的健康保险和伤害保险分离出来，而称之为“中间性保险”或“第三种类之保险”。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台湾瑞兴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72页；杨建华主编：《法制现代化之回顾与前瞻》，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514页。

⒁参见邹海林、常敏：《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⒂参见邹海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⒃参见董开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⒅江朝国：《初探两岸保险契约法》，台湾《政大法学评论》1996年总第56期，第149页。

⒆学界通说亦肯定恶意复保险无效的立论。参见郑玉波：《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58页；梁宇贤：《保险法》，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修订版，第169页；孙积禄：《保险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陈晓兴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复保险范文篇5

对复保险的界定，学理和立法上有广义论和狭义论之争。广义论认为，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的保险。至于该数份保险金额总和是否超出该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则无关紧要。我国学者李玉泉、邹海林、郑玉波、桂裕等持此观点。从立法体例上看，《意大利民法典》、我国《澳门商法典》采此立法模式。我国《保险法》也采此立法体例，该法第41条第3款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而狭义论的观点是，所谓复保险乃指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且该数份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我国学者覃有土、樊启荣、李一川、孙积禄、江朝国、林勋发等持此主张。立法上以法国、德国、日本以及英美法系等国家为代表，我国《海商法》也采狭义论的立法体例。在《海商法》第225条规定：“被保险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就同一保险事故向几个保险人重复订立合同，而使该保险标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被保险人可以向任何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被保险人获得的赔偿金额总和不得超过保险标的受损价值……”在海商法中作此规定．究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国际海上保险市场被英国垄断，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在国际保险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统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参照或采用该海上保险法典进行立法，以至于使该法典成为海上保险立法的蓝本，从而导致保险法的国际趋同性明显增强。除狭义论与广义论外，还有一种折中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所有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总和没有超过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应称为复保险，而其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称为重复保险。但是这一观点并没有见诸于立法，支持者甚少。

综观复保险的缘起与立法规制，其宗旨在于确保保险法损失补偿原则之落实和防止被保险人获得不当得利，并以此规范投保人的保险行为和平衡复保险中数个保险人对该复保险分摊的权利救济，求得保险人之间的分摊公平原则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投保人向数个保险人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个保险合同，若各保险合同保险金额总和没有超过其保险价值，既不会损及保险法的损失补偿原则，也不会诱发道德风险；而且从被保险人(投保人)角度来看，订立一个或数个保险合同，只要保险金额总和并没有超过保险价值，除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仅就其所承保危险承担比例分摊责任，其他方面并无质的差异。因此．在法律上加以控制实无必要。这种行为具有复保险的形式，其实质则是合法的保险行为。*但从法律术语的界定上，本文认为我国现行《保险法》中的复保险应做修改，可界定为：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向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两个以上保险合同，且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之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

二、复保险构成要件的考察

理论上讲，复保险的成立应由哪些要件构成是与复保险内涵的界定相关联的。基于上文对复保险内涵的法律界定，复保险须同时具备以下要件：

(一)必须是投保人与两个以上保险人分别订立两个以上保险合同。如果投保人与数个保险人共同订立一个保险合同．这属于共同保险，即数个保险-公司对同一危险共同承担损失补偿责任，当然参加共同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事先约定的相应比例分得相应的保险费。如果投保人与一个保险人订立一个或数个保险合同，则是单保险合同，也不是复保险。反观我国《保险法》第41条规定的复保险规定中，缺失了数个保险合同的界定。因此，应在表述中加以修正，明确保险合同的复数形式要件，以求严谨、完整，而且也与共同保险作出了明确区分。

(二)必须是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有学者将此要件界定为：三个同一。也就是说，投保人以不同的保险标的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或投标人基于同一保险标的，但以不同保险利益而向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或投保人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和同一保险利益而向数个保险人投保不同保险事故的保险合同，均不构成复保险。这一构成要件要求数份保险合同乃基于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而订立，如货主基于对同一货物的所有权关系与数家保险公司订立了数个火灾保险合同。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要件是复保险构成要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三)保险期间必须是重合的。这种重合性，并不要求数个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完全重合，而只要数个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部分重合即可。由此，保险期间的重合性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完全重合，即投保人基于同一种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不同的保险人订立的数份保险合同，其效力期间的起止时间完全相同；另一种情况是部分重合，即上述数份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的起止时间不完全相同，但有部分重合。完全重合的情况下认定其为复保险，当无疑问。但在部分重合的情况下，学理上多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一个判断时点来界定是否构成复保险。复保险之法理源于保险的损失填补原则，在部分重合情况下，实际损失的额度须以损失发生时才能确定。因此，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一个判断时点来认定有无复保险，方显必要。我国《保险法》对保险期间的重合性要件未作规定，这是复保险制度立法上的一个重大疏漏，应在修改《保险法》时对这一要件分两种重合情况具体作出界定，特别是部分重合情况下应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作为基准来作出法律认定。

(四)保险金额的总和必须超过保险价值。前文已述，这一构成要件是狭义论和广义论之争的焦点。本文倾向于狭义论的观点，同样，在复保险的构成要件中当然应含此项。此外，在保险期间部分重合的情况下如果缺少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这一构成要件，往往会把所有部分重合的情况全都“一棍子打死”而不分何因何故，这对于被保险人的利益保护明显失当。保险金额的总和是否必须超过保险价值，表面上(形式上)涉及复保险概念和构成要件的界定问题，实质上则关乎立法理念上对保险上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利益的平衡问题。复保险中包含该构成要件，这既能有效地防止不当得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又恰当地为规范、平衡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设置了一个底线，这样也会更能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三、复保险的通知义务问题

从法律上对复保险加以规制，是现代各国保险立法的通例。其中，一个重要的规制手段和措施是投保人须负复保险的通知义务，其立法宗旨在于凭借投保人的通知义务之履行，以免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所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被保险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这样，就可以防止投保人以“化整为零”的方法达到超额保险的目的，防止道德风险和不当得利以及保险欺诈的发生。我国《保险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该款规定过于原则、简单，其中“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等显得失之简略。有学者从法解释学的角度认为，复保险投保人的通知事项应包括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保险责任范围、保险期间、保险金的给付等。”保险业的发展除了法律的严谨规制外，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诚信体制状况是否运行良好，从现实来看，这两方面在我国都有明显欠缺．从严把握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种主张可作借鉴。至于复保险通知义务的履行方式，大多数国家立法例中少有明确规定，我国《保险法》也未作特别要求，因此可解释为口头、书面皆可。但本文认为有两个问题须有探讨的必要：一是通知义务履行的时间，我国《保险法》未作规定。在此，可借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58条规定：“为一个利益，对于同一危险与数个保险人订立保险契约者，成立时即通知每一保险人。”在我国《保险法》修改时，可界定为通知义务履行时间为保险合同成立时即应通知每一保险人。二是投保人履行通知义务是法定性的义务．投保人应主动向各保险人履行通知义务，不以保险人的询问为前提，除非保险合同另有约定或保险人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除外。

四、复保险法律效果的分析

复保险范文篇6

原告陈文某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漳平支公司

1998年11月29日，原告陈某（投保人）为妻子游某（被保险人）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漳平市支公司（保险人）签订了一份《重大疾病终身保险合同》（98版），交费期20年，缴费方式为处每年交费928元，保险金额20000元。合同还对责任免除条款作了约定，其中第四项“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作为保险人（即被告）不负保险责任一项条款，另外合同还对首期后保险费的缴付、宽限期间及合同效力中止、合同效力恢复作了约定说明。同时双方还签署了一份客户保障声明书，其中声明“业务员已对您（投保人）如实讲解了保险条款，您对保险条款中列明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规定已完全了解。”

1998年11月30日原告依合同交付了首期保险费，于2000年1月5日交纳第二期保费。在合同约定第三期保费交纳时间到达时及宽限期间内，原告因客观原因，未按期交第三期保费，造成该保险合同效力中止。2001年7月26日原告向被告申请保单复效，被告于当日同意复效，当日原告向被告补交了第三期保费及逾期利息。

2002年9月16日被保险人游某因家庭问题于凌晨在家中自杀身亡。2002年9月23日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要求给付游某的死亡保险金。被告认为游某的自杀发生在保单复效之日起二年内，根据重大疾病终身保险条款规定，本案不属保险责任。故被告于2002年11月18日向原告发出拒赔通知书，不同意给付死亡保险金，只同意给付退费金3712元，保险合同效力终止。原告以被告对免责条款未对其履行告知义务，该免责条款对原告不具有法律效力为由。于2002年12月23日向漳平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给付游某的死亡保险金6万元及利息。

二、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围绕案件定性形成二种意见：

第一意见认为：1、该保险合同条款中“在合同生效”之后另有括号内注明“或复效”三个字，不合法律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2、漳平寿险公司在履行保险合同时，对“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的免责条款的解释条款未尽明确告知义务，故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二意见认为，被告有提供了投保单及告知事项和客户保障声明书，其中内容均有告知说明，且原告也认可了通过签名形式来明确免责条款的内容，故可认定被告对免责条款已向原告履行了告知义务，其责任免除条款有效。另外《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任意性条款，保险人是否赔偿取决于双方对合同的约定，现该合同条款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作为免责条款，把生效之日二年内与复效之日二年内作为并列情形予以约定，即把被保险人在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作为保险人的除外责任，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因此该条款是有效条款。笔者赞同第二意见。

三、评议

本案存在两个争议焦点：1、保险公司是否尽了告知义务？2、保险条款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中的“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的免责条款是否有效？

对于第一个焦点，保险公司是否尽了告知义务？

由于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已签署一份客户保障声明书，其中声明“业务员已对您（投保人）如实讲解了保险条款，您对保险条款中列明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规定已完全了解。”这表明双方在订立合同时，保险人是通过书面方式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告知义务，且投保人也认可了通过签名形式来明确表示自己了解免责条款的内容。保险公司的告知行为符合《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中的法定义务。

有人认为单凭一份客户保障声明书无法说明保险公司是如何履行告知义务？笔者认为“如何履行告知义务”是一个客观事实发生的过程，该客观事实的发生过程是双方当事人对订立合同蹉商的过程。而蹉商主要以口头方式进行，且双方的蹉商过程也是双方认知过程，认知过程是人对事物的理性认识。当保险公司告知合同条款及免责条款时，投保人能否理解只能通过疑问方式提出，由保险公司用口头予以解答的形式表现出来。双方当事人对蹉商过程可以通过录音、录像形式予以定格，作为将来发生争议的证据来使用。由于法官在审理案件不可能对所有客观事实都能查清，只能知道以现有证据形式表现的法律事实。本案的法律事实是以双方订立的保险合同条款和客户保障声明书予以体现。双方通过订立合同和签署声明书来表明事实发生的结果。现被告举证证明其以书面形式履行了告知义务，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举证义务，如果投保人认为未尽明确的说明告知义务，就应提供如音像资料、证人证言等证据来证明。而投保人在法庭上未提出上述证据，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案不存在因保险公司未履行告知义务而导致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的情形。

对于第二个焦点，保险条款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中的“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的免责条款是否有效？

1、本案合同存在复效情形。

由于本案保险合同的条款同时对首期后保险费的缴付、宽限期间有合同效力中止、合同效力恢复作了约定。所谓的宽限条款是指对到期未支付保险费的投保人，法律上提供一定的宽限期让其补缴保险费，否则合同效力中止。在保险合同中止后，如果投保人希望恢复合同效力，则应在规定的期间内补交保费，则保险单恢复效力，此即复效条款。复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1、必须由投保人向保险人正式提出申请并达成协议；2、被保险人须符合投保条件，一般要求提供体格检验书或健康证明书；3、被保险人应一次交清失效期间的保险费。复效即指恢复合同效力。本案合同是约定分期支付保费。原告在合同成立时支付了首期保费、第二期保费后，由于在第三期保费交付到达时及约定宽限期60日超过时未及时交付，造成合同中止，后原告向被告申请效力，双方达成了协议，原告补交保险费后，合同效力恢复。因此，本案合同存在复效情形。

2、“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的免责条款不存在显失公平、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情形而导致无效。

复保险范文篇7

[关键词]：保险责任期间,追溯生效,合同解除,终止,要物契约

承担保险责任是保险人的主合同义务，但因为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幸契约，故其责任承担具有不确定性，只有在约定期间发生了约定事故时方须承担赔偿或给付之责。因此，保险责任期间的确定，对于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保障、风险的分配与负担，意义至关重要。保险法律关系依其性质可分为二类：1、有关保险公司、保险业监管之规定，具有强制法的色彩；2、有关保险契约之规定，授予当事人意思自治权限较大，此处当有民法基本原理的适用。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中，法律行为有效是当事人负担义务的前提，在法律无特别规定及当事人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二者的存续期间应是相同的。如，通常，法律行为成立并生效之时当事人即负有履行之义务（除附停止条件与附始期的法律行为之外，成立之时即生效之时）；特殊情况下，有所谓追溯生效，即在双方达成合意并符合法定生效要件之后，将契约之效力提前至某一时点。鉴于此，本文对于保险责任期间的探讨将主要围绕保险合同的效力展开。

一、保险合同的成立、生效合同的订立通常需要经过要约与承诺两个阶段，要约人向特定之人发出具体而明确之要约（就合同主要之点已有表示），表明其订约意图，即要约一经承诺便受拘束之意；承诺于要约有效期内到达要约人，并就合同主要之点未予变更，合同即成立，否则构成反要约。在双方所订之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时，即可在一定时期发生法律效力。当然要式合同尚须具备一定形式，实践性合同则需一定之交付。具体至保险合同的成立、生效则有如下问题须明确：

1、一定之形式是否保险合同生效之要件？国外不少学者认为保险合同的成立，必须具备一定形式，在法律上才能有效，故属要式合同。如保险单或保险凭证等，其所记载的事项原则上不能任意变动。投保人对于保单内记载的事项，要么同意，要么走开。因此保险合同是一种附合合同。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人也持此种观点，我们认为此种观点值得商榷。[1]

（1）、观诸现行立法，§12—1前项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即只要求当事人达成实质上的意思合致即可。同时，§12—1后项将及时交付保险单或保险凭证作为保险人的一项义务。§12—2规定：经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同意，也可以采取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书面协议形式订立保险合同。此处显然是将书面形式作为保险合同订立中的一个必经环节，这与保险合同的不要式性是否矛盾？对此应解释为，当事人就保险条件（标的、费率、危险）相互意思表示一致者，契约于焉成立，保险单之作成与交付，仅为完成保险契约之最后手续及书面证据。而保险单纵已签发，当事人仍得以意思表示尚未合致而主张保险契约未成立，或证明保险契约所附之停止条件尚未成就以阻止保险契约发生效力。

另外，亦有人认为，此处的不要式不仅指承诺不须作成保险单形式，还包括不必要投保人填具投保单，保险人签章承保的程序形式。[2]这从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合同条例》的修改之处即可看出。但笔者认为，鉴于实践中的投保程序及做法，此点无特别强调之必要。

（2）、从实务上讲，在保险业发展初期，保险人于收受要保申请与保险费后常采行一种观望政策，迟迟不为保险单之签发：在观望期间，若保险标的平安无事，保险人乃将保险契约溯及保险费交付时发生效力，得以收受保险费而不负任何风险；若保险事故发生，即坚持在保险单作成之前，保险契约尚未成立，将保险费退还，以推卸其赔付义务。[3]故而，从公平及预防保险人投机、注重真意的角度讲，保险契约都应为不要式契约。

2、保险费之交付是否影响保险合同的生效？也即保险合同是诺成性的还是实践性的？实践中保险人总是在承诺之前或同时收取保险费的，或将保险费的交付作为保险合同生效的前提，这是因为保险费是保险公司集结资金的重要来源，是其支付赔款的基础，是其承担保险责任的源泉，法律之生命源自实际生活之经验，于是许多学者及基于此将保险契约定性为实践性合同。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合于法理。

（1）、通常要物契约在成立之前或同时，存在一个要物合同的预约，如寄托合同的预约中，受寄人一方负有受寄之义务，而对于寄托人，转移寄托物则非其义务，违之，不必负违约之责，至多为缔约过失责任。这是因为寄托标的之转移是寄托合同得以履行，也即双方义务履行之前提。以之考于保险合同，保险人以一定标准测算出风险律，确定出保险费率，在投保人交付保险费的基础上，才有履行其赔付义务之可能，此点与要物契约颇为相似。但衡量一种合同是诺成性的还是实践性的，与该种合同的内容并无本质上的联系，而主要取决于国家立法如何规定。而根据我国《保险法》§13：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任期内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显然是将交付保险费作为要保人的主合同义务来规定的；同时，在合同成立之前，这种关于保险费的约定是不可能存在的，更谈不上交付保险费。因而，从立法精神上讲，是将其定性为诺成性合同的。

（2）、如果一概主张保险合同的成立必须以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为条件，那么是以投保人交付所有保险费为条件，还是以交付第一期（或部分）保险费为条件？倘前者，则在保险费未全部交齐之前，保险合同未成立，保险人对保险事故之发生不论在哪一期间皆不承担保险责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倘为后者，则一部分保险费之交付同时还是契约的生效要件，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

（3）、延欠保险费之问题：保险法未规定保险费之交付期限，各保险公司均以先交保险单，后收保费互相竞争。且延欠之保费无须另付利息，因此，保费愈大之保户，均以拖欠保费视为当然。日本火灾保险单，于保险单中明定：“本公司之保险责任，自本契约保险单所载期间之始日零时起至终日午夜十二时止。前项保险责任之始日，以要保人交付保险费之翌日为准。”于此情形，保险人纵已将保单交付，但对于保险费交付前所发生之损失，要不负赔偿之责任，借以迫使要保人尽速交付保费。惟在通常情形，保险单之出给即构成保险人承担危险之允诺，保险契约已有效成立。此种以保费尚未交付已剥夺要保人依约应享权利之规定，不仅对要保人处罚过严，亦属有违一般债务不履行之常规。此何以除日本外，他国鲜有类似之规定。[4]

（4）、如何理解交付保险费的法律意义？一种观点将其作为合同生效的停止条件；有将其作为保险责任开始之停止条件；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投保人未按约定缴纳保险费，则保险公司可行使后履行抗辩权，而拒绝履行赔付义务；如果投保人只交付部分保险费，则保险公司可行使部分履行抗辩权，拒绝部分履行义务。[5]这是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一种独特的利益保护方法。另一种观点认为投保人不交付保险费是违反了其合同义务，保险人依法取得解除合同的权利，[6]但此方法之不妥在于对保险人过惠，当发生保险事故时，其可行使解除权；否则，则可将保险费作为既得债权请求交付。而且，我国保险法中并未将不及时付费作为法定解除权产生的情形之一，而在美国财产保险惯例上，财产保险契约成立后，保险费即成为既得债权。产物保险人均容许其人延欠保费60天至90天；人亦因而容许要保人延交保费30至60天。保险人如认为要保人信誉良好，自得容许其严欠或收受期票，如到期不获清付或兑现，保险人得一面终止契约（而非解除，即不具有溯及力），他方面诉请给付保费。如保险事故业已发生，保险人得自赔偿额中先行扣减应得之保费。若保险人认为要保人之信誉不佳，自得一手收费，一手交单，并于承诺时明定以交付保险费之交付为契约生效之停止条件。而在人身保险中，第一期保费的交付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停止条件，因为人身保险中保费通常具有不可诉性。（分期付款的人寿保险合同的性质：一般终身人寿保险单，其保费经规定按年交付，是否应视为按年交付之保险契约，并附有以要保人按年付费为契约更新之停止条件之合意？亦应视为在被保险人生存期间均有效之单纯契约，而附有若不按期交费，契约失效之解除条件？通说认其为不可分契约。因为，照理，按年承保之价值应因被保险人之年轻力壮或年老体衰而不同，但在分期付款得人寿保险中，全部保费乃为整个保险契约之对价。[7]

保险主管机关如认为保险费之延欠足以成为业者恶性竞争之手段或严重影响业者之清偿能力，不妨对保费之延欠设一最长时限。如超过此一时限，业者尚未收取保费，似可仿照美国立法例，将之列为不认许资产，责令保险公司负责人垫付。

3、《保险法》将“保险责任的开始与保险责任期间”作为保险合同的应具备事项，是否意味着倘要保人与保险人未就之达成合意，保险合同之成立与效力即受影响？一般在保险人出具的保险单中，都印有此项，而此项是不会漏填的，只是保险单并非保险合同的生效要件，所以，当投保人未在投保单中填入此项时，就涉及效力问题。保险责任期间的开始与保险责任期间是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但并非主要条款，应认为当事人双方就保险标的、保险事故、保险费达成一致保险合同即可有效成立；关于保险责任期间的开始如无约定，则同于保险合同的生效；关于保险责任期间则同于以保险费计算出的期间。

4、倘约定以保险费之交付为保险契约之效力要件，则保险费如在保单所载之责任开始时日之后交付，则保险契约究应自保单所载之日起生效？抑应自保费及保单交付之日起生效？

A说：保险契约得将其生效日提前，以包括保险人未承担危险之期间。保险契约为当事人基于自由意思而订立之契约，在法律上自无理由何以当事人不能协议将保单日期倒填，并使保险契约自协议之日起生效。任何约定，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或法律上之禁止规定，均得以载入保单。对于保单上所载之条款被保险人接受与否，悉由其自便。[8]

B说：保险人将保险单之生效日载为与要保申请之同一日，该日亦成为其后各期保费之到期日；保单同时又规定保险契约于保单送交前不生效力。其结果，在保单之条款间形成矛盾。按照“含义不清之用语应作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之原则，若以保单所载之日为生效日，则保险人得主张保险契约在保单及保费交付等条件成就前对其不生拘束力；反之，在同一期间，则完全拘束被保险人。于被保险人甚为不公。

所以，具体做法应为：

（1）、为求当事人间之公平与合理，保险契约之生效日应以实质上提供保险之日为准，并以之为保险期间之起算日。保费如在保单所载之生效日后交付者，保险期间自保单所载期间届满后继续宽限，其宽限之日与于生效日后延迟交付保费之日数相等，使被保险人所交第一年之保费，能获得十足一年之保护。

（2）、但若被保险人生前曾以其行为显示其已有接受保单所载之日期为保费到期日，或以该日为准给付其后陆续到期之保费，或因未于该日付费而曾提出复效申请等，在美国惯例上均被视为双方已同意以保单所载之日期为保单所载之日期为保费到期日之充分证据，其后不得再以保单条款含义不清相抗争。

（3）、保险人经被保险人之请求而将保单之生效日倒填，或被保险人明知保单之生效日倒填，但因而获得相当之利益者，例如，因投保年龄之降低而按较低之费率交付保费，则在当事人间既无不公平之情势，亦不发生含义不清之问题，保单所载之日期应拘束双方。但若保单日期系因保险人之欺诈，或未经被保险人之同意而倒填者，自应适用不同之法则。于此场合，应以保单之作成日或保单之交付日为保费之到期日。美国各州保险法中，有明文禁止将保单日期倒填者，例如，纽约州保险法第156条规定，保险人不得为减少被保险人按其实际提出要保申请时所应交付之保费，故意签发保单，使其生效日提至要保申请日前6个月以上。违背该条规定，并不使契约生效，仅使契约自保单签发日或交付日起发生效力。[9]

「小结」：保险责任开始的时间与保险合同生效的时间通常是一致的，但二者在以下情况是不一致的：第一，追溯保险，即保险责任期间追溯到保险期间开始前的某一时点，也就是保险人对于合同成立前所发生的保险事故也要承担保险责任，此种情形多适用于海上保险合同，及一部分人寿险。第二，观察期间的规定，一般是在合同生效若干日后，保险人才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即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在保险合同生效之后，此种情形多适用于健康保险合同及以交付保费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停止条件的合同。

解决了以上问题之后，再来研究一下实务中的具体做法。现代保险业扩张即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为了展业之方便，保险公司多事前印就大量标准文本的投保单、保险单，投保人填就投保单，交付与保险人，是为要约；在财产保险中，保险人审阅投保单，符合承保范围的，即签章承保，并同时收取保险费，出具保险收据，此之为承诺（若保险人对投保单中所填事项有所变更，构成反要约，需要投保人做出承诺，但此时通常可以具体之行为表明其意思）。保险合同即于双方意思表示合致时成立，保险人由此负有及时出给保险单之义务。实践中常有各家保险公司相互竞争角逐，因而允许投保人迟延交付保险费以扩展保险业务的，此时保险人已同意承保，甚至可能已经签发了收据，但投保人实际上并未交付保险费，此时，如发生了保险事故，保险人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台湾财产保险中，保险人保险责任的开始，通常为保险单送达于投保人之时，但如果此前已有收受投保人保险费的事实，则自保险费交付之时，其责任开始。依之，保险人自不必负责。人身保险较之财产保险更为复杂，人身保险中保险人及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并无最终的签约权，最后的决定权在总公司，所以人将投保单转交总公司，总公司进行核保、生调、体检，然后确定保险费率，制作签发保险单，送达投保人之后保险合同即成立。而其效力溯及投保人交付第一期保险费时承诺需再要约有效期内做出，方为有效，倘保险人将核保期限拖长，迟迟不为承诺，是否得视为默示承诺？有人认为保险业为特许营业，故其在无特别原因的情况下，有承诺的义务；但普遍的看法是，保险人于相当期间内不为承诺之表示，即为拒绝。但也有例外，即保险人的行为使投保人对于保险合同之成立产生了合理信赖与期待时，如人已预收第一期保险费，而在相当期间内既未为承诺也未为拒绝之表示，同时也未退还保险费，倘于此时发生约定的保险事故，则在投保人的投保要求符合保险人的保险范围时，保险人应承担保险责任，此之为因“意思表示迟延”而发生拟制之效果。台湾将此期间规定为5天，这在一些大额人身保险中对保险中有所不利，所以有学者认为期间不应一概而论，我国尚无这些方面的规定。人身保险中之所以需要经过核保手续，乃是因为，被保险人的身体强健与否，直接关涉保险费率的厘定。但在意外伤害及死亡险中，则不涉及这个问题，故其于保险人收取第一期保险费时发生效力。

5、保险人出具的保险单中保险责任期间与投保人的申请不一致时，以何者为准？在财产保险中，投保人填单，保险人承诺，合同即成立，如保单中的项目与投保申请中的不一致，是为保险人请求变更保险合同，此时，如投保人受领保险单并于一定期限内并无异议的，则应认为默视同意变更；德国保险法中规定：保险机构有责任向被保险人出具一正式签署的文件（保单）。如保单内容与原始投保申请的内容不同，但如果被保险人在收到保单后的四个星期内未以书面形式要求根据投保申请书予以更正，则这些不同的部分被视为被保险人接受，如果保险人根据投保单已经向被保险人提供了所有保险条件有关的消费者信息，则修改期限仅为2周。[10]人寿保险中保险人签发保单是为承诺，此时双方就合同的非主要之点尚未达成一致，其处理方法与产险同。明白此点，可以应付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为推卸责任，而将保险责任始日推后。

二、复效

保险契约为有偿契约，保险人对于危险之承担，以保险费为其对价；故保险费若未给付者，契约效力不发生；保险费所包括之时间届满时，契约亦当然失其效力。分期付费之人寿保险，迟误一次保险费之交付时，保险人得终止契约；在终止前，效力停止。[11]此为一般保险契约之通则。我国保险法57、58条规定了60日的宽限期，在此期限内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又规定了2年的中止期，在此期间内投保人有权要求复效，经保险人同意并补交保费后，保险合同即复效；逾2年则保险人享有解除权。

人寿保险因有储蓄性质，于保险费到期时，要保人是否继续交付，悉由要保人自由。要保人如不为交付，保险契约于期限届满后效力停止，保险人对于第一期以后各期之保险费，不得为诉讼上之请求，仅得于契约效力停止后，终止契约。但鉴于被保险人之身体随年龄衰退，另觅新保不易，各国皆有复效期间的规定，允许要保人于一定期间内缴清欠缴之费用，提出申请以复效。在实务上保险人对于要保人之申请复效，均加以相当之限制，例如美国寿险业要求被保险人于申请复效当时，其健康状况合乎可保条件，台湾保险业要求更苛，规定要保人须出具被保险人健康声明书或复验体检，其手续与签定新契约无异，此等复效条件，除保险费之交付外，应视为保险人为其本身利益所作之规定，保险人对于保险契约效力停止后，若仍无条件收受保险费之交付或于获知要保人未履行其他复效条件后，未即将保险费退还要保人者，应视为迟延复费利益或复效条件已为保险人抛弃，而使保险契约之效力继续。

1、立法例：台湾《保险法》第116条第1项规定：“人寿保险之保险费到期未交付者，除契约另有订定外，经催告到达后逾30日仍不交付时，保险契约之效力停止。”同条第三项规定：“第一项停止效力之保险契约，于保险费及其他费用清偿后，翌日上午零时，开始恢复其效力。”

评价：不足之处在于，（1）、宽限期间之起算以“催告到达后”为准，如保险人未为催告，则保险契约之效力将继续无间，对于保险人未免过苛；（2）、由于催告究竟于何时到达，常因保险人所采之传送方式不同而影响其到达之时日，从而影响宽限期间之起算，保险契约效力期间亦因而不确定。

英美则多规定保险人须于保费到期前一定期间为付费通知，违者，保险契约效力于一定期间内不停止。至于宽限期间，则一律自保险费到期之翌日起算。

比较而言，我国保险法规定了到期效力自动停止，不须催告不须通知，此于保险人过惠。我认为英美的做法比较可采，可资借鉴。

2、保险合同复效后，宽限期是从首期交纳保险费之日还是从复效时缴纳保险费之日起算。两种意见分歧的实质在于对复效性质的理解，复效是恢复原有合同的效力还是导致一个新的合同。虽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保险合同复效需要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并达成协议，在保险实务中复效的程序也与新投保程序并无二致，需要投保人提出复效申请，缴纳保险费及其利息，并且还应当提交被保险人健康申明书或者保险公司指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体检报告书以证实被保险人的健康符合投保条件，投保人提出的复效申请还必须经过保险人的同意，双方才有可能达成复效的协议。但是复效后的保险合同是复效前的保险合同的继续，并非是重新签定一个新的合同。况且中止的保险合同复效后，中止的期间仍记入保险期间，保险期间视为从未中断，合同复效后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以保险合同成立时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因此宽限期的起算应从投保人支付首期保险费之日开始计算，而不能从复效时缴纳保费之日计算。

也即“合同复效是对原有合同效力的恢复而非重新签定合同”的原则。

3、两年自杀期间是从复效之日起从新计算还是从合同成立之日起连续计算？我国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台湾和意大利为保护保险人利益起见从复效之日起从新计算，美国则与其他险种的人寿险做法保持一致。我国实务当中多规定“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2年内故意自杀的属于除外责任。”是与台湾的做法一致。

4、关于宽限期间之计算，应注意下列三点：

（1）、保险费之到期日如适为星期假日，仍应自该日午夜十二时终了时起算，而非自星期一起算。

（2）、保费如不在宽限期内交付，保险契约应溯及保费到期日自动终止，被保险人于保单下所得享之权利，应按到期日，而非宽限期间之届满日，决定之。

（3）、宽限期间之届满日如适为星期假日，应宽限至次日。在次日终了前发生之死亡、伤害或疾病，保险人仍应付给付之义务。[12]

三、保险合同的终止

我国合同法中将解除分为：法定解除、协定解除与行使约定解除权的解除，法定解除权与约定解除权的行使将产生追溯力，即使当事人间法律关系恢复至订约前之状态；协定解除则一般只发生终止之效力，不产生溯及既往之效力。具体至保险合同，保险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是自始消灭还还是进项将来发生效力，也就是保险合同解除后是否具有溯及力，这直接关系到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一般来说在单方违约解除的情况下，保险合同解除原则上有溯及力；在双方协议解除的情况下，财产保险合同解除的溯及力要视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是否开始而定。如果保险责任尚未开始，保险公司应退还保险费，保险合同的解除产生溯及力；如果保险责任已经开始则保险合同的解除一般不产生溯及力。人身保险合同的解除发生溯及既往的效力。所以，人身保险合同的解除发生溯及既往的效力。

1、对于协议解除来说，保险合同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解除，应该符合什么条件，并且在什么时间产生解除的效力？如果保险事故发生在办理退保手续之前，保险人与投保人口头协议之后，那么合同视为解除还是没有解除？保险公司赔是不赔？这就涉及到保险合同解除的判定标准问题。因其是以新合同解除原合同，则新合同成立时即双方经要约承诺达成意思表示一致就产生合同解除的效果。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了解除生效的日期，则一概日期定位合同解除之日。就保险合同来说，一般投保人办理完推保手续，合同才解除。因此，（1）、在保险实务中均要由投保人持解除合同申请书等到保险公司办理退保手续。投保人的申请视为要约，而保险人给其办理退保手续视为承诺，办完手续合同解除。（2）、即使双方在办理手续之前已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但因为需要办理手续，所以办完手续视为双方约定的解除合同生效的时间。

2、关于法定解除权的行使：台湾保宪法第64、68条对于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时间做出了规定：保险人基于投保人隐匿遗漏、不实说明或违背特约而产生的合同解除权得自知有解除原因后，经过一个月或自定约后经过两年不行事而消灭。

我国并未采取当然解除主义，因此当解除的条件具备时，尚须通知对方。如《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7：“被保险人不履行本条款第21条—第26条规定的义务，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或自书面通知之日起解除合同；已赔偿的，保险人有权追回已付保险赔款”。

参考书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卞耀武主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保险与保险法》：关浣非著，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保险合同及文本格式》：杨文开遍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3月版。

《保险法》：桂裕著，三民书局1989年版。

《保险法论》：郑玉波著，三民书局1988年第10版。

《保险法总论》：施文森著，三民书局1990年第9版。

《保险法论文（第一集）》：施文森著，三民书局1988年增订7版。

《保险法论文（第二集）》：施文森著，三民书局1988年增订7版。

[1]李玉泉：《保险法》，第106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

[2]张淑珍：“论保险合同的法律性质”，《上海保险》，1996年第1期第55页。

[3]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一集》第315页，三民书局。

[4]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二集》第73页三民书局。

[5]史学瀛、郭宏彬：《保险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第34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8版。

[6]张淑珍：“论保险合同的法律性质”，《上海保险》，1996年第1期第57页。

[7]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二集》，第70页，三民书局。

[8]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二集》，第96页，三民书局。

[9]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二集》，第100页，三民书局。

[10]《各国保险法规定制毒译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3月首版。

复保险范文篇8

关键词：客户价值模型；A/BTest

1概述

在IT项目需求管理中，当遇到项目需求为定性类服务，不能直接转化为项目收益或其他量化管理对象时，为了与其他可定量的业务需求进行等量纲的比较、管理，一般会通过为定性需求建立与项目目标、收益相关联的权重因子，从而实现定性需求的定量管理。但这些方法的输出结果对项目管理者的经验与直觉依赖较多。而凭借直觉做出服务类需求的优先级判断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并不适合作为核心战略依据。本文将利用客户价值模型与A/BTest的方法，尝试对某OTA公司APP中的酒店取消险服务需求进行收益的量化分析研究。希望能对这一领域的需求管理起到借鉴和抛砖引玉的意义。

2酒店取消险服务项目与客户价值量化指标的关系分析

现代营销学之父PhilipKotler曾将客户价值总结为在企业与用户保持关系的前提下，企业从用户获得所有利润的现值。现实环境中，客户价值需根据企业与用户的不同情况，讨论相关业务模型，用以描述用户为企业贡献的所有收益。根据对OTA公司酒店取消险业务的分析，业务的最终绩效目标是用户购买保险的佣金收益。其业务流程中有七项相关量化指标会对其佣金收益产生影响，所构建的客户价值模型为：总体客户价值=用户流量×保险订单转化率×订单平均房费×保费费率×佣金比例×成功出保率÷用户流失率用户流量，即APP用户点击进入酒店预订界面及相关子页面的访问流量；订单转化率，即用户通过APP，点击跳转至酒店取消险下单相关页面的比例；订单平均房费，即用户酒店取消险下单时投保的房费价格；保费费率，即保险公司与OTA公司酒店预订平台与保司协议的用户取消险投保费率；佣金比例，即OTA公司可向保司从用户取消险订单中抽取佣金的比例；成功出保率，即取消险订单投保有效的比例；用户流失率，即用户第一次购买保险产品后不再愿意继续购买的比率。其中，通过转化，用户流失率=1-用户复购率，即用户愿意再次购买的比率，一般以一年作为监测时间跨度。在酒店取消险业务的客户价值模型中，用户流量、保险订单转化率、订单平均房费、保费费率、佣金比例和成功出保率，反映出业务整体当前客户价值。而用户流失率或用户复购率则反映出客户忠诚度，即未来的客户价值。根据OTA公司酒店取消险服务部门对其现有用户群体的调查分析，可以归纳得出需要开发的APP服务类需求如下。R1保险产品的用户画像模块：对购买保险产品时的用户画像进行勾勒，帮助服务团队了解用户的不同群体特点。R2商旅用户保险默认勾选：在完成用户画像功能后，设置商旅用户画像的识别，实现仅对商旅用户作保险默认勾选，而其他用户不作默认勾选。R3保单关键信息确认提示：在用户提交保险订单时，在提交页面提示相关信息再次确认，确保投保信息的有效。R4保险订单金额显示：在酒店预订订单的支付页面，单独列出取消险的订单价格，以便提醒用户了解其购买取消险的情况。R5保险产品关键词标签添加：在产品界面建立保险产品说明的关键词标签。R6保险产品详细条款页添加：建立保险产品的详细投保条款说明页面。R7保险产品Q&A页添加：建立保险理赔Q&A说明页面。R8保险订单短信：在用户确认下单且付费出保的情境下，向用户发送保险订单短信，帮助用户进行相关确认。R9保险订单邮件：在用户确认下单且付费出保等情境下，向用户发送保险订单邮件，帮助用户进行相关确认。R10被保人身份验证：由于国内的保险公司不接受18岁以下或85岁以上用户的单独投保，在用户输入投保信息时，设立检验信息提示，验证投保人信息是否有效，从而减少无效保单。R11自助理赔功能：向用户提供自助理赔的服务功能，帮助用户通过APP端自行上传理赔资料，完成理赔申请，并将保险公司的反馈情况进行实时告知。R12保司微信理赔跳转：由于目前的保险公司一般都有保险理赔微信账号，根据承保公司向客户提供理赔微信的跳转，帮助用户通过微信完成理赔申请。R13理赔资料包：根据承保公司不同，向用户发送各保司的理赔流程、理赔资料、咨询电话等介绍资料。R14保险IM在线客服、机器人客服上线：向用户提供IM在线客服咨询，并在客服非工作时间提供机器人回复简单咨询问题。R15用户同时段多张酒店订单的保司不轮转：原有APP酒店订单页面的承保公司会有轮转出现机制，但对同一用户同一时间段订单应进行识别，匹配相同保司，以方便用户以后可能需要统一理赔。R16保险发票模块：在用户订单处理界面中，提供保险发票的申请功能，使客户能得到保险电子发票或向保司申请纸质发票。结合业务的客户价值模型，可以得到项目需求对模型量化指标的影响关系：R1、R2由于取消了对所有用户的默认勾选，区分了有效用户群，将会对既有保险订单转化率和复购率产生影响。R4、R5、R6、R7，可使用户购买酒店取消险时，了解更多产品信息，帮助用户做购买决策。并且也能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产品，减少潜在的服务纠纷。因此，也会对既有保险订单转化率和复购率产生影响。R3、R10，可帮助用户核实投保信息的有效性，减少投保信息有误造成的投保失败，因此，对出保成功率有正向影响。R8、R9、R11、R12、R13、R14、R15、R16，都可提高用户在保险购买、保险理赔、保险发票环节中的服务体验感受，增加用户对保险服务的满意度，增加了复购率提升的可能性。

3酒店取消险服务项目与客户价值量化指标关系的A/BTest实现

A/BTest最早源自物理学中的“控制变量法”。在互联网IT项目中，一般通过对所要实施的项目需求进行相关因素的版本控制，比较衡量因素不同版本的测试数据,找出对项目预期目标的影响关系。A/BTest本身具备统计和实际业务意义，其核心思想是项目管理者通过分流访问用户，同时在线运营APP的现行版本A和测试版本B，比较这两个需求设计版本对所关心的项目目标影响，利用统计结果确定因素版本A和B哪个更优。在本次的酒店取消险服务需求测试中，将APP日酒店预订业务分别分流1%的用户流量进入各服务项目需求的A/BTest中，进行为期3个月的测试。测试目标为相关项目需求版本在订单转化率，出保成功率和复购率方面的差异比较。其中，设立用户3个月复购率与年复购率的转换关系为：年复购率=Min（3个月复购率×4，1）。通过对A/BTest结果进行成对双样本均值检验，可以得出相关项目需求与客户价值量化指标在95%置信区间下的显著性比较结果如下：R1+R2在订单转化率和复购率方面都与原设置有显著差异，平均分别下降了5.65%和上升了0.64%。R4在订单转化率和复购率方面与原设置都没有显著差异。R5在订单转化率和复购率方面都与原设置有显著差异，平均分别上升了1.04%和0.68%。R6在订单转化率和复购率方面与原设置都没有显著差异。R7在订单转化率和复购率方面都与原设置有显著差异，平均分别上升了1.35%和0.66%。R8、R9、R13、R14、R15在复购率方面与原设置都没有显著差异。R11、R12、R16在复购率方面与原设置都有显著差异，平均分别上升了2.29%、1.25%和0.89%。R3、R10在出保成功率方面与原设置都有显著差异，平均分别上升了0.70%和0.21%。最终根据量化目标与业务客户价值模型的关系，可以得到各服务项目需求对客户价值的变化贡献为：R1+R2减少整体客户价值22.06%，R4、R6、R8、R9、R13、R14、R15对整体客户价值没有影响，R3、R5、R7、R10、R11、R12、R16分别增加整体客户价值0.71%、4.87%、6.10%、0.21%、2.34%、1.27%、0.90%。其中，R1、R2由于对酒店取消险业务的整体收益有负向影响，虽然从用户角度来看，能减少用户对取消险默认勾选的不满，但其OTA公司实现的收益价值为负，从商业角度来看，不应纳入进一步项目需求考虑。其余项目需求的价值排序一次为：R7>R5>R11>R12>R16>R3>R10>（R4、R6、R8、R9、R13、R14、R15）。至此，即完成了本次OTA酒店取消险服务类项目需求价值的量化过程。利用同样客户价值模型，也能将业务类项目需求价值纳入比较，并利用A/BTest实现整体需求的优先级分析。

4结语

本文通过某OTA酒店取消服务项目的实际需求案例，利用客户价值模型和A/BTest，试图在服务类IT项目需求开发中，建立统一的需求价值管理目标和价值量化分析比较的方法理论，从而摆脱去过以管理者经验判断为依赖的定性管理方法。相信这对未来提升服务类IT项目管理水平和需求优先排序准确性会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旭.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客户价值与客户满意度模型建构研究[D].上海：华东理工大学，2016.

[2]张如云.A/B测试在软件项目开发中的应用探析[J].电脑开发与应用，2014，（5）：54-56.

[3]PhilipKotler，KevinLaneKeller.MarketingManagement（14thEdition）[M].NewYork：PearsonEducationLimited，2012.

复保险范文篇9

为加强和规范我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与管理，维护参保人员和医保门诊定点的合法权益，根据《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决定对门诊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年检，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年检的范围

凡已取得我市医疗保险门诊定点的医疗机构定点资格的单位均在本次年检范围。

二、年检须提交的材料

1、制度、职责情况：要建立健全与开展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门诊业务相适应的工作制度、岗位职责。

2、各种批复文件：劳动保障部门批复的《医保门诊定点资格证书》，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及复印件，物价部门批复的《收费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3、经营场所：包括房屋面积、结构布局，属于自己产权的房屋，须提交房屋产权证明原件；属于租赁房屋的，在提交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的同时，还须提更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

4、医疗设施：要配备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必要的医疗设施，并详细填写登记表。

5、人员构成情况：根据业务需要，配备必要的医、护、医技等方面的工作人员，并与之依法签订劳动合同。要将管理人员、后勤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分类填表登记。还须提交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任职资格证书、执业证书和聘书的原件和复印件。

三、时间安排及方法步骤

㈠、自查阶段（年2月25日至3月7日）：

各门诊定点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的文件精神，对近几年来的工作情况进行系统的自查，自查过程中要认真总结，重点突出工作中取得的成功的工作经验、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的工作打算，各种材料要真实有效，严禁弄虚作假，于年3月7日前，将自查报告和其它须提交的材料上报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办公室。

㈡、检查验收阶段（年3月8日至3月20日）：

复保险范文篇10

第二条中保集团应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认真编制年度财务计划，履行申报、审批手续。中保集团的财务计划包括中保集团本级和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的年度财务计划，中保集团本级所属企事业单位的财务计划，由中保集团负责编制。

子公司的财务计划应于每年1月底前上报中保集团，并抄送财政部。

中保集团应在每年2月底之前汇总上报财政部，并单独附列中保集团本级和子公司的年度财务计划，(具体表式见附表一)。财政部在4月15日前批复中保集团，并抄送子公司。财政部批复中保集团的财务计划分为中保集团本级、中保集团本级所属企事业单位、中保财产、中保人寿、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五部分。

财政部主要批复业务管理费用率(或费用额)、实现利润、预交财政、固定资产购建资金、(含在建工程及购买土地使用权形成的无形资产，下同)、呆帐准备金和投资风险准备金的提取以及坏帐、投资风险损失核销等计划指标。

第三条财政部对中保集团本级的业务管理费实行绝对额控制办法，由财政部核定业务管理费的总额；对中保集团本级所属企事业单位和子公司的业务管理费实行业务管理费用率控制办法，由财政部依据中保集团本级所属企事业单位和子公司申报的财务计划，核定其业务管理费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业务管理费用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业务管理费用率＝业务管理费÷(营业收入＋投资收益)×100％营业收入包括保费收入、分保费收入、追偿款收入、利息收入、手续费收入、汇兑收益、摊回分保赔款、摊回分保费用、转回未决赔款准备金、其他收入；但不含系统内往来利息收入。

中保集团本级在财政部核定的所属企事业单位总的业务管理费用率之内分别核定本级所属企事业单位的业务管理费用率(或费用额)，不得超额分配；子公司在财政部核定的业务管理费用率指标内分别确定分支机构和子公司本级以及直属机构的业务管理费用率，不得超额分配。

第四条中保集团系统所属事业单位(含挂靠的事业单位)，执行财政部颁发的《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其中：中保集团本级直属的事业单位和子公司本级直属的事业单位，其财务预算、决算及补助、上缴金额的确定，应分别经中保集团本级、子公司本级审核汇总后，报财政部核定；子公司的省分公司及以下所属事业单位，其财务预算、决算及补助、上缴金额的确定，经省分公司审核后，报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以下简称“专员办”)，专员办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进行核定，并将核定结果报财政部备案。中保集团系统所属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就地缴入中央金库。

中保集团系统所属企业(含挂靠的企业单位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执行财政部颁发的《企业财务通则》及相应的财务制度，所得税就地缴入中央金库。其中：中保集团本级直属的企业和子公司本级直属的企业，其财务计划应分别经中保集团本级和子公司本级审核后，报财政部备案；

年度决算分别由中保集团本级和子公司本级审核汇总后，与企业决算一起报财政部审批；对子公司所属分公司及分公司所属企业、单位，其财务计划、会计决算及税后利润分配方案经分公司审核后报专员办，专员办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进行核批，并将核批结果报财政部备案。

第五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财政部批复的当年预交财政计划，中保集团本级和子公司必须按季预缴，均衡入库。年度决算批复后，中保集团本级及子公司的欠交或超交款项在下年预交财政计划执行时补交或抵交。

第六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之前，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理的贷款业务，划归各子公司后，呆帐准备金的计提与核销应严格按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中保财产、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的贷款呆帐由当地专员办审查并报省级专员办审核确认后，由中保财产、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按规定进行核销；子公司本级的贷款呆帐先报中保集团核实，并由中保集团汇总上报财政部审核后，具体办理核销手续，中保集团和子公司核销呆帐的文件应抄报财政部备案。

第八条中保集团本级所属企业、中保财产、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地(市)分公司(含县支公司)的投资和省级分公司、子公司本级直接办理的投资，分别由中保集团本级所属企业、中保财产、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地(市)分公司(含县支公司)、省级分公司、子公司本级计提投资风险准备金。

第九条中保集团本级和子公司的坏帐损失、投资风险核销计划，由财政部在审批中保集团本级和子公司的年度财务计划中核定下达。在财政部批准的坏帐损失、投资风险损失核销计划数和中保财产、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达的坏帐、投资风险损失核销分解指标内，中保财产、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的坏帐损失、投资风险损失、单个企业金额超过500万元(含500万元)的，经专员办审核后上报财政部审批；500万元以下的，由专员办审批后报财政部备案；中保集团本级、中保财产、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本级、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及其直属机构的坏帐损失、投资风险损失，不论金额大小，一律报财政部审批。经财政部门审批的坏帐损失、投资风险损失分别在坏帐准备金、投资风险准备金中列支，不足部分可列入当年成本。

第十条财政部对固定资产购建资金按年度实行绝对额控制。财政部会商中保集团对子公司下达固定资产购建资金指标。

一、固定资产当年购建资金总额原则上不得超过当年提取的折旧额，严禁将购建的固定资产转入帐外，以及通过挂往来帐等方式逃避固定资产购建资金规模控制。

二、年末考核固定资产当年购建资金规模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年固定资产购建资金规模＝本年末固定资产原值和在建工程余额之

第十一条中保集团本级和子公司应分别根据财政部批复的年度计划，在两个月之内将财务计划指标分解落实到中保集团本级直属机构、省级分公司、子公司本级和直属机构，并组织和监督全系统财务计划的实施。中保集团本级分解下达的财务计划应抄报财政部备案；子公司系统的财务计划分配方案应抄报财政部备案，子公司下达各地分公司财务计划指标，以及拨付给地方分公司的专项资金(包括宣传费、防灾费等)，必须同时抄送当地专员办。

第十二条财政部批复的年度财务收支计划，一般不得调整。如国务院决定的重大政策或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计划执行，确需调整计划的，由中保集团于当年10月底之前上报财政部，子公司应通过中保集团向财政部上报。财政部根据各公司年度财务收支计划执行情况，在11月底之前适当调整财务计划指标。未经财政部批准，仍应按原计划执行。

年度预缴指标亦同。

第十三条中保集团及其子公司需要变更注册资本的，应事先报财政部审查批复后，按规定程序向有关部门提出变更申请。注册资本变更后，报财政部备案。

地方分公司及所属企事业单位需要变更注册资本，应事先报当地专员办审批后按规定程序向有关部门提出变更申请，注册资本变更后，报省专员办备案。

子公司实施股份制公司改造时，涉及的财务问题应按规定报财政部审批。

第十四条中保集团负责制定中保集团本级(包括所属企事业)和子公司的税后利润分配原则，并于每年10月底前上报财政部。财政部于11月底批复中保集团，抄送各子公司。具体分配方案，财政部在批复年度财务决算时予以批复。

子公司实施股份制改造后，应按公司章程或股东会议决议决定税后利润分配，对属于中央财政的税后利润分红的再分配方案，按财政部批复的分配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中保集团本级可按规定向子公司和所属企事业单位收取管理费。年度管理费收取额由财政部审批中保集团年度财务收支计划时核定。

中保集团本级收取管理费用后，不再参与子公司和所属企事业单位的税后利润分配。子公司向地方各分公司收取管理费应抄送当地专员办。子公司和中保集团本级所属企事业单位缴纳的管理费在管理费用中列支。子公司实施股份制改造后，中保集团停止收取管理费，改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财政部的有关规定，直接分享投资者税后利润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