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散经营范文10篇

分散经营范文篇1

关键词：旅游体验分散经营体验营销矛盾凤凰

自1997年湖南省分别以委托经营和租赁经营的方式转让张家界黄龙洞和宝峰湖景区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底，全国已有超过300个景区（点）以不同的方式转让了经营权。经营权转让后的经营管理效果好坏参半，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矛盾与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本文就旅游景区的分散经营与旅游体验之间的矛盾加以探讨。

旅游体验的内涵

旅游者开始旅游时，便开始了一段体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旅游者通过不断与外界发生各种联系，不断从外界获得各种知识，并因获得愉悦而满足其旅游需要。旅游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体验，谢彦君教授明确提出过“旅游现象的硬核是旅游体验”。因此，旅游体验过程是旅游个体通过与外部世界取得暂时性的联系从而改变其心理水平并调整其心理结构的过程，是旅游者的内在心理活动与旅游客体所呈现的表面形态和深刻含义之间相互交流或相互作用的结果。对旅游体验的衡量直接涉及到旅游者的主观判断、旅游者主观价值认识等心理学范畴问题，一般采用主观变量予以测量，在最概括的层次上，本文可以用几个主观指标来衡量旅游者旅游体验的质量，即满足感、淡漠感和失望感。

旅游景区分散经营与旅游体验的矛盾及产生原因

矛盾表现

在市场经条件下，全国各地一些著名景区出让经营权的行动表明市场经济的资本规律正在发挥作用，景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对传统管理和运行机制的创新，越来越受到投资商的垂爱。自主经营一方面为景区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一些经营方法大大降低了旅游者的旅游体验，二者之间的矛盾也随之产生。

以湘西凤凰景区为例，凤凰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小小城镇却拥有众多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例如，沈从文故居、熊希龄故居、虹桥、吊脚楼、杨家祠堂等，处处弥漫着古香古色的气息。然而在经营权转让前其经营状况却不尽人意，自从经营权转让后，经营者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经济效益日益明显，不但增加了当地居民的就业，而且也带动了凤凰一带经济的发展。但是从旅游者的角度出发，考察其旅游体验，却并不尽如人意。举例来说，该地在经营策略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凤凰的经营者2005年夏秋季实施通票制，也就是说，游城内六个主要景点门票价为80元，各个景点不再单独卖票，为了测评旅游者对凤凰经营权转让后夏季实施通票制的经营策略的旅游体验，笔者于2005年8月20日专门作了一次抽样调查，简单设计了一份问卷，继而对旅游者的体验程度进行了调查，然后对所获得的数据运用社会学统计方法进行分析评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83份，回收率为91.5%。经分析得出：98.5%的散客对通票制不满意，甚至很失望，他们大多认为因为时间或金钱关系来这里只想看看最具有代表性的景观，例如一代文豪沈从文故居、泛舟沱江欣赏古香古色吊脚楼等，而不必买全票；36.4%的随团游客表示满意，25%的随团游客表示无所谓，38.6%的随团游客表示不满意，主要原因是时间关系，往往规定的景点游不完。可以看出，旅游者对该地实施通票制的旅游体验的淡漠感和失望感占据主流地位，旅游景区个体经营与旅游体验之间的矛盾也随之产生。

原因分析

景区分散经营者与旅游体验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转让景区经营权后各自的利益要求不同决定的，具体表现为：

旅游资源本身的原因旅游资源是自然、历史、社会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资源。它具有其他各种资源的一些共性，更具有它自己的特性。作为地理环境的一部分，它具有地理环境要素所具有的时空分布特征和动态分布特征，社会和文化因素又是这类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赋予了其特有的经济特征。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使旅游资源具有许多自己独有的特征。例如，旅游资源具有不可转移性特征，其形态特征、生态环境和旅游功能都是独有的，不可复制，也不能移动，如雄伟壮丽的长江三峡是不能仿造的；沈从文故居与熊希龄故居不可转移；沱江与吊脚楼组成的意境不可转移；幽深碧蓝的天山天池，同其周围的雪山、绿树的组合，更使其具有不可移动性。当旅游资源被开发成旅游产品并被出售时，同样具有不可转移性，在异地创制或生产的旅游产品与旅游资源本体相比在价值上一般都要大打折扣，这是由模仿的性质和能力决定的。正是由于旅游产品的不可转移性特征往往造成旅游资源的稀缺性，为个体经营者进行垄断经营提供了前提。

景区个体经营者的原因分散经营者进行承包经营或租赁经营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的获取经济利益，因此他们会想方设法在自己的承包或租赁期内获取最大利润。许多个体经营者制定的相关措施缺乏长期战略眼光，更多地只是追求短期效益，利用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转移性特征进行垄断经营，最大限度的获取经济利益，而忽视了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夏秋季对凤凰而言正是旅游旺季，实施通票制对于那些向往凤凰而来旅游的游客，纵然许多游客（尤其是散客）对通票制不满意，但既然远道而来肯定要观赏几处较为典型的景点，这样一来经营者无形之中增加了经济收入，符合经营目的。

旅游者个体的原因中国有句俗话“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但是在当今世界，每年都有数以亿计的人在各地旅行、游览，也就是说，这些人都在进行着某种旅游体验，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众多的人四处奔波，千里跋涉，外出旅游呢？许多心理学家都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主要从种类繁多的旅游动机来解释。如美国心理学家罗泊特•麦金托什和沙肯特•格普特提出旅游的4类动机，即身体健康的动机、文化的动机、交际的动机、地位与声望的动机等，心理学家利奥得也列举了好奇心、运动、娱乐、宗教、宗教、公（商）务、探亲访友及寻根、自我炫耀等八种旅游动机，等等。旅游者进行旅游体验就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满足各种旅游动机，旅游体验的满足与否是决定一个旅游者是不是满怀愉悦回到家中的决定性因素，而时间和金钱是制约当代旅游者进行旅游体验的两个重要因素（对于散客而言更是如此），旅游者的时间和金钱只有真正得到旅游经营者的尊重，令旅游者感到满足的旅游体验才能实现。

解决景区个体经营者与旅游体验之间矛盾的措施

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景区经营者转变营销观念

作为景区的经营者或管理者应树立“旅游者是上帝，是衣食父母”的观念，把旅游者的满意与否作为衡量自己工作成败的主要尺度。现如今，人类已进入体验经济时代。体验营销是指从生活和情境出发，塑造感官，感情体验与思维认同，以此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或培养顾客忠诚度的一系列营销活动。例如白沙集团的“鹤舞白沙，我心飞翔”；万宝路的万宝路精神等无不设身处地的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以“体验”的方式打动消费者。体验营销吸收了感情营销、文化营销的成份，同时又是结合体验经济时代新的消费文化的创新，丰富了体验的内涵。把顾客体验分为感官体验、情感体验（包括情绪体验、感情体验、娱乐体验）、教育体验、成就体验（生活方式体验）、遁世体验、氛围体验等。体验营销对景区经营者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在经营战略上制定体验营销战略、不断进行体验营销业务的创新，充分利用旅游者的感官体验、情绪体验等来打动旅游者，例如在门票购买上，不管是旺季还是淡季，完全可以灵活的制定，不管是针对随团游客还是散客，由游客根据自己的时间、金钱来定，禁止强买强卖的行为，尽力让旅游者高兴而来满意而归，使其旅游体验获取最大的满足。

加强监督与管理

为了保证景区经营权转让后能健康发展，必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相互制约、共同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使景区（点）经营权转让后实现政府、获得经营权的企业、景区（点）所在的社区及其他相关利益实现帕累托最优，使作为自主经营的企业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进行合法经营，使具有监督管理权利和义务的地方政府、社区居民以及相关部门实现在保护景区（点）资源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正式与非正式监督力量和监督管理职能，保证旅游景区（点）的经营权转让模式的成效，最大限度满足游客的需要，从而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景区（点）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谢彦君.基础旅游学[M].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

分散经营范文篇2

关键词：旅游体验分散经营体验营销矛盾凤凰

自1997年湖南省分别以委托经营和租赁经营的方式转让张家界黄龙洞和宝峰湖景区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底，全国已有超过300个景区（点）以不同的方式转让了经营权。经营权转让后的经营管理效果好坏参半，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矛盾与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本文就旅游景区的分散经营与旅游体验之间的矛盾加以探讨。

旅游体验的内涵

旅游者开始旅游时，便开始了一段体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旅游者通过不断与外界发生各种联系，不断从外界获得各种知识，并因获得愉悦而满足其旅游需要。旅游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体验，谢彦君教授明确提出过“旅游现象的硬核是旅游体验”。因此，旅游体验过程是旅游个体通过与外部世界取得暂时性的联系从而改变其心理水平并调整其心理结构的过程，是旅游者的内在心理活动与旅游客体所呈现的表面形态和深刻含义之间相互交流或相互作用的结果。对旅游体验的衡量直接涉及到旅游者的主观判断、旅游者主观价值认识等心理学范畴问题，一般采用主观变量予以测量，在最概括的层次上，本文可以用几个主观指标来衡量旅游者旅游体验的质量，即满足感、淡漠感和失望感。

旅游景区分散经营与旅游体验的矛盾及产生原因

矛盾表现

在市场经条件下，全国各地一些著名景区出让经营权的行动表明市场经济的资本规律正在发挥作用，景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对传统管理和运行机制的创新，越来越受到投资商的垂爱。自主经营一方面为景区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一些经营方法大大降低了旅游者的旅游体验，二者之间的矛盾也随之产生。

以湘西凤凰景区为例，凤凰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小小城镇却拥有众多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例如，沈从文故居、熊希龄故居、虹桥、吊脚楼、杨家祠堂等，处处弥漫着古香古色的气息。然而在经营权转让前其经营状况却不尽人意，自从经营权转让后，经营者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经济效益日益明显，不但增加了当地居民的就业，而且也带动了凤凰一带经济的发展。但是从旅游者的角度出发，考察其旅游体验，却并不尽如人意。举例来说，该地在经营策略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凤凰的经营者2005年夏秋季实施通票制，也就是说，游城内六个主要景点门票价为80元，各个景点不再单独卖票，为了测评旅游者对凤凰经营权转让后夏季实施通票制的经营策略的旅游体验，笔者于2005年8月20日专门作了一次抽样调查，简单设计了一份问卷，继而对旅游者的体验程度进行了调查，然后对所获得的数据运用社会学统计方法进行分析评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83份，回收率为91.5%。经分析得出：98.5%的散客对通票制不满意，甚至很失望，他们大多认为因为时间或金钱关系来这里只想看看最具有代表性的景观，例如一代文豪沈从文故居、泛舟沱江欣赏古香古色吊脚楼等，而不必买全票；36.4%的随团游客表示满意，25%的随团游客表示无所谓，38.6%的随团游客表示不满意，主要原因是时间关系，往往规定的景点游不完。可以看出，旅游者对该地实施通票制的旅游体验的淡漠感和失望感占据主流地位，旅游景区个体经营与旅游体验之间的矛盾也随之产生。

原因分析

景区分散经营者与旅游体验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转让景区经营权后各自的利益要求不同决定的，具体表现为：

旅游资源本身的原因旅游资源是自然、历史、社会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资源。它具有其他各种资源的一些共性，更具有它自己的特性。作为地理环境的一部分，它具有地理环境要素所具有的时空分布特征和动态分布特征，社会和文化因素又是这类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赋予了其特有的经济特征。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使旅游资源具有许多自己独有的特征。例如，旅游资源具有不可转移性特征，其形态特征、生态环境和旅游功能都是独有的，不可复制，也不能移动，如雄伟壮丽的长江三峡是不能仿造的；沈从文故居与熊希龄故居不可转移；沱江与吊脚楼组成的意境不可转移；幽深碧蓝的天山天池，同其周围的雪山、绿树的组合，更使其具有不可移动性。当旅游资源被开发成旅游产品并被出售时，同样具有不可转移性，在异地创制或生产的旅游产品与旅游资源本体相比在价值上一般都要大打折扣，这是由模仿的性质和能力决定的。正是由于旅游产品的不可转移性特征往往造成旅游资源的稀缺性，为个体经营者进行垄断经营提供了前提。

景区个体经营者的原因分散经营者进行承包经营或租赁经营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的获取经济利益，因此他们会想方设法在自己的承包或租赁期内获取最大利润。许多个体经营者制定的相关措施缺乏长期战略眼光，更多地只是追求短期效益，利用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转移性特征进行垄断经营，最大限度的获取经济利益，而忽视了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夏秋季对凤凰而言正是旅游旺季，实施通票制对于那些向往凤凰而来旅游的游客，纵然许多游客（尤其是散客）对通票制不满意，但既然远道而来肯定要观赏几处较为典型的景点，这样一来经营者无形之中增加了经济收入，符合经营目的。

旅游者个体的原因中国有句俗话“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但是在当今世界，每年都有数以亿计的人在各地旅行、游览，也就是说，这些人都在进行着某种旅游体验，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众多的人四处奔波，千里跋涉，外出旅游呢？许多心理学家都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主要从种类繁多的旅游动机来解释。如美国心理学家罗泊特•麦金托什和沙肯特•格普特提出旅游的4类动机，即身体健康的动机、文化的动机、交际的动机、地位与声望的动机等，心理学家利奥得也列举了好奇心、运动、娱乐、宗教、宗教、公（商）务、探亲访友及寻根、自我炫耀等八种旅游动机，等等。旅游者进行旅游体验就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满足各种旅游动机，旅游体验的满足与否是决定一个旅游者是不是满怀愉悦回到家中的决定性因素，而时间和金钱是制约当代旅游者进行旅游体验的两个重要因素（对于散客而言更是如此），旅游者的时间和金钱只有真正得到旅游经营者的尊重，令旅游者感到满足的旅游体验才能实现。

解决景区个体经营者与旅游体验之间矛盾的措施

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景区经营者转变营销观念

作为景区的经营者或管理者应树立“旅游者是上帝，是衣食父母”的观念，把旅游者的满意与否作为衡量自己工作成败的主要尺度。现如今，人类已进入体验经济时代。体验营销是指从生活和情境出发，塑造感官，感情体验与思维认同，以此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或培养顾客忠诚度的一系列营销活动。例如白沙集团的“鹤舞白沙，我心飞翔”；万宝路的万宝路精神等无不设身处地的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以“体验”的方式打动消费者。体验营销吸收了感情营销、文化营销的成份，同时又是结合体验经济时代新的消费文化的创新，丰富了体验的内涵。把顾客体验分为感官体验、情感体验（包括情绪体验、感情体验、娱乐体验）、教育体验、成就体验（生活方式体验）、遁世体验、氛围体验等。体验营销对景区经营者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在经营战略上制定体验营销战略、不断进行体验营销业务的创新，充分利用旅游者的感官体验、情绪体验等来打动旅游者，例如在门票购买上，不管是旺季还是淡季，完全可以灵活的制定，不管是针对随团游客还是散客，由游客根据自己的时间、金钱来定，禁止强买强卖的行为，尽力让旅游者高兴而来满意而归，使其旅游体验获取最大的满足。

加强监督与管理

为了保证景区经营权转让后能健康发展，必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相互制约、共同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使景区（点）经营权转让后实现政府、获得经营权的企业、景区（点）所在的社区及其他相关利益实现帕累托最优，使作为自主经营的企业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进行合法经营，使具有监督管理权利和义务的地方政府、社区居民以及相关部门实现在保护景区（点）资源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正式与非正式监督力量和监督管理职能，保证旅游景区（点）的经营权转让模式的成效，最大限度满足游客的需要，从而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景区（点）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谢彦君.基础旅游学[M].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

分散经营范文篇3

而对于土地小规模分散经营的成因，学者也进行了相关分析。刘新逢（2010）指出农地经营规模小和细碎化的历史成因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及当时农村土地体制、人口现状造成，并随着人口变动等原因带来土地经营规模越来越小，越来越分散化、细碎化的结果。土地规模经营发展应适度，切实兼顾农民利益。张凤艳（2010），我国土地的基本国情是地少人多，且土地承担的巨大的保障功能，农民脱离土地无处谋生。土地规模经营会破坏家庭承包制，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的下滑。当前农业机械化发展思路应坚持以农民利益为核心，尊重经济规律，从解放农村生产力，增强农村生产力。有助于农村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

2土地小规模分散经营现状分析

农业人口多、农业土地少是基本国情，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六号），我国现有耕地12177.59万hm3，而同时，农村劳动动总数为53100万人，劳均耕地为3.434亩。

（1）土地小规模分散经营与现实国情相适应。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较大比重。而过多的农村人口享有对农业集体土地的使用权，是形成农村土地小规模经营的根源。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调动了农民从事土地耕作的积极性，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切身的经济利益。因此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应与农村经济发展，与农业产业发展相适应，而不应过份苛求土地集中大规模经营来发展高效的农业机械化，否则，将造成更的的农村劳动力“失业”。

（2）土地小规模经营只是一个过渡时期。按照产业发展规律，农业的基础地位将会引起足够重视，农业比重下降，但绝对量上会增加，这就要求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这要依赖于科学技术手段，特别是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与普及。但当前土地小规模经营维系着农村、农民问题，关乎农村稳定，关系农民切身利益。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不能集中了土地而赶走了农民。要切实做好土地规模化经营与农业人口的转移。

3当前小规模分散经营存在的问题

（1）机械成本和人工成本大。农田地块零碎，细小，增加了农业机械生产中的使用成本，增加了农业机械额外作业的成本，农业机械有用功比重降低。同时，农民的劳动作业成本效率也不高。不利于土地经营规模效益的形成。一家的劳力一年守着的土地收益很大程度上还少于他们在城里当劳动力获得的要素收益。

（2）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度不够。根据对湖北襄阳襄州区东津镇吴湾村的走访、调查，农户大多科学意识不强，经营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普遍存在着“田地活不难做，人家咋做我咋做”的思想。当然，少数农民仍然相信科学，但也是凭经验，半信半疑，只管把自家的几亩地种得有收获就可以了。“一季子庄稼没种好，下季子再来”。科学技术是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缺乏竞争部分农村，靠着基本的经验有收成基本上是千家万户农民的想法。他们很少能引起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要素的科学技术的足够重视。

（3）农业机械不配套。我国农业机械发展中的机械投入主体从计划体制中的国家为主的投入到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下的国家引导支持，农民自主自愿选择，农业机械化发展取得了成就。但一个突出问题是，农业机械结构不合理，相应的农业机械设施不配套。根据调研走访，我们发现农民真正需要的是小型、成本低、简单、实用、易操作的农业机械，比如：排灌设备、小型收割、插秧设备等等。所以，现阶段，真正适度地普及与土地经营相配套的小型农机具，支撑起有着大量农业人口的农业机械化，是适应当前农业土地经营现状的，而不是一味的让广大农民“被机械化”。

4结合当前农村土地经营现状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政策建议

（1）要结合我国“三农”问题基本国情适时、适度发展土地规模经营。中国农业耕地面积大，但劳均耕地面积少，这是基本国情。农业产业发展要做到与第二、三产业的相协调，农业机械化的推进也要以农业产业发展，第二、三产业上升为前提。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应以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转移相结合，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实现了机械化而让大量农业人口失业化。在当前基本国情下，小规模分散经营应采取逐步机械化，分地区，分阶段，以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园区发展为中心，起到示范作用，让人口众多的农民在示范、引导下，有目的、有特色的投入农业机械，获得农业生产的高效益。

分散经营范文篇4

摘要:本文在运用旅游体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湘西凤凰旅游景区为例,探讨了旅游景区经营权转让后,分散经营与旅游体验之间的矛盾及其原因,进而提出解决这一矛盾的相关策略。

关键词:旅游体验分散经营体验营销矛盾凤凰

自1997年湖南省分别以委托经营和租赁经营的方式转让张家界黄龙洞和宝峰湖景区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底,全国已有超过300个景区(点)以不同的方式转让了经营权。经营权转让后的经营管理效果好坏参半,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矛盾与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本文就旅游景区的分散经营与旅游体验之间的矛盾加以探讨。

1旅游体验的内涵

旅游者开始旅游时,便开始了一段体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旅游者通过不断与外界发生各种联系,不断从外界获得各种知识,并因获得愉悦而满足其旅游需要。旅游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体验,谢彦君教授明确提出过“旅游现象的硬核是旅游体验”。因此,旅游体验过程是旅游个体通过与外部世界取得暂时性的联系从而改变其心理水平并调整其心理结构的过程,是旅游者的内在心理活动与旅游客体所呈现的表面形态和深刻含义之间相互交流或相互作用的结果。对旅游体验的衡量直接涉及到旅游者的主观判断、旅游者主观价值认识等心理学范畴问题,一般采用主观变量予以测量,在最概括的层次上,本文可以用几个主观指标来衡量旅游者旅游体验的质量,即满足感、淡漠感和失望感。

2旅游景区分散经营与旅游体验的矛盾及产生原因

矛盾表现

在市场经条件下,全国各地一些著名景区出让经营权的行动表明市场经济的资本规律正在发挥作用,景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对传统管理和运行机制的创新,越来越受到投资商的垂爱。自主经营一方面为景区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一些经营方法大大降低了旅游者的旅游体验,二者之间的矛盾也随之产生。

以湘西凤凰景区为例,凤凰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小小城镇却拥有众多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例如,沈从文故居、熊希龄故居、虹桥、吊脚楼、杨家祠堂等,处处弥漫着古香古色的气息。然而在经营权转让前其经营状况却不尽人意,自从经营权转让后,经营者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经济效益日益明显,不但增加了当地居民的就业,而且也带动了凤凰一带经济的发展。但是从旅游者的角度出发,考察其旅游体验,却并不尽如人意。举例来说,该地在经营策略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凤凰的经营者2005年夏秋季实施通票制,也就是说,游城内六个主要景点门票价为80元,各个景点不再单独卖票,为了测评旅游者对凤凰经营权转让后夏季实施通票制的经营策略的旅游体验,笔者于2005年8月20日专门作了一次抽样调查,简单设计了一份问卷,继而对旅游者的体验程度进行了调查,然后对所获得的数据运用社会学统计方法进行分析评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83份,回收率为91.5%。经分析得出:98.5%的散客对通票制不满意,甚至很失望,他们大多认为因为时间或金钱关系来这里只想看看最具有代表性的景观,例如一代文豪沈从文故居、泛舟沱江欣赏古香古色吊脚楼等,而不必买全票;36.4%的随团游客表示满意,25%的随团游客表示无所谓,38.6%的随团游客表示不满意,主要原因是时间关系,往往规定的景点游不完。可以看出,旅游者对该地实施通票制的旅游体验的淡漠感和失望感占据主流地位,旅游景区个体经营与旅游体验之间的矛盾也随之产生。

原因分析

景区分散经营者与旅游体验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转让景区经营权后各自的利益要求不同决定的,具体表现为:

旅游资源本身的原因旅游资源是自然、历史、社会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资源。它具有其他各种资源的一些共性,更具有它自己的特性。作为地理环境的一部分,它具有地理环境要素所具有的时空分布特征和动态分布特征,社会和文化因素又是这类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赋予了其特有的经济特征。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使旅游资源具有许多自己独有的特征。例如,旅游资源具有不可转移性特征,其形态特征、生态环境和旅游功能都是独有的,不可复制,也不能移动,如雄伟壮丽的长江三峡是不能仿造的;沈从文故居与熊希龄故居不可转移;沱江与吊脚楼组成的意境不可转移;幽深碧蓝的天山天池,同其周围的雪山、绿树的组合,更使其具有不可移动性。当旅游资源被开发成旅游产品并被出售时,同样具有不可转移性,在异地创制或生产的旅游产品与旅游资源本体相比在价值上一般都要大打折扣,这是由模仿的性质和能力决定的。正是由于旅游产品的不可转移性特征往往造成旅游资源的稀缺性,为个体经营者进行垄断经营提供了前提。

景区个体经营者的原因

分散经营者进行承包经营或租赁经营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的获取经济利益,因此他们会想方设法在自己的承包或租赁期内获取最大利润。许多个体经营者制定的相关措施缺乏长期战略眼光,更多地只是追求短期效益,利用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转移性特征进行垄断经营,最大限度的获取经济利益,而忽视了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夏秋季对凤凰而言正是旅游旺季,实施通票制对于那些向往凤凰而来旅游的游客,纵然许多游客(尤其是散客)对通票制不满意,但既然远道而来肯定要观赏几处较为典型的景点,这样一来经营者无形之中增加了经济收入,符合经营目的。旅游者个体的原因中国有句俗话“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但是在当今世界,每年都有数以亿计的人在各地旅行、游览,也就是说,这些人都在进行着某种旅游体验,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众多的人四处奔波,千里跋涉,外出旅游呢?许多心理学家都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主要从种类繁多的旅游动机来解释。如美国心理学家罗泊特•麦金托什和沙肯特•格普特提出旅游的4类动机,即身体健康的动机、文化的动机、交际的动机、地位与声望的动机等,心理学家利奥得也列举了好奇心、运动、娱乐、宗教、宗教、公(商)务、探亲访友及寻根、自我炫耀等八种旅游动机,等等。旅游者进行旅游体验就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满足各种旅游动机,旅游体验的满足与否是决定一个旅游者是不是满怀愉悦回到家中的决定性因素,而时间和金钱是制约当代旅游者进行旅游体验的两个重要因素(对于散客而言更是如此),旅游者的时间和金钱只有真正得到旅游经营者的尊重,令旅游者感到满足的旅游体验才能实现。

3解决景区个体经营者与旅游体验之间矛盾的措施

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景区经营者转变营销观念

作为景区的经营者或管理者应树立“旅游者是上帝,是衣食父母”的观念,把旅游者的满意与否作为衡量自己工作成败的主要尺度。现如今,人类已进入体验经济时代。体验营销是指从生活和情境出发,塑造感官,感情体验与思维认同,以此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或培养顾客忠诚度的一系列营销活动。例如白沙集团的“鹤舞白沙,我心飞翔”;万宝路的万宝路精神等无不设身处地的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以“体验”的方式打动消费者。体验营销吸收了感情营销、文化营销的成份,同时又是结合体验经济时代新的消费文化的创新,丰富了体验的内涵。把顾客体验分为感官体验、情感体验(包括情绪体验、感情体验、娱乐体验)、教育体验、成就体验(生活方式体验)、遁世体验、氛围体验等。体验营销对景区经营者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在经营战略上制定体验营销战略、不断进行体验营销业务的创新,充分利用旅游者的感官体验、情绪体验等来打动旅游者,例如在门票购买上,不管是旺季还是淡季,完全可以灵活的制定,不管是针对随团游客还是散客,由游客根据自己的时间、金钱来定,禁止强买强卖的行为,尽力让旅游者高兴而来满意而归,使其旅游体验获取最大的满足。

加强监督与管理

为了保证景区经营权转让后能健康发展,必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相互制约、共同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使景区(点)经营权转让后实现政府、获得经营权的企业、景区(点)所在的社区及其他相关利益实现帕累托最优,使作为自主经营的企业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进行合法经营,使具有监督管理权利和义务的地方政府、社区居民以及相关部门实现在保护景区(点)资源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正式与非正式监督力量和监督管理职能,保证旅游景区(点)的经营权转让模式的成效,最大限度满足游客的需要,从而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景区(点)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谢彦君.基础旅游学[M].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

分散经营范文篇5

论文摘要：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研究聚合选址是否有利于超市的发展。笔者通过分析得出了聚合选址可以充分发挥超市的互补和聚集优势，并可降低经营风险的结论。

目前，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在一个城市里只要看到了麦当劳快餐店，不远的地方肯定能够找到肯德基快餐店，这两家店一般在同一条街上选址，或相隔不到100米的对面或同街相邻门面。大多超市的布局也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哪里店铺多，就喜欢“拥挤”在哪里，在北京的北三环两侧不到15公里的道路两侧，已经驻扎了国美、苏宁、大中三大连锁家电的8家门店。从一般角度考虑，集结在一起就存在着竞争，竞争者应尽量避免竞争，注意通过分散经营，占有大量顾客。而许多商家偏偏喜欢聚合经营，喜欢在一个商圈中争夺市场。这样选址会不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会不会造成各超市或商家利润的下降呢？

博弈论决定超市聚合选址

博弈论是为研究理性决策者（参与人）之间策略、行为的相互作用，及其均衡结果的理论。博弈论为分析那些涉及两个或更多参与人且其决策会影响相互之间的利益局势提供了一般的数学方法。

在市场经济中，商家经营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通过最佳的经营方式获得利润的最大化。为便于讨论，本文仅从利润上分析博弈论对超市选址决策的影响。为了分析的方便特作如下基本假设：

假定市场上有甲、乙两个超市，他们向消费者提供的是相同的商品和服务，两者具有优势互补关系；假定甲、乙两个超市的行为目标都是为了在理性的基础上谋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假定甲、乙两个超市的经营成本是一致的并且没有发生“共谋”。

那么他们是分散经营（选择不同区域的商圈）？还是聚合经营（选择同一区域的商圈）？根据博弈论原理可以建立如图1所示的利润矩阵。

从图1矩阵中可以看出，假如甲乙都选择分散经营，他们各自经营所获得的利润各为3个单位。如果甲选择与其他超市聚合经营，乙选择分散经营，他们各自经营所获得的利润分别为5个单位和1个单位。这是因为聚合经营能够聚集“人气”，形成“马太效应”，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前来购买，进而企业获得更多的利益。分散经营使企业无法获得与其他企业的资源共享优势，从而市场风险明显增大，所以获利能力下降。同理，若甲选择分散经营，乙选择聚合经营，他们各自经营所获得的利润分别为1个单位和5个单位。而甲乙两家超市都选择聚合经营时，由于两家企业具有优势互补，所以，两者的利润都会增加为8个单位。

从分析可以看出，若甲、乙两家超市均选择分散经营，都无法达到与其他企业优势互补，市场经营风险将会增大，彼此的交易成本上升，利润下降。若两家超市只有一家与其他的企业聚合经营，那么必然会有一家超市承担极高的交易风险，而另一家也会因为不能和最佳的超市聚合经营，造成不能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所以只有两家超市都选择聚合经营，才能够利用互补的优势，降低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才能够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聚合选址有利于超市发展

聚合选址可以发挥互补优势

聚合选址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连锁企业有个性，才有竞争力。在超市经营上要有特色，方显个性，这就要明确市场定位、深入研究消费者的需求，从产品、服务、促销等多方面进行改善，树立起区别于其他门店类型和品牌的形象。如果聚合的每一个连锁超市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发挥互补优势，形成“磁铁”效果，这样不仅能够维持现有的消费群，而且能够吸引新的消费者。在北京南桥镇聚集了永乐、苏宁、国美三巨头连锁家电超市，聚合的市场使三巨头激烈竞争的同时也寻求着特色发展之路。永乐电器以CDMA手机营销模式促进CDMA手机普及，推出了以退换保障、质量保障、价格保障和额外支出保障为基础的四大保障体系，以服务和价格的双重优势吸引顾客。国美电器率先在其连锁店内开设了各类音像制品的销售，从而拓展了经营业务范围，同样也起到了招揽更多客户的作用；同时推广“普惠制”，让各类电器的消费者都能够实实在在的得到经济上的优惠，而不是某一类家电的购买者。苏宁电器则倡导“天天促销”，让消费者能够每天都得到实惠，并根据刚刚迁入新居客户的实际住房条件和经济条件，为客户量身定制出一套合适的家电配置方案，为苏宁带去了销售额的直接增长。

聚合选址可以发挥聚集优势

商业的聚集会产生“规模”效应，一方面，体现所谓的“一站式”消费，丰富的商品种类满足了消费者降低购物成本的需求，而且同业大量聚集实现了区域最小差异化，为聚集地消费者实现比较购物建立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经营商为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谋求相对竞争优势，会不断进行自身调整，在通过竞争提升自己的同时让普通消费者受益。正因为如此，聚合选址使超市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聚合选址降低超市经营风险

超市在经营过程中由于经营毛利率低，经营风险较大，特别是经营生鲜食品超市，控制生鲜食品的损耗难度较大，所以经营风险较大，降低经营风险的最好方式就是加速商品的周转速度，刺激消费者购买商品。

超市聚合选址时应注意的问题

随着连锁业的迅速发展，连锁超市的选址工作变得越来越难，“店址，店址，还是店址”，店址已经成为超市成功与否的关键。超市在选择聚合选址的时候，需要注意下面几个问题：

聚合对象的选择

超市在选址时一般较注意同类型竞争者的选址，往往愿意与这种超市聚合经营。其实，超市在选址时可以考虑差异化聚合选址，如食品超市，聚合对象可选择生鲜超市、日用品超市；综合超市可以选择家具超市、家电超市、医药超市、建材超市等，这种聚合更能发挥聚合效应。现在随着国内居民小区的发展，商场、诊所、银行、邮局、餐厅等配套服务设施的健全备受居民小区瞩目。所以连锁超市公司也可以选择诊所、银行、邮局、餐厅等作为聚合对象，这样在连锁门店的经营上就不存在什么强的竞争，同时又为小区居民提供了便利。例如“万客隆”选择“玉泉新城”作为进军北京西部市场的依托，看中的正是“玉泉新城小区”周围的配套设施。

与推广企业形象相结合

超市的聚合选址工作要结合自己企业形象的推广，也就是在选址的同时还要宣传自己企业，让顾客了解企业，这样就会在顾客心目中留下美好的印象。在宣传企业的时候，注意树立与众不同的形象，这样有利于与聚合者竞争时处于优势地位。

选址的前期调查和分析

没有进行周密的市场调查就不可能有科学的选址，因此，重视选址前的调查和分析有利于对选址工作做出科学的决策。选址的前期调查包括潜在顾客的密度、年龄结构及消费水平、地理因素、竞争对手、交通状况等方面，特别是聚合对象的调查，通过调查能够使企业充分了解自己的优劣势，明确自己的定位，有的放矢地选择有效的营销策略。

分散经营范文篇6

一、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为了与国内、国际大市场对接，我市广大农民群众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互助与联合，创办出多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市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及各专业协会组织199个（其中农业系统27个，供销系统172个），带动农户9.5万余户，年销售额达1.8亿多元。单农业系统的27个合作组织的社员（会员）去年光合作组织的人均年纯收入就达4750元。这些组织在引导农民适应市场需求调整种养结构、加工农副产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毕竟是新生事物，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规模小，人数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立，受制于牵头人的经济实力、组织能力等制约。受制于入社（入会）条件的制约，许多合作组织不敢也不可能随意发展会（社）员。有的合作组织类型、职能定位大致相同，存在着各自为战，相互竞争的现象，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降低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二是缺乏规范、可操作性的章程、管理办法、财务制度。一些依托专业大户，龙头企业兴办的组织，普通成员甚至没有决策参与权。一些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仅靠感情或口头协议以维持。三是社会认可程度低。一些人认为合作组织是一种自生自灭的纯民间组织，要吸取20世纪中后期办农业合作社的教训，不要过多干预。四是法律地位尴尬。目前，没有一部法律、行政法规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身份。民法通则有关法人制度的规定中，没有合作社或者合作经济组织的条款，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同样没有给其注册登记的地位。农业法虽然规定“国家鼓励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并要求依法登记。但是由于没有登记的依据，工商部门一般不予办理。而有的只好到民政部门登记为社团组织，或到农业部门进行登记，而这种登记又是一种没有法律效力的登记，工商、税务、银行都不以认可。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销售农产品难以取得增值税发票，无法从银行或者信用社取得贷款，无法以组织的名义签订合同等。

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引导农民走向市场

1、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战略意义的举措。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提高农业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由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以千家万户为主的小农户分散经营已越来越不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主要表现在：农户的决策趋同，造成资源的浪费；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影响了农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分散经营，各自为战的农户直接参与市场活动，难以形成规模经济，降低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市农业的发展，削弱了农产品在国内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近年来农民自发成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践就有力地说明：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有效地解决分散经营与大市场之间的诸多矛盾，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如惠东县四季鲜荔枝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3年3月。社员数从最初的13户发展到目前的139户，有荔枝生产基地3000亩。拥有2600平方米的加工场1个，保鲜冷藏库4个，绿色真空保鲜库1个，无菌保鲜果蔬生产线1条，环保型低温冷风脱水烘干生产线1条，合作社的荔枝产品获得国家无公害食品和国家绿色食品双认证。其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2005年，该合作社员人均增收2130元，年纯收入达到4850元。

四季鲜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把农民联合起来与市场打交道，使个体农户走出了孤立封闭的生产运营圈子，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同时，也摆脱了农资需求与产品销售方面的压力，很好地解决了分散经营农户与大市场进行有效联接的问题，在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户与市场之间建立起一种比较协调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建立市场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一个有益的探索。

2、对现有的合作经济组织，必须不断推进组织结构重组和治理机构再造。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对于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来说，也需要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目前，我市的农民合作组织或农民专业协会，特别是在民政部门登记的170多家，还只是提供一些简单的技术和信息服务，解决一些农资必需品，其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也比较简单，这类组织要不断地提升自己，建立协会（组织）的章程，制定经营、财务等规章制度、议事规则，使之步入健康的发展道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结合新农村建设引导农民走经济合作的道路。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扶持现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壮大实力，发挥带动农民致富的龙头作用。

3、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呼吁良好的舆论、政策和法律的支持。

分散经营范文篇7

「摘要题」土地经济

「关键词」农地经营方式/财政支农/大规模集中经营/农业企业/土地使用权流转

“三农”问题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就目前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来看，要真正解决好这一复杂而又重大的问题就必须充分重视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与支持，并且紧密结合农业各方面变革的实际，特别是近年来农业用地经营方式的变化趋势，笔者认为它将代表今后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生产、管理、就业的发展模式与方向，并奠定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石。本文就农地经营方式变革的前提下，财政支农政策如何与其相互配合并促进其不断发展与完善加以探讨。

一、当前农地经营方式变革中财政支农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农业用地出现了许多如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集中规模经营、企业化农业等一系列新的生产经营方式。这不仅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的主观愿望，更是农业生产力自身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然而，当前的财政支农政策和现实工作在一些方面还没有完全跟上这一农业客观发展的实际情况，存在许多问题。

（一）财政支农投入不足，阻碍了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推广

尽管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发展，近年来对农业的投入也有大幅增长，但由于财力有限，使用效率不高，结构矛盾突出等原因，相对于当前我国农业基础薄弱，效益低下的发展现实而言，投入仍严重不足，而且许多支农资金比重指标不断下滑（如图1）。

图1“八五”以来国家农业投入情况

注：1.从1998年起，国家财政农业支出包括国债安排的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2.从1998年起，国家银行农业贷款占国家银行总贷款比重以短期贷款计算。

同时，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失调、管理混乱，导致生产性支农资金到位率很低，地方“吃饭财政”挤占挪用了大量有限的生产性支农资金，加剧了农用资金的供求矛盾，使得农业这一“弱质”产业的许多基本生产经营条件不能得到较好的维护和改善（如农业基础设施，抗病防灾能力，土地改良）。[1]这就无法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良好的农业投资环境，也就很难提高农业投资者集中土地现代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积极性，阻碍了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推广。

（二）财政支农资金分配、使用模式不适应农地经营方式转变的需要

当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财政支农资金融通渠道多是通过各级政府层层转接，中间难免“雁过拔毛”，资金沉淀，导致支农资金专款专用缺乏保障，农业补贴资金流失严重。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国家农业补贴支持，增加了大规模农地经营的未来收益风险。而且，相对中央财政支农拨款而言，目前由于我国农业效益低下，生产经营方式落后，地方财政投资农业的积极性不高，其投入成逐年下降的趋势（如图1）。这非常不利于农业这一因地制宜特点显著的产业的发展，因为只有地方政府最了解当地农业的真实情况。这使得从事规模化经营的农业主体得不到地方政府亲民、切实的政策与环境支持，客观上不利于其发展壮大。同时，农业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建制有限，难以深入乡村，财政已有的支农性贴息贷款基本上是以传统的小农户为对象，数量少、规模小，而那些大规模的农地经营者需要的是较大数量，能够及时、足额、到位的农业贷款，这种供求矛盾急需调整。

（三）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制约了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发展

在现行的财政支农资金中，预算内就有“农业基建拨款”、“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事业经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等11项。此外，国家还建立了农业发展基金等专项支农基金，但纵观这些支农资金，关乎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立的却几乎没有。这一方面是由于所有制、城乡分离、户籍制度，以及侧重工业发展等历史原因，使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另一方面，以土地作为农民农村社会保障依据的传统观念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变，特别是近年来耕地数量逐渐减少，农产品效益低下，面临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脱离土地转向非农产业部门的农民逐渐增多，如不妥善处理好之一问题就会严重影响土地使用权大规模流转和集中经营，即农民难以割舍土地，而且妨碍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代治理模式的建立，即难以形成企业化、产业化的新农业，增加了他们的经营成本和负担，这样就为现有土地上的农民向新型农业经营单位的转移设置了一大障碍。

（四）财政农业税费改革滞后，不利于推动农业现代化经营

合理科学的农业税费制度也是财政支农的一个重要手段。近些年，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所进行的农业税费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遗憾的是，这一改革从解决“三农”问题的全局角度出发而进行的统筹安排与思考不足，没有将减轻农民负担同促进农业现代化经营及农村地方政府支农的财权、事权改革紧密结合，其改革滞后性明显，这十分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经营方式的推广。第一，当前的农业税费改革以及农业税的逐步取消，将逐渐形成农业税收的真空，使得农民享受国民待遇依据无着，这无疑会严重影响到农业、农村基建及公共事业的投入，不利于为农业现代化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农业税转型重视不够。当前我国农业税费的交纳主体分散、征收交易成本过高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小农户的分散经营造成的。如果不能将原来资源税性质的农业税转型为所得税性质的农业企业、个人所得税就一定不适应新型农地经营方式法人业户的要求，同时也难以实现城乡税制一体化。第三，缺乏完善有效的农业税费改革。这非常不利于吸引大规模农地经营者以及非农资金对农业进行投入，使其形成在长期减少经营成本，扩大收益的良性预期。第四，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以下政府没有成为农业税费制定、执行、收益的真正主体。分税制改革不彻底导致基层政府财权、事权不统一，无力支持地方农业发展，致使农业现代化经营方式的建立缺乏地方政府的推动力。

二、农地经营方式变革的必然与财政支农的适应性变化

农地经营方式的变革有其许多必然因素，财政支农政策面对这种变革应做出适应性的变化，从而支持和推动这一变革顺利进行，并不断完善。

（一）家庭小户经营阻碍农业现代化发展，财政支农应转变对象

当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从高度集中经营转变而来的以小农分散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多数地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只有分没有统，农业公共服务，特别是科技推广服务缺乏资金，人才流失严重。[2]而且在这种经营模式下，我国人均耕地2003年只有1.86亩，且条块分割，原集体所有的大型农机具缺乏维护，无法发挥其功效。这就更加不利于农业科技规模效益的产生，许多先进农用机械无法在零碎分散的土地上使用，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发展。财政支农面对这一客观现实，应当认清土地规模化集中经营的大趋势，实行鼓励土地流转、集中的政策，将支农对象放到农地规模经营的生产大户或农业企业上来，推动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步伐。

（二）小农户抵御、承担风险的能力很弱，财政支农应以创造性思维改变现状

农业风险大体上可以分为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与制度风险。首先，面对自然风险，如洪涝灾害，小农户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灾、抗灾自救体系，不仅资金缺乏，而且土地分散经营难以统一规划，最终只能全部依赖政府支持。其次，面对市场风险，分散经营的小农户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投入大，产出小，效益低下，难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且我国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如市场中介组织不健全，单个农户无法掌握较为详实的市场动态和信息，始终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一方，容易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局面。最后，面对制度风险，小农户没有能力组织起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业利益集团与侵犯其权益的行为做斗争，制度的变化只能被动的接受。为了避免制度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许多小农户对土地进行掠夺式的经营，不愿改良土地长期投资。另外，农户家庭无力抵御和承担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在没有相应保障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的情况下，将进一步阻碍农业技术的推广。以上这些问题同样是财政支农政策关注的焦点，以往财政支农资金在这些方面的投入相当巨大，但收效甚微。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就要求财政支农以创造性思维重点支持农地规模经营者，从各方面发挥其抵御和承担风险的优势，使我国农业的发展更加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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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缓慢，财政支农应因势利导

由于近年来粮价持续低迷，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种粮收益微薄，甚至严重亏损，致使农民农业收入出现增长缓慢，有些地方甚至倒退的表象。这与外出打工和其他产业相比，收入上存在明显差距，于是农业劳动力流失，土地闲置、撂荒等现象接连出现，这客观上要求重新整和农业用地，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形成农地规模集中经营的新模式。财政支农政策应充分认识到我国农业发展的这一客观变化，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农地流转机制的市场化运作，建立相应的配套设施，扶持农业大户与农业企业的大规模土地经营，发挥其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以工业化的新形式将农民合理自愿的附着在土地上，减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压力。

（四）入世后我国现行农业经营方式必将遭受冲击，财政支出应变被动为主动

我国全面进入WTO以后，以农业个体分散经营为主的我国农产品必将遭受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以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方式为主的国家所产农产品的强烈冲击。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我国农地经营方式必须打破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格局，建设规模化、产业化、企业化的现代新农业，发挥有限耕地的最大效益。制定财政支农政策的相关部门应及时了解和掌握WTO对于农业的有关规定，主动出击，充分利用“绿箱”政策为现代化农业打造良好的生产经营条件。同时，合理运用“黄箱”政策增强新型农业主体的市场竞争力为其生存与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

三、积极推进农地经营方式转变，努力提高财政支农效率

要作好新形势下的财政支农工作，就必须顺应农业客观发展的需要，克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小农分散经营所带来的一系列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缺陷，积极推动向农地大规模集中经营的生产方式转变，并将其与“三农”问题的解决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促进城乡统筹，经济结构调整等重大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在当前情况下，这就需要不断提高财政支农效率，作好政府的推动和引导工作，改革现有土地制度与财政支农资金分配、使用制度，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将包括土地流转，大规模集中经营，农业企业化等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这一“新时期的土地革命”进行到底。

（一）彻底变革农村土地制度，增强财政支农针对性

首先，建议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改为国家所有（目前，许多地方乡镇企业的原集体所有的农地已经转为国家所有）。打破土地所有权的条块分割，由国家统一掌控全国农地的所有权，这有利于彻底清除农村基层集体组织、官员利用土地集体所有制，谋求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形成乡村权势阶层的温床。[3]同时，给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使用权，即将原先掌握在集体组织手中的转包、转让、出租等土地处分权还给农民，使其与土地经营权一起形成农民完整的土地使用权。最终，让农业经营主体直接与代表国家的政府签署土地使用权合同，不再通过农村集体组织。这一方面维护了农民权益，另一方面为农地大规模集中，土地市场化流转和农业企业经营扫清了体制障碍，减少了阻力，降低了成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财政支农资金分配规模化、集中化的使用程度也会大幅提高，其针对性也将更加明确，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使用效率将会有大的提高。其次，在国家全面掌握农地所有权之后，要尽快组建国有农地产权交易市场（当然，这是一个只包括使用权的产权交易市场），将它纳入现有的国有土地交易流通市场，交国资委及国土资源部管理，具体负责设置、运行各地的农地产权交易所。这一举措将极大的促进农地自由流转，为其规模经营创造必要条件，而且市场上表达出的信息可以作为国家监控农业发展现状，制定和调整财政支农政策的重要依据。最后，在进行了以上改革之后，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体制也应做配套改革。改变以往支农资金多头管理，流失严重的情况。建议将这一资金统一划归各级农业发展银行及其分支机构，重点突出专款专用，相关支农款项直接打入农业大户或农业生产企业在这一指定银行的专用账户，最大程度的减少中间环节，防止挤占挪用。最终形成国资委、国土资源部管农地，农业发展银行管农资的新型支农管理格局。

（二）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形成与支农财税体制改革

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组织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即可以是个体大型农场，也可以是私营、合伙农业企业，还可以是生产型农业公司，但共同点都必须是大规模集约化的农地生产经营者。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经营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单位成本，产生十分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小农户分散经营将逐渐无法生存）。这非常有利于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加经营者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农地经营方式的变革，特别是企业型、公司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建立将在诸多方面对“三农问题”的解决产生深远影响，并成为彻底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方案之一，而支农财税体制的大胆改革也必将成为推动这一变革的重要力量。首先，企业化的农业生产者要以现代企业治理模式管理、运行该企业，做到资金管理规范，账目清晰。这样就可以在农业费改税，并逐步取消农业税后，开征农业企业所得税。同时，保持增值税等流转税对农业的倾斜保护政策，解决农业税收真空的问题。其次，企业化农业将彻底改变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的现状。已将个人或家庭的农地使用权转让出去的农民可以选择进城务工或在非农产业的乡镇企业就职，也可以自愿受雇于得到大量农地使用权的农业生产企业成为农业工人。这样，农村劳动力市场将逐渐形成，大多数的农民仍然可以附着在土地上解决就业问题，其收入也就转变为工薪收入，自然纳入工薪所得税的征收范围。而农民个人的土地转让费收入，可以与成交方协商一次收款或定期分摊收款，同时交纳所得税。另一方面，财政支农也应将建立农业工人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工作列为重点，尽快出台相关规制，以解决农村社会保障缺失问题，维护农业工人权益，保障农业稳定发展。这里还建议建立农业工人工会把农业工人组织起来，在劳资双方的合作与斗争中最大限度的维护自身权益，这也必将成为整体改革方案中财政支农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改革后的“三农问题”将随着农民逐渐向农业工人转变而成为“二农”问题。另外，企业化农业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以往小农户信息不灵通，抗风险能力弱的情况。同时，有利于形成农业利益集团，在国家农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财政支农的主客体之间形成权力制衡。总的来说，企业化农业与支农财税体制改革的思想核心是一个以城乡统筹发展为主线，解决“三农问题”为重心的整体改革构想。

（三）健全财政支农法律体系，保障农地经营方式转变顺利进行

拥有一个健全的财政支农法律体系是保障农地经营方式转变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这一法律体系必须与其他农业法律法规保持原则、立场上的一致性，并辅之专有作用。建议在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农法律体系的过程中，注意以下问题。第一，要从法律的高度支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使通过正规合法的农地使用权流通市场集中起来的耕地能够实实在在的用于农业生产，财政支农政策可以得到真正落实，而且对应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的规定。[4]同时，坚决打击不法投资商利用市场化交易恶意炒作农业用地，从而产生新的抛荒。第二，要完善农业税收法规及财政支农资金发放标准的法律规定，出台反耕地垄断经营法，从而严防恶性土地兼并，使农业经营个体无法从中得到经济利益甚至遭受法律制裁。第三，要将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公司法》法人概念（建议组建有限责任公司），并规定其成立、变更、注销，以及破产等情况，同时认定为财税支农法规中的客体。特别是当出现农业企业破产时，可将其拥有的农地使用权在流通市场上转让给其他农业生产者，保证农业用途。如转让不成功，政府有权收回土地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签订使用合同。第四，财政支农法规应与《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相配合，共同构成农地使用权流通市场的法律规范，使这一市场的真实供求交易与投机交易相得益彰，规范发展，并逐渐成长为国内又一重要的新兴资本市场。第五，财政支农法规中应明确农地使用权期限的规定，同时与农地使用权流通市场相结合，将当前零散农户耕地使用权向农业生产企业流转视为一级市场，这样农业生产企业将逐渐获得大部分农地的剩余使用期限。接着，当这些农地的剩余期限到期时，农业企业再与政府签订相应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同时上市流通成为二级市场的交易标的。

分散经营范文篇8

「摘要题」土地经济

「关键词」农地经营方式/财政支农/大规模集中经营/农业企业/土地使用权流转

“三农”问题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就目前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来看，要真正解决好这一复杂而又重大的问题就必须充分重视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与支持，并且紧密结合农业各方面变革的实际，特别是近年来农业用地经营方式的变化趋势，笔者认为它将代表今后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生产、管理、就业的发展模式与方向，并奠定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石。本文就农地经营方式变革的前提下，财政支农政策如何与其相互配合并促进其不断发展与完善加以探讨。

一、当前农地经营方式变革中财政支农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农业用地出现了许多如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集中规模经营、企业化农业等一系列新的生产经营方式。这不仅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的主观愿望，更是农业生产力自身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然而，当前的财政支农政策和现实工作在一些方面还没有完全跟上这一农业客观发展的实际情况，存在许多问题。

（一）财政支农投入不足，阻碍了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推广

尽管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发展，近年来对农业的投入也有大幅增长，但由于财力有限，使用效率不高，结构矛盾突出等原因，相对于当前我国农业基础薄弱，效益低下的发展现实而言，投入仍严重不足，而且许多支农资金比重指标不断下滑（如图1）。

图1“八五”以来国家农业投入情况

注：1.从1998年起，国家财政农业支出包括国债安排的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2.从1998年起，国家银行农业贷款占国家银行总贷款比重以短期贷款计算。

同时，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失调、管理混乱，导致生产性支农资金到位率很低，地方“吃饭财政”挤占挪用了大量有限的生产性支农资金，加剧了农用资金的供求矛盾，使得农业这一“弱质”产业的许多基本生产经营条件不能得到较好的维护和改善（如农业基础设施，抗病防灾能力，土地改良）。[1]这就无法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良好的农业投资环境，也就很难提高农业投资者集中土地现代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积极性，阻碍了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推广。

（二）财政支农资金分配、使用模式不适应农地经营方式转变的需要

当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财政支农资金融通渠道多是通过各级政府层层转接，中间难免“雁过拔毛”，资金沉淀，导致支农资金专款专用缺乏保障，农业补贴资金流失严重。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国家农业补贴支持，增加了大规模农地经营的未来收益风险。而且，相对中央财政支农拨款而言，目前由于我国农业效益低下，生产经营方式落后，地方财政投资农业的积极性不高，其投入成逐年下降的趋势（如图1）。这非常不利于农业这一因地制宜特点显著的产业的发展，因为只有地方政府最了解当地农业的真实情况。这使得从事规模化经营的农业主体得不到地方政府亲民、切实的政策与环境支持，客观上不利于其发展壮大。同时，农业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建制有限，难以深入乡村，财政已有的支农＊＊息贷款基本上是以传统的小农户为对象，数量少、规模小，而那些大规模的农地经营者需要的是较大数量，能够及时、足额、到位的农业贷款，这种供求矛盾急需调整。

（三）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制约了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发展

在现行的财政支农资金中，预算内就有“农业基建拨款”、“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事业经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等11项。此外，国家还建立了农业发展基金等专项支农基金，但纵观这些支农资金，关乎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立的却几乎没有。这一方面是由于所有制、城乡分离、户籍制度，以及侧重工业发展等历史原因，使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另一方面，以土地作为农民农村社会保障依据的传统观念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变，特别是近年来耕地数量逐渐减少，农产品效益低下，面临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脱离土地转向非农产业部门的农民逐渐增多，如不妥善处理好之一问题就会严重影响土地使用权大规模流转和集中经营，即农民难以割舍土地，而且妨碍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代治理模式的建立，即难以形成企业化、产业化的新农业，增加了他们的经营成本和负担，这样就为现有土地上的农民向新型农业经营单位的转移设置了一大障碍。

（四）财政农业税费改革滞后，不利于推动农业现代化经营

合理科学的农业税费制度也是财政支农的一个重要手段。近些年，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所进行的农业税费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遗憾的是，这一改革从解决“三农”问题的全局角度出发而进行的统筹安排与思考不足，没有将减轻农民负担同促进农业现代化经营及农村地方政府支农的财权、事权改革紧密结合，其改革滞后性明显，这十分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经营方式的推广。第一，当前的农业税费改革以及农业税的逐步取消，将逐渐形成农业税收的真空，使得农民享受国民待遇依据无着，这无疑会严重影响到农业、农村基建及公共事业的投入，不利于为农业现代化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农业税转型重视不够。当前我国农业税费的交纳主体分散、征收交易成本过高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小农户的分散经营造成的。如果不能将原来资源税性质的农业税转型为所得税性质的农业企业、个人所得税就一定不适应新型农地经营方式法人业户的要求，同时也难以实现城乡税制一体化。第三，缺乏完善有效的农业税费改革。这非常不利于吸引大规模农地经营者以及非农资金对农业进行投入，使其形成在长期减少经营成本，扩大收益的良性预期。第四，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以下政府没有成为农业税费制定、执行、收益的真正主体。分税制改革不彻底导致基层政府财权、事权不统一，无力支持地方农业发展，致使农业现代化经营方式的建立缺乏地方政府的推动力。

二、农地经营方式变革的必然与财政支农的适应性变化

农地经营方式的变革有其许多必然因素，财政支农政策面对这种变革应做出适应性的变化，从而支持和推动这一变革顺利进行，并不断完善。

（一）家庭小户经营阻碍农业现代化发展，财政支农应转变对象

当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从高度集中经营转变而来的以小农分散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多数地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只有分没有统，农业公共服务，特别是科技推广服务缺乏资金，人才流失严重。[2]而且在这种经营模式下，我国人均耕地2003年只有1.86亩，且条块分割，原集体所有的大型农机具缺乏维护，无法发挥其功效。这就更加不利于农业科技规模效益的产生，许多先进农用机械无法在零碎分散的土地上使用，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发展。财政支农面对这一客观现实，应当认清土地规模化集中经营的大趋势，实行鼓励土地流转、集中的政策，将支农对象放到农地规模经营的生产大户或农业企业上来，推动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步伐。

（二）小农户抵御、承担风险的能力很弱，财政支农应以创造性思维改变现状

农业风险大体上可以分为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与制度风险。首先，面对自然风险，如洪涝灾害，小农户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灾、抗灾自救体系，不仅资金缺乏，而且土地分散经营难以统一规划，最终只能全部依赖政府支持。其次，面对市场风险，分散经营的小农户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投入大，产出小，效益低下，难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且我国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如市场中介组织不健全，单个农户无法掌握较为详实的市场动态和信息，始终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一方，容易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局面。最后，面对制度风险，小农户没有能力组织起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业利益集团与侵犯其权益的行为做斗争，制度的变化只能被动的接受。为了避免制度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许多小农户对土地进行掠夺式的经营，不愿改良土地长期投资。另外，农户家庭无力抵御和承担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在没有相应保障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的情况下，将进一步阻碍农业技术的推广。以上这些问题同样是财政支农政策关注的焦点，以往财政支农资金在这些方面的投入相当巨大，但收效甚微。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就要求财政支农以创造性思维重点支持农地规模经营者，从各方面发挥其抵御和承担风险的优势，使我国农业的发展更加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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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缓慢，财政支农应因势利导

由于近年来粮价持续低迷，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种粮收益微薄，甚至严重亏损，致使农民农业收入出现增长缓慢，有些地方甚至倒退的表象。这与外出打工和其他产业相比，收入上存在明显差距，于是农业劳动力流失，土地闲置、撂荒等现象接连出现，这客观上要求重新整和农业用地，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形成农地规模集中经营的新模式。财政支农政策应充分认识到我国农业发展的这一客观变化，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农地流转机制的市场化运作，建立相应的配套设施，扶持农业大户与农业企业的大规模土地经营，发挥其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以工业化的新形式将农民合理自愿的附着在土地上，减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压力。

（四）入世后我国现行农业经营方式必将遭受冲击，财政支出应变被动为主动

我国全面进入WTO以后，以农业个体分散经营为主的我国农产品必将遭受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以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方式为主的国家所产农产品的强烈冲击。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我国农地经营方式必须打破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格局，建设规模化、产业化、企业化的现代新农业，发挥有限耕地的最大效益。制定财政支农政策的相关部门应及时了解和掌握WTO对于农业的有关规定，主动出击，充分利用“绿箱”政策为现代化农业打造良好的生产经营条件。同时，合理运用“黄箱”政策增强新型农业主体的市场竞争力为其生存与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

三、积极推进农地经营方式转变，努力提高财政支农效率

要作好新形势下的财政支农工作，就必须顺应农业客观发展的需要，克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小农分散经营所带来的一系列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缺陷，积极推动向农地大规模集中经营的生产方式转变，并将其与“三农”问题的解决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促进城乡统筹，经济结构调整等重大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在当前情况下，这就需要不断提高财政支农效率，作好政府的推动和引导工作，改革现有土地制度与财政支农资金分配、使用制度，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将包括土地流转，大规模集中经营，农业企业化等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这一“新时期的土地革命”进行到底。

（一）彻底变革农村土地制度，增强财政支农针对性

首先，建议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改为国家所有（目前，许多地方乡镇企业的原集体所有的农地已经转为国家所有）。打破土地所有权的条块分割，由国家统一掌控全国农地的所有权，这有利于彻底清除农村基层集体组织、官员利用土地集体所有制，谋求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形成乡村权势阶层的温床。[3]同时，给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使用权，即将原先掌握在集体组织手中的转包、转让、出租等土地处分权还给农民，使其与土地经营权一起形成农民完整的土地使用权。最终，让农业经营主体直接与代表国家的政府签署土地使用权合同，不再通过农村集体组织。这一方面维护了农民权益，另一方面为农地大规模集中，土地市场化流转和农业企业经营扫清了体制障碍，减少了阻力，降低了成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财政支农资金分配规模化、集中化的使用程度也会大幅提高，其针对性也将更加明确，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使用效率将会有大的提高。其次，在国家全面掌握农地所有权之后，要尽快组建国有农地产权交易市场（当然，这是一个只包括使用权的产权交易市场），将它纳入现有的国有土地交易流通市场，交国资委及国土资源部管理，具体负责设置、运行各地的农地产权交易所。这一举措将极大的促进农地自由流转，为其规模经营创造必要条件，而且市场上表达出的信息可以作为国家监控农业发展现状，制定和调整财政支农政策的重要依据。最后，在进行了以上改革之后，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体制也应做配套改革。改变以往支农资金多头管理，流失严重的情况。建议将这一资金统一划归各级农业发展银行及其分支机构，重点突出专款专用，相关支农款项直接打入农业大户或农业生产企业在这一指定银行的专用账户，最大程度的减少中间环节，防止挤占挪用。最终形成国资委、国土资源部管农地，农业发展银行管农资的新型支农管理格局。

（二）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形成与支农财税体制改革

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组织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即可以是个体大型农场，也可以是私营、合伙农业企业，还可以是生产型农业公司，但共同点都必须是大规模集约化的农地生产经营者。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经营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单位成本，产生十分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小农户分散经营将逐渐无法生存）。这非常有利于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加经营者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农地经营方式的变革，特别是企业型、公司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建立将在诸多方面对“三农问题”的解决产生深远影响，并成为彻底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方案之一，而支农财税体制的大胆改革也必将成为推动这一变革的重要力量。首先，企业化的农业生产者要以现代企业治理模式管理、运行该企业，做到资金管理规范，账目清晰。这样就可以在农业费改税，并逐步取消农业税后，开征农业企业所得税。同时，保持增值税等流转税对农业的倾斜保护政策，解决农业税收真空的问题。其次，企业化农业将彻底改变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的现状。已将个人或家庭的农地使用权转让出去的农民可以选择进城务工或在非农产业的乡镇企业就职，也可以自愿受雇于得到大量农地使用权的农业生产企业成为农业工人。这样，农村劳动力市场将逐渐形成，大多数的农民仍然可以附着在土地上解决就业问题，其收入也就转变为工薪收入，自然纳入工薪所得税的征收范围。而农民个人的土地转让费收入，可以与成交方协商一次收款或定期分摊收款，同时交纳所得税。另一方面，财政支农也应将建立农业工人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工作列为重点，尽快出台相关规制，以解决农村社会保障缺失问题，维护农业工人权益，保障农业稳定发展。这里还建议建立农业工人工会把农业工人组织起来，在劳资双方的合作与斗争中最大限度的维护自身权益，这也必将成为整体改革方案中财政支农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改革后的“三农问题”将随着农民逐渐向农业工人转变而成为“二农”问题。另外，企业化农业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以往小农户信息不灵通，抗风险能力弱的情况。同时，有利于形成农业利益集团，在国家农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财政支农的主客体之间形成权力制衡。总的来说，企业化农业与支农财税体制改革的思想核心是一个以城乡统筹发展为主线，解决“三农问题”为重心的整体改革构想。

（三）健全财政支农法律体系，保障农地经营方式转变顺利进行

拥有一个健全的财政支农法律体系是保障农地经营方式转变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这一法律体系必须与其他农业法律法规保持原则、立场上的一致性，并辅之专有作用。建议在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农法律体系的过程中，注意以下问题。第一，要从法律的高度支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使通过正规合法的农地使用权流通市场集中起来的耕地能够实实在在的用于农业生产，财政支农政策可以得到真正落实，而且对应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的规定。[4]同时，坚决打击不法投资商利用市场化交易恶意炒作农业用地，从而产生新的抛荒。第二，要完善农业税收法规及财政支农资金发放标准的法律规定，出台反耕地垄断经营法，从而严防恶性土地兼并，使农业经营个体无法从中得到经济利益甚至遭受法律制裁。第三，要将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公司法》法人概念（建议组建有限责任公司），并规定其成立、变更、注销，以及破产等情况，同时认定为财税支农法规中的客体。特别是当出现农业企业破产时，可将其拥有的农地使用权在流通市场上转让给其他农业生产者，保证农业用途。如转让不成功，政府有权收回土地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签订使用合同。第四，财政支农法规应与《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相配合，共同构成农地使用权流通市场的法律规范，使这一市场的真实供求交易与投机交易相得益彰，规范发展，并逐渐成长为国内又一重要的新兴资本市场。第五，财政支农法规中应明确农地使用权期限的规定，同时与农地使用权流通市场相结合，将当前零散农户耕地使用权向农业生产企业流转视为一级市场，这样农业生产企业将逐渐获得大部分农地的剩余使用期限。接着，当这些农地的剩余期限到期时，农业企业再与政府签订相应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同时上市流通成为二级市场的交易标的。

分散经营范文篇9

「摘要题」土地经济

「关键词」农地经营方式/财政支农/大规模集中经营/农业企业/土地使用权流转

“三农”问题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就目前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来看，要真正解决好这一复杂而又重大的问题就必须充分重视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与支持，并且紧密结合农业各方面变革的实际，特别是近年来农业用地经营方式的变化趋势，笔者认为它将代表今后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生产、管理、就业的发展模式与方向，并奠定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石。本文就农地经营方式变革的前提下，财政支农政策如何与其相互配合并促进其不断发展与完善加以探讨。

一、当前农地经营方式变革中财政支农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农业用地出现了许多如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集中规模经营、企业化农业等一系列新的生产经营方式。这不仅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的主观愿望，更是农业生产力自身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然而，当前的财政支农政策和现实工作在一些方面还没有完全跟上这一农业客观发展的实际情况，存在许多问题。

（一）财政支农投入不足，阻碍了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推广

尽管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发展，近年来对农业的投入也有大幅增长，但由于财力有限，使用效率不高，结构矛盾突出等原因，相对于当前我国农业基础薄弱，效益低下的发展现实而言，投入仍严重不足，而且许多支农资金比重指标不断下滑（如图1）。

图1“八五”以来国家农业投入情况

注：1.从1998年起，国家财政农业支出包括国债安排的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2.从1998年起，国家银行农业贷款占国家银行总贷款比重以短期贷款计算。

同时，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失调、管理混乱，导致生产性支农资金到位率很低，地方“吃饭财政”挤占挪用了大量有限的生产性支农资金，加剧了农用资金的供求矛盾，使得农业这一“弱质”产业的许多基本生产经营条件不能得到较好的维护和改善（如农业基础设施，抗病防灾能力，土地改良）。[1]这就无法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良好的农业投资环境，也就很难提高农业投资者集中土地现代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积极性，阻碍了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推广。

（二）财政支农资金分配、使用模式不适应农地经营方式转变的需要

当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财政支农资金融通渠道多是通过各级政府层层转接，中间难免“雁过拔毛”，资金沉淀，导致支农资金专款专用缺乏保障，农业补贴资金流失严重。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国家农业补贴支持，增加了大规模农地经营的未来收益风险。而且，相对中央财政支农拨款而言，目前由于我国农业效益低下，生产经营方式落后，地方财政投资农业的积极性不高，其投入成逐年下降的趋势（如图1）。这非常不利于农业这一因地制宜特点显著的产业的发展，因为只有地方政府最了解当地农业的真实情况。这使得从事规模化经营的农业主体得不到地方政府亲民、切实的政策与环境支持，客观上不利于其发展壮大。同时，农业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建制有限，难以深入乡村，财政已有的支农性贴息贷款基本上是以传统的小农户为对象，数量少、规模小，而那些大规模的农地经营者需要的是较大数量，能够及时、足额、到位的农业贷款，这种供求矛盾急需调整。

（三）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制约了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发展

在现行的财政支农资金中，预算内就有“农业基建拨款”、“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事业经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等11项。此外，国家还建立了农业发展基金等专项支农基金，但纵观这些支农资金，关乎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立的却几乎没有。这一方面是由于所有制、城乡分离、户籍制度，以及侧重工业发展等历史原因，使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另一方面，以土地作为农民农村社会保障依据的传统观念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变，特别是近年来耕地数量逐渐减少，农产品效益低下，面临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脱离土地转向非农产业部门的农民逐渐增多，如不妥善处理好之一问题就会严重影响土地使用权大规模流转和集中经营，即农民难以割舍土地，而且妨碍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代治理模式的建立，即难以形成企业化、产业化的新农业，增加了他们的经营成本和负担，这样就为现有土地上的农民向新型农业经营单位的转移设置了一大障碍。

（四）财政农业税费改革滞后，不利于推动农业现代化经营

合理科学的农业税费制度也是财政支农的一个重要手段。近些年，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所进行的农业税费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遗憾的是，这一改革从解决“三农”问题的全局角度出发而进行的统筹安排与思考不足，没有将减轻农民负担同促进农业现代化经营及农村地方政府支农的财权、事权改革紧密结合，其改革滞后性明显，这十分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经营方式的推广。第一，当前的农业税费改革以及农业税的逐步取消，将逐渐形成农业税收的真空，使得农民享受国民待遇依据无着，这无疑会严重影响到农业、农村基建及公共事业的投入，不利于为农业现代化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农业税转型重视不够。当前我国农业税费的交纳主体分散、征收交易成本过高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小农户的分散经营造成的。如果不能将原来资源税性质的农业税转型为所得税性质的农业企业、个人所得税就一定不适应新型农地经营方式法人业户的要求，同时也难以实现城乡税制一体化。第三，缺乏完善有效的农业税费改革。这非常不利于吸引大规模农地经营者以及非农资金对农业进行投入，使其形成在长期减少经营成本，扩大收益的良性预期。第四，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以下政府没有成为农业税费制定、执行、收益的真正主体。分税制改革不彻底导致基层政府财权、事权不统一，无力支持地方农业发展，致使农业现代化经营方式的建立缺乏地方政府的推动力。

二、农地经营方式变革的必然与财政支农的适应性变化

农地经营方式的变革有其许多必然因素，财政支农政策面对这种变革应做出适应性的变化，从而支持和推动这一变革顺利进行，并不断完善。

（一）家庭小户经营阻碍农业现代化发展，财政支农应转变对象

当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从高度集中经营转变而来的以小农分散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多数地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只有分没有统，农业公共服务，特别是科技推广服务缺乏资金，人才流失严重。[2]而且在这种经营模式下，我国人均耕地2003年只有1.86亩，且条块分割，原集体所有的大型农机具缺乏维护，无法发挥其功效。这就更加不利于农业科技规模效益的产生，许多先进农用机械无法在零碎分散的土地上使用，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发展。财政支农面对这一客观现实，应当认清土地规模化集中经营的大趋势，实行鼓励土地流转、集中的政策，将支农对象放到农地规模经营的生产大户或农业企业上来，推动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步伐。

（二）小农户抵御、承担风险的能力很弱，财政支农应以创造性思维改变现状

农业风险大体上可以分为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与制度风险。首先，面对自然风险，如洪涝灾害，小农户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灾、抗灾自救体系，不仅资金缺乏，而且土地分散经营难以统一规划，最终只能全部依赖政府支持。其次，面对市场风险，分散经营的小农户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投入大，产出小，效益低下，难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且我国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如市场中介组织不健全，单个农户无法掌握较为详实的市场动态和信息，始终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一方，容易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局面。最后，面对制度风险，小农户没有能力组织起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业利益集团与侵犯其权益的行为做斗争，制度的变化只能被动的接受。为了避免制度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许多小农户对土地进行掠夺式的经营，不愿改良土地长期投资。另外，农户家庭无力抵御和承担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在没有相应保障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的情况下，将进一步阻碍农业技术的推广。以上这些问题同样是财政支农政策关注的焦点，以往财政支农资金在这些方面的投入相当巨大，但收效甚微。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就要求财政支农以创造性思维重点支持农地规模经营者，从各方面发挥其抵御和承担风险的优势，使我国农业的发展更加稳健。

（三）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缓慢，财政支农应因势利导

由于近年来粮价持续低迷，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种粮收益微薄，甚至严重亏损，致使农民农业收入出现增长缓慢，有些地方甚至倒退的表象。这与外出打工和其他产业相比，收入上存在明显差距，于是农业劳动力流失，土地闲置、撂荒等现象接连出现，这客观上要求重新整和农业用地，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形成农地规模集中经营的新模式。财政支农政策应充分认识到我国农业发展的这一客观变化，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农地流转机制的市场化运作，建立相应的配套设施，扶持农业大户与农业企业的大规模土地经营，发挥其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以工业化的新形式将农民合理自愿的附着在土地上，减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压力。

（四）入世后我国现行农业经营方式必将遭受冲击，财政支出应变被动为主动

我国全面进入WTO以后，以农业个体分散经营为主的我国农产品必将遭受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以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方式为主的国家所产农产品的强烈冲击。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我国农地经营方式必须打破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格局，建设规模化、产业化、企业化的现代新农业，发挥有限耕地的最大效益。制定财政支农政策的相关部门应及时了解和掌握WTO对于农业的有关规定，主动出击，充分利用“绿箱”政策为现代化农业打造良好的生产经营条件。同时，合理运用“黄箱”政策增强新型农业主体的市场竞争力为其生存与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

三、积极推进农地经营方式转变，努力提高财政支农效率

要作好新形势下的财政支农工作，就必须顺应农业客观发展的需要，克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小农分散经营所带来的一系列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缺陷，积极推动向农地大规模集中经营的生产方式转变，并将其与“三农”问题的解决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促进城乡统筹，经济结构调整等重大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在当前情况下，这就需要不断提高财政支农效率，作好政府的推动和引导工作，改革现有土地制度与财政支农资金分配、使用制度，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将包括土地流转，大规模集中经营，农业企业化等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这一“新时期的土地革命”进行到底。

（一）彻底变革农村土地制度，增强财政支农针对性

首先，建议取消农地集体所有制，改为国家所有（目前，许多地方乡镇企业的原集体所有的农地已经转为国家所有）。打破土地所有权的条块分割，由国家统一掌控全国农地的所有权，这有利于彻底清除农村基层集体组织、官员利用土地集体所有制，谋求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形成乡村权势阶层的温床。[3]同时，给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使用权，即将原先掌握在集体组织手中的转包、转让、出租等土地处分权还给农民，使其与土地经营权一起形成农民完整的土地使用权。最终，让农业经营主体直接与代表国家的政府签署土地使用权合同，不再通过农村集体组织。这一方面维护了农民权益，另一方面为农地大规模集中，土地市场化流转和农业企业经营扫清了体制障碍，减少了阻力，降低了成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财政支农资金分配规模化、集中化的使用程度也会大幅提高，其针对性也将更加明确，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使用效率将会有大的提高。其次，在国家全面掌握农地所有权之后，要尽快组建国有农地产权交易市场（当然，这是一个只包括使用权的产权交易市场），将它纳入现有的国有土地交易流通市场，交国资委及国土资源部管理，具体负责设置、运行各地的农地产权交易所。这一举措将极大的促进农地自由流转，为其规模经营创造必要条件，而且市场上表达出的信息可以作为国家监控农业发展现状，制定和调整财政支农政策的重要依据。最后，在进行了以上改革之后，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体制也应做配套改革。改变以往支农资金多头管理，流失严重的情况。建议将这一资金统一划归各级农业发展银行及其分支机构，重点突出专款专用，相关支农款项直接打入农业大户或农业生产企业在这一指定银行的专用账户，最大程度的减少中间环节，防止挤占挪用。最终形成国资委、国土资源部管农地，农业发展银行管农资的新型支农管理格局。

（二）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形成与支农财税体制改革

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组织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即可以是个体大型农场，也可以是私营、合伙农业企业，还可以是生产型农业公司，但共同点都必须是大规模集约化的农地生产经营者。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经营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单位成本，产生十分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小农户分散经营将逐渐无法生存）。这非常有利于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加经营者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农地经营方式的变革，特别是企业型、公司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建立将在诸多方面对“三农问题”的解决产生深远影响，并成为彻底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方案之一，而支农财税体制的大胆改革也必将成为推动这一变革的重要力量。首先，企业化的农业生产者要以现代企业治理模式管理、运行该企业，做到资金管理规范，账目清晰。这样就可以在农业费改税，并逐步取消农业税后，开征农业企业所得税。同时，保持增值税等流转税对农业的倾斜保护政策，解决农业税收真空的问题。其次，企业化农业将彻底改变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的现状。已将个人或家庭的农地使用权转让出去的农民可以选择进城务工或在非农产业的乡镇企业就职，也可以自愿受雇于得到大量农地使用权的农业生产企业成为农业工人。这样，农村劳动力市场将逐渐形成，大多数的农民仍然可以附着在土地上解决就业问题，其收入也就转变为工薪收入，自然纳入工薪所得税的征收范围。而农民个人的土地转让费收入，可以与成交方协商一次收款或定期分摊收款，同时交纳所得税。另一方面，财政支农也应将建立农业工人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工作列为重点，尽快出台相关规制，以解决农村社会保障缺失问题，维护农业工人权益，保障农业稳定发展。这里还建议建立农业工人工会把农业工人组织起来，在劳资双方的合作与斗争中最大限度的维护自身权益，这也必将成为整体改革方案中财政支农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改革后的“三农问题”将随着农民逐渐向农业工人转变而成为“二农”问题。另外，企业化农业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以往小农户信息不灵通，抗风险能力弱的情况。同时，有利于形成农业利益集团，在国家农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财政支农的主客体之间形成权力制衡。总的来说，企业化农业与支农财税体制改革的思想核心是一个以城乡统筹发展为主线，解决“三农问题”为重心的整体改革构想。

（三）健全财政支农法律体系，保障农地经营方式转变顺利进行

拥有一个健全的财政支农法律体系是保障农地经营方式转变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这一法律体系必须与其他农业法律法规保持原则、立场上的一致性，并辅之专有作用。建议在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农法律体系的过程中，注意以下问题。第一，要从法律的高度支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使通过正规合法的农地使用权流通市场集中起来的耕地能够实实在在的用于农业生产，财政支农政策可以得到真正落实，而且对应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的规定。[4]同时，坚决打击不法投资商利用市场化交易恶意炒作农业用地，从而产生新的抛荒。第二，要完善农业税收法规及财政支农资金发放标准的法律规定，出台反耕地垄断经营法，从而严防恶性土地兼并，使农业经营个体无法从中得到经济利益甚至遭受法律制裁。第三，要将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公司法》法人概念（建议组建有限责任公司），并规定其成立、变更、注销，以及破产等情况，同时认定为财税支农法规中的客体。特别是当出现农业企业破产时，可将其拥有的农地使用权在流通市场上转让给其他农业生产者，保证农业用途。如转让不成功，政府有权收回土地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签订使用合同。第四，财政支农法规应与《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相配合，共同构成农地使用权流通市场的法律规范，使这一市场的真实供求交易与投机交易相得益彰，规范发展，并逐渐成长为国内又一重要的新兴资本市场。第五，财政支农法规中应明确农地使用权期限的规定，同时与农地使用权流通市场相结合，将当前零散农户耕地使用权向农业生产企业流转视为一级市场，这样农业生产企业将逐渐获得大部分农地的剩余使用期限。接着，当这些农地的剩余期限到期时，农业企业再与政府签订相应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同时上市流通成为二级市场的交易标的。

分散经营范文篇10

关键词：农业经济；发展；现状；改进；河套地区

北方地区多为平原，在农业生产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河套地区由前套平原和后套平原组成，河套地区地理位置很好，土层肥厚、土壤肥沃、光照条件比较好，并有黄河支流灌溉，河套地区就形成了灌溉农业，不仅农业发展的挺好，而且副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河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现状

1.1基础条件差

河套地区虽然具有发展农业的天然优势，但农业发展的基础却很差，平原地区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好地方。近些年，虽然河套地区由于水利设施、灌溉渠道和排灌能力等问题都有所改善，但还存在很多问题，农田还没有好好地规划，田块多分散不规则，盐碱化现象还存在，且种植的作物比较单一，主要以种植葵花为主，这样一来阻碍了农田的产量以及品种的多样化，不仅如此，连年经营一种庄稼导致土地板结，病虫害严重[1]。河套地区的耕地的利用效率也不高，因此生产的产出率低，只有很少一部分土地生产能满足市场的需求，还有很大一部分土地只能种一些耐盐的作物，整体产量比较低，生产效益也不高。

1.2经营规模小、竞争力小

河套地区农业生产多是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生产，这种粗放且分散的经营，使农产品产量比较低，而且种植出来的农产品精品和名品更是少之又少，生产成本比较高，这种分散经营也相应地分散了河套地区农业发展的竞争力，小规模生产导致其在市场上占据不了优势，因此很难在市场上掌握主动权。河套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因此多生产一些特色的农产品，并曾经在市场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随着其经营方式的不得当这些特色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中的占有率逐渐降低。

1.3现行的科技服务体制缺乏

在如今的现代化社会中，农业的发展也离不开科技，但是河套地区却缺乏相应的科技服务体制，很多具有专业技术知识的高职称人员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和能力，技术知识的更新速度很慢，与市场的需求脱轨，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但很多技术人员的价值不能全部发挥出来，导致河套地区农业发展没有及时的信息服务，市场应变能力比较差，阻碍了农业的生产发展。

1.4农民的文化素质不高

在现代化的环境中，河套地区农民由于文化素质比较低，而且土地分散经营，土地一家一户，地块零散，不利于机械的播种和收割。因此，生产效率以及生产水平都很低，河套地区有发展特色农业的优势，但特色农业需要技术的支持，农民却十分缺乏专业的技术素养，因此农产品生产的效率不高、质量也不高，导致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比较小[2]。

2河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改进策略

2.1建立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机制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地区之间存在不平衡，农村年轻人进城打工生活的现象越来越多，导致村里留下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导致农村即将面临着一大问题：有充足的耕地却无人耕种，因此很多土地不能充分利用，以至于土地产生的效益下降，面对这种情况就必须建立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机制，在原有的基础上以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流转，从而建立科学合理的流转机制，通过机制的作用，使土地得到充分的利用，特别是使土地集中在一些专用农户手中，扩大农业的生产规模，提高农业的效益。

2.2以农户为主体,多渠道投资

农业生产与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为了促进河套地区农业的持续发展，要充分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以农户为主体进行多渠道的投资，把农民的钱有效地集中起来，打造农业生产的新形式，将资金充分地利用起来，促进农业的发展[3]。此外，国家也要给予一些优惠政策，如放宽信贷政策，使农民有足够的资金完善河套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资金支持，农民们才有资本进行技术探索，才能把技术因素融入到农业生产中，使农业生产从初级的加工向深加工转变，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及质量。

2.3加强农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素质

农民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主体，因此农民的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业的生产与发展，新时代需要新一代高素质的农民。因此，要加强对农民技术培训，通过培训使其掌握一定的农业生产的技术知识以及技术技能，要完善农村的基础教育、教育体系，提高农民的素质，并与多层次的培训结合起来，切实提高农民的专业素养，培养专业的农业生产技术与管理型的农民人才，为河套地区的农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持。

2.4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河套地区在其自身的优势的基础上，有利于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但必须在粮食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特色农业的生产与发展，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是促进河套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农民生活的稳定离不开粮食生产的稳定。因此，在合理控制粮食种植面积的基础上，大力经营多种经济作物，为河套地区农业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瓜果等特色农产品是河套地区的特色，因此要以市场为风向标，重点培育和发展特色农业生产基地，保障特色农产品的种植，保证其质量和产量，进军国内外的市场，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2.5农业产业化经营

河套地区要想切实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还必须打破分散经营、小规模经营的弊端，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要紧抓主导产业，在此基础上大力投入资金完善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不仅如此还要加大科技的投入，培育良好的品种，从生产到加工各个环节都要重视起来。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有效地将河套地区分散经营的农户集中起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把整个地区的种植、养殖、加工、贸易等有机地完美地结合起来，扩大河套地区农业的生产规模，增强农产品的竞争力。

3结语

以河套地区为例的北方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存在很多问题亟需解决，但是只要通过合理有效的措施，比如建立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机制、以农户为主体,多渠道投资、加强农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素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农业产业化经营，就能够切实地促进北方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崔俊梅 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胜丰镇人民政府

参考文献:

[1]王海燕.中国区域农业发展现状与农户土地参股研究——以河套地区为例[J].商业文化,2014(32):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