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市场经济范文10篇

非市场经济范文篇1

【关键词】“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思考

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较为严重，主要受到国际方面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的非市场经济现象严重。那么，作为高中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应该如何定位呢?下文进行详细的分析。作为高中生，我们在学习之外，还应重视生活与社会事件的了解，遵循与时俱进的原则，更好的融入到社会中。针对于此，下文分析我在课余生活中了解的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提出几点自己的见解，以供同学们参考。

一、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分析

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属于历史中的经济制度，具有内在规定性特点，也就是社会生产与流通过程中，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自发调节。此类内在规定性特征的表现形式较为丰富，由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基础特点以及文化传统特征等不同，所以，市场经济的内容存在差异，无法进行市场净化的标准绝对化处理。作为高中生，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我国已经加入了WTO，但是，还有着“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相关问题。主要原因为:其一，在冷战时期西方资本注意国家出现了贸易待遇以及相关反倾销的歧视现象，也存在社会主义的阵营问题，做出了一些较为特殊的做法。之后很多国家都开始消防，创建了非市场经济方面反倾销机制，形成了多变贸易的相关规则。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化水平全面提升，但是还是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被其他国家认作是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导致对外贸易期间，很容易受到反倾销方面调查，待遇缺乏一定公平性，甚至出现严重的损失。其二，我国在国际谈判的过程中，从全面发展的角度出发，特定的条件之下，遭受到其他国家的非市场经济认定。当前，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成员中，只有我国受到了歧视待遇，影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进步，难以在新时期社会背之下，形成良好的国际经济发展模式。我们高中生在学习以及探索的过程中，还需不断的了解需要学习的内容以及学习目标，正确进行探索，总结丰富经验以及学习规律，更好的完成目前学习任务，以此提升学习质量以及水平，充分发挥各方面学习方式的积极作用，达到预期学习目的。与此同时，在学习活动中，我们高中生仍需改正自身的观念意识，充分意识到各方面学习的重要性，在合理参与学习活动的情况下，不断的增强自身学习效果，更好的参与到相关学习活动中。我认为我国在非市场经济地位方面，除了与其他国家传统计划经济国家防范相关之外，还在政治方面的排斥存在直接关系，属于冷战时期的产物，具有延续性的特点。我们高中生在研究以及学习的时候，应当做出全方位的分析与考察，了解我国的非经济市场地位问题原因，科学的进行学习，总结丰富经验，积极参与到各方面学习活动中。我们高中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还需了解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实际情况以及特点，明确为什么国际上会有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看法，在合理分析的情况下，可以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综合性的参与到探讨中。作为高中生，我在研究中发现，由于我国在以往的国际市场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出现了非市场经济地位，各个国家的相关观念都根深蒂固，导致我国在出口贸易的过程中，很难拥有自身独特的领域，也无法更好的控制出口贸易成本，甚至会发生严重的经济损失。所以，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应树立正确观念，了解实际情况，积极进行分析与交流，更好的完成当前的任务。

二、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解决建议

对于非市场经济地位而言，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发展会产生直接影响，受到反倾销因素的影响，很容易对出口市场造成一定影响，甚至出现严重的经济损失。与此同时，在我国经济发展方面，试着对外贸易范围的拓宽，数额不断增加，与其他国家贸易摩擦也会增多。如若不能有效的解决此类问题，还会导致我国在国际中的形象受到影响，因此，需要采用正确的应对措施，以免影响我国国际市场形象。首先，建议企业针对自身的经营管理观念以及思路进行转变。作为高中生我在研究中发现我国很多企业都将出口数量以及价格作为管理重点，忽视产品质量的管理，未能意识到提升技术含量以及附加值的重要性，也没有塑造自身品牌的观念。所以，在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背景下，建议我国企业可以树立正确经营观念以及营销意识，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增加自身产品的技术含量，提升管理效果，增加附加值，塑造自身的品牌形象，以此为基础更好的解决目前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作为高中生，我认为我国在出口贸易方面，企业应树立正确观念，除了要对产品制造技术进行创新之外，还需制定完善的质量管理方案，提升产品的性价比，创建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为了更好的完成目前的企业产品管理工作，应加大整体质量以及性价比的管理力度，综合分析与调查国际市场中同类产品造价、质量以及品牌形象，针对性的对自身产品以及品牌进行整改完善，努力的提升企业品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以及信誉度，只有创建良好的市场形象，才能致力于打破以往工作模式的局限性，不再受到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约束，提升我国企业品牌在国际市场中的知名度，更好的拓宽发展范围。其次，建议政府部门在宏观调控方面与外贸方面做好调整工作，结合国民经济稳定发展需求，科学的进行调控管理。在此期间应将中国经济市场的快速稳定运行作为主要依托，结合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预防外部竞争带来的影响。在宏观调控方面，应在与各个国家之间摩擦中积极应对，获取更多的收益，在内外兼顾的情况下，促进市场地位的承认。作为高中生，我认为在宏观调控方面，仍需全面了解国际市场实际情况，详细分析世界贸易组织的特点，合理抵御外部竞争对自身造成的影响，在全方位沟通交流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各方面工作方式的积极作用，提升宏观调控水平，以此有效的解决未来发展问题。再次，应当重视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分析，了解讨诉的可能性。作为高中生，我在学习与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协议中已经提出了关于市场经济标准的规定，需要在国内落实。如若某贸易成员不能公平的进行裁定，就可以到组织中解决争端。然而，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未能形成良好的正确解决体系，所以，建议在世界贸易方面，借助律师的支持，更好的探讨争端解决方式方法，全面提升整体工作效果，以此规避对我国造成的影响。对于世界贸易争端而言，在解决的过程中，作为高中生的我，认为仍需建立监督机制以及应急机制，通过动态化的监督方式了解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针对性的整改目前工作方式方法，不断的完善各方面管理体系，在增强整体工作效果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国际贸易争端应急机制的积极作用，协调各方面工作之间的关系。我还认为在解决国际贸易矛盾的时候，还需全方位的了解争端的发生规律与特点，在明确发生特点的基础上，更好的维护目前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权益，以此促进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转变。最后，应当结合国际上公认的相关标准，量化我国的经济体制，分析反倾销的情况，了解反倾销幅度。在此过程中，建议按照国际上的标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结合我国经济情况进行整改，还需了解国际贸易过程中的各方面因素，提升整体的操作性，充分落实相关制度，以此应对对外贸易过程中出现的反倾销问题。作为高中生，我认为在反倾销问题方面，应当树立正确的应对观念，结合目前实际情况，编制完善的应对计划方案，通过科学化以及合理化的应对方式，转变以往的工作形式，打破传统反倾销问题的分析局限性，在各个领域不断努力的情况下，更好的提升国际贸易整改效果。与此同时，在整改工作中，仍需不断的针对反倾销机制进行改革完善，解决制约性问题，努力的创建科学化以及合理化工作体系。

三、结语

我们高中生在日常生活中，应关注国家大事，了解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实际情况，形成良好的观念。我在研究中就发现，中国目前存在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未能形成良好的工作模式以及发展体系，难以采用科学化以及合理化的方式促进中国在国际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因此，需要采取多元化的方式解决问题，杜绝此类问题，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反倾销问题解决方式、争端解决方式等开展工作，遵循法律法规，创建企业的品牌形象，在不断努力的过程中突破自我，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参考文献】

［1］王俊．“非市场经济地位”之诉:规则背后的大国博弈［J］．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

非市场经济范文篇2

论文摘要：文章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概念和本质入手，介绍我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由来，并阐释它与我国出口企业反倾销应诉的关联性，探讨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减少反倾销败诉的对策。

我国已经加入WTO，但“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却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一个障碍，致使我国频繁遭遇反倾销调查。我们应认清“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本质和它与反倾销的关联性，采取有效对策加以解决。

一、非市场经济的概念及其本质

作为反倾销的一个法律技术用语，“非市场经济”又被称为“国家控制经济”、“中央计划经济”，是反倾销调查中确定产品正常价值时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

在对一般国家的反倾销调查中，反倾销发起国的调查机关往往以三种方法计算产品的正常价值：(1)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该产品在出口国国内的销售价格；(2)如国内无销售或国内市场的特殊情况或销售量较低，无法进行适当比较时，该产品出口至一适当第三国的价格；(3)该产品在国内的生产成本加合理金额的管理、销售和一般费用及利润。但是，如果调查机关认定涉案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往往会引用与出口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第三国的成本数据计算所谓正常价值，而不使用该出口国的相应原始数据。在美国和欧盟反倾销法中，该市场经济第三国分别被称为“替代国”和“类比国”。

按照西方理论界的观点，之所以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使用上述不同的做法，是因为这些国家存在资源、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货物不能自由兑换；国家垄断贸易等问题，产品价格不能够反映产品的真实价值。但是，理论上的完全市场经济并不存在，包括美国和欧盟成员国的政府都或多或少地对某一产业进行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调控，欧盟成员国中对最低薪水还有政策法规上的限制，对于一些特殊商品的价格也有政策规定。而且，GATT只是以补充规定的形式指出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在“进行严格的价格比较的时候会出现困难”，如何解决这一困难，GATT和《反倾销协定》并没有制定相应的条款，更没有提出所谓的“参照国”规定。因此，这些条款只是使各缔约方建立有关“非市场经济”的实施规则有了合法化的依据，缔约方可以根据自己国家贸易状况和经济发展条件的需要，确定“非市场经济”的概念，选择它们认为适当和有利的方法来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的正常价值。非市场经济问题常常引起进口国政府对出口产品滥用反倾销，这实质上是一种歧视性做法，有违WTO公平的原则。

二、我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由来

在中国与美国1999年11月底双边签署的人世协议中规定，中国产品被反倾销调查后，在计算正常价值以“确定倾销时价格可比性”时，不按照WTO《反倾销协定》的三种计算方法，而是规定“如受调查的(中国)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同时还确定，一旦中国根据该WTO进口成员的国内法证实其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则上述的规定即应终止，但截至加入之日，该WTO进口成员的国内法中须包含有关市场经济的标准。这便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的基本内容。尽管该条款并未确定我国内经济体制为“非市场经济”，但实质上，在技术、政策和法律层面排除中国在反倾销产品正常价值的计算方法上适用WTO的普遍规则(《反倾销协定》第2条)。

按照我国人世议定书第15条的规定，出口企业要自动获取市场经济地位或待遇，要到2016年。因此在今后近10年中，我国对外贸易仍然受到“非市场经济地位”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国外对我国滥用反倾销的困扰。

三、“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与我国企业反倾销应诉的关联性

我国出口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替代国”的选择具有不可预见性。使中国出口应诉企业处于不利地位

进口国反倾销调查机关在选择“替代国”方面往往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和随意性，而应诉企业的发言权则相对较少。而且，由于“替代国”是在反倾销调查开始后才确定的，出口商在进行交易之前根本不可能进行合理的价格比较分析，也就难以推测被认定为倾销的可能性以及倾销幅度的大小。这就使得中国出口商在进行反倾销应诉时就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

(二)选定的“替代国”往往不具有可比性。极易判定倾销成立或高估倾销幅度

在“替代国”的选择上，美国和欧盟略有不同。美国原则上选择与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水平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在实践中，经常被选为中国“替代国”的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等)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高出中国许多。欧盟在选择“类比国”时主要考虑该“类比国”相关行业与中国行业的可比性，同时会考虑其执法的便利性。例如，在理想的“类比国”企业拒绝合作并提供相关成本数据的情况下，欧盟就会在相同案件的涉案国家中选择一个国家作为“类比国”，从而满足其执法的便利性。因此，欧盟选择的“类比国”中曾经有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企业有失公平。例如，1993年欧盟对中国彩电进行反倾销调查，并选取新加坡作为中国的“类比国”，而新加坡的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20多倍，这直接导致中国彩电被裁定为“倾销”，并被征收超过40％的最终反倾销税，使中国彩电在欧盟的市场份额大大缩减。

(三)市场经济运作的举证要求增加了中国企业的应诉成本

由于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在反倾销调查中首先推定中国企业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中国企业需举证证明其市场经济地位，满足美国的“六条标准”或者欧盟的“五条标准”，则要搜集大量证据资料，增加了我国企业应诉成本。

四、如何应对“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对我国反倾销应诉的影响

要解决非市场经济地位及其引发出的对华滥用反倾销的问题，减少反倾销应诉的不利影响，需要政府和应诉企业共同努力。

(一)政府需在外交和贸易谈判中作出努力

1．在新一轮WTO多边贸易谈判中主张修改关于确定倾销的可比价格的双重标准，取消有关反倾销非市场经济的相关规定。非市场经济问题来源于《GATT1947》。当时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还很少，在世界经济体制中不占主导地位，大量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还不是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但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推行，WTO要求所有缔约方或成员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如果出口产品的价格由国家制定，该国是不允许加入WTO的。因此，非市场经济条款存在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此外，从实际情况来看，在140多个WTO成员中，没有任何国家的国内价格完全由国家制定。但由于反倾销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是美欧等国对我国出口产品设置的一道人为障碍，消除并非易事。因此，在WTO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我们必须加强对WTO反倾销规则的研究，出具充分理由，并联合其他深受反倾销之苦的国家，共同呼吁修改反倾销中不合理的规定。公务员之家

2．我国应利用WTO贸易政策评审机制，阐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的情况，从贸易政策上争取市场经济地位。事实上，我国一直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表现在：(1)政府管理职能更加面向为市场经济服务；(2)企业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3)生产要素主要依靠市场进行配置；(4)贸易环境进一步改善；(5)金融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我国应利用这一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充分阐述我国开放式贸易政策，让更多的国家(地区)或WTO成员充分了解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状况，从而加速解决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3．加大政府外交力度，通过双边谈判与多边谈判，促使更多的国家在国内立法上确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目前，我国获取市场经济地位的最大障碍是美国与欧盟，其中尤其是美国的阻挠。事实上，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咨询权威机构都认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我们相信通过政府间的双方或多边谈判，能够改变某些偏见，获取市场经济地位。

(二)我国出口企业需积极争取“市场经济公司”地位

1．及时提供真实合格的证明材料。反倾销调查开始时，欧盟都会向申请市场经济公司地位的中国企业公布一份“申请市场经济地位，分别裁决问卷”，所有应诉企业须及时递交完整的市场经济地位申请表格并递交证明文件。同时，企业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拒绝透露或提交必要的材料，或在提交资料时故意隐瞒关联公司情况、提交虚假的或误导的材料，将被视为“不合作企业”，不可能获得欧盟市场经济公司的认定，而且在以后的认定中也将为自己再次申请市场经济公司设置障碍，增加公司申请的难度。因此被调查企业所提供的材料一定要准确可信。

非市场经济范文篇3

[论文摘要]“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是我国在反倾销案中屡屡败诉的重要原因，也成为一些国家针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时最常用的武器。本文从经济学、政治等角度对我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形成原因予以分析，并提出对策。

一、经济学角度的分析

何谓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经济体制，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即使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典范”美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国有企业或国家干预经济的现象。应该看到，各国由于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市场经济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既不能因差异而否定市场经济标准的存在，也不能将这个标准绝对化和简单化。

欧美等“市场经济国家”就是刻意强调“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概念，而不从一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以偏概全。在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时所采用的替代国原则是基于这样一个经济学假设：即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的两个国家，其生产同类产品所花成本也应相近。但是该原则忽略了不同国家生产要素的异质性。例如，20世纪90年代，欧盟对中国的彩电反倾销，就是将新加坡作为替代国计算成本。当时，新加坡劳动力成本高出中国20多倍，中国的产品自然被计算成倾销。

由于我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给世人留下了“非市场经济”的深刻印象。但是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促使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或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而且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基本上具备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要素和条件：

第一，从价格体制看，经过1992年的价格体制改革和1993年以来的一系列措施，我国过去高度集中和国家垄断的价格体制制度已经被打破，以市场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已经初步建立。

第二，从所有制结构上看，我国已经改变了过去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全民、集体和私营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

第三，从政府宏观管理上看，政府已经逐步向企业放权，现在我国已经建立并将逐步完善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已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

第四，随着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吸收外资的成果十分显著。许多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已进入中国的投资市场，美国《财富》杂志上500家大企业中有52家在中国投资。这说明，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开始实现互接互补，中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经接轨。

因此，西方某些“市场经济国家”不顾客观事实，认定我国属非市场经济国家，从而采用不公平的，歧视性的政策，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二、直接原因分析

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问题复杂而敏感，不是单纯经济的问题那么简单，牵涉很多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一）政治原因：

自1991年世界超级大国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失去了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唯一的对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政治格局一直维持着单极化局面。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这一局面不再稳定。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迅速提高。很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在国际社会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再加上中国独立的外交政策、不卑不亢的外交态度和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意识形态引起了美国的注意，认为对其霸主地位造成了威胁，甚至开始恐慌。“中国威胁论”泛起，尤其在中国入世后，美国不能再以每年的“最惠国待遇”审查作为向中国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其国内商界和政界都迫切寻求另一种手段来遏制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正好符合其要求，成为不二之选。“打中国牌”已经成为美国政界惯用的手法，除了经济，中美在不少其他问题上都存在着泛政治化的倾向。

不仅美国，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欧盟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态度也掺杂着相当复杂的政治因素。

2001年8月，当欧盟把“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给予俄罗斯时，言外之意世贸组织规则不仅仅是经济规则，很大程度上它还是政治游戏规则。谙熟中俄经济构成的人士都了解，两国之前的经济形态何其相似，且从具体指标上比较，更早起步的中国开放程度远远大于俄罗斯。1998年，欧盟贸易政策调整时，中国和俄罗斯是一起被摘掉纯粹“非市场经济国家”帽子的。另有东欧一些国家，由于支持美欧的军事行动，也获得了认可。作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世贸组织成员的中国，依旧没有被给予这一应得的地位，显失公平。

虽然美、欧两大经济体并不能代表整个世界，但是由于他们在国际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使得整个国际社会的大致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影响。（二）经济原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对外贸易顺差逐年加大，使得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

华盛顿的美国制造业协会代表在6月3日发言时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为中国提供了不公平的贸易优势，使中国在去年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240亿美元，导致美国的工厂自2001年以来失去了200多万个工作机会。据他们统计，从2000年以来，美国进口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增长了52%。其实众所周知，近几年美国制造业一直不景气，说到底是本国生产成本太高，归咎于人民币汇率或中国低价倾销，纯属是为自己开脱而已。正如于6月29日出席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第37届国际大会的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所说：“目前，美国制造业80%的失业与贸易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无关。”

三、积极谋求市场经济地位的应对之策

（一）继续推进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尽早与国际接轨，更好地实现市场化，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推进国内的市场化改革是最终根本解决市场经济地位的核心。

（二）继续通过政府层面的高层谈判，争取其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此项办法是通过他国的确认从而间接实现“市场经济地位”，即使说，如果可以实现各个突破，那么入世协定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就当然失效了。

（三）加强对世贸组织主要成员有关市场经济条件法律法规的研究。透彻研究发达国家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市场经济条件方面的。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另外，也要认真研究进口方主管当局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的价格比较标准和程序性的规定，仔细研究相关案例和裁决是否符合WTO规则，以维护我出口产品在遭受相关的反倾销投诉时的应有权利。

（四）帮助受调查企业积极提出市场经济、替代国价格的抗辩，并使这种帮助组织化、系统化、专业化。当企业被诉反倾销时，一定要实事求是，积极应诉。一方面，当需要证明自己符合市场经济条件的情况。另一方面，当我国企业无法证明自己符合市场经济条件或证明失败时，不得不面对要由替代国价格来确定其产品的正常价值，我应诉企业亦应争取对我方有利的替代国，并对原告提出的进口国倾销机构所选择的替代国表示异议。

参考文献

[1]刘嵩、熊春萍，《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商业研究》2002年第9期

[2]朱颖，《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WTO中的地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非市场经济范文篇4

[关键词]非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对外贸易法律对策

2009年11月欧盟首次对中国玻纤行业进行反倾销调查，名单中包括中国212家玻璃纤维制造商。如果这项申诉获得支持，中国生产商可能会面临高达40%-75%的反倾销关税；2010年1月21日，美国商务部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钻管发起双反调查,相关申请方主张的倾销税率高达429.53%-496.93%……据统计，09年全年中国遭受到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案子有116个,涉及金额达127亿美元。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成员在对我国进行反倾销时常常“认定”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且此理由冠冕堂皇，屡屡得逞。

中国的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历经15年之久，基于现实与大局的考虑，中国只能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为加入世贸组织买下了高价门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的第15条“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规定：“如接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严格比较的方法。”此项规定“应在加入后15年内终止”。然而,这却为后来中国面临“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埋下了伏笔。在对我国提起的反倾销调查中,以欧美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从而在反倾销裁决中,确定我国涉案产品的正常价值主要采用替代国制度,使我国企业在应对反倾销调查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不利影响。

一、看清“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本质

“非市场经济地位”持续困扰中国遭遇反倾销、反补贴，唯有透过现象去了解“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本质，才能有助于中国正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一）经济制度的冲突与合作

“非市场经济地位”实质是经济制度的冲突与合作。即发达国家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形成过程中，促使中国经济建立与发达国家相容的竞争规则，建立新的世界经济制度，并形成协调机制。而中国为了尽快加入世贸组织，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作出的“合作”与妥协。

GATT／WTO的各项规则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只有市场经济国家才能加入。中国加入了WTO，这表明各成员国应该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但西方国家认识到，今后利用关税来限制中国产品的空间越来越小，反倾销成为他们合法的贸易保护措施，而它只有与“非市场经济地位”结合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当然不愿意轻易扔掉“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这个法宝。

按照WTO的规定，对市场经济国家，采用国内销售在正常贸易条件下的独立消费者的支付价格，否则采用结构价格或向第三国出口价格；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正常价值如何确定没有作出规定。许多国家在其国内法规定，以一个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替代国)的产品价格来确定。这种方法从法学逻辑上讲是合理的，但实际操作的程序和方法极具争议，因为替代国的选择没有统一标准。

进口国在具体运作时往往被人为操纵和利用，为了达到裁定倾销的目的，在选择替代国时往往选择经济发展水平比出口国高的国家来替代，这也是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构成贸易壁垒的关键所在。

（二）政治谈判的砝码与对抗

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道路，导致西方对中国经济市场化的不认可。中国在加入WTO谈判过程中，关于“市场经济地位”与“非市场经济地位”之间的权衡与利用，自然成为西方国家谈判的砝码。而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和列入“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也清楚地表明，有关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问题，实际上是由政治操盘的原则问题。

在此问题上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欧盟。欧盟虽然给出了具体关于市场经济下企业运作的标准，但却没有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作明确界定。欧盟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经常变动，但却本着基本的认定态度：原来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转向西方的国家，则承认其为市场经济国家；而对其他经济体制正在或已经转型为市场经济的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则坚持不予认可。对待东欧国家，不但取消强规则，而且弱化弱规则；对待中国，既强化强规则，也强化弱规则！

然而当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全球经济危机复苏过程中，中国所表现的强大力量，令西方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政治谈判中亦向中国抛出橄榄枝。

2009年10月底，在杭州举行的第二十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把探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纳入了议题中，美方承认中国在市场改革方面不断取得的进展，表示将尽快召开工作组会议，讨论该问题。2009年11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举行会谈，贸易保护和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此次“胡奥会”的重点讨论问题之一。奥巴马的此次访华的背景是美国国内失业率达到了10%，加上为了推进医改，奥巴马面临国内一场政治博弈，此次来华必须作出一些政治交换。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则成了中国不失时机的一次谈判话题。最近，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也表明态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不同时期、不同境况下的变化表明，有关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问题，实际上是由政治操盘的问题，是政治对抗的砝码。

二、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影响

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影响，国内学者、专家有不同的声音。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方方面面的影响，各路学者有着广泛讨论，在此不做长篇分析，而归结为四点：其一，它导致我国的出口企业在对外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并成为我国企业败诉的主要原因。由于不把我国视作市场经济国家，常采用第三国替代的方法，在替代国选择方面的主动权，使得中国企业更为被动；其二，我国企业难以胜诉，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某些WTO成员对我国的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申诉，同时打击了我国企业应诉的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第三，非市场经济地位否认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成果和现状，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第四，在法律制度建设和执行方面，挟持和操控了中国的规则，此点更须为我国法律人士和部门重视、研究并积极主动应对。

1993年3月，我国《宪法》修正案第7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那时起，我国国民经济体制进行了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现已建成了比较完善的开放式市场经济体系。

然而，国外大多数国家无视我国法律的修改及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建立的客观事实，在其反倾销法律条款中，依然规定我国的经济性质为非市场经济(或国家控制经济)，具体分为3类做法：(1)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仍固守陈规，继续视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原则上将“替代国”制度适用于我国出口产品；(2)欧盟虽然于1998年7月修改其反倾销法(欧盟905／98号法令)，将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删除，但仍视我国为“有条件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出口企业必须申请并通过很苛刻的审查，才能获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待遇；(3)澳大利亚为首的一些国家虽然从1996年起不再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但仍视中国为“转型市场经济国家”，其做法近似于欧盟，有条件地将“市场经济国家”待遇适用于我国出口企业。

从部分国家的立法来看，无视我国宪法法律的修改与确认，以及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建立的客观事实。在实际执行中，以执行其自身的法律、法规作为裁量依据，并保有相当大的自主灵活性。从而架空了我国有关国际贸易法律法规的严肃与正义，在法律制度上对我国形成了“挟持”。

三、剖析并质疑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法律依据

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反倾销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法律依据，真的那么严密而公正？倘若深入剖析能否发现并质疑其法律依据的不合理之处呢？笔者从其国内法依据和国际法依据两方面进行探究。

（一）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国内法依据

先看美国，按照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71节(18)段以及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相关规定，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是指由商务部确定的那些不按成本和价格结构的市场原则运作，商品在该国的销售不能反映其公平价值的国家。通常情况下，商务部在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时所考虑的因素包括：第一，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可兑换程度；第二，企业与劳工通过自由谈判确定工资率的程度；第三，外国公司举办合营企业或进行其他投资被允许的程度；第四，政府对生产资料所有或控制的程度；第五，政府对资源配置以及对企业价格、产量决定权的控制程度；第六，商务部认为适当的其他因素。

尽管美国有关贸易法上判断非市场经济体制的6项标准中有5项是确定的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只是列出了判断的出发点，并没有规定可执行的具体标准。商务部在具体审查中国的经济运行是否符合上述各项条件时，存在着很大的选择空间，他们所选择判断标准的不同会直接影响这一条款实施的结果。例如，美中商务和贸易委员会（JCCT）的相关工作组在2004年6月审查中国提出的取消非市场经济地位申请时，就把美国劳联一产联提出的中国不允许劳工自由联合作为判断工资由市场确定程度的一个测量因素，而不是实际考察有关劳工法律法规对中国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允许程度。

再看欧盟，1998年，欧盟第905/99号条例第2条第7款涉及中国的有关反倾销法的补充规定中看，生产商只有在满足了下列条件时，方可被认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经营活动：第一，受调查的企业在决定价格、成本和投入，比如原材料、技术和劳动力成本、产出销售和投资实施按照市场供求情况来作出决定，并且在决定过程中不存在任何重要的政府的干预，而且主要的投入成本反映了市场价值；第二，受调查的企业具有清楚的基本会计记录，该记录是根据国际会计标准独立审计的，且使用于所有的目的；第三，受调查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特别是与财产折旧、其他的抵消、货物贸易和债务偿还有关的情况，不受此前实施的非市场经济体制的扭曲；第四，有关的企业适用破产和财产法律，这些法律可以保证企业经营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第五，汇率是按照市场汇率确定的。

另外，加拿大《特别进口措施法》界定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标准是：(1)该国政府垄断或大体上垄断该国的出口贸易；(2)国内价格大体上由该国政府确定，并且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种价格与在竞争性市场中形成的价格有很大的不同。澳大利亚、日本的规定与此相类似，都参照了欧美对待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的反倾销立法及其实践。

（二）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国际法依据

“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国际法依据主要见之于《GATTl947》、《WTO反倾销协议》以及《中国入世议定书》等相关文件中。从历史上看，由于认为“GATT是由市场经济创造，并为之服务的”，

1947年GATT第6条也因此在非市场经济问题方面留下空白。肯尼迪回合与东京回合谈判结束，GATT及其反倾销协议更为明确地提出了非市场经济问题，在GATT东京回合谈判所达成的关于实施GATT第6条的协议《反倾销守则》第2.7条中规定，第2条有关确定倾销方法的规定不能损害GATT1994附件Ⅰ中对GATT第6条第1款的补充规定，也就是说，在反倾销调查涉及的国家对其国际贸易拥有完全的和充分的垄断权力，或所有国内价格由国家确定的情况时，允许进口国在有关反倾销调查中对该国企业实行差别待遇。乌拉圭回合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又就GATT第6条的实施达成了协议，即《WTO反倾销协议》。

《WTO反倾销协议》第2.2条规定：“如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不存在该同类产品的销售，或由于出口国国内市场的特殊市场情况销售量较低，不允许对此类销售进行适当比较，则倾销幅度应通过比较同类产品出口至一适当第三国的可比价格确定，只要该价格具有代表性，或通过比较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合理金额的管理、销售和一般费用及利润确定。”《WTO反倾销协议》相关条款仍然采取不禁止的事实授权做法，因为《GATTl994》第6条和1994年反倾销协议并未划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和指明对其调查的具体方法，WTO各成员方方有权自主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并由反倾销当局在实践中采用特定的调查方法。”①

对中国而言，《中国入世议定书》对非市场经济问题的突破在于，《议定书》第15条关于“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的规定中明确规定了在中国人世后的15年内，其他成员方可以对中国出口产品采用替代国价格来确定倾销的存在和幅度。按照《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的要求，在反倾销问题上，中国除了要遵守《GATT1947》第6条、《WTO反倾销协议》外，还必须遵守《议定书》第15条的特殊规定。即该条第(a)、(c)、(d)项涉及反倾销的规则，这些规则的实质在于中国入世后的15年内WTO其他成员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符合国际法。

从其上依据可以看出，上述规定将处理反倾销调查中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则制定权授予了WTO各个成员。这种各国反倾销法中处理非市场经济国家案件的不合理规则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首先，《WTO反倾销协议》第2.7条导致成员处理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的随意性。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第2.7条的规定，第2条有关确定倾销方法的规定不能损害GATT1994附件I中对GATT第6.1条的第2项解释。这项解释承认在进口来自由政府完全或实质性地垄断贸易并规定国内价格的国家时，为了确定倾销的目的（第6.1条的规定）而确定价格的可比性会存在特别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进口的缔约方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严格地进行该国国内价格的比较可能并不总是适当的”。

这个授权性的制度尽管没有排除各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一般的倾销确定规则的可能性，但是也没有提供成员选择的任何指导原则，因此，在对待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调查的问题上，几乎所有成员都根据本国的利益选择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反倾销调查适用特殊规则。这些特殊规则在许多时候成了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反倾销调查中非市场经济规则的随意性，不能不说是对多边贸易体制原则的一种损害。

其次，《WTO反倾销协议》第2.7条的规定导致了有关国家反倾销法中的歧视性做法。“由于GATT的补充规定，一些GATT的缔约国通过国内立法把具有国家垄断特征的计划经济国家固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种非市场经济规则在50年前是具有其经济合理性的。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前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大多实行了以经济自由化为目标的市场经济改革。而《WTO反倾销协议》的第2.7条没有能够正视这种现实，仍然用50年前对待计划经济体制的方法（把判断一国经济体制情况的权力交给各个成员国）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各个成员国不可避免地根据自己的利益和贸易政策需要设定判断标准，并不认真考虑相关国家经济体制的真实情况，从而导致在处理贸易关系中的歧视性做法。这种歧视性既导致了多边贸易体制内的歧视，也导致了WTO成员国内反倾销法上的歧视。”②

四、非市场经济地位带来的法律启示与法律对策

由于GATT/WTO都未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作出明确界定，这又为欧美等国对待非市场经济问题留足了国内立法的空间。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中国入世议定书》是WTO体系下的国际法律，其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就成了其他WTO成员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国际法依据。概括地讲，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法律依据的历程和实质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

第一，反倾销一直是西方国家常用的一个贸易保护的武器，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决定了在非市场经济问题国际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我国就必须进一步加快依法治国的进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提高国际地位，不仅让反倾销非市场经济问题中的替代国制度无适用的可能，而且要积极参与WTO规则的修改和制定，能够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据理力争，阐述替代国的不合理性和过时性，以期在新的谈判中改造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的替代国制度。

第二，应当充分认识到《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是中国入世谈判过程中作出的重大让步，为了将不利因素降到最低，我们必须深刻认识第15条明确地对中国使用替代国方法的实施条件。这些条件包括：(1)产品要原产于中国；(2)中国产品进入的领域为WTO其他成员方的市场，WTO其他成员如要对中国采用替代国制度时的“受调查的生产者”是指接受进口方反倾销调查的中国生产者，“受调查”是生产者的产品属于调查的同类产品范围，并在接受调查公告之日起，进入反倾销调查程序；(3)中国企业能否享受“市场经济待遇”由企业自身举证，证明的标准包括自身所作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努力和进口成员方法律规定的市场经济的条件，而以后者为主；(4)第15条也明确要求进口成员将中国企业的制造、生产与销售情况与本国的市场经济认定标准“进行严格比较”，以便合理确定中国企业产业的倾销，这实质上为我们抗辩西方国家滥用反倾销替代国制度提供了一个重要依据。

WTO现行体制对这种非市场经济规则毫无控制的状态，导致了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成为一种政治工具，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发生的。一是《WTO反倾销协议》中缺乏统一的市场经济地位认定的标准；二是各国反倾销法中，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则的实施缺乏透明度。这种状况的改变可以通过加强《WTO反倾销协议》的法治化来实现，其法制化对策主要有：

（一）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促进《WTO反倾销协议》第2.7条的改革。

中国政府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可以利用WTO反倾销制度的改革，在多边贸易的规则谈判中提出有关市场经济地位标准的法定规则，或者在WTO反倾销制度中增加有关加强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则适用的透明度的规则要求。从而加强WTO反倾销制度的法治内容，增强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解决的法治化因素。

中国政府可以建议《WTO反倾销协议》确立一个逐步撤销其非市场经济规则条款的方式，在此前提下，为各成员授予其他成员市场经济地位提供一个参考标准或者建立一个集体审议的机制，避免出现一国将其国内的政治压力释放到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上。例如，可以在不改变GATT附件I对GATT第6.1条的补充规定的基础上，在《WTO反倾销协议》的第2.7条中增加“成员方在使用其他方法进行价格比较之前，应当考虑经济体制改革因素的影响”，并适当规定应当考虑的因素的指导性意见。做这种规定的目的就是要考虑经济改革对改变所谓“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影响。

（二）中国可以利用WTO现有的争端解决机制，根据中国加入WTO谈判中所确立的非市场经济规则实施的条件，对WTO成员在反倾销调查中实施非市场经济规则的合法性进行监督。

“WTO成员在对来自中国的进口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应当建立合理和确定的调查方法，同时对其使用的调查方法和推理的过程应当作出完全的说明，并应当予以公布。中国政府可以根据上述条件，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应对特定国家滥用反倾销调查中非市场经济规则裁量权的问题，从而在现有的制度条件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降低非市场经济规则所带来的对中国出口的反倾销调查的随意性。”③

同时，中国在《加入WTO工作组报告》的第151段中也提出了有关调查方法适用的透明度要求，即WTO的成员应当保证它在调查之前已经建立并公布了调查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的价格比较方法。从实践上来看，调查机构在多数情况下会倾向于选择对受调查的国家不利的替代市场，这样的选择会极大地影响中国根据关税减让而获得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寻求多边争端解决机构对这种调查方法的选择的合理性进行审查是必要的，同时，根据GATT和WTO《争端解决机制谅解》的规则，这种针对非违法措施的申诉从理论上看也是可行的。

尽管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并不是中国加入WTO以后所产生的新问题，但是这一问题的性质和影响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作为WTO的成员，中国在与WTO其他成员的贸易关系中，有权享有非歧视的待遇，而目前WTO反倾销制度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中国的歧视。另一方面，由于反倾销调查中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则所产生的问题，导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在世界范围内的滥用，这种状况会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中国加入多边贸易体制所应得的利益，同时不利于中国维持开放贸易政策。对于这种状况，中国政府一方面应当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作为与WTO各个成员之间的特定问题来解决；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地考虑通过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采用创新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贸易体制，并对世界贸易体制的完善做出自己的贡献。

非市场经济范文篇5

[论文摘要]“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是我国在反倾销案中屡屡败诉的重要原因，也成为一些国家针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时最常用的武器。本文从经济学、政治等角度对我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形成原因予以分析，并提出对策。

一、经济学角度的分析

何谓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经济体制，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即使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典范”美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国有企业或国家干预经济的现象。应该看到，各国由于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市场经济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既不能因差异而否定市场经济标准的存在，也不能将这个标准绝对化和简单化。

欧美等“市场经济国家”就是刻意强调“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概念，而不从一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以偏概全。在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时所采用的替代国原则是基于这样一个经济学假设：即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的两个国家，其生产同类产品所花成本也应相近。但是该原则忽略了不同国家生产要素的异质性。例如，20世纪90年代，欧盟对中国的彩电反倾销，就是将新加坡作为替代国计算成本。当时，新加坡劳动力成本高出中国20多倍，中国的产品自然被计算成倾销。

由于我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给世人留下了“非市场经济”的深刻印象。但是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促使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或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而且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基本上具备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要素和条件：

第一，从价格体制看，经过1992年的价格体制改革和1993年以来的一系列措施，我国过去高度集中和国家垄断的价格体制制度已经被打破，以市场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已经初步建立。

第二，从所有制结构上看，我国已经改变了过去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全民、集体和私营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

第三，从政府宏观管理上看，政府已经逐步向企业放权，现在我国已经建立并将逐步完善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已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

第四，随着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吸收外资的成果十分显著。许多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已进入中国的投资市场，美国《财富》杂志上500家大企业中有52家在中国投资。这说明，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开始实现互接互补，中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经接轨。

因此，西方某些“市场经济国家”不顾客观事实，认定我国属非市场经济国家，从而采用不公平的，歧视性的政策，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二、直接原因分析

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问题复杂而敏感，不是单纯经济的问题那么简单，牵涉很多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一）政治原因：

自1991年世界超级大国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失去了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唯一的对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政治格局一直维持着单极化局面。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这一局面不再稳定。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迅速提高。很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在国际社会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再加上中国独立的外交政策、不卑不亢的外交态度和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意识形态引起了美国的注意，认为对其霸主地位造成了威胁，甚至开始恐慌。“中国威胁论”泛起，尤其在中国入世后，美国不能再以每年的“最惠国待遇”审查作为向中国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其国内商界和政界都迫切寻求另一种手段来遏制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正好符合其要求，成为不二之选。“打中国牌”已经成为美国政界惯用的手法，除了经济，中美在不少其他问题上都存在着泛政治化的倾向。不仅美国，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欧盟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态度也掺杂着相当复杂的政治因素。

2001年8月，当欧盟把“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给予俄罗斯时，言外之意世贸组织规则不仅仅是经济规则，很大程度上它还是政治游戏规则。谙熟中俄经济构成的人士都了解，两国之前的经济形态何其相似，且从具体指标上比较，更早起步的中国开放程度远远大于俄罗斯。1998年，欧盟贸易政策调整时，中国和俄罗斯是一起被摘掉纯粹“非市场经济国家”帽子的。另有东欧一些国家，由于支持美欧的军事行动，也获得了认可。作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世贸组织成员的中国，依旧没有被给予这一应得的地位，显失公平。

虽然美、欧两大经济体并不能代表整个世界，但是由于他们在国际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使得整个国际社会的大致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影响。

（二）经济原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对外贸易顺差逐年加大，使得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

华盛顿的美国制造业协会代表在6月3日发言时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为中国提供了不公平的贸易优势，使中国在去年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240亿美元，导致美国的工厂自2001年以来失去了200多万个工作机会。据他们统计，从2000年以来，美国进口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增长了52%。其实众所周知，近几年美国制造业一直不景气，说到底是本国生产成本太高，归咎于人民币汇率或中国低价倾销，纯属是为自己开脱而已。正如于6月29日出席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第37届国际大会的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所说：“目前，美国制造业80%的失业与贸易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无关。”公务员之家

三、积极谋求市场经济地位的应对之策

（一）继续推进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尽早与国际接轨，更好地实现市场化，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推进国内的市场化改革是最终根本解决市场经济地位的核心。

（二）继续通过政府层面的高层谈判，争取其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此项办法是通过他国的确认从而间接实现“市场经济地位”，即使说，如果可以实现各个突破，那么入世协定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就当然失效了。

（三）加强对世贸组织主要成员有关市场经济条件法律法规的研究。透彻研究发达国家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市场经济条件方面的。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另外，也要认真研究进口方主管当局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的价格比较标准和程序性的规定，仔细研究相关案例和裁决是否符合WTO规则，以维护我出口产品在遭受相关的反倾销投诉时的应有权利。

（四）帮助受调查企业积极提出市场经济、替代国价格的抗辩，并使这种帮助组织化、系统化、专业化。当企业被诉反倾销时，一定要实事求是，积极应诉。一方面，当需要证明自己符合市场经济条件的情况。另一方面，当我国企业无法证明自己符合市场经济条件或证明失败时，不得不面对要由替代国价格来确定其产品的正常价值，我应诉企业亦应争取对我方有利的替代国，并对原告提出的进口国倾销机构所选择的替代国表示异议。

参考文献

[1]刘嵩、熊春萍，《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商业研究》2002年第9期

[2]朱颖，《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WTO中的地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非市场经济范文篇6

跟据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的数据，截至2004年2月，我国遭受的外国反倾销已经超过600起，为全球之最。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平均每7起反倾销案中就有1起涉及中国产品，我国一直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截止到2003年6月，美国对华反倾销分别高达97件，在国外对华反倾销中分别居第一位，占国外对华反倾销的18.4%。而在来自美国的反倾销调查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非市场经济”条款问题。

根据美国的反倾销法，我国仍然不属于“市场经济国家”，在计算中国企业产品的正常价值，调查机构拒绝使用我国企业本身的国内销售价格或成本，却采用第三国的“替代价格”来确定我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由于“替代价格”的不合理使用，造成大量不公正裁决，使得中国企业在应诉国外反倾销调查时处境极为不利，不但败诉率高，而且被裁定的倾销税率也让很多企业难以承受。我国产品在反倾销调查中被认定倾销或有较高的倾销幅度，以至于在终裁时被征以高额反倾销税或者是价格承诺。

1“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由来

虽然1948年的GATT框架是基于市场经济原则建立起来的，但是在GATT/WTO中没有专门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GATT仅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下了比较模糊的定义，即在GATT附件九中对GATT第6条第1款第2项作了一个注释和补充说明:“应当承认,对全部或大体上全部由国家垄断贸易并由国家规定国内价格的国家进口的货物,在为第1款的目的决定可比价格时,可能存在特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进口缔约国可能会发现若严格的与该国的国内价格作比较,可能常有不合宜之处。”该条款原则上确认“全部或大体上全部由国家垄断贸易并由国家规定国内价格的国家”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也承认“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内价格不能作为与其出口价格相比较的基础。

由于GATT/WTO并没有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做出明确规定，也没有规定究竟应如何判断“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更没有规定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是否可以采取替代国做法以及应该如何选择替代国等问题，导致了在反倾销的实践中，很多反倾销成员方依据GATT/WTO中的这一模糊规定，各自自行制定标准来确认哪些国家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判断来自这些“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时，不以该“非市场经济”国家国内价格为准，而是以同类产品的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国内价格为依据，即采用了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来代替“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

2我国入世法律文件中关于“非市场经济”问题的规定

中国入世法律文件第一次以多边形式就外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做了规定，关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身份的法律依据主要为《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双边协议》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及《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等文件。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的规定：（a）在根据GATT1994年第6条和“反倾销协定”确定价格可比性时，该WTO进口成员应依据下列规则，使用被调查产业的中国价格或成本，或者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方法：（1）如受调查的生产者能够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或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WTO进口成员在确定价格可比性时，应使用受调查产业的中国价格或成本；（2）如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够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或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WTO进口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d）一旦中国根据该WTO进口成员的国内法证实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则（a）项的规定即应终止，但截止加入之日，该WTO进口成员的国内法中须包括有关市场经济标准，但无论如何，（a）项（2）目的规定在加入之日后15年终止。此外，如中国根据该WTO进口成员的国内法证实某一特定产业或部门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a）项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不得再对该产业或部门适用。

由于在GATT/WTO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都没有对市场经济的具体标准做出规定，因而给各成员很大发挥的空间，使得各成员方可以完全自由的对市场经济标准做出规定，导致各国在对市场经济标准的立法上规定的差异性。从我国入世后的经历表明,有些WTO的成员方在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不严格遵守该条规定,经常从自身利益出发随意使用替代国方法。

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也在积极行动，从国家、行业和企业三个层面谋求“市场经济地位”。在国家市场经济地位方面，2004年4月14日，新西兰率先宣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5月15日，新加坡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成为东盟中首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5月29日，中国和马来西亚在京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马来西亚联合公报》，马方表示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行业市场经济地位方面，加拿大承认中国所有行业为市场导向行业，澳大利亚承认我国的水泥行业为市场经济行业。在企业市场经济地位方面，共有28家中国企业分别在欧盟1999年至2003年立案的案件中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企业在印度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案件已有6起。在韩国和泰国对我国产品提出的反倾销调查中，我国的企业也陆续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待遇。

3美国对华反倾销中“非市场经济”国家身份的界定

美国国内法以“市场导向”排除“非市场经济方法”的适用，即：如果中国某个产业中的所有企业能够证明他们的活动是遵照市场原则进行的，则可以适用“市场导向型产业”的例外情况，具体的标准有三条：在价格和生产量的决策过程中，不存在政府事实上的干涉；该产业中的企业以私有制或私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合伙制、股份制）为特征；所有重要的生产投入，包括物资的和非物资的，以及所有其价值在产品成本价值中占有重要比重的生产投入，为其支付的购买价格必须是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如果整个产业中所有企业都符合这三项条件，美国商务部将认定产业属于“市场导向型产业”，进而使用标准方法计算倾销幅度。

2003年11月24日,美国商务部初裁中国长虹、夏华、TCL、康佳出口美国的彩电构成倾销。裁定倾销的方法就是用某个彩电劳动生产率低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作为替代国,中国彩电的出口价格低于该替代国的国内价格,就构成了倾销。实际事实是,中国彩电在我国早已是开放的行业,价格完全市场化。但美国商务部在反倾销实施中使用替代国方法,事实上是不公平的做法。

4应对美国对华反倾销中“非市场经济”条款的建议

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尽早完成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在宏观上，政府要稳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逐渐理顺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关系；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国内企业在商品价格、成本、投入（包括原材料、技术、生产资料等要素）、劳工的成本、产出、销售和投资等方面，要按照市场经济条件运作，进一步改革企业的运作机制。政府和企业应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国内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上、民族企业良好发展环境的培育上以及企业有效技术创新机制的确立上，逐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尽早完成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这些措施是减少国外对我国产品进行的反倾销诉讼的根本方法，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政府要发挥关键作用，制止美国滥用“非市场经济”条款的对华反倾销行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无论倾销还是反倾销都是企业的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因而企业在遭遇国外反倾销中应发挥主导作用。但是，由于一些起源于美国对我国“非市场经济”国家认定的反倾销，已经演变成一种新的对华保护主义，因此我国在应对美国对华反倾销时不能只采用一般的企业积极应诉的做法，而应该将其看作是政府的职责。即为了制止美国滥用“非市场经济”条款对华反倾销的行为，我国政府应开展全方位的外交谈判，不仅在与美国双边贸易谈判中，积极争取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促使其在反倾销价格的认定中采取国内价格而不是替代国的价格，而且要在WTO多边贸易谈判（特别是针对WTO反倾销规则改革的谈判）中，将反倾销调查中“非市场经济”问题纳入多边谈判的范围之内，在提出我国的主张的基础上，联合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推动对现行反倾销制度的改革，反对美国滥用反倾销行为。

研究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规避因“非市场经济”条款而引发的反倾销风险。由于国情等的不同，我国与美国在对市场经济的理解、要求和界定上肯定存在差异。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d）款：“一旦中国根据该WTO进口成员的国内法证实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则（a）项的规定即应终止”。据此，中国需要与美国加强沟通，让他们了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通过谈判达到市场经济条件的共识，削弱美国对我国企业采取替代国价格的基础，减少反倾销增多的风险。可喜的是，目前我国政府通过谈判，在国家、行业和企业三大层面已经获得了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国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认可。此外，政府要加强对美国有关市场经济法规的研究，确定其合理和不合理的成分，找出中国企业存在的差距和改革的方向。

我国可以化整为零，以产业为突破口来解决“市场经济”待遇问题。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a）款和美国“市场导向型产业”三大标准的规定，在我国作为一个整体获得“市场经济”待遇尚不成熟的条件下，我国可以一个产业一个产业的解决“市场经济”待遇问题。通过对已经发生的对华反倾销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和研究，根据贸易额的大小、产业的出口潜力、相关企业的素质等因素，选择有份量的、市场经济条件明显占优势的产业，要求美国在没有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情况下，审查该产业的“市场经济”条件，优先解决这些产业的“市场经济”待遇。同时在企业应诉美国的反倾销调查时，我国的行业协会要向调查机关提供我国该产业部门市场化运作的相关证据。

积极利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用法律手段应对美国反倾销。一方面，对于美国对华出口产品在反倾销终裁中征收高额反倾销税或价格承诺，我方可以将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或价格承诺提交DSB(贸易争端解决机构)，指控美国对我进行的反倾销调查。关于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控诉别国对本国出口产品进行不合理的反倾销调查成功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如：美国投诉墨西哥对美国出口的玉米糖浆的反倾销调查案，印度投诉欧盟对非漂白布反倾销调查案。另一方面，对于美国反倾销法中不合理的规定向DSB投诉，以彻底改变中国在反倾销问题上的不利地位。深入的研究WTO《反倾销协议》、《1994GATT》以及相关的协议，将其与美国的反倾销法律进行比较，如发现美国法律与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法律条文不符的地方，中国应积极的向DSB进行申诉，要求美国修改其歧视性、不合理、不公平的有关规定。

参考文献：

1.杨荣珍.挑战“非市场经济地位”任重道远.WTO经济导刊，2004

2.江小娟，杨圣明，冯雷.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III.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赵世民.反倾销中的“替代国”与“市场经济”标准.对外经贸实务，2004

4.傅京辉.出口产品屡屡被诉反倾销关键在改变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WTO经济导刊，2004

非市场经济范文篇7

关键词:反倾销替代国市场经济地位

随着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不断提高。在中国加入了WTO以后,中国的外贸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商务部2005年的报告表明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了35.7%。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从2003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全年出口5934亿美元,增长35.4%。

但同时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也继续升温。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不仅增长速度加快,而且发达国家对华启动贸易摩擦的手段也多种多样,但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问题。

自1979年8月,发达国家频繁对华启动反倾销措施,到2004年6月底,世界各国对华反倾销案累计高达584起,直接影响国内500亿美元的出口。对华反倾销所涉及的商品类别也不断扩展,涉及产品约有4000多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到目前为止,超过1亿美元的大案共约20起。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连续9年成为世界头号反倾销目标国。

反倾销制度的合法性与滥用

倾销与反倾销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目前国际上认同的倾销,(总协定第六条)是指在正常的国际贸易中,某一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到另一国家或地区,从而给进口国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基于倾销能够对进口国造成损害这一事实,WTO《反倾销协议》允许一国采取征收不超过倾销幅度的反倾销税的措施来进行救济。所以反倾销是作为WTO允许的国际上保护公平竞争的手段存在的,在维护国内产业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但近年来由于关税的下降和非关税壁垒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反倾销措施越来越成为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手段,即以反倾销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以GATT第6条的反倾销规定为例,这一条款有“天生不足”之缺陷,其主要表现为:条款的表述过于笼统,从而未能明确“合理”采用反倾销措施和“滥用”反倾销措施的差别;根据GATT“祖父条款”的规定,各缔约方对反倾销所承担的义务,仅在与各自现行的法律不抵触的范围内执行。这就大大削弱了GATT反倾销法的效力。

多哈回合上,反倾销被列为一个谈判议题,深受反倾销之害的一些国家坚决主张对反倾销协议的相关条款作以修改和调整,而另一些惯常使用反倾销措施的国家却强烈反对对现行的反倾销协议作任何实质性的变动。反倾销协议最后的走向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矛盾双方的实力对比将最终决定反倾销协议的修改与否与如何改动。

由于目前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许多技术性问题,导致滥用反倾销的现象经常发生。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外贸的迅速发展和贸易地位的提高,加之由于中国过去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国外对中国实施反倾销时利用制度上的特殊便利,加大了反倾销的针对性,使中国不仅成为他国实行反倾销的主要对象国,而且成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反倾销成为中国外经贸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反倾销中市场经济地位的确定

根据WTO的《反倾销协议》,一国能否对另一国产品实行反倾销的关键,一是对价格的认定,二是对是否造成对国内产业损害的认定,并且两者需要存在因果关系。在价格认定中,虽然中国强调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从众多的中国遭遇的反倾销案件来看,导致国外对中国频繁发动反倾销的最关键因素是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对于是否属于“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在申请加入WTO的过程中一直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自己明确的指出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1994年《反倾销协议》中没有明确规定“非市场经济”问题,导致欧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对中国“市场经济”的认定上制定了新的自己的标准。如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法》规定是否属于非市场经济,商务部要考虑: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兑换程序;政府与工人在工资上自由谈判的程度;政府对生产资料、资源配置和所有制的控制程度;外国公司举办合营企业或其他投资的允许程度等。

欧盟在1998年4月针对中国、俄罗斯市场经济问题出台的反倾销法修正案,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中排除,虽然在法律上承认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上欧盟仍然认为中国、俄罗斯两国还处在一个市场机制转型的过渡时期,在实质上并未立即、自动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待遇,而是采取了个案和逐一判别的方式进行市场经济待遇的认定。即以个案审查方式确定某个生产商是否具有市场经济待遇,其实质依然是对中国出口企业的歧视。

国际上对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分歧,导致中国在加入WTO议定书中确立了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并在入世15年后取消的承诺。这一承诺不仅使中国面临的反倾销风险增多,影响中国企业的长期出口,而且成为制约国有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

由于WTO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组织,其运作遵循着市场经济规则,因此,一种产品的“正常价值”当然是以市场经济国家形成的产品价格来衡量。欧美国家理论界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一切活动都是由政府安排和操纵的,因此不应当也不可能将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反倾销法规定同等条件的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于是在WTO《反倾销协定》第2条7款规定,该条的其他规定均不影响关贸总协定第6条1款的注解。该注解是:“对来自贸易完全或实质上完全垄断、且国家确定所有国内价格的国家的进口产品,为确定倾销与否而进行的价格比较存在特别的困难,为此,进口国可认为,与这种国家的国内价格比较并非合适。”

长期以来,欧美国家一直以总协定中的这个注解,作为它们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特殊反倾销法律的多边依据。许多国家的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由此应运而生。美国率先于肯尼迪回合后,发明创造了寻找替代国来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正常价格的方法,从而开始扭曲倾销本义,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歧视的反倾销法律。欧盟于1979年采纳此方法。不难看出,欧美事实上是自己解释发挥了总协定第6条的注解,为自己国内法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视性反倾销政策找根据。但是迄今为止,总协定和WTO从未适用过该注解,也从未曾有机会讨论过欧美国家所发明创造的这种替代国的方法。但是这种替代国制度却是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中国应对国外反倾销诉讼的结果。

反倾销中的替代国制度

因为依照这种条款,欧美国家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只要用来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是合适与合理的”,就可用某一市场经济国家相似产品的价格作为标准。

换言之,一旦一国认定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货物存在倾销可能,并且立案调查时,反倾销案发起国就可以以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为理由,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替代国)的成本等数据,计算所谓正常价值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施以对应的增税措施。这就是所谓的第三国参照。其理论依据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源由政府控制,企业多属于政府或受政府干预,其产品的价格是扭曲的,不能反映真实价值。当这些产品流入市场经济国家,即构成对后者相关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但是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由于目前大多数国家对中国采取反倾销调查就是由于受到国内企业的压力,为了实现贸易保护,而WTO又没有对所采用的替代国标准进行严格的规定,仅是指出“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这就给替代国的选择带来极大的随意性,这些国家就通过选择替代国把中国产品定性为倾销产品,而且以此确定较高的倾销的幅度。于是,出现了对中国彩电反倾销案欧盟将新加坡确定为替代国,美国将印度作为替代国。

另外有一种情况是选择替代国时还往往受制于被选国企业合作与否。如在2001年欧盟对中国节能灯案的反倾销调查中,几经周折,欧盟同意选定印尼或韩国为替代国。但是印尼和韩国的企业却不合作。因此,欧盟最终将毫无可比性的墨西哥当作本案替代国,导致对中方不利的结果。

所以,只要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该国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该国产品的正常价值,那么,在反倾销案中,都会使该国出口产品本来没有倾销而被裁定为“倾销”,本来倾销幅度轻微而被裁定为高度倾销,从而给该国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这就是一些发达国家频繁打着“非市场经济国家”大旗,把反倾销变成进行贸易保护或歧视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原因所在。

WTO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组织。按理说,中国既然已经加入了WTO,理应是个市场经济国家。事实上,无论从GATT关于非市场经济的定义还是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来看,中国应该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了。

可以说,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已成为我国在应诉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中大量败诉的一个重要原因,让中国企业屡次蒙冤受屈以致于被动挨打;而且严重的是,它阻碍了中国企业更深更广地参与和融入世界贸易和国际经济中去。这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来说,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要求反倾销国从实际出发对待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我们并不是以此来追求反倾销中的优惠地位,只是要求贸易伙伴能够公平地对待中国;只希望为了公平贸易而实施的反倾销措施,不要成为扩大不公平贸易的手段。

事实上,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关于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已经有了突破:2004年4月14日,中国和新西兰同时宣布,新西兰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意味着中国在获得梦寐以求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首次取得突破。新西兰也成为第一个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截止2005年8月已有包括新西兰、俄罗斯、澳大利亚在内的约50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部分国家也承诺不对中国适用非市场经济条款,中国还与美、欧盟就解决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设立了对话机制。并进行了几次较为深入的沟通。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在有关各方的努力下,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最终能够得到较为彻底地解决。

参考文献:

1.白光.WTO壁垒漏洞与争端案例.中国物质出版社,2002

2.唐宇.中国面临贸易摩擦之根源探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

3.冯军.论国际对华反倾销投诉的现状及其法律对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非市场经济范文篇8

能否取得欧盟和美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认同问题，已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文将着重分析影响欧美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具体因素以及对欧美反倾销法中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相关规定提出质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如何争取市场经济地位以及在现阶段如何来应对欧美反倾销。

我国市场经济地位影响因素分析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一个与经济相关的问题，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问题已不可能脱离政治因素而独立存在。同样，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能否获得，不能简单的仅从经济层面来考虑，而要考虑政治因素对其具有的更为深远的影响。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已成为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地位获得的两大直接因素。

（一）政治因素

当今世界中，经济因素已成为国际交往的最主要内容，但世界经济仍不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困扰。在世界各国频繁的经济往来中，为实现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各国往往利用政治权力来积极干预与他国之间的贸易活动。因此，对本国经济利益的维护和扩展已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主要内容。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一场政治较量。

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中国一贯推行的有别于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独立的外交政策，使得美国的商界和政界在我国“入世”、“最惠国待遇”这些可以对中国加以限制的手段相继失去作用以后，一致寻找新的更有力的手段来遏制我国的发展，而“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正中其怀。

市场经济地位的赋予，绝不仅仅是对经济体制的认同，还带有相当的政治色彩。欧美等西方国家在确定一国是否属于市场经济国家时，政治因素、国家利益都会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美国2002年给予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2003年给予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市场经济地位，与美国在反恐行动和伊拉克战争方面对这些国家的需要密不可分。欧盟2002年给予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也是出于政治需要，欧洲大陆在能源上还要依赖俄罗斯，而且俄罗斯产品对欧盟市场的冲击也不大。

另一方面，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与我国有众多贸易利益关系的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明显感觉到我国迫切需要解决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他们已经开始利用它来牵制我国，牟取最大政治经济利益。今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我国要求市场经济地位的呼声会越来越高，行动也会越来越多，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要价也可能会不断提高，范围也会不断扩大，从而我们受到的牵制也将越来越多，付出的政治经济代价也会更加高昂。目前，欧盟和美国拒绝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理由，已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国家干预、法治、汇率、劳工标准等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了倾销和反倾销的范畴。对此，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清醒和警惕。

（二）经济因素

近年来，国际贸易竞争日益激烈，各国的国内产业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与威胁，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也顺势开始抬头，反倾销因此被各国频繁利用，来保护本国的工业发展。

尽管欧美国家对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也有反倾销，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实行反倾销则更为容易。因为对一个在市场经济下经营或者对一个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的企业提起反倾销诉讼，诉讼国必须自己拿出有力证据来指控他的倾销行为。而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可以不用拿出证据，只要指其价格不正常，援引第三国价格做一比较，而无须提出更多的证据便可轻而易举地指控倾销成立。因此，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实行替代国制度实质上就是欧美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操作简便、成效显著的工具。

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以及在我国已加入WTO的情况下，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我国的限制作用已逐渐减少，对我国实行非市场经济国家待遇这一非平等的甚至是歧视性的待遇，使得反倾销成为发达国家有效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的同时，直接导致了我国反倾销案件的增多。

如表1所示，我国已连续十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各国对我国的反倾销立案总数在WTO立案总数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如图1所示，我国现已成为以欧、美为首的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反倾销的主要对象，成为世界上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和首选指控对象。

欧美国家只要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可以以此为条件，随意挥动反倾销的贸易制裁大棒，征收高额关税，制造另外意义上的贸易壁垒和不公平竞争。

对非市场经济地位相关规定的质疑

非市场经济广泛存在于各国的反倾销条例中，尽管各国反倾销法中都有针对于它的具体条款，但是无论是在对它的判定标准上还是在对它的具体反倾销适用标准上，国际上都没有一个具体统一的规定。从而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争取市场经济地位以及更好的应对反倾销带来了很大障碍，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一种不公平待遇。

（一）对非市场经济认定标准的质疑

对非市场经济地位认定的随意性——由谁认定、以什么标准认定，既没有规则可寻，也没有透明性可言。即使在关贸总协定GATT和WTO的相关规则中也并没有专门针对非市场经济的条款，既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的定义，也没有规定统一的判定标准。

（二）对替代国选择标准的质疑

1.替代国选择标准的随意性。在一个反倾销案件中，视为符合替代条件的国家往往不止一个，至于选择哪一个国家为替代国，是由主理机关确定的。主理机关在确定替代国问题上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其结果的不确定性很大。实践证明，同一案件中对符合替代国条件国家的不同选择，对案件的结果即是否构成倾销、倾销幅度的大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如在1976年波兰高尔夫草地车倾销案中，美国商务部先选定加拿大为替代国，认定倾销成立，后因加拿大生产商停止生产而改由西班牙作为替代国，又认为倾销不成立，即是典型的一例。

另外，在同样一种贸易争端中，不同国家也会选择不同的参照国。譬如，1998年欧盟对我国彩电的反倾销是以新加坡为参照标准，2004年美国对我国彩电的反倾销则是以印度为参照标准，这种做法不利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化。

2.忽视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以及比较优势的存在。替代国制度是建立在一个经济学的假设之上的，即如果受调查产品出口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与替代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那么其生产同类产品的成本也必然是相近的。这一假设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不同国家间的生产要素是完全相同的。

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世界上并不存在两个经济发展水平完全相近的国家，即使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也不意味着同类产品生产成本近似。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异质性，国际贸易才得以存在和发展。而不同国家间生产要素的异质性也会造成各国不同的比较优势的存在，这种比较优势也是影响成本的重要因素。但是替代国制度却否认了这一事实，忽视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比较成本优势，结果往往是高估了产品出口国的生产成本。

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存在，为某些国家以替代国政策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预留了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也使得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努力时刻面临不公正的反倾销调查的威胁。

我国的应对策略

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了重要进展，应该积极地加强对外交流与宣传，主动地与有关国家就反倾销问题进行谈判，争取相互达成友好协议，并努力尽快使有关发达国家充分认识和承认我国已是市场经济国家，争取尽快使我国应诉企业摆脱由于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因素而遭致的歧视性待遇。在必要的时候，我国政府也应当出面与反倾销有关当局进行交涉，努力为我国企业争取公正裁决。

（一）加强对外交流与宣传

市场经济的审查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歧视性和任意性，对此，被调查者在应诉中的抗辩是力不从心的。俄罗斯取得美国市场经济的认定，俄官员认为是其双方长期谈判的结果。因此，我国政府应该通过外交手段与西方国家的高层磋商,促使他们尽早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我国政府在坚持不懈地与欧美等西方国家就非市场经济及替代国问题进行双边谈判的同时，还必须向国际社会大力宣传我国基本完成市场经济转轨的事实，使国际市场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有客观、真实的认识。另外，如确有国家利益需要时还要理直气壮地拿出必要姿态，迫使外国政府从经济、政治、外交等因素考虑做出让步，通过各个击破的方式，摘掉非市场经济帽子，解决替代国问题。

（二）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我国已是世贸组织成员，应该充分利用世贸组织所提供的法律救济手段，就欧美等西方国家替代国制度中的不合理与不公正之处，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进行有理有力的抗辩。根据GATT附件九第6条第1款第2项规定，“只有全部或大体上全部由国家垄断贸易并由国家规定国内价格的国家”，才属非市场经济国家。然而，事实上中国的对外贸易并未受政府垄断，一般商品的国内价格业已放开，从这一点来说，对我国适用替代国制度是有违GATT附件九第6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的。我国政府适当时可就此提出异议，请求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主持公道”。

（三）主动寻找对己有利的替代国

非市场经济范文篇9

关键词:反倾销替代国市场经济地位

随着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不断提高。在中国加入了WTO以后,中国的外贸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商务部2005年的报告表明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了35.7%。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从2003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全年出口5934亿美元,增长35.4%。

但同时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也继续升温。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不仅增长速度加快,而且发达国家对华启动贸易摩擦的手段也多种多样,但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问题。

自1979年8月,发达国家频繁对华启动反倾销措施,到2004年6月底,世界各国对华反倾销案累计高达584起,直接影响国内500亿美元的出口。对华反倾销所涉及的商品类别也不断扩展,涉及产品约有4000多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到目前为止,超过1亿美元的大案共约20起。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连续9年成为世界头号反倾销目标国。

反倾销制度的合法性与滥用

倾销与反倾销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目前国际上认同的倾销,(总协定第六条)是指在正常的国际贸易中,某一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到另一国家或地区,从而给进口国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基于倾销能够对进口国造成损害这一事实,WTO《反倾销协议》允许一国采取征收不超过倾销幅度的反倾销税的措施来进行救济。所以反倾销是作为WTO允许的国际上保护公平竞争的手段存在的,在维护国内产业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但近年来由于关税的下降和非关税壁垒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反倾销措施越来越成为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手段,即以反倾销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以GATT第6条的反倾销规定为例,这一条款有“天生不足”之缺陷,其主要表现为:条款的表述过于笼统,从而未能明确“合理”采用反倾销措施和“滥用”反倾销措施的差别;根据GATT“祖父条款”的规定,各缔约方对反倾销所承担的义务,仅在与各自现行的法律不抵触的范围内执行。这就大大削弱了GATT反倾销法的效力。

多哈回合上,反倾销被列为一个谈判议题,深受反倾销之害的一些国家坚决主张对反倾销协议的相关条款作以修改和调整,而另一些惯常使用反倾销措施的国家却强烈反对对现行的反倾销协议作任何实质性的变动。反倾销协议最后的走向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矛盾双方的实力对比将最终决定反倾销协议的修改与否与如何改动。

由于目前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许多技术性问题,导致滥用反倾销的现象经常发生。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外贸的迅速发展和贸易地位的提高,加之由于中国过去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国外对中国实施反倾销时利用制度上的特殊便利,加大了反倾销的针对性,使中国不仅成为他国实行反倾销的主要对象国,而且成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反倾销成为中国外经贸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反倾销中市场经济地位的确定

根据WTO的《反倾销协议》,一国能否对另一国产品实行反倾销的关键,一是对价格的认定,二是对是否造成对国内产业损害的认定,并且两者需要存在因果关系。在价格认定中,虽然中国强调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从众多的中国遭遇的反倾销案件来看,导致国外对中国频繁发动反倾销的最关键因素是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对于是否属于“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在申请加入WTO的过程中一直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自己明确的指出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1994年《反倾销协议》中没有明确规定“非市场经济”问题,导致欧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对中国“市场经济”的认定上制定了新的自己的标准。如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法》规定是否属于非市场经济,商务部要考虑: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兑换程序;政府与工人在工资上自由谈判的程度;政府对生产资料、资源配置和所有制的控制程度;外国公司举办合营企业或其他投资的允许程度等。

欧盟在1998年4月针对中国、俄罗斯市场经济问题出台的反倾销法修正案,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中排除,虽然在法律上承认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上欧盟仍然认为中国、俄罗斯两国还处在一个市场机制转型的过渡时期,在实质上并未立即、自动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待遇,而是采取了个案和逐一判别的方式进行市场经济待遇的认定。即以个案审查方式确定某个生产商是否具有市场经济待遇,其实质依然是对中国出口企业的歧视。

国际上对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分歧,导致中国在加入WTO议定书中确立了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并在入世15年后取消的承诺。这一承诺不仅使中国面临的反倾销风险增多,影响中国企业的长期出口,而且成为制约国有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

由于WTO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组织,其运作遵循着市场经济规则,因此,一种产品的“正常价值”当然是以市场经济国家形成的产品价格来衡量。欧美国家理论界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一切活动都是由政府安排和操纵的,因此不应当也不可能将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反倾销法规定同等条件的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产品。于是在WTO《反倾销协定》第2条7款规定,该条的其他规定均不影响关贸总协定第6条1款的注解。该注解是:“对来自贸易完全或实质上完全垄断、且国家确定所有国内价格的国家的进口产品,为确定倾销与否而进行的价格比较存在特别的困难,为此,进口国可认为,与这种国家的国内价格比较并非合适。”

长期以来,欧美国家一直以总协定中的这个注解,作为它们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特殊反倾销法律的多边依据。许多国家的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由此应运而生。美国率先于肯尼迪回合后,发明创造了寻找替代国来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正常价格的方法,从而开始扭曲倾销本义,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歧视的反倾销法律。欧盟于1979年采纳此方法。不难看出,欧美事实上是自己解释发挥了总协定第6条的注解,为自己国内法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视性反倾销政策找根据。但是迄今为止,总协定和WTO从未适用过该注解,也从未曾有机会讨论过欧美国家所发明创造的这种替代国的方法。但是这种替代国制度却是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中国应对国外反倾销诉讼的结果。

反倾销中的替代国制度

因为依照这种条款,欧美国家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只要用来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是合适与合理的”,就可用某一市场经济国家相似产品的价格作为标准。

换言之,一旦一国认定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货物存在倾销可能,并且立案调查时,反倾销案发起国就可以以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为理由,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替代国)的成本等数据,计算所谓正常价值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施以对应的增税措施。这就是所谓的第三国参照。其理论依据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源由政府控制,企业多属于政府或受政府干预,其产品的价格是扭曲的,不能反映真实价值。当这些产品流入市场经济国家,即构成对后者相关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但是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由于目前大多数国家对中国采取反倾销调查就是由于受到国内企业的压力,为了实现贸易保护,而WTO又没有对所采用的替代国标准进行严格的规定,仅是指出“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这就给替代国的选择带来极大的随意性,这些国家就通过选择替代国把中国产品定性为倾销产品,而且以此确定较高的倾销的幅度。于是,出现了对中国彩电反倾销案欧盟将新加坡确定为替代国,美国将印度作为替代国。

另外有一种情况是选择替代国时还往往受制于被选国企业合作与否。如在2001年欧盟对中国节能灯案的反倾销调查中,几经周折,欧盟同意选定印尼或韩国为替代国。但是印尼和韩国的企业却不合作。因此,欧盟最终将毫无可比性的墨西哥当作本案替代国,导致对中方不利的结果。

所以,只要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该国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该国产品的正常价值,那么,在反倾销案中,都会使该国出口产品本来没有倾销而被裁定为“倾销”,本来倾销幅度轻微而被裁定为高度倾销,从而给该国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这就是一些发达国家频繁打着“非市场经济国家”大旗,把反倾销变成进行贸易保护或歧视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原因所在。

WTO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组织。按理说,中国既然已经加入了WTO,理应是个市场经济国家。事实上,无论从GATT关于非市场经济的定义还是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来看,中国应该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了。

可以说,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已成为我国在应诉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中大量败诉的一个重要原因,让中国企业屡次蒙冤受屈以致于被动挨打;而且严重的是,它阻碍了中国企业更深更广地参与和融入世界贸易和国际经济中去。这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来说,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要求反倾销国从实际出发对待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我们并不是以此来追求反倾销中的优惠地位,只是要求贸易伙伴能够公平地对待中国;只希望为了公平贸易而实施的反倾销措施,不要成为扩大不公平贸易的手段。

事实上,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关于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已经有了突破:2004年4月14日,中国和新西兰同时宣布,新西兰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意味着中国在获得梦寐以求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首次取得突破。新西兰也成为第一个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截止2005年8月已有包括新西兰、俄罗斯、澳大利亚在内的约50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部分国家也承诺不对中国适用非市场经济条款,中国还与美、欧盟就解决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设立了对话机制。并进行了几次较为深入的沟通。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在有关各方的努力下,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最终能够得到较为彻底地解决。

参考文献:

1.白光.WTO壁垒漏洞与争端案例.中国物质出版社,2002

2.唐宇.中国面临贸易摩擦之根源探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

3.冯军.论国际对华反倾销投诉的现状及其法律对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非市场经济范文篇10

一、替代国制度——入世后的中国仍需面对的规则

在艰难的入世谈判中，中国作出了一个现实的选择——同意其他缔约国在中国加入WTO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对中国受控倾销产品适用替代国制度。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特别对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作出了规定：GATF1994第6条、《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反倾销协定》）以及《SCM协定》应适用于涉及原产于中国的进口产品进入WTO成员的程序，并符合下列规定：

“(a)根据GATT1994第6条和《反倾销协定》确定价格可比性时，该WTO进口成员应依据下列规则，使用接受调查产业的中国价格或成本，或者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i)如受调查的生产者能够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在确定价格可比性时，应使用受调查产业的中国价格或成本；(ii)如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

“(d)一旦中国根据该WTO进口成员的国内法证实其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则(a)项的规定即应终止，但截至加入之日，该WTO进口成员的国内法中须包括有关市场经济标准。此外，如中国根据该WTO进口成员的国内法证实一特定产业或部门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a)项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不得再对该部门或产业适用。”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a)款和(d)款规定了“非市场经济推定原则”，即WTO进口成员在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首先推定受调查的生产者生产的同类产品不具备市场经济条件，除非受调查的生产者或中国政府能够明确作出相反的证明。如果受调查的生产者或中国政府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WTO进口成员可以不用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作为确定正常价值或倾销幅度的可比价格。议定书在此并未规定不用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作为确定正常价值或倾销幅度的可比价格时以何种方法确定可比价格，但可想而知，不用出口国——中国的国内价格作为可比性价格，则只能以其他国家的国内价格或成本作为可比价格，这正是各WTO进口成员的“替代国”制度。

二、替代国制度的国际法依据

替代国制度之所以能在国际反倾销诉讼中频繁地应用，并不是毫无根据的。GATT及WTO的有关规定是替代国制度的国际法依据。

关贸总协定第6条要求用来确定正常价值的出口国国内市场价格和其向第三国出口价格必须是正常贸易过程中发生的，而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上述价格以及生产受诉倾销产品的各生产要素的价格都不是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发生的，因而这类国家的价格和成本资料是不可靠的，不能被用来计算受诉产品的正常价值。在GATT附录9中对该协定第6条第1款的解释指出：应当承认，遇有从一个其贸易全由或大体上由国家垄断，并由国家固定国内价格的国家进口货物，在为第1款目的确定可比价格时，会有特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进口缔约方会觉得必须考虑这种可能性，即严格与该国国内价格作比较，常常并不合适。按此规定，GATT把“全部或大体上全部由国家垄断贸易并由国家规定国内价格的国家”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此规定虽然含糊其辞，但原则上也确认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内价格不能作为与其出口价格相比较的基础。但究竟如何比较以确定是否存在倾销，GATT并没有明确回答。但言外之意，是允许进口缔约国采用其它方法来确定正常价值的。[2]WTO反倾销守则在第2条第7款重申：“本条不损害GATT1994附件1中对第6条第1款的第2项补充规定，但在1979年东京回合所达成的《反补贴守则》第15条专门就国家控制贸易国家出口产品的倾销和补贴问题作了规定。该条第2款规定，在受诉产品的出口国为国家控制贸易国家的情况下，为计算倾销幅度的目的，可以将进口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的实际销售价格或构成价值来与出口价格进行比较；第3条款规定，如果根据第二款不能得出一个充分的可比价格，还可采用经过合理调整的进口国国内市场价格来与出口价格进行比较。

尽管WTO体系承认了替代国制度的法律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替代国制度就是一项完全合理的制度。各国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此进行了批判，如认为替代国制度违背了法律的可预见原则；各国价格水平的简单类比会导致极大的不合理和不公平以及替代国选择的随意性等。无论是对反倾销起诉国还是被诉国来说，替代国制度并非一种理想的制度。然而，作为一种制度设计，替代国制度在理论上有其合理性，在实践中已为世界上多数国家所承认并施行。因此，对替代国制度不能一味简单地、情绪化地批判，在当前阶段，加强对替代国制度的研究，使我国在入世后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国外的反倾销指控，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三、替代国制度在各国的法律依据

在WTO法律体系中，替代国制度的法律地位得到确立。以此为依据，世界各国纷纷在其国内法中将此项制度加以明确规定。替代国制度主要涉及非市场经济的界定、替代国的选择标准、替代国价格的确定方法和计算方法等问题，各国的规定在形式和内容上各有特色。下面主要介绍美国和欧盟的替代国制度。

在美国，首次引入“非市场经济”概念的是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该法明文规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是指不以成本或价格结构的市场原则运转的产品在国内的销售不反映产品的公平价值的国家。非市场经济国家由商务部确定。由于这个定义比较抽象，实践中一般从以下因素来认定：该国货币的可兑换性；对劳工与雇主之间可自由议定工资率的允许程度；对外国公司开办企业或进行其他投资的允许程度；生产的政府控制或政府所有程度；对资源配置以及在企业价格、产量决策的政府控制程度；还应考虑的其他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并没有穷尽列举对于确定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所有标准，美国商务部可以随意以“还应考虑的其他因素”确定一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更何况即便是前面所列的五项标准本身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里的“可兑换性”、“程度”都是很模糊的认定标准。由此可见，美国商务部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上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在替代国的选择上，美国商务部主要考虑的是替代国与受控倾销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当性。《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确定了选择一个或几个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主要是：(1)经济发展水平与受控倾销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相当；(2)该国是“可比产品的重要生产者。”

在替代国价格的确定方法和计算方法上，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改变了《1979年贸易协定法》的做法，该法规定，如果受诉倾销产品来自某一非市场经济国家，商务部根据现有资料不可能采取与自市场经济国家进口产品同样的方法确定其外国市场价值，那么，商业部将基于“在生产该产品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来计算该产品的外国市场价值。这就是美国现行反倾销法中确定自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产品外国市场价值的主要方法——“生产要素价值方法”。其计算方法是：以非市场经济国家生产受诉倾销产品所投入的各生产要素分别乘以一个或几个市场经济国家各该生产要素的价格，然后相加，所得之和再加上一般费用、利润以及集装箱、包装及其他费用等即为受诉产品的外国市场价值。这些生产要素包括但不限于：所需劳动工时、所用原料数量、所耗能源及其他设备数量、包括折旧费在内的代表资本成本等。[3](PP139～141)虽然美国在其新贸易法中修改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公平价值确定的适用标准，即在形式上取消了“替代国”原则，只适用结构价格的方法。但这种生产要素原则仍需要用一个或几个同被调查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可比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价格来计算，因而，实际上并没有摆脱“替代国”的影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反倾销实践中，当采用“生产要素价值方法”时，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某些生产要素的实际购买价格如果被认为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那么，还是可能被接受作为计算自该国进口受诉倾销产品外国市场价值的依据的。

1998年4月27日，欧盟对原第514/94号条例作了修改，通过了第905/98号条例，把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删除，也就是所谓的“欧盟对华反倾销市场地位问题的修正案”。根据修正案的规定，中国名义上不再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在某些反倾销案件中可以采用中国本国的正常价值，但需要由中国企业提出请求，并提供充分材料证明符合5条市场经济的标准。所谓5条市场经济的标准包括：(1)企业应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其价格和成本，不受国家干预；(2)企业必须实行国际标准化的财会制度；(3)在向市场经济转变中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应无重大异变；(4)应由破产法和其他相应的法律保障企业的法律地位和稳定经营；(5)外汇兑换应由市场调节兑换率。在反倾销案件中欧盟委员会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如其认为不符合5条市场经济标准，仍将采用类比国的方法。由此可见，欧盟外长理事会将中国从反倾销政策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去除，并非意味着今后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案都按市场经济国家处理，而是采取一事一议的解决方式，中国必须提交充分的能说明自己产品是按市场经济方式运作的证据，才能获得以本国产品价格为参照的资格，实际加大了产业应诉反倾销的难度。欧盟改变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主要还是一种法律形式上或名义上的变化。此举的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

按照欧盟反倾销条例第2条第(5)款的规定，依替代国制度确定自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产品的受诉倾销产品的正常价值需要经过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选择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作为替代国。与美国反倾销法不同，欧盟反倾销条例不要求欧盟委员会在选择替代国时考虑替代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受控倾销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是否相当。在反倾销实践中，欧盟委员会在选择替代国时，主要考虑以下几点因素：替代国同类产品的存在；替代国同类产品的生产工序、技术标准、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的相似性；替代国价格水平的可靠性；执法的方便；替代国的生产商是否愿意或被允许为调查提供合作。

第二步，按一定的方法计算出替代国价格。这些方法包括：(1)按替代国的国内市场价格计算；(2)按替代国向第三国出口的价格计算；(3)按替代国同类产品的构成价值计算；(4)在例外情况下，可以以欧盟作为替代国，使用”经过合理调整的欧盟同类产品实际支付或应付的价格”确定替代国价格，但不包括欧盟同类产品的构成价值。

第三步，根据产品销售条件或物理特征的差别对替代国价格作必要的调整。

如今，不但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倾销法中规定了替代国制度，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法中也有替代国制度的规定，如韩国、印度、泰国等。替代国制度巳成为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反倾销领域对待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

四、中国对替代国制度应采取的对策

可以预见，在未来发生的许多与我国受控产品有关的反倾销案件中，在很多情况下必然会涉及其他国家对我国适用替代国制度来确定是否存在倾销和倾销幅度。解决替代国问题的关键是要解决在世界经济体制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因为根据入世议定书的规定，“一旦中国根据该WTO进口成员的国内法证实其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则(a)项的规定即应终止”。我们从上文对替代国适用条件的分析可以看到，有关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都近乎苛刻，很多标准都给主管当局以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中国要证明其为“市场经济体”是很难的。然而，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政府磋商的方式，要求有关国家降低其有关国内法对“市场经济体”的认定标准；另一方面，因为入世议定书要求“截至加入之日，该WTO进口成员的国内法中需包含有关市场经济的标准”，中国今后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就不能不参照有关国家国内法中的“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不能一味地强调“中国特色”。20多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卓有成效，我国在很多方面，如货币兑换、外企准入等从立法到实践已基本符合WTO的要求；劳动工资、生产资料来源、资源流动配置等方面，在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已完全符合市场经济国的条件；政府对生产资料控制、资源配置以及对企业工人工资、产品价格、产量决定权的控制，目前也只限于部分国有企业。[4]我国在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应加强对外的宣传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尽快从根本上解决“替代国”问题。

从务实的角度看，希望各国彻底取消替代国制度是不切实际的，如果我国产品一旦被控倾销，他国就很可能适用替代国制度。我们除了对之进行合理有度的批判外，更需要努力探寻能够应对它的良方。这需要我们做到认真预防、积极应诉。

（一）预防

我国商品的低价倾销是反倾销案产生的根源。我国出口企业不重视国际市场调研，对各种价格水平差异缺乏了解，出口报价心中无数，导致低价出口。为此，企业在确定出口价格之前应进行合理的价格分析，在这方面，应充分发挥进出口商会的作用。进出口商会应帮助企业搜集、整理产品进口国有关倾销的法律；取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或个别对待的条件；进口国相关产业的产品价格、市场份额、生产数量、产品利润以及产业工人的就业状况；可能被各方都接受的可作为候选替代国的国家产品性质、价格水平和生产成本等，从而对是否会发生反倾销调查的可能性进行风险评估。[6](P122)

除此之外，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尽快改变市场过于集中的状况，对于减少反倾销诉讼，也是非常现实和必要的。

（二）应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