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婚同居关系范文10篇

非婚同居关系范文篇1

关键词：非婚同居关系；意思自治；共同生活；法律规制

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在婚姻关系领域扩张，人们生活关系的处理方式变得多元化，非婚同居成为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之一。基于对当事人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尊重，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许多国家对非婚同居关系都给予了一定的法律保护。而我国对此的法律规制十分欠缺。文章就非婚同居关系展开论述，对将非婚同居关系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作出建议和参考。

一、非婚同居关系的定义

非婚同居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罗马法的姘合制度。姘合制度（concubinatus）即男女以同居为目的的结合，缺少婚姻的意思（affectiomaritalis）。产生这种姘合的原因是市民法正式婚限制很严，高级官员等的结婚受到限制，而正式婚的嫁资与婚资对于贫困者也常是不易克服的困难。当时，符合姘合制度规定的结合不是非法的，被社会所接受。非婚同居在罗马法后，曾一度被人们所排斥，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都无法容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情感与生活方式自由选择的追求，非婚同居被多数人所重新接受，许多国家法律设立了调整非婚同居关系的法律制度，并发展了非婚同居关系的内涵。我国对非婚同居关系并没有法律明确的定义，这对于调整非婚同居的现状是不利的。

对于现今非婚同居关系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观点认为，"非婚同居是一男一女在未缔结婚姻的情况下，像夫妻一样共同生活的事实状态"。此概念将已有配偶的人与他人同居等非法同居的关系包涵在了非婚同居关系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非婚同居关系是指"符合婚姻实质条件的男女结成共同生活体、但无婚意的结合。"此观点将有配偶的人与他人同居等为社会公益所禁止的情况排除在外。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立法中，对非婚同居的定义类似于次观点，如《南澳大利亚事实伴侣关系法》中定义事实伴侣，是一男一女之间象夫妻一样居住在一起共度真正的家庭生活，尽管他们没有缔结法律上的婚姻。另一种较为普遍的、适应现今社会现象的观点定义到"非婚同居，指双方当事人只不具备结婚形式要件的较稳定的长期共同生活形式。"此观点不仅排除了法律和公益所不能容忍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非法同居行为，也将同性同居关系纳入了非婚同居关系的内涵之中。在澳大利亚《北部地方事实伴侣关系法》中，事实伴侣是双方之间没有缔结婚姻但是却有着象婚姻一样的关系，而且不论双方是异性还是同性。另外，在法国、德国，均承认了同性伴侣关系并且给予了一定的法律保护。

对于非婚同居的定义，文章较赞同第三种看法，认为非婚同居关系应当是无配偶的双方当事人自愿的、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结合。包括了同性和异性的结合关系，排除了有配偶与他人同居、非自愿的同居。对于此界定的非婚同居关系，作者认为法律应当给予其一定的规范和保护。

二、对非婚同居关系的认定

法律在对非婚同居关系进行调整时，法官在解决非婚同居关系的纠纷时，应首先界定非婚同居关系。笔者认为，认定非婚同居关系时应当符合如下几个标准：

（1）双方当事人均为完全行为能力人。非婚同居是意思自治的选择，因此，行为人具备民法意义上选择的能力是首要条件。非婚同居者大多使用同居契约进行，同居协议优先适用，以契约内容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因此非婚同居可被视为契约行为，与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同居行为应当另行规定，而不包含在非婚同居行为关系中。

（2）双方当事人均无禁止结婚的要件，如已有配偶的人不得与他人非婚同居，有血缘关系、收养关系等伦理关系的不得非婚同居。两者的同居关系不应当受非婚同居关系法律的保护。

（3）非婚同居关系是基于双方的自愿。这样就排除了非自愿的同居。相互的自愿同居，应当包含了相互承认的意思。如不承认对方为生活伴侣的意思，则可视为非自愿同居，或者其他形式的同居，如仅仅为同住一屋。一般实践中认定自愿否，应当综合考虑当事人之间的具体情况，以及非婚同居关系的其他认定要件，而不是凭一人之词。

（4）同居的时间要求。为保持同居关系的稳定，一些国家对受到法律保护的同居关系要求持续一定的时间，如法国要求同居必须持续3年以上，澳大利亚大部分州规定必须持续2年的同居关系。根据我国实际，建议同性或异性自愿公开同居生活的，持续期间已满2年以上的，法律对该同居关系给予一定的保护。因为要求同居时间的持续，基本上可以排除与同时与两人或两人以上非婚同居的情况。

（5）对于同居后有子女的，可以缩短认定同居持续的时间要求。因为在不满时间2年中，会出现怀孕以及生育的情况，相应缩短认定同居的时间，可以更好的保护女性和胎儿、幼儿等较弱势的一方。

（6）行为人双方的结合以共同生活为目的。这样可以将非婚同居关系与一般合住或者合租房屋共同居住相区别。实践中，在认定双方是否以共同生活为目的时，可以通过双方经济的依赖程度、扶养关系、财产使用和分配、家庭义务的履行、性关系等诸多客观方面予以认定，而不仅以一个方面来确定，尤其是传统观念认为同居应为性关系的标准，性关系已不仅存于同居关系中，而同居关系的双方也不一定会为持续的性关系，如老人的同居关系、有疾病人与正常人的同居关系等。

三、对非婚同居关系的法律规制

对于非婚同居的规制模式，国外有几种立法模式可作参考。一是推定配偶原则，这是最接近正式婚姻的保护方式。一般而言，推定配偶对善意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积累的财产享有平等的权利，享有配偶继承权，并有权因配偶非正常死亡提起诉讼获得劳工赔偿以及与配偶相关的其他利益，即推定配偶的权利与合法配偶的权利相当。第二种是家庭伙伴式的立法模式体现了内部的和谐一致性，这类法律的关注点并不在于性伙伴关系或他们之间的终生结合在一起的承诺，而是在于他们形成或已经形成一种在生活上稳定结合在一起的事实；还有一种是契约式的立法模式，主要出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由于非婚同居不具备有婚姻的法律地位，其救济手段主要是对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的保护。

上述三种立法模式都有可借鉴之处，比较下来，笔者认为法律规制的模式，首先，应当承认非婚同居的同居协议，同居协议有优先于法律任意规范的效力。其次，在没有同居合同的情况下，调整非婚同居关系的方式应与合法婚姻关系相区别。非婚同居的双方当事人，除同性同居等因为客观情况不被允许结婚而同居的情况外，一般选择同居的人都不愿意受到婚姻法的规制，否则完

全可以选择合法婚姻关系，因此，法律对非婚同居关系的规制应当与对婚姻关系有区别，而不被允许结婚的人同居如果期望得到婚姻法那样的平等保护，可以通过同居协议确定双方如同合法婚姻关系那样的权利义务。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又可以赋予同居伴侣与合法配偶相同的权利，如继承的权利。另外，鉴于同性同居、有疾病人同居的复杂性，应当对其内容做一些特殊的规定，比如在收养等方面的问题。一般说来，我国立法可以对非婚同居关系的如下几个方面做出一些规定：

（一）关于财产问题

首先，适用双方当事人的同居协议之约定。

其次，在无约定时，不能像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一样适用共同财产制度，而要适用分别财产制度，即没有明确约定的，同居前后各自的财产都归各自所有，许多人都是在期望能够保持自己经济和财产的相对独立性而选择非婚同居的生活方式。

另外，在同居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生活的债务承担、生活费用等各方面的问题，法律可以不予具体规定，对于此国外的法律对非婚同居关系存续期间很少有介入，一般只是在其关系破裂的时候法院依当事人的请求而对其加以处理。

（二）关于扶养问题

非婚同居关系，不具备合法婚姻的人身关系，因此原则上讲，也就不存在相互的扶养义务，均无扶养请求权。但是现实中应有例外。因为在非婚同居关系中，也会有较弱势的一方，或者为共同生活体作出事业牺牲的一方，在非婚同居关系结束后，会因一时无法找到工作等问题没有足够的能力维持生活，以及女方怀孕需要特殊照顾等情况，应当让另一方付扶养义务。具体说来，包括1，确有必要。根据克罗地亚法律，非婚同居的一方没有足够的维持生活的能力，或者不能靠自己的财产维持生活并不能从事工作或者失业的，有请求非婚同居另一方给予扶养的权利，2，另一方有扶养的义务。

另外，扶养义务不是长期存续的，在下列情况下可以解除：1，需被扶养一方失去被扶养条件的；2，被扶养一方结婚或者有新的非婚同居关系的；3，被扶养一方对扶养义务一方有严重不当行为的。

也有学者提出一次性给付的扶养方式，"持续公开同居生活超过三年的，同居双方在解除同居时，一方生活困难的可以请求对方予以一次性的经济帮助。"

（三）关于子女问题

我国现行《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婚生子女同等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1989年11月21日）第9点提到"解除非婚同居关系时，双方所生非婚子女，由哪一方抚养，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应根据子女的利益和双方具体情况判决，哺乳期内的子女，原则上应由母方抚养，如父方条件好，母方同意，也可以由父方抚养，子女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应征求子女本人的意见，一方将未成年的子女送他人收养的，须征得另一方的同意。《婚姻法》第19条规定，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我国对异性同居的非婚生子女的规定较为完善。要提出说明的是同性同居的子女问题。一般情况，各国均限制了同性同居伴侣领养子女的权利，较特殊的是带有子女的双性恋者的同性同居情况，应当规定与他人同性同居者不享有子女抚养权的规定。这主要是考虑到有利于子女成长环境的问题。

（四）关于继承权的问题

笔者认为，非婚同居同样是一对一的共同生活关系，有别于非法同居关系。而同居伴侣以共同生活为目的时，必然是同舟共济地面对生活的种种困难，相互在精神上、情感上、物质上的相互依赖与帮助不亚于婚姻关系，在同居关系没有破裂的情况下一方死亡的，另一方应当享有继承权。况且对非婚同居关系的认定有持续一定时间的限定，在持续时间里一方的付出是应当被予以肯定的，故此，笔者认为同居伴侣可以享有与合法婚姻关系中配偶同等的继承权，但是同居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非婚同居毕竟不是合法婚姻关系，当事人不选择婚姻而选择同居必有其特殊的考虑，比如老年人同居，仅期望让儿女继承其财产者有之，基与当事人特殊的需求选择非婚同居，当事人双方可以应用同居合同排除继承权。而非婚同居关系破裂后，就如同婚姻关系解除一样，双方不具有继承权，而非婚生子女同婚生子女一样有继承权。

参考文献

[1]江平、米健著，《罗马法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1日版,第164页.

[2]高留志,《论非婚同居的立法规制》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2003年11期.

[3]方霞,《对婚姻自由原则的思考-兼论同居现象的合理规制》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4]陈苇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年第96页.

[5]高伟,《澳大利亚结婚制度研究》,2006年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6]何丽新,《婚姻法领域意思自治的扩张与限制》载陈苇主编《家事法研究》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7]陈苇主编,《外国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8]同[5].

[9]同[5].

非婚同居关系范文篇2

【论文摘要】：非婚同居关系是指无配偶双方当事人自愿的、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结合。对非婚同居关系的内容进行法律规制必须先界定其内涵，而对其进行法律的规制具有现实必要性。

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在婚姻关系领域扩张，人们生活关系的处理方式变得多元化，非婚同居成为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之一。基于对当事人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尊重，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许多国家对非婚同居关系都给予了一定的法律保护。而我国对此的法律规制十分欠缺。文章就非婚同居关系展开论述，对将非婚同居关系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作出建议和参考。

一、非婚同居关系的定义

非婚同居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罗马法的姘合制度。姘合制度（concubinatus）即男女以同居为目的的结合，缺少婚姻的意思（affectiomaritalis）。产生这种姘合的原因是市民法正式婚限制很严，高级官员等的结婚受到限制，而正式婚的嫁资与婚资对于贫困者也常是不易克服的困难。当时，符合姘合制度规定的结合不是非法的，被社会所接受。非婚同居在罗马法后，曾一度被人们所排斥，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都无法容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情感与生活方式自由选择的追求，非婚同居被多数人所重新接受，许多国家法律设立了调整非婚同居关系的法律制度，并发展了非婚同居关系的内涵。我国对非婚同居关系并没有法律明确的定义，这对于调整非婚同居的现状是不利的。

对于现今非婚同居关系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观点认为，"非婚同居是一男一女在未缔结婚姻的情况下，像夫妻一样共同生活的事实状态"。此概念将已有配偶的人与他人同居等非法同居的关系包涵在了非婚同居关系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非婚同居关系是指"符合婚姻实质条件的男女结成共同生活体、但无婚意的结合。"此观点将有配偶的人与他人同居等为社会公益所禁止的情况排除在外。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立法中，对非婚同居的定义类似于次观点，如《南澳大利亚事实伴侣关系法》中定义事实伴侣，是一男一女之间象夫妻一样居住在一起共度真正的家庭生活，尽管他们没有缔结法律上的婚姻。另一种较为普遍的、适应现今社会现象的观点定义到"非婚同居，指双方当事人只不具备结婚形式要件的较稳定的长期共同生活形式。"此观点不仅排除了法律和公益所不能容忍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非法同居行为，也将同性同居关系纳入了非婚同居关系的内涵之中。在澳大利亚《北部地方事实伴侣关系法》中，事实伴侣是双方之间没有缔结婚姻但是却有着象婚姻一样的关系，而且不论双方是异性还是同性。另外，在法国、德国，均承认了同性伴侣关系并且给予了一定的法律保护。

对于非婚同居的定义，文章较赞同第三种看法，认为非婚同居关系应当是无配偶的双方当事人自愿的、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结合。包括了同性和异性的结合关系，排除了有配偶与他人同居、非自愿的同居。对于此界定的非婚同居关系，作者认为法律应当给予其一定的规范和保护。

二、对非婚同居关系的认定

法律在对非婚同居关系进行调整时，法官在解决非婚同居关系的纠纷时，应首先界定非婚同居关系。笔者认为，认定非婚同居关系时应当符合如下几个标准：

（1）双方当事人均为完全行为能力人。非婚同居是意思自治的选择，因此，行为人具备民法意义上选择的能力是首要条件。非婚同居者大多使用同居契约进行，同居协议优先适用，以契约内容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因此非婚同居可被视为契约行为，与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同居行为应当另行规定，而不包含在非婚同居行为关系中。

（2）双方当事人均无禁止结婚的要件，如已有配偶的人不得与他人非婚同居，有血缘关系、收养关系等伦理关系的不得非婚同居。两者的同居关系不应当受非婚同居关系法律的保护。

（3）非婚同居关系是基于双方的自愿。这样就排除了非自愿的同居。相互的自愿同居，应当包含了相互承认的意思。如不承认对方为生活伴侣的意思，则可视为非自愿同居，或者其他形式的同居，如仅仅为同住一屋。一般实践中认定自愿否，应当综合考虑当事人之间的具体情况，以及非婚同居关系的其他认定要件，而不是凭一人之词。

（4）同居的时间要求。为保持同居关系的稳定，一些国家对受到法律保护的同居关系要求持续一定的时间，如法国要求同居必须持续3年以上，澳大利亚大部分州规定必须持续2年的同居关系。根据我国实际，建议同性或异性自愿公开同居生活的，持续期间已满2年以上的，法律对该同居关系给予一定的保护。因为要求同居时间的持续，基本上可以排除与同时与两人或两人以上非婚同居的情况。

（5）对于同居后有子女的，可以缩短认定同居持续的时间要求。因为在不满时间2年中，会出现怀孕以及生育的情况，相应缩短认定同居的时间，可以更好的保护女性和胎儿、幼儿等较弱势的一方。

（6）行为人双方的结合以共同生活为目的。这样可以将非婚同居关系与一般合住或者合租房屋共同居住相区别。实践中，在认定双方是否以共同生活为目的时，可以通过双方经济的依赖程度、扶养关系、财产使用和分配、家庭义务的履行、性关系等诸多客观方面予以认定，而不仅以一个方面来确定，尤其是传统观念认为同居应为性关系的标准，性关系已不仅存于同居关系中，而同居关系的双方也不一定会为持续的性关系，如老人的同居关系、有疾病人与正常人的同居关系等。

三、对非婚同居关系的法律规制

对于非婚同居的规制模式，国外有几种立法模式可作参考。一是推定配偶原则，这是最接近正式婚姻的保护方式。一般而言，推定配偶对善意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积累的财产享有平等的权利，享有配偶继承权，并有权因配偶非正常死亡提起诉讼获得劳工赔偿以及与配偶相关的其他利益，即推定配偶的权利与合法配偶的权利相当。第二种是家庭伙伴式的立法模式体现了内部的和谐一致性，这类法律的关注点并不在于性伙伴关系或他们之间的终生结合在一起的承诺，而是在于他们形成或已经形成一种在生活上稳定结合在一起的事实；还有一种是契约式的立法模式，主要出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由于非婚同居不具备有婚姻的法律地位，其救济手段主要是对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的保护。

上述三种立法模式都有可借鉴之处，比较下来，笔者认为法律规制的模式，首先，应当承认非婚同居的同居协议，同居协议有优先于法律任意规范的效力。其次，在没有同居合同的情况下，调整非婚同居关系的方式应与合法婚姻关系相区别。非婚同居的双方当事人，除同性同居等因为客观情况不被允许结婚而同居的情况外，一般选择同居的人都不愿意受到婚姻法的规制，否则完全可以选择合法婚姻关系，因此，法律对非婚同居关系的规制应当与对婚姻关系有区别，而不被允许结婚的人同居如果期望得到婚姻法那样的平等保护，可以通过同居协议确定双方如同合法婚姻关系那样的权利义务。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又可以赋予同居伴侣与合法配偶相同的权利，如继承的权利。另外，鉴于同性同居、有疾病人同居的复杂性，应当对其内容做一些特殊的规定，比如在收养等方面的问题。一般说来，我国立法可以对非婚同居关系的如下几个方面做出一些规定：

（一）关于财产问题

首先，适用双方当事人的同居协议之约定。

其次，在无约定时，不能像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一样适用共同财产制度，而要适用分别财产制度，即没有明确约定的，同居前后各自的财产都归各自所有，许多人都是在期望能够保持自己经济和财产的相对独立性而选择非婚同居的生活方式。

另外，在同居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生活的债务承担、生活费用等各方面的问题，法律可以不予具体规定，对于此国外的法律对非婚同居关系存续期间很少有介入，一般只是在其关系破裂的时候法院依当事人的请求而对其加以处理。

（二）关于扶养问题

非婚同居关系，不具备合法婚姻的人身关系，因此原则上讲，也就不存在相互的扶养义务，均无扶养请求权。但是现实中应有例外。因为在非婚同居关系中，也会有较弱势的一方，或者为共同生活体作出事业牺牲的一方，在非婚同居关系结束后，会因一时无法找到工作等问题没有足够的能力维持生活，以及女方怀孕需要特殊照顾等情况，应当让另一方付扶养义务。具体说来，包括1，确有必要。根据克罗地亚法律，非婚同居的一方没有足够的维持生活的能力，或者不能靠自己的财产维持生活并不能从事工作或者失业的，有请求非婚同居另一方给予扶养的权利，2，另一方有扶养的义务。另外，扶养义务不是长期存续的，在下列情况下可以解除：1，需被扶养一方失去被扶养条件的；2，被扶养一方结婚或者有新的非婚同居关系的；3，被扶养一方对扶养义务一方有严重不当行为的。

也有学者提出一次性给付的扶养方式，"持续公开同居生活超过三年的，同居双方在解除同居时，一方生活困难的可以请求对方予以一次性的经济帮助。"

（三）关于子女问题

我国现行《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婚生子女同等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1989年11月21日）第9点提到"解除非婚同居关系时，双方所生非婚子女，由哪一方抚养，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应根据子女的利益和双方具体情况判决，哺乳期内的子女，原则上应由母方抚养，如父方条件好，母方同意，也可以由父方抚养，子女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应征求子女本人的意见，一方将未成年的子女送他人收养的，须征得另一方的同意。《婚姻法》第19条规定，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我国对异性同居的非婚生子女的规定较为完善。要提出说明的是同性同居的子女问题。一般情况，各国均限制了同性同居伴侣领养子女的权利，较特殊的是带有子女的双性恋者的同性同居情况，应当规定与他人同性同居者不享有子女抚养权的规定。这主要是考虑到有利于子女成长环境的问题。

（四）关于继承权的问题

笔者认为，非婚同居同样是一对一的共同生活关系，有别于非法同居关系。而同居伴侣以共同生活为目的时，必然是同舟共济地面对生活的种种困难，相互在精神上、情感上、物质上的相互依赖与帮助不亚于婚姻关系，在同居关系没有破裂的情况下一方死亡的，另一方应当享有继承权。况且对非婚同居关系的认定有持续一定时间的限定，在持续时间里一方的付出是应当被予以肯定的，故此，笔者认为同居伴侣可以享有与合法婚姻关系中配偶同等的继承权，但是同居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非婚同居毕竟不是合法婚姻关系，当事人不选择婚姻而选择同居必有其特殊的考虑，比如老年人同居，仅期望让儿女继承其财产者有之，基与当事人特殊的需求选择非婚同居，当事人双方可以应用同居合同排除继承权。而非婚同居关系破裂后，就如同婚姻关系解除一样，双方不具有继承权，而非婚生子女同婚生子女一样有继承权。

参考文献

[1]江平、米健著，《罗马法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1日版,第164页.

[2]高留志,《论非婚同居的立法规制》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2003年11期.

[3]方霞,《对婚姻自由原则的思考-兼论同居现象的合理规制》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4]陈苇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年第96页.

[5]高伟,《澳大利亚结婚制度研究》,2006年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6]何丽新,《婚姻法领域意思自治的扩张与限制》载陈苇主编《家事法研究》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7]陈苇主编,《外国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8]同[5].

[9]同[5].

非婚同居关系范文篇3

关键词:非婚同居;法律规制;立法研究

一、非婚同居的界定与释义

(一)非婚同居的界定。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在我国婚姻法体系下存在“同居”一词的定义，但是对于“非婚同居”的定义却趋于空白，因此研究非婚同居的基础是要较为准确和清晰地界定“非婚同居”一词。首先，“非婚”是指双方不存在婚姻状态，而“不存在婚姻状态”又指未婚，也包括离婚以及丧偶。从广义的文义解释上来看:“非婚”是指不满足法定的结婚实质要件或者形式要件的两性关系的结合状态。其次，“同居”是指双方在同一处居住共同生活，但是居所应该是比较固定的居住场所，因此，仅是偶尔地租用酒店等发生性关系，并不构成实质意义上的同居，故“非婚同居”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稳定性以及长期性等特征。(二)非婚同居的释义。综上所述，对于“非婚同居”一词，可以作出如下释义:非婚同居是指成年的男女双方，在不存在婚姻障碍的前提下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基于男女二人的意愿而在同一处居住并共同生活的事实状态。

二、我国非婚同居现状分析

(一)非婚同居的分类。以当事人同居时候的年龄作为划分依据，则非婚同居可以分为年轻性非婚同居和老年性非婚同居。年轻性非婚同居者多为远离家乡，生理成熟而婚姻无期的男女青年;而老年性非婚同居者多为已无配偶而搭伴养老的老年人。以当事人同居时候有无婚史作为划分依据，则非婚同居可以分为有婚史同居和无婚史同居。无婚史同居者多为无独立经济来源的大学生，有婚史同居者多为离异者。(二)我国非婚同居现状解析。从非婚同居的概念以及非婚同居的分类等较为明确了我国目前非婚同居的法律状态，我国在固守结婚登记制度的同时，对事实婚姻持有的是摇摆不定的态度，因此我国目前对于非婚同居的法律规定是趋于空白状态，故为实现统一规制非婚同居关系的重要目标，有必要专项立法更多关于非婚同居的规制。

三、国外非婚同居规制的发展与研究

尽管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制度等都存在不同之处，但是非婚同居从遏制到承认再到保护，是许多国家法律较为一致的选择，因此诸多国家对此进行了可以借鉴的立法尝试和司法探究。(一)非婚同居在外国的发展状况。自古以来，非法同居都近乎属于一种社会现象，但是其却一直受到社会的排斥，道德的抑制以及法律的禁止，据美国相关报告，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非婚同居者从五十多万发展到了将近三百五十万，并且其中有近半的非婚同居者已有子女。(二)非婚同居在外国迅速发展的原因。非婚同居在国外迅速发展，甚至成了许多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得不承认，经济发展对婚姻演变发生的决定性作用，除此以外，文化的发展也对婚姻的演变具有一定的作用，观念是文化铸造的心理，社会的开放化很容易影响人们的两性关系意识观念的转变，因此，人们也开始对非婚同居抱以宽容态度，承认多样化的家庭形式。(三)国外立法规制的介入。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非婚同居的法律规制的整体情况来分析，仅有北欧等少数国家未对非婚同居关系作出了相关的立法规制，而多数国家即使将婚姻内多数权益赋予了非婚同居伴侣，但是对于非婚同居的关系还是存在了一些与婚姻规定相例外的特别情形。因此，很多国家不再婚姻法的体系下规制非婚同居，也不将同居关系适用于婚姻法，而是对非婚同居另行单独的设立法规予以保护。

四、我国非婚同居法律制度的构建

(一)我国非婚同居立法规制的基础考量。首先，我国客观存在大量的非婚同居者，在非婚同居引发的社会问题无法化解的情况下，法律应当防范因此导致的社会问题;其次，在两性关系观念开发和多元化的当今，非婚同居的立法规制离不开道德伦理的基础。(二)我国非婚同居法律问题之破解。相关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非婚同居存在的正当性，但与此同时，也应该正视和破解在非婚同居法律进程中的障碍因素。个人的理性和道德的约束是非常有限的，应当重视法律作为社会的行为规范和生活准则的优越性和强制力，也要看到法律规制非婚同居具有其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优势，同时，有关法律也应该对非婚同居者进行一定的保护，要从不同程度上去弱化婚姻法所承载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导向。(三)对非婚同居法律制度的借鉴与发展。对于相关的法律制度，应该秉持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和精神，既要理性地学习借鉴国外对非婚同居法律规制的基础因素，也要客观地考察当前社会现实生活和社会文化体系对非婚同居规制的影响，认真切实地分析国家立法规制的具体内容以及相应的司法实践，试着总结规律，探究共性背后的真正原因，吸收借鉴社会我国两性关系伦理和非婚同居现状的规制内容，以期能真正解决非婚同居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姚婕．非婚同居问题的法律思考［D］．西南政法大学，2013．

非婚同居关系范文篇4

一、非婚同居是一种新型婚姻家庭争议

非婚同居现象现在渐成潮流，不仅追求时尚的年轻人选择同居，老年人也将同居视为养老的一种既方便又可行的方式。国家和社会对同居的态度也越来越宽容。但是，同居不是两性结合的法定方式，国家对同居关系不予保护。这样大量的两性结合关系游离于法律调整之外，同居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法律保障。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同居中的弱势群体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非婚同居现象对妇女儿童的权益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产生了新型婚姻家庭争议，处理不当将威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非婚同居应当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双方应完全具备婚姻的实质要件，即当事人无配偶、同居双方完全自愿、达到法定婚龄、双方无禁止结婚的疾病、无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第二，共同生活具有公开性，即同居关系被周围的群众所知晓。第三，共同生活具有相对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即达到一定的期限，有相对固定的住所。当前，由非婚同居引发的纠纷多不胜数，没有婚姻的束缚，男女双方是自由了许多，但是意想不到的麻烦也添了许多。恋爱期间、同居期间引发的财产纠纷、同居关系财产纠纷、子女抚养纠纷等各类纠纷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然而，婚姻关系的缔结有明确的法定程序，如不依法办理结婚手续，便谈不上法律认可的有效婚姻，更得不到法律保护。所以一旦出现问题，受到伤害的只可能是男女双方。

二、我国应针对非婚同居作出制度回应

因为同居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缺乏法律保障，很多强势群体利用同居来规避婚姻中的法定义务。这在老年人同居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很多弱势老年同居者的实际地位不过是同床保姆。同居是一种长期的共同生活关系，同居双方为了共同生活显然会有时间、精力、金钱方面的付出。并且由于男女双方社会分工的差异及男性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女性在同居生活的贡献用货币进行衡量时，往往价值不高，甚至为零。非婚同居虽然具有合理性，但由于其处于自然状态，难免被强势群体所利用，作为规避婚姻中的法定义务的手段，获取不当利益。而我国法律在此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对以夫妻名义同居的行为，2001年新《婚姻法》颁布前，司法实践都以1994年2月1日为界，之前符合事实婚姻条件的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之后出现的则一律按非婚同居关系对待。2003年12月25日公布的婚姻法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三、非婚同居中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

非婚同居关系范文篇5

关键词：大学生;亚文化;非婚同居

伴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观念的开放，原本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事物慢慢的被具有前卫意识的在校大学生所接受并尝试，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校大学生群体当中有非婚同居现象，这属于高校中的亚文化。像校园里面的青年亚文化、同性恋亚文化一样，也应该受到关注和研究，保障涉及人群的合法利益。由于在校大学生他们特殊的身份和所处的环境，很多人都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经济来源大多数都是靠父母及家里的供给，这决定了这种非婚同居的不稳定性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的复杂性。

一、高校大学生非婚同居的现象

（一）非婚同居的定义

非婚同居具有广义和狭义的界定之分，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狭义概念的非婚同居，即无配偶的男女双方，在没有完成履行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以性关系为纽带的自愿在一起共同生活的状态。而就在校大学生来说，他们的非婚同居，理由各异形式多样，有恋爱型同居，有试婚型同居，有异地恋的间断型同居，有陪伴型同居，甚至还有与校外人员同居。他们同居具有的共同特点是双方之间没有形成受保护的法律关系，他们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对于一些后果也没有法律上的保障。这种非婚同居的生活状态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在可以接受的低廉的成本之下就可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同时也反映了高校的婚育观教育以及后勤服务的发展没有跟上。

（二）校园亚文化的概念

高校的校园文化一直在继承与发展中流传，主流的氛围是传道授业，学习知识培养能力，但每一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特征，校园文化也一样会有新的元素和一些非主流、局部的文化。这些现象受到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各种思维甚至国外流行文化的渗透影响。两性文化不仅在社会上以多元化的方式呈现，在大学校园里同样也一直在滋生发展。高校大学生在校外的非婚同居相对于其他学生来说，就属于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模式，他们居住甚至交往的圈子往往都游离于宿舍集体生活的主流群体之外，他们有着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笔者将他们的模式称为校园文化的亚文化。亚文化（subcul-ture）：又称集体文化或副文化，指与主文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指在主文化或综合文化的背景下，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一种亚文化不仅包含着与主文化相通的价值与观念，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价值与观念，并构成亚文化等都是这种亚文化。亚文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二、高校大学生非婚同居的原因分析

在校大学生非婚同居的原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但不少说法都是把它们简单归类为社会原因、学校原因和个人原因，这样说法不无道理，但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笔者认为，原因有三。第一，正常人本身的生理心理需求。从大自然走出来的人类同样具有与其它动物相同的本能，他们也有自身的各种需求。人类的第一需求就是生理需求，包括寻求食物和求偶繁衍下代。对于生理和心理都基本成熟的年轻大学生来说他们也不例外，他们也是正常人。部分学生认为只要双方之间感情成熟，双方自愿，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们会通过同居的方式满足各自的生理和心理需求。第二，社会和校园在性道德层面的宽容。随着学生们身体的发育成熟，他们内心的萌动也逐渐产生。在性意识的觉醒之下，他们会尝试着通过不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实现自己在性方面的自由。由于整个社会在性观念方面，从保守到逐步放开，加上人们自我个体意识的苏醒膨胀，于是性自由便伴随着人身自由逐步发展开放了。作为易于接受新思想的大学生群体，更容易作为行动的先锋，率先突破，当周边以及社会并没有从道德方面给与他们实质性的压力，这就默认和促成了他们的行为，并给其他人起到了示范的作用。社会上的贞操观也发生着变化，由“失贞可耻”到将生育和性剥离开来的发展转变。这直接从大环境的因素上影响了他们当初激情之下的决定，一发不可收拾。第三，法律规定层面的放宽。国家自2005年和2007年分别从法律和政策上明确规定了在校大学生有婚育权之后，学校里面颁布的规章制度自然不能与法律相冲突，虽不鼓励，但也基本是默认了在校学生只要满足了婚姻法上缔结婚姻关系的法定条件，就可以实现自己婚姻的权利，学校不会干涉，使得大学生非婚同居在校园里具有了自由生长的土壤。第四，经济条件的允许。随着众多家庭的独生子女以及双子女入读大学高潮的到来，一大波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随之而来，他们在前述各项条件满足之下，又有着较好的经济条件，可以比较自由的选择生活方式，当然，校外非婚同居也是他们的选择之一。他们在感情成熟，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可以相对比较自由的在宿舍外选择同居生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全国众多高校周边的出租房的租赁情况看出。对于一些感情好，又不具备在校期间直接结婚条件的在校大学生来说，非婚同居是一项方便又经济的结合方式。

三、非婚同居的后果及应对措施的法律探讨

大学生非婚同居有几个特征，首先他们是在校的未婚的男女学生，其次是以性为纽带的男女稳定的同居关系，再次是双方自愿的，最后是他们的关系不受法律的保护。正是基于这些特征，才可能产生如下后果，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考虑，对这些后果做一个探讨。对于从非婚同居顺利走向领证结婚，这类群体算是比较顺利，一般来说同居期间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对双方作用较小，但需要考虑的是还有许多并未走向婚姻殿堂的群体，他们会或多或少的因同居关系而产生一些影响，但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

（一）财产关系

同居期间男女双方并没有形成受法律保护的婚姻关系，他们所拥有的财产以及同居期间的收入并不属于二人的共同所有，以社会分工的正常情况来看，一般的男性收入所占比例较高，女性因为“家庭”贡献较多，收入所占比例必然相对较少。一旦同居关系结束，按照各人收入归各人的分法，女性必然要吃亏，因为为“家庭”的付出很难以财产计算清楚。在校大学生本身经济能力就比较弱，一般的都没有经济收入，即使有兼职或者奖助学金的收入，也依然比较弱，对于生活成本和非婚同居期间的意外开支，原则上是由他们自己负责，但现实还是由大学生的家长来帮助承担。

（二）人身关系

目前我国还没有法律法规明确对非婚同居关系进行调整，导致男女之间这种关系没有法律上的保障，如果一方要求解除同居关系，女方在同居期间因怀孕、流产、生孩子造成的身体损害就难以得到补偿。在同居期间，一旦产生非婚生子女，如果男女双方没有补证追认，必然给非婚生小孩带来无穷无尽的后患，例如出生证明、户口等，甚至影响到他们将来的上学、就业等事项。虽然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当中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的权利相等，但是在实践当中还是困难重重。“对于非婚同居期间已生有子女，转化成婚生子女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另一种是通过法院的判决书、调解书来认定。这种途径主要是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和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三）社会关系

没有法律保障的非婚同居通常流行于在校就读的大学生当中，在这个欲望横行的时代，非婚同居和谐的关系大多数情况只能靠男女双方的道德和情感来约束，一旦双方发生冲突，可能意味着这种关系就结束了，轻则分手，重则发生恶性案件。在这种不稳定关系的维系期间，法律又没法加以提前予以规范，因为这纯属于个人的人身自由。

四、结语

大学校园的非婚同居作为一种校园的亚文化，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着，暗中还有发展的趋势，但作为社会和学校，不能回避其中存在的风险，在校大学生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依然要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也是法律实现自己社会职能的要求，也是我国立法与国外接轨的必然要求。

注释：

非婚同居关系范文篇6

一、问题的产生

经济发展及由此形成的特定社会结构，再加上女权主义的作用，使非婚同居作为一个伦理、社会及法律问题显现于世。非婚同居先是成为西方人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在我国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非婚同居在中国不仅表明非婚性行为事实的存在，还反映了原有民族文化、引进移植的西方法律及现有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冲突。改革开放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使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对外交往不断扩大，使人们可能获得更多、更丰富的世界信息，也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权利主体意识逐渐加强，即在不侵犯别人选择空间的基础上，主体可以自主选择，如:女性认识到性生活对自己的意义，而对于丈夫和婚姻的意义则是次要追求价值。这种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家庭内部关系及家庭的社会地位，使我国当代的婚姻家庭观及婚姻家庭法律体系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挑战。过去，由于所处社会结构、制度及文化环境不同，中国妇女不可能像西方妇女那样对性别和性有一个全方位的理解，因而女性问题的改革，从来都是只改制度而不涉及深层的理念。但女权主义的传入，使中国妇女反思自己的主体地位，重新审视自己的主体意识。女性自身变化的同时必然引起家庭及社会的变化，必然导致规范新式行为和秩序的规则的出现。婚姻自由作为一种法定的权利，赋予当事人在不干涉和强制他人婚姻的前提下，自主决定自己的婚姻。婚姻自由是我国婚姻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婚姻自由的口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提出来的。现代意义上的婚姻自由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产生的。1791年《法国宪法》明确指出“: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1804年《法国民法典》规定“:未经合意不得成立婚姻。”这些规定把传统观念视为“神作之合”的婚姻从宗教势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通过共诺婚的形式，肯定了婚姻自由的原则。自此以后，这一原则相继为资本主义各国亲属法所确认，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婚姻一般不再具有包办强迫的性质，在阶级内部或社会地位相当的阶层中，当事人在婚姻问题上确实享有较大的选择自由。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婚姻关系仍然无法摆脱私有制的影响。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虚伪性和不彻底性。首先，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是契约自由的特殊形式，它从本质上反映了商品交换的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货币关系支配一切，这种状况对婚姻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婚姻的缔结正是为了追求基于契约而产生的利益。尽管在资产阶级中追求婚姻自由的也不乏其人，但大多数婚姻关系仍然渗透着财产关系的影响。其次，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往往导致对婚姻自由的滥用。在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婚姻关系很不稳定，非婚同居相当普遍，离婚率大幅度上升。一些人企图用性自由去取代婚姻自由，否定婚姻关系严肃的伦理性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两性社会地位的深刻变化，为男女实现真正的婚姻自由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已为实现婚姻自由提供了基本条件，但这方面还有许多尚待完成的任务。社会主义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前进的，婚姻自由也有一个不断扩大、不断发展的过程。经济基础决定婚姻家庭制度，但婚姻家庭制度对经济基础又有反作用。婚姻家庭制度既然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那么它也和其他上层建筑一样，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通过经济基础对生产力的发展发挥各种影响作用。历史证明，凡是维护旧的经济基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婚姻家庭制度都是落后、衰败的，注定要消亡;而拉动与巩固新的经济基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婚姻家庭制度则是文明、进步、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必定会成长壮大。我们在肯定经济基础对婚姻家庭制度的决定作用时，也不可忽视婚姻家庭制度对经济制度的反作用力，并以此作为评价特定社会婚姻家庭制度的终极标准。

二、非婚同居现象的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为婚姻家庭制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现代社会的多元化也带来了婚姻家庭制度特别是婚姻观念的多元化。一方面，世界各国已经建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儿童利益的婚姻制度。文明、健康、民主的婚姻家庭制度成为发展的主流。但另一方面，对婚姻的个性化理解、个人主义的膨胀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都对现存的婚姻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未婚先孕、非婚同居、离婚率大幅上涨、人工生育子女的地位、空巢家庭……凡此种种，都是人类社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我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建立以后，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婚姻家庭领域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传统，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自由化、个性化影响下产生的种种新的婚姻家庭观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非婚同居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及社会的不断发展，非婚同居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于青年人及老年人中，成为游离于法定婚姻之外的一种两性结合方式。非婚同居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没有办理结婚登记而同居生活，它包括了事实婚姻。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行之后，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男女，如果没有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则不再承认其婚姻的效力，因此，将1994年2月1日以后出现的无配偶男女同居，称为非婚同居，不再使用“事实婚姻”一词。非婚同居关系的构成要件有三:(1)欠缺结婚法定形式要件。(2)同居关系的男女或者以夫妻名义，或者不以夫妻名义。(3)男女双方公开同居生活。我国传统的婚姻家庭观正面临着挑战，非婚同居作为一种新的婚姻及家庭形式正朝着蔓延的趋势发展，而我国现行法律在调整此种新现象时的欠缺，带来了许多社会及法律问题。第一，非婚同居现象大量增加的趋势，使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改变其传统的做法，对非婚同居进行法律上的调整。而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解释非婚同居关系，也未界定其内涵与外延。第二，非婚同居者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我国法律没有相关制度调节非婚生子女同其生父母之间的关系，这样极大地危害了非婚生子女的人身及财产利益。第三，非婚同居与婚姻关系的效力不完全相同，婚姻关系的效力不仅包括夫妻间的各种财产关系，而且还包括夫妻间的各种人身关系，而非婚同居配偶间的关系主要是财产关系，双方几乎不享有人身方面的权益，但我国法律未规定非婚配偶双方的个人利益和财产利益及相互关系的问题，在实践中引起了许多纠纷。第四，非婚同居与婚姻关系不同，其间接效力指非婚同居作为一个稳定的生活共同体，基于一定事由的发生而与第三人之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第三人剥夺非婚同居配偶的生命时，另一方如何提起侵权损害赔偿诉讼等问题，给实践司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在非婚同居日益被人们自愿选择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纠纷发生在同居当事人之间，如不及时加以解决，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消极因素，因此，我国法律有必要借鉴两大法系国家关于非婚同居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非婚同居法律制度。

非婚同居关系范文篇7

关键词：习惯；婚约及彩礼的返还；事实婚姻与非婚同居；子女的姓氏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以下简称为民法典总则）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据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该条规定首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认了“从习惯”是民法的法源，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依据。在我国的民事法律中，婚姻家庭法是一部具有本土性与习俗性的法律。因为“亲属法多为各法律体系所固有，夫妻亲子之自然属性，莫不受其社会环境、风俗、人情之影响，各有其传统，故亲属间之法律关系，多随习俗而移转，其与‘国情’不合之规定，鲜能发挥其效用”。[1]5但在我国婚姻家庭立法中，却一直对这一特性重视不够，除了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为婚姻法）中有一条文带有“从习惯”的用语①外，在随后颁布的1980年的婚姻法和2001年的现行婚姻法中，都未曾再出现过“从习惯”的用语。但由于“习俗性”伴随着人们婚姻家庭生活的始终，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如，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结婚前举行订婚仪式并支付彩礼；在一些地区相比于到婚姻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并领取结婚证的行为，人们更重视婚礼仪式的举行等），当引发纠纷诉诸法院时，在法无规定或法律规定与习俗不相协调的情况下，司法裁判无法回避对民间习惯的引用或遵循，为了使法院的裁判处理有据，最高人民法院也不得不通过各种司法政策和解释来应对这些问题。当此民法典编纂之际，婚姻家庭法将最终回归民法，作为独立一编规定于其中。在婚姻家庭编的制定过程中，是到了该认真对待婚姻家庭中的习惯问题的时候了。

一、婚姻家庭习惯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务中的存在现状：司法先行而立法滞后

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婚姻家庭生活与习惯相伴而行，而我国有关婚姻家庭的立法，在制定之时即存在对国外的立法经验借鉴得多，对本土资源重视不够，加之立法时理想化色彩过于深厚，民间存在的习惯仅作为需要改造的陋习的状况，相关规定或者与现实脱节，或者缺乏明确规定，使司法实务不得不通过各种解答、复函、批复、贯彻执行民事政策的意见等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来解决相关问题。而纵观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部门做出的各种解决之策中，都涉及对习惯的运用，要求法院在处理相关事务时对当地的习惯加以尊重。归纳之，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其一，结婚问题。如《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关于回汉及外侨婚姻问题的批复》（批复山东省人民法院）：“关于回汉结婚问题，根据法制委员会意见，应按民族政策基本精神处理，尊重少数民族习惯，……但如因民族的风俗习惯或教规关系，不准与外族通婚时，应本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原则，说服男女双方当事人尊重民族习俗，不要勉强结合以免引起群众反感及民族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表叔与表侄女结婚问题的复函》（1957年1月8日，法研字第506号）：“表叔与表侄女是五代内辈分不同的旁系血亲，习惯上是不结婚的。”其二，婚姻家庭关系问题。除子女姓氏问题强调从习惯外，还涉及收养契约、不同民族婚后所生子女应属何族的问题等多方面内容。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收养关系诸问题的几点意见（发东北分院）》：“（一）收养契约虽为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契约，但幼年子女的生父母亦可与收养的父母成立契约，将子女交其收养。只要不妨碍子女利益，在习惯上（如近亲辈分）又无妨碍，即应认为是合法的契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关于不同民族男女结婚后所生子女应属何族的问题的复函》（1953年6月15日，司普字第26／829号）：“关于不同民族结婚后所生子女应属何族的问题，经与民族事务委员会联系，我们认为此种问题应根据群众一般习惯决定，在子女长大后，所属民族，应听其自行选择。”其三，离婚问题。这主要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历年所做出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和相关司法解释对事实婚姻的认定与保护的相关政策及解释。

二、司法政策和解释对习惯的认可

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一直存在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对婚姻家庭领域中的许多问题缺乏明确可行的规范等问题。法律漏洞的存在需要其他相关的规范来补足，这为习惯的适用创造了条件。但由于立法对存在于民间的习惯的排斥和漠视，在现行的婚姻法中便没有赋予法官在案件审理中可以适用习惯的权限，因此在我国，习惯主要是通过司法裁判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在习惯的司法适用中，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主要是依靠法院的各种司法政策来实现，到80年代后期则主要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来完成，其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以其中的几个问题为例来说明之。（一）婚约与彩礼的返还问题我国婚姻法对婚约采取既不禁止又不承认的态度。但由于受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聘娶婚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男女双方在结婚前都有订婚的习惯，故在全国各地，订婚成为男女结婚前的一道“必经程序”。当婚姻关系不能最终缔结时，彩礼的返还即成为婚约纠纷中的一种常态问题。人民法院在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上，以2003年12月25日公布并于2004年4月1日起施行的《婚姻法解释（二）》为划分的时段可分为两个阶段。1.《婚姻法解释（二）》施行前的处理方式在《婚姻法解释（二）》出台前，处理婚约彩礼纠纷的主要是各种司法政策。根据相关政策的规定，彩礼或聘礼按其性质可分为三类：公开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变相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赠与性质的聘金或聘礼。针对聘金或聘礼的性质的不同，在返还上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对公开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原则上均应将其因此所得财物没收，并得酌情处罚；对变相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得斟酌具体情况及情节轻重予以没收，并得予当事人以教育或必要的惩处；对赠与性质的聘金或聘礼，原则上均不许请求返还。但如给付之一方在经济上特别困难而收受之一方又有能力者，则在确保婚姻自由的前提下，得对给付之一方酌予照顾，判令返还全部或一部。[2]2.《婚姻法解释（二）》施行后的处理方式《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答：“本解释在决定彩礼是否返还时，是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的。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收受彩礼一方应当返还彩礼。给付彩礼后如果已经结婚的，原则上彩礼不予返还，只是在一些特殊情形下才支持当事人的返还请求。”[3]102虽然“这一规定的出台正式改变了以往法律和司法解释中缺乏针对婚约财产纠纷的规则的状况”[4]119，并对一直存在的彩礼性质的争论进行了明确，即彩礼属于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其返还不受过错的影响，但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规定，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如有学者认为：“三款规定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第（一）款规定彩礼返还情形为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是以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未成就、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为基础的；而第（二）、（三）款则规定了双方结婚又离婚时返还结婚前彩礼的情形，既然婚约期间的赠与作为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这种赠与民事法律行为因双方结婚这一条件的成就而成为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那么婚约财产所有权已在条件成就时发生了转移，已作为妻子的婚前个人财产，而此处规定离婚时又予以返回，显然自相矛盾。”[5]还有学者指出：“这种不区分过错的只要满足法定情况就一律返还的规定显然对于彩礼给付人更为有利。比之1984年的司法解释，这可以看成是一种对彩礼效力更强意义上的否定。其实，这种否定策略坚持了一种基于‘附条件赠与’和人道主义策略的返还，即结婚的条件未成就或出现了生活上的危机就发生返还的效力。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基于公平而做出的规定，然而实际上,这样的规定却折射出国家对支付方的同情，但这种同情常常是有悖于公平原则的。”[6]因为“最高法院的这种解释使国家不自觉地站在了男方一边。这既有悖于善良风俗和常理，又有男权主义的嫌疑”。[6]在全国许多地区，按照当地习惯，男方提出解除婚约的女方不需要返还彩礼，女方要求解除婚约的才需要全部返还所收受的彩礼。故“婚约财产纠纷领域制定法与习惯法规范的冲突，给法官处理案件带来困难，依照制定法进行裁判的结果得不到当事人的认可，纠纷得不到解决。”[4]123“面对婚约财产纠纷中制定法与习惯法的冲突给审判工作带来的困难，法官摸索出了酌情返还的判决方式。其关键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习惯法，缓和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的抵制，以一定比例的彩礼来换取当事人的妥协与合作，从而妥善化解纠纷。”[4]126由于法官基于个案适用习惯法导致裁判结果的差异并引发当事人新的抵触，江苏省姜堰市法院还为此出台了《婚约返还纠纷案件裁判规范意见》，该规范意见明确了在彩礼返还纠纷中，法院除根据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外，还可结合该市社会经济状况及民间婚约习惯做出裁判。[4]129-130（二）事实婚姻与非婚同居问题在对待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但未办理结婚登记的事实婚姻的问题上，我国的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在相关纠纷的解决中体现出了对习惯的一定程度的妥协，对符合相关条件的事实婚姻承认其婚姻的效力，并提供相应的保护。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还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对这类案件的审理提出了根据时间的不同进行不同的处理方式的意见：1.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施行之前，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起诉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起诉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2.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施行之后，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同居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3.自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之日起，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一般应解除其非法同居关系。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于1994年2月1日起施行，故以这一时间段为标志，我国司法实务对事实婚姻的态度从相对承认主义转为不承认主义。但由于不承认主义不利于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给予程序上的救济，允许补办结婚登记，按《婚姻法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男女双方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这一规定不仅再次体现出了司法解释对民间习惯的妥协与认可，而且还对补办结婚登记赋予了溯及力，从符合结婚实质要件时起同居即具有婚姻的效力。以时间为标准来划分事实婚姻与非婚同居关系并采取不同的保护对策的做法并不妥当，对补正行为赋予溯及力的做法更欠妥当，因为这会误导当事人的行为选择，削弱结婚登记的强制性效力。对非婚同居行为，除不再称为非法同居外，《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请求解除的同居关系，属于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法予以解除。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者子女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三）子女姓氏问题我国有子女从父姓的传统，在1950年婚姻法中只规定了“夫妻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对子女的姓氏问题没有规定。在对子女的姓氏问题发生争议时，相关的司法政策主张应由父母双方协商，协议不成时以子女自己表示的意志为主。子女年幼尚无表示自己意志的能力时，应从民间习惯。①为了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在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现行婚姻法中则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或随母姓。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习惯还是以随父姓为主（在多子女的家庭，儿子所生子女随父姓，实现了姓氏所负载的血缘延续的功能。女儿所生子女随其夫家的姓氏，也实现了这种平衡）。故关于子女姓氏问题的争议主要发生在离婚后子女随女方生活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意见》第19条的规定：“父母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子女抚育费。”但这一规定并不能有效解决关于子女姓氏的争端，特别是在子女选择了第三方的姓氏的场合，如选择了其继父或继母的姓氏时。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为使人民法院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请求对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和婚姻法第二十二条“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的规定作法律解释，明确公民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如何适用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上述规定的含义后认为，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公民行使姓名权属于民事活动，既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和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还应当遵守民法通则第七条的规定，即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此，对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婚姻法第二十二条解释如下：“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公民行使姓名权，还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二）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三）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四）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②

三、婚姻家庭编制定中对习惯的认可与规范方式

正如学者所言，亲属关系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在漫长的人类社会中自生自发而形成的。它更经常地表现为一种习惯或习俗，……因此，人类社会常规性的亲属法律无一不是建立在承认该社会既有亲属规范基础上的。亲属关系自发性的特点决定了亲属法律规范具有明显的‘地方性’、‘民族性’，即法律对亲属的调整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该民族或该地方的习惯和伦理的深刻影响。”[6]因此，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制定过程中，对于内生于本民族的一些习惯性规则，只要其不违背社会的公序良俗并有利于家庭的稳定与社会秩序的维护的，应将其吸纳入婚姻家庭编中。这里仅以其中的几项习惯为例加以说明。（一）对婚约及彩礼返还的规制问题。《婚姻法解释（二）》对彩礼返还的规定，表面上是对民间习俗的认可，但从其制定者答记者问中即可看出“规则制定者对‘彩礼’的偏见，不愿意真正地把它纳入合法的范畴内来研究”。[6]因此，这一规定在实践中的运用结果不尽如人意。而据学者的调查，在江苏省姜堰市“2001年后婚约当事人之间就婚约能否自行解除已经基本上不再存在争议。可以说，‘订婚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双方都可以随时解除’，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共识。司法实践中不再产生由婚约引起的人身关系诉讼。婚约关系解除引起的争议集中在因给付彩礼引起的财产关系领域，当事人就此提起诉讼的，根据《最高法院民事案由规定（试行）》的规定，列为婚约财产纠纷”。[4]113作为婚约财产纠纷涉及的赠与物的返还问题，从世界各国的相关规定看，大多将其规定为一种不当得利，在婚约解除时，赠与物应当返还。如《德国民法典》第1301条规定：“婚姻不缔结的，订婚人任何一方可以依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向另一方请求返还所赠的一切或作为婚约标志所给的一切。婚约因订婚人一方死亡而被解除的，有疑义时，必须认为返还的请求应予排除。”《瑞士民法典》第94条规定：“（1）婚约双方的赠与物，在解除婚约时可请求返回。（2）如赠与物已不存在，可依照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办理。（3）因婚约一方死亡而解除婚约的，不得要求返回赠与物。”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采用了这一做法，对当事人的请求予以支持，但这一规定却与民间的习惯相冲突而不被民众所接受。鉴于婚姻家庭法本土性、习俗性的特点，在婚姻家庭编对婚约及彩礼问题做出规定时，应引入习惯法并考虑当事人双方的过错程度，采用有比例的返还规则。（二）对事实婚姻与非婚同居的规制问题。在2001年婚姻法修改时，苏力教授就曾指出当时的立法更多关注的是城市里受过教育的并且能在网络上发表各自见解的群体的声音，而对普通民众的诉求重视不够。[7]34-58当今在制定婚姻家庭编时，涉及是否需要对同居行为进行规制以及如何进行规制的讨论中，学者的看法也更多基于城市中的同居现象，而对边远地区的只举行了婚礼而未进行结婚登记的同居问题关注不够。虽然现行婚姻法从保护妇女和儿童利益的目的出发，给予了其程序上的补救，允许当事人通过补办结婚登记补正其婚姻的效力。但对于没有补办的，按《婚姻法解释（一）》第五条的规定，如果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但这一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可操作性，因为到了要求离婚的时候，没有当事人会选择先登记结婚然后再诉讼离婚的。所以通过补办登记使同居关系转变为合法的婚姻关系以保护婚姻中当事人的意图其实难以达成。在婚姻家庭编的制定过程中，对同居行为的法律规制应区别情况采取不同的规制措施。有学者提出以同居者的主观意思为依据，将其分为有婚意的非婚同居与无婚意的非婚同居，并采取不同的解决对策。[8]70-209笔者赞同这一主张，认为基于仪式婚的影响，举行了婚礼并已同居生活的双方当事人，当其发生纠纷需要法院对其同居行为进行法律认定时，出于对民间习惯的尊重，应认定为事实婚姻，对其纠纷按婚姻法的规定处理；基于生活方式的选择，没有结婚打算的单纯同居则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法律只对其子女、财产问题进行调整。（三）子女姓氏的选择：增加尊重习惯的规定。近年来，我国子女姓氏纠纷不断出现，这既有离婚导致的子女姓氏的重新选择，也有因少子化政策所产生的。为了贯彻计划生育政策，国家曾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①当独生子女结婚生育后，子女的姓氏争端不断出现，当双方无法解决而诉诸法院时，如果不能调解结案，法院必须做出裁判。面对子女可以随父姓或随母姓的规定，法院实际上也就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因为无论做出子女是随父姓还是随母姓的判决，都难以做出有说服力的判决。为了避免当事人的纠纷以及法院裁判的两难决定，在法律条文中对子女姓氏的选择有必要做出一定的调整，改为规定在子女姓氏的选择上由当事人自己约定。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则按当地习惯解决。这样规定既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时在赋予法官一定自由裁量权时，又使其裁判的依据更加明确，以减少当事人对裁判的质疑。

四、结语：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的一点述评

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草案）》中，“民法典分编整体上偏重财产法，对身份关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存在基本制度的疏漏，具有内容缺失、法律规定详略不当的问题。”[9]而其中的“婚姻家庭编”只有八十条，所规定的内容简略。按夏吟兰教授的说法，立法者对“婚姻家庭这部分是宜粗不宜细，尽量能不规定就不规定，能少规定就少规定”[9]不仅没有兑现2001年现行婚姻法修改时所做出的“关于《婚姻法》的系统化、完备化待制定民法典时一并考虑”[10]的承诺，而且对司法实务中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也没有能吸收到立法中并做出有针对性的规定，对习惯在婚姻家庭领域的适用也没有任何体现。如果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的内容变成法律文本正式颁布实施，婚约彩礼问题、事实婚姻或非婚同居问题等仍将面对无法明文规定而只能由司法解释调整的局面。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不得不再次呼吁，立法者制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时，请认真对待婚姻家庭领域中的习惯!

【参考文献】

[1]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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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宏扬．当代中国民事习惯法的司法适用———以姜堰市人民法院对婚约财产纠纷的审理为例[A]．高其才．当代中国民事习惯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5]谢慧．婚约财产流转之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6]李拥军．当代中国法律对亲属的调整：文本与实践的背反及统合[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4）．

[7]苏力.冷眼看婚姻[A].李银河,马忆南.婚姻法修改论争[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8]但淑华.我国非婚同居二元法律规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9]夏吟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的重大疑难问题［EB/OL］．中国民商法律网，www.civillaw.com.cn/,2018-10-30．

非婚同居关系范文篇8

一、老干部再婚现状及特点

区总人口64万人，截至去年底，全区60岁以上的老人7.68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2%，其中，市区空巢老人600多人。目前，全区老年人口每年以近3%的速度增长，人口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区直接管理的老干部603人，其中男性536人，女性67人，老干部数量每年正以3%的速度递减。正是在全区老年人口增长与老干部数量负增长的交错中，老干部再婚特点显得更加突出。

（一）老干部再婚以丧偶再婚居多。在603名老干部婚姻状况中，原配婚姻占到45%，再婚婚姻占到46%，独居仅占9%，再婚率高于初婚率是老干部婚姻的显著特点。所有再婚老干部当中，再婚婚龄最长的26年，再婚年龄最大的83岁，再婚次数最多的达到6次。再婚老干部79%属于丧偶再婚。

(二)老干部再婚比重男性大于女性。在丧偶老干部中，男性老干部再婚人数占到79%，女性不到10%。这说明女性老干部寿命高于男性，女性老干部丧偶后，由于年龄关系再婚很困难。从丧偶要求再婚老人的家庭看，大部分都有子女(无子女的老人只占8.8%)，而且均为男性。

（三）老干部再婚以“找伴型”为主。再婚老干部当中，由于缺乏生活自理的能力，丧偶后觉得过日子处处难，为了能维持正常的生活，迫切需要找一个配偶，这种类型的占26.5%；部分男性老干部，身体仍然比较健康，物质生活已心满意足，但感到精神生活空虚。用他们的话说：“现在一切挺好，只欠精神支柱。”想找个称心如意的老伴共度幸福晚年的占42.8%。

（四）老年人再婚后的生活情况大多数是好的。据对再婚的老干部家庭调查，婚后幸福感的占74%，他们在生活上互相照顾、体贴，和双方子女和谐相处，安享晚年。但也有15%由于与子女关系搞僵和经济来往不清感觉身心很累。还有个别再婚老干部与子女水火不容，多次调解无效闹上法庭。

（五）老干部非婚同居现象比较严重。在以配偶形式共同生活的老干部中，未婚同居率占到48%，可以看出非婚同居已成为老干部解决晚年感情生活的选择之一，和则聚，不和则分，重组的事实婚姻成了双方释放情感的“临时驿站”。许多子女对遗产问题的担心，也对老干部的“非婚同居”给予默许，因此老干部“非婚同居”现象越来越多，由此带来的后遗症，值得关注。

（六）老干部再婚由单一形式走向多元化。原来老干部再婚的年龄距离较短，往往是男性比女性大几岁。现在老干部再婚年龄选择距离拉长。出现了岁际婚姻（年龄差距小于10岁）、台际婚姻（年龄差距在11到20岁之间）和代际婚姻（年龄差距大于20岁的婚姻），我区年龄差距最大的达到了32岁。据调查，全区老干部有登记再婚、同居再婚、走婚再婚、代际再婚等形式。其中同居再婚和走婚再婚的老人占据主导位置，登记结婚的有所增加。

二、老干部再婚利弊分析及存在问题

（一）老干部再婚的利弊。通过调查和与老干部交谈发现：许多丧偶老干部的内心是很害怕孤独的，他们希望有一个“伴”陪伴着自己走完人生的路，他们渴盼安稳、幸福的晚年生活，并希望得到孩子们的支持与祝福。在调查中发现，已经再婚的老干部大多表现得精神焕发，患病率较低，乐意参加社会活动。而因子女干涉未能再婚的老人则很孤独，精神压抑、萎靡不振，容易患病。实际上，再婚老干部对性生活的要求只占一小部分，他们要再婚的真正原因是想找个“伴”，互相照顾，这样有利于健康，可延缓衰老，减少痴呆。而这些都是子女所无法替代的，子女不可能时常守在老人身边，可见，老干部再婚不仅是为了给自己找幸福，也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有助于社会和谐进步。

（二）老干部再婚面临的问题。首先，重新组合的婚姻必须面对房子、财产、子女、生活习惯、文化素养等多方面的相互磨合问题。男女方的思维差异很大：男方怕财产损失，怕承担责任。女方则想轻松潇洒，不当保姆，还要考虑如何照顾原先的子女。双方各自的子女也会考虑如何继承财产、如何赡养老人等问题；其次，老干部再婚时理性大于激情，再婚老人为情爱付出自己的一切的意志已不像年轻时那么坚定，重组的夫妻关系十分脆弱。双方都希望对方能适应自己、照顾自己而又不占有自己的财产。有些老干部提出了再婚的妻子将来不能继承自己的遗产、生活上要AA制的要求，再婚的女士想进入知冷知热的贤慧妻子角色也比较难；再次，老干部择偶时总是愿意选择社会地位、收入、年龄等比自己低的女士，使有些利用婚姻做跳板的居心不良者，借此骗了老干部的钱财，最终使得老干部“人财两空”；最后，老干部再婚择偶的渠道狭窄。调查发现，老干部择偶靠子女、邻居、熟人介绍居多。专门的老人婚介所、社区、媒体等为老人助婚还较少。

（三）老干部再婚为老干部服务提出了新的课题。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为老干部搞好服务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老干部部门、老干部原单位、所在社区、家庭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老干部离休费、医疗费、财政保障“三个机制”日益完善的情况下，老干部衣食无忧。服务的重点已经转移在如何让老干部身心健康和快乐有为的问题。当老干部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需要照顾的时候，丧偶老干部再婚以及再婚环境的促成、再婚家庭矛盾的排解、子女的沟通教育等等，都需要老干部部门、社区、原单位和家庭的关注和理解支持。

三、老干部再婚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怎样对待老干部再婚问题，怎样做好老干部再婚前、中、后的服务和管理问题，这既关系到安定团结，又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引起全社会关注。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老干部再婚良好的舆论环境。我们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婚姻是个无法绕开的问题，社会的关爱以及世俗的看法和老年人自身观念的转变，是决定他们能否享受晚年幸福生活的最主要因素。目前，老干部离婚、再婚面临的环境和舆论压力也很大，尽管社会在不断进步，但对老年离婚、再婚者的宽容和接纳程度依然非常有限。因此，应该大力提倡老干部自主婚姻，抛弃旧俗，勇敢追求自己晚年幸福。通过媒体专栏、老年大学婚育课堂、社区市民学校等阵地，宣传新事新尚，把老干部晚年幸福当成社会的责任和家庭子女的责任。区鲸园办事处社区教育学院开设了《老年婚姻》课程，定期聘请专家、法律人士、再婚老干部为老年学员授课和切身感受，受到广大老干部和老年朋友的喜欢，成为社区教育学院参加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

（二）善待婚姻，让老干部再婚“转弊为利”。一是老干部婚前要加强了解：相互了解对方脾气、性格、爱好、文化素养、经济状况以及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对老年人再婚的态度，做到心中有数。二要明确权利和义务：要将双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责任和双方子女对两位再婚老人应尽的赡养义务明确下来。三要实行财产公证：应在婚前进行财产公证，以免婚后发生财产纠纷。四要履行法律结婚手续：只有履行了结婚登记手续，才是合法的夫妻，才能受到法律保护。男女双方如果不能在一定的感情基础上对以上各项达成共识和理解，匆忙行事、勉强结合，日后一旦水火不容，会给自己增添许多烦恼，使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此外，再婚后要注意互敬互爱，求大同、存小异，避免把现配偶与原配偶做过多的比较。这些都有益于再婚后共筑“爱巢”、使再婚如同初婚一样幸福美满。

非婚同居关系范文篇9

（一）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溯及力问题

《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见解，即自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应当有所区别。如前所述，自始无效婚因严重违背社会公益要件，违反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应当自始无效，有溯及力。而可撤销婚姻只是一般性地违背社会的私益要件，违法程度不是很严重。应从被宣告撤销之日起无效，即宣告撤销之前婚姻还是有效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或人民法院的撤销宣告无溯及力。在当今一些采取婚姻无效与可撤销双轨制的国家及地区，关于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法律后果，也是如此分别规定的，这样也显得更为科学、合理。

（二）当事人是否具有夫妻关系

《婚姻法》第十二条简单地规定：“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与第一点相同，由于自始无效婚与可撤销婚的溯及力不同，自始无效婚溯及既往，当事人当然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但可撤销婚姻无溯及力，在被宣告撤销之前，婚姻关系是有效的，因而在宣告撤销之前，当事人之间的夫妻关系也应当得到认可，具有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

（三）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

关于财产关系，《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这个规定比较模糊且不是很全面，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这样处理：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在被撤销后，双方当事人同居期间各自取得的财产归个人所有，对是否个人财产举证不明，且无法查实的，按共同财产认定，均有分割权。双方共同购置的财产按民法一般共有财产合理分割；双方各自所欠债务，独立负责偿还，共同所欠债务，由双方负连带责任予以偿还，处理时运用有关民事法规。此外，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生活困难的一方可以请求另一方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偿，无过错一方还可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

非婚同居关系范文篇10

近两年来，我县早非婚生育现象有蔓延势头，据人口计生部门统计，2009年至2010年，我县违法生育案件中，早非婚违法生育案件占90%。2011年，我省实施了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考核评估体系改革，将早非婚违法生育作为违法生育统计考核评估指标，计算当地计划生育率。目前，我县个别乡镇、村屯孕前管理水平落后，群众观念陈旧，早非婚现象严重，这些不利因素将直接影响我县低生育水平的持续稳定，制约我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健康发展。

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从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大局出发，加强对早非婚工作的管控工作力度，不断完善措施，强化监督检查，多措并举，标本兼治，加强早非婚生育治理，消除违法生育隐患，确保我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扩大宣传、强化引导。

一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媒介及宣传栏、宣传车、宣传单、标语等宣传手段，大力宣传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使广大群众真正掌握国家政策，了解违反生育政策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二要积极组织党员干部，采取入户上门的形式，面对面地对未婚青年进行新型生育观念的教育，消除“早生孩子早得济”的陈旧生育观念。使他们真正懂得过早生育对产妇身体带来的危害，容易造成新生婴儿的先天畸形，给家庭、社会带来的沉重负担，给孩子带来一生的伤害。三要充分利用乡（镇、街道）、村（社区）两级人口学校，针对80后、90后未婚青年思维活跃、思想开放，婚姻观出现偏差，道德观缺失的现实，定期举办培训班，加强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婚姻观的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强烈的责任感。四要组织人口计生工作人员深入村居、学校、厂矿、企业，举办形式多样的宣传咨询活动，为未婚青年答疑解惑。

二、完善制度、规范管理。

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成立相关工作领导组织，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落实工作责任。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制度，制定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对未婚青年管理、摸底清查、档案建立、签订计划生育合同、处理处罚、责任落实、督导考核、奖惩兑现等方面进行规范管理，使未婚青年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早非婚生育治理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推动治理工作持续开展。

三、强化考核、严格奖惩。

在2011年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状考核评估工作中，要重点加大对早非婚管控工作的考核，细化考核细则，加大考核评估分值，严格奖惩。对未完成全年人口计生工作任务，故意瞒、漏报早非婚生育的单位给予警告、通报、黄牌警告，直至纳入重点管理，坚决实行“一票否决”，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对工作责任落实到位、服务到人，五类重点人员无漏报、无未婚怀孕的、发现未婚怀孕及时动员落实流引产的单位给予表彰奖励。党员干部、国家公职人员本人出现早非婚或违法生育的，除按照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上限给予当事人从重处罚外，还要撤销党内职务、开除公职。

四、突出重点、分类施治。

对未婚青年进行个案分析，从中筛选出“未登记举行婚礼、非婚生育未登记未管理、确定恋爱关系、有恋爱史或同居现象、有流产史或长期外出”五类重点未婚青年，因人制宜、分类施治、重点监控。采取“月月见面，月月与外出打工未婚青年所在单位电话联系”等工作制度，开展婚姻信息随访。乡（镇、街道）、村（社区）要实行月月变更，上报未婚青年婚姻管理信息制度，坚决杜绝早非婚生育事件发生。同时，将村级红白理事会人员、厨师、宴席设施租赁人员、婚庆礼仪店店主、鲜花店店主、影楼录像摄像人员、出租车司机、大中型饭店老板、医院、卫生防疫等未结婚、生育服务的人员纳入管理范畴。充分发挥公安、工商、税务、食品药品监督、卫生防疫、医院、人口计生、城管、交管、民政等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定期对从事结婚、生育服务的工作人员进行集中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