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改税范文10篇

费改税范文篇1

一、费改税加强了政府对国民收入分配的立体调节作用

收费导致了分配立体的混乱,形成政府分配多元化、政府利益部门化的格局。收费大量涌入国民收入分配领域,众多部门以政府名义插足国民收入分配,造成政出多门、多头分配,部门利益分散了政府利益,资金分散使用,政府支配权削弱的情况。据调查,收费养人的问题十分突出,如省以下的公路收费部门,70%的管理人员靠收费开支,工商部门、环保部门的65-70%的管理人员依靠收费开支,部门利益分散了政府利益,政府的职能被大大削弱。费改税从此入手,界定了各级政府行政部门的职能,拆庙赶和尚是收费改革的根本环节。

二、费改税改变了以往混乱的收费秩序收费扰乱了分配秩序,是国家财政困难的主要症结。

收费名义上是政府收入,但实际上收费的流向主要在预算外,大量收费必然形成对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挤占和分割。事实上由于以费挤税,财政预算外资金膨胀的过程就是财政收入削弱的过程。在一些地方,收费种类和收费数额都已超过了地方税税种与税收收入规模,这种主次不分、本末倒置的行为,造成了政府财政收入短缺的现状。费改税将归还税收收入的主导地位,确保国家财政收入,控制预算外收入的规模。

费改税范文篇2

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名目繁多的收费已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诸多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国家规定以外的各种收费使企业负担沉重。因此,摆正税费位置,正确处理税费关系,实行“费改税”,已势在必行。

一、税与费关系分析

税收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固定地组织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费指中央或地方政府因提供公共服务或批准使用国有资源而向直接受益者收取的费用,它属于非税收入。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均分为两部分:一是税收收入,另一是非税收入。在我国非税收入包括行政性收费、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集资。税与费都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形式,都可以用于财政性支出。这是税与费的相同之处。同时税与费又是有区别的。税收具有固定性、强制性、无偿性,收费具有灵活性、适度强制性、补偿性;并且税收还具有程序性,需要通过立法程序,收费只需通过行政程序即可;税收的征税对象具有普遍性,向税法规定范围内的所有纳税人普遍征收,收费的征收对象是特定的受益者,只有涉及某些特定行政管理和享受某些特定服务的直接受益者才缴费,具有受益与支出的直接对应性;税收收入由国家纳入国家预算,统筹使用,一般与政府的事权挂钩,用于一般性的财政支出,满足共同需要,收费除了一小部分“规费收入”上缴国家财政统筹使用外,其余一般与特定的行为挂钩,用于特定支出,满足特定需要;税收一般具有弹性,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的提高而增加,又随着经济的萎缩而减少,收费一般具有刚性,并且也不考虑受益者的支付能力。

综观世界各国的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占绝大比重,非税收入只起补充作用,在政府预算收入中只占很小比重。如美国1995年的联邦预算中,非税收入仅占6.7%,而韩国仅占政府预算的5.7%。日本目前的非税收入约占5%。而我国近年来全国各类收费金额却以年均15%的涨幅递增,1997年全国各类收费总额近4200亿元,相当于我国同期财政收入的45%,以费挤税,费强税弱,税费矛盾相当突出。

二、我国目前的税费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一)费强税弱,侵蚀了税基,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按国际通行贯例来看,税收应在一国的财政收入中占绝大比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税收一般占政府收入的80%左右,但在我国各级政府收入中,税收收入、预算外收入和各种收费各占1/3,税收收入不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亚洲地区的平均水平。近年来,税收收入中占政府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而收费占政府收入的比重却迅速提高,费强税弱,财政收支格局本末倒置,致使国家财力增长严重滞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级政府都把收费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渠道,在国家规定以外巧立名目,自定政策向国企、农民、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征收各种费用,久而久之,收费项目越来越多,收费规模越来越大,乱摊派、乱收费,最后造成费大于税。加上不少收费本身就是税基的重要部分,由于收费与与地方政府及所属部门利益直接相关,地方政府往往重费轻税,甚至明令先收费,后征税,“费”硬“税”软,收费挤占了税收,必然造成侵蚀税基,冲击税收。纳税人多交费必然少交税,以致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从而导致国家应得的税收以费的形式流入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甚至个人的腰包,没有成为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样就分散了国家财力特别是中央财力,使国家行使职能缺乏应有的财力支持,消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使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无法实施。

(二)收费项目繁多,收费部门林立,收费数额巨大,加重了企业和老百姓的负担

据财政部不完全统计,1997年中国各级政府的收费项目约6800多项,其中全国性和中央部门的收费有300多项,地方收费项目各地情况不一,少则几十项,多则几百项,最多的省有400多项。全国的各种政府性基金有400多项,除40余项是正常批准的之外,其余基金项目均为各级政府部门越权设立,而且收费多门,不一而足。目前,国企、农民、个体户和私营企业负担沉重,不是国家税收重,而是政出多门的费负重。国家经贸委调查表明,国有工业企业的各种不合理负担,大体占到当年其实现利润与税收之和的20%,有的甚至超过了当年实现的利润,过多过乱的收费使企业不堪重负,扰乱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秩序,加重了国有企业的负担,更影响了投资环境,特别是影响了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同样农民负担过重,不是重在农业税和按国家法律规定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三提五统”,而是重在国家规定外收费、集资、摊派太多,税收以外的不合理负担不断增加。实践证明,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使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不堪重负,不少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因“三乱”而倒闭,严重制约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

(三)收费管理不规范,财政监督弱化,扰乱了国民收入的分配秩序,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和温床

根据我国现行规定,各级政府、部门出台的各项收费是一种不纳入国家预算,由地方部门自收自支的预算外资金。由于自收自支,收费项目的多少和收费额的大小与地方、部门利益直接挂钩特别是与个人利益挂钩,于是各地方和各部门随意超过规定的标准和范围收费,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复收费,巧立名目的收费,甚至强行摊派。由于收费不纳入国家预算,导致支出去向不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监督,使财政监督弱化,滥收费、滥罚款使大量收费游离于国家预算外,既肢解了财政职能,削弱了政府集中性财力,还扰乱了国民收入的分配秩序,为各种开支提供了财力基础。费大于税的实质是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不规范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部门的行为不规范,且不少部门违反财经纪律,以权代法,以权干预法律,擅自截留并滥支滥用收费,给以权谋私、以权谋钱、化公为私、中饱私囊等腐败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和温床,进而助长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由于工业、交通、教育、卫生、城建、工商、公安等非财政部门收费介入了国民收入的分配领域,使国民收入的分配渠道陷入了混乱状态。

(四)收费项目增加和机构人员膨胀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由于财政收入保证不了日益膨胀的机构和人员开支就要去立项收费,收费的单位经费宽绰,就要增加人员,形成庞大的部门队伍,又增大了经费开支,在财政拨款有限的情况下,就不得不靠加大收费规模、数额进行自我维持,收费的过多过滥为政府机构的膨胀和人员膨胀提供财力基础,机构膨胀和人员膨胀又为过多的收费创造了客观需求。

三“费改税”的改革

最近几年,各种基金、收费项目很多,除预算外资金允许收费以外,地方政府各部门还在国家规定以外乱收费、乱罚款和巧立名目搞各种形式的乱摊派,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形成企业和群众的沉重负担,破坏了党群关系、政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因此,清费立税,实行“费改税”已经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一)清理整顿现有的收费项目,取消大量不合理的收费

1.将目前的各种收费进行彻底清理,坚决取消不合理的收费。将现行行政事业收费能够纳入税收的,依法纳入税收征管,将收费中属于经常性收入的,划为经营性收入,依法按规定纳税,对极少数确需保留的收费或必须收取的基金,纳入财政预算,凡不符合国家行政事业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审批管理规定的由地方或部门越权设立的各种收费、基金都应一律取消。清理“三乱”,规范收费,少数收费基金改为税。“费改税”是社会分配关系的一次梳理、整顿和调整。

2.重新鉴别现有各种收费的合理性,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对属于政府一般性管理职能,收费养人的收费项目,都应予以取消,有关行政管理费用通过一般性税收筹集,由财政预算安排。对国家支持某些重要事业发展或重点工程建设而设立的基金,已规定期限的征收期原则上截止2000年底,个别确需延长征收期限的基金,须经国务院批准后继续执行。

3.合并取消重复设置的收费。对一些重复设置的收费,该合并的合并,该取消的坚决取消,要结合机构改革和部门职能及政府事权的合理划分,分别予以取消。

4.降低某些过高的收费标准。对一些必要的收费如证照工本费,除具有特许权使用性质的证照费外,一般证照费应按每证最高不超过10元的统一标准收取,以减轻社会和有关方面的不合负担。

(二)将部分事业性收费转作经营性收费管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职能的转变,一些原由政府机构负责管理的事务,逐步转由一些从事经营服务活动的市场中介服务组织承担,相关的事业性收费不再体现政府行为,应转作经营性收费进行管理。这类费主要包括:委托检验收费、科技信息、咨询开发收费、社会有偿服务收费等。

(三)将部分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以相应税种取代,纳入法制管理

在取消不合理、不合法收费基金项目,并将部分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性收费管理的基础上,对一些体现政府职能,收入数额较大,来源相对稳定,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基金,适宜转为税收的,并入现行税种,不能并入现行税种的收费,可考虑设立新的税种。如:将交通部门征收的公路养路费等6种收费和基金,合并为“燃油税”;将各类文化教育方面的教育费附加等6种附加基金合并改征“教育税”;将农村征收的农业税地方附加和“三提五统”等8种附加基金并入“农业税”;将目前分散在劳动、民政、人事、卫生等部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等5种基金合并为“社会保险税”。但这些新税种不可设立过多,以免税种繁多,违反简化税制的基本原则。

(四)对有必要保留的少量政府收费,实施规范化财政管理,加强人大监督

实行“费改税”后继续保留的收费、基金大体包括这几类:一是政府向法人或城镇居民实施特定管理和提供特殊服务收取的各种证照、注册费。二是政府机关为维护国家主权而实施的收费。三是政府机关或政府授权机构,向国有资源使用者收取的使用费和补偿费。四是一些带有惩罚性质的收费。五是少量暂不宜取消或规定的征收期未满,改税困难的政府性基金。经国务批准后,在一定时期内可继续征收。对这些保留的收费,要改革征管办法,实行规范化管理,同时加强人大监督,避免超范围、超标准收取。

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费改税”尤其如此,它的出台,将给某些部门利益和运作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必然要涉及到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切实利益。“费改税”不是单枪匹马的革新,它牵涉到国家法律、机构、财税等各项改革的同步配套。应该看到它出台的不可阻挡性和不可急就性同时存在。因此,我们要加强宣传,正确引导,形成有利于“费改税”顺利实施的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费改税范文篇3

所谓费,是根据国家法律、法令、制度,由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自行收支,不纳入预算内的财政资金。税收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强行分配而取得的财政资金。从目前我国收入组成来看,税收收入是主要来源,费只是补充部分。但从另一方面讲,税费并存也必然会产生矛盾,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社会总产品的数量和价值是既定的,也就是说,可供分配的剩余产品的数量和价值是有限的,税和费作为分配手段来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若收费过多、过滥,必然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税源的开发和建设,侵蚀税基影响税收收入,从而影响财政收入,最终会导致收费不能抵消税收损失的状况。因此,有必要将一部分费改为税。

从目前我国的收费来看,大体上包括事业性收费、经营性收费、行政性收费。从费的特点来看,它和税具有相似的特征,存在着某些共性。这就为费改税在理论上提供了可能性。二者的共性主要体现如下:

(一)二者的主体都是国家和政府受权的职能部门和机构。

(二)收取的依据都是国家法律、法规和制度,收取的手段都是国家赋予的权力,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

(三)从收费来源看,属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范畴;从其征收对象上看,都是单位及个人。

(四)从作用来看,税和费都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国家、社会管理职能。

(五)从实质上看,无论是收税还是收费,都直接或间接属于财政性收入。

相比之下,费的固定性相对税要差一些,不如税规范,另外,费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具有直接补偿性,这是税所不具有的。从其差异看,可以通过立法或建立法律、制度的办法来规范,变费为税。

费要改为税,就要相应寻找税基代替(税制要素),主要是课税对象,不外乎有三种:一种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易额,即销售收入;一种是生产要素的交易额,即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入,通常为工资、地租、利润;一种是财产占有或占用额,通常表现为不动产的价值和租金。从我国现行税制上看,对此三种税基都是全部征税的费改税,才必然在此基础上确定的某种特殊税收。在目前,费改税的来源不会离开上述三项税基,二者都存在着共同的来源,这为费改税操作提供了可靠性。

我国费改税的领域相当广阔。我国现阶段存在相当数量的费实质上都是税。费改税只不过要把费的管理形式转为税的管理形式。例如教育费附加,名称上是费,其实质也是一种税。无论从征收主体,还是从征收来源上来看,都是税中的一种特殊个体,它是以商品和劳务交易额作为间接税基,而以流转税基额作为直接税基的。在其他领域,如卫生、治安、交通、社会福利方面的收费。这些收费从表现上看是费,但从其实质上看,是交纳者可支配收入中的一部分。它和税具有相同的来源,因此改为税的操作性也较强。

税费可以并存,费改税能改变目前费挤税,纳税人负担沉重,收费过多过滥的现象。但不能完全以税取代费。费作为收入的一种形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例如公用事业。因此,如果公共部门提供的商品和私人消费受益发生直接的联系,同时又找不到合适的税基,就可以以费的形式来存在。其次税的征收有其要素限制。费相对自由灵活,可以作为税的补充,共同起到收入、调节经济职能。

二

费改税中,也存在着一些应注意的问题:

(一)费改税后权力和利益的分配问题。从我国费的收取来看,数量巨大,费种繁多,极大影响和破坏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费改税势在必行。但费改税后,也存在一个权力和利益的分配问题。一是费往往由各地方政府为弥补开支而自行制定。费改税后,征税权及税的立法权如何确认、费改税后的收入如何划分?是作为中央税、地方税,还是共享税?二是分配比例问题。例如农村三提五统,开征农村公益建设税后,农村建设资金来源如何处理?这就需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原收费多用于地方建设,如收归中央,则势必会增加地方负担,或者造成中央支出增大的趋势。如共享税,返还时如何处理,是否原为哪级收费返还哪级?返还比例多少?分税制后,以划分事权为基础划分收入,如事权不变,收入如何处理?三是费改税后,原有的征收部门的处理。原有征收部门往往人员冗多,机构重叠,费改税后,人员和机构如何处理。四是原有征收部门的职能是否保留,如保留经费如何开支。

针对立法权来说,从目前看,费改税工程巨大,阻力重重,没有中央立法恐怕难以展开。所以立法权应暂归中央。同时,也可考虑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立法权。但立法应在遵循中央统一政策和在宪法、法规允许的范围之内。从收入分配看,费改税后收入应作为地方税和共享税收入。原因是:1、费的起源是在于国家财力不足而由地方及机构征收的。2、费改税后中央支出必然会增大。对于费改税,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机构冗多,人员过多,造成乱收费。所以费改税后,必须精简机构,裁减人员。这里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要精简迅速、力度要大;二是注意分流人员安置,不宜安排到行政或二级事业单位,因为二级单位虽属事业编制,但实际上也等于吃皇粮,可能更方便吃“收费”;三是原征收部门原行政职能依旧保留,取消收费后,可由国家适当增加拨款。

(二)费改税后税务部门的变化。费改税后,将原预算外收入大多纳入预算内收入,收入的完成则依赖于税务部门的征收。但由于费改税的费的缴纳人较为分散,不易管理,则为税务部门的征收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同时税收成本必然会增大。对税务部门来说,是否采取代扣代缴的征收方式。从税务登记到纳税申报的征收方式未必会适应新的形式,如采取源泉扣缴的方式和代缴的方式,是否存在换汤不换药的问题,从而影响到税收的严肃性和刚性。

费改税范文篇4

一、社会保障税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必然选择

社会保障税又称为社会保险税和社会保障缴款，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征收的用于社会保障体系所需资金的一种税或税收形式的缴款，它主要对薪金和工资所得（即劳动所得）课征，除了具有税收的一般特点以外，还具有强烈的累退性、有偿性、再分配性和总偿还量不断扩大的特性，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得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目前世界各国的情况看，社会保障筹资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征收社会保障税；二是缴纳社会保险费；三是强制储蓄形式。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改社保费为社保税，对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资金筹资机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重大意义。

1.有利于增强社会筹资的强制性，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力度

社保税的征收、管理和支付都有严密的法律规定，税比费更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法律规范性，促使社会保障基金有稳定、及时、足额的收入保证，有利于增强社会筹资的强制性，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力度[1].

2.有利于减轻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

国家后给企业和国家财政带来的巨大的养老金负担至2010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将达到12%，超过国际老龄化社会10%的临界点，只有开征社会保障税才能够逐步缩小社保资金缺口，才能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常运行和可持续发展，走出社保支付的困境[2].

3.有利于实行全国统筹制度

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基金才便于政府在更大的空间内调剂余缺，平衡地区差距。目前的省级统筹只能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过渡形式，全国统筹才是终极目标，毫无疑问，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将为全国统筹创造有利条件。

4.对社会保障税实行收支分离原则，进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

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有利于社会保障税的健康运行和廉政建设，有利于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监督机制，增强保障资金的安全性，形成社会保障的收入、支出、管理分别独立的科学管理系统。

5.有利于与国际的税制惯例接轨，促进我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进程的发展

目前，社会保障税在国际税制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经济杠杆作用，成为了各国除所得税外的第二大税种，我国依国际惯例开征社会保障税，在国际税收协议中可以相互抵免，有利于协调国家之间社会保障支出的负担，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及本国居民的权益，促进国际间的开发与交流。

二、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可行条件分析

经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逐步建立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和能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前，我国实施社会保障税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1.社会保障税实施有立法依据和制度基础

费税改革已成为我国当前财税乃至整个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各方面都非常关注。我国政府决策机构和理论界对开征社会保障税已做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果。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呼声很高，形成了广泛共识。1999年国务院公布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其目的、内容、方法、措施、征收对象、征收环节、征纳双方的规定都具有税收法规的特点，这为社会保障税法律条文的制定提供了立法依据。

“九五”期间，社会保障各项改革措施稳步推进，保障体系建设步伐加快。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方面的条例和决定，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保险覆盖面，规范了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加强了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征缴力度，基本上实现了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社会保障制度的这些改革和实践，为社会保障税的实施提供了制度基础。

2.社会保障税实施有国际经验借鉴

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目前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来筹集社会保障基金，世界范围内70%的国家都开征了社会保障税，其中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荷兰等社会保障税还是头号税种。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发展，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税税法，各国的社会保障税制呈现出以下共同的几个特点：社会保障的法制健全，立法规范，实施规范化、制度化，依法筹资，依法保障；社会保障税的课征范围比较广，纳税人包括本国有工薪收入的人，也包括不存在雇佣关系的自营人员和农民；社会保障的项目由少到多，逐步增加；税率是从低到高，其税负随生产发展而调整，并与政府、雇主、职工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与管理分开，税务机关征收，纳入财政部门预算范畴，集中到社会保障机构统一管理使用，保障资金收、管、用相分离，形成相应的制约机制。目前凡是实施了社会保障税的国家，政府基本解决了无法支付国民安全、保险资金的困扰，人民对缴纳税收也有了更高的透明度和防病养老等方面的更大的安全感，如今社会保障税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已逐步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由于国情的差异和所实施的社会保障模式、保障范围的不同，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深入地总结西方国家征收社会保障税的理论和实践，汲取成功的经验和有益的做法，设计出优良的税制，使我们在费改税过程中少走弯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税收体制[3].

3.社会保障税实施有社会基础保证

一方面，社会保障税具有很强的有偿性，能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而能被纳税人普遍接受，而且，城乡居民市场意识和法制观念已经基本形成，收入普遍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社会成员的抗风险能力和自我保障意识逐步增强，因此开征社会保障税具备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立独立于用人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筹资渠道进一步明确，同时国家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也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坚实的财力基础。当前是我国人口负担系数较低的时期，尤其在“十五”

这一关键时期，为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做好物质和制度准备提供了机遇。此外，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社会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为进一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保证[4].

4.社会保障税实施有充裕的税源支撑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分配杠杆逐渐向企业和个人倾斜，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私人收入积累也有了一定规模，物价相对稳定，，工薪收入规模不断扩大，工薪阶层已具备了一定的纳税能力。另外，国有企业通过改制、改组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已完成了三年脱困目标，基本上具备了纳税能力。而且开征社会保障税，“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都成为纳税人，使得国有企业的税费负担相对以前有所减轻，有利于改善其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竞争地位，再者，从自身长远利益考虑，全体公民都希望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排除将来的养老、医疗、失业等后顾之忧。因为只有现在缴纳了社会保障税，将来才能享受到社会保障福利，所以在目前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前景广阔的情况下，他们也有能力负担社会保障税[4].5.社会保障税实施有较成熟的征管条件

（1）征收机构和人员已经到位。国务院1999年颁发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社会保障基金可以由地税机关征收。这就为开征社保税，移交税务部门征收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直至今天，地方税务局有着几年的征收社会保障费的经验积累，拥有遍及全国、组织严密的征收机构和一支专业较强、素质较高、善打硬仗的征收队伍，保证了社会保障税开征的运作筹备工作顺利进行。

（2）税收征管水平有保障。税务系统通过长期的实践，初步构筑起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税收监管网络，加强了对参保单位缴纳社会保障税的征收管理和纳税检查，有效防止申报不实和逃、避税现象。

（3）成功的实践经验可借鉴。自2000年采取税务机关征社保费以来，全国已有19个省市的社保费由地税部门征收。地税部门通过长期基础性管理工作，探索出一套“征、管、查”一体化、运作有序的社保费征管模式，取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并积累了征收经验。

6.社会保障税实施有配套的工作准备

（1）新的企业财务制度规定，管理费用包括为劳动者缴纳的各项劳保费用和税金等，已实行从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企业所得税规定，基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允许税前扣除。上述规定为社会保障税税金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时作税前扣除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保障税的开征。

（2）我国从2002年开始，实行社会保障号码制度，即每个公民以其身份证号码作为社保号码，以新发的IC卡身份证作为社保号码的载体来记载公民的社保信息，并在条件成熟时采用社保号码作为公民银行个人账户的账号，使个人收入真实化和显性化，这一措施将有效地从源泉上控制和减少社会保障税的流失，并且使人们无论流动到何处都可以凭卡受到社会保障，建立全国统一的、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可能。

三、开征社会保障税亟待完善的问题

1.加快法律制度的改革

尽快制定《社会保障税法》、《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法》等法律法规，通过全国人大进行立法，这是费改税的前提。立法后，全国企业、事业单位依法缴纳社保税，税务机关依法征收社保税，改变目前依据行政“决定”“条例”征收社会保障的状况，彻底取缔各种乱收费现象。

2.加快财务制度和审计制度的改革

对企业财务制度进行必要修订，建立养老金会计准则，明确社会保障税作为费用成本，并对有关会计信息的披露进行规范；建立健全审计、统计等各项财经制度，将社保基金的管理和营运纳入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同时，政府和企业的审计范围和内容应及时做出调整。

3.健全个人社保基金账户管理制度

必须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发放个人缴费记录信用卡，使职工个人可以了解自己账户的情况；二是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个人账户转移，避免职工缴税记录因就业地的变动而中断；三是必须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及时足额发放，提高企业和职工对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和信任度。

4.大力推进信息网络化建设

健全的社会保障税征收管理体制必须要以一个覆盖面广、功能齐全、规范透明的社会保障税信息网络作为载体。社保税的征收管理需要接受和处理大量的信息资料，在征缴过程中，地税、财政、社保各个部门还要共同使用有关资料。改革必须加强统筹规划，按照软件开发统一、硬件配套统一、网络信息统一、数据传递统一的要求，加快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建设，把社保税登记、缴纳、申报、核算、支付及查询服务等都纳入计算机管理，并逐步实现全省联网、全国联网，大力提高社会保障税的科学管理水平。

5.多渠道开辟社会保障资金来源

在社会保障资金来源渠道上，可以不局限于利用社会保障税筹集资金，利用一般税收形式在一定情况下也是可以的，例如可以将对存款利息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用于补贴社会保险计划，扩宽社会保障资金的财源；我们也可以利用除税收以外的途径为社保筹资，如减持国有资本，政府通过减持、转让、变现等方式补偿社保资金缺口，还可以发行社会保障债券，通过发新债偿旧债，国家可以掌握一笔资金应对支付高峰期。

费改税范文篇5

一、要站在宏观的层次上看待“费多税少”的矛盾

“费改税”问题的提出，首先是缘于对我国政府部门收入规模的判断。起初，人们用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下降（1978年为31.3%；到1995年仅为10.7%），来论证政府部门集中的社会财力过少了。但是，令人难于理解的是：在财政性质的收入如此之少的条件下，为什么庞大的政府机器仍能运转？各方面政府职能的履行亦未因此而陷于停顿？后来，随着研究视野的放宽，人们注意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是判断现时我国政府部门收入规模的唯一标准。事实上，目前我国政府部门收入口径，除了预算内的规范性财政收入之外，还须计入：预算外收入、没纳入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以及财政收入退库，等等。按最保守的估计，各种游离于预算之外的非规范性政府收入和预算内的规范性财政收入之比，大约为3：2。以1996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10.9%推算，游离于预算之外的非规范性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6.35%、也就是说，目前我国政府部门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实际上已达到25%以上。

进一步说，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来源，基本上是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政府收费（如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基金性收费、对农民收取的乡统筹和村提留以及各级政府的集资摊派等），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又大多于规范性的政府收入，于是，便产生了所谓“费多税少”的特殊的矛盾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费改税”（或称“改费为税”）的政策主张。

从表面上看，“费多税少”是所谓的“费税之争”或财税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的“权力之争”。然而，如果跳出部门或微观的局限，站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层次上考虑问题，就会发现，“费多税少”矛盾的实质，是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不规范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部门行为的不规范。

可以说，这一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改革事业进一步推进的极大障碍。非财政部门介入财政性分配，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渠道混乱。政出多门的各种政府收费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自收自支，不纳入预算管理。既然能够自收自支，那么收费项目的多少和收费规模的大小，就同各部门、各地区的利益特别是同有关人的个人利益挂上了钩，其收费的积极性自然会越来越高；既然能够不纳入预算管理，其支出去向又脱离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审查，也促使其收费积极性愈加高涨。如此演化下去，各种政府收费日益扩展，非财政部门大规模地介入财政性分配，使得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渠道陷于混乱状态。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执法与来自其管理对象的资金上缴有了直接联系，以权谋钱、以权换钱等不规范行为也就由此产生并蔓延开来。换一个角度，各类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不规范为其提供了土壤和温床。

形式多样的税外收费，干扰了企业的改革和经营。国有企业的困难状况与其负担的沉重是有关系的。但负担重并非是税负重。1996年，全国各项税收相加，不过6901亿元，占当年GDP（67700亿元）的比重，仅为10.2%。这样的宏观税负水平，无论作哪样的比较，都不算高。其实，造成国有企业负担重的真正原因，还是政府部门的乱收费、我前不久见到这样一份材料（《北京晚报》1997年10月2日）：根据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6个国有企业的初步调查，他们所承受的来自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收费项目，多达206项。这其中，有节日摆花费、亮灯费、禁烟牌费、驱赶叫花子费、精神文明建设费、精神文明知识大赛培训费、树木打药费、排放雨水河道清淤费、河道维修排水费、旧人防拆除补偿费、卫生费、保洁费、道路清扫费、门前三包卫生罚款。环卫设施费、修垃圾站费，垃圾桶胸置费、垃圾清运费、委托垃圾渣土清运费、垃圾消纳费。门前三包责任书镜框工本费，等等。五花八门的收费，使得本已陷人资金不足、机制不活、产品不适销对路、人员负担过重等困境之中的国有企业。雪上加霜，不堪重负。国家经贸委的调查还表明，国有工业企业的各种不合理负担，大体占到当年其实现利税之和的20%，甚至超过了当年实现的利润，严重干扰了企业的改革途径！

“弱干强枝”的财力分配格局，削弱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些年，在政府部门财力分配上所存在的“‘弱干强枝”现象，一直困扰着我们。所谓“弱干强枝”，是将政府部门的财力分配格局比喻为一棵树，这棵树的“树干”是弱的，经不起风吹草动；而它的“树枝”繁茂，致使头重脚轻、这种分散的财力分配格局。不仅存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而且，在各个不同级次的政府与其所属的职能部门（如省一级政府与其所属的各厅、局）之间，甚至每一级次的政府与其下属级次的政府（如省一级政府与市、县级政府）之间，也都有类似的表现。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只有吃皇粮，才能给皇帝办事”。财力分散了，各部门、各地区的支出，除了依靠政府集中调配的那一块儿规范性的资金外、还分别拥有各自非规范性的财源，可以自立规章，自收自支。其结果.肯定是中央政府以及各个不同级次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人家常说的自所谓“诸侯经济”、“王爷经济”，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长此以往，势必危及国家的政令统一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不规范。加剧了政府机构膨胀和行政管理费用猛增的势头。对于政府机构膨胀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势迅猛的问题，人们通常把它归结为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滞后，其实，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政府部门的收入机制不规范。在政府部门收入机制规范化的条件下。每年可取得或可供其使用的收入便是一个既定不变的量。其支出的规模，便不能不受其收入规模的约束。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就现实来说，对政府支出约束最强的因素就是税收。税收所具有的特性之一——“数额的相对固定性”，实质是一把双刃的剑。一刃是针对纳税人的，即要求纳税人把该交的税全部如数交上来，另一刃则是针对政府的，即征税的额度必须控制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征收。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税收对政府支出的约束是强的，但政府部门可以突破税收的限制，在税收之外通过收费取得收入，各种收费还可以自立章法，按需而征。规范性的税收与非规范性的收费同时存在，后者又大人多于前者，并已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随意”上调，处于如此宽松环境中的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费支出，怎么能不膨胀和增势迅猛？

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认识，“费改税’不过是为规范政府部门收入机制，从而规范政府部门行为，完善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举措。

二、要清楚地认识“费多’和“税少”之间的关系

我的基本看法是：“费多”和“税少”是一种因果关系。最初，“税少”是“因”，“费多”是“果”“费多”是由“税少”而引发的。但事情演化下去，“费多”又进一步加剧广“税少”。在这个时候。“费多”变成了“因”，“税少”则成为了“果”。循着这样的线索回顾改革以来我国政府部门收入机制所发生的变化，可以更清晰地透视隐含在其后的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在传统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收入机制呈现两大特征：一是税利并存，税少利多。二是来自国有经济单位的缴款占大头儿。以1978年为例，在当年全国财政收入总额中，来源于国有经济单位上缴的税收和利润份额分别为35.8%和51.0%，两者相加是86.8%。从这几个数字中.我们看不到农民和城市职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国家机器的运转和政府职能的履行，似乎就是依赖于国有经济上缴的税利。但深入一步看，如此的政府收入机制之所以能够在那个时期存在并维持下来，显然有其特定的制度基础。这就是：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国家统管城市职工工资制度和财政统收统支体制。

1953年颁布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统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赋予了政府按相对偏低的垄断价格统一收购和销售农副产品的权力。在农副产品统购统销的制度下，农民要按国家规定的相对偏低的价格标准将剩余的农副产品统一卖给国家，并由政府按计划统一供应给城市工业部门和城市居民消费。低价的农副产品、不仅直接降低广工业的原材料投人成本，也使城市居民获得实物福利（生活费用降低）并间接降低了工业的劳务投入成本，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工业部门获得了高的利润。1956年出台的《国营企业、事业和机关工资等级制度》，赋予了政府统一掌管城市职工工资标准，并统一组织城市职工工资调配的权力。在国家统管城币职工工资的制度下，政府可以通过压低工资标准、减少升级频率的办法，直接或间接地降低工业的劳务投入成本（事实上，从1956年至1977年的20年间，我国只进行了三次小幅度、小范围的工资升级工作）。在原材料投入成本和劳务投入成本被人为降低了的同时，那一时朗的工业品实行计划价格。工业品的计划价格又长期偏高于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即工农产品“剪刀差”）。于是.在低成本和高价格的基础上，工业部门获得了高的利润。

在自建国初期就已实施下来且几十年基本未变的财政统收统支管理体制下，国有经济单位（其中主要是国有工业企业）的纯收入，基本上都交由财政集中支配，其本身能够自主支配的财力极其有限。于是，通过财政上的统收，“汇集”在国有经济单位中的高利润便转移到了政府手中，形成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上述的政府部门收入机制，带给我们两个结果。在普通百姓的眼中.不管是税还定利.都是山单位交的，与个人无关（实际上，那一时刻的农副产品低价统购和城市职工低工资制度正是农民和城市职工向政府缴纳税收的两个“隐含’的渠道）。纳税意识淡薄或基本上没有纳税意识，就在情理之中了，此其一。在政府部门的眼中，无论是税还是利，都是主要由国有经济单位上缴的钱。既然彼此都姓“公”，税利不分或只问财政收入的“量”而不问它的“源”，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此其二。这便为改革以后“费多税少”矛盾的产生和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不规范，埋下了祸根。

改革以后，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国家统管城市职工工资制度和财政统收统支体制的格局相继被打破。原有的政府部门收入机制基本上不复存在了，所有制成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体制环境的变化自然要求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相应调整：由主要从隐含的渠道收取非规范性的“暗税”转到基本以公开的形式征收规范性的“明税”。进入80年代以来，我国税制建设的力度明显加大，个人所得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外国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新的税种，陆续出台。到1994年税制改革之时，税种的总数达到34个，正是政府为此而采取的积极行动。

然而，长期“无（明）税”的惯性作用，加上种种因素的制约，给税收制度的正常运行带来了严峻挑战：

普通百姓、多年生活在“无（明）税”的环境之中，一旦须拿出本已装人兜中的一部分钱缴税时，出于心理和行为上的不适应，一个本能的反应便是“躲”。能躲就躲，能躲多少躲多少。在税收严管重罚的力度未能相应跟上、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远未确立的条件下，各种偷漏税的行为犹如“病毒”，附着于“明税”的肌体上繁衍而生。由最初只发生在先富起来的个体经济的少数人身上，到逐渐在个体户中普遍扩展，进而几乎把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统统卷人其中，致使大量该征的税不能如数征收上来。

政府部门，多年习惯于以行政命令的办法、非税的方式组织收入，明税的建立步伐又多少有些慢于暗税的消失速度，在各方面的政府支出增势迅猛、规范化的税收渠道不畅、财政部门所能提供的资金存在较大缺口的情况下，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转而操用非规范性的行政命令，去另外找钱。于是，在“创收”的旗号下，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开始自立收费项目，介入财政性分配。以收费形式取得的收入，既然被视为非规范性的“创收”范畴，由各个部门自收自支，游离于预算之外，也就变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问题还不止于此。非规范性的政府收费趋势的蔓延及其规模的日渐增大，又从两个方面加剧了税收制度运行的困难：其一，有些收费对象，本来就是税基的构成部分，这类收费项目显然会冲击税基。其二，政府部门的收入，既然有了规范性和非规范性两个来源，并且，前者纳入预算，不可随意改变；后者游离于预算之外，可以自收自支，人们（特别是一部分地方政府领导人）对税收的注意力（或称“重视度”）便会在相当程度上转移到收费。各级、各个政府部门的收费之门越开越大，不少地方领导人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考虑，擅定减免税条款，并且，利用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漏洞截留中央税收，甚至采取非法手段鼓励企业偷漏税款等等，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作为上述诸方面矛盾的综合反映，在政府部门的收入体系中，税收的“缺位”与各种收费的“越位”同时并存、规范性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持续下滑和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在GDP中的占比逐年加大同时并存。国家机器的运转，政府职能的履行，越来越离不开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支持。政府部门收入机制以至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机制，由此陷入了不规范状态。

三、市场经济要求走政府收入机制规范化的道路

如果说，今天的政府部门收入机制不规范是为改革而付出的代价，那么，在改革已经历时19个年头，各方面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构建起来的条件下，下一步的工作重心，应当也必须转到规范政府部门收入机制上来。

应当看到，市场经济体制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各个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边界越来越明晰广。在这样的环境中，政府取得收入的方式和数量或说政府部门的收入机制。必须是规范化的。所谓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规范化，从大的方面讲，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标志：

第一，以法制为基础。即是说，政府取得收入的方式和数量要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不能想收什么就收什么，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的收入，都应当先立法，后征收。

第二，全部政府收入进预算。预算的实质是政府收支的公开、透明，并非简单地由哪一个部门管理或列人哪一类表格反映。也就是说，政府的收与支。必须全部置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不允许有不受监督审查、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政府收支。

顺便指出，在国外的经济文献中.是很难找到“预算外资金”这个概念的、我国所使用的“预算外资金”概念.还是建国初期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里引进的。即便不作更深一步的考察，也会发现，预算外资金是同计划经济密切相关的范畴，只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才有存在的必要。退一步讲，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预算外资金亦属于补充性或辅助性的财源。如果其规模庞大，甚至庞大到超越预算内资金的地步，那也不是本来意义的预算外资金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在我国，预算外资金终归是要走向消亡的。

第三，财税部门总揽政府收支。即所有的政府收支完全归日于财税部门管理。不论是税，还是费，或是其他别的什么形式的收入，都要由财税部门统一管起来。即便出于工作便利的考虑、把某些形式的收入，如关税、现费交由特定的政府职能部门征收.那至多也是一种“代收”、“”。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要切断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执法同其经费来源的直接联系，从根本上铲除“以权谋钱、以权换钱”等腐败行为的土壤。

说到这里，已不难看出：中国在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就注定了要走政府部门收入机制规范化的道路。事实上，党的十五大报告已经对规范政府部门收入机制作出了战略部署。同志在谈到“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问题时，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分配：一是居民的收入分配，再一就是政府的收入分配，而且，一个值得注意的提法是“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

更为重要的是，从根本上看，在目前的中国、规范政府部门收入机制.还是完善整个社会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的基础或前提条件。没有政府部门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的规范化，就不可能有家庭、企业部门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的规范化。况且，今天我国分配领域所存在的种种不规范状况，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由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不规范所带动或引发的。

看起来，以规范政府部门的收入机制为着眼点，将各种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转变为规范性的政府收入，是迟早要建设而已是非建设不可的一项跨世纪工程。

四、规范政府收入机制关键是要寻找积极而稳妥的办法

说规范政府部门的收入机制难，是因为，它要牵涉到沿袭多年的既得利益格局。更何况，与非规范性政府收入有关的各方面的既得利益，又是以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形式发现出来的。说规范政府部门的收入机制不难，是因为，我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同家。中国共产党又是一个拥有6000多万党员的大党.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全党上下统一认识，采取步凋一致的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规范化，并非一件做不到的事情。其实，在这方面，我们也曾有过成功的先例。新中间成立之初，那时各地的税收制度很不统一：有各个革命根据地沿用下来的原各自单独制定的税制.也有新解放区所实行的在税种。税目、税率和征管办法等方面差异很大的五花八门的税制。但是，随着1950年1月《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的颁布，一个全国统一的新的税收制度很快建立起来.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执行。

关键的问题是。要在下定决心的基础上，寻找积极而稳妥的办法。注意一下各国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同家政府收入结构的统计文献，可以看到这样两个现象；其一、中央一级政府基本没有收费，税收（包括社会保障税）是其收入的基平来源，其二，以收费的形式取得收入，并且在收入结构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通常发生在地方各级政府那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化的政府收费只有两类：一是规费。再一是使用费。无论规费还是使用费，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性是，收费的项目同家庭、企业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并具有一种直接的服务报偿关系，毋庸赘言，同家庭、企业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的公共事项，本来就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公务员之家:

根据上述的认识，由此可以引申出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费改税”的工作，可以从中央政府做起。既然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一级政府基本没有收费，那么，中央政府各部门现存的大部分收费项目，都可以纳入“费改税”的范围。追根寻源，在我国，非规范性政府收费的兴起，最初也是发生在中央一级政府。所以，只要中央政府率先实现了中央一级政府收入机制的规范化，规范政府部门收入机制便可延伸到地方各级政府，从而在全国范围逐步推开。

费改税范文篇6

一、费改税加强了政府对国民收入分配的立体调节作用

收费导致了分配立体的混乱，形成政府分配多元化、政府利益部门化的格局。收费大量涌入国民收入分配领域，众多部门以政府名义插足国民收入分配，造成政出多门、多头分配，部门利益分散了政府利益，资金分散使用，政府支配权削弱的情况。据调查，收费养人的问题十分突出，如省以下的公路收费部门，70%的管理人员靠收费开支，工商部门、环保部门的65-70%的管理人员依靠收费开支，部门利益分散了政府利益，政府的职能被大大削弱。费改税从此入手，界定了各级政府行政部门的职能，拆庙赶和尚是收费改革的根本环节。

二、费改税改变了以往混乱的收费秩序收费扰乱了分配秩序，是国家财政困难的主要症结。

收费名义上是政府收入，但实际上收费的流向主要在预算外，大量收费必然形成对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挤占和分割。事实上由于以费挤税，财政预算外资金膨胀的过程就是财政收入削弱的过程。在一些地方，收费种类和收费数额都已超过了地方税税种与税收收入规模，这种主次不分、本末倒置的行为，造成了政府财政收入短缺的现状。费改税将归还税收收入的主导地位，确保国家财政收入，控制预算外收入的规模。

费改税范文篇7

1、公共财政是不与干部个人利益相关的财政，这样可以保证财政来源的合法性。

所有党的部门和政府部门、人大政协以及政法部门都是拿国家工资，使用预算规定的补助，除此之外，不得再有其它收入来源。为了促进工作，可以对各单位、各部门定期由公众进行民主评议，结果为优秀的，可以对整个部门的补助按章进行浮动，部门再按考核结果奖罚到人。

有人担心，收费罚款是各部门乃至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是预算外收入的大头。收费取消、罚款同部门的利益脱勾之后，势必造成此类收入的大幅度减少。但我们应该看到，其一，我国有不少的收费，目的是养活这些收费的人，对于群众而言，这本来就是不合理负担，应该下决心撤销。其二，收费和罚款的减少，受益的是国民，必将优化经济环境，减少干群冲突，有可能使干部由群众讨厌的人，变成群众喜欢的人。其三，收费和罚款收入同部门利益脱勾之后，部门为了达到管理目的，首先考虑的不再是如何多罚款、多收费，而是如何加强宣传，加强防范，如何减少行政阻力，提高行政效率，这就必将有效地防止重处罚、轻教育的现象发生。这种改变，实际上就是执法机关以民为本的转变。

费改税后，政府非税收入只剩下国有资产的经营收入、国有资源的有偿使用收入（比如矿藏、国土等）、和有准入限制的竞争性项目的招投标收入，以及行政管理中的罚没收入，这些都要成为各级地方财政的公共收入。

2、公共财政是用之于民的财政，是为公众服务的财政。这有别于吃饭财政。

正因为目前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县乡两级是吃饭财政，县乡财政收入很难用到公益事业上来，所以群众对县乡财政的认同程度降低，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性质被一些人曲解为“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同时，由于县乡财政的硬性缺口加大，中央出台的对农民的优惠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大打折扣，加重了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感。因此，费改税后的县乡财政，要是能够普遍让公众受益的财政。

随着国家总体财政收入的增长，工业对农业的反哺，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就成了十分合理和现实的事情。农村的水利、道路（包括田间的机耕路）建设，基础设施的改善，就不能再象现阶段，办几个好看的点了事，而是要建立具有普遍适应性的财政投入机制。而全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中央不可能有一个万全之策来满足各地的投资需求。最佳的办法就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力用于地方建设和公益维护。有人会讲，即使给乡级相当大的财权，也无法满足村组建设的需要。笔者认为，对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民办公助、乡镇财政以奖代补的方法将会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一个主要方法，以鼓励和支持村组的一事一议，提升群众投入村组公益事业的积极性。这就需要把乡镇财政建设成为真正用之于民的财政。

村级运转是农村公共事务，村干部补助应由乡级财政负担。应该说，村干部进行公共事务管理，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这也是农民的一种福利。随着以工补农时代的到来，农民应该免费获得这种福利。它的成本，就应该由政府来支付。随着农业税的取消，村级事务减少、收入减少和筹资能力下降，要彻底结束向村民摊派资金供养村干部的历史。

今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社区环境的改善一靠群众的自身努力，二靠政府财政的资助，村干部将成为村级公益事业的牵头人。要在村级干部精简的基础上，让所有的村都有人负责上传下达，负责组织群众和调解矛盾纠纷。由乡财政给村干部提供一定的补贴，这实际上是给予村干部的最低补助保障，同时也维持村级组织的基本服务能力。作为公共财政支出事项，可以采取上级考核和民主评议相结合的办法发放村干部补贴。

3、公共财政是法律规范下的财政。应立法确定公职人员补助和机关运转的公用经费占财政收入的比例。

法律规范是一种持续的保障，目的是防止强势阶层多占或独占公共资源。费改税后应由法律法规规定的事项：

费改税后税收的设定及征收办法。

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分成比例和使用规则。这都是可以用统一公式核算出来的，

公职人员工资的地方附加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限制和占国定基本工资的比例规定。

对公职人员收取钱财不入财政的贪污受贿行为的处罚办法（费改税工资统发之后要从严治政，如贪污受贿不论数额大少，除加倍罚款并取消养廉金外，一律开除公职；数额大的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干部工资的地区差别和机关运转经费应由地方财政在法定限额内按预算支付。

4、公共财政是公开财政。没有公开监督就没有公共财政。实行费改税、干部工资国家统发、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之后，财政所有收支都应该公开化。没有公开，就没有公平。只有公开，才能保证民主管理和监督到位；只有公开，才能消除暗箱操作，才能消除财政领域的腐败；只有公开，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共财政。

公开财政不仅是支出的公开，还要求收入的公开，行政的公开。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收费不等于就自动的公道了。如果一个厂子应发包五十万元，而干部把它用十万元包出去，再从中收取二十万元的红包怎么办?这就要求要有决策的公开、程序的公开，结果的公开，舆论的公开相配套。

政务公开保障的是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方便的是监督机关的监督权，限制的是执政者的谋私权。

政务公开离不开媒体的参与和法制的保障。

所有职务消费货币化，由地方财政列入经费预算。职务

消费货币化改革争论很大，我认为有几个原则必须把握，一是改革之后财政负担必须减轻。二是要剥夺官员公款买单的权力，必要的公款消费要在民主授权和有效监督下进行。三是要引进民主法制机制，通过民主程序将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列入财政预算，公开监督。

5、公共财政是民主财政，没有严密的民主监督和决策体系就不能确保公共财政的长期良性运转。

公权何以成为公权？两个环节必不可少：一是权力授予的公共性必须有制度保障，而不能权力系统同体授受；二是权力制衡的公共性必须有制度保障，而不能只有权力系统的同体监督。如果这两个环节出了问题，权力运作便失去其公共性，以权谋私就难以避免。这就是说，公共财政必须要有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相伴。

公共财政要有一个透明的铁预算，这就必要加强权力机关的决定权威。预算要包括机关公用办公经费、职务活动的货币化支出（包括首长的支出限额）、财政补贴的事业单位补助支出、各项地方建设的支出预算、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奖励和补助支出等。这些预算都要由政府提出，人大审议通过，交由政府相关部门执行。

民主决策的公共财政将会否定没有效益的“政绩工程”。一个未经考证的故事，福建省长卢展工，曾去福建一个落后地区考察农业。地方官员兴致勃勃地把卢领到一个投资千万元计的高新农业基地。面对这样的“盆景农业”，卢表现出罕见的冷漠。卢对地方官说，用钞票堆积起来的“现代农业”，除了观赏价值外，还看不出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什么实在的益处。这本来是一个很平常的事，为什么有人口口相传？关键是现在这样的“政绩工程”太多了，而象卢展工这样讲求实际的官员太少了！但民主决策的公共财政，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政绩工程”，因为在决策时就无法通过。也就是说，那时将会出现千千万万的卢展工！

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保障就是民主选举。没有民主选举权，其它民主权利也会流于形式。

6、公共财政是科学财政，要全面推行财政收支的电子支付制度。实行费改税、干部工资国家统发、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之后，财政所有收支都应该电子化。也就是说，机关不能有现金收入，也不能有现金支出。所有政务收入都到银行交款，入财政帐户，或在刷卡机上刷卡，入财政帐户。所有支出到终端帐号，工资支出和政务活动的包干经费到每个人工资帐号，除此之外，谁也没有公款买单的权力。政府采购的资金，直接进入卖方帐号。其它不确定的小项支出，直接在银行划帐，由领款人签字。这种电子支付制度的好处就是可以事后对一切收支的来龙去脉查过水落石出，这就为财务公开和消除腐败购筑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平台。

看我国现在的送礼群体，有一半以上是公款送礼，用单位的钱为个人买官的现象很普遍，有的单位工资发不出，但领导却可以将大量的公款用来送礼。可以讲，电子支付制度的全面实行，公款送礼就将难乎其难，因为资金流向将很难掩盖。如果公款送礼得到有效遏制，买官卖官的现象也将大为减少，腐败将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也有人会说，各级各部门没有机动财权，部门领导怎么协调关系啊？笔者认为，国家机关本来是社会上的强势者，就其本身的职能而言，不存在要送礼的。而且请客送礼是中国的陋习，政府理应带头革除。不仅不应请客送礼，而且不应接受请客送礼。即使非请不可的客，也列入了职务消费的包干范畴，应由请客者自掏腰包。当我们的各级干部无法用公款请客送礼的时候，还会这么大方吗？当干部再不敢接受吃请的时候，群众对当官的还会有这么大的意见吗？

费改税范文篇8

(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税源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及城乡居民收人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2001年城镇在岗职工工资总额1031亿元，比2000年增长11%，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0870元，比上年增长16%。社会保障税主要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收人或自营职业者的经营利润为税基，因而经济的增长使得社会保障税有了充足的税源，企业单位和职工也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

(二)广大群众参保意识的增强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一方面，社会成员风险意识普遍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在参加商业保险的同时迫切希望国家为其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税征收具有强制性，管理具有规范性、税收具有转向返还性，能使所有纳税人从中受益，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变了原来社保部门集征、管、用一身的局面，使社会保障费改税不会因为部门的既得利益而消极抵抗。

(三)税务机关健全的征管手段和严明的税收法规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供了较高的行政效率。税务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在征收过程中逐渐推进了金税工程，形成了以纳税申报和优质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现管办法，具有严密的组织基础和征管效率及征管经验。这些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供了组织和征管基础。

二、社会保障费改税存在的难点

以上分析可见，开征社会保障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方式改革的必然趋势，但是由社会保障费过渡到社会保障税，又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近期全面开征社会保障税仍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一)缺乏总体改革方案，局限于分散的局部改革，影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走向深化。各部门只是对自己分管的保障项目进行不同程度的试验性改革，国家并未制定对整个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系统改革和重建的总体改革方案，这一缺陷使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改革目标处于模糊中，造成各社会保障子系统及项目之间的协调性弱化，进而影响到正在进行改革的保障项目的效率。

(二)我国的相关法制不健全。首先，社会保障法制的完备与否是社会保障税开征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而我国只有1953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没有其它社会保障法律，制定的其它条例法规立法层次低，法律约束力弱。

(三)税基核实困难，社会保障资金的征收面临困难。一方面，工资收入管理的不规范，使社会保障资金的收缴严重失真；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登记与税务登记的不统一，使社会保障纳税人界定不清，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征收体将沿着“社会保障部门收费——税务部门收费——税务部门征税”更替，在征收主体更替中，税务登记与社会保障登记不一致容易出现纳税人的流失。

(四)政府社保欠账多，债务负担重。政府社会保障的支付承诺，由于无相应的稳定收入作保证，造成政府隐性负债负担重。这体现在：一方面，对老体制下工作过的职工社会保障的欠账。在过去低工资、高扣除的政策下，政府没有留下相应的社会保障储备，资金大多被用于基础建设；另一方面，对新体制下的职工，政府本应留下储备金作为对未来的支付，但由于过去的欠账，政府只能将其储备金用于支付旧体制下职工的需要，而造成新体制下职工社会保障的“空账”现象。如何化解沉重的财务负担是费改税面临的一大难题。

(五)地域发展不平衡，地方对政的承受能力有差别。一方面，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已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形成了养老医疗保障等有效需求。而西北内陆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尚未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应对社会保险。另一方面，目前，部分地区对养老保险仍然实行“差额征收、企业发放”，开征社会保障税后，企业对财政的依赖性将加大，会给财政带来一定压力。三、政策建议

鉴于以上的问题，我认为应当采取以下的措施来缓解并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社会保障由费向税转变。

(一)统一改革方案，立足国情，设计优良税制。首先，征税范围要宽，应覆盖城镇全体劳动者；其次，税目不宜过多。税目设置应与社会保障的项目相对应。保障项目的多寡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福利政策目标。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落后，保障项目不宜过多；再次，税负宜低不宜高。我国企业总体来讲，经营困难者居多，因而应开辟新的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如变卖国有资产、开征遗产税等，把税负降到企业和个人普遍能接受的程度，消除阻力，社会保障税才能顺利出台。

(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为保证社会保障税的顺利开征，当前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包括制定颁布《社会保障法》，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供法律依据。从征缴到拨付使用及保值、增值的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制定统一的适用条款，明确执法权界、法制责任等核心内容，推进社会保障事业的法制化进程。

(三)核实税基，加强税源控制，解决社会保障资金征收困难问题。首先，核实企业职工的缴费工资，缩小缴费工资与实际缴费率之间的差距，核实非企业职工的经营利润和雇工人数；其次，加强税务管理与社会保障登记管理的统一性，做好按人监控的缴费记录，提高税源控制的技术手段，通过综合稽查，从整体上改革税源监控效果；最后，加强税务、社保、工商等部门的定期沟通及资料交流制度，实施联合年审或“一站式”、“一表式”共同信息审计。

(四)协调均衡量能负担和公平原则。首先要明确社会保障的定位是“保障而非公平”。其次可以采用“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办法来解决。即对高收人者在基本贯彻“量能负担”的前提下，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设置免征额，对超出的不再征收社会保障税。对低收入者，严格按照“量能负担”的原则，进行征收社会保障税，不能设置起征点或免征额。

(五)政府给予中西部地区政策支持，推进社会保障工作的进程。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财政困难，而中央财力有限，不可能向落后地区大规模拨款，因此政府可以在政策上给予特殊优惠，使落后地区能够缩小地区差距，培养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政府应制定对经济落后地区开发和发展的法律规范，加大对落后地区教育事业的投资，用补贴的措施鼓励高素质人才向落后地区流动，加强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同时重视资源与环境保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使经济增长带动收入增加。

参考文献：

[1]刘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方税体系建设研究.北方经济，2004，(5).

[2]胡春国.对社保征缴体制改革的一点思考.内蒙古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处级干部调研报告论文集.

费改税范文篇9

一、费改税加强了政府对国民收入分配的立体调节作用

收费导致了分配立体的混乱,形成政府分配多元化、政府利益部门化的格局。收费大量涌入国民收入分配领域,众多部门以政府名义插足国民收入分配,造成政出多门、多头分配,部门利益分散了政府利益,资金分散使用,政府支配权削弱的情况。据调查,收费养人的问题十分突出,如省以下的公路收费部门,70%的管理人员靠收费开支,工商部门、环保部门的65-70%的管理人员依靠收费开支,部门利益分散了政府利益,政府的职能被大大削弱。费改税从此入手,界定了各级政府行政部门的职能,拆庙赶和尚是收费改革的根本环节。

二、费改税改变了以往混乱的收费秩序收费扰乱了分配秩序,是国家财政困难的主要症结。

收费名义上是政府收入,但实际上收费的流向主要在预算外,大量收费必然形成对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挤占和分割。事实上由于以费挤税,财政预算外资金膨胀的过程就是财政收入削弱的过程。在一些地方,收费种类和收费数额都已超过了地方税税种与税收收入规模,这种主次不分、本末倒置的行为,造成了政府财政收入短缺的现状。费改税将归还税收收入的主导地位,确保国家财政收入,控制预算外收入的规模。

费改税范文篇10

1．兴税抑费，巩固和维护税收在收入分配中的主导地位。当前种类繁多的收费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具备下述特征：一是有专门的征管机关，收费具有较大的强制性、不直接受益性，或者说，具备了“准税收”特征；二是征收范围广泛，收费规模较大，具有较多的缴纳单位和个人，也就是说，其征收基础宽泛；三是收费项目的收入来源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或者说收入来源可靠。

对这一类收费和基金可实行“费改税”，适时开征新的税种取而代之，实现收费改革与完善税制同步推进，从而达到兴税抑费、规范分配的目的。首批改税工作应选择那些收入规模大、来源稳定的项目，而且只改革征收管理方式，不宜改变最终用途，以减少改革的阻力。

改革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第一，开征新税种，以税收形式取得相应的发展资金。目前，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三大事业在取得政府财政拨款的同时，其收费种类最多，规模较大，管理较乱，是企业和公民税外负担的主体，且都明显具有税收的特征。第二，税费归并，尽可能避免税费并举的筹资形式。当前，无论是在同一征收对象还是在筹资内容上，都存在税费同征现象。如，一方面对农业征收农业税，另一方面又征收“三提五统”费，这种税费并存的现象不仅加大了税费征管量，还容易加重农民负担。因此，对这类收费可实行税费归并，统一征管。

以下三类收费可首先归并：一是将养路费、运输管理费、航道养护费、船舶养护费、船舶监理费、客运附加费、车辆购置附加费、车辆通行费等并入营业税和车船使用税，增加相应税目，并将交通运输营业税税率提高到5％。同时，提高车船使用税税额，由地税机关统一征收。二是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城建管理费、城市维护建设费、挖掘费、供水供电方面的收费、机动车增容费和港口建设费等为筹集城市市政建设资金而开征的各类收费并入城镇建设税。城建税计税依据由现行的按流转税额附加征收改为以销售收入计征，税率设计为市区3％、县城2％、其他1％。三是将水资源费、渔业资源费、矿产资源补偿费、育林基金、更新改造基金、林政保护费等收费和基金并入资源税，实行定额定率征收。

1．改革上述三类收费理由有四：（1）这些收费原来就已构成广大纳税人的负担，具有“准税收”性质，费改税后不会出现加重负担的问题，而且费改税后随着征管的规范，特别是不合理收费的废止，纳税人负担会有所减轻，因而容易被接受。（2）这几类收费规模较大，改税后可使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规模明显扩大。（3）费改税后由税务部门征收，不仅可以降低征收成本，而且便于资金进入财政预算进行管理和使用，减少资金流失和浪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4）这方面的改革和相关税种的出台已进行了长期研究，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时机已经成熟。

2．规范管理，适当保留部分规费项目，作为税收分配和财政调节的必要补充。对尚不宜以税代费、并费入税的收费和基金进行认真清理，严格批准程序，加强管理。对部分有特殊用途和意义的收费项目予以保留，予以保留的收费项目必须同时具备如下特点：一是由国家政府部门直接征收；二是以提供特定服务和特别设施或筹集特殊资金等为前提；三是明显具有特定对象和范围，并非公共需要、联合受益。

依照上述特征，可保留的规费类别主要以事业性收费为主，大致如下：一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政府行政许可权收费。二是对自然人和法人特定行为的惩罚性收费。三是审判机关收取的诉讼费。四是按法律、法规进行登记、注册时收取的具有价格补偿特征的登记、注册、证照费。五是具有直接利益交换关系的非义务教育、医疗、殡葬等公益性服务收费和评估、鉴定、、公证、律师等中介服务收费，但是这些收费要退出国家行政机关收费序列，按市场原则定价，并对其切实加强监督管理，收费不得超出范围和标准。

3．正本清源，废止不合理收费项目。按照合理负担的原则，对现行收费进行清理甄别，对以下四类收费应予以取消：一是国家机关依照职能进行正常公共管理和提供普遍性公共服务时，为弥补机关经费不足而收取的管理费和服务费，如治安管理费、市场产品质量检验费、企业管理费等。二是地方政府为筹集建设资金越权出台的各种建设费、附加费、基金等。三是附加在价格上的各种收费、基金，如电话初装费、邮电附加费、电网建设基金等。四是政府部门将职能商业化，借机收取的各类收费，以及只收费不提供服务的项目。五是各种搭车收费、乱收费、乱集资等。

规范政府收入分配机制，一致的认识就是要进行费税改革、清费立税，进而确立税收在政府收入中的主体地位。有关部门认为，推行费税改革主要途径有三：一是以税代费，适时开征新税种；二是规范管理，适度保留部分收费项目；三是正本清源，坚决废止不合理收费项目。

1．兴税抑费，巩固和维护税收在收入分配中的主导地位。当前种类繁多的收费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具备下述特征：一是有专门的征管机关，收费具有较大的强制性、不直接受益性，或者说，具备了“准税收”特征；二是征收范围广泛，收费规模较大，具有较多的缴纳单位和个人，也就是说，其征收基础宽泛；三是收费项目的收入来源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或者说收入来源可靠。

对这一类收费和基金可实行“费改税”，适时开征新的税种取而代之，实现收费改革与完善税制同步推进，从而达到兴税抑费、规范分配的目的。首批改税工作应选择那些收入规模大、来源稳定的项目，而且只改革征收管理方式，不宜改变最终用途，以减少改革的阻力。

改革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第一，开征新税种，以税收形式取得相应

的发展资金。目前，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三大事业在取得政府财政拨款的同时，其收费种类最多，规模较大，管理较乱，是企业和公民税外负担的主体，且都明显具有税收的特征。第二，税费归并，尽可能避免税费并举的筹资形式。当前，无论是在同一征收对象还是在筹资内容上，都存在税费同征现象。如，一方面对农业征收农业税，另一方面又征收“三提五统”费，这种税费并存的现象不仅加大了税费征管量，还容易加重农民负担。因此，对这类收费可实行税费归并，统一征管。

以下三类收费可首先归并：一是将养路费、运输管理费、航道养护费、船舶养护费、船舶监理费、客运附加费、车辆购置附加费、车辆通行费等并入营业税和车船使用税，增加相应税目，并将交通运输营业税税率提高到5％。同时，提高车船使用税税额，由地税机关统一征收。二是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城建管理费、城市维护建设费、挖掘费、供水供电方面的收费、机动车增容费和港口建设费等为筹集城市市政建设资金而开征的各类收费并入城镇建设税。城建税计税依据由现行的按流转税额附加征收改为以销售收入计征，税率设计为市区3％、县城2％、其他1％。三是将水资源费、渔业资源费、矿产资源补偿费、育林基金、更新改造基金、林政保护费等收费和基金并入资源税，实行定额定率征收。

1．改革上述三类收费理由有四：（1）这些收费原来就已构成广大纳税人的负担，具有“准税收”性质，费改税后不会出现加重负担的问题，而且费改税后随着征管的规范，特别是不合理收费的废止，纳税人负担会有所减轻，因而容易被接受。（2）这几类收费规模较大，改税后可使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规模明显扩大。（3）费改税后由税务部门征收，不仅可以降低征收成本，而且便于资金进入财政预算进行管理和使用，减少资金流失和浪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4）这方面的改革和相关税种的出台已进行了长期研究，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时机已经成熟。

2．规范管理，适当保留部分规费项目，作为税收分配和财政调节的必要补充。对尚不宜以税代费、并费入税的收费和基金进行认真清理，严格批准程序，加强管理。对部分有特殊用途和意义的收费项目予以保留，予以保留的收费项目必须同时具备如下特点：一是由国家政府部门直接征收；二是以提供特定服务和特别设施或筹集特殊资金等为前提；三是明显具有特定对象和范围，并非公共需要、联合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