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范文10篇

反抗范文篇1

在看了温教授的“不去夺农民的地农民就不会反抗”这个观点之后，我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温教授认为我国在农民的土地制度的“小农平均占用土地这种基本制度”的作用根本就不在农业上，而在维持社会基本安定，这是它最大的制度效益。认为有了这个制度可以把大部分的农民控制在农村，控制在一个稳定的区域，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犯罪率，从而稳定社会秩序。

也许这个说法在以前还行得通，可以现在还可以吗？在世界向前发展的进程中，农业生产力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的农业生产力可以说是较前些年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就是说在现在的中国农村，在生产力提高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实际需要劳动力明显降低。这样，大量的劳动力涌向城市，中国的流动人口大大增加，同样，社会治安的压力会很大，温教授所说的维系这个社会安定的成本也是相当高的。

在我的这个观点基础上，我认为温教授的“不去夺农民的土地农民就不会反抗”的观点欠妥。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这样就可以看出“不去夺农民的土地农民也可以会反抗”。这就要国家下大力度继续推进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反抗范文篇2

[关键词]琦善；鸦片战争；反抗帝国主义；中国近代外交史

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琦善的地位远逊于林则徐。头一次以琦善为主角并且还为他说了一些好话的，当推1931年蒋廷黻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了。对此当时既有人吹捧，也有人批评。1980年以来，这种褒贬不一的情形又再度出现。实则蒋廷黻后来还在一些文章中继续讨论过这个问题，下面就先总结一下他的基本观点。

一蒋廷黻关于琦善的基本观点

蒋廷黻主要从军事及外交两个方面人手研究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言行及功过。军事上主要有三个问题：首先，琦善应负撤防的主要责任吗?其次，琦善到底有没有开门揖盗?最后，琦善有没有拒绝增兵、陷害忠良?他认为，琦善未主持交涉之前，道光帝即已制定并下达了撤防的命令，因此“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其二，说琦善开门揖盗有失偏颇。谈判破裂以前，“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谈判渐趋破裂以后，琦善一方面仍不放弃谈判，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强军备。在两种矛盾的策略下，广东的防务呈现出偏重于虎门以内的局面，并且一直秘密从事，结果于国内国外均不得谅解，终致开战。从大角、沙角之战与虎门之战的战况来看，中方“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预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总起来说，琦善在军事上的表现“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失败的根源还是在于当时战斗力“远不及英国”。不过蒋廷黻也承认，虽然客观上琦善没有撤防，没有陷害忠良，但在他的主观看法上，对于战争是十分悲观的。

蒋廷黻对琦善的外交是基本给予肯定的，认为“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一是尊重英国人；二是基于中英实力的悬殊而坚持以交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堪称“中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三是当谈判破裂后，签订了一个实际上令英国政府极为不满的《穿鼻草约》，与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胜利”。

在后来的《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进一步以“抚夷派”来指称琦善一类主和的官员，而以林则徐为“剿夷派”的代表。

二蒋廷黻在琦善与鸦片战争研究上的贡献

从1923年留美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伊始，蒋廷黻就立志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奠基性地位毋庸置疑，但鉴于外交史的特殊性质，蒋廷黻认为，没有中国史料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是很难做到公平与真实的，因此，他一直致力于搜集中国方面的史料。故宫档案的开放使他如获至宝，往返于京、津两地加以阅读和抄写；1931年任教于清华后，更主持购买这些档案，并将范围扩大到坊间各种私人信件与档案，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中国化和科学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与热比。

蒋廷黻认为，在这些档案中，《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无疑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外交史最有力的史料支持。原因有四：第一，相较于之前中外已知的史料(包括已出版与未出版的)，《始末》从史料的可信度而言，是好于“次料”的“原料”，即原始材料而非道听途说；第二，就中国近代外交的特点来看，甲午以前的中国外交尚有一定的自主权，因此中方的资料能带来学术上的新贡献；第三，《始末》不仅系统，而且所披露的谕令的数量远远超过此前同类书籍，如《东华录》、《圣训》等，也就是说，提供了大量新史料；第四，《始末》是官方文件，因此有些在私人文集中被抹去的奏稿，在《始末》中却全文保留了下来。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批档案、没有《筹办夷务始末》的发现，蒋廷黻要进行琦善研究是不太可能的。马士书中对琦善的言行的叙述只有只言片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更谈不到有什么史料了。而国内对琦善的评价又一边倒：妥协、投降、开门揖盗。相比于国内外对林则徐的巨大兴趣而言，琦善与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十分单薄。利用故宫档案，蒋廷黻首次填补了这个空白。并激起了后世学者对其研究的兴趣。

其次，他十分注意中英文件往来中的翻译误差。对比了英国在大沽递交的巴麦尊致中国宰相的照会的中英文版本后，他认为，英国的文件书写固然有一定的问题，但中文译文还是与英文原文有差距，如将英国的动机译成了“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尽管蒋廷黻没有明确提出或承认鸦片战争就是一场文化战争，但他的确认为文化的不同导致了沟通中的障碍。在有些学者那里，这种误差因为怕沾染上“文化战争论”的色彩，而故意被抹去了或扭曲了发生的具体原因及过程；有些仅仅只提到其结果，还有一些不仅不提，并且一直沿用林则徐时代以来广为流传并成为定论的说法，即这是琦善故意陷害林则徐。

第三，破除神化林则徐、丑化琦善的书写传统。蒋廷黻之前，国内说林则徐好话的多，说坏话的少。即便说了林则徐的坏话，也不会因此就说琦善的好话。而蒋廷黻的琦善研究不仅是说了琦善的好话，还同时说了些林则徐的坏话，用茅海建的说法就是“扬琦抑林”，拿今天的鸦片战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破除林则徐的神话与重新研究琦善的罪名这一点上，蒋廷黻的成就并不算突出，但却开风气之先，真正做到了他所追求的“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

第四，建立了新的外交史研究和书写的标准。李恩涵认为，“这篇文字的篇幅虽然不长，但却有断、有论、有史实的考证，也有是非的评定，而且时而从当事人设身处地的境况来论述，时而从传统的或西方的国际关系的型态上来分析，我们固然不必同意他所做的一些论断，但它确为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开辟一新途径，也建立了研究与写作中国外交史的新标准”。但蒋廷黻所建立的标准还可以更具体一些。比如说，研究中国外交史是不是可以把已有的史料拿来就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首先鉴别了时人议论的真伪。对战况的考察也注意中外对比，从而揭示出鸦片战争史中急需重新认识的一个新领域。这种交叉对比、多档案、多视角的方法今天看来已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在当时的中国用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却是前所未有的。

三对蒋廷黻的反驳及蒋的反应

《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在当时及后来都受到一定的批评，然针对史实的批评少，针对史论、史观的批评多。

其一，琦善配不上“远超时人的外交家”这个头衔。无论是支持蒋廷黻的还是反对蒋廷黻的人，基本上都持此论。反对的意见通常认为林则徐之努力了解西方情形，实堪“时人”的先进代表，而仅靠几个低级官员的情报的琦善无论如何也不能“远超”之。其实蒋廷黻本来就没有完全否认林则徐的这一点，他所否认的是持此论者所引申的一个观点，同样也是一定时期内林则徐及相信林则徐的人的观点：既然林则徐对西方的见识已经堪称中国第一，那么只要他继续主政中国就有可能不败。因此他说：“林文忠公在中国近代史上，固有其地位，然其所以为伟人者，不在此。”后来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加大了对林则徐学习洋务、主张洋务的论述，但依然不放弃他最初的最重要的论断，即：林则徐的错误在于不敢说真话，即便是在被革职后，依然不敢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心中对中外军事胜负已定的判断。蒋廷黻认为，林则徐尽管已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能培育出的最好的官僚，但却败在俱咱清议的指摘、为自己的名誉地位而不惜牺牲国家前途这一点上。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尽管不再用“远超时人”来评价琦善的外交观念，但却沿用了“知己知彼”的说法，并且用较为温和简短的语言来表明他对琦善的肯定与同情：他“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由此看来，蒋廷黻只是放弃了要人们相信琦善有强过林则徐的地方，但并没有放弃他对琦善的肯定。至于他说琦善之“不足责”，说的是他“无自信，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这一点。但是这个观点也是早已有之的。《琦善与鸦片战争》的结尾就说：“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奕訢、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因此，说他对两人的评价换了位，是不够准确的。

其二，琦善应负军事失败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中外学者已经做了非常细致详尽的研究，结论证明，即便不投降、不妥协，在鸦片战争中中国也不可能取胜，更不用说琦善并没有撤防，林则徐的战果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辉煌。蒋廷黻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判断是不错的，即琦善在军事上无功亦无过。

其三，《穿鼻草约》与《南京条约》相比，虽然中国的牺牲较少，但称不上是外交上的一个大胜利。陶元珍指出，《穿鼻草约》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禁止烟毒继续流害中国，这是有道理的。后来的研究证明，虽然有《穿鼻草约》这样一个内容，但实际上并没有签订生效；对一个没有签字的条约加以肯定或否定，显然没有什么意义。

其四，蒋廷黻为琦善说好话，是出于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目的。这是邓公玄对蒋廷黻作于1939年的《百年的外交》的批评。《百年的外交》中论琦善的部分与《琦善与鸦片战争》中的论述没有两样。建国后这种观点并且有所发展。对邓公玄的质疑，蒋廷黻的回答是：“历史是种科学，研究历史就是探求真理，与‘志’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探求史理还能于史实之外去求吗?离开事实而去发空泛议论，充其量，不过得一篇好八股文章。”

四蒋廷黻为琦善翻案的动机与目的及其评价

尽管蒋廷黻否认历史学除了史实之外还有投射于史实之上的史观这一条不大站得住脚，但是他这种不无愤懑的表述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自信在学术研究上的态度是完全真诚的。

蒋廷黻研究琦善，其目的是研究近代中国应采取怎样的政策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肯定琦善，是为了借此抒发自己心中的一个信念：帝国主义这种现象是“国际积势”导致的，要真正战胜帝国主义，方法不是除了抵抗，什么建设也不做，而是应该了解这种“积势”并利用它去寻找中国的出路。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近代世界的第一次严重冲突，由此下手，意义重大。蒋廷黻虽已对国外的观点十分熟悉，但并没有简单沿用之，他说：“实则鸦片战争之远因近因，十分复杂。英人至今不认为鸦片战争也，英人虽不免偏持已见，然非全无理由。……平心论之，烟禁之防害英国之国计民生及义律之耻见挫辱，与夫林氏烟禁之严厉，皆鸦片战争之近因。英国之开辟商场政策，及中国之闭关自大政策，皆其远因也，闭关之政策虽在中外历史上有先例可援，然至19世纪之中叶仍株守之，何不审势之甚耶?”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他还提出，外交基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理，一个就是势。由此可见，他既不从文化的角度来立论，也不从利害的角度来理论，至于道德原则他也是不考虑的。虽然他没有对“势”做出明确定义，但他选择这个词表明他注重的是策略的制定，而非学理或是非的探讨。正因为如此，反对蒋廷黻者往往从道德角度对其发起攻击，实际上意义很小，甚至有时还曲解了蒋廷黻的本意。更何况尽管蒋廷黻不注重道德，但依据较科学的研究方法，他对琦善的一些论断至今看来也还是站得住脚的。而他对林则徐之去职、琦善之失败的看法也有独辟蹊径之处：中国没有因受到鸦片战争的震动而奋起直追，而是在睡梦中又过了二十年。这可以说明蒋廷黻是多么强烈地盼望中国早日走上富强的道路。

当然，选择琦善来抒发他的这种看法，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琦善在主和派中具有代表性，自不待言；但在一些人看来，此琦善又不仅仅是历史上的那个琦善，而是有现实参照物的。王幸均就说：“此时(一九三一年)日人已占领东北，步步紧逼，国人要求抗日之呼声，响彻云霄，学生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战争气氛，弥漫全国。但中日强弱悬殊，外援又不可恃，仓促作战，损失必巨。有识者难免怵然心忧。……故对琦善过高的评价，当系有所感而发，或是一种影射作用。”如果这个参照物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依蒋廷黻自己的表述来看，在《琦善与鸦片战争》写作时，应当指的是。严重的国难、妥协的立场、愿意牺牲自己的名誉去换得国家民族的利益，都让人想起1931年底及1932年年初的来。蒋廷黻在回顾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曾清楚地表明他赞赏的原因：“在二十年的冬天及二十一年的春天，他肯在严重国难之中出来任事：这一点颇能使人心服。后来对攻击政府者，他回答总是：如有人愿来负责，他就可以走开。这样一来，反对者还能有什么立场?最近这半年来，他的言词更能负责了。人家批评塘沽协定，他居然说，塘沽协议完全由他负责。人家批评妥协，他就说我们现在不配谈报复。在全政界皆‘聪明人’的时候，汪先生之不愿作‘聪明人’给政府加添了不少的力量。”因此可以说，蒋廷黻由此认为1931年之，即为往日之琦善。或者说，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将同一个问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到底是主战还是主和?主战的根据是什么?主和的理由又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而言，琦善的主张对中国近代史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也是如此。

反抗范文篇3

关键词：鲁迅小说妇女反抗形象探索

一

“五四”运动掀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专制，提倡民主”上午呼声越来越高。这时期出现了大量反封建礼教，追求妇女解放的文学作品。鲁迅是较早关注妇女解放问题的伟大作家之一。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个鲜明生动的妇女形象，通过这些我们看到了鲁迅先生对妇女，特别是对旧中国劳动妇女命运的深切关注。她们中的典型形象是：《明天》中的单四嫂，《祝福》中的祥林嫂，《伤逝》中的子君和《离婚》中的爱姑，而且基本都是妇女反抗的悲剧形象典型。本文试通过对这几个典型形象的分析，探讨鲁迅对妇女的关注及对她们解放问题的不断探索。

二

（一）逃避的反抗

在《呐喊》中，鲁迅通过《明天》创作了他小说中的第一个妇女形象——单四嫂子，她是一个在社会里受多重压迫并很符合封建规范的“节妇”，是广大妇女生活和命运的代表。

单四嫂子在“前年”夫死了后，一直靠纺纱来养活自己和她年幼的儿子宝儿。应该说，成了寡妇后，她在精神上是很难顶住封建礼教及社会上的各种压迫的，但是因为宝儿的存在，使她觉得有了“明天”，有了希望，由来有了精神支柱，也是她能够一个人坚持下来的理由。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苦日子也不长，宝儿的不幸夭亡，使她唯一的精神支柱没了，她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明天”。这同时，等待她的不止是丧子的不幸，还有来自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的摧残和压迫，没有一个人来是真正安慰她和关心她的，都是各有所图连她仅有的财物也随宝儿的死一并没了，她的“明天”也彻底的没有了。单四嫂子一直是处在封建礼教的规范里，她已经接受这些规范，这样的生活在她看来是正常的是合理的，面对凄苦的生活，她想到的是她唯一的希望——宝儿。可是丈夫、儿子死后，她还要面对一连串的经济上的敲诈勒索和精神上的伤害和侮辱，可想而知，单四嫂子只得在太大、太静、太空的屋子里赶快在睡梦中去找她的宝儿。她不可能知道去反抗各种压迫，在她看来是必然的，她剩下的就只有逃避了，而且就在当时对她这么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反抗是过分的期待，她只能在顺从、悲哀中惨淡地失去“明天”。最多她想这一切都是因为儿子的死造成的。明天，应该是给人希望的，但是单四嫂子的“明天”确实沉重的的打击和失望。鲁迅先生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下层劳动妇女在封建各种压迫中不断受到摧残的境况，她毁灭了宝儿，也毁灭了单四嫂子，但是单四嫂子没有反抗，这给我们心灵以沉重的震撼。鲁迅就是要通过单四嫂子的不反抗,或者说是逃避的反抗，让世人警醒，是妇女争取、反抗的时候了，文中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是多么的希望她能有一点觉醒啊。

（二）被迫的反抗

《祝福》是《彷徨》的第一篇作品，其中的主人公是祥林嫂，总的说她是一个封建伦理制度下的牺牲品，她所受的压迫和摧残，不管从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比起单四嫂子，更为悲惨。祥林嫂是一个温顺、善良、无知的普通农村妇女，是在封建伦理包围和影响下土生土长的，一直受到封建政权、皇权、族权、夫权和神权等等的“熏陶”。她对于封建礼教是很认同的，也在按照封建伦理道德在规范自己。因此在她受到压迫的时候，她的反抗是浅层次的，是被动的，当然也是势单力薄的，也不可能是主动的有意识的彻底反抗。从祥林嫂身上我们看到了反抗的身影，虽然是被动，而且结局是失败的，但是这已经是一大进步了，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丝希望的曙光。祥林嫂的第一次反抗，是她的第一个丈夫刚死后，婆婆要将她像牲畜一样卖掉时，她被迫逃了出来，到鲁四老爷家做工，只想过自己平淡的日子，也是为了远离婆家的压迫。这是一次突破，她反抗的是封建族权和婆婆的强大权威，无疑这点是值得肯定的。第二次反抗是祥林嫂被夫家人从鲁镇劫回，卖到贺家，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墺，喉咙已经全哑了”。抬出轿来，几个大男人使劲擒住她也拜不成天地，一不小心，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异乎寻常”的反抗是祥林嫂对将她但牲畜般买卖的婚姻制度的反抗。但她还是受封建思想影响太深，最终还是服从了这次婚姻，安心地呆在贺家了。虽然她的反抗最终是屈服了，但是这次的反抗也足足让周围的人感到惊讶了，也使我们从祥林嫂的拼命的反抗中对女性的解放看到了希望。她第三次的反抗，应该是更深入了，但是也使最后的反抗了。她开始质疑封建神权，质疑鬼神的存在与否，对有无地域也产生了质疑，这是从根本上怀疑封建社会所宣扬的思想。这是一次精神层面上的深刻反叛，正如文中所说：这里的人照旧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使得“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多”的“我”感到悚然。祥林嫂是有一些反抗觉醒意识的，她首先是为了自己不被夫家直接卖掉而被迫逃出，之后在鲁四老爷家干活，但此时的她却成了鲁迅所说的那种得到当奴隶就安心的人。她之后反抗再嫁的原因是受到封建婚姻观的严重影响的，她不愿被世人瞧不起，也不愿失去她看来已经很安逸的奴隶生活，不愿意再不稳定的过日子。之后她在贺家失去一切又在回到鲁四老爷家的时候，受到的压迫，特别是精神上的摧残就直接而且残酷了，这也直接导致了她的死。祥林嫂的反抗是被迫的，是被动的，她开始反抗也最多是为了能够在物质上能过得去就行了，不是为了自身的独立去反抗的，再加上她的出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她的命运必然是惨淡的。她的反抗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很难得的了，特别是她最后开始怀疑封建神权的想法，因为毕竟她只是一个无知的，而且连姓什么都不清楚的封建社会下层劳动妇女。鲁迅通过塑造祥林嫂这个受到强烈压迫的妇女悲剧典型形象，给我们揭示了广大农村妇女悲惨的命运及其社会根源，表现了鲁迅对妇女的深切关心，也从这里看到了进步和希望。

（三）一次主动的反抗

如果说祥林嫂的反抗是被迫的，被动的，那么爱姑的反抗则更多的带有主动和强势的成分了，而且她还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离婚》中的爱姑，是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的。爱姑与单四嫂、祥林嫂一样也是普通的劳动妇女，但是她的反抗更主动，而且也更长久和猛烈，在初期也取得了一点胜利。这当然也跟她不错的家庭背景有关的，正如文中说：“我们虽然是初会，木叔的名字却是早已知道的。胖子恭敬地说。”【1】她的反抗不公也是在有了家庭背景的支持下才得以继续的，也因为参杂这些原因，使得爱姑的抗争有了新的进步。爱姑应该说是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中长大的，很多方面的行为在家也是得到一定宽容的，这从她的家庭出生不难想象。她十五岁嫁到施家，“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然而，这个善良的农村女性，当丈夫另觅新欢，要遗弃她时，她却变得异常的泼辣，勇敢，并进行了坚强和持久的抗争。在旧社会，男人这种事本来时很平常的，没有什么不太对劲的。大多数妇女对此都是忍气吞声，被迫接受事实。但是爱姑在丈夫“姘上了小寡妇”，公公又站在儿子一边时，她却站出来与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她整整闹了三年，闹得施家无法，只好请了绅士慰老爷从中说和。而慰老爷只让施家赔八十元，劝她“走散好”。爱姑都不依，认为慰老爷不通，定要和他把理讲到底，“要闹得他们家破人亡”。可以说爱姑的这些反抗都是值得肯定的，在以往的妇女都没有敢如此的。施家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又请来里与县太爷换帖的七大人。爱姑还是敢于去见七大人评理。在大庭广众之下，她申诉自己在施家受到的欺凌和冤屈，大骂丈夫是“小畜生”，公公是“老畜生”。她的确是为广大妇女出了一口气，虽然最后在地主老爷的威逼下，以施家出九十元大洋，双方“走散”结案，但是从她身上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女性觉醒解放的希望。《离婚》中的爱姑仍然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仍然是在受到不公的待遇后奋起反抗的，而且仍然是也悲剧结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但是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推翻封建思想的影响和束缚。在农村，辛亥革命的影响更是微弱，封建思想还是非常强大的。爱姑是受到辛亥革命影响的具有一定平等意识的又被压迫的农村妇女的代表，在她身上体现出了敢于同封建伦理斗争的精神。爱姑的反抗，首先的原因是丈夫要遗弃她，而她本人在施家又是符合传统妇道标准的，这就是她奋起反抗的直接原因。而爱姑毕竟也只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见过世面，缺乏社会经验的农村妇女，她在斗争中我们看到了她的局限性。

她的抗争是具有很大的幻想性，而且表现出非常自大的样子，而且反抗中带有明显的报复心理。而在面对七大人时，她又对维护封建统治的七大人心存幻想，认为他是“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她还想把官司打到县里府里。可是七大人怎么可能反对封建伦理？他根本不理采爱姑的苦，而是他以装腔作势压迫爱姑屈服，以“走散”结束。爱姑取得了赔偿的“胜利”，但她的无知、幼稚也充分体现了出来。当然爱姑的失败也还有其它原因，比如说见七大人时，她那“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父亲，却一句话也不敢说，让她完全陷入孤立。还有在路途中，遇到的路人没有人表示支持她的意思，这使得她的斗争是孤立的，那她就是为了获得封建伦理常态下给予她的地位也不可能了。爱姑的斗争，比起祥林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她闹了三年，闹得施家无法，而且她有不示弱的勇气，这对她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鲁迅先生塑造的爱姑形象，是一次大的突破，是女性争取自身权利和平等的一大尝试，但也反映了农村妇女命运的悲惨和反抗的艰难。

（四）女性知识分子的觉醒反抗

《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是另一种类型的妇女形象。她不同于祥林嫂、爱姑等无知农村劳动妇女，她是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有知识的女性，子君的反抗和觉醒，是鲁迅在探索女性问题上的另一思考和另一方面的探索发现，而且子君的觉醒有了更深入的表现，更具有主动意识和理论指导，是妇女解放的另一新台阶。子君生活的时代，仍然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社会。她在家有严厉的父亲，在城里上学又要受到胞叔的严厉管束，就连她去找涓生的路上，也会受到监视。但子君毕竟是一个知识女性，“五四”前后提倡的新思想、新道德在她身上得到了体现。她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从旧的封建家庭勇敢地走了出来，她“目不斜视地骄傲地”来到会馆，听自己心爱的人“说家庭专制，谈打破就习惯，谈男女平等”，她“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为了争得彻底的恋爱自由，子君还毅然斩断亲情，与涓生在小胡同建立起了小家庭。这是他们取得了小胜利，但悲剧也就开始上演。青年自由恋爱是不能容于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在子君与涓生结合之初，他们就被迫斩断各种亲情，子君的叔叔不再认她做侄女，涓生也与原来忠告他的几个朋友决了交，他们在社会上开始孤立了。之后局子里一纸解职令导致涓生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这客观上加剧了他们感情上的破裂。经济上的拮据，使得涓生开始不满子君的把小家庭生活当作全部人生意义，涓生还觉得子君也成为他的拖累，只好被迫分离，而子君在随父回家后不久便凄惨死去。子君开始在走出来时，给我们莫大的希望，她有理想，有自己追求的目标，不是盲目的斗争，有武装自己的新理论，并知道拿起个性解放，恋爱自由与封建伦理进行坚决斗争。可是，封建势力非常强大，他们先是被社会孤立，然后又被迫失去经济来源，使他们完全被孤立，被一步一步逼向绝路。子君的失败给我们巨大的震撼，也使我们明白，面对封建势力，单个人的反抗最终都会失败以结束。而且，封建思想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就能除掉的，子君自己在走出来后，也受封建女子在家持家务的思想的影响，把小家庭的生活看做自己人生的全部意义。子君的可贵之处是她敢于反抗，并有强烈自我觉醒的意识，积极接受进步思想，敢于朝着自己的理想抗争的精神。

三

鲁迅先生对旧社会妇女形象的描写是非常深入而且也是很生动真切的，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涵，给人以震撼和警醒。我们看到了鲁迅对妇女的关心和同情，本通过对她们的描写探索女性解放的出路。通过祥林嫂、单四嫂子和爱姑等悲惨命运的描述，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及其伦理道德对人的精神的摧残和虐杀，揭露和鞭挞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野蛮、残忍和虚伪，特别是表现了套在中国劳动妇女身上的精神枷锁的沉重【2】，使她们无法从根本上走出封建的桎梏。从单四嫂到子君，她们的反抗意识是一步一步增加和强烈，她们的觉醒意识也在悄然出现，她们的反抗值得称赞，也是通过对她们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明天”。单四嫂、祥林嫂和爱姑都是农村无知、善良弱小的劳动妇女，她们几乎是完全被封建伦理道德吞噬了灵魂，她们的反抗基本上是被动的，而且她们都是因为无知、势单力薄、思想守旧等原因惨遭失败。子君的出现，似乎给我们新的希望，但是她也不可能战胜势力强大的封建伦理。她们的思想都深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很难摆脱，而且她们自己似乎都没有察觉到，意识到这一点。

从这些典型的妇女形象上，我们看到了鲁迅对妇女的深切关怀，对她们前途的担忧和同情，也体现了他对妇女出路的不断探索，不断思索。鲁迅给我们揭示了要想战胜封建势力，据必须联合起来斗争，不能单打独斗，必须要取得经济的独立权，还要从根本上摆脱封建反动思想的束缚。从鲁迅的长期探索历程来说，女性的问题更需要的是长期坚持斗争，而且可以说妇女地位的每一步进步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甚至是不惜牺牲，前仆后继才能实现的。但是，鲁迅先生在对待女性问题上，也有历史的局限性，比如说妇女解放也不可忽视男性的作用，可以说更需要男性对她们的认同与支持，男性的参与将极大的促进女性的解放历程。

参考文献:

[1]张秀枫.鲁迅小说全编.[z].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

[2]史志谨.鲁迅小说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李希凡.《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4]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5]王瑶.鲁迅作品论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反抗范文篇4

[关键词]琦善；鸦片战争；反抗帝国主义；中国近代外交史

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琦善的地位远逊于林则徐。头一次以琦善为主角并且还为他说了一些好话的，当推1931年蒋廷黻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了。对此当时既有人吹捧，也有人批评。1980年以来，这种褒贬不一的情形又再度出现。实则蒋廷黻后来还在一些文章中继续讨论过这个问题，下面就先总结一下他的基本观点。

一蒋廷黻关于琦善的基本观点

蒋廷黻主要从军事及外交两个方面人手研究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言行及功过。军事上主要有三个问题：首先，琦善应负撤防的主要责任吗?其次，琦善到底有没有开门揖盗?最后，琦善有没有拒绝增兵、陷害忠良?他认为，琦善未主持交涉之前，道光帝即已制定并下达了撤防的命令，因此“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其二，说琦善开门揖盗有失偏颇。谈判破裂以前，“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谈判渐趋破裂以后，琦善一方面仍不放弃谈判，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强军备。在两种矛盾的策略下，广东的防务呈现出偏重于虎门以内的局面，并且一直秘密从事，结果于国内国外均不得谅解，终致开战。从大角、沙角之战与虎门之战的战况来看，中方“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预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总起来说，琦善在军事上的表现“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失败的根源还是在于当时战斗力“远不及英国”。不过蒋廷黻也承认，虽然客观上琦善没有撤防，没有陷害忠良，但在他的主观看法上，对于战争是十分悲观的。

蒋廷黻对琦善的外交是基本给予肯定的，认为“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一是尊重英国人；二是基于中英实力的悬殊而坚持以交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堪称“中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三是当谈判破裂后，签订了一个实际上令英国政府极为不满的《穿鼻草约》，与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胜利”。

在后来的《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进一步以“抚夷派”来指称琦善一类主和的官员，而以林则徐为“剿夷派”的代表。

二蒋廷黻在琦善与鸦片战争研究上的贡献

从1923年留美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伊始，蒋廷黻就立志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奠基性地位毋庸置疑，但鉴于外交史的特殊性质，蒋廷黻认为，没有中国史料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是很难做到公平与真实的，因此，他一直致力于搜集中国方面的史料。故宫档案的开放使他如获至宝，往返于京、津两地加以阅读和抄写；1931年任教于清华后，更主持购买这些档案，并将范围扩大到坊间各种私人信件与档案，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中国化和科学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与热比。

蒋廷黻认为，在这些档案中，《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无疑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外交史最有力的史料支持。原因有四：第一，相较于之前中外已知的史料(包括已出版与未出版的)，《始末》从史料的可信度而言，是好于“次料”的“原料”，即原始材料而非道听途说；第二，就中国近代外交的特点来看，甲午以前的中国外交尚有一定的自主权，因此中方的资料能带来学术上的新贡献；第三，《始末》不仅系统，而且所披露的谕令的数量远远超过此前同类书籍，如《东华录》、《圣训》等，也就是说，提供了大量新史料；第四，《始末》是官方文件，因此有些在私人文集中被抹去的奏稿，在《始末》中却全文保留了下来。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批档案、没有《筹办夷务始末》的发现，蒋廷黻要进行琦善研究是不太可能的。马士书中对琦善的言行的叙述只有只言片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更谈不到有什么史料了。而国内对琦善的评价又一边倒：妥协、投降、开门揖盗。相比于国内外对林则徐的巨大兴趣而言，琦善与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十分单薄。利用故宫档案，蒋廷黻首次填补了这个空白。并激起了后世学者对其研究的兴趣。

其次，他十分注意中英文件往来中的翻译误差。对比了英国在大沽递交的巴麦尊致中国宰相的照会的中英文版本后，他认为，英国的文件书写固然有一定的问题，但中文译文还是与英文原文有差距，如将英国的动机译成了“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尽管蒋廷黻没有明确提出或承认鸦片战争就是一场文化战争，但他的确认为文化的不同导致了沟通中的障碍。在有些学者那里，这种误差因为怕沾染上“文化战争论”的色彩，而故意被抹去了或扭曲了发生的具体原因及过程；有些仅仅只提到其结果，还有一些不仅不提，并且一直沿用林则徐时代以来广为流传并成为定论的说法，即这是琦善故意陷害林则徐。

第三，破除神化林则徐、丑化琦善的书写传统。蒋廷黻之前，国内说林则徐好话的多，说坏话的少。即便说了林则徐的坏话，也不会因此就说琦善的好话。而蒋廷黻的琦善研究不仅是说了琦善的好话，还同时说了些林则徐的坏话，用茅海建的说法就是“扬琦抑林”，拿今天的鸦片战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破除林则徐的神话与重新研究琦善的罪名这一点上，蒋廷黻的成就并不算突出，但却开风气之先，真正做到了他所追求的“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

第四，建立了新的外交史研究和书写的标准。李恩涵认为，“这篇文字的篇幅虽然不长，但却有断、有论、有史实的考证，也有是非的评定，而且时而从当事人设身处地的境况来论述，时而从传统的或西方的国际关系的型态上来分析，我们固然不必同意他所做的一些论断，但它确为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开辟一新途径，也建立了研究与写作中国外交史的新标准”。但蒋廷黻所建立的标准还可以更具体一些。比如说，研究中国外交史是不是可以把已有的史料拿来就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首先鉴别了时人议论的真伪。对战况的考察也注意中外对比，从而揭示出鸦片战争史中急需重新认识的一个新领域。这种交叉对比、多档案、多视角的方法今天看来已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在当时的中国用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却是前所未有的。

三对蒋廷黻的反驳及蒋的反应

《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在当时及后来都受到一定的批评，然针对史实的批评少，针对史论、史观的批评多。

其一，琦善配不上“远超时人的外交家”这个头衔。无论是支持蒋廷黻的还是反对蒋廷黻的人，基本上都持此论。反对的意见通常认为林则徐之努力了解西方情形，实堪“时人”的先进代表，而仅靠几个低级官员的情报的琦善无论如何也不能“远超”之。其实蒋廷黻本来就没有完全否认林则徐的这一点，他所否认的是持此论者所引申的一个观点，同样也是一定时期内林则徐及相信林则徐的人的观点：既然林则徐对西方的见识已经堪称中国第一，那么只要他继续主政中国就有可能不败。因此他说：“林文忠公在中国近代史上，固有其地位，然其所以为伟人者，不在此。”后来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加大了对林则徐学习洋务、主张洋务的论述，但依然不放弃他最初的最重要的论断，即：林则徐的错误在于不敢说真话，即便是在被革职后，依然不敢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心中对中外军事胜负已定的判断。蒋廷黻认为，林则徐尽管已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能培育出的最好的官僚，但却败在俱咱清议的指摘、为自己的名誉地位而不惜牺牲国家前途这一点上。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尽管不再用“远超时人”来评价琦善的外交观念，但却沿用了“知己知彼”的说法，并且用较为温和简短的语言来表明他对琦善的肯定与同情：他“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由此看来，蒋廷黻只是放弃了要人们相信琦善有强过林则徐的地方，但并没有放弃他对琦善的肯定。至于他说琦善之“不足责”，说的是他“无自信，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这一点。但是这个观点也是早已有之的。《琦善与鸦片战争》的结尾就说：“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奕訢、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因此，说他对两人的评价换了位，是不够准确的。

其二，琦善应负军事失败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中外学者已经做了非常细致详尽的研究，结论证明，即便不投降、不妥协，在鸦片战争中中国也不可能取胜，更不用说琦善并没有撤防，林则徐的战果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辉煌。蒋廷黻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判断是不错的，即琦善在军事上无功亦无过。

其三，《穿鼻草约》与《南京条约》相比，虽然中国的牺牲较少，但称不上是外交上的一个大胜利。陶元珍指出，《穿鼻草约》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禁止烟毒继续流害中国，这是有道理的。后来的研究证明，虽然有《穿鼻草约》这样一个内容，但实际上并没有签订生效；对一个没有签字的条约加以肯定或否定，显然没有什么意义。

其四，蒋廷黻为琦善说好话，是出于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目的。这是邓公玄对蒋廷黻作于1939年的《百年的外交》的批评。《百年的外交》中论琦善的部分与《琦善与鸦片战争》中的论述没有两样。建国后这种观点并且有所发展。对邓公玄的质疑，蒋廷黻的回答是：“历史是种科学，研究历史就是探求真理，与‘志’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探求史理还能于史实之外去求吗?离开事实而去发空泛议论，充其量，不过得一篇好八股文章。”

四蒋廷黻为琦善翻案的动机与目的及其评价

尽管蒋廷黻否认历史学除了史实之外还有投射于史实之上的史观这一条不大站得住脚，但是他这种不无愤懑的表述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自信在学术研究上的态度是完全真诚的。

蒋廷黻研究琦善，其目的是研究近代中国应采取怎样的政策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肯定琦善，是为了借此抒发自己心中的一个信念：帝国主义这种现象是“国际积势”导致的，要真正战胜帝国主义，方法不是除了抵抗，什么建设也不做，而是应该了解这种“积势”并利用它去寻找中国的出路。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近代世界的第一次严重冲突，由此下手，意义重大。蒋廷黻虽已对国外的观点十分熟悉，但并没有简单沿用之，他说：“实则鸦片战争之远因近因，十分复杂。英人至今不认为鸦片战争也，英人虽不免偏持已见，然非全无理由。……平心论之，烟禁之防害英国之国计民生及义律之耻见挫辱，与夫林氏烟禁之严厉，皆鸦片战争之近因。英国之开辟商场政策，及中国之闭关自大政策，皆其远因也，闭关之政策虽在中外历史上有先例可援，然至19世纪之中叶仍株守之，何不审势之甚耶?”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他还提出，外交基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理，一个就是势。由此可见，他既不从文化的角度来立论，也不从利害的角度来理论，至于道德原则他也是不考虑的。虽然他没有对“势”做出明确定义，但他选择这个词表明他注重的是策略的制定，而非学理或是非的探讨。正因为如此，反对蒋廷黻者往往从道德角度对其发起攻击，实际上意义很小，甚至有时还曲解了蒋廷黻的本意。更何况尽管蒋廷黻不注重道德，但依据较科学的研究方法，他对琦善的一些论断至今看来也还是站得住脚的。而他对林则徐之去职、琦善之失败的看法也有独辟蹊径之处：中国没有因受到鸦片战争的震动而奋起直追，而是在睡梦中又过了二十年。这可以说明蒋廷黻是多么强烈地盼望中国早日走上富强的道路。

当然，选择琦善来抒发他的这种看法，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琦善在主和派中具有代表性，自不待言；但在一些人看来，此琦善又不仅仅是历史上的那个琦善，而是有现实参照物的。王幸均就说：“此时(一九三一年)日人已占领东北，步步紧逼，国人要求抗日之呼声，响彻云霄，学生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战争气氛，弥漫全国。但中日强弱悬殊，外援又不可恃，仓促作战，损失必巨。有识者难免怵然心忧。……故对琦善过高的评价，当系有所感而发，或是一种影射作用。”如果这个参照物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依蒋廷黻自己的表述来看，在《琦善与鸦片战争》写作时，应当指的是。严重的国难、妥协的立场、愿意牺牲自己的名誉去换得国家民族的利益，都让人想起1931年底及1932年年初的来。蒋廷黻在回顾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曾清楚地表明他赞赏的原因：“在二十年的冬天及二十一年的春天，他肯在严重国难之中出来任事：这一点颇能使人心服。后来对攻击政府者，他回答总是：如有人愿来负责，他就可以走开。这样一来，反对者还能有什么立场?最近这半年来，他的言词更能负责了。人家批评塘沽协定，他居然说，塘沽协议完全由他负责。人家批评妥协，他就说我们现在不配谈报复。在全政界皆‘聪明人’的时候，汪先生之不愿作‘聪明人’给政府加添了不少的力量。”因此可以说，蒋廷黻由此认为1931年之，即为往日之琦善。或者说，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将同一个问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到底是主战还是主和?主战的根据是什么?主和的理由又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而言，琦善的主张对中国近代史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也是如此。

反抗范文篇5

本文从中日贸易现状入手，探询两国间经济的依存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抵制日货对中日两国经济的影响,权衡抵制日货的利弊，最后得出抵制日货不可行的结论，并号召高呼“抵制日货”的人们清醒的认识抵制日货的实质，从而用理性的行动表达自己的爱国热忱。

关键词：抵制日货；爱国；中日贸易；可行性

一、中日经贸发展历程及现状

1.发展历程

民间外贸推动了中日建交，1972年中日实现外交正常化。30多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160多倍。以2000—2005年为例，2000年两国贸易首次达到83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7%，2002年贸易额突破了1000亿美元，达1019亿美元，2003年达1335.7亿美元，2004年达1678.9亿美元，2005年达1844.4亿美元。

2.现状

2006年第一季度贸易额达480亿美元，预计今年将突破2000亿美元。目前，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二、抵制日货的原因及影响分析

1．原因

自日本二战战败以来，由于美国的扶持和纵容，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想沉渣泛起。随着其经济的不断发展，军国主义思想越发泛滥，具体表现为由一些企业赞助美化日军侵略教科书的出笼，尤其是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近年来连连参拜靖国神社，更是刺激着国人对那段屈辱史敏感的神经。再加上日本在东海油气开发，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的蛮横无理，终于使国人压抑已久的民族情绪找到了一个爆发的火山口，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除此之外，“抵制日货”被提上日程，并在一些地方实行。

2．何谓“日货”？

在分析抵制日货对中日两国的经济影响之前，我们先来鉴定何谓“日货”。对日货的理解有两种，一种是日本本土生产的产品，可以称为“纯正的日货”；另一种就是一切与日资企业生产有关的产品，如果以此为定义的话，无论广州本田，或是天津丰田都该属于日货之列。根据人们提出的“抵制日货”口号和国人心理，我们偏向与对第二种对日货的理解，所以在这里我们将日货定义为一切与日资企业生产有关联的产品。

3．影响

（1）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并且中日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的比重平均每年上升近2个百分点，00年9.9%;01年11.8%;02年13,5%;03年15.6%;04年16.5%。下面看一下日本对中国进出口的商品构成表：

表1日本对中国出口主要商品构成(2006年1-3月/上年同期)

(2006年1-3月/上年同期)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商品类别2005年1-3月2006年1-3月占比%同比%

总值17,927.420,306.3100.013.3

电机、电器、音像及其零附件4,331.54,834.623.811.6

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3,817.74,498.322.217.8

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1,260.41,406.56.911.6

钢铁1,555.71,338.36.6-14.0

有机化学品1,249.11,188.45.9-4.9

塑料及其制品905.11,081.55.319.5

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辆除外670.91,039.85.155.0

铜及其制品245.6410.32.067.0

钢铁制品262.3407.02.055.1

杂项化学产品157.0204.91.030.5

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164.5196.41.019.4

橡胶及其制品123.8176.20.942.3

化学纤维长丝172.7165.70.8-4.1

棉花169.9157.40.8-7.4

化学纤维短纤162.3152.80.8-5.8

铝及其制品113.5145.10.727.9

无机化学品；贵金属等的化合物113.1137.50.721.6

贱金属器具、利口器、餐具及零件98.4132.30.734.5

玻璃及其制品118.7124.70.65.1

鞣料；着色料；涂料；墨水等110.7123.90.611.9

纸及纸板；纸浆、纸或纸板制品120.0114.50.6-4.6

珠宝、贵金属及制品；仿首饰；硬币78.8109.60.539.1

铁道车辆；轨道装置；信号设备13.0108.90.5734.9

照相及电影用品88.797.50.59.9

木浆等纤维状纤维素浆；废纸及纸板79.596.20.521.1

针织物及钩编织物79.480.40.41.3

洗涤剂、润滑剂、人造蜡、塑型膏等57.266.00.315.5

家具；寝具等；灯具；活动房29.758.30.396.2

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59.657.90.3-2.9

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44.254.00.322.2

以上合计16,453.018,765.192.414.1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在向中国出口的前十位大多是技术密集型的工业成品。一旦中国抵制日货，这些产品将无处可去，生产企业必将面临利润下滑甚至永远失去中国市场，对日本刚刚上升的经济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日本的企业家们为了维护在华的利益必定会向政府游说，这一点在抵制日货初时便已得到验证了。另一方面,从日本从中国的进口结构来看，很多都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如纺织品，音像设备等。一旦日本禁止从中国进口，日本普通国民的生活成本将上升，他们无疑也会对政府产生不满。一旦政府失去了选民的支持，这届政府便可以宣布结束任期了。任何一个想上台执政的人，都必须对中国做出友好的表示，才可能获得上至在华投资者，下至普通平民的支持。两国关系一旦解冻，经济必然会更迅速的增长。

(2)对中国的影响

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比重中不断下降，03年占20%，04年降到14.5%，05年降到13.2%。表1，表2是中国对日出口进口结构。从表中我们可知，中国主要从日本进口技术型的产品和资本型的产品，一旦中国抵制日货，国内企业是否可以顺势占领这些市场呢？或者国外的如英美厂商会不会蜂拥而至呢？这两种可能性兼而有之，最有可能的就是国内企业与欧美厂商共同瓜分这片由日本空缺出来的市场。将来一旦日本企业要重新占领这些市场也决非易事。

表2日本从中国进口主要商品构成(2006年1-3月/上年同期)

(2006年1-3月/上年同期)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HS编码商品类别2005年1-3月2006年1-3月占比%同比%

章节总值25,998.727,654.0100.06.4

84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5,038.35,375.619.46.7

85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4,662.75,186.518.811.2

62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2,213.42,272.78.22.7

61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1,786.71,980.77.210.9

95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907.1894.73.2-1.4

90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880.6814.83.0-7.5

27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833.5787.12.9-5.6

94家具；寝具等；灯具；活动房675.0744.02.710.2

64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624.7700.82.512.2

39塑料及其制品514.6610.12.218.6

42皮革制品；旅行箱包；动物肠线制品511.3597.62.216.9

16肉、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550.7586.92.16.6

73钢铁制品427.9530.61.924.0

87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辆除外363.8446.01.622.6

63其他纺织制品；成套物品；旧纺织品399.6441.41.610.4

28无机化学品；贵金属等的化合物300.1378.91.426.2

44木及木制品；木炭309.6340.61.210.0

03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387.0315.51.1-18.5

76铝及其制品254.3296.41.116.6

29有机化学品249.9290.41.116.2

07食用蔬菜、根及块茎284.7285.41.00.3

20蔬菜、水果等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253.2259.80.92.6

72钢铁457.9221.30.8-51.7

68矿物材料的制品195.4194.70.7-0.3

38杂项化学产品127.0153.50.620.8

48纸及纸板；纸浆、纸或纸板制品134.8133.00.5-1.3

81其他贱金属、金属陶瓷及其制品137.9131.30.5-4.7

91钟表及其零件110.7128.80.516.4

25盐；硫磺；土及石料；石灰及水泥等112.7124.50.510.5

96杂项制品93.2115.60.424.0

以上合计23,798.025,339.291.76.5

中国的出口也会受影响，出口企业要为抵制日货付出代价，而由于抵制日货受益的企业则应对出口企业进行适当的补贴，必要时国家财政也可以给予补偿。然而，新的市场矛盾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运而生了。企业会因为支付过于沉重的补贴而影响生产的发展，设备的更新，技术的改进。日本企业没有了中国市场，便要寻找另外的市场，从而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使产品大量涌入欧美市场。中国企业没有原来与日本企业竞争的压力，只注重产品量的增加，而不注重质的提高，生产出大量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产品，激化了内部矛盾。

(3)抵制日货为何可行？

从上面的影响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中日之间的贸易依存度较高，但又各有侧重，中国对日本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它们大都属于生活消费品。而中国从日本主要进口工业产成品，尤其是科技含量高的产品。

假设条件：1全民抵制日货

2日本政府禁止从中国进口

全民抵制日货，使日本产品在中国市场上毫无销路，众多的日本投资商给政府施压，要求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此外，众多中国廉价消费品从平民阶层中撤出，造成平民生活费用增加，这部分人势必会以手中的选票来要挟政府改变政策。经济决定政治。小泉的再次当选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小泉政府颇受指责，但最终还是赢得了大选。最终原因何在？由于他的经济政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反之亦然，如果小泉的对华强硬政策导致了日本经济的衰退，日本选民们还会将选票投给他么？

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估计还要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中国为此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如今的市场已经是买方市场，日本产品的撤出，因此而空出的市场份额给中国的企业及世界各地企业很大的发展空间，国内企业应该抓住这一机遇。

(4)抵制日货为何不可行？

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早已模糊了传统观念中国与国的概念，形成了互相渗透的局面，“抵制日货”动一发而牵全身，如果抵制日货我国将有200多万工人失去工作，对本已严峻的就业形势现状必将是雪上加霜。

再者，日本产品在中国之所以占有很大的比重，是因为其性价比是最高的，这也是消费者选择的原因。一旦抵制日货以后，消费者便减少了可选择的产品，即使日本产品好但也只能选择其他产品代替或者放弃消费，这影响了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选择的原理，最终受伤害的只能是消费者。

此外，由于抵制日货而使国内一部分厂商受益，而另一部分厂商受损，两者之间的矛盾如何调和？而由于抵制日货是马来西亚，印尼等国产的“日货”遭受损失，是否也会恶化我国与东亚周边国家的关系？这显然不符合我国做出的“与邻为善”的外交方针。

最后，既然中国已加入WTO，就要遵守WTO的规则，显然，抵制日货这一口号的提出，是违背了国际关系交往准则，违背了中国对于入世的承诺。那么国际社会对中国会有怎样的看法？这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大国声誉显然是不符的。

权衡利弊，我们认为抵制日货固然会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但无疑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中国此刻还不到争勇斗狠之时，我们能做的就是韬光养晦，保存和壮大自己的实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所作为而任由日本国内的右翼分子兴风作浪，我们根据中日贸易战现状提出了下面的对策。

(5)抵右翼分子之我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切的经济活动都离不开金钱的支持。右翼分子之所以大行其道并有恃无恐，因为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三菱重工，五十铃等一大批财团都是其幕后的资金供给者，针对这些支持军国主义的企业，我们的建议是：取消其大陆投资的一切优惠政策，并对其增收高额的税收，这样对右翼势力在经济上是个打击，同时也是威慑，同时还可以借机警告那些欲向右翼分子提供资金的企业。

三、结论

我们十分佩服那些抵制日货的人，佩服他们的爱国行为。鲁迅先生说过，人不单靠吃来活着的，人活着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缺钙，抵制日货应该是给国人补钙了。

但成本收益的分析结果告诉我们，中国在这场活动中是要吃大亏的。想要战胜对手，就要学习对手制胜的本领。将心中的怒气转化为自强的动力，方能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欲成大事者，有所为，有所不为。坚忍不拔，埋头苦干，终有吐气扬眉之日。

参考文献

[1]数据来源：商务部网站。

反抗范文篇6

关键词：反托拉斯法；域外管辖；菱镁；价格串通

2010年4月1日，美国新泽西联邦地方法院判定，中国菱镁企业的维持出口最低价的价格联盟行为，是受行使中国政府职能的行业协会的法规强制而为，因此，根据“国家强制主义”理论，美国法院不应将美国反托拉斯法域外适用到中国企业，美国法院没有管辖权。本案对中国企业今后应对可能的反托拉斯法指控有重要的判例意义论文下载。

一、基本案情

2000年4月9日，部分中国菱镁(magnesite)。公司成立“济源菱镁矿集团”和“华夏菱镁矿集团”。

2001年2月19日，济源和华夏菱镁矿集团正式合并为“中国菱镁矿出口协会”，由23家出口企业组成。

2003年3月22日，“中国菱镁矿出口协会”改为“中国镁砂论坛”。论坛宗旨是“接受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的协调、指导，自觉规范成员的出口经营行为；维护国家利益、行业利益和成员的合法权益；反对不正当竞争，促进镁砂出口秩序的健康发展”。

2004年2月1日，中钢贸易公司，西洋集团，海城华宇，海城后英和嘉晨集团以“中国菱镁矿自律协会”的名义集会。

2005年9月7日，美国菱镁矿产品相关企业德克萨斯州动物科学产品公司(AnimalScienceProducts，Inc.)和宾夕法尼亚州雷斯克公司(RescoProducts，Inc.)(以下简称为原告)在新泽西州联邦地方法院发起集团诉讼，起诉17家中国菱镁矿销售企业(包括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钢集团公司，中钢贸易公司，辽宁佳益五金矿产有限公司)，指控中国企业直接或间接将菱镁矿产品销售和运输至美国时，各被告间共谋达成协议以限制竞争和人为控制价格。美国原告认为，这些行为在美国产生了实质性的负面影响，违反《谢尔曼法》。

美国原告认为，中国企业组成卡特尔共谋以操纵某些菱镁矿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价格，其行为影响了美国制造业中使用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产品贸易。中国被告的提价行为直接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菱镁矿贸易，其后果是实质性的，造成被告在2004年到2008年4年间获得额外利润高达21％。

2008年12月30日，新泽西联邦地方法院以原告诉求为《对外贸易反垄断改进法》(ForeignTradeAntitrustImprovementsAct，简称FTAIA)所禁止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求，但允许原告修改原诉求再行审理。原告在提交了修改过的诉求之后，中方请求驳回原告诉求。

2010年4月1日，新泽西联邦地方法院支持被告驳回起诉的请求。

二、法院分析

本案中中国企业主要对美国法院管辖权提出异议。美国法院就以下几个问题做了分析。

1关于引用《对外贸易反垄断改进法》管辖权例外

美国国会于1982年颁布《对外贸易反垄断改进法》以统一美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标准。《对外贸易反垄断改进法》规定，《谢尔曼法》不适用于与外国进行的贸易或商业行为(进口贸易或商业除外)，除非此行为对美国的进口贸易和进口商业产生了直接的、实质性的和可以合理预见的影响，并且对于此种影响可以适用《谢尔曼法》。此外，根据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在Biotechnologies案中的分析，美国原告必须证明，被告的出口行为同美国国内贸易产生了直接的联系、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并且该结果是可预见的而不是一个随机事件。

美国法院认为，对涉及司法管辖权的争议，有表面评估与实质评估的区别。在表面评估中，法院必须先相信原告的声明都是真实的，只需要原告说明事由而无需向法院提交事实佐证。而在实质评估中，法院则要求原告提供事实证据以证明原告的事由，而不存在“事实推定”。法院对原告修改过的诉求进行分析后认为，原告的诉状中与《对外贸易反垄断改进法》例外相关的内容缺乏事实证据，而只是武断的结论和法律要素的罗列，并且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因此，原告对于被告违反《谢尔曼法》的诉求，法院以无管辖权的理由予以驳回。

《对外贸易反垄断改进法》下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可以避免《对外贸易反垄断改进法》例外的适用。《对外贸易反垄断改进法》总则指出，《谢尔曼法》不适用于与外国进行的贸易或商业行为(进口贸易或商业除外)。若被告被认定为“进口商”而不是“出口商”，则根据《对外贸易反垄断改进法》，《谢尔曼法》仍然适用。

美国法院在2008年12月的判决中涉及了被告进口商或出口商的身份问题，认为即使某进口商在外国市场上购买了被告的产品之后将其带回美国境内，被告的产品事实上进入美国市场并不能就使被告成为“进口商”。原告认为，只要出口商将产品卖给美国进口，商并被带入美国市场，无论是美国进口商自用或再次销售，外国出口商就应当依据《对外贸易反垄断改进法》总则的要求自动被当做“进口商”。法院认为，这是对《对外贸易反垄断改进法》总则的错误理解。《对外贸易反垄断改进法》的精神是保障美国出口商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不是外国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若按照原告对《对外贸易反垄断改进法》总则的理解，这一精神无法实现。另外，总则对何为“带入”并未做明确的定义。但根据美国第三巡回法院的判决，如果企业不是将货物从“物理上”带入美国的主要动力，则该企业不可被认定为“进口商”。基于此，法院拒绝了原告以合同语言为标准的请求、以及被告以外贸术语为标准的请求，而是要求原告以高于《美国法典》第15卷第6a(1)(A)节所要求的“直接性”的标准证明被告与进口相关。

原告认为，被告将菱镁矿产品销售给将该产品销售入美国的中间商，则被告应被认定为“进口商”。法院认为，单纯以国籍或买家的意图(是否面向美国市场)来确定销售者的身份是不合理的。因此，法院认定，中方被告是《对外贸易反垄断改进法》意义下的“出口商”而非“进口商”。

2关于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主张美国法院无管辖权

200年前，马歇尔大法官确立的最高法院采用“绝对豁免”的原则，表示美国放弃对所有外国主权的司法管辖权。1952年，美国国务院改用“有限豁免”原则，美国国会于1976年颁布了《外国主权豁免法》(FSIA)使“有限豁免”原则成文化。《外国主权豁免法》对于何为“外国主权”定义较为宽泛，国家职能机构也被认为是外国主权。所谓“有限”，是指该豁免存在一定的例外，比如商业行为例外。

本案中双方对被告的身份并无争议。五矿集团和中钢集团因完全国有而可以被认为是“外国主权”(政府机构)。但是，双方对被告是否从事了符合商业活动的例外中的“商业行为”存在分歧。美国法院认为，根据《美国法典》第28卷第1605(a)(2)节的规定，对发生在美国领土外的外国商业行为，只要其对美国产生了“直接影响”，美国法院就享有管辖权。基于美国最高法院在Weltover案。中对“直接性”的分析，美国法院要求被告证明其不是将产品带到美国市场的交易背后的“主导力量”，才可推翻商业行为例外的适用。

3关于根据“国家行为原则”主张美国法院无管辖权

国家行为原则阻止美国法院来裁决外国政府在其境内行为的有效性。该原则比《外国主权豁免法》更为灵活，因为有些《外国主权豁免法》允许美国法院管辖的情况在国家行为原则下可允许放弃法院管辖。该原则同样有着商业行为的例外，另外还有行为不在该国领土内的例外。

美国法院认为，国家行为原则对本案被告不适用，因为被告的行为是纯粹的商业行为而不是监管行为，因此即使所有被告都能被认定为“外国主权”，但由于商业行为例外的适用，法院仍不必放弃管辖。

4关于根据“国家强制原则”主张美国法院无管辖权

“国家强制原则”(thedoctrineofgovernmentcompulsion)又称“主权强制原则”、“政府强制原则”，是美国司法实践中产生的一项管辖豁免理由。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础是国际关系中的“礼让”概念。美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确立了“为解决当事人无法同时遵守两个矛盾法域的原则”。当事人只要证明，其违反美国的法律(反托拉斯法)是外国政府强制措施所强制的。

根据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判例，本案法院总结出被告可以适用国家强制的三要素：第一，有一个因为具有政府或准政府职能而可以被认定为“外国主权”的机构；第二，该机构有权迫使被告遵守其制定的准则；第三，该机构事实上强制被告遵守一定准则，并且该机构的强制是被告违反美国法的根本原因。

美国法院认为，被告符合国家强制原则适用的三要素：

第一，法院认为，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CCCMC)是国家强制原则意义下的政府机构。首先，从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的章程可以看出其是国家机构而不是非政府组织；其次，1991年的《对外经济贸易社会团体管理办法》(简称“办法”)中规定了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是政府机构。1998年实施的“条例”并不因为其晚于1991年颁布的“办法”而废止了“办法”。再次，从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现在的职能来看，它是出口许可证的管理机构，Vi-tarainC案。能提供中国商务部、中国的商会(包括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运作的信息。最后，在RescoWDPa案。中，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明确表示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属于政府机构。

综上所述，证据显示了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的性质，尤其是其所具备的出口许可证管理职能，可以证明其是政府机构。

第二，存在国家强制的事实。在分析国家强制事实存在的时候，需要考虑3个因素：(1)这种强制性相关来源；(2)如果不遵守这种强制从理论上看最严重的后果；(3)实际存在惩罚性的强制。

原告认为，中国企业是自己参加了相关价格协调会的，因此不属于强制参加。法院认为，中国政府如何得出出口的最低价格的限制无关紧要。无论是政府自己制定还是被告参与制定的，都可以被认为是具有强制力的要求。

原告认为，中国商务部于2007年9月7日颁布的《出口许可证签发工作规范》废止了之前所有的关于出口最低限价等的要求。法院认为，该《规范》并无明确语言、法院也无合理理由假定之前所有的要求都被废止。此外，根据中国商务部和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联合于2004年11月10号的《关于加强轻(重)烧镁出口管理的通知》和中国商务部于2004年12月以及2005年5月的《轻重烧镁出口配额第一、二次公开招标公告》，法院认为这些规定中都包含了最低限价的要求。

原告还认为，中国商务部2004年12月、2008年失效的《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废除了2004年以前的所有最低限价要求，但法院则认为该《办法》并未包含任何关于废除最低限价的内容，相反，《办法》重申了在申请出口许可证时应提交货物的出口配额等相关文件。法院对原告提出的其他法规，如2001年12月的《出口商品配额招标办法》和《出口商品配额管理办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法院认为，各项法规不是明确包含了最低限价的内容，就是强烈暗示了该最低限价的存在。

法院分析了中文“自律”的含义，认为这不能从西方人理解的表面意思来解释，而是一种隐蔽的强制性规定。这种“自律”是在政府指定的机构监督下进行的。

第三，以最低限价和出口配额形式出现的国家强制已经在中国持续了多年。中国商务部在VitaminC案中也明确强调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并未改变中国的出口法律法规。被告受到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的持续监管。若以低于最低限价的价格出口，被告有可能会失去出口许可证。此外，原告宣称被告获得的出口配额远高于被告实际用掉的数量，因此在实际上减少配额的处罚并不能构成对被告的“强制”。法院否定了原告的意见，进而认为即使这一论点成立，被告仍然面临出口许可证被吊销的处罚。在中国商务部以“法庭之友”提交法庭证词中，中国商务部正面明确地表示被告的定价确实是国家强制的结果。综合所有证据显示，被告的任何不合规行为将会面临处罚，而且这种处罚足以迫使被告遵守出口最低限价的要求。因此，被告的行为是受到国家强制的，即使被告并未做出不合规的行为。

综上，法院认定，中国政府强迫遵守一种最低价格。由于被告行为是受这种强迫所左右，因此，本法院对所指控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的行为无管辖权。

然而对于国家强制原则，法院认为，在本案中还要注意两个问题：(1)确实存在一个有具体数字的最低限价，并且被告知晓这一数字，否则这最低限价就形同虚设；(2)在最低限价之上，被告之间没有形成自己的价格协议，否则这个高于最低限价的价格就不具有国家强制意义下的“强制性”了。

三、法院判决

(1)原告诉求未能证明基于《对外贸易反垄断改进法》本法院有管辖权；

(2)原告不能证明被告是《对外贸易反垄断改进法》意义下的“进口商”；

(3)基于国家行为原则的要求法院放弃管辖的要求不成立；

(4)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是国家强制意义下的政府机构。

四、简要评析

本案是继“维生素C案”后，又一起美国企业企图将美国反托拉斯法域外适用到中国企业的案子。这两起诉讼预示着美国企业可能开始用反垄断诉讼这一新式贸易保护主义的武器来制约中国出口企业。将中国企业拖入反垄断诉讼可能使中国企业付出昂贵的代价。美国法院的反垄断诉讼程序复杂，时间冗长。被诉企业一旦败诉经济损失惨重，甚至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从本案中中国企业辩护的策略来讲，中国企业主要是想摆脱美国法院的管辖权。美国反托拉斯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域外适用已经为美国司法实践所肯定，因此，中国企业只能从可能的管辖豁免的理由中得到支持。

本案中，中方提出了“主权管辖豁免”。中方需要论证中国的商会、中国的国有企业为“主权的机构”。根据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国的不少国有企业仍然被法院认为是主权的一部分，因此，可以享受主权管辖豁免。但接下来就是判断行为的性质，美国法院判例基本判定中国国有企业的行为均为“商业行为”，从而不能适用“主权管辖豁免”。本案也同。美国法院一方面认同五矿集团和中钢集团因完全国有而可以被认为是“外国主权”(政府机构)，但另一方面，美国法院仍然需要确定五矿集团和中钢集团的行为性质(很难摆脱定性为商业行为)。这样，以主权管辖豁免为由摆脱美国法院管辖就很困难。

本案中，中方提出的另外一个与“主权管辖豁免”相近的理由，即“国家行为主义”，也因美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商业行为例外”而难以引用。

。本案中原告曾企图根据美国的《对外贸易反垄断改进法》，从正面说服美国法院有管辖权，结果因本案中中国被告不符合“进口商”的定义，而不能成立。

本案中争辩的焦点是“国家强制原则”，这是抗辩美国反托拉斯法域外适用的主要武器。本案中中国商务部作证，中国五矿实际上是政府的一部分，这就促使美国法院推定有关限制最低价格的规定具有强制性。这样，中国企业就可以摆脱美国法院的管辖。

本案中，美国法院对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的法律地位的认定可能仍然有争议，。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外贸管理制度的变化可能也没有真正掌握。美国法院部分引用的证据，可能就是美国商务部在反倾销案中否定给予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的理由。这样中国政府或中国企业就会出现“矛盾立场”。一方面，在应对美国反倾销诉讼中争取市场经济地位时，需要证明企业的市场化程度，包括自由定价；另一方面，在应对美国反托拉斯法域外适用，又要证明企业的定价行为是受“政府强制”的。因此，中国企业今后要改变大张旗鼓宣传集体“价格自律”行为，而应将工作做到实处。

近年来，为避免多头竞争，低价竞销，贻人以“倾销”之口实，中国企业正谋求组成各类出口协会组织，对外统一报价。然而，这背后也潜藏着遭到外国反托拉斯法指控的危险。中国出口企业在应对美国的反倾销法指控而“集体自律”出口最低价时，一定要注意防止因触犯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价格串通”。而受反托拉斯法域外适用。本案目前来看，美国法院并不想受理此案，因而倾向于不管辖。但是，一旦“管辖豁免”关口被突破，就会面临实体问题的抗辩，即是否存在价格串通等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的行为。维他命C案可能面临此局面。在维他命C案中，中国企业未能说服美国法院仅凭中国政府和行业协会之间存在独特的互为影响的关系这一主张就判定《谢尔曼法》不适用于在美国的中国企业。在法院驳回“外国主权和政府强制”这一抗辩理由后，该案将视中国企业提供的证据效力而可以继续进人之后的事实认定阶段。

美国将反托拉斯法域外适用并非是从中国企业开始。在此前，已经有不少欧洲企业、日本企业面临过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适用，特别是日本企业在上世纪70年代起也面临“反倾销与反托拉斯”这种“双反”局面，其诉讼策略可为我们借鉴。这需要我们研究美国相关的判例。

根据美国司法实践，行业协会被视为价格卡特尔的特殊主体，行业协会做出的有关定价的决议一般被视为价格卡特尔的特殊形式。行业协会是由同业经营者组成的、协调同业关系、增进同业经营者共同利益的组织。在会员利益的驱动下，行业协会常常从事限制价格竞争的行为。行业协会限制价格竞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最为典型的是做出有关商品或服务定价的决议并要求所有会员遵守。行业协会决议的实质是协调同业经营者之间的价格行为，从而限制相关市场的价格竞争，这与一般的价格卡特尔并无多大差别。

一旦法院认定存在价格协议，中国企业就要力图证明其价格行为不构成“共谋”性质的限制价格的协议。根据美国判例，一般下列情形被认为是存在价格联盟、固定价格行为：(1)关于提价的协议；(2)关于据以计算价格的标准公式的协议；(3)关于在具有竞争关系但又非相同商品之间维持固定的比率的协议；(4)关于消除价格折扣或者确定统一折扣的协议；(5)关于取消市场上以低价提供的商品以限制供应和保持高价的协议；(6)关于未经其他成员同意不得减价的协议；(7)关于遵守公布价格的协议。

反抗范文篇7

摘要：鲁迅的个性气质是内向抑郁型的，其中充满着强烈的孤独意识。在他的小说创作之中，这种孤独意识无处不在。正是这种孤独意识，鲁迅完成了自身作为思想家和文化伟人的人格塑造。

鲁迅始终是那样独特地闪烁着光辉，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在哪里呢？除了他对旧中国和传统文化的鞭挞偏执和入木三分外，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贯具有的孤独意识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是不能忽视的。鲁迅正是在“黑暗”与“虚无”、“孤独”与“悲凉”、“希望”与“绝望”的纠葛中走向孤独，完成了自身作为思想家和文化伟人的人格塑造。

一

鲁迅创作的年代正是旧中国最黑暗的年代。政府的昏庸，社会的黑暗，国民的愚昧，使鲁迅深感孤独、无望。他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说道：“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1}在鲁迅看来，真正真实的只有“绝望的抗战”。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绝望的抗战”再到“终于不能证实”，这一过程蕴含的正是“反抗绝望”“反抗孤独”的人生哲学，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表明了鲁迅面对现实人生的态度。

鲁迅心灵的“黑暗”可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那时祖父下狱，家道中衰；寄居舅家，遭人白眼；父亲重病，来往于当铺与药店之间，这一切使鲁迅从小就深味人生的苦痛。“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2}，所有这些都形成了少年鲁迅的心灵的某种思维定势，造成了周作人所说的“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坎坷的遭遇使鲁迅从小便用带有阴郁、怀疑、憎恶的眼神看待眼前这个世界，并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内向、孤僻又略带偏执的性格。

鲁迅的青年时代，也同样和“黑暗”伴随在一起。那时他看不到中国的希望，便毅然东渡日本去寻求救国之道。在留日期间，他亲身体验了民族被歧视的耻辱，遂弃医从文，要疗救国民的灵魂。但第一次出版文学杂志的尝试就遭到了失败，还因此招来了一些嘲弄和讽刺。于是他又一次品尝了失落与苦闷的滋味。回国后，辛亥革命令他失望，因为那场革命连拖在中国人脑袋后的尾巴也没有割掉，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他又深深地陷入孤独、苦闷之中，为此他沉默了十年。

由“黑暗”引出来的只能是“虚无”。鲁迅特殊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他独特的个性气质，他不但内向孤僻，而且还有些“神经质”。他的同乡好友许寿裳这样说鲁迅：“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目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悲悯善感之人，两臂矫捷，时时屏气曲举，自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正是这种“神经质”才使他一步步陷入“虚无”的境地。1924年的“杨树达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杨树达是北师大的学生，在神经错乱时撞进鲁迅家中，举止自然有些反常，鲁迅便疑心是论敌派来捣乱的打手，很紧张地接待了他，并连夜写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一文，详细说了经过并在结尾写道：“我还没有预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于用了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3}后来他知道弄错了，赶紧写了两段文字更正说：“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4}只要仔细读过那篇文章，恐怕谁都会感到悲哀：鲁迅的虚无感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无论是“黑暗”还是“虚无”，都使作者感到孤独。但鲁迅毕竟是鲁迅，他时刻在反抗着“黑暗”，反抗着“虚无”，体现着作者反抗孤独的生命意识。他的《孤独者》一类的小说，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他那弥漫着“鬼气”的杂感、随笔和通信，还有像《辛亥残秋偶作》那样的诗，都表现了他吐露和宣泄的结果。1918年，他从绍兴会馆的“待死堂”逃向启蒙主义的呐喊队；1926年，他又从风沙蔽日的北京逃向温暖明亮的南方；1930年，他更从孤寂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逃向与共产党结盟的激进反抗者的营垒。鲁迅的这“三次出逃”，难道不是鲁迅面对“黑暗”与“虚无”的孤独反抗吗？

二

“五四”运动的高潮过后，新文化阵营内发生了裂变，那时“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他“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他有时觉得“仿佛看见那人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若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五四”时期的鲁迅正是这样的“梦醒了无路可走”的人。他曾经公开承认过：“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至今有时还在寻求。”{5}鲁迅深知自己最大的苦闷，就是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向哪里走，他有点不认识自己了。一个人失去了对自己的把握，这是最严重的精神危机，这一点鲁迅是明白的。既然明白，就应该找回自我。要找回自我，就先得把自己的灵魂摊开，让它见见阳光。不管是绥惠略夫式的“绝望”也好，虚无主义的“鬼气”也好，要驱逐它们，就要深入地自我剖析。但鲁迅毕竟是知识分子，面子的事还是要讲的。因此，他不愿以其他方式向众人坦露自己的灵魂，所以他就借小说来倾吐自己的孤独和苦闷。

《彷徨》就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自己，只不过是借他人之口来谈自己的事，达到坦露自己灵魂的目的。

《孤独者》中，不但在小说的名字上有诱导读者感知作者“孤独”和“悲凉”的情绪，而且也是《彷徨》中最能体现“孤独”和“悲凉”的篇章。先看作者对魏连殳相貌的描写：“一个短小削瘦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6}这难道不是作者自己吗？魏连殳“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还“喜欢发表文章”，“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7}，鲁迅对待自己的母亲不也是这样的吗？“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鲁迅也是这样对待孩子的。至于魏连殳借祖母一生所发的长篇议论，写给“我”的那一封信，特别是其中的许多话，更是非鲁迅不会有，唯有他才写得出的。可以说小说的许多素材，都取自作者的亲历。甚至一些细节，也是他在其他地方用过，改也不改就搬来的。在鲁迅的全部小说中，还没有一个人物像魏连殳这样酷似作者。鲁迅正是借魏连殳来表现自己，倾吐自己心中的苦闷和孤独。作者在写出《孤独者》后，又写下了《伤逝》。就创作的动机而言，《伤逝》和《孤独者》较为接近。魏连殳是“孤独者”，这孤独的尽头是毁灭。那么，不再孤独，照着《孤独者》中的“我”的意思，另外去寻一条生路？这生路又会向何方？作者在《伤逝》中展开的，正是这样一种探究，他同样是用涓生和子君来模拟自己人生道路的某一种可能性。不用说，答案依旧是否定的。

继《伤逝》之后，作者又写下两篇小说，《弟兄》和《离婚》。《弟兄》对沛君的内心隐情的揭发，似乎比对涓生更为犀利，《离婚》中弥漫的那股冷气，也令人联想到《孤独者》。从《祝福》开始，鲁迅的内心之门逐渐打开，到《孤独者》和《伤逝》，这门已经开得相当大，到《弟兄》和《离婚》作者结束了他的小说创作。

三

在鲁迅艰难的内心历程中，“希望”与“绝望”始终在折磨着他。首先，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产生“确信”，即对“绝望”的肯定，“希望”的否定；然而，又由于对自我经验的有限性的怀疑，进而对自己的“绝望”产生怀疑，进而又产生了“希望”，随之而来的又是对“希望”的怀疑与绝望，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循环。这就是鲁迅一再引述的裴多菲的诗句所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这里，无论是“绝望”的命题，还是作为其反题的“希望”的命题，都充分体现了作者反抗孤独反抗绝望的生命意识。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鲁迅的《呐喊》《彷徨》这两个小说集子中，自始至终存在着作者的“希望”与“绝望”的孤独抗争，就是在这样的矛盾统一体中，作者义无反顾地把执著于现实的斗争作为自己存在的内在需要。这对于彷徨苦闷于漫漫长夜中的孤独的先觉者来说，是多么宝贵的崇高精神啊！因此，鲁迅小说中内向抑郁、孤独绝望人物的内心深处，却往往奔突着“地火”般的灵魂的抗争。在这方面，《狂人日记》是一个典型的缩影。如果说由于“狂人”的内省自觉气质使我们感受到作者强烈的“中间物”{8}意识的话，那么，他内向抑郁和对周围环境的感应，则直接表现为作者的孤独。狂人是一位觉醒的孤独者，他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并喊出“救救孩子……”的喊声，这是作者内心的希望所在。但作者也清醒地认识到，狂人周围的环境依旧，大哥和陈老五一类人仍在“吃人”。他的呐喊成为没有回应的呐喊，令人感到恐怖与孤寂，这又使作者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所以，作者的这种孤独显然是一个先觉者的深刻孤独。较之于鲁迅后期作品，《狂人日记》流露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孤独无援的被包围感，其中渗透着明显的恐惧和挣扎。而以后，鲁迅则能较多地表现出对孤独的反抗和挑战的积极抗争。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也较为典型地显示出作者在“希望”与“绝望”的历程中的孤独无援。小说中叙述了阿Q的“希望”和“绝望”：阿Q希望有个姓氏，说他“似乎姓赵”，却受了赵太爷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阿Q希望自己阔起来，“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可是“阿Q没有家”，“也没有固定的职业”，晚上“仍旧回到土谷祠”；阿Q希望做事，可又叫小D抢了去，就连那场“龙虎斗”也打了个平手，可“在阿Q的眼睛里，位置是在王胡之下的”；阿Q希望革命，“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可是洋先生扬起哭丧棒让他“滚出去！”最后还送了命；阿Q希望“有个女人”，就跪下向吴妈求婚：“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可得到的是秀才大竹杠的一顿毒打，并还订下了五个条款；阿Q希望“叫他画花押”时，他“立志要画得圆”，而终于为“画成瓜子模样”而感到羞愧。{9}所有这些都表明，阿Q是在一次次的“希望”中遭到一次次的“绝望”，然而，他因为“似乎姓赵”而挨了赵太爷一个嘴巴，而后还没有放弃和小D去争夺那场“龙虎斗”。这又说明在一次次的“绝望”后，也从不放弃一次次的“希望”。我们发现，阿Q在一次次的绝望中，没有谁能去理解阿Q，更没有谁能去帮阿Q一把，阿Q显得是那样的孤独无援。我们还发现，那种惶惑、不安、恐惧、孤独甚至绝望并不仅仅属于阿Q，而是属于广大国民的，就像他的“精神胜利法”是属于全体国民的一样，同时也透露出作者要面对全体国民的愚昧和麻木的悲凉感和孤独感。

《孤独者》与《阿Q正传》所不同的是作者面对“孤独”和“悲凉”有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抗争意识。“我”在魏连殳死后的冷笑中又一次体验到先觉者命运的孤独和寂寞，但终于经内心的抗争而“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10}。“轻松”和“走”都不是来自对“希望”的信心和追求，在“孤独者”的世界里，从未显露任何真正属于“未来”的有利因素。而耐人寻味的倒是，“我”是通过内心难以平息的痛苦而坚韧的抗争，通过对孤独者命运的深切体悟与反省，才获得这种“轻松”与“走”的生命形式。因而，这“轻松”与“走”恰恰是经过心灵深处的痛苦而坚韧的抗争而产生的，对于世界与自我的“双重绝望”的挑战态度，是意识到了无可挽回的悲剧结局后的反抗与抉择，是深刻领会了“过去”、“未来”与“现在”的有机性而采取的现实性的生存方式。正如《野草》中的“过客”一样，“走”的生命形式是对自我的肯定，是对“绝望”的反抗。世界的乖谬、死亡的威胁、内心的孤独、虚妄的真实、自我与环境的悲剧性对立，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冲突、恐惧、绝望，不仅没有使“我”陷入无边无涯的颓唐的泥潭，恰恰相反，却使“我”在紧张的心灵抗争和精神搏斗中摆脱随遇而安的存在意识，坦然地走上了反抗孤独反抗绝望的生命之路。

纵观鲁迅小说，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显示着“孤独”或“反抗孤独”的生命意识，从小说的表层上来看，“孤独”是鲁迅小说所体现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从小说的深层次来看，从一个内向抑郁、内省自觉而又坚韧深刻的孤独者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先觉者的丰富内蕴。鲁迅正是在“黑暗”与“虚无”、“孤独”与“悲凉”、“希望”与“绝望”的孤独意识中，完成了自身作为思想家和文化伟人的人格塑造。

反抗范文篇8

一、个性中的突出特征

出身农家，但他从小便显示出与一般农家孩子不同的个性特征。正是这些特别之处，使走出一条独特的人生之路。笔者认为，个性中的突出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甘束缚，勇于反抗。从小便显示出强烈的反抗意识。他不喜欢束缚，讨厌各种陈规陋习。当他8岁进入私塾读书时，学堂里学习的全是四书五经之类经典，而教师只叫学生死记硬背，不予讲解。对此十分厌倦。于是他把自己喜爱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小说压在经书下面偷偷阅读。毫无疑问，这些小说中反抗不公平的社会现实的种种例子，深深地影响了。

当年纪稍长时，开始反抗父亲的权威。对于父亲不合理的责骂、惩罚，要么“引用经书里的话来作自己有力的论据”（注：《西行漫记》，123页，香港，南粤出版社。），予以反驳，要么联合母亲和弟弟，在家里组织“反对党”反对他父亲这个“执政党”。有时，甚至当众反抗父亲的压制。以至于在他十三岁那年，当他父亲当着许多客人的面指责他懒而无用时，毫不客气地回敬了他的父亲并离家而去。最后，他的父亲不得不与他妥协。这件事又给了一个启发，“从此我知道了，当我用公开的反抗来保卫自己的权利时，我父亲就变的宽和，但是如果我保持着温顺服从的态度，他只是骂我打我更甚”（注：《西行漫记》，124页，香港，南粤出版社。）。生活使明白：对于不合理的规矩教条，就是应当勇敢反抗，哪怕是像父亲这样的权威只要他的言行是不合理的，就可以公开抵制。只有勇敢地反抗才可能为自己赢得权利。

当渐渐成长成熟时，他意识到，教师的权威也罢，父亲的权威也罢，其实都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文化与制度的具体体现。要改变不合理的现实，就必须改变整个旧的社会制度。自然，成了一个公开反抗旧制度的勇士。

第二，勤学多思，博古通今。从小爱好读书。从识字开始，他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正是由于博览群书，成为学贯中西，思想深邃的渊博学者。读古典小说，使发现书中“所有的人物，无非是勇士或文人学者，就是没有一个农民主人公”（注：《西行漫记》，126页，香港，南粤出版社。），其原因是“这些人是不必耕作田地的，因为他们占有和控制着土地”（注：《西行漫记》，126页，香港，南粤出版社。）。这一惊人发现，无疑对后来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有着直接的影响。读《盛世危言》，则使明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发起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读《物种起源》、《原富》、《逻辑》，使开阔了视野，捉摸到近代西洋文明的脉搏。读《共产党宣言》、《社会文明史》使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而确立了一生的奋斗目标与道路。可以说，阅读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成为最大的精神享受。

需要说明的是，不仅爱读书，而且善于读书。他一贯反对死读书，而喜欢批判地阅读。这一特点，使在阅读时不仅能从书本中吸取有益的理论养分，而且时常保持清醒的头脑与敏锐的判断力。这是的见解往往高出其他人原因之一。

第三，胸怀壮志，抱负宏大。由于广泛阅读，熟悉中外历史，对中外英烈格外敬佩，立志以他们为榜样，成就一番大业。1910年，离家去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行前录诗一首示父，表达一心向学、志在四方的决心：“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注：《年谱》，上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在长沙一师学习时，又写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言壮语，显示出他不同凡响的宏伟气概。同时，他还经常与同窗好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注：《诗词选》，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正是这种宏大的抱负，凌云的壮志，激励着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终于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因此，得以在他中年之时点评他青年时期曾经十分仰慕的历史人物，“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注：《诗词选》，6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此时的相信他所追求的事业必将给古老的中国带来勃勃生机，而他也将因此建立超乎古人之上的丰功伟业。因此，他不无自豪地宣称“俱往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是一个极具诗人浪漫情怀的革命家，他的雄心壮志，常常以诗文的形式抒发出来。当我们阅读他的诗作时，不难发现他非凡的气魄与宏大的抱负。正是这一特殊的个性因素，使成为旧中国改天换地的领路人。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个性往往对一个人所从事的活动发生很大影响。而那些个性特征特别鲜明的人，往往会成为同辈人中的佼佼者。正是这样的佼佼者。

反抗范文篇9

一、鲁迅作品思想的摩罗精神

为了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鲁迅努力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阅读了大量西方文艺作品，对积极的浪漫主义文学十分推崇，鲁迅热情地赞扬“不为顺世和乐之音”、“争天抗俗”、“不克厥敌、战则不死”的摩罗派诗人。鲁迅的作品思想也明显受到了英国浪漫主义摩罗精神的影响。

（一）浪漫主义情结。

鲁迅作品思想中充斥着英国摩罗诗派的浪漫主义幻想，随处可见作品中浪漫主义思想的的渗入，第一篇纲领性论文《摩罗诗力说》中，极其全面阐述了当时欧洲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裴多菲、莱蒙托夫、普希金等人的思想与主张。他对浪漫主义文学的高度赞扬与热情提倡始终贯穿于这篇著名的论文当中。积极的浪漫主义文学最重要的特征即是对于理想信念的执着与追求，以个人为单位号召全体人民奋起抗敌推翻暴力反动的封建统治。拜伦曾经高唱“只有革命，才能使大地免于受到地狱的奸淫”。[1]这正迎合了青年鲁迅主张反抗的革命意识。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摩罗诗人拜伦、雪莱对鲁迅影响巨大，在日后鲁迅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痕迹。拜伦在他的诗作《东方叙事诗》中塑造了一系列敢于反叛、积极进取的英雄人物，被称为“拜伦式的英雄”，“他们以挑战示威的态度，以异样的勇敢和热情，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毫不妥协的精神，或报复或反抗社会的专制和压迫。”[2]这与鲁迅此后塑造的一系列丰满的个人与社会严重对立的英雄形象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其作品《过客》、《这样的战士》、《秋夜》以及《奔月》等作品都曾出现过这样的战士，他们是孤寂的“精神界之战士”、“任个人而排众数”，[3]积极地反抗黑暗腐朽的封建社会。陈鸣树也曾指出，1903年鲁迅所作的浪漫主义传奇《斯巴达之魂》，无论是从从叙述内容还是艺术构思，都无疑受到了拜伦的影响。雪莱的诗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独具一种启蒙色彩，《西风颂》以豪迈奔放的激情赞美狂暴有力的西风，歌颂西风以摧古拉朽之力倾尽冬日颤冷的寒意，催促万紫千红的春天的到来。“就把我的话语/像灰烬与火星/还未熄灭的炉火向人间播撒！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如果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啊/春天还会远吗？”[4]诗歌采取象征性的修辞手法，寓意深远。在鲁迅寓意颇丰、迂回曲折的抒情长诗《秋夜》中，不难找到雪莱《西风颂》的影子，整首诗的物象在象征的大背景下折射出作者当时心理活动。

(二)绝望中的反抗。

英国文学摩罗精神的宗主拜伦是一个极富叛逆精神，具有很强意志力和英雄主义的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充斥着叛逆与反抗，当时的英国社会万般事物停滞，阿谀、伪善、嫉妒、中伤盛行，贵族阶级生活放荡糜烂到处充斥着腐朽的异味。但是“他们禁止它浮现在社会的表面上来”，“如果有人破坏这个默契，他便是全体贵族的公敌”。[5]因此拜伦这个破坏者的反抗精神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其他人的排挤、迫害。拜伦的诗作到处弥漫着对传统专制的激烈反抗，《普罗米修斯》中，诗人赞美普罗米修斯敢于抗拒一切邪恶势力不屈不挠的伟大灵魂。《路德派之歌》中，诗人号召工人将手中的织梭换成利剑，用自己手织的布匹去包裹暴君的尸体，用暴君黑色的血滴去润泽路德种下的自由之树。鲁迅所希翼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建构，正是像拜伦这样的敢于破坏传统秩序的“精神界之战士”。鲁迅厌恶传统的合群、静谧，期翼好似拜伦一样“‘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的离经叛道的战士。”[6]因此拜伦诗作中的力抗社会、断望人间、绝望奋战，意向峻绝对鲁迅此后的绝望中的反抗创作影响深远。他的作品旨在唤醒像拜伦一样的与众不同，富于反抗“精神界之战士”。《复仇》中裸身屹立于沙漠旷野之上，手握利刃的斗士；《秋夜》中孤独寂静的默默伸入黑夜天空的枣树，正映射了“拜伦式英雄”与现实社会抗争，绝望反抗社会的精神。而在当时的中国也正需要这种敢于向腐朽势力反抗的“精神界之战士”，拜伦愤世嫉俗，毫不妥协的创作精神唤起鲁迅的创作思想的共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鲁迅此后的作品创作。

二、鲁迅作品艺术的摩罗精神

鲁迅作品的艺术气质天性自由、天马行空、自然草根、异端反叛，永远都站在少数人这边，自由的出入在具象与抽象事物之间。这其中最具摩罗精神的艺术气质即是天马行空的创作风格及异端反叛的创作理念。

（一）天马行空的想象。

想象在作品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能够拓展作者天马行空的创造性，而浪漫主义文学就是要以想象的方式描写情感，尤其需要运用想象来进行虚构。鲁迅的作品具有丰富的动态创造性，不拘泥于条条框框的规章与秩序，充分运用浪漫主义幻想，将天马行空的艺术气质孕育到作品当中，追求奔放的情感表现。这与摩罗诗人雪莱那种自由奔放，不拘泥于狭小的空间，运用奇特的幻想和豪放的夸张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雪莱将想象视为诗歌创作的灵魂，他的诗热情富有哲理思辨，短诗《致云雀》以欢乐的精灵云雀做主人公，灌注诗人自己的灵魂，“你从大地一跃而起，往上飞翔又飞翔，犹如一团火云，在蓝天平展你的翅膀，你不歇的边唱边飞，边飞边唱。”[7]诗人用放声歌唱的云雀，鄙夷世间的腐秽，厌恶伪善的行径，它用真挚热烈的感情，优美朴实的腔调，阐释内心的忧伤和爱，憧憬明日光明和自由。雪莱运用天马行空的艺术象征，寄托自己伟大的政治理想和艺术抱负。浪漫主义异端幻想的作品《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更是一部规模宏大，象征丰富的巨作，整个诗剧都笼罩着奇异的想象，笔触纵横来去，挥洒自如，创造各种类似神仙、精灵、鬼怪，展现了自然界的多姿多彩，变幻无穷。鲁迅曾用八个字高度评价雪莱“姿状端丽，夙好静思”[8]，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此后作品的自由奔放，情感的恣意流露，意象的千变万化与当时他对雪莱诗作的阅读有不可忽视的关系。在鲁迅家喻户晓，蜚声中外的散文诗集《野草》中就有一篇特立独行的诗作《我的失恋》，其诗看似“油滑”却孕育了鲁迅与众不同，滑稽幽默的想象力。诗中“猫头鹰”、“冰糖葫芦”、“发汗药”、“赤链蛇”等狰狞的意象，与“百蝶巾”、“双燕图”、“金表索”、“玫瑰花”等和煦的意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鲁迅对年轻人恋爱的态度，幽默中带有严厉的斥责。我们不可以说鲁迅精彩的想象完全继承于雪莱的诗作，但是却不可以完全的否认其中存在的内在联系，毕竟鲁迅对雪莱的诗作是持赞赏眼光的。

（二）异端反叛的构思。

拜伦是一位颇富争议的诗人，他的诗作反对中庸调和，强调颓废中的反抗，拥有揭露自我恶性的反传统精神。他的诗作常常也是反其道而行，英国的上流贵族认为他与姐姐奥古斯塔是不同寻常的姐弟关系，他就在诗剧《该隐》中以恶魔自居，替亲姐妹兄弟之间的性关系辩护而不为他人的污蔑困惑解答。拜伦曾自评“我是被上帝驱逐的人，从天上落下来的天使，是从乐园被逐出的恶魔。人有两种，一种是到天国去的，另一种生下来便注定要下地狱的。”[9]由此亦可看出拜伦诗作的与众不同，背道而驰，异端反叛的构思风格。在鲁迅的著作中我们也能够窥察到拜伦式异端构思的浸染，“我的确在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的解剖我自己。”[10]鲁迅的作品常常伴随着用反语的方式对自己进行解剖，当夸张式的反语与并无其事的反语混合起来，你甚至无法辨认出他是在用反语的方式进行自剖，这就是鲁迅及其异端反叛的创作构思方式。他以作品的虚构特征为由，将作品中的人物与其自剖联系起来，这样就可大大增加作品的讽刺意味。鲁迅认为小说就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述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在酒楼上》、《孤独者》、《弟兄》等小说中的吕纬莆、魏连殳、张沛君等都是鲁迅的深刻自剖。鲁迅借助作品中的主人公的自剖反讽现实社会的黑暗，封建制度的腐朽，他的杂文也同样运用反常规的联想力，在“形”的巨大反差中找到“神”的相似。经过鲁迅妙笔连珠的串连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的境界，这种异端构思风格追魂摄魄，为现实懵懂生活的人们敲响了警醒的沉钟。

三、鲁迅个性的摩罗精神

鲁迅反叛逆境的个性受到英国摩罗精神的深刻影响，而鲁迅的热爱自由，不拘泥于条条框框的规矩与秩序亦同英国摩罗诗人异端反叛，倔强不迁就传统的个性产生了异曲同工的共鸣。

（一）卓尔不群的个性。

横在拜伦、雪莱，鲁迅面前的并不是什么阳关大道，而是崎岖狭小艰难的人生旅途，家庭的不兴，社会的冷言疯语，敌人的刀枪，亲人的暗箭，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对革命结果的失望，汇集成一曲集愤怒，焦虑，苦闷，悲怆于一体的交响曲震撼他们的心灵。但敌人恶毒的批评和沙漠般的沉寂并没有使他们的意志消沉，相反却刺激了他们的愤怒与反抗。世人嘴脸的变幻莫测，表里的南辕北辙，造就了他们日后创作的讽刺技巧的高超，嫉恶如仇的感情与犀利冷峻的讽刺相结合，构成了他们小说的基本格调。尽管道路荆棘丛生，但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仍能体味到对未来社会光明的憧憬与追求，显露出人格上反抗、怒吼、不屈不挠的摩罗精神。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作品的创造中，其都能反映出他们人格上的摩罗精神，鲁迅称赞拜伦“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率真行诚，无所讳掩”。[11]拜伦在哈罗中学时即以认为“极端古典的教育制度，既死读书而又无趣味”。[12]他酷爱自由，对刻板的教育和正规的规范产生强烈的反感，不迁就于传统的势力和社会的习惯。对于雪莱，赞颂明天的美好，对自由民主的光明未来的呼唤，深情的预言人类终将战胜暴力以成为他诗作中的核心思想，人生道路的坎坷也不能阻止“天才预言家”的诞生。相对于拜伦、雪莱，鲁迅的个性也同样具有摩罗精神。对于正统规范和正宗文化厌恶至极，他所阅读的书，差不多都是那些专家学者认为的不可登大雅之堂的闲书。鲁迅向来对那些古代传承下来的“正规、正统”没什么兴趣，他会另找一些他觉得有价值的东西阅读，这看似离经叛道却折射出了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鲁迅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摩罗个性的伟大作家。

（二）扶弱救危的情怀。

反抗范文篇10

【关键词】人物形象生存方式儒家伦理

一、白嘉轩和朱先生的人物形象。

《白鹿原》中的第一人物白嘉轩是白鹿村里的族长，姓名本身就象征着这位族长威严的地位和美好的品格，隐含着源远流长的必然的“活的历史连扣”。“白”色在中华民族远古的民俗里，是作为纯洁、吉祥的象征而得到崇拜的，“白”在汉字里含有洁净、彰明、清楚、真率之意。嘉轩二字同义重复，强调形象的品正德厚。为了恪守传统道德伦理，支撑白鹿原上的一切固有秩序，维护他的威仪，为此，他以身作则，与长工鹿三有着“亲兄弟”般的关系；他不计前嫌，尽力搭救狱中的黑娃、鹿子霖；他可以大义灭亲，与“不孝”的长子白孝文断绝关系；他可以不辞艰苦，去自残式地拜神求雨。总之，他的一切都是在完美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原上的族长，而是升华为古老民族中享有民族图腾和祖先崇拜地位的“族长形象”。这就是白嘉轩仁义性格的民俗来源。

朱先生，白嘉轩的二姐夫，读书人。他是小说里一个极大的闪光点，一个预言家，一位真正的哲人，是带有点“仙骨”的人物形象，是个可爱的人，他的智力可以使那个清朝巡抚的几十万兵勇退却，可以禁绝原上的鸦片种植，他博古通今，竟能预测几十年后的红卫兵掘了他的坟墓。这么一个智者、圣贤，他的一举一动很令我们想到那个民间的“阿凡提”，也可以想到诸葛亮。总之是我们在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经常见到的人物，一方面有着智慧的基因，一方面又有着仁义道德的光环，因为他本身是白鹿的化身，是这个原上美和善的象征。

二、白嘉轩和朱先生的生存方式：坚持以儒家伦理为精神导向。

白嘉轩是以农耕社会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的代表，“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的实践意志确立了白嘉轩顽强的人格精神。无论白鹿原上的变化有多么的大：机构变动、国共较劲，甚至在他的腰被打断后，他依然坚定执着维持着家族的伦理实践。但由于经济的落后，交换意识的淡薄和视野的狭小造就了他心理结构的封闭性，又由于传统的生存经验在历史的不断积淀中，形成了乡村世界的人生智慧和基本的思维方式。所以“耕读传家”就成了他治理家族的根本方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的乡约就是他治理本族的理论，他听从朱先生的“地要少，房要小，养个黄牛慢慢搞”的教导，这就注定了他在发展乡村经济的的策略上永远是封闭、落后缺乏一种向前发展的意识。在牢固的血缘关系上，在家族成为最古老也最具有民族特征的生存本体上。白秉德死后，白嘉轩在继承父亲自然的成为族长后开始意识到了一种作为族长的责任感：他要家族在他的带领下继续延续他父辈的“繁荣”时代，这一举动显然能使他的生命意志得到强化和生存价值得到超越。作为族长他能本能的将个体生存超越为家族生存，但翻修祠堂，实施《乡约》仅凭这又淡化了他的那种原有的生存种动机，也淡化了他的生存价值。所以与其说刚健有为的意志体现了民族生存的追求，民族精神的顽强，还不如说是充分显示了中国式的的荒谬，他们无休止的重复着旧式的农业生产，日出而起，日落而息一切都在沿袭传统。他留恋过去封建时代老百姓只纳“皇粮”的“仁政”，为了抗拒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官僚的苛税，他愤怒的发动“交农”事件，实行罢耕。城里反正他有“没有皇帝往后日子还咋过”的惶恐，国共较劲会是什么结局他也无从知道。短小的目光、封闭的心理结构、狭小的世界观终究使他无法产生家族以外的生存方式而他只能把这些行为放到儒家伦理当中去，以儒家的“仁义”礼法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虽然“仁义”的文化观念贯注于他的内心深处，他的一生还是弥漫着悲剧。

“六娶六死”的悲惨境遇拉开了白嘉轩生存悲剧的序幕。他借乡约和族长的权力把圣贤道德当成社会规范强行施加于族人的身上，并把族规的全文保存下来按贵贱等级来实施。白嘉轩作为这种文化理想人格的实施者，对历史的发展始终采取的是一种抵制的态度，面对社会文明的进步，他千方白计想要维系是他往日的那种稳定的生活方式。黑娃把小娥带回原上暂时打破了原上的宁静，他们为了追求合理的生活而违反了族规，白嘉轩就拒绝了让黑娃入祠堂祭祀，使他们的结合得不到认可，在村中受着歧视。他严施酷刑整治违反族规者，不仅村民违法受戒，就连他的爱子，爱女触犯戒律他也决不手软，在肉体上他摧残自己的儿子白孝文“白嘉轩谁也不瞅，端直走到槐树下从地上抓起扎捆成束的一把酸枣棵子刺刺，转过身就把刺刺刷刷扬起来抽过去孝文一声惨叫接一声，血顿时浸染了脸颊。”在精神上羞辱自己的女儿，面对白灵的出走参加革命，他设法囚禁不成，就当外界说他和白灵断绝了父女关系就当她死了。小娥惨死后面对传说中她复仇冤魂，白嘉轩不仅毫无同情，反而造镇妖塔要镇住她，让她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说白嘉轩是儒家古老伦理实践方式的人格化，是“仁义”观念的实践者和执行者，那么朱先生则是儒家的另一个独特的存在者的人格形式，是作者要极力突现的一种儒佛道精神。“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仅没有解体反而不断巩固强化，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宗法家族制度和伴随着这一制度产生并不断成熟化、完善化的儒学伦理道德学说”。所以儒学精神固有的矛盾虽然在白嘉轩那里显得那样的不可调和，却在朱先生那里有了一定的调和。虽在静静的白鹿原上身居书院的朱先生却能知晓天下事。他上知天文能够预测天气的好坏和庄稼的丰收。他下通神灵，白嘉轩因“急事”误闯雪地而得见“白鹿精灵”，他就为白嘉轩解开“雪地之迷”，使白家获得了白鹿的护佑而命运转机。他一生淡泊名利，粗茶淡饭拒高官不做却只愿在原上设馆教书育人，使原上的子弟知书达礼，他收黑娃为徒使土匪头子弃恶从善学做好人。在白鹿原他是个为人崇拜而不被人了解的“神人”，可以说他是个身兼道家精神与儒家仁义的文化高人，在他的身上还体现着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文人精神。朱先生的这种超越的生存方式的选择和价值观念为凡人俗世指明道路并为他们解答疑问提供了帮助，他的存在得到了整个白鹿原上人们的赞赏和崇拜。如果要说朱先生的这种生存方式就是作者追求的个人价值的最高境界的话，他在热情讴歌无限赞美的时候便忘却了，乡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中国全面走向脱贫致富的历史前进中，人们已经深刻的认识到了乡村的变化，只是靠祈求上天和神灵的庇护是不行的，历史的发展只能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去奋斗。

三、鹿三和黑娃的人物形象。

鹿三一直是白嘉轩家的长工，而且是极其幸福的长工，他性格鲜明，淳朴善良，他一直到死也是幸福的。而黑娃却具有一种反叛的性格，他不听老子的劝告，自己跳出白鹿原，到清末武举人家做了长工，并因此与武举人的小老婆田小娥相好上了。俩口子回到白鹿原后，其真相被揭露后，黑娃与田小娥住进了一口窑洞里，开始他们的生活。大革命时，闹农协，鹿兆鹏鼓动黑娃出来革命。革命失败了，黑娃进了习旅开始当兵。习旅暴动失败后，黑娃开始了土匪生涯。我本以为黑娃当土匪，应该要死在这条道上，不想黑娃没死。在土匪头目大拇指死后，作为二拇指的黑娃领着百十号土匪接受了县保安团的招安，当了第三营也就是炮营的营长。黑娃招呼的紧，炮营的兵不但要炮，还要求佩枪，这都得到了满足，这也说明黑娃对招安后的一种心理，那是怀着深深的戒意的。本想，接受招安的土匪没有好下场，黑娃该死了。谁想黑娃还没有死，营长当的好好的。而且，他还拜朱先生为师，暴戾之气尽褪，简直脱胎换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就出现了，黑娃让手下的兵把自己绑在大炮筒上五天五夜戒掉了大烟，娶了知书达礼的小姐为妻，回到白鹿原拜了祖宗牌位，属于洗心革面，浪子回头的那一种。最最不该死的时候，是黑娃听从鹿兆鹏的劝告，策动了临解放前的起义，黑娃是策划起义的主要人物之一，对革命有了一定贡献，还当上了革命政权的副县长。然而，大难从此开始，白孝文作为县长变成了革命功臣，而黑娃却忽然之间变成了反革命，被捕坐监枪毙，还是和国民党的县长及总乡约田福贤一起被枪毙掉。这真是黑娃该死的时候没有死，不该死的时候却死了。

四、鹿三和黑娃的生存方式：盲目的顺从到盲目的反抗。

黑娃是小说中屈指可说的对白嘉轩和朱先生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直接挑战的人物。鹿三则是靠自己的诚实和自己的苦力实力赢的了白家的信赖，成为白家一个“非正式的但又不可缺的成员”并自信的建立起自己的尊严和生存方式，并企图把自己的这种生存方式传授于儿子黑娃。“黑娃，爸说你听着，你到嘉轩叔家去熬活：爸回咱家来，忙时做咱家的活，闲时出去打零工……”。可以说正是由于“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各种思维方式和世界观。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们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这也就构成了鹿三缺乏反抗意识和盲目顺从的奴性意识，他总以为父辈是白家的长工，自己和儿子也应该是。他的这种道德主体观念和盲目顺从的生存意识，便形成了他的根深蒂固的奴性的自卑情结和盲目顺从的生存方式。所以鹿三在白家做长工的时候全忠实了自己的生活，从来不和东家有所争执并安安稳稳的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他得到了上流社会人物的广泛褒奖。但就是这样表面忠厚老实的他最后还是驱逐了儿子和杀死了儿媳，表面上他在道德上赢了，弥补了自己奴性自卑的性格，却牺牲了人格中最为珍贵的亲情，所以他陷入了忧郁。

黑娃作为“白鹿原上最好长工”的儿子却完全不同于他的父亲，他从小倔强、执着、反叛、生性好动而不安分守己。他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子弟从小宁可去是山上割草也不原上学堂念书，从小就表示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的怪脾气，他曾经吩咐他的土匪兄弟打断了白嘉轩挺的太直太硬的腰并抢劫了白家，这也是他对儒学精神为代表的生存方式的一种挑战和反抗。可见黑娃的生存经历就是要不愿重蹈父辈覆辙的自觉地反抗得来的，然而他的这种自觉反抗只是自己本性盲目的一种表现。他只是认为是白嘉轩和祠堂乡约让他被白鹿原所不容，失去美好的生活，却不能从根本上去思索造成自己这种生存环境的根源和自己参加革命反抗的意义。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盲目的反抗、缺乏意识的反抗导致了他的反抗的失败。最后还是倒在了自己“回归”的人生之路上并跪在了朱先生的脚前，竟然死在窃取了解放后第一任县长白孝文的手中。可以说他终身反抗命运，最后还是屈服于命运；他反抗宗法礼教，最后还是成为朱先生的关门弟子，这也为他的自我觉醒并向往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最终他还是成为了一个盲目的反抗者。可以看出作为处在农村下层社会的劳动人民来说，在寻求摆脱自己的苦难、在寻求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时，在寻求自己的出路时，更是要意识到自己的苦难、意识到自己反抗的意义，只有这样才会建立起对自己生存环境、生存命运的深思。

五、田小娥和白灵的人物形象。

田小娥，黑娃的妻子，与鹿子霖和白家长子白孝文多有瓜葛。她虽然没有孟姜女的忠贞形象，却有着孟姜女敢于反抗的性格。她是一个悲剧角色，连死后的鬼魂都有一股强烈的复仇精神，由此作家在她的命名上运用了民间传统文化中的反封建象征，“娥”字的名字，与元杂剧《窦娥冤》女主人公同名。不言而喻，这绝不是一般的命名，它们之间有着较深的姓氏民俗意蕴关联，使我们从视觉、心理上就会与之产生联想，这种“娥”字命名方式由于它固有的文化积淀，使得女性形象的地位、性格、命运都得以不同程度的显现。而这个舍身救夫的田小娥，当她被自己丈夫的“亲大”杀死的那一刻，她绝望而悲惨的喊了一声“大啊”，就是这一声，深深地刻入了鹿三的脑中，随之而来的是田小娥疯狂的复仇：她把自己的魂魄附在了鹿三的身上，直至鹿三精神彻底垮掉。而且她还借鹿三之口公开了一个秘密：眼下浪漫在原上的瘟疫是她招来的………。这种人鬼混同、光怪陆离的世界，其实是地域文化和民间习俗的反映。田小娥以冤鬼、厉鬼的复仇者面目出现，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传统中“冤有头，债有主”、“此仇不报，阴间变成厉鬼也不让你平安”的一种因果报应观念。再看死后的田小娥骨殖发绿，被焚烧后埋葬，在冬季雪后，坟上的枯草中却有成群的蝴蝶飞舞。这种景象看起来荒诞不经，其实还是化用民间传说中的形象，梁山伯和祝英台合葬后不也是化蝶双飞吗。这种传说的化用，使作品具有浓厚的东方古典神秘色彩。

白嘉轩唯一的女儿，白灵，这个名字民间寓意深刻！她是伴着百灵鸟叫声而呱呱落地的，因此取名“灵灵”，而百灵鸟在我国民间自古就被认为是最美的鸟，吉祥的鸟，所以白灵在作品中也是美的化身、正义的化身。也是一个白鹿化身者——白灵,作家也倾注了很多笔墨，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革命时代，白灵最爱穿的就是白色的衣服。在作家的眼里，她们是美和善的象征，因而她们的外貌也必然是美好的，而白色就如我们在姓氏中民间性的论述一样，它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里，是纯洁和吉祥的象征。

六、小娥和白灵的生存方式：主动的反抗到自觉的革命。

文章的故事起始于清朝末年，此时的白鹿村还是一个没有受到外来影响的农村社会。原上的人们依循着千古不变的天道，一年四季春忙夏雨、秋收冬雪，在四季轮回中、在古朴仁义的民情中按照自己的生存方式过着自己的一生。自古不变的儒家伦理和宗族制度维系着白鹿原上原来的生存方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辛亥革命的到来打破了原上的宁静和秩序。它使的那些曾为传统的“仁义”所抑制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欲望被激活。小娥是白鹿原上下层社会“恶”的形象在白鹿原上的再现，她是白鹿原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她的出现使“仁义白鹿村”的正统思想世界突然倒塌。农村上流社会的正义君子们撕下了他们的伪装露出了原有的面目。中国自古就是讲纲常名教的礼仪之邦，女子一定要遵从三从四德，女子的自由和人格总是被社会的传统所限制着。然而小娥始终都没有放弃去赢得和改造自己生存环境的努力，她勇敢的向封建婚姻提出挑战和反抗只愿能够和黑娃名正言顺的在村中生活，可是就连这种微小的希望也被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宗法权力扼杀了。白嘉轩说“这个女人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叔真的不忍眼睁睁看着你把一个灾星招进屋。”她主动的和黑娃一起轰轰烈烈的参加农运，农运失败了为了挽救黑娃，她却被鹿子霖占有，不仅心灵上遭到了侮辱，身体上也遭到残害。后来她又被鹿子霖利用成为白、鹿两家明争暗斗报复的工具，导致了白孝文的堕落和自己生命的萎靡，最后死于鹿三的手中。在白鹿原上她不被族长所容、不能得到自己公公的认同、不能得到丈夫的保护成为村庄中各种势力角逐的对象。虽然她在不断的反抗自己的生存环境和传统的思想，但使她始终却没有走出封建宗法设下的圈子，致死也没有获得做人的权力。

小娥死后变成厉鬼来为自己主动申冤。她以不同的方式把自己被害的真相告诉黑娃、仙草并附身到鹿三身上大骂白嘉轩，在白鹿原上引发了一场大瘟疫。但是小娥最终还是被砖塔镇住，这使得小娥对美好生活的一切反抗与迫求终于为封建势力扼杀。她没有自己的生存能力，生存方式，她的无能为力促使她不停的为自己寻找“生存的依靠”从黑娃到鹿子霖到白孝文，她甚至抛弃了自己的灵魂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尽管她能够主动反抗自己的生存环境和传统思想，她弱小单薄的力量还是不能够与整个“白鹿原”的力量对抗。尽管她身上具有大胆叛逆的精神、具有主动反抗的意识，却也注定了她是个无法实现自己生存方式，无法实现自己独立地位的女人。

白灵是小说中不同于田小娥的另一个女性形象，她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的反抗已经上升到了自觉反抗的阶段。她主动的接受新式教育、自觉的参加革命，可以说她是带着神喻的色彩出生的。吉祥的白灵鸟在庭院的梧桐树上的鸣叫，预示着这个女孩的不同寻常，她近乎完美，是美丽与智慧的化身，她的长相完全没有了从她父亲那继承来的遗传因素。从小在父亲娇养中长大，养成了她活泼自由的天性，长大后更是走自己的路不受外界力量的阻挠和封建家族制度约束。她要外部环境顺从自己，不轻易屈从于来自别人的压力，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幸福和人生的价值。父权从小给她的庇护促成她喜欢独立于父母的意志之外的成熟女性的人格，她首先打破了白鹿原上女子不能上学的规定，也打破了几千年来中国的老规矩。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后来一直被视为只会创造生命的女人将一向抛远的目光收回，自觉的意识在她们的心目中得到提升，她们能够自觉的要求有自己合理的生存方式。

白灵走自己的路拒绝缠脚，进城读书甚至与家庭决裂去参加革命，可以说都是她内心自觉的萌发。她是白鹿原上新的一代中反抗意识最强烈，行动最果决的一个人，这就如当在外在的社会文化规范和制度对内在的人性压制时，当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必定会激发人性对外在规范的反抗。所以她勇敢的站出来与她父亲为代表的旧思想作斗争，坚决反对父亲的包办婚姻，倡导自主恋爱，与鹿兆鹏有“假夫妻的关系变为真夫妻”。她的真性情促使她对真爱情的追求，尊重自己作为女性的生命体验，在小说中她是白鹿精灵的直接化身，是白鹿精灵直接化为革命形象的体现，她对事业执着坚定、对革命与一切阻碍革命的人作斗争她不屈不挠地拓展想要将整个旧的白鹿原颠覆毁灭，创造一个新的生存环境，然而“当新方式逐渐显露，旧方式还仍然存在着，面对尚未消亡的旧生命方式的持久力和内聚力，新方式的巨大突进最初注定要失败。”所以白灵对新的生存模式的追求与选择还是在旧的制度下失败了。

七、结束语

《白鹿原》通过对历史和家族生活形态还原式的描写，“再现了生与斯，长与斯的人们在其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文化和生存方式。”小说塑造了致力于自强不息，奋力打拼，强调“仁义”礼法的族长或家长以及众多的人物形象。在他的身上赋予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追求和生存方式，但是礼法规范在变动的现实中面前显得过于残酷和保守，轻视个体生命和自由，演绎出家族种种生存危机。作者通过对一系列人物的生存方式的描写，向人们再现了传统的民族生存方式对新生的生存方式的压制，也使人们看到了要改变一个落后的民族生存方式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勇气。同时这种生存危机时刻在呼唤新的生存方式的重新整合与重建，力图建构一种新的民族生存方式，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就是要打破宗法族权制的民族生存制度、要在社会实践中进一步地揭示传统的民族生存方式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在社会走向脱贫致富历史的前进中，中国的社会性质，传统的价值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就要把眼光从被边缘化的农村身上收回来，打破那种缺乏现代生命的自由精神与生命理想主义眼光的看法，反思民族命运的生存走向，反思农村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周扬，《周扬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

4、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