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规避范文10篇

反规避范文篇1

关键词：规避行为；反规避措施；反倾销

随着WTO框架协议的最终达成和关税水平的进一步下降，各国开始强化非关税贸易壁垒，作为其中重要部分的反倾销措施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但随着反倾销措施的强化，被征收反倾销税的生产商或出口商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以各种手段来规避进口国对其产品征收反倾销税，这导致反倾销税在相似产品的价格或数量方面的矫正效果收到破坏，于是各国又纷纷通过立法对此类规避行为进行限制和制裁。因此，有学者认为，“反规避措施是反倾销措施的延伸和深化，反规避立法是反倾销立法的补充和发展”。

一、反倾销中的规避与反规避

（一）反倾销规避行为

就目前国际贸易的实践来看，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进口国境内生产或组装。出口商为了避免其制成品在进口国被征收反倾销税，将产品的零配件或组装件出口到进口国，并在进口国组装后进行销售。第二种，第三国境内生产或组装。这是指在其产品被进口国课征反倾销税的情况下，出口国为规避反倾销税，将产品的组装或完成阶段转移到第三国进行，然后从第三国将制成品向进口国出口。第三种，产品的轻度改变。出口国对征税产品进行非功能性改造，如外观、形态的改变等，这些改变不影响产品的最终用途、物理特性和消费者购买的选择。第四种，产品的后期开发。出口商使用新技术对征税产品进行功能上的改造，使其成为一种在原反倾销调查期间不存在的新产品。

（二）反规避措施

“反规避是进口国为限制国外出口商采用各种方法排除反倾销法的适用而采取反规避的法律救济措施。”各国通常按照原反倾销调查中确定的反倾销税率，对与被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有关的进口零部件或在第三国组装后的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可见，没有对反倾销措施的规避行为，就不会有反规避措施的产生。

二、国际反规避立法与实践

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过程中，关贸总协定组织把反规避问题列入了磋商议程，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反倾销守则》（草案），由于它是乌拉圭回合谈判总协调人邓克尔于1991年提出的，所以又称“邓克尔草案”。该文本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吸收了欧美反倾销法中的反规避条款，但其只提及两种形式的规避：一是通过进口国组装规避；二是通过第三国组装规避。

邓克尔草案对反规避问题作了较为明确、客观的规定，它具有简单明确、易于执行的特点，并且大致涵盖了国际贸易中主要的规避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各国内反规避立法透明度不够的弊病，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长期稳定发展是有利的，但它仍未能调和各国之间的分歧。

三、我国反规避立法现状及完善

（一）我国反规避的立法现状与不足

自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成了反倾销法律制度，并于1997年制定了《反倾销与反补贴条例》，其35条规定：“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规避反倾销措施的行为。”这一规定表明了我国对反规避措施的原则立场，也赋予了我国在实施反规避措施时所应具有的弹性，具有相当大的经济意义。

入世后，我国在2004年3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对反规避措施作了原则性规定。该条例第55条规定：“商务部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规避反倾销措施的行为。”这一规定既未界定规避行为，又未规定可以对规避行为采取的措施，“似乎赋予反倾销调查机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其内容缺乏可操作性，实践中往往容易耽误时机，对外商把我国作为组装基地的规避反倾销的行为无法有效规制，也不符合WTO的透明度原则”。

可见，目前我国的相关立法仅对反规避作了简单、粗略的规定，立法上存在较多的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法律规定内容简单、原则，缺乏确定性与可操作性。我国现行的反规避立法未对“规避”的定义及具体的规避行为类型进行界定，此外一些措辞又过于模糊，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导致对规避行为的定性判断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任意性，不便于执法者的实际操作。其次，法律规定缺乏一致性与衔接。我国目前缺乏具有操作细则性质的部门规章加以衔接和配合，使反规避条款无法得到很好的执行，从而使立法者的维护公平贸易环境、保护国内相关产业正当利益的立法意图落空。最后，缺乏健全的程序规则。我国现行反规避立法中缺乏反规避调查的程序性规范，这显然会对调查程序中的权利义务分配造成困难。

（二）完善我国反规避立法之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完善反规避立法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日益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必要和迫切的。而在日趋紧张的国际贸易关系中，要想加强在国际反规避调查中的竞争力，增强在国际反规避调查中的免疫力，必须在立足我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际尤其是欧盟、美国反规避立法的经验来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

首先，明晰反规避立法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制定反规避立法时，应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对反规避措施的适用范围进行严格限制，防止不适当的扩大适用导致形成新的贸易保护措施。此外，还应与WTO相关规则接轨，坚持反规避制度的透明性和可预见性，在增强可操作性的同时合理控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反规避范文篇2

关键词：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

一、反规避问题的由来

反规避(anti-circumvention)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中后期欧共体针对“改锥案”(screwdriver)的立法。为了给制止规避行为以明确的法律依据，欧共体1761/87号条例中首次直接规定了反规避条款，开创了对反倾销的规避行为直接以原反倾销令征收反倾销税的先河。随着出口商规避行为方式的翻新，欧共体反规避立法的内容也随之不断完善，不仅在2423/88号条例中制定了专门的、较为全面的反规避条款，其后的2193/92号条例、3283/94、384/96号条例还对此做了进一步发展。目前，欧盟反规避立法的最新发展反映在461/2004号条例之中，新条例对384/96号条例作了很多实质性的修改，使现行欧共体的反倾销法具有更透明性和可操作性。

按照欧盟461/2004号条例的规定，原来规定的简单组装等规避方式扩大到了以下几种具体的规避方式：在不改变涉案产品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使产品归入不同的海关税号，从而避免适用反倾销措施；通过第三国转运至欧共体；涉案出口商之间或生产商之间改变销售渠道或销售模式，从而通过低税率的出口商来出口高税率的生产商或出口商的产品。总之，新条例不仅强调了规避行为发生时，无论相关进口产品是被统一征收反倾销税，还是享受个别关税待遇，都必须受反规避条款的约束，而且对发生于共同体之外的规避行为的处理，以及授予豁免的程序规则都进行了发展完善。

美国对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的行为也是早有戒意，其反规避立法的前期实践源自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扩大反倾销税令适用范围的空前举措。此后，随着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令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的反规避立法也日趋完善。目前，美国反规避立法的有关规定主要集中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TradeandCompetitivenessActof1988，以下简称OTCA)第1319节、1320节、1321节、1323节、1326节和1327节，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法》(UruguayRoundAgreementsAct，以下简称URAA)230(a)、以及按照OTCA和URAA修订的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80节、第781节等相关条款之中。上述内容集中反映在统一编纂的《美国法典》(UnitedStatesCodeu.s.c)第19章第1677节。

美国反规避实体法不仅明确规定了须防范的四种典型规避行为：在美国组装规避、第三国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而且美国法律中包含反规避性质的其它措施主要有：下游产品监督、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加工后的农产品、相当于租赁的销售。与反规避实体法规定相比，美国反规避程序法规定并不明确，但是，与反倾销立法的其他部门的程序法比较而言，反规避程序立法更强调商务部的行政作用，而虚化司法复议的意义。总体上看，美国反规避法的主要特色是反规避法律形式上是一个复杂而严密的网络体系且更新速度较快。

由于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终未能通过《邓克尔草案》(DunkelText)中的反规避条款，因而世界贸易组织现行规则体系中并无统一的国际反规避立法。尽管欧盟和美国反规避立法较为完备和周密，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仅从原则上规定了根据需要可以采取反规避行动，至于反规避的实体规则和具体程序规则存在空白之处，还有为数不少的国家则根本没有反规避立法。这种反规避立法“贫富不均”和“参差不齐”的状况，使得对反规避措施难免会产生大相径庭的理解，甚至在此领域内产生纠纷和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对反规避措施进行客观辨证的分析意义重大。

二、反倾销法与反补贴法之反规避立法模式

规避通常是一个广为运用的概念，国际贸易中除了规避反倾销税以外，还存在着规避反补贴税以及规避其它反对不公平贸易措施的情形。就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而言，除了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并未专门做出规定。究其原因，从现象上可归因于实践中反倾销措施运用的超高频率与反补贴措施运用的较低频率，本质上讲，由于补贴实际上往往是引起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即，补贴的一个重要结果往往是导致受补贴产品向国外倾销，再加上反倾销措施具有形式合法、易于实施、既能有效排除外国产品的侵害，又不易遭致他国报复的优点。例如，欧盟在反倾销法中规定的反规避措施基本可以将出口商的规避行为一网打尽，因为“现行欧盟反倾销法关于规避的定义采用的是归纳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使定义包括所有形式的规避”。相比之下，补贴的形式多种多样，很多补贴隐蔽性很强，很难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和资料，况且反补贴实际上是针对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极易遭致他国的报复，故对来自国外的受补贴产品，西方国家曾频繁地以反倾销调查代替反补贴调查。

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不仅国际上反补贴案件的调查数量正在悄悄增长，而且出现了进口国政府对同一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的现象。例如，2004年4月28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就决定对原产于中国和中国台北的钢制紧固件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

但是，倾销和补贴的性质毕竟是不同的，倾销是公司行为，而补贴是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反倾销措施和和反补贴措施并不能等同视之。事实上，WTO相关协议也从国际法层面明确了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的采用至少存在如下差异：

第一，根据WTO《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以下简称SCM)的相关规定，反补贴行动只能针对禁止性补贴和对其他成员的经济利益产生了不利影响的“可申诉的补贴”，对于诸如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和虽然具有专向性，但属于政府对科研、落后地区和环保的补贴等这类不可申诉的补贴，其他成员一般不得采取反补贴措施，而WTO《反倾销协议》(以下简称ADA)对反倾销并不存在这种“区别对待”的情形。

第二，SCM第27条详细具体地规定了反补贴采用时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例如，对原产地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时，发展中国家成员可获得优惠待遇，联合国确认的最不发达的国家和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可以免受出口补贴的纪律约束等等；而ADA仅仅从原则上强调使用反倾销措施时，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予以“特别考虑”，在征收反倾销税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情形时，此前应尽力寻求“建设性补救的可能性”。

既然反倾销调查并不能完全代替反补贴调查，尤其是受补贴的产品不存在倾销或倾销幅度较低时，反倾销措施则根本无法代替反补贴措施的采用，反补贴在特定情形下仍然是进口国保护本国产业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之一，目前全球反补贴调查数量不断增长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经发起过300多起反补贴调查。所以，反规避立法中在规定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同时，做出防止规避反补贴税的规定仍然是必要的，关键是在规范时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美国在处理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时基本采取了等同视之的办法。美国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列明的标题就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该节在认定通过美国组装的规避、通过第三国的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和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四种规避反倾销税形式的同时，都明确了以这四种形式规避依据关税法第706节或第303节的反补贴税的防止要求。

在OTCA未列明标题的其他有关反规避的规定中也大都对防止规避反倾销税和防止规避反补贴税作了等同性的规定：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其中(a)条(1)款(c)项指出：提出监督要求应具体说明“怀疑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已造成零部件的出口转向该下游产品的生产和向美国出口的增加”；该法第1327节关于“相当于租赁的销售”的规定中，要求行政当局在确定租赁是否相当于销售时应考虑“租赁交易是否可能导致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该法第1326节在有关“加工后的农产品”条款中虽然未明确提及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问题，但是从立法背景看，得到参议院认同和被参众两院协商委员会协议保留的众议院关于“加工后的农产品”的议案提及“在涉及加工后农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如果存在下列两种条件，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可以将未加工的农产品的生产商或种植主作为加工后产品的国内产业的一部分包括在内：(1)加工后农产品通过简单的连续生产线而产自未加工农产品；(2)未加工农产品的生产商和加工后农产品的生产商之间基于可能包括价格、市场增殖或其他经济相互关系的相关经济因素而存在极其一致的经济利益(不论他们基于何种法律关系)”。

另外，在OTCA第1324节就出现“关键情势”可追溯性征税的规定中，明确了规避潜在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可以作为是否存在“关键情势”的重要标准之一，也即，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做出最终肯定性裁决时必须审查由于规避反倾销或反补贴税命令的努力而造成进口浪潮发生的可能性。如果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综合考虑其它因素后做出了最终肯定性裁决，商务部在其最终裁决中认定了“关键情势”，则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就应追溯性地适用于初步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裁决前90日内进口的未清关货品。不难看出，这种把可能性用作重要标准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反规避法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OTCA中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规定也并不是都当然适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其中OTCA第1319节关于“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的规避”和第1323节关于“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就只能适用于防止规避反倾销税而不能适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

三、美国反规避立法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美国上述淡化防止反倾销规避和防止反补贴规避差异的立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可能会引发下列问题：

(一)与SCM相关规定冲突例如，某一产品被裁决征收反补贴税，但其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虽然违反OTCA的规定，但如果这些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所受的补贴已经不具有专向性或已经属于SCM第8条规定的“不可申诉的补贴”这种“例外”情形时，此种情况下，进口国适用其反规避法势必与SCM的规定相左。

(二)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有可能因进口国防止反补贴规避法律的适用而被虚化

例如，进口国对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符合SCM的规定，但当该产品的组装替代产品或后期改进产品遭遇反规避调查时，这些产品的原产国的人均GDP已经因某种原因下降到1000美元以下，此种情形下的出口国应不受SCM规定的反补贴纪律的约束，但进口国仍然可以依据其国内反规避法将反规避税覆盖到这些规避产品上且未必违反SCM，因为用于反规避的反补贴税从性质上讲不属于海关税而是“内地税”，如作这样的理解则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实质上就会被虚化乃至消解。

(三)从程序上规避了SCM和ADA规定的应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制度的要求SCM第23条和ADA第13条明确了进口国必须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的制度，但是，美国OTCA在既适用于反倾销法又适用于反规避法的多个条款中随见不适用司法审查的规定。例如，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就明确“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依(2)(即780节(a)条第(2)款——该括号中的内容为笔者加注)做出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再例如，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规范的四种规避形式的防止令中，也规定了“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做出的任何货品是否应归人反规避范围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

反规避范文篇3

规避，是指一国商品在被征收反倾销税的情况下，出口商通过各种形式、手段来减少或避免被征收反倾销税的方法或行为。反规避措施则是针对这种规避反倾销行为而采取的一种措施，是反倾销措施的延伸和扩展。

反规避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著名的“改锥案”。当时，日韩等国被欧盟裁定征收反倾销税，这些国家的出口商为了逃避制裁，纷纷进入欧盟直接投资，建立起组装简单产品的低成本“改锥工厂”，通过在欧盟境内组装成品进入其市场，以达到规避反倾销税的目的。之后，不少国家的出口商在其出口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的情况下，都通过改变产品的出口方式或者变换原产地国继续向进口国出口该产品，这些都属于规避反倾销措施的行为。针对日韩等国出口商的规避行为，欧盟与1987年6月制定了第一个反规避行为的法律条款，把反规避调查列入反倾销调查的范围，用简易的调查程序裁定是否对其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之后，欧盟又两次修改其反倾销法，对规避反倾销的行为做出更明确的规定和限制。此外，美国也在其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中增加反规避措施的规定，确立了对这种规避行为直接按原反倾销税令征收反倾销税的做法。

就目前的实践来看，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的方法主要有四种：

进口国境内组装。出口商将征税产品的零配件出口到进口国再组装销售。这种方法主要是利用零配件与制成品在税则上往往属于不同分类，从而规避反倾销税的征收。

第三国境内组装。出口商将征税产品的制成阶段转移到第三国进行，然后将制成品以第三国产品的身份出口到进口国。

产品的轻度改变。出口商对征税产品进行非功能改造，如：外观、形状的改变等，这些改变不影响产品的最终用途、物理特性和消费者购买的选择。这种规避方法使产品有别于那些根据进口国当局反倾销税令所描述确定的征税对象，从而规避反倾销税。

产品的后期开发。出口商使用新技术对征税产品进行功能上的改造，使其成为在原反倾销调查期间并不存在的新产品。这种规避方法的原理与产品轻度改变大致相同。

二、我国成反规避调查最大受害国

1995年，欧盟对原产我国的电脑软盘启动反规避调查，拉开了海外对我国反规避调查的序幕。我国遭到反规避调查的案件近20起，涉案产品有氧化锌、活页环、钢丝绳和钢缆、钢铁管配件、滚珠轴承、香豆素、活页夹、节能荧光灯、石蜡蜡烛等；其中，石蜡蜡烛输美涉及金额最大，达2亿美元。目前，我国已成为反规避调查的最大受害国。

据商务部贸易救济信息网统计分析，目前海外对中国反规避调查呈现三大特点:

第一，近两年海外对我国反规避调查数量激增。1995年至2003年，海外对中国反倾销调查相对稳定在1至2起；2004年激增至6起，2005年仅前8个月就发生了5起。

第二，调查国别区域不断扩大，并从发达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2005年以前，欧盟是对我国发起反规避调查的主要地区，墨西哥和南非也对我国发起过反规避调查。2005年，美国首次针对我国石蜡蜡烛开展反规避调查。

第三，反规避调查的肯定性裁决高于反倾销案件的平均水平。1995年至2004年，在海外对中国发起的16起反规避调查中，13起做出了肯定性裁决，占比为81.25%。而同期WTO成员反倾销立案数为2643起，做出最终反倾销裁决的案件数为1656起，占比为62.7%。

我国成为反规避调查的最大受害国的原因有：

1.避开反倾销调查对起诉方资格的严格要求。众所周知，提起反倾销对起诉方在国内同类产品的总产量所占比重有严格要求，而反规避的申诉方只要是利害关系方即可。

2.反规避的判定标准主观性更强，申诉方可能认为更易把握。

3.相比其它贸易壁垒，反规避调查的取证比较容易，只要通过海关就可以得到企业的出口数据，进而就可以采取相关措施。从征收税率的特点来看，反规避调查征收的税率一般按反倾销确定的最高税率计算。因此，反规避调查往往具有较大的杀伤力。4.我国对反规避不熟悉

相对海外对我国反规避调查数量激增的趋势，我国至今没有针对国外的规避行为发起过反规避调查，而且缺乏具体实施反规避调查的法律依据。

我国企业在应对反规避方面就更显得准备不足，许多企业往往是等到进口国开展反规避调查时，才逐步熟悉反规避的“游戏规则”，这就造成了企业在这方面的被动和吃亏。

三、反规避调查的应对之策

随着针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的增多，我国也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反规避调查。反规避调查是我国出口企业将面对的新的贸易壁垒，因此，企业要及时了解进口国的法规，依法行事，才能将贸易摩擦降至最低程度。

企业可重点从以下几点入手应对国外反规避调查:

1.认真研究和利用判断反规避标准中的定量标准和定性标准。以欧盟反规避标准为例，欧盟对规避的判定标准采用的是“60%规则”和“25%规则”，即产于遭受反倾销措施国家的零部件价值达到所使用的全部零部件总值的60%以上认定为“反规避”，但如果这一组装行为带来的增值占成品生产总成本的25%以上，则认为规避行为不存在。因此，企业要科学地控制在第三国加工组装产品，所使用的我国相关零部件在组装产品总成本中的比例，尽量不超过60%。此外，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欧美有关原产地调查的规定，使我国企业在第三国投资组装的产品能够具有第三国的原产地证明，从而有效规避欧美提起反规避调查。

2.充分利用欧盟原产地调查的规定，使我国企业在第三国的投资组装的产品依据欧盟相关法律规定能够确认具有第三国的原产地，是有效避免他国实施反规避措施的办法之一。我国企业要熟知、把握、运用原产地规则，从产品原产地角度上避免规避行为的认定。

3.加强和规范企业管理。反规避调查同反倾销调查一样，要求企业能够提供从原材料的供应到销售各个环节的原始资料和数据，以便核查，因此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管理机制，规范财务管理，按市场化运作，准确反映运营成本。产品的价格是反倾销、反规避的源头，企业应规范产品成本、销售价格的核算工作。企业掌握了成本和市场价格信息，不仅可以合理定价，而且在遭到反倾销、反规避指控时可以及时提供应诉材料，理直气壮地应对进口国的各项核查，为自身争取好的裁决结果。

4.实施出口产品差异化策略，打造非价格竞争优势。企业应转变观念，改变低价出口的竞争策略，调整产品结构，增加技术含量，实施产品差异化策略。根据欧盟反倾销法，如果通过改进产品使得产品的物理特性、消费者效用、最终用途、贸易渠道、宣传广告等方面和被指控的产品不同，或者提供了一种以上不同于原被裁定倾销的产品的主要功能，都可使其不在反规避指控的范围之内。出口产品差异化策略注重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发挥自身特色，在国际市场培养和创造企业全新的竞争优势，这才是“规避”反倾销的长远之计。

5.我国应借鉴欧盟立法经验，构建反规避法律制度，为应对提供法律保障。针对我国频频遭遇反规避调查的现状，一方面，我国企业要吃透主要出口国特别是欧美关于反规避的相关法则，合理回避反规避，避免不必要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我国应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尽快构建包括反规避制度在内的完整的反倾销立法制度。我国在构建反规避制度时，应对规避行为进行明确界定，并规定规避行为的种类。对规避行为的种类可采取列举和概括式综合规定的方法，一般应包括4种主要形式，即第三国组装或加工、产品细微改变、在中国组装成品、发展后期产品。在具体列举各种规避行为之后，可同时规定一个总括条款，规定凡是规避我国反倾销措施的行为都构成反规避行为，从而有效遏制在新的贸易和投资方式下出现的规避行为。

参考文献:

[1]尤洪兵:中国应对倾销与反倾销[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反规避范文篇4

关键词：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

一、反规避问题的由来

反规避(anti-circumvention)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中后期欧共体针对“改锥案”(screwdriver)的立法。为了给制止规避行为以明确的法律依据，欧共体1761/87号条例中首次直接规定了反规避条款，开创了对反倾销的规避行为直接以原反倾销令征收反倾销税的先河。随着出口商规避行为方式的翻新，欧共体反规避立法的内容也随之不断完善，不仅在2423/88号条例中制定了专门的、较为全面的反规避条款，其后的2193/92号条例、3283/94、384/96号条例还对此做了进一步发展。目前，欧盟反规避立法的最新发展反映在461/2004号条例之中，新条例对384/96号条例作了很多实质性的修改，使现行欧共体的反倾销法具有更透明性和可操作性。

按照欧盟461/2004号条例的规定，原来规定的简单组装等规避方式扩大到了以下几种具体的规避方式：在不改变涉案产品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使产品归入不同的海关税号，从而避免适用反倾销措施；通过第三国转运至欧共体；涉案出口商之间或生产商之间改变销售渠道或销售模式，从而通过低税率的出口商来出口高税率的生产商或出口商的产品。总之，新条例不仅强调了规避行为发生时，无论相关进口产品是被统一征收反倾销税，还是享受个别关税待遇，都必须受反规避条款的约束，而且对发生于共同体之外的规避行为的处理，以及授予豁免的程序规则都进行了发展完善。

美国对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的行为也是早有戒意，其反规避立法的前期实践源自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扩大反倾销税令适用范围的空前举措。此后，随着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令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的反规避立法也日趋完善。目前，美国反规避立法的有关规定主要集中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TradeandCompetitivenessActof1988，以下简称OTCA)第1319节、1320节、1321节、1323节、1326节和1327节，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法》(UruguayRoundAgreementsAct，以下简称URAA)230(a)、以及按照OTCA和URAA修订的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80节、第781节等相关条款之中。上述内容集中反映在统一编纂的《美国法典》(UnitedStatesCodeu.s.c)第19章第1677节。

美国反规避实体法不仅明确规定了须防范的四种典型规避行为：在美国组装规避、第三国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而且美国法律中包含反规避性质的其它措施主要有：下游产品监督、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加工后的农产品、相当于租赁的销售。与反规避实体法规定相比，美国反规避程序法规定并不明确，但是，与反倾销立法的其他部门的程序法比较而言，反规避程序立法更强调商务部的行政作用，而虚化司法复议的意义。总体上看，美国反规避法的主要特色是反规避法律形式上是一个复杂而严密的网络体系且更新速度较快。

由于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终未能通过《邓克尔草案》(DunkelText)中的反规避条款，因而世界贸易组织现行规则体系中并无统一的国际反规避立法。尽管欧盟和美国反规避立法较为完备和周密，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仅从原则上规定了根据需要可以采取反规避行动，至于反规避的实体规则和具体程序规则存在空白之处，还有为数不少的国家则根本没有反规避立法。这种反规避立法“贫富不均”和“参差不齐”的状况，使得对反规避措施难免会产生大相径庭的理解，甚至在此领域内产生纠纷和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对反规避措施进行客观辨证的分析意义重大。

二、反倾销法与反补贴法之反规避立法模式

规避通常是一个广为运用的概念，国际贸易中除了规避反倾销税以外，还存在着规避反补贴税以及规避其它反对不公平贸易措施的情形。就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而言，除了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并未专门做出规定。究其原因，从现象上可归因于实践中反倾销措施运用的超高频率与反补贴措施运用的较低频率，本质上讲，由于补贴实际上往往是引起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即，补贴的一个重要结果往往是导致受补贴产品向国外倾销，再加上反倾销措施具有形式合法、易于实施、既能有效排除外国产品的侵害，又不易遭致他国报复的优点。例如，欧盟在反倾销法中规定的反规避措施基本可以将出口商的规避行为一网打尽，因为“现行欧盟反倾销法关于规避的定义采用的是归纳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使定义包括所有形式的规避”。相比之下，补贴的形式多种多样，很多补贴隐蔽性很强，很难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和资料，况且反补贴实际上是针对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极易遭致他国的报复，故对来自国外的受补贴产品，西方国家曾频繁地以反倾销调查代替反补贴调查。

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不仅国际上反补贴案件的调查数量正在悄悄增长，而且出现了进口国政府对同一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的现象。例如，2004年4月28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就决定对原产于中国和中国台北的钢制紧固件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

但是，倾销和补贴的性质毕竟是不同的，倾销是公司行为，而补贴是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反倾销措施和和反补贴措施并不能等同视之。事实上，WTO相关协议也从国际法层面明确了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的采用至少存在如下差异：

第一，根据WTO《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以下简称SCM)的相关规定，反补贴行动只能针对禁止性补贴和对其他成员的经济利益产生了不利影响的“可申诉的补贴”，对于诸如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和虽然具有专向性，但属于政府对科研、落后地区和环保的补贴等这类不可申诉的补贴，其他成员一般不得采取反补贴措施，而WTO《反倾销协议》(以下简称ADA)对反倾销并不存在这种“区别对待”的情形。

第二，SCM第27条详细具体地规定了反补贴采用时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例如，对原产地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时，发展中国家成员可获得优惠待遇，联合国确认的最不发达的国家和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可以免受出口补贴的纪律约束等等；而ADA仅仅从原则上强调使用反倾销措施时，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予以“特别考虑”，在征收反倾销税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情形时，此前应尽力寻求“建设性补救的可能性”。

既然反倾销调查并不能完全代替反补贴调查，尤其是受补贴的产品不存在倾销或倾销幅度较低时，反倾销措施则根本无法代替反补贴措施的采用，反补贴在特定情形下仍然是进口国保护本国产业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之一，目前全球反补贴调查数量不断增长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经发起过300多起反补贴调查。所以，反规避立法中在规定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同时，做出防止规避反补贴税的规定仍然是必要的，关键是在规范时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美国在处理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时基本采取了等同视之的办法。美国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列明的标题就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该节在认定通过美国组装的规避、通过第三国的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和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四种规避反倾销税形式的同时，都明确了以这四种形式规避依据关税法第706节或第303节的反补贴税的防止要求。

在OTCA未列明标题的其他有关反规避的规定中也大都对防止规避反倾销税和防止规避反补贴税作了等同性的规定：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其中(a)条(1)款(c)项指出：提出监督要求应具体说明“怀疑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已造成零部件的出口转向该下游产品的生产和向美国出口的增加”；该法第1327节关于“相当于租赁的销售”的规定中，要求行政当局在确定租赁是否相当于销售时应考虑“租赁交易是否可能导致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该法第1326节在有关“加工后的农产品”条款中虽然未明确提及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问题，但是从立法背景看，得到参议院认同和被参众两院协商委员会协议保留的众议院关于“加工后的农产品”的议案提及“在涉及加工后农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如果存在下列两种条件，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可以将未加工的农产品的生产商或种植主作为加工后产品的国内产业的一部分包括在内：(1)加工后农产品通过简单的连续生产线而产自未加工农产品；(2)未加工农产品的生产商和加工后农产品的生产商之间基于可能包括价格、市场增殖或其他经济相互关系的相关经济因素而存在极其一致的经济利益(不论他们基于何种法律关系)”。

另外，在OTCA第1324节就出现“关键情势”可追溯性征税的规定中，明确了规避潜在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可以作为是否存在“关键情势”的重要标准之一，也即，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做出最终肯定性裁决时必须审查由于规避反倾销或反补贴税命令的努力而造成进口浪潮发生的可能性。如果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综合考虑其它因素后做出了最终肯定性裁决，商务部在其最终裁决中认定了“关键情势”，则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就应追溯性地适用于初步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裁决前90日内进口的未清关货品。不难看出，这种把可能性用作重要标准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反规避法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OTCA中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规定也并不是都当然适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其中OTCA第1319节关于“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的规避”和第1323节关于“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就只能适用于防止规避反倾销税而不能适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

三、美国反规避立法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美国上述淡化防止反倾销规避和防止反补贴规避差异的立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可能会引发下列问题：

(一)与SCM相关规定冲突例如，某一产品被裁决征收反补贴税，但其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虽然违反OTCA的规定，但如果这些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所受的补贴已经不具有专向性或已经属于SCM第8条规定的“不可申诉的补贴”这种“例外”情形时，此种情况下，进口国适用其反规避法势必与SCM的规定相左。

(二)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有可能因进口国防止反补贴规避法律的适用而被虚化

例如，进口国对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符合SCM的规定，但当该产品的组装替代产品或后期改进产品遭遇反规避调查时，这些产品的原产国的人均GDP已经因某种原因下降到1000美元以下，此种情形下的出口国应不受SCM规定的反补贴纪律的约束，但进口国仍然可以依据其国内反规避法将反规避税覆盖到这些规避产品上且未必违反SCM，因为用于反规避的反补贴税从性质上讲不属于海关税而是“内地税”，如作这样的理解则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实质上就会被虚化乃至消解。

(三)从程序上规避了SCM和ADA规定的应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制度的要求SCM第23条和ADA第13条明确了进口国必须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的制度，但是，美国OTCA在既适用于反倾销法又适用于反规避法的多个条款中随见不适用司法审查的规定。例如，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就明确“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依(2)(即780节(a)条第(2)款——该括号中的内容为笔者加注)做出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再例如，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规范的四种规避形式的防止令中，也规定了“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做出的任何货品是否应归人反规避范围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

反规避范文篇5

关键词：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

一、反规避问题的由来

反规避(anti-circumvention)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中后期欧共体针对“改锥案”(screwdriver)的立法。为了给制止规避行为以明确的法律依据，欧共体1761/87号条例中首次直接规定了反规避条款，开创了对反倾销的规避行为直接以原反倾销令征收反倾销税的先河。随着出口商规避行为方式的翻新，欧共体反规避立法的内容也随之不断完善，不仅在2423/88号条例中制定了专门的、较为全面的反规避条款，其后的2193/92号条例、3283/94、384/96号条例还对此做了进一步发展。目前，欧盟反规避立法的最新发展反映在461/2004号条例之中，新条例对384/96号条例作了很多实质性的修改，使现行欧共体的反倾销法具有更透明性和可操作性。

按照欧盟461/2004号条例的规定，原来规定的简单组装等规避方式扩大到了以下几种具体的规避方式：在不改变涉案产品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使产品归入不同的海关税号，从而避免适用反倾销措施；通过第三国转运至欧共体；涉案出口商之间或生产商之间改变销售渠道或销售模式，从而通过低税率的出口商来出口高税率的生产商或出口商的产品。总之，新条例不仅强调了规避行为发生时，无论相关进口产品是被统一征收反倾销税，还是享受个别关税待遇，都必须受反规避条款的约束，而且对发生于共同体之外的规避行为的处理，以及授予豁免的程序规则都进行了发展完善。

美国对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的行为也是早有戒意，其反规避立法的前期实践源自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扩大反倾销税令适用范围的空前举措。此后，随着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令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的反规避立法也日趋完善。目前，美国反规避立法的有关规定主要集中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TradeandCompetitivenessActof1988，以下简称OTCA)第1319节、1320节、1321节、1323节、1326节和1327节，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法》(UruguayRoundAgreementsAct，以下简称URAA)230(a)、以及按照OTCA和URAA修订的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80节、第781节等相关条款之中。上述内容集中反映在统一编纂的《美国法典》(UnitedStatesCodeu.s.c)第19章第1677节。

美国反规避实体法不仅明确规定了须防范的四种典型规避行为：在美国组装规避、第三国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而且美国法律中包含反规避性质的其它措施主要有：下游产品监督、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加工后的农产品、相当于租赁的销售。与反规避实体法规定相比，美国反规避程序法规定并不明确，但是，与反倾销立法的其他部门的程序法比较而言，反规避程序立法更强调商务部的行政作用，而虚化司法复议的意义。总体上看，美国反规避法的主要特色是反规避法律形式上是一个复杂而严密的网络体系且更新速度较快。

由于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终未能通过《邓克尔草案》(DunkelText)中的反规避条款，因而世界贸易组织现行规则体系中并无统一的国际反规避立法。尽管欧盟和美国反规避立法较为完备和周密，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仅从原则上规定了根据需要可以采取反规避行动，至于反规避的实体规则和具体程序规则存在空白之处，还有为数不少的国家则根本没有反规避立法。这种反规避立法“贫富不均”和“参差不齐”的状况，使得对反规避措施难免会产生大相径庭的理解，甚至在此领域内产生纠纷和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对反规避措施进行客观辨证的分析意义重大。

二、反倾销法与反补贴法之反规避立法模式

规避通常是一个广为运用的概念，国际贸易中除了规避反倾销税以外，还存在着规避反补贴税以及规避其它反对不公平贸易措施的情形。就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而言，除了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并未专门做出规定。究其原因，从现象上可归因于实践中反倾销措施运用的超高频率与反补贴措施运用的较低频率，本质上讲，由于补贴实际上往往是引起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即，补贴的一个重要结果往往是导致受补贴产品向国外倾销，再加上反倾销措施具有形式合法、易于实施、既能有效排除外国产品的侵害，又不易遭致他国报复的优点。例如，欧盟在反倾销法中规定的反规避措施基本可以将出口商的规避行为一网打尽，因为“现行欧盟反倾销法关于规避的定义采用的是归纳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使定义包括所有形式的规避”。相比之下，补贴的形式多种多样，很多补贴隐蔽性很强，很难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和资料，况且反补贴实际上是针对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极易遭致他国的报复，故对来自国外的受补贴产品，西方国家曾频繁地以反倾销调查代替反补贴调查。

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不仅国际上反补贴案件的调查数量正在悄悄增长，而且出现了进口国政府对同一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的现象。例如，2004年4月28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就决定对原产于中国和中国台北的钢制紧固件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

但是，倾销和补贴的性质毕竟是不同的，倾销是公司行为，而补贴是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反倾销措施和和反补贴措施并不能等同视之。事实上，WTO相关协议也从国际法层面明确了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的采用至少存在如下差异：

第一，根据WTO《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以下简称SCM)的相关规定，反补贴行动只能针对禁止性补贴和对其他成员的经济利益产生了不利影响的“可申诉的补贴”，对于诸如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和虽然具有专向性，但属于政府对科研、落后地区和环保的补贴等这类不可申诉的补贴，其他成员一般不得采取反补贴措施，而WTO《反倾销协议》(以下简称ADA)对反倾销并不存在这种“区别对待”的情形。

第二，SCM第27条详细具体地规定了反补贴采用时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例如，对原产地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时，发展中国家成员可获得优惠待遇，联合国确认的最不发达的国家和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可以免受出口补贴的纪律约束等等；而ADA仅仅从原则上强调使用反倾销措施时，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予以“特别考虑”，在征收反倾销税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情形时，此前应尽力寻求“建设性补救的可能性”。

既然反倾销调查并不能完全代替反补贴调查，尤其是受补贴的产品不存在倾销或倾销幅度较低时，反倾销措施则根本无法代替反补贴措施的采用，反补贴在特定情形下仍然是进口国保护本国产业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之一，目前全球反补贴调查数量不断增长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经发起过300多起反补贴调查。所以，反规避立法中在规定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同时，做出防止规避反补贴税的规定仍然是必要的，关键是在规范时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美国在处理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时基本采取了等同视之的办法。美国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列明的标题就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该节在认定通过美国组装的规避、通过第三国的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和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四种规避反倾销税形式的同时，都明确了以这四种形式规避依据关税法第706节或第303节的反补贴税的防止要求。

在OTCA未列明标题的其他有关反规避的规定中也大都对防止规避反倾销税和防止规避反补贴税作了等同性的规定：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其中(a)条(1)款(c)项指出：提出监督要求应具体说明“怀疑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已造成零部件的出口转向该下游产品的生产和向美国出口的增加”；该法第1327节关于“相当于租赁的销售”的规定中，要求行政当局在确定租赁是否相当于销售时应考虑“租赁交易是否可能导致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该法第1326节在有关“加工后的农产品”条款中虽然未明确提及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问题，但是从立法背景看，得到参议院认同和被参众两院协商委员会协议保留的众议院关于“加工后的农产品”的议案提及“在涉及加工后农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如果存在下列两种条件，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可以将未加工的农产品的生产商或种植主作为加工后产品的国内产业的一部分包括在内：(1)加工后农产品通过简单的连续生产线而产自未加工农产品；(2)未加工农产品的生产商和加工后农产品的生产商之间基于可能包括价格、市场增殖或其他经济相互关系的相关经济因素而存在极其一致的经济利益(不论他们基于何种法律关系)”。

另外，在OTCA第1324节就出现“关键情势”可追溯性征税的规定中，明确了规避潜在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可以作为是否存在“关键情势”的重要标准之一，也即，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做出最终肯定性裁决时必须审查由于规避反倾销或反补贴税命令的努力而造成进口浪潮发生的可能性。如果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综合考虑其它因素后做出了最终肯定性裁决，商务部在其最终裁决中认定了“关键情势”，则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就应追溯性地适用于初步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裁决前90日内进口的未清关货品。不难看出，这种把可能性用作重要标准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反规避法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OTCA中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规定也并不是都当然适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其中OTCA第1319节关于“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的规避”和第1323节关于“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就只能适用于防止规避反倾销税而不能适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

三、美国反规避立法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美国上述淡化防止反倾销规避和防止反补贴规避差异的立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可能会引发下列问题：

(一)与SCM相关规定冲突例如，某一产品被裁决征收反补贴税，但其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虽然违反OTCA的规定，但如果这些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所受的补贴已经不具有专向性或已经属于SCM第8条规定的“不可申诉的补贴”这种“例外”情形时，此种情况下，进口国适用其反规避法势必与SCM的规定相左。

(二)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有可能因进口国防止反补贴规避法律的适用而被虚化

例如，进口国对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符合SCM的规定，但当该产品的组装替代产品或后期改进产品遭遇反规避调查时，这些产品的原产国的人均GDP已经因某种原因下降到1000美元以下，此种情形下的出口国应不受SCM规定的反补贴纪律的约束，但进口国仍然可以依据其国内反规避法将反规避税覆盖到这些规避产品上且未必违反SCM，因为用于反规避的反补贴税从性质上讲不属于海关税而是“内地税”，如作这样的理解则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实质上就会被虚化乃至消解。

(三)从程序上规避了SCM和ADA规定的应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制度的要求SCM第23条和ADA第13条明确了进口国必须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的制度，但是，美国OTCA在既适用于反倾销法又适用于反规避法的多个条款中随见不适用司法审查的规定。例如，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就明确“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依(2)(即780节(a)条第(2)款——该括号中的内容为笔者加注)做出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再例如，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规范的四种规避形式的防止令中，也规定了“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做出的任何货品是否应归人反规避范围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

反规避范文篇6

关键词：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

一、反规避问题的由来

反规避(anti-circumvention)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中后期欧共体针对“改锥案”(screwdriver)的立法。为了给制止规避行为以明确的法律依据，欧共体1761/87号条例中首次直接规定了反规避条款，开创了对反倾销的规避行为直接以原反倾销令征收反倾销税的先河。随着出口商规避行为方式的翻新，欧共体反规避立法的内容也随之不断完善，不仅在2423/88号条例中制定了专门的、较为全面的反规避条款，其后的2193/92号条例、3283/94、384/96号条例还对此做了进一步发展。目前，欧盟反规避立法的最新发展反映在461/2004号条例之中，新条例对384/96号条例作了很多实质性的修改，使现行欧共体的反倾销法具有更透明性和可操作性。

按照欧盟461/2004号条例的规定，原来规定的简单组装等规避方式扩大到了以下几种具体的规避方式：在不改变涉案产品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使产品归入不同的海关税号，从而避免适用反倾销措施；通过第三国转运至欧共体；涉案出口商之间或生产商之间改变销售渠道或销售模式，从而通过低税率的出口商来出口高税率的生产商或出口商的产品。总之，新条例不仅强调了规避行为发生时，无论相关进口产品是被统一征收反倾销税，还是享受个别关税待遇，都必须受反规避条款的约束，而且对发生于共同体之外的规避行为的处理，以及授予豁免的程序规则都进行了发展完善。

美国对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的行为也是早有戒意，其反规避立法的前期实践源自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扩大反倾销税令适用范围的空前举措。此后，随着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令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的反规避立法也日趋完善。目前，美国反规避立法的有关规定主要集中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TradeandCompetitivenessActof1988，以下简称OTCA)第1319节、1320节、1321节、1323节、1326节和1327节，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法》(UruguayRoundAgreementsAct，以下简称URAA)230(a)、以及按照OTCA和URAA修订的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80节、第781节等相关条款之中。上述内容集中反映在统一编纂的《美国法典》(UnitedStatesCodeu.s.c)第19章第1677节。

美国反规避实体法不仅明确规定了须防范的四种典型规避行为：在美国组装规避、第三国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而且美国法律中包含反规避性质的其它措施主要有：下游产品监督、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加工后的农产品、相当于租赁的销售。与反规避实体法规定相比，美国反规避程序法规定并不明确，但是，与反倾销立法的其他部门的程序法比较而言，反规避程序立法更强调商务部的行政作用，而虚化司法复议的意义。总体上看，美国反规避法的主要特色是反规避法律形式上是一个复杂而严密的网络体系且更新速度较快。

由于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终未能通过《邓克尔草案》(DunkelText)中的反规避条款，因而世界贸易组织现行规则体系中并无统一的国际反规避立法。尽管欧盟和美国反规避立法较为完备和周密，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仅从原则上规定了根据需要可以采取反规避行动，至于反规避的实体规则和具体程序规则存在空白之处，还有为数不少的国家则根本没有反规避立法。这种反规避立法“贫富不均”和“参差不齐”的状况，使得对反规避措施难免会产生大相径庭的理解，甚至在此领域内产生纠纷和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对反规避措施进行客观辨证的分析意义重大。

二、反倾销法与反补贴法之反规避立法模式

规避通常是一个广为运用的概念，国际贸易中除了规避反倾销税以外，还存在着规避反补贴税以及规避其它反对不公平贸易措施的情形。就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而言，除了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并未专门做出规定。究其原因，从现象上可归因于实践中反倾销措施运用的超高频率与反补贴措施运用的较低频率，本质上讲，由于补贴实际上往往是引起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即，补贴的一个重要结果往往是导致受补贴产品向国外倾销，再加上反倾销措施具有形式合法、易于实施、既能有效排除外国产品的侵害，又不易遭致他国报复的优点。例如，欧盟在反倾销法中规定的反规避措施基本可以将出口商的规避行为一网打尽，因为“现行欧盟反倾销法关于规避的定义采用的是归纳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使定义包括所有形式的规避”。相比之下，补贴的形式多种多样，很多补贴隐蔽性很强，很难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和资料，况且反补贴实际上是针对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极易遭致他国的报复，故对来自国外的受补贴产品，西方国家曾频繁地以反倾销调查代替反补贴调查。

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不仅国际上反补贴案件的调查数量正在悄悄增长，而且出现了进口国政府对同一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的现象。例如，2004年4月28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就决定对原产于中国和中国台北的钢制紧固件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

但是，倾销和补贴的性质毕竟是不同的，倾销是公司行为，而补贴是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反倾销措施和和反补贴措施并不能等同视之。事实上，WTO相关协议也从国际法层面明确了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的采用至少存在如下差异：

第一，根据WTO《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以下简称SCM)的相关规定，反补贴行动只能针对禁止性补贴和对其他成员的经济利益产生了不利影响的“可申诉的补贴”，对于诸如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和虽然具有专向性，但属于政府对科研、落后地区和环保的补贴等这类不可申诉的补贴，其他成员一般不得采取反补贴措施，而WTO《反倾销协议》(以下简称ADA)对反倾销并不存在这种“区别对待”的情形。

第二，SCM第27条详细具体地规定了反补贴采用时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例如，对原产地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时，发展中国家成员可获得优惠待遇，联合国确认的最不发达的国家和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可以免受出口补贴的纪律约束等等；而ADA仅仅从原则上强调使用反倾销措施时，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予以“特别考虑”，在征收反倾销税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情形时，此前应尽力寻求“建设性补救的可能性”。

既然反倾销调查并不能完全代替反补贴调查，尤其是受补贴的产品不存在倾销或倾销幅度较低时，反倾销措施则根本无法代替反补贴措施的采用，反补贴在特定情形下仍然是进口国保护本国产业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之一，目前全球反补贴调查数量不断增长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经发起过300多起反补贴调查。所以，反规避立法中在规定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同时，做出防止规避反补贴税的规定仍然是必要的，关键是在规范时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美国在处理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时基本采取了等同视之的办法。美国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列明的标题就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该节在认定通过美国组装的规避、通过第三国的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和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四种规避反倾销税形式的同时，都明确了以这四种形式规避依据关税法第706节或第303节的反补贴税的防止要求。

在OTCA未列明标题的其他有关反规避的规定中也大都对防止规避反倾销税和防止规避反补贴税作了等同性的规定：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其中(a)条(1)款(c)项指出：提出监督要求应具体说明“怀疑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已造成零部件的出口转向该下游产品的生产和向美国出口的增加”；该法第1327节关于“相当于租赁的销售”的规定中，要求行政当局在确定租赁是否相当于销售时应考虑“租赁交易是否可能导致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该法第1326节在有关“加工后的农产品”条款中虽然未明确提及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问题，但是从立法背景看，得到参议院认同和被参众两院协商委员会协议保留的众议院关于“加工后的农产品”的议案提及“在涉及加工后农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如果存在下列两种条件，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可以将未加工的农产品的生产商或种植主作为加工后产品的国内产业的一部分包括在内：(1)加工后农产品通过简单的连续生产线而产自未加工农产品；(2)未加工农产品的生产商和加工后农产品的生产商之间基于可能包括价格、市场增殖或其他经济相互关系的相关经济因素而存在极其一致的经济利益(不论他们基于何种法律关系)”。

另外，在OTCA第1324节就出现“关键情势”可追溯性征税的规定中，明确了规避潜在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可以作为是否存在“关键情势”的重要标准之一，也即，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做出最终肯定性裁决时必须审查由于规避反倾销或反补贴税命令的努力而造成进口浪潮发生的可能性。如果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综合考虑其它因素后做出了最终肯定性裁决，商务部在其最终裁决中认定了“关键情势”，则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就应追溯性地适用于初步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裁决前90日内进口的未清关货品。不难看出，这种把可能性用作重要标准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反规避法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OTCA中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规定也并不是都当然适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其中OTCA第1319节关于“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的规避”和第1323节关于“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就只能适用于防止规避反倾销税而不能适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

三、美国反规避立法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美国上述淡化防止反倾销规避和防止反补贴规避差异的立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可能会引发下列问题：

(一)与SCM相关规定冲突例如，某一产品被裁决征收反补贴税，但其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虽然违反OTCA的规定，但如果这些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所受的补贴已经不具有专向性或已经属于SCM第8条规定的“不可申诉的补贴”这种“例外”情形时，此种情况下，进口国适用其反规避法势必与SCM的规定相左。

(二)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有可能因进口国防止反补贴规避法律的适用而被虚化

例如，进口国对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符合SCM的规定，但当该产品的组装替代产品或后期改进产品遭遇反规避调查时，这些产品的原产国的人均GDP已经因某种原因下降到1000美元以下，此种情形下的出口国应不受SCM规定的反补贴纪律的约束，但进口国仍然可以依据其国内反规避法将反规避税覆盖到这些规避产品上且未必违反SCM，因为用于反规避的反补贴税从性质上讲不属于海关税而是“内地税”，如作这样的理解则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实质上就会被虚化乃至消解。

(三)从程序上规避了SCM和ADA规定的应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制度的要求SCM第23条和ADA第13条明确了进口国必须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的制度，但是，美国OTCA在既适用于反倾销法又适用于反规避法的多个条款中随见不适用司法审查的规定。例如，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就明确“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依(2)(即780节(a)条第(2)款——该括号中的内容为笔者加注)做出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再例如，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规范的四种规避形式的防止令中，也规定了“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做出的任何货品是否应归人反规避范围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

反规避范文篇7

关键词：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

一、反规避问题的由来

反规避(anti-circumvention)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中后期欧共体针对“改锥案”(screwdriver)的立法。为了给制止规避行为以明确的法律依据，欧共体1761/87号条例中首次直接规定了反规避条款，开创了对反倾销的规避行为直接以原反倾销令征收反倾销税的先河。随着出口商规避行为方式的翻新，欧共体反规避立法的内容也随之不断完善，不仅在2423/88号条例中制定了专门的、较为全面的反规避条款，其后的2193/92号条例、3283/94、384/96号条例还对此做了进一步发展。目前，欧盟反规避立法的最新发展反映在461/2004号条例之中，新条例对384/96号条例作了很多实质性的修改，使现行欧共体的反倾销法具有更透明性和可操作性。

按照欧盟461/2004号条例的规定，原来规定的简单组装等规避方式扩大到了以下几种具体的规避方式：在不改变涉案产品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使产品归入不同的海关税号，从而避免适用反倾销措施；通过第三国转运至欧共体；涉案出口商之间或生产商之间改变销售渠道或销售模式，从而通过低税率的出口商来出口高税率的生产商或出口商的产品。总之，新条例不仅强调了规避行为发生时，无论相关进口产品是被统一征收反倾销税，还是享受个别关税待遇，都必须受反规避条款的约束，而且对发生于共同体之外的规避行为的处理，以及授予豁免的程序规则都进行了发展完善。

美国对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的行为也是早有戒意，其反规避立法的前期实践源自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扩大反倾销税令适用范围的空前举措。此后，随着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令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的反规避立法也日趋完善。目前，美国反规避立法的有关规定主要集中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TradeandCompetitivenessActof1988，以下简称OTCA)第1319节、1320节、1321节、1323节、1326节和1327节，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法》(UruguayRoundAgreementsAct，以下简称URAA)230(a)、以及按照OTCA和URAA修订的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80节、第781节等相关条款之中。上述内容集中反映在统一编纂的《美国法典》(UnitedStatesCodeu.s.c)第19章第1677节。

美国反规避实体法不仅明确规定了须防范的四种典型规避行为：在美国组装规避、第三国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而且美国法律中包含反规避性质的其它措施主要有：下游产品监督、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加工后的农产品、相当于租赁的销售。与反规避实体法规定相比，美国反规避程序法规定并不明确，但是，与反倾销立法的其他部门的程序法比较而言，反规避程序立法更强调商务部的行政作用，而虚化司法复议的意义。总体上看，美国反规避法的主要特色是反规避法律形式上是一个复杂而严密的网络体系且更新速度较快。

由于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终未能通过《邓克尔草案》(DunkelText)中的反规避条款，因而世界贸易组织现行规则体系中并无统一的国际反规避立法。尽管欧盟和美国反规避立法较为完备和周密，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仅从原则上规定了根据需要可以采取反规避行动，至于反规避的实体规则和具体程序规则存在空白之处，还有为数不少的国家则根本没有反规避立法。这种反规避立法“贫富不均”和“参差不齐”的状况，使得对反规避措施难免会产生大相径庭的理解，甚至在此领域内产生纠纷和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对反规避措施进行客观辨证的分析意义重大。

二、反倾销法与反补贴法之反规避立法模式

规避通常是一个广为运用的概念，国际贸易中除了规避反倾销税以外，还存在着规避反补贴税以及规避其它反对不公平贸易措施的情形。就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而言，除了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并未专门做出规定。究其原因，从现象上可归因于实践中反倾销措施运用的超高频率与反补贴措施运用的较低频率，本质上讲，由于补贴实际上往往是引起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即，补贴的一个重要结果往往是导致受补贴产品向国外倾销，再加上反倾销措施具有形式合法、易于实施、既能有效排除外国产品的侵害，又不易遭致他国报复的优点。例如，欧盟在反倾销法中规定的反规避措施基本可以将出口商的规避行为一网打尽，因为“现行欧盟反倾销法关于规避的定义采用的是归纳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使定义包括所有形式的规避”。相比之下，补贴的形式多种多样，很多补贴隐蔽性很强，很难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和资料，况且反补贴实际上是针对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极易遭致他国的报复，故对来自国外的受补贴产品，西方国家曾频繁地以反倾销调查代替反补贴调查。

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不仅国际上反补贴案件的调查数量正在悄悄增长，而且出现了进口国政府对同一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的现象。例如，2004年4月28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就决定对原产于中国和中国台北的钢制紧固件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

但是，倾销和补贴的性质毕竟是不同的，倾销是公司行为，而补贴是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反倾销措施和和反补贴措施并不能等同视之。事实上，WTO相关协议也从国际法层面明确了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的采用至少存在如下差异：

第一，根据WTO《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以下简称SCM)的相关规定，反补贴行动只能针对禁止性补贴和对其他成员的经济利益产生了不利影响的“可申诉的补贴”，对于诸如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和虽然具有专向性，但属于政府对科研、落后地区和环保的补贴等这类不可申诉的补贴，其他成员一般不得采取反补贴措施，而WTO《反倾销协议》(以下简称ADA)对反倾销并不存在这种“区别对待”的情形。

第二，SCM第27条详细具体地规定了反补贴采用时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例如，对原产地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时，发展中国家成员可获得优惠待遇，联合国确认的最不发达的国家和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可以免受出口补贴的纪律约束等等；而ADA仅仅从原则上强调使用反倾销措施时，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予以“特别考虑”，在征收反倾销税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情形时，此前应尽力寻求“建设性补救的可能性”。

既然反倾销调查并不能完全代替反补贴调查，尤其是受补贴的产品不存在倾销或倾销幅度较低时，反倾销措施则根本无法代替反补贴措施的采用，反补贴在特定情形下仍然是进口国保护本国产业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之一，目前全球反补贴调查数量不断增长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经发起过300多起反补贴调查。所以，反规避立法中在规定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同时，做出防止规避反补贴税的规定仍然是必要的，关键是在规范时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美国在处理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时基本采取了等同视之的办法。美国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列明的标题就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该节在认定通过美国组装的规避、通过第三国的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和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四种规避反倾销税形式的同时，都明确了以这四种形式规避依据关税法第706节或第303节的反补贴税的防止要求。

在OTCA未列明标题的其他有关反规避的规定中也大都对防止规避反倾销税和防止规避反补贴税作了等同性的规定：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其中(a)条(1)款(c)项指出：提出监督要求应具体说明“怀疑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已造成零部件的出口转向该下游产品的生产和向美国出口的增加”；该法第1327节关于“相当于租赁的销售”的规定中，要求行政当局在确定租赁是否相当于销售时应考虑“租赁交易是否可能导致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该法第1326节在有关“加工后的农产品”条款中虽然未明确提及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问题，但是从立法背景看，得到参议院认同和被参众两院协商委员会协议保留的众议院关于“加工后的农产品”的议案提及“在涉及加工后农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如果存在下列两种条件，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可以将未加工的农产品的生产商或种植主作为加工后产品的国内产业的一部分包括在内：(1)加工后农产品通过简单的连续生产线而产自未加工农产品；(2)未加工农产品的生产商和加工后农产品的生产商之间基于可能包括价格、市场增殖或其他经济相互关系的相关经济因素而存在极其一致的经济利益(不论他们基于何种法律关系)”。

另外，在OTCA第1324节就出现“关键情势”可追溯性征税的规定中，明确了规避潜在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可以作为是否存在“关键情势”的重要标准之一，也即，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做出最终肯定性裁决时必须审查由于规避反倾销或反补贴税命令的努力而造成进口浪潮发生的可能性。如果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综合考虑其它因素后做出了最终肯定性裁决，商务部在其最终裁决中认定了“关键情势”，则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就应追溯性地适用于初步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裁决前90日内进口的未清关货品。不难看出，这种把可能性用作重要标准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反规避法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

三、美国反规避立法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一)与SCM相关规定冲突例如，某一产品被裁决征收反补贴税，但其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虽然违反OTCA的规定，但如果这些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所受的补贴已经不具有专向性或已经属于SCM第8条规定的“不可申诉的补贴”这种“例外”情形时，此种情况下，进口国适用其反规避法势必与SCM的规定相左。

(二)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有可能因进口国防止反补贴规避法律的适用而被虚化

例如，进口国对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符合SCM的规定，但当该产品的组装替代产品或后期改进产品遭遇反规避调查时，这些产品的原产国的人均GDP已经因某种原因下降到1000美元以下，此种情形下的出口国应不受SCM规定的反补贴纪律的约束，但进口国仍然可以依据其国内反规避法将反规避税覆盖到这些规避产品上且未必违反SCM，因为用于反规避的反补贴税从性质上讲不属于海关税而是“内地税”，如作这样的理解则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实质上就会被虚化乃至消解。

(三)从程序上规避了SCM和ADA规定的应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制度的要求SCM第23条和ADA第13条明确了进口国必须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的制度，但是，美国OTCA在既适用于反倾销法又适用于反规避法的多个条款中随见不适用司法审查的规定。例如，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就明确“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依(2)(即780节(a)条第(2)款——该括号中的内容为笔者加注)做出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再例如，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规范的四种规避形式的防止令中，也规定了“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做出的任何货品是否应归人反规避范围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

反规避范文篇8

关键词：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

一、反规避问题的由来

反规避(anti-circumvention)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中后期欧共体针对“改锥案”(screwdriver)的立法。为了给制止规避行为以明确的法律依据，欧共体1761/87号条例中首次直接规定了反规避条款，开创了对反倾销的规避行为直接以原反倾销令征收反倾销税的先河。随着出口商规避行为方式的翻新，欧共体反规避立法的内容也随之不断完善，不仅在2423/88号条例中制定了专门的、较为全面的反规避条款，其后的2193/92号条例、3283/94、384/96号条例还对此做了进一步发展。目前，欧盟反规避立法的最新发展反映在461/2004号条例之中，新条例对384/96号条例作了很多实质性的修改，使现行欧共体的反倾销法具有更透明性和可操作性。

按照欧盟461/2004号条例的规定，原来规定的简单组装等规避方式扩大到了以下几种具体的规避方式：在不改变涉案产品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使产品归入不同的海关税号，从而避免适用反倾销措施；通过第三国转运至欧共体；涉案出口商之间或生产商之间改变销售渠道或销售模式，从而通过低税率的出口商来出口高税率的生产商或出口商的产品。总之，新条例不仅强调了规避行为发生时，无论相关进口产品是被统一征收反倾销税，还是享受个别关税待遇，都必须受反规避条款的约束，而且对发生于共同体之外的规避行为的处理，以及授予豁免的程序规则都进行了发展完善。

美国对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的行为也是早有戒意，其反规避立法的前期实践源自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扩大反倾销税令适用范围的空前举措。此后，随着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令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的反规避立法也日趋完善。目前，美国反规避立法的有关规定主要集中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TradeandCompetitivenessActof1988，以下简称OTCA)第1319节、1320节、1321节、1323节、1326节和1327节，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法》(UruguayRoundAgreementsAct，以下简称URAA)230(a)、以及按照OTCA和URAA修订的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80节、第781节等相关条款之中。上述内容集中反映在统一编纂的《美国法典》(UnitedStatesCodeu.s.c)第19章第1677节。

美国反规避实体法不仅明确规定了须防范的四种典型规避行为：在美国组装规避、第三国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而且美国法律中包含反规避性质的其它措施主要有：下游产品监督、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加工后的农产品、相当于租赁的销售。与反规避实体法规定相比，美国反规避程序法规定并不明确，但是，与反倾销立法的其他部门的程序法比较而言，反规避程序立法更强调商务部的行政作用，而虚化司法复议的意义。总体上看，美国反规避法的主要特色是反规避法律形式上是一个复杂而严密的网络体系且更新速度较快。

由于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终未能通过《邓克尔草案》(DunkelText)中的反规避条款，因而世界贸易组织现行规则体系中并无统一的国际反规避立法。尽管欧盟和美国反规避立法较为完备和周密，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仅从原则上规定了根据需要可以采取反规避行动，至于反规避的实体规则和具体程序规则存在空白之处，还有为数不少的国家则根本没有反规避立法。这种反规避立法“贫富不均”和“参差不齐”的状况，使得对反规避措施难免会产生大相径庭的理解，甚至在此领域内产生纠纷和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对反规避措施进行客观辨证的分析意义重大。

二、反倾销法与反补贴法之反规避立法模式

规避通常是一个广为运用的概念，国际贸易中除了规避反倾销税以外，还存在着规避反补贴税以及规避其它反对不公平贸易措施的情形。就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而言，除了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并未专门做出规定。究其原因，从现象上可归因于实践中反倾销措施运用的超高频率与反补贴措施运用的较低频率，本质上讲，由于补贴实际上往往是引起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即，补贴的一个重要结果往往是导致受补贴产品向国外倾销，再加上反倾销措施具有形式合法、易于实施、既能有效排除外国产品的侵害，又不易遭致他国报复的优点。例如，欧盟在反倾销法中规定的反规避措施基本可以将出口商的规避行为一网打尽，因为“现行欧盟反倾销法关于规避的定义采用的是归纳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使定义包括所有形式的规避”。相比之下，补贴的形式多种多样，很多补贴隐蔽性很强，很难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和资料，况且反补贴实际上是针对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极易遭致他国的报复，故对来自国外的受补贴产品，西方国家曾频繁地以反倾销调查代替反补贴调查。

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不仅国际上反补贴案件的调查数量正在悄悄增长，而且出现了进口国政府对同一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的现象。例如，2004年4月28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就决定对原产于中国和中国台北的钢制紧固件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

但是，倾销和补贴的性质毕竟是不同的，倾销是公司行为，而补贴是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反倾销措施和和反补贴措施并不能等同视之。事实上，WTO相关协议也从国际法层面明确了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的采用至少存在如下差异：

第一，根据WTO《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以下简称SCM)的相关规定，反补贴行动只能针对禁止性补贴和对其他成员的经济利益产生了不利影响的“可申诉的补贴”，对于诸如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和虽然具有专向性，但属于政府对科研、落后地区和环保的补贴等这类不可申诉的补贴，其他成员一般不得采取反补贴措施，而WTO《反倾销协议》(以下简称ADA)对反倾销并不存在这种“区别对待”的情形。

第二，SCM第27条详细具体地规定了反补贴采用时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例如，对原产地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时，发展中国家成员可获得优惠待遇，联合国确认的最不发达的国家和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可以免受出口补贴的纪律约束等等；而ADA仅仅从原则上强调使用反倾销措施时，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予以“特别考虑”，在征收反倾销税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情形时，此前应尽力寻求“建设性补救的可能性”。

既然反倾销调查并不能完全代替反补贴调查，尤其是受补贴的产品不存在倾销或倾销幅度较低时，反倾销措施则根本无法代替反补贴措施的采用，反补贴在特定情形下仍然是进口国保护本国产业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之一，目前全球反补贴调查数量不断增长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经发起过300多起反补贴调查。所以，反规避立法中在规定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同时，做出防止规避反补贴税的规定仍然是必要的，关键是在规范时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美国在处理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时基本采取了等同视之的办法。美国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列明的标题就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该节在认定通过美国组装的规避、通过第三国的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和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四种规避反倾销税形式的同时，都明确了以这四种形式规避依据关税法第706节或第303节的反补贴税的防止要求。

在OTCA未列明标题的其他有关反规避的规定中也大都对防止规避反倾销税和防止规避反补贴税作了等同性的规定：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其中(a)条(1)款(c)项指出：提出监督要求应具体说明“怀疑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已造成零部件的出口转向该下游产品的生产和向美国出口的增加”；该法第1327节关于“相当于租赁的销售”的规定中，要求行政当局在确定租赁是否相当于销售时应考虑“租赁交易是否可能导致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该法第1326节在有关“加工后的农产品”条款中虽然未明确提及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问题，但是从立法背景看，得到参议院认同和被参众两院协商委员会协议保留的众议院关于“加工后的农产品”的议案提及“在涉及加工后农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如果存在下列两种条件，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可以将未加工的农产品的生产商或种植主作为加工后产品的国内产业的一部分包括在内：(1)加工后农产品通过简单的连续生产线而产自未加工农产品；(2)未加工农产品的生产商和加工后农产品的生产商之间基于可能包括价格、市场增殖或其他经济相互关系的相关经济因素而存在极其一致的经济利益(不论他们基于何种法律关系)”。

另外，在OTCA第1324节就出现“关键情势”可追溯性征税的规定中，明确了规避潜在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可以作为是否存在“关键情势”的重要标准之一，也即，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做出最终肯定性裁决时必须审查由于规避反倾销或反补贴税命令的努力而造成进口浪潮发生的可能性。如果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综合考虑其它因素后做出了最终肯定性裁决，商务部在其最终裁决中认定了“关键情势”，则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就应追溯性地适用于初步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裁决前90日内进口的未清关货品。不难看出，这种把可能性用作重要标准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反规避法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

三、美国反规避立法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一)与SCM相关规定冲突例如，某一产品被裁决征收反补贴税，但其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虽然违反OTCA的规定，但如果这些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所受的补贴已经不具有专向性或已经属于SCM第8条规定的“不可申诉的补贴”这种“例外”情形时，此种情况下，进口国适用其反规避法势必与SCM的规定相左。

(二)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有可能因进口国防止反补贴规避法律的适用而被虚化

例如，进口国对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符合SCM的规定，但当该产品的组装替代产品或后期改进产品遭遇反规避调查时，这些产品的原产国的人均GDP已经因某种原因下降到1000美元以下，此种情形下的出口国应不受SCM规定的反补贴纪律的约束，但进口国仍然可以依据其国内反规避法将反规避税覆盖到这些规避产品上且未必违反SCM，因为用于反规避的反补贴税从性质上讲不属于海关税而是“内地税”，如作这样的理解则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实质上就会被虚化乃至消解。

(三)从程序上规避了SCM和ADA规定的应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制度的要求SCM第23条和ADA第13条明确了进口国必须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的制度，但是，美国OTCA在既适用于反倾销法又适用于反规避法的多个条款中随见不适用司法审查的规定。例如，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就明确“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依(2)(即780节(a)条第(2)款——该括号中的内容为笔者加注)做出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再例如，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规范的四种规避形式的防止令中，也规定了“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做出的任何货品是否应归人反规避范围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

反规避范文篇9

关键词：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

一、反规避问题的由来

反规避(anti-circumvention)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中后期欧共体针对“改锥案”(screwdriver)的立法。为了给制止规避行为以明确的法律依据，欧共体1761/87号条例中首次直接规定了反规避条款，开创了对反倾销的规避行为直接以原反倾销令征收反倾销税的先河。随着出口商规避行为方式的翻新，欧共体反规避立法的内容也随之不断完善，不仅在2423/88号条例中制定了专门的、较为全面的反规避条款，其后的2193/92号条例、3283/94、384/96号条例还对此做了进一步发展。目前，欧盟反规避立法的最新发展反映在461/2004号条例之中，新条例对384/96号条例作了很多实质性的修改，使现行欧共体的反倾销法具有更透明性和可操作性。

按照欧盟461/2004号条例的规定，原来规定的简单组装等规避方式扩大到了以下几种具体的规避方式：在不改变涉案产品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使产品归入不同的海关税号，从而避免适用反倾销措施；通过第三国转运至欧共体；涉案出口商之间或生产商之间改变销售渠道或销售模式，从而通过低税率的出口商来出口高税率的生产商或出口商的产品。总之，新条例不仅强调了规避行为发生时，无论相关进口产品是被统一征收反倾销税，还是享受个别关税待遇，都必须受反规避条款的约束，而且对发生于共同体之外的规避行为的处理，以及授予豁免的程序规则都进行了发展完善。

美国对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的行为也是早有戒意，其反规避立法的前期实践源自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扩大反倾销税令适用范围的空前举措。此后，随着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令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的反规避立法也日趋完善。目前，美国反规避立法的有关规定主要集中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TradeandCompetitivenessActof1988，以下简称OTCA)第1319节、1320节、1321节、1323节、1326节和1327节，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法》(UruguayRoundAgreementsAct，以下简称URAA)230(a)、以及按照OTCA和URAA修订的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80节、第781节等相关条款之中。上述内容集中反映在统一编纂的《美国法典》(UnitedStatesCodeu.s.c)第19章第1677节。

美国反规避实体法不仅明确规定了须防范的四种典型规避行为：在美国组装规避、第三国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而且美国法律中包含反规避性质的其它措施主要有：下游产品监督、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加工后的农产品、相当于租赁的销售。与反规避实体法规定相比，美国反规避程序法规定并不明确，但是，与反倾销立法的其他部门的程序法比较而言，反规避程序立法更强调商务部的行政作用，而虚化司法复议的意义。总体上看，美国反规避法的主要特色是反规避法律形式上是一个复杂而严密的网络体系且更新速度较快。

由于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终未能通过《邓克尔草案》(DunkelText)中的反规避条款，因而世界贸易组织现行规则体系中并无统一的国际反规避立法。尽管欧盟和美国反规避立法较为完备和周密，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仅从原则上规定了根据需要可以采取反规避行动，至于反规避的实体规则和具体程序规则存在空白之处，还有为数不少的国家则根本没有反规避立法。这种反规避立法“贫富不均”和“参差不齐”的状况，使得对反规避措施难免会产生大相径庭的理解，甚至在此领域内产生纠纷和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对反规避措施进行客观辨证的分析意义重大。

二、反倾销法与反补贴法之反规避立法模式

规避通常是一个广为运用的概念，国际贸易中除了规避反倾销税以外，还存在着规避反补贴税以及规避其它反对不公平贸易措施的情形。就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而言，除了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并未专门做出规定。究其原因，从现象上可归因于实践中反倾销措施运用的超高频率与反补贴措施运用的较低频率，本质上讲，由于补贴实际上往往是引起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即，补贴的一个重要结果往往是导致受补贴产品向国外倾销，再加上反倾销措施具有形式合法、易于实施、既能有效排除外国产品的侵害，又不易遭致他国报复的优点。例如，欧盟在反倾销法中规定的反规避措施基本可以将出口商的规避行为一网打尽，因为“现行欧盟反倾销法关于规避的定义采用的是归纳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使定义包括所有形式的规避”。相比之下，补贴的形式多种多样，很多补贴隐蔽性很强，很难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和资料，况且反补贴实际上是针对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极易遭致他国的报复，故对来自国外的受补贴产品，西方国家曾频繁地以反倾销调查代替反补贴调查。

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不仅国际上反补贴案件的调查数量正在悄悄增长，而且出现了进口国政府对同一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的现象。例如，2004年4月28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就决定对原产于中国和中国台北的钢制紧固件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

但是，倾销和补贴的性质毕竟是不同的，倾销是公司行为，而补贴是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反倾销措施和和反补贴措施并不能等同视之。事实上，WTO相关协议也从国际法层面明确了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的采用至少存在如下差异：

第一，根据WTO《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以下简称SCM)的相关规定，反补贴行动只能针对禁止性补贴和对其他成员的经济利益产生了不利影响的“可申诉的补贴”，对于诸如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和虽然具有专向性，但属于政府对科研、落后地区和环保的补贴等这类不可申诉的补贴，其他成员一般不得采取反补贴措施，而WTO《反倾销协议》(以下简称ADA)对反倾销并不存在这种“区别对待”的情形。

第二，SCM第27条详细具体地规定了反补贴采用时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例如，对原产地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时，发展中国家成员可获得优惠待遇，联合国确认的最不发达的国家和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可以免受出口补贴的纪律约束等等；而ADA仅仅从原则上强调使用反倾销措施时，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予以“特别考虑”，在征收反倾销税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情形时，此前应尽力寻求“建设性补救的可能性”。

既然反倾销调查并不能完全代替反补贴调查，尤其是受补贴的产品不存在倾销或倾销幅度较低时，反倾销措施则根本无法代替反补贴措施的采用，反补贴在特定情形下仍然是进口国保护本国产业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之一，目前全球反补贴调查数量不断增长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经发起过300多起反补贴调查。所以，反规避立法中在规定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同时，做出防止规避反补贴税的规定仍然是必要的，关键是在规范时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美国在处理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时基本采取了等同视之的办法。美国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列明的标题就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该节在认定通过美国组装的规避、通过第三国的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和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四种规避反倾销税形式的同时，都明确了以这四种形式规避依据关税法第706节或第303节的反补贴税的防止要求。

在OTCA未列明标题的其他有关反规避的规定中也大都对防止规避反倾销税和防止规避反补贴税作了等同性的规定：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其中(a)条(1)款(c)项指出：提出监督要求应具体说明“怀疑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已造成零部件的出口转向该下游产品的生产和向美国出口的增加”；该法第1327节关于“相当于租赁的销售”的规定中，要求行政当局在确定租赁是否相当于销售时应考虑“租赁交易是否可能导致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该法第1326节在有关“加工后的农产品”条款中虽然未明确提及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问题，但是从立法背景看，得到参议院认同和被参众两院协商委员会协议保留的众议院关于“加工后的农产品”的议案提及“在涉及加工后农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如果存在下列两种条件，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可以将未加工的农产品的生产商或种植主作为加工后产品的国内产业的一部分包括在内：(1)加工后农产品通过简单的连续生产线而产自未加工农产品；(2)未加工农产品的生产商和加工后农产品的生产商之间基于可能包括价格、市场增殖或其他经济相互关系的相关经济因素而存在极其一致的经济利益(不论他们基于何种法律关系)”。

另外，在OTCA第1324节就出现“关键情势”可追溯性征税的规定中，明确了规避潜在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可以作为是否存在“关键情势”的重要标准之一，也即，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做出最终肯定性裁决时必须审查由于规避反倾销或反补贴税命令的努力而造成进口浪潮发生的可能性。如果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综合考虑其它因素后做出了最终肯定性裁决，商务部在其最终裁决中认定了“关键情势”，则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就应追溯性地适用于初步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裁决前90日内进口的未清关货品。不难看出，这种把可能性用作重要标准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反规避法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OTCA中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规定也并不是都当然适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其中OTCA第1319节关于“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的规避”和第1323节关于“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就只能适用于防止规避反倾销税而不能适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

三、美国反规避立法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美国上述淡化防止反倾销规避和防止反补贴规避差异的立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可能会引发下列问题：

(一)与SCM相关规定冲突例如，某一产品被裁决征收反补贴税，但其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虽然违反OTCA的规定，但如果这些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所受的补贴已经不具有专向性或已经属于SCM第8条规定的“不可申诉的补贴”这种“例外”情形时，此种情况下，进口国适用其反规避法势必与SCM的规定相左。

(二)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有可能因进口国防止反补贴规避法律的适用而被虚化

例如，进口国对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符合SCM的规定，但当该产品的组装替代产品或后期改进产品遭遇反规避调查时，这些产品的原产国的人均GDP已经因某种原因下降到1000美元以下，此种情形下的出口国应不受SCM规定的反补贴纪律的约束，但进口国仍然可以依据其国内反规避法将反规避税覆盖到这些规避产品上且未必违反SCM，因为用于反规避的反补贴税从性质上讲不属于海关税而是“内地税”，如作这样的理解则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实质上就会被虚化乃至消解。

(三)从程序上规避了SCM和ADA规定的应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制度的要求SCM第23条和ADA第13条明确了进口国必须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的制度，但是，美国OTCA在既适用于反倾销法又适用于反规避法的多个条款中随见不适用司法审查的规定。例如，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就明确“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依(2)(即780节(a)条第(2)款——该括号中的内容为笔者加注)做出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再例如，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规范的四种规避形式的防止令中，也规定了“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做出的任何货品是否应归人反规避范围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

反规避范文篇10

关键词：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

一、反规避问题的由来

反规避(anti-circumvention)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中后期欧共体针对“改锥案”(screwdriver)的立法。为了给制止规避行为以明确的法律依据，欧共体1761/87号条例中首次直接规定了反规避条款，开创了对反倾销的规避行为直接以原反倾销令征收反倾销税的先河。随着出口商规避行为方式的翻新，欧共体反规避立法的内容也随之不断完善，不仅在2423/88号条例中制定了专门的、较为全面的反规避条款，其后的2193/92号条例、3283/94、384/96号条例还对此做了进一步发展。目前，欧盟反规避立法的最新发展反映在461/2004号条例之中，新条例对384/96号条例作了很多实质性的修改，使现行欧共体的反倾销法具有更透明性和可操作性。

按照欧盟461/2004号条例的规定，原来规定的简单组装等规避方式扩大到了以下几种具体的规避方式：在不改变涉案产品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使产品归入不同的海关税号，从而避免适用反倾销措施；通过第三国转运至欧共体；涉案出口商之间或生产商之间改变销售渠道或销售模式，从而通过低税率的出口商来出口高税率的生产商或出口商的产品。总之，新条例不仅强调了规避行为发生时，无论相关进口产品是被统一征收反倾销税，还是享受个别关税待遇，都必须受反规避条款的约束，而且对发生于共同体之外的规避行为的处理，以及授予豁免的程序规则都进行了发展完善。

美国对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的行为也是早有戒意，其反规避立法的前期实践源自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扩大反倾销税令适用范围的空前举措。此后，随着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令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的反规避立法也日趋完善。目前，美国反规避立法的有关规定主要集中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TradeandCompetitivenessActof1988，以下简称OTCA)第1319节、1320节、1321节、1323节、1326节和1327节，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法》(UruguayRoundAgreementsAct，以下简称URAA)230(a)、以及按照OTCA和URAA修订的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80节、第781节等相关条款之中。上述内容集中反映在统一编纂的《美国法典》(UnitedStatesCodeu.s.c)第19章第1677节。

美国反规避实体法不仅明确规定了须防范的四种典型规避行为：在美国组装规避、第三国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而且美国法律中包含反规避性质的其它措施主要有：下游产品监督、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加工后的农产品、相当于租赁的销售。与反规避实体法规定相比，美国反规避程序法规定并不明确，但是，与反倾销立法的其他部门的程序法比较而言，反规避程序立法更强调商务部的行政作用，而虚化司法复议的意义。总体上看，美国反规避法的主要特色是反规避法律形式上是一个复杂而严密的网络体系且更新速度较快。

由于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终未能通过《邓克尔草案》(DunkelText)中的反规避条款，因而世界贸易组织现行规则体系中并无统一的国际反规避立法。尽管欧盟和美国反规避立法较为完备和周密，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仅从原则上规定了根据需要可以采取反规避行动，至于反规避的实体规则和具体程序规则存在空白之处，还有为数不少的国家则根本没有反规避立法。这种反规避立法“贫富不均”和“参差不齐”的状况，使得对反规避措施难免会产生大相径庭的理解，甚至在此领域内产生纠纷和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对反规避措施进行客观辨证的分析意义重大。

二、反倾销法与反补贴法之反规避立法模式

规避通常是一个广为运用的概念，国际贸易中除了规避反倾销税以外，还存在着规避反补贴税以及规避其它反对不公平贸易措施的情形。就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而言，除了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并未专门做出规定。究其原因，从现象上可归因于实践中反倾销措施运用的超高频率与反补贴措施运用的较低频率，本质上讲，由于补贴实际上往往是引起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即，补贴的一个重要结果往往是导致受补贴产品向国外倾销，再加上反倾销措施具有形式合法、易于实施、既能有效排除外国产品的侵害，又不易遭致他国报复的优点。例如，欧盟在反倾销法中规定的反规避措施基本可以将出口商的规避行为一网打尽，因为“现行欧盟反倾销法关于规避的定义采用的是归纳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使定义包括所有形式的规避”。相比之下，补贴的形式多种多样，很多补贴隐蔽性很强，很难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和资料，况且反补贴实际上是针对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极易遭致他国的报复，故对来自国外的受补贴产品，西方国家曾频繁地以反倾销调查代替反补贴调查。

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不仅国际上反补贴案件的调查数量正在悄悄增长，而且出现了进口国政府对同一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的现象。例如，2004年4月28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就决定对原产于中国和中国台北的钢制紧固件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

但是，倾销和补贴的性质毕竟是不同的，倾销是公司行为，而补贴是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反倾销措施和和反补贴措施并不能等同视之。事实上，WTO相关协议也从国际法层面明确了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的采用至少存在如下差异：

第一，根据WTO《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以下简称SCM)的相关规定，反补贴行动只能针对禁止性补贴和对其他成员的经济利益产生了不利影响的“可申诉的补贴”，对于诸如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和虽然具有专向性，但属于政府对科研、落后地区和环保的补贴等这类不可申诉的补贴，其他成员一般不得采取反补贴措施，而WTO《反倾销协议》(以下简称ADA)对反倾销并不存在这种“区别对待”的情形。

第二，SCM第27条详细具体地规定了反补贴采用时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例如，对原产地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时，发展中国家成员可获得优惠待遇，联合国确认的最不发达的国家和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可以免受出口补贴的纪律约束等等；而ADA仅仅从原则上强调使用反倾销措施时，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予以“特别考虑”，在征收反倾销税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情形时，此前应尽力寻求“建设性补救的可能性”。

既然反倾销调查并不能完全代替反补贴调查，尤其是受补贴的产品不存在倾销或倾销幅度较低时，反倾销措施则根本无法代替反补贴措施的采用，反补贴在特定情形下仍然是进口国保护本国产业必不可

少的重要工具之一，目前全球反补贴调查数量不断增长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经发起过300多起反补贴调查。所以，反规避立法中在规定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同时，做出防止规避反补贴税的规定仍然是必要的，关键是在规范时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美国在处理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时基本采取了等同视之的办法。美国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列明的标题就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该节在认定通过美国组装的规避、通过第三国的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和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四种规避反倾销税形式的同时，都明确了以这四种形式规避依据关税法第706节或第303节的反补贴税的防止要求。

在OTCA未列明标题的其他有关反规避的规定中也大都对防止规避反倾销税和防止规避反补贴税作了等同性的规定：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其中(a)条(1)款(c)项指出：提出监督要求应具体说明“怀疑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已造成零部件的出口转向该下游产品的生产和向美国出口的增加”；该法第1327节关于“相当于租赁的销售”的规定中，要求行政当局在确定租赁是否相当于销售时应考虑“租赁交易是否可能导致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该法第1326节在有关“加工后的农产品”条款中虽然未明确提及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问题，但是从立法背景看，得到参议院认同和被参众两院协商委员会协议保留的众议院关于“加工后的农产品”的议案提及“在涉及加工后农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如果存在下列两种条件，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可以将未加工的农产品的生产商或种植主作为加工后产品的国内产业的一部分包括在内：(1)加工后农产品通过简单的连续生产线而产自未加工农产品；(2)未加工农产品的生产商和加工后农产品的生产商之间基于可能包括价格、市场增殖或其他经济相互关系的相关经济因素而存在极其一致的经济利益(不论他们基于何种法律关系)”。

另外，在OTCA第1324节就出现“关键情势”可追溯性征税的规定中，明确了规避潜在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可以作为是否存在“关键情势”的重要标准之一，也即，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做出最终肯定性裁决时必须审查由于规避反倾销或反补贴税命令的努力而造成进口浪潮发生的可能性。如果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综合考虑其它因素后做出了最终肯定性裁决，商务部在其最终裁决中认定了“关键情势”，则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就应追溯性地适用于初步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裁决前90日内进口的未清关货品。不难看出，这种把可能性用作重要标准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反规避法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OTCA中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规定也并不是都当然适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其中OTCA第1319节关于“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的规避”和第1323节关于“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就只能适用于防止规避反倾销税而不能适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

三、美国反规避立法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美国上述淡化防止反倾销规避和防止反补贴规避差异的立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可能会引发下列问题：

(一)与SCM相关规定冲突例如，某一产品被裁决征收反补贴税，但其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虽然违反OTCA的规定，但如果这些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所受的补贴已经不具有专向性或已经属于SCM第8条规定的“不可申诉的补贴”这种“例外”情形时，此种情况下，进口国适用其反规避法势必与SCM的规定相左。

(二)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有可能因进口国防止反补贴规避法律的适用而被虚化

例如，进口国对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符合SCM的规定，但当该产品的组装替代产品或后期改进产品遭遇反规避调查时，这些产品的原产国的人均GDP已经因某种原因下降到1000美元以下，此种情形下的出口国应不受SCM规定的反补贴纪律的约束，但进口国仍然可以依据其国内反规避法将反规避税覆盖到这些规避产品上且未必违反SCM，因为用于反规避的反补贴税从性质上讲不属于海关税而是“内地税”，如作这样的理解则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实质上就会被虚化乃至消解。

(三)从程序上规避了SCM和ADA规定的应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制度的要求SCM第23条和ADA第13条明确了进口国必须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的制度，但是，美国OTCA在既适用于反倾销法又适用于反规避法的多个条款中随见不适用司法审查的规定。例如，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就明确“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依(2)(即780节(a)条第(2)款——该括号中的内容为笔者加注)做出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再例如，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规范的四种规避形式的防止令中，也规定了“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做出的任何货品是否应归人反规避范围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