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避税范文10篇

反避税范文篇1

一、全市内资关联企业的基本现状

1、关联企业构成形式多样化。全市关联企业类型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关联双方一方为收废企业，另一方为用废企业。这类企业的主要特点是：属于典型“前店后厂”，收废企业直接或间接出资成立废旧回收企业，以达到废旧回收企业免税，而收废企业又可以享受进项税款抵扣。如某县亿丰废旧金属回收公司主营废旧金属回收、销售，亿源钢铁公司是用废企业，亿丰公司回收的废钢铁等原料全部销售给亿源钢铁公司，而且亿丰公司的法人由亿源公司委派，其财务、经营决策被亿丰公司控制，此类关联企业共有10对、20家。二是关联双方一方为正常纳税企业，另一方为能够享受先征后返、即征即返减免税政策的关联企业。这类企业的主要特点是：几块牌子、一套“人马”，同一处办公，同一个贸易对象，生产同样的产品。通常情况下，正常纳税企业往往能够长久地留存，而这类企业的“关联企业”一旦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期结束，便会被马上注销或干脆成了查找不到的“走逃”户，或换个地方继续注册，重新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如某意升机电厂为民政福利企业，生产人员50人，残疾人员26人，享受增值税先征后返和所得税免征的优惠政策，其与某淮海中意机电公司为同一法人，而且生产同一产品，淮海中意机电公司将部分产品委托给意升机电厂加工，材料由淮海中意机电公司购入后，转卖给意升机电厂，加工完工后再销售给淮海中意机电公司，并以部分货款抵房租、水电费。此类关联企业共有12对、24家。三是关联双方均为正常纳税企业，而且双方在资金、购销、经营等方面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拥有或控制关系或同为第三方所拥有或者控制。如某苏源面粉公司与食品公司，均是某电业局投资组建，而且面粉公司生产面粉主要销售给食品公司和供电公司，此类企业共有14对、28家。

2、关联交易类型呈现多元化趋势。在被调查的关联企业中，关联交易仍以传统的购销业务往来为主，此外还包括相互间无形资产的转让、提供劳务费、资金融通、租赁业务、管理费列支等多种关联交易行为。如对某矿业开发公司进行反避税调查时，发现该公司与其关联交易企业某煤电工贸集团公司之间，存在高进低出、计提大额管理费、抬高劳务价格、融通资金多列利息、利用关联方支付营业费用调控利润等六种关联交易行为，共调减亏损600多万元，调整应纳税所得额200万元，补税66万元。而且在被调查的关联企业中，企业与其关联企业业务往来户数、关联交易金额呈现上升趋势，关联交易金额达到了4亿多元。

3、关联企业避税手法日趋复杂化。具体包括：一是有形财产转让定价。关联企业对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包括机器设备和生产线）的转让实行“低进高出或高进低出”，把收入尽量转移到税负低的企业，而把费用尽量转移到税负高的企业。二是无形资产的转让定价。关联企业之间无形资产的转让不按该类交易的市场价格收取特许权使用费或故意将土地使用权在关联企业间转让。三是劳务费用的转让定价。关联企业之间通常采用一方将大量劳工费转移到另一方公司的账上，致使这家公司出现虚亏实盈。四是财产租赁的转让定价。如某商贸集团公司与其关联方某书城签订低于市场的场地租赁合同，将集团利润向关联方书城进行转移。五是金融方面的转让定价。关联企业之间提供贷款的利率高于或是低于市场利率，以达到偷逃所得税的目的。六是利用税收政策偷税。将正常纳税企业的利润转移到享受税收优惠的关联企业。如某起重机有限公司为某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生产配套起重机设备，而该公司2005年正享受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优惠，该公司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将起重机销售给关联企业，达到少缴所得税的目的，该企业最后调减利润158万元。

二、徐州市国税局的主要做法

针对调查摸底的上述特点，结合徐州内资关联企业的实际，我局积极稳妥地开展反避税工作，选择避税疑点大、有代表性的14户关联企业作为反避税调点，全市累计调整应纳税所得额近1300多万元，调减亏损800多万元，补缴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近500万元。

（一）夯实三个基础，着力构建内资关联企业反避税工作机制。

1、加强组织领导。年初全市税政工作会议上把内资关联企业反避税作为今年所得税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要求13家基层单位在全面排查的基础，各自组织1-2户关联企业开展重点调查，并将反避税调查工作的总结和优秀案例及时上报市局，同时强化反避税工作质量的考核，以质量的提高推动反避税工作向纵深发展。

2、狠抓业务培训。通过专题讲座、会计知识培训、所得税业务集中学习等方法积极加强反避税业务培训，提高反避税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时积极收集同行业的各类价格、费用信息等可比信息资料，加强价格信息的横向、纵向交流，使市区分局和县（市、区）局之间做到信息畅通、资料共享，为反避税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3、强化关联申报。及时告知企业未进行关联交易申报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强化企业主动申报的意识；同时根据案头审计的需求，改进和细化申报内容，将企业集团组织结构、关联企业定价方法、关联交易业务流程列为企业申报内容的重点，并在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中，加强对企业关联交易申报情况的审核，进一步规范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申报。在此基础上，该局还加大检查力度，对存在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而未按规定申报的企业，严格按新征管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进一步提高企业主动申报的自觉性。

（二）注重三个环节，着力提高内资关联企业反避税工作质量。

1、注重选案环节。选案工作是反避税工作的难点和重点，选案准确将使反避税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该局结合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对全市关联企业进行全面梳理，明确将长期亏损、微利亏损却不断扩大经营规模、从事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结算额较大、跳跃式盈利以及盈利水平长期低于同行业、与关联企业相比利润率偏低等企业列为反避税调查的重点。

2、注重调查环节。在目前反避税专职人员少、工作量大的现实情况下，选择关联企业偷税的主要手法作为反避税调查的重点，可以较大地提高反避税工作效率。在反避税调查中，该局将关联企业之间下列交易行为作为检查的重点内容：原料和产品上存在“高进低出”；通过拆借、融通资金、加高利率、转移利润的；抬高无形资产（如商标、专有技术）作价的；多地设立控股公司，通过转移销售渠道，以达到多次享受税收优惠的；巧立名目向关联企业支付不合理费用的、利用法定减免税期或减免税期满，利润陡降的等等。

3、注重调整环节。实施调整是反避税工作的关键环节。该局在对关联企业的调整中，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充分收集和详细调查分析可比信息资料的基础上，根据企业所承担的职能和风险、市场经济条件的变化、关联交易的类型和性质、受控交易与非受控交易的差异，结合各种调整方法的适用条件，选用合适的转让定价调整方法，合理确定调整方案。同时注意调整方法与调整幅度的合理性，精心准备约谈，确保每一个约谈细节做到有计划、有准备，让每一个被调整企业都心悦诚服，欣然接受。

（三）坚持三个突出，着力提升内资关联企业反避税工作水平。

1、突出税收执法的规范性。依法办事是反避税工作的根本所在。该局始终围绕“选案准确、调查周密、取证充分、调整合理、程序规范”的工作原则，健全制度，明确职责，落实责任，对每一个反避税案件都规范操作，依法办事。在确定对象、调查取证、税务约谈和纳税调整等环节，严格按照新《征管法》和《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修订稿）》的程序和要求进行操作，坚持做到来往文书有签字，约谈内容有记录，数据确认有签字，价格调整有依据，让依法治税理念贯穿于反避税工作的全过程。

2、突出分析论证的合理性。该局以强化分析论证为手段，在完成对调查对象的转让定价调查后、正式结案签字前，结合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审核评税等方面的信息分析，突出功能分析和可比性分析，再次审查整个调查过程的选案是否合理、程序是否合法、可比对象是否合适、可比分析是否充分、调整方案是否合法，使反避税调整基础扎实、科学规范、易于接受，从而有利于反避税工作深入推进。

3、突出跟踪管理的延续性。该局将结案企业的跟踪管理作为反避税工作的重点，通过案头审计对已经进行反避税调整企业的定价标准进行跟踪调查，全面掌握监控企业投资、经营状况、关联交易、纳税申报额等指标及其变化情况。通过对企业年度财务、会计报表的分析，评价企业的经营成果，对于仍存在转让定价避税问题的企业，在跟踪期内做税务调整，以巩固反避税成果。

三、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1、对内资关联企业反避税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目前，基层对内资关联企业反避税工作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主要表现为三个误区：在思想认识上，认为“反避税”是调整外资企业、跨国企业和跨境税收行为的“转让定价避税”，与内资企业的税收行为无关；在税种范围上，认为反避税只限定在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与内资企业所得税、营业税、房产税等税种无关；在工作任务上，认为反避税与涉外税务部门有关，与负责内资企业所得税、营业税、房产税等税收管理业务的税务机关无关。建议上级国税部门加强对内资关联企业反避税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强化考核和部署，提高思想认识，不断提升内资关联企业反避税工作质量和水平。

2、反避税基础信息数据采集工作有待进一步增强。信息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利用，是提高反避税调查审计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核心。在目前反避税实际工作中，由于纳税人在实际工作中不愿或拒绝提供有关价格、费用标准等资料，再加上我们自身信息渠道不畅，使得税务机关无法得到市场同类价格，无法选择合适的可比对象，尤其是无形资产的性质在比较时往往具有许多不可比因素，这给价格调整、费用分摊、成本核算、利润确定等带来极大的难处，使得反避税工作始终处于被动局面。因此迫切希望上级机关能建立健全全省反避税信息网络，建立稳定的信息来源渠道，以利于反避税工作的顺利开展。

3、缺乏一套系统的关联企业管理规定。目前，对外资企业、跨国企业及跨境税收行为的反避税，已基本形成了“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三大体系。但对内资企业的反避税工作，上述“三大体系”尚未形成。虽然《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了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的税务处理规定，但是营业税、房产税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层面上，国家税务总局制定实施的上述“实施办法、管理规程、实施规则”等，均是针对涉外企业的，对内资企业关联关系间业务往来的税收处理，没有研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建议将反避税仅适用于单一的外资企业及其所得税的范围与对象扩大到所有的内外资企业和税种。依据《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对反避税法规进行修订，使之既适用于所有的企业类型、税种、应纳税收入（所得），又为税务系统实施反避税工作提供“规章”层面上的依据及操作规范，使内资关联企业反避税真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4、缺乏纳税调整和核定税款的刚性标准。《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五条规定：纳税人有本细则第五十四条所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可以按照下列方法调整计税收入额或者所得额：（1）按照独立企业之间进行的相同或者类似业务活动的价格；（2）按照再销售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者的价格所应取得的收入和利润水平；（3）按照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问题是，如果没有前两款规定表述的参考依据，那么第三款“合理的费用和利润”标准又是什么？没有具体的标准要进行调整，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操作。建议上级税务机关进一步明确相关规定，增强基层的可操作性。

反避税范文篇2

一、反避税立法历史

早在1991年，国家就开始关注到转让定价的反避税立法工作，199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3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的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

1992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关于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实施办法》，1993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将反避税的范围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扩大到内资企业。

1998年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首次提出以预定价方式解决转让定价的问题。2002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51条至第56条对关联企业、预约定价、计税收入额或者所得额的调整等作了全面阐述。

2004年6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反避税工作的通知》，对进一步贯彻《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作了部署。同年10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有关条款的规定，对《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的相关条款以及《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审计、调查和税收调整工作程序底稿》的相关表书进行了初步修订，并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的通知》的形式颁布实施。中国政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连续关于企业间业务往来、转让定价和反避税的等法律法规，其加强完善反避税工作的决心可见一斑。

二、关联企业及其业务往来的申报

1．关联企业

关联企业，是指有下列关系之一的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

（1）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

（2）直接或者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

（3）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它关系。

上述判断标准的具体化，就是只要企业与另一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有下列之一关系的，即构成关联企业：

（1）相互间直接或间接持有其中一方的股份总和达到25%或以上的；

（2）直接或间接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控制股份达到25%或以上的；

（3）企业与另一企业之间借贷资金占企业自有资金50%或以上，或企业借贷资金总额的10%或以上是由另一企业担保的；

（4）企业的董事或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一半以上或有一名以上（含一名）常务董事是由另一企业所委派的；

（5）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由另一企业提供的特许权利（包括工业产权、专业技术等）才能正常进行的；

（6）企业生产经营购进的原材料、零部件等（包括价格及交易条件等）是由另一企业所供应并控制的；

（7）企业生产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包括价格及交易条件等）是由另一企业所控制的；

（8）对企业生产经营、交易具有实际控制、或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它关系，包括家族、亲属关系等。

2．关联企业业务往来的申报

企业与另一企业构成关联企业的，均应在纳税年度终了后四个月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与其关联企业业务往来情况年度申报表》。企业未按规定期限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其与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年度申报表的，由主管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报送，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关联企业业务往来类型及其交易额

业务往来类型

交易额

有形财产的购销、转让和使用，包括房屋建筑物、交通工具、机器设备、工具、商品（产品）等有形财产的购销、转让和租赁业务

企业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产品（商品）购销业务实际支付或收取的价款金额;企业与关联企业之间转让有形财产、提供有形财产使用权等所实际支付或收取的费用金额。

无形资产的转让和使用，包括土地使用权、版权（著作权）、商标、牌号、专利和专有技术等特许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或实用新型等工业产权的所有权转让和使用权的提供业务

企业与关联企业之间转让无形财产、提供无形财产的使用权等所实际支付或收取的费用和金额。

融通资金，包括各类长短期资金拆借和担保、有价证券的买卖及各类计息预付款和延期付款等业务

企业与关联企业之间融通资金的金额及其应计利息（包括各项有关费用）

提供劳务，包括市场调查、营销、管理、行政事务、技术服务、维修、设计、咨询、、科研、法律、会计事务等服务的提供等

企业与关联企业之间提供劳务所实际支付或收取的劳务费金额

四、税务机关筛选重点调查审计对象

税务机关筛选重点调查审计对象贯彻下列基本原则：

1．生产、经营管理决策权受关联企业控制的企业；

2．与关联企业业务往来数额较大的企业；

3．长期亏损的企业（连续亏损2年以上的）；

4．长期微利或微亏却不断扩大经营规模的企业；

5．跳跃性盈利的企业（指来年盈利或亏损，违反常规获取经营效益的企业）；

6．与设在避税港的关联企业发生业务往来的企业，即与开曼、百慕大、BVI等地注册的关联企业发生业务往来的企业；

7．比同行业盈利水平低的企业（与本地区同行业利润水平相比）；

8．集团公司内部比较，利润率低的企业（即与关联企业相比，利润率低的企业）；

9．巧立名目，向关联企业支付各项不合理费用的企业；

10．利用法定减免税期或减免税期期满，利润陡降进行避税的企业，以及其它有避税嫌疑的企业。

有上述十种情况之一的，就可能成为税务机关筛选重调查审计的选案对象。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对关联企业业务往来的审计，还局限在税务机关有选择、有重点的筛选阶段，实际调查审计的面一般在被选定重点调查对象的30％左右，而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关联交易、转让定价等的审计，已经由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执行，并且相当普及，相对来说，在这方面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五、现场审计

现场审计是指，税务机关调派员直接深入企业进行现场查验取证，对企业各管理部门、车间、仓库进行实地察看，审核账册、凭证、购销合同等有关资料，听取企业有关人员的情况介绍和问题解释、说明的工作。调查人员有权要求企业提供与其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有关交易的价格、费用标准等数据，主要包括：

（1）与关联企业以及第三者交易类型情况，如购销、资金、借贷、提供劳务、转让有形和无形财产以及提供有形和无形财产使用权等；

（2）转让定价原则，包括价格因素构成情况，如交易的数量、地点、形式、商标、付款方式等；

（3）确定交易价格和收取（支付）费用依据的其它有关资料。

税务机关通过国内异地调查、境外调查，与异地税务机关合作，使用税收协议的情报交换程序，搜集有关价格信息、可比信息数据。

六、举证与核实

1．企业须对涉及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转让定价的正常性、合理性提出举证材料：

（1）有形财产的购销。主要提供关联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产品）其品牌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各关联企业的职能及其在市场中的地位、销售价格的季节性波动、无形资产对商品（产品）的影响程度、质量等级、性能，以及定价方式等情况材料；

（2）无形财产的转让和使用。主要提供涉及交易的无形财产及其转让条件（包括地区范围、授权范围等）、独占性及其可能维持的时间、转让者提供的技术支持和人员培训等劳务的价值、商标价值的维护成本（包括广告宣传和质量控制成本）、受让人因使用或转让该财产的预期利润或节省的成本、价格组成和支付方式等情况材料；

（3）提供劳务。主要提供接受关联企业提供的劳务服务是否使企业真正受益、支付或收取的劳务费用标准是否合理、其中相关直接、间接成本和利润水平是否合理等情况材料；

（4）融通资金。主要提供涉及融资业务的通常利率水平、融资业务涉及的各项费用内容的合理性材料等。

2．税务机关对企业的举证材料的核实，一般通过价格查询程序进行查证涉及境外的举证材料，在要求企业提供所在地公证机构的证明的同时，亦可通过驻外机构协助查询。

七、调整方法

1．有形财产购销业务转让定价的调整

（1）按独立企业之间进行相同或类似业务活动的价格进行调整（又称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即将企业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价格，与其与非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价格进行分析、比较，从而确定公平成交价格

（2）按再销售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者价格所应取得的利润水平进行调整（又称再销售价格法）。即对关联企业的买方将从关联企业的卖方购进的商品（产品）再销售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者时所取得的销售收入，减去关联企业中买方从非关联企业购进类似商品（产品）再销售给无关联的第三者时所发生的合理费用和按正常利润水平计算的利润后的余额，为关联企业中卖方的正常销售价格。这种方法，只限于再销售者未对商品（产品）进行实质性增值加工（如改变外型、性能、结构、更换商标等），仅是简单加工或单纯的购销业务，并且要合理地选择确定再销售者应取得的利润水平。

（3）按成本加合理费用和利润进行调整（又称成本加成法）。即将关联企业中卖方的商品（产品）成本加上正常的利润作为公平成交价格。这种方法，应注意成本费用的计算必须符合我国税法的有关规定。并且要合理地选择确定所适用的成本利润率。

（4）其它合理方法。在上述三种调整方法均不能适用时，可采用其它合理的替代方法进行调整，如可比利润法、利润分配法、净利润法等，关键是要注意其可比性、合理性及方法的使用条件。

（5）企业申请，主管税务机关批准，也可对未来年度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采用预约定价。

2．融通资金的调整

对关联企业之间融通资金的利息参照正常利率水平进行调整，应当注意企业与关联企业的借贷业务及与非关联企业之间的借贷业务，在融资的金额、币种、期限、担保、融资人的资信、还款方式、计息方法等方面的可比性。对债权人向他人借入资金后再转贷给债务人的融资业务，可按债权人实际支付的利息加所支出的成本或费用和合理的利润，作为正常利息。

3．劳务费用的调整

参照类似劳务活动的正常收费标准进行调整，应当注意企业与关联企业之间提供的劳务与非关联企业之间提供的劳务，在业务性质、技术要求、专业水平、承担责任、付款条件和方式、直接和间接成本等方面的可比性。

4．有形财产的使用权的调整

即是对关联企业间以租赁等形式提供有形财产的使用权而收取或支付的使用费（租金）的调整。

（1）采用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按与非关联企业之间提供使用相同或类似的有形财产，所收取或支付的正常费用调整。“相同或类似情况”主要指提供使用财产的性能、规格、型号、结构、类型、折旧方法；提供使用的时间、地点；财产所有人在财产上的投资支出、维修费用等具有可比性。

（2）提供方向他人承租后转租给使用方收取的使用费（租金），可按提供方实际支付租赁费或使用费加上提供方所支出的成本或费用和合理利润，作为正常使用费认定。

（3）根据租赁费的构成要素，还可以采用财产的折旧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做为正常使用费，据以进行调整。

5．转让无形财产的调整

参照没有关联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进行调整，应当注意考虑企业与其关联企业之间转让无形财产及与其非关联企业之间转让无形财产，在开发投资、转让条件、独占程度、受有关国家法律保护的程度及时间、给受让者带来的收益、受让者的投资和费用、可替代性等方面的可比性。

八、追溯调整

税务机关对企业转让定价的审计调查和调整，涉及以前年度应纳税的收入或者所得额的，应依照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五十六条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47号]第十二条的规定，向前追溯调整，一般为三年，但最长不得超过十年。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追溯调整十年以上：

1纳税人在以前年度与其关联企业间的业务往来累计达到不超过十万人民币的；

2经税务机关案头审计分析，纳税人在以前年度与其关联企业间的业务往来预计需调整企业纳税收入和所得额达到不超过五十万元人民币；

3纳税人在以前年度与避税地的关联企业有业务往来的。只要有避税港，有一个黑名单的，跟这些地方有交易往来的，就不受三年的限制；

4纳税人在以前年度未按规定对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进行年度申报，或者经税务机关申报核实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年度申报的内容不实，以及不履行提供有关的价格、费用、标准等义务。

九、税款缴纳

纳税人应在接到主管税务机关核发的《转让定价应税收入或应纳税所得额调整通知书》之后，按规定的期限到所属税收主管征收机关缴清税款。因特殊原因或困难，确需延期缴纳的，经申请批准可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逾期不申请延期或不缴清税款的，按规定加收滞纳金和处以罚款。

十、跟踪管理

企业与关联企业间的业务往来被税务机关进行税收调整的，税务机关在日常征管中，会对其调整年度的下一年度起3年内实施税收跟踪监管。跟踪监管主要内容包括：

1．企业投资、经营状况及其变化；

2．企业纳税申报额的变化情况；

3．通过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分析，对经营成果进行评价；

4．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变化情况等。

十一预约定价

预约定价是指，允许企业提出一个企业与关联企业间交易转让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主管税务机关论证确认后，据以核算企业与关联企业间交易的应纳税所得或者确定合理的销售利润率区间。预约定价方法是企业自愿采用的方法，采用预约定价方法可以大大节约对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转让定价税收审计成本，降低企业被怀疑通过关联企业业务往来转让定价而转移利润的风险。采用预约定价方法的，应由企业提出申请，并提供有关资料，同时填写《预约定价确认申请表》，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与企业签定预约定价协议，并监督协议的执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法规要求企业进行预约定价申请时，必须附送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结构预约定价查核报告，以增强其预约定价的公平性和可信度。

值得注意的是，从法律的形式来看，反避税、关联企业交易的概念上，最早出现在1991年7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后来又出现新的征管法当中，这意味着除了在所得税领域存在关联企业交易概念之外，在其它税种，比如增值税、营业税方面也存在关联企业交易的概念，但是，目前国家税务机关对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转让定价和反避税等问题关注的重点主要在所得税领域。

*参考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91年主席令第45号）

《关于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实施办法》〔国税发（1992）237号〕

《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国税发[1998]5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3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001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2002年版）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反避税工作的通知》（国税发[2004]70号）

反避税范文篇3

关键词：外资企业避税关联企业

不久前，商务部公布了一串令人振奋的数字：2004年1至5月，全国吸收外资25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新设外企17359家，比去年同期增长14％；合同外资额57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近50％。中国成了外资的一片热土。

然而在这些闪光的数字背后，却是另一番景象：55％的外商投资企业亏损。一方面外企大面积亏损，另一方面大量外资不断涌入，面对这一现象，经济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少外资企业亏损是假，避税是真。本文拟就外资企业避税的形式及原因做一些探讨。

1外资企业避税的现状

我国国家税务总局官员日前指出，目前在华的外资企业偷逃税的情况很普遍，许多跨国企业的避税行为致使中国每年税收损失约300亿元，许多企业属于非法避税。由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等方面的税收没有计算在内，所以，实际避税要远远超过300亿元。

2003年4月。在广州市，首例“境内关联企业间融资”反避税案件中，广州市国家税务局对外公布，该局对著名的跨国企业宝洁公司涉及境内关联企业间巨额免息融资温暖体进行调查，调增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共5．96亿元，应补交企业所得税8149元。这是迄今为止广州市反避税调整单个案件补缴：税额最大的案例。

据北京地税稽查分局公布，被检查的外资企业中80％以上有违法行为，其中涉外税收违法案件主要集中在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和城市房地产税等税种上，仅2003年前8个月，北京地税第、二稽查分局审查了47个涉外税收案件，查补税款1．5亿元，这只是他们受理的半数案件的查补数额，其中有两个公司的涉案值就达到了1．3亿元。

在福州市，每年外商转移的利润就在10亿元左右，流失税款1亿元左右。据国家统计局在第三次工业普查中公布，全国41％的三资企业都在亏损。吉林某市曾经有98％的三资企业在亏损；广东某市87．5％的三资工业企业亏损；天津62％的三资企业亏损，如此大面积的亏损。令人触目惊心。

这些合资企业的亏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避税手段，其结果严重侵害了中方利益。由于利润被转移到境外，中方投资人不但无法获利，而且需要赔钱弥补亏损。对外方来说是明亏实赢，对中方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亏本生意。在无力出钱弥补亏损的情况下，中方只能出售股权减少损失，从而逐步丧失对公司的所有权，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苏州的一家合资造纸企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与外方合资的七年当中，每年亏损将近1个亿，结果中方不但一分钱没有赚到，所持股权却几乎全部被外方收入囊中。

外资避税正使中国蒙受着重大损失。

2外资避税的主要方式

避税分两种，即正当避税和非法避税，二者有本质的区别，进行合理避税的人是尊重税法，只不过他们靠自己的智慧，利用了税法的漏洞获得了利益。外资在进入前，大多都认真研究过中国税制，对如何避税有一套相对的方案，避税方法高招百出，防不胜防，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2．1转让定价：所谓转让定价是指集团内的关联企业之间，为了确保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在集团内部人为的控制定价。这其中包括产品价格、贷款利息、无形资产转让价格、劳务费用等。据统计国际贸易总额中有60％是通过这种跨国公司的内部交易所形成的，跨国公司在制定内部交易价格时，往往可以便利的应用转让定价的方法，达到减少赋税从而增加利润的目的。在中国，其往往表现为“高进低出”，即用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进口设备、进口材料，而用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口产品。这样外企很容易形成账面上的亏损，而利润转移到税负低的国家、地区，如此一来，跨国公司是一举两得：增加利润，减少汇率风险。因为属于跨国公司关联方交易，因而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灵活性，不易被察觉。据珠海涉外税务部门的检查表明，那些表面显示亏损的企业大多是购销“两头再外”。多以“高进低出”等方式将利润转移出境。转让定价行为的存在是造成其普遍亏损或微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耐克公司在国内市场不断发展，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很快成为仅次于李宁体育公司的体育巨子。据苏州海关调查，耐克公司营业额很高，成本很低，利润非常高，实际效益也很好，但是账面上却亏损，其中原因就在于大量特许权使用费支出掏空了企业利润。

一台彩电才卖50元到100元，这种惊人的低价，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可是在跨国外资企业关联方的交易中的的确确发生了。

2．2增大负债。目前外商投资中国的资金中，自有资金比例并不高，即便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也向境内外的银行举借大量的资金，这不仅仅是缺少资金，也是一种避税的办法。广州某外企就是通过与其境内的关联公司借贷资金转移利润避税的。这家公司在境内的关联企业主要有所属纸品有限公司、口腔保健用品有限公司等。2002年，该公司关联企业中部分公司出现连续亏损，失去了向银行借贷的能力。这家外企便以公司本部的名义向中行广东省分行寻求巨额贷款，总额高达20亿元左右。与正常企业行为相违背的是，该公司又拨出巨资以无息借贷的方式借给其关联企业使用。根据税法规定。利息支出可以在税前扣除。广州某外资企业利用税前列支利息，以此减少所得税；此外，提供巨额无息借贷给关联企业，也回避了正常利息所得税的税赋。同时，作为该企业的关联企业，也为巨额借贷在账目上表现为负债而规避了大量所得税。

2．3利用国际避税港注册公司。在税收筹划日渐兴起的今天，国际避税港也便成为了跨国税收筹划的“热土”。国际避税港也称“离岸绿洲”，是指一国或地区确定一定范围，允许外国人在此投资或从事各种经济贸易活动，取得收入或拥有财产而可以不必纳税或只需支付很少税款的地区。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很小的国家和地区，甚至是很小的岛屿，自然资源稀缺、人口数量较少、经济基础薄弱。但由于它具有税收的优惠，逐渐吸引了大量国外公司来此注册。这样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英属维尔京群岛、格林纳达、塞舌尔群岛、巴拿马、瑙鲁、汤加……全球汇集于国际避税港注册的70万多家企业中，至少有80％以上徒有其名，它们在此完成了必要的注册登记手续，却在别处从事商业活动，财务运作，把利润转移到避税地，靠避税地的免税或低税收减少税负。在这里注册的公司中约有1万多家与中国有关。在长江三角洲．许多人会对一些外资企业究竟属于哪个地方投资的感到困惑，它们的投资方往往标明是英属维尔克京群岛等地方，而实际上这些公司许多是由台商投资控股。

2．4钻税法漏洞。利用税法漏洞进行避税，是目前外企最有安全感的避税手段。比如，现在中国对消费税是按照出厂价进行征收，于是，一些外企纷纷成立自己的销售公司，然后再用较低的出厂价把产品卖给自己的销售公司，以达避税的目的。另外，根据税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按年计算，分季预缴，季度终了后{一五日内预缴，年度终了后五个月内汇算清缴，多退少补这样，在同一个纳税年度内，纳税人可以根据资金运行状况，自行选择预缴税款的日期，从而使税款入库的时间人为地延长了，递延了应纳税款。

当然，除此之外，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工资发放的次数等也是外资避税的备择途径。

3外企避税的原因

3．1资本的逐利性应是外企避税的最根本原因。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个人都在追求本身利益的最大化，我们知道，价格=成本+利润+税收，在价格和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利润和税收就是怎样的公正合理，都意味着纳税人直接经济利益的一种损失。所以在利益驱动下，使得一些企业除了在成本和费用上做文章外，也打税收的主意，以达到利益最大化。

3．2我国地方政府的纵容也是造成避税的重要原因。许多外企在本国都很守法，而却在中国违法，这只能说明，外企在中国的逃税成本大大低于国外。改革开放后，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各地都实行了多种多样的优惠政策。其中x~J’l-资的税收优惠往往被列为重要内容之一。另外，一些地方政府把引进外资作为政绩的考核指标，但这种指标却往往只注重了数量，忽视了效益。有的人生怕破坏了本地的“软环境”，一旦处理外戚涉税案就会听到各种奇谈怪论。以为加大税务查处力度会产生负面影响。理由是，将会造成外资企业流失，而潜在的客户也会不敢来中国投资。于是“软环境”过软，外商投资企业顺水推舟，在税收问题上，能逃则逃。能避则避，能漏则漏。

反避税范文篇4

我国“反避税”立法情况最新进展

为应对在日益复杂的经济形式下企业不断多样化的避税手段，我国政府也在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我国进一步强化税收管理、依法治税、和谐征税，促进税制公平和社会和谐进步提供了保障。主要方面如下：（一）针对关联交易的反避税立法我国2008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增加了一章“特别纳税调整”，规定了税务机关对各种因避税而进行的特定纳税事情所做的调整，这是针对关联交易的反避税性政策规定，将反避税纳入了法制的轨道。关联方交易纳税调整方法主要遵循的原则为：1.独立交易原则新《企业所得税法》第41条规定：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企业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企业与其关联方共同开发、受让无形资产，或者共同提供、接受劳务发生的成本，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当按照独立交易原则进行分摊。对于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如果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了企业或其关联方的应纳税收入或所得额的，税务机关可以按照合理方法进行调整，具体方法包括：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交易净利润法、利润分割法等。2.预约定价原则新《企业所得税法》第42条规定：企业可以向税务机关提出与其关联方之间业务往来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税务机关与企业协商、确认后，达成预约定价安排。企业可以就其未来年度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如转让定价方法、可比因素和合适调整、对未来事件的关键性假设等，向税务机关提出申请，与税务机关按照独立交易原则协商、确认后达成协议，作为课税的依据。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免除税务机关事后对转让定价进行调整。3.反资本弱化原则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通过减少股份资本、扩大贷款规模方式，来增加利息支出从而转移应税所得，实现税收负担最小化，对受资国家的税收权益将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为此，《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了反资本弱化规则。新《企业所得税法》第46条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此外，《企业所得税法》第43条特别要求“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时，应当就其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附送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第44条规定“企业不提供与其关联方之间业务往来资料，或者提供虚假、不完整资料，未能真实反映其关联业务往来情况的，税务机关有权依法核定其应纳税所得额。”第45条规定“由居民企业，或者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低于本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税率水平的国家（地区）的企业，并非由于合理的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的，上述利润中应归属于该居民企业的部分，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的当期收入。”（二）针对流转税税基的反避税立法通过价外费用进行税收管理，是政府反避税的重要策略之一。税法规定的各种性质的价外费用都要并入销售额计算征税，目的是防止企业以各种名目的收费减少销售额逃避税收。200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对价外费用也进行了修订。实施细则第12条规定：价外费用，包括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基金、集资费、返还利润、奖励费、违约金、滞纳金、延期付款利息、赔偿金、代收款项、代垫款项、包装费、包装物租金、储备费、优质费、运输装卸费以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修改后的实施细则将滞纳金和赔偿金也列入价外费用，此外，还完善补充了不应列入价外费用的项目规定。根据新的经济形势，对于价外费用的进一步明确，有助于税务当局确定流转税税基，保障流转税收入。（三）针对商业交易活动应遵循的税务规则的反避税立法在国际领域，“商业目的原则”被广泛应用在政府反避税活动中，以限制纳税人的行为。合理商业目的将成为未来企业经济决策的首要考虑内容，每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都会尽量减少税收成本，但区分是否避税的分寸就在于是否有合理的商业目的。鉴于企业避税手段越来越隐蔽，新《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规定：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上述所说的“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是指违背立法意图，且主要目的在于获得包括减少、免除、推迟缴纳税款或税法规定的其他支付款项，或者增加返还、退税收入或税法规定的其他收入款项等税收利益的人为规划的一个或一系列行动或交易，包括任何明确或者隐含的、实际执行或者意图执行的合同、协议、计划、谅解、承诺或保证等以及根据它们而付诸实施的所有行动和交易。这一条款给予了税务机关执行税收管理的必要法律依据，只要企业在运作上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税务机关就有权发起反避税调查。此外，《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号）还规定：有关工资薪金的安排，不以减少或逃避税款为目的。（四）政府反避税的调整及处罚规定对于企业的避税行为，政府在反避税活动中可以对其进行纳税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23条规定：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或者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安排的，税务机关有权在该业务发生的纳税年度起10年内，进行纳税调整。第121条规定：税务机关根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企业作出特别纳税调整的，应当对补征的税款，自税款所属纳税年度的次年6月1日起至补缴税款之日止的期间，按日加收利息。前款规定加收的利息，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第122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48条所称利息，应当按照税款所属纳税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与补税期间同期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5个百分点计算。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出台和实施是我国反避税法律工作不断进步和完善的标志。不仅拓宽了反避税的范围，明确了预约定价制度，且明确了企业的举证责任。虽然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但和之前我国对于反避税工作多数采取行政干预的方式相比，当前我国已经开始重视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塑造公平、健康的法制环境，不断缩小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十二五”时期我国反避税工作展望

国内避税不仅会造成国家竞争条件的扭曲，资本的非正常流动，还会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国际避税则直接侵犯了税收主权利益。因此，各国都非常重视反避税的研究，特别是国际反避税的研究。以法律的形式规范避税行为是现代社会文明的表现和法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十二五”时期税收发展规划纲要》（国税发[2011]56号）也明确指出，“十二五”时期要按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在加强国内税收管理的同时，加强国际税收管理和反避税工作，维护国家税收权益。加强反避税立法，拓展反避税领域，加大反避税调查调整力度，完善反避税工作机制。新时期的反避税工作是要在保证国内税源的良好征管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国际间的税收合作。（一）继续完善反避税立法，营造公平法制环境2011年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全年通过反避税手段增加税收贡献239亿元③，可谓成效显著，但是我国反避税立法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不断完善。1.加强专门反避税立法面对企业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的避税手段和避税活动，单纯靠修改和完善我国现行税法不能达到有效规制企业避税的目的。我们必须在现行税法得以完善健全的基础上，立足本国国情，以规制避税的法律原则为指导，大力加强专门的反避税立法。针对企业通过转让定价、避税地避税、资本弱化等避税手段制定单独、详细的执行规章，形成系统的国家反避税法律体系。2.完善税收征管体系税收征管工作效率高低与反避税工作成效显著相关，基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税收管理的需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入发展，各国围绕税源国际化、维护国家税收权益的竞争日趋激烈。国家税务总局了《加强国际税收管理体系建设的意见》（国税发[2012]41号），强调在反避税领域，要将管理、服务、调查并重，创建反避税防控体系，促进反避税工作向纵深发展。建立健全的税收管理体系，是我国税源管理的保证，也是我国顺利深入开展反避税工作的保证。（二）切实加强国协调合作，与国际反避税立法接轨国际税收协作是我国反避税工作的有力武器。据悉，自2009年9月以来，我国与巴哈马、百慕大、开曼和阿根廷等8国家（地区）正式签署了税收情报交换协定。由于强化税收管理国际协作加强等因素，非居民企业所得税近年来一直保持较高增长幅度，2011年全国共组织非居民企业税收1025.89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④新时期，继续加强国家协调合作，也是我国反避税工作的重点内容。1.完善税收协定条款内容现实中，由于各国税收政策差异，跨国纳税人在收入来源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税收纠纷，如双重征税、税收歧视等问题。签订反避税的国际税收协定或公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截止到2011年5月，我国已对外正式签署9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协定中规定的避免双重征税的方法、税收情报交换以及协商程序等内容都有助于解决跨国纳税人的税收争端，但由于一些协定签订时间较早，协定内容已经与我国当前“走出去”经济战略相违背，“十二五”时期，不仅要继续对早期谈签的税收协定的条款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对于新签订的税收协定也要未雨绸缪，尽可能考虑到我国“走出去”企业，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防范于未然。2.签署税收征管互助协议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带来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日益频繁的国际流动，国家税基出现国际化趋势，经济活动及涉税信息、征管问题的国际化与税收管辖权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一个税收管辖权区域内的税收主张需要在另一个管辖权当局的协助下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断通过税收协定加强国际税收协作成为必然。签署税收征管互助协议，或者在税收协定中增加征管互助条款，规定缔约双方在税款的追缴方面互相提供协助的义务；完善情报交换，使我国与相关税收协定缔约国家的主管当局相互交换所需信息，这样不仅能够使我国税务机关充分了解“走出去”企业在缔约国经营状况，保证税源，有效的防范跨国企业避税，保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能平稳、健康地发展。3.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十二五”时期，为了更好地完成反避税工作，与国际反避税立法接轨，我国需要继续积极参加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UN(联合国)、IFA（际财政协会）和SGATAR（亚洲税收管理与研究组织）等国际会议，参与到规则制定工作中。利用JITSIC（国际反避税信息中心）渠道获取反避税相关信息提高调查案件的质量和进度。

本文作者：黄爱玲杜爽工作单位：吉林工商学院

反避税范文篇5

根据上述对一般反避税条款相关规范与学理的分析，避税成立需同时满足四个要件。其中税收利益与特定行为介入时间的判断较为明确，有疑问的是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企业的特定交易行为是否为避税取决于其安排有无合理商业目的；而依据《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九十三条规定，税务机关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审核企业的特定行为是否为避税。这就产生避税是否要同时满足这两个要件的争议。从法律功能角度来看，由于这两个要件的功能均在厘清避税与节税的界限，似可当成同一要件来对待。基于避税所选择的滥用法律形式通常没有合理商业目的，但如纳税人能证明除税收利益外，还有其他商业目的或经济目的，且后者大于前者，则可排除主观避税意图。因此，笔者认为以上规范没有冲突，当纳税人需要证明特定交易存在合理商业目的，则特定交易行为必然存在滥用法律形式的嫌疑，不然为何要继续证明是否有合理商业目的呢？

所以，通常只要满足滥用法律形式要件，另一不具合理商业目的要件也会满足。两者相辅相成，只是一个是通过客观上实质重于形式来表述，另一个是侧重主观避税意图。最后，判断避税一般要件可按如下步骤：第一步，进行税收利益测试分析，特定交易行为是否造成全部或部分税收利益的结果；第二步，如是，再进行时间分析，特定交易行为是否在税收债务要件满足之前；第三步，如是，再进行人为安排测试，事前特定的安排是否有异于一般交易藉以归避税法适用，而依税法规定意旨原应对其按与通常交易相当的经济效果征税；第四步，如是，再进行动机测试，判断此种法律交易安排的形式，其目的之全部或主要部分是否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违反税法意旨。当满足以上所有要件时，税务机关可按一般反避税条款规定在合理裁量范围内就个案进行避税认定与应纳税额调整。

二、一般反避税条款适用的合理界限

作为“兜底”条款，一般反避税条款适用的合理界限问题十分重要，笔者举一个典型的合并例子来分析。甲、乙为两家公司主营业务不相同公司。甲公司因经营不善发生巨额亏损，被乙公司合并。试问甲公司合并前已发生的亏损是否可由乙公司来承继？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十八条规定，企业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但在公司合并时，由于前后主体主营业务不同，引发不同主体的亏损该如何归属的疑问？又依据《税收征管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纳税人合并时未缴清税款者，应当由合并后的纳税人继续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但只规定纳税义务的继承，未规定企业所得税的亏损扣除权是否可由合并后的公司承继。而依权利义务概括承受的法理，应准许扣除已发生而尚未到期的亏损。在正常交易秩序下，合并前后法人的税收负担应该一致。公司合并前已发生的亏损如一律不准许扣除，恐将造成合并的税收障碍，使合并后较未合并前在税法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形同对合并的惩罚。但如完全准许其扣除亏损而不加以任何限制，则又难以防止专以享受亏损扣除而进行的避税行为。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目前实务上采取限额说，原则上消灭公司的亏损不得在存续公司或新设公司中结转弥补，只有例外满足特定条件按特殊性税务处理才可由存续公司或新设公司弥补消灭公司的亏损，并且还有数额的限制。

那么，如何区分公司是为组织改造而合并，还是专为取得税收利益而合并？这当中尤以该合并是否属于滥用法律形式以及该合并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最为关键。在本案中，若乙公司愿意购买巨额亏损的甲公司，看重的不是税收利益，而是看好该产业未来前景，藉由通过合并方式以达快速控制市场的目的，则该合并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更何况合并对价可能大于因亏损扣除可能会获得的税收利益。对一般反避税条款适用的合理界限，笔者的观点是：

（一）禁止过度干涉企业经营自主权

税务机关在判断特定交易行为是否为避税行为时，必须对企业或个人的经济自由选择保持最大程度的尊重。故如公司合并符合前述要件并取得巨额税收利益，虽然其选择用合并方式不是常态，但基于公司经营与决策自由的保障，税法不应过度干涉。换句话说，纳税人没有主张依法避税的权利，但也没有非得选择按常态方式进行交易的义务。

（二）一般反避税条款与个别反避税条款的适用关系

相对于个别反避税条款适用于典型的避税行为，多数人习惯将一般反避税条款的性质界定为“兜底条款”。也就是说，当适用个别反避税条款不成立，还有再继续适用一般反避税条款的机会，因此两者在法律适用的关系，一般反避税条款具有补充个别反避税条款不足的作用。但《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既已规定：“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已有“明示其一，排除其他”的深层次意味在内。因此，笔者认为，如果先适用个别反避税条款，但仍不能认定为避税，则不应再回头适用一般反避税条款。一般反避税条款与个别反避税条款的适用关系可以用诉讼上既判力来比喻，适用个别反避税条款不论最后是否构成避税的认定，均不宜再启动一般反避税调查，以免纳税人在避税的认定上遭受不可预料的突袭式评价。

反避税范文篇6

【关键词】国际避税趋势反避税法规完善

【正文】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已成必然,按照公认的多边贸易规则,我国将为各国(地区)的贸易伙伴提供更为宽松、透明的投资环境和更加广泛、稳定的市场准入机会。伴随着跨国投资经营者的大量涌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所酿就的形形色色的国际避税手法也将在中国获得更为广阔的表演舞台,因此预测跨国纳税人的避税趋势,制定、完善反避税法规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是中国政府及税务部门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跨国纳税人避税的趋势

随着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在国际间流动的加快,跨国纳税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利用各国税法差异和漏洞进行国际避税手法不断翻新,且愈来愈复杂愈隐蔽,并将随着国际贸易伙伴的大量涌入而在中国滋生蔓延。其主要为:

1.利用转让定价避税。转让定价方式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人为地压低中国境内公司向境外关联公司销售货物、贷款、服务、租赁和转让无形资产等业务的收入或费用分配标准,或有意提高境外公司向中国境内关联公司销货、贷款、服务等收入或费用分配标准,使中国关联公司的利润减少,转移集中到低税国家(地区)的关联公司。这种转让定价避税方式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即已存在,但至今仍是方兴未艾。究其主要原因,一是税务当局查询掌握国际市场价格的渠道不畅通。要防范转让定价所致利润转移,关键是要掌握国际市场上各种原材料和产品价格,当前我国缺乏统一有效的价格信息中心,以致税务部门因无法准确掌握国际市场价格信息而难以发现及调整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问题。二是举证材料真假难辨。目前关联企业所提供的境外采购和销售发票真假混杂,出具伪证不乏其人,使得税务部门不得不根据关联企业自报材料分析判断后进行适当调整,工作仅停留在表面上。三是反避税工作未得到相关部门及地方领导的普遍重视与配合,工作阻力较大。转让定价避税的防范与遏制工作的滞后,必将使转让定价成为跨国纳税人普遍采用的避税手法并继续蔓延。

2.利用国际避税地避税。国际避税地是指为跨国投资者取得所得或财产提供免税和低税待遇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国际避税地良好的“租税乐园”环境,为世界众多跨国投资者所青睐。目前,跨国投资者采用国际上通行的避税手法,通过在避税地建立的基地公司虚拟中转销售、劳务、提供贷款发放等,人为提高进口设备、原材料、劳务和权力价格以及贷款利率,人为压低出口货物价格,加大分配给位于我国境内常设机构的费用,转移企业所得,逃避我国税收。而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跨国投资者将可能进一步运用避税地功能,通过在避税地建立不同形式的各类公司,分别处理其不同的业务和收入,通过一系列主体的非移动和客体的转移相结合进行资财信托避税等等。

3.滥用国际税收协定避税。国际税收协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和调整国家间税收利益分配关系,本着对等原则,经由政府谈判所签订的一种书面协议。为达到消除国际双重征税目的,缔约国间都要作出相应的约束和让步,从而形成缔约国居民适用的优惠条款。截止1998年3月止,我国已同58个国家签订税收协定,其中同50个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已生效并执行。然而国际避税活动是无孔不入的,一些原本无资格享受某一特定税收协定优惠的非缔约国居民,采取种种巧妙的手法,如通过设置直接的导管公司、设置踏脚石导管公司、直接利用双边关系设置低股权控股公司而享受税收协定待遇,从而减轻其在中国的纳税义务,这种滥用税收协定避税的行为也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而产生。

4.利用电子商务避税。电子商务是指交易双方利用国际互联网、局部网、企业内部网进行商品和劳务的交易。目前全球已有52%的企业先后进行电子商务活动,据国际电信联盟统计,1997年全球电子商务的营业额已高达500亿美元,预计到2001年可能会达到3000亿美元。电子商务活动具有交易无国籍无地域性、交易人员隐蔽性、交易电子货币化、交易场所虚拟化、交易信息载体数字化无形化、交易商品来源模糊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使得国际税收中传统的居民定义、常设机构、属地管辖权等概念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约束,无法准确区分销售货物、提供劳务或是转让特许权,因而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既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世界各国政府当局提出国际反避税的新课题。

二、避税行为界定与反避税原则

跨国纳税人避税手段的多样性,避税活动的跨国性,避税成因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政府未来所面临的仍是棘手、复杂、艰巨的反避税斗争。为在反避税中既维护国家经济权益,又不因工作差错而挫伤遵纪守法的跨国投资者积极性,客观需要准确界定避税、逃税、节税界线,在此基础上,遵循一定的原则,积极有效的防范遏止跨国纳税人的避税行为。

1.国际避税、逃税、节税是性质不同的概念。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各国税法的差别和漏洞,通过人或资财的国际流动或不流动,减轻或规避纳税义务的行为。逃税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国际税收管理合作的困难和漏洞,故意违反税收法规,采取种种隐蔽的欺诈的手段,偷漏国家税收的行为。虽然避税与逃税的客观效果都是损害国家财政利益及扭曲公平税负,但两者又有着明显的区别:(1)减轻纳税义务行为所依托的条件不同。避税主要是以各国税法的差别和漏洞为依托;逃税主要是以各国税务合作的困难和漏洞为依托。(2)运用的手段不同。避税一般是运用如转让定价,通过人或资财移动等等较公开的手段进行;而逃税一般是通过欺骗、迷惑、不陈述、隐匿等等较隐蔽且欺诈的手段进行。(3)法律的判定与处理不同。对避税行为,各国基于本国财政经济政策及法律标准,合法与违法的判定兼有之,但在处理上,对避税一般是补税而不加以惩罚;而对逃税各国都判定为违法行为,除补税外还要依法加以处罚。由此可见,避税与逃税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此外,避税与节税也是一对内涵不同且易混淆的概念,对此我国理论界实务界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节税指的是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当存在多种纳税方案的选择时,纳税人以税收负担最低的方式来处理财务、经营、交易事项,此种以着眼于纳税人总体决策,以税制为主要参数所进行的合法合理的策划行为通称为“节税”,前提是其符合国家税收政策导向;而避税是纳税人钻税法漏洞,通过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安排来达到规避或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其行为虽没有直接触犯税法,但与国家税收政策导向相悖,且破坏公平竞争的赋税环境。

2.反避税斗争应遵循的原则。借鉴国际反避税经验,我国反避税斗争应遵循的原则是:第一,有理有据的原则。即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反避税法规,在处理避税案件时必须注重确凿的避税证据,并按国际惯例及法规规定调整应税所得。第二,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对同一性质的避税活动应同等处理,而不能因跨国纳税人的国别(地区)或经营行业不同而有所区别。第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由于避税的复杂性,反避税中必须注重避税证据,而证据的取得并非是件易事,因此虽然所有的非节税性质的避税活动均应列入反避税范围,但对偶尔避税且避税金额不大的,可依据各地征管力量、征管水平灵活处理。第四,符合国际惯例的原则。由于避税、节税与逃税在实践中难以界定,在处理避税案件时应根据国际惯例,对节税性质的避税,征收机关不得调整与处罚,而应侧重于修正本国税法及有关法律,倘若符合国家产业经济政策的,则应以予支持鼓励;对非节税性质的避税,税务机关应依法合理调整应税所得,补税而不加以处罚。

三、完善我国反避税法规

我国现行防范、遏制国际避税活动主要依据的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反避税条款及财税机关依据这部分条款所规定的相关办法,虽然这些条款办法在防范遏制外商企业避税行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反避税工作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第一,现行反避税条款仅针对跨国纳税人通过境外联属企业转让定价避税的问题作出相应的约束,实际上,跨国纳税人在我国的避税活动不仅有转让定价形式,还有诸如利用地区税收倾斜政策,利用新办企业优惠条款避税,利用避税地基地公司避税,通过电子商务活动避税等等。第二,跨国纳税人在我国的避税活动的多样性,决定了我国必须建立以税务部门为主,工商行政管理、外经贸、海关、银行、审计等有关部门配合的反避税网络。为使反避税网络的正常运行,客观要求反避税工作必须以国民经济管理法规为法律保障,以协调规范各部门行动,但由于我国现行反避税条款作为所得税法的组成部分,尚属财政金融法规范畴,其调节规范的作用必然是有限的。第三,现行涉外企业所得税法的反避税条款缺乏全面性、系统性、规范性。例如,实施细则第四章第52条至第58条,对关联企业业务往来只做原则性规定;又如实施细则第53条第2款规定:“企业有义务就其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向当地税务机关提供有关的价格、费用标准等资料”,但对如何提供、程序如何却缺乏具体的规定;再如实施细则第54条关于调整转让定价的方法规定过于笼统,操作中所需的调整公式都未列出。第四,现行个人所得税法没有反避税条款,而实际上来华的跨国纳税人亦有避个人所得税的现象存在。

基于上述各项问题,笔者认为,我国有必要制定一套较系统和完整的反避税单行法规。具体做法可分两步走:第一步,分别制定外商企业和外国个人的两个单行反避税法规;第二步,经过一段时期实践,再把两个反避税法规合并为统一的单行反避税法规。借鉴国外反避税法规的立法经验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跨国纳税人的单行反避税法规应包括:(1)总则。包括对避税的定义、避税行为的认定、反避税法规的适应范围、对关联企业的确定标准。(2)纳税人举证的法律责任。应包括纳税人延伸提供税收情报的义务及对国际避税案件有事后提供证明的义务。笔者认为,对某些国家规定的“纳税人对某些交易行为有事先取得政府同意的义务”的做法,我国可不采取这种做法,因为这一规定被大多数国家认为是严厉的立法方式并受到抨击。(3)税务机关的权力。包括税务机关对避税案件的调查权、立案权和处置权等等。(4)避税的税款调整与处理。现行所得法及实施细则仅对关联企业转让定价的调整作出原则性规定,既不全面又不利于具体操作。为此,反避税单行法规制订时,一要尽可能把各种避税活动的调整纳入法规中;二要把调整的原则、程序、计算公式尽可能详细规定。(5)有关部门的权利与义务。跨国纳税人避税活动的客观原因主要是我国税收法规存在漏洞,但与有关的部门经济法规及部门的控管措施亦有一定的关系,为此应在修订部门经济法规的同时,依照部门职责,在反避税法规中明确有关部门反避税的权利与义务,例如:外经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跨国公司开业审批及注册登记的权利与义务;会计师事务所对跨国公司资产评估与经营业务审核的权利与义务;海关对进出口物资、材料控管的权利与义务;银行对跨国纳税人往来帐户管理及为税务机关提供资料的权利与义务等。(6)罚则。参照国际惯例,对违反法规的行为加以约束和防范,该补税的补税,该处罚的处罚,不仅对纳税人适用,而且对不按反避税法规规定承担义务的有关部门也适用。

此外,随着电子商务在国际上的广泛运用,我国政府在研究制定电子商务税收的同时,应针对电子商务活动可能存在的种种避税手法,制定符合国际规范的反避税条款,以适应我国全方位反避税工作的需要。

【参考资料】

[1]朱洪仁.国际税收筹划[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葛惟熹.国际税收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反避税范文篇7

[论文摘要]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避税行为日益成为跨国纳税人的首选手段。我国在反国际避税方面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应进一步加强反国际避税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强税收法律制度的建设。

二战后，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加之许多国家的税率和实际税负呈现上升趋势，国际税收领域内的避税和逃税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和逃税不同，国际避税行为虽不违法，但它引起了国际上资本的不正常流动，侵害了有关国家的税收利益，并且对纳税人心理状态产生了不良影响。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对外经济交流的扩大,尤其是我国现在已经是WTO的正式成员,国际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国际避税问题，在中国也开始出现并且呈现日益严重的趋势。致使中国每年实际损失远远超过300亿元。因此国际避税也正成为值得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一、国际避税概念的界定

关于国际避税的概念，通常认为，国际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各国税收法律规定上的差别，采取变更经营地点或经营方式等种种公开的合法手段，以谋求最大限度减轻国际纳税义务的行为。主要是跨国纳税人利用各国税法规定上的差别、漏洞或不足减少纳税义务。

二、国际避税的主要方式

当前国际避税的方式有很多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利用转让定价避税。转让定价又称“转移价格”、“价格转移”，是指关联企业之间在转让货物、无形资产或提供劳务、资金信贷等活动中为了一定的目的所确定的不同于一般市场价格的一种内部价格。利用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转移收入和费用，是跨国公司国际避税采用的最常见方法。

2.滥用税收优惠政策避税。滥用各种税收优惠，主要是指跨国公司利用各国税制的差异，以税负较轻的投资经营形式和收入项目(即低税点)，达到最大限度地规避税负的目的。

3.利用资本弱化避税。所谓资本弱化，是指跨国公司对其外国子公司的融资主要以提供贷款而非股权投资的方式，还包括子公司在母公司的安排下从外部借贷资金并由母公司担保的融资作法。在这两种情况下，子公司的负债与股本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正常情况下公司的负债与股本的比例。结果增加子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减少应纳税所得额，逃避企业所得税。

4.利用避税地避税。避税地是指为跨国投资者取得所得或财产提供免税或低税待遇的国家或地区。跨国投资者通过在避税地建立的基地公司虚拟中转销售、劳务、提供贷款等，加大分配给我国境内常设机构的费用，转移企业所得，逃避我国税收。

5.滥用国际税收协定避税。国际税收协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所签订的一种书面协议。然而一些非缔约国居民，采取种种手法，滥用国际税收协定。从而减轻其纳税义务。

三、我国在反国际避税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入世后，跨国公司为了谋求利润最大化，采用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对此，我国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反避税措施，但我国在反国际避税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1.我国相关反避税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我国现行防范、遏制国际避税活动主要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反避税条款，及财税机关依据这部分条款所规定的相关办法，我们应当承认这些条款在防范、遏制外商企业避税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艰巨的反避税工作要求尚有较大差距。

2.无法及时掌握国际市场价格、成本、行业利润率、贷款利率等信息。在外商投资企业的避税方法中，最常见是通过转让定价来转移利润。要防范避税，关键是要掌握国际市场上各种商品价格、成本等信息资料。而目前外商企业的购销大权基本上为外商垄断，税务部门无法及时掌握国际市场价格、成本、等信息。因此反避税工作困难重重，难以顺利进行。

3.我国税务人员的业务素质与反避税工作的要求不相适应。由于我国的反避税工作起步晚，所以税务部门对国际市场行情缺乏了解，税务人员缺乏丰富的反避税经验和较强的外语能力。这些都给反避税工作带来了困难。

四、进一步加强我国反国际避税的法律措施

国际投资环境研究报告表明，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主要由社会稳定、政治清明、市场容量大、资源丰富、劳动者素质高和劳动价格低廉等因素所决定。明智的外商决不会因为我国政府实施反避税而从我国抽走其投资。为维护税法尊严，创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我国要加大力度积极实施反避税策略。

1.修改完善所得税法。避税产生的客观原因在于税法本身的缺陷，要想尽可能地使税法条文结构完整，措词严谨，使税制的内在机制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我国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反避税条款的基础上，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反避税专门法规，加大对跨国纳税人避税的惩罚力度。

2.针对利用资本弱化、避税地进行国际避税，制定、完善相应的特别涉外税收法。我国现行税法对资本弱化问题作出的规定不完善，可参照国外做法予以明确。如可以规定负债与资本比率达到75%以上的属于资本弱化，利息不予扣除。另外应制定反避税地特别法规，彻底切断跨国公司与避税地之间的利润转移。

3.在税收征管法中强化纳税人负有延伸提供税收情报的义务。我国在涉外税收征管实践中，有必要在税收征管法中强化纳税人提供其经营资料的义务。明确纳税人提供税收情报的义务，将举证责任转移给纳税人，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否则，就可认定其有避税嫌疑。

反避税范文篇8

随着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关联度的日益紧密，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及劳务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跨国纳税人避税的方式除了传统的“高进低出”外，更多通过转让定价及资本弱化等手段，更有甚者利用电子商务其独特的数字化、虚拟化、国际化等特点，在现行税制未能涉及的领域大举避税，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常设机构”概念受到挑战，税收管辖权的认定出现冲突，避税问题也随之更加复杂化。

作为基层税务机关，如何在国际税收管理中反避税，我们认为：首先分清避税的税务原因及非税务原因。税务原因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逃避所得税。一是跨国关联企业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税率差异，将高税率国的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国。二是利用转让定价把利润转移到避税地（低税国）进行避税。（2）逃避预提税。按照国际惯例，世界各国对外国公司或个人在本国境内取得的消级投资收入均征收预提税。在没有税收协定的情况下，预提税税率也是比较高的。因此，子公司便利用低价提供产品的办法将投资收入转移到母公司，代替股息、利息、租金或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从而逃避预提税。非税务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扶植国外新建公司，增强竞争优势；（2）调节子公司的利润水平；（3）转移资金，多得补贴与退税；（4）避免外汇风险；（5）加速成本回收和利润汇回。在充分掌握的基础上，采取相应措施将企业传统的避税之路堵截，同时应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适时研究新形势下避税的成因及反避税策略。

一、现行反避税措施不足是跨国公司避税的一大原因

我国现有的反避税措施主要集中于防止转让定价的法规上。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细则》、《征管法》及《实施细则》、《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国税发[2004]143号）、《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试行）（国税发[2004]118号）及《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工作规程》（国税发[2006]70号）等。上述条款为我国反避税工作确立了法律依据，但由于是原则性规定，过于笼统、抽象，在具体的反避税实践中还显得远远不够。

（一）反避税立法存有空白

《征管法》及《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有关关联企业转让定价税务管理的规定，虽然标志着我国的反避税工作步入了法制化轨道，并在防范、抑制外商投资企业避税行为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反避税立法工作还刚刚起步，对纳税人利用资本弱化、滥用税收优惠、通过电子商务等手段实施避税的行为尚未进行反避税立法，导致税务机关对这些避税行为展开调查调整缺少法律依据，反避税工作无法深入展开。这不仅造成了我国税款的大量流失，损害了国家利益，而且也影响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健康发展。

（二）转让定价相关管理规程尚不完善

《征管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细则》中关于关联企业转让定价的论述与《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国税发[2004]143号）构筑了我国转让定价税收管理基本框架，但从工作实践和与发达国家的转让定价税制相比，我国的转让定价税收管理尚不完善。如对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税务调整缺乏具体规定，造成调整起来较为困难；对“关联企业”这一关键词没有明确的定义，造成纳税人对关联企业和关联关系认识不足，申报资料不准确，税务机关难以准确掌握；部分条款过于粗略模糊，缺少详细规定，在实践中很难操作。

（三）没有明确规定纳税人的举证责任

我国《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规定：“纳税人有义务就其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向当地税务机关提供有关的价格、费用标准等资料”，但由于没有明确纳税人对提供的资料是否合理负有举证责任，这一责任便落在了税务机关的头上。如果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避税行为，往往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来提供足够的证据以证实、调整。由于目前税务机关获取信息的渠道尚不完善，加之人力、经费的约束，往往无法获得足够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若纳税人拒不调整，反避税调查调整往往因此搁浅，无法继续展开；反之，若税务机关强行调整，在法庭诉讼中又往往因缺乏有力证据处于不利地位。

（四）没有明确规定税务机关对纳税人不按规定提供（举证）境外关联交易资料或提供虚假资料的核定征税权

在反避税调查中，税务机关面临最多的是被调查纳税人不提供资料（举证）、不按规定提供资料或提供虚假资料的难题，税法没有规定税务机关可以就此核定利润征税。全部避税证据都由税务调查人员收集，不仅做不到，也使反避税效率低，成本太高。对纳税人来说，现行税法的处罚相比可能补缴的巨额税款显得太轻，没有威慑力。在近年的反避税调查中，不提供资料或提供虚假资料的纳税人所占比重上升，反避税难度加大。

（五）对避税行为没有设立相应的处罚条款

我国现行《征管法》和有关转让定价税收法规并没有对企业因转让定价而导致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作出加收滞纳金和处罚的规定，也没有对企业利用转让定价而少缴税款的行为进行定性。企业因转让定价而减少应纳税所得额或应纳税款的行为，只要在税务机关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纳税所得额调整或补缴税款则不会被加收滞纳金或罚款。《征管法》只规定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未按时提供或提供虚假关联交易资料的可进行处罚，对企业因转让定价而导致少缴应纳税款的没有作出处罚的规定，从客观上助长了企业不按公平交易原则进行交易的行为发生，导致企业避税成本很低，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没有成本，大大影响了反避税工作的打击力度，不利于我国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和税收环境。

二、电子商务的存在是外企避税的另一大原因

电子商务是一种整合了商业运作中的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并以电子传递的方式或部分电子形式通过计算机网络来完成的商品交易新模式。以无纸化、无址化、无形化、无界化、虚拟化为特点的电子商务完全打破了由传统税收法律解决税收及相关问题的平衡状态，暴露出税收法律制度的许多空白和盲点。在这种新型贸易方式中避税现象严重损害了税收主权国的税收权益，必将影响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我国现行税制面对电子商务的挑战存在许多盲区，反避税实践更显得力不从心。

（一）电子商务情况下纳税主体难确定

传统方式下交易双方明确，确立纳税义务人较为容易。但在互联网上网址并不对应于现实世界的地址，网站名称与设立人的地址或所有者身份并无必然一致性。因此电子商务下的纳税主体呈现多样化，模糊化和边缘化等特征。传统的税制是以属地、属人原则确定税收管辖权的，而现行电子商务的发展使经济活动与特定地点的关系弱化，从而对通过互联网提供的贸易或服务很难控制和管理。因此网络交易纳税人极易利用电子商务主体难以确定的特点进行避税，而主管税务机关更无法判断交易双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二）电子商务情况下交易环节模糊不清

一是交易形式模糊。电子商务构造了虚拟的商业环境，是信息化和无纸化的交易。其交易环节主要发生在国际性的电子商务、企业间的电子商务和企业对个人的电子商务之中。在互联网上，交易主体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交易，商业中介作用被削弱和取消，中介代扣代缴税款的作用也随之削弱。企业同企业或企业同个人可以直接进行网上交易使传统利用纳税人的银行账户进行检查的方法变得苍白无力。二是交易内容模糊。传统税收征管和稽查，是建立在有形的凭证、账册和各种报表的基础上，通过对其有效性、真实性、逻辑性和合法性的审核，达到管理和稽查的目的。而在电子商务中交易双方可以不开发票和不作账目记录，或做各种报表和凭证也都是以电子凭证的形式出现和传递的，而且这些数据可以轻易地加以修改，不留下任何痕迹和线索，这样就使得交易的内容变得非常模糊，纳税人的交易数量和金额很难确定，相应税额就更难考证，电子商务纳税人可以轻易避税，主管税务机关很难核定其交易额。

（三）电子商务情况下常设机构难定义

传统的税收是以常设机构，即一个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经营活动的固定经营场所来确定经营所得来源地。而电子商务是完全建立在一个虚拟的市场上，企业的贸易活动不再需要原有的固定经营场所、商等有形机构来完成，大多数产品和劳务的提供也不需要企业实际出现，而仅需一个网站和能够从事相关交易的软件。按国际上的一般做法，只有在某个国家设有常设机构，并取得归属于常设机构的所得才能被视为从该国取得所得，由该国行使地域税收管辖权征税。但在电子商务中这一概念无法界定。电子交易是一种全新的商业运作模式，其运作媒介不是有形的商业场所，而是虚拟的数字化空间。一家在线网络公司不需要在客户所在国设有机构场所，就可以把产品销售到全球网络的任何一个计算机站点。而且在整个电子交易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订立合同，支付货款。电子商务完全打破了空间界限，使传统意义上的固定营业场所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因此在电子交易环境下的常设机构便很难判断。在跨国电子商务中，所处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通过国际互联网络可以直接在计算机上完成谈判、定货、付款等交易行为。因此，在东道国境内设立营业场所、固定机构或委托人开展业务的传统方式失去其存在意义，使我国以物理存在标志为行使条件的来源地征税管辖权受到规避，这样势必造成税收的大量流失。

（四）电子商务情况下税收管辖权难确定

由于互联网无国界区域之分，任何一个税收征管当局都能宣称对其有税收管辖权，因此当一项交易发生时，应由哪个地区的税务机关对它行使税收管辖权便难以确定。国际商务中，各国对所得来源地的判定经常发生争议，这给行使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进一步加剧了国与国之间税收管辖权的潜在冲突，并为一些跨国集团的避税提供了方便。我国现行的税收管辖权是坚持属人与属地相结合的原则，目的是最大限度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但是收入来源地概念在电子商务中变得苍白，不易确定，交易双方往往借此避税。

三、完善反避税的举措

我国税法中有关反避税条款的设置应在立足于我国国情与反避税实际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惯例，有选择地引进、消化吸收，具体应在《征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关于反避税的实体性规定的基础上，对以下问题给予完善：

（一）引入利润总原则

建议在我国反避税立法中，在规定独立交易原则的同时，还应引入总利润原则。即税务部门对跨国公司企业内部定价不予过问，到了年度终了时，将总利润及其下属公司的利润汇总，再按合理的标准分配给总公司及各分公司，然后各自依据当地税收法律的规定，分别征收所得税。

（二）明确纳税人全面报告义务

在反避税立法中，应明确规定纳税人的全面报告义务，即纳税人在申请创立时，就应向税务机关详细申报其在我国境内外的关联企业的名称账号等；纳税人在创立后，每年报送年度会计报表和所得税申报表时还应同时报告与其当年有业务往来的关联企业的相关情况。

（三）强化纳税人举证的法律责任，赋予税务机关核定征税的权限

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采取由企业就其与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向当地税务机关提供证明其符合独立企业之间业务往来原则的资料；若企业不能证明，可参照《征管法》规定，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处罚和调整。同时应明确规定税务机关对不按规定举证或提供虚假资料的核定征税权限，改变税务机关在反避税工作中的被动局面。

（四）设立避税处罚条款

大多数发达国家对纳税人因转让定价等避税手段而少报应纳税额的行为一般都要处罚和加收利息，且处罚一般都较重。我国可借鉴发达国家的这种普遍做法，除了对纳税人因实施避税导致少申报应纳税所得进行纳税调整外，还应对因此而少缴纳的税款加收滞纳金，并给予相应的处罚，否则，其他国家处罚而我国不处罚将有可能使我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考虑到我国国情，设立处罚规定的严宽度应在众多国家中位于中间水平，并把纳税人在税务机关做出调整前进行自我纳税调整和按税法规定提交了有关资料这两项内容作为免于处罚的条件。对反避税税收调整所补征的税款应当加收利息。总之，对避税处罚条款的安排既要将企业避税行为和偷税行为有所区别，又要有利于遏制企业避税，减少或防止税收流失，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税收权益。

（五）对无形资产具体操作方法单独作出规定

因无形资产的特殊性，除了对无形资产含义的界定和调整方法的选择与运用要作出规定外，还需要对其可比性分析作出具体规定，如功能的可比性分析、风险因素的可比性分析、经济情况分析和企业的可比性分析等，使得对无形资产的转让定价调查调整更具可操作性。

（六）确定资本弱化限制条款的刚性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针对纳税人故意弱化企业股份资本而增加贷款融资比例以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建议采取比例限制法。在我国反避税立法中明确规定企业的资本金与债务的比率，当该比率低于法定比率时，超过部分的债务所负担的利息不得在企业成本费用中扣除，而应作为股权投资的股息处理，课征所得税。

（七）研发针对电子商务无纸化或电子化的应对措施

对有跨国交易的外企的纳税申报应采用方便、快捷的电子申报方式；实行财务软件备案制度，要求电子商务企业在使用财务软件时，必须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财务软件的名称、用户名和密码等信息，经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才能使用，同时立法加强对跨国交易电子商务纳税人与银行、海关、外管、税务等职能部门的网络即时信息交流制度。

（八）确定常设机构，统一税收管辖权

确定常设机构和统一税收管辖权是税收工作的基础，只有确定了常设机构和税收管辖权才能准确确定具体税率和相关政策，因此常设机构的界定和税收管辖权的确立对电子商务的征税起着决定性作用。传统商务是在传统的物理空间进行的，电子商务则不然，因此常设机构必须被重新定义。我们认为可以把网站的物理依托——服务器作为常设机构的物理条件，因为服务器是电脑硬件具有有形的特点。那么，如果企业拥有了一个网站／服务器，并通过它从事商贸活动，那么该网站／服务器就应该被看作是常设机构。国际上电子商务比较发达的国家都采用属人原则确定居民管辖权，其原因是发达国家的公民有大量的对外跨国经营活动，能够取得大量的投资收益和经营所得。而发展中国家则广泛使用属地原则确立来源地管辖权。但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收入来源地管辖权越来越难以适应国际税收的要求。只要是本国的居民从事电子商务活动，就得征税。因此我国应该逐步确立居民管辖权原则。

（九）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协调

电子商务打破了传统的时间概念和空间限制，表现出全球性特征，仅靠一国税务当局的力量很难全面掌握跨国纳税人的情况。因此要防止跨国网上贸易所造成的税收流失，我国必须与世界各国税务机关密切合作，积极参与国际互联网贸易政策的制定，不断扩大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情报交流，最大限度的扼制利用国际互联网避税行为的发生。为此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电子商务征税理论和原则的研究与制定。同时国家在制定涉及跨国电子商务税收的立法时应要加强与国际协调，借鉴国外立法的先进经验，在充分保障本国税收利益的前提下与其他国际组织加强协商，努力消除有关国际电子商务方面设置的税收壁垒。

其次不断加强国际情报交流与协调。要全面详细掌握纳税人在互联网上的跨国经营活动、获取充足的证据，不仅要充分运用国际互联网等先进技术，而且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配合和情报交流，特别是应该注意纳税人在避税地开设网址进行交易的情报交流，要防止纳税人利用国际互联网贸易进行避税。同时，还要加强同海外银行的合作，以税收协定的形式或规定海外银行的有关义务。

（十）加强税务机关自身网络建设

加强税务机关自身网络建设，加速实现与互联网全面连接以及与银行、海关、网上商业用户的连接，实现真正的网上监控，并加强与其他国家税务机关的网上合作，防止税款流失。

反避税范文篇9

一、内资企业所得税避税现状

2002年企业所得税征管体制改革后，实施企业所得税分享体制，新办企业所得税由国税机关征管。几年来，内资企业所得税征管不断加强，所得税收入逐年大幅增长，已成为国税机关工商税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增长点。2005年，无锡国税完成内资企业所得税收入163540万元，同比增长43.58%，占全部工商税收收入8.75%。

然而，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内资企业所得税征管存在诸多问题和矛盾，尤其是利益集团为实现利润最大化，通过关联企业关联交易实施所得税避税现象呈增多态势。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集团公司内部化优势，使国税机关在避税与反避税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集团公司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市场，并且通过行政命令来解决企业资源配置问题，集团企业由内部价格来调节。而内部化的结果就是集团公司形成内部化优势。内部化市场的重要特征就是关联交易转让价格的运用，在以股权控制关系为纽带的母子公司或子公司之间运用转让价可灵活地、优化地配置公司要素资源，以达到集团利润的最大化。二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差异以及税收优惠政策为集团公司避税筹划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按照现行税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定名义税率都是33%，但由于设立在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外商投资企业享受15%—27%不等的优惠税率，以及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享受“两免三减半”政策，并在工资、捐赠、交易费用等诸多方面具有税前扣除标准优惠，因此，外资企业实际税负在10%—15%左右，相比之下，内资企业实际税负约为25%，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以上。即便是内资企业，也存在着一些税收优惠特区，如新办商贸、民政福利企业等。由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以及不同经济类型性质的内资企业所得税政策存在一定差异，为集团公司通过开办多种政策性优惠企业，并与原内资企业发生关联交易实现避税提供了有利条件。三是一些地方政府过度的“招商引资”热为集团公司避税提供了保护。区域经济的兴衰是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标志，区域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首先需要扩大投资规模，然后才是技术更新、管理水平提高直至制度创新，因此资本雄厚的集团公司在区域经济兴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投资方向是决定区域经济兴衰的重要砝码。地方政府为了本区域的经济更加繁荣必然积极干预，以颇具竞争性的政策吸引力，争取“招商引资”最大化，在地方政府的竞争性政策中自然少不了财政返还、廉价出让土地及减免各种规费等规定，同时，为巩固存量投资也免不了对国税部门加强税收征管、稽查进行一定地干预，成为集团公司成功避税的坚强后盾。

二、内资企业所得税反避税设想

（一）加强宣传辅导，营造良好的反避税工作环境

1、及时向当地政府汇报反避税工作情况，积极寻求理解和支持。在内资企业所得税日常管理和汇算清缴中，要注重对关联交易的审核、分析、评估，并形成《关联交易分析报告》，向当地政府汇报，从而提高政府对反避税工作的关注度，使其充分认识到企业的避税行为，不仅严重侵蚀政府应得的税收收入，而且也扰乱了区域的经济秩序，造成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尤其是对本土同行业企业的冲击；认识到有效的税务管理对遏止避税行为，提高招商引资的运行质量，促进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

2.加强内部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干部反避税技能。通过集中培训与岗位练兵相结合，使国税部门所得税管理人员熟悉和掌握《关联企业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国税发［1998］59号和国税发［2004］143号）以及《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国税发［2004］118号）等反避税业务知识，为有效开展反避税管理提供智力保障。

3、加强外部税法辅导和典型案例宣传，致力提高企业依法纳税的遵从度。在税务登记环节、日常巡查以及年度汇算清缴中，应注重是否存在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审核、审查，做好关联交易税法宣传辅导工作，提前规范集团公司企业的关联交易定价，预防企业利用关联交易进行避税。同时，还要选取反避税典型案例，通过适当形式开展案例宣传，增强反避税管理的威慑力。

（二）强化日常管理，提高反避税工作效率和质量

1、密切部门协作，强化登记管理。国税部门应定期与工商、地税、民政、居委会等管理部门加强沟通，交换信息，结合税务登记、一般纳税人认定等实地调查，切实掌握新办企业总、分支机构、投资主体等信息，摸清关联方关系，建立关联企业档案，及时纳入监控视野。

2、加强日常巡查，实施跟踪管理。国税部门应将关联企业关联交易列入税收管理员日常巡查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定期对关联企业间关联交易合同、定价、贸易方式等进行调查审核，及时掌握其有形资产购销、转让、使用价格，无形资产使用、转让价格，融通资金，劳务费用等关联交易信息，记录在案，加强后续管理。

3、加强申报审核，强化税源控管。关联交易申报是整个反避税工作的基础，申报质量直接影响选案的准确性和反避税的效率。因此，在内资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对存在关联交易的企业，应借鉴外资企业所得税管理的有效做法，要求企业就其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向当地国税部门提供有关价格、费用标准，制定依据，计算方法和境内、外关联企业的相关资料，以证实并书面说明其价格、费用的合理性。国税部门在汇缴审核评税时，应对其报送资料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进行重点审核，并结合日常巡查中掌握的信息运用“可比性分析”方法，参照独立企业间进行相同或者类似业务活动的价格或者再销售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者的价格所应取得的收入和利润水平等依据，对关联交易进行综合分析评估，形成《关联交易分析报告》，及时调整非正常关联交易转让定价。同时，国税部门在开展反避税管理中，应注重积累经验，掌握有效方法，尤其是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正常交易值域”信息库，以不断提高反避税工作效率和质量。

反避税范文篇10

纳税人通过节税追求利润最大化其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超出合法的界限，侵害国家利益，就应受到严格防范和严厉打击。笔者结合长期的基层征管实践，针对跨国企业避税常用招法，积极探索了一些反避税的对策。

一、跨国企业避税常用的“四大招法”

（一）转让定价。转让定价一般发生在跨国大企业集团内的关联企业之间，为了确保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在集团内部控制产品价格、贷款利息、无形资产转让价格、劳务费用等，降低总体税负从而达到增加利润的目的。

以惠山区某公司为例，外方投资方为日本企业，外方投资占68%。该企业在产品的内销和外销定价上存在很大的差异，经测算个别产品的价格差异达3130元/吨以上，内销和外销的平均毛利率要相差15.48%左右。日方通过压低产品出口价格，将利润转到海外，这不仅造成了国家的税收流失，还损害了中方合资方的合法利益。

（二）内外关联。内外关联一般发生在规模较小的外资企业，主要表现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外资企业和中方内资企业共用厂房、机器设备、人员，产品及财务核算不能清晰划分。

如惠山区某纺织印染公司，是由无锡某印染厂和美国某纺织品公司共同投资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无锡某印染厂占控制地位，且内外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为同一人，外资企业将该企业的进口设备无偿提供给内资企业使用。一方面产品出口享受退税，另一方面人为操纵利润，造成了外资企业账面亏损，利润都流向了内资企业，美方合资方的合法利益受损。

又如无锡某包装印刷公司由无锡某包装印刷厂、香港某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香港某集团有限公司占30%，两家企业法人代表为同一人，两家企业产品相同。该企业1999年进入获利年度，2001年进入所得税减半征收期。就在此时，该企业的大部分生产人员都进入福利企业的内资企业进行生产活动，而合资企业的销售收入开始下降，企业也开始亏损。由此可见，内外关联的实质还是人为操控利润走向，逃避所得税。

（三）向境外关联企业支付高额服务费用。在售付汇项目管理中，由于国家对引进技术等特许权使用费、境外的技术服务费是免税的，外资企业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这一途径完成对外支付转移利润的行为。由于征管中对交易过程及交易价格难以判定，导致这一情况在跨国大企业中屡见不鲜。如某制药公司是惠山区外资企业中第一亏损大户，自2001年开业以来一直亏损，但还是连续向其关联企业支付大额技术服务费。

（四）资本弱化。有些外商投资企业的自有资金比例并不高，即便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也向境内外大肆举债。而根据税法规定，利息支出可在税前扣除，提供借贷的关联企业便可在税前分取企业利润而少交所得税。惠山区内有数家企业与其关联方签定了常年大额借款合同。

二、国际税收管理中避税的成因分析

（一）从主观上来说，避税活动源于纳税人规避纳税义务的欲望。税收负担越重，这种欲望就愈强烈，因此高税负是避税活动的诱因，避税活动相对较低的风险和代价也刺激着避税活动的广泛实施，而纳税人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物质利益，避税是其中最巧妙也往往被认为合法的一种手法。

（二）税制中特别条款的规定是避税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所谓特别条款，一般指的是税收减免优惠条款，这些条款所规定的纳税义务低于一般条款所规定的纳税义务。纳税人通过对现行税收制度的研究和利用，精心设计能获得特别条款对待的方案并付诸实施，就构成了避税活动。

（三）跨国转让无形资产正常交易价格政策缺失。从目前对跨国公司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税收管理过程中，未能引起各方面的重视，集中体现在尚没有针对跨国转让无形资产确定正常交易价格的政策措施。这方面的反避税只停留在调查观望和研究方法上，直接导致跨国公司利用无形资产避税更方便更容易，加之对国际资本市场平均收益率、投资报酬率、风险报酬率等与无形资产转让有关信息的缺少，以及对纳税人举证措施的法律依据不足，更增加了无形资产反避税的困难。

（四）我国现行征管制度、税务征管人员、反避税人员、素质、财会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为跨国公司避税提供了机会。

三、加强避税管理的对策

（一）完善现行税法

避税产生的客观原因在于税制本身的缺陷，要想尽可能地减少纳税人的避税行为就必须完善税法，做到税法条文完整，措词严谨，使税制的内在机制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笔者认为反避税立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明确关联企业的定义以及关联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二是严格规定对涉外税收的检查范围和处罚标准；三是进一步明确外商企业的纳税申报义务和明晰纳税申报项目及其内容；四是要防止国际间的避税，除了单边制订反避税法规和加强税务行政管理外，还必须采取双边或多边的措施。只有加强了反避税的立法，才能使税务管理机关和纳税人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加强税法宣传

针对避税产生的主观原因，税务机关应当加大税法宣传力度，开展正反两方面结合的警示教育，增强纳税人的依法纳税意识，使其认识到避税行为的危害性，打消其侥幸心理，让纳税人树立正确的企业发展观：企业规模的扩大、利润的增加来自于不断创新，而不是一些钻税制漏洞的小伎俩，从而为反避税工作营造一个良好的客体环境。

（三）针对性地开展反避税工作

1、反转让定价的关键是对转让定价的确认。一是比照合理的市场正常价格，对具体交易项目的价格进行纳税调整，缴纳其应税所得。二是如无可比照价格，就以关联企业交易的买方将购进的货物再销售给无关联企业关系的第三方时的销售价格扣除合理的购销差价来确定。三是从利润比较入手，从而推断转让价格是否合理，把不正常的应税所得调整到正常的应税所得上。

2、针对“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企业，片管员要经常深入企业实地调查，掌握企业实际经营情况，要求其在财务制度上明确区分，严格独立核算，规范经营行为。

3、税务机关要按照售付款项目管理的相关规定，专人负责，实行项目登记、备案、报告制度，严格审核企业售付汇提交资料，加强凭证的开具、台账的登记以及档案资料的整理和保管工作，全面掌握外资企业、涉外项目、外籍人员的经营活动和收入情况。严格确定售付汇凭证开具范围，严格划分征税和不征税项目，加强预提所得税的征收管理，有效控制税源，堵塞税收漏洞。

4、对于资本弱化，税务机关要严格审核企业的资本利息支出，凡超过法定比率的贷款或利率，不符合正常交易原则的可疑贷款利息不允许税前扣除，视同股息进行征税。同时将企业从股东特别是国外股东处借入的资本金中超过权益资本一定限额的部分，从税收角度视同权益资本，并规定这部分资本的借款利息不得列入成本。

（四）积极进行国际间反避税合作，加强税收情报交流

面对跨国公司的全球性避税，只靠一国单方面努力显然不够，必须加强跨国合作。目前，国家税务总局已经了《税收情报交换规程》，对实施税收情报交换作了明确规定。在此基础上，可以尝试建立情报交换中心，积极交流信息，取长补短，做到自动交换和主动交换相结合，尝试应约交换，同国外税务部门展开征收管理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加大国际间反避税合作力度，遏止国际避税行为。

（五）提高税务干部素质

税务人员是税法的执行者，税务人员的素质是提高税管水平、防范避税现象发生的重要条件。目前，我国税收征管力量还较薄弱，新手多，经验不足。国家应尽快培养一支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过硬的税收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