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案范文10篇

犯案范文篇1

2002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2年1月18日上午，罗锋被执行死刑。因此，罗锋妻子希望给死囚丈夫生育的愿望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此案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但是至今仍是争论的热点。

一、此案热议和争论的焦点。

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既然民法中公民的民事权利依然能够适用于死刑犯，那么，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人格权也应该适用于死刑犯。否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的人身自由权利依法受到限制，与此相关的权利自然也应受到限制（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其中也包括所谓同居权，没有同居权，生育权自然无法实现。部分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具有不完整的生育权或具有部分限制性生育权23。

该案例已经成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盲区，也是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本人通过查阅多方面的资料也没有查到一个司法成功案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作为特殊群体的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特别是死刑犯配偶的生育权是否应该受到保护？死刑犯配偶的生育权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保护？这些问题应该继续进行深入地讨论并在今后适当的时机付诸实践，这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尊重人权的一个方面，更是我国今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司法制度逐步完善和走向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

二、生育权的概念。

生育权是指个人或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双方有依照法律规定生育或不生育子女的权利。生育权属于人身权在法学界已达共识，但究竟属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还是身份权则争议较大[2]61。笔者认为，生育权属于人格权而非身份权，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权利的本质即为自由，而作为应有权利的生育权，也属于一项自由权，它体现在生育的自由和不生育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则来自于个人的独立人格———即完全由个人意志决定。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在夫妻关系中，一方不能强迫另一方生育，是男女双方在生育上的人格独立的体现。

其次，生育权从根本上说也是行动权。特别是社会性文化的演化使得男女双方对于生育都有了更多的主动权，而不再仅限于婚姻之内才能行使。英国历史法学派的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曾说过“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导致了人类身份权向人格权大量地转移，生育权也不例外。

综上所述，生育权应属于人格权。它是“人之为人所应有的权利”，它和姓名权，肖像权等都是人格主体依据其独立的人格所享有的权利。

三、死刑犯应该具有生育权。

我国目前的法律未禁止死刑犯及妻子的生育权，况且2001年我国颁布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所以，死刑犯在具有公民身份期间享有生育权。本人也认为死刑犯应该享有生育权。

首先，在民法学上，人格权分为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在民法中明确列举出的比如生命权、自由权、健康权等等，属于具体人格权；没有明确列举而又需要保护的人格权则称之为一般人格权。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具体列举的人格权不包括生育权，而生育权则本身则为一项必须的权利。所以，生育权应当属于一般人格权。作为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只要法律没有明确限制或禁止生育权，就应该认为公民享有该权利。死刑犯被判处死刑后，被剥夺的是生命权或人身自由这样的具体人格权，而对其他一般的人格权（除了法律明文规定）并没有剥夺。因此，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其中也包括生育权。

其次，随着现代社会人格独立的发展和法治文明的进步，传统的道德伦理也在不断的完善。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不能因其与传统伦理道德不符而就应当被剥夺。允许“父生子”是体现对其父应享有的公民权利的尊重，而“杀其父”则是对其父犯罪行为之否定评价，属就事论事。但是，笔者认为这与生育权的有无没有直接联系。如果从子女或配偶的角度思考，死刑就不应当存在。因为众多死刑犯在被判处刑罚之前，就已经有了配偶和子女，所以未来子女人格的成长主要还在于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福利制度及相关制度的完善。

再次，平等不是对等。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也有一定的距离，男女平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众所周知，由于生理结构的不同，男女在生育中的作用和负担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要求男女在生育活动中有同样的权利，或对等地享有权利，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另外，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内，允许男性死刑犯可以通过人工授精来实现其生育权，虽然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但是也并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

而如果允许女性死刑犯也通过人工授精来实现生育权，将导致对其不能适用死刑，会出现规避法律的现象[3]74。这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是相违背的。因此，讲男女平等是以符合法律规定为前提的，在目前法律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允许男性死刑犯而不允许女性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实现生育权，是以不违反法律规定为前提的，并不违反男女平等原则。况且，又不是绝对不允许女性死刑犯实现其生育权。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女性死刑犯虽然不能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实现其生育权，但可以通过捐出自己卵子，培育试管婴儿的方法，借用其他女性的子宫，帮助其实现作母亲的愿望。

四、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途径。

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剥夺死刑犯生育权的相关条文，但是他们不拥有生育的权利能力。由于死刑犯是未决犯，被羁押于看守所内，按照看守所条例，对未决犯实行高度的人身控制。受到24小时的看守，会客和探视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就使他们的生育行为能力受到限制。在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下，死刑犯不能像成年的自然人一样享有生育的行为能力，死刑犯的生育权实现要依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才能得以实现。

（一）男性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途径。

目前国内尚无禁止男死刑犯使用丈夫精液人工授精技术来使其妻子怀孕的法律规范，所以在遵循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遵循的原则和有关规范的前提下，对于男性死刑犯，其妻子可以通过申请丈夫精液人工授精技术来实现其生育权。实施该人工授精技术必须坚持申请在先原则。同时，该申请权只赋予男性死刑犯及其妻子（对于未婚死刑犯，该申请只能由其自己提出），禁止其他第三人行使申请权，以免损害当事人自愿原则，并且，该项技术的使用不得侵害女性的合法权益。另外，该项技术的实施要在经过批准开展丈夫精液人工授精技术的医疗机构进行。

（二）女性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途径。

和男性死刑犯一样被依法剥夺人身自由的女性死刑犯，却不能用怀孕的方式来实现其生育权。否则，女死刑犯则依据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的“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来规避法律制裁。那么，在现行法律的规定下，女性死刑犯只能通过捐出自己的卵子，通过试管婴儿的培育方法，借用其他女性的子宫，帮助其实现生育权。虽然对于怀孕从现行法律规范来看，也同样没有禁止性的规定，但是这种代孕行为会产生很多伦理道德和社会道德问题。这也是为何与男性死刑犯相比，女性死刑犯实现生育权的途径相当困难。

犯案范文篇2

关键词: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首

自首制度是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的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是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刑法中的具体化和法律化。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规定第1款的规定,一般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

1自动投案的认定

自动投案,理论上有很多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没有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然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未被群众扭送时,主动将自己置于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的合法控制下,接受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的审查与裁判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步交代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的审查和裁判的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自愿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接受审判的行为。

笔者认为,自首的本质,在于犯罪人出于自己的意志而将自己交付国家追诉,其与违背犯罪人意志的被动归案是无法相容的。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被指控的罪行,或为坦白,或为供认,不能认定为自首。何为自动投案?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最高法院《解释》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然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这是典型的自动投案行为,另外《解释》的第3款和第4款还规定了7种视为自动投案的行为,也可称之为“准自动投案行为”。《解释》所概括列举的种种自动投案的情形,较好地把握了刑法典设立自首制度,鼓励犯罪人认罪悔过、节约司法资源的意旨。根据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自首本质的要求,我们对自动投案界定如下: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步交待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

根据上述界定,对自动投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1.1投案时间的限定性

自动投案必须发生在犯罪嫌疑人尚未归案之前,这是对自动投案的时间限定。自动投案的时间跨度大,既可以在犯罪被发觉之前投案,也可以在犯罪被发觉之后投案。但其前提应是在犯罪人尚未归案之前投案。在下列情形下投案,均可成立自动投案:一是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之前自动投案;二是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即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三是犯罪事实己被司法机关发觉,而司法机关出于种种考虑,暂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在此情况下投案;四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五是司法机关正要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犯罪嫌疑人确已准备去投案或在投案途中,被司法机关捕获。这种情况必须符合三个条件才能视为自动投案:其一,犯罪嫌疑人不仅有准备投案的心理活动,而且要有准备投案的行为表现;其二,在去投案途中被捕时,能提供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确实是去司法机关或有关单位投案;其三,犯罪嫌疑人所交代的准备投案的事实,必须经司法机关查证属实。

1.2投案行为的自动性

这是自动投案的实质性条件。从两个方面理解投案的自动性。首先,通常情况下,“自动”可以体现的是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基于自由意志选择而实施的行为——归案;而根据有关的司法解释,不论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还是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后,或是经亲友主动投案后,犯罪嫌疑人被送去归案,都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是被亲友欺骗或强迫、麻醉一同投案的,不是自动投案,不能认定为自首。其次,“自动”还要求犯罪嫌疑人自愿将自己处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如以信电投案,处于他乡尚不能立即归案,还要告知自己的处所,等候司法机关的处理的,才能认定为自愿处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情形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一是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二是委托他人代为自首或以信电方式自首而本人拒不到案的;三是犯罪嫌疑人匿名将赃物送回司法机关或原处或用信电等匿名向司法机关报案或指出赃物所在地的。此三种情形,因行为人的行为表明其并没有将自身处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所以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

1.3投案方式的多样性

(1)亲投,是指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亲自直接向司法机关、有关单位、组织或个人投案。

(2),是指犯罪嫌疑人因故不能亲自前往投案,而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的特点:一是犯罪嫌疑人确有投案自首的意愿;二是犯罪嫌疑人确有暂不能亲自前往投案的正当事由;三是犯罪嫌疑人确有托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四是犯罪嫌疑人不能亲自前往投案的事由消失后,必须立即到案,并交代自己的罪行,不能以人己代交为由而拒不交代。

(3)陪投,是指犯罪嫌疑人犯罪后,在他人陪同下前往投案。

(4)送投,是指犯罪嫌疑人犯罪后,由其亲友将其送去投案。送投的特点:一是犯罪嫌疑人是由其亲友送去投案的;二是犯罪嫌疑人并非出于自己的本意,而是在其亲友的规劝或精神压力下才不反对去投案;三是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送到司法机关后,必须自己向司法机关交代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或承认司法机关己发觉的罪行,或承认其亲友所举报的罪行。

自动投案方式的多样性,对于发动社会力量发现犯罪,教育动员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对于司法机关及时侦破、处理刑事案件都有积极意义。

1.4投案行为的彻底性

自动投案的彻底性表现在犯罪嫌疑人投案后能自愿置于所投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接受审查和裁判。只有犯罪分子自愿置于有关机关的控制之下,才能表明其自动投案的彻底性,才能保证司法机关对其行为的裁判,否则,自动投案甚至交代罪行也就没有实质意义。虽然《解释》规定,犯罪嫌疑人因病、伤等客观原因不能亲自投案,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而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以信电投案就能成立自动投案,还需要犯罪嫌疑人到案并置于所投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如果犯罪嫌疑人虽然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但其并未自愿置于相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就不具有投案的彻底性,也就不能成立自动投案。再者,如果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从所投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逃跑,逃避司法机关的审查和裁判,亦表明其投案不彻底,也不能成立自首意义上的自动投案。为此,我国司法解释规定,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还有犯罪嫌疑人逃跑途中给亲友打电话,亲友劝其投案自首其没有拒绝,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由于其没有具体的投案行为,其亲友也并未送其投案,当然也就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

1.5投案对象的广泛性

根据《解释》的规定,犯罪嫌疑人投案的,既可向负有犯罪之侦查、起诉或审判职能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者人民法院为之,也可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为之。这里的公安机关应该作适当的扩张解释,不仅包括公安机关,还应包括对特定刑事案件享有侦查权的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以及监狱。此外,这里的公、检、法机关不仅是对犯罪人的案件享有管辖权的,而且应该包括中国境内所有的公、检、法机关。这里的“所在单位”则是指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所在的单位,至于该犯罪嫌疑人是该单位的正式工、临时工,则在所不问。这里的城乡基层组织,对于具有城镇居民身份的犯罪人来说,是指其所在的区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居委会;对于具有农村居民身份的犯罪嫌疑人,则是指其所在的镇政府、乡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这里的“其他负责人”应当是指其所在的单位或城乡基层组织的非在执行职务期间的工作人员。

2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认定

2.1投案人的供述必须客观真实

即要求犯罪人在自动投案的基础上如实供述所犯罪行。所谓真实,是指犯罪人在交代犯罪事实时,不能有意编造、隐瞒情节,其中包括编造对自己不利的情节和隐瞒对自己有利的情节。

衡量投案人的交代是否真实,要看其交代与客观存在的犯罪基本事实是否一致。如果犯罪人能够供述全部犯罪事实当然反映了犯罪嫌疑人悔罪态度好,应以自首论处。但如果犯罪嫌疑人只是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只要足以使司法机关查明犯罪真相就可以成立自首。

这里的只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情况是复杂的,概而言之,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有意隐瞒。犯罪分子由于种种顾虑交代不彻底,隐瞒了某些犯罪细节,例如抢劫犯自动投案后交代了抢劫的犯罪事实,但却隐瞒了所用凶器,在这种情况下,仍应视为自首。二是无意疏漏。考虑到犯罪分子由于作案时间、地点、环境的特殊或者因生理、心理上的原因,例如记忆能力、表达能力、惊慌、恐惧等,往往不能对犯罪事实作出全面准确的供述,因此,只要交代了主要的犯罪事实,就应当认为具备了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条件,以自首论处。

但是以下情况属于交代不如实,不能构成自首:(l)推诱他人,保全自己,妄图逃避惩罚。也就是为了使自己逃避惩罚,使得犯罪行为嫁祸于他人,一般发生在共同犯罪之中。(2)江湖义气,大包大揽,意图包庇同伙。这种情况往往是实施了共同犯罪之后,其中有的犯罪嫌疑人出于“哥们义气”,受“为朋友两肋插刀”封建思想的驱使,或者是出于“丢卒保车”,掩护同伙的动机,只身向司法机关投案,将几个人共同实施的犯罪,全部说成是自己一人所为。(3)遮遮掩掩,避重就轻,意图减轻罪责。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在经济犯罪案件中尤为突出,往往是交代少量经济犯罪事实,隐瞒主要犯罪事实,以求蒙混过关。笔者认为,上述情形都属于自动投案以后供述不实,因而不具备自首成立的要件,不应以自首论处。

2.2投案人所供述的必须是自己的犯罪事实

投案人所供述的犯罪事实必须是由其自己实施,应由其本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罪行。如果投案人供述的是他人的犯罪事实,则不成立自首,但可视情况认定其有立功表现。如果投案人捏造犯罪事实,进行虚假供述或把他人的犯罪事实供述为自己的犯罪事实,都不成立自首。因为这些犯罪事实实际上没有或并非投案人所实施。投案人所供述的“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是一罪,也可以是数罪;可以是投案人个人单独实施的,也可以是与他人共同实施的。

2.3供述内容必须符合定罪量刑的要求

任何罪的确定要依据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因此,供述的内容首先要满足对定罪的需要,从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具体完整地交待据以确定犯罪性质的犯罪事实。其次,对量刑有意义的犯罪事实,如影响量刑档次的犯罪事实要进行如实作尽可能充分的陈述。

2.4投案人的供述必须保持一致

我国刑诉法规定实行两审终审制,这样对于如实供述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被告的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但是后来有翻供,直到一审判决后,二审程序期间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认定为自首呢?二是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一审判决前未翻供或者虽翻供,但又能如实供述,但在二审期间翻供或者再次翻供的,是否可以认定为自首呢?

笔者认为上述第一种情况不能认定为自首。理由有三:其一,自首的本质是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志而将自己交付给国家起诉,既然主动把自己交付给国家追诉,那么在国家追诉期间,就应该主动配合追诉活动的进行,而不应该时而供述,时而翻供,如此反复,何以体现其主动交付追诉地本质!其二,《解释》中规定:“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认定为自首。”从但书中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司法上对认定为自首是持否定的态度的,因为在这里他们把如实供述的时间是界定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前,这样方可认定为为自首,行为人既然在一审判决之前拒绝如实供述,这样即使他后来在二审中如实供述了,也不应该认定为自首。其三,如果上述情形也可认定为自首的话,将使得不法分子带着侥幸心理,助长其翻供之风,同时对于维护判决所应有的稳定性和严肃性和敦促、鼓励犯罪嫌疑人真诚认罪悔过是及其不利的。

笔者认为对于第二种情况亦不能认定为自首。理由是,犯罪人原来的如实供述,已经作为直接证据用来定罪量刑,其二审期间的翻供,是企图将据以定罪的证据体系遭到破坏,从而达到逃避法律的审查和裁判的目的,若对其认定为自首,有违立法宗旨。因此,对此情形不能认定为自首,应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

3一般自首成立要件的完善

现行刑法典在自首概念中删除了“接受审查和裁判”的要件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一要件已经被自首其他两要件所涵盖,也即自首的‘自动投案’要件已经包含了犯罪人在投案后不能逃跑的要求,‘如实供述罪行’要件包含着犯罪人在供述罪行后不能翻供的要求,并且如果将‘接受审查和裁判’,这一要件规定为独立要件,容易导致一些司法人员曲解、滥用该要件,牵涉甚至剥夺犯罪嫌疑人行使其合法的辩护权利等,从而不利于自首制度的真正贯彻与落实”。

但是,笔者认为,这些理由不足以成为删除“接受审查和裁判”这一要件的正当理由。理由如下:(1)从字面含“自动投案”怎么就应该包括有报案后不能逃跑的要求,“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怎么就应该包含有供述后不能翻供的要求,笔者认为“自动投案”的行为在犯罪人把自己交付给司法机关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同样,“如实供述罪行”的行为在犯罪人把自己的作案经过如实地向司法机关供述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至于后面是否逃跑、翻供是不能否定这一个已经存在的、定型的客观事实的。并且在《解释》中也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从上述规定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也是不包含着“不能逃跑”和“不能翻供”的要求的。因为如果自动投案是包含“不能逃跑”的含义的话,那么也就不需要专门做如此解释。“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也是同样道理。(2)无论是主张“三要件说”的理论学说,还是司法解释在阐述这一要件的内涵时,均已明确强调指出,犯罪分子自动投案,如实交代罪行后,为自己辩护,或者提出上诉,或者补充和更正某些事实,都应当允许的,不能因此视为犯罪嫌疑人“不接受审查和裁判”。至于说“容易导致一些司法人员曲解、滥用该要件,干涉或剥夺犯罪嫌疑人合法去行使辩护权”的问题,那是司法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该要件本身问题。(3)从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关自首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大多数都将“接受审查和裁判”作为自首构成要件之一,至今也未见有人对这一认识和做法提出质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般自首的定义应当表述为“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接受审查和裁判的,是一般自首”。

4结语

自首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是我国刑法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的鲜明体现。对自首制度进行研究,对于在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自首,鼓励犯罪分子自动投案、认罪伏法、不致隐匿于社会继续犯罪起着重要作用;自首制度的设立与完善,有助于犯罪分子悔过自新、改恶从善,有助于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有助于深挖余罪,鼓励人民群众与犯罪分子、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完备自首制度,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上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3]张明楷,黎宏,周光权.刑法新问题探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4]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域[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犯案范文篇3

关键词：死刑犯；生育权；实现途径。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职工罗锋因琐事与公司领导发生争执后并将其杀死。8月7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罗锋死刑。随后罗锋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罗锋上诉期间，他的妻子先后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请求，请求借助人工授精的方法为死囚丈夫罗锋生育孩子。罗锋妻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被社会和部分法律界人士甚至称其为荒唐的、也不可能实现的请求，最终也是被两级法院所拒绝。

2002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2年1月18日上午，罗锋被执行死刑。因此，罗锋妻子希望给死囚丈夫生育的愿望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此案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但是至今仍是争论的热点。

一、此案热议和争论的焦点。

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既然民法中公民的民事权利依然能够适用于死刑犯，那么，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人格权也应该适用于死刑犯。否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的人身自由权利依法受到限制，与此相关的权利自然也应受到限制（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其中也包括所谓同居权，没有同居权，生育权自然无法实现。部分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具有不完整的生育权或具有部分限制性生育权[1]23。

该案例已经成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盲区，也是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本人通过查阅多方面的资料也没有查到一个司法成功案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作为特殊群体的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特别是死刑犯配偶的生育权是否应该受到保护？死刑犯配偶的生育权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保护？这些问题应该继续进行深入地讨论并在今后适当的时机付诸实践，这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尊重人权的一个方面，更是我国今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司法制度逐步完善和走向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

二、生育权的概念。

生育权是指个人或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双方有依照法律规定生育或不生育子女的权利。生育权属于人身权在法学界已达共识，但究竟属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还是身份权则争议较大[2]61。笔者认为，生育权属于人格权而非身份权，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权利的本质即为自由，而作为应有权利的生育权，也属于一项自由权，它体现在生育的自由和不生育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则来自于个人的独立人格———即完全由个人意志决定。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在夫妻关系中，一方不能强迫另一方生育，是男女双方在生育上的人格独立的体现。

其次，生育权从根本上说也是行动权。特别是社会性文化的演化使得男女双方对于生育都有了更多的主动权，而不再仅限于婚姻之内才能行使。英国历史法学派的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曾说过“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导致了人类身份权向人格权大量地转移，生育权也不例外。

综上所述，生育权应属于人格权。它是“人之为人所应有的权利”，它和姓名权，肖像权等都是人格主体依据其独立的人格所享有的权利。

三、死刑犯应该具有生育权。

我国目前的法律未禁止死刑犯及妻子的生育权，况且2001年我国颁布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所以，死刑犯在具有公民身份期间享有生育权。本人也认为死刑犯应该享有生育权。

首先，在民法学上，人格权分为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在民法中明确列举出的比如生命权、自由权、健康权等等，属于具体人格权；没有明确列举而又需要保护的人格权则称之为一般人格权。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具体列举的人格权不包括生育权，而生育权则本身则为一项必须的权利。所以，生育权应当属于一般人格权。作为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只要法律没有明确限制或禁止生育权，就应该认为公民享有该权利。死刑犯被判处死刑后，被剥夺的是生命权或人身自由这样的具体人格权，而对其他一般的人格权（除了法律明文规定）并没有剥夺。因此，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其中也包括生育权。

其次，随着现代社会人格独立的发展和法治文明的进步，传统的道德伦理也在不断的完善。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不能因其与传统伦理道德不符而就应当被剥夺。允许“父生子”是体现对其父应享有的公民权利的尊重，而“杀其父”则是对其父犯罪行为之否定评价，属就事论事。但是，笔者认为这与生育权的有无没有直接联系。如果从子女或配偶的角度思考，死刑就不应当存在。因为众多死刑犯在被判处刑罚之前，就已经有了配偶和子女，所以未来子女人格的成长主要还在于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福利制度及相关制度的完善。

再次，平等不是对等。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也有一定的距离，男女平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众所周知，由于生理结构的不同，男女在生育中的作用和负担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要求男女在生育活动中有同样的权利，或对等地享有权利，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另外，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内，允许男性死刑犯可以通过人工授精来实现其生育权，虽然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但是也并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

而如果允许女性死刑犯也通过人工授精来实现生育权，将导致对其不能适用死刑，会出现规避法律的现象[3]74。这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是相违背的。因此，讲男女平等是以符合法律规定为前提的，在目前法律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允许男性死刑犯而不允许女性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实现生育权，是以不违反法律规定为前提的，并不违反男女平等原则。况且，又不是绝对不允许女性死刑犯实现其生育权。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女性死刑犯虽然不能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实现其生育权，但可以通过捐出自己卵子，培育试管婴儿的方法，借用其他女性的子宫，帮助其实现作母亲的愿望。

四、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途径。

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剥夺死刑犯生育权的相关条文，但是他们不拥有生育的权利能力。由于死刑犯是未决犯，被羁押于看守所内，按照看守所条例，对未决犯实行高度的人身控制。受到24小时的看守，会客和探视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就使他们的生育行为能力受到限制。在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下，死刑犯不能像成年的自然人一样享有生育的行为能力，死刑犯的生育权实现要依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才能得以实现。

（一）男性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途径。

目前国内尚无禁止男死刑犯使用丈夫精液人工授精技术来使其妻子怀孕的法律规范，所以在遵循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遵循的原则和有关规范的前提下，对于男性死刑犯，其妻子可以通过申请丈夫精液人工授精技术来实现其生育权。实施该人工授精技术必须坚持申请在先原则。同时，该申请权只赋予男性死刑犯及其妻子（对于未婚死刑犯，该申请只能由其自己提出），禁止其他第三人行使申请权，以免损害当事人自愿原则[4]91，并且，该项技术的使用不得侵害女性的合法权益。另外，该项技术的实施要在经过批准开展丈夫精液人工授精技术的医疗机构进行。

（二）女性死刑犯生育权实现的途径。

和男性死刑犯一样被依法剥夺人身自由的女性死刑犯，却不能用怀孕的方式来实现其生育权。否则，女死刑犯则依据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的“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来规避法律制裁。那么，在现行法律的规定下，女性死刑犯只能通过捐出自己的卵子，通过试管婴儿的培育方法，借用其他女性的子宫，帮助其实现生育权。虽然对于怀孕从现行法律规范来看，也同样没有禁止性的规定，但是这种代孕行为会产生很多伦理道德和社会道德问题。这也是为何与男性死刑犯相比，女性死刑犯实现生育权的途径相当困难。

宪法赋予公民各项人的权利，包括生育权，也理所应当的包括死刑犯的生育权。死刑犯在被剥夺生命之前，或者说被执行死刑前，他仍然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公民，虽然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以及自由权，但是他的其他民事权利，比如人格、尊严、以及生育权并不能因此而受到侵犯。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以人为本思想的提出和深入，法治的现代化以及人权观念的深入，死刑犯的生育权这块法律漏洞必将得到良好的解决。

毕竟法治文明要求我们尊重任何人的人格尊严，死刑犯也是人，他的人格与尊严同样也不容漠视。

参考文献：

[1]尹田。论一般人格权[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2,（04）：23.

[2]寇学军。关于死刑犯生育权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2003,（05）：61.

犯案范文篇4

关键词：性贿赂；犯罪化；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

贝卡利亚曾说“衡量犯罪的真正尺度，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因此，将一种行为纳入犯罪必须要求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所谓社会危害性，指某一具体行为对于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法律利益)构成了侵犯，给社会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损害，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安定和谐社会的建立背道而驰。一行为的客观危害性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衡量客观危害性的大小要综合多种因素，不仅要看到有形，物质的危害，给社会带来的无形危害同样应被重视。在经济发展，价值重组和利益多元的今天，“性贿赂”是腐败日盛的重要诱因，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的蔓延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带来严重阻碍。性贿赂扭曲政府职能，降低政府行政效率，进而会危及国家政权。腐败官员本是政府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一旦染指性贿赂，就授人以柄，不得不滥用权力，成为邪恶势力的“保护伞”。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的职能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仍然非同寻常，我们对各级官员的监督机制还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基于以上原因，为求得不法利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性贿赂者。随着权色交易的频频发生，国家在经济上也频频蒙受巨大的损失。

性贿赂行为破坏了传统的道德观，致使人们道德沦丧、伦理失范、精神匮乏。首先性贿赂的泛滥颠覆了我国传统的性道德观，破坏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其次性贿赂极大的冲击社会伦理，使社会伦理规范被淡化，价值标准被模糊，使人们的世界观扭曲，人生观错位，伦理精神被放逐，进而会助长了社会腐朽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再次性贿赂在社会上起到了恶劣的示范效应。性贿赂比财物贿赂更具诱惑性，性贿者利用某些腐败分子的好色心理，使其坠入不正当的两性关系之中，从而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性贿赂以其行为的诱惑性、持续性严重危及了政府的公信力、破坏了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可以预见，如不及时进行立法规制，使之犯罪化，性贿赂行为不仅不能遏制，甚至会大有泛滥之势，结果必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损失，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

犯案范文篇5

一、黑社会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

我国刑法分则第294条中第1款和第2款分别出现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和“黑社会组织”两个不同概念。对此，应该如何理解并准确加以区分？我们认为，黑社会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刑法在同一条的不同款中使用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黑社会组织”两个词，表明立法者强调两者应该是在严格区分的意义上加以适用。

（一）黑社会组织

目前，国内外对如何界定黑社会组织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国际社会一般把有组织犯罪认定为黑社会犯罪，二者的含义基本上是统一的。1991年10月，莫斯科有组织国际研讨会文件在论述有组织犯罪的基本方面时指出：有组织犯罪是指由故意犯罪者操纵和控制的、组织相对稳定、具有社会控制之防护体系的犯罪集团通过暴力、恫吓、腐蚀和大量盗窃等违法手段实施的犯罪活动。

总结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的规定和理论，黑社会组织一般都具备下列特性：

1、地下社会性、2、组织严密性、3、行为强暴性、4、经济敛财性、5、政治腐蚀性、6、地方称霸性。

上述这些特征，都是认定黑社会组织的依据，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对社会的非法控制。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是一种合法控制，而非法控制对抗合法控制，并削弱合法控制，这就是黑社会组织的反社会性与反政府性的集中表现。为了达到这种对社会的非法控制，黑社会组织除内部的组织控制外，在外部则表现为：一是对经济的控制。黑社会组织是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为依托的。在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上可以是非法的，也可以是合法的或者以合法经营掩护非法的。因此，在黑社会组织犯罪初始阶段，反合法秩序较为明显，当黑社会组织控制了某一势力范围以后，就会形成它的非法秩序。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

黑社会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都是“黑社会”，其本质属性是一致的，但两者在发展阶段和组织程度上是有区别的，可以说前者是高级形态的黑社会，后者是低级形态的黑社会，也可以说前者是典型的黑社会，后者是不典型的黑社会。

我国79刑法中没有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我国法律、法规使用“黑社会”一词，最先出现在1982年11月12日深圳市颁布的《关于取缔黑社会组织的公告》中，接着在1983年中央的[1983]31号文件中规定：流氓团伙分子“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社会渣滓、黑社会分子……”。但到80年代后期，“黑社会”逐渐被“带黑社会性质违法团伙”所取代，领导人在一些场合的讲话提出，我国已经存在“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1996年3月5日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中指出：“要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打击暴力犯罪、犯罪、流氓恶势力犯罪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以及其他刑事犯罪活动。”这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国中央政府的正式文件中。在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294条中明确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前述的《解释》根据我国的立法精神和中外认定黑社会犯罪的经验，在《解释》的第一条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方面，《解释》规定为：“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我们认为，在组织结构特征上只要该集团有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有10人左右的成员，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不论其是否有组织名称、书面章程、固定活动场所，只要该集团有较明确严格的“帮规”、“家法”等行为规则或“约定”，不论其内容是简单还是繁琐，即应认为是符合了该特征。

2、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特征方面，《解释》规定为：“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采取非法手段聚敛不义之财，是黑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及其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基本条件。为社会提供非法商品和非法服务，是一切黑社会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捷径。从司法实践看，手段繁杂。诸如，有的利用犯罪收入投资企业，开办公司，以“董事长”、“总裁”、“总经理”等头衔和合法身份掩盖犯罪活动；有的躲在地下，制造、运输、贩卖和走私、伪造货币、制造和贩卖假酒、假烟；有的开办地下和各种娱乐场所，聚赌抽头，敲诈勒索，组织、容留、强迫他人，从中渔利；有的控制某种行业和强占某一市场，进行不正当竞争以及勒索收取保护费；有的涉足金融市场，洗钱、欺诈、蒙骗等，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而这类“犯罪企业”却能获得数十万，甚至数十亿的犯罪收入。

3、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背景特征方面，《解释》规定为：“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要想获取巨额的经济利益和犯罪收入，长期称霸一方，为非作歹，缺乏权力的腐败、权力的保护和支持是很难办到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头目，总是千方百计把黑社会性质组织公开对抗、藐视政府同拉拢腐蚀国家公职人员的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使掌权者腐败和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权力部门，与权力紧密结合，是一切黑社会组织必然要做的一件不可缺少的大事。因为这种结合，不仅能使自己长期存在和发展，同时也能为达到自己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提供最便利条件。在中外黑社会发展史上，凡是能够长期生存和发展下去的，无一不是遵循与当时的政治权力相结合的这个规律。

4、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方式特征方面，《解释》规定为：“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为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这个特征首先是反映了犯罪活动的区域性和行业性。诸如在某一市区、乡村、街道或某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等称王称霸，为非作歹；其次是反映了犯罪手段的强暴性。诸如使用暴力、威胁、滋扰等身体强制与精神强制手段；再次是反映了犯罪行为的多样性。诸如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第四是反映了对社会危害的严重性。诸如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

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认定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指组织、领导、参加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百姓，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行为。本罪认罪名规定方式而言，是一种选择性罪名，只要有组织、领导、参加行为之一的，便构成本罪；从犯罪形态而言，本罪是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就构成犯罪，并不以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其他犯罪为构成本罪的必要要件；就罪过形式而言，本罪是故意犯罪，即明知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而积极参加，明知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而组织、领导。

三、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的认定

近年来，我国10余个省区均发现或者查获境外黑社会成员的渗透，涉及到境外黑社会组织达80余个，他们所进行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表现，是使我国的有组织犯罪逐渐向跨国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为了惩治和打击上述危害严重的行为，我国刑法设立了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是指境外的黑社会组织，到我国境内通过腐蚀、拉拢等手段，发展黑社会成员的行为。

刑法第294条第2款规定：“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展组织成员的，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学者认为：境外是指我国国境以外，境外黑社会组织，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以外其他国家的黑社会组织。这就把属于我国境内但在大陆地区外的港、澳、台地区排除在外，而在目前，港、澳、台地区的黑社会组织不仅大量存在，且由于地缘关系因素，他们还积极向中国大陆渗透，发展组织成员。我们认为，刑法上说的此处的“境”，是指大陆边境，境外除外国之外，还包括台、港、澳地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统一以前仍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行政管辖区域；香港、澳门虽已回归，但一国两制的存在以及我国仍然对香港和澳门实行边境管理制度。因此，此处的境外的黑社会组织应理解为既包括我国国境外的黑社会组织，也包括台、港、澳的黑社会组织。故《解释》明确规定：“港、澳、台黑社会组织到内地发展组织成员的，适用于刑法第294条第2款的规定定罪处罚”。这个解释的“入境”不仅包括国外的黑社会组织的入境，也包括港、澳、台黑社会组织的入境。

所谓黑社会组织，就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和具有严密组织形式的犯罪集团。从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情况看，对黑社会组织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格和标准，那么，对“入境”的黑社会组织怎么认定，根据何种标准并由谁认定是否是境外的黑社会组织，这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我们认为，此处所说的黑社会组织必须是被境外各国政府、司法机构等明确宣布为黑社会的组织，在认定时无需我国司法机关去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具体认定。

应当注意的是，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属于行为犯，对境外的黑社会组织人员来说，只要从事了到我国境内发展其成员的行为便构成犯罪，但对被发展参加境外黑社会组织的，刑法对此种行为没有予以处罚的规定，如果加入境外黑社会组织后实施了其他犯罪的，以其所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定罪处罚。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的行为人，如果在境内又构成刑法上所规定的其他犯罪的，应以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和其他犯罪数罪并罚。

四、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认定

《解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政治腐蚀性，它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有密切的关系，这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保护伞”。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一定的社会控制性，即通过控制社会来达到反社会。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控制社会就必然与腐败官员相勾结，并使腐败官员成为其保护伞。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离开了一定的保护伞，也就很难存在有黑社会性质组织，所以保护伞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要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有关会议上强调指出，各级人民法院要始终把打击的锋芒对准那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并特别指出：“对于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和后台，包庇、纵容犯罪，甚至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的国家工作人员，不论是谁，都必须坚决依法严惩。”

保护伞可概括为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参加者混同。包括组织成员打入国家、社会管理部门，渗透到党、政及司法机关充当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代言人。需要注意的是，实践中有些国家工作人员虽然名义上没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但实际上组织、领导或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或者事前有通谋事后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等，这些是共同犯罪形式的保护伞。

第二种形式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虽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共犯，但具有包庇或纵容黑社会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也就是刑法第294条第4款所规定的包庇、纵穿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五、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相关犯罪界限的认定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的区分。2000年12月10日公安部召开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会，于是在社会上出现“黑”（社会）与“恶”（势力）两个并列的名词。

“恶势力”并不是刑法的罪名，而是对近年来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在相对固定的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的一种大肆实施多种违法犯罪活动的纠合性违法犯罪群体的泛称。

“恶势力”情况复杂，组织程度和危害大小都各有差异，但概括起来，一般都具备以下特征：

1、组织结构相对松散性。从组织结构上看，“恶势力”成员一般为三人以上，有比较明显的组织者、领导者，经常纠集在一起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但属于时分时合、时聚时散的松散性群体。

2、活动空间相对固定性。从活动范围上看，“恶势力”一般在相对固定的区域或行业内活动并形成违法犯罪势力，包括地域性“恶势力”和行业性“恶势力”，如村霸、市霸、行霸、路霸等，这些“恶势力”在其活动区域内为害一方，欺压百姓扰乱治安秩序，使群众缺乏安全感，为一方百姓所痛恨。

3、行为方式相对公然性。从犯罪手段上看，“恶势力”的违法犯罪行为带有明显的公开性和暴力性，作案手段残忍，欺压、残害百姓。其成员借助组织的恶名和非法势力，动辄伤人、敲诈勒索、聚众斗殴，寻衅滋扰，以暴力、威胁手段垄断经营，有的还从事黄、赌、毒活动。

4、犯罪内容相对多样性。从作案内容上看，“恶势力”犯罪内容多样、触犯罪名多种，如聚众斗殴、故意伤害、敲诈勒索、欺行霸市、放高利贷、暴力讨债、强奸妇女、强迫和容留他人、开设地下等。

“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有一些共同点，如都具有名目不同的组织形式，人数较多，拥有固定或者相对固定的活动范围，经常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进行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破坏社会治安，妨害社会管理，扰乱经济秩序等，但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具体案件如何区别，一般应从以下几点去分析：

一是考察主观目的。“恶势力”犯罪团伙实施违法犯罪的目的具有多样性特征，不以谋求非法经济利益为特定追求目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实施违法犯罪主要活动是为了追求非法经济利益，达到非法控制社会的一方、一行业的目的。

二是考察客观行为。“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公开性和一定盲动性，体现了“恶势力”团伙的暴露性，一般不以合法身份掩饰违法犯罪活动，且政治、经济渗透能力不强，对抗社会的实力不足，一般还没有形成“保护伞”、关系网，同时“恶势力”团伙缺乏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实力，因而势力范围较小；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隐蔽性和较强的社会对抗性、政治领域的渗透性、危害程度的严重性，体现了行为的复杂性，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范围的规模性和违法犯罪活动的选择性。

三是考察犯罪主体。“恶势力”犯罪团伙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直接参加者，他们是一些目无法纪、胆大妄为、为非作歹的人，一般都会赤膊上阵直接参与实施犯罪行为，获取眼前的非法利益；而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行为人分工明确，组织者、领导者一般都不直接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在幕后操纵、指挥其他成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总之，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较强的政治、经济实力，较大的组织规模和较严密的组织形式，是社会危害性最大的犯罪组织之一，“恶势力”犯罪团伙，均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些特征，因此，对“恶势力”的违法犯罪活动，只能根据其具体罪处罚，不构成犯罪的作出劳动教养等行政处分。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普通犯罪集团的区分。普通犯罪集团一般具有行为的单一性，它是以犯罪为纽带连结而成的犯罪组织，存在形式非常单一；黑社会性质组织虽然说是一种特殊的犯罪集团，但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存在形式的复杂性，即它虽然是以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目的，使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它一般以企业、公司等经济组织为依托，以合法的工商活动作掩护，具有获取非法的经济利益以掩护黑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能力和经济基础；并通过贿赂等手段腐蚀政府官员以求得保护，从而具有政治渗透能力，形成了相对严密与稳定的组织结构。对于一些普通的集团犯罪案件，不能随便上升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对一些仅仅组织、领导或参加普通刑事犯罪集团，尚未实施具体犯罪行为的，一般不宜按犯罪论处。组织、领导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即构成本罪，而且是犯罪既遂，不要求行为人具体实施了其他犯罪行为。

犯案范文篇6

【关键词】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犯罪；个体矫治；依法办案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严重性不仅仅会对这部分未成年人本身和对社会产生直接危害，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所以，如何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重大社会问题。

1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是指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所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增多趋势，并且出现了结伙型犯罪案件增多等特征。现阶段，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身原因。这种犯罪现象是主客观因素的结合，主要是由于个人膨胀的吃喝玩乐的享乐思想和脆弱的抗挫折能力造成的。（2）家庭和学校成长环境。据有关研究，残缺型家庭和不良的家庭教育方式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助长剂。除家庭外，学校也是未成年人成长的最重要场所。如果学校不能长期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尤其不能对那些“问题青少年”进行及时教育转化工作，往往就会使未成年人偏离正常的发展路径，步入歧途。（3）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由于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但文化水平思想反而出现了后退。当前社会上的一些不良商家，为了追逐商业利润，制假售假、欺骗诈骗现象，以及贩卖的淫秽录像、黄色书记等都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2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对策

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首先必须要重视和发展家庭教育，构筑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这是因为，未成年人基本上是以家庭为中心进行活动的，为成年人的父母对其的影响至关重要，它是未成年人形成良好品行的基础，对其终生都将发生作用。其次，必须发挥学校对预防来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导作用学校是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二个主要场所，未成年人健康人格的养成，良好品德的培养以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都与学校教育有关，因此，必须抓好学校的教育工作。除此之外，还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全方位采取对策：

(1)建立少年法院，设置未成年人专职律师随着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日益突出，少年犯罪涉及抢劫、贩毒等多种严重刑事犯罪，出现了趋暴力化、智能化、低龄化和团伙作案等特征，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少年法庭难以适应现今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要求每个成员国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所以建立专门的少年审判机构比如少年法院，集中审判涉少年案件，不仅能够有效发挥预防犯罪的功能，而且还能对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重要法律提供组织保障。成立少年法院，可以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2)推行社区矫正，加强跟踪回访，避免重新犯罪。由于未成年人有自制力差、易受他人影响等特点，如果再次接触到诱发因素，就极易再犯，因而对那些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犯必须加强判后的回访帮教，建立周密的帮教网络，将他们的改造过程时刻纳入视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还应与其原所在学校、单位、村街及家长签订帮教协议，落实帮教人员，坚持跟踪考察，听取思想汇报，有针对l生地进行帮教。社区矫正的推广有利于未成年犯的身心健康，可以通过社区矫正、社会帮教、规范工读学校或引进国外缓刑寄宿学校的做法，使其远离不良的社区环境，帮其完成社会化进步，从而有效地预防其再犯。

（3）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状况实行个体矫治。人的心理的发育程度和人格特征与其行为之间有密切联系，如果一个人的心理和人格发展明显偏离正常，就可能难以适应社会，并实施一定的反社会行为。因此，要减少个体因素对犯罪的影响，还必须对人的有缺陷心理进行治疗，对病态的人格特征予以矫正。个体矫治是针对特定个人的不良心理和不良习性，运用引导、教育、治疗、矫正等措施消除不良心理，改善不良习惯以使其尽快“康复”的综合工作。个体矫治以具有不良心理或病态人格的特定个人为预防对象，目的是治疗、矫正个体的不良习惯、不良心理和不适应社会的个性特征。个体矫治包括预防性的矫治措施和改造性的矫治措施两方面。预防性的矫治措施以尚未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为对象，是针对某些特定个人的“危险信号”所采取的矫治工作。根据一些心理学家的分析，处境困难、环境不良、情绪障碍都是危险信号，对于这类人，社会，尤其是家长和老师要及早注意，及时加以教育和引导，以帮助其摆脱消极环境和不良思想的困扰，克服情绪障碍，最大限度地将犯罪倾向消灭于萌芽状态。改造性的矫治措施则以已有一定犯罪行为的人为对象，主要包括犯罪后的教育、处置及后续性的帮助、监督措施。对于犯罪人的教育、处置，要注意根据犯罪人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如强制医疗、禁戒处分、运用刑罚措施、剥夺一定权利等等。

（4）强化刑罚效能，遏制侥幸心理的萌生。未成年人犯罪虽实行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但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不力，不仅使未成年犯罪人认识不到自己的行为给自己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后果，反而强化了其犯罪动机和实施犯罪的心理，助长了一些人的侥幸心理。因此，在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下，对某类案件还应加大打击力度，确使犯罪的未成年人都受到及时、适当的惩治和处理，对于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和重新犯罪也十分必要。

(5)对个别屡教不改的未成年人，要注重依法办案。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条规定，进行刑事诉讼有关司法机关“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对办理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也不例外。但是，针对未成年犯的年龄特征，不同的生理、心理特点，综合具体案件应该有所区别。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12月28日出台了《人民检察院育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与出庭支持公诉、法律监督和刑事申诉检察都做出了特殊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并于2001年4月12日开始施行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者做了一些特殊规定，适应具体程序时应该遵守。关于在庭审教育阶段，在审理少年犯罪案件的整个庭审过程中，要认真注重强化庭审功能，认真实施“庭审前调查、庭中教育”的庭审模式。要坚决贯彻不公开审理案件的重要原则。

参考文献:

[1]鞠青．中国青少年犯罪演进的定量分析[1].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

犯案范文篇7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罪行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

由于未成年人在心理成熟度和环境辨别度上不及成年人，目前，我国诸多的法律制度和工作机制多方面地保护着未成年人的权利。我国的刑法制度本身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就更多的体现了宽容与关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规定不适用死刑、不适用无期徒刑（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实则要求在法定刑以下进行处罚）、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不适用没收财产、慎用强制措施、严格执行分管分押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对未成年人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为了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培养未成年人良好品行，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足于教育和保护，从小抓起，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及时进行预防和矫治。我国法院系统已经初步建立少年审判庭制度，从诉讼程序开始，少年审判庭专门化职能能够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

但现实状况是，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急剧增加，犯罪成员在大案总数中所占比例大幅度上升，犯罪年龄相对提前，并呈现出蔓延快、手段凶狠、团伙作案突出、反复性强，重新犯罪率高，在社会上造成严重损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十分严重，成为当前刑事犯罪活动的热点问题。在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出现未成年人明知自己的年龄不到刑事责任年龄，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而故意违法犯罪；知道现有法律制度不能对其进行依法打击，而肆意作案，甚至手段更残忍、情节更恶劣的现象，这部分未成年人视未成年为其实施违法犯罪的保护屏障。如此，达不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目的，不利于有效地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也不利于对成年犯的教育和改造。对未年人的关爱，不能转而为纵容。这些现象给社会稳定造成严重损害，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营造，同时这也是与刑法中的罪行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背离，也与刑法的立法目的不一致。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铁则”，即第一原则。我国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犯罪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当法律作出了明文规定，则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予以处罚。在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概念，认为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触犯刑法的、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明确规定了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明确规定了量刑的原则，即对犯罪人裁量决定刑罚，必须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为司法机关正确量刑提供了法定标准。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实现，还有赖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也就是在司法活动中切实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不仅要强调在司法实务中勿做有罪推定、勿做扩大解释以外，认为还应尊重法律的严肃性、威严性，勿重但也勿轻。罪行法定使刑事处罚有了确定性，从而强化刑罚的威慑力量、法律的严肃性。而现状却有刑罚的威慑力在未成年人中弱化的现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对社会上的每一公民的要求，是公平、正义观念在刑法中得以贯彻的具体体现。平等适用刑法，也即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刑法规范在根据其内容应当得到适用的所有场合，都予以严格适用。对任何人犯罪，再定罪上、量刑上、行刑上都须平等。对于事实犯罪的任何人，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认定犯罪；对于任何犯罪人，都必须根据其犯罪事实与法律规定量刑；对于被判处刑罚的任何人，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刑罚。

罪刑均衡原则是“罪当其罪”准则的设置，刑事司法故应依此原则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适应是罪与刑的基本关系决定的，是预防犯罪的需要。该原则要求以客观行为的侵犯性与主观一致的罪过性相结合的犯罪社会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主体再次犯罪的危险程度，作为刑罚的尺度；即是刑罚既要与犯罪性质相适应，又要与犯罪情节相适应。在立法上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注重对各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宏观预测和遏制手段的总体涉及，确定合理的刑罚体系、刑罚制度与法定刑；在量刑方面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将量刑与定罪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强化量刑公正的执法观念，实现刑与罪的均衡协调。

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是刑法制定的目的。放纵犯罪，必会造成对其他合法权利的损害。刑法具有教育功能，但同时也具有惩罚功能，刑法本身的性质也是通过其惩罚功能达到警示、教育的目的。失去惩罚性，刑法的教育功能势必会减弱。仅仅口头式的教育后放，必不能达到打击犯罪的目的。这不仅不利于这部分未成年人的成长，也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和谐稳定。现行的法律制度，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抓好其惩治与矫治工作，找准防治对策，不仅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而且对于搞好社会治安，构建和谐社会，也有重要意义。法律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同时，也得对他们的行为及心理进行必要的矫正。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必须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严打威慑，打消犯罪意图，消除侥幸心理；营造良好法制环境，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做好考察帮教工作。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后备军。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确需特殊保护，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处理确应宽严相济。仅仅在立法上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遏止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未成年人的目的。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有效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建立针对未成年人特点的惩罚执行机制，例如建立区别于监狱的工读学校，通过强制学习达到教育的目的；建立社区教育制度，通过社区义务强制劳动达到惩戒作用。在立法上，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刑事犹豫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辩诉交易制度、暂缓起诉制度等，既能通过处罚达到惩罚、遏止犯罪，又能符合未成年人成长需要给予犯罪的未成年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以适应少年犯罪“自动愈合”的成长规律，有利于消除刑罚所带来的“烙印效应”，在报应与功利之间找到了较为恰当的结合点，在适当的惩罚的基础上为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寻找到了契合，利于未成年人从过去的犯罪阴影中彻底地摆脱出来，为其改过自新创造有利的客观外部条件，帮助犯罪少年回归社会。我国部分地区实行的轻罪有条件消灭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效果。

参考文献：

［1］《刑法学》高铭暄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

［2］《刑法总论》，汪力、高飞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重庆，2002年.

犯案范文篇8

今天，我们召开全局2012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深入学习贯彻中纪委十七届三次全会、省纪委五次全会、2012年全省交通系统、公路系统廉政工作会和市纪委二届四次会议精神，总结2011年公路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部署2012年公路系统党风廉政工作。刚才锋祥同志传达了全省交通系统、公路系统廉政工作会议以及市纪委二届四次全会精神。同志对2011年全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了总结，对2012年反腐倡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廖振根副局长宣读了表彰纪检监察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4个先进单位就如何做好纪检监察工作作了表态性发言。希望大家认真领会，吃透精神，回去后认真传达贯彻，上下一心，增强执行力，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深入扎实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下面，我就如何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再强调几点意见。

一、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廉政建设如同经济工作一样，客观地反映着各单位在实施这项工作中所下的功夫、所给予的力度和所取得的效果。稍有松懈就会立刻反弹，反弹的表现就是案件发生率的抬头。这已为近年来行业工作实际情况所佐证。几年来，全省各地市公路部门先后发案，有的甚至出现窝案、串案，有的是一把手犯案，有的是副职或关键部门、岗位的工作骨干犯案。案件的发生虽然表现在犯案人员个体上，反映的是个人品质、素质基础不牢，经不住金钱诱惑、贪欲驱使或落入陷井，但仍然是廉政教育的工作程度不够和力度不足的反映。因而，在领导干部经济犯案率有所抬头的情况下，我们很有必要回过头来从指导思想、总体思路、龙头机制、总的抓手上进行反思，从责任人的责任履行上进行强调和把握。责任制不是新思想，但始终是反腐倡廉工作的总抓手、总关键；落实责任制不是新思路，但在各单位仍然有很大的完善落实和拓展创新的空间；强化责任意识不是新要求，但在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中仍有警钟长鸣的紧迫性；责任追究不是新惩戒，但在实际执行中仍有从严从速的现实必要性。这里我代表局党委着重强调，全局各单位，要认真按照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的要求和局党委制定的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状，认真总结回顾近年来责任制工作的落实情况，重新审视相关的责任分解、责任检查、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落实的情况，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省厅、省局的要求，结合实际，完善机制。如果说不抓养护、工程就不能算作一个合格的“一把手”这个问题还可以具体分析、讨论的话，那么不抓党风廉政建设的“一把手”就不是合格的“一把手”、就是失职，这问题大概是用不着讨论的了。因此，各单位党政“一把手”，要自觉履行领导主体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能，切实把握好本单位反腐倡廉建设的方向原则问题，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分工协作，逐级负责，保证部署工作中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这一重要龙头机制落到实处。

二、要认真抓好两级班子成员的廉洁自律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和各级对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和官德人品提出了一系列新标准、新要求。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讲党性、重人品、作表率”。近几年来，两级班子成员在落实中央规定、坚持廉洁自律、勤修官德人品、自觉为民谋利方面，体现了很强的整体素质和风貌，赢得了干部职工的广泛认同，在广大职工群众中具有良好的号召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长期以来，公路行业管工程、计划、资金和人事等重要部门、环节的各级领导和负责人，手中有一定的权利，是社会各方面包括行业基层群众监督、关注的重点和热点，这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你手中有那么多工程、那么大资金，相对有一定的权利，人家不监督你监督谁？我们要习惯，要自觉去适应这种被监督和被关注。从监督效果的角度讲，我们还要寄希望于人家来监督，行业内部的监督毕竟与外部监督是不一样的。与其等出了问题上级和司法机关来查，不如早早就请人家来监督，使他不出问题。我这里诚恳警告和提醒我们的每一位领导干部特别是重要岗位、重要部门、重要环节上管人、管钱、掌权、管物的领导干部和同志们，必须自觉主动接受监督，适应监督，自觉习惯于在被监督的环境下做好工作，必须自觉讲党性、重人品、作表率。一定要牢记党的宗旨，真正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观念，加强学习，敬畏法纪，勤修官德人品，磨砺道德情操，要保持政治清醒，做人清白，尽职份，守情操，不要因一时失足酿成终生痛悔。要慎用公权，遏制私欲，自谨自律，防微杜渐，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局党委希望任何一名干部一开始就不要犯错误、不要走邪道，如果任由私欲膨胀，做出违法乱纪的事，不但对自己的事业，尤其对个人、对家庭的后果将是极其恶劣的。对家庭亲情的伤害则往往是一辈子的、是终生的。根据国外统计，在人类痛苦指数的排名中，由于家庭成员的犯罪入狱对其他成员的伤害指数仅次于死亡，排名为第二！全省交通系统警示教育的实际情况也一再告诉我们，那些抱着侥幸心理最终锒铛入狱的经济犯罪人员，没有一个不痛悔的。他们痛悔自己没有及时收手止步，痛悔没有主动讲清退款，痛悔没有珍惜组织曾经多次给予的自醒自新的机会，痛悔自己没有面对现实而承担的勇气，痛悔在私欲膨胀下惘顾法纪，痛悔侥幸心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曾经在诗里写道：“有的鸟原本可以飞得更高更远，却由于翅膀绑上黄金，这鸟便永远不能再上天翱翔了”。这难道对我们的干部不具有深刻的启示吗？

两级班子成员，要谨守《党章》、《条例》，谨遵交通厅《八项禁令》和市纪委“六条禁令”对于领导干部的要求，紧密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机关效能年活动，始终保持一种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带头讲政治，以身作则，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自觉做遵守和维护政治纪律以及其他各项纪律的表率。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错误行为，以坚强的党性和严明的纪律保证上级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实到位，确保政令畅通。一不违反政治纪律。始终在政治上与党中央、省委、市委和局党委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聚精会神抓大事、谋发展。二不违内民主制度。自觉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议事、决策程序，按规定开好民主生活会，积极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三不损害班子团结。自觉以大局为重，不搞拉帮结派，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努力做好交流沟通、工作互补。四不损害职工群众利益。坚持执政为民、服务利民的思想理念和为民、务实、清廉的工作标准，自觉维护好、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五不违反廉政纪律。不断加大反腐倡廉建设的力度，认真落实“一把手”负总责和“一岗双责”制度，自觉接受监督和适应监督，以身作则，严格自律，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六不接受超标准接待和高消费娱乐活动。自觉拒绝权钱、权情交易，杜绝行贿受贿，严格遵守“非紧急公务，谢绝家访”的规定。七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自觉遵守“不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公路建设招投标、资金拨付、计划审批的具体事项”的规定。对这七项承诺，请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加强监督。

党培养一个干部十分不容易。各位领导干部走到今天的岗位上，肩负着带领广大职工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完成各项任务、促进公路发展的重任。这里有上级党组织的重托，有广大干部职工的期望，我们必须要洁身自好，绝不能辜负上级党组织的信任，绝不能让干部职工失望。各单位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把自律自省、廉洁从政、勤政为民作为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带头廉洁自律，始终以历史为镜，以反面典型为戒，从点滴做起，在思想上筑牢反腐防线，切实做到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顶得住压力。把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落到实处，尽职尽责、忘我奉献，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官，自觉维护行业形象，真正做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

三、要进一步加强廉政制度建设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三个更加”把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摆上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了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公路系统反腐倡廉的实践证明，预防和治理腐败，教育和自律是重要手段，但不能仅仅依赖于个人的自律，必须要有严格健全的制度的约束和监督等他律措施。制度就是红线，就是雷池，任何人过了红线、越了雷池就要担负法纪的后果。我们已有了很多很好的制度，实现了分兵把守，但仅有制度的覆盖是不行的，必须把制度建设贯串于公路行业反腐倡廉工作的各项实践之中。各单位必须管制管规则。下一步要结合行业的经验和教训，在制度建设上，我们要着力抓好以下方面：

一是要抓紧建立对公路行业管理影响重大的但目前还缺乏的制度机制。以建设性的思路，建设性的举措，建设性的办法推进惩防体系的完善。如：要尽快建立对落实公路科学发展观重大决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制度。通过制度的监察督导，保证重大决策有效落实；要尽快出台公路建设的廉政巡查制度，履行建好管好公路，保障公路资金安全的职责。要尽快出台对各项工作进行程序控制能够保障制度落实的制度规范，保证制度实施的效果和效率；要尽快出台公路系统“三重一大”制度，增强“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的执行力度，避免重大决策的失误，切实保证重大资金的使用保持在可控范围。还要尽快建立信息、信访报告、通报制度，保证全行业上下案件渠道畅通和资源信息共享等等。

二要对已有的制度进行重新梳理审视，使之不断完善健全。要重点突出对工程建设、财务管理、计划立项、资金拨付、银行贷款、质量安全、交竣工验收以及干部交流、廉政巡查督查等重要制度、机制、规范的修订和完善。要对惩防体系实施方案和廉政预警机制进行修订充实，增添新内容和新要求；对已过时不再适应行业发展的制度、规范要进行及时废止。要重点突出核心制度、核心环节，增强针对性和操作性，提高约束力和效能性。

三要下大力抓好制度的落实。规章制度，贵在健全，重在落实。要着力强化各项政策、制度的执行力和效果。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法规，如果不付诸实施，不抓落实，任其空转空，就等于一纸空文。要通过监督落实来保障制度落实，真正发挥廉政制度建设在各项工作中的监督、保障和规范、约束作用。真正做到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和管财、管物。

四、要加强纪检监察队伍自身建设

全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各单位党政的重视、支持下，近年来取得新的明显成效，行业反腐倡廉总体态势发展良好，连续多年被市纪委评为纪检监察工作先进单位，全局纪检干部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这已为广大干部职工和社会各界所高度认同，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扬。

党的十七大对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从地位和作用上作了重大提升，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总体思路和总体要求。当前公路建设面临新一轮加大投入加快发展的机遇期，廉政建设环境更加复杂；建设项目更加集中，权利寻租机会相对增多；建设资金更加密集，资金的廉政风险相对较高，腐败的空间相对增多。因此，我们全行业所面临的责任更加重大，使命更加光荣，工作更加艰巨。这就需要纪检监察部门和全体纪检干部，在过去已有的基础上，要进一步通过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履行职能，扎实工作，更好地完成纪检监察双重职能，不负光荣使命，不负行业重托。为此，我对两级班子和全体纪检监察干部提三点要求：

1、要进一步加强学习，牢牢把握政治标准。当前全市上下正在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和机关效能年活动。两级班子成员要借助这个有利契机，不断加强科学发展观，尤其是公路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和理解，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自己。要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标准，努力学习，不断学习，在不断提高政策法纪水平，打好理论功底，增强纪检工作能力和水平的同时，积极关注公路改革发展的大格局、大进程，积极争做多面手干部，复合型人才，争做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优秀纪检干部。

2、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落实。两级班子成员和广大纪检干部，要善于把政治的优势、学习的优势转化为工作的优势，创新的优势。在党委的领导下，认真履行纪检监察双重职能，认真落实教育、监督、查处和改革创新任务，结合本系统、本单位反腐倡廉工作实际，积极开展建设性拓展和创造性落实,精心安排载体平台，努力把本单位、本部门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机关效能年等主题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为保持和巩固全局反腐倡廉建设大局提供特色经验。

犯案范文篇9

（一）组织了“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3月26日，根据《2013年市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方案》的相关要求，在万石镇举办了“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活动中，拍摄《农林》节目一期、发放《购买农资提醒手册》和农业生产技术明白纸200余份、直接供应放心农资1000多公斤。

（二）组织了春季种子执法大检查。4月17日至26日，根据《市2013年种子执法年活动方案》的要求，对全市3家种子公司、87户种子经营单位、3万多吨种子进行了全面“拉网式”专项执法检查。从检查结果看，种子生产和经营已逐步规范化，基本做到了“三证”齐全，符合用种要求。

（三）组织了市农资打假交叉执法检查活动。4月26日、27日，市农林执法支队组织本辖区农林行政执法人员到我市进行农资打假交叉执法检查活动，主要检查了农资市场较大的张渚、西渚、徐舍、芳桥等镇的农资经营单位，种子抽样5个品种，农药抽样8个种类。通过检查，总体感到农资市场经营秩序规范、经营品种齐全、经营状况良好。

（四）组织了农资经营单位业务培训。5月29日，组织了由各镇（街道、园区）农资经营单位负责人、农服中心农技负责人共计300余人参加的农资经营单位业务培训。培训活动由宋建法副局长亲自作培训动员，王良祥大队长就今年农资监管主要内容及《农业品投入品经商档案进货台帐》、《农业品投入品经商档案销售台帐》的规范填写进行了专门的辅导，市工商局周士明科长就如何抓好农资市场监管提出了具体要求，农林局植保站邹利军副站长就今年的植保形势和农药使用技术进行了授课。

（五）组织了农资打假秋冬季行动。按照省农委《关于开展农资打假秋冬季行动的通知》精神，根据本地兽药季节性用药情况，11月份，重点对全市兽药市场进行检查，从检查情况来看，兽药市场比较正规，药品质量合格、经营秩序规范，总体情况较好。按照市农林行政执法支队的要求，抽样5个兽药品种，现已送交上级部门检测。

（六）组织了农资市场日常检查。开春以来，执法人员采取定点定片的方法，对全市农资市场进行“拉网式”检查。先后检查农药130多个品种，1300多公斤；兽药80多个品种，700多公斤；化肥30多个品种，10000多公斤；饲料40多个品种，6000多公斤，除已立案的6起案件中发现部分农资不合格外，其他农资均符合要求。

二、主要特点

农林行政执法工作，涉及的范围广、关联的项目杂、牵涉的部门多，今年执法工作之所以取得较为理想的成绩，得益于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得益于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得益于基层群众的理解配合、得益于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以重大活动为媒介，促进执法工作深入开展。今年以来，先后组织了“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春季种子执法大检查活动、农资打假交叉执法检查活动、农资经营单位业务培训活动、农资打假秋冬季行动等等相关活动，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配合活动，达到了三个目的，促进了执法工作的深入开展。一是赢得了农民群众的支持理解。进行农林行政执法，虽说是本职工作，但更重要的是要得到农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这就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举行相关配合活动，就是其中的方法之一，比如，3月26日在万石镇举行的“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形式活泼直观，群众反响强烈。通过这次活动，农民群众进一步了解执法工作，理解了执法程序，广大农民群众纷纷表示能够理解支持行政执法工作。二是方便了执法工作深入展开。春播展开后，为了保证种子质量，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组织了春季种子执法大检查。检查中，发现有部分种子经营户存在无证经营种子和超范围经营种子的问题，个别种子经营户还有抗法行为，针对这些问题，对违规较轻的经营户进行行政指导，对抗法人员，采取了查封、扣压，并限期改正的办法，从而促进了执法工作的开展。三是提高了农资经营人员业务水平。从以前检查的情况来看，部分农资经营人员“重利益、轻业务”的问题较为突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5月29日上午，组织了由各镇（街道、园区）农资经营单位负责人、农服中心农技负责人参加的农资经营单位业务培训。时间虽短，但是通过对重点业务的培训，农资经营人员的业务水平得到了提高。

（二）以查办案件为牵引，促进农资单位守法经营。今年以来，共立案6起，其中兽药案1起、农药案2起、肥料案3起，最高罚款额为4000元，最低罚款额为910元。从这6起案件来看，虽然案件的数量不多、罚款的额度不高，但具有代表性，我们以这6起案件为牵引，对其他农资经营单位加以警示，促使他们守法经营。一是加强教育。6起案件中，有个别犯案人员确实是由于不懂法律法规，被经销商哄骗所致。为此，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使其知法懂法，从而遵法守法，不至于做出违法犯法的事情。比如市一秀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杨巷分公司法定负责人沈君芳，一直以来守法经营，但是，由于他不懂相关法律法规，销售了未取得登记证的肥料产品，从而被查处。二是加强宣传。立案办案不是执法工作的目的，维护农资市场秩序才是其目的所在。在日常检查中，我们以已立案的6起案件为例，对其他经销商进行宣传教育，析透原因、讲清危害，使其他经销商从中汲取教训，从而守法经营。三是加强检查。针对个别经销商一而再、再而三犯案的问题，采取“回头看”式的检查，对重点经营户进行重点的跟踪检查，通过反反复复的检查督促，使其确确实实改正错误，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三）以经常检查为手段，促进日常经营正规有序。全市18个乡镇有近160个农资经营网点，点多线长面广，要确保经营正规有序，有一定难度，作为农资市场监管的职能部门，我们以经常性检查为手段，分片区、分时间段、分重点单位进行检查，从而确保了农资经营市场的正规有序。一是分片区进行检查。根据各镇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农业面积大小情况，将全市分为三个片区检查，一个是包括在内的西片区，另一个是包括屺亭街道、杨巷镇、新建镇、芳桥镇、官林镇在内的北片区，第三个是包括新。通过这样的区分，使我们的检查工作更加方便合理有效。二是分时间段进行检查。年初农播工作开展后，农民用药用肥量大，这段时间是检查的重点时段。在这段时间，执法人员坚持每天到基层一线检查督促，确保农资经营单位供应放心合格农资。三是分重点单位进行检查。分重点单位检查，主要指抓好“源头”和“边头”。抓好“源头”，就是抓好城区几个大的农资批发商。目前，城区有5个大的农资批发商，他们是检查的重点，在乡镇检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可以不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只问其进货来源，尔后直接找到批发商，查清问题根源，给批发商一定的压力，这样既减轻了零售商的负担，也防止批发商的不法行为。抓好“边头”，就是抓好徐舍镇、杨巷镇等和溧阳接壤几个乡镇的农资市场，因为从历年检查的经验来看，这些乡镇农资经营户比较容易接受之外经销商的产品，而这些产品相对本地批发商经营的产品来说，问题又多一些，所以，我们对这些地区经营单位进行重点的检查和监管，杜绝外来农资产品进入市场，正规这些地区的经营秩序。

（四）以农商联合为保障，促进农资市场合法有序。作为农资市场监管的主体，我们的职责只对有证经营户进行监管，而对个别无证经营户，没有权限去监管。为此，需要联合工商部门进行农业执法工作。一是邀请工商人员对农资经营人员进行培训。5月份，在组织农资经营单位业务培训活动中，邀请到了市工商局周士明科长就如何抓好农资市场监管提出了具体要求，并且明确，工商检查和农林执法检查都以农资经营进、销货台帐为依据，从而实现了农、商检查时的统一。二是进行联合执法检查。6月份，我们联合工商局，对周铁镇个别无证农资经营户进行了突击检查，通过检查，解决了其长期无证经营农资的问题。三是及时沟通交流相关信息。针对农林执法检查中发现无证经营农资或是经营手续不全的问题，及时将相关情况通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征求他们的意见，征得他们的支持，从而确保逐步解决无证经营农资的问题。

三、明年农资打假工作设想

（一）进一步搞好执法配合活动。进一步总结今年执法工作配合活动的成果，明年继续搞好与执法工作相关的配合活动，以此来促进执法工作的深入开展。3月份重点抓好“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4月份重点抓好春季种子执法检查、5月份重点抓好农资经营单位业务培训、11月份重点抓好秋冬季农资打假行动。

犯案范文篇10

关键词：刑法;维权;敲诈勒索;合法权益;违法事实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各种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纠纷问题，均需要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维权就是针对不同纠纷问题，依据法律规定，解决这些民事纠纷问题，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但是在生活实践中，不同纠纷问题产生的原因不同，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对于事件的看法也不同，部分人对于维权领域的相关法律知识了解或理解的不够透彻，可能会采用一些不当的过激手段来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益，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触及刑法，造成过度维权。维权和过度维权两者是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的。人们对于维权方面的意识和意愿更加强烈，但是从刑法角度来说，某些维权行为是不恰当的，这就需要从普法教育角度对人们实施有效的宣教，使其能够在法律红线内正确维权、合理维权。关于刑法视野下的维权行为均需要综合实践情况展开研究与探讨[1]。

1刑法角度的维权释义

1.1维权分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经济活动、经济主体相互交织，由此产生的纠纷性问题也较多，纠纷类型多样，涉及的主体也较多，人们要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就要充分理解和把握好维权的法律意义。从法律层面来说，维权就是指人们的利益和权利在受到侵害时，采用一定的方法来恢复和保护自己的权益，在整个过程中产生的诸多行为方式就是维权行为。1.2行为问题。通过上述关于维权定义及内容的分析可知，维权包括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两种维权形式，但是在实际的维权过程中，比较容易产生刑法问题的是私力救济维权，因为选择公力救济维权，由国家机关处理不会产生犯罪问题。行为人自身在维权的过程中，可能会采用一些过激的手段，违反刑法，例如威胁他人甚至是勒索钱财，这在司法实践中是存在较多争议的[2]。不同的维权行为由不同行为人执行，或者是采用的行为表现方式不同，在法律领域内是有不同解释的，部分行为人在存在侵权事实的情况下进行维权，目的是单纯地维护和恢复自己的权益，但是行为人在维权时存在恐吓、威胁，行为目的不再是单纯地为恢复自身权益，而是为了获得额外利益，则这种行为是构成刑法犯罪的，即为过度维权。1.3过度维权。过度维权是维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是过度维权涉及刑法犯罪，通常是和敲诈、勒索等联系在一起的，此类案件的发生严重影响了刑法的权威性和安定性，因此在处理过度维权案件时要结合涉及的数额、手段和因性等进行综合分析。过度维权中，当事人双方出现侵权纠纷或违约纠纷，一方为了维护权益或为了获利采用具有威胁性手段逼迫另一方提供高额赔偿，较为典型的是以向新闻媒体曝光作为威胁手段。通过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过度维权案件在客观表现形式上是存在明显差异的，但是触及刑法的程度不同，所以处理结果方面也是具有本质差异的。在刑法视野下解读维权行为，可以从案件因性、维权手段威胁性、索取数额不平衡性以及行为损害等方面进行辩证分析处理。

2刑法视野下的维权行为分析

2.1涉及金钱敲诈。在维权的过程中，民事案件多是以金钱纠纷为主，行为人在维权时，采用威胁或敲诈等手段勒索高额赔偿，这种行为就是刑法犯罪了。例如，甲乙双方存在侵权纠纷，其中甲方刘某购置一桶食用油，但是在启封食用油的过程中发现桶中竟然有一个橡胶圈，这是典型的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问题，于是刘某立即和厂家联系并反映此事，但是厂家一直没有对此事进行处理。刘某找到新闻媒体曝光此事后，厂家提出送刘某一箱油或几百元人民币，私下解决此事。但是刘某并未同意，要求厂家支付三万余元的赔偿款，否则自己在网上发帖持续曝光。事后厂家报警，刘某被按敲诈勒索罪判刑。从这一案件分析来看，前期刘某向厂家反映无果向媒体曝光属于正当维权，但是后期强行勒索钱款，属于非法占有的故意犯罪行为，因而触犯刑法被判刑。2.2涉及主动犯案。维权行为是在侵权前提下产生的，侵权事件的发生多是有一定的因性的，但是在案件过程中，如果是行为人自身故意犯案，存在作案嫌疑，也是要负起法律责任的。例如在案件中，甲乙双方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纠纷的，但是行为人甲为了获取钱财使用不法手段虚构事实，造成先虚构案件后敲诈勒索的事实，严重触犯刑法。如王某到李某餐馆吃饭，王某在饭菜中故意偷偷放入来前准备好的苍蝇等脏物，说是李某餐馆卫生不达标，损害消费者权益，随后王某在餐馆打砸桌椅要求赔偿高额精神损失费。此类案件属于过度维权，王某行为属非正当维权，并且涉及损害他人财物、勒索钱财等犯罪行为，案件一旦定因定性后，依照刑法，王某也是要被判刑处罚。从刑法视野分析这种涉及主动犯案和非正当行使维权权利的行为，还是要从案件因性方面入手。2.3构成犯罪条件。从刑法视野对维权行为进行分析，主要是为了了解案件产生的原因、背景以及维权纠纷的性质，继而了解行为人在维权过程中的动机以及采用的维权手法是否违反刑法。要针对维权案件中的敲诈勒索罪，需要对构成犯罪的条件进行明确。客观上来说，行为人有实施威胁性的言行，并且这种威胁行为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对方交付更多的财物，这就成立了敲诈勒索罪。但是从内容上面说，威胁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语言上的恶意通告，刑法上对“威胁”形式并没有限制，但是囊括了健康损害、个人生命、名誉、财产以及自由损害方面的威胁。方式上来说，威胁通告可以是自己完成也可以是通过第三方完成，性质上来说，威胁内容都是违法的，并且对对方当事人身心上均造成伤害。判定行为人维权行为是否违反刑法、触及犯罪，均可从以上几点进行分析论证。

3确保不违反刑法的正当维权

3.1强化法律规制。经济建设中还要加强法制建设，人们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提升，但是对于自身的维权行为却缺少法律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进行法律规制，促使人们能够更加充分地掌握和理解关于维权的刑法要求。在维权活动中可能会涉及一类人的权益，因而在维权的过程中为防止出现群众性事件，地方政府和党委部门要注意对群众进行普法教育，可以采用媒体宣传和社区宣讲等形式帮助人们了解其中的法律利弊；对于存在违法犯罪的行为人要立即进行立案和追诉，以政治手段使其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合理、合法、合情地处理相关案件。3.2谨慎审判处理。维权行为的产生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和恢复自身被侵害的权益，但是在此过程中，维权人采用的维权方式存在不当，则有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对于此类案件的审判要求根据实践原因和已造成的后果进行审理。行为人为了维权，可能采用威胁、恐吓等手段，但是对于威胁的实现与否以及其自身是否知道这是触犯刑法的，均要区别对待；还有部分行为人在维权中故意制造事端向他人索要高额赔偿款，对于其中是否存在维权依据和是否具备敲诈勒索罪成立条件也要针对性分析，法院通常可以按照财产罪论处。要想保障行为人的合法权益，并促使其采用合法手段维权，就需要对有关案件进行谨慎、公正审判，保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3.3关于域外考察。人们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维权行为也更加多样化，但是这些行为是否合乎法律，则是需要审慎思考的。过度维权这种行为触及刑法，但是这种行为在案件审理中是否能够按照财产罪进行论处，域外做法是存在较大差异的。根据实践调查发现，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处理过度维权案件时，依据的法律条例和最终的处理结果上均有明显的差异，这主要还是因为国家法律背景不同，我国在处理类似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借鉴这些域外经验，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结合本国的国情进行合理处理。法律处理的本质就是对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很多国家在处理过度维权案件时，更加强调的是对财产秩序方面的维护，因而过度维权入罪趋势也正在不断扩大。对于这种情况下，我国在立法和执法中可以进行域外考察，对过度维权行为背后的深层次社会原因进行客观分析，完善刑法制度、提高立法保障，全面有效地促进维权合法。

4结束语

过度维权事件的发生较为常见，在特定的条件下是有可能构成犯罪的。过度维权事件的产生背景较为复杂，在实际分析中，要对维权事由、参与主体等进行全面地分析，借助政治软法从宏观角度对案件的处理方向予以正确把控，但是司法机关也要注意从刑法角度对过度维权犯罪的实质进行研究，理清整个案件的是与非，并且在统一维护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前提下，这对于加强普法宣传，增加人们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知识均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在社会上形成合法维权的良好氛围后，还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秩序，促使社会的稳定发展，从而实现和推动我国的社会经济长效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简爱.过度维权的罪与罚——兼评李海峰天价索赔今麦郎获刑案[J].法学，2017（2）：173-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