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解范文10篇

读解范文篇1

“焦作现象”的实质就是焦作依靠山水型旅游产品的成功打造，带动当地旅游业的迅速崛起，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最终实现焦作的成功转型--从资源型城市转为以旅游业为支柱的绿色城市。

焦作旅游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河南乃至全国旅游业的一匹黑马，演绎了中国旅游发展的一种全新模式。解读“焦作现象”，对于中国旅游的发展，尤其是山水型旅游的发展，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一、五年创造一个神话

焦作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辖区面积4071平方公里，人口345万，其中城市人口80万，太行山南段在焦作境内连绵百余公里，风光壮丽。历史上的焦作曾以“煤城”著称，是一个因煤而兴的资源型城市，也是全国90多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

为了实现产业结构的成功转型，1999年，焦作市做出了“把旅游业作为龙头产业进行培育”的重大决策；2000年，确立“焦作山水”的旅游定位；2001年，着力打造“焦作山水”旅游品牌；2002年，全面实施“品牌带动”战略；2003年，“焦作山水”和“云台山”双双被评为中国旅游知名品牌；2004年，焦作市正式被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命名以云台山为首的五大景区为世界首批地质公园，“焦作现象”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至此，“焦作山水”享誉海内外，“焦作现象”引起全国瞩目。

1999年，焦作市各主要景区接待游客仅51万人次，到2004年，全年接待游客已近700万人次，是5年前的14倍；99年，旅游综合收入1.48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不足1%，到2004年，旅游综合收入已达41亿元，占全市GDP的9%。据全国假日办的统计，2004年“五一”黄金周，在全国99个重点监测的景区中，焦作的云台山在景区门票收入和接待人数两方面分列全国第五和第八，门票收入超过北京故宫。

5年时间，这个旅游业的新生儿经受住了市场洗礼和考验，创造了中国旅游发展史上的一个神话。

焦作一鼓作气，不断创造佳绩。2005年，焦作城市转型经验入编普通高中地理教科书；2006年，焦作接待游客达950万人，门票收入2.65亿元，旅游综合收入73.97亿元，在焦作市GDP总量中比重超过了10%，全市旅游直接从业人员达到3.56万人，并且，焦作旅游服务被评为“世界杰出旅游服务品牌”，这一切令世人惊叹不已。

二、缘何中国旅游选择了焦作？

为什么历史选择了焦作，中国旅游选择了焦作？这其中既有客观的有利条件，更有焦作自身的不懈努力。

（一）迎合市场需求

焦作拥有丰富而独特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其中，他们重点打造的是以云台山为代表的山水型旅游产品。

首先，山水观光与生态休闲一直是我国旅游市场的宠儿。这类产品在我国比较普遍，易被市场所接受，无论南北方，游客对山水型旅游产品都青睐有加，因此，此类产品一直在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打造成功具有很大冲击力。

其次，焦作山水填补了区域市场的空缺。河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悠久的历史给这里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产,河南一向以人文旅游资源丰富而著称，因此，焦作推出的“焦作山水”在向来缺乏灵山秀水的中原大地，一下子凸现出其区域的独特性；加上河南、中原及华北地区近3亿人的市场需求和景区面向大众群体的消费水平，使经过打造的焦作山水一经推向市场就受到极大的欢迎，游客量在短时间内倍增。

（二）自身的成功打造

焦作在其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政府的主导、景区的建设和大手笔的营销创造了必然的奇迹。

1、政府的主导

自1999年焦作市政府把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以来，通过制定政策、资金投入、完善设施等多方面引导市场力量转向旅游业，始终坚定不移地把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龙头去发展。

首先，焦作市政府十分重视旅游工作，为加强对全市旅游工作的领导，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由市长任主任的焦作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负责全市旅游工作的组织协调，每年都要多次召开常委会和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旅游工作。书记、市长亲自制定旅游业发展方针，市领导还提出要做大、做强、做精焦作旅游业，明确要求：“对发展旅游业的态度要坚决，不能动摇；抓旅游工作的力度要加大，不能放松；对旅游工作的领导要加强，不能削弱。”

其次，发展旅游过程中，始终坚持加大投入不动摇。一是加大建设资金投入。在景区开发建设上，坚持以财政投资为主，社会投资共同参与，集中全社会力量大办旅游。从1999年开始，焦作市把旅游业投资纳入了财政预算，投入占到全市同期地方财政收入总和的20%左右；二是加大对宣传促销的投入，自2001年开始，该市财政就设立了500万元的宣传促销专项经费，经费数额相当于该市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5‰。

另外，1999年以来，焦作有关部门先后投资5亿多元进行了全市旅游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的建设，使旅游交通、住宿、餐饮、信息、商业、娱乐等设施日臻完善，使当地逐渐形成了功能完备的旅游服务体系。

政府主导有力地推动了旅游市场化的进程和运行质量，使焦作旅游业飞速发展。

2、景区的建设

焦作市旅游资源品位较高，政府又始终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起点建设，精心打造精品工程，几年间，重点开发建设了云台山、青天河、神农山、青龙峡、峰林峡这“五大景区”和陈家沟、嘉应观、韩园等“十大景点”，开发出了以自然山水游为主，历史文化游、休闲娱乐游、体育健身游、科普知识游、民俗风情游、工业参观游、农业观光游、黄河湿地游、都市风光游等10种配套发展的旅游产品。以下，我们以云台山的开发条件和开发过程为例，简要分析焦作各景区发展所走过的历程。

第一，云台山拥有优质的旅游资源

首先，资源独特性强。云台山以山称奇、以水叫绝，是国内山水景观中罕见的丹霞地貌峡谷景观和雄中含秀、南北兼长的山水风光精品。

其次，品味较高。云台山是集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旅游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区、部级猕猴自然保护区六个“国字号”于一体的世界地质公园，是世界级的旅游资源，并正在参评世界自然遗产，品味很高。

最后，资源类型丰富。这里的旅游资源自然与人文相融，既有以红石峡石灰沙岩为代表的地理景观等自然生态景观，还有以“竹林七贤”隐居地及汉献帝陵等为代表的众多历史人文景观，类型丰富，形成复合型产品。

第二，区位及交通条件较佳

首先，区位条件好，市场规模大。云台山地处郑州、开封、洛阳、邯郸、晋城和长治等中原城市圈的包围之中，巨大的客源市场，为云台山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其次，交通便捷顺畅。景区交通便利，公路、铁路、航空四通八达，云台山距郑州只需1小时，距北京、天津、武汉、西安和上海等国内的大城市车程也都在10个小时以内，可进入性较强。

第三，景点的精心包装

云台山景区重点包装了十个景点，即红石峡、泉瀑峡、潭瀑峡、青龙峡、万善寺、子房湖、茱萸峰、百家岩、叠彩洞、猕猴谷，在峡、瀑、寺、湖、峰、洞、古迹、隐士文化等方面做足了文章，十大景点独具特色，丰富而细腻。

红石峡：这里有14亿年前震旦地壳运动所造成的地质遗迹、有我国北方地区少有的丹霞地貌峡谷景观，这里集潭、瀑、泉、池、溪和崖、石、台多种奇石水景于一体，俗称“峡谷盆景”，是云台山重点打造的代表性景点。

茱萸峰：云台山的主峰，绝壁千尺，怪石嶙峋，且是道教玄武祖师得道故地，与湖北省武当山“南顶”，并称道教“天下二顶”，这里还是中国传统风俗“九九登高”的胜地，唐代诗人王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就是在此有感而作，所以，名人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是这一景点的特色所在。

家岩：晋魏唐宋以来，游人名士，代有遗迹，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在这里隐居前后达20多年，所以，云台山在景点开发中，历史遗迹、隐士文化都极好的融入了其中。

除此之外，云台山的其它景点也都经过认真推敲、精心包装，让游客来了有看头、有玩头，不仅形成了春观花、夏避暑、秋赏红叶、冬看树挂的四季美景，还注重自然、文化的融合，形成了极具内涵的旅游产品。

第四，多种产品体系开发

云台山的旅游产品的开发分为观光类旅游产品、生态休闲类旅游产品和一些专项旅游产品。

观光旅游产品：包括自然山水观光和名胜古迹观光。

自然山水观光主要有峡、瀑、湖、峰、洞、地质奇观和野生动物（猕猴）等方面的观光；

名胜古迹观光主要指依托万善寺、汉献帝墓群、竹林七贤遗址等开展的名胜古迹主题观光旅游产品。

休闲类旅游产品：主要指生态休闲和文化休闲类产品。

生态休闲类产品，主要针对游客的节假日休闲娱乐而开展的，同时考虑部分的观光游客也会为云台美景作短暂停留或休憩；

文化休闲开展的有云台观日出、重阳朝顶、隐士文化休闲体验等等。

专项旅游产品：是云台山依托自身丰富的地质景观和野生动植物资源而开展的，包括地质科考、登山探险、自驾车和节庆旅游产品。

地质科考类产品，充分挖掘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的品牌价值和云台山地质文化，强力打造了地质科考旅游；

登山探险产品，主要对日益增加的户外运动人士开展的，包括徒步、登山、攀岩、探险、露营、极限运动、定向越野、户外休闲旅行，一般以一两日短程旅程为主；

自驾车旅游产品，在景区适当的区块建设汽车营地，为自驾车旅游提供服务；

节庆旅游产品，重点打造的是以云台山国际旅游节为主，以茱萸山重阳朝顶庙会、云台观瀑节等为补充的节庆旅游产品体系。

3、大手笔的营销

旅游经济是知名度经济，是注意力经济，知名度越高，越有吸引力。焦作优质的旅游资源，加上大量资金投入的景区建设，剩下的就是开拓市场了。焦作从旅游开发之初，就对客源市场进行了超常规的全面宣传、集中轰炸式的营销，成功策划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宣传促销活动。强有力的营销，成为“焦作山水”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一、奖励旅行社。焦作旅游业在发展之初，采用的营销手段就是奖励旅行社，2001年，政府还专门制定了《关于省外旅游专列、团队赴焦旅游的奖励政策》，对组织、招徕客源的组团社给予了更科学的打折优惠和现金补贴奖励，大大调动了旅行社组团的积极性，对激活焦作旅游市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二，他们积极参加国家、省举办的各种国际国内旅游交易会、推介会，还以旅游宣传“大篷车”的形式，先后奔赴北京、上海、天津、山西、河北、香港、澳门及省内周边地市开展大规模的旅游促销活动，扩大了焦作山水的影响力。

其三，通过媒体强势宣传。先后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旅游报等新闻媒体上全面介绍了焦作各景区，还在体育赛事、天气预报电视栏目进行宣传促销，吸引了各地游客的目光，使焦作旅游做到周周有报道，月月有新闻。

其四，焦作以云台山申报世界地质公园入手，借助申报世界地质公园这一载体，从地质科普的角度走出一条摘取世界品牌的新路子。

其五，通过节庆活动宣传。包括每年6-7月的“云台山国际山水旅游节”，现在已经举办了5届；8－9月“云台山观瀑活动”；9月9“登茱萸峰活动”。还举办了全国攀岩比赛、焦作山水国际摄影节、焦作红叶节、云台山竹林七贤学术研讨会等数次高规格、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其六，2004年，焦作陆续开设了武汉、福州、宁夏、唐山等方向的旅游专列，几年间共引进了旅游专列和团队百余个，甚至一天就引来3趟旅游专列，大大活跃了市场。

总结“焦作现象”的成功，就是它通过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实现了资源和市场的完美对接，即焦作立足旅游市场的需求，使旅游与经济结成更紧密的共同体，打造旅游产品的特色，形成旅游产业链，使之成为产业型的产品持续快速发展，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了中国旅游业新的闪亮点和产业系统升级的先锋军。

三、奇迹，我们共同创造

“焦作现象”让人们对中国旅游、对旅游产业系统升级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它不仅是旅游开发模式的创新，也是国内资源型城市寻找替代产业、实现城市转型的一种先进模式。

中国旅游业刚刚起步20年，脚步依然稚嫩，而旅游时代已经以势不可挡之势向我们扑面而来，我们必须以全新思维和境界去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旅游业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中国特色的旅游发展理论体系，需要在发展实践中探索和构筑，准确把握中国市场是旅游业发展的前提，敢为天下先是我们要从“焦作现象”中提取的精神，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思维才是创造经典之作的核心。

读解范文篇2

（一）

回到久违的母校南京大学，见校园里多了一尊青铜雕塑。远远望去，那是一头甩蹄欲奔的驮畜，但因其造型手法写意而粗犷，尚不敢断定是何方神兽。再等走到近前，却感到有点意外：如此狂野不羁的一副造像，竟配上了这般憨态可掬的名字——所谓“孺子牛”是也！

名与实之间的此种反差，吸引我驻足多打量了几眼：凭着美学一行的敏感，这尊雕塑的风格，无论如何都是古拙而变形的，你说它更原始也行，说它更现代也罢，反正是毫无俯首帖耳之意，不像农耕文明的犁田工具，尤其是不像可以牵在小孩子手里“过家家”的驯顺玩具。不知道那么多饱学之士，又天天路过这里，何以出现这等趣味差错？

更有意思的是，我很快又从当时的校报中得知，原来造成这种文不对题的，并不是雕塑的原作者熊秉明，而是隔着行当的物理学家杨振宁：

这头牛的动态是失蹄的，又是奋起的。处在极端的困境，又正充满信念，以顽强的意志和磅礴的生命力站起来……杨先生经过巴黎，在我家看到这头牛的原作，脱口而说：“这可以命名为‘孺子牛’。”无疑，他想起了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还有一句话是大家所熟知的：“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杨振宁看到“孺子牛”是三十年前在巴黎。没有想到今天能放大，铸铜，立在祖国的大地上了，在我所出生的南京，在我父亲曾经服务过的南京大学。真可说是奇异的、神秘的巧合。（《南京大学报》，2002年5月30日）

于是便掐指推算开了：熊秉明这番话是2002年讲的，如果他的记忆没有出错，那么拿2002减去30，则杨振宁最早在巴黎看到这尊雕塑，应当是在1972年左右，恰值这边国门死死关闭之时。由此一来，真正令人惊异的，就不是杨振宁这位物理学家，竟会不了解“孺子牛”一语的原典出处，他毕竟只是学有专攻的物理学家，而是这位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在与大陆交通很少的情况下，竟会如此本能地熟悉毛话语，让“孺子牛”的革命新解脱口而出！

我无意多拿杨振宁说事儿，特别在娱乐版上已然太过热闹的时刻。然而，他这种下意识的脱口而出，却可以作为某种突出的表征，帮我们咂摸出好多滋味。比如，就本文关注的要点而言，它相当突出地显明了：不管是福是祸，鲁迅作为一种共享的话语，都早已渗进了现代汉语的深处；而且，在这种新兴的话语传统中，语言学和政治学是如此互渗，有时候简直就难以厘清——究竟哪些只是政治家的发明，哪些才是文学家的创造？

由此又联想起另一件事。上学期最后一堂课过后，尽管我刚刚对鲁迅的悲剧观念提出了不同看法，仍有一位同学怯生生地走到讲台前，大概是鉴于我方才同样这么“脱口而出”地背诵过鲁迅，而天真烂漫地问了这么一句：“老师……小时候还是很爱读鲁迅的吧？”

怎么回答这恍如隔世的问题呢？——其实我们这代人，尴尬就尴尬在，哪有不是读着鲁迅的作品长大的？往好里说，在那个批量生产“齿轮和螺丝钉”的年代，这种受到例外恩赦的阅读，总还能为个性发育保留些许空间，甚至刺激得脑后长反骨处暗自发痒。往坏里说，那年代再不读鲁迅，还能有别的什么书可读？到哪里去寻找至少还讲究一点笔法意趣的文字？到何处去获得哪怕只是能教你多识几个中国字的书本？

只是，恐怕针对鲁迅的复杂心结，也是早从那时起便已种下根苗了。正因为全都熟读过他，甚至可以下意识地背诵他，人们才这么真心诚意地在乎他——不信再过一两代人看看，还会不会有一大群人天天拥到网上，真心诚意地为了他而动气上火？可话说回来，又正因为即使在鲁迅拥有最多读者的岁月，也说不清那阅读行为究竟是出于主动选择，还是被动灌输，所以人们在提到这位最有影响的作家时，内心深处也肯定潜藏着不谐和音。

而无巧不巧，杨振宁当年脱口道出的“孺子牛”三字，正可作为一个突出的案例，来说明从鲁迅身上升腾的迷雾，当年是怎样循着政治诠释的进程，层层加码地衍生和推广开来。正因为这样，我才希望自己的下述努力，可以帮助稍微摆脱目前这种单纯表态式的争论——那无非标示着智力上的绝望罢了！

（二）

很显然，杨振宁所以能脱口讲出“孺子牛”来，并不是因为有了左丘明，而是因为有了。因此，本文接下来的考察，就要先从的相关言论入手。在我看来，这位政治人物给出其独特解释的历史语境，由于受到他自身巨大卡里斯玛的蔽障，并没有得到设身处地的理解。

不管是什么原因，对鲁迅作品的个人爱好，总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姑且只从他在中央苏区落魄时（1933年底至1934年初）跟冯雪峰讲定“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算起，那么，到他临终前不久（1975年8月）在专为他特制的线装大字本《鲁迅全集》上写下“吃烂苹果”字样为止，对于鲁迅的趣味爱好，也是至少持续了四十余年，而且真真正正是终生不渝。

本来对于任何别人，都可以高高挂起地说——“提到趣味无争辩”。唯独对于高居于公共舞台的政治领袖而言，特别是对于这么一位具有这等个性的政治领袖而言，却必须警觉地意识到，他的个人趣味实在是很难限定在私人领域。事实上，仅仅在几年之后，随着在政治上的东山再起，他对于鲁迅的这种热衷就开始被推广成为公共判断，并逐渐演变成思想的组成部分。

只有理解了上述原委，才可以历史地领会到，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所讲的那番话，虽然那样的出人意表，亦不无强作解人之嫌，却并非出于一时之心血来潮：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长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论鲁迅》，1937年10月19日）

在本人的字汇库里，肯定是找不出更高的评价了。可认真分析起来，政治思维和文学思维在这里却搅到了一起。就其“出语惊人”的效果而言，俨然是在做一首悼亡诗，由此无论是本着他本人的诗人天性，还是鉴于被追悼者的文豪地位，都使他不由遵循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遣词规则。然而，从他那“斩钉截铁”的口气来体会，这位政治家对一位文学家的高度评价，却又并非建基于文本细读和生平研究的基础之上，也并非建基于对于整个文坛的了解和对比之上，而是不容分说地代入了自家的政治方程。由此就可能出现这样的佯谬：如果在讲演中对于鲁迅这株“独立支持的大树”的判定是正确的，那么针对此一判断本身，当年恐怕就惟有一个人敢跟他进行商榷；可惜此人早在一年前便已过世了，而且我们也不难想见，假如他依然健在的话，亦未必就会被这么敞开了拔高。

但毕竟君无戏言，这个惊世骇俗的“鲁迅主题”就只有接着往下发挥了。于是，到了写于两年多以后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顺应着承继五四新文化之运祚的要求，对于鲁迅的赞誉也从“圣人说”发展到了“主将说”：

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0月）

从语感上细细体味，这段略嫌欧化的全无保留的颂扬，恐怕是先由哪位更熟悉外来句式的秘书代为起草的。但不管怎么说，既已获得了的签名认可，它那排比句式便狂飙般地横扫过来，迫使整个文坛的生态都要为之丕变。做过鲁迅论敌的人们就不必说了：他们要么铁了心去恨乌及屋，也用同样简单的政治方程来化约鲁迅；要么则心惊胆战懊恼不迭，悔不该因一时口角或意气而打上了终生的政治污点，那污点就像植入体内暗中作响的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把自己炸得魂飞魄散。

另一方面，似乎不无意外的是，那些有幸引鲁迅为同好的人，居然也面临着相当严峻的——甚至很可能是更加严峻的——角色调整和风格转换。在这个意义上，近来爆出的那个据说曾向当面追问过的“假如鲁迅还活着”的问题，应当早在四十年代初便已尖锐地提出了，而且就其根源而论，真正提出此种疑难者亦并非旁人，正乃大政治家自己。其间原委不便在此详谈，我们仅限于指出这么一点也就够了——仅仅在不到两年之后，就已经在他那篇影响至巨的《讲话》中，针对着从《三八节有感》到《野百合花》的种种犯规，尝试着回答这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了：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语锋一转地答道：解放区的天既已是“明朗的天”，那么就算“鲁迅还活着”，他也照样乐于改变自己的文风，而且在“风格就是人”的意义上，他也照样乐于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不会再那么冷嘲热讽、执拗负气，更不会一味地灰暗抑郁、刻薄孤愤，而只会满腔热情、大声疾呼、平易近人、喜闻乐见。平心而论，《讲话》原本就发表在时期，原本就是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上述言论亦属题中应有之义。只是，原本针对鲁迅之特立独行格调的高度赞誉，从此便只能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了。

事实上，只有深入到上述两难语境，平衡地感受到在本人的趣味偏好和革命战争的集体要求之间的微妙张力，才能真正体味到当时某一番具体言说的复杂动机。而讽刺的是，那些动辄用“孺子牛”一语来感动或自我感动的人们，要么忘记了，要么从未晓得过，对于“孺子牛”一语的创造性解释，同样是在的氛围中、而且是在同一篇《讲话》的结尾处，被信手拈来的一段华彩的自由发挥——只要稍微恢复一下上下文就可以嗅出，这段自由发挥跟他前面讲的那番话，在文气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从必须推行的政治逻辑来判断，上述解释虽属信口开河，亦不无妙手偶得之处。它率性截取了鲁迅的两行诗，既使之与原有的上下文分割开来，又把它嵌入到革命集体主义的话语之中，而且看上去拼合得简直天衣无缝。由此一来，他就一方面藉此加强了自己原先的趣味判断，继续维护了鲁迅令他心仪的特立独行个性，另一方面，却又向那些欲步鲁迅后尘的人们，重申了革命集体的严明纪律。这正是标准的毛式“辩证法”！在这种“辩证的”诠释之下，鲁迅原本就突出和罕见的个性，愈发地具有惟一性了，因而也愈发地望尘难及了。

（三）

没有理由去低估。所以只能合乎逻辑地推断：当他把这两行诗从鲁迅文本中断取出来的时候，本不过是在有意为之和借题发挥，以便在通篇《讲话》的最后，以“赋诗言志”的传统手法再来活跃一下凝重的气氛，也再度总结调和一下自己那两种看上去有些抵触的论点。就冲的国学底子，实在是难以相信，在他把这两行文字从那首绝不难懂的打油诗中摘引出来之前，还能当真看不懂它们。然而，捉弄人的历史玩笑却在于：由于这位政治人物的巨大个人分量，鲁迅这首诗经他这么随口一解释，反倒从此果真疑团重重了——就算此后不会没有明眼人，怕也只能掖着明白装糊涂了。

于是就只好破点功夫从头析读。应该说明的是，若不是偶然被引用过，鲁迅这首牢骚满腹的打油诗，就像他的类似涂鸦之作一样——比如他写于同一年的那一组《教授杂咏四首》——原不值得这般郑重其事，花的功夫竟比把它戏作出来还要大许多！

三尺小童皆知，这首打油诗的标题是《自嘲》。然而“自嘲”二字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往也是并不深究的。其实，哪怕只从这个题目的字面，也可以立刻明确下来以下两点：第一，且不管鲁迅来到解放区后文风会发生什么变化，这首诗毕竟是写于1932年的上海，仍然反映了他惯用的笔法，即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换句话说，除非这位文学家犯了“小儿科”的错误，那么在这样的标题下，则所有的诗句都势必冷冷地含有嘲讽之意，而不会像他早年的“血荐轩辕”那般灼烈烫人。第二，然则这一回他的嘲弄对象又有所不同——比如不像上面提到的《教授杂咏四首》那样，去挨着个儿讥讽钱玄同、赵景深等人——相反，选择以“自嘲”二字为题这本身就决定了，不管作者骨子里是否以退为进正话反说，他在表面上总不会针对别人。换句话说，除非这位文学家犯了“小儿科”的错误，那么这首诗至少在字面上的挖苦对象，便只能是作者自己。

破题以后，再来重读这首虽已家喻户晓却未必真被读懂过的七言诗：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鲁迅：《自嘲》）

平心就其总体格调而论，不管作者有没有注明，这都算不上什么精心之作，充其量不过是顺嘴调侃而已。甚至，除了诗中的第三联之外，也并无必要煞有介事地加什么注释，因为字面本身就一览无余。不过，这种情形随即就提示了我们：要说真有什么值得注意之处，那也恰恰在这刺眼的第三联——正是后来被截取的那两句——它们在文字风格上不无突兀，忽然变得庄重和工稳起来，还正襟危坐地掉起书袋来，读上去总嫌不那么“打油”。

那么，这种风格上的不连贯是如何造成的呢？对此，鲁迅早在其《日记》中为此预留了解释线索：

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

（《鲁迅日记》，1932年10月12日）

在上文的小引中，“达夫赏饭”即郁达夫请众人吃饭，“闲人打油”即鲁迅即席戏作小诗，这些都向无异议；至于“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云云，究竟是“偷”了什么，又跟什么“凑”在一起呢？依我看来，相对可信的记述，还要数《“孺子牛”的初笔》一文所披露的席间情景：

鲁迅到时，达夫向他开了样玩笑，说：“你这些天来辛苦了吧。”

“嗯，”鲁迅微笑着应答，“我可以把昨天想到的两句联语回答你，这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看来你的‘华盖运’还是没有脱？”达夫继续这样打趣。

“嗳，给你这样一说，我又得了半联，可以凑成一首小诗了。”鲁迅说。（按：鲁迅所言偷得半联即由此得首句“运交华盖欲何求”。）到席散，达夫取出了一幅素色的绢要在席的各人题词留念。鲁迅所题的就是上面所说起的两句。

（魏殷：《“孺子牛”的初笔》，《新民报?晚刊》，1956年12月6日）

依上文之解释，所谓“偷得”的半联，便是“运交华盖欲何求”之句。由此就不难想见，正是席间诸如此类的闲言碎语，加上早已憋在心头的两句联语，随机地“凑”出了这么首打油诗。由这个拼合过程又可推知，当时的写作过程确实是相当随意的文字游戏；或正因乎此，《日记》中的记录才跟公开的文本有所出入，漫不经心地把“破帽”记成了“旧帽”、把“漏船”记成了“破船”。进而，我们也就有理由猜度，在尚未由着谈兴把这些句子“凑”到一起之前，很可能就连鲁迅自己也未曾料到，自己最终竟会以“打油诗”的形式，来发表憋在心头很久了的、由两个冷僻典故组成的对联。唯其如此，全诗的格调才留下了抹不平的裂痕。

接着又要试问，鲁迅心头究竟为什么会长久地憋着这两个典故呢？它们又分别对应着作者怎样的心态呢？幸而，除了这首语焉不详的打油诗之外，作者此前还分别就此写过一封信，清晰披露了真实的想法。

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而上海文坛小丑，遂欲乘机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语，力施中伤，由来久矣。哀其无聊，付之一笑。上月中旬，此间捕青年数十人，其中之一，是我之学生。（或云有一人自言姓鲁）飞短流长之徒，因盛传我已被捕。通讯社员发电全国，小报记者盛造谰言，或载我之罪状，或叙我之住址，意在讽喻当局，加以搜捕。其实我之伏处牖下，一无所图，彼辈亦非不知。而沪上人心，往往幸灾乐祸，冀人之危，以为谈助。大谈陆王（黄）恋爱于前，继以马振华投水，又继以萧女士被强奸案，今则轮到我之被捕矣。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缄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

（鲁迅：《致李秉中》，1931年2月4日，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

（鲁迅：《致李秉中》，1931年4月，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天下竟有这等的巧合！鲁迅这两封信竟是写给同一位收信人的，写信日期也都同样略早于写作《自嘲》的1932年。这样一来，它们就白纸黑字地排除了生出任何歧义的可能。换言之，完全可以把这两封书简，看成鲁迅为那首打油诗所写的亲笔的和最权威的注脚。信中那种板上钉钉的夫子自道，跟鲁迅亲手拟定的标题一样，全都准确无误地表明了：无论是所谓“千夫所指”，还是所谓“为孺子牛”，都无非是作者徒唤奈何的自我嘲讽——它们要么用来自叹“人言可畏”，要么用来自叹“舐犊心切”，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四）

按说，有了如此明确的现身说法，原是不难循着它验之于原典的。然而长期以来，针对着这首小诗还另有一种更加强大的解释动力，它足以把如何解释两个古代典故的细小问题，牵连成可以随便怎么上纲上线的重大问题。

以郭沫若的渊博与阅历，焉能不对此中的奥秘心知肚明？由此也就难怪，他在这方面惟一能做的事情，便只是一再复述的权威解释。比如他曾经这么讲：

因此我们更应该加倍的认识鲁迅，加倍的体验鲁迅精神。“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要有甘心做牛的精神，然后才有“横眉冷对”的胆量。

（郭沫若：“鲁迅和我们同在”，1946年10月20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十卷，第161页）

再如他还曾这么讲：

鲁迅脍炙人口的两句诗：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把鲁迅精神表示得非常圆满。

（郭沫若：“冷与甘”，1946年12月21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十卷，第200页）

光这么人云亦云也就罢了。郭沫若后来走得实在太远，不光在应景做诗时对此亦步亦趋——如他的那首“我亦甘为孺子牛，横眉敢对千夫怒。三味书屋尚依然，拈花欲上腊梅树。”（郭沫若：《题绍兴鲁迅纪念馆》，1962年10月28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四卷，第220页）——而且，根据《郭沫若年谱》（龚济民、方仁念编，第117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的记载，他还在1962年1月7日，即在读到那首教正他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次日，似非巧合地写下了《孺子牛的质变》一文，略显奇怪地考证出，鲁迅化用的“孺子牛”一典，出自清人笔记中的一段冷僻记载：

同里钱秀才季重，工小词。然饮酒使气，有不可一世之概。有三子，溺爱过甚，不令就塾。饭后即引与嬉戏，惟恐不当其意。尝记其柱帖云“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真狂士也。

（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

真是再有意思不过了！实则，“孺子牛”一典在明清文集中并不罕见。如明人邵宝即有诗云：“草径晴嬉孺子牛，花经新雨是天休。李三郎畔频移座，黄四娘边漫系舟。画笔可无才点染，诗家愁有韵拘囚。吟余再读青年赋，却笑杨园猗亩邱。”（邵宝：《容春堂集?海棠六首》）再如清人吴伟业亦有诗云：“击鼓喧阗笑未休，泥车瓦狗出同游。生成岂比东邻犊，觳觫何来孺子牛。老圃盘飡夸特杀，太牢滋味入常羞。看他诸葛贪游戏，苦鬬儿曹巧运筹。”（吴伟业：《梅村集?茄牛》）然而显而易见，跟前文中那位钱秀才所谓“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的对联一样，上述两首诗也都充满了嬉闹放浪之情，正说明明清作者对于“孺子牛”一典的化用与理解，恰与鲁迅充满苦涩的自嘲不同。而郭沫若又是何等样的聪明人！我们看到，当他强辩“在这里，真正是腐朽出神奇了”的时候，显然已是意识到了这种落差。那么，他到底为什么不去径取原始的出典，而偏偏曲意求助于后世的用典呢？难道他不晓得这样做是于理不合的么？

天机恰在这里！在我看来，郭沫若越是撇开原典不提，也就越发清楚地表明，他早已看穿了此中的奥妙——那两个典故的本意，实在太跟的解释背道而驰了，于是在那个要命的节骨眼上，便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就算不能为政治正确的解释提供佐证，也至少先帮着把鲁迅的本意弄得朦胧些。换句话说，在这件事情上，实在是不怕糊涂、就怕较真的……

谢天谢地，现在总算可以保持着正常心跳来回顾这段渐行渐远的历史了，惟在此时我们才能恍然大悟——原来竟可以如此简易地透过原典，清楚地洞悉鲁迅当年的真实意图。

一言以蔽之，鲁迅究竟为什么要用“千夫指”的典故呢？无非是借用《汉书?王嘉传》中引用过的里谚——即所谓“千人所指，无病而死”——来嘲笑自己竟已无可奈何地陷入了众口铄金的险境。鲁迅又究竟为什么用要“孺子牛”的典故呢？也无非是借用《左传?哀公六年》的故事——即所谓“鲍子曰，‘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杜预注：孺子，荼也。景公尝衔绳为牛，使荼牵之。荼顿地，故折其齿。）”——来嘲笑自己如今竟也甘心为子女当牛做马了。如若不信，完全可以翻回前页，拿这两个故事对照他那两封信，看看是否毫厘不爽？?

结论就这么水落石出了，听起来还这么平淡无奇！让我们不厌其详地再来总结一下：甚么才是长期以讹传讹的“孺子牛”呢？首先，在原始文献中，那是一位梗直的大臣用来批评齐景公的用语：这位国君是如此地溺爱子女，竟然不顾尊严和体统，衔起一根绳子扮作老牛，好让年幼的儿子牵着取乐，不料这孩子却摔了一跤，连父亲的门牙也扯断了，由此留下了千古笑柄。其次，在鲁迅笔下，则是在借用上述故事来表达自身的无奈：他原已对人生万念俱灰，哪里还希望传宗接代，不料无意间却添了儿子，虽明知从此多了家室之累，却又受舐犊之情的驱使，只得勉力为儿女当牛做马，此间不无让列位见笑之处，差可比齐景公当年对孺子的溺爱……

实在不必再提供什么旁证了！不过，还有两首同样自幼背熟的鲁诗，此刻已然遛到了嘴边，且又跟“横眉”“俯首”一联若合符节，就引证出来聊博读者一粲吧。其一曰：

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

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

（鲁迅：《报载患脑炎戏作》，1934年）

这首写于同一时期（两年之后）的、同样是被“戏作”出来的打油诗，居然同样是以“横眉”来自况，而且同样是在对八卦新闻表示愤然，甚至还同样针对着有关自己的胡编乱造的“死讯”！你说巧也不巧？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鲁迅跟现代媒体的复杂关系，也还属于过渡类型的“中间物”。一方面，他无疑已从媒体中大大受益，就连自己的后期写作方式，包括下笔的对象、风格和文类，都已受到报纸花边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一旦媒体炒作到自己头上，他还不能像现在的公众人物那样，坦然地面对它那追求和制作卖点的规则，甚至欢迎一切能够吸引眼球的飞短流长。

其二曰：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

（鲁迅：《答客诮》，1931年）

这首写于一年前的诗，无独有偶地，还是针对着鲁迅的为父之道，说出来的也还是那句老话：我偏要溺爱自家的孩子！此间值得注意的，首先还在于该诗的标题，它不仅说明当年确曾有人对此看不惯，也说明作者当年确曾因此而感到了压力。老来得子，原本就更觉珍贵，也难免有些流于溺爱，偏生这孩子的出身，又恐难为世俗所容，更疑心有人戳脊梁骨……不过，这类心结只怕都是次要的，更加深层的刺激还在于：正像“怜子如何不丈夫”这一句所暗示的，其实日常语境中的周豫才、周树人等等，和公众形象中的迅行、鲁迅等等，有时完全可能是判然两个人的。唯其如此，才会有人指着作者精心打造的面具质问：像你这样的豪杰丈夫，竟也如此情长气短么？就算别人没有这样的疑虑，鲁迅本人也未必不会感到惶惑吧？

（五）

不像他那些不成体统的新体诗，鲁迅的旧体诗虽则不多，却很能见出功力和才情。尽管他恨不得立时就毁了那古老的中国文字，这种经由长期文化积淀的符号系统，仍然赋予了他足以自成一家的形式感与表现力。只要他能把自己招牌式的强烈情感浓度，贯注到它简洁而严谨的诗律中去，并且保持住饱满和聚敛之间的必要平衡，那么，他就几乎可以信手天成地写出老辣沉雄的佳句。比如他那首“如盘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鲁迅：《悼丁君》，1933年），再如他那首“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鲁迅：《悼杨铨》，1933年），都是这类在激怒之余奋笔写下的经得起推敲的诗作。

然而，上述判断却概括不了鲁迅的打油诗，尽管那从形式上也可以算作旧体诗。那种皮笑肉不笑的滑稽笔法，更属于周作人、聂绀弩等人的专长。而相形之下，鲁迅的心气则要激烈得多，急切得多，玩不好这种皮里阳秋的文字游戏。即使他主观上想要突破这种限制，尝试一下这种寓庄于谐的诗歌游戏，亦很难写得圆熟和从容。他总要劈头盖脸地骂过去，流于直露和表浅，缺乏相应的幽默和韵致。

进一步说，即使在鲁迅为数不多的打油诗中，正如前文分析过的，《自嘲》一诗仍因“拼凑”的痕迹太重，而留下了特别的形式缺陷。在它的总共八行句子中，其余六句都是信口编出的，尽管平白寡淡，总还保有了语感的连贯；这就更把早已定型的“横眉”“俯首”一联晾了出来，使之显得突兀、生硬和不自然。在此意义上，不管这两句嵌到其他上下文中，会显得何等工稳、对仗和渊博，但仅就一首打油诗的应有格调而论，它们都更像是某种败笔。而由此说来，责任或许就并非都在了——这首诗的前几句，都在叹息自家命穷运蹇，一副无可奈何的腔调，不料到了生硬插入的第三联，却横眉怒目地盯紧了外边，也难免就把阅读的注意力引向了外边。更其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种风格上的不协调，才闪出了任由别人率性发挥的裂缝，而又正是这种任性的发挥，才使得这首小诗阴差阳错地成为自己最传世的名篇。鲁迅地下有知，怕亦只能哭笑不得了。

可话又得说回来。虽然谈不上什么艺术成就，但鲁迅的这首诗，尤其是他的那两句诗，仍然有助于去生动地还原一个执拗孤傲的个性。骨子里，这两句诗的弦外之音，无非是一个“索性……偏不……”的句式罢了——我居然已经犯下众怒了吗？那么我索性硬着头皮被你们骂死，偏不跟你们达成和解！我居然算是溺爱孩子的吗？那么我索性俯首下心地任他跨骑，偏不听从你们的劝诫！对于这种登峰造极的我行我素，仅仅套用所谓“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来解释，怕是远远不够的。生性孤僻的人古已有之，落落寡合的人古亦有之。然而，在“道不孤，德有邻”的传统伦理范导下，无论一个人怎样的难相处和不合群，他也不会反以夸耀这种个性为荣，反以放纵这个秉性为高。所以，只有在西风裹来的现代性浪潮中，这种个性才会因其先对所属社会做出了总体的黑暗判决，连带着也把自身转变成刀枪不入的黑洞。就此而论，尽管从表面上看，是鲁迅站在外部文明的基点上，向着整个国民性及其背后的传统文化扔出了投枪，但从深层体会，倒是那个已被割裂的文化传统转而报复了鲁迅，使他原本就倔强孤傲的个性，愈发深陷于“社会化不足”的自闭状态，无法基于人际这一向度而超越出自身。

更有意思的是，行文至此应能想到，其实鲁迅的这首打油诗，本身并没有多少妙处，倒是对它的创造性借用，显得相当精彩。尽管他对“横眉”“俯首”一联的辩证发挥，肯定属于成心成意的误读，但这却给了这位大政治家一个机会，把他对于革命分子的爱憎要求，响亮地和富于文采地表达了出来。毫不夸张地讲，把一首原本不阴不阳的打油诗，改造成铿锵有力的革命口号，这真可以被看作解释学原理的经典案例了。正因为如此，鲁迅的这两句诗——尽管夹带着其被大大曲解的释义——才会这样地深入人心，甚至教化过一个当时远在异国的华裔物理学家。此外，行文至此还应能想到，经由的创造性解释，鲁迅的这两句诗，与其是像俗常理解的那样，充分反映了鲁迅性格的两个侧面，毋宁是于无意之间，展示了本人主观世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作为个体的他，出于对另一个个性的同情理解，表现得那样喜爱和尊重个性；另一方面，作为组织首领的他，出于对政治部落的维护，又表现得那样反感和抵制个性。我们基于这种《矛盾论》的法则，来反观中国革命中的许多对立的事实，大概比仅仅归咎为“伪善”或“钓鱼”，要更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罢？

但无论如何仍需记住，误读终归还是误读。鲁迅这首皮里阳秋的自嘲诗，既已摆出了愤世嫉俗的姿态，那么说到底，作者虽在明文中嘲笑自己，暗地里却肯定是在讽刺别人——他要讽刺这个由乌合之众组成的世俗社会，竟然容不下一个率真的性情。然而，假如依从的断章取义，鲁迅在这里就只能弄巧成拙了。假如他所谓的“俯首甘为孺子牛”，本意上并非针对自家的子嗣，而是针对着“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那么诗中煞有介事的引经据典，岂不是闹了天大的笑话么？岂不是把天下苍生都说成自己的儿子么？再说，假如他所谓的“俯首甘为孺子牛”，本意上是要表达某种热诚，他又为什么要冠以《自嘲》的题目，以不甘和无奈的情绪对之解构呢？这岂不是大煞风景和大不敬么？

很难确切搞清，对鲁迅的不离不弃的文字缘究竟是何时发端的。比较合理的推断是，那应当是一个对他本人而言相对内外交困、心情比较灰暗的时期，比如在他写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忆秦娥?娄山关》，1935年2月）这类诗句的前后。当时的，尚没有“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的自我扩张，也没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志得意满，倒有几分“英雄末路”的失意，因而心情上较易与平凡人亲近，于是也较易与鲁迅的苦闷与彷徨相通。说得更具体些，在那样一个时期，外部的世界还没有被高涨的主体精神所充溢所覆盖，相反倒往往要作为悲壮心境的外在背景，映衬着一个虽雄才大略却前途未卜的、正苦斗于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孤寂个性。

虽然很快就斗转星移了，但对鲁迅的态度却表明，他仍在忠实于他自己的第一阅读印象。即使后来到了他强令鲁迅后学尽废武功的时候，他对于鲁迅本人的热情也仍然并非言不由衷的。或许可以这么说，在最开始，这是一个孤高个性跟另一个孤高个性之间的共鸣，而到了后来，这则转变成为惟一可以扩张的个性跟惟一得以留存的个性之间的唱和。

然而检讨起来，在向鲁迅表达热情的时候，以及在他以鲁迅为由头来表达文学见解的时候，毕竟存在着一个极易造成被动的缺失——那就是当这位政治家闯入文学领地之后，却发现自己缺乏必要的美学批评话语。于是，他就只有利用自己最为擅长的政治话语，把真正成就了一位文学家的感性的深刻（此乃鲁迅之所长），误判成为他在社会历史方面的理性的深刻（此恰鲁迅之所短），从而给文坛带来了号令上的混乱。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对比一下马克思当年是如何表达自己对于莎士比亚的阅读感受的，或者列宁当年是怎样表达自己对于托尔斯泰的阅读感受的，就应当公允地承认，那些论说毕竟照顾到了更多的艺术独创性和历史复杂性，因而也就相对避免了不必要的操作困难。

美学话语在那里的缺失，造成了从鲁迅评价问题到判定“利用小说”的一系列困扰。但此处仍然只处理本文追索的论题，即“鲁迅的《自嘲》诗与的解读”之间的关系。坦率地说，不管那样做有多少可被同情的理由，当听到竟有那么多人在违背着鲁迅的本意，把自己说成是别人的（包括全体人民的）“孺子牛”时，还是很难不感到别扭和可笑，因为这从其语义的正解而言，无异于在说“我是你的（或你们的）爸爸”！进一步说，毕竟就马克思的原意而言，本来是再不会有谁应当比共产党人更反对当什么“孺子牛”的了，除非又是哪个贪官因为纵容子女而锒铛入狱，令人联想起齐景公当年被儿子拉得满嘴喷血的笑料。

写到这里，再回想南大那尊名实不符的雕塑，感到诧异的就不再是命名者杨振宁，而是原作者熊秉明了——他居然就能同意这样一种冠名和诠释！这足以证明，当人们把图像语言转换成文字语言时，或者当人们把文学语言转换成政治语言时，总是在发生着这般不可思议的误读，而且每一次的误读，也都有可能落满浓重的历史烟尘。职是之故，就难怪会有如此之多的错上加错，沉积在意识的地平线以下，沉积在心理结构的底层，被人们当作天经地义脱口道出。我们真可能做点儿什么来改变这种积重难返的状况么？事实上，早在动笔之前，我就已经不无悲哀地意识到，无论自己论证得有理没理，都难以消解早已渗进现代汉语深处的误解。我相信，那番别出心裁的解释，不管有没有学术上的根据，都仍会作为“孺子牛”一词的义项之一，甚至作为它最为主要的义项，长期地留存于口头上和心念中。政治对于文学乃至对于文字的笼罩性影响，由此也就可以略见一斑了。

但我终究还是进行了上面的写作。在我看来，别的误读或许都可以随俗，唯独在“孺子牛”的语义问题上，却必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与其说是为了清算区区一个词语，毋宁说是想借助这个个案，来凸现理解文学事实的难度，以及造成这种困难的缘由。仍以鲁迅的《自嘲》这首诗、特别是“横眉”“俯首”这一联所披露的事实为例。本来，若不是已然把鲁迅诠释成“全面”的，而这种判断长期以来又是不容商榷的，那么，就算最热衷鲁迅的读者也会承认，这位文学家的性格是偏执和狭隘的。关键在于，从文学研究的立场出发，对于这样一位已故的文学家来说，即使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也既不可能造成任何伤害，更谈不上什么故意贬低。相反，考虑到从尼采到梵高到叶芝的广泛例证，就算一位精神创造者被施以最透彻的心理分析，其文化建树也决不会因此而受到还原式的抹平。而由此真正受益的，则无疑是文学研究本身了——它可以借机察知更多的奥妙与规律，包括在个性缺陷与文学创造之间的微妙关联。

读解范文篇3

一、问题的提出

1、涉法信访机制中的国家权力成分不清、界线不明。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涉法案件都有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公民对其不服的行政行为可以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解决，犯罪行为可以在由国家或者自诉人启动的刑事诉讼中解决，民事纠纷可以在民事诉讼中解决，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依照宪法以及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等法律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人民法院本可以成为几乎所有涉法案件的终局裁判者，即司法权为终局权。人民法院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现行信访机制中又存在着涉法信访案件处理权这一国家权力——但是，我们对这一权力的认识和界定远远不够：它的设定是否科学？它属于何种国家权力？它是对原有依法设定的国家权力的必要补充，还是多余的重复？它的行使是否有全局上的效果？它依照哪一部法律处理哪些案件？等等，我们必须对此有个深刻而科学的认识。客观现实是，信访部门接待了大量的涉法信访案件，彻底处理了其中一部分，但涉法信访案件却与日俱增，这反映了涉法信访案件处理权与原有依法设定的处理权之间，已经出现了互为消蚀的倾向。另外，大量的涉法信访案件属于没有进入诉讼程序，或者没有穷尽诉讼程序的案件，这又反映了涉法信访案件处理权往往有临时或者永久取代司法权的一面。例如这样一个案件：土地延包期间，某村违中央政策将原承包户种有成规模果树的土地无偿发包给另一承包户，引发土地使用权纠纷；新承包户又分三次将果树全部砍毁，引发刑事案件和民事赔偿案件。至此，该一案包含三个小案：土地纠纷、刑事、民事。但是，该案始终只能进入信访部门，并且在基层久拖未决，最后在省级信访部门的接待下，在省级内参的呼吁下，才以被害人得到赔偿后不得已息访而告结。从客观上讲，被害人始终没有要求放弃刑事诉讼，因此，该案中的刑事案件在法律上并未得到处理，但在信访机制内，该案就这样结了。

2、信访指导思想本身存在着某种矛盾。一方面，宪法规定公民有申诉权，尤其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等所谓信访经验的广泛流传，和它在某种程度上所起到的示范作用，使得公民或者单位进行信访大有不到北京不罢休的信心和理由，于是，大量本应由基层解决的案件不得已而摆上高级领导的案头。另一方面，我们“将问题解决在基层”的指导思想，又往往使我们将很多公民或者单位在基层解决不了的案件仍然批回基层就算了事，不再做督促、检查和落实。这样，既赋予公民或者单位有信访的权力，又将大量信访案件空批回去了事，这是一个严重的矛盾。

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矛盾是，几乎所有的涉法案件，都有法律上（不含狭义上的信访法律法规）的申诉渠道，这个申诉渠道就可以看作是具体法律对宪法规定的公民申诉信访权的落实，我们只需要严格执行这个具体法律的规定，就应该是保障了公民的申诉信访权；否则，社会效益就无从谈起，终局结论更是遥遥无期。打个比方，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工作）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公民都可以仅仅以此为由要求进入国家机关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显然，选拔国家工作人员自有一套法律法规来规范，我们只需要严格依照这一套法律法规来选拔国家工作人员就足够了。但是，我们在前述这个申诉渠道（即本来能够产生终局结论的法律程序）之外，再设定一个抵触或者部分抵触该法律程序的信访机制，这确实是一个不易解决的矛盾。

3、涉法信访的成因。总体上说，基层工作（不含基层信访工作——下同）与信访工作、对基层工作有一定的领导、指导作用的有关机关的工作之间，互相成为对方工作质量不高、效率不高的原因。基层工作对“上”有依赖性，信访工作对“下”也有依赖性，双方互相依赖，质量与效率不高自是必然。分开来说，基层工作不过关是根本。但基层工作不过关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其主要原因如下：所处的环境不佳，缺乏按规律办事的机制，责、权不明，违法成本低，冗员多，人员素质不高，缺乏科学竞争机制。例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谢德安在公开发行的刊物（《公民与法》审判版）2004年第7期上发表文章称，某基层法院共有工作人员128人，但其中具有法官资格（含院领导）的仅21人。这就是说，该院具有审判案件资格的人数仅为21人，比例仅为1/6——一个绝对惊人的比例。造成这一绝对惊人的比例本身就有违反《法官法》之嫌——谁对造成这一绝对惊人的比例负责呢？再让这样的法院完全依法办案，理论上讲是不太可能的！等等。信访工作监督基层工作不到位是关键。信访工作就案办案，越办案越多，养成了基层工作的惰性和依赖性，还容易使那些问题未得到解决的信访主体误认为基层工作与信访工作“官官相护”，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二、问题的解决

1、加强信访理论研究，创新信访工作机制。笔者注意到，关于信访工作机制，理论界进行的研究很少，实务界的研究也只是在近年来才得到自上而下的重视，传媒从制度层面进行的专题报道或者研究也几乎没有。为此应积极引导理论界、实务界加大研究信访理论的力度，寻求信访工作机制的创新。

2、科学界定信访的条件和程序，强化依法办案并且形成终局结论的观念，达到减少涉法信访案件的目的。信访的条件和程序必须规范，要让随意信访、接访、违法信访、接访者承担相应的后果；否则，随意信访、接访、违法信访、接访必然造成对信访机制之外原本可以产生终局结论的法律法规的抵触，降低这些法律的权威性、有效性、统一性。要树立和强化依靠信访机制之外那些原本可以产生终局结论的法律法规办结案件的信心和观念，并付之于行动，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形成万众一心维护这些法律法规的权威性、有效性和统一性这一局面，从而使使绝大多数案件还没有进入信访程序就结案。诚如斯，岂有涉法信访案件不大幅减少之理？

3、适时改革，加强依法办案的力度。如前所述，从理论上讲，涉法信访案件几乎都可以在信访机制之外得到解决，但现实中，确实有部分案件迟迟不能解决或者错误解决而导致当事人信访的情形。例如，某法院为了迎合不同的当事人而对同一案件炮制了两份关键内容和结论相异的判决书，最后在上诉审程序中才露馅；某检察机关对自己承认的十多万元债务先是拒不退还，后又拟制了一份每年退还1000元的协议，最后被央视报道称，这竟比香港回归祖国的期限（一百余年）还长；湖北某公安机关违法办案造成四名教师被错误羁押一年多，最终于2004年被央视报道后才撤销案件；某公安机关为了求得证据而让被害人再次被强奸，最终仍然办了一个更大的错案——将另一个无辜者错误羁押一年多；河南某公安机关指派两名交警出警，该两名交警赶到现场后却以自己不管治安为由拒不下车出警，放任被害人围着他们的警车转圈而被歹徒继续追砍；等等。笔者认为，对此主要应从改进第一手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入手：该查办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违法渎职的坚决查办，决不手软；该引入竞争机制的坚决引入，决不迟疑；该淘汰冗员劣员的坚决淘汰，决不含糊；该高薪保障的坚决高薪保障，决不顾此失彼；该下放权力强化责任的坚决下放和强化，决不保守。果如此，岂有第一手工作不硬、不令人民满意、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不好之理？岂有涉法信访成为难题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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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解范文篇4

中学语文教学的现状必须改革。除了作为静态文本的教材要改革外，在文本解读中起主导作用的中学语文教师也应该承担起改革的重任。中学语文教师怎样指导学生进行文本解读呢？

尊重学生，注重解读过程

社会生活是“文本I”，作者据此创造出作品，这是“文本II”。“文本II”被选入教材，提供给教师、学生解读，形成老师头脑里的“文本III”和学生头脑里的“文本III”。这两个“文本III”是不同的，因为产生两个“文本III”的主体，他们对“文本I”的解读、体验是不同的。一个具有现代教育思想的教师应该尊重学生，尊重学生头脑里的“文本III”，这实际上是对人的尊重。教师不要老是执著于自己的“文本III”，拧住学生的耳朵把它强制灌输给学生，试图去矫正学生头脑里的“文本III”。教师应该注重两个解读过程，特别要注重学生形成“文本III”的过程，明确学生形成“文本III”与教师形成“文本III”的过程有什么不同，以便让教师“文本III”的形成过程去影响学生“文本III”的形成过程。教师可以讲解自己的“文本III”的形成过程，让学生自己去比较、鉴别，在这一过程中去提高学生的能力，而不是从结论上去提高学生的能力。这里面，教师的主导作用就是引导学生去和作者对话，而不是让教师与作者对话的结论去影响学生与作者的对话。

中学语文教师应具备多种文本解读的理论及方法

这是时代的要求。今天，科学技术正以人们不可想象的速度更新，人民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广泛的变化。文本创作活动在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位置、文本的载体、文本传播和文本接受的途径与方式、文本的形态、类别和样式等，都已经发生变化。因此，21世界的文本解读将从多元分化的趋势走向多元中的互谐。

这是社会的要求。现代社会里人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之间的文化交往频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以及它们和文学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加快和增大。在一个国家之内，让所有的人都接受和运用单一的文本解读理论及方法是不可能的。文本解读的多元化是文化进步和繁荣的结果，也是文化进步和繁荣的标志。

这是人文性的要求。文本创作活动及其成果、读者对文本的解读，都是和主体的个性紧密相连的，现代人日益重视和珍惜个性，强调人文精神，强调尊重人、理解人。教育要现代化，就必须培养人的现代化，让教育充满人文精神。因此，中学语文教学应该允许教材解读的多元互谐。这就要求中学语文教师以多元文本解读理论和方法武装自己，以便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地发挥其主导作用。

教师解读文学文本必须运用艺术思维方式

读解范文篇5

关键词：冲绳民主主义核基地歧视

《冲绳札记》写于冲绳即将回归日本的1969年到1970年之间，作者大江健三郎透过自身对处于美军占领下的冲绳的造访，带着一种“黯然的内省”，用自己的“知识良心”书写他眼中的冲绳物语。通过大江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走访冲绳期间，一种无力感横贯作者的记忆，他一边叹息，一边苦苦追寻着答案，并一次又一次无情地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

文中论述了生活在冲绳的人们、冲绳的历史、文化以及它和日本本土的关系，并透过战后一代的新冲绳人及他们建立的新亚洲观唤醒本土日本人以一种新的姿态审视自己，面对亚洲和世界。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大江带着对冲绳人的忏悔，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记尽量填满横亘于二十七度纬线上的歧视鸿沟，还给冲绳一个“没有基地的岛屿”，而这恰恰也是日本及日本国民的责任。

在书中，大江写到了他在冲绳的三个“发现”，第一个便是战后一代的年轻人没有祖国意识。从《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生效到1972年的回归，冲绳这个孤岛，没有主权，它只是一个联合国授权下由美国托管的“地区”，可想而知，那些在二战后出生的人怎么会有植根于心底的爱国意识，他的国又在哪里？面对本土，饱含的更多是被抛弃的痛吧，冲绳教管所里的失足少年那愤怒的犀利面孔折射出的是冷酷的“拒绝”，宁愿顺从美国性倒错者的引诱、享受一时的快乐，也要拒绝本土日本人的道义帮助，这是怎样的“叛逆”。对于冲绳人，他们自身始终存在着一种来自身份认同的困惑，我是谁，冲绳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镌刻着冲绳历史的复杂性及其对现代化的焦虑，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难道只能惶恐地在缺乏归属感的挣扎中隐忍，盲从地随着时间车轮以一种未知的身份面向未来吗？答案可以在大江的第二个发现中找到依据，那就是“新冲绳人”观念的树立和独立的民主主义精神。

战后一代的知识分子们不但没有在疲惫和迷惘中失去方向，反而在积极地充满生机地推动岛内独立的民主主义运动。那里的人们探寻着潜藏在那片土地中可以彰显冲绳独特文化的根本特质，希望找回属于自己的身份烙印。他们惧怕“从虎口下归来的尊贵生命”再次落入背叛他们的“狼”的手里，毅然决然地主张用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把命运紧紧攥在自己的手中，这无疑是对“旧我”的背弃，并从中树立堂堂正正的独立人格。“旧我”指的便是曾经的“冲绳的民众意识”，概括起来就是事大主义和自卑心理，而“空道的人格”则是理解两者互为表里的特质。作为一个四面临海、毫无依傍的弹丸小岛，冲绳没有资格谈大义名分，为了生存，冲绳人就要忍辱负重，不断寻找自身的生命补给线，所谓的独立也只是依附关系上的相对自主。然而，作为“新冲绳人”，他们果断地砍断自己与事大主义的瓜葛，抛掉自卑，争取平等，带着昂扬的自信。

有一些冲绳的知识分子，如山里永吉氏，他用十分客观且略带尖刻的笔调写着《冲绳人的冲绳——日本绝非祖国》，这也许与“回归日本”的声音背道而驰，却不应该把它极端地视为矫枉过正，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代表着一代冲绳人的解放宣言。“冲绳自古以来就是独立国家”①——作为一种事实，它的刺耳效应绝非“愕然”那样简单，对本土的日本人来说，冲绳人的生存状态、发展走向从未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歧视的情感因子膨胀着他们内心的高傲和漠视。当冲绳所在的孤岛发出独立国家的呐喊时，本土的日本人又能怎样呢？就像书中所描写的一样，没有底气，夹杂着无力感的“默然”才是更凄冷的回环激荡吧。面对有着如此复杂历史的冲绳，大江认为本土的日本人应该主动地了解冲绳并在多样性中理解它。然而，日本本土，明显走向了反面。

大江曾这样讲过，“所谓日本人，就是在维持生动活泼的多样性方面不具备才能的国民。”诚然，大和民族这一共同体似乎并不需要“多样性”这样的复杂特质，单纯的血脉，唯一的信仰，至高无上的天皇，足以支撑这一狭长岛国的灵魂高地。然而，冲绳却不同，在它的身上，“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历史上，还有它对于天皇制的态度，以及“独立”与“回归”双重内在张力的剧烈撕扯。

它本来是一个独立的琉球王国，江户时代被迫置于萨摩岛人的统治之下。1897年日本明治政府通过“琉球处分”废藩置县，冲绳才逐渐被纳入日本体制。曾经的琉球人冲绳人在本来就没有血脉之亲的前提下变成了日本人。对于天皇的信仰，并没有那么心甘情愿，只是一种被强加被强调的动物式忠心。身为远离本岛的劣等民众，巨大的身份蜕变并没有换来同等的身份认同，作为二战的最后战场，为了保卫“本土”的和平与安全，冲绳首当其冲，承受着难以平复的内伤和无以名状的牺牲。看起来，他既是棋子，又是弃子。战争结束二十多年，冲绳一直过着被本土抛弃，被美军占领的生活。那场惨绝人寰的冲绳战逐渐被本岛的日本人淡忘甚至漠视，无论是“人类馆事件”还是七零年的万国博览会，都可以看出本土日本已经把“歧视”的楔子凿的深得不能再深。这样一个一直被边缘化的冲绳，这样一个并非自古以来就属于日本的冲绳，这样一个被美军占领没有主权的冲绳，何以找到归属感，何以不带着厌恶和拒绝的自豪感面对本岛和从那里来的人们。

随之而来的便是大江的第三个发现，冲绳成了美国的核基地、日本对于是否带核回归持暧昧态度。经历过广岛长崎的核弹灾难，在本土，核问题一直都很敏感，甚至是反感。然而，冲绳，作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基地，核的存在已是一个人尽皆知的默许，冲绳人忍受着丰饶的良田变成美军的训练基地，遭受着核垃圾的环境污染，担受着未知核战争的危险，他们承受了太多。本来是“反核”的日本之所以把“带核回归”视为一次外交谈判的胜利，难道不是又一次以冲绳的牺牲获取本岛的安全吗？未免冲绳的负担也太重了。在这一点上，大江疾呼“日本属于冲绳”。躲在核态度的暧昧主义中居安思危，无疑是对冲绳人的背叛在大江看来，这样的日本，这样的日本人是无比的丑陋可耻。

读解范文篇6

以前，我们教文言文，注重逐字逐句的串讲，力求详尽透彻，不容半点含糊。其结果是学生课上一听就懂，课后一丢就忘，教学质量难以提高。实践使我们认识到：课上满堂灌，教师越俎代庖，违背了认知规律，必然事倍功半。于是，我们寻求理论指导，进行教改尝试，经过几年的探索，形成了“自读—讲解—练习”的教学思路，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成效。

一、自读主动求知，务要粗懂课文“语文老师不是只给学生讲书的。语文老师是引导学生看书读书的。一篇文章，学生也能粗略地看懂，可是深奥的地方，隐藏在字面背后的意义，他们就未必能领会。老师必须在这些场合给学生指点一下，只要三言两语，不要噜里噜嗦，能使他们开窍就行。老师经常这样做，学生看书读书的能力自然就会提高。”（1981年第一期《人民教育》：《谈教学的着重点》）叶圣陶先生的这一段话，不仅适用于白话文教学，也适用于高中文言文教学。高中学生有初中文言文的学习基础，又有课文注释的帮助，可以粗略地读懂文言课文。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每教一篇文言文，都用一刻钟左右的时间，让学生先认真自读：读“预习提示”，读注释，读课文，并且明确要求：通过自读，基本理解课文语句，达到初步整体认知的目的。在学生自读的过程中，教者在行间巡视，并个别回答问题。学生自读后，教者通过提问、笔答等手段，检查、评价学生自读的效果。我们认为课上自读是文言文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只有坚持先让学生自读，让他们亲自投入阅读实践，直接去感知课文，才能培养他们主动求知的能力，确保他们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事实也正是如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学生逐步养成自读的习惯，学会了自读的方法。他们把“预习提示”作为入门的向导，凭此领悟课文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手法。他们以注释为无声的老师，借此去理解词句，扫清文字障碍。每学习一篇文言文，他们必先看提示，再对照注释读课文，边读边思考，偶遇不解的问题，便做上记号，听讲解时也就更加专注，老师稍加点拨，顿有“柳暗花明”之感。他们由此获得了学习文言文的乐趣，提高了主动求知的信心，从怕学文言文转而爱学文言文，进而到会学文言文。如此成效是满堂灌的陈旧教法不可比拟的。

二、讲解有的放矢，务使开窍解惑了解了学生的自读情况，讲解便能有的放矢，要言不繁。凡学生已懂的一概不讲，尚有模糊含混之点略讲，深奥难懂之处着力讲，务使开窍。根据具体课文的教学需要，选择恰当的讲法，大致有如下三种讲解：

第一，补充性的。或对历史背景略作勾勒，以帮助学生领会课文内容；或简介作者的生平及思想倾向，使学生正确认识文章中有关主张和见解；或对注释略作增补，以减少阅读障碍。

第二，点拨性的。在新旧知识的联系处巧加指点，启发学生“温故知新”；在学生的认知易出现偏差之处，精心点拨匡正，避免陷入思维的误区。

第三，解惑性的。对于学生困惑不解的问题，教者着力启发、讲解，务使茅塞顿开。

三、练习注重双基，务求当堂巩固过去，由于搞“满堂灌”挤掉了学生自读和做作业的时间，几乎所有的练习都布置在课外完成。而高中阶段学生数理化学习的任务很繁重，常常无暇顾及语文作业，更难抽出时间去复习文言文，致使文言文的成绩难以提高。废止了滔滔不绝地讲，便能节省下时间进行必要的双基训练，力求当堂巩固课上所学知识。我们一般用一刻钟左右的时间做课堂练习，其训练的方法大致如下：

1．以小型练习抓实词积累。记住常用实词是学习文言文的基本功。而这必须及时记忆，日积月累，日进有功，决不能一曝十寒，考前突击。我们的做法是：指导学生记住课文的重要注释，因为常用实词均在注释中有所交代。必须让学生在自读时认真领会、有意识记，并通过小型练习，当堂留下深刻印象，第二堂课上再及时巩固，以达到化整为零、日积月累的目的。

2．以梳理练习重点突破。一词多义的实词、同一虚词的不同词性和用法、词类的活用以及特殊句式，这些都是学习文言文须倍加注意的。我们采用梳理式练习（包括单篇梳理、单元梳理、全册梳理），即将有关语句逐一列出，让学生通过比较，求同辨异，加深理解，强化记忆，以求重点突破。3．以诵读练习求综合效应。

读解范文篇7

对《论语》重新认识的体会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把握自我，不为外界表象所迷惑。忠孝礼仪是《论语》对“士人”的基本标准和要求。以前的人一听到“忠孝”，立刻肃然起敬，乃至于“流涕”。但后我们根据学到的理论对这些看法有了变化，对“忠”，认为是愚忠，封建礼教的产物，“孝”是封建社会家长专制的工具，“礼”是伪善。于是，我们没有了文化行为标准，没有判断是非的镜子，除了法律因素外，我们的工作关系、家庭关系、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社会关系，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上没有，法律上除了基本准则外也没有。于是，种种千奇百怪的事情出现在我们身边。有些掌握了机密的国家工作人员通敌，出卖国家机密，背叛了党和人民；有的不孝敬父母，欺诈老人的钱财；生意场上，有的不讲诚信，要么货到不拿款，要么款到不发货；官场上，买官买官，拉帮结派，做一些昧着良心的事情，乃至贪污受贿。搞得来使人们对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是好的，什么事情是坏的，都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了。其实，《论语》早就把这问题解决了，只是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而已，处理好各项关系，就是要讲求“忠孝”。对党，对国家，对事业，对领导，要“忠”；对朋友，对工作，要“诚”，对父母，对老人要“孝”，对子女，对孩子要“悌”，对他人，乃至敌人，要有“礼”。把忠深深植入到心中，不是说说了事，有时候要用生命来解读，有时候要用几十年的苦难解读。西汉时苏武出使匈奴，单于爱其才，要其归顺，苏武拒绝。单于为了瓦解苏武意志，将苏武发到北海牧羊，一去就是十九年。苏武“渴饮雪，饥吞毡”，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始终将汉武帝赐的使节拿在手上。十九年后，单于儿子即位，突发善心将苏武放归汉朝。汉武帝开始听说的是苏武已经投降匈奴，大为震怒。后来得知真相后，非常感动，动员了全京城军民出城迎接苏武。苏武仍拿着当年汉武帝赐的使节，衣着褴褛，仪态从容，他的赤胆忠心感动了所有的人。

二是安贫乐道，淡薄名利思想。我们工资收入不高是多年的事实，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但有的人却很不适应，有的甚至口出狂言。所谓“靠山吃山，靠树吃树”，“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等等，言论既已如此，行为上必然出现偏差。所以看见一些“勾兑”现象，也就不奇怪了。但任何事情都有个度，超越了度，事物本质就发生了变化。“法律允许范围内”、“违纪”、“违法”悬殊往往在一线间，有的人偏就喜欢在这钢丝上走，思想根源上还是不能正确看待“安贫乐道”思想。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也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难。我认为人要真正获得自在、宁静、最要紧的就是安贫乐道。孔子的学生颜回家境贫寒，住漏雨破屋，三天两头缺粮，“瓦灶绳床”，都还朝不保夕，还得经常依靠子贡的周济。孔子称赞颜回能在贫困中“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清朝有个清官任满回家时候，因为没有收受贿赂，觉得不好意思，在行李里装了很多石头，以示“宦囊丰富”，居然还被人举报，上面居然还派员“调查”，结果查出了一个清官。笑话之余，这个清官清政不留名，体现了安贫乐道思想。我们不排斥富裕，我们不崇尚贫穷，但如果在富贵中，要学子贡一样，要同情、周济贫困的人，并且不要名利。如果在贫困中，不能怨天尤人，要有安贫乐道精神。

读解范文篇8

关键词:刑法任务;司法逻辑;解读构架

目前，国家在改革刑法之后，充分借鉴了哈耶克先生的“必然无知”观，指明了刑法任务，使刑法任务的司法逻辑更为严密。与此同时，刑法将建构性与生成性的矛盾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与执行任务的方向。本文将简单介绍刑法任务的基本概念，并从刑法任务的司法理论、刑法任务的执行原则以及刑法任务的执行规范和法益等三个方面分层解读刑法任务的司法逻辑构架。

一、刑法任务的基本概念

从狭义视角来看，刑法任务由立法性决定，即根据相关法律对行政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处，解决刑事犯罪问题，这种刑法观念的基础是哈耶克(Hayek，Friedrich，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经济学家兼政治学家，1931年移居伦敦，在伦敦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任职。1938年，入英国国籍。1950年到1962年，哈耶克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在其作品中，发对凯恩斯的理论，致力于法学研究，批评政府干预自由市场，认为这样会破坏个人价值观。他主张“对于实证主义而言，法律，从定义上讲，只能由人的意志经由审慎思考而形成的命令构成，别无他途。”其著作有《通向奴役的道路》、《自由的宪章》、《自由民的政治秩序》等，他的观点对法律的完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德国的刑法。1974年，哈耶克与米达尔共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92年病逝于德国弗莱堡。)所指定的社会秩序与组织规则以及法律实证主义。随着刑法的改革与完善，这种刑法观念显得较为片面，此时，刑法任务与刑法目标被赋予了新的联系，《刑法》第一条就明确指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人民，惩罚犯罪行为，由此可见，无论是刑法任务还是刑法目标，均具有人本主义。而且，《刑法》目的中的“保护人民”包括保护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人权。其次，在司法执行过程中，控方作为刑法任务的担纲者，与此同时，追诉方的立场决定着在此环节的刑法目的与刑法任务并非等量齐观，刑法目的也不等于生活目的。此外，刑法是界定刑事犯罪，规定对嫌疑犯的逮捕、起诉和审判，以及决定适用于被定罪的罪犯的惩罚方式的所有法律体系。从司法逻辑结构来看，刑事犯罪往往被解释为反国家的犯罪。独立存在的刑法界定着犯罪，而诉讼则能够为罪行的起诉建立程序。目前，独立存在的刑法大多来源于普通法，所谓的“普通法”特指以司法判决为基础并将其收入判例报告中的习惯法。纵观世界法律发展史，普通法创始于中世纪初期地方法院的判例。在普通法体系下，当完成了一项特殊案件的法庭判决和报告后，该案就会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并可为日后类似案件引用。这种援引判例的情形被称为遵循先例，中世纪的英国法庭往往就采用的普通法，后来，这一法律制度发展为美国、日本、德国以及亚洲大部分国家的现代法律，并与民法形成对照。

二、解读刑法任务的司法逻辑构架

(一)刑法任务的司法理论。从辩证视角来分析，刑法任务的司法理论基础是刑法内容的建构性与生成性，这两种特性具有矛盾性，即刑法内容与形式兼具建构性与生成性，相比之下，生成性更为明显，而建构性关注度更高。因而，明确刑法形式必须经过建构。其次，在《刑法》文本中，广大公众更为关注其形式特别是文明形态，司法者在参考和运用《刑法》文本的过程中须注意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错误。再次，要注意处理好规范生成性和判断规范的建构性之间的矛盾，在遵守《刑法》规定的前提下立足于刑法生活，进行科学判断，与此同时，要促进刑法生活与司法程序的有效衔接。目前，部分行为被公认为“贪污受贿”、“内幕交易”，然而，如果其行为没有对他人、社会利益造成危害，就不属于犯罪行为，因此，不能按照《刑法》定罪。此外，要处理好犯罪标准生成性与犯罪构成因素建构性之间的矛盾。相对而言，犯罪构成因素是立法者与司法者的理性建构基础，而大多数犯罪行为及其标准均是自发的，因而，不能片面地将实质性犯罪定义全部转化为成立犯罪条件的依据，判断该行为是否犯罪时，应该先判断犯罪构成因素与要件，像酒驾、无证驾驶等，均需要判断犯罪构成因素与要件。另一方面，要结合哲学理论，根据矛盾的斗争性和统一性观点，处理好行为生成性与建构性的对立与统一性关系，准确定义实质性犯罪概念。需要注意的是，在处理行为生成性与建构性的对立与统一性关系时，应正确运用辩证法分析行为人的生成性和行为的建构性关系。立法工作人员应该加强与司法工作人员的合作，全面分析行为人的行为，为执行《刑法》任务提供理性建构，依法惩处犯罪行为。(二)刑法任务的执行原则。按照司法逻辑解读刑法任务，则必须恪守刑法任务的执行原则，即坚持依法治国原则、人权保护原则和比例原则。依法治国原则要求在执法过程中促进《刑法》文本与司法管理工作的衔接，严格遵守刑法规则，依法行使《刑法》所规定的权利。与此同时，无论是为了“保护人民”，还是“惩罚犯罪”，均须遵循依法治国原则，确保每一项任务执行流程的合法性。人权保护原则要求在执法过程中，必须依法保护原告与被告的合法人权，在司法监督过程中，不能因为对方是犯人而剥夺其合法权益。比例原则主要是指在执行刑法任务的过程中，应确保司法监督活动、人权保护与司法惩处能达成最为合理的比例参数，维护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的权衡关系，避免司法任务受阻。(三)刑法任务的执行规范和法益。确保刑法任务司法逻辑的一致性，则需要不断完善刑事司法机制，处理好公安机关、法院和检察院的合作关系，科学制定刑法任务的执行规范，突显出法益，减少公安机关、法院和检察院的分歧。目前，公安机关认为酒驾属于刑事司法问题，最高法院则表示该行为属于行政犯罪，解决这一分歧，维持刑法任务司法逻辑的一致性，则需要促进刑法执行任务与行政处罚的有机衔接，避免两者之间产生过多分歧与裂痕。另一方面，必须着重体现审判工作的价值作用，在此环节，法官的立场与价值判断极为重要，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必须坚守实事求是原则，依法进行审判，以此保证审判结果的合法性与公正性。除此之外，国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部分法律文献，对本国《刑法》进行完善，规范刑法任务执行流程，努力维护法益。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完善刑法任务的司法逻辑解读构建，必须以刑法任务的司法理论为依据，处理好规范生成性和判断规范的建构性之间的矛盾，在遵守《刑法》规定的前提下立足于刑法生活，努力促进刑法生活与司法程序的有效衔接，运用哲学知识，准确定义实质性犯罪概念;坚持依法治国原则、人权保护原则和比例原则，处理好法益权衡问题;不断完善刑事司法机制，科学制定刑法任务的执行规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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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严耕，林震，吴明红．中国监察制度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12)．

［3］黄志红．监察制度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2016(05)．

读解范文篇9

我在最近的一项关于乡村宅基地纠纷的研究中，接触到大量民事诉讼档案，在阅读法律卷宗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困惑，那就是诉讼当事人双方在提出权利主张时所表达的事实，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都会提供相关的人证、物证，这使人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从法官的角度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尽力寻求最大限度的法律事实，以使纠纷获得公平的解决，法官所关心的是“法律事实”。而法律人类学者所关心的是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背后的秩序逻辑，是一种“社会事实”，但具体到一个诉讼案件，法官对法律事实的选择也可能成为学者所关心的社会事实的一部分。苏力认为：“中国法官常常把在英美司法中的事实争议处理称作定性……中国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在处理事实争议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现有的制定法概念体系中为这些带刺的事实安排甚至挤出一个合适的位置。”[1](p221)苏力的分析颇具洞见，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基层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角色选择问题，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我更为关注的是司法实践背后的法秩序问题，因此会透过所谓法律事实的争议去揭示其中蕴涵的社会事实。

黄宗智关于表达与实践的区分，尽管在关于清代司法的研究中由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得出结论——清代司法具有保护产权的性质，但这一区分对于解读民事诉讼档案仍然有相当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民事诉讼中的法律事实部分更多的是一种表达，而表达也是一种现实，与所谓的客观性现实存在着一定的背离。黄宗智在关于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的研究中，揭示了表达与实践的不一致性，正是二者的不一致性强烈地影响了共产党的选择和行动[2]。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的表达与实践的背离，本身也成为农村阶级斗争实践的组成部分，比如共产党以阶级斗争话语在过程中进行政治动员，即已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3]。因此，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界分只是相对的，而民事诉讼档案所呈现的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背离则更为突出，这也是黄宗智对民事诉讼档案珍爱有加的原因。他认为：“比起其他的材料，法律文件更能阐明习惯性实践和官方意识形态二者的逻辑，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逻辑，它们本身尤其便于寻找一些隐含的原则和遵循的逻辑……法律档案记录为我显示了表象的重要性，但是它也提醒我注意真实的证据和虚假的证据、真相和虚构之间的关键性差异。”[4](p269)尽管存在着当事人基于自己的权利主张(准确地说，是“利益主张”)而提供虚假证据的情况，但即使双方当事人的主张都有理，且能提供真实证据，也仍然会存在表达与实践的背离，那是因为关于公平和正义的想像不可避免地融人当事人的话语中，以此为基础的法律事实的建构自然表现了相当程度的表达的不确定性。

基于对司法实践与民间习俗关系逻辑的问题意识.黄宗智更多的是关注法律档案中显示的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实际上是法律事实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差异。我的问题意识的侧重点是在地方性秩序场境中揭示民事诉讼的多元化实践面相，因此我会更倾向于将民事诉讼档案中法官和当事人关于法律事实的表达也视为法律实践的一部分，无疑会在相对化的意义上消弭法律事实与社会事实的差异，尽管这种差异是存在的。

做表达与实践的区分，仍然是一个理论的逻辑，可能会妨碍对充满模糊感和权宜性的实践逻辑的理解。就我所接触的宅基地纠纷的民事诉讼案卷看，庭审记录和法官庭外调查所反映的当事人和证人对于事实的表达，已经很难做法律事实与社会事实的二元界分了。与其如此，倒不如将其视为法律实践的连续性整体，以在社会事实的多维视野中透察其内在的逻辑。我阅读案卷的一个感触是，当事人和证人的话语表达实际上也深刻地反映了地方性秩序的主要侧面，他们的声音在我的研究文本中必须占有一席之地，而不是“把他们打发去度假”或作为自己建构结构式概念的“人质”。这就不仅是档案资料的解读问题，而是在方法论层面上如何运用资料的问题了。这里，可以进一步厘清两个问题，一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作为地方社会成员的表达和社会记忆本身就构成关于地方社会的想像，因而也成为地方性秩序场境的组成部分;二是可以通过由以往的“分析文本”转向“叙事文本”，尽力发现隐藏在社会事实深处的当地人的社会主体性，民事诉讼档案中当事人的表达有诸多相互抵牾之处，我们也无法以法官的角色去做法律事实的剪裁，以公平的判决分清是非，更何况在实际的纠纷中根本无法分清谁是谁非。因此.研究者的任务不在厘清是非，而在于透过当事人的表达来揭示地方社会秩序的逻辑。陈春声对乡村故事与传说的史料解读视角.对我解决这一问题有相当大的启发：“在是否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意义上争论口述资料和本地人记述的学术价值，是没有价值的。研究者的责任不在于指出传说中的事实的对错，而是要通过对百姓的历史记忆的解读，了解这些记忆所反映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和形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口述资料和本地人的记述，可能更深刻地反映了乡村历史的事实和内在脉络。”[5](p31-32)也不妨将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表达看做是一种带有口述史资料性质的历史记忆，特别是在老宅基地纠纷中，当事人往往以“痛说革命家史”的方式来“说事”，以图实现自己的利益主张。就此而论，此类资料确也反映了利益分配机制层面的部分事实，而民间故事、传说则附会了更多的理想、信仰意识。但作为口述史的不同形式，上述资料的意义则是相通的，不能简单地以研究者的逻辑考证其对错，而须将其放到充满“当地感”的地方社会历史场境中去揭示其所象征的意义世界，即是“把当事人的行为归位到他们的生活史中，再把他们的行为归位到他们所属的那个社会场景下的历史中。个人生活的叙述，是相互关联的一组叙述的一部分，它被镶嵌在个人从中获得身份的那些群体的故事中。因此，我可能不会像苏力那样就一两个案件进行法律社会学分析，而是将案件及当事人的表述置于当地社会的历史脉络中加以把握，这离不开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那种对地方社会历史的体验。公务员之家:

口述史方法还可以帮助研究者实现由以往的分析文本转向叙事文本，以发现久已湮没的当地民众的社会主体性。在现代性的分析性文本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作者话语霸权式的理论逻辑的推演，而民众的声音则听不到了。口述史并不是简单的资料搜集方法，其颇具革命性和颠覆性的意义在于，通过有意识地记录下人民大众自己的表达，让老百姓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在历史的磁带上留下自己的声音。“口述史正是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去构建自己的未来”[6](p327)，进而充分凸显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体性。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体性可能有两重含义：其一是在文化人类学方法论层面上.主位与客位的关系原则、参与式观察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要求研究者对当地民众保持相当程度的“理解之同情”;其二，在此基础上，也必须承认在地方社会生存的人们才是地方社会历史的主人，当然这和群众史观尚有相当大的理论距离，兹不祥论。

近年来兴起的新文化史方法，对此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周锡瑞比较了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研究，以为社会史“在其更接近社会科学形态上的一个特点是关注塑造和限制人类行为的社会制度，却倾向于否认个体行动者的力量，而新的文化史的引人之处在于它给予了历史行动者以声音和主体性，因此帮助他们成为历史过程的动因，不光是历史过程的人质”[7]。当然，就我的阅读经验，还很难说新文化史范式从根本上否定或替代了社会史范式，但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我们确实也可以融二者之所长。黄宗智结合诉讼档案的史料价值深有体会地说：“诉讼档案，它同时包含了有关表达与实践的资料、有关结构与抉择的资料，它要求我们同时从文化史和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考虑法律制度。”[8]地方民众的社会主体性不是抽象的理论原则，而是在地方性秩序场境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得以自然的流动.研究者的任务只是尽力发现并以叙事文本的方式尽量呈现其内在的逻辑。在此，既不是结构决定论，也不是话语决定论，而是打破二元疆界，展现地方社会法律实践的多元而又模糊的面相。

参考文献：

[1]苏力.纠缠于事实与法律之间[A].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到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A].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张佩国.山东老区与农民日常生活[J).二十一世纪，2003，(4).

[4]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A].贺照田.学术思想评论：第五辑[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5]陈春声.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礼史——以樟林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A].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英]P•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读解范文篇10

一、明确阅读目的，解读文本

每个文本都有让读者了解和掌握的东西，比如字词句、文章结构、写作顺序、写作手法和表达方式、语言的特点等等。当然，我们并不能在一篇文章中把所有的东西都学会，而要有所侧重。如鲁迅的散文诗《雪》，阅读的目的是：

1、学习文章运用强烈的对比手法。

2、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体会作品中闪现出的理想光芒与对生活的热爱。明确了目的，学习上就能有的放矢。在教学中我着重引导学生掌握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以及写作的手法。这样安排，简化了教学程序，节省了学习时间，提高了教学效率。

二、把握阅读步骤，解读文本

阅读文章一般是从整体到局部再到整体。即初读文本，了解大意后，再理解字词，读懂每句话，给文章分段和归纳段意，最后回到文章的整体上来，进而抓住文章的主要内容，并概括中心思想。

三、抓住文体特点，解读文本

文体不同，解读的方法也不同。对于现代文，除了整体感知文章内容，提炼主要信息以外，如果是记叙文，还要把握结构，理清顺序，理解主旨，分析人物形象，了解表达的方式，探究描写人物的方法以及运用的修辞手法等。比如鲁迅的《藤野先生》，其中所表达的就是鲁迅对藤野先生的真挚怀念，赞扬了他正直热诚、治学严谨、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的高尚的人格，文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以作者与先生的交往为线索，以事件发生的先后为顺序；在人物描写上主要是白描的手法，注重外貌、语言、动作、心理以及少数的细节描写等等。如果是说明文，还要把握说明的对象以及说明对象的特征、说明的顺序和说明的方法。例如茅以升的《中国石拱桥》，既要指导学生了解中国石拱桥的特征：历史悠久、形式优美、结构坚固，又要引导学生明确说明顺序是逻辑顺序，还要帮助学生掌握说明的主要方法：列数字、打比方、引用等。如果学习议论文，要把握议论文的类别、议论文的基本要素和表达方式、议论文的结构、论证的方式和方法等。对于文言文而言，除了注重重点的实词和虚词以外，还要了解作品写作的历史背景，辩证地看待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写作的手法等。

四、概括文章内容，解读文本

即要搞清楚全文主要讲的是什么，只有掌握了文章的主要内容，才能正确领会文章的主旨。其一般使用的方法有：

（1）段意合并法。段落大意概括了一段的主要内容，把每段大意综合起来，加以概括，就是整篇文章的主要内容。这是常用的方法，用这种方法要注意两点：

①各段大意之间，有的要加上一些过渡词语，以便读起来通顺连贯。

②要区分重点段落和非重点段落，做到有详有略，有的甚至可以舍去。

（2）要素串联法。写人记事的文章，一般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包括起因、经过、结果）等基本要素，把这几个要素弄清了，用词语串联起来，就是文章的主要内容。

（3）问题概括法。作者写一篇文章，往往是围绕一个中心，抓住几个问题，按一定的顺序写的。读一篇文章，我们可以想一想作者所要说明的是哪几个问题，把这几个问题概括起来就是文章的主要内容。

（4）标题追溯法。有些以内容命题的文章，我们可以根据标题去阅读，追溯文章的主要内容，这叫标题追溯法，如《藤野先生》一文，我们抓住标题便可追溯到主要内容。

（5）内容借助法。这种方法，就是借助文章中的句段来总结主要内容。如《我的母亲》一文，抓住“如果……如果……如果……我都该感谢我的母亲”就可以总结全文的主要内容。

五、抓住关键语句，解读文本

所谓“关键句”是指能提示文章的主旨、集中体现段落及文章中心的句子。只有很好地把握这些关键句，才能扫清阅读文章的障碍，才能使阅读得以迅速而有利地进行。具体的方法：

1、找关键句。关键句一般在段首、段末、文首、文末，找到关键句，就容易解读文本。如《苏州园林》从第四段以后，每段的首句几乎都是本段的关键句，只要理解了这些句子就能很好地把握文章的内容。

2、理解关键句。有些句子必须深入理解，比如抓住句中的关键词来理解句子，如《雪》中：“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其中的“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就是关键词，用它们来修饰“雪花”强调了雪的不屈的精神。而有些句子要结合文章写作的时代背景来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目的，深入地解读文本。

六、知人论世法，解读文本

对于文章的解读，不能只局限于文本，否则只是肤浅的猜测。孟子在《孟子万章下》指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后人据此发展出“知人论世读书法”，即准确地解读文本，必须“知其人”，即了解作者；“知其事”，即了解写作背景。所以在学习课文时，应指导学生通过“作者介绍”、“时代背景分析”从而更好地把握文本的“中心思想”和“主题”。